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与外在统一

内在与外在统一（精选9篇）

内在与外在统一 篇1

创业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过程，因此，需要投入大量的人才、技能和知识开展创业教育，推动创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承[1]。美国是创业教育发源地，早在1947年，哈佛大学商学院的Myles Mace教授率先开设了一门创业课程——《创业企业管理》[2]。随着美国经济从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美国创业教育也得到了飞速发展。2005年的美国创业教育调查报告表明，过去的20年，关于小型企业管理和创业的课程在数量和种类上都得到了大幅的增长[1]。相比之下，我国创业教育则起步较晚，直到1997年，清华大学开展的第一次创业大赛才宣告我国创业教育正式起步，所以，我国在创业教育的课程开发、教学方法的经验和理论研究方面, 基本上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针对我国当前情况，加快创业教育发展进程的任务显得尤为迫切。我国创业活动一直非常活跃，《全球创业观察GEM中国报告》显示，我国全员创业活动指数呈上升趋势，在GEM参与国家中的排名从2002年的第9名(为12.3%)上升至2007年的第六名(为16.4%)。如此高的创业活动指数背后，我国创业技能却非常薄弱，2007年中国的创业企业关闭率为10.3%，且一直排在GEM成员国的前几位，几乎为平均水平的两倍。为了提高我国创业成功率，本研究对创业教育的课程内容及教学方法进行分析[1]，学习和借鉴美国创业教育的成功经验，以促进我国创业教育的发展。

一、创业教育的课程内容

关于“创业技能是否能传授”这个问题，学术界意见不一。Fiet、Busenitz等认为，创业技能是不能传授的[3,4]，而Block、Solomon等的看法则相反，认为创业技能是能够传授的[5,6]。目前，很多世界性的大学和组织已经开设了创业课程和创业项目，旨在培养学习者的创业技能，鼓励创业行为，但由于创业教育出现的时间不长，知识框架还不成熟，所开设的课程并没有统一的规范[7]。正如学者们研究新兴企业的成败时所构建的理论框架和假设，创业教育的课程内容应基于创业持续发展的需要，并且是能够传授的[5]。根据Ronstadt的研究[8]，“旧式学校”的创业教育强调“行动”，如制定商业计划，邀请成功人士讲述自己的经历、并提供一些实践的建议。这种创业教育以“敢于冒险”为核心，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的前提假设——“企业家的成功取决于其特定的人格特质”。然而，“新兴学校”的创业教育虽然还是行动导向，但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人才、技术和行业经验。也就是说，该教育基于这样的假设前提——成功的创业是企业家、敢于冒险和环境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更加地强调批判性思维和道德评价。这种新的创业教育形式还强调，创业是一个职业生涯的过程，创业者需要一些机遇，整合重要资源的技能以及“创业所需的特殊专长和社会关系”[8]。

Mc Mullan等提出另一种观点[9]，创业教育课程内容应根据战略发展的需要对其进行结构化设置，包括机会识别和可行性分析，新投资方案的规划、融资和运营，开发和拓展新市场的战略以及制度创新。所以，实时创业活动应包括预测新技术的发展、战略规划、协助吸引必备资源以及安排合资经营事宜。理想的情况是，学生应创建多个备选的创业计划，通过实践，锻炼机会识别的能力，并接触到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学生和成功的企业家之间存在多种互动方式，如邀请企业家做导师或教练，课堂讲座，访谈[10]。有效的创业教育要求，学生具备经营虚拟企业的丰富工作经验，并从中学会如何为现实中的企业创造价值，从而，也为自己的创业企业创造价值做好准备[9]。

二、创业教育的教学方法

除了课程内容的设置问题外，创业教育还面临另一个挑战，即如何为创业学习者提供有效的学习机会。Sexton和Bowman认为[11]，创业学习者的项目应该是一种非结构化设置，强调个体行为而非群体行为，它提出的问题要求“学习者在充满模糊和风险的条件下，能提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学习者必须懂得如何在“非结构化、不确定的创业环境”中成长[7]，因此，创业教育项目的重点是，给学习者提供创业的“经历”和管理小型企业的机会。

创业课程最常见的方式有，编写创业计划，案例研究，客座讲授等[12]。《小型企业管理》的典型方式包括课堂练习、测验、参与一个重要的项目(通常是咨询项目)。这种基于项目体验式的学习方式广泛地应用于创业教育中。实践中，它可能以其他形式出现，如编制商业计划[10,12]、学生开办企业[10]、向有实践经验的企业家咨询、计算机仿真模拟、行为仿真模拟等，另外一些流行的教学方法有企业访谈[13]、市场调研、现场个案、行业参观，创业俱乐部以及观看视频或影片[12]。

创业教育中，教学方法应随教育对象的变化做相应的调整。新兴的跨学科创业教育项目是组建一些教师团队为培养非商科类的学生，特别是面向艺术、工程学和理学专业的学生而设计课程数量，近年来，这种项目的数量不断增加。非商科类学生需要基本的技术实验室，以便进行基于网络的可行性研究，制作演示视频以及编写专业的商业计划。创业课程为培养未来的企业家和小型企业的管理者而设置，而教学方法是面向另外一类人，包括组织中的创业管理者，创业企业中的潜在资源——人才(如会计、律师、咨询师等)，以及为创新型企业提供愿景和领导的高层管理人员[5]。

创业教育教学方法的核心是提高学习者的胜任力。胜任力是指一个人具备的潜在特质，这种特质会直接影响个人在工作中的绩效表现[14]。随着创业教育研究的不断发展，很多学者逐渐达成一个共识，胜任力或能力是雄心勃勃的创业学习者最值得学习的、最有价值的部分。因此，创业教育的宗旨是提高学习者的胜任力，这一点应在教学大纲和学术科目里得以反映。

三、美国创业教育的调查

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开展了一次邮件调查，来检验美国创业教育的状况。这次调查利用得到的279份有效问卷，评估2004～2005年美国创业教育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范围和广度，以探寻学生、创业教育课程和教学方法之间的关系以及创业教育的发展趋势。调查发现，美国最受欢迎的五种创业教育课程是《企业家精神》《小型企业管理》《创业》《风险资本》《小型企业咨询》(见图1)，而最受欢迎的三种教学方法法是编写创业计划、课堂讨论、客座讲授(见图2)，其中，60%的老师使用的是自己编写的案例材料。

调查还表明，网络技术在创业教育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至少有50%的被调查学生使用网络辅助学习——网络课程、或者给学习者发布信息。所以，创业教育应用网络技术的重点不再是高校是否能够提供网络课程和网络信息，而是所提供的网络课程和信息的质量。因此，我们应更加注重创业教育中网络课程和信息的质量，而不仅仅是它们的数量和形式。

这次的美国教育调查报告更加证实了1977～2000年的调查发现。一方面，创业教育的教学方法正逐步由课堂教学模式向更加强调合作的知识共享型模式演进。虽然编写商业计划作为创业教育中一种传统的教学方法，仍然是《企业家精神》和《小型企业管理》等的主要教学方式，然而，课堂讨论、客座讲授等新型的教学方法越来越受欢迎。另一方面，在创业教育中因特网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它的应用将会越来越广泛。创业教育的发展很快，因特网在创业教育上的推广速度则更为迅猛，尤其在《企业家精神》和《小型企业管理》的教学中。总之，随着Internet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开展创业教育的学校已成为了一个知识共享型生态。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创业教育项目中的课程设置已高度结构化，不能适应当今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遭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一些学者认为，创业教育已变得过于功能导向了，却忽略了现实中存在着很多跨功能的、复杂的商业问题，另一些人则批评道，创业教育没有激发“本科生和研究生应有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13]。Sexton和Bowman则指出[11]，大部分商学院的课程内容已高度的结构化，课堂上一般不会提出创造性思维才能解决的问题。

美国创业教育中最受欢迎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如何有效性，可用Kolb学习风格模型进行理论分析。Kolb学习风格模型[15]是从信息感知和信息加工两个维度，将学习者分为发散者、吸收者、收敛者、适应者四种类型。其中，纵坐标表示信息感知方式，信息是来自“具体经验”还是“抽象概念”;横坐标表示信息加工方式，“主动实验”还是“被动思考”(见图3)。创业者的信息加工方式，是勤于动手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他们一旦有了创意便会立刻行动去实验它，更倾向于“主动实验”，并且会根据具体情况自行调整，而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相反地，传统学习者则倾向于“被动观察”，他们思辨多，而动手实践倾向较低。所以，创业者的认知模式属于Kolb模型中左边的“适应者”和“收敛者”，而典型的创业者更倾向于“适应者”，他们与传统教育培养出的“吸收者”学习风格截然相反，前者从“具体经验”中获取信息，而后者的信息来源于“抽象概念”。综合上述调查，可以发现，美国创业教育一方面强调从现实问题中获取信息，另一方面也强调“积极实验”以检验自己的假设，这正与创业者的学习风格相匹配，所以更容易培养出该模型中的“适应者”。

综上所述，根据Block和Stumpf的观点[5]，创业教育是基于创业持续发展的需要而设置，那么，创业教育不应过分强调功能导向和课程内容结构化，它应该是一种基于过程导向的、灵活的教学方式。Kolb学习风格模型也证实了这一点，传统教育模式只能培养出吸收者，而创业成功的则更有可能是适应者和收敛者——他们往往具有很好的创造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善于主动实验获取经验。当前美国最受欢迎的创业教育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与该模型中“适应者”风格相匹配，故能极大地促进美国创业成功率的提高。

摘要：近年来, 创业教育受到了广泛地关注, 但在我国它仍处于摸索阶段。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我们降低探索成本的有效途径。在Solomon的2004～2005年美国创业教育调查的基础上, 对美国创业教育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总结, 并用Kolb学习风格模型分析了创业教育的本质特点——采用与创业者的认知模式, 即适应者认知模式, 相匹配的教学内容与方法是创业教育的有效模式。该研究发现对我国创业教育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美国创业教育,过程导向,适应者认知模式

内在与外在统一 篇2

于是，班里就有几个女生每天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什么漏肩上衣，九分裤，石榴裙都穿上了，头发上还要挽一个奇形怪状的“髻”，也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丸子头”。在冬天，她们也要穿露出脚踝的裤子，配上一双小白鞋。别人问为什么，她们就回答那永恒不变的三个字：“流行啊!”

不止穿着，她们连说话都有些造作，要么用看似文艺的动作扶扶眼镜，要么假意碰一下头发，让它给人“灵动”的感觉。而这些，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自然而然地，她们又被老师骂了。

她，我们的班长，雷打不动的级部第一，长得也算好看，一双大大的眼睛，看上去很有精神，她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她那一头堪比男生的短发。此外，她也似乎不太擅长穿衣打扮，冷了穿校服，热了穿班服，就是她一贯的着装。

回过头来，老师还在“滔滔不绝”地训斥：“你看你们整天美的跟朵花似得，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这时几个女孩低下了头，沉默不语，脸上都烫烫的。其实，她们和她，都像花儿一样。只不过，她们是那娇艳欲滴的红玫瑰。而她，是那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的野雏菊。

她们和她，都很美。但是她们和她有着不同的美。她们看似有着华丽的美，可十年、二十年后，美丽还会属于她们吗?相反，那时的她会更加美丽耀眼。这样想，后者的优势——那种特殊的美感，难道不更加吸引人吗?

内在激励与外在激励的比较分析 篇3

关键词：内在激励；外在激励；影响因素；效用提高

一、关于激励的相关概念

（一）外在激励

外在激励是指通过工作以外的因素如工资、奖金、福利等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根据员工的绩效给予一定的工资、奖金、福利、提升机会以及各种形式的表扬、荣誉等。这些激励都与工作本身不直接相关。

（二）内在激励

内在激励是某项工作对工作者的激励作用和完成工作内容所产生的激励作用之和，诸如兴趣、爱好、成就等对人行为产生的影响，都是属于内在激励的范畴。

二、外在激励与内在激励的区别与联系

（一）外在激励与内在激励的区别

1、激励源泉不同。需要的刺激源一方面来自生物本能，如饥、饿、渴、累等等，一方面来自于层次较低的社会性因素，如赞扬、地位、名誉、权力等等，内激励模式下，需要的刺激来源于层次较高的社会因素，如事业、自我实现、追求真理、实现人生价值等等。

2、激励对象的态度不同。外在激励模式是当事人受到外界驱动力的作用下去完成相应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当事人行为是是被动的和缺乏主动，其态度大多体现为被动和消极状态。内激励模式是当事人从内心价值和工作目标角度下主动去完成相应工作，当事人呈现主动状态，激励是在当事人内部完成的，不存在激励无效或负激励的现象。

3、激励产生作用强度不同。外在激励的激励力来源于工资、奖金、福利等外在因素，其激励力随着时间的增加其效果就会持续减弱。内在激励的激励力来自于工作本身，员工时刻面对工作受到激励，其激励力持续性强。

4、激励结果的反馈方式不同。外在激励的反馈方式以控制反馈为主。外在激励是管理者根据员工的工作绩效状态而决定其给予员工什么样的奖励或惩罚，此时的主动权在管理者手中。内在激励时员工的激励力来自于工作。工作的目的和决策更多的是由员工自己做出，有利于发挥员工的能动性。管理者对于员工的工作干预很少，只能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告诉员工做得怎样，员工根据客观结果判断工作行为。

（二）外在激励与内在激励的相互关系

由此可见，内在激励与外在激励各有其优势和劣势。在不同的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从本质上讲，外在激励是基础，内在激励是发展。就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而言，人的生理和安全等低层次需要主要通过外在激励来满足。人只有在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才会进一步追求高层次需要，只有先把外在激励这个基础做好，内在激励的成功才有可能。当人们的需求层次提高到一定程度时，由于外在激励本身的局限性（很难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以及边际递减规律等原因，外在激励对提升积极性作用影响甚微。此时，内在激励在调动积极性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

根据双因素理论，尽管不同时期激励因素是不同，但工作本身作为激励因素是必然，外在激励更多的是发挥保健因素作用。内在激励与外在激励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作为提高人积极性的推力和拉力都是不可或缺的。

三、增强内在激励与外在激励效用的对策

（一）多样化的激励方式增强效用

对任何现代企业来讲，单一激励方式是行不通的，必须要采用多样化的激励方式。根据企业人员素质不同，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即高层、中层、基层。排在高层的人因为已然存在的高工资回报，工作对他来说是一个实现人生价值的工具，工作上被社会的认可才是他最终的追求；工作的喜悦是因为他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加薪、晋升已不能再刺激他为工作奉献，他更需要的是内在激励。中层的人，不愁吃穿，但是也没能力总是进入高档餐厅、买名牌产品等，因此权力对他来说有一定需求的。要想留住这批人才，要内在激励与外在激励并施。对于在低层的员工，起效的更多的是外在激励。因为对他们来说，工作只是谋生的工具。了解到这些，对你的员工，依据不同层次需求，区别对待。将内在激励和外在激励结合统一运用，企业将收到“1+1>2”的效果。

（二）自我激励提升效用

自我激励是激励自己为了特定的方向而扩展自身能力的过程。不仅要明白外在激励和内在激励的内容、意义，还要在自我激励的过程中学会学习，学会自我调节。一个自我激励的个体就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个体，是一个“学习人”，这是自我激励在新时代的新的内涵。只有通过学习，个体才能不断增强自我激励的力量。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建立起组织的共同愿景。组织的共同愿景必须和个人愿景相结，共同愿景是从个人愿景汇聚而来的，凭借汇聚个人愿景，共同愿景才得以形成和获得能量。因此，在创建组织的共同愿景时，要以个人愿景为基础，实现个人愿景和组织愿景的互融互动。个人愿景是个人工作和生活的精神支柱，是自我激励机制的源动力。第二，管理者要帮助员工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充分认识客观现实和组织愿景之间的差距基础上，以此为契机，增强员工的创造力实力。对差距正确对待是员工创造力产生的来源，也是自我激励机制运行的推动力量。

参考文献：

[1]孟瑜.运用内在动机激励人力资源的策略[J].江西教育，2014.

[2]邱敏，胡蓓.内/外在激励、心理所有权与员工敬业度关系研究[J].软科学，2015，12：87-91.

内在与外在统一 篇4

形式美的内在意蕴实际上就是指形式美所内含的精神,就是李泽厚所说的理智而激情的“人性”和审美形式所积淀的社会内容[1]。而时代和社会内容是不断变迁的,因此,形式会通过一定的程式不断延续,这种程式就包含着历史上某一阶段人类的观念和想象。形式美的外在形式并不是具体指哪一种装饰手法,而是指形式的结构,如对称和均衡的结构、不同比例的结构、不同材质的结构等。徽州民居木雕形式美的内在意蕴与外在形式是紧密联系的。

自明中叶之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兴盛,市民意识的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灵魂,颇有些“解放”的意味,古典、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的严谨、神圣与崇高性已悄悄地开始消减。徽州民居木雕的形式美体现出人们自然的耕读文化与山水情怀。耕可持家,读可荣身。徽商贾而好儒,崇文识礼,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往往在建筑装饰上做文章,并极力效仿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发奋读书,力图通过读书入仕来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这种社会思想文化观念的变迁与当地民居建筑的装饰样式是相互映射的,同时也突出了徽州民居木雕形式美所产生的载体,亦即传统的吉祥观念。

吉祥观念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特定心理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向往吉祥和追求吉祥、将某些自然事物和文化事物视为吉祥的观念信仰,以规避灾祸邪崇、获致喜庆祥瑞,从而将它们给予多种方式的表现,指引人们趋于吉祥[2]。《庄子》云:“虚室生日,吉祥止止。”唐成玄英《注疏》谓“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自古以来,吉祥一词便成为福禄喜庆、长寿安康、诸事顺利的祝吉之语。其具体内容一般衍生为“五福”。《尚书·洪范》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通常指五种幸福。宋欧阳修《纪德陈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诗云:“事国一心勤以瘁,还家五福寿而康。”显然,五福为统称个人和家庭幸福之语,这也正符合了徽州木雕形式美的内在意蕴。

徽州民居室内木雕覆及额枋、月梁、梁驼、斗拱、雀替、阳裙、挂络、门窗等建筑构件;太师椅、八仙桌、靠椅、条几、书桌、床罩板、衣柜等各式家具,以柏、梓、椿、楠、枫、银杏、香榧等优质木料为材质,雕刻工艺汇集了深浅浮雕、多层雕、透雕、线刻、圆雕等技法。木雕山石、树木采用遒劲的雕刻技法,给人以苍劲浑朴、粗犷大气的印象;人物楼阁、行云流水,采用轻捷的切刀技艺,给人以清雅秀丽、细腻明快的美感,均体现其娴熟的刀法与精湛的工艺,将木雕的形式表现得美轮美奂。

徽州木雕图案的设计要求构思严谨、题材新颖、整体和谐。图案的题材与表现风格将木雕的内在意蕴与外在形式结合得恰到好处。图案的题材主要来源于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和历史故事,比如刘海戏金蟾、仙女下凡、八仙过海、福禄寿、文王仿贤、桃园结义、三顾茅庐、唐薛家将、宋杨家将等,另外还有生活景物,如蔬果昆虫、游鱼嬉水、花瓶、鸳鸯戏水、龙凤呈祥、十二生肖、忠孝节义等,有的是直观的场景,有的是取动植物的谐音,有的粗犷、有的细腻、有的简约、有的繁缛,突出反映了木雕装饰成时尚、儒家礼教当准则的文化观念与主人的吉祥如意、家业兴旺的美好愿望。在色彩上,多数施朱漆并在少数部位鎏金,呈现出富丽堂皇的感觉,也有不施髹漆,保持了材质的天然纹理和本来色彩,充分体现了材料的质地之美。

木雕所具有的以儒学为代表的古典美学思想,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内容和本质精神,是贯穿始终的,而外在形式却随着时代的推移而逐步的演变,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明代的木雕注重实用,工艺较简单,风格上朴素严谨,造型浑圆结实,刀法简练挺拔,雕刻形式以浮雕为主;清乾隆时期,木雕装饰艺术开始大量进入建筑装饰的广阔天地,木雕的形式美已达到顶峰,几乎完美;中期以后的雕刻风格明显浮华奢侈,多数作品以展现富贵,张扬奢侈华丽为时尚,构图繁琐、画面人物众多、故事情节复杂、雕刻手法多元,虽然不乏生动精巧,但刀法的灵动性与幅面的意境明显减弱;清末民国时期,徽商逐渐衰落,地域文化也一蹶不振,木雕的装饰形式也成强弩之末,逐渐走向程式化,从而缺少创意,失去前有的活力。

承志堂是清末大盐商汪定贵的宅院,至今保存完好。建筑为砖木结构,内部装饰精工细缕、华丽至极。厅堂内的额枋、斗拱、雀替、门窗、栏板等部位均有木雕,有的图案达六、七个层次,具有极强的形式感。前厅额枋上的一幅“唐肃宗宴官图”,在长约两米、高半米的图案中,四张八仙桌一字排开,众官员琴棋书画各得其乐,坐站行止姿态各异。图两端还有理发的、烧茶的,线条清晰、构图流畅,形态逼真。前厅中门上的一幅“百子闹元宵图”,雕刻着一百个孩童,舞着各式各样的龙灯,有的放鞭炮、有的吹喇叭、有的踩高跷、有的划旱船、有的敲鼓、有的打锣,刻画得入木三分、惟妙惟肖,把徽州民间闹元宵的喜庆风俗呈现得活灵活现。梁枋上雕的一幅《九族共荣图》,也称《百忍图》,描绘的是唐高宗时张公艺九世同堂的故事。在高辈居处雕此图案,目的是警示后辈治家要以忍为先,尊敬祖宗,读书积善,当然也是宣扬封建礼教“孝悌忠信”的社会道德标准,故此将木雕穷工极巧的外在形式赋予了深厚的文化意蕴。

木雕在门窗的装饰上,均讲究整体的形式设计。作为门的四个部分,眉板、胸板、腰板及裙板的装饰,因高度与人的视线接近,腰板是雕刻的重点位置,极具装饰感与形式美。每扇门的腰板雕刻以单幅图案,图案由连环画的形式呈现,具有很强的连贯性。木雕的内容体现出主人的生活情趣与审美品位,如四扇窗则用四君子题材装饰,另外还有香炉、宝瓶、牡丹、梅花、石榴、鱼、龙、凤、狮、鹤、猴、鹿、麒麟、喜鹊等具有吉祥寓意的动植物以及古典故事与日常生活情景,构思极为巧妙。画面构图匀称,图案设计不仅有物象的写实,还有依照形式美学的法则将客观对象进行高度的概括与提炼,多采用层次感丰富的深浮雕与立体感强的镂空透雕,以此将形式美渗透到室内各个细节,与其他部分的雕刻交相辉映,形成了浓郁的艺术氛围。

被专家学者誉为“徽州木雕第一楼”的志诚堂是卢村的一幢民宅。前厅堂从顶部的梁枋、雀替、栏板到厅堂的厢房门窗、天井莲花门、板壁,几乎全是精细的木雕构件组成。厢房的六扇莲花门通板镂空,宝瓶花饰争奇斗艳,形式各异。还有群童闹春图、孩童习武图、元宵划船图,人物天真活泼,场面其乐融融,景物逼真传神,呼之欲出,凝固的形式里却有永久的动感,令观者情景交融,其艺术魅力叹为观止。整幢木雕楼无论是山川楼阁,还是童叟人物,奇花异木,飞禽走兽,层次繁复,前、中、后景层层跌进,栏杆细如丝,松树皮如鳞[3]。其构思之巧妙,工艺之卓越,幅面之精美,题材之广泛,使得徽州木雕的形式美在此得以集中体现。

总而言之,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徽州民居木雕的形式美建立在了审美的情感体验之上,它表达了当时当地人们的思想观念,反映了人们的理想愿望与情感思绪,具有东方美学的神韵,令人回味。其内在意蕴与外在形式是与徽州繁荣的社会经济、深厚的地域文化和精湛卓越的手工技艺密不可分的。

参考文献

[1]诸葛铠.设计艺术学十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2]乔继堂.中国吉祥物[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3]汪双武.中国皖南古村落[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内在美与外在美 篇5

严格说来，外在美就是人的皮相之美，而且是指未经修饰时的自然状态。一个人的面貌、发肤、身材得自于父母，各有其所长或所短。而所谓长、短其实也非绝对，还得借着随时空而有所不一样的审美观来决定。

比如说杨玉环若生在现今，只能自叹生不逢时;玛丽莲梦露有幸早生50年，否则应对目前流行的中性风，她的细腰丰臀还真显得有些过时。

因此人的外在美纯属先天，有无必须标准，的确不需要太在意，不然只有自寻烦恼。

而穿衣打扮究竟属于外在，还是内在的事情呢?根据多年来对视觉形象的钻研，我发现一个人能否打扮合宜主要与四个因素有关!

第一是来自对美的感受力，尤其是视觉上的美感，这种美感务必仰赖不断的学习、体察与环境熏陶，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然而对于美感，人们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几乎得不到半点鼓励，在学校教育中又缺乏学习机会，甚至在居住环境中也很难获得良好的熏陶，因此一般人除非自己个性有心又用心，否则对于视觉之美，都是相当不敏感的。

第二是对于穿着打扮礼仪规范的了解，这在西方世界甚至日本，都是相当普遍且重要的观念。装扮的TPO原则，即是指在不一样时刻、地点、场合的穿着，这是每一个现代人的必修课题，也唯有遵照着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来装扮自己，才能做到得体。当然关于这一点，在大陆真正的衣着规范尚未建立起来，因此不免看到很多乱穿衣的现象。

第三是对自己的了解，不论是个人爱好、个性、身材、肤色等，对自己认识的越深入越清楚，越能有效的利用各种外加物品来装扮自己。然而在自我审查时，有时会因主观因素而失真，于是就有赖形象专家或造型设计师从较客观的角度来装扮自己，帮忙大家重新认识自我，进而到达美化自我的目的。

第四也能够算是最直接的认知，那就是对于穿着打扮技术层面的学习。就像室内设计与景观设计，经由专家专业性的手法，往往能化腐朽为神奇，赋予空间全新的生命!那么同理对人的美化，也一样有极为精确地原则与方法可循。既然如此，这样的知识与技巧，岂不是造福人群的一大佳音，就应广为推行才对?

以上四项与人的穿着打扮相关的认知，都能够经过学习而不断加强，这些认知与学习经验，是属于内在还是外在的呢?坚信走笔至此，答案已经分晓，穿衣打扮的艺术与技术，无疑是属于内在层面的。所有追求成长的女性们，请千万不好带着有色眼光，急着奖内在美与外在美划清界限!

爱美并不可耻，学习更是乐事一桩，用内在的充实来美化外在，每一个方向都值得我们去尝试与发奋，装扮也许只是其中小小一环，但若要追求生命中的圆满，请不好让它缺席!

精选阅读(2)：

内在美比较重要，真是永恒的一种美外在美式暂时的不长久的大家当然是喜爱实用一点的啦

如你所说那样，你的产品很好，完美。没有漏洞可言的。市场与消费者的反应真的有那么好吗?

或许你只看到了表面现象，没有深入分析一下呢。

内在美和外在美不仅仅局限在包装和质量上，还有品牌的塑造，企业文化的影响。此刻消费者选取商品的条件不在单一，我们要抓住消费者

内在美和外在美都重要。1对于发布的商品外在美能够吸引顾客，记住这也是一个眼球经济的时代。2内在美注重的是品质，内在的和谐统一。它直接关联到顾客对产品的印象，以及顾客是否会成为老客户。3真正的美是外在美与内在美的统一。

“内在感受比外在光环更重要” 篇6

这是雪佛兰迈锐宝的新车发布会。记者发现，现在的商家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截了当地宣传新车装备，而是开始关注产品内涵与消费者内心是否契合。2月16日，记者专访了上海通用公司雪佛兰市场营销部长任剑琼。

“我们看中做自己的人”

环球人物杂志：去年在微电影《父亲》现场见到过您，当时您的营销方式是投资小成本影片，这次您又选择了代言人做广告。营销方式的变化出于何种考量？

任剑琼：请代言人是一个商业决定，其中有很严谨的商业推导过程。这款车的定位是“驾享合一”，我们实际上是在回应崛起的新生代的需求。

十年前，细分市场刚刚启动，中高级轿车进入中国，那时候媒体的头条是“轿车要进入中国家庭吗”，当时中高级轿车基本上是官车和大企事业单位的老板用车，都有专职司机，所以都是偏商务的，一开始就不是针对普通消费者设计的。

随着这几年中国汽车市场的成熟，中高级轿车开始走进普通家庭，是要让消费者本人开的。“驾享合一”的理念就是针对新崛起、新生代的中高级轿车车主。在30—35岁的黄金年龄，比较敢于追随自己的想法，他们不见得非要一个标签化的车，但一定是他们比较认同、喜欢的车，即内在感受比外在光环更重要。这群年轻人进入人生的黄金阶段，就是不愿意妥协，即使开车也不会为了舒适而牺牲驾驭的快感，这是一群有为无畏的人。我们的消费者定位就是这部分群体。

“代言人与产品理念要契合”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的这个年龄段的明星很多，为什么选择了梁朝伟，而不是一个更年轻的？

任剑琼：演员在电影里千人千面，但实际上一生也都是在演自己，对真我本色的坚持很重要。梁朝伟没有演而优则唱，没有进军好莱坞，他坚持了本色的东西，反而成就了自己的地位。这一点与我们的产品内涵是非常契合的。

另外，梁朝伟的演技毋庸置疑，为人低调不张扬，这一点也非常符合迈锐宝的理念。迈锐宝无论从产品实力还是整体配备上，都在细分市场里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它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与目标群体对话，没有高高在上，不想凌驾于谁、成就人生最高境界什么的。所以在很多方面我们跟代言人非常贴合。

创意之初，我们做过从一线到三线市场的调研。我们拿出两条创意广告，一是有梁朝伟的，一是没有的。我们得到的反馈是消费者对有梁朝伟的版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偏好。选择他做代言，一方面是能够迅速地使大家明白，这款车是和一个什么样的人旗鼓相当；另一方面是他本身的口碑，以及在我们的目标消费者中所具有的号召力。基于这个调研，基于我们对他的理解，以及他对我们品牌理念的认同，才有了这样一次商业合作。

编辑：尹洁美编：黄浩编审：吴迎春

内在与外在统一 篇7

“仿生学”一词由美国J. E.斯蒂尔博士提出,指参照生物系统的结构和性能为工程技术提供新的设计思想及工作原理的一门学科 [1]。1960年全球第一次仿生学研讨会,将仿生学进一步定义为:“模仿生物系统原理来建造技术系统,或使人造技术系统具有生物系统特征或类似特征的科学” [1]。近年,仿生学研究已突破生态学、工程技术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逐渐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为解释社会科学中的现象和运行规律提供系统方法。目前企业仿生学研究成为国内外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企业仿生学是从生物学角度,依据生命体机理来研究企业,认为企业的组织结构和人体的组织结构具有某些相似性,其生存和发展能力会伴随企业的健康成长和与环境的和谐共生而不断延续 [2]。有学者甚至明确指出“企业就是一个生命体,象人一样有血有肉,它用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影响着社会,同时又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约束;企业既是一个能够创造和实现财富增值的社会经济的基本单元,又是一个活跃于人机结构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的有生命的机体” [3]。

基于企业组织结构与人体组织结构的相似性,不少学者将两者进行了类比对应:R.D.Law结合自身20多年从医经历和多家企业老总的身份,认为董事会和CEO相当于人体大脑,财务部门相当于血液循环系统,信息部门相当于神经系统,库存和供给相当于肠胃系统等[4];而丁任重则认为企业生命体的基础是企业物质形态,资金是企业血液,人力资源是企业大脑和神经网络,企业文化是灵魂,企业信息资源等资源是企业生命体的肌肉[3]。王立志[5]和韩利红[6]都认为企业的神经系统对应信息系统,循环系统对应财务和会计,消化系统对应生产和销售,免疫系统对应危机管理系统。尽管学者们的类比分析结果存在差异,但共同点是均认为企业与人体存在类似之处,人体健康是各个系统协调运作的结果,企业组织健康同样如此。

Miles在1965年提出,企业组织如同人体一样,也有健康与否之分。企业仿生学的产生意义在于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要谋求企业持久的健康发展,应视其为一个生命体,通过实现其创造价值的生命意义而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并通过自身多系统的协调运作而持续成长 [5]。企业作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份子,不应单纯被看作是追求经济效益的机器,而应是超越经济利益的生命组织;企业生存的目的不单是为了获得金钱,同时也谋求自身的组织健康。

2 组织健康的内涵

组织健康研究源于人们对工作压力对员工健康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后来扩展到更广泛的组织健康研究。学界对组织健康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随着市场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从最初只关注组织中某个方面或某些方面的利益到逐步关注组织的全面利益,经历了不断发展的三个阶段 [7]。按照Newell提出的对“健康”概念的理解要放在特定背景、当作文化或社会模式的表现来看待的建议[8],综合以往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当前社会经济转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王兴琼和陈维政将组织健康定义为:“一个组织能正常有效地开展经营管理并具有持续成长和发展能力的状态,它既注重内部发展能力提升,又能有效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从而有助于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员工身心健康以及良好的社会效益” [9]。它兼顾组织、员工和社会三层次利益,强调通过企业内部发展能力提升和外部环境适应过程,实现组织的生存与发展。

仿生学观点认为,企业成长与生物体生长一样受其自身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它们之间相互感应、相互适应、共同作用。一方面,企业由资本、技术、人力等要素组成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这些要素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另一方面,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基本细胞,又从属于更大的生命系统,它从外界获取原材料、资本、信息、人力等投入,经内部转换,向外界提供产品或服务等产出。也即,企业作为一个不断与外界环境相互发生转换作用的生命体,在与环境的相互转换中,实现自己的成长与发展。从仿生学和系统论角度看,企业组织健康取决于两个因素:企业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

从企业内部来看,企业健康成长的动力源于企业的内在能力。在企业资源、能力和企业环境间多方面、多层次的相互作用中,各种力量都集中到企业的资源和能力上,并通过它们之间作用关系的变化而具体化。因此,环境对企业的影响最终要通过企业资源间的相互作用得以体现,企业对环境的适应也只有通过资源与资源之间、能力与能力之间的协同才能实现。同时,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相互作用,企业的变化对其周围环境的变化产生影响,周围环境的变化也影响着企业的发展。但从影响的深度看,环境的变化对企业影响更大,它不但影响着企业内部资源的配置方式,同时也影响着企业的存在与灭亡。

因此,对企业的组织健康,片面地强调内部发展能力的提升[10],或一味强调对环境的适应[11],都是错误的。组织健康作为内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既要有效充分地整合利用企业潜在的内部资源,提升自己的竞争实力,又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而根据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利润至上、利润最大化已不能成为组织健康的标准,需要同时兼顾股东、员工、顾客、社区、环境等多方利益,实现多方共赢,这成为新时代组织健康的科学内涵。

3 组织健康的外在表征

组织健康的外在表征是指企业健康与否的直观、外在的表现,通常是一些可直接观察和测量的结果指标,表现为状态变量。这类似于人体健康与否显性地表现为一系列的生命体征,如体温、血压、白细胞计数等,我们可用一些简单的测量工具(如温度计、血压仪、血液检测仪等)和正常阈值(在正常生理条件下,正常体温值保持在37℃左右;正常情况下,收缩压介于110-130,舒张压介于60-80;白细胞计数成人4.0-10.0×109/升,儿童5.0-11.0×109/升)来判断个体是否处于健康状态。因为人体是由复杂的系统组成,同时系统之间又互相关联(这在我国传统中医理论中有充分阐述);对于人体健康与否,一般人无需确切知道呼吸系统如何工作、消化系统与之如何关联等专业问题(实际上,关于人体本身的复杂性,即便很多专业人士目前也无法科学解答),我们只需通过血压、体温等显性指标就能做出大致判断。这就是明确组织健康外在表征的意义:它能方便我们简单、直观对企业组织健康的状态和程度做出判断。

组织健康的外在表征,根据文献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果证明,目前阶段,企业的组织健康外在地表现在员工健康、企业绩效和社会效益三个层面 [12]。根据员工的身心健康程度的高低、企业短期和长期绩效的好坏以及顾客、社区、环境等社会综合效益的满足程度和质量,我们可对企业的组织健康程度、类型和状态做出大致判断(参见表1),并可知道企业健康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13]。

从表1来看就是,健康的企业首先应有好的企业绩效,因为企业首先是商业性组织,不能实现财务成功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生存,“健康的企业首先要赚钱”。同时,健康的企业不能只有好的企业绩效,“赚钱的企业不一定健康”,惟利是图的企业的最终结局就是灭亡,“三聚氰胺”事件就是明证。总体而言,企业组织健康有健康与不健康之分。在目前阶段,健康的外在表现存在着理想状态和过渡状态:企业绩效高、员工健康程度高、企业社会效益良好是最理想的健康状态;但在目前的过渡阶段,当三者不能兼得时,在企业绩效良好的前提下,员工健康程度高或者企业社会效益良好两者满足其一,也是健康的企业。而一旦企业绩效不佳,不管它在员工健康和社会效益方面做出多大的努力,都是不健康的企业。现今的企业,要想可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学会理解企业绩效、员工健康和社会效益等多层面间的互惠互利、共荣共生关系,并切实付诸行动。

而作为组织健康的外在表征,拥有恰当的测量工具和途径,从而具有可测量性和操作性是其基本要求。(1) 对于企业绩效的测量,需要从短期财务绩效和长期成长发展性两个方面进行;既可采用企业高层主观评定的方法,通过指标设定,让其从企业和行业全局角度评价本企业的绩效现状、行业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等;也可采用第三方调查数据、企业财务数据等进行客观的纵横向对比,从比较中发现企业绩效的好坏。企业绩效作为经营实践的结果,存在被测量的条件。(2) 对于员工健康的测量,包括对其精神状态(心理健康)和物质状态(身体健康)的测量,可以采用观察、访谈、问卷调查、员工体检等方式多渠道获得某一时点的健康状况,还可以根据员工健康记录进行纵向对比发现员工健康状况的变化,也可以建立员工健康常模数据进行标杆分析。这些测量手段和方式的存在,让企业对员工健康程度做出判断成为可能。(3) 由于买方市场的形成,消费者、投资者和社会公众舆论等在与企业的博弈中都能够产生压制性影响,这改变了企业的利益实现机制,关注顾客、社区、环境等多方面综合社会效益的实现,成为企业健康生存发展的又一决定性因素。不偏信企业的言论,顾客满意度调查、社区走访、环境评估等方式成为测量企业社会效益实现程度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上述分析说明,一方面,与人体健康一样,对组织健康的测量不存在唯一的指标;另一方面,作为组织健康的外在表征,企业绩效、员工健康和社会效益存在直观测量和评估的可能,为企业组织健康状态和程度的判定提供了可操作性。作为复杂的机体组织,这些可测量的状态指标的呈现,将企业组织健康与否的判断予以了简单化。

4 组织健康的内在机制

组织健康的内在机制,是指组织健康的实现过程及其运行方式,它反映了组织健康内在的、动态的核心特征。这种核心特征不只强调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也强调组织内部能力的提升,强调企业在内外环境共同作用下的生存与发展机制,强调企业内部各系统间的协调运作和相互适应。它们主要包括环境适应性、自我调节性、学习创新性、持续成长性和社会和谐性五方面[9],体现了组织健康的过程性特征。

环境适应性是指当企业作为动态变化系统中相互关联的有机组成时,所具备的有效管理并良好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和过程 [14]。现今企业不再是在相对稳定环境中的孤立个体,而是置身复杂多变的商业生态系统中,而环境变化呈现出非线性动态特征。企业须积极地、有意识地监测环境变化,经常对外部环境进行全面扫描,清晰界定目标,形成并实施恰当的战略。这里的外部环境包括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等影响因素,也包括微观层面的股东、顾客、竞争者、替代者、供应商、社区等因素。

自我调节性是指企业在适应环境过程中,针对组织自然表现出的结构不均衡,如稳定性与混乱性、一致性与多样性、结构性与灵活性等,所展开的自我调节求取平衡的过程 [15]。健康的组织应透过自我监控、测量或评估,通过政策或方案的持续调整与创新,促进组织健康。也就是说,组织健康是一个组织的内部存在与一种形势或环境的内部存在两者之间的正常互动,用适应和灵活来保持组织与内外压力的平衡是组织生存与健康的关键。

学习创新性是对企业内部能力提升提出的要求。内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使企业不能再一成不变地开展经营,企业需要持续学习和创新,不断产生新思维,淘汰旧思维,保证组织活力 [11]。健康的企业应倡导构建学习型组织。Senge认为,只有成为学习者的企业才能在日益动荡、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取得成功[16]。存在学习障碍的组织是不健康的,健康的组织应具有学习创新的能力,以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持续成长性强调企业发展不能急功近利,要追求企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注重持续培植组织长期的健康和活力[17]。暂时的成功不能称为健康,詹姆斯·柯林斯和杰里·波拉斯在《基业长青》中特别强调,组织健康应具有长期持续成长性,不能为短期利益而牺牲组织的长远发展。在不同的时期,企业长期发展的利益关注点是不同的。在今日社会,长期健康的企业需要在经济上受到投资者的尊敬,内部得到有识之士的信赖,外部得到顾客和社区的信任等。

社会和谐性强调的是组织健康要同时关注企业、员工和社会多层面健康,承担起企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角色和责任。社会和谐是社会全面系统的和谐,包括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组织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和构成社会肌体的细胞,也是人们依存的载体,是联接个人、自然与社会的桥梁。社会的品质、功能及作用,都要通过具体的组织来实现。在追求组织健康的过程中,企业要持续关注并平衡各方利益,实现内外部和谐。

从上述分析可知,组织健康的内在机制都是过程变量,强调企业在组织内部发展能力提升和外部环境适应能力增强过程中的动态性、自觉性和主动性。这些过程性变量通常较难观察和测量,呈现出类似“黑箱”的特征,需要进行操作化定义,通过外显指标或者是组织健康的外在表征来体现。

5 组织健康外在表征与内在机制的关系分析

组织健康的外在表征与内在机制是结果和过程的关系,是理解组织健康的两个方面和两种视角。根据仿生学观念,构建出它们的关系,见图1。

从图1分析,组织健康的内在机制动态地表现为企业持续的环境适应过程和内部发展能力提升过程。这里不强调某个部门或系统的个体效能如何,而是强调企业内部各系统的协调运作和与外部环境的相互适应过程,强调企业生态系统功能的兼容性。当企业充分地发挥环境适应和内部协调的潜力,适时地自我调节,不断学习创新,保持自身持续的成长过程,企业组织健康可以保持在较好状态。我们不能静止地看待某一时刻环境适应或能力提升的状况,而要从较长时间来分析企业的交互过程,这不是一个显性的过程,通常被称为“黑箱”。图1只是简单地列示了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一些内外交互关系,但现实往往要比图上所呈现的复杂得多。而抽象的、隐性的内在机制指标也常常要比想象得更加难以监测和度量。

组织健康的外在表征静态地表现为某一时点的健康状态,体现为那一时刻的员工健康程度、企业绩效水平和社会效益状况以及整体的组织健康状况,让我们可以直观地判断在那一时刻企业健康与否,哪些方面有待未来改进、哪些方面需要继续保持,从而为企业组织健康管理提供可操作的建议。在某一时点的组织健康状态不同于另一时点的组织健康状态,健康状态之间的变化和差异来源于组织健康内在机制持续运行的结果,状态之间的变化呈现螺旋式提升就说明组织健康得到了改进。

当然,无论从外在表征还是从内在机制方面来理解组织健康都是可行的。在前期对组织健康文献的归纳整理过程中,我们发现学者对组织健康的认识有两种观点[9]:一种认为组织健康是状态变量,表现为结果。Maslow曾强调必须要有一些“组织健康”的标准,即便他自己也不清楚这些标准该是什么,却觉得“绝对必要”。第二种认为组织健康是过程变量。Bennis认为没有任何单一时间切点的组织表现足以有效反映组织健康,组织健康是组织不断应对的过程。而我们认为,两类概念各有侧重,都有可取性,说组织健康是过程的,强调了组织健康的持续性和内在机制;说组织健康是状态的,抓住了组织健康的结果表征。而我们更倾向于组织健康是运行机制也有结果表征,既是过程也是状态:促使组织健康的内在运行机制和过程,导致了组织健康的结果,这些结果通常要通过一些可测量的状态指标来反映。

内在与外在统一 篇8

一、礼的起源

许慎《说文解字》中提及:“礼, 履也, 所以事神致福也。”多数学者认为“礼起源于祭祀”, 但也有学者认为祭祀鬼神之礼源于敬人之礼, 而敬人之礼“始诸饮食”。而后, 礼逐渐发展成管理人思想行为的规范, 集伦理、宗教、政治三位于一体。受惠于周公整理改造远古至殷商时期原始礼仪的努力, 孔子信仰并坚持的即是周礼。

二、“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之根——孔子之“礼”

《论语》中提及“礼”共75次, 其中直接以“礼”来论述的高达38次。在孔子的理念中, 礼、仁概可念是相辅相成的, 而礼、法概念是相疏离的。 (1) 礼与仁:孔子的礼具有至高性, 本质上是一种“仁”的存在, 那么什么是“仁”呢?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即周礼。孔子认为仁是礼的根本目的, 礼是达到仁的唯一途径, 那么怎样实现“仁”呢?孔子主张以礼归仁、以仁释礼, 由仁而至礼、由礼而达仁, 即将外在的规范约束化为个体内在的自觉。“立于礼”就是指礼是立人修身之本, 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有所成就, 进而成为仁人。 (2) 礼与法:“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论语·子路》) 此话道明礼高于法, 法需要在礼的指导下施行。

三、“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之不同——孟、荀之“礼”

先秦时期,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 把礼根植于仁, 进而而建构出“仁政”学说体系;而荀子强调“隆礼尊贤而王, 重法爱民而霸”, 把浓重的叛逆色彩植入儒家的礼治思想, 不得不说具有鲜明的革命性。

1、从礼的根源讲, 孟子礼论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

而荀子礼论的理论基础是“性恶论”。孟子以“类”的概念发展了孔子的“性相近”说, 提出“凡同类, 举相似也”, 并以此为前提, 首先, 孟子在驳斥告子“生之谓性”命题的过程中, 提出类属的划分应该着眼于事物的差异性, 进而得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有别于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有先验的道德品质, 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其次, 孟子说这种“良知良能”往往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 其动力源泉是“恻隐之心”, 而“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是仁、义、礼、智这四种美德的基本, 也是“性善论”的基础。“四端”之中“恻隐之心”是核心, 与之对应的仁是四个范畴中的核心, 因为其他三种美德从本质上是体现了仁的精神。最后孟子肯定地说:“仁义礼智, 非由外铄我也, 我固有之也。”主张礼是一种由内而发的先验的精神品质。那么恶的行为从何而来?孟子对此作出解释:人一生下来并非完整地具备了这四种美德, 而只是具备其“四端”, “端”是指人的本性中具有趋向于这种美德的潜质和趋向, 比如, 人都具有先验的仁的倾向, 只是因具备的多少不同而造成君子、小人的区别。由是孟子“性善论”愈加完备了, 孟子礼论的根源也清晰可溯了。对比之, 荀子的“性恶论”是怎样展开的呢?与孟子相反, 荀子接受了告子“生之谓性”的命题, 并加入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人性的本质是各种“情”的集合体, 对外物的反应表现为“欲”。而“今人之性, 生而有好利焉”, 则若“顺人之情, 必出于争夺, 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与孟子不同, 荀子认为人相比于动物, 本有“力不若牛, 走不若马”等许多缺陷, 但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群”。那么“何以能群?曰:分, 分何以能行?曰:义。”人们友好相处的前提是分, 即合理的分配和规划, 而分配时所依据的规则就是义, 而义是礼所体现的基本精神。《礼论》中论述到, 养生物资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却无穷, 那么争夺厮杀之事便不可断绝从而引起社会动乱, 故人性本恶, 何以治之?曰:“以礼治之。”

2、关于礼的具体含义, 孟子依据孔子以“仁”释“礼”的思路, 对“仁”进行了理论抽象, 并为礼的存在向内挖掘存在的根据。

孟子不仅以礼来划分人与禽兽, 认为人高于动物的地方在于道德心理品质, “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无羞恶之心, 非人也;无辞让之心, 非人也;无是非之心, 非人也。”孟子更以礼来区分君子与小人, “夫义, 路也;礼, 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 出入是门也”。孟子不仅认为礼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基础, 而且体现出礼对宗法等级制度的维护, 因为礼在本质上体现为宗法等级制度。此外, 孟子致力于“辨礼义”, 什么才是真正的礼?其认为礼是有形式与实质之分的, 出乎于内心的虔诚才是真正的礼, 并举例说“箪食豆羹”之义与“亲戚君臣上下”之义, 前者只是行为的外在表现而不足以证明其就具备了礼的内在品质, 然而后者却有关大节。今存《荀子》32篇, 全书反复强调礼字, 《礼论》更是论礼的专门之作。与孟子大不相同, 荀子之礼具体指区分人的等级的标准:“礼者, 贵贱有等, 长幼有差, 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荀子·富国》) 其次, 荀子的礼治思想中表露出明显的法家倾向。“隆礼重法, 则国有常”、“礼者, 法之大分, 类之纲纪也”, 体现出礼尊法卑, 礼是制定各种法的准则和依据。《成相》篇甚至指出:“治之经, 礼与刑。”礼治与法治几乎一样被荀子看重了。

3、显然, 孟子之礼侧重于强调礼的内在修养功能, 自修乃是基础, 而荀子是侧重于礼的政治功能, 道德修养乃是次要的作用。

孟子判断是否合乎礼的标准基于价值判断, 而荀子则基于事实判断, 前者基于主观动机的好坏, 后者基于名实关系的结果。因而针对“武王伐纣而代之”这一历史事件, 孟子认为为了仁的原则, 可以允许对君臣之礼进行权变, 而荀子对此是坚决反对的。孟子将礼的内容移植于仁, 主张加强君主个人的品质和内在修养, 进而实现仁政;荀子礼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强调要以礼正国, 行礼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政治统治的需要, 君主是权力核心而至高无上。荀子认为:“人无礼不生, 事无礼不成, 国家无礼不宁。” (《荀子·大略》)

三位圣人的“礼”论都强调用“礼”来维护“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的社会秩序。孔子处于礼乐尚有留存之际, 而孟、荀则处于礼崩乐坏彻底的时代, 注入思维路径的不同, 孟子开辟出了一条以内在自觉为支撑的“内在超越”的思维路径;而荀子则开辟出一条以外在约束为支撑的“外在超越”的思维路径。

摘要：孔子在“礼”这一课题上仍留下许多可探究的余地, 其后, 春秋时期的孟子从“性善论”出发, 强调内在自觉, 进而开辟出一条向内深度挖掘的“内在超越”的思维路径;而荀子则从“性恶论”出发, 强调外在约束, 进而开辟出一条向外溯求的“外在超越”的思维路径。研究二者关于礼的不同之处, 也对我们当今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内在与外在统一 篇9

国内电视心理节目的类型之一便是设有心理游戏测试环节，并邀请心理学专家作为嘉宾的现场娱乐情感节目。事实上，在这类节目中出场的“心理学家”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要素而非“医者”形象而存在，其设计的“心理测试”和解读的“心理答案”更多的是带有一种游戏的色彩，目的无外乎烘托现场气氛、制造噱头和推动节目流程。因此，这类节目汲取的“心理学”往往是即兴应景、娱乐至上的，当然也就是无须认真的。换句话说，这类节目是在“娱乐为表、以心理学为用、以情感为线”的脉络之下博取受众注意力的。

而另一类电视心理节目的典型则是上海电视台的心理健康节目《心灵花园》，其所运用的“以讲故事为主体，通过访谈、纪实、再现等多种电视手段呈现，在讲故事的基础上，进行心理分析和辅导” (1) 的节目形态，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国内能够见到的最接近电视本体、调动声画技术最为完善的。严格来说，这类节目所进行的心理疏导和心理访谈只是被拍摄出来、被反映出来的当事者真实经历的后续收视点，而并非节目的全部(这也就意味着“看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受众的第一需求)。但由于节目的指向最后落在了“为观众解决情感困惑，完成向优质生活的过渡” (2) 上，因此，由当事者、主持人和心理学家所构建的谈话场比前一类节目拥有了更丰富的时空语境、更严肃的表述态度和更明晰的问题意识。

至于第三类则是以中央电视台12频道《心理访谈》为代表的“单一型”心理访谈节目，或者叫做“真正意义上的心理访谈节目”。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本文认为尽管这类节目并没有采用纪录片式的情景再现、真实搬演等手段来讲述故事、展示细节，而只是比较单纯而完整地呈现了当事者、心理专家和主持人三方之间的对话过程，却最终使节目在根本上符合了心理咨询所应具有的科学性和专业性。诚如知名心理专家杨风池教授所说的那样：“无论是专家还是当事人，对隐私事件本身并不看重，看重的是如何从这样的事件和我们相互作用里成长。(因此)专家就没有太大的必要探究隐私细节的每个画面，而是大概知道这个隐私事件里面显示当事人什么样的心理特征，对他适应环境有什么不良影响，怎么帮助他改变” (3) 。在这种专业精神的指导下，“打断”就常常成为这类心理访谈节目阻止隐私“声像化”和“公开化”的最好办法，而很显然，这样做也势必要付出牺牲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满足受众猎奇心理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原生态表现心理访谈过程的节目是更为“纯粹”的电视心理节目。

当然，以上对电视心理节目的分门别类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不同的节目都有其独特的卖点和稳定的受众群，本文认为，这些节目之间的本质差别就在于对心理学视角的把握、对心理学背景信息的运用以及对心理学家效能的发挥等方面存在着的不同的理解和把握。下文将以中央电视台《心理访谈》节目为个案，重点探讨“单一型”心理访谈节目。2005年初，中央电视台在新开播的社会与法频道精心策划推出了全国第一档以现场个案访谈为电视表现形式的心理栏目《心理访谈》，每期20分钟。该栏目坚持“以心理视角解读个案故事和社会事件，从心理科学的角度以通俗的方式在大家有相似经历或能产生共鸣的故事中帮助人们认知自己的情绪、心理和行为并能够给予适当的方法和建议” (4) ，因此，开播至今，该节目不仅赢得了良好的收视率和社会评价，而且也为我国电视心理节目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新的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尤其是在处理电视心理访谈节目的内在矛盾与寻求外在和谐的问题上给业界和学界贡献了难得的媒介实践经验。

“内在矛盾”，是每一档心理访谈节目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把心理专家对当事人进行的一次临床咨询置换成一次有主持人参与、由摄像机完成的电视产品，其本身就存在着彼此间的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具体来说，第一，两个人的门诊谈话必须要在演播室的摄像机镜头前和受众的集体注视下演化成为三个人的互动谈话秀;第二，由于媒介的服务性质和公共义务，一对一的特别诊断和专门辅导必须要扩大为能够让万千大众产生共鸣、获取知识的科普宣传;第三，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及过的，专业人员不需要知道具体过程和一个个逼真的镜头，只需知道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事人内心感受到了什么，当某种威胁袭来的时候当事人是怎么应对的，但大众传播的生存逻辑需要吸引眼球，进而需要故事，需要故事的重现;第四，心理学的帮助绝不会是一蹴而就、一次节目就能就完成的，但电视节目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结束个案。总之，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电视心理访谈节目不仅具有“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内在冲突，同时还有更深层次的“心理咨询规律与大众传播规律”之间的内在冲突，而这在其他电视节目，尤其是电视访谈节目中是极少出现的。

那么，面对如此众多的内在矛盾与冲突，电视心理访谈节目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怎样才能使其媒介产品外在和谐地为受众所认可和喜爱呢?央视的《心理访谈》节目在这些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一方面，为了防止出现角色尴尬，节目着意调整和控制了主持人的介入姿态，正像主持人张小琴撰文指出的那样：“我要做到的是对当事人更多的尊重、理解和更善意的体会，在谈话现场维护有利当事人的原则”，具体来说，就是为当事人营造谈话气氛，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谈话的中心，同时充分表达善意，帮助当事人说出想说的话;让当事人决定谈话的方向和深度，主持人只掌握谈话节奏，梳理谈话的逻辑线索;体会和凸现当事人，让专家更准确分析;解释专家观点，让当事人更容易理解;适当体会其他当事人的角色，从而起到延伸谈话空间，避免当事人单角度叙述，维护不在场当事人的话语权，给当事人和专家提供更多思考问题的角度;最后就是不作简单的道德评判，着力于解决困惑 (5) 。例如2005年演员王刚做客《心理访谈》节目，细述自己在饰演角色时的内心冲突，特别是在饰演和绅时的内心挣扎的情境之下，主持人便坦言自己实际上承担了双重的角色：“必须给‘患者’当护士，把‘医生’请出来，还必须给‘考生’当助教，把考官请出来” (6) 。

另一方面，在咨询个案与节目题材、个别性与普适性、“好看”与“有用”的内在矛盾之间，《心理访谈》节目做出了一定的价值判断和甄别取舍，特别强调了自身的服务性和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通俗性。简单地说，该节目所选取的“个案”其实并不“个”，大多都力图体现公众普遍关心、带有共性的心理现象和文化现象(当然，节目关注个人特点的选题有时也难以避免，但起码主创者在主观上对此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另外，心理咨询本身是一门科学，电视节目对其的转化应当有技巧、有设计，从而使心理访谈节目所必须蕴涵的技术含量能够用一种通俗化的语言、公众能听懂、能看懂的方式呈现出来 (7) ，以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

而对于每期节目的容量和时间的限制问题，《心理访谈》的妥协之举便是“不求面面俱到，但求化解细微”。现时期的节目只能是着眼于某个人诸多困惑当中的一点或小的方面，最终力争做到“大的方面有所提示，小的方面帮助有所矫正，小的目的达到节目就结束” (8) 。实际上，这种做法是把对心理个案的咨询与辅导分解成了不同的阶段和环节，电视心理访谈仅仅是一个开始，后续的采访甚至是门诊咨询也是必要的，而这必定要涉及到电视节目的信息反馈渠道和途径的设置(这是目前《心理访谈》节目还欠缺的)，从而给予当事者和受众留下“心理咨询是一项周期性和系统性的过程”的科学认识，而且这样做也会提升电视心理访谈节目的社会信誉和专业口碑。

注释

1 (2) http://ent.sina.com.cn/v/m/p/2006-05-22/13431089406.html

2 (3) (8) http://health.sohu.com/20060104/n241278955.shtm《心理访谈》全文

3 (4) http://www.cctv.com/program/xlft/20050311/101867.shtml

4 (5) http://www.cctv.com/program/xlft/20050315/100654.shtml, 《心理访谈》的当事人第一原则——《心理访谈》小琴谈

5 (6) http://ent.sina.com.cn/v/m/2005-04-30/1206715386.html.《王刚做客央视〈心理访谈〉细述内心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