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矛盾（精选4篇）
城乡矛盾 篇1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大量民工进城打工, 城乡接合部集聚了大量外来人口。在其子女的入学问题上, 城乡矛盾明显显现, 从而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文对城乡接合部在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问题上的城乡矛盾的表现、危害及成因作了分析, 并对处理这一矛盾的方法作了探索。
关键词：城乡接合部,外来人口,城乡矛盾
一、城乡接合部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问题的表现
城乡接合部在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问题上的城乡矛盾，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外来人口要求城乡接合部政府承担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城乡接合部政府则不愿承担，以其不具有当地户口等理由加以限制。第二，外来人口要求城乡接合部学校对于自己的子女与当地居民子女一视同仁，不另收取各种费用，城乡接合部学校则向其收取借读费、赞助费，或要求给学校提供其他资源;第三，城乡接合部居民埋怨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造成教室拥挤、教学条件恶化，外来人口则强调自己子女受教育的权利，认为保证入学是第一位的，即使拥挤一点，也比让学龄儿童失学强;第四，城乡接合部学校担心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造成教学质量降低，外来人口则强调自己子女的优良品质;第五，城乡接合部政府要求人口迁出地政府转移义务教育经费，人口迁出地政府则加以抵制;第六，对于以外来人口子女为主要生源的民办简易学校、民工子弟学校，外来人口要求城乡接合部政府给予支持，城乡接合部政府则不热心，大多没有将其纳入发展规划，很少为其投入，用地也缺乏安排[1]。
二、城乡接合部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问题的危害
城乡接合部在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问题上的城乡矛盾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是犯罪率升高、治安状况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外来人口的子女中，有相当比例的儿童是“第二代移民”。他们一般没有对于原来乡村生活的经验，他们对于生活满意程度参照主要是迁入地居民的生活，他们缺少父辈那种相较于迁出的乡村所产生的对于生活的满足感。相反，他们较多地体会到与迁入地居民生活地位的差异，在心理上产生了更多的歧视感和剥夺感。与父辈的期望不同，他们强烈地要求自己权利地位垂直上升。在这种心理预期的驱动下，他们对于面对的不平等缺乏忍受性，因而，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往往采取一些较为激烈的对抗性行为，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或者平等要求。这样就极大地增加了社会风险，严重地危害着社会稳定[2]。
三、城乡接合部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问题的成因及破解
城乡接合部在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问题上城乡矛盾的成因比较复杂，既有客观的必然性原因，也有政策漏洞或落实不到位的原因。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第一，城乡差别造成农民向往进城，城市化进程又使城市产生对民工的大量需求，导致城乡接合部外来人口的大量集聚，在城乡接合部学校承载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势必造成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难问题。第二，对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中央虽然有规定要求当地政府大力协助，就近入学，但并未形成法律法规条文，缺乏约束力。对于城乡接合部在外来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的经费到底归迁入地还是迁出地负担，迁出地是否应为迁入地转移义务教育经费等问题，并无明文规定，导致迁入地和迁出地政府互相推诿，使外来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经费问题无从着落[3]。第三，以户口在当地的入学资格制度与人口流动需求不相适应、不够协调，导致农民工子女在城乡接合部接受教育需要支付高昂的借读费和赞助费。同时，“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以流入地管理为主”的政策也较难操作。第四，长期的城乡差别的户籍制度造成城市居民的优越感和对乡下人的歧视。外来人口不被承认是当地的社会成员，只能以劳动力的资格存在，不能以居民的身份存在，被执法者另眼相看，被看作“二等公民”，从而导致城乡接合部部分学校和教师歧视民工子女学生，非法无情地剥夺了民工子女学生与城市学生同等的一些教育权利。民工子女学生往往不能参加学校或当地各级政府举办的各种活动，不能参加“三好学生”评选，甚至不能参加体育比赛。第五，由于观念上的偏见和政策安排的漏洞，不少城乡接合部政府认为过多地吸收外来人口子女入公办学校，会影响到本辖区的教育质量，还会增加财政负担，这些现实的、观念的及政策的障碍，使得城乡接合部在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问题上的城乡矛盾处理起来困难重重，迟迟得不到解决[4]。
因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城乡差别有所扩大，因此，处理城乡接合部在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问题上的城乡矛盾，建议在不违背权利和义务相一致原则的前提下，按照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的原则来处理。据此，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把义务教育的入学资格由有当地户口改为在当地居住，使在城乡结合部居住的外来人口子女自动获得在当地中小学的入学资格。第二，将义务教育的经费由人口迁入地负担的原则，用法律法规明确下来，消除人口迁入地、迁出地政府在外来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经费问题上互相推诿的借口，使在城乡结合部居住的外来人口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得到经费保障。第三，鼓励公办中小学面向农民工子女扩容，腾出更多的学位，吸收更多的农民工子女就读。招生政策上，可以明确规定每所学校按学位总量的一定比例免费安排农民工子女就读，并将此纳入对学校的年度考核指标。第四，鼓励社会资金积极投资，以公办或“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等模式举办民工子弟学校、民办简易学校，以此解决城乡结合部公办学校不能完全容纳所有外来人口子女入学的矛盾。第五，城乡结合部政府增加教育投入，把外来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和学校建设纳入社会事业发展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解决好学校用地，把相关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民办学校都属于社会公益事业，土地使用应予规划安排，按公益建设用地收取税费[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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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英法, 李文华.论群体性突发事件预防和处置机制的构建[J].学术交流, 2006 (5) :13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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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英法, 康建林.领导决策失误的自我预防略论[J].甘肃社会科学, 2005 (5) :45-47转86.
[5]杨英法, 张焱.构建和谐社会要善于处理他人间的矛盾[J].环球工商, 2007 (6) :118-119.
城乡矛盾 篇2
一、西部地区城乡就业状况及发展
(1) 西部地区劳动力的空间分布不均。
中国劳动力空间分布与总人口的分布格局相近, 呈现东多西少, 东密西疏的特点。截至2004年底, 全国15～64岁适龄劳动力总量为7.3337亿人, 其中东部地区劳动力为3.5804亿人, 占到劳动力总量的38.4%,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劳动力分别占到全国33.5%和28.7%。从各省情况来看, 总量位居前三位的省份分别为河南、山东、四川, 三者均在6000万人以上;最小的三个省份为青海、宁夏和西藏不超过140万人。[2]以上资料反映出中国劳动力总量的空间分布凸显出分布不均的状况, 且各省之间又有差异。
(2) 西部地区内部劳动力资源的地区分布严重不均衡。
劳动力最集中的是四川、广西两地, 分别达到6248万和3452万人, 而地域辽阔的新疆、青海、西藏分别只有1407万、382万和188万人。[3]与劳动力资源正相反, 劳动力稀缺的新疆、青海、甘肃等地区是生态产业, 交通运输业等支柱产业重点发展地区, 对相关劳动力的需求量较大, 从而形成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区域性错位。
(3) 西部地区劳动就业结构落后。
西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生产领域向非农生产服务领域转移速度较慢;第二产业发展缓慢, 不能有效吸纳新增劳动力。不过未来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具有较大的就业发展潜力, 是解决就业的有效途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呈现加速增长态势。
(4) 西部地区劳动力就业的行业结构失衡。
有数据统计, 2003年西部城镇工业产值仅占全国比重的13.3%, 远比中东部地区落后;东、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分别占全国比重为60.44%、22.87%、16.69%, 西部地区仅为东中部地区的27.61%和72.98%, 传统第三产业的交通运输, 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批发和零售贸易, 餐饮业增加值分别只占全国平均水平的17.08%和16.26%。[4]西部第二、三产业发展仍然十分落后, 它必然导致传统的农业、牧业、林业等区域性支柱产业在西部地区经济结构中占有较高的比重, 落后的行业结构导致西部地区就业结构的低层次化。
二、西部地区城乡就业矛盾原因分析
1、经济发展滞后对就业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有经济学家作过统计, 当经济总量保持在6%以上增长水平时, GDP每增长1%, 可以增加就业岗位80万个, 可以降低失业率2个百分点。[5]由于历史、经济和自然原因, 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 居民总体收入水平不高, 并且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1990～1998年间, 西部平均增长10%, 而东部地区则高达14%。1999年, 我国人均GDP为6546元, 东部地区为12328元, 中部地区为5581元, 西部地区为4406元, 东西差距为7922元。[6]
2、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 这是中国贫困人口分布的最显著特征之一。依照《1990年中国区域发展报告》显示, “八五”期间, 在全国2109个县级行政区中, 贫困县所占的比重为28.1%, 东部地区县级单位划入贫困县的比重为12.2%, 中部地区为26.0%, 西部地区高达61.8%。而与西部地区人口占全国28.5%的情况相比, 更突出西部地区是中国贫困人口集聚区域。[7]根据最新《2006年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监测公报》确定的农村贫困人口标准, 2006年, 在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占东、中、西部各地区农村人口比重为1.0%、2.8%、5.7%[8]。从客观来说, 正是因为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使西部城乡就业矛盾加剧, 而又正是西部城乡就业矛盾加剧致使西部地区陷入贫困境地, 而这互为因果, 形成恶性循环。
三、缓解西部地区城乡就业矛盾对策研
通过对西部地区经济、社会背景下的城乡就业现状, 面临的种种制约因素和问题较为深入的分析, 旨在对西部地区未来就业问题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和把握, 并通过个人粗浅的认识以期探求一条适合西部地区实际情况的解决方案, 对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促进意义。
1、缓解西部地区城乡就业矛盾的途径
(1) 发展经济途径。
西部地区城乡就业矛盾的环节首先要选择发展经济这一根本途径。在发展中通过利益关系调整,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依靠新型工业化道路带动产业化, 调整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同时要正确处理经济结构调整和扩大就业推动的关系, 使经济结构调整和劳动力结构调整协调推进。
(2) 通过自身发展缓解城乡就业压力的途径。
城市化发展程度成为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 特别是中共十六大提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以来, 西部地区更要抓住历史机遇。另一方面, 注重挖掘农业内部潜力, 实现就地转移的可靠选择。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发展, 要求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特色, 延长农副产品的加工链条, 注重引进高科技产品和新型技术, 加大农村新兴产品的推广, 为农产品寻找市场。
(3) 向外输出劳务的途径。
多年的实践证明, 向外输出劳务既是西部地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 也是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手段。多年来, 西部农村劳动力向省外输出:一方面促进了劳务输入地区的经济发展, 满足了劳务输入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又缓解了劳务输出地的就业压力, 增加了西部农民的收入, 改善西部农村人口生活条件和为西部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启动创造条件。
2、西部地区缓解城乡就业矛盾的举措
(1) 人口措施。
对西部而言, 人口政策是至关重要的。西部大多数地区人口增长过于迅速, 而人口增长是导致劳动力过剩的直接原因。
①制定科学的人口控制政策, 开展多种形式的计划生育活动。
西部现有就业压力严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口总量增加, 要缓解就业压力, 必须重视这个问题, 做好控制人口总量的工作。完善计划生育工作形式, 并结合市场经济深化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任的发展需要。
②积极稳妥地在少数民族中推进计划生育工作。
在少数民族中推进计划生育工作, 要有高度的责任心, 严格遵守民族政策, 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 风俗习惯, 采取积极稳妥的教育方式, 建立和健全稳定的计划生育投入保障机制和社会服务体系。
③构建西部地区人口预警系统。
各地区人口压力不同, 因此采取完全一致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措施效果不佳。应当对西部地区的人口、资源和环境进行评估, 计算出西部地区的人口容量, 并将人口容量与社会、资源环境整合, 建立西部的人口预警系统, 对人口进行长期的动态监控。
(2) 政策措施。
政府在开改善劳动力就业制度及形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转变政府职能由领导型向服务型转变, 改善就业环境和制度建设, 依靠劳动力市场为载体, 由市场进行调节。
①坚持扩大就业途径和拓展的政策。
随着我国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 就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一方面, 国家在坚持公有制的基础上, 积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存在, 西部地区应该抓住机遇, 把握实际情况, 由政府牵头, 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 贯彻积极的财政政策, 增加就业投入。
②坚持和鼓励外商投资政策。
西部地区资源、人力资源丰富, 而限制其发展的瓶颈是资金。自从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部地区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资, 政府要抓住机遇,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加大改革力度, 扩大对外宣传, 转变思想、更新观念, 增强开放意识, 积极宣传西部地区, 吸引外资投入。
(3) 科技教育措施。
教育政策直接影响劳动者创业和就业能力, 西部要缓解就业压力, 实现经济迅速发展, 其根本一点就是要消除教育政策与环境上的不公平, 注重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
重视职业教育的建设和投入, 加强西部地区的人才培训。对青年劳动者和在职劳动力进行教育和再就业培训, 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和水平, 从而让无业者有一技之长, 在职者进一步加强学习和培训, 适应外商投资企业所需的技术型人才和经济转型人才。
随着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四万亿财政政策的实施, 西部地区应该保证坚强的人才后盾, 因地制宜的制订人才工作政策措施。西部人才问题应该是西部地区重点关注的问题, 认真贯彻“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尊重创造”的方针, 把稳定利用好现有人才作为首要任务, 大力加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加快培养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所需的应用型人才、高技能人才和创新型人才。同时通过体制引导人才自由流动, 制定引进人才优惠政策, 扩大吸引紧缺人才, 提高西部地区人才资本力量, 打造西部地区人才竞争的体制和平台, 促进西部地区又好又快和谐发展。
摘要：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 西部迎来了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西部有丰富的人力和资源优势, 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 人口、资源和环境矛盾突出, 城乡就业问题异常严重, 成为西部地区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的重要原因。缓解城乡就业是推动西部地区经济腾飞, 促进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人力资本,城乡就业,教育和贫困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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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97年中国区域发展报告[M].商务印书馆, 1998.
城乡矛盾 篇3
关键词：贾平凹,小说,城市文化,乡村文化,矛盾
据统计,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村人口比例已由改革开放初的80%降至现在的48%左右。在这期间, 中国社会不仅人口基数在持续增大, 而且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巨大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成为城市人口, 或徘徊在农村与城市的边缘中生存。但是, 具体的形式绝非仅是环境的变化这样简单, 作为一个古老且步入现代文明时间还较短的国家, 农村文化继承了过去中国长久以来在岁月中积淀下来的意识、文化、习俗和习惯, 相对传统而封闭, 从而与现代中国城市中飞速发展的西方文明和科技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农村人口, 从一个相对传统封闭的文明环境进入一个现代而飞速发展的文明环境, 必然将受到生活方式和精神上的巨大冲击, 而这种冲击力所带来的影响和伤害在某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剧烈, 甚至是致命的。在当今中国, 以文学为方式研究和展现这种现象的文学家不为少数, 其中较为成功和透彻的要属贾平凹。
一、从创作时期看贾平凹创作的主要思想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主要文学创作形式以小说为主, 从时期划分可分为“西京时期”、“商州时期”和“新世纪”时期。在商州时期的作品中, 其主要展现淳朴的乡土文化, 风格清新, 主要以《商州》为代表。之后, 以《废都》和《白夜》为代表的西京时期主要以都市为舞台, 着重展现和渲染了城市文化和乡村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 从而与商州时期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新世纪时期, 《秦腔》、《高老庄》两部代表作则着重突出了创作方面作者向乡村文明的回归。这不仅是故事发生背景的回归, 而是更多表现了人们在经历了都市文明洗礼后, 既有对就旧有而质朴的乡村生活、对返璞归真境界的向往, 但更蕴含着任务精神中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纠缠与矛盾。所以总的来看, 这些作品展现了作者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感悟, 同时也蕴含了对人生变化和生命过程的启示, 值得我们深思、研究和挖掘。
二、在文化矛盾和时代变化中挣扎的人们
贾平凹作品中的人物通常以乡村人物为主。或是离开乡村的、或是回到乡村的。他们怀揣希望走进城市, 但从未意识到这里存在的看不见的矛盾和鸿沟。他们深陷矛盾和鸿沟之后, 痛苦而挣扎, 最终或是被吞没, 或是带着牺牲精神融入, 或是做出新的人生选择。
西京时期的作品舞台主要聚焦于城市, 但是从这时期的《废都》、《白夜》等作品中, 我们多看不到城市中的喧嚣繁华的光彩, 而是隐约中看到了城市中古老、沧桑甚至是带有忧郁色彩的一面。例如, 作品中很多会以城市中的寺庙以及古老的街道为场景。这些场景从外在看来似乎平静而质朴, 但是从作品内容来看却蕴藏着躁动、贪婪和扭曲的灵魂。这种场景设置一方面展现了当代中国城市具有现代性和传统性的两面;另一方面展现了城市中充斥的欲望和负面精神对人们, 特别是乡村人的灵魂吞噬, 从而使这种场景设置为整个作品赋予了更多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我们再来观察人物。《白夜》的主人公夜郎是一个很典型的具有符号性的代表。他来自于农村, 具有一定的才华和远大抱负。他希望能在这座城市中建立事业、收获爱情、得到美满幸福的生活。但是, 文化和意识上的隔膜总是化作各种形式的阻力在阻碍着它。首先, 似乎已经逐渐见到光明的事业化为了泡影。之后, 他将人生的希望和追求更多放在了爱情上, 最终遭受了更为巨大的失败和打击, 从而陷入了暗淡而悲惨的人生境地。在小说《土门》中, 贾平凹构建了一个他创作生涯中最为极端而激烈的故事。主人公成义是一个乡村干部, 在澎湃而汹涌的农村城市化浪潮中, 他看到原本的乡村和土地在一块块地被城市和现代文明所吞没。在乡村环境和传统文化中成长的他依恋自己的家园, 习惯于自己传统而平静的生活, 所以他希望用自己的所有力量去保护自己的家园不被城市文明所吞没。但是在这过程中, 他自己也在逐渐受到城市文明、现代文明以及贪婪思想的影响, 徘徊而挣扎。最终, 他为了筹资, 竟选择了盗取兵马俑的犯罪方式, 结果被抓获执行了枪决。故事虽然看上去多少有些荒诞色彩, 但却是鲜活而具有精神震撼力的表现手法, 艺术韵味十足。
进入新世纪后,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发生了鲜明的转换。故事的背景逐渐从城市回到乡村, 人物创作上也有所不同。作者不再以渴望涌入城市并希望立足于城市的乡下人为主角, 而是更多地放在了在城市中实现立足并成功的乡下人。这些人虽然在城市中取得了事业和生活方面的成功, 但是他们的内心中依旧剔除不了乡村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影响, 这种影响与现代城市文化共同融入了人物的内心当中, 成为了一个潜伏性的“定时炸弹”, 一旦条件成熟, 就会爆发。例如在《高老庄》中, 生长与高老庄但如今已成为大学教授的高子路回到老家为父吊丧。脱离了乡村大环境的他在这期间因为文化环境的回归与自身文化环境的多重性原因, 开始变得自私、贪婪而纠结, 并被卷入到了复杂的情感和利益漩涡当中, 不能自拔。最终, 子路选择了离开高老庄, 与自己的过去进行了“欲剪断, 理还乱”的告别。有趣的是, 作者将高老庄赋予了很强烈的传奇色彩和寓意色彩。例如村庄里的村民是最纯正的汉人, 但人种在发生严重和退化。这寓意着以乡村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逐渐消亡现状, 以及其中所蕴含着一定的劣根性。所以我们发现, 虽然子路最终回到了城市文明, 但在乡村文化蕴涵的负面影响纠缠下, 子路依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三、蕴涵的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能够发现,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从形式上展现得正是人们在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之间“进与出”的过程。但其真正的含义我们需要从辩证的角度来认识。其一方面展现了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矛盾性。但另一方面, 虽然从一定程度上作者展现了对两种文明一定程度上的肯定性, 但他也强烈地展现了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所存在的弱点, 从而最终这两种文明必将在时空和精神的矛盾与纠结中发生融合。
在这里, 我们还需要明确一个重要的信息——作者贾平凹在创作过程中, 虽然一定程度上抱有着对乡村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乃至是崇尚, 但是他非常清楚, 中国的农村城市化建设道路不可逆转、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不可逆转、人们的思想意识最终转变也不可逆转, 这点从《土门》这部作品的最终结局中我们就能够有所思考。但我们要思考的是, 作者既然明确地知道社会发展的不可逆转性, 但他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激烈而深刻的思想阐述呢?其实, 从作者的三个创作过程和作品内容中我们就能够找到答案。一方面、贾平凹的成长环境是农村、是以乡村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 他对乡村文化和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情感和眷恋之情。他不希望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魅力的古老文明在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全球性发展中被逐渐侵蚀和冲淡, 最终走向消亡, 因为这种文化使我们民族的根基。即便这种文化具有一定的劣根性, 但其的价值与光芒不可抹杀。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狭隘地用“批判”来评判作者对中国社会建设和飞速发展的态度, 因为这是中国前进和历史发展的必然道路。但是作者要表述的关键点则在于, 他希望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和时代中, 人们万万不能忘却自己文化和自己的思想精神命脉。特别是作者在新世纪创作时期希望告诉人们, 即便我们发展得再快、得到的再多, 即便我们对我们的过去有再多的纠结, 我们的根基永远在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文化、在我们祖先曾经耕耘过的土地上, 更在一个人生道路上的“真”字中——真实地面对我们的生命、真实地面对时代、真实的记住我们的过去, 面对我们的未来。有了这个“真”字, 我们路走的再远, 也不会被欲望和物质所迷失方向、不会彷徨, 不会因为旧有和传统的力量而被纠缠和麻木。同时, 它会给予我们更多有益的启示, 给予我们前进的根基和动力, 让我们更好地存在、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傅异星.在传统中浸润与挣扎——论贾平凹的小说.[J].文学评论.2011.01[1]傅异星.在传统中浸润与挣扎——论贾平凹的小说.[J].文学评论.2011.01
城乡矛盾 篇4
人如果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 那么价值观和人生观也会被影响。不同的地域特征组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 在这个地域生活的作家, 其文学就会展现这个地域的文化色彩。城市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城乡冲突和城乡矛盾日益突出。新世纪小说中城乡文化的冲突主要反映在价值判断的矛盾与失衡, 这可以从创作主体和创造客体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创作主体:作家的价值判断陷入自相矛盾
对乡村和城市的价值判断, 作家陷入了自相矛盾。20世纪初, 我国文学中的乡土文学最重要的特质是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 进入新时期后, 乡土文学虽然还存在批判精神, 但是批判的指向却出现了偏移和变化。新世纪以后, 民主意识渐渐深入, 但是在乡村, 传统的封建权力意识仍然根深蒂固, 批判性的矛头直指乡村权力观念。面对城市, 作家们对城市表现出集体性反感, 批判的矛头对准城市文明和城市道德。在一些作品中, 如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尤凤伟的《泥鳅》等, 描写到农民进城都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 但是得到的却是痛苦和磨难, 最后走上犯罪堕落的道路。究其原因, 并不是农民的道德良知问题, 繁华无情、唯利是图的城市才是罪魁祸首。而当他们再次回归农村时, 印象中温暖可爱的家园已经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 让人体会到深深的痛苦与绝望。
在城市化发展和乡村变革的过程中, 我国社会存在人文精神失落的现象, 造成当代人精神家园的失落。“家园”往往能诱发人的归家感和思乡感。我国现代文学中, 乡土作家家园想象的对象是乡村, 因而赋予了乡村的“家园”意义。不管是落难乡村回归城市的知青或者右派, 还是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五四一代, 他们往往把乡村当成自己的精神家园。出身于乡村的孙惠芬、贾平凹等作家, 他们的身体远离了乡村, 面对城市有很多的不适应, 在精神上并不能融于城市, 于是作家和城市之间存在一种疏离的感觉, 因而作家更加认同乡村, 精神常常返乡。然而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高速发展, 城市的加压导致乡村日渐萎缩, 乡村不再是作家的诗意空间。贾平凹的《土门》寓言式的书写了乡土的坍塌。城市不断地扩张, 乡村无力抵抗, 乡村最后被城市吞并, 仁厚村的村民失去了家园, 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 更是精神家园。
当作家直面乡村时, 表现了理性的批判, 而当他们身居城市时, 批判的矛头对准城市, 却对乡村表现了精神上的眷恋和回归传统的意识。这主要是深入骨髓的乡土情结使然。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大多数当代作家都来自于农村, 故乡的田园美景, 质朴的村民, 传统的文化风俗使他们难以忘怀。面对城市的贪婪、欲望、唯利是图、道德沦丧, 他们有种种的不适应。在此背景下, 乡村的美好被唤醒, 进而被放大, 无意识中乡村的封建、落后被淡化或忽略。[1]
二、创作客体:进城农民的价值判断走向失衡
城市在本质上是拒绝乡村的。乡村的生活经验越多, 在城里遭遇的问题就越多。可以说从乡下到城市是乡村文化记忆不断被城市文化吞噬的过程, 城市的文化霸权把农民原有的价值认知打碎了, 进城农民的价值判断走向失衡, 于是人性的欲望进而被放大。欲望常常穿插在叙述文本中, 这是新世纪小说的特点。欲望能够激活人的生命力, 同时也能将人带入人性的歧途。小说《泥鳅》描写了国瑞做了贵妇人的性伴侣, 王东成为了一点点酬劳出卖朋友。小说欲望使一些进城农民不顾伦理道德, 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 最终成为欲望的奴隶。
进城农民身份认同的困境也是使他们价值判断失衡的一个原因。身份认同是指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隶属群体的认知。认同的核心是归属, 这种归属不仅是组织名义的, 更是心理需要的。“我是谁?”的问题困扰着进城农民工, 当他们面对乡下人时, 认为自己是城里人, 而当他们面对城里人时这种认同感骤然下降, 在城里人眼中, 他们是乡下人。身份问题使他们产生不公正的待遇, 合理的权益受到侵害, 一些进城农民的价值判断失衡。《吉宽的马车》描写了林榕为了融入城市成为城里人不顾道德底线周旋于城里女人之间, 这些女人都是有夫之妇, 最终酿成命案。这类小说为我们悲剧性地展示了进城农民在向上的社会流动中, 城市并没有接纳他们, 为此, 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主要起因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以及户籍政策的限制。这种限制客观上导致农民无论是否在城市工作生活都不能真正成为城市人。
城市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城乡冲突和城乡矛盾日益突出。随着时代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融入城市, 越来越多的乡村趋向城市发展, 城市和乡村的发展越来越密切。小说中的城乡新关系有待挖掘和考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