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矛盾（精选3篇）
辩证矛盾 篇1
摘要：公平与效率问题可谓社会科学发展领域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二者的矛盾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我国历史及实践中往往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 虽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社会公平失衡问题愈演愈烈, 各种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如何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关系, 构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哲学命题。
关键词：公平,效率,矛盾关系
一直以来, 人们面对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时, 往往强调效率优先而淡化公平。改革开放初期, 为了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低效率局面, 邓小平同志率先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非均衡战略, 效率被放在优先地位。从历史和实践来看有其积极的一面,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一部分人只图效率而忘却公平, 因而各种负面影响不断蔓延, 严重影响了我国整体发展的效率, 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愈加突出。
一、公平与效率的内涵与矛盾问题
(一) 公平与效率的应有内涵
“公平”的内涵, 即公正与平等, 在英语里是just, justice.柏拉图将公平等同于正义, 指出所谓正义, 即于一切正当之人, 事物与行为之间完全公平之谓[1]。19世纪的功利主义学派代表人边沁认为公平要求为社会谋福利,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明确提出公平理性的东西即是自在自为的法的东西[2]。
马克思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著作中也对“公平”做了许多阐述。正如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的抽象的“永恒公平”时指出“这个公平则始终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 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3]在批判杜林的永恒真理存在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时深刻指出:“平等的观念, 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 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 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这一观念的形成, 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 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 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4]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公平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是流变性与不变性的统一。
“效率”一词,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比较公认的是帕累托提出的最优化标准, 即“帕累托最优”。他认为对于某种经济的资源配置, 如果不存在其他可行的配置, 在至少有一人受益的同时不使其他任何人受损, 那么这个资源配置就是最有效率的。但是从社会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 就有很大的不同。
当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效率是关于系统功能活动功能状况的一个范畴, 就其实质来说是关于社会生产力的, 并且只有在社会哲学的层面上才能被真正把握的范畴。第二种观点认为, 效率在本质上可视为一种比较效用价值。第三种观点认为, 效率是一个关系范畴, 反映人与物的关系, 实质是实践关系。第四种观点认为, 在社会历史哲学的层面研究效率是对效率认识的一种深化[5]。
(二) 公平与效率矛盾问题直接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
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从客观上讲, 许多情况下追求效率的快速提高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不公平现象, 而一味追求公平, 正如历史上我们坚持公平至上的平均主义, 走了不少弯路, 使得社会生产效率极其低下。而人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公平与效率哪一个更重要、更优先的问题上, 忽视了应该尽可能缓和它们的张力, 扩大两者的互补性, 缩小它们之间的矛盾性。因此保证一定效率的前提下, 重点解决社会极不公平问题是当前我国正在也是必须处理的问题。
当今中国社会公平的失衡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第一是城乡关系, 城乡差距日益扩大, 2007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显示, 2005年各地区的城乡收入差比上一年扩大500元以上, 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及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第二是地区关系, 东西部地区差距日益加剧, 目前占全国人口40%的东部地区创造了全国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而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东部的35%。第三是阶层关系, 高中低各阶层收入出现明显差距, 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2000年高收入阶层人均工资水平是低收入阶层的2.63倍, 2005年增加到4.88倍。第四是干群关系, 干部群众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不仅表现在公务员收入不断增加, 更多表现在企业, 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的干部和工人奖金分配的差距越拉越大。第五是贫富关系,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已超过基尼系数0.4的警戒线。我国基尼系数03年达到0.45, 06年已上升到0.496, 导致了显著的社会贫富差距[6]。
二、效率优先不是最终解决公平与效率矛盾的唯一或最终途径
(一) 公平和效率的内涵 (主要矛盾) 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首先, 公平与效率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有不同的要求。“公平”和“效率”是具有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社会条件下, 两者的含义都会不同, 即是动态、相对的。恩格斯指出:“如果群众的道德意识宣布某一经济事实, 如当年的奴隶制和徭役制, 是不公正的, 这就证明这一经济事实本身已过时, 其他经济事实已经出现, 因而原来的事实已经变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维持了。”[7]其次, 公平与效率的实现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不同的物质基础决定了人们不同的社会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道德上是公平的甚至在法律上是公平的, 而从社会上来看很可能是很不公平的。”[8]再次, 公平与效率互为发展和实现的条件。作为一对矛盾来讲, 公平与效率就应该是此消彼长, 不断运动着的, 作为一个有机整体, 两者互为对方发展的前提与条件, 促进对方的成长。
(二) “效率优先”不符合公平和效率的辩证关系
“效率的优先论”的重要理论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S·库滋涅茨提出的“倒U型理论”, 他认为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趋势呈现为一条倒U型曲线。“效率优先”把效率放在首位, 从而忽视社会的其他价值因素。就像在跷跷板的两头, 要想让效率快速提高, 在另一头就必须压上更多的被社会所忽视所牺牲的东西。正如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初期所走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效率的提高换来的却是对大自然的不公平, 最终受害者还是人类自身。所以, 为提高效率而牺牲公平就是牺牲可持续发展, 从而牺牲效率。因此我国政府在新世纪初提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和谐的社会, 就是要淡化“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而是促进“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牺牲任何公平, 无论是社会公平、政治公平、还是经济公平去换取效率的片面提高, 后果将是得不偿失。
“效率优先”的利弊可以从两方面看出, 一方面, 牺牲多数人的利益追求效率只是短暂的权宜之计。在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政府的指导方针确实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给予东部沿海城市大量优惠政策, 可以说这对大部分中西部地区是不公平的。但这样才能把我国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错误的平均主义思想上扭转过来, 注重发展生产力, 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如何避免两极分化的扩大化, 不断追求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化”, 是当前政府应当首要解决的问题, 否则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受到严重威胁。另一方面, 没有效率就难以公平, 但没有公平就一定没有整体效率。效率与公平既相适应又相矛盾, 如果没有效率, 整个社会将无法运转, 没有效率的经济基础就无法实现高层次的公平, 即共同富裕。但如果没有公平, 就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均, 两极分化, 社会动荡不安导致整个社会效率的低下。当然, 过度强调公平, 也必然影响或牺牲效率。总之, “效率优先”把公平抛后是不符合公平和效率的辩证关系的, 我们需要做的是运用各种机制来衡平两者的价值。
(三) 公平是长远效率和总体效率之本
第一, 公平受公正, 公开的影响和和制约, 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 最多只有个别少数效率。公平又是正义、公正, “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 (a Protean face) , 变幻无常, 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9]自古以来人们对公平正义有着不同的解释, 但其终有一个底线, 由于公平受公正、公开的影响和制约, 成为人们所追求的最高的价值目标之一。由于社会的种种不公平现象产生, 才会促使人们对公平的向往, 使得我们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社会效率的不断提高, 历史车轮才从未停歇。
第二, 公平是本, 效率是差异。本是内因, 是提高效率的内在动力, 差异能力和潜力的最大化, 是内在动力的体现。公平作为伦理价值范畴的最高目标, 如上一点所述, 促使人类不断提高效率, 社会、政治、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 即是以公平作为内在动力为前提的。而提高效率实质上是个体或社会组织的能力和潜力最大化的过程、目标和结果, 是公平作为内在动力的外在体现, 而不是建立在牺牲公平基础上的个别指标的实现。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来看待“效率优先, 淡化公平”便是本末倒置, 是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第三, 可持续发展和提高社会总体长远效率, 必须设法实现公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一个社会要想长远地、可持续地发展, 就必须有一个稳定健康的经济作为基础。效率作为经济价值范畴, 是以自由而公平的竞争为前提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效率的提高更是在公平公正的竞争空间中体现的。在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 资源才能得到有效合理利用, 才能保证经济效率的持续增长。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正是各种社会矛盾并存的时期, 如何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更是显得尤其重要, 而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理应是成功的典范。
三、遵循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运动规律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首先, 要正确认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运动规律。公平与效率作为一对矛盾, 是劳动实践与人类文明发展中一对不可磨灭的矛盾, 两者互为促进, 对立统一, 不可分割。一方面以效率为标准的社会资源配置, 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社会文明的发展, 才有可能出现高层次的公平,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有了公平的存在, 社会资源才会分配更合理, 社会各种效率才会进一步得到提高, 否则就会出现两极分化, 贫富收入悬殊, 造成社会的极不稳定甚至倒退。因此, 只有正确认识两者的矛盾关系, 以公平为本, 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使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其次, 要正确把握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度。事物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度, 倘若超过这个度, 事物就会发生改变。对于公平与效率这对矛盾也一样, 如果把握不好两者的度, 就会出现不良后果, 给整个社会带来严重影响。从我国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绝对公平原则 (实际上是庸俗平均主义) 扼杀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到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单一优先”的发展观, 片面注重效率忽视公平的存在, 而使得各种社会不均衡现象不断产生, 各种矛盾愈演愈烈。这些都是由历史和实践检验的, 没有把握好公平与效率的度所造成的。
最后, 固本求率必须解决起点、目标、手段是否一致的问题 (即指导思想、政策、制度等问题的解决) 。由于公平与效率是客观与主观性的统一,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含义, 因此在历史的不同阶段, 如何处理好两者的有机统一, 制定正确的方针与政策,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应当是政府关注的重中之重。从我国政策的不断转变, 可以看出对该矛盾的艰难探索研究和创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人, 坚持从实际出发,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提出“社会主义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 改革开放打破了平均主义的低效率局面, 1987年十三大报告中提出“在促进效益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 1992年十四大报告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1997年十五大再次提出“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进入新世纪以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经济的快速提高, 各种社会不公正问题日益突出, 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社会公平问题。2002年十六大提出“再分配坚持公平”, 开始淡化“效率优先”, 而强调更加注重公平。2007年十七大报告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从以上的方针政策可以看出, 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效率观, 实事求是, 一切从我国国情出发, 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促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相信在当今金融危机的世界大环境下, 我们党和政府有信心运用智慧, 克服一切困难, 坚定地向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迈进, 努力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参考文献
[1]刘世民.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法律思想的比较.中西法律思想论文集, 汉林出版社, 1985.458.
[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1-9.225.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212, 448.
[5]郝立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1.345-346.
[6]谭扬芳.公评、效率有机统一观的历史反思和哲学创新.三峡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8-1, 30 (1) .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20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273.
[9][美]博登海默, 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252.
辩证矛盾 篇2
原理
1、矛盾是对立统一的 内容：（1）矛盾就是反映事物内部对立和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简言之，矛盾就是对立统一。矛盾的对立属性就是斗争性，矛盾的统一属性是同一性，它们是矛盾所固有的相反相成的两种基本属性。
（2）①矛盾的同一性，是矛盾双方相互吸引、相互联结的属性和趋势。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矛盾双方相互依赖，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双方共处一个统一体中；二是矛盾双方相互贯通，即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②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属性。它体现着对立双方相互分离的倾向和趋势。
（3）同一以差别和对立为前提，没有斗争性，就没有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贯通，事物就不能存在和发展；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并为同一性所制约，没有同一性，就没有矛盾统一体的存在，事物同样不能存在和发展。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
方法论：要求我们坚持两点论二分法，一分为二的观点，全面地看问题。同时要积极创造条
件，促进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变。
原理
2、矛盾的普遍性
内容：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不包含矛盾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即事事
有矛盾；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每一事物从产生到灭亡都存在着自始 自终的矛盾运动，即时时有矛盾。
方法论：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我们都要承认矛盾，分析矛盾，勇于揭露矛盾，积极寻
找正确的方法解决矛盾。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用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反对一点论、片面地看问题。
原理
3、矛盾的特殊性
内容:矛盾的特殊性，是指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它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不同事物有不同的矛盾，这些不同的矛盾构成了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二是同一事物在发展的不同过程和不同阶段上有不同的矛盾，这些不同的矛盾形成了事物发展的不同过程和不同阶段；三是同一事物中的不同矛盾，同一矛盾的两个不同方面也各有其特殊性。
方法论：要求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在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并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
原理
4、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内容：（1）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也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2）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一方面，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另一方面，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世界上的事物无论怎样特殊，它总是和同类事物中的其他事物有共同之处，不包含普遍的事物是没有的。
（3）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和发展的无限性，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在另一个场合则是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是特殊性的东西，在另一个场合则是普遍 1
性。普遍性、特殊性在不同场合可以相互转化。
方法论：（1）要求我们要在矛盾普遍性原理指导下，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不断实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与个性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2）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哲学基础，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
原理
5、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 内容：（1）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矛盾，其中必有一种矛盾，它的存在和发
展，决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种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其他处于从属地位，对事物发展不 起决定作用的矛盾则是次要矛盾。
（2）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方法论：既要着重把握主要矛盾，抓重点、抓中心、抓关键，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又要
统筹兼顾，恰当地处理次要矛盾。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原理
6、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辩证关系
内容：无论是主要矛盾还是次要矛盾，每一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力量又是不平衡的。其中，必有一方处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而另一方则处于被支配地位。前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后者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方法论：要求我们看问题既要全面，又要分清主流和支流（要着重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重视主流，但又不忽视矛盾的次要方面，即支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原理
7、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内容：（1）坚持两点论，就是在认识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要看
到次要矛盾；在认识某一矛盾时，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看到矛盾的次要 方面。
（2）坚持重点论，就是在认识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要着重把握主要矛盾；在认识
某一矛盾时要着重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要抓住主流。
（3）辩证法的两点论是有重点的两点论，而不是均衡论；重点论是看到两点中的重点，而不是一点论。
方法论：我们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反对形而上学的一点论和均衡论。
重要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是什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指在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并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
（2）为什么：
①理论依据：矛盾的特殊性
②现实意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辩证矛盾 篇3
一、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含义和划分
弱势群体, 也叫社会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弱势群体根据人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而非生理特征和体能状态来界定, 它在形式上是一个虚拟群体, 是社会中一些生活困难、能力不足或被边缘化、受到社会排斥的散落的人的概称。在200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朱镕基总理就首次提到弱势群体问题, 并指出要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
强势群体, 是指经济收入较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居于主导地位的人群的概称。
如果将今天的强弱势群体归纳起来, 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从社会因素角度来划分, 包括了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强弱势群体。另一类是从自然生理的角度来划分。
从社会因素角度, 经济上的强势群体是指邓小平指出的先富起来的人。如今的企业家群体, 企业的高级主管, 高级技术人员等, 而经济上的弱势群体指那些物质生活处于贫困状况的人群。包括了农民, 城市下岗、失业人群。政治上的强弱势群体是政治上的影响力的不同而形成的, 政治上强势群体包括政府官员, 执政党群体。而政治弱势群体同样是农民、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强势群体可以有力的影响选举过程、政策决策, 而弱势群体因其掌握的政治资源很少, 虽然人数众多, 但他们很难在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他们的政治表达是微弱的。
从自然、生理的角度, 强弱势群体划分是由于人们在体力、智力、年龄差异而形成的, 如青壮年群体和老年群体、健康者群体和残疾、智障者群体。还有因自然地理条件所带来的人们生活劳动状况的不同而形成的强弱群体。如在风调雨顺中劳动、工作的人们和处于自然灾害的求助者等等。
由此也可以看出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强势群体各有不同, 而弱势群体往往是处于高度重叠的状况, 即农民、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往往处于多方面的弱势地位。
二、强弱势群体存在的原因
(1) 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是弱势群体产生的最深刻社会原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建立后, 产业结构重大调整, 严重冲击着计划体制的普通劳动者群体。技术进步使一些文化素质低下的职工被分离, 强化管理, 提高效率又使大批企业在人员中分流, 传统产业部门在市场竞争中倒闭。当时, 我们对改革的代价已有了充分的估计, 并期待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能重新调整受损的利益群体。
(2) 现行的分配机制所致和不合理的收入、非法收入所致。
首先, 按劳分配原则是我国目前主要分配方式。按劳分配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分配方式, 促进了社会效率的提高。但正如马克思所说, 由于人类在生理、智能、能力上的天然差别, 即使是按劳分配也会导致收入的差异, 按劳分配用形式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按生产要素分配, 即按资本、土地、管理、劳动力价格等生产要素分配, 在收入上也易产生互动性的累积, 形成收入上的“马太效应”
其次, 由于存在侵吞公有财产和偷税漏税、行贿受贿、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牟取利益的腐败行为, 还由于存在着垄断因素, 一些部门或地方凭借行业、部门、商品、服务的垄断, 取得额外收入, 成为导致强弱分化又一原因。
(3) 政治民主化进程中, 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进一步完善。
在市场化的过程中, 许多国有企业管理者的任用是由当时滞后的干部管理体制决定的, 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在职位上, 不但没有恪尽职守, 反而贪污腐化, 不负责任, 使得拥有良好企业资质的国有企业陷入倒闭的境地。还有许多企业倒闭后, 被“内部人”收购, 这些“内部人”在获利后, 没有将企业的资金用于妥善安置下岗人员。许多国有企业职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收入微簿, 在当时他们为国家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而在年纪大了以后被市场化的企业无情的分流出来, 成为弱势群体的一部份, 而导致这一结果出现不完全是市场化的竞争的作用, 而是在我国的企业转制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管, 改革的过程缺乏民主化、公开化的决策程序, 使利益决策明显倾向于少数的管理者, 企业资金流转成为私人资产, 而大多数的劳动者的利益受损, 这暴露出改革过程中政府管理制度存在着漏洞。
三、强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分析
(1) 强弱势群体之间和内部关系的多层次和相对性。
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从占据的社会结构来看处在社会的两极, 但并非所有社会人群都被划分到这两类截然对立的两类人群中。在社会中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还存在非强非弱的中间层, 即使是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内部也还存在一定的层次, 其特征并非是简单、清一色的强势和弱势, 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内部的多层次性也决定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相对性。即强势群体内部有相对弱势, 弱势群体中有相对强势。
如:强势群体在掌握政治权利、文化知识、社会财富上呈现出不同的多层次的区别, 在强势群体中, 曾出现警察群体自称“弱势群体”的现象, 虽然此提法遭受到许多人的反对, 但这自愿称弱现象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警察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强者地位的相对性。还有一项问卷调查显示, 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其“弱势”心态主要来源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官场竞争、严厉的问责制度和网络监督面前, 一些官员门工作谨小慎微, 二是虽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正在逐步推进, 但是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论资排辈现象, 甚至“潜规则”盛行, 很多官员因没有背景, 成为官场“弱势群体”;三是公务繁杂, 既要有让上级看得见的政绩, 又要有能让老百姓满意的民心工程, 想要有所作为却困难重重; (2) 这也表明许多官员实际境遇也并非常人认为的那样强势。他们当中也有“相对弱势”存在。
(2) 强弱势群体存在着竞争、激励、互为存在条件等良性互动关系。
从市场经济角度来说: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有不完善不公正的制度因素, 但也不都是不公正机制所带来, 作为中性手段的市场机制, 就会导致强弱的分化。市场遵循看似无情的优胜劣汰的法则。但它也是推动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国选折走向市场化的道路就是我们认识到市场化的到来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的效率。
市场价值规律要求商品生产者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 为了免于在竞争中被淘汰, 就必须尽可能跟着采用新技术, 甚至采用比先行者更新的技术。商品生产者在价值规律支配下加剧了分化, 因为没有力量改变技术或缺乏竞争能力就会越来越弱, 越来越穷, 直至破产, 而采用先进的技术的商品生产者, 就会越来越富, 市场竞争奖优罚劣的机制, 迫使商品生产者永不停息的奋进, 使企业必须努力采用先进技术, 降低产品成本, 提高产品质量。因此, 可以看出, 市场的贫富优劣分化既是市场机制产生的客观结果, 也是商品生产者追求发展的动因。相反,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 因为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发展经济, 虽然客观上减弱各类企业之间的贫富分化, 从现象上看它没有使一家企业衰败或破产, 也未出现下岗、待业等城市社会问题, 但这些都是以牺牲社会效率为前提的, 它使各类企业无论其本身是强是弱都因有着“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机制而捆绑在一起。使社会缺乏被激励和鞭挞等促动因素, 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处于弱势地位。因而, 适度的强弱分化取代绝对的平等, 体现了效率优先的原则, 强弱势群体竞争促使中国社会经济整体的“崛起”和“强势”。
从强势群体对整个社会贡献来看:处于强势群体当中的高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执政党官员大多人通过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的竞争机制走到重要的岗位上的, 他们成为社会的精英群体, 在许多方面成为社会的榜样, 代表着社会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的方向, 对社会起着示范效应。以中国的企业高管来看, 海尔的张瑞敏以他的企业家良好的文化素质, 专业的管理能力, 在企业管理上的不断创新赢得了世界管理界的高度评价。28年来, 海尔集团已由一个亏空147万元的集体小厂, 发展成为2007年全球营业额1180亿元的中国家电第一品牌, 并在全世界获得越来越高的美誉度。2008年3月, 海尔第二次入选英国《金融时报》评选的“中国十大世界级品牌”。张瑞敏和他的团队以持续的创新, 为振兴中国民族工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再以党政官员来看, 大多数的党员领导干部在正确执行国家发展方向的方针政策, 在工作中勤政、廉政, 为推动社会的正常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像王瑛、沈浩等勤政廉政典型人物事迹在党员干部中就是代表。沈浩作为选派干部, 从省财政厅来到小岗村任党委第一书记。他扎根基层, 团结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为小岗发展鞠躬尽瘁。2009年11月, 沈浩积劳成疾, 猝逝在工作一线。他的事迹深深打动和震撼了无数的普通百姓。
(3) 强弱势群体之间存在着冲突、排斥等对立关系。
即使是在纯市场化机制作用, 强弱势群体的分化应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 如差别加剧超出人们容忍的度的范围, 就会引发明显的冲突、排斥。另外, 权力资本参与市场从中获利、行政资源市场化, 这些非市场经济因素导致垄断, 与市场精神完全相悖, 也是加剧对立关系的原因。强弱之间表现出的不良关系, 有以下几个方面表现:
(1) .强弱群体经济利益分化成过度趋势, 其结构亦不合理。2000年, 我国的投资率是36.8%, 消费率为61%, 分别比这一时期美国高出13.5个百分点和14.3个百分点。四年后, 这种情形进一步加剧。2004年, 我国投资率达到44.16%, 相应的消费率则下跌到53%。初次分配不公平还体现在, 中国的财产性收入今年来越发增加, 而相应的劳动收入却多年停滞不前。2000年的数据显示, 中国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手中的财富仅为全社会总财富的4.72%, 中国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则掌握着整个国家的50.24%的财富。而这种分化的趋势还在加剧。
(2) “强势”与“强势”相护, 引发社会冲突加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某些政治强势群体常常偏向于维护经济强势群体的利益, 引发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如因农村征地、城市拆迁, 企业兼并重组等导致的干群矛盾、劳资矛盾、城乡矛盾。例如:宜黄事件是发生在《物权法》颁布数年之后, 许多法律保护的私人领域, 阻挡不了推土机。纵观多起拆迁悲剧, 本该保持中立的地方政府, 却一次次在商业拆迁中冲锋陷阵。
(3) “强势”与“黑势”相护, 引发社会不安定。某些政治强势群体违法乱纪、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受贿敛财, 或庇护走私, 充当黑社会性质保护伞, 损害弱势群体利益而打造“政绩工程”, 诸如此类, 已成为引发社会不安定的导火索。例如:当重庆亿万富翁黎强因被控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聚众扰乱交通秩序、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行贿、非法经营等九宗罪推上被告席时, 原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运输管理所所长肖庆隆、原重庆巴南区公路运输管理所所长蒋洪、原重庆市委市政府信访办来访二处处长姜春艳与黎强等也一同站在法庭上, 因涉嫌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和受贿罪接受法律制裁。 (3)
(4) 强弱势群体地位在变化中发生的转化
强弱势群体的之间按照矛盾的对立转化规律, 向着各自的地位转化。如果双方的地位按照公平的社会规则转化, 会给社会心理的认同带来积极的影响。反之, 如果没有遵循正常有序的转化, 即既得利益群体总是通过用潜规则, 和一切不正当手段保护已有的利益, 获得更多的不合理的利益, 弱势群体的境况又无法通过现有的机制得到改变地位, 就会导致社会强烈的不认同和社会的攻击性心理。转化包括的两种情况如下:
(1) 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常态型转化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使计划经济时代的身份社会向市场经济的契约社会转变, 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均等机会, 农民向城市的流动, 下岗职工再就业, 以及他们子女通过高考改变弱势命运都成为可能。人们客观地观察就会发现一些知名企业家原为草根身份, 下岗职工子女或农民子弟因家境的困难反而造就他们克服困难的顽强意志, 在学业上获取了骄人的成果。许多下岗职工在再就业中开拓新领域, 并取得社会认可。
强势群体其社会地位也常发生跌落, 如因违法犯罪、或因失去社会道德、奋发有为的意志, 或因年龄、能力已不能适应社会, 或因市场的风险, 市场经济的带来的契约化的机会均等比计划经济的身份限定, 是制度规则上的进步, 公平竞争的机制使人的地位常发生强弱的转变。
(2) 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非常态型转化
有时强势群体总是滥用权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如在违法犯罪后利用权力逃脱法律的惩罚, 对李刚现象的高度关注, 就是因为社会上强势群体当中的一些人总在高位上示强, 常用潜规则、违法手段代替法律的公平规则, 使本应受到法律惩罚的违法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依旧享受强势群体的优越地位。事实上这些人的强势群体的地位已丧失合法性和合理性, 引起社会大众的强烈抨击, 他们最终会被社会所淘汰。
而在弱势群体问题上, 弱势群体即使处在极限的状态中也少有人问津, 如打工者在极端天气中被冻死, 保洁工人在酷暑中劳作死亡, 他们的生存危机的现状的不断暴露, 能否带来工作条件的改善和社会利益机制的合理调整, 结果往往是不尽人意的。因为弱势群体缺乏资金、权力、能力和关系等资源优势, 仅仅依靠自身的努力难以摆脱劣势地位。于是他们的一部份只能在忍耐中苟延, 另一部分将积蓄的不良的心理能量朝着非常态的方向转化, 如在绝望中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帮助, 陷入迷信、邪教的泥潭。如通过贩毒、走私、卖淫等犯罪方式来获得经济来源, 转化为黑恶强势.。更为极端的一种用暴力危害公共安全, 伤害无辜、报复社会。像前期出现在泰兴、广州的杀害幼童事件, 则是这一极端的表现, 还有因企业改制、农村征地而导致规模较大的静坐、上访等群体性事件, 则会对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产生直接的危害。
(5) 强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关系是非对抗性矛盾关系。
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 强弱势群体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对抗性矛盾, 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不断调控下, 强弱群体内部和之间会发生新的、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变化他们之间虽然存在差异、排斥、对立, 但这些矛盾是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来调节的。2002年3月, 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词, 说明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弱势群体问题。《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在总体要求提到:“着力健全改善民生的保障机制;把提高经济效益与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 着力形成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体制机制” (4)
随着中央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的不断贯彻, 强弱势群体之间一定能形成互相促进的、统一和谐的关系。从而形成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
四、如何正确处理强弱势群体关系,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调节收入分配制度,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强化税收调节功能, 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 个人所得税应重点调节高收入者, 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予税。改革分配制度理顺分配关系。应保护合法收入, 鼓励勤劳致富, 保护投资者高层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严惩贪污、受贿、生产经营假冒伪劣产品等犯罪行为。
对国有控股企业的职工, 应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对大中型的高级管理人员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 同类型企业差距适度, 对垄断性行业的收入水平应适当控制和调整工资与效益挂钩的比例。对非公有制职工的收入应确保各地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得到执行, 继续完善各地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 定期向社会公布职业的工资价格。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农民收入, 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 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别。
(2) 不断完善政治体制改革, 使弱势群体能够影响决策过程。
弱势群体对改革的存有的一些批评的言辞和看法应该予以宽容, 不应把他们的批评看作异己力量加以防范, 如果我们连批评都不能容纳, 弱势群体只能用最后的群体性事件来表示“发言权”, 这是基层政府行政能力下降的表现。要充分尊重和保障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 保障弱势群体的参与权利, 尤其是保障其参与与其有关的各项决策的权利, 使其能够表达和维护自身的权益。从目前完善政治体制的角度来看:只有改革完善决策机制才能使政策反映弱势群体利益, 只有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才能使政府管理体制公正透明、廉洁高效, 避免在国有企业管理干部任用中的不合理现象, 把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上来, 只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才能增强弱势群体在干部任免中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只有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的权利运行机制, 才能加强弱势群体在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从而维护社会总体稳定, 完成改革发展的历史任务。
(3) 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除了强调对弱势群体的经济地位提升外, 强势群体应对弱势群体以平等人格相待, 弱势群体的处境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倾向和特点。强势群体总把他们放在对立的地位上批评他们, 是不妥当的。人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 它客观存在的现实根据。虽然弱势群体的弱点的形成有其自身原因, 但是他们自身存在的种种不足一定程度上也是有历史成因, 不应由他们个人完全来承担这种改革的成本。强势群体应弘扬他们的坚韧、质朴、勤劳善良的美德, 帮助他们摒弃不良的陋习, 提高文明素质, 以赢得与社会良性的互动, 以此提升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 央视对旭日阳刚、西单女孩的启用可以看作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体现, 对此炮轰的人大代表则是没有看透这层意义。强势群体应意识到自身有更强的社会导向效应, 应加强自律, 做社会文明的表率, 这样才有利于避免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排斥, 有利于社会不同群体关系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第264页
[2]《调查称近五成党政干部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2010-12-05来源:西安晚报
[3]《重庆黎强涉黑案:三名官员被指充当“保护伞”》2009年10月26日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