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

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共8篇）

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 篇1

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

07-04-13 19:23:27

万生云

［内容提要］本文从报道主体、报道手法和传播效果的差异三个方面，比较了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这种比较对中国摄影记者如何做好灾难性事件报道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关键词］摄影报道 灾难性 差异

［中图分类号］G212［文献标识码］A

在社会生活中，灾难性事件往往以突发的方式出现，给个人与社会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冲击。从传播学理论的角度来考察，灾难性事件表现为自然界、社会、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的恒常性的断裂或破坏：如自然界中的山崩海啸、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冲突战争、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等。恒常性的断裂或破坏，使人类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一定的可知性基础上建立的对自然界、社会、人类文化或价值观念的认知的确定性降低，破坏了社会群体或个人与其生活环境已有的和谐，使整个社会、社会中的个人对灾难性事件的表层信息(即发生了什么事)和深层信息(即为什么或有什么样的影响)产生强烈的需求，以便调整原有的认知结构，最大限度地消除认知不确定性，实现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价值环境的重新整合。所以，从新闻事业诞生以来，突发性灾难事件就一直是传播活动的重点，一如西方新闻界的名言所述：不是好消息就是好消息。印刷媒体中出现的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报道，基本可以分为三种文体类型，即：纯文字型的报道；文字与图片并存，互有侧重的报道；图片视觉传播报道。

其中图片视觉传播型的报道文体，因其直观、客观、冲击力强等原因，成为当代媒介灾难性事件报道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拟就中西方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中，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对传播媒介社会功用的价值判断的差异而形成的报道主体、报道方式、传播效果等方面的区分作一比较研究，以期有所借鉴。

一、报道主体的差异分析

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有三个可供报道的侧面，即灾难性

事件本身、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如何选择报道的主体，集中体现了媒体的新闻价值观、媒体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和职能、媒体与政府、政党的关系。报道主体的差异，是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和最终传播效果的差异的基点。在这一方面，中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异：西方媒介把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作为报道主体，兼顾其他；中国媒介以政党、政府行为为报道的主体，兼及其他。

从传播的目的和效果来分析，西方媒介灾难性事件摄影报道的目的是满足受众对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关注、对灾难的认知等；中国媒介灾难性事件摄影报道的目的，是在基本满足受众对灾难性事件的概括性、概念性的了解的基础上，重点达成一种宣传功效，即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人民的关心、社会主义社会的坚不可摧等理念。

根据美国作者道格拉斯·贝茨在《普利策奖内幕》一书的估计，从1917年到1990年颁发的普利策奖中，约有40%属于揭露性报道，另有40%属战争、犯罪、公民自由、种族关系、自然灾害和国际方面的报道。这一估计反映了美国的主流媒体一直是以揭露性和灾难性事件为报道主体的，反映了一种西方新闻报道的基本理念。

每年一度的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是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新闻摄影大赛。大赛获奖作品的构成也最能反映西方世界关于新闻摄影的理念和基本价值构成：灾难性、视觉冲击力、拍摄的难度。

“荷赛”的比赛项目共有八种类型：突发现场新闻、新闻特写、新闻人物、体育新闻、科学新闻、艺术新闻、自然与环境新闻和日常生活新闻。每年的最佳新闻照片，几乎都是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等题材。从灾难性事件的新闻照片几乎遍及各个项目的比赛门类，只有艺术新闻、日常生活等门类涉及较少。这种状况的存在，就连长期任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基金会主席、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组委会主席的乔普斯瓦特先生，也在第30届“荷赛”颁奖时说：“为什么着眼点经常落在生活中的阴暗方面——战争、灾难、暴力题材上呢?”“为什么奖牌的荣誉点是授予坏消息的传播者呢?”

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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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生云

从相对微观的角度即从具体照片的图像主体的角度来分析，西方的新闻摄影报道往往把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作为报道主体，在视觉构成上凸现了作为灾难性事件受害者的主体地位：如用广角镜头拍摄，强调灾难性事件受害者生存状态的照片，虽然在图片的视觉要素构成中增加了背景或前景的说明、衬托、比拟等方面的作用，但用于拍摄距离的接近，使图片画面中的主体即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形象被夸张、凸现，对受众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如由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拍摄、并获得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最佳照片奖的《去救济站的路上》。另一种方法是使用长焦距镜头拍摄的特写照片，或经报纸、杂志图片编辑剪裁、加工而成的特写性照片，最大限度地剥离了被摄主体与周围环境的关联，使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形象、情感和生存状态得到凸现，使有关灾难性事件的图像与受众日常的心理认知、视觉经验的常态之间形成巨大张力，增加灾难性事件的传播效果。如获得荷赛最佳新闻照片奖的《博帕尔大灾难》、《奥伊马拉的痛苦》、《艾滋病在美国》等。普利策新闻奖的摄影作品中，涉及到灾难性事件的，也绝大多数是以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为报道主体的。

中国的新闻传播界对于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基本上采取一种回避和低调的、概括性的报道方式。从新闻的总体构成来讲，其数量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以摄影方式报道灾难性事件的内容则更少。具体而言，报纸和新闻性杂志在对灾难性事件的编辑方式上，报道方式上，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比较关注灾难性事件、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报纸；一种是侧重于政策理论宣传的报纸，这两种类型的报纸在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方式、版面处理、报道的数量和文体上都有较大的差异。笔者曾以《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日报》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作了一个简单的比较。2000年的中国可谓灾害颇多：遍及全国的大旱、局部的水灾、飞机坠毁、船舶沉没、工厂爆炸频频发生。在灾难性事件频发的5、6、7、8四个

月的时间里，《中国青年报》共刊发了约35条、组的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或涉及灾难性的非突发事件的新闻，其中图片新闻报道共11条，图片36幅、组。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突发性事件和非突发事件几乎各占一半。

在对这些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处理上，《中国青年报》兼有深度报道、背景报道和连续报道等形式。在报道主体的选择上，确定或基本确定了灾难性事件本身或灾难性事件受害者的主体性，兼顾及政党和政府行为。在图片报道中，也基本上以灾难性事件和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作为报道主体。

《人民日报》对这些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处理上基本保持我国新闻传播界一直奉行的灾难性事件报道的处理方式：概括性的简讯、版面上的低调处理，缺乏深度报道、背景报道、连续报道这些报道方式。在报道主体的选择上，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政党、政府行为仍是报道的中心，《人民日报》在报道的文体上和版面处理上与《中国青年报》相比也有较大的差异：使用简讯的方式来淡化灾难性事件报道；在版面上使用“弱化”的方式来配置稿件；使用图片极少。只有《人民摄影》报这样专业性的报纸，才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以大量使用图片的方式来报道灾难，并把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作为报道的主体。但是，这样的专业性报纸，其使用图片报道灾难性事件的理念和方式，并不构成我国传播媒介的主体，其影响也是相对有限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同西方新闻传播界用图片报道灾难性事件相比，我国新闻界用图片报道灾难性事件时，以政府、政党行为为主体，兼及灾难性事件本身和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

二、报道手法的差异分析

摄影报道是一种视觉传播方式。同文字型的报道相比，它拙于过程性的叙述，拙于背景的开掘和事件意义的记叙。但是，作为一种传播信息的方式，摄影报道的视觉语言方式也有其自身固有的直观性、客观性、现场性等文字型报道缺乏的优势。与报纸和新闻性杂志所使用的各种文体(或叫各种报道体裁)相比，摄影报道具有吸引读者注意力、吸引读者在浏览报纸的版面后作进一步接触的强势。所以，在报纸和新闻性杂志中，如何发挥摄影报道的优势和长处，就一直是传播界探讨的议题。就传播活动过程而言，以视觉形象符号为特征的摄影报道，主要是传播一种有关事件的叙述性信息。但是，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政治制度

和媒介文化，它们在使用摄影视觉符号传播信息时，在方式上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在西方新闻摄影报道灾难性事件时，在报道主体的确立上以受害者为本，但是，这个报道的主体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并不是以群体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个体的方式而存在，以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个体的生存状态来反映灾难性事件本身。这种方式体现了西方社会以个别来反映、体现一般，由个别、具体到一般、抽象的思维方式。所以凸现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就成了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的主要准则和摄影记者、媒体编辑的追求。

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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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生云

为了最大限度地凸现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西方的新闻摄影界使用两种拍摄方式：一种是使用广角镜头近距离拍摄；一种是使用长焦距镜头拍摄特写式照片。用这两种方式拍摄的照片，所形成的视觉符号同媒体的受众日常的恒常的视觉经验相比，体现出了最大限度的唯他性，所以图片和受众的接受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张力。这种张力会在传播过程中使图片本身的强势达到最大值，有利于信息的传播。

中国的传媒在用图片报道灾难性事件时，选择了灾难性事件引发的社会、政府行为作为报道的主体，主要反映抗灾救灾行为，执政党领导行为和政府行为。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和灾难性事件本身在报道中被淡化、弱化。在镜头语言的使用上，虽然也使用广角镜头和长焦距镜头拍摄的画面，但是数量不及西方新闻摄影多。在画面的视觉符号元素的构成上，不是以个体为画面的主体，而是以群体或小群体的方式出现的抗灾救灾的人群，在各级官员陪同下视察灾情、指挥抗灾的政府领导人作为画面的主体。体现出了以一般到个别，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式。但是，以群体作为图片的画面主体，在画面中很难形成强烈的视觉中心，群体不仅没有最大限度地反映灾难性事件，没有反映个体，同时群体也没有得到多维度的、有效的反映。从传播的效果来分析，这样的图片很难对受众产生强有力的视觉冲击力。

表现手法上的第二个差异，就是中西新闻摄影界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使用的摄影语汇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双方摄影语汇使用上的数量差异、形式构成差别。

在西方的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中，图片除了使用叙述型(性)的语汇，传达事实信息外，还使用了比较、转喻、隐喻等符号生成方式。在具体的报道中，将各种视觉传播的方式揉和在一起，使图片在报纸、新闻性杂志和受众的阅读互动中，实现其功能多元化、多层次化。一方面通过叙述型(性)的语汇传达事实层面的信息，另一方面通过灾难性事件的摄影报道中，主体与环境要素的视觉符号构成方式，或者图片与图片的标题、说明性文字的构成方式，来建构一种比喻、象征、隐喻关系，为受众开掘出灾难性事件信息层面以外的意义层面。如《乌干达旱灾的恶果》、《去食品救济站的路上》等图片，通过丰润的白人的大手与枯瘦的黑人小手的视觉对比，形成反衬关系；通过垂死的黑人女孩与秃鹫的觑视构成转喻关系，使媒体在通过传播非洲灾荒的信息的基础上，暗含了传者试图传播的黑白世界、富裕与贫穷的对立和并存；个体生命的脆弱与人类的宿命的深层信息。

还有一类图片新闻，图片本身除叙述性事实信息外，并没有构成对比、象征、隐喻等关系。但是，编辑通过标题和文字说明与图片上的画面视觉符号构成反衬、隐喻关系，如《越南的民主与自由》等(有的使用《枪毙越共》作题，便失去了这种意义构成)作品。

同西方摄影界在报道灾难性事件的语汇的丰富性、多样化相比，中国的新闻摄影界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使用的摄影视觉语汇较为单一，除近年极少数报道空难、海难等灾难性事件时，少数摄影记者使用的摄影语汇较为丰富外，基本上都停留在叙述型的语汇层面。有关灾难性事件的摄影报道中，往往倾向于反映群体，弱化个体，从而弱化了摄影报道中使用多种语汇的可能性。同时，也由于图片的视觉构成关系的简单化，使编辑在使用图片时的多种可能的方式不能实现，限制了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过程中其他意义层面的开掘，造成了有事件但缺乏事件主体，有信息但深层信息不丰富的局面。

三、传播效果的差异性分析

由于中西方新闻摄影界在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中，使用的报道方式不同，报道的主体不同，所以，中西方关于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的最终传播效果，对受众影响的深度方面体现出较大的差异。

在报道主体的选择上，西方新闻摄影界确定的报道主体是：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兼及灾难性事件及社会行为。所以，受众在接触媒介上的图片时，会通过照片上的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获知有关的叙述性、叙事性的信息；了解灾难性事件中受害者个体的存在状态、灾难性事件本身和由此引发的社会行为。这是传播者想借助于图片来达到的最基本的传播目的和意图，也是受众接触媒体的基本需求。

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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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生云

但是，由于西方的新闻摄影界和传媒本身在拍摄和使用图片时，通过对比、反衬、转喻等手法、语汇，最大限度地开掘了图片本身信息层面以外的意义和内涵，所以会在接触媒介、了解事件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使受众对灾难性事件本身的认知进一步深化。引发受众思考，诸如生命在自然界中的存在状态，自然与人的关系，个体生命的意义，社会冲突的根源等问题。有助于受众在接触媒介图像信息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育生命伦理观、环保意识以及保护弱势群体等诸多基本社会价值观念。

中国的新闻摄影界和传播界在拍摄和使用灾难性事件的照片时，确定了政府和社会行为即抗灾自救为报道的主体，极少或根本不涉及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或群体。所以在受众接触媒介提供的有关灾难性事件的图像和文字报道时，只能认知了解灾难性事件的概念性、抽象性信息以及政府的抗灾救灾行为。而从报道中获知的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生存状态的信息接近于零。这种报道方式，使受众形成信息的盲点、盲区。以至一位作者在参观了1998年抗洪救灾摄影展后大发感叹：摄影展根本没有反映1998年洪灾的状态，后人无法凭借这些图片来描绘1998年发生在中国的洪灾，特别是无法借助于这些图片了解当时灾民的生活状态。

中西方有关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传播效果的另外一个差异，体现在传播者、图片、受众三者间的互动关系中。从广义的传播效果来分析，图片传播的信息的效果应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信息层面，一个是超越信息的层面即社会学或伦理学的层面。前者是受众接触媒介的基本目的，其效果也是短期的；后者是受众在解读媒介提供的信息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附加的、从属性的效应，这种效应是深刻的，也是长期的。

从现有的有关灾难性事件的图片报道的效果来分析，中国的灾难性事件图片新闻报道的效果是单一层次、单向性的(一般情况而言)，只能满足受众接触媒介的信息层面的需求。因为中国新闻摄影界在拍摄灾难性事件的实践中，没有有意识地利用主体与环境所构成的关系去进行超越信息层的开掘；媒体在使用图片时，也没有这种编辑传播意识。所以，受众在接触到这一类图片报道时，获得的信息基本构成只能是：发生了什么样的灾难性事件，政府的救灾行为。由于拍摄者和媒体想通过图片达到两个目的：报道事实；弘扬民族精神、政府英明，所以在传播者、图片、受众的互动关系中，一般不会出现侵权诽谤的行为。

西方的传播媒介在使用图片时，往往在传播者、图片、受众的互动过程中，存在传播者介入式地侵犯受众(包括灾难性事件的受害主体)的权利问题。

由传播者、图片、受众的互动关系中产生的侵权等社会学、伦理学问题一般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对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或群体的侵权或伤害；一个是摄影记者和传播媒介为追求最大的视觉冲击力而带来的针对所有受众群体的侵权或伤害。

就前者而言，西方的新闻摄影界往往为了追求视觉冲击力而使用大量特写式照片。作为被报道主体的灾难事件的受害者，往往是在不了解摄影记者如何拍摄图片、媒体如何使用图像的情况下，甚至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给被摄主体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发表于《人民摄影》报的文章《遭遇激情》(帕把西娅·布朗著，肖天编译)中约西卡·荷德里的故事就是最典型的例证。约西卡·荷德里不经意成为摄影记者报道校园枪击案的图片主角，但是摄影师拍摄到的她极为痛苦的仰面祈祷的图像，被媒介广泛传播后，却对约西卡·荷德里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约西卡·荷德里一下成为公众人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二)照片给她带来的伤害，使照片成了她做任何事情的障碍；(三)摄影师在不经她个人同意的情况下就发表了她的照片。西方新闻摄影界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往往会使一些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受到伤害，比如关于艾滋病的图片，既起到报道艾滋病、满足受众对有关艾滋病信息的获知，同时也因为报道手法的夸张，细节刻画的逼真，使社会对艾滋病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恐慌，进而使艾滋病的患者受到鄙视，成为被社会遗弃的群体。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西方新闻摄影界在拍摄、使用灾难性事件的照片时，存在着传播者对受众的介入式、强迫式的侵权或伤害。一些照片曾经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和抗议。认为这些视觉冲击力巨大、画面血腥恐怖的照片，侵犯了受众的获知权，引起阅读者的负面心理反应：如恐怖、惊慌、厌恶等负面情绪或心理；从长期来看，这些图片的恐怖、暴力的影像会通过积累方式逐渐破坏受众的正面的认知结构，在社会中形成看客心理和窥私心理，破坏社会整体的健康的心理结构。

西方传播媒介和中国传播媒介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的这些差异，是由中西的政治理念、社会文化结构、媒介功能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鉴于篇幅，不再详述。

Comparative Studies on Photo Journalis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Disaster Coverage

WAN Sheng-yun

Abstract：The thesis summari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disaster coverage in view of reporting subjective, reporting style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It is very enlightening for Chinese photographers to do the disasters reporting in future.Key words：Photo journalism, Disaster;Differences

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 篇2

一、多方验证, 确保新闻的真实性

新闻是新近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5]新闻的对象是事实, 所以首先要保证所报道的内容是真实的。真实性不仅是新闻伦理的基本要求, 更是新闻的本质属性。早在18世纪末, 在马克思主义初创时期, 马克思就按照“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 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和“谁在表达社会舆论, 而谁在歪曲社会舆论”[6]的标准, 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形形色色的报刊作了许多鞭辟入里的批评。社会主义新闻伦理认为:尊重事实, 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工作者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而在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期, 由于为了争夺市场, 吸引受众眼球, 媒体间展开了无序的竞争, 虚假新闻泛滥。所以传媒业界的有识之士就呼吁要维护新闻的真实性, 把真实准确作为资本主义新闻伦理的标准之一。要想确保新闻客观真实, 传媒人也总结出了很多经验和方法,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尽可能多地寻找消息源, 相互印证。这在以前通信技术尚不发达, 对新闻的时效性要求没这么高的时期, 还有相对较多的时间去寻找。但如今随着电子计算机和网络的迅猛发展, 事实的发生和新闻的发布几乎零时差, 媒体间的较量越来越围绕新闻的独家性和时效性展开, 即使一秒钟也可以使新闻变“旧闻”, 费尽千辛万苦获取的新闻转瞬间就可能变成了一堆毫无价值的数据。所以, 许多媒体开始铤而走险, 置职业道德于不顾, 得到一个消息不待验证就视为瑰宝, 即刻贴上“独家”的标签肆意传播。

“马航事件”中的飞机MH370至今下落不明, 不具备灾难现场, 所以对飞机失踪原因的追问就成了媒体报道的首要任务。但掌握飞机情报最多的马来西亚政府和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却讳莫如深, 缄口不言, 消息源积极匮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哪怕任何一个人或者组织放出任何风吹草动, 都会引发爆炸性的效果, 束手无策的媒体当然会趋之若鹜, 更有部分权威媒体和自媒体故意造谣、误导公众, 确实令人发指。日前网上流传这个段子颇能反映人们的新闻疲劳——“航班失联十来天, 每天上午是造谣时间, 下午是辟谣时间, 晚上是竞猜时间。”诚然, 根据马克思的报刊的“有机运动”理论, 事实的真相总是一步步被完整地揭示出来的, 我们也不苛求全面的真相, 因为此次事件中事实挖掘的难度是超乎想象的, 同时, 大多数有责任感的媒体所付出的努力也是值得尊敬的, 从对计划飞行海域的搜寻到两大走廊的线索再到最终的失事地点的确定, 每一步都饱含着媒体巨大的努力, 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却没有做到信息共享, 而是为了抢“头条”、发“独家”各自为战。未来世界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 重大事件背的后更是充满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 只有相互合作才能在有限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真相, 共享才能共赢。维护新闻的真实性, 是一个记者最起码的道德。

二、切实保护隐私, 避免二次伤害

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不为他人知悉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侵扰干涉的一种独立人格权。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 法人等社会组织体不具有隐私权, 其内容具有真实性和秘密性。

在我国比较权威的定义来自于法学家王利明教授, 即“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由此可见, 隐私权公民一项基本的人权。而知情权是指一个人有权知道他应当知道的事情的权利, 将其定义为“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和权利。”[7]将隐私权纳入法律条文的目的在确保公民安宁地生活, 维护和隐瞒自己的个人信息和私人生活, 防止其受到非法侵犯, 具有隐蔽和内向的特点。而知情权则确保公众了解社会相关信息, 具有开放和外向的特点, 包括某些个人隐私问题。知情权的提出虽晚于隐私权, 但二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具有天然的对抗性。二者的矛盾的解决在世界上至今是个难题, 我国对于二者的研究起步较晚, 当前关于二者的基本法律也相对缺失, 导致现实中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无章可循。所以, 在当下阶段新闻伦理对于隐私权和知情权的调节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在“马航事件”中, 线索特别少, 不能满足大众强烈的知情欲望, 媒体也束手无策, 所以只能把聚光灯对准此时已伤痕累累的遇难者家属, 从他们身上挖掘新闻成了部分媒体唯一的选择。所以我们经常在报纸和网络上能看到未经乘客家属同意而发布的他们痛哭流涕、焦急等待的新闻照片和影像资料。马来西亚航空在3月10日晚就MH370航班失联事件发表声明说, 目前已帮助在京失联航班家属前往吉隆坡。为尊重这些家属的隐私和私人空间, 他们的航班信息以及任何具体动向都将不会公开。但家属一抵达吉隆坡, 就马上被蹲守已久的媒体围了个水泄不通。这里补充一个“二次伤害”的概念, 即“被害人不仅仅通过犯罪或灾难本身而遭受精神社会经济和肉体的损害, 而且还通过对于犯罪或灾难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反应而受到损害”。[8]遇难者家属不仅要承受痛苦的等待, 丧生亲人的悲恸, 还要面对媒体带来的二次伤害, 很多人感觉自己被媒体剥得赤裸裸地置于无数聚光灯之下, 毫无尊严, 更有人向媒体哀求:“请放过我们吧。”有些媒体人应用聚光灯耀眼的光芒反过来照照卑微的自己, 重拾被自己不屑并踩在脚底下的操守, 在确定采访前更应扪心自问, 做这样的采访是否问心无愧, 是否侵犯了作为一个生命最基本的尊严。尊重被访者的隐私, 谨防造成二次伤害, 是一个记者最基本的良知。

三、心怀同情与怜悯, 发扬人文关怀

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和尊重隐私上述两条原则, 不仅是伦理层面的要求, 在法律上也有相关的规定, 但同情和怜悯, 在强制性上最弱, 则完全依靠记者的品质和道德的力量加以约束。同情和怜悯与其说是是道德, 更不如说是美德。法国大思想家卢梭曾说过:“共同的需要能通过利益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共同的苦难可通过感情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人之所以合群, 是由于他的身体柔弱;我们之所以心爱人类, 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苦难。”[9]同情和怜悯是人类普世的价值, 是超越种族和国家的美德, 而记者作为社会发展大航船上的瞭望者, 更有责任以身作则, 去引导这艘大船沿着正确的航向航行。心怀同情与怜悯, 最重要的外在体现就是要发扬人文关怀。“人文”是与“神文”相对立的, 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 虽流派各异, 但有共同的核心, 那就是承认人的本身就是目的, 肯定人性的价值、意义和人的主体性。

记者在同情心和职业精神之间经常会面临艰难的抉择, 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南非摄影师凯文·凯特的作品《饥饿的小女孩》, 这幅作品还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 具有超震撼的视觉冲击力。它让世界知道了南非的贫穷程度, 让世人知道了苏丹人民处于食不果腹的状态, 让更多的人对南非贫穷地区伸出了援助之手, 从而使千千万万的难民拜托了死神的威胁, 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这一重大荣誉。但是很多人批判他当时没有去救那个无助的小女孩于虎口之中, 他也深深地陷入世人无情的谴责和自我良知的内疚之中不能自拔而自杀。

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 篇3

关键词：东西方媒体；灾难性报道；差异

一、引言

灾难性报道是对灾难事件进行报道，它本身具有悲剧色彩，因为它会给人类带去伤痛；基于灾难事件报道的社会性、负面性以及震撼性等特点，其新闻价值比较高。所以，新闻工作者在報道灾难性事件时要客观、事实、准确地传达现场信息。而对于同一事件的报道东西方媒体报道的角度是不同的：比如我国，提倡“平衡、和谐”的价值观，所以在一些自然灾害的报道中会减少对自然灾害伤害力的报道；而在西方，他们往往不会避讳灾难的程度，甚至会进行一定的渲染宣传，这是由于西方观念里“个体”被充分关注的原因。认识东西方媒体在灾难性报道上的差异，进行学习和借鉴，使我国媒体在灾难性报道上更加完善。

二、灾难性报道的内容和特点

（一）内容

灾难性报道是新闻媒体对灾难事件进行报道，分为自然灾害类新闻和社会性灾害类新闻两种。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灾难事件都会具有很大的伤害力，所以在进行灾难性事件报道时，新闻媒体需要具有人文情怀。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具有检测环境和提供信息的功能，如果新闻媒体因为一味追求关注度而忽略人文情怀，那势必会引起公众的不满。比如美国媒体在美国攻打伊拉克事件上歪曲事实，引起了国际人民的强烈抗议。

（二）特点

1.社会性：灾难事件的发生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人民总会受到巨大的伤害，给这个国家和社会都会带去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影响。

2.负面性：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势必会给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的危害，这些都是一些负面的消息，而新闻媒体在报道时会一定程度上宣传灾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3.震撼性：因为新闻媒体必须秉承着真实客观的原则，实时向公众提供灾难现场的消息，这就不可避免的报道出灾难所带来的巨大伤害，这些报道会给那些没有去过现场的公众带来极大的震撼。

三、东西方媒体报道灾难性新闻差异的背景

（一）媒体的定位

中国媒体的定位是“舆论减压阀”，要以社会立场和集体利益为立足点，尽量将事物积极的一面传达给受众，使受众感受到社会主义的美好和政府强大的行动力。所以我国媒体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多以正面的内容来报道。

西方媒体的定位则是“第四权力”，在社会事件的报道中比较倾向于受众关心的信息。以挖掘客观准确信息来吸引受众的关注，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以及受灾群众的抚慰等方面权衡较少。

（二）文化价值观

东西方媒体在灾难性报道上的差异体现了东西方不同的价值观。我国自古以来就强调集体主义，要以国家大义为先，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发挥团结的力量。所以在对汶川地震的报道中，我国媒体的报道多以抗灾救灾为主。

与我国相反，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倾向于“自我”，对个体的满足要大于对集体的奉献。在灾难性报道中，西方媒体就会更倾向于关注生命个体和救灾中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

四、东西方媒体在灾难性报道上的差异

（一）报道内容的差异

在我国，灾难性的新闻报道一般从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安抚受灾群众的情感角度出发，从正能量的角度宣传，让人能积极向上，不再恐惧和悲观。以汶川地震为例，当灾难发生后，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片哀痛之中。我国的新闻媒体在接下来的报道中报道内容多为积极正面的宣传，一方面呼吁全国人民要上下一心，尽最大的力量去拯救最多的人；另一方面报道政府的灾后工作迅速展开。这些报道主要以表现英勇斗争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气概为主，极少表现灾难的毁灭感和绝望感。此外，我国媒体在灾难性报道的内容上以“图片+文字”的形式为主，强调在文字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举证”所带来的真实性和震撼性。

而西方媒体更注重对灾难信息的报道，以受众的关注度为主，西方媒体的报道内容偏向于对遇难人数、房屋毁坏程度、和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损毁等灾难信息。例如：美国媒体在汶川地震事件上的报道，《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中有“随着昨天地震死亡人数的上升，中国军队参加行动”和“超过6000名士兵和武警被派往地震灾区”这样的报道[3]。而且，这些报道大多侧重文字信息传递。这就是典型的西方报道方式，这种报方式比较全面的满足了公众对灾难信息的渴求欲望。

（二）报道观念的差异

我国媒体在对灾难性的新闻报道时注重宣传“与灾难进行斗争”的思想，削弱了灾难本身和灾难带来的影响。这种灾难性新闻报道观念深深存在于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中，以人民日报为例，它的报道对象为政府机关、救援队、灾民，所占比例分别为28.6%、19.3%、11.8%。从我国媒体对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可以看出，我国媒体更倾向于抗震救灾、政府的行动和对灾民的慰问上。

相对于我国媒体聚焦于抗灾救灾，西方媒体则是聚焦灾难本身，以大量的数字、直白的描写将灾难直面展示在受众面前。在对5·12地震的报道中，《华盛顿邮报》这样报道：“在毁灭的房屋面前，一位父亲边哭边扒着这些压在他小女儿身上的石块，他想立马找到她，给她一个亲吻并和她说说话，然而这一切都是美好的幻想。”这种报道在西方媒体中是常见的，它可以使受众受到情感上的震撼力，让受众更真实地感受到灾难的真实情况，但一定程度上也会引起公众的恐慌，让公众陷入悲伤和焦虑的状态。

（三）报道角度的差异

从我国媒体的灾难性报道可以看出，一方面，政府的政策、政府的行动和灾区情况是报道的主要方面，可以说我国媒体的灾难性报道都是从抗灾救灾这个角度出发的。比如人民日报在五月十六日的头版是《10万救援部队开进所有重灾乡镇》[4]，另一篇新华网报道标题则是《面对生命的呼唤——直击子弟兵驰援四川灾区抗震救灾》[5]，这就是不同的形式表现救援行动的进行，让受众对政府爱民情节的耳濡目染。另一方面，我国新闻媒体从社会稳定、温暖人心以及发动集体团结力量等的角度去报道，这种报道可以从精神上抚慰受灾群众，呼吁全国民众一起抗震救灾，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向世界展现了我国在灾难面前上下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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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国媒体不同的是，西方灾难性报道的角度是多元化的，分别从政治、经济、外交、人文的角度来报道。比如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的，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从北京到边远的贵州，可以看到整个行政体系都在把“即使公开准确信息”最为稳定民心的關键，电视、网络甚至是手机短信都成为官方信息的发布渠道”[6]。这就是西方国家新闻媒体在报到时，常常站在人文角度出发。

（四）报道的力度差异

我国媒体会长期、大篇幅的跟踪报道，四川地震报道持续了一个多月，且在往后的每年固定时间都会进行报道，以此悼念在灾难中失去生命的人们。并且在此后发生相关事件时会进行比较报道，不断提醒广大群众不忘伤痛，吸取相应的教训。此外，灾后的灾区重建报道也会持续跟踪，表现了国家和政府对人民的关爱和灾区人民顽强生活的精神。

西方媒体对于灾难性报道也会进行持续性报道，但持续力度不大。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西方媒体对灾情进行了连续几天的报道，随后这样的报道就不再持续。这主要源于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对于已经发生过的灾难性问题，西方媒体不愿重新带大众进入悲痛状态。因此，对灾难事件的后续性报道较少[7]。结语：综上所述，在灾难性报道中，中国媒体的报道是偏重于抗灾救灾的，而不是灾难所带来的伤害和绝望，更具人文精神。而西方媒体则是准确、全面的展现灾难的一切信息，满足受众对现实情况的渴求，而忽略了人文情怀。两种报道方式，是由于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没有好坏之分，都是在不同方面满足了受众的需求。只有从双方的报道差异中，取长补短，才能促进中西媒体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方旭. 略谈中西方灾难性新闻报道的差异[J]. 新闻传播，2012，9：194.

[2] 刘素军. 从灾难性报道看中西方报纸写作的差异[J]. 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09，6（5）：93.

[3] 新华网. 外媒惊叹中国快速投入救灾[N]. 新华网，2008.

[4] 人民网. 10万救援部队开进所有重灾乡镇[N]. 中金在线，2008.

[5] 新华网. 面对生命的呼唤——直击子弟兵驰援四川灾区抗震救灾[N]. 新华网，2008.

[6] 戴闻名，贾敏，邱丹. 外媒态度“回暖”：政府把人的价值凸现出来[N]. 和讯新闻，2008.

[7] 韩壮. 中西方灾难性新闻报道比较研究[J]. 视听，2012，9：43-45.

新闻报道事件策划 篇4

11月16日，我院肖主任收治了一名来自鸡西市的银屑病患者，该患者名叫张作发，今年58岁，是鸡西市一个偏远煤矿的下岗工人。由于患有严重的红皮症型银屑病，下岗后的张作发仅靠打零工维持生计，还要赡养年迈的父母，父母都已八十多岁，且母亲身患残疾，靠低保收入，一家人生活十分拮据。

针对该患者的情况，我院可采取既解决患者家庭困难就医难的问题，又对我院正面宣传有利的做法。对此我院领导班子经研究决定，号召全院职工进行爱心救助捐款活动，所捐善款用于该患者在我院进行银屑病的治疗，同时医院对其治疗费用进行适当减免。此事件分为以下几步：

一、制作条幅悬挂于我院前厅，内容为“哈尔滨冰城皮肤病医院为患者张作发献爱心捐款动员大会”，另设置捐款箱一个放置于导诊台。将捐款名单、金额写在红纸上贴在前厅。捐款数额底线，普通医护人员捐款20元，主任一级捐款50元，院领导捐款100——200元。举办捐款仪式，由捐款人员逐一投放至捐款箱内，所捐钱款除用于患者在我院治疗外，另购买大米、豆油等生活用品，由我院院领导到患者家中看望、慰问。

二、对患者张作发进行救治优惠，减免住院费、护理费、注射费、除药物外一律六折优惠。

三、与患者张作发签订病历肖像使用合同，用于今后我院宣传方面。

四、邀请新闻媒体进行系列报道，报道分三步走：

1、对患者张作发家庭困难，上有两位80余岁的老人需要赡养，本身又身患重病需要社会帮助进行采访。我院在得知张作发的情况后进行主动帮扶，号召全院职工进行捐款，捐款仪式进行新闻录制。

2、我院专家对患者张作发病情进行联合会诊，最后决定采用我院独创的“银屑病三元基因治疗体系”对其进行治疗。院领导亲自到患者家中，并买了大米、豆油等生活用品看望、慰问。

3、张作发经过我院系统治疗后康复出院，患者对冰城皮肤病医院的感言，我院护士送上一束鲜花庆祝其康复出院。患者与我院肖主任拥抱感激等画面。

此次新闻事件拟邀请黑龙江电视台《新闻夜航》栏目组进行新闻报道，在此基础上如果在能邀请其他媒体助阵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现拟再邀请生活报王帮办工作室记者在就此事件予以报道，以稿费形式进行邀请。

条幅文字已经排版完成，捐款箱建议购买透明亚克力板的成品捐款箱，曼哈顿应该有售，成品价格相对比制作新品要低。

企划部

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 篇5

姓名：王青春 学号：010940628 灾难性报道从广义上说是新闻媒体对给给人类和社会带来重大灾难的事件的报道，灾难性事件一般分为自然性灾难事件和社会性灾难事件两大类。自然性灾难事件指由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引起的灾害和苦难，如海啸、台风、火山爆发等。社会性灾难事件指由社会人为因素所导致的灾难性事件，如空难、海难、战争等。无论是自然型灾难还是社会性灾难事件都会给人们带来恐慌和紧张情绪，对社会的稳定性极为不利。这些都源于灾难性事件难以预料的突发性、强大的破坏性及深远的危害性等特点。无论是自然性灾害事件还是社会性突发事件，它对社会群体或个人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从美国9.11事件到伦敦的地铁爆炸案，从印尼海啸再到汶川地震再到日本的地震核辐射等，都是各国媒体关注的焦点。所以当灾难发生时本国媒体所选择的报道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实际上，不论是什么国家，不论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然性灾难；也不论是什么国家，不论其科技多么先进、发达，管理多么科学和完善，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社会性灾难。就拿2003年5月来说，非典阴云持续弥漫在我国的上空，阿尔及利亚、日本、印尼、菲律宾等国相继发生6级以上地震；乌克兰、尼泊尔飞机失事；沙特、摩洛哥、俄罗斯车臣等地相继发生大爆炸因此可以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度，偶尔发生一些天灾人祸的灾难性事件也是较为正常的事情，不必大惊小怪、怨天尤人。关键是面对灾难性事件，我们的新闻媒体究竟该如何去报道它，以达到通过正确的舆论引导受众，化解矛盾和情绪，稳定社会秩序，尽快让广大人民群众从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的目的。

以日本为例，地震之后，作为公共电视台的NHK全面跟进，不停地轮流用日语、英语、华语、韩语等五个语种，发布有关最新震情和可能发生海啸的地区，给予震区的民众最大的帮助。在当时余震还在继续，NHK非但没有停止工作，主持人甚至戴着安全帽出镜，播放关于地震的最新消息。旅日华人作家毛丹青在博客中说：日本电视台直播震灾现状时发现一家医院的楼顶上有人求救，于是直升飞机上的女播音员报导了医院的位置，很快得到了医院的详情，包括医院的规模、设备以及住院人数等等。通过电视直播对话让人感到现场的紧迫，但同时又是按步就班，而紧急救援队已靠近了医院。这些工作表明了公共媒体在救灾报道中更加成熟。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知道新媒体对于新闻事件的传播也不可小觑。对于新媒体的界定，学者们可谓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一些传播学期刊上设有“新媒体”专栏，但 所刊载文章的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有数字电视、移动电视、手机媒体、IPTV等，还有一些刊物把博客、播客等也列入新媒体专栏。那么，到底什么是新媒体? 所谓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在今天网络基础上又有延伸，无线移动的问题，还有出现其他新的媒体形态，跟计算机相关的。这都可以说是新媒体”。也有专家提出：“只要媒体构成的基本要素有别于传统媒体，才能称得上是新媒体。否则，最多也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的变形或改进提高。”“目前的新媒体应该定义为在电信网络基础上出现的媒体形态——包括使用有线和无线通道的方式。”还有学者把新媒体定义为“互动式数字化复合媒体”。

数百万日本人在周五大地震发生前大约一分钟得知了地震的消息。日本有世界上最好的地震预警系统。这个由约一千个地震计组成的网路，覆盖全日本，可以觉察和分析震波，并在地震计预测震动强烈时发出警告。横波的传播速度比更具破坏性的纵波要快——这意味着地震警报有可能会先于地面震动到达，这给人足够的时间寻找掩护。“成熟的地震预警系统可以让民众立即在电视上看到相关预警，”一位在日本气象局工作的工作人员告诉法新社记者。这次强震发生后，政府通过广播、电视和卫星数据传输系统来播发地震警报。一些订阅了特殊预报服务的人还能通过手机和电子邮件收到警报。在东京，电视上正常播放的节目内容被响亮的警报声打断，代之以日本广播协会NHK播送的早期地震警报。电视警报出现后一分钟，第一次强烈震动撼动了首都东京地区，高层建筑开始摇晃，数百万人逃到室外。日本国家电视台从2007年晚些时候开始运用这个系统，并已经发出类似17次警告。日本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说，“日本能将预告系统覆盖到整个国家。地震发生后NHK24小时不间断播放地震的相关内容全部地震直播特殊报道中没听到一句口号式话语，面对灾区惨烈的镜头，看到的受灾大众却显得安静，有序，我在揣摩，没有鼓励的语言，不振臂的口号，他们是靠什么来逾越灾害，建立重建信念？

在整个直播进程中，反复播放灾区现状，失落人数，救助情况，并且不断更新，这是24小时中的重要内容，其次是政府宣布会，各国反应，以及专家点评。而后，就是通过播讲，字幕，转动，反重复复的向公民供给各种信息，对此，我作为目前没在日本的局外人，也是深有感想，这些信息，在国家电视台滚动播放，真的是实切实在的以人为本的服务，请看一下NHK不厌其烦的播放哪些信息：

XX机场关闭 某地到某地的航班撤消 XX国道正在封闭 XX途径已经全毁，不能通行 XX国道从A出口到B出口已经开放 XX新干线停运 XX地铁线30分钟前重开 XX医院关闭，请转最近的XX医院 轻症病人请往A,B医院，重症病人请往C,D医院 XX病院的透析就诊结束，其余畸形进行 灾区所有人员没有劳保障照常接受就诊XX区域断水，可在XX处免费领取用水 XX地域段停电 XX地区ATM机不能使用 XX银行关闭，请等重开明知 XX银行开端可以取款，但不办理其他业务 XX地区的24小时方便店从新营业。。

可以说，每一条信息都对某个人是无比有用的信息，某一条信息绝对观看电视的几百万观众来说，兴许只对几个人，几十个人有用（比方上面的某医院透析停滞），这种以人为本的精力，不能不让人敬仰。口号也许重要的，可是，上面的信息，注意是国家电视台提供的信息，哪怕其中的一条，岂非不是赛过10句口号么？一个国度能够有大灾，但不能有在大灾眼前完整走样的公共媒体。

覆灭性地震、灭绝性海啸、灾难性的核泄露、数千次余震„„在不到数十小时之内，劫难重重叠叠袭向日本太平洋西岸的东北地带。在这危急时刻，人们见证了日本公共传媒的专业主义和人文情怀，正如《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所言，日本公共传媒在国家重大危机时刻“成为超出所有的公共平台，维系了国民的精神和秩序”。主播们始终坚持平静的面容，给人的感到就是十分刚强。画面上没有呈现令人可怕的逝世亡特写，没有灾民们呼天喊地的镜头，也没有第一线记者虚张声势的煽情式报道。一个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在阅历了地震之后发出感触：（日本）电视台的消息特别镇静，我感到无可抉剔，有信息量却不侵略个人，有数据六和彩公司不煽情，有各种提醒却不造成恐慌。NHK是日本影响力很大的新闻单位，作为着重于公共属性的传媒，始终保持着“我的方法传播”的媒体第一价值，保持了独立和公信力，即使在大灾难来临时也未曾转变。

第二个价值就是做到“及时“、“实时”地疾速播报最新新闻，一经确认，则反复轮流播放。有一个镜头令人印象深入，NHK正开始播放对官房主座的采访实况，当获悉福岛县第一核电站第1号机有可能爆炸后，立刻中止画面，转而反复播放核辐射时的生涯领导及相干避难信息，每隔多少分钟就提示民众留神保险。包含独特社、时势社及其他媒体，都在及时地从各角度庇护着生者的平安和对逝者的尊敬，显示了媒体的社会义务。

第三个价值就是力求信息全面。NHK轮流应用日语、英语、汉语、韩语等五种语言，这就考虑到了受众中可能有非日语观众。日本各大媒体第一时间把辐射量每小时1015微西韦特的正确数据六和彩公司传播出来，并告诉“这相称于普通人一年可以蒙受的辐射量”，而不是轻描淡写地说“影响不大”，塞给受众完全不知所云的消息。

公共传媒不同于其他民众传媒，不同于以盈利为逐利能源的纯贸易媒体，它是一国和一国民及一国基本文明的坚守者，如约瑟夫・普利策所言，是社会性命的第一线眺望者，对内就是“零间隔”，“零时差”的沟通者，对外就是国家形象的公共外交大使。日本大灾，寰球垂泪，这与日本公共传媒实在浮现了日本真面孔不无关联。一个国家可以有大灾，但不能有在大灾面前完全走样的公共媒体。”

在此次灾难面前日本的众多门户网站也在第一时间及时发布关于地震的准确信息，其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准确性有效地消除了灾难带来的恐慌，为政府有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采取应对措施，降低了灾难造成的危害。整合各种报道手段，报道内容多样化、条理化，工具新颖化。

新媒体时代如何做好灾难报道 篇6

【摘 要】央视通过其新闻频道、微博客户端、手机客户端等，对马航飞机失联事件进行了全方位、多媒体联动，对事件的发展进程实时跟进报道。在这次灾难报道中，央视有颇多值得业界借鉴的地方：注重时效性；心系人文关怀；强调客观真实准确；争取获得第一手新闻和权威消息；合理利用多媒体的交互性，等等。

【关键词】马航事件 央视 时效性 人文性

所谓灾难报道，就是对新近发生的灾难及其发展、危害、抗灾、救灾等新闻事实的报道。灾难性事件常常表现出突发性、震撼性、负面性和社会性的特征。①灾难性事件的报道，考验媒体工作者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处理能力、报道的组织策划能力。在面对天灾与人祸时，媒体不仅仅是发布新闻的工具，更应成为承担社会道义，肩负道德重任的表率。

央视作为我国最为权威的新闻媒体，在我国有着最为广阔的收视覆盖，其影响力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我国开放国外媒体进入灾区现场，央视报道公开、透明，等等，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此之后，央视不断地在灾难报道中完善做法，将新闻报道准则和灾难报道中的人文关怀相结合，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处理上，越来越得到大众和业内人士的认可。

2014年3月8日凌晨，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架航班号为MH370，由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往北京的航班与地面失去联系。机上共载有239人，其中有154名中国乘客。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央视通过其新闻频道、微博客户端、手机客户端等，进行了全方位、多媒体联动，对事件的发展进程实时跟进报道。在这次灾难报道中，央视有颇多值得业界借鉴的地方。

一、注重时效性

灾难来临之时，不论是与灾难相关的人士，还是普通大众，对于灾难的发展情况都密切关注。此时，新闻的时效性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当今新媒体时代，时效性突出体现在网络这一平台上。微博近年来成长为国内的一大新闻汇集地，央视也开通了“央视新闻”官方微博账号。

“央视新闻”在3月8日发布的关于马航的第一条微博是一条快讯，时间是在8点33分，在第一条快讯之后连发两条快讯，又不断地跟进报道事件的发展进程。三条快讯的时间在短短16分钟之内发出，9点10分，央视正式发布了关于马航飞机失联详细情况的新闻。

在这一事件发生后的24小时中，“央视新闻”共发布了56条微博，其中有55条是有关马航飞机失联的，只有一条是当天“两会”的消息。不断更新事件进展的微博，时间间隔最短的只有3分钟。

央视新闻频道的几大直播栏目是：《新闻直播间》、《朝闻天下》、《新闻30分》、《共同关注》、《新闻联播》、《东方时空》和《24小时》等。自马航飞机失联事件发生后，该事件无一例外地被放在了这几档节目的开端。并且，在节目播出中，有任何关于此事件的最新进展，都是直接在节目中进行插播。

在航班失联之后，马航立即在京召开了发布会，之后在每天的下午5：30都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有关情况。央视新闻频道也是在每晚的这个时间，进行实时直播。在有重要消息需要发布时，召开临时发布会。例如，3月22日早上11点左右，在澳洲珀斯的军事基地和3月24日晚10点左右，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两次临时新闻发布会，央视新闻频道都是在《新闻直播间》和《晚间新闻》栏目中，直接将信号切入发布会现场。

二、心系人文关怀

作为新闻媒体，发布新闻是天然的使命，而人文关怀则更是一种不可懈怠的责任。

在马航飞机失联当天的热门微博中，热度最高的微博来自“央视新闻”。这条微博选择了倡议的形式，倡议人们谨慎地对待每一条消息，以避免任何不实的消息，或者不当的言辞，对家属造成二次伤害。之后，央视发布的微博内容，多是以祈祷、祝福为情感主线，并将倡议随文转发，每一次消息的更新都体现出对可能遇难的乘客和乘客家属的关怀。而选择以倡议这样的方式，也是呼吁大众多给予他们祝福、安慰，促使社会形成一种人文关怀的氛围。

央视新闻频道在报道相关新闻时，对于新闻报道的用语十分谨慎，考虑到了每一个观众的切身感受。在马方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中，做同声传译的人在翻译马来西亚交通部长的一句话时，中间有一个英文单词是“miserable”，是用来形容这次马航飞机失联事件的。在翻译这个词时，他首先用的是“惨绝人寰”，之后便马上进行了修正，改为了“悲惨”。显然第一个词，是将事件表述成为了一次没有人生还的重大灾难性事件，而在任何消息都未被证实，真相仍在调查之中时，这样的词语必然会给乘客的亲属带来极大的悲痛。因此，恰当用词，照顾到每一个可能看到新闻的人的感受，是一个专业媒体人的良好修养的表现。

在一些灾难报道中，媒体会把摄像机话筒对准事件的经历者，从人文的角度观照，这种将他们的悲痛暴露于摄像机前，暴露于报纸杂志封面的做法，无疑是残忍的，因为这等于是把当事人最为伤痛的隐私赤裸裸地、无情地置于社会公众的眼皮下展览。

在这次事件中，央视新闻频道在丽都饭店派了一路记者，他们24小时蹲守在那里。但是，每一次进行新闻连线，我们都只看到一名女记者出面将现场的情况进行描述，而涉及到家属面孔的画面，从未出现过。由于女性的形象和女性记者较为柔和亲切的身份，她们可以更好地卸下家属的心理防线，深入到家属中去获得第一手信息。这样的安排首先是显得更为“温柔”。其次，这样保护家属的隐私，也是对人最为起码的一种尊重。

三、强调客观真实准确

灾难报道，保证新闻的客观真实是首要难题。灾难往往是突发的，是处在进行之中的动态事物，因此，各种变化的消息会不断地从各方涌来，怎样判断消息的真实性以及怎么将消息客观报道出去，对媒体而言是极大的考验。很多时候，该类新闻中出现的数字、关键词，会直接影响大众对于整个事件的判断。

3月24日晚10点，在马方发布新闻会中，马来西亚总理宣布飞机在印度洋坠毁。在发布会的直播中，电视屏幕下方的字幕是“马方确认飞机坠毁”，但发布会结束后，根据发布会的内容，央视很快把字幕改为了“马方宣布飞机坠毁”，这就更为准确。

灾难报道中很多都是较为专业性的知识，如在这次事件中，就汇集了较多关于航空和通讯方面的内容。确保这些消息可以真实准确地传播出去，一个非常有效可行的办法就是请专家作为节目的嘉宾，实时地对新闻进行解读。央视新闻在马航的特别报道中，邀请了涉及航空、通讯、救援等等方面的专家参与。例如在事件发生后，出现了很多通讯上的疑问，专家不仅对上述出现的情况进行了解释，并且还对所有通讯上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出了模拟和科学分析。这样的报道不仅保证了节目制作中内容的真实准确，还方便了普通大众对于新闻的理解和接受。

3月24日马方宣布飞机坠毁后，关于这次事件的探究转向了对马方政府和机构的声讨。微博中，一些意见领袖以及媒体，都在对马方政府和机构进行质疑。随着事件进一步的发展，对于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各方也开始颇有微词。但“央视新闻”并没有发布此类微博。央视坚持一个立场：在事件的真相没有完全被查出之前，每一次发言都要慎之又慎，客观是最好的立场，摆事实是最为核心的原则。

四、争取获得第一手新闻和权威消息

灾难事件是动态的，事件背后的真相一时无法调查清楚。很多谜底在还没有揭开之前，会有各方进行多种多样的猜测。如何在团团迷雾中得到真相，亲临现场获取第一手资料至关重要。央视在马航飞机失联事件发生后，首先联系到马来西亚的国防部长以及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两位是在事发之后，马来西亚政府和相关机构指定的对外发布情况的职位最高的领导人，采访他们是获取官方消息的最权威的渠道。

马航事件发布会的现场，会不定时地出现马航有关调查人员或机构领导，还聚集了各国的众多记者，因而便成为消息的一大来源地。央视在这里也驻扎了两路记者，随时与总部进行连线。在丽都饭店的马航失联家属聚集地，也都有央视记者24小时待命。央视全球的各个新闻站，都在关注有关事件的发展情况。3月22日早上，澳洲珀斯军事基地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就是央视新闻频道全球独家现场直播的。央视在得知澳洲珀斯军事基地将根据卫星传来的信息展开搜救后，便敏锐地感觉到这里将成为很多重要新闻的发布地，因此，立即将一路记者从并不是调查或者搜救的中心的北京调到了澳洲珀斯。

五、合理利用多媒体的交互性

传统媒体往往重视如何将新闻报道出去，如何将新闻思想灌输给大众，但由于传统媒体的局限性，有时难以与大众即时互动，容易导致新闻报道脱离群众。而灾难报道很需要这样的反馈机制，让观众将自己的心里话和感受及时地表达出来，只有这样的表达才能让新闻显得更加有人情味。这些就要求新媒体去补充传统媒体的缺憾，形成一个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辅相成的运作机制。

央视微博充分利用了网络交互效果显著的特性，与受众进行交流互动。央视利用微博及时发布新闻，并在每一条有关马航失联消息的前面，都附上“马航飞机失联”的互动话题链接。每一个微博用户在阅读完微博之后，不仅可以直接在下方进行评论或者转发，而且可以直接进入话题讨论，方便更多的微博用户交流这一话题。

灾难报道强调时效性，要求新闻机构充分利用多媒体融合的特点多方位地报道新闻。手机现在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阅读新闻的首选，央视新闻的手机客户端可以随时推送消息给手机用户。央视推送的不仅有消息，还有实时的视频直播链接，或电视直播的预告提醒。这样，就把电视、网络、手机这三种传播渠道科学地结合了起来。

笔者认为，由于央视对马航事件能及时、客观、谨慎、多方位地报道，消息来源权威，人文意识浓厚，因此，央视的此次报道不失为灾难报道的表率。□

参考文献

①李伟峰，《试论灾难性事件新闻报道的人文关怀》[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3（3）

（作者：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2013级研究生）

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 篇7

政治观念对新闻报道往往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的新闻报道旗帜鲜明, 着眼于领导人及上层领导, 并且习惯于宏大的叙述, 上升到民族国家的高度, 概括性地表达。而西方的报道往往由细节描写中体现, 并不只关注领导人, 更多的是对普通人的观照。同时我国报道偏重于新闻的教化功能, 表达一种共有情感。而西方则偏重于新闻的信息功能, 表达一种个体精神极强的情感。

对比新华社与法新社的关于希拉里访华的两篇同题报道, 虽然都是消息, 但法新社的消息更为具体, 将“共同关心的问题”都列了出来, 包括中日问题与主权问题及稀土问题。同时, 该报道还回顾了希拉里的访华历史, 较有深度。

首先从写作手法、语言等方面分析, 新华网的语言充满了“中国特色”, 从两篇报道的导语上:

新华社“国务委员戴秉国30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举行非正式会晤。双方在坦诚、友好的气氛下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基本上第二句话的信息量有限, 十分空泛。

法新社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希拉里30日在中国海南与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举行了会谈。一位摄影师说, 戴秉国在三亚机场的贵宾室会见了希拉里。”有意思的是, 法新社居然把一位摄影师所说的话放在了导语里, 可见西方媒体报道中对直接引语的追求。在这种领导人会面的报道导语中提到普通摄影师体现了西方对个体精神的推崇。

二、哲学观念的影响

对比中西方的人物特写, 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报道的立足点有拔高, “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 将永远激励着千千万万人奋勇前进.“焦裕禄虽然去世了, 但他在兰考土地上播下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种子, 正在发芽成长。他一心为革命, 一心为群众的高贵品德, 已成为全县干部和群众学习的榜样。”“你没有死, 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这样的话一直延续至今, 现在的人物特写依然延续着“你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的模式, 可见我国报道注重概括性内容, 忽视表象和细节性的内容, 形象性较弱, 带有主观的感情色彩。新闻人物的个性特点便具有概念性和较强的主观色彩。

反观西方的人物特写, 着重于客观的个人的描写, 并没有强加主观色彩, 个性描写立体感强。同时报道也关注普通民众, 着重于普通人物“生如夏花之绚烂”的描写。同时, 西方的人物报道很注重故事性以及细节描写。

三、戏剧观念的影响

比较《狼牙山五壮士》与法拉奇的采访可以明显看出, 我国的报道追求人物的共性、普世价值及利他精神, 赞扬的往往不是主人公本身, 而是其对国家对民族作出的贡献, 以情感为主, 语言煽动性强, 强调天人合一, 富于理性和伦理意味。而西方的报道是对个体生命的沉酣, 放纵。如法拉奇采访时关注于个人进行立体完整的描写, 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四、文体观念的影响

西方的新闻报道注重新闻的原生态性, 如报道奥运会赛事项目, 以事件为中心, 只报道事实而没有发表意见。西方注重个体意识, 赞扬并鼓励竞争, 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个人自我价值为荣。

中方的报道带有一定的宣传色彩, 如“林跃为国家争了光, 也为北京这座美丽城市添了彩, 他为北京奥运会书写了浓重的一笔。”将体育赛事上升到了政治高度, 强调了国家和集体的荣誉。同时中国的媒体报道并不注重于个体意识, 将个人努力及成绩上升到一种民族情感。

对比《中国网球》和《大杨扬为中国夺得首枚冬奥会金牌》, 从题目就可以看出, 《大杨扬为中国夺得首枚冬奥会金牌》强调的是金牌对于中国的意义, 而非金牌对于运动员自身的意义, 体现的是共性而不是个性。而《中国网球》的标题则是客观的陈述, 不带有主观感情。

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 篇8

“我们不能选择灾难,但可以选择面对灾难的方式。”

——摘自新浪网友“角落一隅”的博客日志

在这次举国悲痛的汶川地震中，无数人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上面一句话。国内的新闻媒体，在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灾难时，几乎是毫无准备的他们，却用前所未有的方式赢得了一场漂亮的战役，由此带来了国内新闻报道领域的一场全面革新。汶川地震，可以说是中国新闻报道史上的一个关键点，从这个2008年最为重大的媒介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传统媒体转型与突破的历程。

17分钟与30年：两场大地震的不同处理

先来关注以下几组数据：

5月12日14：28，四川省汶川县发生特大地震；17分钟后的14：45，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第一条英文快讯，领先于所有外电；14：56，第一张地震图片由新华社迅速发出；15：00，中央电视台在新闻频道口播了第一条新闻。

向来对中国的新闻媒体有所微词的外媒几乎无一例外地送来赞誉：美国《国际日报》发表了题为《也该表扬表扬媒体了》的评论文章，《华盛顿邮报》5月27日发表文章称“中国对地震的反应速度令人吃惊”，而《纽约时报》的记者Andrew Jacobs更是用了“异乎寻常”这个词来惊叹我国官方传媒的实时报道。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媒体总是受着“报喜不报忧”的思维定势的影响，谈“灾”色变，对重大伤亡灾难事故讳莫如深。最为贴切的例子莫过于38年前一次同样惨烈的地震，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7.7级大地震，而当时仅有新华社对外发送了一条简讯，不仅只字不提受灾的情况，更是瞒报了震级。这场地震导致了15000多人死亡，而这个数字竟然是在30年后的2000年1月5日才公布于众。（见《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12日第8版）。这种惊人的延宕无疑是违背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与时效性原则。从30年到17分钟，我们看到了中国媒体的长足进步。

真相跑在了谣言的前面：媒体的迅速反应

在这次的汶川地震报道中，媒体没有丝毫的迟疑，各路媒体第一时间派出记者奔赴前线，最多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派往前线记者超过150名，新华社超过100名记者奋战在抗灾第一线，一周的时间内播发的稿件达4600多条。这一个个惊人的数字表明了，我们的媒体正试图改变过去避重就轻，公布迟缓的缺点，而以一种更为现代与灵活的方式介入灾难性事件的报导。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如何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把握好报道的最佳路径，这次汶川地震中媒体的表现具有典范和标本的意义。

12日汶川地震时，北京也有震感，于是有人传播谣言说“北京地区12日晚发生地震”，新华社立即发布了来自地震局的权威消息称：“近期北京不会5级以上的地震，一切关于北京将发生破坏性地震的说法，纯属谣言。”迅速消除了人们的恐慌心理，稳定了人心。新浪

网在首页刊登了《一定要看，关于这次地震认识的误区》一文，短短一天的时间就已经有87万人次的浏览量，当天评论超过5000多贴。媒体的这些举动有效地击破了种种流言，向全世界传播了真实的声音。深有感慨的新浪网友在评论中写道：“这一次真相跑在了恐慌和谣言前面。”

从垂直式到开放式：灾难报道范式的转变

曾经有人笑谈中国的灾难报道说：“灾难不是新闻，抗震救灾才是新闻。”纵观近三十年来的重大灾害报道，媒体的报道风格特点往往是垂直式的结构，政府行为——救灾成绩——英雄典型——灾情实况——灾民命运，媒体对灾情信息和灾民的命运往往采取“有限度披露”的手段，着力点始终放在救灾功绩及英雄人物之上，一言以蔽之，通过垂直式的报道范式达到是负面事件正面传播的效果。

这样一个制度化、格式化的报道范式，结果就是“多个媒体，一种口径”。尽管契合了既定的政治和社会传播意图，在舆论导向上便于控制，然而灾难当前，准确而及时的信息流通才是媒体最首要的任务。

这次的汶川地震，媒体报道的亮点之一正在于摒弃了这种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表达方式。以《南方日报》为例，该报在地震发生后的十多天内，先后有过四个主题的专题报道，标题分别是《汶川地震 华夏同心》、《沉痛悼念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拭干悲伤泪 奋起抒国难》和《川粤携手 华夏同心》。从这四个议题来看，我们发现基本上《南方日报》的报道平行涵盖了以下六个层面的内容：1.个体命运 2.实情实况 3.救援实施 4.政府行为 5.社会行为 6.灾后重建。没有对某个领域的特别侧重，从而为新闻选择提供了更大的开挖空间和更多的新闻价值。

不同的音调构成最美的和谐：多元化的视角

在这样一个开放式的叙事模式中，个体不再是被边缘化的报道对象，一个个地震中普通人的故事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从媒体打造的“英雄榜”，便可以发现这个变迁。无论是央视的“最可爱的人”、还是新浪网的“英雄谱”、或是各个地方媒体打造的“抗灾英雄”，在人物的选取上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平民化的视角，“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成为了共同的理念。诚如《南方周末》的08年新年致辞中写的：“„„人民已不再是一个空洞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个第一人称，我和我们„„”个体，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不同的音调构成最美的和谐。” 值得称道的是此次各路媒体对地震报道的角度选择的多元化：央视的直播侧重介绍政府的救灾举措，《东方早报》以“讣闻”形式向地震中死亡的普通人致哀，《南方周末》以一如既往的深度报道姿态做出了白皮书式的《汶川·九歌》，《财经》周刊立足专业从金融，农业，能源等领域关注地震的影响。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更加重视单一细节的感人力量而不求全求美。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南方周末》首席记者李海鹏的报道《灾后北川残酷一面》，这篇刊载于5月22日的《南方周末》上的文章选取了与传统媒体不一样的视角细致地描绘了灾难现场的残酷一面：大量正在呼救的人正在消失，被压的男孩为了说服战士们先救他而强调“我是班上第一名”„„这些真实而残酷的片段让我当时就潸然泪下。诚如复旦传播学博士张志安老师在《因为悲情——才更需要理性》一文中指出的：“理性报道，并不拒绝真情实感。”

特例还是开端？：总结与反思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汶川地震报道在中国灾难报道史上可以具有历史坐标的意义。灾难报道大致有三个功能：传播信息，提供知识和舆论监督。这次的媒体表现从这三个方面来看，都十分及时有效，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灾难报道乃至于中国整个的新闻传媒生产若要实现真正的转型与突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是要承负起媒体的社会责任。美国伊利诺大学的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教授早在他1956年出版的传播学著作《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就曾经提到：“报刊的权力和几近垄断的地位带给它们一个义务，那就是它们有社会责任对各方面的立场都公平地加以报道，并保证大众能掌握充分的消息去加以判断”。（《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5页）如何准确把握好新闻传播中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做到真实报道的基本要求是每个媒体从业者必须从心底里考量的问题。

其次，在追求真实报道的同时不要忘记新闻的伦理尺度。这次的地震报道中，不难发现有许多细节做得不够完善，有一些基本的规范仍需严加遵循。《亚洲周刊》对地震中的大陆记者有如下的描述：“在现场直播中，为增强效果，连线的记者闯进手术室去采访医生和伤者；更有某电视台女记者拦下重灾区开出的救护车采访，甚至要采访里面被困70多小时才获救、奄奄一息的重伤员„„”无需多言，追逐起新闻价值固然是件好事，然而媒体人啊，请记住当事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要再自以为是地追逐 “真实报道”，纠缠于一些惨烈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