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转化（共4篇）
矛盾转化 篇1
在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 发展方式的选择是公共教育决策面临的重大课题。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不懈的努力, 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义务教育全面普及, 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迅速,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 教育供给总量不足的矛盾得到根本缓解。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深化, 当前我国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一方面是社会公众和经济社会发展对于高质量教育需求迫切, 另一方面是优质教育资源严重短缺。
主要矛盾的转化势必导致教育发展重心的调整, 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推进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教育发展的时代任务, 我国教育正在从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外延发展, 进入到以全面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发展的新阶段。显然, 既往的教育发展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已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等重大战略的实施, 不能适应教育发展重心调整的需要, 必须根据新的发展目标, 选择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更加适合国情的发展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
一、完善资源配置机制的原则
当前, 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已成为转变教育发展方式的主要障碍, 必须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紧密围绕未来一段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 尽快完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和方式。
1.围绕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完善促进内涵发展的资源配置机制。
当前, 提高质量、促进内涵发展已成为各级各类教育共同面临的迫切任务, 也是各级党委政府的职责所在。必须通过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 把教育工作的重心从以规模扩张和空间拓展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 转移到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上来。今后, 在加强硬件建设的同时, 要将更多的资源投向教师、课程、教学和学校管理方面。要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 在资源配置结果和教育教学质量之间建立正向联系, 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调控作用, 引导和督促基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真正重视内涵发展, 把主要精力放到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上来。
2.围绕不断优化教育结构, 完善促进协调发展的资源配置机制。
教育的结构会影响甚至决定教育功能的发挥。评价教育结构是否合理, 有两个视角。从内部来看, 主要依据是各级各类教育规模是否大致匹配、发展速度是否协调;从外部来看, 主要依据是教育的类型和学科专业是否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基本适应。进入本世纪以来, 我国教育发展迅速, 但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亦较突出, 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前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发展滞后, 成为我国教育的“短板”;二是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脱节, 人才结构性失业问题比较严峻。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以资源配置为枢纽, 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适度发展高等教育, 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同时要引导学校及时调整学科和专业结构, 切实增强教育的外部适应性, 使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3.围绕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完善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资源配置机制。
学生是教育活动的对象, 学生学习效果是教育目的的直接体现,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是办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基本要求。教育的规模、硬件条件等, 仅是教育发展的外在评价指标, 核心指标是学生的全面发展。如果仅仅关注提高入学率和升学率、降低辍学率等外在目标, 学生的全面发展往往得不到真正重视。完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 要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着力点, 在学生发展的薄弱环节加大资源投入力度, 不仅教学生知识技能, 还要加强德育, 重视培养学生动手动脑、生存生活的能力, 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要通过教育资源配置的导向, 确立学生作为教育活动主体的地位, 切实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4.围绕教育基本制度建设, 完善推进体制机制变革的资源配置机制。
教育发展的成效, 不仅体现为教育规模的扩张、办学条件的改善, 还体现为科学的教育制度的建立, 这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 是探索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教育制度。但同时必须看到, 由于长期以来偏重规模扩展和硬件建设, 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与建设滞后, 已成为当前制约教育科学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转变教育发展方式, 必须尽快完善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教育制度体系建设, 这就需要发挥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 重点支持和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的探索, 不断完善教育基本制度。
5.围绕公平和效率目标, 完善公正和充满活力的资源配置机制。
完善资源配置机制, 推进教育发展方式转变, 必然涉及公平和效率问题。公平的缺失, 可能导致教育被“异化”, 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效率的缺失, 将带来教育资源的浪费, 影响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教育改革发展的活力。教育资源配置, 必须同时兼顾公平和效率目标。要在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保障弱势群体的平等受教育权、缩小地区之间和学校之间教育发展差距、促进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加大投入, 切实保障教育公平;要在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益、推进学校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效益等方面有新的思路和举措, 为教育改革发展不断增添新的活力。
二、完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的建议
完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 涉及体制变革和利益格局的调整, 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难免会遇到诸多困难和阻力, 如陈旧教育观念的束缚、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等。尽管困难大、压力大, 但笔者认为, 完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和方式已势在必行, 必须着眼国家和民族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抓紧推进。
1.转变思想观念, 树立科学的教育观。
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的完善, 受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 但决定性因素是思想观念。对“教育是什么”、“教育有什么用”、“教育的功能如何发挥”等根本性问题的回答, 直接影响了教育资源的投向。过去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中存在的问题, 如偏重规模扩展和硬件建设、教育公平的缺失等, 除了当时的内外部环境影响外, 许多都与教育观直接相关。完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 必须对现实问题, 进一步解放思想, 树立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科学教育观, 并以此为先导, 通过资源配置, 将先进的理念转化为鲜活的教育实践。尤应指出的是, 当前教育资源配置要紧扣人才培养这个中心, 引导学校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 将科学的教育观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 促进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 促进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 从而使教育的功能得以全面发挥, 使命得以全面实现。
2.加快简政放权,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是公共教育服务的提供者, 是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主体, 其职能定位及履行对教育资源配置具有决定性作用。目前, 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中存在的过度强调行政本位、手段单一、公开透明性欠缺、权责不匹配等诸多问题, 都与政府职能越位错位、权力过于集中等相关。完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 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加快简政放权的步伐。要以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为重点, 约束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过度膨胀的权力, 增强地方政府统筹教育资源的能力, 落实和进一步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要切实发挥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 改善政府对教育的宏观管理。要扩大教育资源配置的社会参与, 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学校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促进教育资源配置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3.落实教育优先发展, 扩大教育资源总量。
实现教育科学发展, 必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这是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 是完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的重要保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 对教育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 教育资源总量供给也应相应增加, 这样才能给完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留下足够的空间。换言之, 只有在保证教育优先发展、教育资源总量供给不断扩大的基础之上, 完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才有可能落到实处。落实教育优先发展, 必须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 即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优先规划教育发展, 财政资金要优先保障教育投入, 公共资源要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即便在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达到4%以后, 仍需要继续增加教育财政投入。
4.建立利益协调机制, 减小改革阻力。
完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 需要对现有利益格局进行调整, 否则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另一方面, 教育利益相关者合理合法的既得利益得不到尊重和保护, 资源配置机制的完善缺乏群众基础, 也将使调整和改革寸步难行。为此, 有必要建立利益协调机制, 平衡教育利益相关者各方面的利益和诉求。既要尊重既得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 又要敢于打破既有利益格局, 进行改革探索。客观地说, 二者之间难免存在矛盾, 这就需要通过公共教育政策的引导, 处理好存量资源和增量资源之间的关系, 尽可能实行增量改革或以适当方式建立补偿机制, 保障教育利益相关者合理合法的利益;而对于阻碍教育科学发展、有悖于教育公平和提升质量的不合理、不合法的利益, 则应该坚决调整或取缔。
5.完善监督考评机制, 确保责任落实。
完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推进教育发展方式转变, 是长期性和系统性的变革, 涉及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各级各类学校的职责。由于教育工作具有涉及面广、周期长、环节多等特点, 只有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监督机制, 相关政策措施才能落到实处。为确保责任落实, 需要将完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的任务层层分解, 明确各级政府的工作职责, 建立监督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和问责机制。尤其要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 加强教育立法工作和对教育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和质询。
总之, 完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 推进教育发展方式转变, 是我国教育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是关乎我国教育命运的深层次变革。变革的顺利推进, 需要以科学的教育观念作为重要先导, 以促进内涵发展作为主要目标, 以充足的投入作为重要基础, 以有效的制度体系作为根本保障。政府应切实转变职能, 尽快建立和完善科学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 进一步激发教育的活力;各级各类学校要深化对教育教学规律的研究, 集中精力抓好人才培养, 切实提高学校管理水平效益和教育教学质量, 使我国教育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快。
矛盾转化 篇2
“十三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不仅将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加速期，也将是化石能源绿色发展和清洁高效利用的黄金期、承载使命变革转型的关键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党中央对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精准定位，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征、新任务和新挑战。
体现在能源领域就是，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能源消费增长换档减速，保供压力明显缓解，供需相对宽松，而发展质量和效益还有待提高，能源发展进入新阶段。在供求关系缓和的同时，结构性、体制机制等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成为制约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这正是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在我国能源行业的集中体现。
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论断，必将促使我国能源行业的中心任务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站在新起点上，我国能源转型该如何面对和迎接这一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以什么逻辑解决好新的社会矛盾？ 能源清洁转型加快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由此也带动我国能源领域发展战略、理念和政策取向的系列变化，推动了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深刻变革，“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成为重要发展基调。能源革命的理念涉及能源消费者、生产者的定位以及相互关系的重大调整和重新定义，本质是主体能源的更替或其开发利用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主要特征是能源供给消费的清洁低碳化发展，目标是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这些意味着我国能源朝着清洁化方向发展的的重大思路转变。朝着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方向，我国能源发展方式正由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2016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比2012年增长了9.1%，年均增长2.2%，远低于本世纪以来能耗总量年均7.1%的增速；能源结构正在由煤炭为主向多元化转变，天然气、非化石能源清洁能源消费比重分别提高了约1个百分点、4.4个百分点，煤炭消费比重下降了6.5个百分点……能源生产消费发生了巨大变革。推动能源革命之路，并非坦途。需要解决许多矛盾问题，应对各种风险隐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能源当中有着充分体现。比如，部分地区能源生产消费的环境承载能力已经接近上限，“以气代煤”和“以电代煤”等清洁替代成本高，洁净型煤推广困难；部分地区弃风弃水弃光“三弃”问题严重；此外，跨省区能源资源配置矛盾凸显、天然气季节性供需矛盾依然突出，等等。我们更应该看到，当今世界，能源清洁低碳化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高效、清洁、多元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能源转型进程加快推进，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成为世界能源发展的主要方向，国家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决心也越来越强烈。
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壮大清洁能源产业，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这进一步坚定了今后一个时期推动能源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为我国清洁能源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根本遵循，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发展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机遇。
纵观人类能源发展历史，任何一种能源的占比提升都需要一段漫长的过程。我国可再生能源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实现从补充能源向替代能源、从高贵能源向普惠能源的转型，仍需要突破技术、商务和管理多种瓶颈。因此，化石能源在我国能源体系中仍将较长时期发挥重要作用。“十三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不仅将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加速期，也将是化石能源绿色发展和清洁高效利用的黄金期、承载使命变革转型的关键期。
未来的能源结构将是系统集成、多能互补的能源体系，天然气作为清洁的化石能源，将成为向新能源体系过渡的重要桥梁。通过推动能源革命，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多方引导培育，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将持续提高，天然气更加广泛的开发利用将成为我国能源转型的必由之路。“三去一降一补”推动能源行业强身健体
当前，我国能源供给结构还不合理，破解结构性失衡问题，必须要以提高供给质量、满足有效需求为根本目标，以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优化供给结构为主攻方向，通过正确有效、清晰可行的结构优化措施，使能源供给体系更适应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能源领域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密集出台一系列重磅规划、政策和配套机制，积极引导和推动去产能、补短板、增动能重点工作。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取得积极成效，能源储运能力显著增强，保供压力基本缓解，能源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清洁能源比重提升，包括上游勘探开发、油气储运、电力体制改革、成品油主体多元化、价格形成机制、市场体系建设等在内的一系列能源市场化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但是，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依然艰巨，一些关键领域改革创新推进缓慢，已出台的改革措施“最后一公里”难以落实，成为释放市场活力和培育增长新动能的主要制约因素。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必须打赢的硬仗，是一次惠及长远的变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出的重大政治判断写入党章，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
推动能源供给侧改革，首先要进一步着力化解和防范过剩产能，增加有效供给，在实施去煤和能源替代战略、防范煤电过剩风险、推动成品油质量升级等方面继续下大力气。其次，要统筹资源、环境和市场条件，推动非化石能源可持续发展。大力改革创新，尝试通过实施一定的价格补贴政策，重点解决可再生能源发电储能技术不足和“弃风弃光”现象。三要继续加强国内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加大页岩气、页岩油、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调查评价，积极扩大规模化开发利用，夯实油气资源供应基础。四是要加强电网、管网及能源储备建设，补齐能源基础设施短板。五是要优化高耗能产业和能源开发布局，推动能源协调发展、互补利用，提高能源系统的运行效率和智能化水平。
节能环保成为能源行业重要命题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是我国发展面临的紧迫任务。我国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排放量大，污染严重，面临异常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有世界上最强烈的环境改善诉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节能降耗成效显著。2012年至2016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分别比上年降低3.5%、3.7%、4.7%、5.6%和5.0%，降幅总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2015年，除单位GDP能耗外，单位GDP电耗比上年降低6.0%，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比上年降低8.4%，这三个指标均为2005年实行节能降耗约束性管理以来降幅最大的。
但是，我们与世界先进国家还存在巨大的差距，特别是能效和排放上。从世界范围看，我国能耗强度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与世界平均水平及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高。按照2015年美元价格和汇率计算，2016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为3.7吨标准煤/万美元，是2015年世界能耗强度平均水平的1.4倍，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1倍，是美国的2.0倍，日本的2.4倍，德国的2.7倍，英国的3.9倍。根据BP能源统计年鉴，2016年我国人均排放是全球的1.44倍，单位GDP排放是欧盟的4.32倍，美国的2.79倍，全球的1.7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可以说，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基调，生态文明建设既是硬约束，也是主目标。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是培育发展新动能、提升绿色竞争力的重大举措，是补齐资源环境短板、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支撑，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兑现国际气候承诺的要求，已成为我国能源行业的重要命题。
科技创新成能源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作为能源革命战略的重要一环，能源技术革命是助推能源消费、供给、体制革命和加强国际合作的基础和动力源泉，将从根本上决定能源转型的速度和进程。
近年来，我国能源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装备自主化水平显著提升，但与世界能源科技强国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核心技术缺乏、关键装备及材料依赖进口问题比较突出，新能源、页岩气等领域关键技术长期以引进消化吸收为主，燃气轮机及高温材料等依然落后等。与此同时，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够突出，创新活动与产业需求脱节的现象依然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在这一背景下，能源科技创新正迎来最好的机遇期。我们一方面要立足国情，大力发展绿色清洁能源技术，把握创新重点方向和领域，依托重大工程，以重大科技专项攻关为抓手，力争突破深海油气、页岩油气、可燃冰、新一代核电等能源领域的一批关键性技术。另一方面，要紧跟国际能源技术革命新趋势、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拓宽视野，积极吸收国际上成熟的技术和经验，加强新技术运用和新模式探索，推动页岩油气开采技术、大电网技术、智慧能源、储能技术等国际先进技术在国内应用；同时密切跟踪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动态，及时把握一些发展机遇。
“中国智造”呼唤制造业升级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中国制造”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既有技术上的欠缺，也有工匠精神不够的原因。
能源装备是能源技术的载体，是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和核心部分。推动能源装备自主创新是落实“中国智造2025”的重要举措，是推进能源技术革命的重要内容。当前，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一个主要趋势，许多国家都把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把推动新能源和新型绿色产业发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变化，给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能源装备制造业构成了新的压力和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传统能源技术装备亟需革新和提升水平。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报告还提到，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当前正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交汇的历史关键时期，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必须紧紧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加强统筹规划和前瞻部署，发扬工匠精神，加快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对能源领域而言，要顺应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力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在高效洁净发电、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天然气利用、能源工程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领域抢占先机，实现重大突破，从而进一步扩大优势，迈上新的重要台阶。提高自主创新和整体劳动队伍技能水平，使中国制造变成中国智造。
倡导企业家精神，推进能源行业变革与国企改革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蓬勃发展和新技术新产业的兴起，众多新兴行业的民营企业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能源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尽管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重大改革进展和社会关注度上显得沉寂。这种反差并非因为国企缺乏潜在的优秀企业家，更多源自于国企管理体制的特殊性，加之市场化激励不足，导致国企高管政治家身份更加浓厚，而企业家精神相对缺失。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20年，要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善于经营、充满活力的优秀企业家，培育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不久前，中央下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这是建国以来，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
企业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承担着资源优化配置的责任和风险，这也是中国新发展阶段的改革发展需要和企业家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决定的。尤其是在相当多企业处于爬坡过坎的情形下，更需要一批优秀的企业家作为领头羊，对企业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当前，我国能源企业处于厚植发展优势、调整优化结构、加快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期，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趋紧、需求增速大幅下滑、竞争日趋激烈的复杂形势，承担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行业市场化改革、国资国企改革的艰巨任务。在这样一个行业深度调整和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尤为需要激发和弘扬国有企业家的担当、创新、进取、奉献精神。但是，激发国有企业家精神，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化手段，更需要建立一种发现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环境和一套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诸如推行董事会行使高管人员市场选聘、薪酬水平与业绩挂钩机制、企业管理人员合理流动机制、国企员工持股制度等等，除此之外，还要厘清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与边界。
矛盾转化 篇3
1.系列法规、政策陆续出台
2008年国务院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体现了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的能力对建设创新型国家,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意义, 知识产权工作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截止2013年底, 知识产权战略已实施整整5年。在专利方面, 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修订相应法规, 极大促进了我国专利事业的发展,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有力支撑。
2008年底《专利法》第三次修订, 2010年修订《专利法实施细则》,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专利质押登记办法》, 同年底发布《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 (2010-2020) 》, 每年还有《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推进计划》等具体工作计划。各地方陆续跟进, 发布地方知识产权战略, 出台《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以及各种《专利奖励办法》《专利资助办法》, 专利事业在全国如火如荼地推进着。
2.叹为观止的高增长
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五年来, 在专利数量上有了飞跃式的发展。今年2月20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其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3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已连续第三年居世界首位, 达82.5万件, 同比增长26.3%, 发明专利授权20.8万件;全年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类专利申请总量达320.3万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02件, 提前完成“十二五”目标提到的3.3件。
对比五年前的数据, 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发明专利申请29.0万件, 授权发明专利9.4万件;受理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类专利申请总量为82.8万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0.8件。我们发现, 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专利申请总量、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在战略纲要实施五年期间, 分别增长了284%、221%、387%、503%。
从2008到2013的这五年, 可以说是我国专利事业大跨越大发展的五年, 在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今天, 专利数量的持续超稳定高速增长, 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带来的崭新希望, 我们不禁想到, 三十多年前的那位老人说过, “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
3.举步维艰的专利转化之路
专利转化 (patent conversion) , 是指从知识形态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专利转化率, 直接反映了专利与工业生产的联系程度, 且常常与另一概念“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联系。在发达国家, 专利转化水平一般在30%-40%, 在日本等国家甚至高达70%-80%。
专利的数量尽管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我国目前的专利事业水平, 但对于我国技术发展水平, 尤其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并不能直接准确的反映。如果说发明专利数量标志着被国家认可且具有实用性的创造性发明的多少, 那发明专利的转化率则从另一方面说明真正运用到生产中的发明专利的数量。
目前我国的专利转化率, 尚无统一数据, 有分析认为是10%, 有的研究认为是2%, 众说纷纭。教育部《中国高校知识产权报告 (2010) 》中给出的高校专利转化率只有不足5%, 平均寿命只有3年多, 并且多年来一直处于这样极低的水平 (而其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在课题组的统计期间内的增长是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 , 我们可以从专利技术最密集的高校的情况对我国整体专利转化情况窥见一斑。
于是,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尴尬:一方面是我国专利数量持续高速增长, 另一方面是专利的转化率一直停留在较低水平。难以计数的奋斗在科研一线的人员呕心沥血完成的专利技术, 连生产线的影子都没见到, 就遭遇“被沉睡在实验室里”的悲惨结局, 这不仅是对科技资源的巨大浪费, 也是对专利制度精神的一大讽刺。
知识产权战略在全国的推进不可谓不声势浩大, 但是对其实施效果的评价体系, 仍然不够健全和科学。长久以来, 专利数量一直是我国用来衡量专利事业的最重要的指标, 从国家到到地方各级, 在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或多或少的表现出“重量不重质”的功利化倾向, 以及“重确权、保护, 轻流转、运用”的局面。专利的低转化率现象在最近几年已经得到了各界重视, 各级政府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过程中已经有意识地在促进专利质量和专利转化率的提高, 遗憾的是, 尽管做了许多工作, 但就现有统计和研究来看, 专利的转化、实施水平一直徘徊在极低的水平, 未见起色。
二、造成“一高一低”矛盾的原因分析
事实上, 早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发布时便定下了五年目标, 其中便有“自主知识产权水平大幅度提高, 拥有量进一步增加”和“运用知识产权的效果明显增强”, 并且构建起“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的覆盖专利权全生命周期的体系。后续的很多政策性文件, 无论中央还是地方, 都专门提到了“促进创新成果转移和产业化”、“促进自主知识产权的转让和许可”等问题, 并且有“财政和税收支持”保障。可见这些政策在制定时便已对这一问题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但是就实施效果来看, 虽然在数量方面的目标无疑圆满完成了, 但在运用上如果仅从相关统计项目如“企业专利拥有量、占专利总量的比重、专利产品销售收入”、“专利交易数量”、“技术合同登记额”来反映, 似乎有失偏颇。这些数字的增长, 只会让我们更加疑惑:为什么我们的专利转化率仍然持续地非常低下?
到底是什么造成了我国专利数量的高增长、低转化率这“一低一高”的现象?学界对此有过诸多讨论, 有的认为“产学研”结合不紧密, 有的认为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 有的认为政策不完善等。
笔者认为在分析这一现象的成因时, 首先应当明确, 由于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这三类专利存在较大差别, 专利的转化率应当分类进行统计和研究, 不能一概而论。外观设计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自出生之日起就带有着既有或已成型的产品和技术的影子, 承载着生产线的理想, 因而与发明专利有很大的不同。而发明专利, 更多地与科技创新前沿相联系, 具有更大的创新性、更大的商业潜力, 同时也有更大的风险。对发明专利的转化情况进行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 主体意愿分析
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 是很多政策性文件构筑出的体系, 要分析发明专利转化率低的现象, 不能忽略最源头的一环——创造。一般认为, 专利权主体主要有四类:个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转化率最低的发明专利往往是来自高校和个人的。个人专利权人由于具有高度的分散性, 专利信息难以得到有效的整合, 供需双方信息交流极度不畅, 长久得不到收益的专利权人很多就放弃了续缴年费。作为学术高地的高校, 一直走在各种科学技术的前沿, 每年有大量技术获得专利授权, 就像前面提到的, 高校的专利转化率平均只有5%, 通过笔者多方走访了解到, 中国高校重论文、轻专利是一个普遍现象, 承担课题、发表论文、出版论著直接与科研人员的考评挂钩, 专利对于高校科研人员而言, 只是一项科研成果, 其意义在于评职称以及各种评奖评优, 在进行研发时也不过多的考虑后续的可产业化问题, 而且对于从事研究工作的高校老师而言, 且不提生产, 就是中试、大试都是非常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我们从“成果”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出, 这些专利授权下来的命运大概也只有“沉睡在实验室了”。尽管一些高校设立了类似“技术转移中心”之类的部门, 但是其职能发挥并不甚理想。
(二) 市场需求的考量
而且, 我们似乎忽略了一个更大的因素, 就是市场。似乎所有的学者都在关注产学研结合、中介平台建设、政策鼓励等, 但是这些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这些技术是契合市场需求的。这个假设似乎是当然成立的, 但深思之下似有不妥。科技是生产力,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加上发明专利转化率低的现状, 就能推出现有发明专利恰能满足市场需求让我们经济结构升级?这个逻辑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方面, 现有发明专利中具有经济价值的又适合工业化生产有多大比重?另一方面, 我们的市场是否需要这些发明专利?而笔者走访专利事务所得到的信息也确认了这一点:我们的市场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喜欢”这些专利。该所工作人员人告诉笔者, 该所每年代理专利申请数千件, 但企业找上门来要技术的一年也不过几件, 企业需要技术会自己研发或者通过自己的渠道, 不会选择在专利文献的汪洋大海里耗费时间寻找一个和自己需求对口的。事实上, 过去十几年专利申请量的快速增长, 固然受到市场需求的拉动, 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得益于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绩效评价激励政策的推动。市场驱动的创新活动所产生的专利数量, 要远远少于受科技创新导向政策推动下新增的专利数量。现有发明专利和市场需求是存在“错位”和“断层”的。
(三) 发明专利质量良莠不齐
专利申请的技术创新水平不高, 关键技术领域的专利占有率不足, 核心专利少, 部分引导政策和考核评价工作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 出现了一些不以保护创新成果为根本、不以提升市场竞争力为目的的专利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曾表示:“与发达国家那些顶尖的高新发明创造相比, 我们更多还是改进发明, 还是比较低端的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据汤森路透发布的2012年全球创新力企业 (机构) 评价结果显示, 美国以47家企业位居榜首, 日本以25家企业排名第二。虽然中国企业专利数量领先, 但专利质量和影响力不足, 与2011年的评价结果一致, 2012年中国仍无一家企业入列。评价结果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企业专利数量与质量不匹配的问题。很多国外媒体对中国专利质量问题也多有质疑。无论是尚未实施转化的发明专利, 还是已经产业化的发明专利, 都存在着质量不高的问题。质量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专利发展的首要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曾就此问题专门发过通知[], 希望改变这样的局面。
似乎数量上去了就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质量问题, 而国人对数量和质量之间的矛盾首先想到的便是控制数量。2013年共授权发明专利20.8万件, 同比下降4.1%, 这是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多年来首次下降, 对这个数字官方的解读是:说明我国提升发明专利质量的举措已见成效。诚然, “少生”固然有助于“优生”, 提高授权门槛有助于引导申请人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 但笔者认为, 对于质量问题应当更加理性地看待, 不可操之过急, 申请专利是发明人的基本权利, 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理应被授权, 像严格控制出生率那样以行政权力人为控制授权量, 是违背专利制度鼓励创新的本旨的。
(四) 产学研结合难
“产学研结合”这个概念频繁出现在有关知识产权的各种政策性文件以及学术论述中, 似乎“产学研结合”是解决科技转化为生产力难题的“杀手锏”, 但实践来看这个方法推进地异常艰难。原因在于负责生产的企业与负责科学研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各自性质不同、追求不同, 其员工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迥异, 业务往来更是少之又少, 造成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少有交集。即使有成果转化后的利益相联系, 在高校科研人员“没想过”、“怕麻烦”的态度和企业对高校“太慢”、“低效”的抱怨下, 这个微弱的纽带变得更加脆弱。仅凭政策鼓励是很难将产学研不同领域的资源加以有效整合的。
(五) 财政支持落实难
许多政策文件中对于财政支持方面有详尽的规定, 但是实践中这些财政上资金很难及时、到位划拨, 以至于一些配套设施建设缓慢, 进度一拖再拖, 其服务专利交易的效果可想而知。政府财政预算有限, 支出项目繁杂, 而专利发展方面的投入短期很难产生可观经济效益, 在资金划拨时的“优先级”不够, 难以得到足额保障。
三、对策及建议
(一) 鼓励高校科研人员进行专利成果转化, 明确发明人与学校间的利益分配
一方面, 提高高校科研人员对专利权财产价值的认识, 在对科研成果的管理上进一步放开, 鼓励科研人员将具有实用性的专利技术积极转化。高校尽可能地建立起校企信息交流平台, 及时发布最新的专利信息, 为技术转移提供便利, 但对技术合同的具体内容不宜有过多行政干预。另一方面, 进一步明确专利权财产权归属, 科学分配发明人与学校对技术转移后的财产利益。依据我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的规定, 由财政资金支持的科研项目, 项目承担人实施知识产权所产生的利益分配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依约定进行。在高校专利普遍涉及职务发明的情况下, 更应该明确作为智力提供者的发明人和作为资源提供者的高校之间的财产权利分配, 各高校内部应建立尽量统一的规则, 使科研人员促进技术转移的活动得以大胆、有序、顺畅的进行。
(二) 立足市场需求, 提高专利质量
许多专利得不到转化, 就是因为不能适应市场需求。提高专利质量, 在源头上要求科研人员不仅要聚焦科技前沿, 还要立足市场发展实际, 把握好专利实用性的特征, 并且在决定是否申请专利时理性评估;在宣传上, 注意引导科学研究为市场服务;在政绩考核上, 强化对专利质量的考评, 扭转专利工作“重量轻质”的观念。
(三) 有效整合专利信息, 加强交易平台建设
针对专利供需信息交流不畅的情况, 一是加强宣传, 积极引导专利权人进行技术转移, 建立专利信息免费发布机制, 便利专利权人方便快捷发布信息, 扩大供方信息的规模和覆盖面。二是对专利信息加以有效归类、整合, 便利技术需方快速、准确、有效地查找所需技术。这些都离不开专利交易平台的建设, 专注整合各领域的专利信息, 积极举办各种大型专利技术推介会等, 创新服务功能, 完善人才队伍, 在立足本地区实际的基础上, 加强各地区成功经验交流。同时, 由于各地的专利交易平台大多具有政府背景, 一方面应保证财政拨款及时到位, 另一方面积极探索盈利渠道, 吸引社会资金进入, 助力交易平台的快速发展。
(四) 建立专项基金, 确保各项经费落实到位
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有效落实需要政府大量的资金投入, 尤其在专利交易市场尚不健全的情况下, 促进专利技术的转化使知识真正变为生产力, 就更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各种牵头作用。在转变经济发展结构日益迫切的今天, 专利事业发展经费落实难严重制约了工作进展。为确保专利工作有效推进, 各项经费不致被不合理拖延, 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专项资金, 专款专用, 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突显国家战略的重要性。
四、结语
当我们回顾发达国家专利权发展史, 我们发现这样的矛盾的存在似乎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从《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着重保护, 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trips) 第7条明确将促进技术的转移 (transfer) 和传播 (dissemination) 以及社会经济效益的的增加列入其目标, 再到适应专利技术跨国流动需求应运而生的《专利合作协议》 (PCT) , 对专利制度的认识经历了从保护到运用的过程。在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方起步不久的中国而言, 我们存在着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从重数量到重质量, 从重保护到重流转、运用, 转型之路困难重重, 只有立足实际需要, 提高专利质量, 培育主体, 发挥市场作用, 促进信息流通, 落实资金保障, 才能真正解决科技-生产力的转化难题, 实现知识产权战略之根本目标。
摘要：2008年发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对我国的知识产权事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当我们总结知识产权战略实施5年来的成果, 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我们的专利数量一直在保持着世界赞叹的增长率, 忧的是我们的专利转化率一直处在较低的水平。本文从主体、市场、资金、专利质量、产学研结合五个角度进行分析, 提出解决这一矛盾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利转化,技术转移
参考文献
[1]参见:《我国发明专利:结构优化质量提升》, 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http://www.sipo.gov.cn/zscqgz/2014/201402/t20140221_906416.html, 最后访问2014年3月1日.
[2]《国家知识产权局2008年专利统计年报》, http://www.sipo.gov.cn/ghfzs/zltjjb/jianbao/year2008/indexy.html最后访问2014年3月1日.
[3]万清云, 刘庭功, 卢军:《科技成果转化的概念及特征探析》, 载《科技进步与对策》1999年6期, 147-148页。
[4]韩亮:《高校专利转化问题及对策研究》, 载《产业与科技论坛》2013年17期, 173页。
[5]参见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中国高校知识产权报告 (2010) 》,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6]专利寿命, 指从被授予专利到专利终止的期间。
[7]参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中国知识产权蓝皮书 (2009-2010)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61页.
[8]杨尚东, 《关于“中国专利数量跃居世界首位”的冷思考——企业创新能力仍有待大幅度提升》, 载科技日报, 2013年3月27日11版。
[9]田力普:中国目前专利质量处在相对较低水平。[EB/OL].http://www.china.com.cn/news/2013-04/25/content_28654159.htm.中国网, 2013年4月25日.
[10]杨尚东, 《关于“中国专利数量跃居世界首位”的冷思考——企业创新能力仍有待大幅度提升》, 科技日报, 2013年3月27日11版。
矛盾转化 篇4
代的根据
作者：李君如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不仅是确定工作重点的根据，而且是划分社会实践发展阶段的根据。我们党就是通过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揭示社会主要矛盾、分析和把握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制定党在各个阶段的纲领和路线。
在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就是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来认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确定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例如，长征取得胜利以后，根据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事变，妄图从东北入关占领全中国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毛泽东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了，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根据这样的认识，提出同国民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战争阶段。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表述契合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我们党正是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特点，指出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虽然进入了社会主义，但这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