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召回

2024-10-18

产品召回（精选12篇）

产品召回篇1

自2004年《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 我国正式在立法上确立了缺陷汽车的召回制度。然而, 无论是在立法层级还是法律的内容方面, 均存在着不足, 这直接制约了召回制度应有作用的发挥。因此, 国务院于2012年颁布《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这标志着汽车领域的召回制度正在逐步借鉴国外经验和结合国内实际情况下走向完善。

一、召回制度设立之必要

召回制度的最大特点, 在于其并非是调整平等主体关系的法律制度, 而是建立在国家干预之上, 是经济法这一部门法的一项特有制度。它体现了经济法的一般价值:即对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和对社会整体经济秩序的规制调控。

召回制度是典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 但除此之外, 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赋予了其更大的调节功能。

首先, 高额的召回费用能够促进企业加强管理和规范生产。其次, 它能够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遏制“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蔓延。最后, 该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产业。

从我国汽车业现状而言, 虽然自主品牌汽车发展势头强盛, 但同国外汽车相比, 仍然有很多弊端。譬如:汽车质量上仍有差距, 主要表现在零部件质量和装配质量;车内环境污染严重, 损害人体健康;同时汽车产业结构亦不合理。因此, 完善我国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 势在必行。

二、与《规定》想比, 《条例》的进步之处

新出台的《条例》同2004年的《规定》想比, 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修改与完善:

1. 法律层级提高

2004的《规定》是由国家质检总局、发改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 从法律渊源而言, 其属于部门规章, 效力较低, 缺乏权威性。由于汽车产品生产消费过程中会涉及税务、工商等其他部门, 一旦《规定》与其它部门的规定相冲突, 则会由于双方均为同一层级的法律渊源, 而使得《规定》的适用范围受到限制。

而新《条例》则是国务院制定的法律文件, 其作为行政法规, 法律地位仅次于宪法和法律。显然, 当其它部门规章和它有不同规定时, 会因为效力的层级低而优先适用《条例》。这大大增强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权威性和规制性。

2. 召回程序的调整

2004年《规定》特设一章规定主动召回程序, 而在新《条例》中, 通篇则不再出现“主动召回”字眼。而仅在第八条中规定:对缺陷汽车产品, 生产者应当依照本条例全部召回;生产者未实施召回的, 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责令其召回。当然, 从该条分析来看, 虽然“主动召回”概念不再出现, “生产者应当依照本条例全部召回”仍可理解为生产者基于自身考虑, 在质监部门强制之前事实的召回为“主动召回”。

但是, 法律淡化“主动召回”概念, 显然是有其立法考量的。纵观国外, 美国的召回程序分为一般召回程序和简易召回程序 (Fast Track Program) 。其简易召回程序是指如果企业主动向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报告其产品的潜在缺陷, 并在此后20个工作日内自愿与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合作, 提交并执行合乎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要求的召回计划,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便可以不作出“实质性产品危害”的结论。并且从实践而言, 美国将近一半的产品召回是通过简易程序实现的。

而反观我国, 2004年《规定》实施以来, 我国汽车主动召回却数量有限。这其中有很多原因, 高昂的召回费用使得企业望而却步, 转而通过以“优惠服务”的名目悄悄派遣技术人员解决汽车缺陷问题, 甚至与消费者“私了”等, 来企图避免召回。生产者的召回意识不高亦为重要原因。虽然主动召回从长远而言, 是有利于社会整理效率的提高, 也有助于厂商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但在目前, 我国的实际环境却使“主动召回”机制作用有限, 形同虚设。

因此, 新《条例》淡化“主动召回”的说法, 能够体现其立法考量:即首先确保存在缺陷的汽车产品能够召回, 而这主要还是通过质检总局的介入来实现。在此基础上, 确保国产汽车和进口汽车的质量, 维护消费者的安全权等权益。随着我国汽车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生产商责任意识的加强以及未来我国汽车迈向国际市场的前景, 在那种情况之下在重提“主动召回”制度并予以一定的激励措施, 势必会起到更好的实际效果。

3. 监管者职责的进一步确定和细化

由于召回制度是国家干预的体现, 监管部门的职责和义务在召回制度的体系构建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公权力若没有法律依据, 或者导致职责的缺失, 或者导致权力的滥用。政府行为应当遵从“法无规定则不可为”的理念, 因此, 立法明确规定监管者的职责权限很有必要。

从比较法角度和召回制度应有之义而言, 监管者的职责需要履行以下职责:调查缺陷、责令召回、过程监督、信息公布和管理。

《条例》在规定质监部门展开缺陷调查时, 可以进入生产生产者、经营者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调查, 查阅、复制相关资料和记录, 向相关人员了解。同《规定》相比, 它明确了监管者的行为方式, 使得质监部门的调查活动有法可循。同时, 也限制了质监部门通过法未规定的其他途径来扩张其权力。

《条例》在信息公布和管理上规定了多个部门之间的“共享机制”, 这是本次立法的一大特色。由于我国很多行政机关在实际履行职责时存在一定的职权交叉, 各自为政的后果会使得管理混乱。不同于食品、药品等, 汽车产业因其复杂性会涉及到很多部门的监管, 如质监部门、交通管理部门、工商部门等等。而“共享机制”的成立, 可以有效的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和信息交流, 降低执法成本, 提高执法质量, 更使得缺陷汽车产品的召回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增强了可行性。

信息公布和管理上, 《条例》相比较《规定》的另一进步, 就在于明确生产者向质监部门上报备案的内容, 这有利于监管部门有效监督, 同时也为施加对生产者的处罚建立依据。

另外, 在召回过程的监督方面, 《条例》规定了“组织与生产者无利害关系的专家对生产者消除缺陷的效果进行评估”。中立与公正是评估机构的应有之义, 而目前得到质检总局认可、有能力进行43项汽车强制性标准检验的几家质量检验机构, 均与制造商有隶属关系。这会使得评估结果大打折扣。

4. 罚则加重

2004年《规定》的作用有限,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惩罚过轻。根据《规定》第41条和42条, 罚款最高只有3万元。而且对于处罚情形规定不够详细。

针对这些缺陷, 《条例》在罚则上做出了很大调整:

首先, 处罚情形分类, 并根据不同的情形, 规定不同数额的罚款。

其次, 罚款程度总体加重, 出了规定绝对数额:最高可罚款100万之外, 还规定了比例数额:处缺陷汽车产品货值金额1%以上10%以下的罚款。明显体现了惩罚性赔偿的特征。惩罚性赔偿制度作为经济法中特有的责任形式, 为很多国家在产品责任制度中所采纳。例如美国的《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通过惩罚性赔偿, 可以给生产者以有效的威慑和警示作用, 促进其改善生产管理, 提高汽车产品质量, 以更好实现召回制度的事先预防作用以及时候弥补效果。

最后, 《条例》规定生产者不因召回而免除其他法律责任。

总之, 通过明显加重的处罚规定, 《条例》必然是生产者意识到, 召回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鸡肋”, 不再是可以侥幸逃脱的“枷锁”, 而变成一种具有高度惩处性质的鞭策。

三、不足与完善之建议

当然, 若是从世界范围内看, 新《条例》依旧存在着不足之处, 因此, 希望在《条例》已有框架基础上在提出一些建议, 使得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不断完善, 并且成为一种有效的模式为其他缺陷产品的召回提供借鉴。

1. 制订认定缺陷的标准

《条例》第3条定义了“缺陷”内涵, 其核心是“不合理的危险”, 危险属于较为抽象的表述。而在该概念中, 认定“危险”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则成为了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条例》中却未对这些标准做出进一步界定。而“目前我国汽车标准体系不完善, 而且大多是推荐性标准, 缺乏强制性”。因此, 可以借鉴类似美国的做法, 授权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相应标准, 以确保标准的强制性和全国覆盖性。

2. 适当考虑环保因素

当汽车的使用超过一定标准而对环境导致污染时, 也应该被认定为产品存在缺陷。这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已成为现实。例如, 美国环境局通过《大气清洁法》监控机动车的排放。而我国的立法, 无论是2004年的《规定》还是新出台的《条例》, 均对环境问题无所涉及。这恐怕是与我国国情相关。汽车产业的薄弱、自主研发能力的不足, 如果过度强调环保因素会一定程度阻碍汽车的发展和竞争力。然而, 这不应当是拒绝考虑环保因素的理由。立法具有导向作用, 如果法律有所规定, 则生厂商必然会引起一定程度的重视, 进而在其生产过程中改进技术, 研发新产品, 以实现相关环保因素的要求, 这不仅有助于保护环境, 更能够深化产业的调整和转型。

因而, 我认为环境因素也因纳入缺陷的范畴之内, 只是考虑到目前我国汽车产业实际情况, 在对待这一类汽车产品缺陷时, 不召回的罚则可略轻, 从而起到引起生产者适当注意的目的。待到汽车产业整体生产能力有所改善的情况之下, 再度调整法律, 加重罚则, 使得环保因素真正成为考量缺陷的重要部分。以此, 法律才能起到规制和指引的双重功能。

3.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条例》规定了应当建立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信息管理系统, 并且要以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布受理投诉的电话、电子邮箱和通信地址。我认为, 仅仅这样的规定是不够的, 即应当制定具体细则来确保该召回信息管理系统能够有效运转。而其中, 对于该系统的管理很重要。只有加强管理、及时反馈, 才能增加信息流动的畅通性, 提高公众的参与积极性, 进而有效的监管缺陷汽车产品。

首先, 必须确定信息管理系统的管理者。基于国务院质监部门负责全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监督管理工作, 因而可又其进行管理。

其次, 信息管理系统可谓分为内外两部分, 《条例》虽有设计, 但均不具体。

内部系统, 也就是《条例》规定的多部门之间的共享机制。但是, 建立怎样的共享机制, 如何建立共享机制, 这又是在《条例》生效之后所需进一步要思考的内容。而这些问题, 可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细则加以规定。

外部系统, 则是监管部门和公众沟通的渠道。因此, 系统管理者要及时处理公众投诉信息。由于召回制度中的产品缺陷概念不同于一般产品瑕疵, 其必须满足“系统缺陷”, 即同一批次、同一种产品普遍存在该不合理危险时, 方构成缺陷。因此, 分门别类管理以及认定何种数量足以引起对汽车产品的缺陷评估, 显得尤为重要。此外, 我觉得外部系统中应设立两项内容:其一, 法律咨询与法律服务。很多消费者的投诉可能是个别现象, 在无法“触发”召回机制之时, 也应保证其投诉得到合理的法律建议。其二, 企业和质监部门联合发布召回新闻。

摘要：本文首先从理论角度探讨召回制度设立的原因。通过比较2012年颁布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2004年《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探讨《条例》的立法进步之处以及立法背后的法律原理, 再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规定》,《条例》

参考文献

[1]徐士英.《新编竞争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

[2]张云.《我国缺陷产品立法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7.3.

[3]李爽.我国汽车召回制度现状.世界标准信息, 2008-01-05.

产品召回篇2

一、为确保从原料到成品标识清楚，具有可追溯性，建立和实施回收程序，以确保能及时召回不安全的产品，特制定本制度。

二、本制度适用于对不合格产品进行召回，不合格产品定义如下：

1．一般不合格品：没有安全卫生方面的问题，对消费者身体健康不形成伤害，但存在一般品质问题的不合格产品；

2．严重不合格品：存在安全卫生方面的问题，对消费者身体健康造成伤害的不合格产品。

3．可疑产品的确定，可以是公司或客户发现的任何有关产品质量、卫生安全的信息或潜在不安全因素的产品。

三、各相关部门职责：

1．业务部负责建立客户信息记录和档案，负责与客户的沟通和联络；

2．物控部负责与有关政府部门联系,保证有关产品严重危害的信息得到及时沟通；

3．品管部负责建立公司内部可追溯性体系,组织纠正预防措施计划的实施；

4．其他相关部门落实本部门责任的纠正预防措施。

四、不合格产品召回的情况

1.因产品设计问题被客户投诉

2.因质量问题被客户投诉

3因遭遇技术壁垒被国外退回

4.因不符合输入国之标准或要求被通报或退货

五、不合格产品召回的措施

对于以上几种情况，进行不合格产品召回措施。包括：

1．正在生产的同类产品全部停止生产。

2．已经出口的同类产品全部进行召回处理。

3．已经在运输途中的同类产品进行召回处理。

4．已经生产结束正准备发运的同类产品不得发运。

六、不合格产品召回的后续处理方法

对于已经召回的不合格产品，根据不同的召回原因采取不同的后续处理方法。包括：

1．因产品设计问题被召回的后续处理方法

及时通知检验检疫局。此类产品不得再报检出口，对人体健康、安全不构成威胁的作为内销产品。对人体健康、安全构成威胁的做改变用途或重新设计、加工处理。

2．因质量问题被客户投诉的后续处理方法

及时通知检验检疫局。此批产品做降级处理。通知物控部、生产部、品管部、业务部共同进行原因分析，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及时进行生产工艺和技术的改进，确保质量问题得到整改。

3．因遭遇技术壁垒被国外退回后续处理方法

及时通知检验检疫局。加强有关技术壁垒研究，进行合理规避，避免再出现此类问题。此批产品确实没有质量问题的，经再次检验检疫合格后，做改变出口国家或改作内销处理。

4．因不符合输入国标准或要求被通报或退货后续处理方法

出口产品屡现召回篇3

在欧美国家，产品投放市场后，通过专门机构抽检、用户反馈意见、以及投诉报告等，如果发现产品在设计或制造方面存在缺陷，不符合当地的法规、标准，可能或已经导致了安全或环保问题，商家必须向主管机构和消费者通报情况，并对有问题的产品进行“召回”、改良，以杜绝事故隐患。这就是其“产品召回”制度。而产品的“召回”方式有：“自愿认证，强制召回”，或“强制认证，自愿召回”。美国执行的是前者，即进入市场的门槛比较低，产品投放市场前由独立的机构对产品进行检测认证，责任完全由企业承担。出现问题后，政府会责令企业“召回”有关的产品。

玩具产品归属于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CPSC)管理。该委员会不但每年要在市场上抽检一定数量的玩具产品，调查因玩具产品造成的伤害事件，而且公开产品安全性问题的投诉电话、电邮(E—mail) 、投诉表格，鼓励公民参与对市面上出售的玩具进行监督，同时也鼓励企业对自己的产品进行监控。一旦发现有潜在伤害性或已造成伤害性的产品，经调查确认则会发出“召回”公布。

例如：CPSC就曾发出过一份中国制造的玩具飞机“召回”公布。该玩具飞机因含有可分离的小部件，对3岁以下儿童有造成窒息危险的隐患，因而要被停止销售，并要“召回”已出售的产品。一著名玩具商在中国生产的15000台“婴儿摇椅”，每台售价90美元，也因摇椅臂上的螺丝容易松脱，有造成婴儿堕地受伤的危险，需要“召回”。依责令“召回”的产品；替在危险性分析，主要是两种情况：一是检验证明不符合安全标准：二是虽然符合标准要求，但存在不安全的因素，或已经造成了伤害。

从责令“召回”的产品看，有不少是有一定规模的公司的产品。从发现的危险性隐患看，大都属于机械物理方面的伤害性和电动发热方面的伤害性。相信这些产品大都完成了送样品到独立的检测机构测试，并最终获得符合标准要求的证书。为什么制造商在经历了应做的送检程序后还要冒被责令“召回”的风险呢?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送检样品虽然符合有关机构的标准要求，例如：ASTH F963—96 aE2或EN71、EN50088，但标准有其局限性，它只是一个最低限度要求，并不能涉及玩具所有不安全的因素。就拿欧、美标准来说，由于它们的要求不完全相同，有时会造成某玩具符合EN标准，但不符合ASTM F963—96 aE2，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大公司如：美泰、孩之宝，要自定公司规范，产品由指定QA工程师跟踪。用此方法来最大限度地剔除不安全的因素。

(2)制造商自身的技术力量在产品的安全设计、检测方面薄弱，不能自我发现安全隐患，只是依赖送样品到检测机构检测。但由于送检的样品测试数量少，随机性大。因此，有时只能揭示易于暴露的问题。像这种依赖送检的情况比较普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玩具制造业的从业人员流动性大，工程技术人员由于生产任务缠身，疏于对标准进行细致研究，再加上遇到的产品类型有限，因此对安全标准的理解不透，有时难于做出正确的检测和判断。有的企业测试仪器不全，或方法不正确，等等。

(3)产品在存放和运输途中，产生新的不安全的因素。

(4)出货产品未完全按照送检样品进行改良或生产。

(5)检测机构未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

产品召回篇4

对“送审稿”第三条的反思

1.财产安全与人身安全区别对待有失周全

“送审稿”第三条借鉴《药品召回管理办法》第三条的模式, 将不合理危险威胁对象限定在人身安全范围, 将产品已经或可能威胁财产安全的情形排除出召回行列。然而, 对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也可能构成产品缺陷已是理论共识, 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 中也有所反映, 该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 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换言之, 就实际缺陷而言, 不论是对人身安全的威胁还是对他人财产安全的危险, 均可能构成产品质量意义上的产品缺陷。

在缺陷产品召回领域, 包括《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在内的部门规章一再肯定对于财产安全保护的必要性, 其在第五条明确将财产安全保障定位为汽车产品召回的价值之一。但“送审稿”第三条第一款却一反《产品质量法》的规则, 将产品的缺陷所威胁的对象限定在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范围。虽然人身权益甚为重要, 强化对人身及生命的保护也无可厚非, 但是财产权作为与人身权并列的又一重要私权, 关系个体生计, 市场经济下更关系个体经济人格的独立, 对其威胁与对人身的危险同样会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正常生活秩序构成妨碍, 而且多数情况下人身、财产权益相伴而生。“送审稿”第三条厚此薄彼, 于法无据、于理不合。

需要指出的是, 立法者似乎已意识到这种定义方式存在问题, 在“送审稿”第六十一条作了补充规定:“在正确使用的情况下, 由于设计、生产或者指示等原因使某一批次、型号或者类别的产品存在可能造成财产损害的缺陷的, 生产者应当参照本条例实施召回行动。”不过, 立法技术上仍不免割裂了法律的适用, 并人为造成了缺陷产品召回定义上的困难。因此, 笔者认为, 与其借助效果准用等法律方法和手段, 不如直接对“送审稿”第三条作出修改, 将可能造成财产安全损害的不合理危险也纳入召回产品的缺陷范畴。

2.主体规范含糊不清

“送审稿”第三条第三款将产品召回义务主体界定为生产者, 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产品加工、制作的单位和个人, 同时法律规定进口商或代理商需对进口商品承担同于生产者的召回义务。这种规定虽然扩大了产品召回义务主体范围, 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但是也回避了当前保护消费者利益中普遍存在且亟需解决的问题, “贴牌”生产情形义务主体的确定即其一。

目前, 制造业中“贴牌”生产十分普遍, 这种情况由于涉及多个主体, 因此如何界定生产者对缺陷产品召回的适用至关重要, 对此实践中存在实质主义与形式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按照实质主义, 消费者的请求对象为“贴牌”生产的最终法律后果承受人。但问题在于, 鉴于最终法律后果承受人的确定依赖于基本民事法律关系的解析, 而贯彻委托加工理论等实质主义基础理论, 确定缺陷产品召回义务的主体不免会因基本民事法律关系主体间的内部约定而受影响, 使得义务主体往往难以确定, 可能会加大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难度。因此, 形式主义的做法越来越得到司法实践的青睐。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品侵权案件的受害人能否以产品的商标所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的批复》就明确指出:“任何将自己的姓名、名称、商标或者可资识别的其他标识体现在产品上, 表示其为产品制造者的企业或个人, 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产品制造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的‘生产者’。”显然, “批复”对生产者范围的解释比“送审稿”广泛, 有助于增强保护消费者权利的预见性和确定性, 值得借鉴。

另一个被回避的问题是“销售者”在缺陷产品召回中的地位。法律规定召回的缺陷产品为已经投入流通, 而实践中产品要得以交易进入流通, 靠生产者的制造行为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还需借助广大销售者的参与。尤其是一般性消费品, 与消费者直接发生交易关系的主体通常仅限于销售者, 销售者主导着产品流通的整个过程。由于产品验收和追溯制度不完善, 因此在很多情形下生产者经常无法确定, 但鉴于销售行为使缺陷产品顺利进入流通领域, 产品提供者、销售者难辞其咎。因此, 规定由销售者承担召回缺陷产品的义务, 不仅可促使销售者提高责任意识, 从源头把好产品流通关, 而且可有效防止缺陷产品进入流通或快速召回已经投入流通的缺陷产品。

3.立法依据模棱两可

“送审稿”第一条指出, 《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是依据《产品质量法》制定的。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事实上行政法规的规范事项是有所限定的, 一般只能对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 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

《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作为行政法规, 立法范围应限定为执行性规范内容。因而, 必须解决执行所指的问题。虽然《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将执行所指指向了《产品质量法》, 但从《产品质量法》的现有规定看, 该法并不能胜任这一“角色”, 因为《产品质量法》以产品缺陷导致实际损害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 但预防性、公益性特征明显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在《产品质量法》中难觅其踪。

《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虽名曰“依据”, 但实际上是无法可依、无据可循;虽名曰执行法律, 但实际上有越权造法之嫌。至于产品召回对象的缺陷认定等涉及召回适用的核心问题, 无论是在“送审稿”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 中均未明文规定, 其与《产品质量法》的缺陷标准关系如何, 迄今并无明确的立法、司法解释。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适用条件的立法建议

在“送审稿”讨论之初, 对如何构建我国缺陷产品召回法律体系, 学者们众说纷纭。有的学者将我国缺陷产品召回立法选择归纳为这几种:一是完善现行的《产品质量法》, 增加有关缺陷产品召回的规定;二是制定单行的缺陷产品召回法典, 以其为指导, 制定针对不同种类缺陷产品召回的特别法;三是根据不同的产品, 分别制定单行的缺陷产品召回法 (陈吉刚《欧美汽车法规简介》, 《汽车工业研究》2001年第3期) 。各种理论的思路不同、强调重点各异。相比而言, 第二种思路显然更为可取。通过专门立法明确缺陷产品召回适用条件、管理体制等内容, 进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缺陷产品召回立法体系, 能较好反映缺陷产品召回的技术特点, 既可整合现有条块分割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完善缺陷产品召回管理的法律结构, 在形式上也可与《侵权责任法》交相辉映。若要从根本上解决现有缺陷产品召回的法律可操作性不足问题, 还要结合国情, 法典编纂与旧法清理、修订并举, 集指导性规定与专门立法于一体, 渐进性改造现有缺陷产品召回的法律制度。

应然意义的缺陷产品召回适用条件, 至少应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召回对象必须是有缺陷的产品, 并且此产品需经加工、制作之后已进入流通领域。二是召回对象必须具备系统性缺陷的特质, 其存在的不安全危险应具有同一性且普遍存在于某一批次、型号或类别产品中。至于不安全危险的成因并不限于设计、制造所致, 除指示缺陷适用警示措施外, 因发展风险所致的不安全危险, 也有召回之适用。此外, 该不安全危险必须对不特定消费者人身及财产安全形成潜在威胁, 若不安全危险与不特定消费者财产及人身安全受威胁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也无召回的适用余地。三是缺陷产品召回义务主体以生产者为主, 在“贴牌”生产情形下, 因实际加工方帮助制造缺陷产品, 其对外也应视为生产者, 产品的标识名称使消费者误认为生产者的其他主体亦同。同理, 因销售者帮助缺陷产品流通, 进口商、代理商助使进口产品在国内流通, 应规定进口商、代理商、销售商承担缺陷产品召回的义务或协助义务。

据此, 笔者对“送审稿”第三条提出修改建议:

第一, 第三条[定义]本条例所称缺陷产品, 是指因制造、设计原因产生的, 普遍存在于某一批次、型号或者类别产品之中, 已经或者可能对人体健康、生命安全及财产安全造成损害或者不合理危险的产品。

第二, 本条例所称召回, 是指按照规定程序和要求, 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费用, 对缺陷产品采取撤回、退货、换货、修理、销毁等方式, 有效预防、控制和消除缺陷产品可能导致损害的活动。

产品投诉与召回控制程序篇5

1.目的

充分利用消费者及客户对产品的投诉信息，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确保本公司产品在发现存在安全问题或者安全隐患的情况下，能够及时召回全部有问题的产品并妥善处置，确保产品不在市场上流通，尽可能降低造成的危害、损失保证消费者的人身安全。2.范围

任何时间已经离开本公司的存在潜在显著危害和存在安全问题的产品。3.职责 4.内容

4.1化妆品质量异常监测日常工作

4.1.1由质管部负责化妆品质量异常监测日常工作。

4.1.2质管部在接到《客户产品质量抱怨单》后，对销售部门客服部反馈的产品质量不良信息，进行汇总收集、统计整理。相关部门按照投诉记录和调查报告表完成相关记录并调查原

因，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问题重复发生。如果是假货，则需要记录判断依据。

4.1.3 质管部立即在产品档案室查出发生产品质量不良的本批产品档案，到留样观察室查看留样

观察记录及原始资料。同时与技术研发部调查、分析产生不良反应的原因，对产品进行分析，评价、处理，并提出改进措施，生产制造部协助技术部和质管部对产品质量问题进行调查。正常情况下应于5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对于加急的情况需在2个工作日内完调查。4.1.4质管部负责定期（如每半年或一年），以《产品质量异常总表》对所收到的产品不良反应进

行总结、分析、评价，找出影响较大的问题综合分析，并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和防止

产品质量问题的重复发生。所有投诉应记录中并注明投诉类别：一般品质、安全卫生。4.1.5质管部将本的产品质量异常总结与上总结进行比较，列出由于重复性发生的产品

质量问题，加强质量监控的项目。4.2 重要产品投诉分析

4.2.1 质管部对留样样品检验发现的不合格品或由销售部门反馈的不良品反应信息，由质管部

收集汇总，并以书面的形式提请产品质量异常处理小组召开评审会议。4.3产品召回的条件及原则

4.3.1严重安全隐患的产品的召回

严重安全隐患一般指消费者使用该产品时有可能导致的对消费者人身安全或健康产生的隐患（如错误添加的辅料可能会导致皮肤病变）。

1）产品在市场上出现多例安全性、稳定性的不良反应)可能引发或诱发对人体健康造成危

害的化妆品，极有可能引发严重伤及人身安全或可能引起使用者过敏的化妆品。2)变质产品的召回

质管部对留样样品检验发现质量变质，或市场发现产品变质，并通过该批产品追踪检验

结果为不合格品时。

3）违反本国或进口国有关化妆品法律、法规的产品,如过量添加了限用物质。4.3.2 重大质量问题

重大质量问题一般是指产品不符合其预期质量标准，从而使该产品不能够达到国家或

行业的相关标准。1）灌装净含量不足；

2）宣传功效与实际产品功效不符 3）保质期内的不合格产品的召回 4）发货错误的产品召回

4.3.3其他问题，协商解决，不包召回 1）超过保质期出现质量问题的售出产品

因客户销售不出等原因超过仍合格的售出产品，不属本公司责任，不包召回，协商处理。2）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造成售出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不属本公司责任，产品不包召回。4.4召回的决定 4.4.1对市场反馈的不良反应信息，由销售部以书面的形式通知质管部，同时提供向市场收集的不良产品样品，以及医院出据的由该产品导致消费者产生不良反应的病历报告。4.4.2质量异常小组必须对所得到的信息进行评估，并做出是否有必要采取召回行动，或者该

问题通过正常的渠道就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4.4.3如果客户投拆（或者信息）包含了实际的或者潜在的对健康不利的危害，那么召回协调

应该立即进行讨论，经确认该投诉（或信息）包含的内容存在本公司产品中。4.4.4公司判定客户投诉（或者信息）中显示的化妆品安全质量问题会给公司带来严重的负面

影响，不解决将会给公司信誉等方面带来巨大损失。4.5 产品召回前的准备

4.5.1由质管部找出产品的缺陷所在或影响产品安全的因素。

4.5.2确定该缺陷（或因素）是否产生了危害或者有潜在的危害，如果是，则要确定其危害的严重性或者危害发生的可能性。

4.5.3由销售部客服、仓储确定产生缺陷（或因素）的产品的生

产批次代码、生产数量、库存数量、销售数量以及购买该产品的客户分布情况和联系方式

等信息。

4.5.4采取补救措施，及时根据影响化妆品安全和质量因素的原因进行整改，保证今后的产品

安全和质量。并对整改措施进行验证，关闭化妆品不安全因素。4.5.5召回小组也是质量异常小组，人员具体进行分工： 1）质量异常小组组长：负责召回决定并组织召回。

2）产品质量异常处理小组：负责不合格品的综合分析、评审、提出召回建议。

3）质量负责人：负责产品召回协调，承诺并监督该程序执行。

4）质管部部及技术研发部：负责对反馈情况核实，负责追查召回原因并监督召回具体实施过程。5）仓储部：负责隔离库存和召回运输过程中的产品及召回产品的储存。6）生产部：负责召回产品的处置工作。

7)销售部客服负责人：负责市场不合格品的召回。负责追查产品的流向和接收者信息。8)采购部负责人:负责提供供方的信息。

9）保存产品回收联系表供应商联系人（原料、包装材料等供应商）：应有24小时联系电话号码。

客户的联系人（专人负责）：应有24小时联系电话号码。4.6召回的启动

4.6.1评审结果确定必须召回不合格品时，拟订不合格品召回通知书经总经理签批后，制定

召回计划，经讨论由召回组长批准后采取行动，并将产品《产品召回鉴定审核单》发于

欧盟召回通报紧盯纺织产品篇6

据统计，1～4月欧盟RAPEX系统共发出487起召回通报，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9.23%。同期对华（不包括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下同）发出通报289起，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21.25%。

今年以来，虽然该系统对全球和对华全部产品的通报数量有所下降，但对华纺织品服装类产品的通报却有微幅上升。1～4月欧盟RAPEX系统对华纺织品服装类产品发出召回通报80起，比去年同期增长1.27%。并且纺织品服装在全部对华通报产品中所占比例达近六年来新高，1～4月纺服类产品占比达到27.68%。

发出通报国：希腊后来居上

发出通报的国家中，西班牙多年来一直是欧盟RAPEX系统发出通报最多的国家，1～4月共发出通报48起。今年以来，希腊似有后来居上之势，以47起通报和匈牙利并列第二位。排名前十的国家发出的通报数占全部通报总数的77.82%。

在对华发出通报的国家中，匈牙利位列第一位，1～4月共发出通报34起，西班牙以32起的通报数排名第二。排名前十的国家发出的通报数占全部通报总数的77.16%。

在对华纺服类产品发出通报的国家中，1～4月希腊超过以往的通报大户西班牙和匈牙利而位居第一，共发出通报20起。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分别以18起和17起位列第二位和第三位。排名前十的国家发出的通报数占全部通报总数的96.25%。

被通报国：中国高居首位

1～4月，中国以289起的通报量位居各被通报国之首，超过排名第二位的土耳其十几倍，且这种态势已持续多年。

今年以来，被通报国呈现了一些新特点：

一是，同一种产品多国联合被通报的数量增加。比如，希腊发出一则针对机动车的通报，被通报国分别是英国、日本、土耳其和法国。同期，葡萄牙发出的一则也是关于机动车的通报，被通报国分别是日本、英国和西班牙。

二是，今年以来，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被通报数与往年相比大幅增长，需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1～4月，香港特别行政区被通报数量为4起，台湾地区的被通报数为6起，而2012年全年这两个地区的通报数量才同为3起。

通报产品：纺织品服装最多

与往年情况相同，今年以来，纺织品服装类产品仍然是RAPEX系统发出通报最多的产品，玩具紧随其后位居第二，这两类产品的通报数量占到全部通报总数的50%以上。1～4月纺织品服装类产品对全球共发出138起，占全部通报产品总数的28.34%。其中，对华发出80起，占对全球纺织品服装类产品通报总数的57.97%。

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环境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而中国在日益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的过程中，成为遭受贸易救济措施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事实上，打贸易战只能是两败俱伤。

近2年来，虽然欧盟RAPEX系统对我国出口的纺织品服装类产品的通报数量有所下降，但从纺织品服装在全部对华通报产品中所占比例达近六年来新高可以看出，欧盟对我国纺织品服装的关注度未减反增，此趋势应引起国内广大出口企业的重视与关注。

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构建探讨篇7

1采取基本法和专项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产品召回制度的国家, 该国的产品召回制度是由立法机关通过国家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的。由于我国的产品召回制度发展刚起步, 法律法规还不完善, 因此有必要在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的经验。建立我国的产品召回制度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采用何种立法体例。通常可以采用的立法体例有两种:一是制定单行的产品召回法, 二是在现行其他法律中采用专篇专章的方式对产品召回作出明确的规定。制定单行法是维护产品召回制度权威的主要方式, 但制定单行法复杂且历时较长, 无法解决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产品质量问题, 其滞后性明显。在现行其他法律中采用专篇专章的方式对产品召回作明确的规定也不适宜, 因为产品召回法兼具公法和私法的双重特点, 这就决定了产品召回制度不能被传统的合同法制度、侵权行为法制度所代替。目前我国关于产品质量的主要法律中, 《民法通则》属于典型的民法范畴, 《产品质量法》尚须完善, 其性质也尚有争议, 都不能将具有经济法性质的产品召回制度囊括其中。

因此, 基本法和专项法相结合是我国产品召回制度最好的立法模式。在产品召回制度中, 特殊产品是指具有一般产品无法比拟的迫切性、社会影响力和专业技术的产品。一方面, 由于特殊产品对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最重要, 其产生的影响往往也最大, 因此要先制定不同种类特殊产品的召回的法规, 每部法规都只调整一类特殊类型的产品。产品的种类是繁多的, 不同性质的产品所需采取的召回在时间上、方式上、紧急程度上许多方面是不同的, 必须区分对待。另一方面, 建议由全国人大出台一部在全国都具有效力的缺陷产品召回法, 在本法中要明确规定对缺陷产品的定义和范围、缺陷产品召回的构成要件、企业在缺陷产品召回方面的法律责任、管理和监督企业履行缺陷产品召回义务的机关, 比如工商局等。在全国统一立法, 有利于法律的稳定性和普适性。对于缺陷产品召回法做出的规定, 可以由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出台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 具体规定产品召回的详细操作规范和步骤,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具体规定各类违法行为的惩罚措施。并且国务院及其附属部门还负有义务向人大常委会汇报缺陷产品召回法的实施情况, 在时机成熟时, 准备出台具体各类产品召回法。

2明确规定法律责任

2.1法律责任的主体

在责任主体上, 召回的义务主体主要是生产者。在生产企业履行召回义务时, 销售者有协助召回的义务。在生产者拒绝履行召回义务时, 主管机关负有采取行政强制的职权, 可以主动使用职权强制召回缺陷产品, 将产品返回企业并且收取费用, 对企业直接给与行政处罚, 对于坚决不履行召回义务的企业, 行政执法部门有权对该企业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负责人员行政处罚。企业对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不服的, 有权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同时, 对于销售者拒不配合履行协助召回义务时, 行政执法部门同样也有权行使行政强制召回的职权, 并对妨碍执行职务的责任人行政处罚, 严重的给予行政拘留。缺陷产品召回法具有明显的公法性色彩, 体现的是国家对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市场调节失灵现象的规制。但是并不妨碍消费者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首先, 消费者因为缺陷产品受到人身损害、财产损害甚至是精神损害时, 有权向法院提出诉讼, 要求给与赔偿。其次, 消费者有权监督行政执法行为。因此, 对于行政执法部门在履行监督企业召回产品的过程中, 出现滥用职权或违法利用职权的行为, 消费者作为利益相关人有权提出申诉或者控告。最后, 消费者协会出于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非政府组织, 有权要求生产商或者销售商及时采取缺陷产品召回的措施, 当生产商或销售商表面上声明采取了召回手段但实际上却没有采取召回措施, 或者只召回一部分产品时, 有权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投诉, 构成欺诈并且再次严重的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时, 可以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2.2法律责任的确定

一项好的法律制度要得到好的贯彻落实, 必须有有效的法律制裁手段来辅之。在规定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责任的时候, 要从主观上考虑企业的不同情形和客观上造成的损害结果来给予不同轻重、不同类别的制裁。在制裁的力度上, 可根据企业自愿召回、强制召回、隐瞒召回、逃避召回等不同情节给予不同的处罚措施, 主观上恶意程度越严重, 惩罚力度随之加大。在制裁的类别上, 以经济制裁为主, 辅之以名誉制裁、刑事制裁。

由于我国的产品召回制度刚刚起步, 企业实行产品召回的主动性远远不及欧美国家, 因此在规定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责任的时候同时也要明确, 不具有杀伤力和威慑力的惩罚措施对于利润丰厚的企业是毫无效果的。在现行法律制度下, 仅凭企业的自觉、媒体的监督和市场的自发调节, 是难以督促企业实行召回的。因此英美法系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值得借鉴的。惩罚性损害赔偿 (punitive damages) 也称惩戒性的赔偿 (exemplary damages) 或报复性的赔偿 (vindictive damages) , 一般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了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惩罚性赔偿就是采用利益消除的方式来遏制不法行为, 通过判定惩罚性赔偿, 使行为人考量成本效益, 从利益机制上对其行为进行遏制。这就形成了一种最优化的遏制方式 (optional deterrence) 。惩罚制度的设计应立足于鼓励企业自觉配合完成产品召回, 一旦企业隐瞒产品的缺陷拒不召回, 可由法院判以惩罚性赔偿, 杜绝企业故意隐瞒缺陷、逃避管理部门的监督等现象。

2.3建立完善产品召回程序

(1) 缺陷产品召回的具体程序。

一般召回程序主要适用于产品召回的一般情形。一般程序分为以下几个步骤:①企业向主管部门提出产品缺陷报告;②监管机构评估和质量认证机构认证;③制定召回计划;④主管部门审查召回计划;⑤公布召回信息;⑥实施召回;⑦制定书面召回通知书和说明书;⑧行政主管部门通报产品召回具体情况和结果。除此之外, 还有特殊的产品召回制度, 这就是用于情节较轻的企业。当企业发现自己生产或者销售的在市场上流通的产品, 受到众多购买者投诉, 经过企业内部调查发现某一生产批次的商品是存在缺陷时, 及时的给与受害的购买者适当的补偿, 并且主动、及时、迅速的采取措施召回产品。在这一过程中, 认定企业主动召回产品的标准可以适当放宽, 包括经过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后发现缺陷产品, 在采取行政强制前就主动召回缺陷产品。这样有利于鼓励企业在发现大批量缺陷产品时, 能主动积极的召回产品。同时, 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也有利于企业的声誉, 也降低了执法成本。是值得在实践中推荐的一举多得的好方法。

(2) 执行缺陷产品召回程序相关主体的职责。

就企业而言, 产品缺陷的发现是产品召回的前提。在实行产品召回过程中, 企业应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召回工作, 收集市场反馈, 分析事故原因, 决定召回产品的范围。就政府而言, 消费者的投诉是发现产品缺陷的最主要方式。因此对消费者开通产品质量反馈和投诉的电话或网络服务必不可少。并且相关部门应该建立缺陷产品数据库, 及时更新相关缺陷产品的信息以及关注消费者投诉多的产品。在实行产品召回过程中, 政府应对企业进行的召回过程加以监督, 并根据工作需要部署地方管理机构进行有关召回的监督工作。

总之, 产品召回的一般程序和特殊程序两者不可缺一。虽然特殊程序的优点更为明显, 但鉴于我国产品召回制度发展刚起步的现状, 行政管理部门在产品召回制度中仍然要在一段时期内起着主要作用。随着我国产品召回制度的发展, 企业对缺陷产品召回的自觉性的提高, 特殊程序在缺陷产品潜在危害性不大或者迅速展开召回将更有利的情况下实施将会成为主流。当一个企业被自身或者政府认定为对社会有责任感, 更多的有利因素将随之而来。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商品交易活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生产和销售的经营活动已经不仅仅是经营者个体的行为, 它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利益, 关系到经济稳定, 还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产品召回制度作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方式, 越来越受重视和发展。如何进一步构建和完善这一制度是我国重要并且急迫的问题。分析了我国在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构建上的现状及不足, 通过反思我国自身的缺陷和对比国外的产品召回制度, 对健全和完善我国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构建提出了建议。

各国产品召回制度初探篇8

产品召回制度是指生产商将已经送到批发商、零售商或最终用户手上的缺陷产品收回。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确立产品召回制度的国家, 该制度的确立始于对缺陷汽车的召回。1966年, 美国颁布了《国家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 明确规定了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对缺陷产品实施召回。美国的召回制度实施至今已有40余年, 召回制度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 目前已经涵盖包括玩具、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纷纷仿效美国, 颁布法律, 建立了各自的产品召回制度。

产品召回制度之所以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 根本原因在于其先进的制度设计。产品的缺陷可以分为偶然性缺陷和系统性缺陷。偶然性缺陷是指由于某些偶发因素所造成的缺陷, 仅仅存在于几个或少数产品中。对于偶然性缺陷, 可以通过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类似法规保护消费者权益。系统性缺陷, 是指由于设计、制造等原因, 在产品的某一批次或者某一型号中普遍存在的相同和相似缺陷。对于系统性缺陷, 无法通过个案处理进行解决。产品召回制度可以针对这种情况, 为消费者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

二、各国产品召回制度概述

(一) 美国

美国产品召回主管机构中职权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是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以下简称CPSC) 。CPSC成立于1972年, 是对消费产品安全性能实施监管的美国联邦政府机构, 直接对美国国会负责。CPSC管辖多达15000种用于家庭、体育、娱乐及学校的消费品, 但车辆、轮胎、轮船、武器、酒精、烟草、食品、药品、化妆品、杀虫剂及医疗器械等产品不属于其管辖范围内。CPSC管辖范围之外的产品召回则由其他部门负责, 如食品与药品管理局 (FDA) , 主要负责除肉、禽和蛋类制品之外的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设备等的召回;农业部下属的食品安全检验局 (FSIS) , 主要负责肉、禽和蛋类产品的召回;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 主要负责监管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摩托车及相关设备、轮胎等产品的召回。CPSC的召回分为两种:一是主动召回, 即制造商、进口商、批发商或零售商等在发现有召回必要时主动召回产品;另一种是强制召回, 即相应的主管机构在发现产品有召回必要时采取法律行动或行政手段, 命令强制召回。CPSC的管理手段可以分为罚款、媒体曝光、召回和法律诉讼四种。CPSC的召回制度从启动到实施主要包括七个步骤:

1. 报告。

产品缺陷报告是启动召回的前提。该报告既可以是消费者对产品提出的投诉, 也可以是企业发现其产品存在安全风险或不符合标准而主动提出的报告。根据《消费品安全法》的规定, 生产商、进口商、经销商或零售商在发现其生产、经营的消费品不符合消费品安全法规或强制性标准要求, 或存在缺陷并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质性伤害等不合理风险以及不符合《消费品安全法》所引用的标准时, 就应在掌握情况的24小时内向CPSC提交问题报告。

2. 初步危害评估。

CPSC在收到企业的报告或消费者的投诉后, 将初步评估产品是否存在实质性危害, 从而确定是否需要进入下一步的召回程序。

3. 缺陷确认。

CPSC根据程度不同将产品危害分为A、B、C三个等级。一旦产品被确认可划分为A、B或C其中的一类危险程度, 则都将被CPSC认定存在实质性危害, 需要采取补救措施。

4. 召回计划制定。

产品一旦被确认具有危害并需召回, CPSC将立即通知相关企业, 并要求其迅速制定全面、翔实、可行的召回书面计划。CPSC工作人员将直接指导企业完成召回计划中的每一个细节, 如召回信息发布方式、采取何种补救措施等。

5. 发布召回信息。

召回信息一般由CPSC与企业共同发布, 发布媒介包括网络、电视新闻、海报、广播和报纸公告, 召回信息中应提供产品名称、数量、外形描述、可能危害等内容, 此外还需有醒目的“召回”或“安全警示”字样及产品图片。

6. 实施召回。

产品的召回由企业负责具体实施, CPSC全程监督。召回实施的具体内容包括产品回收、修正缺陷以及采取的补救措施等, 企业要在召回实施过程中详细记录召回实施的情况。

7. 召回结束。

CPSC认为企业已经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 有缺陷的消费品对大众的危害风险降到了最低限度时, 便可确认召回结束。

(二) 欧盟

欧盟没有统一的召回制度, 通过消费品预警系统, 将欧盟市场上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信息向各成员国通报, 各成员国可自行采取召回措施。欧盟的产品预警机制分为非食品类消费品公共快速信息系统 (以下简称RAPEX) 和食品与饲料快速预警系统 (以下简称RASFF) , 分别管辖非食品及食品/饲料类产品。

RAPEX和RASFF工作机制类似, 因此, 笔者就影响力较大的RAPEX系统做一说明。RAPEX的适用范围为非食品类消费品, 包括玩具、家用电器、体育用品、纺织服装、家具、打火机、儿童用品、汽车和轮胎、电线等日用品, 但不适用于药品、医疗器械和设备, 食品和饲料。RAPEX系统的运作程序简单、透明。一般某个成员国的消费者、生产者、分销商或者该国的市场监管部门发现某种产品在安全上存在问题, 一经核实便立即通过RAPEX系统通知欧盟委员会的消费者保护总司 (该机构为RAPEX系统的主管机构) , 再由欧盟委员会通知其他成员国的市场监管机构。这些信息对消费者都是公开的, 以便让消费者及时了解危险产品的名称和处理情况。被通报的产品会被勒令撤出市场、责令召回或者被没收销毁。一旦生产商或分销商发现产品可能会对使用者构成危险, 必须立即向有关监管部门提出警示, 并收回有关产品。生产商或分销商若不肯回收产品或者忽视产品构成的危害, 将会受到严厉处罚。被召回或被撤出市场的产品不得再转销往非欧盟的任何第三国。

(三) 中国

我国的产品召回制度采取国家和地方两级管理制度, 即国家质检总局和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产品召回工作。产品召回可以分为责令召回和主动召回两种, 涉及汽车、食品和玩具三类产品。《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和《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是我国产品召回的管理法规。

下一阶段, 国家质检总局将在汽车、儿童玩具、食品召回规定的基础上, 将加快立法步伐, 推动《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及其配套法规的出台。《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目前处于审批状态, 该条例适用的产品范围更广, 明确了缺陷产品的定义, 将产品召回分为“主动召回”和“责令召回”, 并规定了生产者的义务, 如确保产品信息的可追溯性、备案制度、消除产品缺陷、缺陷信息的发布等。

在完善立法的同时, 我国将逐步扩大缺陷产品召回范围, 如将消费类电子电气等产品纳入召回范围, 建立较完善的缺陷产品召回监管体系, 健全和完善国家缺陷产品信息管理平台, 在全国范围内采集产品伤害事故信息和产品质量投诉信息, 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 实施风险评估。

三、完善我国缺陷产品的对策建议

(一) 健全产品召回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目前有明文规定产品召回的规定, 仅仅是国家质检总局颁布的行政法规, 而成文的法律如《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并未对召回做出明确的规定。建议我国政府有关部门修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类似法律, 将产品召回明确写入法律条文, 并颁布配套的实施细则。

(二) 完善产品安全信息平台

建立产品安全信息平台, 可以将与产品相关的信息收集汇总, 进行分析处理, 将有效的产品事故、产品伤害信息以及潜在的安全风险通过信息平台传达给监管部门, 以提高政府监管的针对性、时效性和有效性。目前, 国家质检总局建立的“缺陷产品管理中心”为建立国家级产品安全信息平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后, 随着该平台的不断健全和完善, 监管部门可以通过该平台在全国范围内收集产品事故信息、消费者投诉等信息, 并加以分析, 运用风险评价理论, 识别缺陷危害和潜在风险, 提前制订应对措施, 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 有效减小缺陷产品对消费者的伤害。

(三) 健全产品安全风险评价制度

产品安全风险评价是针对产品安全性而产生的一种宏观管理模式。欧美等发达国家, 经过多年实践, 已经形成了完善的风险评价体系, 在防范产品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前文所述, 美国CPSC通过风险评估的方法, 将产品危害分为A、B、C三级。目前, 我国的风险评价主要侧重于安全生产领域, 对于产品安全领域, 主要是在产品上市后对其存在的危险概率和危险严重程度的风险评价等还未成形。国家质检总局, 针对玩具, 发布了《儿童玩具召回信息与风险评价管理办法》, 为今后适用范围更广的产品风险评价制度的建立, 奠定了基础。根据我国产品安全的特点, 健全和完善风险确认、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交流的全过程风险评价体系, 可以有的放矢地开展召回工作, 针对产品缺陷的关键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行重点监管和防范, 可以有效节约政府行政资源, 并最大限度降低风险, 保护我国消费者。

(四) 完善产品安全风险预警制度

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于缺陷产品信息都建立了专门的披露制度, 并有专门的信息发布渠道。建议我国政府主管部门构建和完善产品召回信息发布平台, 并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各类现代化的传媒手段加以宣传。产品缺陷信息发布和披露制度, 对于企业而言是一种最有效的媒体和舆论监督手段, 督促企业严把质量关, 并在产品出现问题时, 及时采取召回措施。同时, 也可以使社会公众了解产品召回的本质, 纠正以往的认识误区。

国外被召回的医疗器械产品篇9

美国FDA召回Respironics公司2008年1月16日~2008年10月13日生产, 2009年1月17日~2009年12月31日之间销售的SmartMonitor 2婴幼儿窒息监护仪 (型号为4002、4003中序列号为3000033364~3000038740) 的产品。原因是这种器械可能会失去报警音。

英国MHRA召回Allergan Medical SA公司的警戒产品FloWatch-PAB遥感勘测的可调节的肺动脉环束带 (型号为070400012) 。原因是英国MHRA已收到报告, 称一次移植中因器械未夹好, 使得患者的健康状况严重衰退。用缝合线将夹子固定可以确保FloWatch-PAB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夹好的状态。植入没有固定夹子的FloWatch-PAB对患者来说是高风险的且完全不可接受的。

加拿大卫生部召回西门子 (Siemens) 美国公司的Acuson S2000 VA10超声诊断系统 (型号为200334、200288, 批号为10041461) 。原因是下一个新的病人使用的时候, 上一个病人的图像才能被存储, 将会引起一系列事件;而且在报告中出现的L Teslia Mass 2型号的标签仅有英文版的, 且4种以上的型号可能已印刷。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ACCC) 召回Invacare Australia Pty公司的Action 2000轮椅 (产品序列号:7007533957~7008568013) 。原因是由于螺齿长度不够, 属于前轮脚组件一部分的螺栓有松动的可能性。

浙江将建立缺陷生猪产品召回制度篇10

根据浙江省政府公布的《浙江省实施〈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办法》, 自2010年9月1日起, 全省生猪定点屠宰厂和小型生猪屠宰场点要如实记录其屠宰的生猪来源和生猪产品流向。生猪来源和生猪产品流向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而且, 生猪定点屠宰厂和小型生猪屠宰场点须建立缺陷生猪产品召回制度。生猪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隐患, 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损害的, 要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召回。

产品召回篇11

一、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工作

基本情况

今年以来，我国共实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103次，涉及车辆达到881.82万辆。自2004年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实施至今，我国已累计实施汽车召回1198次，涉及车辆已达到3417.26万辆。从汽车召回涉及问题所在总成来看，召回数量排名前三位依次为：气囊和安全带问题召回29次，涉及数量最多，为487.56万辆；其次是发动机问题召回14次，涉及数量224.73万辆；车身问题召回18次，涉及数量75.46万辆，位居第三位。

2016年以来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工作呈现出以下三个明显特点：

一是召回数量急剧上升。截至7月28日中午12点，今年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数量达881.82万辆，超过去年全年召回数量（2015年为558.59万辆），同比增长107%，是历年来首次超过800万辆。

二是国外品牌召回数量占绝大多数。从汽车召回涉及的品牌来看，召回数量排名前三名的品牌依次为：日系品牌召回40次，涉及数量568.84万辆，排名第一；排名第二位的是美系品牌召回16次，涉及数量252.21万辆；德系品牌召回23次，涉及数量45.89万辆，位居第三位。日系品牌主要受高田气囊事件影响召回479.69万辆，美系品牌召回数量多主要是因为上汽通用因发动机曲轴阀膜片耐腐蚀性不足问题一次召回216万辆，这也是目前为止国内召回数量最多的召回活动。

三是质检总局缺陷调查和行政约谈效果明显。针对社会影响较大的重点案例，质检总局组织约谈大众、通用、高田公司等相关生产企业负责人8次，在质检总局缺陷调查和约谈的推动下，一批生产企业依法实施了主动召回。今年以来，受质检总局调查影响实施的汽车召回共计29次，涉及车辆711.02万辆，占全部召回数量的80.63%。广汽本田等企业把召回作为企业重要的社会责任，积极主动履行缺陷产品召回义务，今年以来主动召回缺陷汽车220.55万辆。

二、缺陷消费品召回工作

基本情况

2016年1月1日，《缺陷消费品召回管理办法》正式实施。2016年以来，我国共实施消费品召回163次，涉及数量478.43万件，召回次数较去年同期增长85%（2015年同期召回88次），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738%（2015年同期召回57.10万件），为保障消费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消费品召回工作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一是消费品召回范围明显扩大。根据《缺陷消费品召回管理办法》，目前实施召回管理的消费品包括9类电子电器产品和11类儿童用品。《办法》实施以来，召回产品类别除儿童玩具、电子电器、儿童用品外，还涉及家具、文教体育用品、家用日用品、日用纺织品和服装、五金建材、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共涵盖8大类产品，召回范围明显扩大。其中，儿童玩具及儿童用品召回131次，涉及产品18.86万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小零件、锐利边缘、突出物、危险夹缝、安全警示等。实施电子电器产品召回20次，涉及产品263.41万件，实施召回的电子电器产品主要包括便携式个人计算机、电源适配器、固定式通用灯具、滚筒干衣机、电动剃须刀、电子坐便器6类，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笔记本电脑电池过热、笔记本电脑电源线过热、吸顶灯的灯罩掉落或在安装时灯罩破裂、干衣机起火、剃须刀充电时漏电等。

针对部分涉及行业普遍性问题、产品追溯困难以及责任主体不清等产品安全问题，质检总局组织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及时发布消费预警，提示广大消费者正确选购和使用产品。2016年以来先后发布8期消费预警信息，涉及产品包括婴幼儿服装、儿童文具、电动自行车、婴儿爬行垫、激光笔、婴儿学步车、燃气热水器等。

二是通过缺陷调查和行政约谈方式推进消费品召回工作效果明显。在推进消费品召回制度实施的过程中，质检总局借鉴汽车召回工作积累的有效经验，通过缺陷调查和约谈的方式督促企业履行召回义务。2016年以来受质检总局调查影响实施的消费品召回共计9次，涉及产品382.25万件，占全部召回数量的79.9%。先后对电动车、热水器、电脑电源线等涉嫌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开展缺陷调查，督促生产企业主动召回缺陷产品，消除安全隐患。针对社会各界关注的宜家（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在北美市场召回马尔姆等系列抽屉柜但不在中国市场召回的情况，质检总局两次约谈宜家公司相关负责人，明确指出如果产品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应依法实施召回，要求宜家公司认真对待消费者的诉求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尽快采取召回的方式解决存在的问题。7月12日，宜家公司宣布召回马尔姆等系列抽屉柜，涉及数量166.08万件。

三是省级质检部门缺陷产品召回监管能力得到加强。各省级质检部门根据《缺陷消费品召回管理办法》的规定，有序开展缺陷产品召回相关工作。辽宁、吉林、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福建、广东、湖北、重庆、黑龙江等15个省级质监部门设立了缺陷产品召回技术机构，并明确了召回职能和专门工作人员。北京、上海、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浙江、福建、山东、湖南、广东、广西、四川、甘肃、宁夏、新疆等15个省局首次与总局同步举办了“守护儿童安全，远离产品伤害”六一主题教育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今年以来，我国共有12个省局开展了缺陷消费品召回管理工作，召回次数共计137次，召回数量共计58.3万件，占全国消费品召回总数量的12%。其中，上海市质监局将消费者投诉信息、产品伤害信息、风险监测信息、监督抽查信息统一汇总分析，实现缺陷产品召回管理职能与监督抽查、风险监测等职能有效衔接，共召回缺陷消费品41.4万件；湖南省局依据国务院《农业机械质量安全管理条例》，首次对省内两家农机生产企业64台缺陷农机产品开展缺陷调查并实施召回，2016年以来共召回缺陷消费品9.7万件；浙江省局通过市场购样检测的方式积极推进缺陷消费品召回工作，召回缺陷消费品4.7万件。

三、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一）继续加大缺陷产品召回监管力度。我们将加大缺陷信息收集分析、缺陷调查和召回实施情况监督的力度，对可能存在缺陷的汽车和消费品及时开展缺陷调查，监督和督促企业履行召回义务，确保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依法查处不主动履行召回义务、不配合缺陷调查、瞒报误报相关信息的企业。

（二）加强对省级质检部门工作的指导和督查。缺陷消费品召回监管职责主要在省级质检部门，这项工作今年刚刚实施，各地开展情况还很不平衡。一些省级质检部门初次接触该项工作，有的缺乏工作经验，有的存在畏难情绪。下一步，质检总局将加大工作指导和督查力度，督促省级质检部门建立完善本省的缺陷产品召回工作机制，依法履行消费品召回监管职责。

召回缺陷汽车产品的法律制度探析篇12

缺陷汽车召回制度为进入市场的汽车产品在设计和制造方面存在缺陷, 或不符合有关法规、标准, 有导致安全及环保问题的可能, 其生产厂商必须及时向国家有关部门报告产品存在的问题, 造成问题的原因及改善措施等, 并提出召回申请, 经批准后对在用车辆进行改造, 及消除事故隐患的法律制度。

发达国家汽车召回制度发展的历史背景。20世纪60年代, 美国国内汽车保有量不断增长, 交通安全事故发生频繁, 导致人员伤亡的数额递增, 引起了美国民众的极大不满, 美国律师拉尔夫就此发起一项呼吁美国国会颁布汽车安全法规的署名运动。与此同时, 日本汽车工业积极推进海外市场, 美国逐渐成为日本最大的汽车销售市场, 这给美国国内汽车制造商造成了强大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 美国国会于1966年9月9日, 通过了《国家交通和机动车安全法》, 该安全法将遵守安全标准和责任直接加诸于制造商。自美国实施了汽车召回制度后, 美国的汽车质量安全性能都有极大改善, 交通事故也得到了有效遏制, 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其他国家为了提高本国汽车工业水平, 也纷纷效仿美国, 制定了符合其本国国情的汽车召回制度。例如, 日本的《机动车形式制定规则》等, 目前, 日本汽车制造商协会正着手制定统一的“汽车召回”标准, 以提高汽车召回制度的透明度。

汽车产业近年来在我国发展迅猛, 但是在汽车产销量和保有量快速增长的同时, 产品质量却未能同步跟进, 国产汽车的安全性能远未迟到国务院于1994年在《汽车工业产业政策》中提出的“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的要求。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消费者投诉热点中, 汽车质量问题大为突出:制造商、经销商对消费者合理的退、换货要求无理拒绝、故意拖延和相互推诿的现象极为普通, 对消费者人身及财产造成的损害情况也日趋严重, 该现象不能不受到重视。

2000年, 三菱帕杰罗越野车刹车管漏油, 几乎造成重大事故, 经查属安全隐患问题。三菱公司最终承诺解决, 全国有7万多辆三菱车被召回, 三菱事件成为“中国汽车召回第一案”。中国汽车消费者要求享受与国外消费者同等待遇的呼声越来越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我国于2004年10月1日正式实施了不成熟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

二、汽车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缺失与冲突

当前我国与汽车有关的法律、法规有《环境保护法》、《大气防染的治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公路管理条例》等一些部门的地方性管理规章, 都与汽车质量关联不大。

汽车产品质量缺陷属于产品责任领域范畴, 但目前在该领域我国还没有进行专门立法。有关产品责任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反映在我国相关的法律文件中。现行的《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形成了我国产品责任法的基本框架, 但仅原则上规定了“召回”确权的法律依据, 而这一依据仅限于原则, 缺乏产品缺陷导致的侵权界定细则, 故于操作上发生制度障碍。

缺陷产品的实质在于其不仅损害个人的合法权益, 还危害消费者群体和社会公共安全利益与之相关的法律后果, 更多的是公法上的责任。《产品质量法》第1条的规定, 该法的立法宗旨在于通过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 提高产品质量水平, 明确产品质量责任, 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相应的, 《产品质量法》中规定的产品存在“缺陷”的法律后果, 不仅包括私法上因侵权所致损害赔偿责任, 也包括承担接受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理和处罚的责任。通览整部《产品质量法》仍缺乏规制汽车缺乏产品召回的相关可操作性条款。

综合分析, 我国汽车召回的法律制度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

首先, 与日、美的汽车召回制度及产品责任法律制度不同, 对产品质量问题, 我国更多的是由专门的行政部门直接进行监督、检查、处理和处罚, 侧重于用行政方式调整市场规制关系, 而对被规制的市场关系未给予合理重视。例如, 在我国目前的《产品质量法》中, 有关行政管理的条文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使行政机关和行政手段成了维护产品质量的最主要的主体和方式。这有障于《产品质量法》作为市场规制法的整体功能的实现。

其次, 从法律可操作性角度看, 无论是《产品质量法》, 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均未具体规定行政部门对其系统性产品缺陷及其责任主体的管理方式, 也未明确规定责任主体消除系统性缺陷产品对消费者和公共安全所带来的危害的具体步骤。尽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做出了政府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定, 但针对缺陷产品的防范和处理的规定过于原则, 例如除了明确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关管理职责外, 对于其他部门并未明确其职责, 对生产者的经营行为未做明确规定, 难以为解决产品缺陷问题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尤其是当产品有足以危害消费者安全与健康的危险, 但未造成损害的情形, 这两部法均未做出规定。因此这两部法都不能满足实施召回的需要, 我国还未形成完整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制度体系。

再次, 汽车召回制度以部门规章形式出台, 缺少权威性。这是《规定》的先天不足。最初制定相关法规时设想纳入《道路车辆安全法》, 但这样必须通过人大立法的程序方式, 而根据立法规划, 该法的出台遥遥无期, 只能通过部门规定的方式, 推出《规定》, 虽然速度较快, 但隐含着不少负面因素。在一些汽车产业成熟的国家, 汽车召回制度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出现, 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较强的规制力, 而作为国家质检总局的一个部门规章, 并非严格意义的法。目前, 在汽车消费过程中, 涉及制造、销售环节的有车管、工商、税务、交通、保险、质量监督等部门, 而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无法对其他部门产生法律效力, 也使得相关认证制度缺乏法律基础。

我国现有颁布的汽车召回法规依据的是《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相关条款, 作为一般性的法律条文, 它们很难对汽车召回这一特定事物的复杂程序, 监督和赔偿问题做出明确、详细、可操作性的界定。从国际惯例来看, 国外有《产品责任法》、《消费者法》, 但是这些均不是召回制度的制定依据, 而依据的都是对汽车产品安全、环保、节能等方面有专门规定的《道路车辆法》, 而中国目前没有这样一部专门适用于汽车产品的法律。《规定》无法对其它部门产生法律效力, 也使得相关认证制度缺乏法律基础。从本质上看, 更多的是部门利益的再分配, 成为少数部门垄断特权的工具, 而不是消费者和行业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单独而应付性地颁布《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 实际上导致了法律的错位问题, 一些根本性、结构性、系统性、深层化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应当需要有一个高于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国家汽车法”进行全面的规范。

三、发达国家缺陷汽车召回法律机制的引用

发达国家的缺陷产品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发展大至经历了三个阶段:合同责任、过失责任和严格责任。严格责任又称侵权行为法上的无过失责任, 是美英法系国家发展起来的一种产品责任理论, 目前已成为现代美国等国家产品责任诉讼的主流。严格责任理论是过失和担保责任的结合, 它分别吸取了过失和担保责任的某些要素, 其在于不要求原告证明被告的过失, 尽管卖方在准备和销售产品的过程尽可能做到谨慎, 严格责任仍然选用。严格责任的确立, 使得消费者在使用缺陷产品而损害时, 只要证明自己的损害与该产品的缺陷有关即可获得赔偿, 不需证明缺陷之所在, 也不必要证明制造者或销售者的过程。由于其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上的显著优点, 已经为世界各国广泛用于对缺陷汽车召回领域中进行规制。

美国、日本和欧洲各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 由于科技发展水平和产品复杂程度提高、市场竞争激烈等多方面的原因, 都面临着大量因产品缺陷引发的公共安全问题。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立法机构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授权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对缺陷产品问题进行管理, 使之日益成为缺陷产品危害问题解决机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国家所建立和实行的缺陷产品召回管理制度, 均具备了较为完备的法律基础, 政府部门进行缺陷产品召回管理的职能、召回管理的程序等, 都由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明确规定:对于缺陷产品的生产商、销售商等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以及相关义务, 都有明确的规定。综观这些国家的缺陷产品召回立法, 既包括针对所有产品的一般法, 也包括针对特定产品的特殊法。

1965年美国颁布《净化空气法案》, 1966年美国又颁布《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并纳入了49号联邦法的第301章并进行了修改。美国除了《联邦车辆交通安全法》外, 还有美国交通部制定的《汽车召回法》、美国商业部制定的《汽车保用法》 (又称《柠檬法》) 、美国能源部制定的《平均油耗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这对其实行汽车召回制度、维护并提高汽车质量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日本于1969年修改了运输省的《机动车型制造规则》, 设立了召回制度, 颁布了《产品责任法》、《道路运输车辆安全》、《召回制度》等法律。而西方各国多通过立法方式确认政府的权利, 对政府而言, 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 否则政府无权过问。如使用在《产品安全法》第9条明确规定:主管部门可以将投入流通的不安全产品采取召回的办法, 以确保产品安全, 对未用其他方式消除危害的, 要加以消除。欧盟各国对缺陷产品事务制定的法律都是原则性规定, 但在操作层面上的规定都是由政府职能部门依据法律的授权制定的。即有关政府部门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可以制定缺陷产品管理的具体规定。

四、缺陷汽车召回制度的规范

针对国内外相关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汽车召回制度的最大问题是以部门规章制度的形式出台, 从而缺少权威性、有效性的规制。世界范围内汽车产业成熟的国家, 汽车召回制度往往是以国家大法的形式出现, 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较强的约束力。而我国目前仅有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 作为国家质检总局的一个部门规章, 无法有效的对其他部门产生法律效力, 也使得相关制度缺乏法律基础。规制比较难以在实践中操作, 导致无所适从境地。

我国目前在汽车消费过程中, 涉及制造、销售环节的有车管、工商、税务、交通、保险、质量监督等多个部门, 这就需要有一个高于各部门的“国家汽车法”进行协调规制。在此基础上, 根据汽车产品的特点, 提出“国家汽车法”在召回法律制度方面的立法规范。

1. 规范相关立法, 完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法律机制

综上所述的其他国家立法模式对于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法律法规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当而且也有条件以一部或几部针对所有产品的法律为核心, 以其他针对特定产品的特殊法为辅助, 建立一套完整的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 再由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其中某些特殊商品的规定。为此, 一般规定与特殊规定相结合, 既有原则性, 又有可操作性, 只是这里的核心法律是《产品质量法》, 还是将缺陷产品召回的内容单例出来, 制定《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法》。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需要进一步完善《产品质量法》中的关于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关系的立法。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立法属于公法性质, 它保证了国家对产品市场监督管理活动, 其意在于维护公共安全。与其他国家立法相比较, 缺陷产品的问题没有在《产品质量法》中明确, 对于这部有关产品关系的核心法律来说是不完整的。《产品质量法》第40条和《合同法》第155条关于销售者或出卖人“修理、更换、退货”的民事责任实质上已经涉及到缺陷产品召回的规定, 只是该规定的使用范围被限制得过于狭窄, 即仅限于消费者与销售者之间的具有买卖合同的场合, 如果作为产品制造者外国厂商来与消费者直接订立买卖合同, 就不适用于这两条的规定, 消费者也就无权要求外国厂商承担“修理、更换、退货”的责任。因此, 在《产品质量法》中增加相应缺陷产品召回的法律规定是十分必要的。在以《产品质量法》为核心建立我国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中, 针对特定产品的特殊法同样具有重要地位。

2. 完善并构建对企业不执行召回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对于企业不执行召回或者隐瞒产品质量缺陷时, 首先应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然后制定合理的惩罚度量, 而合理的惩罚度量须依靠行政裁量权的合理行使。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其补偿性、制裁性、预防性和激励性四项功能很适合在产品责任中应用。各国的产品责任法对产品存有重要质量问题的, 都具有明确的惩罚性赔偿规定, 如美国的《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等。因此, 在产品责任中增设惩罚性赔偿可使我国法律法规尽快与国际接轨。产品召回法律制度的最大功效为:一是对已造成社会损害的企业以惩戒, 二是对尚未造成损害、但已发现问题的产品的预警。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中最高处以制造商罚款30, 000元的标准偏轻, 难以起到应有的惩戒作用。鉴于此, 我国有必要引入英美法系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当然, 在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上, 应当根据我国国情, 确定一个合理的数额;做到既能对生产者形成威慑作用, 又不至于影响其生产能力和继续经营能力, 也即在规定足以保护消费者权益并能对生产者构成足够威慑的高额赔偿时, 也应适当考虑生产者的利益。

3. 完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鉴定过程的立法与管理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本身在于保护消费者, 因而必须处理好赔偿难的问题, 完善产品责任和司法鉴定制度。《产品质量法》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作为判断产品是否有缺陷的首要标准是极为不妥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是最低的质量标准, 汽车质量符合这一标准未必不存在缺陷。况且我国没有在司法上确认行业责任——符合国家标准的商品因缺陷致消费者人身或财产损害的由制定该标准的国家部门承担责任, 这便存在汽车质量虽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 但仍然侵害消费者的安全权, 而消费者最终却无法寻求法律救济的可能。故此, 应当以产品以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构成危险作为提供法律救济的首要标准, 只要汽车存在设计缺陷、制造缺陷或说明缺陷, 即便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 亦构成侵权, 由制造商承担责任。

纵观我国司法鉴定的现状和立法鉴定甚为薄弱的情况, 要制定系统的鉴定法必须有一个科学、全面、完整和系统的规划。根据司法鉴定领域内的种种弊端, 结合司法鉴定工作实际发展需要和未来可能, 我国司法鉴定立法的内容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

(1) 关于鉴定权

鉴定权是鉴定领域内的支配力量, 是国家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授予由国家法律规定。因此, 针对鉴定权的合法界限, 鉴定权的管理、执掌、执行均应立法明确, 才能确保关于鉴定的一系列活动得于公平、公正和公义。

(1) 鉴定决定权, 即国家法律规定的决定进行鉴定的权力, 是鉴定权付诸实施的法律前提。从完善现有立法角度而言, 鉴定立法时应明确:民事与行政诉讼中的鉴定统一由人民法院决定;对于申诉、投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有决定鉴定的权力。同时, 立法应明确规定被告人、受害人 (包括其亲属) 和律师有申请鉴定、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权利, 并规定提出申请的相关程序。

(2) 鉴定执行权, 即享有鉴定权的部门及其组织实施鉴定的权力, 具有专属性。鉴定执行权的行使是以鉴定权的执掌为前提, 所以为保证鉴定执行权的权威和有效性, 有必要立法明确:鉴定执行权只能限定在司法行政部门的鉴定机构或国家各级鉴定部门以及法定民间服务机构和取得鉴定资格的鉴定专业人员。

(3) 鉴定管理权, 即负责、保障鉴定活动顺利进行的一切权力, 主要包括鉴定机构审批权, 鉴定人资格授予权, 鉴定机构与鉴定人的管理权。作为一种行政权, 为确保其效力和权威, 应由司法行政部门或国家鉴定管理部门来行使, 原则上应实行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体制。

(2) 加强鉴定对象、范围及鉴定结论的证据作用

对产品缺陷的鉴定, 只有法律规定了的鉴定对象, 鉴定结论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由于现代科学门类繁多, 研究的对象又十分广泛, 新兴技术在司法工作中的应用又不断在扩展, 而我们在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又很有限, 要短期内以法律形式列出所有的鉴定对象是困难的, 而且也是不科学的。因此, 鉴定立法时应根据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和法制传统习惯, 遵循实事求是原则, 与科技发展相适应及吸收、借鉴外国先进的立法原则, 确认国际上无争议的较为成熟的鉴定对象, 以及随着科技的发展逐步得到更多的国家法律认可的对我国具体办案有实际意义的鉴定对象。

鉴定结论的证据作用是鉴定结论本身可能说明或解决的问题。鉴定对象的不同, 决定了鉴定结论所能说明的问题不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高精仪器的应用, 通过鉴定不仅解决问题的范围扩大了, 且能够解决的问题的深度也突破了传统的界限。实际上, 鉴定结论在法律上所能起的作用是由其固有的特性决定的, 鉴定立法对于各项鉴定结论证据作用的规定也必然要遵循这一原则。

(3) 鉴定立法必须具有统一科学的鉴定标准

鉴定标准化是有关鉴定工作的名词术语、方法、程序步骤和鉴定依据的规范化、统一化。因此, 鉴定立法中应考虑统一各鉴定门类的名词术语, 使鉴定语言规范化、法定化, 避免对案情的理解发生差错;统一特征分类, 这是使鉴定工作趋向标准化的必由之路, 鉴定立法应明确每项鉴定学科的分类体系 (以该学科分类的可能性为前提) 。由于各门类鉴定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法律对其的规定不可能事事具细, 讲求统一, 鉴定立法应以原则性规定为主, 根据鉴定门类和鉴定对象的不同特点而进行相应的规定, 如对有些鉴定客体可规定最低的鉴定标准;对有些鉴定可规定作出肯定或否定结论的标准;对有些鉴定对象则规定作出结论的最低的特征数量和质量;对有些鉴定对象则规定必须采用的方法、手段。除原则性的规定外, 还应根据各鉴定门类的具体情况制定各鉴定门类的鉴定标准或实施细则, 旨在构建行之有效的国家缺陷汽车召回法律制度。

摘要：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缺陷汽车召回制度的比较分析, 剖析了我国汽车缺陷产品召回法律中存在的问题与缺失, 从而构建缺陷汽车产品惩罚性赔偿制度, 并提出了立法须加强鉴定对象、范围、标准及鉴定结论的证据作用等立法规范。

关键词：召回制度,缺陷汽车,惩罚性赔偿

参考文献

[1]David Cresising:Quality:How to Make It Pay, Business Week, 1994

[2]Levy.R.A Record Year for Recalls, Dun’s Review, 1979 (113)

[3]陈吉刚:欧美日汽车法规简介.汽车工业研究, 2001.3

【产品召回】推荐阅读：

产品召回制度09-15

缺陷产品召回管理制度05-19

国家产品召回管理制度08-17

召回制度10-14

召回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