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理论（通用11篇）
辩证法理论 篇1
摘要：和谐思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维基础, 而和谐思维的形成则必须消除长期以来人们对辩证法理论的误读, 实现从强调对立斗争的传统辩证思维向突出和谐共生的现代辩证思维的转变, 以此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和谐社会,和谐思维,辩证法理论,创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今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层理论内涵是什么?笔者认为, 构建和谐社会, 首先需要人们形成和谐思维。而要真正形成和谐思维, 就必须对传统辩证法理论进行创新, 实现从强调对立斗争的传统辩证思维向突出和谐共生的现代辩证思维的转变, 才能使哲学理论更符合当代的实际, 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哲学的理论根据和思维方法。
一、传统的辩证法理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立斗争思维之由来
从理论上说, 辩证法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形态始于德国古典哲学。在那里, 辩证法始终是围绕着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主体对客体的统摄问题而展开的。它体现了西方近代以来的启蒙理性的文化精神, 是高扬人的主体地位, 通过人的能动活动来征服和改造世界的哲学表达形式。它固有一种西方文化的向外的, 通过冲突和斗争而占有和征服的倾向。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使人类征服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得到极大增强, 更坚定了人们通过斗争、竞争而促进发展的信念。在这样的理论思考方式中, 对立斗争比和谐统一具有更重要的地位。由此, 对立和斗争就成为辩证思维的主旋律。
理论的思考反映着现实。这种强调对立斗争的辩证思维, 正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初期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反映。资本主义现代化初期, 人们幻想以理性为工具, 通过发展科学技术, 提高劳动生产率, 改善物质生活, 促进社会进步。但对自然征服和占有的态度, 最终不但使人与自然尖锐对立, 而且对自然的征服会反过来作用于人本身, 变成对人的统治和压迫, 造成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压制和剥夺。
也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使马克思接受了这种思维, 资本主义早期血与火的历史使马克思坚信, 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对立和对抗的历史, 阶级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引发的一系列对抗和冲突中度过的。这样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就会被理解为对立斗争的同义语。
二、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读是造成中国过去斗争哲学盛行一时的理论根源
中国人过去对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阐述的理解, 从根本上说就是四个字:对立斗争。但是这样来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就太片面了, 甚至是对马克思的严重误解。因为, 马克思所讲的对立和对抗的历史并非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状态, 对立和对抗的矛盾形式只存在于阶级社会, 这才是马克思对辩证法理论的真实全面的理解。
但是, 在极“左”路线时期, 由于我们误读了马克思的理论, 把马克思关于阶级社会发展状态的阐述误解为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普遍状态的说明, 辩证思维被等同于对立斗争思维。于是矛盾的斗争性被无限地夸大, 似乎只有斗争性才是事物发展的惟一动力。这就在理论上根本违背了唯物辩证法, 因为唯物辩证法所讲的矛盾是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 而夸大斗争性、贬低否定同一性, 不正是犯了割裂两者的辩证关系的形而上学错误吗?正是因为这样的理论误读, 所以在“文革”时期就把斗争扩大化, 成天大讲什么“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时时斗, 不斗则垮, 不斗则修”, “斗”成为了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在这样的氛围中, 根本谈不上对同一性的理解与重视, 更不用说和平共处、和谐共生、合作双赢的思维。而这一“斗”的结果就是使中华民族陷入灾难性深渊, 中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这一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读给中国造成的灾难是深重的, 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改革开放以后, 虽然理论界纠正了对辩证法理论理解的错误, 认识到单独的斗争性和单独的同一性都不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但从总体上说, 人们对同一性的意义还是缺乏足够的认识, 辩证思维还是被赋予了对立斗争的意义, 仍然强调对立是矛盾的根本属性。这就表明, 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以来, 人们对辩证法理论的误读依然存在。如果不从根本上消除对辩证思维的误读、转变对立斗争的思维方式, 就不可能形成和谐思维。而没有和谐思维也就谈不上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实现从对立斗争思维向和谐共生思维转变的现实依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因对辩证法理论的误读而形成的极其顽固的对立斗争思维方式, 从和谐同一的视角去观察和处理问题, 以此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这是因为:
第一, 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发展目标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完全的阶级社会, 社会主义的矛盾具有非对抗性质。因此我们不能再用马克思辩证法理论中仅用于观察阶级社会那样的对立斗争思维, 来看待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问题, 而要以积极的态度, 宽容的心态, 从矛盾双方的协调统一去认识与处理问题, 这样才能防止矛盾的扩大化, 有利于矛盾问题的解决。另外, 尽管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离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尚有很大距离, 但“以人为本”的理念已日益被人们所接受, 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被确定为人的全面发展, 而人的全面发展内在地包含了和谐发展的内容。
第二, 当代和平与发展的主导趋势, 使合作与双赢成为发展的重要形式。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战局面, 促使人们不断反思。人们日益认识到, 对立和对抗、矛盾和冲突, 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相容共处、协调合作才是正确的选择。由此, 在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上, 对立和斗争被和平共处、合作互利所取代。改革开放30年来, 社会主义的中国在谋求自身的发展中, 积极扩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与合作、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这“一国两制”理论指导下的成功实践、我国经济构成中公有制与私有制共存, 这一系列体现对立面统一的事实充分证明, 在当今时代和谐统一是解决各种矛盾问题的重要途径, 这就需要我们发展辩证思维, 深入研究同一性在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总之, 辩证思维不仅意味着对立与斗争, 同时也包含着和谐与同一。只有对辩证法理论作正确的解读,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断的创新, 赋予它以时代发展的新内容, 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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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理论 篇2
本文阐述中医学理论辩证发展的沿革，分析了中医学理论发展中的唯心因素，指出：中医学理论必须在辩证“扬弃”中发展。
中医学理论的形成从《黄帝内经》开始，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它至今仍然不能脱离《黄帝内经》已形成的理论框架，这与现代科学在不断突破和否定中实现知识更新和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任何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是思维辩证发展的前进运动。毫不例外，中医学的所有学科的发展，也同样是前人为了认识和控制疾病发生发展而展开的一系列辩证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科学水平和认识能力的局限又使之存在着某些违背辩证思维发展的“唯心因素”，这些因素阻碍着中医学理论的继续深化和发展。因此，中医学必须打破其“唯心因素”造成的桎梏，才能实现辩证的“扬弃”，在创新的突破中发展。
一、中医学理论辩证发展的沿革
早在《黄帝内经》的时代，古人就以自然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作为中医学的最高理论规范，建立了最初的理论框架。历代中医学家以此作为理论发展的逻辑起点，立足于自身不同的医疗实践，不断丰富、充实了《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实践内容;他们往往致力于某一特殊领域的研究，使之得到深化，并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学术见解，使之获得突破性的发展。
(一)大量总结临床经验，丰富了前人理论的实践依据
在中医理论发展过程中，前人提出的理论往往为后世医家揭示了研究的方向、观点和方法，但与后世医家相比，其实践内容又是显得相对的贫乏。于是，和其它自然科学的研究者一样，历代中医学家就在规范理论的指导下，“力图扩大规范所能够加以说明的事实的知识，加强这些事实同规范预测之间的配合，进一步详细表达规范的本身”。这种以规范说明事实的过程，必然的结局是使理论体系所包含的、依据局限的事实材料得到的种种抽象，与日益丰富的科学事实和感性经验联系起来，用新的事实验证、丰富着理论原则本身。这是中医学理论从抽象向具体发展的第一种形态。
《黄帝内经》中对痹证已有相当深度的认识，《痹论》专篇论述了痹证的病因、病理、分证等。其言病因所谓痹者，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之气也。“其言分证：”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也。“显然，这对痹证的认识仍是较为粗疏的。后世张从正指出：”风气胜者为行痹，风则阳受之，故其痹行，旦剧而夜静;寒气胜者为痛痹，寒则阴受之，故其痹痛，旦静而夜剧;湿气胜者为着搏，湿胜则筋脉皮肉受之，故其痹着而不去。肌肉削而着骨……劳力无制、辛苦失度，触冒风雨，寝处潮湿，痹从外入“。(《儒门事亲·指风痹瘘厥近世差玄说》)他还提出了”痹证以湿热为源，风寒为兼“的观点;这无疑对搏证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作了重要补充。后世医家就这样在长期医疗实践中，不断地发现新事实，积累新的经验，根据规范加以理论的说明。这些事实和经验也就源源不断地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增添新的客观依据，扩大新的应用范围，开辟新的发展领域。宋代陈无择创立三因致病学说;钱乙、张元素以脏腑寒热虚实论病机、辩证等等;后世诸家无疑地在具体内容并进而在理论框架方面更加完善了。
(二)立足于临床各学科的研究，使中医学理论在某些具体领域里率先发展
历代医家由于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临床实践以及思维研究方法上的特殊性，并使得他们能够在不同的领域，以其独特的见解，提出一系列规范制约下的新理论原则。随着认识的深入，他们日益深刻地揭示出各个具体领域的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弥补了规范理论只能抽象地反映事物的一般特性及其最简单的联系的缺陷。这是中医学理论从抽象向具体发展的第二种形态。是事实材料和规范理论互相沟通的逻辑中介。
如果说《伤寒杂病论》对中医学的辩证论治进行了一般规律的研究;《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则大量收集、整理了临床用的方剂。那么，与现今理法方药辩证论治体系相比，对治法的研究在当时无疑是比较薄弱的。这大概就是金元四大家至明代温补学派大都集中研究不同治法的逻辑原因。他们虽然在学术渊源上无不宗旨于《内经》、《难经》等经典，但是不同的实践基础使他们走上了不同的学术道路。这表明，中医学和西医学一样，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得到发展的。
(三)积累对反常现象的认识，使中医学理论在突破中发展
任何事物的.内部外部均存在着互相区别、排斥、对立的关系。中医学的阴阳学说认为任何事物必然存在与自身相互对立、统一的物质势力。这种自然观使得中医学主要是从人体与自然界及其内部各个方面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中来认识人体。当人们试图认识事物内部的阴阳变化时，他们就以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已有理论中的种种规定，往往只能先认识事物的某些方面，然后才能认识到另一些方面，日积月累，事物内部各个方面包含的差异性就开始显露出来，理论也就有可能更加全面，因而更加深刻地揭示出事物内部的复杂规律。这是中医学理论从抽象向具体发展的第三种形态。它是前两种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最富有变革性创新性的一种形态。要使得人们从更高的角度，更深的层次对人体复杂多样化的生理病理现象作出理论阐述，直接地推动了理论变革和进步。
中医学的外感病学说从《内经》到《伤寒》和温病学说，经历了从同一到两歧的发展。虽然《内经》还没有分别阐述伤寒、温病的理论体系，但它却是二者共同的理论基础。而《伤寒论》又使中医学能够在伤寒这个特殊领域，更深刻地把握外感病的发生传变及辩证施治基本规律。这是《内经》的外感病学说所不具备的。虽然曾经也有过将之作为整个外感辩证论治的理论尝试，但并没有如愿以尝。研究和认识的深入使得人们逐渐从更多的”反常“规象中认识到温病对于伤寒的特殊性，导致了温病学说的建立。中医学关于外感病的学说由此实现了自我的辩证否定。《伤寒论》的适用范围得到了更确切、具体的揭示，得到更加符合临床实际的应用。随着研究的深入，必将有新的理论使《伤寒论》，温病学说互相区别的理论原则得到统一的阐述，使二者的合理成份构成为新理论中的一种局部情形，从而使理论在否定之否定中实现新的突破，达到新的高度。
二、中医学理论发展中的唯心因素
由于时代和科学水平的局限，在中医学理论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形而上学与诡辨论的干扰，这种干扰违背了辩证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阻碍着理论的深入发展。
(―)形而上学的”道守如一“
两千年来，中医学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但是，它却始终没有脱离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其具体的理论原则，都只是对阴阳五行学说及其相应的理论结构的一一映射，表现出各种学说之间的理论同构现象，以习惯的语言表述，就是“道守如一”，“天道守恒”等等。在中医学的理论思维中，认识对象虽然是运动变化、复杂多样的，而按阴阳五行制作的理论框架又是一成不变的，在这种理论内部，实际上存在一种难以导致创新和质变的惰性结构，任何运动调节，都难以超脱出阴阳五行结构界限的范围。
(二)臆想矛盾的诡辨干扰
由于研究方法上的种种局限，中医学不可避免地具有猜测和想象的特征，使得它至今不能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去把握各种互相作用、相互联系的具体过程，对形态与功能的关系更是了解甚微。因此它无法象西医学那样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事物的功能行为发生变化时，其形态结构的变化如何?其功能形态变化经过的各个具体环节及其条件如何?可能的条件与可能的变化趋势及其相互关系如何?这方面的理论困难使中医学难以把握人体形态结构上的运动规律，也难以在直观领域以外确切地把握功能变化的具体条件和规律。因此，它不得不降低理论预测的准确度和精确度。以至出现这样的情形，理论可能对已经成为过去的事实作出种种合乎规范的解释，却难以对将来的现象作出有把握的预测。
五运六气是中医学用来说明气候变化及其与疾病流行关系的理论。何年何月出现何种气候，取决于运气之间的相互作用。但这种相互作用的方式又不是确定的。根据五行生克乘侮规律，各年各月多种气候都有出现的可能性。它规定了每年的大运、主运、客运，主气、客气、胜气、复气等，却没有规定何年岁运太过，何年岁运不及，何年岁胜气不足，何年岁复气有余。一切均有待于”善言天者，必有厌于物“，即根据已发生的事实来选择理论说明的方式。以实践第一来说，这是正确的;但从理论预测来说，却反映了理论与现实的不和谐。这样的理论说明并没有把握变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只能是脱离了条件来谈论变化，将臆想的矛盾强加于事物本身，终究陷入了诡辨的泥沼。
三、中医学理论必须在辩证”扬弃“中发展
辩证法理论 篇3
关键词：刘登翰；华文文学；闽台文化；理论建构；文化视角；辩证思维
中图分类号：I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5-0012-06
刘登翰先生无疑是一位才子型的学者。一般而言，才子和学者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刘登翰却将二者结合在一起。他能写诗又能写散文，会书法也懂绘画，既有口才也有笔才，此谓“才子”；然而他更是一位学者，而且是一位擅长理论思维的学者。笔者以为，“才子”更多来自天赋，学者、理论家却是后天努力的结果。二者的结合，也许是他为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缘由之一。
一、新学科的开拓和建设：系列文学史和学科理论奠基
刘登翰是“世界华文文学”新学科的重要开拓者之一，这也是他近三十多年来的最大学术贡献。作为学科的奠基性工程，他先后主编了《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澳门文学概观》、《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等系列文学史或类文学史著作。然而他的主要关切更在于新学科建立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理论的建设。2002年发生的“语种的”或“文化的”华文文学的论争，成为刘登翰将这种长期关切付诸实际文字的触发点。他认为，20年来华文文学研究已取得可观的成果，但主要体现在“空间”拓展方面。既然将“华文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止步于平面“空间”的展开远远不够，更重要的还必须有自己学科的理论建构，从学科的范畴（内涵、外延）、性质、特征的界定，到反映学科特质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确立，才能开拓学科研究的深度“空间”，获得学科独具的“专业性”。对理论的长期忽视，或者说对本学科理论建构的无暇顾及，是滞碍华文文学研究突破和提高的关键。①正是在这种“焦虑”和自觉中，此后的几年中，刘登翰（其中部分与刘小新合作）撰写了《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命名、依据和学科定位》、《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清理》、《华人文化诗学：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式转移》、《世界华文文学的存在形态与运动方式——关于“一体化”和“多中心”的辨识》和《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等一系列聚焦于本学科理论建构的论文，成为刘登翰继“四史”之后，对于华文文学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
在理论探讨中，他不为朋友的情面所拘限，也不以个人的喜好为转移，愿意也敢于讲出不同看法和观点，颇有为真理而战的锐气，这大概因为“我爱吾友，但更爱真理”之故吧。例如，刘登翰为学注重文化视野的开拓，“文化”可说是在其论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然而当汕头大学的四位年轻学者提出“文化的华文文学”以否定“语种的华文文学”概念时②，刘登翰明确表示“难以苟同”，指出他们理论上存在着混乱，没有弄清相关概念的来龙去脉，“不仅是学术态度的失慎，更是理论观念的失范。意在从理论上打破困局，却更深地陷入理论的困局”。③由此可知，理论、概念上的失范和混乱，是刘登翰难以接受的，因为在他看来，这关系着学科建设的根本。尽管如此，刘登翰却肯定了年轻学者敢于质疑的精神及其意义，认为“在肯定与质疑的辩证认识中，寻找突破口，我们将走出幼稚，迈向成熟”。④这一事件使刘登翰认识到“学术自审的重要和必要”⑤，更加深了他对学科基本理论建设重要性、紧迫性的认知，一系列广及学科的命名、背景、依据、特征、定位、概念、方法等的论文应运而生。比如，在《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清理》一文中，作者分别梳理（或提出）了“语种的华文文学”、“文化的华文文学”、“族性的华文文学”、“个人化的华文文学”等概念，对于这些概念，大多既说明其意义或提出的缘由，同时也指出其可能存在的局限和不足，显示出作者理论思辨的周到和全面。
二、跨界的探索：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
在上述学科的奠基性工程和基本概念、理论的梳理和建构过程中，刘登翰的“文化”视角已经初露端倪，如其《台湾文学史·总论》⑥的六小节中，就有两小节的标题中包含“文化”字眼，即第二节的《原住民族文化、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台湾文学发展的文化基因和外来影响》和第五节的《文化的“转型”和文学的多元构成：台湾文学的当代走向》。后来这一视角成为刘登翰学术撰著的重要支点之一，也是他继华文文学学科理论建构后的另一重要的学术贡献。其集中的成果就是对于闽台文化关系的论述，除了《中华文化和闽台社会》专著外，还有《论海峡文化》、《闽台文化研究的文化地理学思考》、《论闽台文化的地域特征》、《闽台社会心理的历史、文化分析——以两岸闽南人为中心》、《论闽南文化——关于性质、类型、形态、特征的几点辨识》、《闽南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论〈过番歌〉的版本、流传及文化意蕴》、《文化生态保护的几个问题——以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为观察点》和《海上丝绸之路、海丝文化与闽南》等系列论文。这些“文化”视角的论文同样充满理论思辨色彩和创新性，并多了一些科际整合的“越界”旨趣。如引入了文化地理学理论，通过历史、文化的资料来分析具有闽台地域特色的社会心理，在分析闽南文化的形态特征时，刘登翰独出心裁地提出了“海口文化”概念，视之介于人们常谈论的“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之间且为二者之过渡⑦，以其新鲜、妥适而让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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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登翰采用文化视角的背景和原因，值得多讲几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反省此前“极左”思潮影响下，文学被极端政治化，成为政治“传声筒”的弊病，这无疑是必要、正确的。然而矫枉过正，事情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另一种将文学与政治、社会、现实完全割裂开来的倾向，成为一种新的定式思维。但在笔者看来，文学不像音乐仅凭旋律和节奏、美术仅凭色彩和线条就能引起人们的美感，文学是用语言文字来呈现的，但无论是中国的方块字或西方的罗马字母，都无法直接给予人们以美感⑧，语言本质上是一种思维和交流的工具，用语言来呈现的文学，也必然与人的思想，从而也与现实人生、社会政治等息息相关，因此也就与音乐、美术等单纯以形式要素也能体现美感的艺术门类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也是无论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品，或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几乎无一是以“纯形式”“纯艺术”取胜的原因。刘登翰作为一位忠于学术、娴于文学规律的学者，对此应有敏锐的、至少是直觉式的感知。因此在近30多年来中国文学界避“政治”唯恐不及的语境下，刘登翰也认为文学应该回到它的“本体”“自身”，应格外注重文学的审美特性，然而他凭着其直觉和敏感，深知文学与现实、政治（广义的）其实脱不了干系，特别是当他的研究对象具有某种特殊性时，如近一百多年来的台湾文学本身就与现实政治有着超乎寻常的紧密关联——更是如此。也就是说，有些人是从自己的理论专长出发，将其生硬地套用于对象身上，刘登翰却是根据对象本身的特点而采用或建构最适合的视角、理论来加以阐释。于是，他试图通过“文化”，将其对“现实”“人生”乃至“政治”的关怀转化成“学术”。“文化”在刘登翰这里，既是视野的扩展，也是其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的显明。
三、辩证思维：刘登翰学术研究无所不在的“幽灵”
如上述，无论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建构，或是文学研究中“文化”视野的扩展，都显示了刘登翰学术研究的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思辨性；而这种思辨性，又来自于他所坚持的辩证思维方式。他善于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对立统一等规律、范畴以及事物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问题。这一点非常突出，几乎成为刘登翰著作中无所不在的“幽灵”。
如关于“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刘登翰没有停留于“大同”的表面意思，反而是从“不同”入手，揭示了“不同”和“同”、特殊性和共同性的辩证关系，甚至带有事物发展“正—反—合”的旨趣。他指出，华文文学是一跨域建构的概念，因为它是“华文”的（或华人的），便有着共同的文化脉络与渊源；又因为它是“跨域”的，便凝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华人生存的历史与经验，凝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华文书写的美学特征和创造。它们之间共同拥有的语言、文化背景和属于各自不同的经验和生命，成为一个可以比对的差异的空间。有差异便有对话，而对话将使我们更深刻地认清自己，不仅是自己的特殊性，还有彼此的共同性。华文文学的跨域建构，就是在共同语言、文化背景上肯定差异和变化的多元的建构。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创造，既是“他自己”，但也是“我们大家”。这就是我们所指认的“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⑨这一命题当然具有总纲的性质，对于华文文学研究而言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也就是说，刘登翰在设置其研究的总纲时，就已贯彻了辩证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自然也就遍布于刘登翰的所有相关研究中。
又如，在刘登翰辨析诸种华文文学概念中，“个人化的华文文学”的提出最具创意和重要性，而它完全建立在辩证思维之上。如他认为“语种的”、“文化的”、“族性的”等各种华文文学观念，都是一种总体性的观念。但总体必须通过个别，普遍性必须通过特殊性才能体现；华文文学的各种总体性观念只有经过华文作家个人化的书写，即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才有意义。每一个华文作家个体的独特经验、想象方式、美学趣味、语言修辞手段，思想以及各种异质性的东西，偶然的环节等等，都是形成他作品独特形态的因素，应当得到研究者更多的关心。因此，“在肯定华文文学各种总体性的观察维度的同时，不能忘记一个基本的维度，即作家个人化写作的维度”。⑩这正是提出“个人化的华文文学”的出发点。刘登翰回溯以往的华文文学批评，指出：我们往往倾向于把华文作家视为一个离散群体来评论，甚至把许多个性不同、趣味迥异、有着不同美学倾向和不同人生经验与际遇的作家，纳入在同一个阐述框架。华文文学研究中流行甚广的“文化主义”尤其如此。这种过度总体化的倾向，一方面是某些华文文学文本存在着的缺乏个性色彩的高度趋同性所带来的，另一方面也是华文文学研究界总体化学术思维的惰性以及知识的批量生产所造成的，“这或许也是我们曾经提倡的整合研究的一个未被我们充分警惕的负面。”在引用了丹纳《艺术哲学》中有关“总体性”的论述后，刘登翰继续发挥道：提出“个人化的华文文学”这一概念，无非是想强调作家书写的个性化意义，企图从总体论的抽象中抽身而出，朝着相反的方向还原，还原到活生生的作家个体。如果我们把华文作家视为一个华人离散的创作群体，使“离散”不仅作为一种生命存在方式，同时也作为一种精神方式和美学特征来讨论，那不仅对总体的认识而且对个体的分析都有意义。但需要警惕的是对总体性观念的过度诠释和滥用，有意无意地把华文文学简单纳入一种文化主义的总体框架之中，则有可能消解了华文文学创作多姿多彩的个人化的生命形态。因此，我们一方面强调建立华文文学研究总体性理论的重要，另一方面又认为理论必须建立在华文文学发展实践和文本分析的基础之上。没有这种对于作家个性化书写的极大关注，便很难轻易说获得了对华文文学总体性的认识。当然，如果有人用“特殊主义”来取代普遍性，和以“普遍主义”来否定特殊性一样，都是文学研究不可取的一种片面。在刘登翰看来，无论“语种的”、“文化的”，“族性的”，还是“个人化的”的“华文文学”，它们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对立和对抗关系，而是可以共存互补的，它们共同构成华文文学研究的多维视野。
我们知道，刘登翰的学术风格以宏观的理论研究和宽广的文化视野见长，因此当前学界经常出现的历史碎片化、去脉络化的弊端，天然与他无缘。但在这里他却强调了个案、文本分析，这正是其辩证思维在方法论上的体现。而且他不尚空谈，努力加以实践，对于《过番歌》的挖掘和评述，就是作者既重理论也重实证的典型一例。其实翻开刘登翰所有著作，个案研究、文本分析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对于台湾小说家施叔青的研究，颇得作家本人认可；对于台湾现代诗人和女诗人的系列个案评述，也颇得诗心，可圈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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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方法论，其它实质内容上辩证思维的例子，同样不胜枚举。如在论述闽南文化时，指出在其“海口性”、边缘性、开放性和兼容性等特征中，都存在着“反映社会发展内在矛盾的两重性”，并认为这是我们“深入解剖和认识闽南文化的关键”。其中包括：“从大陆文化向海洋文化的过渡：多元交汇的‘海口型’文化”、“从蛮荒之地到理学之乡的建构：‘远儒’与‘崇儒’的文化辩证”、“从边陲海禁到门户开放的反复：商贸文化对农业文明的冲击”、“从殖民耻辱到民族精神的高扬：历史印记的双重可能”。以两岸闽南人为中心剖析闽台社会心理，也包括了“祖根意识”和“本土认同”、“拼搏开拓”和“冒险犯难”、“族群观念”和“帮派意识”、“边缘心态”与“‘孤儿’意识”、“步中原之后”与“领风气之先”等矛盾项。《闽南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涉及的“问题”，全都有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关系，包括闽南文化的移民性、本土性和世界性，大陆性和海洋性，历史性和当代性，雅文化和俗文化，过程性研究和结构性研究等等。有时全文就围绕一对矛盾对立的范畴加以辨析，如《世界华文文学的存在形态与运动方式》一文的副标题为《关于“一体化”和“多中心”的辨识》；有时一篇文章的几个小节，分别论述了几对矛盾纠结的张力关系，如早期的重要论文《特殊心态的呈示和文学经验的互补》，三个小节的标题分别为：“乡土与现代：文化冲突的文学体现”、“漂流与寻根：社会心态的文学呈现”、“开放和回归：文学两极的相互挫动”。
说辩证思维像“幽灵”一样游荡于刘登翰著述的每一角落，并不为过。当然，矛盾因素的对立统一的特征，是研究对象本身固有的，但采用辩证思维方式，则缘于刘登翰的敏锐洞见和智慧把握。它使刘登翰的著述充满思辨性，具有非同凡响的深刻性。
四、辩证思维对于台湾文学、文化研究的特殊意义
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和条件，台湾文学、文化的研究是刘登翰最早的切入点，也是其研究的重心之一。他偏爱于辩证思维方式，既与台湾文学文化本身的特点有关，反过来对于台湾文学文化的研究，也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刘登翰早期的台湾文学研究论著中，有两个观点最为重要和著名，一是有关“分流和整合”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刘登翰以此对20世纪中国文学加以整体的观照，而这种观照由于加入了此前未被注意的台港澳文学而具有特殊的价值。二是对于台湾（港澳）文学的母体渊源和特殊性，亦即“同”与“异”辩证关系的认知和论述。上述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例如，在《分流与整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一文中，刘登翰指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国局部地区的分割和疏离，使共同的文学传统在这些地区出现分流，形成特殊的文学形态——台湾、香港、澳门文学。研究、分析母体文学与分流文学之间的异同，旨在走向新的整合，建立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和架构。”这就是说，之所以出现“分流”的现象，其前提是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却又由于历史原因造成分割和疏离而使社会和文学出现不同于整体的特异性。可见“分流”与特殊性紧密相关，而研究“分流”的目的，却是前瞻于重新走向“整合”，从而使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视野获得扩大。刘登翰的中国文学的“分流/整合”说，以其与众不同的特异视野，加入了当时的“重写文学史”的潮流中。如果说“重写文学史”的要义是一种时间性的“重写”——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从“五四”提前到晚晴民初——那刘登翰却加入了空间的新维度，使其视野从大陆扩大到包括台港澳。
刘登翰关注“同”与“异”——母体渊源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比起“分流/整合”说似乎更早。早在1987年的《特殊心态的呈示和文学经验的互补》一文中，作者就将“特殊心态”作为考察的重心之一。1991年出版的闽版《台湾文学史》的“总论”的第一节，刘登翰定其标题为“文学的母体渊源和历史的特殊际遇：台湾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位置和意义”。他指出：“从整体角度（按：指整个中国）来审视局部性文化（按：指台湾），我们不仅注重其与整体的认同，还辨析其与整体的差异。认同确定归属，是研究的前提；而辨异是确定其在归属后于整体中的价值和位置，是研究的深入和对认同的进一步肯定。在这个意义上，特殊性的认识比普遍性更为重要。”这里对“特殊性”的格外注重，甚至将其提升到高于普遍性的位置，堪称洞见，且对于台湾研究乃至台湾问题的解决，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台湾毕竟有着特殊的环境和历史际遇，一百多年的两岸隔绝，不同的社会制度，都使两岸文化包括两岸人民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民俗风情、道德信仰等等会有所不同。双方特别是大陆方面要认知、尊重这些差异，不要动不动就将自己的情况、想法硬套到台湾身上，如此才有助于两岸民众的相互了解和认同。因此，通过文学文化的研究，了解这种差异性、特殊性，就显得格外的重要。这正是刘登翰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不仅要研究两岸的“同”，更要关注它们之间的“异”的重要现实意义之所在。
在《台湾文学史》“总论”中，刘登翰写道：“毫无疑问，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为海峡两岸所共识的命题，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分支，它们与祖国大陆文学、香港文学、澳门文学一样都共同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母体；其二，台湾文学在其特殊历史环境的发展中，有着自己特殊的形态和过程，以它衍自母体又异于母体的某些特点，汇入中国文学的长河大川，丰厚了中华民族的文学创造。”这是在“同”与“异”的辩证关系中，为全书定了调、拟出了大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指出台湾文学以其特异之处“丰厚了中华民族的文学创造”。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提出了六点主张，其中包括“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的重要表述。这句话的前半句人们谈论已多；后半句却是新的提法，将提升台湾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时笔者颇为激动和自豪，因为经过数年撰著而在此数月前出版的《台湾文学与中华地域文化》一书中，正贯穿着这一思想，甚至反复出现与此相似的表述。得意之余，过后才惊觉，其实这一“反馈丰富说”，最早还是来自刘登翰，只是笔者习染已久，似乎已沉淀为无意识，不知不觉将其作为主线，贯穿于自己的著作中。也就是说，刘登翰的看法，早于胡锦涛的类似表述将近20年，并不知不觉成为后辈学者的学术营养，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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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思维对于台湾研究、台湾问题的解决特别重要，还因为两岸双方（有时是官方，有时是民众）经常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背离了中道立场，而辩证思维可以防止、消解这种极端倾向。以大陆民众及其思想、舆论界为例，当台湾某一政党上台时，就极为悲观地以为“台独”不可避免，“武统”之声高涨；当另一政党上台，又过于乐观地以为“统一”唾手可得，殊不知，对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洗脑的“去中国化”、“文化台独”活动，在“言论自由”的幌子下，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并由此建立了爆发“太阳花”之类政治运动以及“台独”政党再次上台的思想基础。国民党在台上时，并没有应对“文化台独”、批判“台独”意识形态的意识和能力，大陆的思想界则走向过于乐观的另一极端，也放弃了对“台独”意识形态、“文化台独”的警惕和批判。目前的被动局面，与此有很大的关系。由此可知，面对台湾这一极为复杂的问题，不走偏锋、不走极端的辩证思维是极为重要的。两岸和平发展的道路是正确的，但两岸政治上寻求和解，却不应放弃思想上与“台独”意识形态和“文化台独”的斗争，这是由于“台独”派不管在台上或台下，都没有放弃这种活动，甚至在台下时，进行得更加激烈。有人也许认为批判“台独”会影响“和平发展”，其实这是过虑了。台湾的语境与大陆不同，思想交锋已是常态化，在“言论自由”的幌子下，各种扭曲历史事实的、走极端的言论层出不穷，只有勇敢地面对和应对，才不会让台湾成为“台独”意识形态的“一言堂”。这也许是刘登翰式辩证思维给予我们的最大的启示。
可贵的是，刘登翰并非只是在自己书斋中苦思冥想的理论家，还是一位具有组织能力和敏锐眼光，能够率领整个学术团队接力前行的学科带头人，更是一位胸怀宽广，愿意提携后辈，乐见年轻学者涌现和成长的具备大师风范者。刘登翰对新学科建立和成长的功德，莫此为大；人们对他的口碑赞扬，莫此为盛。
① 刘登翰：《命名、依据和学科定位》，《福建论坛》2002年第5期。
② 吴奕锜、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文艺报》2002年2月22日。
③④⑤ 刘登翰：《命名、依据和学科定位》，《福建论坛》2002年第5期。
⑥ 刘登翰等主编：《台湾文学史》（上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⑦ 刘登翰：《论闽台文化的地域特征》，《东南学术》2002年第6期。
⑧ 中国汉字书法似乎是一例外，但其通过线条和色彩直接给人予美感，所以仍属于美术的范畴。
⑨ 刘登翰：《华文文学：跨域的建构》，《文艺报》2007年12月13日，后改题为《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并成为其学术著作的书名。
⑩刘登翰、刘小新：《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清理》，《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刘登翰：《论闽南文化——关于类型、形态、特征的几点辨识》，《福建论坛》2003年第3期。
刘登翰：《论闽台文化的地域特征》，《东南学术》2002年第6期。
刘登翰：《闽台社会心理的历史、文化分析》，《东南学术》2003年第3期。
刘登翰：《闽南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东南学术》2014年第4期。
刘登翰：《特殊心态的呈示和文学经验的互补——从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看台湾文学》，《文学评论》1987年第4期。
刘登翰：《分流与整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
（责任编辑：庄园）
辩证法理论 篇4
一、国有经济改革关键在于理论创新和突破
国有经济改革, 首先解决的不在于方法, 而在于改革原因、改革目标和改革方式, 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就取决于理论创新。科学的理论不仅成为国有经济改革的有力理论支撑, 而且在不断地转变为改革的设计和实践。
近年来, 对于国有经济的社会属性、职能定位、运行方式以及一系列管理原则等方面, 我们在理论上已经基本有了一个实事求是的界定和较准确具体的阐述, 各方面的认识也正在逐步的统一。因此, 改革的步伐近来正在逐步加快, 成效也非常显著。然而, 要更加有效地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 在国有企业中真正建立起一套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对于有关所有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更深层次、更具体或更敏感的理论问题, 必须有进一步的突破和创新。
二、国有经济改革与理论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分析
在一定程度上说, 国有经济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断创新的过程。我们可以把直接指导国有经济改革的经济理论简单概括为:所有制理论、国有经济功能理论、控制力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等几个重要理论。
从以上几个理论要说明的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来看, 它们之间应该是互为条件的, 而且应该表现为逐层递进的关系, 从前到后每个理论分别可以作为下一个理论的基础。但要强调的是, 在实践中, 它们之间未必表现为一种绝对的先后关系, 如我们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而控制力理论是在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但从现在来看, 控制力理论已经影响到了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 已经成为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理论基础。而且, 以前我们的改革过程是“摸着石头过河”, 一些理论往往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 但每一个重大理论的创新都会反过来再次影响实践, 成为实践的指导原则, 保证实践的有序进行。所以, 从现在来看, 我们可以将国有经济的改革过程大致看作是与理论创新同步的过程。
因此, 国有经济改革的逻辑思路完全可以结合理论创新的逻辑加以更加明确的说明。
首先国有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所有制问题, 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处于基础层面和居于核心地位的改革。由于原有的所有制理论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因此, 首先要突破传统的所有制理论, 所有制理论不创新那么其他改革都将无法开展;
其次, 所有制理论决定了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 受所有制理论创新的影响, 国有经济的功能重新定位为对整个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 以此来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而不是面面俱到。而明晰了国有经济的功能, 也就决定了国有经济的改革方向;
再次, 要处理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也就是通过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 把原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为主导地位, 改变国有企业范围过宽、数量过多、比重过大的局面。因此, 必须对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和“抓大放小”的战略调整, 通过控制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实现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从而提出了国有经济控制力理论;
第四, 为了更好地实现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从微观层面来看, 必须实现微观主体的再造, 即需要运用现代产权理论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 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 实现政企分开。通过股份制改造, 不仅可以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 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竞争力, 而且, 通过国有资本的独资和控股形式可以保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更重要的是股份制具有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 从而可以更好的实现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最后,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投资主体多元化, 即要进行产权多元化改革, 这需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形式, 从而也符合了公有制创新理论所要求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目标。从目前情况来看, 以股份制改造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己经成为公有制的最重要实现途径。
总的来说, 国有经济改革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最后终于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为总的战略指导思想。我们现在的国有经济改革, 完全是由这条战略指导思想即改革思路决定的。而且, 通过以上分析, 也可以说我们己经找到了一条逻辑清晰的、科学的国有经济改革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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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理论 篇5
历史辩证法理论研究中两个逻辑向度的统一
21世纪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滚滚向前、知识经济步步临近的世纪,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关系出现新格局的世纪.为了适应新时期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需要,历史辩证法的理论研究近年来也逐渐显现出复苏的迹象.通过对前人理论的研究和探讨,认为应当拓展历史辩证法理论研究的新维度,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主体逻辑向度和客体逻辑向度的统一.
作 者：昌灏 孙厚权 CHANG Hao SUN Hou-quan 作者单位：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政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68刊 名：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年，卷(期)：24(6)分类号：B024关键词：历史辩证法 理论研究 逻辑向度
辩证法理论 篇6
近二十年我国冠心病的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冠心病的死亡率增加了1～3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年龄提早了5～10年,是医学界面临的重大研究课题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根据本病的临床特点,分为心绞痛、心肌梗死等五类,本文章主要介绍冠心病、心绞痛的研究论点。
冠心病在古代医学文献中没有此病名,但却有很多相关记载。冠心病、心绞痛《内经》中所论之“。心痛、厥心痛、真心痛”及《金匾要略》中所称之“胸痹心痛”相似,由此可将冠心病、心绞痛归属于“胸痹;心痛”等病症的范围。
病因:本病的发生多与寒邪内侵,情志失调,饮食不当等因素有关。特别是老年体虚,中年劳累过度,在上述因素影响下,更易发生冠心病、心绞痛,根据目前发病的年龄、职业、以及临床症状分析主要以饮食不当最为关键。
1、饮食不当过食肥甘生冷,饮酒过量,脾胃受损,运化失健,家湿生痰,上犯心胸,胸阳不展,气机不畅,心脉痹阻,发为心痛。
2、病机,脏气亏损是本病的病理基础,本病多在心气、心阳、心阴、心血不足的基础上发生,如心阳不足,阴寒痰浊内聚,痹阻心脉血瘀气滞,而发生本病。本病亦与肝、肾、脾功能亏损有关,如肝肾不足,心脉失养,痹阻不畅,脾胃损伤,气血不足,或聚湿生痰,痰阻心脉,均可导致本病的发生。
3、病理因素主要为阴寒、痰浊、血瘀、气滞,阴寒、痰浊均可阻滞心阳,致心之阳气不得舒展而发病。气滞络痹,血郁成瘀,气滞血瘀,痹阻心脉致心脉不通,气血不行而发病,如本病久发,寒凝痰阻,气滞血瘀,心脉痹阻,终致阻寒、痰浊、血瘀、气滞交互为患而致病。
辩证法理论 篇7
关键词：临床护理,教学,辩证施护,中医
“辨证施护”是中医护理的特色, 是指以整体观出发, 通过望、闻、问、切四诊, 收集患者资料, 运用中医理论进行护理评估, 进而辨病辨证, 然后针对性地提出护理诊断或护理问题, 从而制定相应的具有中医特色的护理计划与护理措施。中医护理以其“天人相应”的整体观、自然观和“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与现代护理学“以病人为中心”并进一步向“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方向发展的整体护理理念不谋而合。将中西医护理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的中西医结合护理模式, 已在临床工作中逐渐成为防治疾病, 解除病痛的重要护理手段。为使我校护生在今后的临床护理工作中能够充分发挥中医护理特色和优势, 我们在临床护理理论教学中引入中医辩证施护的理念, 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我校本科四年级护理学专业的学生, 共4个班共计230人。
1.2 教学方法。
教师采用传统讲授法, 讲授内容在涉及西医的相关知识, 即某一疾病的基础知识 (包括病因、发病机制、症状、辅助检查、诊断、治疗和护理等) 的过程中融入中医护理辩证施护的相关内容, 包括:1) 同病异护、异病同护。所谓同病异护, 指同一种病, 由于发病的时间、地区以及患者机体反应性不同, 或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所表现的证不同, 施护的方法亦各异。异病同护, 是指不同的病, 在其发展过程中, 由于出现了相同的病机, 故可采用相同的护理措施[1]。2) 辨证施膳 (食疗、食禁、食补) 。根据药食同源的理论, 食物的温热寒凉之性, 可以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 具有防病、强身、调节免疫机制等功能;此外, 药物配合饮食治疗, 既可减少毒药对人体的损害, 又能补精益之, 从而提高治疗效果[2]。3) 情志护理。即根据不同的疾病、不同的患者, 有针对性地进行情志护理[3]。
1.3 评价方法
1.3.1 调查工具。
在咨询专家的基础上, 结合教学实际情况自行设计问卷。量表修订版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以问卷形式调查研究对象的人口统计学资料, 包括性别、年龄、平均学习成绩、家庭背景等;第二部分是Likert-7分评定量表, 由3大类31个条目组成: (1) 对中医护理的学习兴趣, 共计7个条目; (2) 中医四诊方法知识的掌握程度, 共计12个条目; (3) 辩证施护知识的掌握程度, 共计12个条目;总量表共31个条目。预调查结果显示, 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
1.3.2 调查方法。
课程结束后对学生进行相关内容的问卷调查。现场发放调查问卷, 当场收回, 每个调查对象独立完成 (匿名填写) 。共发出问卷230份, 回收228份, 剔除漏答2项及以上和答案有明显呈规律性做答的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220份, 有效回收率96%。
1.3.3 统计学处理。
所获得的数据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处理, 各项指标用构成比表示。
2 结果
220名学生对中医护理的学习感兴趣的占60.9%;对中医四诊知识的掌握程度方面有明显提高的占75%;对辩证施护知识的掌握程度方面有明显提高的仅占38.2%。具体结果见表1
3 讨论
中医学经过数千年的发展, 积累了丰富的诊治疾病和护养病人的经验, 并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医护理是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护理工作, “整体观念”及“辨证施护”是中医护理的基本特点。中医护理强调“三分治, 七分养”, 坚持“防重于治”的原则。同时, 中医十分重视养生护理, 强调对健康人的养生防病护理。所以, 中医护理具有养生保健上的优势即养护统一, 对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中医护理的整体观念是现代护理理论的有效补充, 可以有效提高护理质量。因此, 对此加以发展巩固应用, 对提高临床护理的价值和地位是十分必要的。
3.1 学生对中医护理的学习兴趣
本研究结果显示:学生对中医护理的学习不感兴趣达14.1%, 原因可能与教师采用的教学法以讲授法为主, 以及学生学习中医相关课程感觉内容抽象、枯燥乏味、理解和记忆困难等有关。邓艳芳等[4]的研究表明, 在我国高等中医院校本科护理学专业中, 中医护理相关课程的比重占总学时的比例偏低, 且目前各高校规定的选课自由度较高, 中医护理相关课程以选修课为主。同时, 目前我们缺乏中西医结合的复合型师资, 而且普遍存在重西医轻中医的现象。因此, 建议在临床护理理论教学中, 临床护理教师要确立中西医结合护理理念和教育观念, 不断学习中医护理理论和中医护理操作技术, 在今后的授课中, 不仅应注重结合中医护理辩证施护的相关内容, 也要改进教学方法, 如采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法;开设情景教学, 案例分析讨论课;设立关于中医知识的学习兴趣小组;加强学生理论与临床实践的联系等。通过上述措施, 逐步提高学生对中医护理的学习兴趣。
3.2 学生对中医四诊 (望、闻、问、切) 知识的掌握程度
护理专业开设中医学课程是医学教育的一大特色, 也是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的重要途径。但由于课程设置时间较短, 教师通常只着重讲解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知识, 如中医基础、中医诊断等, 而对怎样将所学基础知识应用到实际临床中的内容则浅尝辄止。通过本研究发现, 学生对中医四诊知识的掌握程度方面有明显提高的占75%, 提示在临床护理理论教学中融入辩证施护的教学模式能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所学中医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李玉霞等[5]报道:从实际临床护理工作中应用中医相关知识和操作的情况来看, 大多数护士由于中医基础知识掌握不扎实, 导致其中医四诊能力的欠缺, 以致不能正确辨证而影响施护的效果。因此非常有必要在临床护理理论教学中融入中医护理辩证施护内容, 特别是中医四诊的相关内容。
3.3 学生对中医辨证施护知识的掌握程度
通过本研究发现, 学生对辩证施护知识的掌握程度方面有明显提高的仅占38.2%, 原因可能与研究对象均为大学四年级的学生, 尚没有进入临床实习, 没有完成理论结合实际的学习。以及长期以来, 我国中医护理教育沿用传统医疗模式的课程体系, 未能突出中医护理的特点有关[6]。该结果与国内相关研究基本一致, 即67.3%的护生不能熟练将理论知识应用于临床[7]。亦有研究表明, 目前临床 (包括中医、中西医结合和西医医院) 开展辨证施护率普遍较低[8]。有些医院即使开展了辨证施护, 常因各种原因使辨证施护流于形式, 如证候复杂难辨、辨证结果与医生诊断证型不同时必须服从医生等。
通过本研究表明, 要提高护生辨证施护知识的掌握程度, 仅在临床护理理论教学中结合中医护理辩证施护的相关内容是远远不够的。值得注意的是, 在今后的护理工作中, 很多时候需要护生独自处理和解决病人的危急情况, 这就要求护生具有良好的评判性思维, 也就是独立思考、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9]。而在临床护理课程的理论教学中融入辨证施护的理念正是培养护生评判性思维的有效方法之一。建议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 教师应加强对学生评判性思维的培养, 如增加案例分析所占学时的比重, 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训练提高本科护生辩证施护的能力。
4 小结
中医药院校高等护理教育肩负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 特别是对中医护理理论和技术的推广和研究的任务。创建现代护理与中医护理的和谐发展, 在现代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 多学科相互渗透是必然趋势。本研究只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对中西医护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发现临床护理理论教学中融入辩证施护知识内容的教学理念, 对学生所学中医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延伸和补充有很好的促进作用。能使学生进一步掌握中西医护理的双向技能, 将中西医护理的优势相结合, 从而提高护理实践的有效性。期望通过本次研究, 为后续开展系统的辨证施护教学, 构建合理的中医护理专业课程体系, 为中西医结合护理模式的发展, 探索一条科学、有效的教学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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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理论 篇8
一、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辩证唯物思想
东西方在理解上将马克思主义对于辩证唯物的思想进行了分裂要追溯到俄国的十月革命时期了, 可是在理论上却将其追溯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分歧上, 也可能是青年时期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本文的思想矛盾所在。西方的学者勒万就曾对恩格斯进行过非常尖刻的批评, 起着学者或许比较温和, 但是大多数还是认为, 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 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是应该被否定的。斯大林又将历史唯物主义过分的法典化了, 这也是需要被深刻的重建的。在1986年英国学者乔治莱尔因的著作《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里, 对于半个世纪以来的西方学者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讨论进行了总结。这些讨论围绕的主要问题就是矛盾、辩证法和人类主体等基本的理论范畴。书中还认为马克思说矛盾的根源是来自一种人类的不完美性和对抗性, 也是人类自我异化或者对于劳动成果的控制无能为力的结果。可是自然界是不存在这样的矛盾的, 因为自然界本身就存在一些对立, 但是却没有人的异化的存在。按照莱尔因的想法, 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观点是独立于人类的社会之外的, 对于自然界来说, 也就是不存在的。自然界是不能运用辩证法来进行分析的, 因为自然界并不是建立在矛盾的基础上的。在书中还认为历史唯物主义, 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辩证法是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截然不同的, 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本的辩证思维, 也就是说对于正常的社会和理想的状态来说, 矛盾并不是常态的, 人类的社会矛盾是一定会因为史前历史的终结而终结的, 资本主义也将走到历史的终点, 辩证法自然也就不会存在了。那么矛盾就只存在与社会的某个较为特定的时期里, 也就是说并不像黑格尔说的是运动和生命的源泉, 在现实世界里更不会是普遍的原则, 可以认为是一种颠倒的社会关系的结果, 对于自己的实践结果所造成的异化, 人类是无法控制的。辩证法是不用为其矛盾的陈述或者说模糊性和松散性的定义来做辩护的。改革开放后, 各种的西方,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也开始进行我国, 特别是在马克思的故乡,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一直在与时俱进着。虽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包含了很多合理的观点, 但是中西方的历史社会条件毕竟有所不同, 所在对于辩证唯物思想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我们要正确的加以理解和运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唯物辩证的思想
我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经历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直至实践唯物主义的变化,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研究也经过了否定和否定与肯定并存直至肯定的发展阶段。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评价都有所不同, 但是总的来说都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下的。而且, 就西方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与马克思主哲学等同起来, 就排斥于中国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之外。陈学明教授曾经指出过我们要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机的结合起来, 不能自成一家。对于将辩证唯物的思想运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设, 除了价值立场外还要进行研究方法的转换。也就说我们要除开对立的思维方式, 对于东西方的辩证唯物思想下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研究, 承认它们存在的关于哲学主体和理论体系等的较大的差异。我们也不能为了得出某种结构而单一的否定某一方的观点。这样都是不能得出科学的积极的结论的, 因为本质上, 东西方之间就存在历史社会发展和文化传统的不同,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选择和理解当然也就存在差异, 我们要理解这个差异, 承认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化和民族化的进程中都是有其合法性的。所在问题不在于说在东西方的理论间进行某一方的选择而摒弃另一方, 而是要进行资本主义内部的这种差异性的研究, 找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思想在世界化的进程中的规律和机理所在, 从而扩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内涵的认识, 创立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思想。对于学术性的问题和现实性的问题要正确的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也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的哲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和科学性的关系的研究体现。不能否认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直是摇摆的态度, 或者片面的强调了其科学性, 或者只一味的盲目除意识形态, 这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因为始终强调去意识形态而导致与现实之间出现了脱节的状况, 所以可以看出西方的研究是已经学院化了的, 对于中国的世界始终显得有些遥远的, 而无法真正融入其中。
所以, 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唯物辩证思想下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西方之间是存在不小的差异的, 但是只有将这两者进行有机的结合, 才能真正促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这也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要摆脱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的束缚,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思维在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历史中的发展要有宽广、宏大的视野, 以及积极全面的科学态度去了解和把握中西方对于唯物辩证思想下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不同, 从而将它们进行有机的结合。
摘要：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部分组成的, 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又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已与西方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的思想理解有所不同, 本文就唯物辩证思想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进一步的探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唯物辩证思想
参考文献
[1]童小溪:《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 学术界, 2007 (06) 。
[2]侯衍社:《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称谓》,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7 (09) 。
[3]赵光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称作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高校理论战线, 2004 (07) 。
辩证法理论 篇9
现代语义学的发展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与语言学研究发展过程不同的是，它的发展既有语言学的传统，又有哲学的传统。尤其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前半世纪，语言哲学的研究对现代语义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受逻辑学研究和语言哲学影响而蓬勃兴起的形式语义学和语用学研究就与语义学研究形成了重要的交叉。
二、研究意义的语义学及哲学基础
1. 传统语义学研究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逻辑学家Richard Montague提出了以模型为本的语义理论。其理论核心是模型，用这个形式结构来表述语义的构成。与以往的语义理论一致，是客观主义(objectivism)的语义理论，认为理性思维是抽象符号操作，通过与客观世界发生关系而获得意义，与生物个体的理解无关;符号集与客观世界相对应，形成客观世界的表征，因此大脑似乎仅是一架与计算机基本相同的操作抽象符号的抽象机器，正确的思维反映似乎也应是外部世界的逻辑结构或是自然的镜像，等等(熊学亮)。
形式语义学最初是为形式语言，即与自然语言相对的逻辑和数学语言，提供一种精确的语义解释。但是由于自然语言意义模糊、有歧义，句法也不精确，许多逻辑学家认为形式语义学不可能应用于自然语言。但是Montague坚持认为形式语义学的分析方法完全可以应用到英语句子意义的分析中。但是形式主义理论在运用到具体语义现象分析时，都表现出诸多缺陷，无法解释语义场中的模糊现象。比如，并非所有东西都有明显的界限。以称呼“老田”中的“老”为例，哪个年龄段的伙伴姓氏前都可以被冠以“老”，这个时限不好界定。比如笔者的他人称呼有“小徐”和“老徐”。这种某些过渡阶段呈现亦此亦彼的特性，我们称为范畴边界的模糊性。而形式语义学所要求的精确此时不能解释清楚。
2. 认知语义学的哲学基础和兴起
认知语义学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主要把语义研究同认知学科相结合, 试图从认知角度来解释语义。它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哲学。经验主义哲学家杜威明确提出:“相对每一个事物都有一个‘探究’的过程。”这是有机体同它的环境之间的相互调节的一种过程。杜威认为人的认识是把原始模糊不清的经验转变成为明确的对象, 把混乱的经验变成有条理的过程 (林新华) 。
基于这样的哲学观基础, 认知语言学学家认为:人的思维是不能脱离身体的, 即用来连接概念系统的结构来自于身体经验, 并从身体经验而获得意义。外部世界是由各种形状和不同的性质的千差万别的事物构成, 那么人在面对和认知这些事物时自然要将它们分类。这种不自觉的分类即范畴化, 产物就是概念范畴。认知语义学注重分析、描述和解释人类语言的意义系统在构造上的认知功能基础, 主张自然语言是概念化的现实的符号表达, 语义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不是任意的、自主的, 而是有认知因素的动因, 有人的身体经验、认知策略、文化规约相关 (朱跃) 。
受现代语言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影响，众多语言学家对从认知角度考量语义作出了深刻的论述，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还有很多长足的发展，如：二阶逻辑(second-order logic)、类型论(type theory)、模态逻辑(modal logic)、时态逻辑(temporal logic)、类型—逻辑语义法(Type-logical Grammar)等。形式语义学不但对语义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已成为语言学、哲学、数学、逻辑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交汇点(王寅)。
三、认知语义学的理论假设
认知语义学特别否定的一种观点是，语义结构可以被简化为一组特征或语义标记，它同样否定所有意义都可以直接通过语义原子而得到描述的观点，即反对长期统治语义学研究的客观主义语义学的观点(熊学亮)。认知语义学也有几个重要的流派，例如，Jackendoff (1984, 1997, 2004)的概念语义学，Talmy的“认知语义学”，Lakoff等人的隐喻理论，以及一些主要讨论语法的认知语言学流派，虽然认知语义学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但研究不同课题的认知语义学家有着几个共同的理论假设。
1. 意义就是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也就是说，某一词语的意义等于听话者大脑中被激活的概念。
根据这一观点，意义被认为是词语和大脑之间的一种关系，而不直接是词语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2. 词语和更大的语言单位被看作是进入开放型的知识网络的入口。
要完全解释某一词语的意义常常需要考虑意象、隐喻联想和普通百姓对世界的理解。因此，一个词的意义一般无法通过词典定义之类的形式来解释。
3. 范畴不是通过标准—特征模型或者是由必要和充分条件决定的成员身份而确定的。
相反，范畴是围绕原型、家族相似和范畴内部成员之间主观的关系而组成的。
4. 是否合语法的判断涉及范畴化，因为说话者认为某一话语是某一公认的语言模式可以接受的成员之一。
因此，合乎语法性的判断是渐进的，不是非此即彼的情况。这种判断依赖语境的微妙关系和语法规约。
5. 在一般认知方面寻找语言的对等物。
心理学方面有关人类范畴化、注意、记忆等的研究成果被用来直接解释语言现象。
6. 句法被看作是语音赖以传达意义的规约模型。
因此句法不需要自身特殊的原始形态和理论架构。语法知识通过设立说话者通过接触实际出现的词语而获得的规约化或已确立的形式模型得到描述。
四、辩证看待认知语义学
1. 认知语义学是建立在对传统语义学的客观主义理论的批判之上，强调基于身体的经验和想象，把注意力真正转向人类的推理，对隐喻、换喻、寓比、百科观、意象图式等的推理性研究，再也不是禁区了。这种理论强调自身的实践体验，是一种唯物主义，强调的是现实，认知语义学在这方面是正确的。但是这种认识方法过于强调推理，主观推理的色彩很浓。
2. 认知语义学的隐喻观强调的是人类的认知和推理将一个概念域对应地映合到另一个概念域，而人类的思维就是建构在这种隐喻之上。但是隐喻并不是都来自身体经验。如同“恋爱就是放风筝”，这种观念在不同的经历的人都能理解。那么对于没放过风筝的人也是能知道这其中的隐喻的意义。语言中的隐喻有一部分是来源于身体经验，还有一部分不一定来源于身体经验。它与社会文化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隐喻认知理论主要强调映射的单向传递，而实际上常常可双向映射。该理论还忽略了语境对隐喻理解的制约作用。
3. 认知语义学强调的人们对于强调的思维反应过于模糊。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知识经验的差别、年龄的差别、地域的差别往往产生很大差别。那么人类相互交际基于什么基础之上?一个对传统语义学的语义特征分析方法还是必要的。最好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则会对语义有更全面的了解。
4. 人脑的概念化也就意义在头脑中的归纳，然而对事物的对“可视事物”意义的归纳要求语言使用者对其特征的高度抽象要能使得别人根据这些抽象的特征去识别被定义的“可视事物”，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即把一个事物的区别性特征抽象出来以“意义”的形式存在。人们很多时候是通过可视事物符号的形式出现在他们脑海中的心理图像的来联系事物的。比如说笔者对酸菜鱼中的酸菜和一起就餐的同学产生争执，然而在服务员说明酸菜是腌渍的芥菜后，大家其实并不能描述出芥菜的区别性特征，但是在区分时头脑中的这个名字帮助大家统一了分歧。单纯的认知强调的直接体验形成意义很多时候会出现交际的困难，需要借助于形式主义语义学的事物符号理论。
5. 正如4中所说，认知结构反映的是人类对世界在大脑中的知识化的结果，虽然这种知识化的结果作为认知语境贮存于人脑中使得人们可以脱离现时的语境中依靠认知语境进行交际。但它得依靠和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等的互相互补的关系。总之，由于人的感官系统的感知方式不同和个体经验的不同，人们对于语言符号的意义的存在方式可能不同。语言交际者还是要结合认知语境和别的语境才能有效理解意义。
五、结语
本文从回顾了认知语义学的兴起和哲学基础、理论假设及其主要几个观点，从其本身理论出发来辩证思考，从认知角度研究语义方法的意义和不足。认知语义学作为新兴学科，其发展空间广阔，尤其是在解释人脑对意义的形成和记忆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特别是认知语义学应用于教学上，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然而正是认知的隐喻基于个体经验等的不同让其理论说服力不足和普适性有所欠缺。
摘要：认知语义学兴起于二十世纪下半叶, 和认知哲学的发展紧密相连。认知语义学注重分析、描述和解释人类语言的意义系统在构造上的认知功能基础, 主张自然语言是概念化的现实的符号表达。本文通过比较认知语义学和传统语义学, 总结认知语义学的主要理论假设, 辩证地提出对认知学的评价, 旨在对认知语义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指导意义。
关键词：认知语义学,传统语义学,理论假设
参考文献
[1]Lakoff, George, Johnson.Mark 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Basic Books, 1999.
[2]王寅.认知语义学[J].四川外语学报, 2002, VOL18, (2) :58-62.
[3]林新华.认知语义学及其哲学根源[J].莆田学院学报, 2004.12, VOL11, (4) :22-24.
[4]朱跃.语义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44.
[5]熊学亮.认知相关、交际相关和逻辑相关[J].现代外语, 2000, (1) :13-24.
辩证法理论 篇10
一、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本质
1.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迫切需要。
“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 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 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 而是问题。”[1]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和特征结合起来, 使之能够适应时代需要、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课题。”[2]实践呼唤理论创新, 需要理论不断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武器, 需要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为解决不断出现的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提供新思想新思路新方法。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在这个有机统一体中, 中国化是核心, 时代化是关键, 大众化是基础。
2.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是其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时代的产物, 是在科学把握时代主题基础上产生并不断吸收时代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自身, 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开放的科学体系。
3.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提出的新任务。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同时代特征、时代主题和日新月异的国内外实践相结合, 在理论内容、理论形式、话语体系等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 反映时代精神、回答时代课题、引领时代潮流,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 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4.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思想内容时代化和表现形式时代化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准确把握国情, 融合中华文化的智慧, 总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的经验;更要关注世界文明的趋势, 紧跟时代主题的变化, 解放思想, 吸纳时代化的新内容、创新时代化的新形式。
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必要前提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宏观指导, 采取有力措施, 力争在几年内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情况有明显改善”。
1. 在教材内容上的时代化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针对性的首要路径。
内容决定形式。以什么为内容, 直接决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和教育主旨的成败。要把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充实进思想政治理论的课堂。无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还是形势与政策教学, 如果内容远离中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大背景, 远离现实大课题, 远离当前世界热点问题, 就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就只能是苍白无力的说教, 所谓的实效性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改革教材内容必须大胆解放思想, 突破长期固守的理论框框和禁区, 使内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
2. 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要在教学方式上时代化。
要不断创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方法。调查显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 89%的学生不喜欢课堂教学方式当前, 从思想政治课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有:专题式教学法, 探讨式课堂教学法, 研究式教学法, 实践教学等。其中, 专题式教学能突破传统教学的弊端, 以“精”、“深”、“新”、“活”、“聚”取代传统式教学的“松”、“浅”、“旧”、“呆”、“散”形式, 有利于解决新课改方案后思想政治理论课所面临的课时少、内容多等诸多问题。
3.“合力育人”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难点。
“合力育人”就是要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 是从领导体制、教育观念、教育环境、显性教育、隐性教育、教学管理、课程内容设计、配套选修课、学术研究、网络环境与教育、课外活动、业余党校、教育基地、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社会服务、公益劳动、生产实践、社会实习、考核考评、教学评估等方面进行全方位配合, 形成一个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之网。[4]
三、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要途径
1. 思想政治课教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力军。
一门课程到底对学生有多大的吸引力, 关键在教师, 思想政治理论课尤其如此。信息时代, 如果教师缺乏扎实的理论素养, 知识结构与存量捉襟见肘, 融会贯通能力弱, 掌握的信息没有大学生那么多、那么快捷, 不能对错误思潮和现实问题或避而不谈, 或轻描淡写, 不能进行浅入深出的回应和有力地批驳, 教学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同学不喜欢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原因是教师教学枯燥”[5];有32%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关键因素取决于老师, 只有18%的学生认为专业课教学取决于老师, 体现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教师的更高要求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2. 大学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后备力量。
“一个有远见的民族, 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 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6]大学生的思想是最有代表性最不能忽视的当代思想, 大学生思想上的困惑是当代不能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只有富有活力的新鲜的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换气大学生的学习热情, 并真正掌握、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3. 师生关系时代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关键所在。
调查表明, 78%的学生在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得失与同学或朋友沟通 (而没有选择老师) , 40%的学生认为一个好老师必备的首要条件, 是能够做学生的精神导师, 这体现出学生对教师的内在精神需求的急迫性超过了对知识的需要, 同时也显示了目前思想政治课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还不是很亲密。
教师要树立教育平等观念, 改变“脸谱化”的“独脚戏”, “照本宣科”, 堆砌语词, 面面俱到, “八股式”教风。从学生方面下功夫, 努力研究并尽最大可能去读懂当代大学生, 激活主体意识, 建立主体间的对话关系, 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 让枯燥的理论回归现实生活世界, 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集权问题[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0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289-290.
[2]程卫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时代化[N].人民日报, 2009-10-26.
[3]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373.
[4]曲建武, 张雪飞.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新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0, (5) :12.
[5]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N].中国教育报, 2004-08-23 (1) .
辩证法理论 篇11
高职高专学生 (除外语专业外) 暴露于目的语中的时间不足, 机会较少, 加之自身外语基础不扎实, 在主客观上都一定程度地放弃了语言接触。而高职学生语言习得多习惯用显性语法模式, 由于受自身基础及高中学习习惯所限, 这种语法学习往往带来心理压力和抵触情绪, 效果不理想。另一方面, 其隐性语法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学习, 从而整体上没有形成对外语的感觉 (语感不佳) , 无法有效地进行语言运用, 考试中也经常因此失分。
此次设计的听读模式 (原称视听模式) 以听力为出发点, 使学生在非自觉状态下暴露于目的语中, 产生语感上的受迫压力。模式由任务引领[1], 且大任务由若干子任务并行或分级完成, 学生产生受压引领主动性:每个子任务完成都知晓一小阶段目标实现, 有成就感, 明显感到自身语感增强。
理论上说, 成人在学习外语语法时, 更倾向于显性的学习方法[2]:通过掌握系统语法知识, 进而大量练习, 最终获得语法能力;多采用分析策略, 接触材料时总倾向于内心不断形成各种猜想, 有意无意对之进行分析、解剖, 以期获得某种理性规律, 这就是典型的显性学习模式。
与目的语接触 (即暴露) 时间的长短, 对语法学习起着重要的作用[2], 但这种作用不是表现为对语法知识的更多了解和掌握, 而是表现为目的语语感和语言直觉增强。而语感和语言直觉的增强, 必然有助于语法的正确应用。一般来说, 两者之间成正比关系, 对目的语接触越多, 对目的语语感和语言直觉也就越强。也就是说, “暴露” (接触) 是另一种形式的语法, 内心语言直觉、感性语法的习得, 即隐性语法的习得[2], 是感性的学习模式, 语法内化在说话人心中, 不用经过理性意识或公式化检验的语法习得, 并且“暴露”直指向语言习得及运用的一个关键点———“语感”的形成和强化。明确了以上两点, 在接下来的教学实践中, 我们就要让学生经大量受迫式接触, 通过系统的阶段训练, 形成语感 (习得隐性语法) 。
在所设计的模式中, 要让学生既主动完成分级子任务, 由小到大完成阶段目标, 最终达到总任务所设目标, 又始终受到非自觉暴露所带来的压迫, 且长时间受到这种暴露, 在任务的引领下, 转化为内在隐性语法的生成 (语感形成) 。这种模式中的任务, 显然不是典型场景任务的概念, 而是根据典型学习过程设计的纯学习任务的变体, 并不属于场景模式过于教条、或所涉及面过窄不利扩展或过宽不好控制等当下任务型教学的局限之列[3]。
听说模式中的任务, 符合语言游戏的基本原理[4]。从句子到文章的成分, 只要不是原语重复, 有很多是能够用意义相似的表达予以替换的, 前提是语法正确、成分结构相同、成分所处地位及所起作用相同, 但有些因体现了特殊性的含义而不可替换。因而, 在语言游戏中, 一个要素成分 (比如一个词) 在语言环境 (取决于指向之前和之后发生的情况所决定的位置) 中使用, 才能使它获得意义 (该环境或游戏中的) , 由此确立位置, 于是得到命名。如果不存在实体, 那么精神概念就存在于这个位置那里, 这个“空位”实体其实就是“位置”的效果: (概念) 角色。于是在这种情况下, 要素成分必然具有可替换性。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 (1) 当成分成为表述的手段而不是被表述的对象, 即只用来表述其他成分或结构或大环境 (如句子) 而不是表述自己, 它就是“空位”的概念角色, 可以被替换。 (2) 当成分具有表述自己的功能, 成为被表述的对象:用来表述自己的特性 (通过比较) 及体现自身的关系集合时, 它就具有特殊性, 不是一个“空位”概念, 而是特性概念, 如某句中“awful”不可用“splendid”替换, 前者比后者在此种情况下多一重环境关系的集合, 多一种情感表达, 并且是用来表述自身的特殊性质的, 既表示惊叹和欣赏, 又暗含内心恐惧, 且想掩饰住恐惧之情不被发现但无意中又有所流露。类似的有当年建交前尼克松决定访华, 在洛杉矶的临行前新闻发布会上记者的提问:你们计划什么时候回国up home (from China) ?用的词是“up”, 而不是“back”, 暗示了美国人内心的感受:把当时的中国看作了赤色地狱 (up from the hell) , 这里的up也不能换成back。 (3) 当成分成为范例, 即成为其他成分 (或结构) 参照的标准、进行比较的对象时, 讨论它是否是“空位” (即存在或不存在、可不可替换) 就没有意义。在第3种情况下, 成分是一个纯语法 (意义) 的概念:when/then, 或分词概念, 又如主格独立结构中的各成分, 它是一个标尺, 是其他成分比较的标杆。在这种情况下, 只存在成分在形式上是否可省略而不影响表达和理解 (影响不符合语法, 则形式上不可省略) , 而不存在是否可被替换 (即是否是“空位”) 的问题, 因而讨论“标尺”是无意义的。
最后, 我们的显性语法除了在内化隐性语法时学生自觉不自觉地检验及复述原文时我们要求思维必须加以检验外, 还应通过读写获得并巩固。此外, 读写还是获得隐性语法内化及培养语感的一种重要途径, 且“读-写”天然成对、相互推动, 与“听-说”形成“形-声”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关系;“形”的概念比“声”要具体, 是可视的感性模式[2], 符合隐性语法习得条件, 又适合显性语法的直接记忆、分析和理解。同时“形”相对于“声”又比较好控制节奏, 长时间压迫后可有适量放松, 便于掌握。在缺乏自然语言环境的条件下, “读-写”为“听-说”的“水之源, 木之本”[5], 对于词汇量的扩大、达到用英语思维的理想境界、夯实英语基础和提高英语综合水平[5]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在我们模式的任务设计中体现为: (1) 初始阶段及基础薄弱的学生要求拿着原稿跟读, 再脱稿重复; (2) 句子、意群及段落3个部分精听训练时要求原句结构速记, 由小到大, 重复拉练时逐步还原 (未听出的) 每个词; (3) 意义复原时语法不错、句式及段落结构保持不错 (这需实践者在脑海中形成类似跟读时才有的“形”) ; (4) 原语重复完整精确, 与原语无异。
2 实践
2.1 模式
(1) 任务和案例的引领:制订教学项目, 确定学习任务, 培养职业能力。设定典型学习任务, 下分若干项目 (学习情境) , 对应教学内容 (技能-认知) , 每个项目设计为若干子学习情境, 分学时完成。设执考点和最终测评。
(2) 试点教学的开展:开设选修课, 实施任务教学和案例教学。
(3) 教学效果:教学对象限制为16人, 为教学班。另设一平行班为对照班, 对比教学效果。
2.2 方案
(1) 设计教学任务:总任务为在母语环境下英语语感的增强, 达到能够理解中等难度的英语视听节目的目标 (原语重复、大意复述) 。工作任务设置为初级阶段 (慢速) 的英语新闻重复和中级阶段的英语视听视频重复两个部分。培养的职业能力涉及单词记忆、句意理解、段落把握、意群理解、篇章理解、中文大意复述、原语 (英文) 重复、英文大意复述。
(2) 开展教学试点:开设选修课, 在语音室开展教学活动, 互动教学, 教师指导学生自主学习, 每位学生都面临直接挑战。
(3) 分析教学效果: (1) 教学班学生亲身体会对于英语的态度变化、听力和表述能力的前后变化、训练中各分项成绩的变化等; (2) 教学班与对照班学生之间的比较; (3) 教学班学生之间的比较。前两条为重点, 第三条仅作为参考。
教学任务的设计以初级阶段 (慢速) 的英语新闻复述为例, 见表1。
表1为集中的时间分布, 共计16课时640分钟, 运用到大一学生教学实践中。考虑学生实际情况, 只安排进行“英语新闻 (慢速) 分步听说”, 调整后的任务见表2。
由表2我们看到, “英语新闻 (慢速) 分步听说”由16课时扩展成了24课时, 共计960分钟。调整为大一学年的教学试点, 作为“英语新闻复述 (初级阶段) (一) ”进行运作, 分别穿插于第一学期的64课时、第二学期32课时 (共计96课时) 之中, 占总课时的1/4。希望今后能扩展成为占总课时的1/3, 提高训练频率。
2.3 实施情况
(1) 数量上:每次课 (一次两课时) 都安排学生训练, 即每节40分钟的课训练10分钟, 每次80分钟的课训练20分钟, 训练安排在开头和结尾, 泛听和精听在一个课时内穿插进行。
(2) 质量上:整体听力的提高是在分步提高中得以体现的, 而泛听和精听又是相得益彰、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 两者内在的共同提高体现了整体听力的提高。因此, 我们把标粗部分穿插到每次课中去, 占每个课时听力训练时间的1/3, 剩下的时间则按照上述调整过的教学任务表, 从第一项开始分步进行, 达到分步提高 (标粗部分已经融入其他分步项, 故不单独算作一个分步项) 。
(3) 材料准备:以项目的材料为基本内容, 再适当添加新鲜材料补充即可。
3 结果
16人经过英语新闻复述初级阶段 (一) 训练后, 能力加强, 对英语充满信心, 其中4人已经能够做到听2~3遍以内重复原语4句长句简单句的短段落或2~3句的复杂句中短句;8人能够做到听3遍以内中文文意复述4句长句简单句的短段落或2~3句的复杂句中短句;4人能做到2遍泛听加3遍精听后能复述3句中文大意和1句原语重复长句简单句。
4 结语
我们根据教学实践总结出了教学方式方法和步骤, 形成了一套实用的教学素材, 并已灵活穿插运用于课堂教学之中。
(1) 初级阶段 (一) 共计16学时, 初级阶段 (二) 为原表中的慢速新闻洗耳式听说, 共计4学时, 是提高阶段, 为中级阶段做准备, 在学生初级阶段 (一) 训练中达到预期水准后实施。
(2) 中级阶段:将英语 (慢速) 新闻复述的目标提高为简单原速英语视频复述, 项目还是分为两块, 第一块为简单原速英语视频分步听说, 第二块为简单原速英语视频洗耳式听说。教学内容、子学习情境以及测评标准和英语新闻 (慢速) 复述相仿, 难度和深度较之英语新闻 (慢速) 加大, 原语速度加快, 但有视频和情境辅助理解, 每段视频时间长度较之前英语新闻略短, 便于操练。调整课时, 将“原句重复 (英文句子) ”调整为4~6课时, “原句重复 (英文句群-意群-段落) ”调整为3~5课时, “段落大意复述 (英文) ”和“文章大意复述 (英文) ”可分别适时增加1课时, 但保证中级阶段的总教学课时数不超过20课时。
(3) 初级和中级阶段在18周正常教学周内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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