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回

2024-09-10

召回(通用9篇)

召回 篇1

贵州干部“召回”制度: 不团结、服务态度生硬……统统召回

2015-06-27 16:50:49 |

贵州省黔西南州人社局计财科工作人员小杨,心情不顺。去年单位实施的第一批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中,她是其中一员,培训完被转岗到下级单位。“过去纪律观念不强,上班自由散漫,现在动真格了,不认真干只能垫底。”

2014年10月以来,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在全州推广干部召回管理制度,州委组织部梳理归纳了30种“惰政”情形。“干部完不成年度目标任务,召回;在干部队伍里闹不团结,召回;上班期间打麻将玩游戏上网聊天,召回;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态度生硬,召回……”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涉及干部办事冷硬推、吃拿卡要、履职不力等30项内容,供州属各地参考。各单位通过组织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和服务对象参加民主测评会议,将得票排名末位的干部列为召回管理对象。

干部召回之后去哪儿?除参加集中教育外,还有转岗、降级降职、免职、辞退等几种较为严厉的处理方式。对于“召回干部”,通过集中教育、跟踪考察、组织处理等三种方式“回炉加钢”。

以黔西南州人社局为例,先对“召回干部”集中培训一周,费用由干部自理,培训完后大部分回原岗位工作。余下的一部分被分至一线岗位或重点项目工作1—6个月,并实行跟踪考察。考察合格后回原岗位,不合格则面临转岗、免职、降职、降级、待岗、辞退、解聘等组织处理。当地一些干部感慨,“召回”制度实施以来,自己如履薄冰,不敢懒惰、不敢不干。对那些认为“提拔当上领导就等于上了保险、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干部来说,“召回”引起了较大反应,带来了杀伤力。

干部召回制度实行半年多时间以来,从一份数据里可以看出这项制度的厉害:大半年时间里被召回干部1668名,其中132人被转岗或免职,67人待岗,占全州公职人员总数的2.3%。据黔西南州人社局的考勤统计结果显示,无人迟到,各地窗口单位办事效率提高最高达60%。

贵州黔西南州试点的干部召回制度剑指“慵、懒、散、浮、拖”,着力整治“为官不为”的“懒官”、“惰官”,犹如在一汪池水中投进了一个石块,激起了层层涟漪。在从严治党的新常态中,治理懒政庸政和为官不为现象是一项重要任务。对于这些问题,当前不缺乏政治决心和惩治力度,而是缺乏有效的监管方式和科学的管理手段。这样一种大胆的尝试,如挥动早已有之的“戒尺”,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陈年积弊可谓“当头喝棒”,也催生了应有的效果。

首先,“干部召回”实则打破了旧有观念,在干部队伍中敲响了警钟。长久以来,社会上一直流行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只要考上公务员,就是“端了铁饭碗”,只要不犯大错,就可以一直留在体制内。一些习惯了早九晚五工作的公务员,抱着不求上进、只求无过的心态“磨洋工”、混日子,迟到、早退、应付、拖延等现象屡有发生。导致行政指令和文件落实遭遇梗阻,老百姓办事遭受冷遇,引发百姓对政府的行政执行力和权威性产生质疑。干部召回制度以“当头棒喝”的姿态,猛力冲击一些公务员“为官不为”的工作作风,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惯例中撕开了一道口子,有利于刺激某些公务员疲软的神经,提升公务员的履职意识和纪律意识。

其次,引入压力机制,倒逼“有位有为”。干部召回制度是行政体制内对公务员的一种内部监督和制约,其由点及面的“惩治”和“示范”行为,影响波及全辖区的公务员。体制内的公务员可以由此端正思想,适时调整工作作风、及时纠正不良行为,这等于一改过往走形式、口头警告、事后监管的工作弊病,在干部管理过程中“治懒提前”、“抓早抓小”,从日常工作的环节给予干部“内压”,预防“抱懒积病”的严重后果。这种动真格的干部管理工作,对公职干部不仅是一种警醒,更是一种压力。如此一来,就让干部有一种紧迫感和责任感,倒逼干部“在其位为其事”,懒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也将得到有效遏制。

再者,重在查漏补修,改善队伍作风。正如产品不合格就会被厂家召回返厂维修一样,召回制度有对出现“质量问题”的现职干部进行“维修”的意味。按照制度规定,召回干部的“维修”过程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教育和培训,对干部进行“回炉加钢”,进行反省教育和再学习。这一制度不是对“问题干部”的全盘否定,而是在预设“整改期”的前提下,给一部分干部再充电、再督促、再改正的机会,并且通过考核监督,进而决定后续是任免、调岗还是辞退。这种召回重在检视干部存在的问题,以纠偏少数问题干部的方式,端正干部的工作态度,有利于整体上整肃公务员队伍的作风。

召回制度的内在缺陷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撰文认为,治理懒政庸政和为官不为现象,当前不缺乏政治决心和惩治力度,而是缺乏有效的监管方式和科学的管理手段。

干部召回制度犹如一把戒尺,何时挥舞、如何挥舞、朝谁挥舞,实际上掌握在人事组织部门的手中,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

召回标准操作化难题。一方面,各地干部召回的标准不一。黔西南州委只明确指导原则、执行标准和基本方法,组织部梳理归纳了30种“惰政”情形,涉及干部办事冷硬推、吃拿卡要、履职不力等内容,供各地参考,导致各地具体标准随意性较大;另一方面,部分标准较为笼统,操作难度大。以仁兴县为例,《兴仁县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办法》的12种情形,引起很多争论。其中,刚性要求很好操作,譬如“连续旷工超过7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超过15天的”“工作被省、州、县‘一票否决’的”等。但是,像“工作不思进取、不谋干事,思想不纯、信念动摇的”规定,就难以付诸实践。此外,召回制度采取的“三评一印证”方式(上评下、下评上、开联席会议考察印证)中,选择哪些人充当评议人、选择的范围有多大,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评议结果。

“末位淘汰”的刚性指标。同样以仁兴县为例,最初实行的干部召回办法特别规定,服务对象中30%以上认为存在吃拿卡要的、50%以上认为办事存在生硬冷推脱的、反映较大问题集中的等三种情形必须“召回”。规定35人以下单位最末一位“召回”,70人以上单位末三位“召回”,中间规模的单位末两位“召回”。而当地有的部门总共三四个人,根据这一规定,必须确定1人“召回”。“召回”工作人员,就没人干活,最后领导自己定自己被“召回”。但是,这种末位淘汰的方法,可能会误伤一些工作吃重又不出彩的岗位。一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干活很拼,但因为有指标要求还是被“召回”,积极性很受打击。

内部加压如何生成内部动力?贵州省黔东南州的干部召回制度是一次试点,对加强干部管理、改进干部作风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说到底,这是通过内部加压的方式来推进干部管理。需要明白,内部加压的方式尽管能够给干部队伍的作风带来表层的变化,但是,要真正支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尚需要内化为干部自身的素养。由此,在保持这种制度较好效果的同时,需要思考让制度持续发力,经内部加压内化为干部自身约束和激励的动能所在。唯有如此,才能克服懒政之弊,为各项事业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

“召”和“回”用力不均衡。召回制度内涵“召”和“回”两个层面。“召”在于“扯袖子”“咬耳朵”,起到警示不作为干部的作用。“回”在一定意义上更加重要,通过“回炉淬火”后的“回”,实现作风转变,更好服务群众才是最终目的。然而实际情况是,各个单位不同程度上存在重“召”轻“回”的倾向。比如,被召回干部“回”到原单位或调岗后,往往面临着“微妙”的单位氛围,无形中增加了心理压力和工作压力。例如,一位女干部因为民主测评排在末位被召回学习,回到单位后,“被召回”一度成为单位里的敏感词,她重新开展工作也面临着压力。这些都是召回政策重“召”不重“回”所致。

法理上的建章立制力度需紧跟其上。召回不胜任现职干部制度的实施,不啻于给黔西南州的不作为干部下了一剂猛药。短期内使得干部作风有很大改观,收到很好的治理效果。如果过于依靠政策指导、行政推动,忽视法理上的建章立制,特别是忽视治理不胜任现职干部作风问题根源的体制机制建设,那么很难保证召回制度的长期性稳定性,也很难赢得被召回的干部内心的认同。比如,在安龙县卫计委,一名业务骨干因为一次上班迟到被评上“惰政之星”,个人照片被登在单位大门口。安龙县人民医院住院医师铁余鸿,因为“病例没给主任签字”而登上惰政曝光台。固然“小事”“小节”反映出一定问题,但是,如果因为一次小事小节就被召回、公示,自然难以服众。特别是不应被召回、公示的干部被召回、公示,有能力有干劲的干部因为小错误而从严处罚,会伤害干事创业干部的热情。

庄德水也认为,干部召回重在解决干部身上的思想误区、认识偏差、心理负担、能力缺陷等问题,要完善干部召回后的教育机制和考核机制,明确召回程序和重新上岗要求,针对不同类型的召回干部采取相应的措施。

治官“新常态”

治国先治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下大决心整顿吏治,先后出台了“八项规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了反对“四风”、恪守践行“三严三实”等一系列重要部署。要割除干部队伍中的不良作风,不但要采取一些新的措施和手段,更要确立干部管理的“新常态”。

首先,“治官”需要完善制度保障。干部召回制度的尝试虽然颇具正面意义,但是,尚需对制度进行更全面的完善。一方面,要适时摒除指标化治理的思路,以防误打误伤,造成干部队伍的高压紧张。召回本身并不是目的,应当确立一个基本原则是“有则召回,不限指标”,“无则加勉,适当激励”,以此形成团结紧张、严肃有活力的工作局面。另一方面,要细化评议程序,适当考虑干部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等因素,对不同领域、岗位的干部要有差异化的评议标准,以免一刀切,造成评议本身的不公。

面对新出现的问题,需要不断总结经验,将好的做法上升为制度层面。特别是召回标准的制定,应该坚持“开门定标准”,广泛听取干部、群众意见,使标准的制定有民意基础。针对摊派指标等问题,召回制度可以设立总则和分则,对多种情况进行假设规定,不能穷尽的情况再将具体要求适当下放至各单位,且应对执行状况进行反馈,对不合理的操作进行及时调整。

其次,“治官”要走向新常态。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滞。中央领导多次在重要场合痛批了 “为官不为”问题,中组部也已将该问题的防治作为重点调研课题,并且开始系统研究“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制度。但是,干部召回制度绝非解决此类问题的句点。现阶段此类“治官”措施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加上问题本身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因而,应当持续努力、久久为功,在制度创新的引领下,不断充实干部召回制度的内涵,在“为官不易”的紧箍咒日益趋紧的氛围中,固本培元,适时推动干部队伍朝谋事创业的新常态再进一步。

最后,问责和激励需相辅相成。黔西南州干部召回的尝试,是对现行《公务员法》中“不为而不罚”、“不腐而不惩”等灰色地带的主动进发。但是,对干部问责本身并非目的,坚守干部作风是本分,大胆做事、创新做事才是导向。在问责制度为干部尽职尽责提供“保险”的同时,应当辅以更好的激励制度,让“有冲劲、有闯劲、敢负责”的干部敢放手去谋事创业。

(吴晓林系中南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副教授,李昊徐系南开大学中国政府与政策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冯钰婕系中央党校研究生)

召回 篇2

一、进口食品召回的理论分析

进口食品召回制度是一种消除缺陷产品危害风险的积极有效的补救措施[1]。实施食品召回制度的目的是及时收回缺陷进口食品, 避免流入市场的缺陷进口食品对大众人生安全损害的发生或扩大, 维护消费者利益。

强烈的国家干预性决定召回制度是一种独立于民事与行政的特殊经济法律制度。对于涉及外国进口食品的召回方面, 基于维护国家司法权的独立性和对国民的有力保护, 在外国食品召回方面必然体现更多的国家干预性质。

(一) 召回制度本身具有鲜明的国家干预经济特点

1.召回主体的公权性

我国《食品召回管理规定》规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是食品召回的监督管理主体。对产品缺陷的检测和鉴定往往要求先进和复杂技术和设备, 这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是不大现实的, 普通消费者往往难以自己发现产品的缺陷和潜在危险。因此, 国家的公权力介入, 并通过法律手段要求生产者主动召回缺陷产品更能体现对处于弱势一方的消费者的保护, 体现了该项制度的国家调控性。

2.召回程序的严格性

在产品召回过程中, 之所以其程序更加具有“强制力”, 原因之一就是国家公权力的介入。产品召回的阶段分为:首先是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发现缺陷产品或者生产商制造商自行发现缺陷产品, 继而生产制造商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召回计划并报主管部门审定, 然后正式进入实质的召回程序。从程序上分析, 国家公权力的介入是产品召回程序的启动之处, 国家干预的特点也是非常明显的。

3.召回监督的严谨性

在整个召回的召回程序中, 国家公权力无时无刻不在行使着其监督权, 从而促使产品召回计划的有序进行, 直到最终的结束。因此, 召回的监督方面也离不开国家的干预。

(二) 进口食品召回法律关系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关系

在进口食品的召回过程中, 由于该种经济活动本身涉及到国外企业与国内法律的衔接问题, 也必然遇到更多国家主权问题, 因此, 国家必须要更加注重其“大手”的调控作用, 在保证涉外经济活动的市场主导性的同时, 对外国产品的质量监管采取严格的审查, 在进口食品召回制度中注射进更多的公权性因素。

与一般产品召回相比, 进口食品的召回在国家干预, 或者说在独立性方面表现得则更为明显,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 由于召回主体一方涉外, 仅仅依靠企业力量本身难以启动召回程序, 因此, 政府有关部门一般需要介入, 作为受害国企业或者民众的有力后盾;其二, 由于召回程序方面涉及到进出口问题, 因此, 海关等部门必然受到一定的牵涉,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家的介入。

二、进口食品召回的现状调查

目前, 我国28大类525种食品都被纳入了食品安全质量准入制度, 《食品召回规定》覆盖了全国数量庞大的食品行业和企业, 涵盖生产和销售领域。我国市场经济目前正处于重要的转轨时期, 随着加入WTO和逐步融入全球经济, 食品进出口愈加频繁, 而进口食品的问题也逐渐增多, 调查结果如下:

(一) 我国进口食品召回的概况

据有关数据统计, 通过海关正常渠道进口的食品1%左右是不合格的, 从近几年来的情况来看, 缺陷进口食品的曝光频率越来越高, 甚至包括一些大众熟知的国际知名品牌, 例如某矿泉水被检测出菌落总数超标、某问题奶粉、“问题白兰地”等等[2]。近几年日本某含铯奶粉等进口食品安全问题接连发生, 而这些问题食品的生产商在进行“全球召回”都撇开了中国, 使我国国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合法保障。

(二) 我国进口食品召回制度存在的问题

存在缺陷问题的进口食品越来越多, 而我国又缺少有效的召回机制予以救济, 致使我国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强有力的保障。2013年2月2日, 国家质检总局公布《进出口乳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进口乳品进口商应主动召回存在安全问题的进口乳品并向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报告, 这是我国首次单独对一类进口食品召回作出规定, 但其范围仅限于进口乳品。目前我国进口食品召回制度的缺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1.召回程序启动难

进口食品批次存在安全问题, 显然, 其生产商是最终责任承担者, 而鉴于进口食品生产商的涉外性, 当生产商怠于履行召回义务时, 我国行政机关无法直接责令其进行召回, 由于进口商或销售者在召回关系中只起协助作用, 若强行要求他们独立承担召回责任, 事后仅凭企业力量很难向国外生产商追偿, 则严重阻碍国内企业的发展。因此, 进口食品召回程序启动的难度较之国内食品的召回进一步加大, 并且召回进口食品效率低下, 从而难以保证国内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

2.召回责任主体不明

食品生产者是食品召回的实施者, 其中进口商和代理商成为连带责任主体, 而销售商、租赁商起协助作用。由于进口食品的特殊性, 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代购消费者的问题, 即没有经合法注册的进口商, 只是普通公民代替消费者出国购买商品, 在这种情况下, 当进口食品出现安全问题, 由于代购消费者只是民间个人, 不是合法注册的进口商, 难以与国外生产商取得联系, 致使国内消费者没有有效途径请求国外制造商召回缺陷食品, 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切实保障, 这是造成进口食品在我国召回率低的原因之一。

3.召回信息的不流通

没有有效的进口食品召回信息交流机制, 使得消费者不能随时反映进口食品的缺陷问题和及时得知进口食品的召回消息, 也使得生产者、政府管理部门及时了解进口食品缺陷和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最终导致国内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遭到损害。

三、进口食品召回的程序探究

概括而言, 召回程序包括缺陷产品发现、风险评估、产品缺陷鉴定、召回确认和召回计划的制定、发布召回信息、召回实施、验收和召回终结。而目前国内立法并没有对进口食品的召回机制进行明确规定, 进口食品的召回程序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结合美国蔓越莓干召回事件,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进口食品的召回程序进行完善:

(一) 启动进口食品召回程序的分析与设想

目前我国启动召回的方式有主动召回和责令召回, 其召回程序启动的主动权分别掌握于生产者与行政机关手中, 而在生产者不主动召回缺陷进口食品且行政机关又怠于行使监督职能的情况下, 消费者无法采用切实有效的救济措施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鉴于此, 可以由个人或相关组织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启动召回程序。考虑到进口食品召回的涉外性, 须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1.起诉方主体资格的认定

通过法院判决使制造商或销售商承担缺陷食品召回的法律责任, 提起诉讼的公民个人或者相关组织实际上是在进行公益诉讼, 而公益诉讼若采用“任何人”原告标准则可能会导致公益诉讼的效果适得其反, 可能对“私权自治”原则造成破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标准及《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直接相对人”标准, 皆对提起诉讼的原告审查过于严格, 不能成为我国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标准。研究美国法官的判例, 很容易就会发现美国关于原告的起诉资格没有统一的标准, 法官们会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而灵活地适用原告资格标准, 在此过程中, 确立了“实际损害”原则, 只要原告能证明受到了事实上的损害, 即可提起诉讼。相比之下, 采用“好事者除外”[3]原告标准能较好地修正“任何人”原告标准的缺点, 法院应推定每一个起诉者都非“好事者”, 即在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之前, 法院必须确信每一起诉者都具有原告资格。法院一般应在庭审中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来决定起诉者是不是“好事者”, 但在被告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的情况下, 法院也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对起诉者的原告资格进行审查。在司法实践中, 直接利害关系人、检察机关、国家职能部门、社会团体等都不被认定为“好事者”。因此, 在美国蔓越莓干召回事件中, 受到损害的消费者、消费者协会、检察机关等均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以国内的进口商为被告要求其启动蔓越莓干的召回程序。

2.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担

经营者和消费者的交易是一种专业对非专业的交易关系, 经营者知悉商品的性能, 熟悉顾客心理, 处于主动有利地位, 而普通消费者获取商品和服务的相关信息不足, 所获知的大多是经过经营者加工的非原始的消费信息, 处于弱势地位。简而言之, 信息不对称决定了消费者的弱势地位, “谁主张, 谁举证”原则显然使消费公益诉讼的原告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 在公民个人或相关组织向法院提起启动召回程序的诉讼中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4], 即如果主张方的相对方不能以相反的证据推定此免证事实, 法官就要推定此免证事实存在从而适用以此免证事实为前提条件的法规范。原告只需提出消费者合法权益或消费领域的公益已遭受损害或将遭受损害的事实的逐步证据即可, 其他的举证责任就转移给被告承担。在美国蔓越莓干的召回事件中, 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启动进口食品的召回程序时只要求提出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证据, 由蔓越莓干的进口商或生产商对损害事实和其生产或销售的食品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 若被告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法官应推定两者存在因果关系, 原告的诉讼主张成立, 则应判决进口商或生产商实施对美国蔓越莓干的召回。

3.法院判决的效力

由于有缺陷的进口食品的销售是针对不特定的广大消费者人群, 因此, 在“好事者”向法院提出启动召回程序的诉讼请求时当事人的具体人数是不确定的, 而其他受害消费者与起诉人具有同种类法律利益, 也应当可以利用同一诉讼程序请求司法保护, 这决定了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审理做出的裁判效力具有特殊性, 即裁判效力的扩张性。既判力扩张分两类[5]:一是绝对扩张, 即判决既判力产生对世效果, 及于所有案外消费者;二是相对扩张, 即判决对于应当收到赔偿而为参加诉讼的具体消费者产生法律效力。根据立法的保护弱势者原则, 在此类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中应充分考虑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实现, 因此, 法院的判决具有绝对扩张性, 对受到有缺陷的进口食品损害的消费者均有法律效力, 这样才能尽最大可能地保护消费者的弱势地位, 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此外, 由于进口食品的涉外性, 国内法院的判决在外国领域是否生效取决与国外政府是否承认, 因此, 为了使法院判决得到切实有效地贯彻实施以及维护国内法院的权威, 须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合作。由此可见, 美国蔓越莓干事件中在法院判决启动蔓越莓干召回程序后, 需要就相关问题与美方政府进行协商, 由美方政府要求Ocean Spray公司扩大其在中国的召回力度, 增进两国政府之间的合作。

(二) 进口食品召回程序的实施和完善

1.完善进口食品召回信息交流平台

国家质检总局已建立了信息管理系统, 统一收集、分析与处理有关食品安全危害信息, 从而保证将所有食品纳入食品召回程序, 而我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并没有针对进口食品召回的信息发布做出明确规定。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要求国家质检总局建立国家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信息系统, 承担信息收集任务, 包括车主的投诉信息和消费者协会、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汽车制造商、销售商、进口商、维修商、保险公司等单位的质量问题信息等, 由此形成缺陷汽车召回的多方信息交流平台。借鉴缺陷汽车召回的信息管理系统, 我国应建立和完善进口食品召回的信息交流平台, 由于进口食品的涉外性, 应将外国政府及生产商参与到进口食品召回的信息交流中, 以便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问题, 有效实施进口食品召回, 提高食品召回效率。例如, 在美国蔓越莓干召回事件中, 通过这个进口食品召回的信息平台, 可以切实加强中美双方的合作, 将蔓越莓干召回信息及时通知国内消费者, 同时增进与美国Ocean Spray公司的沟通, 共同促进美国蔓越莓干的高效召回, 切实保障国内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建立进口食品召回责任的保险制度

我国进口食品召回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昂的召回成本, 单靠生产商或销售商的自身实力难以承受其巨额费用。产品召回保险[6], 是承保有缺陷的被保险产品必须召回所产生的“召回费用”, 包括告知费用、运输费用、仓储费用、销毁费用、雇佣额外劳动力费用、员工加班费用、重新配送费用、聘请专业顾问进行危机处理的费用以及其他合理及必要费用。因此, 进口食品召回的责任保险能够达到转嫁召回成本的目的, 使得第三人承担进口食品召回的风险责任, 由此增强进口食品生产商、销售商的损害赔偿能力。为了确保进口食品的有效召回, 我国可以在进口食品投入我国消费市场时要求其生产者或消费者出具召回责任保险证明, 比如, 来自欧美的商家一般都会要求出口企业出具产品责任保险证明甚至是召回责任保险[7]。在美国蔓越莓干召回事件中, 如果我国相关规定要求其在我国消费市场销售之前购买召回责任保险, 那么美国Ocean Spray公司在能到保险赔偿金支持的情况下, 自然对中国市场中蔓越莓干的召回力度也大大加强, 从而使得我国广大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得到切实保障。

(三) 进口食品召回中法律责任的完善

因为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进口食品的召回做出详细规定, 所以进口食品召回中的法律责任体系尚有很多不足, 只有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均达到对不积极履行召回义务的惩戒力度, 才能从根本上激发进口食品生产商、进口商实施召回的主动性, 有效提高进口食品在我国的召回率。

1.民事责任的完善

由于缺陷进口食品对消费者实际生活不可避免会造成影响, 生产者或销售者应当对消费者进行必要的经济补偿。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1条规定, 消费者获得赔偿权, 其种类和范围包括:财产损失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 人身损害赔偿又包括健康、生命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为了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经济补偿应当包括消费者购买该进口食品的损失以及之后由于该进口食品的缺陷所造成的财产或精神损害赔偿。因此, 如果消费者食用蔓越莓干后对自己的身体造成损害, 蔓越莓干的进口商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而之后其可以向美国Ocean Spray公司进行追偿。

2.行政责任的完善

进口食品的生产商、销售商不切实履行好召回义务, 使有缺陷的进口食品危害广大消费人群的生命、健康, 仅仅运用民事赔偿的方法是难以补救的, 因此, 运用行政法律及时、果断、强制性地制止和制裁这种不召回行为是我国立法的必然选择。我国《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首次规定了不履行食品召回义务的行政责任, 即“予以警告,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以2万元以下罚款。”显然, 2万元的限额罚款不足以对生产商或销售商产生威慑作用, 而食品是民生之本, 不安全的进口食品具有不可估量的危害性, 所以有必要对行政处罚的最高额进行适当上调。

3.刑事责任的完善

进口食品安全与人们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 关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因此, 进口食品的有效召回有赖于刑法制度的保障。

其一, 增设拒不履行召回义务罪[8]。由于进口食品的涉外性, 如果仅仅受民法和行政法的调整, 制裁力度不够, 就更难以保证国外生产者、进口商切实履行缺陷食品的召回义务, 结果导致我国进口食品的安全问题更加严峻, 有必要将不履行该义务、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予以犯罪化, 促使食品生产者、经营者在发现不安全食品后积极防止、减少危害结果的发生, 同时也对其他的食品生产商或销售商起警示作用。

其二, 增设不履行召回义务的资格刑。结合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具体情节和危害结果, 对于进口食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再在我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加以限制, 是对其犯罪行为罪恰如其分的处罚。在美国蔓越莓干召回事件上, 美国Ocean Spray公司主动履行召回义务, 降低危害结果, 尽管在我国的召回效果不佳, 但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限制其在较短一段时间内不得在我国销售产品。

参考文献

[1]李昌麒.经济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2]肖平容.略论消费公益诉讼的制度缺位与立法构建[J].消费经济, 2011, (02) :91-94.

[3]许清清, 颜运秋, 周晓明.好事者除外: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标准[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02:75-79.

[4]肖平容.略论消费公益诉讼的制度缺位与立法构建[J].消费经济, 2011, (02) :91-94.

[5]王作洲.既判力研究[D].吉林大学, 2009.

[6]张晓婷, 谢志利, 李文飞.我国缺陷产品召回保险制度探析[J].标准科学, 2012, (09) :58-63.

[7]杜波, 彭亚拉, 王仕平, 张睿梅.论我国食品召回责任保险制度[J].食品科学, 2008, (09) :676-679.

柯达规避“召回”之剑 篇3

去年9月,因为型号为LS443的数码相机出现质量问题,柯达成为中国消费者协会有史以来举办的第一次投诉调解听证会的缺席主角。

如今LS443事件还没有完全平息,来自全国各地近百名购买V550的消费者又要发起新的集体维权诉讼。刚过一年保修期,这款产品就都出现了几乎同样的问题——先是花屏,然后无法使用,而在柯达维修站检测的结果基本都是“主板损坏”。

消费者认为,这么多产品刚过保修期就出现几乎相同的问题,绝不是消费者使用不当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而是产品存在设计缺陷,因为电池设计问题导致主板被电池漏液腐蚀损坏。虽然数码相机的保修期已过,仍希望柯达公司能够免费为消费者更换主板,并本着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对在中国销售的大量V550产品进行召回。

柯达方面回答:要么花费1000多元维修(V550当初的市场价约为2800元),要么花费1000多元升级为其他产品。因为任何产品都会有一定的故障率,V550是经国家照相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合格后才上市销售的,如果消费者要求召回产品,那需要提供依据,一个权威的检测部门认定它是不合格产品的依据。

事实上,这样的依据很难拿到。根据国家规定,质量检测必须要消费者没有使用过的全新产品。而数码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了,等到问题出现的时候,相机早就停产了,检测的前提也就没了。那么,究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需要启动召回制度呢?

实施产品召回制度的目的是及时收回缺陷产品,避免流入市场对大众的人身安全损害的发生或扩大,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如果国家确立了某种商品的召回制度,厂商的行为还会受到第三方的监控,除了要主动发现产品问题积极解决问题外,若有故意隐瞒缺陷或召回不力,缺陷产品继续给更多消费者造成损失,厂商还会受到相关机构的惩罚。

商品召回制度最早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汽车行业。我国于2004年已经出台《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实行了汽车召回制度。

我国对汽车召回的条件是这样的:“由于设计、制造等方面的原因而在某一批次、型号或类别的汽车产品中普遍存在的具有同一性的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或者不符合有关汽车安全的国家标准的情形。”也就是说,一是与安全有关,二是普遍存在的同一性缺陷;三是因设计或制造引起的。

参照这个汽车召回的条件,柯达数码相机是应该召回的。也许在安全方面还存在争议,一般看来,数码相机对消费者安全的影响,并没有汽车那么严重。但是最近一再发生的手机爆炸伤人事件,值得人们提高警惕,数码产品的安全问题也不容掉以轻心。上百台产品同时出现同样的问题,已经能够证实问题的普遍性和存在设计制造缺陷。

至于是否在保修期内,与召回无关。相对于针对偶然性故障的、时间限定在产品质量担保期内的“三包”来说,召回没有时间限定,只要出现了可能危害消费者权益的系统性缺陷,厂商就应该采取主动措施来承担自己该负的责任。

干部召回学习心得 篇4

心 得 体 会

普坪中学教师:王美贵

召回通知 篇5

经确认,(制造商名称)生产的部分产品存在缺陷。根据《缺陷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我公司决定将本通知中说明的产品实施召回,以消除产品隐患,保障贵司利益。

1.召回产品信息

2.召回措施的具体内容

2.1消除缺陷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通过修理、更换等方式消除相关缺陷,并说明上述召回措施对客户是免费的;

2.2召回措施的实施计划(请详细描述)

如:召回开始和结束日期,修理、更换或者收回地点。

2.3消除缺陷所需的工作量和时间

贵司在收到此通知后,可及时与我司联系沟通,以保证所有产品能顺利召回,避免造成大范围的负面影响,谢谢支持。

召回企业(签章)

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 篇6

为了加强食品安全监管,避免和减少不安全食品的危害,保护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国家质检总局《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结合我公司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要求

①发现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

②对召回的食品,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销毁,防止其再次流入市场。

③对因标签、标识或者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被召回的食品,食品生产者在采取补救措施且能保证食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继续销售;销售时应当向消费者明示补救措施。(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

④建立和保存对不安全食品召回执行情况的记录,包括:通知召回的情况;实际召回的情况;对召回产品采取补救、无害化处理或销毁的记录,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向当地政府和县级以上监管部门报告召回及处理情况。

一、食品召回级别分为三级: 一级召回:已经或可能诱发食品污染、食源性疾病等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甚至死亡的,或者流通范围广、社会影响大的不安全食品的召回;

二级召回:已经或可能引发食品污染、食源性疾病等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危害程度一般或流通范围较小、社会影响较小的不安全食品的召回;三级召回:已经或可能引发食品污染、食源性疾病等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危害程度轻微的不安全食品的召回。

二、食品生产企业生产加工的食品对人体健康已经或可能造成危害的,企业应主动召回,并通过县、市级质监部门向省级质监部门提交食品召回计划。企业主动召回的,可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三、食品生产者应当建立完善的产品质量安全档案和相关管理制度,应当准确记录并保存生产环节中的原辅料采购、生产加工、储运、销售以及产品标识等信息,保存消费者投诉、食源性疾病事故、食品污染事故记录,以及食品危害纠纷信息等档案。

四、质监局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食品生产者建立质量安全档案,负责收集、分析与处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有关食品安全危害和食品召回信息并逐级上报。

五、检测中心对抽检不合格食品进行跟踪检验连续2次不合格的报食品办纳入召回目录

召回 篇7

对“送审稿”第三条的反思

1.财产安全与人身安全区别对待有失周全

“送审稿”第三条借鉴《药品召回管理办法》第三条的模式, 将不合理危险威胁对象限定在人身安全范围, 将产品已经或可能威胁财产安全的情形排除出召回行列。然而, 对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也可能构成产品缺陷已是理论共识, 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 中也有所反映, 该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 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换言之, 就实际缺陷而言, 不论是对人身安全的威胁还是对他人财产安全的危险, 均可能构成产品质量意义上的产品缺陷。

在缺陷产品召回领域, 包括《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在内的部门规章一再肯定对于财产安全保护的必要性, 其在第五条明确将财产安全保障定位为汽车产品召回的价值之一。但“送审稿”第三条第一款却一反《产品质量法》的规则, 将产品的缺陷所威胁的对象限定在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范围。虽然人身权益甚为重要, 强化对人身及生命的保护也无可厚非, 但是财产权作为与人身权并列的又一重要私权, 关系个体生计, 市场经济下更关系个体经济人格的独立, 对其威胁与对人身的危险同样会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正常生活秩序构成妨碍, 而且多数情况下人身、财产权益相伴而生。“送审稿”第三条厚此薄彼, 于法无据、于理不合。

需要指出的是, 立法者似乎已意识到这种定义方式存在问题, 在“送审稿”第六十一条作了补充规定:“在正确使用的情况下, 由于设计、生产或者指示等原因使某一批次、型号或者类别的产品存在可能造成财产损害的缺陷的, 生产者应当参照本条例实施召回行动。”不过, 立法技术上仍不免割裂了法律的适用, 并人为造成了缺陷产品召回定义上的困难。因此, 笔者认为, 与其借助效果准用等法律方法和手段, 不如直接对“送审稿”第三条作出修改, 将可能造成财产安全损害的不合理危险也纳入召回产品的缺陷范畴。

2.主体规范含糊不清

“送审稿”第三条第三款将产品召回义务主体界定为生产者, 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产品加工、制作的单位和个人, 同时法律规定进口商或代理商需对进口商品承担同于生产者的召回义务。这种规定虽然扩大了产品召回义务主体范围, 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但是也回避了当前保护消费者利益中普遍存在且亟需解决的问题, “贴牌”生产情形义务主体的确定即其一。

目前, 制造业中“贴牌”生产十分普遍, 这种情况由于涉及多个主体, 因此如何界定生产者对缺陷产品召回的适用至关重要, 对此实践中存在实质主义与形式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按照实质主义, 消费者的请求对象为“贴牌”生产的最终法律后果承受人。但问题在于, 鉴于最终法律后果承受人的确定依赖于基本民事法律关系的解析, 而贯彻委托加工理论等实质主义基础理论, 确定缺陷产品召回义务的主体不免会因基本民事法律关系主体间的内部约定而受影响, 使得义务主体往往难以确定, 可能会加大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难度。因此, 形式主义的做法越来越得到司法实践的青睐。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品侵权案件的受害人能否以产品的商标所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的批复》就明确指出:“任何将自己的姓名、名称、商标或者可资识别的其他标识体现在产品上, 表示其为产品制造者的企业或个人, 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产品制造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的‘生产者’。”显然, “批复”对生产者范围的解释比“送审稿”广泛, 有助于增强保护消费者权利的预见性和确定性, 值得借鉴。

另一个被回避的问题是“销售者”在缺陷产品召回中的地位。法律规定召回的缺陷产品为已经投入流通, 而实践中产品要得以交易进入流通, 靠生产者的制造行为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还需借助广大销售者的参与。尤其是一般性消费品, 与消费者直接发生交易关系的主体通常仅限于销售者, 销售者主导着产品流通的整个过程。由于产品验收和追溯制度不完善, 因此在很多情形下生产者经常无法确定, 但鉴于销售行为使缺陷产品顺利进入流通领域, 产品提供者、销售者难辞其咎。因此, 规定由销售者承担召回缺陷产品的义务, 不仅可促使销售者提高责任意识, 从源头把好产品流通关, 而且可有效防止缺陷产品进入流通或快速召回已经投入流通的缺陷产品。

3.立法依据模棱两可

“送审稿”第一条指出, 《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是依据《产品质量法》制定的。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事实上行政法规的规范事项是有所限定的, 一般只能对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 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

《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作为行政法规, 立法范围应限定为执行性规范内容。因而, 必须解决执行所指的问题。虽然《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将执行所指指向了《产品质量法》, 但从《产品质量法》的现有规定看, 该法并不能胜任这一“角色”, 因为《产品质量法》以产品缺陷导致实际损害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 但预防性、公益性特征明显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在《产品质量法》中难觅其踪。

《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虽名曰“依据”, 但实际上是无法可依、无据可循;虽名曰执行法律, 但实际上有越权造法之嫌。至于产品召回对象的缺陷认定等涉及召回适用的核心问题, 无论是在“送审稿”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 中均未明文规定, 其与《产品质量法》的缺陷标准关系如何, 迄今并无明确的立法、司法解释。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适用条件的立法建议

在“送审稿”讨论之初, 对如何构建我国缺陷产品召回法律体系, 学者们众说纷纭。有的学者将我国缺陷产品召回立法选择归纳为这几种:一是完善现行的《产品质量法》, 增加有关缺陷产品召回的规定;二是制定单行的缺陷产品召回法典, 以其为指导, 制定针对不同种类缺陷产品召回的特别法;三是根据不同的产品, 分别制定单行的缺陷产品召回法 (陈吉刚《欧美汽车法规简介》, 《汽车工业研究》2001年第3期) 。各种理论的思路不同、强调重点各异。相比而言, 第二种思路显然更为可取。通过专门立法明确缺陷产品召回适用条件、管理体制等内容, 进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缺陷产品召回立法体系, 能较好反映缺陷产品召回的技术特点, 既可整合现有条块分割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完善缺陷产品召回管理的法律结构, 在形式上也可与《侵权责任法》交相辉映。若要从根本上解决现有缺陷产品召回的法律可操作性不足问题, 还要结合国情, 法典编纂与旧法清理、修订并举, 集指导性规定与专门立法于一体, 渐进性改造现有缺陷产品召回的法律制度。

应然意义的缺陷产品召回适用条件, 至少应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召回对象必须是有缺陷的产品, 并且此产品需经加工、制作之后已进入流通领域。二是召回对象必须具备系统性缺陷的特质, 其存在的不安全危险应具有同一性且普遍存在于某一批次、型号或类别产品中。至于不安全危险的成因并不限于设计、制造所致, 除指示缺陷适用警示措施外, 因发展风险所致的不安全危险, 也有召回之适用。此外, 该不安全危险必须对不特定消费者人身及财产安全形成潜在威胁, 若不安全危险与不特定消费者财产及人身安全受威胁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也无召回的适用余地。三是缺陷产品召回义务主体以生产者为主, 在“贴牌”生产情形下, 因实际加工方帮助制造缺陷产品, 其对外也应视为生产者, 产品的标识名称使消费者误认为生产者的其他主体亦同。同理, 因销售者帮助缺陷产品流通, 进口商、代理商助使进口产品在国内流通, 应规定进口商、代理商、销售商承担缺陷产品召回的义务或协助义务。

据此, 笔者对“送审稿”第三条提出修改建议:

第一, 第三条[定义]本条例所称缺陷产品, 是指因制造、设计原因产生的, 普遍存在于某一批次、型号或者类别产品之中, 已经或者可能对人体健康、生命安全及财产安全造成损害或者不合理危险的产品。

第二, 本条例所称召回, 是指按照规定程序和要求, 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费用, 对缺陷产品采取撤回、退货、换货、修理、销毁等方式, 有效预防、控制和消除缺陷产品可能导致损害的活动。

雷克萨斯召回自救 篇8

而就在此前不久6月25日,丰田已因漏油问题召回2010款混合动力雷克萨斯HS;5月19日,因方向盘电子控制系统存在问题,丰田在全球召回1.15万辆雷克萨斯LS轿车,其余包括中国内地的818辆;4月19日,因存在翻车隐患,丰田再次召回1.3万辆雷克萨斯GX460运动型多功能车及2.1万辆陆地巡洋舰。

如此高频率的召回,似乎是丰田公司自2009年“丰田质量门”事件后的做出的自救。此次召回事情中,湖北的市场情况以及用户对此又持何种态度?《鄂商》记者对此事进行了跟踪。

缺陷与自救

5月21日,丰田中国向国家质检总局递交了召回报告,因转向控制系统缺陷,将自2010年06月21日起,召回部分2009至2010年款进口雷克萨斯(Lexus)LS460L和LS600hL。

雷克萨斯(中国)公关部介绍,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可变齿轮比转向系统(VGRS)的控制程序不恰当,方向盘打满后如果方向盘回轮速度过快,有可能短时造成与方向盘正中位置的偏离角偏大。由于相对轮胎直行方向,短时发生方向盘位置的偏离,可能导致驾驶员判断失误和操作失误,造成安全隐患。遂决定免费为存在上述缺陷的车辆更换可变齿轮比转向系统的电控单元(ECU),以消除隐患。

具体操作流程是,从5月21日起发送用户通知,更换用零件于6月21日前完成,然后公司和各地雷克萨斯特许经销店将再次与用户联系,请车主前往就近的特许经销店对车辆进行免费维修。

在受影响车辆完成召回修理前,请有关车主尽量避免方向盘打满后回轮速度过快的操作,如无法避免,请在留意车辆行驶方向的情况下再操作方向盘,同时避免急起步及急加速。

前一阶段的召回还正处在解决的过程中,7月5日,丰田中国再次宣布:由于发动机进/排气门弹簧缺陷,将自2010年7月19日起召回部分进口LEXUS雷克萨斯LS系列(LS460、LS460L、LS600hL)轿车,车辆生产日期分别为2006年9月5日-2008年7月2日(LS460)、2006年9月5日-2008年8月1日(LS460L)、2007年7月3日-2008年8月21日(LS600hL)。据统计,此次召回在中国大陆地区共涉及5,791辆轿车。

缺陷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发动机进/排气门弹簧的材料中混入了微小的异物,使弹簧的强度降低,可能造成折损。在这种情况下,发动机会产生异响造成工作不良;最严重的情况下,在车辆行驶中发动机有可能停止工作,在安全上存在隐患。丰田中国将免费为受影响的车辆更换经过改进的进/排气门弹簧。

具体操作流程如上一次相同,丰田中国将以致用户信的方式直接通知用户,请用户及时联系经销商进行更换预约;零件到位后,将由专业维修技术人员对相关车辆的发动机进/排气门弹簧进行无偿更换。

根据近日美国调研公司J.D.Power公布的最新的汽车可靠度调查报告显示,受到大规模召回事件影响,丰田的品牌形象已经遭受空前打击,这其中自然也包括雷克萨斯。在2009年跌下冠军宝座的雷克萨斯,今年的排名已经下跌至第四。这已经是雷克萨斯品牌产品质量可靠度的连续2年下滑。而在1997-2008年间,雷克萨斯曾长期稳坐这项以故障频率确定排名的调查榜首。

“之前我们在中国市场就没有公布过雷克萨斯车型的销量。”对于上述情况,雷克萨斯(中国)市场推广部杨琳对相关媒体表示,雷克萨斯进入中国不长,目前依旧注重的是质量和服务好坏,而非销量的高低。

不过,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此前雷克萨斯在丰田召回风波中销量依旧保持增长,是因为丰田因油门踏板问题召回的车型并不涉及雷克萨斯品牌。而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与雷克萨斯ES系列车型相关的伤亡事故人数已经高达61人,与此相应,截至目前涉案的雷克萨斯S和IS系列今年的销量已经下降了6%。

曾有观点称,召回是企业负责任的表现,正因丰田对质量要求特别严格才实施召回。但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所召回的车型及数量如此惊人,丰田“精益制造”背后的真相则无法不令人生疑,曾经代表卓越品质的品牌形象也无可避免地一再受伤。

自1989年开始开发并销售雷克萨斯车型,丰田就希望将这个品牌与丰田分开来,进而与宝马及奔驰相抗衡的豪华车。不过,在丰田全球大规模召回事件之后,丰田公司新闻发言人约翰?汉森(JohnHanson)表示,“雷克萨斯车型几乎没有受到影响。我们是不同的品牌,也有不同的商业模式。他们开展业务的方式是明显区别于丰田的。”

为应对眼下的危机,丰田在内部已经采取了全面的自救措施。“3月30日,丰田在日本总部召开了全球质量特别委员会(CQO),主要就是要明确丰田在全球各个区域的指责和任务。”丰田中国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其介绍,在这次质量特别委员会上确定丰田(中国)总经理加藤雅大、一汽丰田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田聪明、广汽丰田执行副总冯兴亚和丰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林堂四人为中国区首席质量官,其中涉及雷克萨斯品牌的正是曾林堂。

湖北顾客领情

6月29日,汉阳孟家铺,湖北惟一一家雷克萨斯(Lexus)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湖北雷萨”)座落于此。4S店客户服务休息专区,齐鲁证券湖北分公司的马先生按事先与售后服务代表约定好的时间来到了店内,他是此次湖北地区召回的第二辆车,还有6辆车稍后等零部件到店即开始与客户联系,该车属召回部分2009年至2010年款进口雷克萨斯(Lexus)LS600hL车型。

据马先生向《鄂商》记者介绍,他是2010年1月份花了190多万元买下的这款雷克萨斯(Lexus)LS600hL,光保险就花了7万多,但行程却不到5000公里,连第一次回店保养

都没做,就接到了雷克萨斯(Lexus)售后打来的召回通知。

而此次中国召回,主要是对方向盘的电脑做免费检测更换,为表示“丰田中国”的诚意,厂家会负责把召回车辆当天的油箱加满油,外送300元代金券。

“丰田中国”公关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召回的两款车型,全国范围内共涉及818辆,《鄂商》记者从“湖北雷萨”前台主管韩正箭处了解到,湖北共卖出了8辆此阶段车,LS460L和LS600hL两种配置各4辆。

从当天13:30分进店,历时一个半小时的测检基本完成,为油箱加满油,最后一项常规程序免费洗车,马先生都免了。他对此次召回行为持肯定态度:“召回是好事,怕就怕发现了问题还不对用户公开。”他介绍,在使用车辆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发现有任何不妥的地方。

之所以选中雷克萨斯(Lexus)LS600hL,主要也是看中该车的品牌。马先生在买该款车前一直用的保时捷,但相比较,他觉得雷克萨斯(Lexus)LS600hL更能显示自己个性化的需要,他不喜欢太大众化的品牌与车系,而据他了解,在日本,雷克萨斯(Lexus)是皇室贵族车的象征,他买车的时候,预订了一个月的时候车才到货。

据“湖北雷萨”客服经理黄艳介绍,雷克萨斯(Lexus)LS600hL是该品牌一款顶级配置的车型,属油电混合,无论是技术还是功能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该店技术经理沈列瑞介绍,召回检测的部件为“可变转向系统控制电脑”,其功能主要是控制方向盘,属汽车四大架构的底盘系统。

据了解,目前丰田所有车型都是按照丰田全球质量标准体系进行把控,尽管此前丰田将雷克萨斯品牌与丰田其他品牌进行过区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质量管控方面雷克萨斯会优于其他车型。“下一步,针对雷克萨斯车型质量管理的措施,依旧需要等到中国区质量特别委员会成立之后才会出台。”相关负责人表示,雷克萨斯将会与丰田其他车型采取相同的质量管理措施。

丰田召回事件的启示 篇9

如果说2009年全球汽车业最令人震惊的新闻是百年老店通用汽车公司宣布破产,那么2010年新年伊始,全球汽车老大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因大规模汽车召回遭遇滑铁卢,则再一次在业界掀起了巨澜。

丰田陷入信任危机

1月21日丰田宣布,由于油门踏板存在质量问题,将在美国召回230万辆丰田旗下品牌汽车。去年11月,丰田汽车因汽车脚垫问题已经在全球召回了数百万辆汽车。像滚雪球一样,召回牵涉的丰田车型和地区越来越多。2月5日,丰田宣布在俄罗斯召回16万辆汽车。2月7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丰田已经决定在日本市场召回混合动力普锐斯车型。另外,丰田将在美国开始修复普锐斯车型的刹车问题。截至记者发稿为止,丰田召回的汽车总量已经超过700万辆(不含重复计算),成为汽车召回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连日来,丰田召回事件占据了全球各大媒体的显著版面。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使丰田汽车公司蒙受巨额经济损失之外,更陷入了质量和诚信的双重危机。

召回事件使丰田汽车公司和产品陷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影响了新车销量。今年1月份,在美国车市复苏的背景下,丰田在美国销量同比下降了16%。自爆发“踏板门”事件以来,丰田股价跌幅达到22%,市值蒸发400亿美元。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正在考虑调低对丰田的评级。

丰田遭受重创让其他日本汽车制造商忧心忡忡。本田汽车副总裁绀户光一说:“丰田是日本汽车的领跑者,我们担心对日本其他品牌产生影响。”

其实,影响的不仅仅是日本产品的品牌,甚至是整个“日本制造”。

丰田危机谁在受益

美国被称作车轮上的国家,是全世界汽车保有量最多和汽车普及率最高的国家。赢得美国汽车市场就赢得了世界市场。多年来丰田汽车以工艺精良、安全可靠和低油耗征服了美国消费者,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丰田旗下多款车型一直是美国车市最畅销车型。丰田研发的普瑞斯混合动力车,曾被美国人认为是最好的绿色车型。

为了攻克美国市场,丰田在美国多个地方投资建厂,生产和销售丰田汽车。近几年,丰田在美国汽车市场攻城略地,市场份额不断提高,目前已超过克莱斯勒和福特,成为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2008年,丰田更是超越美国通用汽车,坐上了世界第一大汽车制造商的宝座。

乐极生悲,不管“脚垫门”还是“踏板门”,都起源于美国。

2009年8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辆丰田雷克萨斯汽车因突然加速发生事故导致4人死亡。美国媒体质疑车辆存在质量问题,穷追不舍进行报道,引起了消费者的关注。之后,美国公路交通安全局公布数据说,共收到100多件相关投诉,其中17件撞车事故导致5人死亡。

在美国媒体和当局以及消费者的强大压力下,丰田公司去年9月底发表声明说,在美国销售的包括凯美瑞、普瑞斯、雷克萨斯在内的7款共380多万辆汽车,因驾驶座脚垫卡住油门踏板无法复位引发事故,要求用户取下脚垫。10月6日,丰田正式向美国公路交通安全局提交召回报告。决定对上述380多万辆汽车进行自主修理。

“脚垫门”还未平息,又出现了“踏板门”。几乎所有重要的美国媒体上,都可以看到丰田召回的大幅报道,以及对丰田“迟钝”“缓慢”“故意误导”的批评。这些报道加剧了美国民众对丰田的不信任感,导致丰田在美销售大幅下滑。

美国运输部长拉胡德表示,政府部门正在就一系列召回事件对丰田展开调查,并考虑给予丰田民事惩罚。美国国会也决定对丰田展开听证会。一些美国媒体认为,随着听证会的召开,丰田负面消息将会充斥媒体,势必进一步打击丰田的形象,同时重创“日本制造”。

有分析认为,丰田在美国攻城略地,改写了美国车市格局,自然导致美国朝野上下的不满和嫉妒。丰田出现质量问题后,美国媒体大肆渲染,美国本土企业则趁机打出丰田车主换美国品牌汽车给予优惠的广告,美国国会一些议员更是对丰田极尽讨伐之能事。

其实汽车召回在美国是家常便饭,去年就实施了500多次,涉及的汽车品牌既有国外的也有美国的。在丰田大规模召回的同时,美国一家本土汽车企业也宣布召回旗下数万辆有质量问题的车辆。这则消息美国媒体或者一笔带过,或者未作报道。

日本媒体分析说,美国不会容忍丰田在美国及全球市场独占鳌头。此外,美国今年秋季将进行中期选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国厂商正在成为攻击对象。美国朝野是在借召回事件“修理”丰田汽车。加拿大媒体的评论则间接指责美国有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之嫌。

丰田到底病在哪里

不管是不是美国借机“修理”丰田,丰田在美国销售的汽车连续出现缺陷,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缺陷既有设计缺陷也有质量缺陷。

经过二战后几十年的努力,日本产品甩掉了被戏称为“东洋货”的低质量帽子,打造了精益求精、以质量为生命的“日本制造”。

丰田汽车是“日本制造”最闪亮的一颗明珠。丰田汽车创造了“丰田不败”的神话。正像那句广告词“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所说的那样,丰田不仅把汽车卖到了世界各个角落,而且于2008年取代通用汽车,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有评论说,汽车老大不是那么好当的。通用汽车当了70多年的全球汽车老大,最后因为陷入财政危机而宣布破产保护。丰田汽车刚刚当上汽车老大不到一年,就爆发出这么多的问题。病根到底在哪里?

国内外媒体和专家学者认为,丰田汽车之所以大规模出现质量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近年来,丰田醉心于全球扩张、以数量换质量的做法,最终让其付出了代价。在一系列“召回门”事件之前,丰田高速扩张的危机就已经显现。有数据显示,从2004年至2008年,丰田在日本国内召回数量比此前5年翻了一番。

二是为了提高竞争力,丰田过分注重成本削减,导致质量难以保证。在汽车生产全球化、部件电子化时代,为降低成本改善收益,零部件生产大都委托海外相关厂商生产。丰田不断压缩零部件采购成本,简化零部件设计开发和实证试验阶段,配件质量难以保证。

三是丰田应对危机能力差,导致事态不断恶化。出现问题后丰田不是积极主动应对,而是遮遮掩掩,始终处于被迫应付状态。丰田高层出面表态不及时,也成为美国当局和媒体抨击的重点。

迫于日本国内外的压力,丰田总裁丰田章男终于在2月5日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向消费者公开道歉,并决定成立“全球质量监督安全委员会”,亲自担任委员长,还将聘请来自外部的专家协助加强质量管理,以此表明改善管理机制的决心,消除消费者的不安和恢复丰田的信誉。

中国车企引以为戒

丰田的精益生产法,是许多中国汽车企业学习的楷模。丰田的全球汽车地位,也令许多中国汽车企业羡慕不已。

2009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车消费市场。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研究,目前中国汽车消费正在进入第二轮快速增长期,未来15年有望保持两位数增长。

为了争夺中国车市快速增长的大蛋糕,无论是国有汽车企业、民营汽车企业还是合资企业,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争夺市场份额,争当业内老大。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像丰田这样一个以质量和技术见长、在全球范围具有良好品牌信誉的汽车制造商都会出这种事,国内汽车企业更不能对产品质量掉以轻心。特别是汽车安全,人命关天,来不得半点马虎。

媒体炒作也罢、贸易保护主义也罢,丰田自己没有把事情做好,不敢面对产品质量问题,没有及时向消费者说明,自己把自己一步步推向了四面楚歌的境地,教训非常深刻。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黄永和指出,如果一个汽车企业只顾盲目扩张,只顾追求利润,而不顾产品质量,不尊重消费者,不仅会遭到竞争对手的打压,也会被市场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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