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信息传播（共6篇）
灾难信息传播 篇1
当“5·12”汶川地震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 中国传媒人对地震的回顾一定充满了悲壮与自豪, 因为, 在灾害发生之后, 中国媒体所表现的快速、高效和人性化也同样震撼了国人、震撼了世界, 创造了中国传媒史上的壮举。以央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充分体现了主流媒体的权威性、主流媒体对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及时迅速地向公众呈现灾情的严重, 引导人们去关注生命, 知晓政府的作为, 报道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社会救助行动。不仅忠实地履行了新闻的职责, 也唤起了党和人民的行动力, 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救助行为的产生。在中国传媒史上写下了光彩的一笔, 也为社会救助行为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例证。
这次救灾赈灾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几个第一:各方动员最快、国际救援最及时和赈灾款额最多。在此期间, 媒体信息传播的力量是巨大的, 在善的信息面前, 举国动员, 民族团结, 人心凝聚, 国土和民众都经历了一次特殊的洗礼。灾难信息报道, 在传播理论上一直存在着风险悖论———促进公众的风险认知和社会的风险沟通的同时, 也可能成为风险的动力和新风险的源头, 公开和透明后的灾难信息对公众产生的影响存在着不确定的风险。而灾难中的社会救助行为作为亲社会行为的一种, 其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 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中, 曾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尽管探究新闻传播与社会救助行为相关性的实证研究还不多见, 但此次灾难信息传播中, 我们切实看到了以央视为代表的中国媒体的信息传播, 对社会救助行为产生了极为显著的影响力, 这在传播效果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社会救助行为的研究
在社会心理学中, 社会救助行为属于亲社会行为的一种类型。“亲社会行为”一词是1972年美国学者威斯伯在《社会积极形式考察》一文中首先提出的, 代表所有的与侵犯等否定性行为相对立的行为, 如同情、慈善、分享、协助、捐款、救灾和自我牺牲等。这些行为的表现情境虽然不同, 但都具有帮助、合作和分享的利他性。根据Eisenberg等人的观点, 真正的亲社会行为特指行为者并不期望得到酬赏、不为避免惩罚, 而是从他人利益出发、以帮助他人为最终目的的行为。亲社会行为可能表现为对他人的友善、接纳和合作, 也可能表现为助人、救灾解难、捐款捐物等行为。此次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对汶川地震灾区的救助, 就是我们看到的一次涉及面广泛、参与人数众多、效果显著的亲社会行为。
救助他人的亲社会行为多是自发自愿的, 不仅不计酬劳、不期回报, 而且往往倾注了行为者同情、悲伤和关爱的情感, 当然也有自我牺牲、舍己为人等理性的抉择, 因此, 社会救助行为的形成机制是复杂的。有关亲社会行为的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道德发展心理学研究的热点, 尽管涉及了多种复杂的影响因素, 但移情、道德推理和观点采择三个因素被公认为是最重要的。
移情是一个人 (观察者) 在观察到另一个人 (被观察者) 处于一种情绪状态时, 产生与被观察者相同的情绪体验, 它是一种替代性的情绪情感反应, 也就是一个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识别并体验他人的情绪和情感的过程。移情使人更容易意识到另一个人的需要以平息自己的情绪, 这实际上是一个信息传递过程, 通过这一过程能构建人们对移情对象在情感上的共鸣反应, 所以能促使亲社会行为的发生。对灾难受害者的移情使人产生感同身受的情绪体验, 从而形成理解和分担的感情共鸣。
道德推理是指个人运用已有的道德概念和道德认识, 对道德现象进行分析、评价、推断和选择的心理过程。观点采择是指个体能够推断他人内部心理活动的能力, 即能站在他人的角度, 采取他人的观点, 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思想、愿望、情感等的认知技能。
移情能力是个体做出亲社会行为的前提条件, 移情是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动机源。但移情又以个体的认知能力为基础, 观点采择本质上就是一种信息收集和信息处理的过程。个体要根据已获得的信息去做出助人行为, 还需要一个道德推理的过程, 即内在的价值观和信念要与助人行为相吻合。因此, 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移情、道德推理和观点采择, 就单一因素来说, 都是亲社会行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它们对亲社会行为的激发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合力”。
关于移情功能的系统探讨和实证研究来自霍夫曼 (Martin L.Hofm an) 对移情和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以及巴特森 (C.Danie l Bats on) 的移情———利他主义假说 (Em pathy—Altruis m Hypothe s is) 及支持这个假说的一系列实验。霍夫曼和巴特森都从动机性和信息性两个角度阐述了移情对亲社会行为决策的作用, 霍夫曼认为, 移情是人类关心他人的火花, 移情使人们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移情就是一种与他人所处情境 (不同于个体自身所处情境) 更适应的情感反应。这个过程常常发生于个体对受害者的观察过程, 来自受害者本身或受害者情境的忧伤线索使观察者对受害者的忧伤情感产生了替代性体验。 (1) Vitaglione等人将移情分成状态移情 (State Em pathy:特定情境中的移情唤醒) 和特质移情 (Trait Em pathy:在不同场合下都体现出来的一般的移情倾向) , 并发现状态移情与亲社会行为呈直接正相关, 而特质移情在状态移情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2)
二、主流媒体的灾难信息传播对社会救助行为的影响力
有关中国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发现, 中国在慈善方面存在着对比性的缺失:中美GDP相差38倍, 但人均慈善捐款相差7300倍。 (3) 这样的差距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还不足以让我们做更多的道德的推测。一场地震, 我们用血和泪的代价换来了关于社会救助行为的一个佐证, 不仅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强不屈, 也见证了中国人民的责任感和大爱之心。那一次次增加的捐款数字, 一个个忘我救助的感人事例, 是中国公众亲社会行为的最好的展现。
在“5·12”地震留给国人和世界的印象中, 除了灾难的惨烈, 更有举国上下众志成城的灾难救助行动。各方动员最快、国际救援最及时和赈灾款额最多, 这令人自豪的几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 无论对我们的国家还是每个国民, 都已成为宝贵的财富。促成这场壮举的, 有诸多的影响因素, 正如亲社会行为研究所涉及的多个方面, 但中国媒体的传播在灾难中唤起了党和人民的行动力, 对赈灾救灾的影响作用可以说功不可没。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主流媒体, 在唤起社会救助行为方面的作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 主流媒体的灾难信息传播中, 信息呈现的及时性和灾难报道中真实的现场感, 促成了受众移情的产生。新闻工作者第一时间发出的亲历式报道、介入式报道, 将灾情的惨烈直观地展示在电视屏幕上, 人们不忍目睹但又心系现场, 救灾的进展牵动着每个人的心, 埋在废墟下的生命被电视机前的亿万人所守望, 悲伤、焦急、企盼, 公众的心理承受力达到极限, 于是, 巨大的移情效应表现出来, 人们因为感同身受而爆发了强烈的救助愿望和分担的责任感。心理学家霍夫曼认为移情引发人们做出亲社会行为的动机是通过移情忧伤 (当个体观察到他人处于真实的忧伤中时, 自己也感到忧伤) 实现的。他的研究从三个方面来证明移情忧伤所产生的动机功能。一是移情忧伤越强, 帮助行为就越多, 二者成正相关;二是移情忧伤在帮助行为之前发生并会促进帮助行为的产生;三是做出帮助行为后, 移情忧伤的强度会减弱, 个体会因此感到好受一些, 而如果没有帮助行为, 移情忧伤的情绪还会比较强烈。由此, 当人们流着眼泪从电视中看到那些来自灾区的现场报道时, 移情忧伤正变成参与社会救助的动机。并且, 移情忧伤越强烈, 参与救助的意愿也愈发迫切, 人们力所能及甚至忘我地提供帮助, 投入救灾过程。透过媒体报道目睹灾难现场, 没有人不为之悲伤, 而付诸救助行动, 就是缓解悲伤的最好方式。
其次, 主流媒体的灾难信息传播中, 高度的信息公开和透明, 使公众的知情权被尊重, 救助行为因自主而自发和自愿。当媒体报道将巨大的灾难展现在人们面前, 全国人民与灾区零距离, 不需要任何口号和动员令,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从福布斯富豪们的慷慨解囊, 到街头乞儿的倾其所有, 捐助行动表现了前所未有的自发性。这不能简单归结为因同情而激发的情感动机, 也是人们的道德抉择。对移情的心理学研究中发现,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一个人理解了他人的状态和需要就必然做出助人行为, 特别是移情产生的忧伤和同情受到自我利益的强烈冲击, 助人的代价较高时, 仅有移情也许是不够的。霍夫曼将移情忧伤划分为四种以移情为基础的道德情感, 包括同情忧伤、移情愤怒、未行动的内疚和移情的不公正感, 这四种情感同样具有引发亲社会行为的动机功能。他认为观察到他人处于真实的忧伤中时, 观察者的移情忧伤及其派生出的同情忧伤、移情的不公正感等情感相互作用, 能够激活其道德原则。个体内心储存的道德原则是在“冷 (cool) ”的道德说教情境中习得的, 移情使之获得了情感力量和动机特性, 道德原则被唤醒, 成为受移情控制的表征或亲社会的“热认知 (hot cognition) ”。在这个过程中, 移情起到了激活道德原则进而引发亲社会行为的信息作用。此次赈灾救灾行动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民间的, 人们直接从媒体上获得信息, 无须组织和号召, 自发地捐款捐物, 或自行加入了救援者的行列。“5·12”救灾中, 社会公众对80后群体所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感和慷慨仗义给予了特殊关注, 使整个群体曾备受怀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获得了更高的道德层面的评价。这也表明, 对社会救助行为的归因评价, 不仅是同情心, 更有道德伦理的深度。
参与社会救助行为, 在内心的道德认知中, 除了良心和责任感之外, 还有对救助行为的效果和价值的衡量思考。人们会想到个人的力量是否微薄, 所付出的救助行为是否有效等问题, 尤其当人们从最初的震惊和悲伤中冷静下来, 这种理性的思考会涌现出来。作为权威性的信息报道, 主流媒体所表现出的客观和坦诚也为自身赢得了尊严和信赖, 公众也因为直接透明地接受信息而获得了自主。透明的信息传播熄灭了谣言, 召唤了民众, 媒体的权威性也增加了人们参与社会救助行为的价值感。
再次, 主流媒体的灾难信息传播中, 重视对社会救助行为的报道, 导向正确, 切合人心, 发挥了良好的示范作用。社会救助行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社会群体互动的影响, 当这种救助行为自发形成时, 社会成员相互间的感染和激励有为重要, 而媒体的救灾报道起到了信息沟通的作用, 使社会个体从中了解其他社会成员的行为, 来自不同个体的善行和事例, 能发挥示范作用, 唤起更多的爱心和行动, 从而有利于形成群体氛围, 使每个参与的人感受到了公民的责任感和道德良心。媒体对各个社会阶层成员的救助行为进行报道, 相当于为不同群体成员提供了典范。难能可贵的是, 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主流媒体, 在报道各式各样的救助行动时, 并不是一味宣扬捐款的数量和救助的规模, 而是不忘记关注那些来自普通人的拳拳之心, 因为, 一个捐出自己全部家当的小乞丐更具有感人的力量。
最后, 主流媒体的灾难信息传播中, 悲中有情, 哀中有节, 体现了温情的关爱和人性的光辉。对灾情和救灾的报道, 不仅有支离破碎的血腥和生离死别的惨烈, 更有忘我的救援和无畏的牺牲。在整个报道过程中, 伴随救灾进展的, 始终有坚强的抗争和高尚的人性, 叙述了一个个感人的场景和故事, 制造了哀伤中的感动、冰冷中的温情。霍夫曼的研究中曾注意到了移情作为亲社会动机的局限性。过度唤醒的移情容易使人处于“同情疲劳”状态, 而试图从忧伤情境中逃离;如果让电视机前的公众始终处于悲伤哭泣的情绪中, 也许人们会很快平静下来, 但平静过后减弱的不仅是情绪的强度, 还可能是救助动机的强度。因此, 当灾难进程稳定后, 媒体报道不应局限于反复地回顾和展示灾难的现场, 而是要及时引导公众的悲伤, 用民族的大爱大善来激励人民, 升华了救助行为, 使之演变成一次深刻的国民教育。
三、对灾难信息传播效果的思考
一次灾难信息传播, 中国媒体在特殊的机遇里用特殊的付出证明了自己, 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亲社会行为的复杂性, 使其发生机制和影响因素的诸多问题虽然曾受关注, 但研究中并未形成定论。此次“5·12”地震中媒体信息传播对社会救助行为的影响, 促使我们对灾难信息传播的效果做更多的思考。
思考一, 关于灾难信息传播中信息披露程度的矛盾和冲突。灾难事件往往与死亡、血腥、惨烈、残忍等联系在一起, 媒体和记者面对着这样的内容和画面如何处置, 历来是新闻伦理中最有争议的部分。尊重事实的客观报道与避免渲染恐怖气氛往往是矛盾冲突的。新闻伦理强调在灾难性新闻报道中尊重人的生命价值, 尽可能避免在文字和图片中直接表现“身体恐怖”, 认为“借口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对灾难中的恐怖信息大肆传布, 强调恐惧诉求, 是违反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从唤起社会救助行为的视角来看, 展示灾难的惨烈能引发受众最直接和强烈的移情, 有利于促使社会救助行为的产生, 因此, 灾难报道的真实性和现场感是必要的。
Mars h等人在2004年做了一项研究, 旨在了解目睹处于困境中的他人的面部表情是否和随后的亲社会行为之间有关系。他们在设计的助人情境中让实验组观察处于困境中的他人的恐惧表情, 而对照组则仅观察他人的平静的表情。结果显示, 同对照组比较, 实验组被极为明显地引发助人行为。有意义的是, 研究发现, 对恐惧表情的辨认的精确度与随之引发的助人行为的水平呈明显的正比关系。同别的诸如自我陈述、他人评定等测量移情水平的方法相比, 目睹他人的表情显然更直接、更真实。这项研究支持了对他人的痛苦的觉知同亲社会行为有紧密关系的观点。并且由于认为对他人的面部表情的辨认能力是与生俱来、不教而会的, 这项研究提示通过移情而引发亲社会行为的机制很可能是人类通过遗传而保留下来的内在本性。 (4)
灾难信息传播中的媒体, 以公开透明的信息展露现场, 不仅尊重了客观事实, 也提高了媒体自身的可信性。事实表明, 灾情不会因为传播而变得更严重, 却能因信息的公开透明而赢得更多救助的机会。当然, 一切要以尊重生命价值为前提, 展示灾难的同时要顾及受难者的心理感受, 要避免媒体受众对灾难的扩大化想象。此次的地震灾难传播, 主流媒体较好地处理了这一矛盾。
思考二, 移情的长期作用与媒体公民教育的责任。是否一个人同时具备了较高的移情水平、观点采择能力和道德推理水平, 就能够预测他的较高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呢?迄今为止, 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中还没有充分的论据来支持这个结论。这是因为, 移情、观点采择和道德推理都是个体内在的情绪体验和认知判断的过程, 是一种内化的心理过程。它们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亲社会行为的倾向”。移情的动机功能要依赖于诱发移情的情境, 而由移情确认的价值观却具有稳定性, 它不仅会直接促进帮助行为, 而且还会在未来相似的情境中再次激发移情或帮助行为。显然, 从出现移情到社会救助行为产生, 还需要价值观的中介作用, 因为价值观对动机具有调节和控制作用, 它可以决定动机的性质、方向和强度, 并带有稳定的倾向性, 所以, 移情更多的是信息性的诱发功能, 只有当个体具备价值观基础时, 移情的作用才更持久。因此, 对于许多人所担心的, 被一场地震所唤起的国人的坚强奋进和团结友善, 能保持下去吗?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启示我们更客观更宽容地看待社会救助行为的成因, 突发事件能凝聚种族, 唤起善的力量, 但持久的善还需要公民道德水准的积淀, 长期的公民教育所形成的道德的“冷认知”是重要的, 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 才更有利于被移情转化为“热认知”, 产生社会救助行为。而媒体在其中承担着公民教育的责任。媒体对灾难中社会救助行为的报道, 在唤起更多的救助行为的同时, 也在影响着公民的道德判断。媒体报道中所弘扬的牺牲和奉献精神, 所谴责的冷漠旁观和不当行为, 都将对公民的道德认知发生长久的影响。
思考三, 公众社会救助行为的道德推理过程, 使之格外关注甚至挑剔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名流的表现。如前所述, 社会救助行为的唤起, 需要移情的情感体验, 还以道德推理为认知前提。霍夫曼的研究中不仅看到移情对道德原则的激活作用, 也看到道德原则对移情的反作用。例如, 当受移情控制的道德原则被激活后, 它就会调节个体的移情强度, 使之处于适宜水平, 从而保证移情反应不过分依赖于从受害者那里感受到的忧伤线索的强度。道德原则能够使直接由受害者唤起的移情情感变得平稳, 移情也为道德判断提供准则。人们在付出自己的同情和帮助时, 也观察别人的态度和行为, 赞同那些做出有益行为的人, 谴责那些有害于他人的行为, 对有意去伤害他人的人感到愤慨, 即产生移情愤怒。因而移情为道德判断的正确性还提供了“终极准则”。汶川地震发生后, 公众一方面肯定媒体的作为, 也对个别媒体人的不恰当行为提出了批评, 把报道的角度和对当事人的态度等, 放在新闻伦理的层面衡量。也有研究发现, 有三个特殊规范对亲社会行为是重要的:社会责任、互惠互利和社会公平。在社会生活中, 媒体集中了民众对政府和社会的公信力, 公众人物身上寄托了更多的道德理想, 也包含着对社会公平的衡量。因此, 在灾难信息传播中, 如果树立媒体人自身和公众人物的正面形象, 将对社会救助行为产生强烈的示范作用, 这方面需要媒体更多的重视和谨慎。
摘要：社会救助行为属于亲社会行为的一种类型, 其发生机制是移情、道德推理和观点采择等诸因素相互作用的“合力”。“5·12”地震中的灾难信息传播, 不仅忠实地履行了新闻的职责, 也唤起了党和人民的行动力, 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救助行为的产生。主流媒体的灾难信息传播对社会救助行为的影响作用表现在:信息呈现的及时性和灾难报道中真实的现场感, 促成了受众移情的产生;高度的信息公开和透明, 使公众的知情权被尊重, 救助行为因自主而自发和自愿;重视对社会救助行为的报道, 导向正确, 切合人心, 发挥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体现了温情的关爱和人性的光辉, 用民族的大爱大善来激励人民, 升华了救助行为, 使之演变成一次深刻的国民教育。
关键词：灾难信息传播,亲社会行为,社会救助行为,移情,道德推理
参考文献
①余宏波、刘桂珍:《移情、道德推理、观点采择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进展》, [J].《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6年, (1) .①余宏波、刘桂珍:《移情、道德推理、观点采择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进展》, [J].《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6年, (1) .
②Vitaglione, Guy Dante.Kansas State University, Empathic angeras a predictor of punishing and helping behaviors, DAI—B59/09.P.5172.Mar1999, PQDD②Vitaglione, Guy Dante.Kansas State University, Empathic angeras a predictor of punishing and helping behaviors, DAI—B59/09.P.5172.Mar1999, PQDD
③王力南:《慈善的经济学思考》, [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7, (33) ③王力南:《慈善的经济学思考》, [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7, (33)
④Marsh, Abigail Anne.Harvard University.Prosal behavior and the recognition of distress from facial expressions.DAI—B65105, P.2694, NOV, 2004, PQDD④Marsh, Abigail Anne.Harvard University.Prosal behavior and the recognition of distress from facial expressions.DAI—B65105, P.2694, NOV, 2004, PQDD
灾难信息传播 篇2
关键词：重大灾难新闻报道,出镜记者,科技传播理念,特殊设备,专业知识
1 重大灾难新闻报道概说
1.1 重大灾难新闻报道的特点
重大灾难新闻报道, 顾名思义, 是对重大灾难事件进行的报道。
孙元明在《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特点和特殊功能》中, 归纳了突发事件报道中信息传播的4个特点:1) 危机发生初期, 传递渠道多样, 方法灵活, 方式多样;2) 传播格局多元化, 呈现波形发展的态势;3) 剧烈性和难以控制性;4) 影响力强、涉及面广、持续性长 (1) 。
参考以上四点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特点, 笔者总结出重大灾难报道的如下4个特点:
1) 在重大灾难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中, 媒体的报道始终面临与谣言角力的过程, 尤其是在重大灾难事件的肇始阶段;
2) 对重大灾难事件信息的传播, 呈现出报道框架多样化的特征, 其引发的舆论多元化特征相当明显;
3) 特别注意大众传媒对舆论的引导作用, 以免形成大规模恐慌和骚动;
4) 由于报道题材具有重大性、连续性、复杂性, 所以报道方式多为连续报道、深度报道、系列报道。
1.2 重大灾难新闻报道的功能
重大灾难新闻报道的功能是多层次、多方面的。赵士林的《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认为, 重大灾难新闻报道既有社会层面上的“社会政治功能”、“社会经济功能”、“培养公民的危机意识功能”, 也有政府层面上的“提高政府危机意识”、“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促进政府的廉洁高效”功能。从公民层面上看, 重大灾难新闻报道可以“提高和培养公民的理性”、“提高公民对危机的应对能力”, 同时是“公民自我保护的必要条件 (2) ”。
笔者认为, 重大灾难新闻报道的功能可概括为:
1) 潜伏期的预警功能。真正敏锐的媒体常可以通过自己的冷静观察和理性判断, 发出及时、正确的报道, 提醒社会危险的临近, 从而使得社会各界特别是危机涉及领域的政府管理部门能够及时采取对策, 避免危机的爆发或减轻危害的程度;
2) 爆发期的认识功能。透过灾难新闻传播引起人们对自然规律和人类活动再度、深度认识, 避免重蹈覆辙;
3) 爆发期的告知功能。媒体通过在报道中及时提供有关重大灾难事件的全面信息, 向受众呈现灾难事件真实可靠的发生、发展和结果, 消除受众恐慌心理, 避免谣言传播, 维护社会稳定;
4) 扩散期的协调功能。重大灾难事件发生时期是一个非常态的时期, 政府应对措施的有力实行, 需要公众的理解、配合, 此时媒体的报道、解释和引导便成为增进公众了解、促使行动一致的导航员。同时, 媒体的批评监督也有助于及时揭露和惩戒灾难事件发生时出现的各种违法违规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5) 消退期的反思功能。重大灾难事件逐渐平息之时, 通过媒体报道可以探寻重大灾难事件爆发的原因, 反思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 总结政府和公众在应对危机中获得的经验, 推动后续正确决策的制订与施行。
2 重大灾难新闻出镜记者报道的特质
2.1 出镜记者进行现场报道的特点
论及出镜记者现场报道的特点, 不能脱离电视媒介自身的特质。
电视是声画合一的传播媒介, 观众可以通过电视画面直观地看到新闻事实的发生、发展。“电视画面以电子、数字等手段记录与真实时空同步的生活原始形态的形象, 它包括生活中真实的时空、声音、形象、运动和过程等原始素材 (3) ”。由于电视新闻具有“同期声”这一要素, 电视画面既可以单独存在, 独立实现有效传播, 也可以充分与旁白述评和人工音效相融合进行传播。何志武、石永军编著的《电视新闻采写》中认为, “电视画面所具有的纪实性、直观性、动态性、审美性、参与性等特点, 能体现时间、空间、对象的三位一体 (4) ”, 这正是收音机广播和报纸、杂志所不具备的优势。
此外, 电视媒介又具有线性传播的特点。线性传播是指“电视传播按时间流程依次播出节目, 每个节目的图像和语言也是逐帧逐句呈现 (5) ”。排除重播形式, 以一次单独的电视节目播出而言, 这种线性传播具有不可逆、不可重复性, 受众既不能像读书读报那样, 读读停停, 或由尾及首随意跳读, 也不能像收看网络视频那样, 自行决定播放进程或反复收看。
电视媒介的这两种传播特点, 使出镜记者的现场报道, 在思维方式、工作流程和表现形式上, 都具有鲜明的特点, 也面临和其他报道形式所不同的独特要求。
2.2 出镜记者进行现场报道的要求
2.2.1 电子采集手段
相比于文字记者的“笔记本+笔”、收音机广播记者的“录音机”、“录音笔”, 电视记者出镜采集信息的设备更为先进和复杂。他们的工作仰仗于一整套电子采集、存储、传输设备, 包括摄录机、话筒、灯光等起码的技术手段, 逢直播或报道重大灾难新闻, 还可能动用转播车、卫星传输系统。这要求出镜记者必须适应电子化采集手段, 熟知与之相匹配的各个技术环节, 最终完成电视采访。
2.2.2 团队化的工作方式
协同工作和采摄分工, 是电视记者区别于其他媒介记者的突出特点, 因此和文字记者的单打独斗不同, 出镜记者面临的是团队化的工作方式, 必须特别强调集体协作精神, 在工作中要熟悉和有意识地顾及团队其他人员的工作, 这包括以下3点要求:
最基础的要求是坚守自己的位置。出镜记者首先要明白自己的职能所在, 在集体采访报道中, 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扮演出镜采访报道的角色。
在此基础上, 出镜记者还要熟知团队其他成员的职责, 具有一定的摄像意识和编导意识。正如美联社总编基思·富勒所比喻的那样, “记者好比职业球队队员, 不仅仅必须站到自己该站的位置上, 还应该知道其他每一个队员应站的位置。记者也好比一个职业歌剧女高音一样, 必须了解自己的声音和其他歌手的声音 (6) 。”“作为一个出镜记者, 如果不熟知画面, 不懂得拍摄技巧, 可以说是不称职的 (7) ”, 因为其无法去调度和组织采访、报道。比如, 出镜记者在进行现场报道时, 要顾及自己能否被摄录记者捕捉到, 是否有利于其选择合适的画面, 是否便于声音的采集和光线的调节等技术层面的问题。某记者谈及这个问题时指出, “要时刻记得摄像是你的一部分, 有时甚至是你的救星。不要只顾语言的逻辑, 而疏忽摄像的画面逻辑。要时刻问自己:我这么说, 让摄像怎么拍?让编导回头怎么编 (8) ?”
而更高层次的要求, 是出镜记者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 担负起领导职责。重大灾难新闻的现场报道通常是直播, 这意味着常态新闻报道中“领导审片”的环节在此处被省略, 出镜记者直接成为“把关人”。
2.2.3 蒙太奇式的思维方式
蒙太奇, 法语Montage的音译, 原意是指建筑业的“装配、构成”, 后被引入电影、电视创作领域, 成为了“画面组接”的代名词。对于出镜记者的电视新闻报道而言, 蒙太奇思维贯穿于记者工作的全工程——开始于记者的采访、报道构思之中, 体现于记者的拍摄方案或节目台本上, 最后完成于编辑台上。
首先, 在确定报道主题的过程中, 出镜记者便开始了蒙太奇思维, 与摄影记者讨论决定选择什么样的画面来说明主题、表现人物。其次, 在拍摄过程中, 记者要特别注意面对摄录机镜头时, 介绍一个画面要说明什么、介绍多久、遇到突然变化时怎样变更自己的介绍, 使之与正在拍摄或将要拍摄的画面有机贴合。最后, 出镜记者在作为拍摄对象展开报道时, 还必须考虑后期编辑的剪接工作, 注意画面与画面之间承上启下的作用, 时间顺序和空间活动的展现是否合乎逻辑, 有经验的出镜记者还会注意保留十分必要的起幅和落幅。
2.2.4 口语化的表达特点
某记者曾于2009年5月22日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讲座上谈到, 面对“出镜记者”和“演播室主持”双重身份的切换, “在现场”和“在演播室”的语言样态是截然不同的。出镜记者必须做到平易简练的口语化表达, 所谓“是真佛只说家常”。这不仅有助于出镜记者贴近观众, 也便于观众了解现场繁复的内容 (8) 。
口语化的表达包括以下几个要素:
一是句式短小, 用词简单, 少用有歧义表达和复杂的句式, 干净明了更要言之有物。遇有复杂的情况, 出镜记者还要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其解释清楚。
二是与演播室主持词和解说词相比, 出镜记者现场报道的语言可以是零散的、碎片化的, “看到什么, 就说什么”, 不必追求完整。
在电视传播和电视节目构成符号之中, 图像是基础, 出镜记者的语言须臾不可脱离于图像。这时记者的报道往往是跟随画面指引而展开, 在画面内容表现得比较充分的情况下, 记者的语言甚至可以只是一两个碎片化的短语, 对画面内容起到必要的补充作用即可。
三是出镜记者的报道一般只涉及当下, 不涉及背景回顾和未来展望;重在形象性, 不重抽象性;不求分析深刻, 但求介绍明晰。
由于电视节目线性传播的特点和声音对画面的高度依赖, 出镜记者必须在看到某一具体画面的第一时间, 展开对这一画面的介绍, 否则画面转瞬即逝, 记者的介绍滞后于画面, 便会造成声画不对位。这种声画不对位, 或给观众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或使其在接收信息时遗漏重要的细节。因此, 有经验的出镜记者总是能在报道时恰当地提醒摄录师和观众关注值得注意的场景, 对于特别重要的细节, 甚至不惜再三重复。这位记者在介绍自己在汶川地震中进行出镜报道的经验时曾谈到, 遇到重要的内容, 要通过诸如下面的语言大胆指挥摄像、提示观众, “我们请摄像师傅再给……一个镜头”、“好, 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的画面, 大家注意左下方那个小红点, 那就是……所在的位置”。而对于现象深层原因的解释说明、背景知识的交代或事件发展的预测等, 出镜记者一般不在现场报道中涉及, 多数情况下交由演播室主持或解说词来完成。
四是出镜记者的语言一般只承担有实际意义的内容介绍功能, 不承担结构上的转场功能。在现场报道中, 尤其是直播的现场报道中, 出镜记者站在镜头前的每一秒钟都十分宝贵, 在这宝贵的出镜时间里, 记者更多的是聚焦于内容本身, 需要完成对有实际意义的现场事件、情景的介绍, 至于结构过渡和转场功能, 则由演播室主持人来完成。
2.2.5 综合表现力
电视声画结合、视听兼备, 是最具综合表现特色的传播媒介。出镜记者在报道中综合调度声音、文字、画面等多种表现因素, 使得报道和采访不仅真实感强, 可信度高, 而且富于现场感, 有利于引导受众参与, 唤起受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正因为电视传播具有综合的表现因素, 感染力远远强于其他媒介, 出镜记者在进行重大灾难事件的现场报道时, 更应该关注新闻伦理问题, 比如避免介绍过于血腥的细节, 调集情感要素时必须有节制。
2.2.6“现场”与“镜前”带来的更高要求
出镜记者进行采访、报道工作时, 身在新闻现场, 曝露于镜头前, 而“现场”和“镜前”这两个空间特点, 给出镜记者的工作, 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
由于出镜记者置身新闻事件现场, 较于演播室主播, 他们对信息的占有往往直观而不够全面, 经常是深入一点, 不及其余。而现场事件频发的紧迫性, 又要求其做出反应、发表议论, 均在刹那之间, “原生态”的自然流露多, 刻意准备后的谋划少, 这对出镜记者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 与旁白解说相比, 出镜记者呈现在镜头前, 作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 其言论和举止更受观众关注, 被认为是媒体态度和立场的代言人, 一旦其出现错误, 很难有机会补救和挽回 (对于直播报道中的出镜记者而言, 这点体现得更为明显) , 这正是为什么学者和普通观众在此次汶川地震报道中, 对出镜记者的批评颇多的原因之一。
2.2.7 重大灾难新闻报道中对出镜记者的特殊能力要求
重大灾难新闻非常态的事件现场和客观条件, 对出镜记者提出了远远高于常规新闻报道的要求。除了常规新闻报道中所需要具备的敏捷思维能力、流畅表达能力、敏锐观察能力和精准提问能力外, 一个优秀的灾难新闻出镜记者还需要具备一些特殊的素质和能力。
一是对特殊设备的调用意识和使用能力。以此次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在山崩地裂、路断桥塌、通讯中断的情况下, 出镜记者应能根据新闻现场的客观条件和报道需求, 果断地选用合适的通讯和转播设备。这首先要求记者对前方情况有富于前瞻性的把握和判断, 在前往报道现场之前就能有意识地要求配备和携带相关设备。某媒体记者因在地震发生第二天, 从聚源中学返回成都市的酒店向电视台发回新闻, 被称为“逃兵”并广遭鄙薄。对此她的解释是:聚源中学通讯完全中断, 没有可以发回新闻的设备。而与其同时赶到聚源中学的凤凰卫视记者, 却借助小型便携式卫星传输设备, 向电视台传回了很多有价值的新闻。因此, 该记者对于前方困难的估计不足与准备不够, 也是造成她招来骂声一片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又如5月29日, 某媒体记者乘坐成都公安局的“动中通”卫星直播车从平武县前往文家坝, 即时展现了沿途的情况, 具有极强的现场感和行进感。这辆经过改装的卫星车在车顶、车体前后左右各装配了一个摄像头, 车内有两路信号, 其中一路可车外移动拍摄, 这种转播效果远非固定机位转播可比。这再次提示业内人士, 出镜记者灾难新闻报道在技术操作层面上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选用何种设备、如何利用设备, 也是值得动脑筋的问题。
二是报道样态和表达方式的合理选择和运用能力。出镜记者要根据现场条件、事件情景、新闻当事人的不同特点, 选择多样的报道样态和表达方式——是站桩式的报道还是移动式的跟拍;是短平快式的提问还是铺陈式的叙述;是借助道具式的说明性呈现, 还是依托细节的故事化讲述, 等等。
三是对新闻事件的深层解释能力。新华社新闻研究所陆小华老师曾指出, “电视现场直播报道的深层影响是如何体现的, 可以说体现在对现场的把握, 对人们关切的现场画面以及事件关键信息的提供, 更可以说体现在对事件原因、意义、影响的解析, 对现场隐含信息的分析, 对重大措施的价值与影响的阐释上。这种解析、分析、阐释, 总体上, 是传媒解释能力的集中体现。体现好解释能力, 才能更好地挖掘现场、事件、措施等等信息的价值 (9) ”。
当然, 在汶川地震这样状况复杂的重大灾难直播报道中, 对新闻事件的解释和分析、评价主要是由演播室主播完成的, 但这不意味着记者便不需要对新闻事件的深层解释能力。按照陆小华的观点, “电视现场直播报道, 总起来看, 恰恰是一个报道与评论相结合的报道模式, 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报道。这其中, 不仅选择现场地点、选择连线人物、选择报道主题、选择内容重点等等本身, 就赋予其一种价值观与观点, 就是在做无言的评说;而且, 在现场直播报道中, 主持人与现场出镜记者, 也会在报道中加以点评 (9) ”。
出镜记者对新闻事件具备深层解释能力的前提是, 占有和掌握足够多的现场情况与背景资料, 其中“背景资料”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专业知识和技能, 特别是其中的实用知识、实用技能。像汶川地震这样的特大地质灾害, 它可能造成哪些次生灾害?在进行救援或等待救援时有哪些注意事项?记者如何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报道?这都是需要掌握的。否则, 对出镜记者来说, 轻则报道失当、引人诟病, 重则可能危及报道对象和自身生命安全。这方面的例子不在少数:
在2008年5月18日《抗震救灾众志成城》节目中, 某媒体记者采访汶川的一个野战医院, 这个野战医院是由第三军医大学的医生们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设立的。该记者穿上手术衣进入帐篷, 就同样两个问题翻来覆去采访正在紧张手术的医生们, “现在这个伤员是一个什么样的伤情”, “那你们对他实施什么样的救治”, 还在采访时无意触碰到了已经消毒完毕的医生, 医生终于怒不可遏地大喊:“你把我搞脏了!”许多人在看了这段采访后, 大骂这位记者“粗鲁”、“野蛮”、“无良”。其实, 犯错并非出于故意, 而是源自无知——一方面, 他没有意识到在斯时斯地一件无菌手术衣是多么珍贵不可浪费;另一方面, 他也不知道在无菌手术室里, 是不能随意接触已经完成消毒者, 污染其手术衣的。
在2008年5月14日22点38分的地震直播节目中, 主持人连线了在灾区采访的记者, 当问到记者聚源中学的救援工作进行程度时, 记者竟回答说“救援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这种不负责任的回答, 引起主持人当场质疑:“刚才我们在演播室里面采访了专家, 他说在震后的72个小时都是黄金救援期, 你为什么说已经接近尾声了呢?”
没有新闻现场报道经验的她在表达自己的感性判断, 而非客观理性判断。关注直播的朋友都看到了, 其实在早期被废墟掩埋较浅的幸存者得救之后, 在小山一样的废墟下寻找到一个生命讯息是一件艰难的事, 而现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紧张激烈, 没有场面上的张力, 而是内心的紧张与行动上的细致。这就是当时现场的情况。显然, 这位记者用个人感性的判断“接近尾声”来概括这种情形是犯了严重错误。可惜, 当主持人进一步追问, 她没有抓住机会弥补反而更加慌乱。但错误的表达并不是源于内心的冷漠, 而是缺少知识储备和现场经验 (10) 。
笔者认为, 该博客对这位记者的辩护是说得通的。2008年5月14日尚属地震爆发的初期, 许多名词、概念记者和公众都不了解 (包括“堰塞湖”这个概念, 相信如果不是汶川地震之后媒体大规模对其介绍, 绝大多数人可能闻所未闻) , “黄金救援72小时”的概念, 当时的这位记者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要知道, 深入灾难事件中心的记者不比演播室主持人消息来源广泛, 他们和灾民一样, 很多时候身处信息和知识的盲区。所以主持人知道的概念记者未必知道, 甚至当广大电视观众通过收看节目熟知了这一概念时, 这位记者仍有可能毫不知情——在重大灾难事件初期紧张忙碌的救援现场, 怎么可能有专家气定神闲地对她侃侃而谈, 解释什么“黄金救援72小时”呢?
当然, 能够理解该博客对这位记者的辩护, 不意味着可以完全原谅她的无知——身为灾难报道的记者, 对一些起码的专业术语、相关知识, 还是应该做足功课, 有所了解的。
出镜记者在进行灾难新闻报道时, 必须做好充足的先期准备, 掌握必要的相关知识, 并以这些知识指导自己的具体采访行为, 不给灾区工作“添堵”、“添乱”。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 掌握这些知识的记者也能变成救灾人员的得力助手, 协助其完成简单的救援工作。笔者认为, 进行灾难新闻报道的记者至少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准备:
一是相关专业知识的准备。记者对要报道的灾难事件、特别是自然灾害事件的特点、发生机制、后果、关联性有所了解。某些灾难新闻报道的记者由于长期从事某一专门领域的灾难事件报道, 已经成为该领域的半个“专家”。大部分的记者即使不能做到这一点, 也至少应该学做“一日专家”或速成的“业外专家”, 不要在展开采访时让被采访的专家为向记者解释基础概念而浪费过多的时间。
灾难信息传播 篇3
一、“东方之星”事件新闻发布会的文本分析
(1)词汇:钟爱使用“集体词汇”,时间观念较强
“东方之星”翻沉事件新闻发言稿中有明确的时间词,如“6月1日晚上9点28分左右”、“客船共载有454人”、“截至2日晚21时”、“截止到下午三点”、“当天晚上20时开始难船扶正起浮工作”等等,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叙述。
(2)表达方式:记叙为主,举出具体的动态事例,以情动人
在信息发布的过程中,参与救援行动的各支力量,武警、消防官兵以及医护人员也在发布会的现场,进行了对事件现场情况的转述和通报。例如,在6日下午召开的“东方之星”第十二场新闻发布会现场,广州军区参谋长刘小午几度哽咽,给现场媒体讲述了官兵们进船搜寻“东方之星”最小遇难者的过程,多名参与前方一线救援的官兵代表,也在现场讲述了自己在救援过程中的亲身经历,广州军区舟桥旅旅长曾从华讲到:“官兵们连续奋战了四天四夜,基本上都没有休息,大家完成任务以后,只要一躺在江艇上,马上就能睡着,但是只要指挥员一声令下,同志们有任务!我们的战士就立即从江艇上弹起,迅速精神焕发地投入到各项任务中。”虽然代表们讲述的话语并不具有十分浓厚的感情色彩,但依然能让公众感受到真实的情感。
二、“东方之星”事件新闻发布会的语境分析
(1)不同的话语表达不同的立场
“东方之星”事件的信息发布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了政治权力话语来体现政治高度。国家政府职能部门及时出面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体现出我国政府对这次灾难的立场和态度,能让公众借助这些政治权力话语了解灾情信息。新闻发言人多次引用国家领导人的话语来强调当务之急便是抢救生命。总参谋长助理马宜明表示,“我们多一分努力,被困者就多一分生还希望。”“只要有半点希望,我们就要尽万分的努力,决不放弃。”这些政治权力话语表达出了对生命的尊重。“东方之星”事件的新闻发布会中也彰显了知识精英话语的作用。发布会现场邀请了各有关方面的专家,涉及到气象部门、船舶设计方面以及医学专家等诸多领域,借助他们的话语指导救援。例如“东方之星”第十一次新闻发布会中,针对现场记者提出的“为何没有第一时间切舱搜救”问题,重庆长航中山舰水工救捞事业部总经理、高级船舶起重师罗小云,作出了正面回答:“如果一开始就切舱搜救,就是‘犯了大忌’。因为这艘2200吨的沉船瞬间翻沉时,舱内空气被挤到上层。如果盲目对沉船进行切割,让空气跑掉,沉船失去浮力,就有可能沉没,幸存者也会因为呼吸不到空气而失去生命。”这群知识精英的主体可以是各类知识学者,也可以是精通各个领域的专家,他们具有深度的见解能够为灾难的救援提供可靠依据,加深受众的认知。
(2)话语表达具有道德取向
纵观“东方之星”翻沉事件的新闻发布活动,其话语在表达时具有鲜明的道德取向。灾难救援中,搜救官兵在船舱4楼前舱的一等舱内发现一名3岁小女孩的遗体,搜寻到这名小女孩的官兵回忆:很多舱室内杂物横陈,需要特别小心。先把杂物清开,然后进去慢慢地把她抱出来,因为要尊重遗体,不能蛮干,弄伤了她,把他们当自己亲人来看待。话语表达者没有刻意表现悲痛,仅用平实的话语进行叙述,体现出一种对于生命的珍惜和爱护的人文情怀。
三、受众心理分析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人们是无法在事先有任何心理准备的,他们目睹死亡,面临生存威胁,这会让他们产生忧虑和恐惧的心理,但从事故发生后的这段时间看,无论是政府、媒体还是社会各界,都团结在一起,时刻在传达着对生命的坚持和尊重,传达着爱与被爱的理念,这让灾难中的受害者得到了帮助,让遇难者家属感受到了来自全社会的关爱,也让所有关注这一事件的受众的心灵得到安抚。此刻,受众是能够从这些信息中得到爱、归属和尊重的满足的。
结论
灾难信息传播 篇4
对现阶段我国的对外传播媒体来说,宣传价值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陆晔和潘忠党先生认为,在中国,新闻生产过程的社会控制模式主要是宣传模式。因此,新闻价值的判断、选题、新闻框架的选择受到强大的意识形态和行政力量的控制。这一控制模式不但体现在国内媒体的报道框架中,也鲜明地体现在中国外宣媒体的报道之中。
这一控制模式是新闻工作者处理信息和意义时必然有的整体性的思考基模或中心意义的组构方式,让他们在新闻生产中总是选择一些信息而排除另外一些信息,从而影响公众对特定问题或事件的理解。同时,按照现行的主流论调来撰稿,与主流意识形态和话语形成互动,并为读者建构视角,影响他们对事实的理解,使他们认同于主流意识形态。
具体到对外传媒的灾难报道,它清晰地表现为媒体对于灾难事件报道的倾向性、角度、议题及信源的选择,通过这些选择来体现媒体所代表的政府的立场与态度。通过对《中国日报》雪灾报道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媒体如何对事件进行选择与重组,从而达到自己的传播意图。本文对《中国日报》雪灾报道的研究不在于分析这场五十年一遇的灾害的“异常性”,而在于分析《中国日报》这一主要的对外传播媒体在这一“异常性”事件面前的反应及举措所体现出的“常态性”素质。
一、样本选取和研究问题
本次研究选取2008年1月10日~2月29日中的51天(其中2月6日~2月10日因春节放假停刊)《中国日报》有关冰雪灾害的相关报道、图片及援引其他报纸内容的报道为分析对象。
1、《中国日报》在此次灾难报道中涉及哪些议题?各议题在报道中的报道量及在报纸头版的分布如何?
2、《中国日报》是否与国内媒体报道一样,倾向于正面报道这次灾难?其正面报道的重点是不是放在政府的救援工作及抗灾中出现的英雄人物身上?
3、《中国日报》倾向于从宏观角度还是微观角度来报道这次灾难?
4、《中国日报》此次报道的主要信源来自哪里?
二、研究结果分析
1、《中国日报》雪灾报道的议题分布
从总体情况来看,各议题之间的报道量是不平衡的,主要集中在雪灾造成的损失及政府的救援措施上。对灾难本身及受灾地区的报道占了相关报道总量的39%,而政府对灾难的关注、中央政府的重视及各政府部门的救援工作占报道量的25%。由此可以看出,在对灾难性事件所作的报道中,我国的对外媒体已逐渐转向以事为本,追求信息层面意义的价值取向,但政府行为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为在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对外报道除了信息价值外还有政治价值和宣传价值,它依然是一种政府主导的行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世界各国对于政府措施的评价的相关报道或引用报道是空缺的,这在对外报道中,会让受众有一种只顾自说自话的感觉,而没有来自第三方的较为公正、客观的评价。
《中国日报》对于此次灾难的报道在突出报道雪灾带来的损失的同时,也大力报道中国各级政府的救灾措施。这一举措旨在突出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中国日报》关于此次雪灾的正面报道较多,占总报道量的60.13%,而在这些正面报道中,对于政府工作的报道占了45.26%,是所有议题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对抗灾中出现的英雄人物的报道为8.42%。所有关于政府工作的报道及图片均为正面报道。
2、报道的倾向性分析
3、《中国日报》的报道角度分析(文字报道)
在《中国日报》对于雪灾的95篇文字报道中,只有22%是从微观角度描述受灾地区人民的生活情况的,而有78%是从宏观角度来报道政府的救灾措施及工作的。而这一报道角度的形成与《中国日报》的消息来源有关。
4、报道的信源分析
从以上两表所列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日报》的此次雪灾报道主要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主,尤以官方发布的雪灾所造成的损失的统计数字为主,来自民间或其他消息源的报道则很少。真正发自雪灾现场,对具体受灾情况及灾区人民生活的报道不多。只有少数的报道和图片来自受灾较为严重的贵州和湖南两省。
其次,《中国日报》对于新华社有着较强的依赖性,此次报道中有23%的稿件是由新华社的通稿改编而成的,而新华社的通稿往往是从国内的视角来报道灾难事件的总体情况。关于雪灾的极富冲击力的两幅图片(广东滞留民工在工厂吃团年饭和百万旅客滞留广州火车站)均来自路透社。以上这些分析都说明,《中国日报》尚须加强对受灾地区的现场采访,以求发出更多有价值的报道和有冲击力的图片,这样才能在对外报道中获得信息发布的主动权。
三、基本结论
1、基本的宣传框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中国日报》在此次雪灾报道中,对灾难报道的篇幅较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政府在灾难中的救援行动的报道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日报》的报道绝大部分是官方消息。这就意味着《中国日报》对于此次灾害的报道仍然是遵循着传统体制的总框架,即在灾难报道中仍然体现着政府行为为主导、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总框架,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偏离。中国的对外传媒体现着鲜明的“政府喉舌”特色。
2、侧重从宏观角度来描述灾难的影响
《中国日报》还偏重于从宏观角度来描述灾难的影响,这与《中国日报》的消息来源有关。仅靠官方发布的数据或采访官员只能展现出整体的受灾情况,而不能生动地展现出受灾地区的实际情况,给人以数字堆积之感,造成信息超载与信息短缺的矛盾。信息超载是因为大量雷同的数据充斥在各种报道之中,容易造成国外受众的阅读疲劳与心理困倦。这样的信息再多,也会给人以信息短缺的印象。这种短缺不是真正的信息不足,而是信息失衡。即对于表面的损失报道得较多,而造成损失的深层原因却报道得很少;空洞的数字多,而对于灾难中的人的报道很少。冰冷的数字掩盖了对于雪灾中民生的关注,使报道缺乏人文关怀而失去感染力与吸引力。
3、注重从正面塑造政府及官员的形象
在此次灾难事件中,对于权力机关及官员的报道全是正面的。在这些报道中体现出的都是政府为缓解雪灾造成的后果所作的不懈努力。而对于在灾害中出现的交通秩序不佳、食品涨价、供给不足、应急机制缺乏等方面所涉不多。对于政府工作的太多篇幅的报道忽视了百姓的感受与声音,也是对外传播中灾难报道缺乏人文关照的一种体现。太多的对于官员指挥若定、英勇抗灾的事迹的报道,在对外报道中会产生过犹不及的效果,容易让国外受众形成对中国官员的刻板印象。在这种报道中由于口径统一而会给人以一种呆板而没有人性化的感觉。官员没有个性化的语言通常让国外的受众看不出官员在突发事件中的态度和意识。
四、突破:关于国内灾难性事件对外报道的思考
鉴于以上三点不足,笔者认为,我国国内灾难性事件的对外传播应该从以下三方面寻求突破:
(一)内容的突破:民生为本
1、加强现场采写,增强报道的可感性
传播的内容决定传播效果,而关于灾难的最具震撼力的报道内容只有靠现场采访获得。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日报》来自灾区现场的报道甚少,主要是因为记者未能深入受灾地区现场感受受灾情景。梵·迪克认为,报道的直接性和记者对事件的接近性都是确保报道真实性的重要修辞手段,从而确保新闻的可靠性。
言说的可感性越高,可信度越强。记者只有奔赴事发现场,亲身感受灾难的残酷和破坏性,才能直接描写事件进程或利用现场目击者的言说再现灾难场景,以平等的口吻与受众交流,做到报道真实可信,引起国外受众的共鸣。
2、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使报道在整体上更加可信
太多的宏观视角的报道会让人觉得空洞,尤其是对于远离中国的外国受众来说会降低灾难后果的可感性。单纯的官方统计数据的展示容易给人留下生硬、刻板的印象而缺乏人文关照。这也是单纯的“我说你听”的宣传思想的体现。
在对外传播中,要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受灾情况,应做到点面结合。将整体的受灾情况以图表的形式简洁直观地表现出来,而对于民众的生活则要以详细的笔触将其描绘出来。灾难性事件中最能体现人类具有共性的美好品质,如善良、勇敢、团结等。我们的对外报道应多从普通老百姓身上挖掘美好的东西,小中见大,从百姓的普通生活与美好品质反映我们时代的发展与人心的走向。《中国日报》此次也抓住了灾难中特别感人的一些事件,为这一阶段的报道增添了色彩。如在深圳打工的小伙子杜登勇徒步寻找受困女友的故事,还有受雪灾困扰的长沙及郴州的百姓的生活,年老的一代与年轻一代截然不同的反映与感受。这些报道都让外国读者真正了解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产生亲近感,于无声处逐渐影响国际受众对中国对外传媒的态度,从而改进传播效果。
(二)刻板印象的突破:化官为民
1、从民生的角度反映政府的得力措施
由于西方长期的“政府不合作主义”传统,西方的受众对官方色彩太浓的媒体有一种天生的不信任感。如果能从民生的角度描述政府面对雪灾所采取的积极措施,让百姓说话,让百姓来言说政府措施,就会可信得多。其实政府在这次雪灾中措施是比较得力的,可惜在报道中没有得到有效的体现,如对于交通分流的车辆实行补贴、对在高速公路上受困车辆及人员实施救援等等。
2、从人性化的角度塑造政府官员形象
《中国日报》这次对于雪灾中的官员的报道比较程式化,给人的感觉他们都是奉命救援,缺乏个性与人情味。其实官员在这场雪灾的救援中是极其辛苦的,有很多感人至深的场景。官员亦是普通的人,长期工作在抗灾第一线,他们对于被困群众的同情、关心与普通人是一样的。他们有对于工作的责任感,也有对于家人的愧疚与牵挂,这是我们的对外报道应该着力展现的。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国内其它一些媒体做得很好,有值得《中国日报》借鉴的地方。
(三)视野突破:放眼世界
1、平衡信源:增加客观性
信源被视为塑造新闻框架的首要变项,是形成意识形态的首要和关键步骤。记者—信源的关系构成首要的新闻框架。信源问题关涉新闻的客观性、公正性。报道要客观公正,记者就不能过渡依赖“常规信源”而忽略或者屏蔽其他消息来源。因此,要淡化中国对外传媒过重的官方色彩,就必须使用多方信源,而不能只囿于官方的信源。要多采用中国民间或是国外权威人士、权威媒体在同一问题上的看法。对于此次中国南方雪灾造成的巨大损失,中国媒体的反思仅限于对气象部门落后的设备而造成不准确的预报,而对于雪灾初发时期政府应急机制的缺失没有涉及。而国外一些媒体有着非常冷静而又客观的看法。对外传媒应该选择其中有价值的观点予以发表,在不同立场观点的对举中显示平衡性。信源的平衡,可以力避一家之言,有效地改变正面报道为主的现象,做到正负面报道的平衡,中国对外传媒的公信力在这种平衡中逐渐获得提升。
2、接近性、服务性并重
在此次雪灾报道中出现的外国政府和首脑对于中国雪灾的关注以及外国友人及机构的捐助的报道篇幅很小,对外国在华受雪灾的人员及企业关注度也不够。如果《中国日报》能以图片的形式将各国的捐助、问候列举出来,在报道中多涉及受灾地区外企及在华外籍人士的情况,让他们说话,无形之中能增强贴近性,引起外国受众的关注。
其次,因为灾难发生地离外国的受众很远,他们最关心的可能是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如他们所向往的风景名胜。《中国日报》如果能将各地受灾的旅游景点以图表形式表现出来,会有更强的服务性,让国外的受众感受到无形的关怀,觉得媒体亲切可信,从而提高接触度。同时,可以将此次雪灾的损失情况与美国曾经发生的大雪灾加以比较,让受众直观地理解中国雪灾的严重性。
总之,中国的对外传播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同时,对外传播的总体框架要取得根本性的突破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而循序渐进的过程。只有在不停地摸索与总结中方能取得长足的进步,我们拭目以待。
摘要：2008年年初我国南方的雪灾因为其延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破坏程度深成为国内媒体同时也是中国对外传媒的报道重点。本文选取《中国日报》对此次冰雪灾害的报道为研究对象,从报道倾向、报道角度、报道议题、报道信源等方面的分析入手,探求灾难报道背后所蕴藏的我国对外传媒的价值诉求与传播意图,并评估此次报道的成就与不足,为我国对外传播中国国内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提出较为合理的建议。
关键词：《中国日报》,对外传播,灾难新闻
参考文献
郭可:《当代对外传播》,[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安德斯·汉森著,崔国保等译:《大众传播研究方法》,新华出版社2004
灾难信息传播 篇5
目前我国油田事故灾难应急救援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1) 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建设不到位, 应急救援尚未实现安全的统一指挥, 导致指挥效率不高;2) 救援力量通讯不方面, 无法协同作战;3) “信息孤岛”信息严重, 信息传递不畅通;4) 应急管理缺乏完整的决策信息, 很大程度上还依靠经验。但是通过建立事故灾难应急救援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问题, 将分散的、零碎的信息进行及时有效整合, 最终实现各类应急信息资源的跨部门交换与共享。
1 应急救援响应流程分析
通过对国内外油田现场调研, 发现事故灾难应急救援工作程序包括事故接警登记、事故确认、应急启动、应急行动、事故续保、应急终止及事故总结等有序过程。应急响应流程如图1所示。
2 平台总体构架
从油田事故灾难应急救援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的实际需求出发, 考虑到与各级部门应急平台的接口, 为实现上下贯通、资源共享, 将本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设计为6层构架, 如图2所示。
系统由技术平台、政策法规与标准规范体系、信息安全体系组成, 其中技术平台由网络与硬件层、应急信息资源层、应急信息资源目录、应急共享交换平台、应急应用系统层、应急门户层组成:
1) 网络与硬件层在参考模型中处于最底层, 是支撑应急指挥系统的重要基础设施, 包括有线信息专网、无线信息专网、模拟图像网、公用网络和各类硬件设备;
2) 应急信息资源层构建于网络与硬件层之上, 并为上层的应急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层提供各种信息资源, 主要包括油田事故灾难基础数据库、应急共享数据库、应急专业数据库等;
3) 应急信息资源目录层的元数据库与应急信息资源目录是描述应急信息资源层的信息资源, 为应急共享交换平台实现应急信息资源的注册、管理、查询、定位和共享交换等应用提供基础信息;
4) 应急共享交换平台层在整个参考模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处于应急应用系统和应急信息资源层之间。它是一个与网络无关、与数据库无关、与应用无关, 能够实现应急信息资源交换、共享与整合。该平台主要提供数据交换服务、安全服务、导航服务和目录服务;
5) 应急应用系统层是在应急共享交换平台基础上构建的各类应急业务应用系统, 主要包括预测预警、信息报告、应急处置、预案管理、决策支持和办公OA等应用系统;
6) 门户层是整个应急指挥系统面向最终用户的统一入口, 是各类用户获取所需服务的主要入口和交互界面, 包括应急门户、OA门户、互联网门户。对于各职能部门内部的应用系统或密级较高的应用系统, 有关人员可以通过其它方式访问。
3 平台的应用系统模块功能设计
为了能够在事故发生时, 可以及时调度指挥抢险救灾, 为应急救援行动提供快速响应和决策支持, 以达到对事故信息实时、有效地做出快速反应。故将本系统划分为8大模块, 各模块又涵盖了不同的功能。具体功能结构如图3所示。
3.1 应急预案管理
在整个应急救援工作中, 应急救援预案的编制是重中之重, 是油田企业应急救援体系的核心内容。应急救援管理包括应急预案浏览、新建应急预案、修改应急预案、删除应急预案、应急预案的审核、应急预案分类管理等。
3.2 救援资源管理
救援资源管理的目的是在应急救援的过程中能够迅速提供可用的救援资源, 为应急救援提供物资支持。救援资源管理系统包括基层救援人员管理、救援专家管理、公安消防单位管理、医院和救助占管理、救援常用物资管理、专业队伍管理、危险源管理和重点目标管理等。
3.3 救援指挥调度
救援指挥调度子系统以应急救援预案为基础, 依据现场情况进行救援指挥, 最大限度的完成救援行动。救援指挥调度子系统包括事故登记、事故确认、应急启动、事故记录、应急处理、事故续报、应急终止和事故总结等。
3.4 应急救援地理信息管理
为了保证应急救援行动的科学化、合理化、高效化, 利用救援救援地理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很好地进行地理信息定位, 提高查询检索效率, 也可以很好的促进信息资源的共享。
3.5 应急培训
应急救援培训也是应急救援管理的重要一部分。该系统主要负责井场人员、操作人员、管理人员等的培训和学习。进行全面、科学、系统的培训和学习, 可以很好的提高大家的应急救援意识和救援救援的行动能力。通过长期的演练, 形成一种有效的机制, 可以使救援人员圆满完成应急救援目标。
3.6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部分是整个系统的调度部分, 由专门的管理人员来对系统进行管理和维护, 以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系统管理子系统包括组织结构管理、系统用户的管理、系统角色的管理、系统参数的设置和系统日志的管理等。
3.7 综合查询分析
综合查询分析子系统很好的完善了传统的信息查询分析方式, 丰富的信息资源的内容。该子系统包括综合信息搜索、图片信息搜索、视频音频信息搜索和统计分析报表等。
3.8 网站信息管理
网站信息管理是日常管理的补充。该模块主要包括通知公告、行业新闻、工作动态、预警信息和公共文件等。
4 结论
油田事故灾难应急救援是在油田事故灾难发生逐渐增多、影响范围逐渐增大、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的形势下提出来的, 其自身结构、管理模式、机制等还处于探索和研究阶段。
本文针对目前油田事故灾难应急救援管理的建设现状和业务需求, 从事故灾难应急救援流程入手, 构建了系统平台的整体框架, 对平台功能模块进行了设计的。
本文提出了具有较高扩展性和效率的设计思路, 使油田事故灾难应急救援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能够更加适应现阶段各油田的需求, 并为后续的系统开发和应用提供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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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信息传播 篇6
随着物流业的快速发展, 我国物流企业呈现出的集团化、跨地域经营的特点, 构架于信息系统之上的统一管理、统一决策、统一运营成了必然趋势。特别是国家标准《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 (GB/T19680—2005) 出台, 该国标将信息化水平作为对物流企业等级评估的六项指标之一, 体现了国家对物流企业的信息化建设相当重视。该国标将物流企业分为运输型、仓储型和综合服务型三类, 共A A A A A、A A A A、AAA、A A、A五个等级, A A A A A级最高, 依次降低。按照国家标准所设立指标的各项规定性要求, 截止到2008年3月底, 全国物流企业综合评估委员会共审议通了六批A级物流企业。其中2A级以上的物流企业共317家, 3A级以上的物流企业共270家。该国标在信息化水平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三类物流企业只要在AAA级以上, 其主营业务信息必须全部网络化管理;电子单证管理和货物跟踪要达到70%以上;建立自动查询和人工客户查询系统。即使A级和AA级物流企业也要实现主营业务信息部分网络化管理;电子单证管理和货物跟踪要达到50%以上。信息系统成为了物流企业的大脑和神经网络, 一旦出现数据丢失、网络中断、数据服务停止, 将导致物业企业部分甚至全部分支机构、网点和业务处理停顿, 或造成客户数据的丢失, 给物流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可能是无法挽回的。越来越多的物流企业已经或者开始着手建立同城或异地的灾难恢复系统。例如:中远集运 (COSCON) 于2002年底就正式启动了灾备项目;上海亿通于2004年底完成了灾难备份系统的网络部分的建设等。灾难恢复是物流企业保持业务连续运作的需要, 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单位加强风险管理, 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但我国绝大部分物流企业信息安全的防护能力较弱, 安全保障水平不高, 没有建立统一的灾难恢复和业务连续管理机制, 信息安全和灾难恢复工作已刻不容缓。
但是, 目前很少有人关注物流业信息系统灾难恢复如何建设, 特别是物流企业在建设信息系统灾难恢复时,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建设模式。为了填补这个空白, 本文着眼于物流业, 首先介绍物流企业信息系统灾难恢复建设的内容和流程;重点分析了物流企业开展灾难恢复建设可选择的模式及各种模式的优缺点;并建立了物流企业信息系统灾难恢复建设模式选择的模型, 并举例说明如何使用该模型。
1 物流企业灾难恢复建设内容和流程
根据物流业的具体特点, 物流企业开展灾难恢复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灾难恢复需求确定及规划;灾难恢复设计;灾难备份中心场地获取;灾难备份系统开发实施和灾难恢复的运行维护五个主要方面。
物流企业开展灾难恢复建设流程如图1所示。
2 灾难恢复建设模式分析
灾难恢复建设是一项周密的系统工程, 涉及到需求确定;架构和技术方案设计;灾难备份中心选址;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和专业队伍建设;灾难恢复制度制定和预案开发等一系列工作, 不仅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而且需要考虑灾难恢复系统实施所面临的技术难度和经验不足所带来的风险, 还需要考虑今后长期运营管理方面的资金投入。
灾难恢复建设的方式, 目前主要有三种:自建、共建和外包。但是由于行业特点决定, 物流业基本不太可能采用共建模式。所以本文重点就自建和外包两种建设模式的选择进行分析。
2.1 自建模式的优点和所面临的困难及风险分析
自建灾难恢复系统, 需要由物流企业自己投入资金、人力和物力进行灾难恢复体系的建设。
物流企业采用自建模式在数据安全与保密;数据中心资源控制与使用;灾难恢复策略调整;灾难恢复演练的灵活性;灾难恢复系统的运维管理;灾难恢复的保障和风险控制等方面有一定优势, 常被一些资金和技术实力雄厚的单位所选用。
但对一般物流企业来讲, 自行建设和运营灾难恢复系统将会面临如下的问题和风险:专业技术及实施难度大;一次性投资巨大;年运营成本高;资源利用率低;运营队伍难以保持稳定;建设周期长等。
2.2 外包模式的优点和所面临的困难及风险分析
灾难恢复建设外包模式是指专业的灾难恢复服务商利用其高标准的灾难备份中心、结合其灾难恢复专业经验, 采用资源共享的方式, 面向物流企业提供灾难多项灾难恢复服务, 而物流企业可按多种模式租用灾难恢复服务商提供的服务。
当前, 信息技术外包作为一种新型的竞争策略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物流企业所接受, 把一些外围非核心业务外包, 自己则可以集中精力开展核心业务。在欧美先进国家, 由商业化运作的灾难恢复服务商向物流企业提供专业灾难恢复外包服务是物流业灾难恢复建设的主流。
外包服务的优点主要有:可节省大量一次性投资;可节省大量的年运营成本;可享受高质量的专业服务;可较短时间内实现灾难恢复目标;可使用高等级灾难备份中心资源;可使用完善的配套设施。
当然, 物流企业采用灾难恢复外包服务也有它的缺点和风险, 如:增加了物流企业对外包服务商的依赖性;增加了物流企业的商业风险;数据安全与保密控制较难等。因此物流企业如果采用外包服务模式, 则需慎重选择灾难恢复服务商, 和服务商签定严密的服务水平协议、保密合同, 规避风险, 事先做好外包服务的风险防范工作。
3 物流企业灾难恢复建设模式选择模型
物流企业如何根据自身的资源状况, 在开展灾难恢复建设的具体实践中选择适合自己的建设模式。本文结合物流企业灾难恢复建设流程形成了物流企业灾难恢复建设模式选择模型 (如图2所示) , 为物流企业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物流企业灾难恢复建设模式选择模型的评分体系如表1所示。物流企业灾难恢复建设模式选择模型评分体系分值说明如表2所示。
4 案例分析
为了方便读者更好的理解, 本文通过某物流企业 (运输型AAA级) 的例子来说明如何使用这个模型。该企业根据其自身情况填写表3, 并根据本物流企业灾难恢复建设模式选择模型得出了该企业建设模式选择的建议。
5 总结
灾难恢复建设模式的选择是物流企业开展信息系统灾难恢复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但很少有文章讨论物流企业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建设模式。因此, 这篇论文建立的物流企业信息系统灾难恢复建设模式选择模型以帮助物流企业开展相关工作。该模型本身具有一定的通用性, 进行一些处理后也可以适用于别的行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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