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矛盾（共10篇）
内在矛盾 篇1
教学是一种平衡与矛盾相互作用的过程, 学生展开探究新知的活动, 就会打破之前低层次的“平衡”产生新的“矛盾”, 通过矛盾的解决又会实现新的平衡。
课堂是学生学习的主阵地, 数学课堂的魅力不在于情境是如何的有趣, 活动是如何的丰富, 而在于数学学习内在的思维体验, 即要让学生在数学课堂上经历思维碰撞与提升的历程, 体验生命成长的快乐。因此, 创造并利用“矛盾”这一资源引发学生积极思维, 焕发数学课堂内在的魅力。
一、预设矛盾, 找准思维的起点
教材是教学的依据, 它的编排遵循一定的逻辑顺序, 体现前后关联性。而研读教材是科学教学的前提, 因此, 教学前我们要系统分析教材内容, 把握数学知识之间的纵横联系, 明确所教内容在整个知识结构中的价值, 确立每个知识点在知识链中的位置, 在知识的生长点处预设矛盾。
例如, 苏教版小学数学“解决问题的策略”的学习, 其根本目的在于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对策略的体验, 让学生理解并掌握“为什么要运用这个策略?”“它的价值何在?”“我该怎样运用?”等。因此, 在第十一册“用替换法解决问题”的教学时, 我预设这样两个矛盾:一是为什么要替换?二是怎样替换?相比而言, “替换的意义”是主要矛盾, 是引导学生思考的主线索;而“替换的方法”是实现这种转化的一种途径与方法, 也是非常重要的矛盾所在。
课始, 我首先提供一个简单的问题:将720毫升果汁倒在9个同样大小的杯子里, 学生直接想到“平均每个杯子倒多少毫升?”的问题, 并直接用除法解决这个问题。接着呈现:将720毫升果汁倒在6个小杯和1个大杯里。这个问题的出现使学生产生认知冲突, 因为不能直接用“720÷7”来解决问题, 激起学生认知的矛盾:“这7个杯子不是同样大的杯子”, 于是自然产生了“如果只有一种杯子就好了”的强烈想法。于是, “替换”的思想在学生的头脑里萌芽。可见, 在知识的生长点处预设矛盾, 可以让学生直面问题, 唤醒学生潜在的、无意识的“替换”经验, 产生主动寻求策略解决问题的心理趋向。同时, 触及思考的本源———把不同物体替换成同一物体。
二、生成矛盾, 架构思维的支点
利用“错误”来激发学生的认知冲突, 造成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与新知识之间的心理失衡, 可以使学生产生企盼、渴知、欲罢不能的心理状态;同时可以凸显学习对象的刺激强度, 促进学生积极思考。
“分数的基本性质”教学中, 一般情况下学生想不到“同时乘或除以相同的数”应该有前提“0除外”。于是有的教师就直接提问:你们认为这个“相同的数”可以是任何数吗?在大部分学生回答“可以”之后, 教师无奈再追问:那么“0”可以吗?这样的处理, 总有“强扭”的味道, 尽管学生也经历了思考交流的过程, 但都是在教师的命令下被动完成的。
教学中, 我首先出示了一道判断题:给学生出错的机会, 让学生围绕a可以是哪些数展开讨论, 一方面加深了对“分数基本性质”的理解, 另一方面又故意制造错误、暴露错误:看来, 这个a可以是哪些数?引导学生探究发现, 在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解决中学生对“0除外”有了深刻的体验。
三、解决矛盾, 延展思维的内涵
由于学生的知识经验和思维方式的不同, 学生的学习成果也必然是丰富多彩的, 制造并放大这些“矛盾”, 可以激发学生的认知冲突, 同时可以展示学生的不同想法, 促进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
在“平行线”的教学中, 由于“文本”呈现方式的局限性, “直线”往往只能以“线段”的形式来呈现, 这样也就不能把“平行”无限延长不相交的特性表示出来, 因而形成了学生认知上的难点, 而这恰恰也是矛盾形成的“生长点”。
教学中, 创设“挑签子”的游戏情景, 让学生用两根签子来玩, 并把两根签子组成的图形画下来, 教师在巡视过程中选择一些典型的作品 (预设了 (3) 号图形) 展示出来:
然后引导学生进行观察、比较、分类等数学活动, 实际教学中, 学生对 (3) 号图形产生了不同想法:一种认为应该是 (1) (4) 分一类, (2) (3) (5) 分一类。为了充分展现“矛盾”, 我采用了延迟评价的策略, “先不说理由, 还有没有不同的分法?”, 从而呈现了另一种分法, 即把 (1) (3) (4) 分一类, (2) (5) 分一类。这样, 避免了信息之间的相互干扰和影响, 使这一“矛盾”得以进一步放大, 为教学的有效切入创造了最佳时机。
“矛盾”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课程资源, 真正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 就要有效利用这一资源, 充分挖掘其价值, 从而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 促进新资源的不断生成, 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丰富教师的教育智慧, 锤炼教学艺术, 实现师生的共同发展。
摘要：数学课堂的魅力不在于情境是如何的有趣, 活动是如何的丰富, 而在于数学学习内在的思维体验, 即要让学生在数学课堂上经历思维碰撞与提升的历程, 体验生命成长的快乐。因此, 创造并利用“矛盾”这一资源引发学生积极思维, 焕发数学课堂内在的魅力。
关键词：矛盾,课堂,思维
内在矛盾 篇2
一、国外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演变所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就是在预测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方面能够提供有用信息、从而指引货币当局进行政策操作的变量。就像看病一样，医生并不直接知道病人到底患了什么病，他们只能通过对病人脉搏、血压的分析来作出判断，并据此开出药方。通过对中介目标变动的分析，货币当局也可以了解到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以及其偏离调控目标的方向和程度，从而为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指导。引入中介目标概念以后，货币政策实施过程就通常被划分为政策工具――中介目标――最终目标3个相互关联的阶段。
二战以后，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研究方法和角度虽然在不断演进，但中介目标的选择标准却一直比较稳定，其基本选择标准就是：（1）可控性，即中央银行要能够实现对该经济指标的有效控制；（2）相关性，即人们要能够从中介目标的变化中，比较准确地预测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情况；(3)可测性，即中介目标要能够被及时、准确地测量到。
从战后各国的经验看，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经济变量可分为总量指标（货币量、信用总量）和价格指标（利率、汇率等）两大类。并且，随着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和认识的不断深化，充当中介目标的金融变量也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当中。
受维克塞尔和凯恩斯理论的影响，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各国货币当局主要是通过调节再贴现率来影响市场利率水平，并以此来调节国民收入、维持“充分就业”。长期推行低利率政策导致了通货膨胀的不断发展（奥肯在事后曾承认，70年代对自然失业率的估计偏低，从而导致宏观经济政策过于宽松）。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英美等国的物价上涨幅度急剧上升，从而使稳定物价的问题空前尖锐起来。
通货膨胀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新货币数量论的复活。经过弗里德曼等人的理论努力，在学术界、决策圈乃至公众范围内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潮流：只要控制了货币增长，就可以实现物价稳定和潜在的经济增长。在这种背景下，英、美等国转而采用货币量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在美国，美联储自1971年开始正式定期公布M1、M2、M3的目标增长幅度。1979年，美联储正式开始采用货币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英格兰银行也于1976年正式采用货币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美联储采用货币量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同时，货币量指标却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纪60年代以来，各种结合了付息特征和随时支取特征的金融创新产品不断涌现，这不仅模糊了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的界限，也模糊了投机性货币持有和交易性货币持有的界限，使不同层次货币量变化同实体经济运行的稳定联系趋于破裂。不仅如此，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也使英美等国越来越难以控制货币总量。到1982年，美联储放弃了M1，转而利用M2充当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1993年7月，格林斯潘宣布转向盯住实际利率（但此后，格林斯潘再也没有讲过美联储推行的就是盯住（真实）利率的货币政策），从而彻底放弃了货币量指标。同样的事情在英国也发生了：英格兰银行最初监测和控制是M3，此后不久就转向了￡M3和国内信用扩张，1986年又改为M0，1990年，英格兰银行开始推行固定汇率制，从而彻底放弃了货币量指标。
货币量指标的失效使货币经济学家再一次把注意力转到金融价格指标上，宣称利率、利率价差具有更好预测作用的文章大量出现。但是，这些研究多以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所表明的因果关系为依据，而这种因果关系本身并不足以表明其对实体经济运行乃至物价变动具有较高的解释度。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还表明：在美国，利率、利差对实体经济乃至物价水平变动的解释能力自80年代后期以来又纷纷解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证明：虽然一些金融变量（价格或总量）对通货膨胀或产出具有一定的预测力，但到底哪些变量可以具有预测力、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它们才会具有预测力都是难于预测的。要提高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预测的准确性，就必须同时利用多种经济变量所包含的有用信息。而这又与中介目标应具有的简单明了、易于理解的特点产生了尖锐冲突。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一些国家取消了中介目标（如美国、日本）（在美国，一直有人主张通过推行“盯住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以消除货币政策操作的个人色彩。在米什金看来，美国货币政策的基点，就是对物价稳定的高度关注，因此，他把美国的货币政策称为“暗含的‘盯住通货膨胀’”。在日本，则有人主张通过推行通货膨胀政策来改变市场预期，使日本经济摆脱长期衰退的困扰），而另一些国家（如英国、新西兰等）则走向了“盯住通货膨（Inflation targeting）”。
1990年，新西兰国会与其中央银行（新西兰储备银行）通过协商谈判，确定了当年的反通货膨胀目标并把该目标公诸于众；同时，又明确了储备银行的责任：如果通货膨胀水平未能降低到事先确定的目标区域，而储备银行又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则储备银行行长就有可能被解职。这样，新西兰就成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盯住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国家。此后，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泰国、韩国、南非等国先后宣布“盯住通货膨胀”。到初，“盯住通货膨胀”的国家已达到30多个（“Inflation targeting:“ Remarks by Edward M Gramlich
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peeches//20000113.htm.）。
“盯住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确定、设置物价稳定的标准，并向公众公布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通货膨胀率；（2）央行建立模型预测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并以此指导货币政策的操作；（3）加强央行同公众的交流，增加政策透明度；（4）增加央行独立性，强化央行的责任。同货币量、利率乃至汇率充当中介目标相比，“盯住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操作直接指向政策最终目标（物价稳定），从而打破了传统货币政策实施理论的三分法。由于公众注意力被引导到对物价稳定的关注上，其对信贷总量、利率、汇率水平的关注程度自然会有所下降。这样，央行就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综合利用信贷、利率、汇率乃至股票价格变化所提供的信息，对本国的经济运行和物价变动作出更加准确的预测和判断，在此基础上，中央银行可以灵活运用利率、汇率乃至信用控制等政策手段，对经济运行和物价变动进行灵活调节。这样，“盯住通货膨胀”就克服了传统货币政策框架过度依赖单个特定金融变量的弊端，实现了政策操作规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正是基于此，米什金等人宣称：“盯住通货膨胀”已不再是货币政策规则，而是一种新的货币政策框架（AFramework,NotARule）（BenS.BernankeThomasLaubachFredericS.MishkinandAdamS.Posen:InflationTargeting:
LessonsFromtheInternationalExperie
ncePrinstonUniversityPress.）。
二、我国货币量指标充当中介目标面临的困难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通货膨胀多次发作，也由于宏观调控方式逐步向以间接调控为主转变，要求选用货币量充当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呼声不断提高。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是货币供应量、信用总量、同业拆借利率和银行备付金率。……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灵活地、有选择地运用上述政策工具，调控货币供应量”。自1994年第三季度起，人民银行开始逐季公布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指标，这标志着我国开始向利用货币供应量充当中介目标过渡。，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正式采用M1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M0和M2为观测目标。
但英美国家所发生的货币量指标有效性下降的现象在我国也出现了。
从相关性角度看，我国货币量增长同名义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比较低；并且，不同层次货币量的变动存在着严重的非同步性，货币量指标难以为我们提供明确一致的指导性信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清楚地表明：影响我国货币需求（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主要有：（1）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易量。它不仅取决于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也取决于经济的商品化、货币化程度；（2）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在带来消费强劲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居民储蓄的超常规快速增长；（3）以股票、债券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导致资金流通渠道发生变化。同时，品种更加齐全的金融工具也影响到居民对金融资产的持有行为；（4）金融资产收益率的相对变动会对居民持有金融资产的行为产生影响；（5）居民对未来的预期既影响到居民消费，也会对居民资产持有量和持有结构产生影响。这五种因素对货币需求产生影响的性质不同，影响的力度和发挥作用的时间也不一样，因此，我们不能期望货币变动一定要与国民经济变动保持相当高的相关性、从而使我们能够从货币量的变动中比较准确地预测到国民经济变动的趋势。同样，伴随着居民资产（金融资产）持有的日益多元化，我们也不能期望不同层次货币量变动之间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这一点，已经被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所证实。根据1979～间货币量与GDP增长率数据，我们可以知道：M0增长率与GDP增长率、M1增长率与GDP增长率、M2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只有0.614、0.305、0.54（具体如图1所示）。根据1979年到993年货币增长的年度数据，我们还可以知道：M0与M1、M0与M2、M1与M2的相关系数分别只有0413、0.269和0.5。根据1994年第一季度到20第四季度货币量增长率的季度数据，我们可以知道：M0与M1、M0与M2、M1与M2的相关系数也分别只有0.705、0.513和0.539。
图1 货币量增长与GDP增长的低相关性?
从可控性角度看，人民银行对货币量的控制能力也比较低。我们知道，货币供应量是由流通中的现金和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存款组成的。而中央银行能够直接控制的只是基础货币〔具体由流通中现金和商业银行持有的准备金（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组成，亦称高能货币〕，在基础货币量和货币供应量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商业银行为了牟取更大经济利益、利用手中持有的超额准备金发放贷款、创造存款的货币创造过程。这个“两步走”的特点就决定了央行对货币供给只具有部分的控制力。央行对货币供应量不具有完全控制力的集中体现就是货币乘数的多变性。从货币乘数的计算公式，我们知道：货币乘数取决于法定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居民的存款结构等因素（其中，法定准备金率还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所以，货币乘数能否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或按照中央银行的意愿发生变化，就取决于超额准备金率（商业银行对超额准备金的持有）和现金漏损率（居民对现金的持有）是否稳定、取决于居民对不同流动性金融资产的持有比率是否稳定或具有可测性。
从商业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的角度看，在90年代初以前，在经济高涨时期，中央银行在“倒逼机制”作用下，投放了大量现金。当经济走向低谷时，随着贷款规模的下降，这部分基础货币就过剩了。但在国债市场规模很小，中央银行持有很少国债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不可能通过抛售国债的办法将这笔多余资金灵活收回，这就导致了银行超额准备金的被动增加。反过来，当经济转向高涨时，各商业银行则把资金拆借给下属信托公司，通过迂回的办法把这笔超额准备金贷放出去，从而造成信贷规模的急剧扩张。1992年上半年，在基础货币投放减少的条件下，M1的增长仍能较上年同期增加32.8%，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银行系统超额储备的迅速下降。随着商业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债券市场的发展，商业银行对超额准备金的持有越来越依赖于其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而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考虑，各商业银行更是普遍增加了对超额储备的持有。
从居民金融资产的持有行为看，我国居民持有现金的行为取决于收入、利率、金融资产多元化程度、对未来的预期等因素。1988年，人民银行调高银行存贷款利率，并对3年期以上定期储蓄存款实行保值。结果，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储蓄的积极性，加快了现金的回笼。开展保值储蓄服务以后的4个月中，城乡储蓄的增长比前8个月高出?15.89?个百分点(景学成、沈炳熙等：《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P6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以后，国家多次降低利率以刺激居民消费，但居民储蓄存款却大量分流到股票市场上，其根本原因就是股票投资收益率和银行存款收益率的差距被拉大。另外，迅速发展的金融电子化浪潮在方便居民现金存取和交易支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现金流通。银行超额储备和居民现金持有行为的复杂多变性，决定了我国货币乘数的复杂多变性。我国货币乘数的变化情况具体如图2所示(图表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各期和中国人民银行网页公布的数据计算而得)。
图2 我国货币乘数的无规则变化
由于体制、制度乃至市场发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发放的控制力也不强。这一点，可以从图3我国基础货币的无规则增长中得到印证。在党的“十四大”以前，“放权让利”的改革使地方、企业和个人独立的经济利益不断凸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但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约束机制，整个社会充满了强烈的投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贷款规模难以控制，现金投放计划也很难得到严肃地遵守。党的“十四大”以来，财政与银行的关系逐渐理顺、四大专业银行商业化经营取得进展、企业市场约束和风险意识逐步强化……，这种种变化为人民银行通过间接手段控制基础货币的发行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恰恰就是自1994年以来，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渠道发生了重大变化：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投放的影响越来越大。1994年以前，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发行中所占的比重一般都不到10%，但1994年以来，由于出口和国外直接投资的强劲增长，人民银行通过购买外汇投放的基础货币迅速增加，并发展成为我国货币发行
的主渠道(1994年，我国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货币占当年基础货币投放量的55.5%，并且此后连续数年，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股市泡沫破灭、恐怖袭击事件导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等因素的作用下，～20，我国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货币量有所减少。但自年起，我国外汇储备又恢复了迅猛增长的势头，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货币量又开始迅速增加)。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当外汇市场供求失衡时，人民银行只能放弃对基础货币发放的完全控制权，通过被动的外汇买卖来维持供求总量的平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加入WTO以后，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将更加密切，跨国资本流动也将更加频繁，这必然会进一步增加央行有效控制基础货币增长的难度。
图3 1985年以来我国基础货币的无规则增长(根据王煜：《中国货币政策趋势》P164和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整理)。
无规则的货币乘数变化和对基础货币的低质量控制相结合，决定了我国货币供应量计划目标的完成情况只能是较差。1994年以来我国货币增长计划的完成情况具体如图4所示。
图4 货币量增长率偏离计划的情况
其实，即使在推行信贷规模管理的1985～1995年，信贷规模管理的具体实施情况也很不理想，根据王煜的统计，在1985～1993年的9年里，信贷实际增长幅度偏离计划增长的程度占计划增长速度的比率（绝对值），有3年超过了60%，有3年在24～40%之间，有两年在15～20%之间，只有1年低于10%(资料来源：王煜：《中国货币政策趋势》P134～135中国金融出版社19)。
不久前，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完善货币指标统计体系，决定把股票交易保证金计入货币供应量M2。需要指出的是：股票交易保证金属于投机性资金需求性质，它的变动主要受资产相对收益率变动的影响，与实体经济运行和物价变动没有什么相关性。当货币供给M2的变化主要来自居民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变化时，其在预测实体经济运行方面的有效性也必然会消失殆尽。
三、可行的对策思路
那么，解决问题的出路何在呢？在笔者看来，“盯住通货膨胀”应当是好的选择。但“盯住通货膨胀”要以央行具有高超的经济运行预测能力和高度的政策独立性、以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乃至产业政策之间密切配合为前提。所以，“盯住通货膨胀”在目前的中国还不具备现实性，它只能是远期目标和努力方向。当前，可行的选择应当是在进一步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强化央行独立性（如自主调节利率等）的同时，淡化对货币量指标的关注，转向综合利用多种金融变量所提供的信息来指导货币政策的操作，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宣称的那样，考虑用利率取代货币供应量充当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今后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应当体现以下要求：
（一）央行责任更加明确，对央行的约束进一步强化
这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赋予央行变更货币政策工具的自主权，不断增强央行的独立性；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强化对央行的外部约束。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央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作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这表明我国央行并不具有真正的独立性。相应地，货币政策委员会，这个在国外通常充当货币政策决策者的机构，在中国也只起一个政策咨询机构的作用。这种做法，有利于中央政府综合各种政策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乃至直接的行政管制等）来维持物价的稳定，但却使中国人民银行面临着权利与义务不对称的尴尬局面。其结果，就是当物价出现波动时，没有明确的主体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应根据时势的变化，赋予央行更多的决策自主权，明确相应责任，不断完善我国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
目前，中央银行公布的月度和季度金融数据，基本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公布标准所要求的范围、频率和即时性要求。但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相比，我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在以下方面还显得不足：（1）在人民银行网站上，对货币政策作用机制的说明不够简洁、形象，增加了公众理解上的难度；（2）货币当局虽然已经能够就货币政策的变更作出公开的解释，但对于货币政策决策的`具体过程却缺乏说明，对货币政策改变对经济运行和物价变动的影响，也缺乏可信的、比较准确的预测。这种种差距为今后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指明了方向。
（二）更加强调消费、投资等实际经济因素变动对货币政策操作的指导意义
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带来了货币流通渠道和规则的变化以及货币量指标有效性的下降；另一方面，资金流通环境的变化也改变着利率的作用环境，降低货币量指标有效性的因素也会降低利率指标的有效性，使利率调节作用表现出不确定性。货币量、利率等金融指标相关性的下降，不仅要求我们降低对货币量、利率等金融指标的关注程度，也要求我们寻找到新的、更有效的经济运行预测指标（体系）。物价变动是全社会供求总量对比态势发生变化的结果，因此，要准确预测物价变动趋势，就必须更加倚重投资、消费、进出口乃至设备利用率等实体经济指标所提供的信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一反过去侧重于从金融变量预测经济周期的传统，把经济变动的根源归结为资本、劳动、技术进步等真实变量的变化上，并且能够逐渐流行开来，在一定的程度上就反映了这种趋势(MankiwG.:RecentDevelopmentsinMacroeconomics:aVeryQuickRefresherCourseJournal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21,1988 pp.436～49.)。
（三）央行政策操作的手段应当更加灵活多样
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完善。所以，要扩大内需、消除通货紧缩的压力，就不能单纯依靠降低利息率、放宽贷款条件的办法，而应把着眼点放在理顺关系、疏通渠道上，放在鼓励金融创新、不断完善金融服务和开拓新的信贷业务增长点上，放在调整信贷结构、以结构调整促进总量增长上。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不仅要依赖三大传统工具（公开市场操作、改变再贴现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更要因地制宜，着力通过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加强制度建设、加强窗口指导等方式来实施货币政策，如通过发展个人消费信贷体系，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通过完善助学贷款体系，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通过完善贷款担保体系，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支持；改进农村金融服务，完善农村小额信用贷款方式，增加对农业的支持力度；适时发展民间银行，促进金融体系竞争等。
（四）突出政策操作的“前瞻性”和“预防性”，注重对真实利率的调节
只有真实利率才准确反
映了借贷双方的利益分配关系，因此，能够调节经济运行的，自然是真实利率而不是名义利率。相应地，货币当局也应当把政策的着眼点放在对真实利率的调节上。真实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借贷期间的物价上涨率，所以，要调节真实利率，央行就应当突出政策操作的“预防性”和“前瞻性”，根据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物价变动趋势的预测来决定其名义利率的调节幅度。相反，仅仅根据上一阶段的物价上涨幅度，对名义利率进行适应性调整，往往会因为物价变动幅度发生变化而导致实际利率调整不到位，发生货币政策“名紧实松”或“名松实紧”的现象。今后，应尽力避免这类现象的发生。
（五）区分外部冲击的来源和性质，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
导致物价变动的原因，具体可分为带来需求变动的需求冲击和带来供给变动的供给冲击。冲击的性质不同，对均衡国民收入水平和物价变动的影响也不一样：需求冲击会导致国民收入、物价与需求的同方向变动；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对总需求的逆向调节使物价恢复稳定，把国民收入保持在潜在水平上。而供给冲击则带来国民收入与物价的逆向变动，我们不能简单地通过调节社会总需求的办法，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同时，把国民收入均衡在潜在国民收入水平上。从维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角度看，当发生供给冲击时，我们选择的只能是以一定程度的物价稳定为前提，尽可能把国民收入维持在潜在水平上。这样，在发生有利的供给冲击时（如进口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我们就应该适当降低物价稳定标准的上限门槛，及早采取相应的紧缩性措施，防止物价比较稳定但经济已经过热现象的发生（具体如80年代后期的日本经济）。反之，当出现大的负面供给冲击时，为了防止国民收入的过度下降，央行应适当提高物价稳定标准的上限门槛，容忍稍高程度的物价上涨（具体如70年代的联邦德国经济）(这种因外部负面冲击而带来的物价上涨，在德国曾被称为是不可避免（unavoidable）的通货膨胀)。此外，根据外部冲击持续时间的不同，我们还可以把外部冲击分为瞬时的（或一次性的）外部冲击和持久的外部冲击。如果货币当局对瞬时的外部冲击作出敏感反应的话，那么，由于货币政策存在明显的时滞效应，也由于外部冲击对物价的影响是暂时的，货币当局稳定物价的举措不仅不可能消除已经发生的物价波动，而且还会对后期的物价稳定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对于持续性的外部冲击而言，由于其对价格的影响也是持续的，货币当局应及时推出适当的应对措施，以维持物价稳定。
（六）切实加强与财政政策、进出口政策乃至产业政策的配合
内在矛盾 篇3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族群的冲突和对立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现象。在前现代或传统社会之中,诸如此类的冲突同样是比比皆是。譬如说,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人就已经清醒地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由此可见,族群的冲突和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常态。
不过,在现代社会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传统社会中,族群的冲突和对立虽然无处不在,但它本身并没有对既定的社会政治秩序构成根本的挑战,因此并不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对于传统社会来说,所谓的族群认同并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在大多数时候甚至根本不构成一个问题。传统社会相信,在族群之上,还存在着某种更高的、神圣的秩序,譬如“天”(中国)、“宇宙”(古希腊)、“上帝”(犹太教和基督教)或“真主”(伊斯兰教)等。从政治的层面来说,帝国(或其他准帝国的政体形式)就是这种神圣秩序的具体化身。作为一个具有“差序格局”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帝国本身容纳了许多异质性的亚层次或低层次认同,诸如血缘、宗族、地域、阶层、人种和族群等。在这种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中,族群之间的差异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相对于帝国这一最高和终极的认同,包括族群在内的低层次认同也不具有多少紧迫性。
但是,在现代社会,族群认同不仅变成了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甚至变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致命问题。这首先是因为,构成现代社会的政治实体不再是帝国,而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国家的核心当然不是国家,而是民族(nation)。尽管在中文语境中,“民族”的含义同族群(ethnos)非常相近(正是这种表面的相近导致了许许多多不必要的误解和混淆),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为族群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而民族则是人为的和理性建构的产物。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那句流行的行话说,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与帝国的根本区别在于,民族国家既不承认存在着某种神圣的秩序,也不追求最高的认同目标。它仅仅试图维持一个社会最基本和最低层次的认同,也就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政治认同。但是,恰恰由于最高认同目标的缺失,那些在传统社会中处于亚层次的认同问题,譬如血缘、宗族、地域、阶层、人种和族群等,反而一下子跃居成为终极性和排他性的认同问题。它们每一个都依据自身的标准,对整个社会提出某种排他性的终极要求。在“神圣的帷幕”隐退之后,所有潜在的冲突都一下子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而一旦这些冲突突破了法律和政治的脆弱界限,那么其结果就必然是你死我活的争斗,甚至是血腥的战争。
现代社会的族群冲突和对立,在根本上体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悖谬性”:现代民族国家原本是为了消除现代社会包括族群冲突在内的所有社会冲突,但其结果却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大大地加剧了这些冲突,并且最终使它们变得无法解决。要理解现代民族国家的这种悖谬性,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下它的历史和实质。
作为一种观念,“民族国家”原本来自16、17世纪的欧洲,其背景就是当时欧洲社会长达几百年的教派冲突和宗教战争。众所周知,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欧洲社会长时间地陷入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的争斗。而随着新教改革的兴起,这种斗争进一步蔓延到不同的宗教派别之间,而所有这些教派都声称只有他们自己才代表了上帝或神圣的秩序。正是为了化解这些无休止的教派冲突和宗教战争,以马基雅维利、博丹、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和斯宾诺莎等为代表的早期现代政治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提出了现代国家的观念。他们认为,国家并不是某种神圣秩序的载体或化身,而是完完全全来自人的世俗和理性建构。尤其是霍布斯、洛克和斯宾诺莎等政治思想家,更是将国家看成是人为的社会契约的产物。
如果说早期现代的启蒙思想家为民族国家奠定了哲学基础,那么英国、法国等早期现代国家则为之提供了具体的政治实践原则。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形式,现代民族国家最初面临两个紧迫的任务:它首先需要摆脱天主教会和教皇权力的政治控制,其次需要消除内部的教派冲突。就前者而言,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切断同超验或神圣秩序的一切关联,保持自身的世俗性。就后者而言,它需要对各种宗教信仰或价值立场保持一种抽象的中立态度。换言之,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个人的首要身份便不再是某个教会或教派的信徒,而是成为一个抽象的、与他人完全同质的公民。相应地,他的认同对象也不再是某种神圣的秩序,而是世俗的国家和法律。随之,宗教信仰成为一个公共政治领域之外的私人和社会领域的问题。而在公共的政治领域,国家一视同仁地保护所有宗教派别的政治自由和权利,禁止任何形式的宗教歧视与迫害。
通过对宗教问题的处理,现代民族国家确立了它的基本原则,即国家与社会(或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从效果上看,这一原则似乎并非完全没有成功和可取之处,至少它在表面上缓和了当时欧洲世界的宗教冲突。随着现代启蒙运动的兴起,宗教歧视、宗教迫害和宗教冲突更是大大地减少。不过,这并不等于宗教冲突就完全消失了,而是仅仅意味着,旧的宗教冲突改头换面,以各种新的、世俗形式的社会冲突出现,譬如阶层、行业、地域、人种和族群等。在这其中,族群冲突的问题最具有代表性。
与对待宗教问题类似,现代民族国家在处理族群冲突问题时,同样站在一个中立者的立场。也就是说,它仅仅在法律上平等地保护所有个体公民的政治自由和权利,禁止任何人和任何族群以任何名义干涉和侵犯其他人和其他族群的自由和权利。而在此之外,国家并不关心个人的族群归属和认同问题,它仅仅把这些看成是社会领域的私人问题。
但是,国家与社会或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并非没有代价。首先,它造成了人自身的分裂,也就是卢梭所担心的公民与人之间的分裂。就族群来说,一方面,在公共政治领域,所有人都变成彻底同质性的原子式个体,并且每个个体都拥有平等的政治身份和相同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在公共政治领域之外的族群中,每个人又很可能因为分属不同的族群而相互成为完全异质性的陌生人。在政治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后者显然对人更为重要,也更具有亲和力。因为对一个现实存在的个人来说,政治认同仅仅是外在和抽象的,而族群认同才是真实和具体的。其次,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同时还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和差异不断地扩大,也就是说,从过去的宗教信仰,逐渐扩散至种族、阶层、职业、地域、性别、语言、肤色、性取向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国家在保护某个族群的权利的同时,却使该族群与其他族群的差异性变得更加突出。
不仅如此,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每一个具体的社会领域也不断地产生自我分化,旧的身份认同随时都会受到挑战和颠覆。如果说在一个国家之中每个族群都基于自身的差异性提出某种排他性的政治权利和诉求,那么在一个族群之中每个亚族群也会按照同样的逻辑提出类似的排他性要求。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性以及相应的政治诉求,这个族群或亚族群必定会受到其他族群或亚族群的歧视、排斥和敌对。这种歧视、排斥和敌对看上去虽然比过去显得更温和,但却更加根深蒂固。
现代民族国家并非不想消除族群间的歧视、排斥和敌对,但是悖谬的是,它只能在法律上外在地约束人的行为,却既没有权利、也没有权力控制人的内心。因为如若不然,它就将违反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基本原则。一旦族群间的歧视、排斥和敌对冲破了法律或政治认同的脆弱界限,那么其结果很可能就是残酷的争斗,甚至是血腥的战争。犹太人在西方、尤其是德国的命运,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众所周知,犹太人在传统社会一直受到其他族群的歧视。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犹太人逐渐获得了政治解放,并且在19世纪的大多数欧洲国家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合法公民。不少上层犹太人甚至融入了西方主流社会。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对犹太人的歧视已经完全消除了。恰恰相反,随着理性启蒙的不断普及和深入,西方非犹太世界对犹太人的歧视不再以宗教或上帝的名义,而是改头换面,演变成为文化、种族、血缘、意识形态等各种世俗形式的排斥和歧视。与旧的宗教歧视相比,这些新的歧视变得更加隐蔽,从而在人们的内心世界也潜伏得更深。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这些歧视,国家既无权也没有能力予以干涉,因为它们属于个人的内心世界或私人领域,而一旦法律或公共权力侵入这个领域,那么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也就随之瓦解。
在欧洲各国中,德国犹太人的命运更具有代表性。犹太人虽然是在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拿破仑时代)第一次获得公民权,但他们获得完整意义的政治权利则是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实际上,正如20世纪的犹太裔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所说,德国犹太人长久以来对德国本身,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形成了很深的依赖性。在魏玛时代,他们更是真诚地相信,他们同其他德国人一样都是实实在在的德国人——唯一的差异性不过是:他们是信仰犹太教的德国人,而其他德国人则是信仰基督教的德国人。他们之所以认为这种差异性在政治上无足轻重,是因为他们觉得,魏玛共和国作为一个崇尚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的自由民主国家,一定会对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差异性保持中立。
但是,事实却刚好相反。在俾斯麦时代,犹太人同其他德国人一样,都不是真正意义的公民(citizens),而是同属德意志帝国的臣民(subjects)。尽管这个现代帝国同传统的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有天壤之别,但它至少保留了某种形式的神圣秩序。这一共同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犹太人和其他德国人在宗教信仰和种族等方面的差异性。因此犹太人虽然也遭受歧视,但却并不那么严重。而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犹太人在获得完整政治权利的同时,他们同其他德国人的差异性却也因此变得更加突出。正因为如此,恰恰是在自由民主的魏玛共和国,犹太人所遭受的歧视远远地超过俾斯麦德国时期。更具反讽意味的是,对于普通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这种歧视,魏玛共和国却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加以干涉。
就现代民族国家的悖谬性来说,犹太人问题或许并不仅仅是一个个案。事实上,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族群冲突问题都可以被看成是犹太人问题的变形。现代民族国家原本想要通过抽象和最低的政治认同来消除由族群认同所导致的族群冲突与对立,但其结果却恰恰使族群问题变成一个无法解决的死结。根本原因在于,只要现代民族国家被理解为一种人为、理性和世俗的建构,那么它就不可能拥有一个超越族群之上的更高目标、一种神圣的秩序。但若是没有这一目标或秩序,那么现代民族国家就不可能真正超越族群的差异性,不可能形成一种真正的统一性,即黑格尔所说的“差异中的同一性”。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民族国家原本是西方为了解决自身的特殊问题而建构出来的观念,但是随着西方几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扩张,它却最终变成了一个“普世”的问题。为了对付西方民族国家的扩张、挑战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一个传统文明、每一个传统帝国都被迫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绝大多数的传统帝国都遭受了分裂和解体的命运,变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民族国家”。而这些所谓的“民族国家”本身又会重演传统帝国的命运,再次陷入无休止的族群冲突和战争,进而分裂成为更多的“民族国家”。依此类推,以致无穷。
相比之下,似乎只有中国避免了这样的厄运。在大清帝国灭亡之后,中国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乱和分裂,最终却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非常有启发和象征意义的是,新中国虽然是一个现代国家,却不是一个西方意义的现代民族国家。因为她通过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克服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并且同时创造了某种准神圣的目标,由此赋予了五十六个族群以真实的统一性。在这个意义上,新中国的建立无疑具有非凡的世界历史意义。作为中国人,我们无法不对这一伟大的世界历史奇迹感到由衷的自豪和骄傲,无法不发自内心地敬仰这一奇迹的伟大创造者。
晚近30年来,中国社会走上了一条史无前例的经济改革道路。今天,当我们一再讴歌这条道路的优越性时,我们似乎还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它所导致的严重后果。经济改革固然能够为国家和社会创造巨大的财富,但这种财富本身却非但没有形成一种建构性和统一性的力量,反而变成了一种巨大的离散力和破坏力。作为一种“去神圣化”的力量,它不仅必然导致国家和社会的不断分离,而且从根本上侵蚀和瓦解整个国家的神圣统一性。一言以蔽之,这是一条真正地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
我们并不清楚,这究竟是一条通向自由之路,还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但是,倘若我们不想把这种选择托付给盲目的命运,那么我们就不仅需要清楚地理解现代民族国家的悖谬性,并且需要思考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可能。
论民办高校运行的内在矛盾 篇4
一、竞争态势与弱势地位的矛盾
近年来, 民办高校面临的竞争态势愈趋激烈。这种竞争表现为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的竞争, 民办高校与有母体高校支撑的“独立学院”的竞争, 民办高校与各种替代性教育服务如培训机构的竞争等。
竞争是社会发展的普遍法则, 高等教育领域也需要竞争, 特别是公平竞争。美国实行高度竞争的大学体制, 因而办学水平超越欧洲, 后来居上, 名校迭出。面临激烈的竞争态势, 我国民办高校却处于极其不利的弱势地位。
第一, 民办高校刚一问世就处于弱势地位。
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民办高校与公立高校的发展不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公立大学已具规模、已成气候、已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 民办高校不具备与公立高校竞争的能力。美国哈佛大学建校之初只有几间房子、几百本书, 但公立大学也是这样的起步基础。那时大学办学成本低, 无论公立、私立, 都可以办得起。今天的高等教育则是一项成本递增的事业, 民办高校起步迟, 因而发展成本高。
第二, 民办高校面临事实上的不平等。
《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民办高校并无歧视性表述, 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公办高校是事业单位, 民办高校却被定性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使法律规定的民办与公办具有同等法律地位无以体现, 继之是各项平等待遇政策难以兑现。民办教育法规内容空洞、模糊, 只有导向性, 缺乏操作性。这种不平等有多种表现:一是土地征用的不平等:公立高校多以无偿划拨方式获得土地, 而民办高校不仅需要有偿, 而且审批难度大、周期长。二是财政资助的不平等:公立高校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教育拨款, 民办高校经费来源则主要是学费收入和举办者的前期投资。三是税收优惠的不平等:民办高校难以享受公办高校能够享受到的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四是信贷支持的不平等:公办高校能够享受政府贴息贷款、银行无息或低息贷款, 但民办高校往往无法获得相应待遇。五是社会保障不平等:民办高校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 民办高校教师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公积金等与公办高校教师相差甚大。六是招生权的不平等:“先公办, 后民办”, 民办高校没有平等的生源选择权, 等等。
第三, 在异化竞争态势下, 民办高校更显弱势。
有学者认为, 当前, 中国大学之间也有竞争, 但只是竞争的异化。从竞争内容看, 不是去从事提高质量、追求卓越的竞争, 而是从事向政府争资源、争指标、争课题、争博士点、争重点人才培养基地等的竞争;从竞争方式看, 不是遵守游戏规则、从事公平有效的竞争, 而是搞走后门拉关系、拜访评委、登门馈送等种种不规范、不公平、不健康的竞争 (袁祖望, 2008) 。在竞争异化氛围下, 民办高校更加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因为:民办高校历史短, 力量弱, 在教育界、学术界尚无多少话语权;民办高校出资人一般为工商界成功人士, 虽然他们可能财大气粗, 但在教育界、学术界却无多少地位, 无人脉关系可以利用。
二、以质求生与资源受限的矛盾
民办高校虽然认识到质量是自身的生命线, 但却难以维系这条生命线。这与美国情形明显不同。美国私立大学与公立大学时间上起步差不多, 私立大学为吸引中上阶层子女, 赢得财团信赖, 不断提高办学水平, 提供高质量教育服务。学校声誉日盛又可以继续收取高学费、获取捐赠, 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我国民办高校既不具备美国私立大学的这种初始条件, 又遇到资源受限的种种难题, 存在一种恶性循环, 即质量与资源互为因果、二律背反。这种资源受限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 生源受限。
我国民办高校难以吸引优秀生源, 只好开放式招生, 基本来者不拒, 缺乏选择性。目前收取高学费, 仍有学生就读, 是因为仍然存在高等教育机会的稀缺性。但这一状况即将或已经发生变化:一方面,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和大众化, 稀缺资源逐渐不再稀缺;另一方面,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推行, 高校生源将递减。届时, 一些经营不善、质量低劣的高校将由于生源枯竭而被迫关闭[1]。在这一优胜劣汰过程中, 民办高校将首当其冲。
第二, 财源受限。
民办高校的经费来源主要由办学者的前期出资、学费收入、银行贷款与政府的少量资助构成, 主要靠学费收入, 靠以学养学。其生均运行经费明显低于公办高校, 其办学条件与教育部的办学标准有较大差距。为节省办学成本, 民办高校往往只好竞相开设文科及商贸管理类专业。学费收入实际上也面临威胁, 靠收取高学费维持运转, 如果办学质量未跟上, 则不具备可持续性。同时, 民办高校也难以获得大额捐赠。一是中国人尚未形成捐赠的观念和习惯, 现有税收制度亦并不鼓励捐赠。美国采用累进税制征收遗产税, 但捐赠教育可以免税。二是民办高校所处弱势地位难以吸引捐赠。我国民办高校学术水平和科研水平低, 社会认可度、影响力有限, 对社会捐赠的吸引力不够。许多企业组织或公民个人更倾向于捐赠知名度大的名牌大学, 以获取更大社会效应。香港富商邵逸夫等频频捐赠并不缺钱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著名大学, 修建以其命名的图书馆和其它建筑, 而最缺钱的民办高校却难以受其眷顾。究其原因, 资助人准备资助时, 首先考虑拟受助对象是否值得资助。否则, 既有可能浪费教育资源, 也不利于资助人声名远播。
第三, 师源受限。
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整体水平较低, 缺乏高水平学科或专业带头人。教师队伍年龄偏大, 公办退休教师占有相当比例, 多系“银发资源”。二是教师队伍流动性大, 高层次教师、骨干教师、中青年教师、热门专业教师跳槽的多。骨干教师流失加剧了师资队伍水平的下降, 于是后者又成为前者的重要原因。造成上述现状的原因亦有两种:一是外部原因, 民办高校和教师的社会认同感较低、美誉度不高, 总觉得低人一等。民办高校教师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低于公办高校, 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心理预期不佳, 更加剧了这种消极情绪。二是内部原因, 民办高校未能“以教师为本”, 管理层习惯将教师看做是雇员甚至是打工仔, 拼命榨取、严加管束、用重于养, 严厉性有余而人性化不足。如实行计件工资, 教师课时多、劳动强度大;实行坐班制按手印, 教师缺少机动时间;学术氛围不浓, 教师难有外出学习、培训、学术交流的机会;福利待遇明显低于公立高校。。
三、公益属性与资本逐利的矛盾
教育事业无疑属于公益性事业, 那么民办高校如何定性呢?《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条明确提出“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这是从捐资办学角度得出的认识和结论。既然是公益性事业, 当然就不能以营利为目的, 《民办教育促进法》必须遵循此前相关法规的规定。因为《教育法》第二十五条规定,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高等教育法》第二十四条也规定, “设立高等学校……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但资本的天然属性就是追求利润。教育民营资本同样具有逐利性。站在投资办学的角度, 投资必须获得收益。不能营利或赢利, 民营资本便不愿进入教育领域。实际上, 进入民办高教领域除产业资本外, 一些老板最初就是通过办教育培训班掘得第一桶金的, 然后转而举办民办高校。他们将辛苦赚来的钱投入民办高校, 必然要求有所回报。
于是在教育公益性与资本逐利性之间产生了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双方相互妥协。作为政府一方, 《民办教育促进法》删除了“民办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条款, 提出“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费用后, 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 采取折中方式, 回避了理论上的纠缠。作为出资者一方, 名义上接受政府的约束, 但对获取“合理回报”却可能有自己的理解和操作方式。例如, 出资人采取暗箱操作或迂回方式获取投资收益等。现有法律制度强调维护学校法人财产权时, 却对出资办学者权益缺乏应有保护, 强行要求出资人将所投入资产过户到学校法人名下, 使出资人心存疑虑, 对所投入资产的安全担心, 促使他们采取种种不规范行为。
切实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 一是需要对“公益性”重新予以认识和定义。例如, 何谓“公益性”, 公益性与营利性之间是否一定对立。二是对捐资办学与投资办学应重新认识和区分。我国民办高校大多属于投资办学而非捐资办学, 制定教育法规应面对这一实际。既然是投资办学就要有回报, 时过境迁, 像陈嘉庚那样倾注毕生心血办学、只想奉献不求回报者毕竟很少。
四、效率至上与办学规律的矛盾
民办高校的利益主体明确, 办学经费不足, 客观上必然要求降低成本、追求效率。在行政管理方面:机构设置能少尽量少, 能并尽量并, 为应付教育主管部门检查, 有的党委机构可能只是挂一块牌子;行政管理人员数量少, 办事层级少, 不仅一人一岗, 而且往往每人身兼数职。看不到公立高校那种“拿钱不干活”、“一张报纸一杯茶”的现象;设备购置利用均有严格审批制度、采购招标制度, 强调性价比, 尽量延长使用期限等。在教师管理方面:一般要求与行政人员一样实行坐班制, 上下班要刷卡或按指纹;实行高生师比、满负荷上课制度, 根据课时计算报酬, 有较高教学工作量要求等。
由上可以看出, 民办高校追求效率有科学管理的一面, 也有违背大学办学规律的一面。节约成本、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值得称道, 改变了公立高校机构林立、人浮于事、官满为患的状况, 避免了公立高校管理成本高、办事效率低的体制性消耗。但其对教师管理的诸多做法则违背了大学办学规律和学术劳动特点。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用管企业、管工人的办法来管教师。
大搞坐班制, 要求教师每天按指纹, 就是典型的过程管理, 严重违背教师劳动特点。高校教师的劳动主要属于独立性、精神性和创造性劳动, 需有自由空间。布鲁贝克认为, “教师是为难以确定价值的长远目标工作的, 因此不可能像计算企业或商业人员的价值那样来计算学者的价值———学者在监督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自治条件下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发挥”[2]。
二是教师整天疲于奔命上课, 无时间、精力从事必要的科研活动, 难有进修、培训和学术交流的机会。
学校忽视科研或不太重视科研, 对教师一般没有科研工作量的要求。虽然高职院校或民办院校定位于“教学型”, 教师主要任务是教学, 但不等于不需要搞科研。我们知道, 教学与科研相统一, 科研能够促进教学, 具有迁移作用。从事科研是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 是提升教学水平的重要途径。不搞科研, 教师只能是现炒现卖。就学校发展前景看, 一些办得好、实力强的高职院校或民办高校今后会逐渐升格为应用性本科。这也必然要求教师搞科研、学校重视科研。
五、代理人制与家族统治的矛盾
民办高校管理体制有别于公立高校而与企业类似, 大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属于“代理人制”。实行代理人制要求做到两个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但民办高校远较企业复杂, 存在家族化统治倾向, 很难像企业那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因而难以真正做到“两个分离”, 代理人制与家族统治之间存在矛盾。
虽然《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了“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产生方法、人员构成、任期、议事规则等”, 但各校章程很多停留在纸面, 致使家族化倾向严重。这表现为董事会中本家族成员占有较大比例, 裙带关系严重。董事会成员与校行政领导重复任职普遍甚至高度重合, 由家族成员掌控学校财务、采购、基建等部门, 是为“夫妻店式”或“同宗血缘式”。
存在家族统治倾向的根本原因是《民办教育促进法》没有对民办高校的产权归属作出明晰规定, 出资人很难通过正常途径获得与其投资办学对等的收益。为保障自身经济权益或实现自己的办学理念、体现个人意志, 不得不谋取更多控制权, 于是安排家族成员占据董事会诸多职位并兼任行政管理职务, 形成家族化统治。
家族统治的后果是,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不彻底, 决策与执行两种职能趋于混同。由于决策与执行的关系主要体现为董事长与校长的关系, 于是衍生出董事长与校长的矛盾。首先, 校长与董事长之间容易产生办学理念分歧。董事长大多是工商界成功人士, 会更多地按经济规律办事, 考虑成本回收的最快化和经济效益最大化;校长大多曾在公立大学当过校长, 会更多地按教育规律办事, 考虑教育效果的最优化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其次, 董事长大权独揽, 决策时不但“老板说了算”, 而且干预具体管理事务, 致使校长难以独立行使执行权。董事长有权不愿放, 放权不放心。校长有力不敢使, 尽力难尽心。由于董事会和校长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董事会拥有选聘校长权力, 董事长处强势地位。当发生摩擦或冲突时, 一种情况是校长走人, 因而民办高校频繁更换校长成为常态;一种情况是校长妥协, 看董事长的脸色行事。校长的执行权往往依附于董事长的决策权, 结果是董事会制度有名无实甚至名存实亡。
参考文献
[1]张烁, 董雅婷.高考生源持续降, 部分高校面临生存挑战[N].人民日报, 2011-05-03.
内在矛盾 篇5
论阳明心学的内在矛盾与王学讲会活动--以江右王门学派为例
由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说在逻辑上存在内在的矛盾,以至于人们难以对“致良知”有一致的理解和把握,王阳明经过不断探索而启动的`王学讲会活动是其实现“致良知”目标的合乎逻辑的选择,可以视为阳明“致良知”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阳明心学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一种理论学说的内在逻辑矛盾是难以依赖一种学术思想交流和社会交往的外在形式来化解的调和的,江右王门学派所开展的王学讲会活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阳明心学无可避免走向自己的末路.
作 者：李伏明 作者单位：井冈山师范学院政法系,江西,吉安,343009刊 名：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NGGANGSHAN NORMAL COLLEGE年，卷(期)：200223(4)分类号：B248.2关键词：阳明心学 内在矛盾 王学讲会 致良知 江右王门学派
内在矛盾 篇6
关键词：精神交流 隐私保护
赖声川创作的话剧《他和他的老婆》，以计程车司机张立国偶然获得名为《楚门的世界》的色情光碟为切入点，演绎了他周旋于两个老婆之间的惊险历程。从张立国奔波于景美与木乍两地，到主要角色同时集中在木乍，该剧的戏剧性一直建立在人物之间缺乏深层次的交流上。因此第一层主旨可归纳为整个社会中精神交流的缺失。
一方面，这一主旨体现在陌生人之间的精神交流的缺失——现代社会陌生人的相处过程中，不是沉默，就是谎言。张立国的两个老婆小琦和玉莲，住在相距4分半钟车程的两间公寓里，却仿佛处于两个毫无联系的世界。可以说，正是因为她们都被囿于狭小的“家”的空间之中，对外界的认知非常模糊（话剧前半段，电话是她们联系外界的唯一方法），才给张立国得以扮演两个丈夫的角色提供了可能性。在表演过程中，小琦和玉莲常常只有几步之遥，却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更没有交流的可能。这一设置也隐晦地表现出了现代人即使在空间上处于相同的地点，仍因精神不能相通而好似处于平行世界的现状。与小琦和玉莲同时处于这种窘境的是两个警察的角色。景美分局的沈警官以为小琦只是卖给张立国房子的房主，而木乍分局的陈警官则以为存在两个张立国，分别住在木乍和景美。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张立国和蔡中郎为了遮掩事实真相而编造出了一个又一个谎言，让原本的交流变成了“误导”。因此两对角色同时出场时，就形成了表面上互相理解，实际上误解重重的喜剧效果。
另一方面，至亲之人也面临着精神交流的匮乏。张立国与两位妻子的交流始终只停留在很肤浅的层面上，一旦上升到婚姻中十分重要的“忠诚”问题，前者就只能含糊应答。在这段三角关系中，玉莲是立国的“精神支撑”，小琦则是他的“肉体发泄”，故而无论是在景美还是最后来到木乍，玉莲始终待在厨房里，而小琦一直身处卧房。在有限的舞台上，导演将两人所处的地点进行了重叠，让她们各自占据舞台的一侧。这种空间设置上的“假定性手法”更加直观地表现出了这三人所面临的困境。景美和木乍两个公寓中的故事如果单独呈现出来，都会是一个温馨美满的家的景象，张立国也会是一个“好丈夫”的形象，他对于婚姻中的不忠也就会自然而然地采取回避的态度。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完满严整的生活表象， 往往遮蔽了生活的实质性意义， 人身处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 也总在有意无意地掩饰着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 那些超越时代历史的‘人学’涵义， 那些具有人类普遍性的人生困境、本能欲望和生命动机，也都不是在严格恪守现实逻辑的生活表象之中所能观察得到的” ①因此矛盾的一方处于“不在场”的状态，是不利于表现他夹在两个老婆中间的尴尬境地的。“突破‘环境空间’局限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跨越‘环境’障碍， 寻找能够使演出进入“ 深层情感”的有效途径。”① 将舞台一分为二，相当于把张立国极度分裂的生活以及他所处的精神困境直接从后台移至前台，很容易就让观众感受到了主人公焦虑不安的情感状态。
此外，顶替张立国身份的蔡中郎，在仓皇应对沈警官盘问时编出的故事也是反映这一主旨的一个社会寓言：玉莲的父亲外出宿娼，遇到的却是玉莲的母亲。两个人不仅未感尴尬，还因嫖资的问题而争吵。这个故事虽只是蔡中郎的臆想，但却是整个话剧主题的缩影。本该是无话不谈，互相最为了解的夫妻，却在家以外的世界发现对方尚有另一副面孔，足可见其平日关系淡漠，深入精神的沟通几乎为零。从陈警官的一些台词中，我们亦可以看出，同样的状况也存在于他的婚姻之中。陈警官看似熟稔地向蔡中郎传授夫妻相处的秘诀，通过拍掌等暗示，实际上将婚姻直接简化到了“性”这一层面，夫妻之间的精神交流则完全遭到了忽视。话剧的结尾黑道大哥提到录像带中的妓女是一位老师，而陈警官的老婆也是老师，这一巧合应该是故意设计，暗合了蔡中郎之前随口说出的故事。这种暗合与布莱希特的戏剧理念是相类似的，即“将剧情分割成许多具有内容的完整性的小片段”，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表现生活的色彩斑斓和形式多样，而且有利于强调不同生活形态的共同规律。每一个独立的情节片段都以各自的方式、各自的内容引导观众思考同一个东西——社会现实的压迫。”②在这部话剧中，社会现实就是人际间精神沟通的缺失。
交流的缺失所导致的是因问题积压而惧怕交流，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话剧中，主导这一话题，并提出“社会的冷漠”的是八卦记者包先生，他给出了一种解决办法，即利用张立国手上的色情光碟，去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共同话题。且看他的分析：“现在台湾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冷漠，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人与人之间没有交谈，没有互动，没有共同的话题，而我们媒体的社会责任就是解救大家孤单的心灵。但是怎么做……就是要创造话题，有了话题就有了交谈，有了交谈就有了互动，有了互动就有了关心。”这句话本身虽然正确，但却不能套用到色情光盘的传播上，因为光碟涉及了个人隐私。张立国之所以不肯把光碟交出去，就是因为他知道无论是平民还是官员，每个人都有捍卫隐私的权利。包先生出场之后，“一夫两妻”的矛盾固然还在，但又一个新生矛盾——是否交出光碟的出现，则引出了戏剧的另一层主旨——个人隐私的神圣不可侵犯。
这一主旨的表现，首先体现在光碟的名字——楚门的世界上。众所周知，电影《楚门的世界》讲述的就是主人公楚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其生活遭到全天候拍摄并成为其他人津津乐道的话题的故事，而它的主题就在于谴责媒体时代个人隐私沦为他人娱乐、消费对象的现象。这与本剧中色情光碟的实质是相同的（光碟的内容——性，属于国人最不欲外扬的隐私），而导演通过借用大众已经具备一定认知的电影名字，很迅捷地将这一主旨置入到了观众脑中。
其次，通过塑造包先生这一媒体人物的形象，导演也暗暗揭示出了现代媒体的无良嘴脸。包先生虽然西装革履，出手阔绰，但却是一副畏首畏尾的猥琐形象。对这一形象的刻画，实是在变相地矮化媒体业。他的话语也大多禁不起推敲，除了上文提到的关于媒体“创造共同话题”的言论，在粉饰媒体对隐私权的侵犯时，又有如下谬论：“你怎么知道你的隐私权被侵犯了呢？除非它已经被侵犯了。只有隐私权被侵犯才知道隐私权的存在，隐私权被侵犯和隐私权被保护同样重要。”这段话虽然逻辑上漏洞百出，但是不仅不会误导观众，反而能令其感受到媒体的荒唐可笑，从而自己得出正确的结论，即无论何时，个人隐私都是不可侵犯的。
以上就是关于该剧两个主旨——社会中精神交流的缺失与媒体时代的隐私保护的简要分析，更深入地探讨这两大主旨，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的矛盾对立。在这部话剧中，“公寓”可以看做“自我意识”的外化形式，公寓中的男人（帅气而专一）则是女人“自身理想”的化身。人若不能走出自我的藩篱，就必然无法对世界形成正确的认识。因此，玉莲只有离开自己的公寓，前往木乍，才能够无限接近真相。然而，真相又往往是残酷的，伴随着这种精神交流的往往是自身理想的解构。计程车司机是小人物，他的两副面孔只会令两个女人梦碎；而检察长等政治人物形象的崩塌则会让整个社会陷入到茫然情绪中。所以人们要打着“隐私”的旗号，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另外一面掩盖起来。从这一角度看，隐私权实际上使得人们逃避深层交流，不愿被人识得真面目的愿望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一个拒绝交流的不道德者的隐私还是否应该被保护，这是话剧中存在而未能解决的一个矛盾。
话剧末尾以“凯悦饭店2526号房”影射了台湾政要黄显洲的淫乱事件。赢得选举的政要可以看做是选民“政治理想”的化身，他们和选民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是一场禁不起检验的“三角婚姻”，而在这段婚姻中，政客是不忠的。为了政治前途，他们往往将自己真实的思想和性格隐藏起来，只将光鲜亮丽的一面展现给选民。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打破隐私的方式才能让选民真正了解其内在精神。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官员等群体隐私的挖掘已经被视为社会监督的手段之一，但赖声川导演的话剧中，这种矛盾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张立国最终咬碎光碟，是对隐私的誓死捍卫；而与蔡中郎一同越墙而逃，则是面对自我剖白时的又一次出逃。话剧采取了开放式结尾的方式，暗示着两层主旨间所存在的矛盾仍未得到解决。
注释
① 田晓鹰.戏剧时空的自由境界[J].戏剧艺术，1995（2）.
内在矛盾 篇7
因而, 股权激励在公司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 在对股权激励的研究中, 我国学者偏向于股权激励制度的效果, 对于有关法律法规的研究较少。因而本文主要对我国股权激励制度的政策演变进行了回顾和梳理, 并分析了法律法规间的矛盾。
1 我国股权激励制度政策演变
1.1 探索阶段:1989~1998年
我国股权激励制度的探索最初表现形式是劳力股及后来的职工股。劳工股是1989年秦家山人股份有限公司提出并创立的。随后在1992年我国股份制改造中, 内部职工股大量发行, 但由于不完善的制度造成了大量腐败问题和扰乱金融市场的现象出现, 1993年4月, 国家体改委停止了发行内部职工股。后来在1994年出现过公司职工股, 但公司职工股也于1998年11月被中国证监会叫停。虽然劳工股和职工股都有部分员工激励效用, 但他们都有着强烈的计划经济的烙印, 更多的是为了顺应股份制改造而进行的股份内部摊派销售。离现代股份制度的“同股同酬, 利益均沾和风险共担”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1.2 试点阶段:1999~2004年
在20世纪末, 虽然我国成功抵御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威胁, 但是国民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诸多问题暴露出来, 其中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问题受到重视。因而在这段时间股权激励的真正提出是伴随着我国国企改革和发展逐步进行的。
1999年, 江泽民在各地关于国企改革与发展的讲话中, 提出应进一步健全、完善经营者激励机制并特别提出了“股票期权”的问题;而后北京市根据这一讲话精神率先提出了国企实施股权激励制度的意见。1999年9月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股权激励问题成为所有上市公司关注的焦点。但从文件精神可以看出, 国企实施股权激励试点范围, 大规模实行仍是被禁止的。2000年中央多次在国企管理层的薪酬制度改革中提到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其中“十五”计划中指出:对国有上市公司负责人和技术骨干薪酬可以试行期权制。2000年3月, 朱荣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特别提出在部分好的企业试行经理 (厂长) 持有股权制度。2000年5月, 中共中央《2001—201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探索持有股权等分配方式。由此可以看到, 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改革中, 期权作为一个重要的选择纳入到中央决策的范围。
这一阶段我国股权激励制度的效果逐步得到了官方认可和重视, 并在部分国有企业中试点实行, 但并没有具有可操作性的相关法律法规可以依据, 各个试点企业也是各自尝试。
1.3 兴起阶段:2005年至今
在2005年之前, 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着大量的股权分置现象, 股票的市场价格无法真实反映公司价值, 因而对于股权激励计划也就达不到真正的激励效果。另外, 2005年10月, 对《公司法》的修订中, 对股权激励中的股票来源及比例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并对高管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转让时期进行了放宽。这一改变有利于股权激励制度真正发挥激励高级管理人员在任期内努力经营和管理公司、提升公司价值的作用。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全面展开和《公司法》的完善, 为股权激励的实施构筑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2005年12月31,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明确了实施股权激励中授予对象、授予时间、行权价格、行权时间、禁售期、出售条件、股票来源、持股比例和认购资金来源等关键性操作问题。因而, 它是我国股权激励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立法。2008年对于股权激励制度来说也是重要的一年。监管部门针对实施《办法》三年来出现的问题, 出台了一系列的补充法律, 对我国股权激励的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总体来讲, 监管朝着日益严格的方向发展。
2009年2月证监会会计部在《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和2009年5月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票期权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分别对股权激励中的会计处理问题和个人所得税问题进行了说明。虽然, 截至2012年, 我国关于股权激励制度立法已经趋于完善, 但监管部门立法仍在继续发展中。证监会于2012年8月初公布《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暂行办法》的征求意见稿, 该意见稿将股权激励的对象由公司高管扩大到全体员工。
这一阶段, 我国股权激励制度建设才真正走上法律正轨, 并随后逐步完善。其中2006年颁布实施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规范意见 (试行) 》和2008年颁布的3个备忘录是股权激励制度的基础。其他法律法规则对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在会计处理、信息披露和税务处理等方面也逐步进行了规范。因而, 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无论是从实施数量上还是范围上, 都呈现一个增长的态势。
2 我国股权激励法律制度的内在冲突及不足
2.1 股权激励比例上限的冲突
在股权激励比例上, 制定最高比例能够防止利益输送的同时也保证了现代公司根本治理制度, 但我国在这个方面却存在着不同法律之间的冲突。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并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其回购总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 而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上市公司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因而, 对于公司希望将超过5%以上的股份用于股权激励, 导致其必须通过回购以外的方式获得, 这无疑增加了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操作难度和公司的激励成本。
2.2 回购股份转让时间的冲突
同样是在新《公司法》的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并奖励给公司职工的, 所收购的股份应在1年内转让给职工。这一规定与实践中的两个事实不符。首先, 股权激励计划中的股权, 无论以何种方式给予, 都是在激励对象将公司业绩达到规定水平之上, 才给予激励对象的, 不是强制在某一时间内转让。另外, 股权激励计划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需要经历一般三年的有效期和一定时间的禁售期。在时间上规定一年内给予激励对象是不现实的。如果一年内就将回购股权给予激励对象, 将达不到激励效果。
2.3 增发新股过严
在实行授权资本制的国家, 公司董事会能够很灵活地运用公司注册资本中已注册但尚未发行的股份发行新股, 以满足行使股份期权的需要。但我国实行的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注册资本与发行资本相等, 当公司需要增加股份时, 必须经过公司股东会的特别决议并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等严格程序才能够实现。我国新公司法中对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在业绩方面提出了必须连续三年盈利的要求, 这样严苛的规定导致从实际情况来看, 股份公司能够获准增发新股的很少, 从而阻断了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通过增发股份获取激励股票来源。
参考文献
[1]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 (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 [J].经济研究, 1996 (9) .
[2]潘焕学, 刘圣和.股票期权激励的内在逻辑和要求[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 2005 (1) .
[3]天亮, 等.股权激励机制[M].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
内在矛盾 篇8
一、文化政策的含义
雷蒙德·威廉斯将文化政策分为政策“本身”和政策“展示”两部分, 并提出五种文化政策:国家形象放大政策、经济还原主义政策、公共经费资助艺术的政策、媒介调控政策以及文化身份的协商构建政策。其中, 前两种涉及政策本身, 后三种涉及政策展示。吉姆·麦圭根将文化政策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指管理者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 狭义指围绕文化问题的争论。
国内学者胡惠林认为, 文化政策是“国家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物博物等领域实行意识形态管理、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所采取的一整套制度性规定、规范、原则和要求体系的总称”。
综合上述几种观点, 本文认为文化政策是国家文化政策主体所制定的一系列有关文化发展的总体方针和具体政策。文化政策确保文化朝着既定方向发展, 实现国家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 从而建立一种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化秩序。
二、文化政策选择中的矛盾及其本质
1.文化政策选择中的矛盾
关于文化政策选择中的矛盾问题, 国内学者胡惠林曾做过分析。胡惠林提出, 在文化政策选择中存在着国家文化意志与公众文化选择的矛盾。国家文化意志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和目标追求出发, 在文化领域形成的文化要求和意愿, 具有强制性与权威性。公众文化是社会公众自主进行的文化选择, 这种选择是内心接受, 而非外在强加。当国家文化意志与公众文化选择不一致时, 国家文化意志的强制性与权威性便会导致二者间的冲突。此外, 文化政策选择中还存在着“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之间的张力。此处的“文化控制”并非贬义词, 而更多指向中性含义。文化控制是指国家, 主要是政府通过相关文化政策, 引导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 使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国家利益相一致, 维持国家文化发展的稳定与安全, 文化控制侧重于国家宏观层面。而文化参与, 主要指社会公众个体、社会组织等在文化发展方面的诉求、追求, 体现的是“个体文化自由”, 文化参与侧重于社会微观层面。显然, 文化控制的“约束性”与文化参与的“自由性”从一开始就存在内部张力。
2.文化政策选择中的矛盾的本质
文化政策选择中之所以出现国家文化意志与公众选择的矛盾、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矛盾, 主要因为文化政策选择的主动权掌握在政策主体手中, 即政策主体可以决定文化发展的方向、任务, 文化资源的配置等活动。而政策主体之所以掌握文化政策选择的主动权, 是因为其掌握国家公共权力, 公共权力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对文化政策的选择体现出了国家意志对文化的控制, 而文化控制是社会控制内容的一部分。因此, 探讨文化政策的选择问题必然涉及“文化控制”, 而探讨“文化控制”必然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文化政策选择的矛盾运动实质体现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领域的重要命题。这里的“国家”并非指与一定领土、人口、政府、主权相联系的特殊政治共同体, 而是特指国家的政治机构, 主要指政府。此处的“社会”, 亦非指社会学意义上的广义社会概念, 更多的是指“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有多种定义, 安德鲁·海伍德认为, 市民社会被用来描述一个由自治性团体和组织构成的领域, 如企业、压力集团、俱乐部和家庭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市民社会指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经济和伦理秩序。从上述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阐述中, 可以看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划分实际反映的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分。
三、中国文化政策选择的内在矛盾
1.中国文化政策的演变过程
关于中国文化政策的演变, 国内学者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谢秋山、陈世香的《我国文化政策的演变与前瞻》一文, 认为新中国成立60 多年文化政策演变的基本趋势是从“一元主导、二元对立”到“多元和谐共存”。具体从“功能定位”“战略地位”“管理思想”及“政策话语权力配置”四个方面阐述了政策演变的基本趋势。其一, 功能定位方面, 文化从“思想管制工具”向国家“软实力”转变。其二, 战略地位方面, 文化从“边缘”向“主流”转变。其三, 管理思想方面, 从“统治”向“治理”转变。其四, 话语权力配置方面, 从垄断性“国家话语”向市场、公民和国家共同参与的“国家整合话语”转变。
而胡霁荣、张春美的《治理视阈下中国文化政策的转型脉络》一文在我国文化发展与转型的基础上, 提出了中国文化政策的四种治理逻辑:“党的革命理念”“国家文化领导权”“市场经济理性”及“公民权益理性”。“党的革命理念”主要指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文化政策与文化理念。“国家文化领导权”主要指国家如何运用文化政策引导与约束社会文化的发展。“市场经济理性”突出市场的主体地位, 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引导社会文化的生产与消费, 核心是“工具理性”。“公民权益理性”强调以人民的文化权益为导向, 注重多元主体的沟通。
周正兵在《我国文化政策演变历史研究——基于意识形态的视角》中, 把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演变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如下概括:第一, “革命性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 (1949-1977) 。强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 以及运用意识形态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 即“文化政治化”。第二, “建设型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 (1978-2002) 。建设型意识形态强调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的同时, 还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方式的包容性, 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发挥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在建设型意识形态指引下, 我国文化政策逐步摆脱政治化思维框架, 文化政策进入市场化时期。第三, “和谐型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 (2003至今) 。和谐型意识形态倡导以人为本, 统筹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全面发展;既强调核心又关注多元, 主流意识形态需要包容社会多元化利益诉求。在文化目标诉求上, 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政策的根本诉求。文化实现方式上, 强调核心与多样、政府与市场共生发展。
2.中国文化政策选择的内在矛盾
在上述研究成果中, 尽管关于中国文化政策演变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异, 但仔细看来, 三者都反映了中国文化政策选择过程中所遇到的重要问题:如文化控制、国家文化领导权、革命意识形态、“统治”与“治理”及“国家整合话语”等。而无论是革命意识形态、文化管理思想的“统治与治理”, 还是文化政策的话语权配置问题, 都反映了国家层面对文化的领导、管理与控制问题。简言之, 在中国文化政策选择过程中, 国家的“文化控制”始终是一条主线, 只不过不同阶段的表现程度、表现形式有所差异而已, 伴随这条主线的则是社会公众的“文化参与”。因此, 可以推出中国文化政策选择的内部矛盾——国家的“文化控制”与社会公众的“文化参与”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 文化控制体现公共权力, 属于“国家”领域;文化参与体现社会个体和组织, 属于“社会”领域。因此, 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矛盾的实质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四、中国文化政策选择的调整
1. 塑造“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局面
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类型, 概括来说主要有“强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强社会”及“弱国家—强社会”三种。这三种关系类型实际上反映了国家与社会间力量的彼此消长关系。“强国家—弱社会”体现的是国家对社会的完全覆盖, 国家强大, 社会弱小且无组织、自治能力;“弱国家—强社会”体现的是社会对国家的完全覆盖, 社会强大, 国家弱小且无管理、引导能力。显然这两种模式并非理想选择。而“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中, 国家在确保有效政治统治能力的前提下, 又为社会的发展预留了充分的空间, 有利于社会自治能力的提高, 形成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局面。
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可以比较清楚的对“国家职责”与“社会职责”进行定位, 达到二者之间动态、双向的制衡与补充, 这既能克服各自的弊端, 又能促进二者在互动中相互完善。国家与社会实现良性互动后, 将会为国家的“文化控制”与社会公众的“文化参与”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宏观背景与适宜土壤。
2.“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协调
在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协调中,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值得借鉴。关于“文化霸权”, 葛兰西认为,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方式已经发生转变, 之前主要依靠暴力来统治, 而文化霸权主张通过精神、道德方面的领导, 使社会公众自觉接受现有的社会制度体系的约束, 以此来达到社会统治的目的。文化霸权的实现以社会公众的自愿服从、接受和赞同为前提, 形成社会公众所接受的社会规则体系。文化霸权并非仅仅体现统治阶级的文化成果与文化理念, 还体现了对社会公众的文化理念与意识形态的包容与接受。文化霸权体现了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协调, 文化霸权的实现也可以视为文化控制与文化协调之间较为理想的博弈局面。
文化控制是社会控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控制机制在社会文化运动和国家文化管理行为中的运用和体现。针对文化控制的这种特性, 胡惠林认为, “文化控制具有不可抗性。虽然对文化控制的手段、内容、程度、范围, 不同利益群体有不同的价值尺度, 但为了达到共同的文化目标, 社会需要其成员在一个共同的文化价值系统中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文化行为, 并以此化解社会成员之间的文化冲突。没有统一的文化控制, 社会必然是混乱的。”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 若要实现文化的稳定发展与进步, 则文化控制是必须的, 也是不可抗的, 但这种“必须”与“不可抗”并非零和博弈, 不能借文化控制而强制剥夺社会成员的文化权利, 即社会文化的发展需要有社会成员的文化参与。文化也只有经过社会公众的参与并融入公众的文化生活中, 才能展现其生命力。
几千年尤其是近代以来, 文化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文化人关注和争辩的焦点。但是文化问题又始终不是由他们决定的问题, 总是受到文化政策的影响和规定, 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们经常只能在书斋里发起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但是随着整个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文化政策问题逐渐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性问题。
当前, 国内的文化研究以及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和探索, 已经在有关学术研究部门开展起来, 同时也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管理部门的支持。随着全面文化发展战略的制定, 文化政策法治化的不断增强, 文化政策制定方式的逐步完善, 文化政策的透明程度的提高, 中国的文化政策将更加适应文化多元发展的社会现状, 并且推动中国这个文化大国向全世界辐射其文化进程。
摘要：文化政策作为社会特定时期文化运行规则的体现, 是国家对文化发展有组织的指导和管理的依据, 直接影响着文化的发展。它不仅是国家政策体系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而且还是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文化制度的一种显现。在中国文化政策选择过程中, 一直存在着“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矛盾, 从更深层次来看, 这种矛盾实际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要减少这种矛盾, 就要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局面, 此外, 还需要“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之间的协调。
内在矛盾 篇9
一、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矛盾
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 为了巩固其统治, 都要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意识形态性即政治性。政治性贯穿思想政治教育的始终,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政治性也贯穿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始终。统治阶级主要依靠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来维护其统治, 意识形态主要依靠国家政权来维护与传播, 同时也为国家政权提供“合法性”的文化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陷入危机就意味着政权丧失其“合法性”, 意识形态危机必然导致政权危机, 而政权的危机不仅威胁到民族的生存, 也影响到国家的存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担负着其他课程所不具备的特殊功能, 突出表现为它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其主要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提高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党的十七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了8号文件和16号文件, “为了落实好这两个重要文件, 党中央召开了两次中央工作会议。在这两次中央工作会议上, 胡锦涛总书记都作了重要讲话。两个文件、两个会议、两次讲话,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都是第一次, 意义重大而深远”[2]。
科学性是指思想政治理论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趋势, 科学性意味着思想政治理论作为意识形态不仅具有政治性, 而且具有学术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学术性很强的一门学科, 它有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和知识结构, 是一门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为例, 它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甚至政治学的内容, 其中的每一部分都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系统的知识结构,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讲, 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但深刻反映了现实世界的发展规律, 各部分之间还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 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空洞、僵硬、刻板的教条。马克思主义, 理论源泉是实践, 发展依据是实践, 检验标准也是实践”[3]。因此, 思想政治理论课无论从其学科性质还是基本内容以及逻辑体系看都具有极强的学术性。
总之,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政治性和学术性都很强的课程, 但在实际教学中, 经常会出现只注重政治性而忽视学术性或者相反的情况, 结果是大大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和感染力, 因为缺乏系统的科学理论支撑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会变成空洞的说教, 丧失政治性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意味着主动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 换言之, 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盲目的、危险的, 没有学术性的思想政治教课是空洞的、无效的。比较而言,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性更根本一些, 但如何使该课的政治性在教学中达到最好的效果则需要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它既需要教师采用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 也需要教师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团队精神, 更需要的则是建立在学术性基础之上的政治性。因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对的是当代大学生, 这是一个层次较高而思想活跃的群体, 基于对象的特殊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意识形态教育功能的实现更多应该取决于教师对所授教学内容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和研究, 做到以理服人, 如此一来, 不但可以改变学生对硬性灌输的反感, 更可给学生留下难忘而深刻的印象, 同时还可培养学生关心政治的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总体上看, 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性与学术性的根本途径是:
1.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有深刻的认识, 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课程功能来看, 虽然所有的课程教学都有知识传授的任务, 但不同的课程其侧重又有不同, 有的以知识传授为主, 有的以能力培养为主, 有的则以观念引导为主。思想政治理论课同样承担着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功能, 但它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对学生观念的引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学生负责, 这就决定了该课可以有也应该有一种研究和探讨的气氛, 但在课堂上不能对错误的思想主张听之任之, 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这就是思想政治理论不同于其他课的特殊性所在。
2.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 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学科支撑。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基础, 以学科建设促进课堂教学, 在课堂上不仅讲清是什么, 还能讲透为什么, 才能切实地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正如孙正聿先生所言, “我感到, 教师能否用理论说服和掌握学生, 首先是取决于教师对理论的研究程度, 如果教师把理论当做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果和空洞的说教, 学生怎么能不兴味索然甚至对理论产生反感呢?如果教师能够以坚实的理论功底讲出理论所具有的深厚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感和巨大的逻辑力量, 学生又怎么能不全神贯注甚至进入忘我的理论享受的境界呢?”[4]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一定要有学科背景和学术功底, 否则,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反思力和洞察力都会受到影响, 视野就会受到限制。
3.加强科学研究。不重视科学研究, 是现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尽快从传统的单纯教书匠的思路里摆脱出来, 加强科研意识, 关注科研的前沿, 切实抓好自己的科学研究, 用科研带动教学, 从而为教学不断地提供理论支撑, 增添活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了把课讲好, 必须把自己的科研搞上去。只有经过深入研究而且有了自己体会的内容, 才能讲出自信, 也才能讲得自如, 学生才能听得进去, 才能爱听”[5]。只有教师对问题的阐释有深度, 教师的课程才能深入人心。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矛盾, 就要用宣传的精神对待教学, 以学术的精神开展教学。努力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 增加教学中的科研含量, 从而改变思想政治理论课仅仅是政治宣传的形象, 而力求使政治性寓于学术性之中, 把思想政治理论课讲出学术味来, 以科研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总之, 加强科学研究, 提高科研水平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取得教学实效的重要保证。
二、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与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
目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采用的是全国统编教材, 其科学性、逻辑性是毋庸置疑的, 教学内容也是相当丰富的。但因为现阶段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内容, 因为内容的普遍性和概括性, 导致教材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远离了学生的具体的实际生活, 造成教学内容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 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很难科学解答学生思想中的各种困惑。在正在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中, 无论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 其教学内容基本上都是很稳定的。与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相比, 现实却是复杂的、多变的, 甚至有时候与教学内容是矛盾的。由于课时有限, 以至于有时教师只是在按部就班地讲授教材内容, 而忽略或回避学生关心或者困惑的现实问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育是理想的, 而社会教育是现实的;课堂教育是正向的, 而有时社会教育则是逆向的。社会教育和课堂教育的差异, 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带来难度。精彩的、成功的、负责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回映社会中的现实问题, 以丰富和深化教学内容, 增强教学的说服力和针对性。目前, 现实社会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内容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社会组织、利益关系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 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在择业观上, 很多人考虑什么岗位舒服, 什么职业报酬高, 在价值取向上出现理想淡漠、急功近利的倾向, 在人际关系上, 有的学生缺乏爱心, 而当他们遇到困难时, 又希望得到集体的帮助。同时更多的学生忙着学习实用性高的英语、计算机。学生中的这种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倾向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2.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一些全球性的问题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人口爆炸、资源短缺、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信仰危机、气候、粮食、天然气、石油、艾滋病、饥饿等问题的解决只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 在全球的层面上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 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活和生计愈来愈不受其母国的机构制度的影响, 本来使他们得到安全和安定的文化归属感, 一步一步地被吞蚀了。正如约翰·汤姆林森所描述的:“人们逐渐增加了这样的感觉, 由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 (完全就业、稳定货币和利息) 或者在物理环境质量控制的意义上说, 民族国家不再能为其民众提供商品了。”[6]由此,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这是一个世界大同的时代, 没有必要再强调民族国家精神、主权与利益, 这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受到巨大挑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但要正视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现实, 还要及时反映信息网络化的形势。网络的全球性与开放性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机会。客观地讲,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中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因素, 同时我们还应高度警惕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消极和腐朽因素, 特别是破坏和危害中国发展建设的因素, 他们通过网络渗透其意识形态, 让学生对西方价值观念产生亲近感、认同感。这无疑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产生负面的冲击和影响, 加大了教育和教学的难度。
现实中这些复杂的趋势和形势, 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思想政治理论课应把社会中的变化与教材的理论结合起来, 增强教学的时代性。
1.要在学生中广泛开展调研, 了解学生关心、关注和困惑的问题。我们知道,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随着社会的变化, 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去了解当代大学生的所思所想。而且由于现代交通和通信手段的发达, 教师知道的许多问题学生也都知道, 甚至比教师知道得更加详细。在这种情形之下,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绝对不能单纯地说教和宣传, 还必须客观地正视问题和分析问题。为此,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教学单位要通过问卷调查、开座谈会等形式, 在尊重学生的基础上了解学生, 在课程开始和进行过程中摸清学生对本门课程的认识程度和思想变化脉络, 并搜集信息对其进行综合分析, 帮助学生认识现象背后的本质, 解答学生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困惑, 分析改革开放中的曲折和艰难, 认识“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关系, 从而为课堂教学打下良好的基础。
2.了解当代社会思潮, 对其展开深入的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术功底, 掌握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实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存在主义等思潮, 研究这些思潮产生的背景, 分析其思想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作为西方社会意识表达形式的西方思潮, 反映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一定要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各种西方理论, 既要说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宽容、相互尊重、相互借鉴, 更要提醒西方霸权文化的侵蚀, 警惕西方发达国家打着“文化全球化”的旗号, 大规模向我国输出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念, 瓦解中国的意识形态, 威胁中国文化安全。要帮助学生认识到, 西方社会思潮不但从总体上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 而且也不适合中国的现实国情, 更不利于中国现代化进程, 因此, 思想政治理论课应该对当代西方思潮保持清醒的批判性。
3.正视现实中的问题, 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帮助学生解答社会中的诸种困惑。应当承认, 我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各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 但是随之出现了贪污腐败、贫富差距等问题, 这些现象引起了部分人对市场经济的拒斥甚至否定。对此, 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引导和激发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竞争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效率意识和法律意识。教师联系实际时, 要注意现实的客观性、全面性和复杂性, 既要分析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改革的成功, 又要分析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 激发他们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决心, 更要解答改革中新出现的贪污腐败、贫富分化以及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现象的深层原因及解决途径, 帮助学生正确认识改革的复杂性、曲折性和所面临的多变的国际环境。
三、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矛盾
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是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两个组成部分。目前,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以理论教学为主, 即在课堂上教师讲授教材的基本知识和逻辑体系。实践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建构以具有教育性、创造性、实践性的学生主体活动为主要形式, 以激励学生主动参与、主动实践、主动思考、主动探索和主动创造为基本特征, 以促进学生整体素质全面发展为目的的一种新型的教学观和教学形式。”[7]多年来,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 一方面受制于经费、学时等限制, 不能积极开展实践教学;另一方面现在正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许多教师其经历是从学校到学校, 甚至连短期的基层实践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讲授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新农村建设的成就、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等无疑是纸上谈兵。结果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往往过于重视理论教学, 忽视了实践教学, 导致了理论讲授显得枯燥、抽象, 极大地影响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接受。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引入实践教学, 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性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实践教学不但可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逐渐得到深化, 而且可使教学效果不断得到强化。实践证明, 实践教学可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学校与社会、教师与学生之间架起桥梁, 可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现实感, 变灌输式为启发式、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求索。换言之, 实践教学的功能是课堂教学所无法替代的, 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重要形式。因此, 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开展实践教学, 以提高教学质量, 从而更好地完成所担负的责任。
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矛盾主要应采取以下解决途径:
1.改革教学方法, 加强实践教学。
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把学生作为主体, 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调查显示, 大学生尤其是本科生, 对于课堂互动是有充分积极性的。为了更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教学内容要统筹规划, 可以提前布置一些作业, 安排学生进行社会调查、查阅收集资料等, 这样不仅将课堂教学延伸到课外, 使学生积极为上课作好准备, 而且使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 更充分、更深刻地理解教学内容。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 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 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 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 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8]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实践教学就是解决教学实效性和吸引力的方法, 有了这个方法,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任务就有了完成的途径和保证。实践教学包括“大实践”和“小实践”。“大实践”主要指组织大学生参加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很广泛的内容, 很显然, “大实践”是不能全部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承担的, 各个学校应充分整合校内的资源和力量, 发挥各学生职能部门的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单位与校团委、学生处及各学院建立密切的联系, 采取各种形式为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利用课堂教学组织学生从事“小实践”, 即观看教学录像、电影、组织课堂讨论、写调查报告, 积极动员学生参与教学, 激励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思考, 这种实践可以让学生在更直观、更形象、更愉快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理论思维的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可有效补充课堂教学尤其是理论教学的不足, 与理论教学形成互补。
2.教师要积极地参与社会实践。
思想政治理论课提高教学实效性的途径在既定的课程结构、教材体系和任务目标下, 重视实践教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而开展实践教学的前提是教师参加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参加社会实践, 教师可克服自身体验的局限性, 了解社会, 了解国情, 丰富教学内容。近几年的实践证明, 教师利用假期到不同地方参加不同内容的社会考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必要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到红色圣地延安、井冈山、西柏坡等地学习考察, 实地感受和体验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 不仅可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而且可以深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历程。而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华西村、甘南兴十四村等地考察则可以使教师加深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 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条件的学校组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到美国、日本、俄罗斯、朝鲜、越南等国进行考察, 这些考察使教师对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为什么改革开放等问题有了直接的感受和更深入的思考。
特别要指出的是, 加强教学团队和学术团队建设是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在矛盾的根本途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成效说到底, 取决于一支什么样的教师队伍。高素质的教学团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研究性教学的前提条件。事实证明, 凡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好的高校, 都活跃着一支优秀的教学团队和学术团队。优秀的教学团队不仅要求每一位教师具有科研能力和水平, 还要求他们同时具有教书育人的理想和团结协作的无私奉献精神。所以, 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教学团队和学术团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研究性教学的根本条件。
综上所述,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应只满足于向大学生传授各学科的基础知识, 而应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 让他们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 深刻理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所选择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必然性, 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 把他们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神圣的使命只有通过正确认识和处理其教学中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等诸多矛盾才能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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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矛盾 篇10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体系中, 矛盾规律是最根本的规律, 是辩证法的核心。它揭示了事物最本质的联系和事物发展的内部动因, 提供了理解辩证法基本范畴和基本规律的钥匙, 是否承认矛盾的观点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分歧。马克思主义认为,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有。人类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极其复杂的矛盾:有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有普遍存在于阶级社会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矛盾;即使在无阶级的社会里, 也会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矛盾、先进和落后的诸多矛盾。每一事物的发展自始至终都包含着矛盾。尽管有些矛盾一开始比较缓和, 后来才激化起来, 但这只是矛盾的差别性问题, 并不是矛盾的有无问题。总之, 无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还是复杂的运动形式, 无机界还是有机界, 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 客观现象还是思维现象, 无论是过程的开始还是过程的结束, 矛盾都普遍存在着。正是这些矛盾, 推动自然、社会和人们的思维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 没有什么时候是不存在矛盾的,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既然矛盾普遍存在, 那么, 矛盾分析方法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普遍适用的原则和方法。分析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列宁、毛泽东也正确地应用了它, 贯彻于他们的全部著作中。“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曾经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1957年,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有针对性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 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 都是普遍存在的”。“但是, 对于许多人来说, 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 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 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 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 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 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 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 首先是在领导干部中, 进行解释, 疏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 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1]。实践证明, 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矛盾。自觉地认识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 正是为了解决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 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是发展生产力, 也是解放生产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把改革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要在解决矛盾中不断开辟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使社会主义制度保持生机的活力。
今天, 中国早已摆脱了被“开除球籍”的险境, 踏上了基本实现“小康社会”的坦途。然而, 30年的高速发展又使我们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矛盾和难题。对这些矛盾和难题如果处理不当, 或者缺少未雨绸缪的准备, 或者因为执政运作和社会管理层面的失当, 同样可以把中国导入一种“繁荣的危险期”, 并最终出现国家发展趋势上的逆转。那么, 中国目前所遇到的影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基本矛盾到底是什么呢?这些矛盾又具有哪些特点和属性呢?笔者认为,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 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 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 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 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 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 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 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 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推进, 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 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 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 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 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 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这些情况表明, 矛盾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具体到每个事物上, 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结合体。所有的矛盾都是客观存在, 是回避不了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们要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 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 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 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 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在矛盾运动中不断促进和谐因素的增长
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与和谐观的关注点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矛盾观关注的是矛盾的内部状况, 如同一性、斗争性的状况如何, 矛盾的内部因素如何引起事物的自我否定等。马克思主义认为, 矛盾是对立面的统一, 矛盾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就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联结、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的性质。它们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有共同的基础, 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它们是互为存在的条件, 失去一方, 另一方就不复存在。并且, 它们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在一定条件下, 对立面可以互相转化。事物的转化总是向着自己的他者、即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而马克思主义和谐观关注的是所涉事物的变化趋势, 认为能促进事物未来发展的, 就是良好的和谐状态, 它是从未来趋势上考察现状。值得注意的是, 和谐观看重矛盾的同一性, 但它并不否定某些条件下矛盾斗争性的积极意义, 有时候斗争性促进质变, 也是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
唯物辩证法认为, 客观事物的存在状态具有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两大特征。而且, 事物的相互联系构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从而推动了事物的运动变化。然而, 事物的运动变化并不完全等于发展。发展是事物由低级向高级的变化, 是前进上升的运动。即是说, 不是所有相互联系的事物都能促成发展, 有些联系能推动事物的发展, 而有些联系并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 甚至会促使事物发生倒退。在事物复杂的存在状态中, 我们把能促进事物发展、推动事物前进上升的联系状态视为和谐。与此相反的不和谐, 就是不能促进和实现发展的联系状态。由此可见, 和谐作为一个普遍的哲学范畴, 是与联系、发展相并列, 并深刻揭示联系和发展相互制约关系的哲学概念。它反映的是不同质的事物间的某种关系。和谐的实质在于:不同质的事物, 在相互联系中互相促进、推动前进, 处于持续发展的良好状态。明白了和谐的实质, 我们同时就赋予了对和谐做出衡量的客观尺度, 也就把握了和谐与不和谐的区分界线。
由于事物的矛盾运动在不同的条件下会有不同的性质与状态, 所以, 事物或社会的发展也会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平衡、和谐的状态, 一种是不平衡、不和谐的状态。而作为一个社会来说, 存在着无数的矛盾和无数的矛盾运动, 它们交织在一起, 便使社会无时无刻不同时具有和谐与不和谐两种基本的因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运动不断, 和谐与不和谐两种因素也就始终相伴而生、同时存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绝对的和谐, 也没有绝对的不和谐。在某些情况下, 不和谐的因素超过和谐的因素, 社会就会处于比较不稳定、不和谐的状态;在另外一些情况下, 和谐的因素超过不和谐的因素, 社会就会向稳定有序的方向发展, 就会处于比较和谐的状态。
因此, 和谐与不和谐, 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永远同时存在的两种对立的因素和状态。它们始终处在矛盾运动的过程中。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这也就是说, 人类社会总是在和谐与不和谐两种因素的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和谐与不和谐, 不断斗争, 不断转化, 不断进入共处共生的状态。这是一个无限的动态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 也是一个不断促使和谐与不和谐两种因素发生转化的持续过程。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 不能用静态的眼光和思路, 而必须在动态中掌握和谐与不和谐的辩证统一关系, 认真研究和处理它们如何共存又如何转化的规律, 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努力促进社会从总体上表现出和谐的状态。
由于社会始终存在和谐与不和谐两种因素, 所以, 社会是否和谐, 并不是看是否彻底消除了不和谐因素, 而是看整个社会的和谐因素是否占主导地位, 特别是一些关键的领域、环节是否比较和谐。因此, 我们确定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 决不能理解为彻底消除了一切不和谐因素的社会。事实上, 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有的。即使哪一天我们认为建成了某种想象中的和谐社会, 但一旦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 社会又可能不那么和谐了。试图建成和保持一种静止的所谓和谐社会, 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 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并不是指望达到一种绝对和谐的状态, 而是要求在整体上保持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的相对和谐, 特别是消除或减少一些影响全局的不和谐因素, 使社会的和谐因素不断增长, 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更加全面、均衡和协调地发展。在具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一定要掌握和谐与不和谐的辩证法, 处理好和谐与不和谐的辩证关系, 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 致力于解决影响全局和谐的一些重大问题, 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提高社会的和谐程度。注意在两者的矛盾运动中增加和谐, 推进和谐, 扩大和谐。尽最大努力消除不和谐的因素, 但又决不盲目追求无法实现的空想, 不给自己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
正如前面所说,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 人类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是形而上学的;不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具体特点出发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也是形而上学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过程中, 如何正确处理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 是我们党长期探索的一个重大课题。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抓住并解决主要矛盾。现实的矛盾体系中有众多的矛盾同时存在, 它相互作用, 形成一种合力, 推动事物的发展。其中必有一种矛盾居于支配地位, 起着主导、决定的作用, 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 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主要矛盾解决了, 其它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抓不到主要矛盾, “如坠烟海, 找不到中心, 也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2]善于抓住和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是无产阶级政党解决战略策略问题的重要哲学依据, 也是我们党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一个重要原则。毛泽东同志说过, “在任何一个地区内, 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 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 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3]当前,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必须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 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支撑。只有经济的充分发展, 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 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因此,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必须把发展放在首位。发展是硬道理, 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和基础在发展。古往今来, 贫困是社会不和谐的主要根源。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 就只会有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 必然重新开展争夺必需品的斗争, 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离开发展, 不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主要矛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失去了物质基础和物质保障, 就会成为空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所指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居安思危, 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 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 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党的十七大也反复强调居安思危、忧患意识与和谐发展的重要性。
要不断地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和谐。这就要求我们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论。统筹兼顾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和提升。实践表明, 坚持统筹兼顾, 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 把党内党外, 国内国外一切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 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中, 为了解决利益矛盾, 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关系。我们的全部工作, 我们的一切方针、政策、计划、措施, 都必须立足于统筹安排, 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 科学地组织起来, 使之发挥最有效的作用, 以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以“五个统筹”、“五个坚持”为主要内容, 以“以人为本”为本质和核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 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 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 吸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 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 创新发展观念, 开拓发展思路, 破解发展难题提出来的, 从而进一步指明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 是党的执政理念的升华。坚持与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论,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化解社会矛盾的必然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统筹城乡发展, 就是要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 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统筹区域发展, 就是要把握大局, 兼顾各方, 促进东部、中部、西部的共同发展与和谐发展。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 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矛盾状况, 实现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 就是要更加重视人口、资源、环境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从发展理念、发展思路等方面促进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 是从发展的角度求和谐;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是从社会关系、社会状态等方面反映和检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成效, 是从和谐的角度促发展。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就是为了把发展与和谐更好地统一起来, 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在发展中实现和谐, 在和谐中促进发展, 以发展保证和谐, 以和谐推进发展。实现以发展来化解社会矛盾, 以化解社会矛盾来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219.
[2]毛泽东.矛盾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