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内在逻辑（精选5篇）
大学内在逻辑 篇1
中国新农村建设在不断推进, 推进过程中呈现出了不同的模式。新农村建设的原因与模式种类、各模式的差异性与趋同性特征、何种模式建设新农村较优越等诸多问题, 成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的热点。诸多理论热点探讨与实践探索过程中, 有系列基本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新农村建设的内在逻辑究竟在于什么;如何从新农村建设的一般规律中透析新农村建设的内在逻辑的基础;如何通过中国不同区域新农村建设比较与宏观思考, 更深入认识新农村建设的内在逻辑。
1 从新农村建设的一般规律透析新农村建设的内在逻辑的基础问题
1.1 新农村建设的内在逻辑问题的提出
各地新农村建设倡导农村的内生资源与外部资源的整合, 凸显各自的区域性特色, 并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着手, 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 政府的主导地位等, 表现出一定规律性。这样的环境中, 新农村建设的内在逻辑在于什么?新农村建设中的“人”、“地”、“钱”、“粮”、“权”、“市”、“力”如何优化组合?诸多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众多新农村建设热点问题的背后, 隐含着一个对新农村建设模式实质与“三农”问题破解一般规律的解读。“模式是一个系统结构, 表现出来各种经济社会要素间搭配起来的特有格局”, 实际工作要求我们“从整体出发, 探索每个地区发展的背景、条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不管何种新农村建设模式, 其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都是为三农问题破解提供一个重要选项。
1.2 新农村建设的一般规律透析
从国情出发, “三农”问题难以破解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的市场资源结构、经济制度资源结构、人力资源结构、土地制度、城乡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等。城乡二元的市场资源分配不均, 使得弱质性农业在强有力的市场体系中, 市场风险性倍增。农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础, 但与非农产业相比, 呈现出明显的弱质性特点;在城乡二元的市场资源分配不均的今日中国, 其弱质性更为明显。这就存在一个城乡二元的市场资源分配不均下的农业弱质性与市场风险并存的问题, 使得“三农”问题难以破解。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工程, 认知新农村建设的缺陷和不足, 改善新农村建设动力机制弊病, 提高内生资源整合效度, 拓宽外部资源导入路径, 融合农村的内生资源与外部资源, 促使二者有效整合、协同推进。现阶段进行新农村建设有背景新、理念新、方针新、目标新、任务新、机制新、措施新、要求新的“八”新特点。具体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其一般规律表现在: (1) 重视农村的内生资源、外部资源的整合, 充分展示农村的区域性特色; (2) 新农村建设涵盖物质的层面的建设, “人”自身建设和文化软实力精神层面的建设; (3) 新农村建设的基本主体是农民, 同时需要政府、企业等多方的参与。
2 新农村建设的内在逻辑的解读
2.1 新农村建设的内在逻辑的演进过程
中国自解放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新农村建设, 由于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经济体制存在差异, 致使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设计与路径选择不同。新农村建设是对过往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反思和战略调整, 是近年来我国系列“三农”政策的继承、概括及质变式的提升。学界对新农村的研究, 就“新农村是什么”、“建设新农村的原因”以及“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进行了诸多探讨, 在新农村建设的理论研究、模式选择、产业支撑、评价指标等方面形成诸多成果。当前中国正处在“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 “城市像欧洲, 农村像非洲”是当今中国尤其是广大西部地区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真实写照, 新农村建设存在如“条件不具备”论、“慢慢来”论、“低素质”论思想障碍急需破除。国内不同新农村建设模式的产生与发展, 大多既依靠人民对这一制度安排的认可, 又依靠行政、法律手段等外在强制力的推动, 体现了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耦合, 而这一耦合过程凸显了新农村建设的内在逻辑的演进过程。
2.2 新农村建设的内在逻辑的内容
新农村建设系统是一个由科技、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元素建构的非线性多元系统, 有一定生物的耦合仿生特性。新农村系统的自身演化和进化过程是否协同, 来自于新农村科技、经济、社会和环境各系统能否协同发展, 来自于新农村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是否处于高效、和谐的均衡发展态。新农村建设的四大核心要素即科技、经济、社会、环境组成的复合大系统, 对立统一, 共同推动社会与外部环境不断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新农村建设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在于人们对新农村建设的期望与需要和新农村建设后的实际利益和目标利益的偏差的内在驱动与农业新技术的发明、农村人口的变化、农业资源禀赋的改变、农业文化传统的变迁等诱发性环境的变化的外在驱动综合的结果。新农村建设的内在逻辑在于“人”、“地”、“钱”、“粮”、“权”、“市”、“力”七元合一的优化配置结构:“人”是主体、“地”是载体、“钱”是收入、“粮”是根基、“权”是保障、“市”是链条、“力”是配置;“力”贯穿其它六元、形成优化组合体系;新农村建设的“人”、“地”、“钱”、“粮”、“权”、“市”、“力”七元合一的优化配置的系统工程, 表现为“人力组合”、“地力组合”、“钱力组合”、“粮力组合”、“权力组合”、“市力组合”、“力力组合”的形式, 是具有适应性和高度协调性的系统, 体现新农村建设中的科技、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的特性, 表现出高度的生物耦合性, 成为对当今破解“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选项。
3 中国不同区域新农村建设比较与新农村建设的内在逻辑的宏观思考
3.1 中国不同区域新农村建设比较
中国不同区域新农村建设彰显不同特点。新农村建设中要克服五种不良倾向:防止一哄而起, 大拆大建, 把新农村搞成政绩工程和运动式推动的倾向;防止和克服操之过急, 急于求成, 以为新农村建设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倾向;防止大包大揽, 不尊重农民, 甚至在新农村建设中损害农民权益的倾向;防止新农村模式一律化, 指导方法“一刀切”的倾向;防止和克服重硬件, 轻软件, 把新农村建设片面理解为“新村”建设的倾向。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推进中的东部地区, 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何定位?有何特点?东部地区, 特别是沿海地区, 大多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成为现代农业提升地方, 亦是民营经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其新农村建设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为特点, 新农村建设在城乡一体化相得益彰, 其关键点在于三个协调:注重工业化、城镇化与新农村总体建设协调;包容性经济增长与生态、文化、教育、科技的发展相协调;社会发展与土地、人口、资金等资源要素有效配置的协调。
围绕新农村建设的内在逻辑主线东中西部新农村建设特点鲜明。东部新农村建设, 更多体现了“人”是主体、“地”是载体、“钱”是收入、“市”是链条, 更加注重“人力”、“地力”、“钱力”、“市力”的优化配置。中部新农村建设, 更多体现了“人”是主体、“地”是载体、“粮”是根基、“钱”是收入, 更加注重“人力”、“地力”、“粮力”、“钱力”等的优化配置。西部新农村建设, 更多体现了“人”是主体、“地”是载体、“粮”是根基、“权”是保障, 更加注重“人力”、“地力”、“粮力”、“权力”等的优化配置。
3.2 新农村建设的内在逻辑的宏观思考
通过国内新农村建设模式的比较, 农村与城市在空间位置和属性质量方面的区位势能以及转移动力方面的差异, 客观上为各种空间要素在城乡网络中的流动提供了动力, 要素流在空间整体上体现出一种“差异-趋同-流动-整合-统筹”的运作模式。正是这样一种运作模式, 使得城乡资源重新配置, 使得城乡“人力”、“地力”、“粮力”、“市力”、“钱力”、“权力”、“力力”的优化配置与重新组合。新农村建设的内容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诸多方面, 需要调动多元主体的参与, 完善相应的运作体系。新时期的不同新农村建设模式, 其在发展与改造的过程中, 包容城乡之间的差异, 包容不同地域的农村发展模式。当代新农村发展, 农业发展与产业调整相结合、农村发展与农民利益相结合、村落建设与生态环境相结合。对于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和市场基础, 具有实现城镇化的现实可能性的农村, 通过发展, 建设经济繁荣、功能齐全、环境优美、文明进步的新农村;对于自然条件较差、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村, 要确定实事求是的建设目标和要求, 从解决温饱、改善环境、发展教育、增加收入等入手, 增强其发展能力。新农村建设具有动态性, 衡量标准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发展。
美国资本的内在逻辑 篇2
圈钱的逻辑
当人们谈论当今美国经济金融的时候,要记住一点:美国是一个依靠金融优势生存的国家。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一书中道出了美国控制世界的真谛:意欲控制世界,必须“控制国际银行系统”,控制全球硬通货,以及“掌握国际资本市场”等。“拥有真正权力的人是能控制全球资金流动的人,而不是能够启动原子弹爆炸的人。”关于这一点,在研究美国金融的时候,是一刻也不能忘记的。
众所周知,当厂商决定组织生产,在设备、技术和雇工都到位之后,他们就必须开动机器,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生产成本把产品推向市场,他们的任务就是占领市场,赚取差价。否则,他们就没有尽到责任。同样地,当美国的战略已经成功地转移到金融,当山姆大叔成功地把全世界70%的流动资金吸引到美国，他们的任务就是进行投机,疯狂地投机。否则,他们就是没有尽到责任。站在美国的角度看,一切围绕这个目标所展开的各项工作都是合理的。
要弄清楚美国的圈钱逻辑并不难。生产资本要控制一个行业,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控制原材料;商业资本要占领特定的市场,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控制货源;金融资本要最大限度地控制价格走向,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控制资金。所以,美国必须最大限度地圈钱。
在伯南克还没有担任FED主席之前,他就为美国圈钱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借口。伯南克的“理论贡献”是:外国人愿意投资美国。他指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扩大并不是由于布什总统实行减税政策及消费者对进口商品的喜爱,而主要在于“全球储蓄过剩”。全球储蓄过剩压低了美国的利率,使得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扩大,消费者愿意花费更多的钱。全球储蓄过剩最强有力的证据来自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日本和欧洲。这些地区的工人在退休前必须增加退休储备金用来养老,投资是未来增加收入的最好办法,但是他们面临的问题是经济缓慢增长的国内缺乏投资机会,因此,他们不得不将资金投向国外,其中包括美国。美国经济的运转离不开外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陷入经济危机状态,各方面想方设法地从日本人那里诈一笔钱。掺假的、报虚的、买空卖空的无所不有。有事没事,找个茬就告你一下,三天两头地打官司。各种复杂的合资方式、公司结构涉及大量的法律问题。
FED玩弄资产泡沫的逻辑
格林斯潘在不断玩弄资产泡沫,而且更加隐蔽,更加狡猾。鉴于他过去的所谓“学者身份”,有时候则更加赤裸裸,让全球的某些学究不明就里,幼稚地认为伯南克还是一个水平很高的“学者”。其实,一旦进入美国政界,就只有政客和政治痞子。“学者身份”那只能说明他过去的身份,现在,你必须首先把这个伯南克看成一个政客。处在FED主席的位子上,简单地用“学者身份”来定位伯南克,那就太小看伯南克了。能混到FED主席的位子上,说明他原本就是一个天生的政客——在关键问题上他善于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穿错袜子”之类的花边新闻完全是无聊记者们在胡扯,跟他的本质毫不相干,学者身份只是一种过渡一种手段而已。
当美国的战略已经成功地转移到金融,当山姆大叔成功地把全世界70%的流动资金吸引到美国，他们的任务就是进行投机,疯狂地投机,否则,他们就是没有尽到责任。
鉴于证券行业和房地产行业对美国经济金融的巨大影响,最近十多年来美联储在政策选项上一直是尽量延长资产价格泡沫。在美国,从2001年1月到2004年6月,长达三年的低利息时期已经让过多的资金流入了房地产行业。美国坚持延长资产价格泡沫自有它的一套逻辑,美国必须严格守住它在金融领域的相对优势,即作为全球资金调度中心的地位。美国要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地位使美国的利益最大化。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联储非常清楚,美国必须利用资产泡沫为自己服务。
而且,伯南克将会继续玩弄资产泡沫游戏。如果伯南克的“全球储蓄过剩”论成立,那么,也就意味着他为FED金融官僚们玩弄资产泡沫找到了现实的依据——不是美国人要玩,是你们逼着我们玩!伯南克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个资产泡沫游戏,还必须继续玩下去。
对冲基金操纵市场的逻辑
最近几年,全球期货市场出现极端行情,各种期货产品价格暴涨,尤其是石油价格居高不下,对冲基金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由于信息披露缺乏透明度,人们很难直接指证对冲基金操纵市场,但是,对冲基金确实在其中呼风唤雨。比方说,人们一直在质疑:6000美元/吨的铜价是不是太离谱了?因为他已完全脱离了基本面!美国一家金属咨询公司Resolved的大卫·思雷科德认为:“铜市的上涨不再是由基本面所推动的,而是其他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住友商社的滨中泰男操纵铜市的丑闻中,思雷科德就曾发出过警告。这次,他相信铜市也存在某种形式的市场操纵,最终铜价也同样将会以暴跌收场。铜市如此,油价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
近年来,对冲基金行业获得惊人的增长。对冲基金在各类资产的交易量占市场交易总量的比例非常高,在股票投资中,对冲基金占去了40%-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占70%;可转换债券为70%;信用违约互换为20%-30%;高收益债券交易为33%;不良债权为82%。在如此庞大的交易中占据如此庞大的市场份额,人们有理由相信,对冲基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市场操纵的代名词。据《欧洲对冲》估算,2006年3月,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认可的对冲基金管理资产至少有2560亿美元,占整个欧洲对冲基金总资产的3/4,全球的17%。不可否认,对冲基金是市场流动性的重要提供者,他们大大地提高了市场效率,并发展了大量的投资技巧,同时增加了投资品种的多样性。不过,欧洲央行最近认为对冲基金是全球金融稳定的一个主要风险。其实对冲基金受很多投资者欢迎,他们希望政府能有好的监管,希望有更多注册登记的办法。对冲基金也为市场带来了很多风险。首先大型及中型基金出事后,会严重地干扰市场并打击投资者信心。此外,对冲基金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的情况也日益增多,而由于信息披露不足,监管难度也很大。而对冲基金的“零售化”,这样会因为投资者缺乏对对冲基金的了解而风险陡增。国际证监会组织现正就对冲基金所带来的风险持续地进行工作,以旨在探讨对冲基金尤其是关于其费用、风险、基金经理的经验、内部监控、表现披露及利益冲突的特点等,从而确保对冲基金能提供清晰、准确及有效的信息披露。
洛克财产权理论的内在逻辑 篇3
一、洛克财产所有权理论的自然状态基础
“光荣革命”前的英国,社会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复杂,社会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纷呈激烈。保王党人沿用中世纪神权理论的陈年老调,大肆宣扬“君权神授”、“王权世袭”是不可动摇的真理,为复辟王朝的合理性进行辩解。洛克在其政治哲学名著《政府论》一书中,系统地批判了这些陈腐的观念,认为父权理论和君权神授这些形而上学的政治观念超出了人类的经验和理性的能力,宣称自己具有这种知识即意味着宣称自己取得了超出人类心灵能力的成就。他从自然状态出发,分析了国家的起源,划定了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界限,明确了政府的目的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而财产权利是一切权利的基础和核心。
与同时代的很多政治思想家一样,洛克在论述自己的政治哲学理论之前,首先在逻辑上假设了一个自然状态,这是一个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前就已经存在自然状态。
在洛克之前,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就曾经从自然状态出发,系统论述过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霍布斯把哲学建立在一种自然资源的绝对匮乏之上,他认为在所谓的原始状态下,自然界能够提供给人的资源是极其有限的。因此,“人与人像狼与狼一样”[1]的自然状态便不可避免。相比之下,洛克的观点与之不同,他提出了一种自然资源较为充裕的假设,他认为在前社会的自然状态下,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基本上是充足的,可以满足人的各种需要,人们有关建立政治社会的契约更多的是基于人的天赋权利。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也是建立在这种自然状态概念之上的。
洛克在《政府论》下篇第二章开篇写道:“为了正确地解明政治权力并追溯它的起源,我们必须探究人类原来自然地处于什么状态。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人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决定自己的行为和处理自己的财产和人身,而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2]。可见在洛克那里,自然状态是一个完全自由且平等的生活状态。自然状态尽管是一种自由状态,但却不是一种放任状态,在那里存在着约束每个人的自然法。人的自然自由受制于并且仅受制于自然法,除了自然法以外不受任何其他的限制。
洛克认为,他的自然学说是一种奇怪且新颖的学说[2]。他区分了战争状态和自然状态。他写道:“尽管有些人将自然状态和战争状态混为一谈,但它们之间的区别,恰如和平、善意、互助和安全状态与敌对、恶意、暴力和相互残杀的状态之间的区别那样遥远。人们受理性支配生活在一起,不存在拥有对他们进行裁判的权力的人间的共同尊长。当对另一个人的人身用强力或表示企图使用强力,而又不存在可以诉请救济的共同尊长时,这就是战争状态。”[2]在洛克那个和平的自然状态里,人们享有自然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受人间任何上级权力的约束,不处在人的意志或立法权之下,只以自然法作为他的准绳[2]。这也便意味着自然状态是一个善良意志和互助的社会。
尽管如此,自然状态中有诸多的“不便”,每个人对自然法的执行权力既不正常也不可靠[2]。在那里相互伤害、痛苦和怨屈伴随着人类,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无尽的竞争和冲突、恐惧和危险。怎么才能避免这种战争状态呢?洛克认为,人们为了避免这种战争状态并补救自然状态下的种种不便就同别人联合起来,并且通过相互缔结的社会契约而进入“公民社会”。人们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之后,由他们选出的代表按照他们的意志来统一行使自然法的权力。“这就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利和这两者之所以产生的缘由,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就在于此。”[2]
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政府,在洛克看来,只能消极地充当财产保护者的角色。在洛克的自然法学说中,财产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任何社会及其法律都必须为其提供保护,政治社会及其法律之所以获得其合法性存在,唯一的前提和基础也就在于此。
财产权虽然是一种自然和天赋的权利,但在自然状态下,上帝只是把地上的一切给人类所共有。那么这种“共有”是如何转化为私有的呢?正是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使洛克阐述了被后世称为经典的财产权劳动理论。
二、洛克的财产权劳动理论
洛克认为,在法律产生之前,人类处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这种状态不是相互残杀、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而是一个和平、自由、人人平等的状态。在这种自然状态下,“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其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2]。在洛克看来,人一出生即享有天赋权利,财产权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因而人人可以享用上帝给予他们为维持生存而所需的一切物品,也就是在自然状态下一切物品都为全人类所共同所有;土地和地上的一切,就都归人类所共有,任何人都没有对于这种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东西自然地享有而排斥他人享有。之所以会出现财产的“共有”转化为“私有”,是因为劳动的因素导致的。
在劳动与劳动者的关系层面上,洛克认为:“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了他的劳动,在这上面掺加了他自己所有的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既然是由他来使这件东西脱离自然所安排给它的一般状态,那么在这方面就由他的劳动加了一些东西,从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因为,既然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他以外就没有人能够享有权利,至少在还留有足够多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所共有的情况下,事情就是如此[2]。这段话,更进一步体现了洛克的理论观点之一,即劳动归劳动者自身所有。
这种通过劳动转化而来的财产权的另外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排除主张权。也就是说,自然权利和主张权利是洛克劳动学说所及的两种权利。就这里的排除主张权而论,他是排除他人使用自己的财产、损害自己的财产的权利。排除主张权可以说是财产权的本质属性。洛克指出,如果一个人伤害了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者占有物,依照自然法是违反了义务。按照洛克的分析逻辑,在损害占有物的场合,占有人有权排除妨碍。不过,尽管他关注到了占有物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但他不大愿意看到自然权利的实施产生竞争性冲突的局面。所以,尽管洛克对占有物的正当性从劳动的角度作了较为合理地论证,但他的注意力主要在自然状态下个人本来就具有的一种使用地球资源的权利,而不是个人有权对于他人有主张权利的自由。
以这种自然权利理论为前提,通过自然权利到身体所有权的转变,洛克进一步论证了劳动使人们获得私有财产的合理性。他说:“谁把橡树下拾得的橡实或树林的树上摘下的苹果果腹时,谁就确已把它们拨归私用……劳动使它们同公共的东西有所区别,劳动在万物之母的自然所已完成的作业上面加上一些东西,这样,它们就成为他的私有的权利了。谁会说,因为他不曾得到全人类的同意使橡实或苹果成为他所有物,他就对于这种拨归私用的东西不享有权利呢……我的劳动使它们脱离原来所处的共同状态,确定了我对于它们的财产权。”[2]同时,在这里,财产权也就具有了人权基础,即创造物是自己人格的扩张,这是洛克理论的第二个观点。
洛克的《政府论》,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他的财产权劳动理论的实质内涵:(1)上帝将天堂留给了自己,而将地上的一切赐给了全人类所共有;(2)每一个人对他自己的人身拥有所有权;(3)每一个人的劳动只属于他自己;(4)当人们将他的劳动与处于共有状态的某个东西混合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取得了该东西的所有权;(5)但人们在取得财产权时必须留有足够多的同样的好东西给他人共有,同时以不造成浪费为限。
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类享有生命、自由、平等和财产等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而财产作为人们生命和自由权的基础,既不是来源于君主的赐予,也不是来源于人们的相互同意,而是来源于自身的劳动。这样,洛克不但通过劳动使人与客观物质世界联系起来,而且使人与自己的主观世界联系起来,成为人的主观与客观世界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劳动使人与自己的主观世界联系起来,则使人获得了绝对的意志自由和人身自由。政治社会及其法律所以获得其合法性存在,唯一的前提和基础也就在于此。
洛克的财产权劳动学说是对正在上升时期的中产阶级的基本信念的总结,他们坚信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必可产生财富,而这种财产权是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没有权利的保障,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就会受挫,社会也不会繁荣。实际上蕴涵了近代以来市民社会的两个基本原则:财产私有原则和自由主义原则。这两个原则不但从理论上证明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而且极大地适应了十七八世纪处于上升时期的市民阶级最大化追求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的需要,成为其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进行斗争的有利思想武器。从思想上看,自洛克以来的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如19世纪的黑格尔和20世纪的诺齐克等,无不受到洛克的深刻影响。
三、简评
在洛克看来,人的一切权利都是与生俱来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天赋权利对于社会和政府都是不可取消的权利,社会和政府的存在时为了保护已经存在的对财产的私有权利,“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政治社会本身如果不具备保护所有物的权利,从而可以处罚这个社会中的一切人的犯罪行为,就不应成为政治社会,也不能继续存在。”[2]他的主张表明,财产权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予以保护的自然权利。政府合法存在的前提之一是为保护财产。“洛克以后,公民社会需要广泛分布的个人财产权这一看法成为自由主义文献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且,这一洞见体现了洛克对自由主义最大的贡献。”[3]
概而言之,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主要作出了三方面的贡献:其一,天赋权利的学说倡导一种权利本位,成为财产个人主义、所有权绝对思想的基石;其二,劳动价值学说为财产权找到了合法性基础;并确立了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其三,扩张了人格权(创造物是自己人格的扩张),使财产权具有人格基础。
洛克的财产权劳动理论在解释当时的财产权合法性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他将财产权劳动理论建基于自然法理论的基石上面,虽使其具备了反抗一切现行不合理权利分配制度的坚强力量,可另一方面却使其理论显得过分理想主义色彩。自然状态、自然法、自然理性、自然权利、社会契约等概念构建的自然法理论虽富于批判精神,但离社会现实过于遥远,无法回应现实经济生活中利益的复杂性,特别是人性的复杂性。与卢梭的财产权社会契约理论相比,洛克的财产权劳动理论只表明了对财产的事实占有而没有论证其所有权的合理性。卢梭认为,劳动只能产生财产的占有权,而财产的所有权只有通过社会契约才能产生。因此,“为了权衡得失时不致发生错误我们必须很好的区别仅仅以个人的力量为其界限的自然自由,与被公意所约束着的社会的自由;并区别仅仅是由于强力的结果或者是最先占有权而形成的享有权,与只能是根据正式的权利而奠基的所有权”[4]。
劳动虽然可以导致劳动者占有劳动产品这一自然事实,但这一事实还远远不能称之为稳定的法律上的财产权。康德认为,权利首先涉及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外在的和实践的关系。因为通过他们的行为这件事实,他们可能间接地或直接地彼此影响。”[5]这深刻说明,虽然劳动为财产权的取得提供了必要条件,但并没有提供充分条件,从劳动到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还必须走过一段漫长的道路。
参考文献
[1][英]霍布斯.利维坦[M].犁思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7.
[2][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5-78.
[3][英]约翰格雷.自由主义[M]曹海军,刘训练,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67.
[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6.
大学内在逻辑 篇4
关键词：“为民、务实、清廉”；内在逻辑；实施路径；三大法宝
中图分类号：D261.1 文献标识码：A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有理论路线和实践路线两方面的意蕴。为民、务实与清廉的内在逻辑侧重于群众路线理论意蕴的研究。在理论上，党的群众路线是指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与党的群众工作紧密结合，联系“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具体实际，创造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及制度相适应的党的根本路线。为民、务实与清廉的内在逻辑研究，即通过系统阐述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理论逻辑、思维逻辑等“内在逻辑”的具体内容，深度揭示党的群众路线一脉相承、发展演进的逻辑惯性及内在规律，从根本上说明党的群众路线的历史必然性、科学合理性和与时俱进性。
为民、务实与清廉的内在逻辑问题，是党的群众路线问题的实质和核心。
一、“为民、务实、清廉”内在逻辑的理论意蕴
“为民、务实、清廉”能否满足党的群众工作的需要，取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属性与实践主体理论需要是否契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属性与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理论需要的一致性奠定了“为民、务实、清廉”内在逻辑的理论基石。什么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党的性质和党的宗旨的集中体现。
邓小平曾说过，“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当前随着社会的发展，党的群众路线及其内部结构呈现出群众基本成分复杂化、思想观念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群众工作内容形式人性化等新趋势。群众路线是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所作出的历史经验总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和成就的科学依据。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党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共领导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到党的全部活动中而创立形成的，而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则是“为民、务实、清廉”。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将“为民、务实、清廉”作为中国共产党对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要求。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它对于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党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必须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党的群众路线，全党务必要更加深刻地领会“为民、务实、清廉”的本质内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体，它决定了我们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公仆，它的落脚点就是群众路线的根本即“为民”。1992年1月，邓小平为了推动改革开放、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南巡讲话时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2011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关键在于落实》的文章中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治国理政的重要结论。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的过程中，习近平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有把党的建设搞好了，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里所提到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落脚在“务实“二字上，而“务实“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途径和有效方式。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3]“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党的内部一旦出现贪污腐败，就会失去“民心”，而“清廉”是群众路线的保障和落脚点，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命线，如果对党的贪污腐败的程度不加以遏制和有效地治理，它将会威胁到党的生死存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告诉我们，“为民、务实、清廉”三者统一于党的群众路线的伟大实践，“为民“是党的建设之根本和“群众路线”的出发点，“务实”是党的建设的方法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途径，“清廉”是党的内部建设与作风建设的基本要求。三者辩证统一于群众路线的实践观之中，相互作用、密不可分，仍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不可或缺之“法宝“。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关于党的建设的一切理论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政党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深刻印证了党的群众路线“为民“是党的执政地位与执政之根基。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务实”与“清廉”这二者在实践中经受检验的历史经验总结。党的群众路线的发展关键在于始终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治国方略。党的十八大对统一于群众路线的“为民、务实、清廉”三者的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明确指出为民、务实、清廉是长期革命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在三者的关系中，“为民”是党建之根本，“务实”是党建之方法，“清廉”是党建之生命。深刻领会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刻内涵，对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具有实践性、先进性，这就决定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性、科学性、先进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得到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总结。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自从“群众路线“被提出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把群众路线当作革命和建设的“传家宝”，群众路线把“为民、务实、清廉”当作自己的基本内涵。先进的理论指导中国人民实现伟大复兴的革命建设实践，产生了不可抗拒的社会变革力量，在实践中发展、在发展中实践，终于创立了让世界惊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因此，群众路线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及发展的早期历史时期，但并不具有历史局限性，它能够超越地理疆域的限制和时空的差异，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之法宝，从而将“为民、务实、清廉”推崇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践行群众路线执政理念的重要内容。党中央正在全党上下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不断强化党员宗旨意识，进一步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营造安定团结、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要组织和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充分发挥作用，切实做好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工作”[4]。
在当前党的建设进入关键时期，党的群众路线在十八大召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在全党兴起一股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活动，在全党上下真正地让党员领导干部将“为民、务实、清廉“作为一个人民公仆的座右铭，牢记党的宗旨和责任。“为民、务实、清廉”在主义和理论、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取向等方面都继承和发展了群众路线，实现了真理性与价值性、时代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使群众路线获得了中国力量、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为党的建设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等重要理论依据。在理论形态上，党的群众路线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同中国的党情、国情及世情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举措，更是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施路径。2013年4月19日，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用一年的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也是在新形势下，党中央顺应群众期盼，建设创新型、学习型、服务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智慧之举。在价值取向上，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认同、信仰和遵从。正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就遭遇了包括四川雅安地震、钓鱼岛国际争端问题、H7N9禽流感病毒、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不断显现等等新情况、新问题。多难兴邦，在国际国内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我们的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并且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迈向“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进的实践进程中，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无不证明了在探索建设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过程中，毫不动摇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做好各项工作的传家之宝。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唯物史观这一基本原理，将群众路线理论在新时期的科学内涵界定为“为民、务实、清廉”也更加印证了党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转型时期驾驭改革全局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更趋成熟，这也正好符合当下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热切期待。
二、“为民、务实、清廉”的理论逻辑
党的群众路线是一个整体，无论是党的建设的横向维度（人民民主专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还是党的建设纵向维度（党的建设的历史），“为民、务实、清廉”作为党的建设理论的根基、途径和保障都是党的群众路线一以贯之的。群众路线具有鲜明的指导性和实践性，而其内涵则具有深邃的思辨性和全面性。党的群众路线是一个具有基础性和实践性的、科学而严谨的政治路线。群众路线由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创立和建构，群众路线则继承和发展了这个基本内涵。因此，“为民、务实、清廉”不是群众路线之外的另一个独特的理论，而是群众路线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历史中的经验总结、智慧结晶，彰显着群众路线的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因此，群众路线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的理论体系上、在理论旨趣上、在基本原理上、在精神实质上都是一致的。
在理论上，党的群众路线总结了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政党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又站在时代的高度，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用创新的理论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一系列问题，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党建理论形态的丰碑，创立和建构起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党建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理论体系。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世界观方法论，以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为分析内容，中心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实施路径。“为民、务实、清廉”作为群众路线的内在逻辑非常严密，体现了思想的深邃和辩证统一的分析方法。
在总论上，党建理论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对群众路线及其三大基本内涵——为民、务实和清廉，这一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党群关系是以群众路线为纽带的，因此，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在这样的关系之中，党与人民、干部与群众等具体的关系亦生成于实践。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是现实、对象、感性得以生成和存在的确证。党群关系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科学标准。因此，践行群众路线必须从转变实际行动开始做起，使之将践行群众路线的活动转变方式逐步演变为从自动到自觉再到自律，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样，党的群众路线便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将群众路线概括为三大基本内涵，且各个内涵都是相通的，从而建构起了社会历史观和思维观相统一的彻底的唯物论，亦使得中国共产党拥有了自我建设和自我发展的功能，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党的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党的政治路线。“为民、务实和清廉”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科学表述，论证了开展党的自身建设的科学方法和制度保障，描绘了“为民、务实和清廉”三者的内在逻辑，进一步将党的建设理论具体化和系统化。
群众路线作为党的建设的理论成果，是我们党实现治国理政的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重要体现。群众路线的创立和发展，依然遵循着理论创新的内在逻辑，这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世界观、方法论到具体理论，即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之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相契合，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逻辑相一致，并由此形成群众路线基本内涵自身具有内在关联性的理论逻辑。群众路线创立的理论逻辑发端于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探索和理论创建。对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坚持群众路线具有“奠基“意义和价值。因为没有正确的方法就没有革命的成功，没有正确的制度保障就没有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5]。为此，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党的自身建设中与时俱进，群众路线的三大基本内涵“为民、务实、廉洁”的关键在于落实。群众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党的建设实际结合起来，让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发扬光大，散发出万丈光芒，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各种问题。群众路线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用唯物辩证法的概念范畴，用回应实践发展需要、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回答群众思想上的疑问和困惑的话语体系的科学表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理论旨趣和精神实质蕴含在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中，并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
三、“为民、务实、清廉”的思维逻辑
“为民”是强调在各项工作中要坚持和践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务实”则是强调必须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密切联系群众，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清廉”则是中国共产党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群众路线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党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的前提和基础，这也是对执政党最低限度的要求，离开了清廉，谈群众路线就会是一句空话。“一定要保持与老百姓的血肉联系，当一把雨伞，为老百姓遮风挡雨；当一头黄牛，为老百姓耕地种田；当一块石头，为老百姓铺路搭桥。”这句话是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同志在他的执政生涯中经常说到的一句话。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是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必然遵循一定的思维逻辑。
党的群众路线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维逻辑，更重要的是尊重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客观规律。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党的执政条件和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的党不仅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回答问题，更要在实践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可归结为四大基本命题：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历史和逻辑相一致”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6]。事实上，正是将群众路线的三大基本内涵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既是党的群众路线所具有的方法论功能，也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党建理论时所遵循的方法。党的群众路线主要遵循了以下基本思维逻辑：
第一，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开放思维。从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出发，从实践那里获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正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创新的逻辑出发点，构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的时代逻辑性。从这个逻辑出发点出发，群众路线建构了面向具体现实问题的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方法论，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的研究开辟了无限的空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7]群众路线只有与党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党的建设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因此，实践的观点成为了群众路线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回顾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历史发展的主要经验，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践行群众路线将面临更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将面临许多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譬如群众利益主体多元化带来的不同阶层、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是市场经济建立以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面临的突出的新问题，党群关系面临的新情况、党的基层组织的弱化、传统社会动员、社会组织手段的弱化、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弱化等情况都影响到党的群众路线的践行。必须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规律，创新群众路线的践行机制。
第二，以“党的自身建设”为宗旨的实践思维。从党的自身情况看，我们党的干部队伍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党员干部的理想、素质、能力出现许多新的情况，存在不少不符合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及不符合党的性质宗旨的问题。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因此，党的自身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为民、务实、清廉”是从国情出发，转换执政理念，继续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跨越式发展，继续朝着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奋勇前进。这是中国党情的深刻变化必须坚持的正确的实践观和方法论原则。正是群众路线的确立，使得党的建设理论以“党的自身建设”为己任。“为民、务实、清廉”面向实践，在实践中形成，经过实践检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它是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的有力保障。因此，实践的观点成为了群众路线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践行群众路线的实践观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更需要全党上下在思想上深入贯彻“为民、务实、清廉”，深刻认识党的执政规律的科学内涵，将“为民、务实、清廉”深入落实到制度建设中，为全面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第三，以批判创新为根本的辩证思维。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是辩证统一的；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与党的制度建设是辩证统一的；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与廉洁的政治生态环境是辩证统一的。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经验，毫无疑问，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一个最重要的法宝，在今天坚持这一根本法宝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关键，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前提和基础。
群众路线遵循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是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它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蕴含在“为民、务实、清廉”的基本内涵之中，形成了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观与辩证思维。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党的建设的基础工作是群众工作，建构具有时代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党建理论，实现群众路线的时间观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是搞好党的建设的重要前提。“为民、务实、清廉”遵循着“实践批判”的创新逻辑。它通过对当时党的现实状况进行批判，进而对党内“四大考验”、“四大危险”进行批判，对党的执政规律进行了重新审视。作为一种理论创新的思维逻辑，批判精神体现了辩证思维的精髓。这里的辩证思维是指以联系和发展的视野，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发展逻辑轨迹和辩证否定、批判继承、开拓创新的思维方式。群众路线的辩证思维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创新的基本特征。群众路线是批判创新的理论成果，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的创新，是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新部署，是党的执政理念的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新贡献，它的本质在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辩证统一，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有利于我们更自觉、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为民、务实、清廉”的内在逻辑与科学内涵。
第四，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相统一的理论建构逻辑。群众路线是党的建设的理论成果，“为民、务实、清廉”的科学内涵是群众路线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及概念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的理论体系。三者统一于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观。“为民、务实、清廉”遵循基本的建构逻辑，是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三者内在逻辑的建构要遵循理论建构的一般逻辑，具体而言，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相统一。党的群众路线科学内涵的理论建构即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创新和发展同样遵循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理论建构逻辑。
总之，依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新的时代实践，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要实现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这两大任务，归结到一点就是创新和发展群众路线的科学内涵。“为民”是群众路线提出思想基础，“务实”是党的群众路线实施途径，“清廉”是党的群众路线实施的制度保障。“为民、务实、清廉”是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水平、建立良好的党群关系、推进民主进程和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保证。群众路线的确立，为重新审视党的执政规律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深厚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和逻辑基础。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3.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3.
[3]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1）.
[4]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533.
[5]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99.
[6] 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四大基本命题辨析[J].哲学研究，2010（10）：3-10，128.
[7]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2 .
股权激励与公司治理的内在逻辑 篇5
公司治理问题包括高级管理阶层、股东、董事会和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具体问题。公司治理结构主要包括:（1）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2）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3）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现实中，前两者往往是大家谈论公司治理的重点，而激励机制特别是股权激励往往被忽视了。实际上，股权激励既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手段。
在典型的股份公司运作中，股东通过董事会将管理权授予经理层，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管理者对由于自己努力而产生收益的剩余索取权低于100%，从“经济人效用最大化”的立场出发，管理者就有可能偏离公司所有者的“财富最大化”目标，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如何设计有效的薪酬激励制度，促使管理者最大限度地为股东利益工作和最大限度地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便成为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现实世界中，公司所有者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用公司股票的市价和红利来衡量），管理者则追求自身报酬的最大化和人力资本的增值，因此薪酬激励制度的核心是将管理层的个人收益和广大股东的利益统一起来，而股权激励正是将二者结合起来的最好工具。如果说公司治理问题的核心是解决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委托－代理”问题的话，那么以股权激励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薪酬激励与约束体系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20世纪80年代后期，英美出现了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公司治理运动，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授予更多的股票和股票期权给公司高管，使薪酬和绩效（股价）直接挂钩。由于股权激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企业代理人激励约束相容问题，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优化激励机制效应的制度安排，由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在美国前500强企业中，80％的企业采取了以股票期权为主的股权激励计划，股权激励制度已经成为现代公司特别上市公司用以解决代理问题和道德风险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安排。
监管层的出发点
2005年10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中提到，“上市公司要探索并规范激励机制，通过股权激励等多种方式，充分调动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的积极性。”2006年1月，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这标志着股权激励在中国有了专门的法规和指引，国内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新时代帷幕也就此拉开。
上述两个文件都提到，实施股权激励的目的是为了完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和规范运作水平。管理层对用股权激励制度来改善公司治理是根本出发点，而且抱有较高希望。
现实需求
从薪酬结构来看，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管理人员（包括董事和高管）激励结构和机制基本呈现为:工资、奖金等现金激励在激励结构中所占比重很高，是主要的激励手段;以股票期权为代表的股权激励机制在现有激励结构中所占比重很小。缺少中长期激励工具以及薪酬与公司价值的不相关性，使得“委托－代理”问题并不能很好地解决。
因此，提倡实施股权激励，逐步建立起以津贴、年薪、股权等多种方式长短期结合的薪酬激励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以便更好地、更长期地提高公司绩效，实现公司长期价值的最大化。
对董事会的影响
由于董事会成员是主要的激励对象，股权激励机制的实施，将极大地影响董事会的运作驱动机制，将有利于董事会成员利益和股东利益的统一，激励董事会成员更多地关注股东价值最大化，而不仅仅是瞄准公司业绩，也有利于促进董事会更多地关心公司长期利益。同时，股权激励机制的建立将强化董事会的作用，特别是加强独立董事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强化对管理层的约束，使得公司治理结构更为合理，有力公司更加规范的运作。
并非“一股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