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共享动机（精选7篇）
内在共享动机 篇1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虚拟社区已成为人们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的重要场所。互联网上形成了各种形式的社会化内容生产,在虚拟社区中编撰词条(如维基百科)、分享产品及服务的评论(如大众点评)、制作上传音、视频内容(如移动电台、UGC网络视频),以及创意设计(如Niketalk.com)。因此,不论是商业性还是非盈利性机构,虚拟社区中的知识共享都是极其重要的组织资产[1]。深入探索这种无偿、自愿知识交换行为的影响因素,已成为开放式创新社区知识管理的核心议题。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发现以往研究集中于对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动机性解释[2,3]。然而,除了特定领域(如社会学、行为学、信息技术)的动机外,个体行为往往还受到抽象人格特质的影响。试图从人格特质这一独特视角出发,基于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概念,探讨人格特质对知识共享的影响,以期为互联网社会化内容产生平台的管理者提供一些指导性的建议。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人格特质对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影响
知识共享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体之间的沟通过程。影响社区成员分享知识的因素有很多,从个人层面看,主要包括各种动机源(Motivation Sources)[4]和抽象的人格特质[5]。目前大多数从人格特质角度进行的知识共享研究都是基于大五模型(Big FiveeModel)的。该模型描述了最高组织层次的5方面人格特质,即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外向性(Extraversion)、亲和性(Agreeableness)和情绪稳定性(Emotional Sta-bility)。相关研究指出,高尽责性和亲和性的个体更愿意与他人分享知识,而不是低尽责性和亲和性的个体[5,6,7]。因此,采用与尽责性和亲和性相关的两个框架:创新扩散理论(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和社会价值取向(Social Value Orientation)的概念,探讨人格特质对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影响作用。
1.1.1 创新扩散理论
创新扩散理论研究了新观念、新技术或新事物(即创新)被个体或其他采用单位接受和传播的社会过程[8]。虽然知识共享不能完全被称为“创新”,但在目前的虚拟环境中,新内容的贡献仍是相当有限的[9]。对于大众而言,知识共享(如创建、修改百科词条)始终是一项非常规的在线活动。因此,从创新扩散理论的角度看,虚拟社区中的知识共享可视为一种创新。社区用户群体中的创新扩散分为若干阶段,从个体首次接触创新、产生兴趣,到尝试创新、观察评价,再到决定是坚持还是舍弃该创新,每个阶段的扩散速度不尽相同[8]。除了各种情境因素外,拥有某些特定人格特质的群体对创新的扩散也起到决定性作用,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潮流领导者(Trendsetting)和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ship)。
高潮流领导者特质的个体是创新的早期接受者,他们热爱新鲜事物,是第一个或首批获得创新体验的人[10],吸引他们的通常是创新自身的新颖性。高潮流领导者特质的个体善于沟通,愿意和别人分享自己的体验和心得,但在“影响他人”方面,并没有内在需求。事实上,如果某项创新的采纳已经大范围扩散,不再“独特”,反而会失去对这类群体的吸引力。Gunnesch等的实证研究显示,高潮流领导者特质的人群更愿意使用新型计算机技术[11]。由此推测,网络内容发布的新颖性,会促使高潮流领导者特质的社区成员与他人分享知识,而这一行为的核心驱动力就是创新本身(即活跃的知识共享)。因此,提出假设:
H1:虚拟社区成员的潮流领导者特质与知识共享呈正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高意见领袖特质的个体不会被创新本身所吸引,而更倾向于在自己重视的话题上,影响他人的观点和态度[8]。他们拥有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自信心,展现出强烈的社会取向,核心特征就是在特定话题上,频繁地为他人提供信息,并发表自己的观点[12]。高意见领袖特质的个体通常见多识广,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被追随者视为可信赖的信息源,同时他们也是社区群体的主要信息来源。虚拟社区为人们提供了向广大网民传播观念和想法的环境,这种环境对意见领袖来说相当具有吸引力。高意见领袖特质的个体为实现根本目标(即就重要议题影响他人),很可能会参与社区知识共享,从而通过他们所分享的知识影响他人。因此,提出假设:
H2:虚拟社区成员的意见领袖特质与知识共享呈正相关关系。
1.1.2 社会价值取向
社会价值取向指“个体对于自己和他人结果分配的特定偏好”[13],通常被视为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具有亲社会(Prosocial)或利他(Altruistic)价值取向的个体会尽量将自己和他人的利益都最大化,个人主义(Individualistic)的个体则只关心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不考虑他人利益。Galletta等的实验研究表明,亲社会的价值取向会促进面对面(Face-to-Face)团队中的知识共享行为,个人主义则不会[14]。在虚拟社区中,用户内在的义务感(Sense of Obligation)和利他情感(Feeling of Altruism)是知识共享的主导诱因[15]。由此推测,亲社会的价值取向会促使不同组织单位的成员在虚拟环境中相互交流知识,哪怕对方是目前不认识、未来也不一定会去主动结识的陌生人[16]。因此,提出假设:
H3:虚拟社区成员的亲社会价值取向与知识共享呈正相关关系。
1.2 内在动机的调节作用
动机是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具体可分为外在和内在两种[17]。外在动机从外部激发行为,个体的动力源泉不是来自任务本身,而是执行任务后获得的奖励,如表扬、奖金或荣誉。绝大多数研究都发现,外在动机对知识共享没有显著影响[4,18],即外在动机对知识共享行为的预测力远远不及内在动机。
内在动机是存在于个体内部的、任务自身所带来的动机(如愉悦性)。许多员工分享知识都是出于挑战自我、提高自信、展现自己对组织的价值等内在动机[4]。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内在动机是一个多维的变量,其中以任务愉悦性(Task Enjoyment)最为重要[2]。个体对沟通媒介的评价显著影响着任务愉悦性,如Daft和Lengel指出,沟通媒介(如电话、Email)的丰富性(Richness)决定了该媒介在不同情境中的有效性[19]。个体差异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某种通讯设备的使用偏好[20]。例如,拥有高度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能力,即对社会和人际沟通线索较为敏感的个体,通常更偏爱包含非语言信息的沟通模式(如视频聊天),而不是缺乏这类信息的交流方式(如文本聊天)。虚拟社区中的知识共享是一种特殊的沟通形式,因此,社区成员的内在动机主要体现为知识分享过程中的愉悦性和趣味性。个体的内在动机不尽相同[21],有的喜欢体验助人为乐的喜悦,有的则希望尽量做到客观,从而避免这些感受。由此推测,内在动机会对人格特质与知识共享之间的关联起到增强或削弱的作用。故提出假设:
H4:内在动机对潮流领导者特质与知识共享之间的关联起到调节作用。
H5:内在动机对意见领袖特质与知识共享之间的关联起到调节作用。
H6:内在动机对亲社会价值取向与知识共享之间的关联起到调节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和数据收集
选取知识共享社区维基百科为调研对象。维基百科由来自全球各地的志愿者合作编辑而成,在成立数年内就成为广大网络用户的信息资源中心。数据收集在2014年2月至3月进行。匿名的在线调研邀请主要以站内信和Email的形式,随机发放给国内外著名社交网站用户。由于维基百科的活跃贡献者在一般公众中所占比例较低(相较于每月3.5亿的读者,只有约100万的用户参与词条编辑[9]),研究选择了若干与维基百科相关的公共邮件列表(Public Mail-ing List),邀请活跃的维基作者参与调研。问卷采用Survey Gizmo(http://www.surveygizmo.com/)和问卷星(http://www.sojump.com/)进行管理。剔除无效记录后,共获得由142位读者和162位作者组成的数据样本(N=304)。其中女性有164位,男性140位;平均年龄为28.78岁(SD=10.11);样本的总体教育程度较高,1/2以上(187位)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2.2 变量测量
知识共享采用2种方式测量:①通过一个二分类问题(你如何使用维基百科?a.我只阅读词条,b.有时我会添加新词条会修改已有词条),确定参与者的身份是读者(编码为0)还是作者(编码为1)。②询问参与者在最近一个月内创建或修改词条的数量,并通过一个有序分类变量(1表示“不超过5条”,2表示“6-10条”,3表示“11-20条”,4表示“21-30条”,5表示“31-50条”,6表示“51-70条”,7表示“71-100条”,8表示“超过100条”),测出知识共享的程度。潮流领导者特质采用Batinic等开发的简化TDS-K量表[10],共9个测度项(如“我喜欢尝试新鲜事物”)。意见领袖特质来自Gnambs和Batinic研究中所用的量表[22],共9个测度项(如“我很容易影响周围的人”)。亲社会价值取向采用Van等提出的社会取向测量工具[13]。该工具为包含了9个选择情景的分解囚徒博弈(Decomposed Prisoner Game),要求参与者从3个不同的选项中,决定分配给自己和假想对手的分数,每个选项都代表了一种典型的社会价值取向。如果参与者选择了不少于6个的亲社会选项,则认为其拥有亲社会的价值取向(编码为1),反之编码为0。内在动机的5个测度项则来自Choi等的研究[23]。潜变量的所有题项均采用5级Likert量表计分(1=非常不同意,3=中立,5=非常同意)。
2.3 分析方法
涉及潜变量(潮流领导者特质、意见领袖特质和内在动机)、二分类变量(亲社会价值取向和作者身份)和有序分类变量(修订次数),因此,首先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对由潜变量构成的测度模型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然后采用潜在回归(Latent Re-gression)分析和简单斜率(Simple Slope)分析,验证所提出的6个假设。其中,对于作者身份,采用潜在逻辑回归;对于修订次数,采用潜在有序回归。
假设检验具体分为两步:①通过对数似然差异检验(Log-Likelihood Difference Test),分别分析不含交叉项和含有交叉项的回归模型,根据主效应和交互效应的显著性,判断假设是否成立。②针对显著的交互效应,采用Aiken和West提出的简单斜率分析[24],取调节变量的条件值(Conditional Value)为均值加/减标准差,计算简单斜率,绘制交互效应图,并采用t检验,分析简单斜率的显著性,相关公式为:
其中,b1和b3分别为自变量和自变量*调节变量的回归系数,Z为调节变量的条件值,seb1和seb3分别为b1和b3的方差,covb13为b1和b3的协方差,该t统计量的自由度(df)为N-p-1,N为样本量,p为自变量个数。
数据处理和分析软件为SPSS 18和LISREL 8.70。
3 实证研究结果
3.1 测度模型检验
测度模型包括3个潜变量,表1给出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信效度检验的指标。结果表明,潮流领导者特质(TDS)、意见领袖特质(OLS)、内在动机(IM)的!系数(Cronbach’s alpha)和综合信度(CR)均大于0.7,表明测度模型具有良好的信度。在信度通过的基础上,除TDS2、TDS7和OLS3外,其余各题项的标准因子载荷均高于可接受门槛,平均萃取变差(AVE)均大于0.5,因此聚合效度良好。相关系数矩阵对角线上的系数值(即AVE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表明区分效度良好。此外,测度模型的拟合度也较令人满意(χ2(df)=3.82,RMSEA=0.067[0.05,0.08],GFI=0.90,AGFI=0.85,CFI=0.94,NFI=0.92,NNFI=0.93)。因此,测度模型的质量非常理想。
注:TDS为潮流领导者特质,OLS为意见领袖特质,IM为内在动机;*最终数目(原始数目),M为均值,SD为标准差;对角线上的粗体数值为AVE平方根。
3.2 假设检验
首先,针对作者身份,采用潜在逻辑回归进行分析。三个主效应(H1-H3)的分析结果见表2的回归1,从中可见,潮流领导者特质(OR=1.43,p<0.05)和亲社会价值取向(OR=3.19,p<0.001)对作者身份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且后者预测力更强;意见领袖特质与作者身份也有显著关联,但与假设相反,这种关联是负向的(OR=0.79,p<0.05),即该特质更多地体现在读者身上。因此,H1和H3通过验证,H2则得到负向支持。
在回归1的基础上,将人格特质与内在动机的交叉项纳入模型(见表2的回归2),通过分析交互效应来检验H4-H6。结果表明,潮流领导者特质对知识共享的影响被内在动机显著正向调节(OR=1.58,p<0.05),亲社会价值取向对知识共享的影响被内在动机显著负向调节(OR=0.82,p<0.05),意见领袖特质对知识共享的影响不受内在动机调节(OR=0.87,ns)。因此,H4和H6得到了支持,H5未通过验证。
注:AUS为作者身份,NOR为修订次数;TDS为潮流领导者特质,OLS为意见领袖特质,PVO为亲社会价值取向,IM为内在动机;OR为优势比,B为偏回归系数,SE为标准误差;ACI为赤池信息量,BIC为贝叶斯信息量;*p<0.05,**p<0.01,***p<0.001,ns为不显著。
为了解调节效应的具体模式,采用简单斜率分析,进一步对H4和H6进行探索。图1为简单斜率的交互效应图。H4的分析结果显示,当内在动机较强时,潮流领导者特质与知识共享显著正相关(b=0.85,t=4.07,p<0.001);当动机较弱时,潮流领导者特质则无法预测知识共享行为(b=-0.07,t=-0.37,p=0.36>0.05)。H6的分析结果显示,不论内在动机是强还是弱,亲社会价值取向都与知识共享显著正相关(强动机:b=0.89,t=2.49,p<0.01;弱动机:b=1.29,t=3.55,p<0.001),但这种关联会随着动机的增强而减弱,显著性也会降低。
针对修订次数,采用潜在有序回归进行分析(见表2的回归3和回归4)。与前文发现相一致,潮流领导者特质(OR=1.55,p<0.001)和亲社会价值取向(OR=2.77,p<0.001)与知识共享显著正相关,意见领袖特质与知识共享显著负相关(OR=0.83,p<0.05);内在动机对潮流领导者与知识共享的关联有促进效果(OR=1.77,p<0.05),对亲社会价值取向与知识共享的关联有抑制效果(OR=0.94,p<0.05),简单斜率分析的结果也与前文一致(交互效应图和t检验结果略)。
4 结论与讨论
从大五人格中的尽责性和亲和性出发,基于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概念,提出了一个以内在动机为调节变量的人格特质对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影响模型,并通过实证数据对相关假设进行了验证,得出了以下三个结论:
1)亲社会价值取向是虚拟社区知识贡献者最突出的特征,潮流领导者特质对知识共享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因此,对于知识共享社区的开发团队而言,应特别关注拥有高度亲社会价值取向和潮流领导者特质的用户,向他们强调社区的独特性和网络内容创作的创新性,为他们创造积极的体验,以促进社区中的知识共享。
2)意见领袖特质对虚拟社区知识共享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低意见领袖特质的社区成员更愿意分享与他人分享知识,高意见领袖特质的个体则更有可能是知识的接受者,愿意使用或应用社区所提供的知识的人。因此,对于寻求用户反馈(如产品评价)的组织而言,应尽量吸引高意见领袖特质的用户,因为他们更愿意接受和在自己的社交圈内传播组织提供的信息资讯。
3)随着内在动机的增强,潮流领导者特质对知识共享的预测力会显著提高,亲社会价值取向对知识共享的预测力则会得到一定抑制。因此,当社区成员共享知识的内在动机较强烈时(如对社区评价较高),建议管理者多关注高潮流领导者特质的用户;反之,当动机不明显时,应多关注拥有亲社会价值取向的用户,以提高知识共享的有效性。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研究通过社交网站和公共邮件列表的方式来获取维基百科的用户样本,然而,如果这两类样本在某些属性(如个人声望、组织信任等)上存在系统性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给研究结果带来一定偏差。未来需要寻找其他抽样策略,尽可能避免抽样方式产生的偏见。此外,本研究仅关注了人格特质对知识共享的影响,没有考虑某些可能会影响研究发现的协变量(如知识贡献者的专业能力等)。未来可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研究模型进行分析。本研究是在特定知识共享社区(维基百科)中进行的,研究结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扩展到其他类型的虚拟社区,还有待未来进一步探讨。
体育学习内在动机的培养与激发 篇2
运动动机是指推动学生参与体育学习与身体锻炼活动的内部心理动因。[1]
运动动机根据动力的来源划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内部动机是由一个人的发挥内在才能的需要，以及自我决定地对付环境的需要所激起的。为了获得外部奖励(包括金钱、奖品、表扬等)而激起的动机称为外部动机。许多研究已经发现，内部动机比外部动机更能使人积极地奔向目标，持续作用的时间更长。对于复杂性程度较高的活动而言，这种情况尤其明显。[2]
有关运动动机与运动成绩之间的相互关系，国外有研究表明，学生学习动机愈强，学习效率就愈高，成绩就愈好;也有学者认为:动机强弱与运动成绩有着倒U型的关系。目前仍存在争议，但都一致表明:适当强度的动机能够有效地提高运动成绩。内在动机可以引发高质量的学习和创造性的学习，内在动机是学习的源泉，所以教师需学会合理激发学生的内部动机。
1 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
1.1 创设情境
新授课，较适宜采用情境教学法，尤其是小学低年级，能够使他们融入其中;初中生和高中生则可以引发思考。比如小学低年级投掷课，可以模拟喜羊羊为了与灰太狼战斗;高中生在教授篮球投篮或排球扣杀球的时候，老师可以先让同学按照自己印象中的方法做，然后体育教师根据同学们做出的这些动作给予一定的评价和总结，给出正确的示范动作，纠正学生的错误动作。
1.2 竞争与合作
充满学习和竞争的课堂是学生学习的最主要的场所，竞争和合作环境无疑是影响学生学习动机的重要因素。大量的研究表明，合作型目标结构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学习的积极性，更有利于激励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改善同伴关系。在合作中，学生要为完成共同的学习目标和任务而奋斗，互帮互助，相互依存，最终获得成功。
同时，竞赛历来被认为激发人们斗志，调动人们积极向上、克服困难，争取完成任务，获得优良成绩的有效手段。在合作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带有竞争意识的体育游戏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和提高学生的竞争意识。运动心理学研究证明，在体育竞赛中练习兴趣和克服困难的毅力一般比没有比赛的情况下要好的多，但若被刺激过分，却会失去信心，所以要合理掌握一个度。
1.3 合理运用动机迁移
在体育课堂教学中，利用已有的动机，使其转移到新的学习内容上来，也是培养学生体育学习动机的有效手段。学生的学习动机往往集中在一些如球类、游戏、健美操等趣味性、实用性较强的教学内容上，而对一些速度、力量和耐力练习等形式较单调、枯燥、运动负荷较大的教学内容则缺乏兴趣。因此，教学中，可以将教学内容进行一些调整，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将速度练习变成接力游戏、足球比赛扩大场地和时间来练习耐力，通过拔河等形式增加力量，通过带有趣味性的练习来达到素质练习的目的。
2 因材施教———层次教学
我们都知道在体育课堂中，要需要根据学生的个别差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又不可能做到一对一教学，这时候我们就要充分利用分组练习。这里的分组可以试情况而定。如果是针对某一系列的练习，则可将已经掌握一部分的同学放在一组，练习下一组动作;而未掌握的则继续练习第一组动作;如果是针对某一单个动作或是进行分组竞赛时，则要考虑每组实力均等，这样不会产生学生当中自卑和过分自信的现象。
3 奖惩策略
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来自学习效果的种种反馈信息中，奖惩对学生学习效果有明显影响。一方面学生可以根据反馈的信息调整学习活动，改进学习策略;另一方面学生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或避免再犯错误而增强了学习动机，从而保持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1 及时提供反馈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知道自己对技术动作的掌握情况和熟练程度，可以提高学习的热情，增加努力的程度。同时，通过反馈的作用又可以看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激起上进心，及时给予改正。但如果体育教师反馈不够及时或不恰当，则会严重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觉得自己不受重视，导致对学习产生压抑心理，不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3.2 期待效应的灵活运用
教师要对每一个学生都抱以期待，这种期待会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对学生的行为表现给予一些鼓励和鞭策，最终使学生达到意想不到的学习效果。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适时适度地鼓励学生、合理评价学生，给予适当的期望水平，让学生感到自己是被重视的、是受欢迎的，才能使学生时刻保持学习热情。
3.3 合理运用表扬和鼓励
对学生来说，表扬、鼓励多于批评和指责，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即表扬时指出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批评时肯定其进步的一面。这种评价方式可培养和激发学生的上进心和自尊心。但奖励要突出个人能力，使学生觉得是因为自身的能力提高而高兴，并不是为了得到表扬而去努力，这样反而会削弱内部动机。
4 正确归因
所谓归因，就是指人们按因果属性对自己或别人行为的原因的认识与评价。归因动机理论表明，不同的归因方式将直接影响学生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反应。成功归因是学生对其学习成功的原因的认识和看法。把成功看作是自己能力和努力行为的结果，有利于提高学习的自信心，调动积极性，加强努力的程度。因此良好的归因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部动机。教师有必要在学生完成某一项或某个阶段的学习任务后，指导学生进行成败归因;承认他们的努力，增强他们对自己的信心，才能更有利于他们今后的学习。
5 给学生表现能力的机会，让学生多多体验成功
在体育课堂中，只有运动成绩好的学生经常可以体验到成功的喜悦，这种情感的满足会迁移到更加广泛的学习领域，成为一种稳定的情感性学习动机。但运动能力差一点的同学更多体验的是失败和沮丧，从情感而言他们是排斥体育学习的。因此，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该通过各种辅助手段和语言提示，运用各种契机使每一个学生都体验成功，尤其是克服困难之后的成功。体育教师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给予学生保护和帮助，或者降低难度、口头鼓励肯定等方法，使每个学生都体会到成功的喜悦。
参考文献
[1]季浏.体育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叶奕乾,祝蓓里.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王友军.中小学生体育学习动机的培养与激发[J].体育世界,2006(2):39-41.
内在共享动机 篇3
《电荷及其守恒定律》的公开课开始 , 我向学生提了两个问题:可以通过什么方法使物体带电? 这一知识点初中已经学过,学生比较齐声地答出摩擦起电。如何验证物体带电了? 学生很快就想到:带电体能够吸引轻小物体,如摩擦起电,吸引小纸屑。我又以实验加以验证。第一个实验,用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看能不能吸引小纸屑。请一位学生上讲台做这个实验(这位学生期中考试物理成绩比较靠后 , 行为习惯尚可 , 让他来做这个实验,是想增强这个学生对物理学习的信心),该学生一只手握住玻璃棒,另一只手抓着丝绸反复摩擦玻璃棒,然后用玻璃棒吸引事先准备好的纸屑,结果纸屑没反应。我一下担心起来,感觉有点不好,是不是天气太潮湿,这个实验无法做成? 于是,我让这名学生回座位,自己出马,做实验时还是有些担心会失败,怀着必败的心情对学生说:“由于夏季潮湿,现在因天空湿度很大, 摩擦产生的静电很容易漏掉跑到潮湿的空气里,实验成功率很低,我们再来试一试。”我一只手握住玻璃棒, 另一只手抓住丝绸, 用力沿着一个方向不断摩擦玻璃棒,然后用玻璃棒吸事先准备好的纸屑,一部分纸屑竖起来,好像有戏,有几粒小纸屑被吸引上来,实验终于成功。我找学生描述实验的现象:摩擦过的玻璃棒吸引小纸屑,有两片小纸屑飞出去。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吸引小纸屑, 说明玻璃棒带电,为什么又会有两粒小纸屑飞走了呢? 经学生讨论分析得到答案,摩擦过的玻璃棒带电吸引小纸屑,小纸屑带上与玻璃棒相同的电荷,二者相互排斥,小纸屑就排斥地飞走了。另外两个静电实验也很成功。
下课回到办公室,我想了想,做实验的学生本来在学习物理上就不是很自信, 我怎么可以把做实验失败的他直接赶回座位呢? 会使他做实验的积极性受挫,自信心弱化。我自己做实验的那部分完全可以由教师指导学生继续完成, 促其完成实验,让他感受成功。
物理实验员回来后 , 我们两人 研究了一 下刚才那 个学生做失败的实验。做这个实验是不是一定要沿着一个方向不断摩擦玻璃棒,用丝绸往复式地摩擦玻璃棒,应该能够起电吸引纸 屑 ,试了一下 没什么效 果 ,继而加大摩擦力度,加快摩擦速度,出乎我的意料,这种方法能让玻璃棒带电吸引小纸屑,再试一次,成功了。这是为什么呢? 这时,摸一摸玻璃棒还很烫手,说明加大摩擦力度进行快速摩擦,会使丝绸和玻璃棒的温度急剧升高,丝绸和玻璃棒附近的水分受热蒸发,二者附近的空气变得干燥,产生的静电不容易跑掉,实验便容易成功。
很多实验,只有做了才会发现问题,有了问题才会思考、研究、改进。回想当时做的实验,如果让学生再试一次,再坚持一下,也许那个学生就会成功。学生做实验不成功的时候,教师不应该把学生赶回座位上, 不能一味地为追求成功的实验而实验,应该跟学生一起分析失败原因,一起想办法,更注重学生科学研究精神的培养。
第二天上物理课,我提前到了班级,找那位因实验做失败被我赶回座位的学生,进行了沟通,希望他把上一天的那个实验再做一次,他使劲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似乎正在等待这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做实验前我点拨这个学生几句,这位学生这一次实验仍然没有成功,略显窘态。我鼓励他,摩擦起电时,稍用点力气,再加快摩擦速度,再试一试,这一试成功了。有了我和物理实验员之前的研究, 这样的结果对我们来说意料之中的成功,但对那位学生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成功收获,其价值不仅是实验成功,更让其体会到,成功有时需要他人点拨,成功往往孕育在再坚持一下中。
这个学生的物理有了一定起色,我推荐他参加丹阳市航模比赛,获得二等奖,高一期末考试物理成绩上升到中等水平,现在已经上高二,选的是理科,我问他为什么选择理科,他说喜欢听我上的课。这个回答让我意外,这应该称为“亲其师,信其道”。2014年10月初,在班级组织开展的自制电动机的课外活 动中 ,这个学生 表现出极 大热情 ,第二个制 作完成电动 机 ,虽然制作 的略显粗 糙 ,但经过几 次调试电 动机转动起 来 ,看到他兴 奋的样子 ,我感觉这 个学生正 慢慢喜欢上 物理这门课。在最近的一次考试中,这个学生的物理成绩已经突进到班级的前十名,这让我感到很惊讶,这个学生在物理学习上已经进入快车道,突然间我感觉自己做教师很有成就感。
激发幼师学生数学学习的内在动机 篇4
幼儿师范学校对学生考核不严格, 许多学生仅满足于成绩及格, 顺利拿到毕业证。因此使许多学生缺少远大理想, 对未来前途感到迷茫和失望。这是对数学学习不积极的思想根源。所以教师非常有必要向学生说明学习数学的价值。即为什么要学习数学?为什么把数学设为学校主要的文化基础课?为什么好多类型的考试都要考数学?这需要从数学的认识、德育价值等诸多方面来阐述数学教育的价值。
1.1 数学的认识价值。
所谓数学的认识价值, 是指学习和掌握数学科学知识及其过程在发展人的认识能力上所具有的教育作用和意义。
数学科学的认识价值表现为数学是锻炼思维的体操、启动智慧的钥匙。
每个正常人的思维能力先天差别不大。但是思维能力作为一种潜能, 必须通过刻苦的训练才能显现出来, 转化为一种认识能力, 而数学在这种能力的训练中具有显著的作用。首先, 逻辑思维能力是思维能力的核心, 数学是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最好的、最直接的载体。其次, 训练数学思维能力的价值不仅在于严密的逻辑推理, 数学也是学习合情推理的理想课堂, 学习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思维程序, 培养探索解决能力的最佳场地。最后, 数学方法的思维功能是数学教育功能最突出的体现。在数学的内容体系中, 数学方法是核心内容, 因为数学思维从宏观上看是一种观念形态的策略创造, 数学教学的重点就在于培养学生如何用数学的眼光、数学的方法去透视事物, 提出数学概念, 解决数学问题, 而数学方法就是数学思维策略创造的结晶。要学会创造就要从数学思想方法的学习与应用开始。
1.2 数学的德育价值。
所谓数学的德育价值, 是指数学在人的科学世界观、道德色彩和个性品质的形成和发展中所具有的教育作用和意义。人的毅力看、刻苦精神、对真理的追求、对问题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协作共事的作风, 这些做人的基本准则和一个人的品质, 都不是先天铸就的, 而是通过后天受的教育、学习、实践逐步形成并完善的, 其中数学教育对此具有重要的功能。数学教育对学生的性格特征的影响结果, 前苏联数学家、数学教育家辛钦归纳为四点:真诚、正直、坚韧和勇敢。
数学是一门精确的科学, 在数学演算中, 来不得半点马虎, 在数学推理中, 更容不得粗心大意。粗枝大叶、敷衍塞责是与数学的严谨性格格不入的, 因此数学使人缜密。
数学是一门循序渐进、逻辑性很强的抽象科学。学习数学, 攻克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会逐渐铸就人们脚踏实地、坚韧勇敢、顽强进取的探索精神。
一个人学习数学, 工作以后很可能由于长期不接触数学, 而“把数学都还给老师了”。但由于学习数学过程中领悟的数学的精神、思想和方法, 作为一种品格力量, 却一直发挥着作用, 这集中体现了数学的德育价值。
2 强化初中基础数学内容的系统梳理
心理学研究表明, 多数情况下, 提高学习动机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学生取得较好的学习成绩, 有经常性的成功体验。据相关测试、调查统计, 幼师生中, 约30%数学基础较好或尚好, 约40%存在明显的缺陷或不足, 约30%缺乏起码的数学基础知识与数学学习能力。其间差距之大令人吃惊, 且伴随着幼师招生规模的扩大, 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与巨大基础差异相对应的是他们对数学学习的态度及认识水平之间的差异。很多学生“望数生畏”, 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障碍, 多数学生学习数学的动机不强、兴趣不浓、信心不足、畏惧心里严重、齐加尼克现象突出。如果急于完成幼师数学任务而赶进度、往往适得其反, 使更多的学生游离于数学学习之外。因此, 适当降低教材起点, 注意与初中内容的衔接。
3 适当降低教学内容的统一性与提高教学内容的针对性
数学作为幼儿教育一门主要文化基础课, 对人的素质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对后继学习的基础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幼市教育的特殊性, 需要我们关注教学内容的针对性, 强调学以致用, 引起学生的重视和关注, 为学生所接受, 提高教学实效。
其一, 专业类型繁多, 不同专业对数学要求差别很大, 相近专业要求也不尽相同。其二, 幼师生数学基础很不平衡, 起点高低跨度很大, 且非智力因素水平相差甚远。其三, 学生努力目标不尽相同:有的立志于对口升学, 继续深造;有的倾向于全面发展, 从事容智能与技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就业;有的希望扬长避短, 从事有一技之长的技能型就业。
4 淡化数学知识的系统性, 与强化数学知识的应用性
如果我们的数学教师在数学知识的系统性与数学知识的应用性的关注上有所选择的话, 由于我们教师自身的经历与数学学科自身的特点, 我们会有更多的理由来选择关注数学知识的系统性。因此我们常常在自觉与不自觉中重视或倾向与关注数学知识的系统性, 生怕某一章节或某一知识点的缺失影响系统的完整性, 而对数学知识的应用性常常关注不够, 其实对幼师数学教育而言我们更需要关注后者。根据著名数学家斯托利亚尔提出的数学教育应包含三个方面: (1) 经验材料的数学组织化; (2) 数学材料的逻辑组织; (3) 数学知识的应用。长期以来, 我国数学教学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冲击与影响, 往往是掐头、去尾烧中间, 而这种病态延伸到幼师, 往往使幼师数学教育面临中间烧不热头尾难立足尴尬局面, 致使幼师生望“数”兴叹。因此, 幼师教育要摆脱困境, 必须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与束缚, 平衡处理好这三方面的关系, 重视经验材料的数学组织化, 淡化数学材料的逻辑组织, 强化数学知识的应用, 特别是围绕专业的相关应用。这样, 我们既可以扬长避短, 又可以通过学以致用, 使学生学有兴趣。
5 淡化数学学习的结果与注重数学学习的过程
长期以来,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 数学教育往往是重结果、轻过程, 重知识、轻实践, 重训练、轻能力, 这使得基础相对薄弱的幼师生雪上加霜, 没有过程的结果, 他们理解不了、接受不了;没有应用的知识, 他们缺乏兴趣, 巩固不了。其实从高中到幼师, 数学教育的功能已从“筛”变为“泵”, 已从以应试为主转变为以提高数学素养和应用能力为主。这就要求我们注重数学学习的过程, 淡化数学学习的结果。
首先, 注重知识的发生过程可有效弥补幼师生数学基础的薄弱;其次, 注重知识的发生过程便于学生的自主性学习, 有利于让学生自己去发现规律、获得知识、提高对一般规律的探究能力;再次, 注重知识的发生过程, 便于使更多的数学问题接近学生的现实生活, 使学生感悟:生活中处处有数学, 数学中处处有生活的道理;最后, 注重过程、淡化结果便于数学学习向数学活动转变, 有利于提高数学教育的实效性, 克服学生因基础薄弱而带来的心理障碍, 消除自卑心理, 重新确立学好数学的信心。
6 常规化教育与数学教育的区别化改革
所谓常规数学教育就是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要求、统一进度、统一考核下的数学教育, 是我们长期以来所一直采用, 至今一直沿用的教育模式。而这一模式的理论基础就是假设所有的学生都有相同的智力因素与相同的数学基础, 而这一假设在当前多元智力理论的背景下, 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甚至错误。对幼师学校的学生实际而言, 这一假设也显然不能成立。根据加德纳教授的多元智力理论, 人的智力是多元的, 人除了言语、语言智力和逻辑、数理智力两种基本智力外, 还有其他七种智力, 每个学生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上述九种基本智力, 智力之间的不同组合表现出个体间的智力差异, 每个学生有自己的智力弱项, 也有自己的智力强项, 数理智力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 加之非智力因素的影响, 导致了数学基础的巨大差异, 这方面, 幼师生更为突出。如果我们数学教育教学的过程忽视这一巨大差距, 仍然沿用常规化教学, 势必是与愿违, 使更多幼师生游离于数学学习之外。
因此, 根据学生的基础差异、不同专业对数学知识的要求不同、学生的发展方向不一致的因素, 区别对待每一个学生;充分关注、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 以最大程度的个别化教学, 激发学生的主体性精神;让学生广泛参与教学过程, 有经常性的成功体验, 不断享受数学学习的成功与乐趣, 从而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学有所得, 以求得教学效益的整体提高。
摘要：探讨了如何激发幼师学生数学学习的内在动机。
关键词：幼师学生,数学学习,统一性,针对性,系统性,应用性
参考文献
[1]钟启泉.基础课程改革纲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李玉琪.数学教育概论[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内在共享动机 篇5
青少年学生会犯错误, 这是难以避免的, 也是成长必要的, 因为他们只有知道什么是错误的, 才能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犯错后, 教师会经常运用惩罚去推动学生改过迁善。惩罚作为一种教育手段本身没有好坏, 但由于一些教师对惩罚认识、运用不当, 给学生造成了伤害, 所以常遭非议。因此我们就很有必要先正确认识教育惩罚, 然后再探析学生改过迁善的内在动机。
一、正确认识教育惩罚
《教育大辞典》对惩罚的解释是:惩罚一是“对个体或集体的不良行为给予否定或批评处分, 旨在制止某种行为的发生, 与奖励相对。”二是“为减少某种行为重现的概率而在此行为后伴随的不愉快事件。”[1]根据辞典的释义, 教育惩罚概念的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教育惩罚要对学生错误进行否定
教育惩罚本质上是一种对学生错误行为的否定性评价。教师惩罚学生就是把否定性评价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给学生, 同时要指明错误的原因、后果以及矫正错误的有效措施。
2. 教育惩罚必然要使学生感到痛苦
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 教育惩罚必然要使犯错学生感受到一定的痛苦, 这对于促使他们改过迁善是必需的。因为首先, 惩罚的痛苦会促使学生反思自己的错误行为及其后果, 意识到痛苦是由于自己过错造成的;其次, 痛苦的消除是对个体改过迁善行为的后效强化也是负强化, 即只有过错者停止错误行为、做出正确行为痛苦才能消除。当然惩罚痛苦的强度应适当, 并尽可能小。
3. 惩罚后学生的错误行为减少
判断教育惩罚是否有效的标准, 就是看学生的不良外在行为是否减少或消失。正如美国学者米尔腾伯格 (Miltenberger) 所说:“你不能以行为的结果是否显得令人不快或令人厌恶来对惩罚进行定义。只有将来的行为确实少了, 你才能得出某种具体结果是惩罚因素的结论[2]。”
总之, 教育惩罚是以使学生感到痛苦为手段, 以外在错误行为的减少或消除为判断是否有效的标准, 以教育学生改过迁善为根本目的。
筅山东济宁学院来维龙
需要注意的是, 并不是学生所有的问题行为都是需要被惩罚的不良的、错误的行为。学生的问题行为一般被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外向性问题行为, 指那些粗暴干涉别人即反对别人管束的行为, 包括不服从的、敌对性的、攻击性的和破坏性的行为;另一类是内向性问题行为, 包括具有“神经质”特征的性格问题行为, 以及其他也以退缩性行为表现出来的问题行为, 例如神经过敏、烦躁不安、过度焦虑、不与同学合作交往等。教育惩罚主要是处理外向型问题行为, 而对于内向性问题行为的矫正, 教育者不能仅简单地给予否定, 而应在否定其错误思想观念的基础上, 再结合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
另外, 由于教育现实中个体、情境、事件等诸多要素都具有突出的多样性和个体性的特征, 因此教育惩罚的形式是灵活多样的。教育者应根据学生的个体特点、错误类型、严重程度、犯错情境等要素灵活恰当地选择惩罚方式。
二、需要产生改过迁善的内在动机
当学生犯错受到惩罚时自然会感到恐惧, 并力图逃避或减少惩罚的痛苦。怎样才能达到消除痛苦的目的呢?学生要么做出符合教育目的与要求的行为, 要么消极应付惩罚, 没真正地改过迁善。前者能产生积极教育意义, 后者是我们力图规避的。教育惩罚要产生积极教育意义, 就需要有一种内在的力量, 让它推动学生认识自己的过错, 理解接受惩罚中的教育要求, 进而再外化为行为的改变。在这种内在力量的推动下, 学生的改过迁善就是深刻有效的。这种内在力量究竟是什么呢?我们逐步分析:惩罚为什么会使人感到痛苦?那是因为惩罚使人的一些需要无法得到满足;受罚者为什么力图消除惩罚的痛苦?那是因为他想使自己的一些需要得到满足。看来这种内在力量就根源于需要!
1. 需要是行动的内在动机
马克思在谈到人性时说:“他们的需要, 即他们的本性[3]。”人的需要是人的各种质的规定性中最原始的本质属性, 人的需要是个体积极性的源泉。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 认为人的基本需要是按一定层次排列的, 从低到高依次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后来他又在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之间增加了认知需要和美的需要。尽管理论界对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有颇多诘难, 但理论的需要层次划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人的需要的多样性, 很符合人类需要的实际, 给了我们一个清晰可行的角度去分析把握人类需要, 能比较清楚明了地指导教育者按教育要求去引导、满足学生不同层次的需要, 因此我们以需要层次理论为架构, 探寻激发学生改过迁善内在动机的路径。
马斯洛认为需要的层次顺序不是固定不变的, 低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后, 就会产生高一级的需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其全部基本需要都是部分地得到了满足, 同时又都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得到满足[4]。马斯洛后来又从整体上把上述七个层次需要分为两大类, 较低的前四层称之为缺失性需要, 较高的后三层称之为成长性需要。缺失性需要是由于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缺失而导致的, 这种需要一旦获得满足其强度就会降低。因此教师应经常关注和满足学生的缺失性需要。成长需要则是在缺失性需要满足的基础上产生的, 其特征是需要的强度不但不随着需要的满足而减弱, 反而会因获得满足而增强, 即在成长需要之下, 个体所追求的目的物是无限的[5]。
2. 青少年学生需要的特征
青少年学生也有不同层次的需要, 这些需要都与教育情境中特定的人和物有关, 它们从整体上构成了推动学生学习、交往和发展等的内在动机体系。青少年学生需要的发展特征是:随着学生社会化水平的逐步提高, 他们的社会性需要会随之增强, 在需要的总体系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 并在行为决定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学生会越来越在意老师和同学是否喜欢、接纳他, 那是因为他们归属与爱的需要正逐渐强烈;学生也会在意老师同学对他的评价, 他们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因为尊严这个词对他们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学生会为自己心中的那份理想与追求而努力, 内心所追求的那个真善美的自我形象也会越来越清晰、生动, 因为在他们身上那份尽己所能以达己所愿的自我实现需要也越来越强烈。
教育实践中, 教师应根据学生个体需要的特征, 创设条件先满足其较低层次的基本需要。在此基础上, 再积极引导学生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并给予满足, 从而持续有效地从学生身上激发出积极的、符合教育目的要求的内在行为动机。
3. 学生自我保护需要是产生改过迁善的内在动机
根据是否符合教育目的和要求, 我们可把学生的需要分为两类:一是符合教育要求能产生积极动力的需要, 另一类是不符合教育要求形成教育阻力的需要。从需要的角度分析, 学生犯错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学生产生了不符合教育要求的需要, 二是学生的需要是合理的, 但满足方式不合理、不正确。
惩罚的痛苦主要包括肌肤肉体之痛和精神心理之苦。肉体感受到的痛苦是生物属性的, 主要有累、疼、乏、困等, 与人基本的需要如生理、安全的需要相联系;精神感受到痛苦是社会属性的, 主要有忧、虑、惧、羞、愧、耻、悔等, 与人的社会性需要如归属、爱、自我实现需要相联系。教育惩罚对学生的威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惩罚使学生身心承受一定的痛苦;二是惩罚会使学生的合理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教育惩罚使学生身心感受到痛苦, 实际上就是使学生的某些合理需要不能得到满足, 如罚学生劳动, 其休息需要就不能满足, 公开批评学生, 其自尊需要就会受到影响等。教育惩罚的痛苦就是以学生的需要暂时不能得到满足或受到伤害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 学生自然会产生一种自我保护的需要, 以保护自己身心少受痛苦, 保护自己合理需要能得到满足。在这种自我保护需要的推动下, 学生就会改过迁善, 以换取身心少受痛苦和合理需要得到满足的结果。当然这里有一个必要前提, 那就是教育惩罚痛苦的形式和强度是适当的。
总之, 惩罚压力下学生自我保护的需要能促使学生产生改过迁善的内在动机。教师根据学生犯错是为了满足哪方面需要, 采取针对性措施对其某些需要的满足设置障碍, 也即让学生感受到某些需要得不到满足的痛苦, 他们随之就会产生保护自己合理需要得到满足的需要, 这样教师就可利用这种需要的力量引导学生改过迁善。在学生改过迁善的过程中, 他们一些合理的需要也会得到满足。教师如果熟悉了惩罚压力下学生改过迁善内在动机产生的机制, 那么在运用惩罚时就会有的放矢, 不会出现较大偏差了。
参考文献
[1]顾明远.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 (上)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176.
[2][美]Raymond G.Miltenberger.行为矫正原理与方法 (第三卷) .石林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4.9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514.
[4][美]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成明译.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3.58～62.
内在共享动机 篇6
一、理论构建和研究设计
(一)理论构建
现有文献中,对个体消费态度的形成和引发个体消费态度的改变具有较好解释力的理论,主要来源和借鉴于精细加工模型(ELM)的态度改变路径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TAM)的信息采纳理论。ELM理论认为,个体可能通过深度全面的客体信息的评估形成或改变对客体的态度,也可能通过外围的信息提示或劝导而形成或改变对客体的态度;TAM理论认为,个体之所以采纳信息发送者的信息,是因为他/她觉得信息发送者的信息具备可信性和有用性。已有的虚拟社区知识共享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的理论基础主要借鉴ELM理论,如李小鹏(2013)[3]运用ELM理论研究了虚拟社区知识共享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但是,此类研究并不能揭示虚拟社区知识共享各相关要素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以及上述相关要素共同作用于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具体路径。
基于ELM理论和TAM理论,本研究认为在虚拟社区知识共享情境下,消费者的态度可以籍由共享知识信息的劝导作用得以形成或发生改变。不过,共享知识信息对接受者的态度产生劝导作用发生的前提条件是共享知识信息的具备相应程度的可信性和有用性。因此,本研究整合ELM理论和TAM理论,结合常亚平等(2011)[2]和李小鹏(2013)[3]等研究成果,进一步认为通过虚拟社区知识共享,消费者之间交流和分享与品牌相关的信息和知识,对消费者的品牌态度的形成和改变存在明确的外围劝导效应。虚拟社区知识共享对消费者的品牌态度的外围劝导效应产生的前提条件是虚拟社区共享的知识的有用性和可信性,而有用性和可信性与虚拟社区知识共享主体的特征、共享的知识的属性、知识共享的情境、知识共享的过程等因素存在确定的联系。由此,本研究提出虚拟社区知识共享影响消费者的品牌态度的内在机制:消费者在对虚拟社区知识共享主体的特征、共享的知识的属性、知识共享的情境、知识共享的过程等因素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形成信任感和有用性感知;继而,根据信任感和有用性感知,对相应的品牌进行评估,最终形成自己的品牌态度。
(二)研究变量的选择
由于虚拟社区的开放性、匿名性,社区成员可能缺乏诚信,传播虚假信息和发布欺诈内容。因此,虚拟社区的知识共享主体的特征以及共享的知识的属性是社区成员最为关注的主体和客体因素。为此,本研究主要实证分析虚拟社区的知识共享主体的特征以及共享的知识的属性两个关键变量通过信任和有用性影响消费者的品牌态度的内在机制。此外,在虚拟社区中,成员之间相互分享知识,互动沟通信息[1]。因而,从系统的角度看,虚拟社区成员既是一些信息和知识的发送者,也是另外一些信息和知识的搜寻和接受者。从整体上看,虚拟社区成员品牌态度之间可能产生相互影响关系。为了研究的可行性,本研究只考虑单向的影响关系,即品牌相关知识和信息的发送者对接受者的品牌态度的影响的发生机制。
在知识共享过程中,信息发送者的专业能力、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强度、信息接受者的专业能力、社区活跃程度、搜寻信息的主动性等虚拟社区知识共享主体维度是信任的关键影响因素[2]。已有研究也表明,信息来源者专业水平以及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同质性程度(关系强度)对信息搜寻者的决策存在显著的影响[4]。本研究旨在分析品牌相关知识和信息的发送者对接受者的品牌态度的影响机制,因而,主要考虑虚拟社区知识共享主体维度中的信息发送者的专业能力、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强度两个变量。另外,网络口碑信息构成特性对网络口碑传播的效果存在明确的影响[5]。其中,网络口碑的可靠性和网络口碑数量是消费者品牌态度的重要前置变量[6]。由此,本研究针对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客体属性因素方面,主要考虑信息质量和信息的强度两个变量。
综上,本研究主要选取信息发送者的专业能力、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强度、信息信息质量和信息的强度等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作为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前置影响变量,实证探询上述主客体因素通过信任和有用性两个中间变量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内在机制。尽管共享知识的发送者也可能是一般的消费者,为了研究的方便,下文我们将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接受者称为消费者。
(三)研究假设
1. 感知有用性与信任对消费者的品牌态度的影响。
品牌态度是消费者通过直接的消费经验或者间接的他人或媒介的宣传以及自身的情感体验而形成的对品牌的正面或者负面的评价[7]。其中,在虚拟社区传播和共享企业品牌相关知识,可以明确影响消费者的品牌态度[3]。但是,如前所述,这种劝导效应的前提条件是消费者觉得虚拟社区所共享的品牌知识具有可信性和有用性。国外已有研究表明,在线购物情境下,感知有用性和信任感对消费者的产品态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8]。即消费者感知的信息的可信性和有用性程度越高,对产品的态度越趋于积极。国内有研究者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网络口碑传播都能够影响消费者的态度,能否产生影响主要取决于消费者对网络口碑的信任程度[6]。董萌萌(2013)[9]实证检验了消费者对社交网络的信任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的品牌态度。另一方面,龚艳萍和梁树霖(2014)[10]实证检验了在线评论情境下,消费者感知的有用性对其品牌态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可见,无论是网上购物情境下,还是在线评论和网络口碑传播情境下,信任感和感知有用性均对消费者产品或品牌态度存在明确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信任感对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消费者的品牌态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2:感知有用性对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消费者的品牌态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2. 知识共享主体特征对消费者的信任感和感知有用性的影响。
在虚拟社区知识共享主体特征方面,信息发送者的专业水平是信息接受者对信息发送者是否能够提供正确信息的能力的主观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信任感。信息接受者认为信息发送者的专业能力越强,则对信息发送者的信任感越高[2]。铁翠香(2011)[5]也检验了信息发送者的专业水平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的信任感。虚拟社区知识共享主体之间的关系强度表达了虚拟社区的信息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的熟悉程度和关系紧密程度,确定影响到信息接受者的信任感[2]。但他们的实证结果并不支持这个推断。对此,常亚平等(2011)[2]给出的解释是,虚拟社区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收者之间可能并无实际的接触,因此,信息接收者的信任感主要来自于对信息发送者专业能力的判断。然而,另有研究者提出关系紧密的信息发送者更愿意无保留地分享真实的感受和信息,从而更容易让信息接收者感到信赖和可靠的假设,并通过了实证的检验[11]。在关系强度对信任感的影响上,之所以出现不一致的研究结论,可能是在同时考虑信息发送者的专业能力和成员之间的关系强度对信任感的影响时,关系强度的作用效果受到了专业能力作用效果的压制。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虚拟社区共享知识发送者的专业能力对消费者的信任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4:虚拟社区知识共享主体间的关系强度对消费者的信任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线评论情境下,信息发送者的特征,如专业性能力、社会性特征等因素对信息接收者的有用性评价存在明确的影响[12]。相比较专业水平低的信息发送者,专家水平高的信息发送者提供的产品知识信息对消费新手的帮助更大[4]。因而,更能获得信息接收者积极的有用性评价。由此可以认为,虚拟社区共享知识的发送者的专业水平对接受者的感知有用性存在正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虚拟社区中,信息搜寻者与信息发送者关系紧密,预示着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质性,可能具有相同或类似的产品需要和产品价值观念[4]。因此,由关系紧密的信息发送者提供的信息和意见被认为更有帮助[11],即信息接收者和信息发送者之间的关系紧密程度对信息接收者的感知有用性存在积极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虚拟社区中共享知识发送者的专业能力对消费者的感知有用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6:虚拟社区中知识共享主体间的关系强度对消费者感知有用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3. 知识共享内容属性对消费者的信任感和感知有用性的影响。
在网络口碑传播过程中,反映信息质量的显著性提示(趣味性、图文、易于理解等信息呈现的方式)不仅影响信息接收者的注意力,也正向影响信息接收者的信任感的形成[5]。因此,共享知识的质量对成员间的信任感产生积极的影响[13];另一方面,信息的强度表达了信息发送者的语气和态度强烈性程度,语气强烈和态度坚定的口碑信息可以在消费者心里形成深刻的映像,对消费者的品牌态度产生强烈的影响[14]。由此,本研究认为,在虚拟社区知识共享时,信息发送者对于产品和品牌的相关知识描述得越详细、越清晰,尤其是辅以视听效果的图片、音像等内容,可以增加说服力。与此同时,信息发送者加上饱含情感、语气确定的评论,会更有助于消费者产生认同感和信任感。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7:虚拟社区中分享的信息质量对消费者的信任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8:虚拟社区中分享的信息强度对消费者的信任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对在线评论有用性的评价与评论的内容本身密切相关。例如,反映信息质量的在线评论的长度、观点的明晰性、文本特征、及时性和时效性等要素均对在线评论的有用性存在明确的正向影响[12]。同样的,Casaló等(2010)[15]认为在线信息的易用性对有用性产生确定的正向的影响,并实证检验了辅以旅游产品图片的在线旅游信息表现形式可以提高消费者的感知有用性。因此,在线评论的内容质量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感知有用性[10]。同样的,反映信息强度指标的评论的语气和态度等要素均对在线评论的有用性存在明确的正向影响,消费者对语气中立、态度不明确的在线评论的有用性的评价趋于消极[12]。由此可见,信息的内容质量和信息的强度对消费者的感知有用性存在明确的正向影响。虚拟社区共享知识发送者表达的信息形式越清晰、生动、及时,语气和态度越确定,消费者的感知有用性水平越高。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9:虚拟社区中分享信息的质量对消费者的感知有用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10:虚拟社区中分享信息的强度对消费者的感知有用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根据以上理论构建与研究假设,本研究建立了以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信息发送者专业能力(SE)、虚拟社区知识共享主体间的关系强度(RS)、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信息质量(IQ)和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信息强度(II)作为前置变量,以消费者信任感(SR)和消费者感知有用性(PU)为中间变量,以消费者品牌态度(BA)为结果变量的概念模型。其中,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信息发送者专业能力(SE)、虚拟社区知识共享主体间的关系强度(RS)为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主体特征变量,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信息质量(IQ)、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信息强度(II)为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客体属性变量,消费者信任感(SR)、消费者感知有用性(PU)为信息采纳的决定性变量(详见图1)。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理论与方法,利用问卷调查获取数据,使用SPSS18.0统计软件和AMOS18.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检验概念模型和验证研究假设。
(一)变量测量与问卷开发
本研究借鉴和参考相关文献成果,编制测量量表和问卷,对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信息发送者专业能力(SE)、虚拟社区知识共享主体间的关系强度(RS)、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信息质量(IQ)、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信息强度(II)、消费者信任感(SR)、消费者感知有用性(PU)、消费者品牌态度(BA)等7个潜在变量进行测量。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信息发送者专业能力(SE)参考Bansal和Voyer(2000)[16]量表,从虚拟社区信息发送者是否具备该品牌的专业知识、是否为该品牌领域的专家、是否对该品牌有丰富的经验等三个方面加以测量;虚拟社区知识共享主体间的关系强度(RS)参考Gilly等(1998)[4]的研究,从消费者与社区成员交流互动、关系亲密与否、有无共同语言、熟悉程度等四个方面加以测量;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信息质量(IQ)参考殷国鹏等(2012)[12]、龚艳萍和梁树霖(2014)[10]以及铁翠香(2011)[5]的研究,从虚拟社区传播的信息内容易于理解性、时效性、详尽与易读性、图文并茂与生动性等四个方面加以测量;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信息强度(II)参考朱小莉(2014)[14]的研究,从虚拟社区传播的信息的语气的坚定性、说服力、感情色彩等三个方面加以测量;消费者信任感(SR)借鉴Lee(2002)[17]和铁翠香(2011)[5]的研究,从真实性、可靠性、值得信赖等三个方面加以测量;消费者感知有用性(PU)参考Casaló等(2011)[18]和铁翠香(2011)[5]的研究,从信息是否有用、是否为自己所需、是否帮助了解相关知识等三个方面加以测量;消费者品牌态度(BA)参考Mackenzie和Spreng(1992)[19]的研究,从品牌好坏、是否令人愉快、喜欢或厌恶等三个方面加以测量。在此基础上,本研究编制了包含23个题项的调查问卷,用Likert五点尺度进行测量。1-5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有点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完全同意”等五种不同的语义程度。问卷采用自我评定方式进行测定,要求被调查者根据自我的实际看法进行填写。
(二)数据采集与样本概况
本研究于2015年9-12月期间,利用问卷调查的手段,通过论坛、QQ群、问卷星等途径,结合重庆地区的纸质问卷的现场调查,面向有网络消费经历的个体采集数据。共发放调查问卷560份,回收有效样本498份,有效回收率为88.9%。在有效样本中,男性占40%,女性占60%。18-30岁年龄者占87.4%,30岁以上占11.2%,18岁以下占1.4%。加入或参与QQ群、微博、淘宝社区、大众点评网、当当评论平台、品牌官网、地区性消费论坛等虚拟社区1-3年者占48.2%,3年以上者占19.3%,半年至1年者占32.6%,半年以内者占16.9%。平均每周光顾虚拟社区1-3次者占53.4%,3次以上者占29.1%,1次以下者占17.5%。
总体而言,有效样本参与虚拟社区的程度较高,对虚拟社区知识共享活动比较了解。
三、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一)信度分析
信度代表对量表重复测量后能够产生一致性结果的程度,用来测量量表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常用Cronbach’s Alpha系数进行检验。一般而言,问卷设计质量越好,信度的值越高,从表1可知分量表中,除“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信息强度”的Cronbach’s Alpha的值为0.694,略低于0.7以外,其他潜在变量的Cronbach’s Alpha均超过了0.7,表现出了较高的一致性。总量表中,整体问卷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935,说明问卷内部的一致性比较好,问卷质量和数据质量均有良好表现。具体信度指标如表1所示。
(二)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测量变量为23个,有效样本为498个,符合探索性因子分析对样本数量的要求。运用SPSS18.0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KMO值为0.944,远远大于0.7的标准;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较大的相关性,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23个指标聚集成7个因子,7因子的累积贡献率达到了70.737%。各因子所属测量变量的因子载荷值如表2所示。
注:因子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为Kaiser法。表格中空白部分为因子载荷小于0.4的数据,略写。表中代码分别表示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信息发送者专业能力(SE)、虚拟社区知识共享主体间的关系强度(RS)、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信息质量(IQ)、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信息强度(II)、消费者信任感(SR)、消费者感知有用性(PU)、消费者品牌态度(BA)的相应的测量指标。
(三)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测量模型的质量,本研究使用AMOS18.0软件对样本数据做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测量指标的标准化估计值处于0.56-0.84之间,均达到了0.5以上,并且均达到0.01的显著水平。具体指标如表3所示。
此外,测量模型评价方面的主要指标表现良好。χ2/df=1.595,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0.035,拟合优度指标(GFI)=0.978,规范拟合指数(NFI)=0.943,增量拟合指数(IFI)=0.978,相对拟合指标(RFI)=0.931,比较拟合指标(CFI)=0.978,均超过各项评价指标的门槛值的要求。因此,测量模型的拟合度达到相当理想的水准。可见,测量模型与样本数据良好匹配,适合于进一步做结构模型分析。
注:表中“***”表示达到0.001显著水平;表中代码含义同表2。
(四)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本研究使用AMOS18.0软件进一步做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χ2/df=2.829,RMSEA=0.061,NFI=0.901,IFI=0.934,CFI=0.933,GFI=0.920,均超过了各项评价指标的门槛值。可见,概念模型的整体拟合较好,能够较好解释各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各潜在变量之间的路径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消费者的信任感(SR)和感知有用性(PU)对于品牌态度(BA)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50、0.52,P值分别为0.004、0.005,均达到了0.01的显著性水平。因此,支持前述的研究假设H1和H2;虚拟社区共享知识发送者专业知识(SE)和虚拟社区知识共享主体间的关系强度(RS)对消费者信任感(SR)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8和0.51,P值分别达到了0.05和0.001的显著水平。可见,前述的研究假设H3和H4均得到支持;同样的,虚拟社区共享知识发送者专业知识(SE)和虚拟社区知识共享主体间的关系强度(RS)对感知有用性(PU)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9和0.20,P值分别达到了0.05和0.001的显著性水平。即,前述研究假设H5和H6均获得支持;虚拟社区中分享的信息质量(IQ)和信息强度(II)对消费者的信任感(SR)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5和0.61,P值均达到了0.001的显著性水平。所以,前述研究假设H7和H8均获得支持;同样的,虚拟社区中分享的信息质量(IQ)和信息强度(II)对感知有用性(PU)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8和0.76,P值均达到了0.001的显著性水平。因此,前述研究假设H9和H10均获得支持。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的10个研究假设均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注:表中“***”表示在0.001水平下显著;表中代码含义同表2。
四、研究结论与营销建议
通过以上理论推演和实证检验,本研究初步探明了虚拟社区知识共享主体特征和客体属性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具体路径和内在机制。虚拟社区知识共享主体特征因素(信息发送者专业能力、虚拟社区知识共享主体间的关系强度)和虚拟社区知识共享客体属性因素(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信息质量、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信息强度)分别通过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信任感和消费者感知有用性,继而显著正向作用于消费者的品牌态度。首先,虚拟社区消费者的品牌态度受到消费者的信任感和感知有用性的直接影响。在虚拟社区中,充斥着大量过载的信息,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亦处于虚拟状态。只有那些被消费者所信任的品牌信息,以及对消费者有用的品牌知识才会引起消费者的兴趣和关注,对消费者的品牌态度的形成和改变起到劝导和推进作用。其次,虚拟社区知识共享信息发送者专业能力和虚拟社区知识共享主体间的关系强度等虚拟社区知识共享主体特征,通过影响消费者的信任感和感知有用性对消费者的品牌态度产生劝导和推进作用。在虚拟社区中,搜寻品牌知识的信息接收者往往更愿意相信该领域的专家型信息发送者以及与自己具有相似性、价值观趋同、联系比较紧密的信息发送者,并且认为专家型信息发送者的知识对自己更为有益,与自己关系密切者的建议对自己更有帮助。因而,也更愿意听从专家型信息发送者和与自己关系密切者的,从而形成或改变自己的品牌态度。最后,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信息质量和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信息强度等虚拟社区知识共享客体属性因素,亦通过影响消费者的信任感和感知有用性对消费者的品牌态度产生劝导和推进作用。虚拟社区信息繁杂,消费者往往遭受信息过载的压力。那些内容易于理解和阅读、内容的时效性强、分享者情感渲染力强、评论语气确定的品牌信息对消费者更加有用,获得消费者的信任,引起消费者的共鸣,从而对消费者的品牌态度的形成和改变起劝导和推进作用。
“互联网+”经济时代,虚拟社区已经成为消费者交流品牌信息获取品牌知识的新型途径。如何充分利用虚拟社区平台,帮助消费者形成积极的品牌态度,是企业品牌营销的重要任务。本研究认为企业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完善虚拟社区品牌传播信息共享的主体和客体因素,着力提升虚拟社区成员的信任感和有用性感知,从而帮助社区成员形成和改变品牌态度。一是在相关虚拟社区培育专家型品牌代言人和品牌传播专员。建立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关注影响力较大的各类虚拟社区,有意识地引导和培养虚拟社区的意见领袖,聚集和维护大量的粉丝人群。从而形成自己的品牌偏好消费群体。二是制定和实施虚拟社区关系营销策略,增进社区成员之间的线下交流和情感联系。定期举行品牌俱乐部活动、品牌社团活动,增强虚拟社区成员彼此之间的现实联系传播企业的品牌文化。在此过程中,不断制造新的品牌话题,保持对消费者的品牌吸引力和品牌黏度。三是加强虚拟社区中品牌信息的质量管理,提升社区品牌信息的有用性和可信性程度。鼓励社区成员诚实分享自己真实的品牌体验。为社区成员提供品牌信息图片、影像视听材料的技术支持,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视听体验和吸引力,引起社区成员的共鸣。此外,虚拟社区环境中,关于品牌的负面信息传播更快,对消费者的品牌态度产生破坏性消极影响。企业应当成立专门的信息监管部门,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控制水贴,杜绝虚假品牌信息和错误品牌知识的传播。在网络谣言出现时,及时查清楚来源并澄清实施,防止遭受负面品牌信息的扩散。
五、研究不足与展望
内在共享动机 篇7
一
苏俄两次对华宣言增强了孙中山联俄的主观愿望, 但苏俄在中东铁路和蒙古问题上采取背信弃义和损害中国主权的做法, 对孙中山确立联俄政策产生了消极影响。
为联合中国捍卫苏维埃政权, 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 苏俄政府发表了两次对华宣言, 寻求与中国谈判建交, 并公开宣称废除沙俄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其取得的一切特权[1]80, 88。宣言公布后, 一方面引起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积极响应, 特别是增强了孙中山联俄的主观愿望:他曾致电列宁, 苏俄政府的声明使我国人民充满了希望。中国人民愿将俄国视为中国友邦, 从此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 取得民族解放, 也就有了指望[2]38。但另一方面, 对华宣言的宣传目的重于实际意义而且带有外交欺骗性质。这主要是因为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 苏俄宣称废除的不平等条约主要是指《中俄密约》及之后沙俄政府单独与中国政府订立的以及它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订立的侵华条约, 并未指明废除《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而且宣言所称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一语并不确切。因为中国东北虽沦为俄日两国的势力范围, 但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从未被沙俄所攫取。即使被沙俄夺取了行政权的中东铁路路区, 按1896年《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规定, 它仍然是中国固有领土;而沙俄从中国夺取的滨海地区事实上又为日本占领, 中国要收回也必须向日本交涉。因此对于中国东北地区, 苏俄政府并不存在什么放弃的问题, 更不存在那里的中国人民什么“自决归属”问题[3]。
此外, 从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至1924年中苏建交, 苏俄政府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的态度先后经历了“无条件归还中国, 毫不索偿”, 到中国“需要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条约”, 再到“劳农政府领域宽广, 对于中东铁路自有关系不能无条件放弃”的数次变化[4]56, 87, 382。而且在中俄谈判中, 苏俄违背两次宣言的基本纲领, 在中俄疆界和中东铁路问题上充分暴露出了它的民族利己主义特性, 最后在中国政府根本无力赎回中东铁路的情况下, 苏俄实现了对该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从而使宣言中的承诺成了纯粹的对华宣传手段。
在蒙古地位问题上, 孙中山即使在他领导的革命力量需苏俄援助的情况下, 也坚持了蒙古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明确立场:他在1922年8月27日写给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的回信中说:“至于蒙古, 我完全相信贵政府的诚意。我接受莫斯科无意使这一地区脱离中华民国政治制度的保证。我同意, 在北京出现改组后的能同贵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政府之前, 苏联军队应该留在那里。贵国军队立即撤走, 只会迎合某些列强帝国主义的利益。”[5]110而苏俄却早在1918年2月就曾致函“蒙古自治政府”, 称其有权独立, 表示要与之建立“平等关系”, 苏俄并且在19世纪20年代初, 不顾中国政府屡次反对, 强行派兵外蒙追剿白匪, 并坚持长期驻军外蒙, 对华实行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政策[6]。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使得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回国后向孙中山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苏俄的“国际主义”不外是“凯撒之帝国主义”, 在牺牲中国利益来维护自身利益方面, 苏俄与那些列强国家相比, 则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而已[7]36。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联俄问题分歧很大且迟疑不决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苏俄共产制度并非完全一致。孙中山下定决心联俄不仅是出于对当时革命几近绝境的现实考虑, 而且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苏俄输出革命战略的“迎合”, 带有实用主义倾向的策略选择。
孙中山深受欧美政治影响, 决定“联俄”只是革命陷入困境时不得已而为之, 孙中山同苏俄结盟带有实用主义倾向。1923年孙中山在与记者谈话时表示:“中华民国就像我的孩子, 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 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 而我们在河中被激流冲走, 我向英美求救, 他们只站在岸上嘲笑我, 这时候漂来俄国这一根稻草, 因为要淹死了, 我只好抓住它。英美在岸上向我大喊千万不要抓住那根稻草, 但是他们不帮助我, 他们自己只顾着嘲笑, 却又要叫我不要抓住苏俄这根稻草, 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 但总比什么都没有的好。”[8]299
孙中山只是借鉴苏俄建党建军经验, 并非在中国移植苏俄共产制度。孙中山认为“马克思所求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又名共产主义, 即大同主义。”[9]但在一些重要观点上, 孙中山的观点又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显著不同。在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 孙中山认为人类求生存, 也就是“民生问题才可以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9]819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实现社会主义;孙中山则认为“中国人大家都是贫, 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 只有普通的一般的贫。”“中国今日是患贫, 不是患不均。”“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 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9]因而主张用平均地权, 节制资本、发展国家实业的和平办法解决民生问题[9]826, 进而达到民生主义的目标。所以孙中山认为他与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相同的, 但实行的方法不同:“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 不是共现在。”[9]839所以, 1923年1月《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明确表述:“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 甚至苏维埃制度, 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 越飞君完全同感。”[10]52
尽管孙中山不乏对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怜悯, 但他的“扶助农工”并不意味着赞成农民以疾风暴雨般的革命手段没收地主土地;他的“节制资本”也并不要求以暴力手段推翻资产阶级[11]367。而且孙中山联俄后, 由于没能够识破帝国主义支持军阀、阻碍中国革命的本质, 没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他虽提出反帝的口号, 并在关余问题上与英国政府争执不休, 并坚决镇压了英国支持下的商团叛乱, 但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愿望出发, 孙中山一直都对英美日列强抱有幻想[12]。就连他委任的国民党组织教练员鲍罗廷也抱怨他总是寻求同帝国主义的妥协:国民党并不是完全反对帝国主义的, 孙中山并不认为帝国主义有很大的危险性;国民党对劳动群众也没有热情, “在孙的身上充满了对中国革命最有害的矛盾, 要摆脱这些矛盾对他来说极为困难”, “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从小资产阶级空谈中解救出来还很难说。”[13]423“有时我觉得, 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 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 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13]432由此可见, 孙中山的“联俄”仅仅是试图模仿苏俄“以党治国”的革命模式达到革命目的而已, 其动机绝非是为了引入苏俄的共产主义制度。
三
早先, 孙中山对苏俄政府有很大的热情, 希望与列宁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接触”, 特别是想知道“苏维埃、军队和教育的组织”[9]504。但1918年5月后, 苏俄却采用了带有双重外交目标的策略, 与中国的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同时接触, 企图借助吴佩孚的军事力量和孙中山的政治威望, 促使北京政府在中东铁路和外蒙问题上向苏俄作出让步[14]270。这可以从越飞致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并报斯大林的电报中看出来:“孙逸仙是中国的思想领袖, 吴佩孚是军事领袖, 两人联合后将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现在他们在进行谈判, 希望他们达成协议, 孙将任共和国总统, 并亲自兼任军事部长和总司令。”[5]107后来, 由于吴佩孚在蒙古问题上与苏俄立场完全相反, 特别是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 军阀政府发布了对马林等人的通缉令, 这才使得苏俄转向支持孙中山, 其双重目标的外交策略随即宣告失败。
在如何对待吴佩孚与张作霖的问题上, 苏俄希望获得北京政府的承认, 打破外交上的孤立, 因而对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采取了争取的政策, 对依靠日本的张作霖持反对态度;而孙中山的南方政权则以不承认北京政府为前提, 以反对曹、吴为主要目标, 甚至为了达到推翻北京政府的目的, 有联合张作霖的计划[15]。针对当时社会上风传苏俄将联合吴佩孚出兵东北驱逐张作霖的谣言, 孙中山特致函列宁道:“现在, 北京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奴仆和工具, 因此, 同北京交往无异于同帝国主义列强交往。危险的是, 北京和列强将有可能使用他们的阴谋而使您置于同中国人民对立的不利地位”[16]1532, 明确地向列宁表达了他反对苏俄同北京政府交往的立场。
20世纪20年代初期, 孙中山制定了西北军事计划, 打算在中国西北边境地带或新疆建立新的军事基地, 从俄国得到武器弹药, 训练高素质的军队, 然后与广州军事力量相配合, 同时对吴佩孚控制的北京发起进攻[17]130。虽然孙中山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得到的援助相当有限, 苏俄政府只答应“为中国革命者学习军事”提供方便[11]150, 最终使得孙中山在西北新疆、甘肃、外蒙靠近苏俄的地方建立新的军事基地的计划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