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内在

2024-08-28

自我内在（精选4篇）

自我内在篇1

女性主义在西方是一项广泛的社会化运动, 他的准确含义应该是女权主义。我们可以说, 所有的女性写作都天然的具有女性主义意识。而一部作品以何种方式表达何种女性主义意识, 有着千差万别。尤其是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 其表达的女性主义意识也千姿百态。

中国没有强大的女权主义运动思潮, 作家自我的女性意识只能是非常潜在和微妙地隐藏在文学作品中。从当代中国文学更大范围来看, 对于女性作家来说, 女性意识并不是什么急待解决的时代紧迫问题。在文学已有的前提下展开女性叙事, 在那些文本的各个层面流露出来而已。的女性写作一方面体现了时代和个人的经验,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文学表达的话语形式。比如一些偏向于语言形式和探究自我、表达内心生活的作品, 更靠近女性主义。

舒婷的诗在70年代末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 女性温馨而细腻的情怀, 给饱受压抑的中国人以最初的抚慰。那个小小的“自我”, 那些淡淡的忧郁和感伤, 无异于嘹亮的呐喊, 给那个时候的人强有力的震撼。纵观铁凝的小说, 她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一种奇妙的素质, 那就是渴望抛离她身处的环境。如此鲜明的具有自己“脱序”的冲动, 并且付诸行动。张抗抗虽然不是鲜明的女性主义者, 但也写出过女性追求个性的作品。铁凝、王安忆一样, 她本人并不十分认同女性主义这种说法, 她也不认为女作家一定要表达女性意识。

由当代女性写作的实践可以看出, 在每一位女性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的历程中, 都有着不同的创伤性经历。这种经历影响了她们的性格, 也影响了她们的自我认同和命运, 甚至某些创伤性记忆渐渐沉淀为其潜意识的一部分, 对其人格的发展与建立造成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不难发现, 张洁和张辛欣女性写作中的创伤性经历与社会变革与意识形态运动紧密相连, 而王安忆、铁凝、林白、陈染、徐小斌等女性写作中的创伤性经历则与完全个人化的成长经历有关, 前者的创伤性经历促使自我对社会进行反思和批判, 后者则给女性自我带来终生道德上的谴责或者无尽的爱的弥补, 这必然给自我带来众多的焦虑, 包括道德上的和行为上的。《一个人的战争》以近乎自传的形式描绘了林多米成长期的一次致命性创伤, 而她年轻的生命在这一突发事件后几乎被完全击倒。

书写自我的状况, 以自己的方式真实地再现自我——这显然与只有自我的精神苦闷的现代女性写作不同, 标志着女性写作对自我的表现和探讨走向了更深的层面。如张洁《方舟》中的荆华患有腰椎骨类风湿, 而今仍像噩梦般缠绕着她的森林几乎将她吞噬, 那零下二十几度的小木屋, 差点把她冻成僵尸, 别说腰椎骨会冻坏, 就是一条钢筋也会被冻裂。在同严酷的环境做生存斗争的时候, 她还要挑水和泥, 蹬着自己钉的摇摇欲坠的几乎要散掉的小梯子, 一下一下地抹严木头小屋上的每一条缝隙。即使在回城以后, 她们也要搬煤球, 越是天气不好时煤球就越紧张, 而犯病的机会就越多, 还要做修理房屋等粗重的家务, 无怪恶劣的生存环境不仅摧残了她们的身体, 也扭曲了她们的心灵, 使她们变成了歇斯底里的“雄化了的女人”。

90年代从单一到多元的社会文化转型语境为中国女性文学提供了一个多元发展的机遇, 不同作家作品的大量涌现呈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繁花似锦的文学景观。从女性“个人化”书写的飞升到坠落, 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当下文化的“残缺”, 这样的“残缺”也加剧女性“个人化”书写的脆弱性。女性开始“个人化”写作之初, 就饱受争议和误读。她们为了从无所不在的男权网罗之中挣扎出来, 甘于边缘, 拒绝了从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出场, 执着于书写那从未书写过的女性隐秘的体验。虽然从身体到性体验, 从手淫到同性之爱都坦荡荡地在笔下呈现, 但这是作家对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对自我重新的体认。但我们必须直面女性个人书写总是难以摆脱陷入男性“他窥”的困境, 就目前的发展来看, 这种女性隐秘经验书写难以建立起强大而持久的文化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讲, 90年代的女作家们多少带有启蒙者、开荒者的影子, 她们试图转入男权话语的内部去颠覆原有的话语体系, 但是由于缺乏坚实的理论根基, 包括作家本人笔随心动的创作立场。

陈染的小说创造出非常独特的女性经验, 这是与过去的完全不同的。她似乎重新唤起了现代小说如丁玲、张爱玲小说中的那种经验。她的小说有非常细致的心理描写, 既能显示出生活的趣味, 又洋溢着反讽的快感, 她更乐于在偏执孤僻的绝对女性情境里寻找感觉。作为中国女性主义的一种典型表达, 陈染的小说无疑有其独特的意义。但女性主义并不是只限于表达女性内心生活。这是女性对待社会的一种方式, 当失望到了极点, 她们就转向自身, 但女性主义还是可以获得更为广大的社会化的视野。

女性写作中的自我宿命地由自我出发, 在种种依恋关系的实现和摆脱过程中又回到了自我。出于自我认同的生理和精神需求, 女性写作充分发展了女性的自我, 但这个女性自我却无时无刻不在为了自我而自我, 她的一系列的精神历程都是为了验证自我:自我是唯一的, 也是中心的。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女性写作中的自我认同既然于外在的社会价值取向上表现出一定的规则性, 那么, 于内在的精神价值取向上一定也会有大致的共性。

最后要说的是, 对女性文学的研究, 仅有文化分析是不够的。从总体来看, 中国的女性写作在叙事文学方面的表现并不特别强烈。这是某些女性发自天性的对女身份敏感的产物。只有理论批评对隐含的女性书写进行阐释才建构起一套女性叙事的体系。

参考文献

[1].黄发有.边缘的活力.吉林出版社.2009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3].毕光明、姜岚.虚构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孙桂荣.自我表达的激情与焦虑.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

自我内在篇2

——生命力之源：重温童年记忆使我们找回那些丢失的情感：幻想、轻松及率真，

——这是一次精神冒险，有时并非易事：对有些人而言，也许意味着揭开旧日的伤疤。

——获得心灵宁静的途径：为自己疗伤止痛，接受自己的脆弱，就是为生命找到意义，获得成长。

说到“童心未泯”，也许你最先想到的是金庸笔下的老顽童——周伯通，已然白发飘飘，却像个爱捣乱的小机灵鬼，总是一幅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样子，当然他不仅会玩闹，也有武功，而且是天下一流的武功。我们喜欢金庸，喜欢沉浸在他写的故事当中，那是因为，“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

虽然S.H.E.唱过“我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有童话”，其实真的长大后，我们还会有新的童话，我们心中总会有一部分不愿老去。

就像周星驰，他的每部电影都那么清晰地透着他的童心，在他眼中，童年不仅纯洁无邪而且威力强大。他在《功夫》中演的小混混，正是因为想起童年棒棒糖那一幕，才改邪归正并且功力大增！《长江七号》里面的小男孩又是一个可爱的小精灵，加上外太空来的小精灵，美好的“童心”已经被周星驰演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的确，文学或艺术，或者心理治疗，都向我们证明了一点：我们身上的童心是天赐的宝藏，它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和归宿，是我们心灵的故乡。我们有必要不时回到那里，找到让生命焕发生机的动力，找回所有遗失的情感：纯真、幻想、轻松、无拘无束……对某些艺术家和设计师来说，童年的梦想是他们创造力的源泉（参见后文见证）；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重新试着以孩童的眼光看待成人世界，我们的精神会为之一震，我们变得更加清醒，以更敏锐、更真切的感受投入到生活之中。

问问周围的人，他们会告诉你：童年的记忆往往是被某种味道、触觉或气味所唤醒。36岁的陈诚在和儿子“玩打架”时，身体、皮肤的接触，用力的感觉，让他在瞬间回到了童年；30岁的马琳在野外登山时，吹拂在脸颊上的风将她带回了童年；28岁的肖强则是在喝到“喜乐”牛奶时，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

仔细想想，一串糖葫芦、一块蛋糕、一次春游……我们每个人都能被好几样东西勾起童年的记忆，记起那些纯粹、单纯的快乐。过去的这些美好时光，虽然转瞬即逝，不受我们的控制，却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极为重要，能让我们的生命之花更好地开放。法国心理学家菲利普·雅麦解释说：“精神上得到成长，就是内心达到足够的宁静，能够坦然接纳自己的童年，并在成长的过程中保持某种连续性，循序渐进，不是断然抛弃幼年时的脆弱。”

童心不等于幼稚

这里要搞清楚“坦然接纳自己的童年”的含义。在如今这个怀念童年成为时髦娱乐、一群群成年人忙着扮演童真的时代，人们往往以为，过一回“六·一”儿童节，用奶瓶喝水，穿“米老鼠”的儿童服，唱唱儿歌，就能回到那“少年不知愁滋味”的美妙年纪了，

然而“Kidult”（ kid小孩，加上adult成人)的生活方式，S·H·E大声唱出的“我不想长大”的宣言……在一些心理学家眼里，凡此种种假装儿童的手段只不过是表现出我们的不成熟而已。

“在这些替代童年的行为中，人们可能混淆了两个东西：一个是理想的、永远不长大的孩子，一个是真正地回归童年的清纯美好。”心理治疗师穆里尔·马扎特如是认为。

现代人似乎都是拒绝长大的彼得·潘——那个飞来飞去的小身影，抖着（自私的）机灵鬼的劲头，每个人身上都能或多或少找到他的影子。如果这种幼稚的心态在某人的精神世界中占了上风，他的一生就可能被毁掉。因为幼稚可以有好几幅面孔：自我中心、依赖、希望自己无所不能、挫败感、不懂得延迟快乐等等，这些阶段本来应该在心理成长的过程中被一一跨越，却往往成了人们无法摆脱的绊脚石。

敢于回归自我

这个隐藏在我们身上的孩子，像个暴君一般急不可耐，我们往往是在向内心探索的过程中遇见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第一次提到人格中的童年印记。在那以后，大多数心理学流派都认为，我们成年以后遇到的困扰，原因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生命早期，追溯的过程不免引起痛苦和退缩。许多人连续数月坐在心理医生的面前，却无法想起那些苦苦追寻的记忆。

穆里尔·马扎特对此的解释是这样：“最初，很多前来咨询的人无法与童年的自我正面接触，因为很多伤口都被一些比较愉快的记忆覆盖了。” 心理学家菲利普·雅麦也同意这个观点：“有些青少年让自己内心变得严厉、坚硬，以便快速成人。这样一来，他们会抑制自己内心所有幻想或软弱的念头，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表现软弱是令人屈辱的事。”

这种压抑内心的后果往往是悲剧性的，特别是当他们自己作了父母以后。有些冷酷的父亲没有能力对孩子表现出一点点温情，直到孩子离家出走，才幡然醒悟。雅麦解释说：“那些压抑下来的情绪就像一枚枚定时炸弹，它们的爆炸方式是断然决裂，无论是在家庭、两性关系中，还是在职场上，都是如此。”

随着向内心的探索不断深入，我们思考并说出生命早年经历的事件，待伤口愈合以后，我们就能慢慢找到童年中最美好的部分，同时我们也具备了这样做的能力。

某些方法，比如美国的“内在儿童”疗法，主张“重新认养”自己内心的儿童：成年人要找到往日的自己，那个小孩，给他爱抚，说出他的伤痛，释放他快乐的潜能。

作家玛丽-路易斯·奥迪贝尔蒂提醒我们：“孩童会全身心地感知周围的一切。成年人却常常与事物和他人处于游离状态：这道楼梯，我上了无数次，自己却浑然不觉；这个人，我明明跟他讲过话，却根本没注意他！孩子则永远处于投入状态，桌子就是桌子，而快乐和悲伤一样，都没有尽头。”这种至诚至真的生活状态，是我们每人都曾经历、并可以再次达到的，为什么不试着去同它建立联系呢？

“孩子治疗法”

自我内在篇3

关键词：发展能力,农民工,市民化,驱动力

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 (Farmer或Cultivator) 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 (Peasant) 在向市民 (citizen) 转变的进程中, 发展出相应的能力, 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1]通过这一过程农民工实现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身份认同等方面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固然受到多种客观因素的制约, 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住房保障体系、农村土地权益处理机制等。这也是目前学界研究的重点, 但农民工市民化还与农民工自我发展能力密切相关。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是农民工能在城市立足与发展, 而这需要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研究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自我发展能力, 对于推进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民工市民化中的自我发展能力

自我发展能力是农民工立足城市并融入城市过程中自身所必须具备的能力, 包括就业能力、城市生活适应能力、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学习能力等。

1.就业能力

农民工要想立足于城市, 首先需要具备的能力就是就业能力, 这是农民工立足于城市、在城市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有就业才会有收入, 有收入才能在城市生存与发展。这里的就业能力指的是农民工在城市实现就业和保持就业的能力, 包括工作搜寻能力、工作胜任能力、创业能力等。城市的生产特点与农村的生产特点完全不同, 农村的生产不涉及工作搜寻问题, 一般来说, 农业生产劳动作为一种简单劳动也不需要专门训练就能胜任。而城市生产中农民工首先面对的是劳动力市场, 需要在劳动力市场搜寻工作岗位, 且城市生产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和农业生产相比更具规则化和标准化, 绝大多数工作需要经过专门训练才能胜任。同时, 城市生产中存在着更大的创业空间。因此, 农民工要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就需要熟悉城市生产的特征, 适应城市生产的规律和特点, 具备一定的工作搜寻能力、工作胜任能力、创业能力。

2.城市生活适应能力

城市生活的现代性特征不同于农村生活的乡土性特征, 城市社会在生活方式、生活风格、交往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农村社会存在着巨大差别, 由乡土社会进入现代化意义上的城市社会, 需要理解和认识城市社会生活的特点。如果农民工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 就很难与城市居民进行良性互动, 并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一是和城市居民交往的能力。进入城市生活需要熟悉城市的交往方式, 因为农村的交往方式和城市不同, 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 具有一定的封闭性, 农民的交往是基于血缘和亲缘关系的, 人情味浓;城市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 开放性强, 市民的交往是基于业缘关系的, 人际关系往往带有一定的功利性, 即经济生活中的理性[2]政治参与是一个公民应有的政治权利, 也是实现其自身利益和提升利益表达能力的前提和保证。利益表达是政治参与的一种方式, 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 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3]利益表达包括对利益的认知、利益表达意识、利益表达方式、利益表达平台等要素。农民工作为城市新兴的产业工人阶层, 在融入城市化的过程中, 可能会面临一些利益得不到实现的问题, 这需要具备一定的利益表达能力, 需要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 需要具备利益表达意识, 需要利益表达的平台, 特别是需要学会自我组织起来进行利益表达。比如农民工可能会面临着就业歧视、拖欠工资、工作中意外伤害等问题, 利益表达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工劳动报酬在分配格局中的位置以及其他利益实现的程度。

4.学习能力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社会在近代的发展, 就是理性取代传统和感情的过程, 对于成本和利润的考虑是理性的核心, 理性化过程首先发生在经济领域。

学习能力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能力, 也是以上三种能力的重要前提和影响因素, 就业能力的提升、更快的适应城市生活、更积极的政治参与和更有效的维护自身的利益都离不开学习能力。农业劳动基本都是简单劳动, 不需要花很多精力学习, 而城市生产劳动则大多是相对复杂的劳动, 需要经过学习才能胜任。这里的学习能力主要由学习意识、意志品质、学习模式、观察能力和模仿能力等要素构成, 也就是指农民工有没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紧迫感, 有没有学习的合理安排和途径, 以及通过学习能够收到什么样的效果, 等等。

二、农民工市民化中自我发展能力现状及原因

目前, 农民工的自我发展能力明显不足, 主要表现为就业能力较差, 难以真正适应城市生活、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缺乏, 并存在学习障碍。

1.就业能力较差

一是工作搜寻能力不足。由于农民工的交往限定在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家庭和老乡范围内, 搜寻就业的渠道过窄, 绝大部分农民工是通过亲友和老乡介绍的, 其所获信息不可避免的会有片面性和滞后性, 很少一部人是通过劳务市场和职业中介机构获取工作的, 利用现代媒介如网络搜寻工作的更少, 究其原因, 有自身素质不高、不会使用现代媒介的, 有对职业中介机构不信任的, 也有缺乏对就业信息的辨别能力, 担心上当受骗的。

二是工作胜任能力不强。他们能胜任的工作一般是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技术含量低、风险高以及收入相对较低的工作。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培训状况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绝大多数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就业之前没有受过专业技术训练, 导致了只能胜任对技术要求不高的体力劳动。

三是缺乏创业能力。不仅缺乏创业的意识, 也缺乏创业的经济能力, 影响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从人力资本状况来看, 主要是缺乏创业所具备的知识、经验, 以及求稳妥造成的对创业风险的过度担心。从社会资本来看, 主要是缺乏社会网络支持, 家庭难以提供多余资本来支持其创业活动, 其社会关系网中的老乡所能提供的资源是重复性的, 也不能为其提供创业所需要的资金, 他们又难以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金融服务, 而非正式的金融机构由于融资成本高且风险大, 很少人愿意去冒这个险。

2.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弱

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看, 农民工和市民缺少交往和互动, 交往的对象主要限定在老乡的狭小圈子内, 其社会交往表现为封闭性、内倾性等特征。美国社会学家彼特·布劳指出, “位置相同或极为相近的人, 其面对面交往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位置相距悬殊的人。”[4]由于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农民工的数量及其弱势地位造成其处于被边缘化的状况, 经常遭到市民的歧视, 与小群体 (精英群体除外, 笔者注) 相比, 大群体所拥有的这种歧视性的群体压力和活动则更为普遍。……在社会交往中的歧视源于多数派群体或大群体。市民不愿意与其交流, 加之农村熟人社会的交往方式不同于城市陌生人社会的交往方式, 对城市的交往方式不熟悉, 他们和市民交流的主观意愿不断被消解。

从心理调节和适应能力看, 市民的歧视, 给农民工造成了心理阴影, 造成了融入城市的困难。由于农民工被市民看成是城市的负担和城市安全的隐患, 一些市民把肮脏、下流、粗俗、没礼貌、易犯罪等和农民工联系起来, 农民工被妖魔化, 成为城市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和首选的排斥对象。[5]甚至把一切不文明的行为称为“很农民”。城市社会对农民工形象的贬低性记忆, 进而转化为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形象负面的“评价图式”, 且日益内化为城市群体的价值信念。[6]农民工对市民的排斥和歧视, 致使农民工把自己贬低, 自卑感增强, 对城市的疏离感增强, 在被边缘化的过程中, 形成过客心理和自边缘化心理, 把自己当作城市的匆匆过客, 认为城市的一切与自己无关, 把自己看成是低人一等的人, 农民工的自边缘化有时也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自我隔离, [7]这种自我隔离不仅使其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同时形成了对市民的防御心理, 延缓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步伐。

从语言适应能力看, 由于普通话是立足和融入城市的关键要件, 他们有学习普通话的主观意愿。由于“外部交际”基本被普通话所垄断, [8]他们特别看重普通话的功能, 把普通话看成是城里人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说普通话对他们而言并不容易, 其普通话带有明显的乡音, 由于普通话对其工作和生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且有的行业如服务业对普通话有严格要求, 迫使他们在交往中甚至在和同乡的交往中也得使用普通话, 试图通过锻炼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准, 争取更好的融入城市。有的农民工为了在城市立足, 还得学习所在城市的部分方言, 尽管这种努力是不能完全掩盖其身份, 但体现了农民工主动求适应而融入城市的努力。

3.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欠缺

农民工政治上的融入程度较低, 表现为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欠缺。从政治参与看, 尽管近年来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的热情有所提高, 由无意识参与走向有意识参与、从个体参与走向组织化参与、从非制度化参与走向制度化参与、从政治参与的边缘走向政治参与的中心, [9]但总体而言, 参与的水平较低, 有制度方面的原因, 也有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高、缺乏参与时间等原因。农民工利益表达能力欠缺,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自身的利益及相关的法律缺乏明显的认知。对自身利益和相关法律的认知是利益表达的前提和基础, 农民工对于自身所具备的各种权益的了解不是十分透彻, 对于关系自身利益的《劳动法》非常了解的人占的比例也不是很高, 这就会造成当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程度认定上的法律模糊。二是利益表达的意愿不强烈。农民工缺乏强烈的利益表达意识, 除了对自身利益和相关法律不了解外, 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农村长期生活形成的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保守意识, 使其权利意识淡薄, 缺乏反抗精神, 而已有的维权失败的案例, 强化了其胳膊扭不过大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意识。三是缺乏利益表达平台。其实社会上并不缺少为农民工说话的声音, 有人大代表、有良知的官员、知识精英、媒体等, 但毕竟他们不是农民工自身, 对农民工利益的认知程度和利益要求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 农民工缺乏表达自身利益的组织化平台, 农民工的利益表达呈现出一种原子性的参与状态。[10]

4.学习能力不足

农民工缺乏学习的基础, 农民工受教育年限低, 即使是新生代农民工也不容乐观, 绝大多数 (62.5%) 新生代农民工仍停留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 而接受过专业技术教育 (中专、中技、职高、大专、高职) 的比重尚不足四成 (37.5%) 。[11]并且农村教育质量偏低, 即使想学习但缺乏相应的理解力, 造成其学习的困难。同时, 由于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多为艰苦的体力劳动和简单的劳动, 过多的体力耗费和过长的劳动时间, 使其没有精力和充足的时间进行学习充电, 而大多数从事简单劳动的农民工对自己的定位和要求较低, 没有良好的职业预期和规划, 没有通过学习晋升职业阶梯的欲望和能力, 造成其没有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提升农民工自我发展能力的途径

农民工立足于城市,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除了政府的“赋能”外, 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增能”, 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1.重视自身人力资本投资

西奥多·W·舒尔茨将人力资本的投资解释为“直接用于教育、保健以及为了取得良好的就业机会而用于国内移民的费用”。[12]农民工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投资, 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中的重要内容, 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培训状况等与农民工收入呈正向关系, 也是农民工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大的主要原因, 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于提升其就业能力、城市生活适应能力、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从政府的角度讲, 政府要加大对农民工教育的投入, 增加适合农民工特点的职业技能培训投入, 并进行制度创新, 可以设想一种以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为突破口的制度设计, 通过教育的作用促进以代际传递为模式的城市融入进程。[13]从个体的角度讲, 个体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要有正确的认识, 并加大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农民工要清楚认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认清教育在其职业阶梯晋升中的关键作用, 积极参加政府组织针对农民工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不能把培训看成是耗时、费力、费钱的行为, 应着眼于长远, 树立职业理想, 进行职业规划, 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和“干中学”中提高自身的素质技能, 提高自身对劳动力市场信息搜寻和判断能力, 拓宽就业渠道和就业竞争力。当然这一点离不开政府要消除相关的制度性障碍。有研究表明, 目前我国城市的劳动就业制度里, 岗位和收入机会还没有做到对城乡劳动力平等开放, 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工在竞争较高收入的职位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14]通过接受教育和培训, 学习相关内容, 还能增强心理适应能力, 接纳新事物, 进而融入城市, 得到市民的认同;还能促成自身政治意识的觉醒, 积极进行政治参与, 提升利益表达能力, 和市民一样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

2.加强自我改造, 克服落后意识

农民工市民化是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过程, 英克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提到传统人转变为现代人时指出, 要求人们在精神上变得现代化起来, 形成现代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 并把这些熔铸在他们的基本人格之中。[15]农民工市民化就是农民工再社会化的过程, 进城农民工个人再社会化, 获得市民的角色规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 也就是“素质市民化”。[16]除通过政府的努力消除二元户籍制度障碍, 给农民工平等的身份, 通过大众传媒向农民工宣传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引导市民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态度外。更为重要的是, 农民工要树立自尊、自强的理念, 打铁还需自身硬, 农民工不能只看到市民对他们的歧视, 也应该认真反思自身的问题, 承认自身存在的缺点与不足, 增强自我转变的主动意识, 主动的融入城市社会。通过自我重塑, 在社会生活技能、规范性、个人气质等方面完成农村人向文化人的转变, 最终适应城市社会的规则与逻辑, 用自己的行动逐渐改变市民的偏见和歧视心理。

3.强化政治参与意识, 推进自身的组织化程度

品于内在篇4

话说艺术大家都不陌生,去美术馆画廊大家习惯用看画,赏画来表达,可当我初识杨和平老师,第一眼看到他的作品时,我已不能再用我惯有的美术理论知识去衡量一幅作品的好坏,慢慢坐下来细细赏玩,细细体会,方能品出个中滋味,一幅画聊聊数笔,仿佛已勾勒出了人生的大智慧,品其画如品其人,静观冥想之余便窥视到了自己的内心,能明白其中若干道理之人,方能活得明白,活得自在。

至真——画为心意

画为心意,论为心声,当笔墨随着律动在宣纸上飞舞,最终呈现的必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当电脑前跳动的文字谱写出行云流水的文章,必是一个人内心声音的表达。众人皆知郑板桥画竹,先要心中有竹,此乃胸有成竹之意。看杨和平老师的作品试问“竹”在哪里,随着那一笔一墨的痕迹去追寻,最终你会发现原来“竹”就在他心里。用最真挚的情感在宣纸上认真地画下每一笔,不多不少,不长不短,恰到好处的就在那里;用最真的情感去渲染每一片颜色,不深不浅,不浓不淡,清新爽朗的就在那里。

写文章不难,画画也不难,而难的是用心去写用心去画,品读一幅作品第一眼观摩,便可知用心与否。纵观杨和平老师的作品,真性情不喧而露,直抒胸臆,情感才充沛,对自然的真挚,才使画面生动而赋予了感情。

至美—一大象无形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俗话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品杨和平老师的画,美在哪里?这样的水墨小品,也许它没有写意山水的恢弘壮阔,也许它没有工笔山水的精到细致,也许它没有传统花鸟的雅俗共赏,但正是这样别具一格的构图,这样随性而不循章法的手法,而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视觉效果,它的大美则蕴藏在作者的思想之中。比陆地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而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正是杨和平老师身体中蕴含着老庄空灵的哲学思想,才使得绘画看起来有大美,纵观人生如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只有认清了这样的大思想,有了这样的大心态,才能真正地沉静于当下,画不在大小,用笔不在多少,一分一毫之间已尽显大美而不言。

至纯——返璞归真

他的作品如人一般,深沉内敛,朴素无华,让我们在喧闹里找到了一片宁静,在繁冗间享受了一片简洁。成长,在渐变的岁月里,在繁华喧闹里,人们渐渐地迷失了最初的心,拥有一颗童真童趣的心不易,保持一颗这样的心更难,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内心是干净纯洁的,是脱离世事烦恼的,而它的作品带给人的是一种来自内心的宁静感。在杨和平的作品前,你细细去品味,那夸张的瓶子,憨态可掬的大鸟,胖胖傻傻的鱼儿,笨拙中带着灵性,它们把你引向了自然的深处,宇宙的深处。

在这个世界上人生来就注定是孤独的,因为没有一个灵魂能真正了解另一个灵魂,可是当一个灵魂的情感通过绘画艺术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是否有了共鸣,如果这样的至真、至纯、至善能打动你,那么证明你的内心深处,你的灵魂跟他是共通的,绘画欣赏不是靠别人的言语去解读,而是要靠自己的心,自己的经验去体味,当你站在一幅作品前能感触到作者的灵魂时,那不是别人,那就是你自己跟自己的对话。

艺术简历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国画院特聘画家

参展

全国第四届山水画展

首届国际书法篆刻展

全国中国画展

世界文化遗产年国际美术作品展

盛世丹青中国画名家邀请展

全国扇面画展

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城市山水

新加坡“翰墨徽光”书画邀请展

个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