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问题

矛盾问题（共12篇）

矛盾问题 篇1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的今天, 建筑工程质量稳中有升。但是, 伴随着建筑市场中的不可控因素也日趋增多, 施工安全与施工进度的矛盾也日益明显。开发商希望通过提前竣工的方式提前取得预期的收益, 因此会要求施工方加快进度以缩短工期, 这就存在了以下两组矛盾:开发商对工期的要求和开发商本身投资约束的矛盾以及工程进度与设计单位要求的工程质量之间的矛盾。那么如何在建筑项目的施工过程中处理好这两对矛盾, 就成为了每一个项目管理人员必须认真考虑并在实际项目中努力解决的问题。

1 施工进度

工程项目是在动态条件下实施的, 进度控制也就是一个动态的管理过程。在施工中如果能通过优化施工方案提前完工, 将节省大笔的机械及周转材料的租赁费、项目的管理费, 从而降低施工成本。因此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必须要控制施工进度。首先, 为了搞好土建和其他工作的配合, 在编制进度计划时, 其相关人员要一起参与, 这样才能使各工种的流水作业更加紧凑。其次, 为实现项目的进度目标应成立一个健全的管理组织体系, 并由专门的工作部门和专人负责进度的控制工作, 以便能随时根据施工情况进行动态修正、调整。三是确保劳动力、机械设备及材料到位。提供材料单位要保证材料符合工程质量和进度要求, 项目经理部要及时做好材料进场的检查工作。四是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 提高劳动效率。项目经理部要经常与甲方、监理单位、供料方、分包单位保持沟通, 认真履行合同义务, 做好验收工作记录和签证, 以确保后续工作的施工进度。

2 施工安全

要保证工程的安全生产, 必须要把好措施关、交底关、教育关、防护关、检查关和整改关。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要确定安全生产目标, 制订安全生产责任制, 加强安全管理工作力度。一是制定指导性强的施工安全措施方案, 保证安全文明施工费的专款专用, 不得挪作他用。要明白一旦发生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要比安全措施费用的投入的费用大得多, 而且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大。对此, 项目部要配备足够的专职安全员, 加强安全培训教育, 提高每一个人的自我保护意识, 尤其是对新工人或转岗的工人一定要进行岗前培训教育。二是成立专门的安全工作小组, 贯彻宣传相关法律法规, 并制定各类工程安全管理条例, 做到每周对各项工程进行安全检查、评比, 及时排除存在的安全隐患。同时, 安全管理小组要对工人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检查工程施工安全隐患, 并对查出的安全隐患要做到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整改经费、整改完成时间、整改完成人、整改验收人。

3 正确处理施工安全与施工进度的关系

进度控制与安全控制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如果要加快进度, 就会增加控制和协调的难度, 出现工程安全隐患。反之, 如果过分强调安全, 追求“慢工出细活”, 势必会引起其他一系列的问题。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主客观因条件的变化是绝对的, 不变是相对的。因此, 在施工过程中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进行项目目标的动态控制及安全管理。例如:在一般安全生产中电缆、管道铺设, 深挖2米的沟:规范要求放坡, 但是这直接会造成工程量的增加, 工程进度减慢。因此这个度要把握好, 在实际经验中深3米的管道沟可以不放坡, 这样既节省了成本也加快了进度, 但是施工过程中必须要保证有旁站监督安全施工;在施工动火方面:一般在焦化厂、油库改造等地方, 规范要求极为严格, 比如旧油管线改造, 对于切割焊接等, 施工方案成本极高, 还存在着安全隐患问题。这种完全可以使用泥巴堵住作业点然后水冲洗等简单方法, 一般可节约成本几十万。因此, 在施工中, 项目管理者应根据实际情况在征得投资方和监理方的意见后, 合理的对施工进度进行调整, 以保证项目保质保量, 安全施工。

4 案例剖析

某还建楼小区, 包括7栋12层框剪结构小高层住宅楼 (1-7#楼) 、1栋18层框剪结构高层住宅楼 (8#楼) 、2栋2层框架结构商铺 (1-2#商铺) 、1座一层框剪结构地下室 (4#、6#楼处地下室) 及配套工程, 建面合计约80000平方米, 其中地下室建筑面积约6000平方米。在施工中, 因监理方认为存在安全隐患, 导致部分工程暂时停顿, 为了不影响施工, 项目建设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保证了工程安全顺利地进行, 同时又未影响施工进度。

该小区共8栋住宅楼, 其中, 2#楼与地下室相邻。2#楼与地下室均为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因项目前期设计问题, 导致地下室桩基施工较晚, 因此影响了整个地下室的施工进度。2#楼主体施工开始后, 地下室底板仍未完成施工。监理单位提出:因2#楼主体施工会增加2#楼荷载, 但地下室未施工完毕, 2#楼荷载会对地下室边坡产生一个侧压力, 有可能导致边坡失稳, 鉴于上海闵行区莲花南路、罗阳路口西侧“莲花河畔景苑”小区倒楼事件的教训, 要求2#楼停止主体施工, 待地下室回填完毕, 再继续施工。

项目建设方认为, 2#楼主体停工, 会严重影响2#楼施工进度, 进而影响整个项目的交工, 会大大增加建设方管理成本和财务成本。施工安全与项目进度及成本就出现了矛盾。建设单位认为, 项目进度及成本不能无原则的为施工安全让步。要看这个安全隐患到底有多大发生的可能。在施工管理中, 不能草木皆兵。当然, 对施工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 也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建设单位在认真听取监理意见以后, 认真调查, 采取技术分析, 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 最终说服监理方, 同意继续施工。建设方采取的措施如下:

(1) 建设方对比了上海闵行区莲花南路、罗阳路口西侧“莲花河畔景苑”小区与自己小区的异同点, 虽然都是采用PHC管桩, 但自己小区的土质状况较好, 地下室深度仅为5米, 且采取了边坡防护措施, 安全隐患较小。2#楼为12层小高层, 但当时主体仅完成4层, 预计2#楼施工到9层时, 地下室可以完成回填。

(2) “莲花河畔景苑”小区倒塌楼房一侧存在堆土, 增加了侧向压力, 本小区并不存在这一情况。

(3) 建设方咨询了结构、岩土方面的权威人士, 请他们到现场查看, 并结合现场情况进行计算。他们均认为, 2#楼及地下室周边地质条件较好, 地下室深度5米时, 土的侧压力可以忽略不计。2#楼基础管桩, 可以抵御这样的轻微侧向应力。

(4) 建设单位在地下室靠2#楼边坡设置了5个观测点, 每天观测边坡变化情况两次, 如有大的变化, 立即采取措施。

(5) 加快地下室施工进度, 尽快浇筑了地下室底板。并组织施工方投入更多人力、物力, 确保在2#楼主体施工至9层以前完成地下室回填。在地下室回填完成以前, 不得进行2#楼9层以上主体的施工。

通过以上措施, 保证了工程安全及施工进度。

5 结束语

在施工现场管理过程中, 安全、进度、质量、投资四大目标是一组矛盾的共同体。因为参建单位较多, 各方的侧重点不同, 也就增加了项目管理的难度和矛盾。作为项目建设方, 必须统管全局, 不能为了一个目标, 而忽视其他三个目标的实现。一味地强调安全, 很可能会影响其他三个目标。一味地强调进度, 也可能出现安全问题, 增加投资, 出现质量事故。在四个目标出现矛盾时, 我们不能蛮干, 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 必要时找有关专家咨询。在清楚的掌握了现场情况后, 找出最恰当的方案, 找到四个目标的最佳结合点, 既保证安全, 又保证工程进度、质量与投资。

矛盾问题 篇2

据卫生部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看病难与，看病贵，医疗设备问题是我国现阶段医患问题的三大主要矛盾。

首先，看病难。现阶段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很不平衡，地区、城乡贫富差距很大，资源配置包括医疗资源很不协调。看病要找医院，而从地域来说中国卫生资源的70%分布在发达地区大城市，这让广大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患者安全如何及时得到保障？而以如此集中的医疗资源去应对如此众多人群的就医需求，患者如何能不发出看病难的怨言？

其次，看病贵。市场经济的潮流下，“市场化”使得医院的公益色彩明显弱化，况且目前我国政府在医药行业的投入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四位。这使得医院只有下海才能留住专家扩大规模。半盈利性目的和以药养医的机制，使医院高收费现象严重，而医疗体制内部对医院的约束尚未完善。从广大患者角度看，我国人均GDP在世界86位，人均收入明显不高。而基尼系数已经突破警戒值。尤其是遇到大病，一病回到解放前的现象还很严重。有人会说为何不依靠社会保障，但是社保需要公益性大量的成本投入，我国当前具备这个条件吗？患者若是花光了钱却留不住人，为了一家老小以后生活不依不饶跟医院死磕，一拿到赔偿就罢休的恶性医闹已不新鲜。这就激化了医患矛盾。医院运转经营和患者看病难而贵之间矛盾尖锐。

国企改革的深层矛盾问题 篇3

一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到2002年底，15．9万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改制企业占了87.6％。从1998年到2002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重组上市的有442家。大多数改制企业在实现政企分开、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以及加强科学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效，企业产权结构日趋多元化，国家出资人制度初步建立，企业作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其法人财产制度开始形成，大多数改制企业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

二是通过资产重组，组建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有大公司、大集团。在2003年8月，中国企业联合会推出的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368家，占总数的73.6％。2002年末资产总计263791亿元，占500强企业资产总值的96.4％。实现利税2993亿元，占500强企业利润总额的85．39％。

三是通过关闭破产，建立了劣势企业退出市场的通道。1994年到2002年，全国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项目3080户，涉及核销银行呆坏账准备金1995.4亿元，安置职工530万人。党的十五大以来，各地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出售等多种形式，加大了放开搞活国有中小型企业的力度。全国中小企业改制达到85％。到2002年底，我国中小企业总户数为14.9万户，比1995年清产核资时累计减少14.5万户，盈亏相抵，2002年，我国中小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86.9亿元，实际上缴税金1504.2亿元。

四是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不断增强，国有企业的总体实力和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据财政部快报统计，2003年全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销售收入7．5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23.6%；实现利润为4610亿元，增长21％，增幅创多年来最高水平。在国有企业发展中，中央企业发挥着骨干和中坚作用。2003年，中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和实现利润分别突破了4万亿元和3000亿元，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3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8．09万亿元，比2002年底增长11.2％；所有者权益3.47万亿元，增长5.6％，其中国有权益2.76万亿元，增长7.5％。

五是国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不断攀升。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19408亿元，增长14.3％2003年，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152亿元，比上年增长42.7%。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3784亿元，增长45．2％。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矛盾没有解决。

国有企业产权不清与政企不分的问题

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一直困扰着人们的最大问题就是国有企业产权不清和政企不分的问题。这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产权不清是制度层面的政企不分，政企不分是经营层面的产权不清。这个问题使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始终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困扰：不明晰产权，国有企业就成为“无老板企业”，没有人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经营者就顺理成章地充当国有企业的“老板”，从而出现“内部人控制”，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明晰产权，又难以找到国有资产的产权代表，政府主管部门就堂而皇之地行使所有者权能，对国有企业横加干预并从中受益，使政企关系更加“剪不断、理还乱”，从而导致更加严重的政企不分。虽然政企分开的问题在改革之初就提了出来，然而时至今日，政企分开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具体表现：其一，本来许多应该由企业作出的重大决策，有时仍需要经过政府行政审批；其二，企业经营者的选拔任用，在相当程度上和相当时候仍然是沿袭党政干部的选拔程序和选拔模式；其三，本来是应该由政府或社会承担的一些职能，仍然由企业来承担。

清晰地界定产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赖以建立的基础。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市场经济就是交易经济，其制度前提就是必须清晰地界定产权，明晰产权归属。如果产权不清，要么增大市场交易成本，降低市场机制效率；要么根本就不可能进行真正产权意义上的交易，从而导致市场失灵。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全国人民所有，全国人民委托政府部门行使产权主体的职能，政府部门委托给企业经营者。这种多层次、多环节、长链条的委托——代理关系，必然造成国有企业产权模糊，约束松弛，并导致极其严重的“道德风险”。这种“人人所有，人人不关心；个个是主人，个个不负责”的产权制度，以及在这种产权制度下因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而产生的严重的代理问题，是导致国有企业低效率的根本性的制度根源。因而，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改变国有企业的产权“抽象清晰、具体模糊”的状况，就成为国有企业改革无法绕过的“一道坎”，国有企业改革要破解这道难题至今仍是任重道远。

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战略调整，其主要目的在于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不仅是表现在量上，更为重要的是布局的优化和质量的提高。因此，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调整，一直以来都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十五大以来，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从总体上看，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合理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从行业分布看，除必须由国家控股的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外，国有企业还广泛分布在其它行业和领域。在现有的608个工业门类中，国有企业涉及604个，其中，大中型国有企业涉及533类，占全部工业门类的87.7％。在一些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竞争比较激烈的加工工业和一般性服务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所占的比重仍然偏高。

此外，还有一大批需要破产关闭的企业还没有退出市场。据初步调查，全国符合破产关闭条件的资源枯竭矿山和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还有2500多户，涉及职工近510万人，涉及金融债权2400多亿元。这些困难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生活费、医疗费、集资款等现象严重，职工生活困难。受核销银行呆坏帐准备金额度、政府财力及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约，这些企业一时难以退出市场，不仅影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而且成为影响企业和当地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规范改制与提高效益的问题

是否建立起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判断国有企业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虽然大多数国有企业已经进行了公司制改革，不少企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标准和要求来对照，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离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突出地表现在国有即国家独资公司占80％，在上市公司中，国家控股占80％，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占80%，董事长和总经理一人兼任占80％。这4个80%严重违背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原则，使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不完善。没有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比较严重。在国资委监管的181家中央企业，大部分是国有独资企业或国有独资公司，其中不少是按《企业法》注册的，实行的是总经理负责制。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与总经理之间，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与制衡机制。不少国有控股的公司制企业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不能发挥应有的决策、制衡和监督作用，内部人控制问题比较严重。以资产为纽带的母子公司体制还没有真正形成，不少母公司对其所出资的重要子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管，或通过子企业逃避出资人的有效监管。有的企业名为改制，实为“翻牌”，只是换了一个牌子。把工厂改为公司，把厂长改为总经理，把党委书记改为董事长，把工会主席改为监事长，“新瓶装旧洒”，实质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不少国有企业还没有进行公司制改革，没有建立董事会。

因此，党的十六大报告特别强调“继续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所谓规范改制，必须注意三点：一是产权主体设置必须实行多元化，尽可能不要搞独资；二是运作规则尽量向国际惯例靠。国际惯例的基本做法是：通过市场方式募集资本，形成投资者，也就形成股东。召开股东大会或股东代表大会按照一定条件推荐董事会、董事长，董事长主持董事会向社会公开招聘总经理；三是激励和约束尽量向物质上靠、向制度上靠。

同时，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国有企业效益的高低，是衡量国有企业改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它是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重要体现。当然，影响国有企业效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宏观的原因，也有微观的原因；既有国际的原因，也有国内的原因；既有市场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原因。国有企业改制不规范、不理想，是影响国有企业效益的一个重要的体制原因。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有企业效益开始逐步下滑。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0)统计表明：国有企业的工业产出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这一比重从1992年的51．5％降到2000年的23．5％。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从1978年的24．2％下降到1992年的12．4％，到2000年，这一指标又进一步下降到9．6％。有关统计数据表明：2002年上半年，私营企业利润同比增长38％，“三资”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3％，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同比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11％。

国有企业内部领导管理体制与经营者市场化配置的问题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法》的要求，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实质上就是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之间相互制衡的结构，即所谓的“新三会”。然而，在传统的国有企业是以党、政、企合一进而党、政、企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为存在条件的，因而现代公司制要求的“新三会”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党委会、厂务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即所谓的“老三会”之间的矛盾，一直困扰着国有企业改革。在我国公司制企业中，“老三会”和“新三会”并存，多头领导，权责不清，扯皮不断。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保障所有者权益、充分发挥经营者的作用、行使职工的民主权利、理顺企业内部“新三会”与“老三会”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问题。由于党委会的进入，使我们在公司改制中，遇到一个十分棘手的矛盾：即在公司制下，如果给党委实质性的权力，党委会必然会成为凌驾于“新三会”之上的领导者；如果不给党委会实质性的权力，党委会的地位就很难在企业微观机制中得到体现和巩固。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话题，而且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同时，如何把党管理干部的原则和市场配置经营者的原则结合起来，也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所以，经营者的市场化配置机制尚未建立。

国有企业的冗员、债务、社会负担问题

在传统计划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国有企业，由于先天不足，后天机制不全，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冗员、债务、社会负担，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改革开放以来，这些问题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从冗员问题来看，虽然经过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但国有企业富余人员过多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1997年到2002年，全国国有企业职工由6975．6万人减少到4680．5万人，下岗分流2500多万人，但国有企业富余人员仍然过多。据初步调查，中央企业中富余人员约占在职职工总数的1／3左右，目前尚有50万下岗职工没有出再就业中心，还有一些历年解除劳动关系的下岗人员没有实现再就业。不继续解决国有企业富余人员过多的问题，就不可能真正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

从债务负担来看，对国有企业呆坏账的比例和数额，不同来源的估算很不相同，但多数研究者认为处于15％—30％这个区间，有的企业高达50％—80％。由于国有企业的贷款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例很高，因此换一个角度来看，国有企业债务问题，就是银行系统的风险问题，最终是国家财政承受能力和宏观经济稳定问题。由于国有企业债务问题严重，集中处理可能影响金融与经济稳定大局，因此政府对处理国有企业债务问题态度是积极的，措施是谨慎的。

从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来看，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承担着较多的社会职能，包括自办幼儿园、学校、医院等公益机构。要分离国有企业的社会职能，政府是必须付出成本的。据统计，全国国有企事业单位自办中小学1．9万所，约占全国同类学校的1/3；国有工业企业等单位自办医院近7300所，占全国医院总数的40%；中央企业兴办的学校17000多所、医院7000多所，共有职工达70多万。目前国有企业每年缴纳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超过500亿元，同时，每年还要花费大量资金用于所在地的市政建设和自办的学校、医院及公检法等社会职能。据统计，全国国有企业一年用于办社会的资金支出达456亿元，中央企业办社会经费一年支出225亿元。目前，各地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进展很不平衡，尤其是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工作严重滞后，成为影响企业经济效益提高和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制约着国有企业竞争力和国有经济整体素质的进一步提高，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因此，必须以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进一步深化国企业改革，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就合格微观主体。

当前农村矛盾纠纷问题分析与化解 篇4

㈠农村矛盾纠纷的主要类型

一是传统型矛盾纠纷仍占主导地位。农村婚姻家庭、土地房屋宅基地、邻里纠纷矛盾占60%。这些纠纷具有普遍性、多发性等特点,其成因复杂多样。二是新型矛盾纠纷增长比较迅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矛盾也随之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原来部分属于偶发性的矛盾纠纷数量有所上升成为多发矛盾纠纷。如随着城市扩建、高速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土地征用、拆迁、占地等方面的矛盾纠纷有所增长。三是矛盾纠纷区域性和时间性突出。矛盾纠纷多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人口密集的乡镇,区域性明显。

随着全面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矛盾纠纷表现形式不再固定化,出现了新的特点,传统的矛盾纠纷划分方式不能涵盖所有的纠纷,所以在统计过程中一些无法分类的非普遍性、偶发性的矛盾纠纷统一归于其他类别当中。

㈡农村矛盾纠纷的主要特点

一是纠纷主体逐渐转变。以往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主体一般是农民、邻里之间,民间纠纷普遍存在于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土地承包、宅基院落等方面,而如今主要表现为群企之间、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纠纷。如劳动争议、征地拆迁、土地租金、环境污染等纠纷。纠纷的主体出现了以村民、企业、农村干部为主体等新特点。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广大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带来了留守妇女、儿童及老人等社会问题。二是纠纷类型呈现多样化。农村矛盾纠纷主要是以家庭矛盾和邻里矛盾为主,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受利益的驱动,经济纠纷、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等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三是纠纷调处难度加大。由于农村土地承包、生产经营、村民自治,农村基层组织对村民的制约和监督力相对降低,再加上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传统的政府干预已难以奏效,加之少数群众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甚至过于片面化,给基层调解人员调处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

二、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

㈠农民法律意识比较淡薄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现行政策鼓励下,农村私人承包土地范围扩大,但一些村民法制观念淡薄,发生争水、争地等矛盾纠纷后,没有通过司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是依靠家庭势力来解决,容易造成农村社会不稳定。

㈡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不健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农民的法制意识逐步增强,关心集体经济,要求参政议政的人越来越多,而管理方式与这种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有些地方在村务管理中,对于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如财务收支状况、村民福利待遇的发放等,透明、公开、执行不到位。

㈢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不够高

目前正处于政治、经济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不可避免,特别是随着群众要求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增强,要求民主、公开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有的干部服务意识不强,对矛盾的疏导化解不到位,给社会稳定造成了一些隐患。

㈣基层干部工作作风不够严谨

农村矛盾纠纷日趋复杂化,而面对已经出现的矛盾纠纷由于少数部门的基层干部在群众反映问题时工作态度不够端正,服务群众的意识不强,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不足,处理不到位,致使矛盾纠纷不能及时妥善解决,最终演变成了大问题,甚至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

三、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对策和建议

农村矛盾纠纷都经过酝酿、发展到激化的过程,只有及消除隐患,化解矛盾纠纷,才能有效控制违规集体上访和越级上访等群体性事件。

㈠强化“三个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矛盾纠纷

一是“群众利益无小事”,注重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快速发展,因拆迁建房、村庄整治、土地流转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所引发的共性矛盾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何化解此类矛盾纠纷,首先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把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作为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是着重维护困难群体的利益。其次,政策要透明,法理要清晰,操作要规范。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既要避免事件的发生,又要将群众利益维护好,这就要求我们在纠纷调解工作中必须依法、依理、依情,做到公开透明、公平公正,不搞暗箱操作。如在土地流转工作上,要严格规范土地流转行为,本着自愿协商的原则,规范和完善土地流转手续,保护农民合法利益,不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占用承包土地。在涉及农民生存工作上,要优先帮助困难群体解决生产、生活、就业问题。在涉及到相关政策上,应及时向群众公开,保证政策的科学性、透明性、公正性,确保相关优惠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

二是注重抓好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而领导干部学法的目的在于促进依法决策,依法办事。在基层普法宣传教育中,要紧紧抓住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这个重点,不断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如制定乡镇党委中心组学法制度和领导干部年度学法计划,对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的学习内容、方法、目标以及考试考核办法等进行规定;每年组织基层干部参加学法和法律考试,将考试成绩作为干部晋职的重要依据,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意识和自觉性,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能力。通过抓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仅可以提高乡镇机关党员和干部的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还能有效预防和杜绝领导干部和执法单位因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等问题而引发的群访事件、越级访等现象的发生。

三是注重做好群众的普法宣传和教育。普法最根本的目的是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提高群众的文明素质,努力实现法治社会。农村容易发生矛盾纠纷的主要原因是群众法律意识相对淡薄,不懂得依法维权。在工作中应注意运用各种形式有针对性地进行普法教育,不断提高群众法律意识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近年来,定西市通过开展“六五”普法宣传和“送法进农村、进农户、进家庭”等活动,广泛发放普法宣传册、致群众一封信等宣传材料,向群众宣传与他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利用镇村宣传栏、橱窗等宣传阵地增强普法效果,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咨询活动,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㈡建立“三种机制”,从层面上疏导矛盾

一要建立民意表达机制。定西市于2012年设立“12345”电子民生平台,拓宽民意表达途径,为群众诉求提供畅通、便利渠道。2014年,共受理各类民生事项10.2万件次,比2013年增加2.9万件次,增长138%,日均受理280件次、转办140件次。截至2015年1月20日,全市的按时办结率为82.3%,办结率为99.9%,双满意率为43.3%,满意率为61.7%。与2013年相比,日均受理量和转办量分别增加了100件次和65件次,按时办结率提高了20个百分点,双满意率下降了2.5个百分点,满意率提升了0.9个百分点。各乡镇以调处中心为平台,实行每日接待制度。平时由各乡镇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信访办等部门抽调一名工作人员到中心值班,负责接待登记,倾听来访者诉求,能解决的问题及时解决,将矛盾解决在初始阶段。同时,根据来访者反映问题的不同性质,多渠道分流交办,如对接访中涉及劳资纠纷的由接访人员分流指派劳保所处理,涉及村民建房问题、分流指派相关工作区处理等。

二要建立超前联动的排查机制。任何一起矛盾纠纷的产生都有一个酝酿、发展到发生的过程,而基层调解组织是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首先,要建立健全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民调小组、调解信息员队伍,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依托基层、多方参与”的全方位多层次基层调解网络,全面推进基层人民调解机制规范化建设。其次,要制定调解工作规范,建立信息、排查、调处、回访等工作机制,针对一般性矛盾纠纷由社区(村)民调人员在村里调处,调处结果上报。无法解决的矛盾上交镇调委会调处。重大矛盾纠纷、重大疑难问题实行挂牌督办和领导包干负责制,由相关党政领导挂帅,专门成立工作班子,协调有关部门包案负责、一抓到底,直至问题解决。再次,要坚持矛盾纠纷排查制度。每个调委会每月进行一次矛盾纠纷排查,重点排查可能诱发矛盾的苗头性、倾向性、隐患性因素,定期将排查出的情况上报到镇综治办、司法所,经汇总以后,以书面形式上报镇分管领导和市级相关职能部门,便于主要领导准确掌握镇稳定动态,尤其对可能影响本区域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和突出问题,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解决。

三要建立矛盾发生时的合力化解机制。群众反映的许多问题有些成因比较复杂,涉及面广,矛盾一旦发生,仅靠个别部门力量化解往往难以奏效,必须建立由党政统一领导、部门协调,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合力化解机制。在应对群体性上访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之前,司法、综治、信访、公安、主管单位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及时赶到现场,相互配合,做好接待、劝返和答复工作,预防和阻止矛盾进一步激化。

㈢切实采取“三项举措”,从原则上依法处置矛盾纠纷

针对现阶段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参与的合理诉求与表达的不合法手段相交织,多数人的合理合法要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相交织,群众的自发行为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相交织的特点,应依法处置处理矛盾。

一要做好疏导化解。民意如水,宜疏不宜堵。要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处置原则,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主动解决,对于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主动办理,特别是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首位,有效疏导,妥善化解,确实将不安定隐患处置在当地。

二要强化思想教育。要始终以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为工作重点,在调处矛盾中,注重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的方法,多做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的工作,多做暖人心、稳情绪的工作,使绝大多数群众深刻认识到如何正确对待自身利益,摆正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如何按程序、依据政策法律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提高群众执行政策法律法规的自觉性。

三要切实发挥基层作用。基层组织是化解和处理群众矛盾的第一关口。要以村居(社区)为工作重点,切实抓好村居(社区)调委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加强司法所、派出所的队伍建设和业务建设,构筑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群众自治组织为基础、基层民调组织为骨干的调处工作网络,探索建立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治安调解联动对接的工作体系。以防激化为重点,积极预测,超前防范,变事后处理为事前化解,变被动调处为主动预防,尽力把不稳定因素消除在基层,解决在内部,处置在当地。

稳定是社会长远发展的关键,而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只有把握各个时期矛盾纠纷的成因及特点,随时掌握矛盾纠纷的苗头性、倾向性、隐患性,从源头上、层面上、原则上认清形势、积极探索,不断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完善处置措施,采取有效防范举措,才能将矛盾纠纷排查在当地、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真正做好当前的农村稳定工作,为和谐社会多做贡献。

摘要：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不容讳言,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里,“三农”问题仍然是困扰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而“三农”问题在很程度上又以涉农纠纷和案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如何依法化解农村矛盾,特别是涉农纠纷和案件,平抑农民之间的权利冲突,对增强司法能力,构建和谐平安农村,对服务新农村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都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新三农”问题的社会矛盾分析 篇5

一、农耕定居生活方式的解构与片面的城市化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农村和赖以生存的土地，涌入了城市，传统的农耕定居生活方式逐步趋于解体。但是，由于我国传统的城市化理念和行为是在城乡生活的二元社会经济体制下产生的，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在城乡隔离的环境下独立于农村而进行的，这就使得迅速增加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被城市二、三产业所完全吸收。有人说，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很粗暴地把农民排除在外面，按照长期研究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陆学艺先生的说法，“中国城市化就是要了你的土地，要了你的树、你的粮食却不要你的人”。现在的问题是，以前农民还可以守着土地，市民守着城市相安无事，当农民的土地被城市化了，人却没有被城市化，农民就成了游离的人，对城市的怨恨便开始产生，这就很容易造成社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我国的城市化中，人的城市化并没有预设其中，进城的农民如何获得城市居民的权利，如何适应城市生活，如何融入城市社会，他们的子女如何获得教育等等，在制度上首先被抛在了城市化之外。这样的城市化不能不说是片面的城市化，这种片面的城市化导致了城市和农村的矛盾加剧。

二、农民工职业的非农化和身份的农民化

农民工通过职业的非农化过程完成了从农民向工人的转换，但由于在目前的政策设置下，即使离开土地、农村，身份上依然被规定为“农民”。这样以来，城市既可以借着户籍制度和人口流动政策的有限开放获得他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又可以不必为他们提供任何社会支持和制度性责任而为这种得益付出任何代价。同时，城市还可以视自身的需要或不需要随时吸收和以各种歧视性手段排斥他们。也就是说，“民工潮”的启动，客观上让农民的“职业非农化”成为可能，但更重要的功能在于让城市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这种现状导致农民工在城市中处于“边缘人”地位，无法同市民平等分享城市化的成果，极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对城市社会产生抵触心理，形成与市民摩擦和对立的集团意识，进而成为城市社会不稳定的矛盾源，增加了社会控制和管理的成本和压力。农民工的存在，固然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有利于降低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本，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但其消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主要表现在：(1)农民工的存在既是城乡差别异常显著的缩影，又会反过来扩大城乡差别。这突出表现在妨碍人中城市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小城镇和农村转移，因而不利于城乡协调发展，违背产业梯度转移规律。(2)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进城农民工是特殊意义上的精英，即相对于未流出的农村人口而言，流入城市中的农民工是一个素质较高的群体，这对新农村建设起到了反推作用。(3)按照帕累托精英理论，如果精英群体长期居于社会低层，那就容易引起社会失衡、造成秩序混乱。进城农民工是中青年群体，就业状况本来就不稳定，他们很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而即时失业。而失业的农民工又不能像城镇职工一样在失业期间享有失业补助和其他保

障，没有保障的农民工只有靠自己过去的积蓄或向亲友借款度日。在这期间，他们并不返乡，滞留在城市以继续寻找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没有经济生活来源的青壮年农民工群体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构成威胁。农民工这一特殊身份群体充分暴露了农民进行职业和身份转化的制度性约束和身份性困境，随着改革进一步的深入，这样的困境和约束将对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形成重要的制度性困境和现实性障碍。

三、农民工的社会贡献与权益保障

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巳有三分之一的农民成为农民工，从事非农产。农民工在第二产业占到70%，在第三产业中占60％。这表明，农民上巳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另外，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是因为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劳动力成本变得很低，可以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最有竞争力的商品，是农民工支撑了中国的“世界加工厂”。可以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农民工功不可没。但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却经常地、普遍地遭受到歧视，遭遇不公平待遇。在城市社会分层体系中，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处在城市社会的最低层。清华大学社会学专家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城市社会分层体系全部100种职业的排位中，农民工居于第94位，而且排在最后1 0个位次的职业都与农民工不无关系。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这主要表现在：(1)农民工没有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农民工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保障系统，医疗、社会养老、失业保险等与他们无缘。即使有的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写明承担有关保障义务，但多数不兑现，保障不到位，也没有法律监督保障。(2)农民工享受不到城市公共产品。农民工尽管为城市公共产品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无法享受到公共产品的服务，如子女不能进入城市的中小学，不能参加父母打工城市的高考，无法得到购房贷款、购车贷款等。(3)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之间仍存在着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酬、同上不同待遇等差异。(4)农民工政治地位低下。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没有自己统一的工会组织和党、团组织，没有当地市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的政治呼声和经济要求，少有社会关心支持和组织保证。农民工的权益保障不尽人意，既有观念认识上的原因，也有体制和法律制度上的原因。社会发展需要稳定的环境，如果农民工的权益要求处理不当，有可能引起社会的不安定，进而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四、失地农民的生存状态与社会管理

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有大批农民失去土地。然而，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和社会保障水平下，有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成为“种地无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他们不但不能得到土地随工业化升值所带来的收益，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而且还要为转变生活方式、就业方式付出额外的成本。最终，他们将成为社会结构变动过程中最大的利益受损阶层。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属于一种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这种土地征用制度是一种以“低价征用”+“高价批租”为基本内容的资源配置方式。当各地的市、县、镇级地方政府凭借手中的征地权，以“公共利益”名义和很低的价格强制性地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时，他们利用的是行政配置机制；当他们将征来的土地在城市土地二级市场上高价批租时，利用的是市场配置机制。通过这两种土地资源配置机制的转换，从成本价到出让价之间所生成的土地资本巨额增值收益，大部分被中间商或地方政府所获取。而农民却带着获得的很少补偿，被迫离开他们世代耕种的土地。有些地方政府为了从征地中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会尽量减少对农民的补偿，同时各地区之间争夺外来投资项目的竞争压力，也使地方政府具有压低补偿费用，降低征地成本，以低价土地吸收外来投资的倾

向。农民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减少自己的损失，分享土地升值的收益，不得不与实施征地的地方政府对垒。征地之后，再就业、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失地农民与政府官员、村干部依然矛盾重重。现在的问题是，针对上述矛盾和冲突还没有形成一套有效、平和地化解机制。失地农民在不公平的征地补偿中，由于失去土地，失去了生存的保障，同时，由于他们的农民身份，文化素养和生活习惯，他们也很难融入城市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城里人，而是徘徊于城乡之间，成为尴尬的城市边缘人，更增加了对其管理和安置的难度。一方面，失地农民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作为征地的直接利益受损者，在整个征地的过程中，既没有参与权，也没有决定权，甚至没有发言权和还价权，处在逆来顺受的位置。另一方面，失地农民大多为人中城市近郊农民，他们对国家法律、政策，以及对社会的认识和思想的活跃程度都不同于一般的农民，所以易酿成大规模的群体上访和群体事件，从而使冲突和矛盾变得更加激烈，危及社会的安定。同时我们还要警惕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大量外流，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又没有稳定的收入，生活没有保障，有可能造成大量城市新贫民的现象。

五、农地的资本功能与社会保障功能

在家庭承包经营下，农地首先具有保障功能，它是农民的生命线，担负着农民失业保险的重责，也是农村居民之温饱水平的实物保障。其次，农地是生产资料，它能通过投入生产过程获取要素投入，具有资本功能。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农地问题使土地的经济功能，特别是社会保障功能更加凸显了出来。原因是国家取消农业税、取消各种提留、以工补农政策措施的实施，种田净收益大大增加。不仅对种地农民而言是一种收益的补充，而且对无(失)地农民来说，更是失去了最根本的生活保障。所以，农地征用与农民的反征地抗争越来越厉害。而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农地的生存保障功能却在不断弱化，其资本功能却日益凸显，经济越发达，对农地资本功能的要求就越高。农地的社会功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生转变，这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农地所能提供的保障功能的局限性所致。由于农地能给人们提供的主要是就业、粮食等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对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昕提出的教育、医疗等保障却无法满足，而这些社会保障功能，要通过整个社会资源的综合运用来实现。大量研究表明，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农地对农民生存发展的保障能力在不断降低，农地保障已开始出现“虚化”现象，昔日珍贵的农地资源巳变为很多农民“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负担。因此，适时推动农地由保障功能向资本功能转变，已成为当前农村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个迫切课题。上述由“新三农”问题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有的巳经充分暴露，有的尚未充分暴露，但可以预见。而且解决这些矛盾要有一定的条件，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必须有所作为，推动矛盾向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方向转化，这是全社会应有的态度和责任。

矛盾问题 篇6

首先，公共事业产业化，医患关系异化成消费关系，医疗机构因而失去民众的信任。

郭淑芹说，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过程和医学期望值过高。人们迷信技术，不再认可医疗中的顺应，拒绝生命的死亡，患者认为花了钱就得看好病，而对医疗的风险和极高的技术要求缺乏认识，一旦出现与其愿望不相符的结果时，便难以接受，产生纠纷。

在此基础上，由于医患纠纷调解、处置、解决途径不畅通，机制不健全，现有的处理医疗纠纷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使一些纠纷不能及时得到有效解决，导致矛盾升级。

郭淑芹代表说，确实有些医疗机构医疗质量不高，服务态度不佳，医患沟通不及时、不充分，医疗程序不到位，医疗差错和事故时有发生，同时也存在着收受红包等行业不正之风。

针对上述问题，郭淑芹代表提出了几个解决办法，她认为，首先解决医患关系核心是增强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要加大政府投入，使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措施和资金尽快到位，提高医疗保险和新农合报销比例，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等问题。钟南山院士曾坦言：通过减轻患者医疗费负担，弱化对医院和医务人员的不信任和反感情绪。

其次，提高医疗质量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根本。作为医院，应做好优质服务，加强内部管理，加强医德教育和医疗质量控制，推行人性化医疗服务，规范执业行为，降低成本、节约医疗费用，提高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

再者，对超出医疗纠纷范畴、已构成破坏医院秩序、暴力伤医、杀医等违法犯罪者依法严惩。对发生医疗纠纷拒不接受第三方调解或司法程序解决的，务必走司法程序解决。

矛盾问题 篇7

共生性是指矛盾双方具有同一性, 强调增强建设性, 通过合作互助, 实现对立面双赢。这一特征为对立面的结合开辟了新模式:不是一方吃掉一方, 而是追求整合、双赢。由于认识的局限性, 我们过去把对立面的关系理解得过于狭隘, 只看到它们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几乎无视它们有互助和协作的一面。其实, 对立的双方有相互一致的共同方面, 可以相互结合, 迸发出比对立面斗争更大的力量和作用。

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过去固守的思维方式, 工作理念也在戛然转变, 如经常挂在嘴上的一些时尚词语:“互惠双赢”、“多元共谋”、“并行不悖”、“和而不同”、“皆大欢喜”……就是佐证。目前, 面对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现有的维稳思路和工作方式不但难以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 反而导致“越维越乱”的恶性循环。如何凝聚共识, 减少矛盾多发, 达到双赢而不是两败俱伤, 确乎是各级政府值得深思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 学会运用融合的思维方式分析问题解决矛盾, 不失为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中华文明的主要思想就在于“合”, 而这个“合”指的就是融合。现在社会事物纷繁复杂, 事物的联系更加广泛。我认为, 任何事物都具有对立的一面, 也有统一的一面, 然后也有融合的一面。事实证明, “把很多看似对立的事物融合于一身”, 使矛盾冲突呈现潜在的、非暴力的、可控的、受调节的特点, 是完全应该也完全可能的。见仁见智、互擅胜筹、相互容纳, 集思广益, 是社会必须具备的一种公共理性, 更是一种襟怀、一种气度、一种雅量。

事物具有对立统一性, 做任何抉择, 都会顾此失彼, 简单的“统一”无法彻底解决矛盾对立;一分为二“对立”起来, 则会失去部分事物。而如果进行融合, 创新出新的事物, 实现既能顾此又能兼彼, 才能实现双赢。然而, 现在各种社会矛盾突出, 多种价值观叠加, 冲突比以往来得更猛烈。纵观这一时期的信访活动, 面临着许多困扰。有的地方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 采取“销号”、“截坊”等手段, 损害了信访民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 而“贿买”、“收买”, 又将复杂的现实矛盾转化为庸俗的经济问题, 破坏了信访民众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信访本是为密切联系群众, 现在却将群体上访、越级上访看成是不稳定因素;信访本是为了落实宪法赋予群众的批评建议权、申诉控告检举权, 现在却在花钱稳控中损害了信访民众的基本权利。更重要的是, 花钱买来的稳定是假象, 它不利于中央真正了解基层的情况, “贿买”、“收买”信访者在一定程度上是提高了信访民众的期望值, 在客观上鼓励了“信访钉子户”的产生。我们将视线拉长就会发现, 我们似乎正在遭遇越来越多负和博弈, 这种负和博弈, 即双方博弈的结果总是所得小于所失, 在不少方面我们不是共同进步, 而是两败俱伤。

去年河北省承德市牛圈子沟镇村民66岁的王秀珍找镇领导反映拆迁补偿问题, 镇党委书记甩下一句“要跳楼, 去五楼”的话后扬长而去;今年又相继出现了, 河南睢县一农民因欲使用乡长茶杯喝水, 双方冲突后被拘;福建省南平市委书记雷春美在医院看望重伤小学生时, 遭一名妇女下跪喊冤。该妇女被以“违反信访条例”为由拘留。后又出现了千名农民集体下跪事件, 跪倒辽宁省庄河市市长。还有, 前一段发生的“罗彩霞案”、“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等, 引发了严重的“官民”对立。但现在确有部分官员宁愿躲在办公室里悠哉游哉, 也不愿意拿出一点精力解决民众诉求和化解民怨, 宁愿提高行政成本, 也不能向信访者妥协。殊不知, “有一种和谐叫妥协, 有一种威信叫明智。”表面上是吃了亏, 实际上是互惠互利, 是微笑转身, 是成熟的表现。生活中有很多时候需要我们这么做, 同时也让我们心灵在那一刻多了 (下转229页) (上接227页) 些安宁和成就感, 毕竟做了一件好事, 举手之劳。

如市长大人出来见上农民一面, 甚至提前介入解决农民反映的问题, 自己的乌纱帽不仅不会被摘, 反而会受到嘉奖。当民众一再失望, 就必然陷入绝望, 从而“破罐子破摔”, 哀莫大于心死。有些时候, 共识似乎越来越难达到, 人们总是按捺不住越来越大的火气。比如, 不少官员一看到民众表达不满就眉头紧锁、冷若冰霜, 甚至恼羞成怒。与此同时, 不少老百姓也对部分官员失去信心, 他们不再乞求, 不再信法, 开始迷信暴力等其他手段。其实, 如果官员多一点节制, 或者多一点宽容, 许多矛盾完全可以用融合的思维方式来解决, 而不必弄得舆论哗然。

用融合的思维去分析问题解决矛盾, 关键是要找准矛盾的“融合点”。如工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往往产生矛盾, 对立起来, 通常思维是既保护生态, 又发展工业。而融合带给的是要创新出一条新的工业, 是一种全新的发展, 称之为生态工业。在生态工业框架下, 生态与工业相互依存, 互相促进, 生态环境促进了工业的发展, 工业发展促进了生态保护。因此融合是建立在所有事物创新的基础上, 创出一个新事物, 是观察复杂多变世界, 解决复杂多变问题的一种方式, 是所有事物特色的集中体现, 任何事物都有能在融合后新的事物中获得体现, 以达到恰到好处地解决问题的目的。“融”为消除矛盾, 消除对立, “合”则为创新新事物。“融合”则就是把矛盾对立的两个或多个事物进行变化、创新, 使各事物和谐共存, 从而融合成一新的事物。世界上每天都会发生很多事情, 大千世界本来就多元。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 这个“可以把很多看似对立的品格集于一身”的人, 面对当年“可以包产到队, 不能到组”、“可以包产到组, 但不可到户”的“大是大非”的诘难, 以充分的事实说明:“可以包产到队, 可以包产到组, 也可以包干到户”, 给争论了三十年的“原则”问题以明确的答案, 迅即给广袤的农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杜老本人也因此获得中国发展百人奖终身成就奖, 他的有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表述, 日后也被人称之为杜氏“公式”。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 “信访工作是为人民排忧解难的工作, 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要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出发, 牢固树立抓发展是政绩, 保稳定也是政绩的观念, 充分认识做好农村信访稳定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努力克服松懈麻痹和畏难发愁情绪, 精心组织, 周密部署, 全力以赴做好这项工作。有学者说:“信访”就是人民群众相“信”党和政府才来“访”求, 通过协调解决反映的问题, 消除“人”的怨“言”。因此, 正如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所言:“信访”就是一种“信任的访问”!我们各级领导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思想, 体现和贯穿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只有正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始终把心与人民群众贴在一起, 时刻关注群众的急难盼怨, 带着感情做好工作, 学会运用融合的思维方式分析问题解决矛盾, 信访问题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就曾精辟总结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特征和优势:“兼和为上———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是价值的最高准衡”。他说:“合多为一谓之兼, 既多且一谓之和”, “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 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兼容和谐, 辩证整合, 理应成为当今文艺审美思维的遵循原则。我认为, “融合”是现在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是传统融合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是解决当前信访问题实现双赢的一种好办法。它的思想源泉、思维方式, 是建立在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基础上的, 是认识世界、分析世界、解决问题的一种全新的方法和思维。

摘要：融合思维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应有之义。作为事物运动普遍规律的对立统一规律, 认为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既具有对立属性, 又具有同一属性,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斗争性是指对立面之间的互相排斥, 体现着对立面彼此分离的倾向和趋势;同一性是指对立面之间内在、有机、不可分割的联系, 体现着对立面之间互相吸引的趋势。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 鉴于不同历史使命的不同要求, 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分别会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而要构建和谐社会, 大力倡导融合思维无疑是必然的选择。

再谈邓小平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篇8

1、人民的概念

邓小平对人民的概念与毛泽东时期的定义不同, 面对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这样的现实。邓小平顺应历史潮流, 适时界定了人民的新涵义。“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 也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人民的范围, 因此, 在当代中国, 凡是赞成、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凡是赞成、拥护祖国统一的一切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它包括一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者。他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他们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这一概念的重新界定,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意义突出。

2、社会基本矛盾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其他的一切社会矛盾都根源于此。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 灵活掌握和运用了这一基本原理, 科学地分析和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较之毛泽东, 邓小平更强调生产力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 认为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中心。他把解放、发展生产力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 并把生产力是否发展作为各项工作成败的关键。

二、邓小平对人民内部矛盾及其解决方法的认识

1、人民内部矛盾

邓小平认为, 与毛泽东时期相比, 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由思想是非问题更多地转化为人民的物质利益矛盾问题。首先, 建国以来,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 国力微弱、民不聊生, 经社会主义改造后, 生产力水平得到发展, 但由于人口基数大、建设经验少, 人民物质利益矛盾突出。其次,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经济体制转型、城市化进程加快, 人民的物质利益矛盾加剧。这就说明,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背景下, 人民内部矛盾比之它的创立之时复杂得多, 而且物质利益矛盾十分突出。因此, 面对新形势、新情况, 邓小平发展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 十分重要的就是从物质利益角度分析研究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特点。

2、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原则与方法

(1)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

在对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处理的过程中, 邓小平一方面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统筹兼顾, 适当安排”原则。指出:“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 但这决不是提倡个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奋斗。我们从来主张,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同时, 在此基础上, 邓小平提出了“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共同富裕的原则, 从长远利益上考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总体上来说, 邓小平着重从发展生产力角度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主张大力发展经济, 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 这是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最大特色。他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 探求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中利益分配不公的途径, 这种方法是邓小平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重大发展。

(2)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上, 毛泽东侧重于从思想上来解决。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 ……也将表现为人与人在认识上的矛盾。”所以, 重点要解决的是人与人在认识上的矛盾。而邓小平把生产关系的变革, 发展生产力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中心;把制度、体制当做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 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认为只有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才能调整好人们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使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在人民利益日趋一致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强调通过全面改革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稳定的制度基础, 邓小平对此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三、邓小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对我们的启示

1、大力发展生产力, 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

既然在新时期利益关系成为人民矛盾产生和变化的根源, 那么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途径。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 加快经济发展, 把蛋糕做大, 在这个基础上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 才能协调好各方的利益关系, 才能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所以, 邓小平指出:“从根本上说, 手头的东西多了, 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

2、思想政治工作, 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

伴随着物质利益矛盾, 思想是非矛盾随之产生, 解决这一矛盾, 要靠思想政治工作去化解。邓小平反复强调, “现在群众中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很多, 党内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也很多。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 切实认真做好, 不能放松。”

3、改善民生、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

只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经济发展才有持久的动力, 社会进步才有牢固的基础。因此, 要按照十七大的要求,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其中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改善民生的重点, 它不仅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解除后顾之忧, 而且也有利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具体化、现实化。

摘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关系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永恒话题。邓小平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十分注意此类问题, 并形成了丰富的思想。这不仅是对毛泽东有关理论的发展, 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人民内部矛盾,邓小平,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364页, 第371页, 第370页, 第459页。

[2]《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372页, 第373页, 第359页, 第76页。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797页。

矛盾问题 篇9

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很多难以回避的矛盾和问题。比如随着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 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依旧存在, 与此同时还要面对城市内部新出现的新的二元结构所带来的矛盾和挑战。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在成倍地增长, 但是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也在不断加深。另外像雾霾、大城市拥堵等现代城市病给中国城市管理者带来了困扰, 所以中国的城镇化必须要转型发展、创新发展, 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提出要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 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 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 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水平, 明确了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根据这一规划, 国务院有关部门开展了新型城镇化的综合试点, 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配套的改革政策, 努力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与此同时, 我国城镇化领域的国际合作也在不断加强, 中国政府在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共同宣言下推进欧洲高技术与中国城镇化的结合。

长期以来, 全国人大始终高度关注城镇化的发展进程。2013年,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了城镇化战略的专题调研, 提出新型城镇化必须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 必须顺应现代城市发展的新理念、新趋势, 推进创新城市、绿色城市、人文城市、智慧城市的建设。去年, 人大财经委结合对“十二五”规划的中期评估, 强调中国的城镇化必须以实现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城乡要素的流动和交换市场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目标, 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和机制, 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今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依法治国的精神审议批准了国务院在33个县对于部分现行法律进行调整和暂停的议案, 探索农村承包地流转、宅基地有偿退出制度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方面试点, 用法律手段为城镇化改革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去年以来, 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趋势做出了科学地判断, 提出了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要求。中国的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从投资驱动、要素驱动、出口拉动转向市场驱动、创新驱动和消费拉动。我想城镇化更多地要靠市场的力量、创新的力量。城镇化要坚持可持续性, 坚持实事求是, 不能急功近利, 不能急于求成。

矛盾问题 篇10

1 我国农机化事业发展进程

1.1 起步阶段

起步阶段即解放初期至改革开放前。这个时期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 由于当时国力弱, 技术差, 农机化只是简单的、单一的、象征性的。在毛泽东“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号召下, 成立了基层拖拉机站, 一个站只有几台拖拉机, 配套机具很少。只能进行单项、小区域作业, 少数国有农场机械化水平稍高, 这个时期只能算农机化发展的起步阶段,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前[1,2]。

1.2 初级阶段

初级阶段即改革开放至农机补贴实行以前。农村实行了土地联产责任制, 以农户家庭为单位承包土地, 土地由集体大块耕种, 变成了一家一户小块耕种, 农民种田热情高涨, 适应小地块耕种的小型农业机械得到了空前发展, 大型机械 (如收获机械等) 在少数地区小规模发展。农机对提高粮食单产, 解决温饱问题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也只是种地不用牛而已, 还谈不上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

1.3 中级阶段

中级阶段即农机补贴实行至现在。随改革开放的深入, 私营经济蓬勃发展, 城镇化进程加快, 农民务工潮的涌现, 土地自发地向种地能手、各种农业合作社、农业公司集中, 大马力、多功能、智能化的农业机械有了用武之地, 且增速迅猛, 加上农机补贴政策的引领和推动, 更放大了大型农机的发展空间, 耕、种、播、收、管、储、加工、农、林、牧、渔所需的农业机械均有了空前的发展, 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已具规模[3,4]。

1.4 中级阶段中后期

中级阶段中后期即从现在起。中级阶段中后期是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跨越的过渡期和转型升级期。这个时期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发展要遵循农业现代化的科学化、集约化、商品化、市场化总体要求去进行, 要围绕着现代农业提高土地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产品商品化率、资源利用率的总目标, 达到现代农业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三统一”, 层次更高, 要求更高, 方法更新, 技术更精、更科学。同时, 矛盾更突出, 问题更集中, 时间更迫切。

2 我国现阶段农机化发展状况

我国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一农业大国, 农机化发展空间广阔。全国农机工业总产值突破3 000亿元 (2012年) , 规模以上农机企业主营收入超过3 570亿元 (2013年) , 从这个意义上说, 已成为全球第一农机生产大国, 但不是农机强国。乡村农机从业人员近5 500万人, 已成为农业生产的生力军和主力军, 但素质亟待提高。全国有4 200万个农机户, 520万个农机作业户, 3.8万个农机专业合作社, 以农机手为代表的新型农民已成为致富带头人。农机市场化服务组织还不完善, 培养提高新型农民的科技素质十分迫切。农机装备数量、质量、性能有明显提高, 由粮食生产机械化向经济作物、林果业、养殖业、农产品后加工和设施农业领域拓展。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0%以上, 标志着我国农机化发展已进入中级阶段中后期, 是由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跨越的过渡期和转型升级期, 是大有可为的发展阶段, 但要求更高、难度更大, 要在严峻挑战中开拓前进。

农机创新和新技术应用明显提升。如:柴油机的高压共轨技术和大马力拖拉机的动力换挡技术、无级变速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高了柴油机、拖拉机的性能、质量, 减轻了操作强度, 提高了操作便捷性、灵活性, 满足了市场需求, 节约了能源, 保护了环境, 缩短了与世界农机先进水平的差距, 提高了国际竞争力。世界农机巨头涌进中国, 引起了“鲶鱼效应”, 激发了我国农机生产、研发的创新力, 各种新技术的创新、研发、应用层出不穷, 中国农机走向了世界。

3 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 (农机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1 机手断档难解决。

这实际上是新型农民培养问题, 人是一切发展的第一要素, 没有掌握科技知识和技能的新型农民, 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就无从谈起。农机作业环境差, 灰尘多, 劳动强度大, 油污重, 作业周期短, 多数45岁以下的农民不愿从事农机作业。农机手转行、流失和青黄不接现象严重, 擅操作、懂技术、热爱农机事业的机手更少, 有的地方出现了机手短缺、断档的窘境, 使农机在农业生产中的功用、效能发挥大打折扣。

3.1.2 发展资金获得困难。

随着农机合作社等服务组织承包土地规模扩大, 机具增多, 其他生产资料和生产费用也相应增加, 发展资金困难成为突出问题。机具抵押、土地经营权抵押、农村不动产确权抵押, 宏观政策倡导的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优惠措施 (授信额度、贷款利率、贷款期限) 等还没有真正落实, 这些政策、措施何时才能真正落地, 不解决农机化发展的资金问题, 农机化发展中的痛就无法止住。

3.1.3农机行路难。

机耕道不畅、适合大规模机械化作业的田块少, 即使农民购买了大型农机、设备, 有的地方是进村难、下田难、转移田块难。原因是路太窄、田太小。在没有土地流转集中的小田块里作业, 大型农机难以充分发挥功效。

3.1.4农机作业量保障乏力。

在大规模土地流转集中没有完成, 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农业生产社会分工不完善的条件下, 订单农业还无法实现, 有的农机作业效益低下, 甚至亏本, 挫伤了农民发展农机化的积极性, 已购置机具或闲置, 也是国家和个人资源的浪费。

3.1.5 农机的维修保养不能做到及时、规范。

由于农机的社会化服务组织不健全, 高素质的农机手断档, 农机手不认真按有关手册、规定要求进行维护、保养、修理, 致使农机车况不良、带病作业者居多, 耽误了农时, 增加了使用成本, 降低了农机的综合效益。

3.2 农机技术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3.2.1 推广人员队伍老化, 素质不高。

推广人员原有知识结构跟不上新机具、新技术的发展步伐, 基本上是现学现卖, “以其昏昏, 使人昭昭”, 结果可想而知。因此, 推广人员知识更新和提高是当务之急。发达国家科研院所和技术推广机构有的是合二为一的, 减少中间环节, 优势互补, 科研成果能迅速转化成生产力, 成本更低、周期更短。

3.2.2 推广经费不足。

有的地方推广部门是“有钱养兵, 无钱打仗”。各级都说重视, 但实际做法上农机推广仍是“年年感叹如今天”, 以致造成了从业人员思想不稳定, 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思想。

3.2.3 农业新技术、新机具推广难度大。

有些符合农业现代化要求的农机新技术、新机具, 尽管推广部门很努力地示范推广, 但受规模比较效益的影响, 农民不愿效仿跟进。如:水稻机插秧技术、土地深松技术、秸秆还田技术等。水稻机插秧技术符合现代农业要求, 是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重要环节, 但在目前户均田地面积小的前提下, 无法体现农业规模比较效益, 农民更愿意选择费水、费肥、费药、不环保、不抗灾的水稻直播。因为水稻直播在种植环节省工、省时, 但却没有考虑到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

农机、农技推广人员对水稻直播、机条播、旱育移栽、机插秧4种水稻种植方式式进行了田间试验, 结果如下:生育期直播、机条播比旱育移栽、机插秧齐穗期迟10 d, 成熟期延长5 d, 全生育期少13 d。直播、机条播、旱育移栽、机插秧无效分蘖消亡速率分别为21.1%、19.5%、33%、33.2%。可见直播、机条播无效分蘖消亡的持续时间长, 不利于水稻个体生长发育。旱育移栽、机插秧的灌浆结实时间较长, 且灌浆结果所处的时间段要优于直播、机条播。旱育移栽、机插秧的水稻增产潜力要高于直播、机条播。产量方面, 旱育移栽、机插秧、机条播、直播分别为9 975、9 765、8 400、8 250 kg/hm2, 纯效益机插秧、旱育移栽、机条播、直播分别为16 485、14 895、14 275、12 915元/hm2。机插秧适合水稻生长的生物性要求, 具有穗型大、熟相好、米质优、丰产性强、增产潜力大的优点, 能达到稳产高产的目的, 大力推广机插秧是挖掘水稻增产潜力、改善水稻品质的有效措施。

3.2.4 土地深松、秸秆还田是利国利民的农业种植新技术, 但难以推广。

由于土地连年的免耕、浅旋, 秸秆焚烧, 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 造成土壤板结、结构差、不保水、不保肥、不抗灾、微生物含量少, 污染了环境, 不符合现代农业的要求。长此以往, 就形成了“种子孙田, 收当季粮”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尽管各级政府、财政、农机、农业等部门都做了很大的努力,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去宣传示范推广土地深松、秸秆还田, 但难以变成农民自觉自愿的耕作习惯。原因是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环保效益与经济效益无法直观比较、显现, 秸秆收集后没出处, 粉碎还田当季见不到效益, 有时还增加下季种植成本。

3.3 农机研发、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产、学、研脱节, 先进技术、研究成果不能迅速转化成产品, 形成生产力。发达国家的科研院所、高校和技术推广、工厂联合做得好, 科技成果转化率高, 发展就快。我国在这方面有所欠缺。

3.3.1 农机制造企业急功近利, 不注重产品力的培养。

有的农机制造企业对新技术、新机器的可靠性、安全性、适应性试验做的不充分, 改进的不彻底, 产品不够成熟, 就匆忙推向市场, 结果造成了不良的负面影响, 降低了农机的综合效益, 影响了国人对国产农机的信心。如:为解决大马力拖拉机操作灵活轻便的问题, 有的企业把油气助力技术应用到了拖拉机的离合器上, 但存在着安全隐患。如冷车启动时, 操作杆不在空档位置上, 很有可能拖拉机一启动就冲出去, 而离合器在气压不足的情况下不起作用, 因摘不掉档而造成事故。

有的企业只追求销量和短暂的市场份额, 不注重产品力和品牌影响力的培养, 不懂得一台质量好、可靠性强、适应性强的产品, 就是品牌传播的良好介质和进攻市场的“迷药”。只有做到精益制造才能保证有强大的产品力, 而产品力是品牌的基石, 是强大的利润奶牛, 是高定价的标尺。售后服务总归是亡羊补牢。

3.3.2 工业生产体系不完善, 基础工业满足不了现代农业对高端农机发展的要求。

随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进程的加快, 对大型、多功能、智能化农业机械的需求愈显强烈, 对机械的安全性、舒适性、节能环保要求越来越高。国内有的农机生产企业、科研院所、高校也紧跟国际农机先进水平, 对高端农机制造进行了探索, 但由于受农机工业体系不完善, 基础工业相对落后的掣肘, 高技术含量的图纸和样机未能变成农田作业的机器。如:拖拉机的动力换挡技术是为适应大马力拖拉机操作和效率的要求而开发研制的, 经过一番尝试, 有的厂家搁置, 有的厂家另选其他技术 (无级变速) 。原因是产业体系不健全, 一个厂不可能包揽全部技术和生产, 基础原材料 (钢材等) 、加工精度、装配工艺、技术工人素质跟不上。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 需要进口国外专利技术或总成、零配件, 但若进口价格太高, 造出的整车价格远超农民预期和接受能力, 农民也仍负担不起。

为满足车用发动机“国四”排放的环保要求, 农机配套的柴油机就必须用高压共轨系统、达标的柴油和柴油滤清器。目前, 世界上生产高压共轨系统的公司有日本“电装”、德国“博世”、美国“福特”3家公司, 保护高压共轨系统安全工作的柴油滤清器国内品牌也少有达标的。用国外达标的高压共轨系统和柴油滤清器, 成本高。不用达标的, 造成共轨系统部件损毁, 维修代价很大。另外, 目前我国市场销售的柴油也不能满足“国四”排放要求。

3.3.3 农机生产企业创新过程中忽视体系创新, 喜欢单打独斗, 不讲究社会合理分工与科学有效协作相统一。

理论研究创新和高性能基础原材料生产创新, 一般技术创新和核心技术创新, 高科技和高素质的人, 不能做到相统一、相匹配。这是农机研发生产中木桶效应的短板。

3.4 农机服务组织社会化程度低, 整体效益差

农机管理下滑, 维修关系不顺, 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机制还没有形成, 有实力的大户少, 分散在千家万户的农机使用水平低, 农机经营总体效益差。要农业全程机械化健康、高效发展, 就必须走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的道路, 要有明确、细致、科学的分工、协作, 像现在这样“家家买农机, 户户想挣钱”, 农民既要当农技专家、农机专家, 又要懂经营、会管理, 倒逼农民当全能专家不现实。

3.5 农机装备结构不合理, 门类品种上存在明显缺陷

结构不合理表现在农机大型少、中小型多、配套比低、作业范围窄、整体功能受限。农机总量增长快, 先进技术应用慢。门类品种缺陷包括重粮食作物生产机械发展, 轻经济作物机械发展;重种植业机械发展, 轻养殖业机械发展等。在农业生产具体环节上重耕、种、收机械发展, 轻管理、植保和农产品后加工机械发展。

3.6 土地流转速度不适应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发展要求

在农机“十一连补”的引领推动下, 各种大型农业机械增速迅猛, 但目前农民自发流转土地的速度与大型农机增速不匹配, 大型机械在小地块里作业, 功效不能发挥, 造成浪费。土地不能快速集中流转, 机耕路、水利等无法兴修。

农民自发土地流转慢, 一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失地农民缺乏生存保障感, 农民宁可粗放经营, 也不愿转让土地;二是法规不健全, 流转土地追求规范化, 忽视土地合理利用, “能手种, 庸者让”;三是对土地流入方缺乏有效合理监督, 致使土地流转后“非粮化”, 甚至闲置、粗放种植经营。如继续用“太阳脱帽理论”来解决土地集中流转问题, 对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制约会越来越严重。

3.7 农艺、水利与农机化发展不协调、不配套

农艺和农机应协调发展, 优势叠加。水利兴修要做到适应农业发展需要, 主水源水位能适时合理控制, 局域水网和微水网排灌自如。

3.8 农机补贴不到位

在农机补贴执行过程中, 没有充分体现补优淘劣的原则, 对符合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农机新机具、新技术应加大补贴力度, 对不符合现代农业发展方向的农机具, 该淘汰的就淘汰。对符合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要重点补、专项补。

4 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是农机化发展需求迫切与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 即对农机化的需求很迫切, 但技术、机具装备、发展资金、农机化人才及培养制度、政策等存在着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有效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低多高缺”, 具体说, 低水平已不适应发展要求的农机还呈现出过剩, 落后的、该淘汰的农机还淘汰不了, 成为发展中的累赘。高水平的迫切需要的农机出现紧缺, 供给不足。总体上表现为总量过剩与结构性不足并存的产需失衡。这是农业全程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短板, 需下大力气解决。主要矛盾集中表现是农机化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不平衡有区域不平衡 (旱作区和水田区, 平原和丘陵, 先进区域和落后区域) 、领域不平衡 (粮食作物机械化和经济作物机械化, 种植业机械化和养殖业机械化) 。小麦机械化水平达90%以上, 水稻 (水稻的机插秧、机械植保) 、玉米机械化还有难点要攻关, 经济作物机械化刚起步。不协调主要表现为农业全程机械化要求与机械化的薄弱环节严重滞后不协调, 粮食生产机械化与农民增收、发展高效农业机械化的关系不协调, 农机装备迅速增加与农机人才培养不协调, 农机化对人力的解放作用与劳动力有效转移不协调, 农机装备的供给与结构调整、产品升级的迫切需要不协调, 农机与农艺、水利不协调, 农机的投入需求与资金困难不协调, 科学发展与体制机制障碍不协调。农机化的发展要克服水土资源紧缺、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带来的压力,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增产增收型农机化才是可持续的农机化。

参考文献

[1]汪昭军, 马瑞峻.刍议我国发展精确农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农机化学报, 2013 (5) :22-25.

[2]李灿, 唐仕勇.基层农机管理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湖南农机, 2011 (11) :20-21.

[3]汪建军, 曾明如.关于推进眉山农机化又好又快发展的建议[J].四川农业与农机, 2014 (2) :20.

论国企改革中的矛盾和问题 篇11

关键词：国企；改革；矛盾；问题

中图分类号：F27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4-0074-01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取得了重大突破，成效显著。但由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沉淀多年的矛盾影响，制约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如何在新形势下打好国企改革攻坚战，事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是各级党委、政府及企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1．干部职工的“思想改制”问题。国企干部职工的思想，特别是企业领导干部的思想能否真正跟上企业体制改革的时代要求，行为能否真正有“脱胎换骨”般的跨越，这一方面需要大量的、仔细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要领导培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政治思想素养，另一方面也需要体制变革本身的支持，需要长时间的检验。

2．已有改制成果与深化改革的矛盾问题。这一矛盾集中体现在实施“债转股”政策的企业中。“债转股”确实对促进企业经营管理有重大意义，但其弊端和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资产管理公司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会不会支持、以怎样的态度支持产权制度改革，也是“国退民进”能否顺利推进的一大重要因素。

3．战略投资者问题。引进战略投资者，运用资本营运，解决改革当初“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的问题，确实是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总结，不断创新出来的一个好办法。

4．养老保险金的代际转移支付问题。在政府不负担新旧养老制度转轨成本的背景下，通过企业缴费形成的社会统筹来支付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已形成“老人”、“中人”、“新人”(分别指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前离退休职工、新制度建立以前已经工作的职工、新制度建立后参加工作的职工)之间养老金代际转移支付问题。

5．弱势群体问题。这里讲的弱势群体不仅指因企业改革已经形成的下岗、失业群体，亦包含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即将有偿补偿身份解除关系的分离、分流人员。改革是大趋势，且不可逆转。这种改变对任何一个职工都是一次心灵的激烈撞击，每一个人都处于“弱势群体”的范畴之列。

二、解决改革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的策略

1．发扬老传统，开拓新思维，坚定不移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一是要置换国有资产，实现“国退民进”。要在产权界定和资产评估的基础上，鼓励企业职工、战略投资者对企业资产进行收购，吸引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改革，达到以资产换资金，实现企业重组或者“关门走人”。二是要有偿改革职工身份，建立新型的劳动关系。三是要全面创新企业制度，激发发展活力。实施产权制度改革，就是为构建多元化投资主体，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大力为推进企业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2．积极面对问题，真正化解矛盾。在坚持改革基本方向和目标的前提下，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一是要带着新观念去做，破除自满情绪，树立忧患意识；破除求稳思想，树立敢闯精神；破除浮躁心态，树立实干意识。二是要带着政策去做。要在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高度统一的基础上，制定出台合民情、顺民意的政策和措施。三是要带着责任去做。深化国企改革是各级党委、政府，企业党政工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各级干部要自觉肩负起全面改制，促进企业发展的责任。肩负起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肩负起维护稳定的责任。

3．积极创造条件，引进战略投资者。企业自身要具备一种良好的参与改革、投身改革的积极氛围，一种奋发向上，追求进步的精神状态。一是要充分调研，研究制定可行性改制实施方案；二是要做引进战略投资者的主体；三是要想投资者所想，谋投资者所谋，为战略投资者创建良好的企业人文环境和经营环境。

矛盾问题 篇12

一、矛盾分析法是辩证分析方法的核心

矛盾分析法在辩证分析方法中的地位和作用, 是由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唯物辩证法是由诸多规律和范畴构成的科学体系。在这个科学体系中, 对立统一规律居于核心地位。毛泽东在《矛盾论》一开篇就指出, 事物的矛盾法则, 即对立统一的法则, 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如果我们能将对立统一规律的有关问题都弄清楚了, 也就从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和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 是客观事物发展和人类认识的根本规律, 是理解辩证法其他规律的范畴的钥匙, 因而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掌握了矛盾分析法, 就掌握了辩证分析法的灵魂, 就抓住了根本, 辩证分析的其他方法就容易理解和把握了。

二、矛盾分析方法是做好工作的基本方法

世界是矛盾的统一体, 任何工作也概莫能外。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干部与群众、先进与后进、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权利与义务、动机与效果等, 就是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常见矛盾。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把握工作的过程, 就是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

把握工作, 首先要敢于承认矛盾、正视矛盾。矛盾是客观的、普遍的, 就是说, 它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 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管人们是否认识他和承认它, 它都是客观存在着, 并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承认和正视矛盾是分析和解决矛盾、做好革命工作的前提, 但这是需要勇气的, 这个勇气既来自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 也离不开对矛盾客观性、普遍性的坚定认识。有的人习惯于“遇到矛盾绕道走”, 对于已经存在的矛盾, 常常采取掩盖的态度, 对大是大非问题不敢表态, 这是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人的表现, 也是不利于解决矛盾的。

把握好工作, 还要大胆揭露矛盾, 因为矛盾并不都是暴露于事物表面, 往往深藏于纷繁复杂的现象之中, 只有靠科学的方法和正确的思维才能把它揭露出来, 并正确地分析和解决。有的同志在实际工作中, 对于已经存在的矛盾, 常常采取掩盖的态度, 不敢大胆地揭露它, 这只能导致矛盾的积聚, 造成最后的总爆发, 使工作陷于被动。揭露矛盾是一种艺术, 不仅要敢于, 更要善于, 要做到既适时又适度。

把握好工作, 更要善于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矛盾分析就是分析矛盾的性质、类型、成熟程度、产生和激化的原因以及解决条件等, 在此基础上才能拿出解决矛盾的正确办法。我们如果不善于分析和解决矛盾, 就不能把握好工作, 推动事业健康发展。因此, 是否善于分析和解决矛盾, 是衡量领导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总之, 无论是承认矛盾, 揭露矛盾, 还是分析矛盾, 解决矛盾都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 即矛盾分析法。

三、矛盾分析方法在工作中的运用

1. 在工作中要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

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化为工作方法和管理方法,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 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 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 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把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运用于实际工作之中, 就是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执行上级指示与本单位实际相结合。

在管理体系中, 每一级管理者都同时兼有双重身份:相对于上级来说, 他是下级。相对部署来说, 他又是上级。作为上级管理者, 运用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方法, 主要是坚持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不仅要善于发出一般号召, 即就当前的形势、任务以及完成任务的意义、办法、措施等向下发出命令指示, 提出要求, 而且要在组织实施过程中, 对下级和群众进行具体指导, 及时发现和解决贯彻执行中的问题, 总结群众经验, 以使一般号召落实到实处, 并检验和丰富一般号召的内容。一般号召对指导面上的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有了它, 就能使下级了解总的形势和任务, 明确上级的意图和要求, 自觉行动起来, 为实现上级提出的任务而奋斗。但是, 由于各单位的具体情况不同, 在贯彻一般号召的过程中, 可能会遇到一些意识不到的困难和问题, 需要上级领导给予个别指导。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任何工作任务, 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 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际, 突破一点, 取得经验, 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 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 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 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

2. 抓关键, 扭住中心工作不放

每个单位都有许许多多的工作, 这些工作往往又被彼此牵挂, 互相制约, 真可谓千头万绪。面对这种情况, 怎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 完成各项任务呢?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 就是抓住中心, 抓关键。俗话说, “牵牛要牵牛鼻子”“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 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唯物辩证法认为, 在事物的诸多矛盾中, 必须有一种矛盾是主要矛盾, 它的存在和发展, 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从而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这个主要矛盾, 就是我们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的中心任务和中心工作, 而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 其他都是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中心工作的对全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把中心工作做好了, 就能把各项工作带动起来, 如果中心工作漫无中心, 就会忙忙碌碌, 疲于应付, 甚至顾此失彼。作为领导者, 一定要有很强的抓中心工作的观念和意识。

3. 要正反两方面看问题

认识问题坚持正反两方面看问题, 这是“一分为二”观点在工作方法的生动体现, 充满辩证法的智慧, 对做好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两方面看问题, 就是要把对立双方联系起来思考问题, 把握事物、既要看到它的正面, 又要看到它的反面, 既要看到长处、优点、成绩、功劳、有利的一面, 又要看到短处、缺点、问题、失误、不利的一面。无论是观察形势、总结工作, 还是评价任务、考核干部, 都要从两方面看, 这样才能做到全面的看问题, 防止片面性、绝对化、走极端。比如, 对于工作的利弊得失就应该坚持这样的看法。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 工作也一样, 必然会有利有弊, 往往会出现利弊并存的现象。对全局有利的, 可能对某些局部不利;对长远有利的, 暂时可能也有某些不利;为了求大利, 有时就不得不允许存小弊。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倘无弊害, 岂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实际上, 却断没有这样的事。……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 只可权大小。”所以, 只讲成绩不讲问题, 只讲利不讲弊, 就会盲目乐观;只讲问题不讲成绩, 只讲弊不讲利, 就会垂头丧气, 甚至因“弊”废“改”。

4. 要善于做矛盾转化工作

对特定的社会主体而言, 对立面的转化有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一种是向有利于特定主体的方向转化, 一种是向不利于特定社会主体的方向转化。任何社会主体都是力图使对立面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我们对什么样的转化持欢迎态度, 对什么样的转化持反对态度, 什么时候要促进对立面转化, 什么时候要防止对立面转化, 都要做具体分析, 切莫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予以支持或反对。

对立面的转化是有条件的, 转化的条件是多样的, 有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等等。因此, 在分析对立面转化时, 要特别注意弄清楚对立面转化需要哪些具体条件, 并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积极创造条件, 促使对立面向有利于工作的方向转化, 防止其向不利方向转化。

综合, 在工作中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将会给我们提供把握好日常工作的方法支持, 为我们开拓伟大事业奠定良好基础。

摘要：《矛盾论》是毛泽东写于1937年的不朽之作, 其在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中, 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研究如何在工作中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 去解决现实的问题, 对于提高我们的工作能力和发现眼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掌握和运用矛盾分析法对我们日常工作进行分析, 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 正反两方面看问题, 扭住中心工作不放松, 善于做好矛盾转化工作, 这些将会对我们处理好日常工作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