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机理分析

内在机理分析（共8篇）

内在机理分析 篇1

企业员工频繁自杀现象在近几年已引起企业界、新闻媒体、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其中, 华为公司发生的多起员工自杀案或猝死事件, [1]引发人们对华为公司引以为自豪的“狼性文化”进行反思。而在中国乃至国际社会受到关注最高、影响最广和反响最大的员工自杀事件当属2010年发生在深圳富士康公司的18名工人跳楼死亡或自杀未遂事件。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 企业员工频繁自杀现象也屡见不鲜。法国电信是欧洲第三大电信公司, 该公司2008~2009年发生35名员工自杀、13起自杀未遂事件;2010年的前3个月, 相继有11名员工自杀。[2]

迄今为止, 无论学术界还是舆论界, 纷纷将富士康公司员工自杀原因归咎于其对员工的半军事化管理模式和冷漠人文关怀的企业文化。深圳市委市政府曾派出以副市长带队的专题调查组进驻富士康公司, 该次调查结果使富士康被媒体攻击为“血汗工厂”。[3]贺艳芳指出, 社会转型使企业员工压力过大, 同时富士康公司企业文化及管理制度均存在问题。[4]郑红和汪虎山认为, 富士康公司事件是我国劳资关系紧张的一种极端反映, 也是劳资关系长期失衡的必然结果。[5]同时, 对此极端事件也存有若干不同观点。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说:“你在媒体里面看到的所有关于指责富士康公司的事情, 通通都是表面现象。其实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富士康公司危机, 它的幕后黑手才是这一切的根源, 而它竟然逍遥法外没有受到舆论的制裁。你知道它是谁吗?它就是‘苹果’!”。[6]潘毅等也从宏观角度反思了“世界工厂”模式存在的弊端, 指出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忽视了劳动者的尊严与权益, 漠视了底层工人的苦痛与牺牲。[7]罗卫光和朱晶认为, 媒体负面渲染过度, 对事态恶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8]

但这些不同侧面的观察和不同视角的研究能够构成富士康公司员工自杀的真正原因吗?被媒体恶魔化地指责为“血汗工厂”的富士康公司, 为何仅凭门口张贴告示就能够吸引成千上万应聘者?[9]一方面指责富士康公司不合理的薪酬制度, 如加班费 (周一至周五按1.5倍, 周六周日按2倍) 低于法定的加班费以及管理模式忽视员工的尊严与权益;另一方面, 须承认富士康公司在中国环境中的员工待遇确实具有显著优势, 如较规范的管理、工资较高且不拖欠等。[10]在谴责富士康公司欠缺对员工人文关怀的同时, 该公司也具有一定规模的运动设施、医疗设施、心理辅导室。[11]试问如何解答徐明天和徐小妹提出的“请您列出一家员工收入比富士康公司高、加班比富士康公司少的企业 (能源电力类大型国企除外) ”[12]的问题?这说明富士康公司具有一定的个体特性, 即在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且工资待遇较高的前提下频发极端事件, 此特性正是区别于其他企业的根本所在, 也能够说明为什么其他企业不会频发该类事件。

本文以富士康公司和该企业员工为博弈参与人, 建立企业和员工博弈双方的整个动态多阶段博弈过程。

理论回顾

国内外研究均表明, 工作尤其是工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为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13]曾磊发现, 不同收入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差异, 收入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我实现、社会因素和人际关系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大。[14]Diener研究表明, 收入和个人的幸福感相关性非常强, 该相关系数在不同的地区从0.5到0.7不等且随着地区整体富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15]

尽管高工资会带给员工极强的满足感, [16]但其他因素 (尤其是工作强度) 所造成的工作压力对员工身体或精神上的负面影响, [17]会导致员工产生自杀行为倾向。[18]学术界在理论上对员工自杀行为及其影响均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探讨, 但尚未建立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员工自杀现象问题上基本均从心理或管理的角度进行定性研究和分析, [19,20]但以博弈论为工具进行解释的定量研究仍属于起步阶段。博弈论方法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运用非常广泛, 如Markle颠覆了以往博弈研究假设, 从员工互惠的角度探讨公司的工作环境和制度的影响, 并应用博弈方法揭示了该影响的成立条件;[21]Aime等推翻了稳定的企业管理制度是留住关键员工的主要因素这一传统假设, 利用博弈方法研究了企业应如何避免关键员工不跳槽的问题。[22]

富士康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劳资博弈模型与模型的均衡解

1.博弈模型

富士康公司劳资双方的博弈模型中的博弈行为参与者为两方:富士康公司 (以下简称为“公司”) 与富士康公司的员工 (以下简称为“员工”) 。

在多阶段动态博弈过程中, 参与人的行动顺序依次为 (公司, 员工, 公司, 自然, 自然, 员工) 。博弈过程简要描述为:

(1) 公司首先为员工制定薪资标准, 即“高薪” (高于同行业平均薪资) 、“常薪” (同行业平均薪资) 。

(2) 成功通过招聘程序的员工将根据自己的期望回报, 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公司提供的工作职位。

(3) 招聘到员工后, 公司可选择给予员工“常强度”或“高强度”的工作安排。

(4) 接受工作职位的员工在面临高薪和高强度的极大工作压力时, 自然选择员工表现为“适应”或“不适应”的比例。

(5) 对“不适应”的员工, 自然选择员工的心理素质为“有自杀倾向”或“无自杀倾向”的比例。

(6) 对高强度工作“不适应”的员工, 可选择“离职”或“自杀”。不同心理素质的员工的选择不同。

完整的博弈过程可用扩展式描述, 如图1所示:

2.博弈模型的均衡解

虽然富士康公司的工资几乎透明且工作压力近可量化, 但是为了在不失合理性的前提下简化模型, 笔者虚拟参与博弈的劳资双方的收益数据, 进而利用逆向递推法求得该模型的子博弈纳什精炼均衡解。理由如下:

(1) 如公司在博弈初始阶段选择“常薪”, 则与同行其他企业相同, 此时双方收益为 (2, 2) 。

(2) 如公司选择了“高薪”而员工选择“不接受”时, 则企业招聘员工失败。由于任何单个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均相当低, 员工自然会在其它企业继续寻找工作, 此时双方收益为 (0, 2) 。

(3) 公司在工作强度决策节点时如选择“常强度”, 则企业付出的高薪但无法得到员工工作的相应回报, 而员工则拿到高薪却完成正常强度的工作, 结果双方收益为 (1, 4) 。

(4) 当员工可承受高强度作业带来的工作压力时, 双方利益均得到最大化, 结果双方收益为 (3, 3) 。

(5) 对不适应的员工, 无论其选择“辞职”或“自杀”, 企业均可继续招聘新员工;同时, 不适应的员工比例会相对较小。企业的收益均接近 (高薪, 高强度) 时的收益。

(6) 心理素质较强的“不适应”员工会认为“辞职”或“离职”的收益更大, 此时双方收益分别为 (3, 1) 、 (3, -5) 。

(7) 抗压能力较弱的“不适应”员工, “辞职”产生失败感的收益小于选择“自杀”的解脱行为带来的收益, 此时双方收益分别为 (3, -8) 、 (3, -5) 。

该博弈的子博弈纳什精炼均衡解可利用逆向归纳法得到, 此解受自然选择值和心理素质参数的影响。首先分析末端员工决策节点:心理素质“无自杀倾向”的员工会选择“辞职”;而心理素质“有自杀倾向”的员工会选择“自杀”。“不适应”员工的期望收益非负。与常薪工作相比, “不适应”员工即使不选择自杀, 接受“高薪”也会减少自身期望收益。

由上述分析可知, 无论员工选择“辞职”或“自杀”, 其对公司的经济影响均较微小, 因此公司自然会选择可带来高经济收益的“高强度”。

逆推至初始节点, 公司选择“高薪”和“常薪”的收益分别为 (3, 2) , 可得到子博弈精炼的均衡解:企业的最优策略路径为 (高薪, 高强度) ;“无自杀倾向员工”的最优均衡路径为 (接受, 辞职) ;“有自杀倾向”的员工的最优均衡路径为 (接受, 自杀) 。均衡路径 (黑色粗箭线) 如图2所示:

结论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 富士康公司有责任降低企业员工的自杀率, 则需要降低参数和。此结论与已有定性研究结果一致。

可见, 不适应”的员工接受“高薪”也将减少个人期望收益, 则员工在选择工作时需考虑自身抗压能力, 这为整个社会舆论正向引导员工择业指明正确方向。因此, 仅仅指责富士康公司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舆论恰当地引导才能够挽救许多年轻生命。

摘要：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建立富士康公司及其员工之间的动态多阶段博弈模型, 系统探讨富士康公司员工频繁自杀的本质原因并挖掘导致该企业员工自杀的新的影响因素, 从而既可公正地评价富士康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 也为阻止和减少同类型企业员工自杀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分析工具。

关键词：员工自杀行为,博弈论,子博弈精炼均衡,富士康公司

内在机理分析 篇2

这篇文章记述了“我”在重庆郊外一次访友过程中意外结识一位小姑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久久不能忘怀。文章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45年春节前夕的重庆，是一个和当时重庆环境、气候同样阴沉黑暗的下午到黑夜一件偶然遇到的事，小桔灯是黑暗社会里光明的象征，是小姑娘镇定、勇敢、乐观精神的写照。这是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国民党加紧镇压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志士，广大人民在白色恐怖之下，灾难深重，渴望光明。作者以象征的手法揭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必将被消灭，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必将诞生。

文章共分为四个层次：

1、第1自然段为一部分；

2、第2——4自然段为第二部分；第5——11自然段为第三部分；第12——14自然段为最后一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交代了但是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十几年前，表明了作者是在回忆性的叙述这件事；第二部分主要写了“我”在朋友的住处等待她的回来，碰巧遇见了来打电话，为妈妈寻找医生的小姑娘，这是”我”与她的第一次接触,交代了时间、人物、地点、事件。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高潮部分，交代了“我”去小姑娘家看望小姑娘生病的母亲，以及对小姑娘的勇敢、善良、纯真的描写，它深化了主题，对小桔灯的象征意义作了充分地揭示——小桔灯象征着蕴藏在革命人民心中的希望和火种，小桔灯就是光明和胜利之灯。为整篇文章掀起了高潮。第四部分主要是对文章最后的一个升华与点睛。告诉我们“大家”，胜利即将到来，我们的春天即将来临，我们的生命即将翻开新的一页。美好的生活正在走向我们，是对生活以及生命的美好的象征。

{文章分析}

1、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此处主要是时间的说明，具有历史回忆的性质，可以是一位中年人或者即将步入老年的人，在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语气，有时间的流溯感）

2、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反反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这一段主要是讲述了“我”到了朋友的住处，对朋友的住处以及东西摆设做了简单的描述，以及朋友生活的环境的描述，此处要有对象感，要让别人在听到你读出来的文章“言之有物”，不是空泛的描述）

3、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地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 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她就会来的。”（此段是“我”与小姑娘的第一次接触，这里，作者对小姑娘的外貌，穿着进行了详细的描写，突出了在那个年代，小姑娘的家境，也反写出了小姑娘的贫寒，生活的窘迫，当时社会的黑暗，年代的黑暗。以及从小姑娘与“我”的对话中，体现出了小姑娘的勇敢，胆大，成熟，不像现在的8、9岁小孩，依然什么事情都靠父母的形象。此处朗诵，应该注意把握节奏，因为有了“我”与小姑娘的对话，事件开始进入人们视线，为下文做铺垫）

4、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 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登、登、登地下楼去了。（小姑娘的率真，深深的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

5、我又回到屋里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桔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此处前半部分，写出了“我”在朋友住处读文章的无聊心境，后半部分写“我”到小姑娘家来，此处是一个转折性的地方）

6、我轻轻地扣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从小姑娘看见“我”的到来的惊讶，到最后仔细的打量“我”，这里在朗诵的时候一定要深刻体现出这种转折性的变化，而不是平铺直叙的表述。以及小姑娘在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的干脆利落，要体现出她那贫寒的外貌，令人同情；“我”和她攀谈，进而感到她的懂事、可爱；“我”到她家探访，她沉静有礼地接待，这些都是无形的表述，却是有形的形象。）

7、她又像安慰我似地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桔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作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桔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从小姑娘的回答上就可以看出她是一个非常具有热情，对生命充满激情的人，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外面的天气环境也形成了对比，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自己生活的热爱，在此处朗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姑娘当时的心境）

8、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桔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桔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我”与小姑娘的进一步攀谈，谈到了本文非常敏感的话题，那就是小姑娘的爸爸。一个为了共产事业奋斗在黑暗处的人，为了大家幸福，他们在不住的努力，小姑娘深思般地解释爸爸的下落；在朗诵的时候一定要融入自己，感受那份在那个环境下的一个小女孩在谈论自己爸爸的时候的情况）

9、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更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桔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洋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小姑娘的言行是通过“我”的观察表现出来的，而“我”的感受也伴随着对小姑娘的描写而逐步流露，“我”的感情也伴随着对她的了解而不断升华，由初遇的“同情”，到了解后的“可爱”，直到最后告别时的“敬佩”。文章的线条非常明显，社会的黑暗与小姑娘明亮的内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0、我赞赏地接过，谢了她，她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地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我”对小姑娘的钦佩，不是单单从她熟练地制作小桔灯开始，而是从她内心中，“我”体会到了这小姑娘不同于当时社会的黑暗、阴沉、迷茫。）

11、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桔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桔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这里的表述，更加凸显出“我”被小姑娘的内心所感染，似乎我也看到了曙光，看到了胜利的脚步在向我们迈进，此处朗诵应该注意，高潮达到了最高）

12、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桔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 从王春林家来。”她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做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朋友的讲述，使我明白了，也使读者明白了，小姑娘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社会地位的人，更加凸显文章的主题思想，一直以来，小姑娘是一条明线，而她的父亲却是一条暗线，都是为了光明而努力地人）

13、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

14、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最后两段，“我”一直在想他人娓娓道来那曾经发生过的事，不是单单只讲一个故事这么简单，而是想要体现出当时社会环境的黑暗，以及小姑娘对新生活的期待，形成的对比。这是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国民党加紧镇压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志士，广大人民在白色恐怖之下，灾难深重，渴望光明。作者以象征的手法揭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必将被消灭，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必将诞生。）

内在机理分析 篇3

隧道围岩的稳定性研究己成为影响交通运输生产与安全的重大问题。软弱围岩由于其围岩的岩性特征、受力特点而成为支护的重点考虑对象。此类围岩隧道变形与破坏的发展及其稳定状态由多种因素决定, 工程地质因素作为主要的内在因素, 往往是施工前主要分析的问题, 所以主要围岩稳定性的内在因素作以深入分析。

2 几种内在因素对隧道稳定性的影响

影响隧道稳定性的工程地质因素较多, 影响较大的主要因素则有岩体地质结构、岩体力学性质, 地应力、埋深和地下水等几种。

2.1 围岩地质结构特征

对于较坚硬围岩, 影响其稳定性的关键因素是控制性地质结构面的分布特点、强度及其变形特征, 其中最主要的是弱面的发育程度。层理的存在使围岩强度大大降低, 节理、裂缝的存在使隧道容易发生局部冒顶或片帮现象, 因此节理间距与层理厚度对巷道稳定性的影响不可忽视。节理的方向尤其重要, 当其走向与隧道纵轴方向夹角小于40°时, 危害较大, 其危害主要在于能否形成滑移块体的自由端面。还应注意上述节理的间距与隧道断面尺寸的相对比值。显然, 比值愈小, 稳定性就愈差。因此, 软弱结构面及其结构体的存在, 是影响围岩稳定性的主要因素。节理、层理、裂隙的发育程度决定了围岩的破碎程度, 其破碎程度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组成岩体的岩块的大小, 二是这些岩块的组合状态。破碎程度越高, 围岩稳定性越差。对岩性较软弱的围岩, 当岩体受高地应力作用围岩破碎程度高, 此时节理、层理不是关键性因素, 矛盾主要转化到岩体本身的特性。当围岩中有松散破碎带存在时, 稳定性则更差。

2.2 岩体力学性质

岩体强度对隧道围岩的变形和破坏起决定性作用。隧道围岩自身就是一种天然承载体, 其承载能力的大小与强度有关。围岩强度越高, 变形量就越小, 隧道围岩稳定性就越好, 维护工作就越容易。但前者的测定很困难, 由于尺寸效应的原因, 获得的数据一般不大准确。岩体还有许多特定的力学特性, 如各向异性、脆性、塑性、流变性等对围岩的稳定性有重要的影响。

2.3 埋深对围岩稳定性的影响

在确定了隧道的临界埋深后, 可以将隧道分为次埋深、埋深和超埋深隧道三类, 处于不同的埋深类别, 其稳定性也不同.其中隧道的临界埋深可以认为是地层由于地应力场、地质构造及施工产生的应力大于或等于围岩的单轴抗压强度极限所处的深度。达到临界深度后, 脆性围岩可能产生岩爆、瓦斯涌出或其它动力现象。而在非脆性及松弛地层中, 如对开挖岩体没有及时支护, 将产生塑性变形及破坏。隧道的临界深度可以由下式计算:

式中:Hkp—临界深度 (m) ;kcm—构造削弱系数;kÁÁ—长期强度系数;k—应力集中系数;v—变异系数;γ—容重 (N/m3) σcm—原状岩石的单轴抗压强度 (MPa) 。

处于次埋深范围内的隧道为次埋深隧道, 此类隧道的稳定性及开挖条件一般, 围岩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动力现象。处于临界埋深范围内的隧道为埋深隧道, 从稳定性角度而言, 开挖施工需要有防止岩爆或其它有害现象的措施, 这将导致施工缓慢, 工程造价相应增加, 并可能在施工中出现动力现象。处于临界埋深以下的隧道称为超埋深隧道。从稳定性方面考虑。开挖时需要有防止岩爆或其它有害现象的措施, 使施工速度缓慢工程造价相应增加, 并可能在施工中出现距离的动力现象。

2.4 地应力影响

地应力在地壳岩体中是一种无形的物理量。研究隧道围岩的稳定性要向定量化发展, 若缺乏对作为基础的初始应力场的认识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地壳岩体中自然应力场的形成有多种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是与重力、地形和构造运动有关的因素。

根据国外资料及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所对几种不同坡角的山形山体用平面有限元弹性解进行数值分析的结果, 当只考虑自重力时, 其主要结论如下;

2.4.1 城度较陡 (>300) 的山体中, 各点的最大主应力或垂直应力大体是与该山最高峰值有关的一个函数, 而并非与该点上覆岩柱高度值有关。就同一标高而言, 靠近山坡处的最大主应力比山体内部的要大;对较小坡度的山体, 则各点的垂直应力与计算比较接近;

2.4.2 水平向地应力。当坡度较大时, 对同一标高, 越接近坡面, 侧压力系数值越大;在同侧山体接近山顶部分, 此现象更为明显;

2.4.3 山体内各点最大主应力方向一般都指向山顶, 在靠近山坡表面处, 则愈接近平行山坡方向, 即使在有较大附加水平地质构造应力的情况下, 最大主应力方向已受地形影响, 而发生一定的偏转。

2.5 地下水影响

围岩中含水率较高时, 会加快和加剧隧道的变形和破坏, 大体上有四个方面见表1。

3 结论

软岩隧道由于其特殊的性质对工程施工造成了一定难度, 通过对其内在机理的分析主要得出了地质结构、岩体力学性质, 地应力、埋深和地下水等因素的影响方式。在实际工程中可以针对这些影响机理的特性做重点的设计和施工, 从而得到安全、经济的施工方案。

参考文献

[1]张庆贺等.地下工程[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5, 2.

内在机理分析 篇4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和现代农业的大力发展，传统的分散小规模经营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的要求，现代农业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田人手不足且日益老龄化、土地撂荒和粗放经营、规模化农业所需的土地集中与农民不愿放弃土地、农业机械化和农业技术推广受阻等一系列问题和矛盾更加突出。[1]在此背景下，迫切需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而稳步提升粮食产能则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它不仅关系着粮食主产区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更关系到粮食安全的保障问题。[2]近年来，各粮食主产区在稳定家庭经营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四川省作为我国西部的粮食主产区，也在不断探索现代农业转型和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路径，邛崃市的实践探索已取得了显著成效，其实践经验和理论价值对于丰富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

二、邛崃市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的实践探索

1．主要做法

邛崃市基于“政府引导、政策扶持、市场主体、规范运行”的原则，通过“组织化经营、专业化分工、市场化担保”积极推进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主要做法如下：

(1）组织化经营。在成都市农委的指导下，邛崃市依托10万亩粮经高产高效示范基地提升建设项目，推进冉义镇和牟礼镇建成10万亩水稻规模化种植基地。以农户为主体组建了10个土地股份合作社，并吸引家庭农场、专业种植大户、专业种植合作社入社，形成农业专业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合作联社”），主要从事水稻生产规模经营，规模种植面积50亩以上是入社的硬性条件，入社成员按照产业规划布局要求和统一的技术标准进行规范化生产，享受合作联社提供的各种优质服务和政府政策扶持以及农业职业经理人聘用、利益分配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为确保土地入股农户、社内成员和职业经理人能共同享受规模经营的红利，同时也能维持合作联社的正常运行，合作联社与职业经理人按照5:5分配增收的利润，合作联社再将其收益部分与社内成员按照2∶3分配增收的利润，入社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则将收益按土地入股比例分红给农户，合作联社的剩余收益归于风险金、公益金，用于调节价格波动、开展学习培训、扩大生产经营、延伸产业链，确保合作联社获取增值效益，提升市场竞争力。

(2）专业化分工。合作联社以“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工厂化育秧、机械化操作、现代化营销”为手段，通过专业化分工，将生产、加工、销售集于一体。产前通过开展座谈、学习培训、现场观察等活动，及时为社内成员提供各类信息，提前化解各类生产经营矛盾。并与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四川农业大学、成都市农林科学院签订院市合作协议，组建专家大院、举办创客沙龙，及时为职业经理人提供种植、养殖、生态和环境保护等专业技术服务；产中依托公益性农业服务资源和社会化农业服务资源，开展育秧、农技、植保、农机、烘干、加工、技术培训等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粮食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产后通过合作联社的品牌化运作，培育区域品牌如“冉义贡米”，增加水稻的销售利润，提高产品附加值。通过专业化分工，合作联社抗风险能力得到显著增强、粮食产出效率也得到大幅提升，从而获得更多的生产经营效益。

(3）市场化担保。为规避土地流转风险，合作联社按照《邛崃市建立农村土地流转风险防范机制的实施意见》要求，引入第三方担保机构对流出方、流入方履约行为进行市场化担保，一年期履约行为担保费率为交易额的3%，其中流入方承担2.5%、流出方承担0.5%。同时邛崃本级财政从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部分，对履约行为担保给予补贴，流入方承担的保费奖补60%，流出方承担的保费奖补40%。此外，为进一步探索以市场化方式破解农村土地流转金融风险，还引入了履约保证保险进行试点。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的保费按土地流转交易额的3%收取，其中农民承担20%、业主承担80%。为了促进这项惠民政策尽快实施并取得实效，邛崃市财政还对参保业主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分摊50%的保费。

2．主要特点

邛崃市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的特色在于：首先，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以村为单位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并以土地股份合作社为基础，优化配置周边农资、农机、植保等产业资源，吸纳种植类相关家庭农场、专业种植大户、专业种植合作社入社，形成集生产、加工、销售集于一体的合作联社，解决规模化、组织化、专业化问题；其次，聘请懂技术、会经营的种田能手担任职业经理人，负责合作联社内的生产经营管理，解决谁来种粮的问题；再次，整合公益性农业服务资源和社会化农业服务资源，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对耕、种、管、收、卖等环节多样化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对接。因此，我们把邛崃市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的做法总结为“农业专业合作联社+职业经理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三位一体”经营模式。

进一步来讲，该模式是在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家庭农场、专业种植大户、专业种植合作社组建合作联社，拓宽和优化了农业资源。通过采用新品种、推广新技术，统一品种、统一播种、统一机械化耕作、统一防疫、统一收割等不同环节，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获取规模经济效益，更好地推进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进程。该模式下农业服务通过两种途径提供，一是入社的专业种植合作社可以提供部分农资、农机和植保服务，通过内部合作降低交易费用；另外，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仍主要依托片区农技综合服务站等公益性农业服务资源以及采用竞争比选2～3家优秀龙头企业来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也即是，一方面合作联社通过整合和优化配置社内资源，通过内部合作来节省外生交易费用，而合作联社内部之所以能够达成合作，主要源于社内成员之间所拥有的一致的长期利益，随着合作联社这个利益共同体的长期持续发展，各成员也能分享组织化所带来的规模经营的红利；另一方面，合作联社也对外大量采购农业社会化服务，以获取更优质和高效的专业化服务，从而享受专业化经济所带来的效率改进。

三、邛崃市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的内在机理分析

1．从组织化经营角度

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成立将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解决个体农户进入市场所面临的外生交易费用较高、谈判能力较弱的问题，可以承担起单个农户完成不了或不能高效率完成的生产经营职能。假设单个农户每次从事市场交易的费用为c，并且由于单个农户的市场谈判能力很弱，在每次的买卖交易过程中存在价格损失为p，那么n个农户从事一次市场交易的总费用就是e1=n(c+p）。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立并联合家庭农场、专业种植大户、专业种植合作社组成合作联社之后，由于规模化的存在，完成同样数量交易的交易次数就会减少，总的交易费用也随之减少，存在规模经济效益。并且，即使完成交易的费用相等，由于合作联社具有较强的市场谈判能力，可以获得更有利的市场价格，因此价格损失较少，假设此时没有价格损失，那么总交易费用为e2=nc。此外，土地的集中与规模化能够吸引职业经理人的竞争性进入，由此达成“企业家能力”与其经营服务规模的匹配。[3]

尽管合作联社通过组织化和规模化节省了外生交易费用，但在组织分散农户和吸纳成员入社的过程中也增加了内生交易费用，因此组建合作联社面临着节省外生交易费用与增加内生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根据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一个组织的内生交易费用是人数的增函数。如果通过分工的发展，把具有相同利益的大人群分成多个具有不同利益的小人群，他们形成一个组织的成本就会降低。[4]因此，把具有相同利益的人先组成小群，再由各个小群形成组织的成本就会降低，组织形成之后的稳定性也越高。邛崃市先以农户为主体组建10个土地股份合作社，再由这10个土地股份合作社联合家庭农场、专业种植大户、专业种植合作社等其他成员组建合作联社的实践具有较好的理论支持。

2．从专业化分工角度

合作联社除了通过组织化经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以外，还可以选择专业化分工方式，通过市场交易获取优质和高效的专业化生产的产品（包括良种、化肥、农药等实物产品和播种、耕作、防疫、收割等服务类虚拟产品），从而获得专业化经济效益。然而，如果合作联社放弃非专业化的内部化生产，而选择从市场购买专业化生产的产品，则会增加市场交易费用。假设合作联社在粮食生产过程中需要种互补性产品，当合作联社选择非专业化的内部化生产时，由于不存在交易问题，所以交易效率不产生任何影响；而当合作联社选择专业化分工方式时，由于市场交易的存在，合作联社将面临交易费用的影响，假设k为市场交易效率系数，k∈[0,1]是因为合作联社购买1单位产品而实际消费量仅为k单位，其中的1-k作为交易费用被损失掉了。

然而，随着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深化，分工方式下所形成的不同组织之间的依赖关系也演变为重复博弈，进而影响到相互之间的长远利益。当不合作的长远利益损失大于近期利益的所得时，双方的合作愿望和合作精神都会大大增强，从而有利于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当交易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时，专业化分工为合作联社所带来的效用大于合作联社内部化生产时的效用，此时合作联社就会选择分工结构。同时，分工以后不仅合作联社的效用增加了，随着生产和服务的专业化，从事生产和服务供给者的效用也增加了。可以看出，专业化分工能够使整个社会福利得以改进。

四、启示与建议

农业其实并非是一种低效产业，只是人地关系的问题才显得农业低效。尤其是在小规模、分散的土地承包方式下，粮食生产存在着一方面无人耕种或者低效率耕种，另一方面无地可种或者无上规模的土地可种的矛盾。[5]只有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满足规模经营的用地需求以及土地规模经营下的服务规模经营，激发粮食生产潜力、提高粮食产出效率，才能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邛崃市以市场化担保为土地流转提供履约保障，积极推进粮食生产的组织化经营和专业化分工，具有较好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由此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农户按照自愿自主原则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并吸引满足要求的成员入社，成立农业专业合作联社，推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可使粮食生产比较效益的降低因规模效益的增长而得到弥补。通过合作联社承接政府的各种支农政策和资金、实现生产与市场对接，使合作联社成为一个吸引和整合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而在组织化经营方式下通过土地规模扩大实现“土地规模经济性”。基于以上启示，提出建议如下：应引导合作联社不断完善内部运行机制，规范内部管理，提高其组织经营绩效。从改善合作联社的盈余分配方式入手，让资本、土地要素和管理者的劳动共享剩余，才能真正调动农户和其他成员入社的积极性，扩大规模经营的实效。同时，将具有企业家经营能力的职业经理人作为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合作联社规范化发展的重要地位来加以认识，制定从选拔、培训到聘用、管理的一系列政策，形成一支高端化的经营管理队伍，为做强农业产业提供人力资本。[6]此外，为了避免生产经营组织扩大后出现的内部信息不对称、管理成本较高的问题，可以通过成立分社，有效利用“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来降低管理成本。

土地规模扩大在实现“土地规模经济性”的同时，也产生了对优质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强烈需求，中间性服务产品的交易效率就具有重要作用，这意味着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通过进一步卷入外部分工以及社会化分工网络的扩展以实现“服务规模经济性”，那么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以上启示，提出建议如下：一方面应着力优化公益性农业服务体系。引导公共服务机构转变职能，逐步从经营性领域退出。重点在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土壤环境监测、农作物统防统治、区域疫病防控、产品质量监管等基础性领域开展服务，并依托政府财政支持，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开展应用性研究和教育、培训、推广，促进农科教有机结合和农业科技成果有效转化；另一方面应积极培育经营性服务组织。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加强监督管理，加大经营性服务组织发展的扶持力度，对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在农产品加工、储藏、包装、品牌、信息、融资、保险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

参考文献

[1]张克俊,黄可心.土地托管模式:农业经营方式的重点创新——基于宜宾长宁县的调查[J].农村经济,2013,(04).

[2]蒋和平,蒋辉.粮食主产区规模化经营的有益探索——河南省鹤壁市“中鹤模式”的解读与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13,(05).

[3]罗必良.农业经营制度的理论轨迹及其方向创新:川省个案[J].改革,2014,(02).

[4]向国成.小农经济效率改进论纲:超边际经济学之应用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4,(05).

[5]未旭鹃.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研究——基于成都市的改革经验[D].西南财经大学,2009.

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内在机理 篇5

2008年金融危机后, 我国的一些企业率先抓住了国内外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 积极投身于海外并购, 涌现出了一些令国人吃惊的“蛇吞象”的案例, 如吉利收购沃尔沃、四川的腾中重工欲收购悍马等, 这些案例的出现, 使并购再一次引起了广大公众的关注。然而尽管企业热衷于并购, 但并购成功率是非常之低的, 我国近年来并购成功率还不足三成。并购成功率低与整合不到位有很大的关系。以往国内外学者对并购整合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并购整合过程和整合内容两个方面, 有关并购整合内容的研究主要涉及人力资源、文化、组织结构和财务资源等操作层面。而直接研究企业并购中知识整合问题还比较少, 专门探讨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问题研究则更为缺乏。知识作为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 尤其是以个人经验、感悟、组织惯例等形式存在的隐性知识资源, 是企业并购整合中最需要整合的资源。本文将从并购的具体环境和隐性知识的特性出发, 建立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实现机制。

二、并购企业的隐性知识整合

(一) 并购企业中的隐性知识

并购中的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种, 显性知识是可以用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达的知识, 它的特点是容易识别、传播和共享。在组织的知识库中, 这类知识仅占了知识整体冰山的一角, 大部分知识是难以用文字编码、难以表达的, 隐含在个人、团队和组织之中, 需要通过具体的行为和行动才能体现, 如经验、诀窍、观念、团队默契和组织文化等, 这些就是隐性知识。这类知识只能被演示证明它的存在, 学习这种技能的唯一方法是领悟和练习 (德鲁克, 1999) 。综上可知, 隐性知识有两大特性:难以言传性和对载体的依附性。除此之外, 隐性知识还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1、隐性知识具有收益上的难以度量性。

隐性知识主体对于自身所掌握的隐性知识的收益很难把握, 只能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及自己对知识的理解进行主观上的估计。并购企业在挖掘目标企业隐性知识时, 也很难度量这些隐性知识给未来新的组织带来的收益。

2、隐性知识具有路径依赖性。

隐性知识的积累必须以一定的隐性知识存量为基础, 缺乏相关隐性知识的积累, 企业将无从习得和吸收其他新的知识。

(二) 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类型

从横向来看, 隐性知识需要在并购双方各职能部门之间转移和传播, 包括研发、采购、生产、营销、售后服务等部门, 这是企业内部的知识共享。鉴于隐性知识的内隐性和难以传播性, 为隐性知识分享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如人员的内部流动、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机制、实施内部学习和培训等。

从纵向来看, 隐性知识需要在价值链的不同主体之间传播和扩散, 纵向的隐性知识转移比横向的要复杂和困难得多。它必须克服主体间知识接受能力和接受意愿的差异, 同时还要面对组织的障碍和冗余、错误知识的干扰。因此, 在隐性知识转移过程中, 相互信任和基于协同的商务环境至关重要。

(三) 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障碍

1、

隐性知识本身的特性、隐性知识本身的模糊性、内隐性、复杂性以及无序性是导致并购双方企业主体之间隐性知识交流障碍的主要因素。

2、并购组织层面的因素。

对于并购企业, 其组织成员来源的异质性、知识能力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性, 都为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工作带来了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并购企业的隐性知识整合不仅要关注知识主体的利益, 还要考虑到知识转移情景方面的因素。并购双方文化的差异、组织之间惯例和规则的相似性、行业关联度、并购前双方绩效差异、员工的学习能力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并购后隐性知识整合的效率和效果。如吉利收购沃尔沃过程中, 面对两家企业在文化、管理、技术和品牌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李书福就提出了要保持吉利和沃尔沃的相对独立性, 吉利与沃尔沃未来的关系是兄弟而非父子。

3、并购进程组织方面的因素。

企业作为一系列契约的联结, 企业内部除了我们熟知的企业规章制度、合同、协议等有形契约, 能够在企业所有者和隐性知识主体之间建立起一种明确的利益与责任关系之外, 还存在一种更为重要的契约关系———心理契约 (psychologica contract) 。心里契约可被看作是组织和雇员之间隐含的、未公开说明的相互期望的总和 (Levinson, 1962) , 它会在组织和员工之间形成一种无形的关于双方责任的各种信念和主观心理约定。这种契约关系虽不像合同契约等有形契约那样清晰可见, 但却会对组织成员产生巨大的影响。

并购不仅打破了组织原有的制度契约, 还打破了员工的心理契约。在很多情形下, 并购都会造成生产率下降、信赖度降低、士气低落、员工身心受损以及掌握关键技能的核心员工大量离职等等, 另外, 组织文化和管理方式的冲突、控制权利的争夺、组织结构的不协调等, 也都会在并购整合过程中出现———这些所谓的“并购综合症”的出现, 势必会对隐性知识整合造成巨大的影响。

大量并购案例研究显示, 并购初期并购双方知识转移过程是非常缓慢的, 且主要是并购企业到目标企业的单向知识转移。因此, 有效的并购进程就显得极为重要。并购进程组织方面的因素包括并购双方参与整合的程度、程序的公平性、并购双方的关系、沟通机制、整合经验和决策者的态度等。这一切都有赖于并购企业的有效组织和高超的管理。

三、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内在机理

知识整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需要挖掘组织内部的各种知识以及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动态关系。相对于一般企业内部的知识整合, 并购组织内部的知识整合不仅要把生产经营实践中新生成的知识整合到企业的知识库中, 还要把目标企业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下来的先进的技术、管理、生产等知识整合到新组织体内, 使之成为新组织宝贵的资产。

由于知识和人才的不可分离性, 保留人才和传承知识是一脉相承的, 即人才的流失也就是意味着知识和技能的流失。为了吸引和挽留员工, 并购方除了利用工资待遇、职务和头衔等物质条件之外, 还要通过建立独特的、可被并购双方成员接受的企业文化以及宽松、融洽的组织氛围来吸引人、感召人、凝聚人。因此, 并购企业的隐性知识整合是包含在人力资源整合、文化整合、组织重构之中的综合整合过程。而这些整合过程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在隐性知识整合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本文在认真研究并购企业中隐性知识特性、类型、整合障碍的基础上, 构建了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模型 (见图1) 。

该模型借鉴生物菌群发酵的思想来说明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过程。在隐性知识整合模型中, 我们把并购双方的成员看作是生物发酵中的“菌株”, 企业文化则看作是催生“菌株”快速发酵的“酶”, 其是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催化剂;把组织环境视作是“菌株”生存的环境, 显然要使菌株快速成长, 需要“酶”和外界环境的共同作用。与之相类似, 并购企业隐性知识的整合, 也需要借助文化整合、组织重构等推动人力资源和技能的整合。只有这三方面共同作用, 才能最终实现并购双方隐性知识整合。该模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厘清人力资源整合、文化整合、组织重构在并购双方隐性知识整合过程中的作用, 为我们在实践中更好地实现隐性知识整合提供佐证。

四、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实现途径

(一) 人力资源整合是并购整合的重心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如果认为并购可以‘买到’管理, 就是一个基本的谬误, 买家必须为可能失去被收购公司的高层任职人员而做出准备”。隐性知识是一种有价值的稀缺资源, 它会伴随着核心员工的离开而流出企业。

并购企业要充分共享目标企业的隐性知识, 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吸引和挽留被收购公司的员工, 使其愿意留在企业中, 为企业发展效力, 这样, 并购方才能有机会获得目标企业的知识资源。就连通过并购而迅速崛起的思科公司在总结并购经验时, 也谈到“我们真正购买的是人”, 离开了人员, 那些技术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二) 文化整合是实现隐性知识整合的基础

隐性知识难以言传, 但这并不是说隐性知识绝对无法言说, 日本著名的知识管理专家野中郁次郎教授 (Nonaka, 1991) 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他对隐性知识显性化的研究成果, 他认为隐性知识是能够显性化的, 并指出:“将隐性知识显性化”, 仅仅“意味着寻找一种方式来表达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这说明隐性知识是可以表达的, 但是隐性知识的表达是要有一定的条件的, 它需要员工对其所在的团队或企业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 并在组织成员之间形成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组织氛围。而这种员工对组织的依附关系恰恰需要企业通过长时间的文化建设来建立, 需要并购组织通过文化整合来重筑员工和组织的心理契约。因此, 并购双方文化的整合是其进行隐性知识整合的基础。

(三) 组织重构是实现并购双方隐性知识整合的重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 组织结构是组织内部的一种联系机制。任何一个典型公司组织都是由许多员工群体以及人与人之间和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所组成的, 企业并购后, 通过组织设计重建这种联系机制是非常必要的。隐性知识转移的困难不在于知识的难以表达性, 而在于其转移的组织依赖性, 隐性知识只有在适应的知识情景下才会转化为能力。因此, 并购后的组织重构是并购企业进行隐性知识整合的重要条件。

五、结束语

并购企业的隐性知识整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它涉及到并购企业的人力资源整合、文化整合和组织重构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本文借鉴生物菌群发酵模型, 构建了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模型, 较好地阐明了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内在机理, 并将人力资源整合、文化整合、组织重构与隐性知识整合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王长征.企业并购整合——基于企业能力论的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M].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2]、魏江.基于核心能力的企业购并后整合管理[J].科学管理研究, 2002 (2) .

[3]、Nonaka, I.Takeuch,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4]、彼得.F.德鲁克著;杨开峰译.知识管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哈佛商学院出版社, 1999.

论现代科技影响休闲的内在机理 篇6

关键词：现代科技,休闲,内在机理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科学技术发展史上一次全面而又深刻的变革, 它不仅改变了科学技术的原有面貌, 而且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类的生存、生活和发展模式。因而, 现代科学技术必将对人们的休闲生活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现代科技发展为休闲生活成为现实提供了条件

首先是物质条件。就休闲的直接生活层面来说, 要使休闲成为一种更为广泛的大众化的生活方式, 休闲必须具备富足的物质生活这一现实条件;而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是一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事实上,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决定力量, 马克思高度地评价了科学的生产力功能, 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人类休闲生活的发展与变化, 需要借助科学技术这一强有力的武器。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力量, 它可以通过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的知识和能力, 进入生产过程并且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现代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 使社会产品极大丰富, 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此时摆在人们面前的就是如何有意义地生活, 即如何使生活的重心由工作转向休闲, 这时休闲就具有了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

其次是精神条件。在工业社会中, 机器大生产压抑了人的个性, 人在工作中处于被动的地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动化生产工具的使用, 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机械的脑力劳动正在逐步退出工作领域, 创造性的智力活动、机器的协调和控制成为人们工作的主要内容, 工作兼顾了人的创造性需要和情感需要, 智力劳动与智力成果使人产生满足感。同传统工作相比, 信息时代的工作不仅更符合人性, 而且工作过程本身能给人带来某些快乐, 为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条件, 人们在工作、生活以及休闲中有了更大的主动性。而且,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休闲空间不断拓展, 休闲内容与方式日新月异, 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休闲资源库, 为人类休闲生活的选择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再次, 休闲生活的实现还得有社会生产关系的保障这一条件。杜玛泽迪耶认为, “休闲在数量上的增长, 既是由于技术的进步, 也是由于个体从庞大的社会体制中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在私有制社会里, 由于广大劳动人民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 只能被迫为统治阶级劳动, 休闲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奢望。统治阶级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休闲生活, 他们的休闲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艰苦劳动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在阶级社会中, 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 基本无休闲可言。虽然现在西方许多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制度, 但是人们的休闲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 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阶段, 一方面新的科技革命提高了劳动生产力, 扩大了人们受教育的机会, 提高了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 促使着社会群体观念的转变, 对休闲的价值也将日益觉醒和重视, 通过休闲来获得自我肯定和精神生活的满足;另一方面, 从全局讲, 科技的进步却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对其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局部调整。而且随着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 现有的不合理社会关系, 必定因不适合知识经济继续发展的要求而被改造。同时, 信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高科技和高文化结合, 要求人的素质全面提高和发展, 发挥人的创造力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 从而使社会奉行以人为本的理念, 并使人成长的各种条件 (工作和休闲、物质和精神等等) 之间实现平衡。因此, 休闲就获得了重要的地位。这种由知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提出的发展要求, 必然要求冲破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而在社会主义社会, 消除了私有制和阶级对立, 劳动人民成了社会的主人。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已经不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 而是为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服务。因此, 社会主义所倡导的休闲是以人为本的休闲, 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休闲。

二、现代科技发展为休闲生活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劳动工具、劳动技术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彻底的变革, 劳动生产率也相应得到提高, 这就使得劳动者工作时间大大缩短, 从而拥有大量可自由支配的空闲时间;科技技术在社会生活及家务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使家务劳动时间缩短和闲暇时间增加;科技进步使人类体质得以优化, 寿命延长, 从而在绝对时间上增加了人的闲暇时间。到了信息社会, 人们感受到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闲暇时间不断增加。我们知道, 休闲的前提与载体就是要有大量的闲暇时间, 科技进步满足了这一前提, 为休闲活动的发展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 为休闲生活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

三、现代科技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

现代化生产方式必然造就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化生活方式。这种形势下必然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发生质的变化, 即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生活。首先, 人们的生活态度发生了转变。以前由于科技的落后, 物质财富极其匮乏, 人们必须依靠艰辛劳作来换取暂时的生存或温饱, 辛勤劳作、吃苦耐劳自然成为人们的操守。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财富的日益丰富, 人们的生活态度也随之发生了转变, 物质财富的满足让位于人们追求充实的精神生活。追求快乐幸福, 实现全面发展, 体现自我价值, 已经成为人们基本的生活态度。其次, 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科学技术的发展, 使得社会由“生存型”逐步向“享乐型”转变, 人们的生活也由温饱逐步走向小康乃至全面小康。同时, 科技进步使家用设备现代化, 缩短了家务劳动时间, 人们有更多的闲暇去休闲。在各个行业中, 人们的工作环境变得舒适宜人和富有人性化, 体力强度降低, 更有精力和时间去享受丰富多彩的休闲生活。

四、现代科技发展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形态

科技在探究自然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同时, 也更新了人的思想观念, 改进了人的认识和思维方式, 也改变了人的价值形态。国外一些学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区分了与三种社会形态相联系的三种价值形态:农业社会形成的是寻求温饱的价值观, 工业社会形成的是物质成功的价值观, 信息社会形成的是自我表现的价值观。这种价值形态的转变, 构成了人类文明形态转变和社会发展范式更替的重要标志。农业社会的价值观是寻求温饱, 是由生产力水平和当时简单手工工具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工业社会追求物质成功, 是因为工业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下实现的, 更主要的是由于大机器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信息社会寻求自我表现, 是由知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因为信息社会的主要生产力要素是知识、是人才, 因此这必将是一个“知识资本”、“人才资本”的社会, 整个社会生产模式将发生转换, 即由“人对物”为主的生产模式转向“人对人”的生产模式。有知识并具有高度创新能力的人的生产将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 而人自身的发展离不开“时间自由”, 即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利用。这必然导致休闲地位的上升和价值的升值。

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中, 人们的价值形态是从寻求“物质成功”到寻求“自我实现”, 人们的价值观经历了从现代化到后现代化、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变化。在过去生活水平相对低下的时候, 人们普遍的心态是宁愿要增加工资, 也不要延长闲暇时间。在经济达到一定阶段以后, 人们的选择出现相反倾向。不少人“不愿意为工作而牺牲其他”, 而“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个人生活中去”。在保证生活质量的提高上, 休闲就成为人们强调的关键方面。

五、现代科技发展推动人们对休闲价值的理解

越来越多的休闲时间, 带来了人们生活态度、方式和价值形态的变化, 人们对休闲价值的理解也随之发生变革。当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时, 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为谋生而从事的劳动占据了很大比例, 基本无休闲可言。伴随着科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休闲从“贵族特权”到“平民享有”, 现代意义的休闲生活已经走进寻常百姓家, 随之人们的休闲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休闲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人们开始把休闲本身看成是一种目的, 而不是从属于工作。更多的人认同了休闲是通过各种方式展现个性和发展自我身心, 体现着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休闲不仅是寻找快乐, 也是在寻找人生的意义。

现代科技的进步, 使得休闲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 成为人类进步和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休闲正以崭新的姿态向我们走来。

参考文献

[1][美]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M].康筝, 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

[2]D哈丁, J希克斯普尔斯.新的工作价值观:理论与实践[J].刘洁, 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1996 (3) .

内在机理分析 篇7

产业集群是当今产业组织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国内外大量事实证明, 同一产业或关联产业的中小企业, 通过专业化分工和相互协作, 在地理位置上逐渐集中或集聚, 形成产业集群是产生技术创新的重要方式, 如美国的硅谷和128公路地区、台湾的新竹和中国的中关村等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都是技术创新活动相当活跃的地方。这些现象已引起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产业集群创新问题的研究热潮。

国外主流的企业集群式创新的理论研究主要有:马歇尔最早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较为详尽地论述了产业区的优势, 其中之一就是能促进区内企业协同创新。巴顿 (K J.Button) 则深入研究了企业集群与创新的关系, 认为企业地理上的集中会给创新带来一系列积极的影响。欧洲区域创新环境研究小组 (G R EM I) 提出了“创新环境”和“集体学习”的核心概念, 为集群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角。美国哈佛商学院的波特 (M.E.Porter) 认为, 企业之间的持续联系有助于企业相互学习, 激发创新思维;企业集群的柔韧性和迅速反应能力有助于企业抓住市场机会并采取创新行动。另外, 发生在企业集群内的竞争压力、潜在压力和持续比较等也构成了企业集群的创新优势。此外, 巴帕蒂斯塔和斯旺 (Baptista&Swann) 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综述, 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集群与创新之间的正反馈关系, 并通过实证研究支持了“集群中企业创新更多”的结论。在国内, 王缉慈认为企业集群因为企业地理位置的邻近性和社会根植性, 提供了适合创新的空间。魏江等着重分析了集群中企业文化根植效应对集群学习的支持作用。许庆明等从集群创新网络的角度论述了集群有助于创新的优势, 认为:集群创新网络的存在能降低群内企业创新活动的风险;地理上的接近和文化根植性有利于群内企业创新互动;集群网络能缩短创新周期等。

上述研究较全面地论证了产业集群具有促进群内企业创新的优势。但总体上讲, 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将产业集群视为技术创新的背景或平台, 较多地探讨在这个平台上群内企业的自主创新, 而将产业集群视为一个有机整体, 研究其协同或可集成式创新的较少。群内个体企业的创新成果只有相互协调, 能加以集成, 才能对集群的代表性产品在市场上的档次和市场地位提升作出最有效的贡献。而无法集成的创新只会导致集群创新处于混沌状态, 导致重复创新、创新失衡, 形成一个个技术孤岛。探讨产业集群可集成式创新的内在机理, 对实践者更好地促进产业集群的整体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产业集群可集成式创新的意义和集成方式

可集成式创新是指集群内各企业在协同的基础上创新, 并最终贡献于集群整体的竞争力提升。可集成式创新对提升企业集群的竞争力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产业集群向外部市场提供产品的附加值水平反映了其价值创造的效率, 也是集群竞争优势的主要体现。而集群向外部市场所提供的产品附加值水平取决于集群内价值链各环节的协同创新和优化, 也就是说, 提高集群最终产品的市场附加值要求群内所有相关环节的创新优化, 并且这些创新前后、横向必须是可相互衔接的, 可系统集成的。某个或某几个环节, 特别是关键环节创新能力的薄弱会由于“木桶效应”而制约整个增值系统创新水平的提高。

集群内可集成式创新的集成方式主要有两种:纵向集成和横向集成。纵向集成是指沿着价值链的上下游各环节创新成果的集成;横向集成则是指集群内价值链同一价值环节中的不同厂商的创新成果集成。集群中价值链同一环节厂商的创新分布应该具有均衡性, 因为不均衡将会导致两种结果, 其一是生产能力向高创新能力水平的企业集中, 而其他企业萎缩最终倒闭;其二, 如果创新易于模仿时, 同一环节的企业将通过模仿创新企业的成果迅速跟进, 而创新企业却不能获得与创新成本相匹配的收益, 这种情况长久持续下去, 将会导致群内无企业愿意创新。前一种情况虽是集群的一种进化方式, 但它可能导致集群振荡, 而后一种方式则是集群退化的一种表现。因此, 最好的方式是同行厂商协同创新, 保持集群结构稳定的同时实现所在价值环节的升级。

三、可集成式创新的实现途径分析

本文认为, 产业集群内的集群学习是实现可集成式创新的有效途径。集群学习的概念首先出现在G R EM I的创新环境理论中, 其本意是产业集群内的成员企业为了应付技术不确定性的挑战而协调行动, 本质上是知识空间转移的一种有效载体。

在产业集群中根据参与集群学习成员之间的关系, 可将集群学习分为纵向集群学习和横向集群学习。纵向集群学习是指集群中同一价值链中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相互学习;而横向集群学习是价值链同一环节的各厂商或企业之间的相互学习。一般而言, 纵向集群学习是产生纵向可集成式创新的有效途径, 而横向集群学习则是产生横向可集成式创新的有效途径。

纵向集群学习促进纵向可集成式创新的机理在于:首先, 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有助于发现技术创新的缝隙, 即企业易于发现自己在价值链上创新水平与其他企业的匹配程度, 从而明确集成式创新的方向;其次, 通过纵向集群学习, 价值链中领先创新的企业可为与其上下衔接的企业准备必要的创新知识资源。总之, 价值链内各企业的前后向学习和沟通将有助于明确创新的整体方向, 提高创新的效率, 最重要的是, 通过纵向集群学习的创新更容易保证是可集成的。

横向集群学习主要发生在同行企业间, 而同行企业间由于存在明显的利害冲突, 有可能缺乏集群学习的主观意愿。当然, 当群内同行企业间面对同一创新机遇, 但单凭自己的资源及能力难以实现创新时, 通过集群学习最终产生可集成式创新也是可能的。除了建立在主观意愿基础上的有意识的集群学习、合作创新外, 知识共享实际上是集群同行企业横向集群学习的最普遍的方式。同行企业在自有知识存量的基础上, 有选择地吸收他方外溢的知识, 最终有助于形成新的横向集成式创新。另外, 集群内同行企业间的横向集群学习如果有第三方的推动, 将会更有效, 如:在日本丰田城内, 丰田公司的供应商就在前者的引导下成立了论坛, 定期举行讨论会交换经验, 通过相互学习改进自己为丰田服务的能力。

四、产业集群内可集成式创新的内在动力机制分析

产业集群内创新的动力来源十分广泛, 比如:市场需求的拉力, 区域内政府的激励力, 中介组织的作用力等。本文认为, 由群内企业竞争产生的拉动效应和挤压效应是群内可集成式创新的内在动力源。

产业集群是由成员企业以价值链为外在表现形式构成的价值增值系统, 作为不同的个体, 群内成员企业必然存在技术能力水平不均的现象, 这种不均现象可以用“技术能力势差”来定义。当集群内同一价值链的上下游企业间, 或处于价值链同一位置的同行企业间存在技术能力势差, 纵向上为了使上游企业产品与下游产品生产配套, 高位势企业通常会要求低位势企业的技术改进;横向上则低位势企业为了保证自己不被淘汰出局, 通常会通过参与高位势企业的可集成式创新或通过向高位势企业模仿学习等方式实现能力跟进, 这就产生了高位势企业对低位势企业的“拉动效应”。在拉动效应发生作用的同时, 低位势企业技术能力得到增长, 实现了技术追赶;高位势企业为了保持现有优势, 需要通过外向型学习、自主学习和集群互动学习相结合的方式, 在积累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创新, 以获取持续能力优势, 由此便产生了低位势企业对高位势企业的“挤压效应”。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 将推动可集成式集群创新的不断发生, 进而推动整个集群技术能力的增长。

也就是说, 挤压效应和拉动效应可发生在前后向联系的企业, 也可发生在同一价值环节中的企业。对前者而言, 由于自己的客户或者供应商实现了在某一技术上的创新, 在投入产出系统上会有渐进或根本的改变, 而这种改变必然会传递到自己这里, 从而要求自己做出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的紧迫性取决于该企业上、下游环节创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 如果自己处于被动地位, 它受上、下游环节创新拉动或挤压的力度就很大。总之, 正是由于这种拉动或挤压效应的存在, 纵向上的可集成式创新才有可能实现。同行企业间的创新拉动或挤压效应更容易理解。在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里, 创新者的创新成果会被客户很快察觉, 从而获得更多订单, 而在创新方面落后的同行则面临订单减少甚至死亡的危险, 这将迫使后者或采取措施应对挑战。但是, 同行的技术创新并不必然导致对其他企业的创新挤压, 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 可能造成信息不对称, 从而使创新者以及创新产品难以被发现, 这将导致非创新者不会受到创新者很大的冲击, 挤压或拉动的力度十分有限;二是创新者的创新成果的可模仿性很强或者技术含量不高, 同行企业可通过模仿、仿冒创新者的产品或开展价格战等手段来应付挑战, 而不必一定依赖于创新。企业采用上述不正当手段的成本越低、效果越好, 同行创新对其拉动或挤压效应就越不明显, 从而横向可集成式创新的可能性越小。

因此, 要保证必要的创新拉动和挤压效应, 在集群中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机制非常重要, 而这样一种竞争机制是基于市场秩序的规范, 以使得企业实施非创新竞争策略的成本加大, 从而迫使它选择通过可集成式技术创新来应对同行的创新拉动和挤压。

五、促进产业集群可集成式创新的对策探讨

产业集群创造了有利于集群学习的大环境, 为了更好地促进群内企业的可集成式创新, 必须采取一定的策略以促进集群学习, 并增强创新的挤压效应和拉动效应。

(一) 政府层面对策

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其对产业集群集成创新能力提升的支持作用。

1.通过强制性规制规范企业行为

政府强制性规制的作用范围主要在集群企业的市场行为和创新行为方面。其一, 进一步加强专利法、知识产权法的贯彻。专利技术和核心技术外泄会导致恶性模仿, 严重损害创新主体的积极性, 也降低了对低位势企业的创新挤压效应的力度。通过专利、知识产权法对创新行为进行规范, 是促进集群内有序可集成创新形成的制度基础。其二, 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 打击机会主义行为。对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者给予严厉打击, 以避免假冒伪劣产品对整个集群的破坏性影响。

2.通过政策杠杆发挥引导作用

在引导集群创新的过程中, 政府应突出其服务功能, 而不应以行政主导身份直接介入经济活动, 以免影响集群创新灵活性和市场适应性。其一, 政府应制定相应的产业集群发展战略, 引导企业实现集成创新。如通过产业导向、重点项目政策倾斜引导等手段鼓励企业间集成式创新。技术政策设计应结合产业政策, 协助企业制定和落实技术创新战略, 并通过完善技术基础设施, 为企业创新集成提供条件支持。其二, 促进产学政相联合, 增强产业集群创新实力。政府应制定优惠政策, 鼓励群内企业间开展技术合作;通过制定支持措施, 促进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联合;通过吸纳先进的科研院所加盟, 建设产业集群的技术支撑平台;支持竞争力强而且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专业性公司发展为龙头企业, 发挥带动区域内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创新拉动效应。其三, 吸引跨国公司投资进入产业集群。技术高位势企业的进驻会打破原有的市场均衡, 加剧当地的市场竞争, 产生很强的创新拉动效应, 其示范作用将促使当地企业运用各种方法, 间接获取先进的技术和工艺, 进行能力和经验的积累, 增强企业的可集成式创新能力。

(二) 集群及企业层面对策

1.各企业在集群价值链中合理定位

作为一个有机的价值增值系统, 成员企业在群内合理定位有助于集成创新的良性发展。企业在为自己定位时, 应该集中力量于自己擅长的某种产品或工艺上。群内企业合理定位有助于集群形成一个有机的创新机构布局:第一梯队企业做高端产品, 即致力于开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第二梯队企业做中端产品, 弥补第一梯队企业放弃、而自身力所能及的市场部分;第三梯队企业做低端产品或专门为前两梯队企业做配套的、修补性的创新, 与前两梯队企业创新进行集成。如此, 在目标一致、不断创新的良性循环中, 整个集群技术创新能力可得以不断提升。

2.培育成员企业间的合作竞争意识

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找平衡点是集群集成创新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竞争能使企业提高效率, 改进产品质量和加速创新。但缺乏合作的过度竞争则会阻挠有益的集群学习和创新的可集成性, 并导致企业家心力交瘁, 所以在集群中培养企业合作竞争意识十分重要。集群内价值链上无论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企业都需要树立竞合意识。

3.区域内营造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

为促进可集成式创新的实现, 必须形成有利于集群学习的创新的集群文化。如在集群中营造鼓励诚信的人文环境, 使企业采取非正当竞争策略的社会成本大大增加, 一旦企业被发现存在机会主义行为, 就难以在集群企业中继续立足。另外, 应不断引导集群更新内部文化, 形成开放的学习氛围, 以免集群学习行为的静态性和刚性, 不断发现新的创新机会。

(三) 社会中介层面对策

如上文所述:信息不对称会影响群内创新挤压或拉动效应的力度, 也会影响群内企业创新成果的可集成性。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信息不对称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为了使经营者能及时获取所需要的信息, 中介组织应运而生, 吸引各方面的中介机构参与, 对集群集成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这些中介机构主要职责诸如:为集群企业提供该产业领域最新技术发展动态信息, 帮助其诊断自身技术能力的现状以及差距, 为其识别一些最迫切最具潜在收益的学习项目, 从而使这类企业的外向型学习更有针对性;辅助集群企业克服因自身技术局限造成的学习困难, 等等。构建完善的中介服务体系包括科技成果评估认定机构、技术交易经纪机构、风险投资管理顾问机构、监督和信息披露机构、行业自律组织等。

六、结论

综上所述, 产业集群内企业进行可集成式创新对于集群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明确可集成式创新的途径、动力源和作用机理, 从政府、集群、企业及社会中介层面共同努力, 才能有效地激发集群内可集成式创新的良性循环, 从而促进产业集群的持续创新和良性成长。

参考文献

[1]马歇尔.经济学原理 (1922年版[)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2]Capello R, Spatialtransfer of know ledge in high technologym ilieux:Learning versuscollective learning processes, R e-gionalStudies, 1999, 33 (4) .

[3]王缉慈, 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4]魏江, 叶波.文化视野内的小企业集群技术学习研究[J].科学学研究, 2001, (4) .

[5]许庆明, 盛其红, 黄晖.产业集群发展的可持续性[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3, (11) .

内在机理分析 篇8

关键词：企业创业,集群升级,协同效应,企业升级

产业集群凭借着其独特竞争优势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在国民经济中显得十分重要。以浙江省为例, 截至2011年底, 42个省级产业集群示范区实现销售收入22446.5亿元, 出口交货值4376亿元, 利润1149.9亿元, 分别占全省工业总量的41.3%、39.9%和37.3%, 分别比2008年增长59%、41%和44%, 年均增长16.7%、12.1%和13.0%。然而至今为止, 产业集群面临着国内要素供给条件恶化 (能源、劳动力价格上涨、环保意识增强) , 国外发达市场经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压力。因此, 依靠前期的高要素投入、高能耗的发展路径以及低成本战略越来越难以为继。为实现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集群是由企业组成的, 其升级归根到底是通过集群企业升级实现的, 企业通过创业可以改变工艺流程、产品、功能或者所在价值链, 进而实现企业升级[1]。焦点企业通过自身率先创业, 可以带动产业集群实现整体升级[2]。但是企业创业究竟如何助推集群整体升级, 以及不存在焦点企业的集群中, 产业集群是如何实现转型升级的问题, 至今仍缺少系统研究。在分析集群相关活动影响时, 由于存在诸多影响因素以及复杂的相互关系, 一部分学者开始运用复杂系统相关理论来分析集群活动。通过对多个集群的特征进行分析, 得出产业集群具有复杂系统的无标度、小世界等特征[3];谭劲松通过产业集群形成机理分析, 得出集群演进的过程类似于复杂系统的自组织过程[4]。但目前复杂系统理论主要应用于集群网络特征的描述以及集群生成过程, 很少有人尝试运用复杂系统相关理论对集群企业创业行为, 即如何从个体行为转变成集群升级的过程进行研究。

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首先对产业集群、公司创业以及协同学相关理论进行简单分析, 在此基础上得出集群竞争优势是通过集群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协同效应而实现的。集群企业创业促进产业集群升级, 也是通过集群内部形成新的协同效应而实现, 我们结合建德低压电器集群创业案例对此进行了验证。其次, 根据市场型与中卫型两种不同集群结构特征, 结合案例研究分析了中卫型集群取得协同效应途径;针对市场型产业集群的研究空白, 本文通过对安吉竹工机械集群的深度访谈, 总结其途径, 并对比不同途径的优劣点。最后探讨本研究的局限性, 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1 集群升级与协同效应

1.1 集群优势与协同效应

集群作为一种介于市场和组织之间的中间状态, 具有较多的竞争优势。马歇尔最先从三个方面分析集群的竞争优势:信息的快速传播、交流, 熟练的专业化劳动力市场, 内部分工提高机械使用效率[5]。随着集群的发展, 波特、克鲁格曼等学者不断补充和完善其相关理论。谭劲松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认为集群的集聚效应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知识外溢, 弹性专精, 网络结构和竞争优势[6]。产业集群之所以能够取得外部经济或者集聚效应, 是通过彼此之间相互协作得到比企业单独从事经营活动更高的绩效。例如, 企业之间由于社会文化以及制度基础的邻近性, 便于信息的传播, 以使集群内部企业可以更全面、快速的掌握市场信息。

Corning在分析复杂系统的演化时, 把协同效应定义为“自然或社会系统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子系统、要素或者人之间通过相互依赖形成的联合效应[7]。由此而知, 集群的集聚效应集群内部的子系统 (企业) 在集群整体层面形成的协同效应。李辉根据集群的特征, 通过分工协同、制度协同、集聚协同、竞争协同四方面论证了集群降低成本, 促进创新的作用机理[8], 进一步证实了集群的竞争优势来自于内部的协同。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

结论1:集群的竞争优势来自于集群内企业活动的协同效应。

1.2 集群企业创业与集群升级

集群企业创业 (尤其是基于创新的创业:based-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BIE) 是企业动态能力的一种具体体现。在这个过程中, 通过创业可以获得新知识、培养新能力, 而知识和能力都是企业竞争力构成的重要要素。戴维奇以浙江产业集群为样本, 证明了集群企业创业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集群企业创业能够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 实现企业自身的升级。

集群升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升整个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进而在全球市场中获得更高的价值增值[9]。根据复杂系统演化的协同学理论, 系统内部个体的行为只有变成局部集体行为, 最后才可以实现整个系统的演化, 即系统向着取得更多协同效应的方向进行演化[7,10]。根据这个理论分析, 集群升级过程就是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创业活动表现为局部集体行为, 并取得新协同效应的过程。单个企业创业实现自身的升级之后, 如果无法在集群内部形成新的协同效应, 则意味着产业集群只实现部分升级, 并没有促进产业集群整体升级。集群内部企业的创业行为只有表现为局部集体行为, 才具有一定程度的协同效应, 进而引导更多的企业朝方向采取创业行为, 才可以实现产业集群的整体升级。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

结论2a:集群企业创业行为如果不能取得新的协同效应, 将无法促进集群整体升级。

结论2b:集群企业创业行为的协同效应有助于集群实现整体升级。

1.3 集群升级基本模型

依据结论1和结论2及企业创业的相关理论, 可以得出企业创业与集群升级的简单关系模型, 如图1所示。

1.4 案例论证———建德低压电器产业集群

建德低压电器产业集群从上世纪80年代初发展至今, 产品包括万用插座、胶枪、其它低压电器产品及其配套产品, 与东莞、慈溪并列成为国内三大万用插座生产基地之一。2011年底, 规模以上企业19家, 实现工业总产值为13.5亿元, 其依靠高要素投入、高污染的发展路径和低成本战略, 与当前大部分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相似, 因此从总体上说, 建德低压电器产业集群比较有代表性。笔者于2012年12月在建德进行调研, 并访谈了建德市低压电器行业协会会长。

案例1:集群企业创业没有促进集群升级。

建德市勇华电器有限公司 (后更名为勇华公司) 在原先低压电器的产业基础上, 10年前进入自行车脚蹬业务。到目前为止自行车脚蹬业务销售额已经突破1.5亿元。通过发展自行车脚蹬业务, 勇华公司成功的掌握了新知识, 并提高自身的运营能力, 实现企业自身的升级 (价值链升级) 。但是其进入自行车脚蹬业务, 并没有对集群整体形成较大影响, 或者可以与集群内部其他企业的行为结合形成新的局部集体行为, 进而获得新的协同效应。由此可以看出, 集群企业创业可以促进集群企业自身的升级, 但是如果无法与其他企业的行为相联合取得新的协同效应, 将无法实现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

案例2:集群企业创业通过协同效应促进集群升级。

2008年6月, 杭州欧亚电器工具有限公司率先推出了电视、电脑等主控节能插座系列, 获得英国政府30%的节能补贴;在建德市其他大规模低压电器企业普遍亏损的时候, 保持了逆市增长, 2009年销售额比2008年增加了19.4%, 实现企业自身的升级。由于节能插座具有较高的利润率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引起集群企业 (如建德市飞龙电器有限公司、建德市勇华电器有限公司) 纷纷对其模仿学习, 推出了自己的主控节能插座系列。集群内部在节能插座的原料采购、销售等方面形成新的协同效应;同时, 由于集群内部企业产品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 迫使企业不断改进节能插座, 提高产品性能, 进而在市场中拥有更大的竞争力。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看出, 集群企业通过自身创业率先实现企业自身升级, 然后通过形成新的协同效应, 促进集群实现整体升级。

2 集群类型与协同效应

协同效应是集群内部多个企业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整体结果。因此, 集群内部的网络结构作为企业之间相互沟通、交易、学习的渠道, 会影响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可获得资源以及行为[11], 进而影响企业形成的协同效应以及方式。根据主流研究, 按网络结构类型, 把集群分为中卫型 (卫星式) 或市场型 (原子型) 。

2.1 中卫型集群与协同效应

中卫型集群围绕一个或几个核心企业运行, 其他大量外围企业为核心企业的上下游环节配套, 往往对核心企业的依赖性较高, 形成以“核心企业———关联企业”为主要联系的网络结构[8,12], 因此, 核心企业在整个网络中起决定性作用, 对其他关联企业的影响力相对较大。

当集群内部核心企业进行创业行为时, 往往对其关联企业有强大影响力, 带动关联企业进行创业, 进而形成新的协同效应, 实现产业集群的升级。我们称这类一个企业率先创业, 并通过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带动其他企业创业, 取得协同效应的方式为联动协同。此处理论分析与先前学者进行相关产业集群升级案例分析 (如浙江乐清工业电器集群升级[2]) 相一致。因此, 得出中卫型集群可以通过联动协同实现集群转型升级。

2.2 市场型集群与协同效应

市场型集群一般由中小企业构成, 集群内部企业产品同质化严重、规模相差不大、技术水平接近, 企业之间关系以平等的市场交易为主, 各企业独立性、自主性很强, 对其他企业的控制力也很弱, 多通过行业协会、政府以及中介机构等平台进行联系磋商[8,12], 因此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相对较弱。

由于集群内部网络关系相对较弱, 因此出现上述联动协同的可能性较小。此时集群内部形成协同效应往往需要依靠政府或者市场的力量才能实现。但是具体如何实现目前并没有成熟的理论或案例分析可供借鉴, 为此, 作者选择一个代表性的市场型产业集群———安吉竹工机械集群进行深入分析。

3 调研对象及内容

3.1 安吉竹工机械集群的背景

1993年, 通过对进口竹工机械设备进行研究, 赤坞农机厂生产出第一批本地竹工机械, 随后, 响铃、天赋、金马等竹工机械制造企业先后产生, 截至2012年末, 集群内部共有26家企业。虽然集群内部实现了初步的分工, 但是集群内部产品同质化比较严重。例如, 集群内部德迈、吉泰、天友、灵峰、金通、上峰、青达竹木刀具等10余家企业同时生产拉丝机、刨竹机、开片机等。企业之间规模相差不大, 销售收入多在1 000万元左右, 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较弱, 企业之间主要是通过行业协会进行协调、沟通。根据其特征, 可以得出安吉竹工机械集群是一个典型的市场型产业集群。

3.2 访谈对象及内容

为了能够准确地了解企业创业与集群升级之间的相关关系, 笔者于2013年3月在安吉竹工机械集群进行初步调研;并根据初步访谈内容, 4月又对集群部分企业进行再次访谈, 以更全面的了解相关信息。访谈对象主要包相关政府人员、行业协会及多家集群企业, 采用多主体访谈可以确保获得信息的效度与信度, 以及完整度。

3.3 访谈结果

在访谈的企业中, 多数有创业行为, 但是整体上促进集群转型升级的创业行为主要有两个方面:A重竹机械技术的开发;B生产木工机械。下面将结合上述两个方面以及天工机械创业对比来进行内部机理分析。

4 案例对比分析

4.1 天工机械———油漆机产品研发创业案例

天工机械于2002年开始对油漆机的进行生产研究, 使企业实现了从竹子加工前端机械向后端表面处理机械的转型升级, 提升企业产品的销售利润率———从原先的平均5%~10%, 提升为平均20%~30%, 并使企业销售额得到增长, 但是其创业之后并没有在集群内部引起较大的反应。从对吉泰机械、德迈机械的访谈中, 可以看出, 大部分企业仍然从事先前产品的生产, 也就是与并没有带动集群其他企业形成局部集体行为, 产生新的协同效应, 进而实现集群的整体升级。像这样的创业例子集群内部还有很多, 譬如:德迈机械于投资电动车的生产业务, 建林机械进行自动焊接机的生产等等, 都没有带动集群内部其他企业的创业行为, 产生新的协同效应, 促进集群的整体升级。

以上案例再次证明了结论2a, 企业创业如果不能取得新的协同效应, 则无法实现集群的整体升级。

4.2 安吉响铃机械———重竹研发创业案例

安吉响铃机械有限公司, 一直是集群内部规模较大、技术相对领先的企业, 于95年开始进行重竹产品的生产技术研发, 经过7年, 累计投入大量资金, 获得初步成功, 但是后期由于资金受限, 而把专利卖给雅风。重竹机械可以提高竹材利用率、加工效率, 减少操作员工数量;在市场中比较受欢迎, 单台机械设备价格高、利润率较高, 相对于原先的竹地板加工机械有较大的竞争优势, 因此集群内不少企业先后对相关技术进行模仿, 生产重竹加工机械, 实现自身的升级。到目前为止, 集群内部多家企业 (华奔机械、宇康机械、华丰机械等) 生产重组竹冷压和热压设备, 不完全模仿可以促进相关企业持续提升自身竞争力, 进而产品品质得到不断提升、生产流程不断得到优化[13]。截至2012年重竹机械的销售额占集群内部年总销售额的30%以上。由此可以看出, 安吉响铃机械通过自身创业影响集群内部其他企业的活动, 进而使集群企业产生新的协同效应, 进而实现集群的升级。

以上案例再次证明了结论2b, 集群企业创业行为的协同效应有助于集群实现整体升级。

响铃机械在重竹研发过程中, 投入太多资金而使自身资金链断裂, 最终把技术专利卖给雅风竹制品有限公司。截至笔者调研时, 响铃机械已经处于停产状态。后续技术研究主要由当时雅风竹制品有限公司的机械部进行研制, 凭借其强大的资金实力才完成基本技术的研发。到2004年, 才研发出相对成熟的加工机械设备。

4.3 协同创业———涉足木工机械领域

在调研过程中, 发现当前集群内部多家企业都在生产木工机械产品, 如天工机械在原先竹板油漆机的基础上, 进行相关多元化, 生产木材油漆机, 德迈机械在原先竹材砂光机的基础之上, 生产木材砂光机等等。集群内部多家企业都向木工机械转型的创业过程中, 实现了集群整体采购和销售的外部经济;同时, 新技能、新知识可以快速在集群内部实现传递, 即集群内部形成新的协同效应。截至到2012年, 木工机械占集群内部年销售收入的20%以上。而且木工机械整体利润率要比竹工机械高, 市场容量比竹工机械市场大, 因此集群整体相当于进入一个新的价值链。由此可见, 通过集群内部创业协同实现集群的转型升级。

4.4 案例总结

通过4.1、4.2和4.3的相关案例对比, 我们可以再次证明:集群企业创业有助于企业自身实现升级, 但是能否促进集群内部升级, 关键取决于能否影响集群内部其他企业或者与其他企业的创业行为相互作用形成新的协同效应, 从总体上进一步论证了上述的企业创业与集群升级关系模型。

4.1与4.2案例同样为集群企业进行的相关创业, 两者都可以促进集群企业升级, 为什么4.1案例却没有在集群内部形成新的协同优势?针对这个问题, 笔者所访谈的多家企业总经理认为, 天工的油漆机械没有对自身业务产生威胁, 并且油漆机市场相对来说较小, 所以就没有对天工的油漆机械采取相应的行动;当然对于那些获得较低利润率的创业行为, 企业更没有模仿的动力。因此得知, 如果想通过单个企业创业带动集群内部集体行动, 进而实现集群升级, 则这个创业行为应该具有三个特征:与其他企业现有业务产生竞争;新创业行为所带来的市场应该足够大;新的创业行为利润率较高。

根据上述三个条件对建德低压电器集群进行分析, 就可以清楚的揭示为什么欧亚电器的创业行为促进集群整体升级, 而勇华公司的创业行为却止步于自身企业的升级, 也再次证实总结出的三个判断特征的有效性。

结合4.2和4.3案例, 可以看出市场型集群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取得新的协同效应, 即实现集群转型升级:一是集群内部一家企业率先创业, 取得重大技术突破, 引起集群内部其他竞争企业进行效仿, 进而产生协同效应, 称这种方式为模仿协同;二是集群内部企业的创业活动彼此之间存在协同, 称这种方式为联合协同。

5 两种协同效应的优劣势

5.1 模仿协同的优劣

根据模仿协同的实现条件, 一般是集群内部一家企业取得重大技术突破。从案例中可以看出, 模仿协同的起始阶段只有一家企业进行创业, 所以不存在协调的困难, 便于进行管理。但是其缺点是进行重大技术的突破往往需要较多的研发资金, 给企业造成较大的经济负担, 而且一个企业往往技术实力有限, 进行重大技术的研发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如果该企业在集群内没有足够的影响力, 则很难通过恰当的手段来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 获得足够的收益来弥补自身的研发支出。最后, 即使集群企业创业成功, 由于其自身的影响力有限, 也不可能将自身的发明创造变为集群内部的整体标准 (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 最终反而会对创业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5.2 联合协同的优劣

联合协同的实现条件, 是多家企业的创业行为方向上存在较大的一致性, 往往需要政府或行业协会的引导。多家企业联合创业行为, 便于实现整个产业链的转型升级, 而且各家企业的相对研发成本较低, 降低单个企业的风险, 比较适用产业集群的整体转型。但是联合协同的产生多数是需要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协调沟通, 有可能会增加研发的协调沟通成本, 同时也有可能面临着如协同创新一样的知识产权以及利益分配问题。

6 研究结论及局限性

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首次运用了复杂系统理论来分析集群竞争优势, 并对企业创业到集群升级的宏观过程进行了论述, 并结合案例进行论证。其次, 结合安吉竹工机械集群的深度访谈, 总结出市场型产业集群单个企业带动集群升级的创业行为的三个特征;最后, 创造性的总结了市场型集群取得协同效应的两种方式:模仿协同和联合协同, 并对两者进行对比分析。

本文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首先, 没有对中卫型集群进行更深层次的案例分析;其次, 考虑到调研对象的可接触性, 选择的主要是浙江地区产业集群, 而没有选择江苏、广东等地的产业集群;最后, 本文多为定性理论和案例分析, 以后的学者可以尝试进行定量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