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召回事件

汽车召回事件（通用12篇）

汽车召回事件 篇1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在欧美发达国家已实施多年, 我国于2004年颁布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 又于2012年10月10日通过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并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这意味着我国将全面加强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建设, 并首先以缺陷汽车召回为实施重点。与此同时, 随着3·15晚会的播出, 大众汽车DSG问题被推到风口浪尖。在法律约束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 大众将召回近40万辆汽车。笔者在思考缺陷产品召回经济实质的基础上, 对产品召回的会计处理作一些初步探讨, 为企业缺陷产品召回的会计处理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缺陷产品召回的性质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缺陷, 是指由于设计、制造、标识等原因导致的在同一批次、型号或者类别的汽车产品中普遍存在的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情形或者其他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本条例所称召回, 是指汽车产品生产者对其已售出的汽车产品采取措施消除缺陷的活动。可见, 缺陷产品召回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中有关或有负债的特征, 其在性质上应属于或有负债, 理由分析如下:

1.因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缺陷产品召回是由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 即由于过去生产、销售的产品存在缺陷而要通过收回、修理、更换等具体措施有效消除其产品缺陷, 且需要付出有关公告费、派出技术人员的费用、运输费、代用品的租借或消耗、诉讼费、赔偿费等支出与收回、修理、更换等费用。

2.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召回是否发生, 需要由未来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或不发生来加以证实, 未来的不确定性事件发生即会发生产品召回, 否则就不会发生, 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即使会发生, 发生的具体时间及收回、修理、更换等措施的选择及各种方案的成本也不能确定。

3.结果须由未来事项决定。缺陷产品召回造成的结果, 在生产、销售时无法预测, 这种危险或缺陷是企业当时不可预见的, 因而这种不确定性因素是不能由企业所控制的, 只能由召回发生时的具体状况来确定。

二、缺陷产品召回的会计处理

将缺陷产品召回的性质界定为或有负债为其会计处理明确了方向。缺陷产品召回的会计处理主要包括缺陷产品召回前、缺陷产品召回时与缺陷产品召回后三个部分。

(一) 缺陷产品召回前

缺陷产品召回前, 主要是指产品的销售阶段。首先, 需要讨论是否确认为销售收入的问题, 虽然实施的是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但由于缺陷产品召回发生的概率极小, 它仍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确认的五个条件, 在销售时点应确认收入。其次, 或有事项的确认和计量问题。产品在销售时点开始流出生产企业内部, 如果此时产品由于设计、制造、标识等原因存在缺陷, 那么以后因发生产品召回而导致经济利益流出的潜在义务就应从销售这一时点起存在。因此, 应当根据企业历史经验及相关行业状况对未来可能存在的经济利益流出做出合理的预测和估计, 并将其计入当期损益。既然产品召回导致经济利益流出的起点是销售, 那么企业预测和估计的经济利益流出只能计入与产品销售有关的期间费用, 即“销售费用”中。

例1:假设甲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公司) 2008年A型号汽车的销售额为10 000万元 (含增值税, 税率为17%) , 产品成本为8 000万元。该企业经合理的预测和估算, 按年销售额的8‰计提召回产品准备80万元。则会计处理为:

(1) 确认销售收入:

(2) 结转产品成本:

(3) 计提缺陷产品召回准备:

(二) 缺陷产品召回时

缺陷产品召回时, 主要涉及到发生的有关公告费、派出技术人员的费用、运输费、代用品的租借或消耗、诉讼费、赔偿费等支出的会计处理。这些支出的发生, 表明在销售阶段所预测和估计的可能的经济利益流出已经部分或全部转化为现实, 因此这些支出应首先冲减在销售阶段计提的“预计负债———缺陷产品召回准备”, 当其不足以冲减当期的各项支出时, 应将超过的部分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虽然此时已经不属于销售阶段, 但若召回费用超过原先计提的缺陷产品召回准备, 就说明原先的预测和估计不足, 因此超过部分应该一次性计入“销售费用”, 作为对销售阶段的调整。另外, 由于企业在销售阶段所预测和估计的或有负债全部计入了“销售费用”, 但在实际发生时这些支出都有一定的归集对象, 因此在缺陷产品召回时, 还会发生“销售费用”与相关损益类科目间的结转问题, 如诉讼费用需归集到“管理费用”, 而赔偿费需归集到“营业外支出”等。

例2:接上例, 假设2013年甲公司生产的A型号汽车因变速箱质量问题被召回。发生的人工费为20万元, 租借备用车费为30万元, 诉讼费为15万元, 赔偿费为45万元。则会计处理为:

(1) 确认召回费用, 先冲减缺陷产品召回准备, 超过部分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

(2) 销售费用与相关损益类科目间的结转。

结转诉讼费时:

(三) 缺陷产品召回后

缺陷产品召回后, 企业一般会选择收回、修理、更换、报废等方式进行处理。

1. 收回方式的会计处理。

如果以收回的方式, 产品召回并经维修、改造后不再返还给原消费者, 而是重新流入销售渠道, 则应视为销售退回, 应先冲减销售阶段确认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应交税费”并转回相应的成本, 同时用维修、改造成本冲减计提的“预计负债———缺陷产品召回准备”, 并把销售费用转到“生产成本”, 修理完毕入库后再结转到“库存商品———已维修召回品”科目。当缺陷产品召回准备不足以冲减当期的维修、改造支出时, 超过部分一次性计入“生产成本”并转入“库存商品———已维修召回品”中。如果缺陷产品召回准备还有余额, 则应冲销该余额。

例3:接例1, 假设甲公司召回A型汽车时发生的有关费用只有10万元, 现在对这批汽车进行维修、改造之后不再返还给原消费者, 发生的相关维修、改造费用为700万元。则会计处理为:

(1) 冲销销售阶段确认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应交税费并转回相应的成本。

2. 修理方式的会计处理。

如果以修理的方式, 产品召回并经维修、改造后返还给原消费者继续使用, 则应先用发生的维修、改造成本冲减原计提的“预计负债———缺陷产品召回准备”, 并把“销售费用”转到“生产成本”, 返还给消费者时再结转到“主营业务成本”。当原计提的缺陷产品召回准备不足以冲减当期的维修、改造支出时, 应先在该批产品的毛利范围内将超过部分归集到“生产成本”, 毛利仍不足以弥补的维修、改造支出部分则一次性计入“销售费用”。

例4:接例1, 假设甲公司召回A型汽车时发生的有关费用只有10万元, 现在对这批汽车进行维修、改造之后再返还给原消费者, 发生的相关维修、改造费用为150万元。则会计处理为:

(1) 确认召回费用。

(2) 确认新的生产成本。

(3) 确认新的销售成本。

3. 更换方式的会计处理。

对于以更换方式召回的产品, 应作销售退回处理, 即先冲减销售阶段确认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应交税费”, 并转回相应的成本, 对于用于更换的产品, 作销售收入处理, 由于企业没有现金流入, 应以“销售费用”科目代替“银行存款”科目。

例5:接例1, 假设甲公司召回A型汽车时发生的有关费用只有1 000万元, 现在以一批市场价格为12 500 (含增值税, 税率为17%) 万元, 成本为1 000万元新上市的B型汽车免费交付给原消费者。则会计处理为:

(1) 冲销销售阶段确认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应交税费并转回相应的成本。

(2) 确认交换品B型汽车应交税费并结转相应的成本。

4. 报废召回品的会计处理。

如果产品召回后直接报废, 则应当将扣除残料后的净损失先冲减“预计负债———缺陷产品召回准备”, 缺陷产品召回准备不足以冲减部分直接记入当期损益“销售费用”科目。

例6:接例1, 假设甲公司召回A型汽车时发生的有关费用为10万元, 现在这批汽车报废, 扣除残料后的净损失为700万元。则会计处理为:

三、缺陷产品的信息披露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 缺陷产品召回除了以上会计分录的处理外, 企业还应当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预计负债的以下信息:预计负债的种类、形成原因以及经济利益流出不确定性的说明;各类预计负债的期初、期末余额和本期变动情况;与预计负债有关的预期补偿金额和本期已确认的预期补偿金额。在缺陷产品召回前, 主要是对产品召回准备的计提比例基础、金额及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等做出必要的说明;在缺陷产品召回时, 主要是对召回情况的说明, 包括有关公告费、派出技术人员的费用、运输费、代用品的租借或消耗、诉讼费、赔偿费等各项支出项目及其金额, 相关支出的处理方法, 期末预计负债的余额及对未来的影响等;在缺陷产品召回后, 主要是对产品召回后的处理情况进行说明, 如产品召回后如何处理, 所涉及的相关维修、改造费用及报废损失等支出的金额大小及处理情况等。

摘要：近年来, 我国产品质量问题日益凸显, 建立和完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大众汽车召回这一突发事件更加提升了人们对召回制度的关注程度。本文在将缺陷产品召回的性质定位在“或有事项”的基础上, 对产品召回的会计处理作一些初步探讨。

关键词：会计处理,缺陷产品,产品召回,或有事项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2].财政部会计司.2010企业会计准则讲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3].张爱民, 杨成.产品召回制度实施的会计问题初探[J].上海会计, 2001, (12) .

汽车召回事件 篇2

频频召回也使丰田汽车的销售量和市场份额出现大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最近宣布，1月份丰田汽车在美国市场的销量为9.8796万辆，下跌15.8%。还有来自专业人士的分析认为，丰田为召回车辆进行维护将支付不菲费用，每个月约需要冲减利润11亿美元。

当然，这些损失还不至于让丰田汽车伤筋动骨，但是，频频召回对丰田汽车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与信誉造成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十分久远的。凤凰网针对丰田汽车屡次被召回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丰田汽车质量存在诸多问题，太令人失望了”的投票者占75.5%；表示“本来打算买丰田汽车的，但现在改变主意了”的投票者占18.7%。

丰田模式的关键，以及使丰田有杰出表现的原因，并且不是任何个别要素……而是所有要素结合起来形成的制度，此制度必须每天贯彻一致的态度实行，而非只是一阵旋风。丰田非常注重着眼长期的思维，公司高层着重为顾客及社会创造与提高价值。这个目的主导该公司的长期经营理念，即如何建立一个学习型企业，以适应环境的变迁，成为极具生产力的企业。若缺乏此基础，丰田将无法实行持续改善，也不可能促成不断的学习。丰田是一个流程导向的公司，他们从经验中学到什么才是正确的流程。正确的流程始于“一个流”（one-piece flow），流程是以低成本、高安全性与高士气实现最佳品质的关键。这种以流程为重心的原则存在于丰田公司的DNA中，该公司经理人全心全意的理念是：正确的流程可以使他们实现期望的成果。

丰田模式中包括一套专门设计以促成员工持续改善与发展的工具。举例来说，“一个流”是一个要求非常严格的流程，问题要能快速被察觉，且需要迅速解决，否则生产就会停止。这很适合丰田的员工发展目标，因为它使员工产生回应企业问题所需要的急迫感。丰田管理阶层的看法是，他们发展的是人员，不仅仅是汽车。丰田模式的最高境界是企业不断的学习。丰田的持续学习制度重心在于找出问题的根源，并预防问题的发生。深入分析、省思与沟通所学到的教训与启示，并把所知的实务标准化，方能持续改进。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中国的汽车工业虽是“初出茅庐”，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把丰田汽车的召回频发事件作为前车之鉴。当前，中国汽车市场正处在快速发展时期，去年的年度销量已居全球之首，眼下各汽车厂商仍在积极扩充产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重蹈丰田的覆辙、出现“萝卜快了不洗泥”的问题，确是对中国汽车企业的一个考验。

此前，国内汽车市场很少听说自主品牌汽车的召回事件。以2007年为例，自主品牌当年主动召回汽车的数量为847辆，仅占全年国内汽车召回数量的0.92%。这么低的召回数量，与缺乏召回的有效机制、迟迟未出台汽车“三包”规定及相关质量担保制度、国内对自主品牌高度支持的氛围等因素有关。也就是说，召回的数量少，并不等于需要召回的数量少；暴露的问题少，并不等于存在的问题少，自主品牌企业对此当有清醒的认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当年丰田汽车是依靠高质量、大规模成为美国汽车市场老大的。但是如今丰田汽车在美国遭遇“滑铁卢”，原因也与质量和规模紧密相关。笔者个人分析，质量问题可能仅仅是表层的原因，丰田汽车在美国市场“喧宾夺主”、规模过大，可能是更深层次原因的微妙反应。丰田汽车以超越美国“三大”的规模称雄北美，令美国朝野上下非常不爽，着实成了美国垄断财团及其身后政客的眼中钉。此次美国政府和参众两院空前地“一致对外”，便是佐证。

眼下中国汽车产品在国外市场还没有遇到太多的麻烦，主要是因为中国出口汽车还没有形成足够大的规模，还没有对出口目的地国的汽车市场造成实质性威胁。但是，根据奇瑞、比亚迪、吉利等自主品牌汽车已经制定的庞大出口目标来看，这种“相安无事”的日子可能不多了。

“过犹不及。”如何接受此次丰田汽车召回的教训，认真考虑出口目的地国的感受，在出口能力足够大时也要适度安排出口规模，或许是值得汽车出口厂商将来考虑的问题。

丰田召回事件给我们的警示 篇3

丰田深陷被主动“召回门”

为了攻克美国市场,丰田在美国多个地方投资建厂,生产和销售丰田汽车。近几年,丰田在美国汽车市场攻城略地,市场份额不断提高,两年前超过克莱斯勒和福特,成为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2008年,丰田更是超越美国通用汽车,坐上了世界第一大汽车制造商的宝座。我们注意到,不管“脚垫门”还是“踏板门”,都起源于美国,这点令人关注和深思。

2009年8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辆丰田雷克萨斯汽车因突然加速发生事故致4人死亡。美国媒体开始质疑车辆存在质量问题,穷追不舍进行报道,引起了消费者的广泛关注。之后,美国公路交通安全局公布数据说,共收到100多件相关投诉,其中有17件撞车事故导致5人死亡。

在美国媒体和当局以及消费者的强大压力下,丰田公司去年9月底发表声明说,在美国销售的包括凯美瑞、普锐斯、雷克萨斯在内的7款共380多万辆汽车,因驾驶座脚垫卡住油门踏板无法复位引发事故,要求用户取下脚垫。10月6日,丰田正式向美国公路交通安全局提交召回报告。决定对上述380多万辆汽车进行自主修理。“脚垫门”还未平息,又出现了“踏板门”。几乎所有重要的美国媒体上,都可以看到丰田召回的大幅报道,以及对丰田“迟钝”“缓慢”“故意误导”的批评。这些报道加剧了美国民众对丰田的不信任感,导致丰田在美销售大幅下滑。

有分析认为,丰田在美国攻城略地,改写了美国车市格局,自然导致美国朝野上下的不满和嫉妒。丰田出现质量问题后,美国媒体大肆渲染,美国本土企业则趁机打出丰田车主换美国品牌汽车给予优惠的广告,美国国会一些议员更是对丰田极尽讨伐之能事。其实汽车召回在美国是家常便饭,去年就实施了500多次,涉及的汽车品牌既有国外的也有美国的。在丰田大规模召回的同时,美国一家本土汽车企业也宣布召回旗下数万辆有质量问题的车辆。这则消息美国媒体或者一笔带过,或者未作报道。

召回事件使丰田汽车公司和产品陷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影响了新车销量,今年1月份,在美国车市复苏的背景下,丰田在美国销量同比下降了16%,自爆发“踏板门”事件以来,丰田股价跌幅达到22%,市值蒸发400亿美元,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正在考虑调低对丰田的评级。

高速扩张为质量埋下了隐患

经过二战后几十年的努力,日本产品甩掉了被戏称为“东洋货”的低质量帽子,打造了精益求精、以质量为生命的“日本制造”。而丰田在美国销售的汽车连续出现缺陷是不争的事实,这些缺陷既有设计缺陷也有质量缺陷。丰田汽车刚刚当上全球汽车老大不到一年,就爆发出这么多的问题,病根到底在哪里?国内外媒体和专家学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扩张太快惹大祸。丰田醉心于全球扩张、以数量换质量的做法,最终让其付出了巨大代价。在一系列“召回门”事件之前,丰田高速扩张的危机就已经显现。有数据显示,从2004年至2008年,丰田在日本国内召回数量比此前5年翻了一番。

二是成本削减质量下降。为了提高竞争力,丰田过分注重成本削减,导致质量难以保证。在汽车生产全球化、部件电子化时代,为降低成本改善收益,零部件生产大都委托海外相关厂商生产。丰田不断压缩零部件采购成本,简化零部件设计开发和实证试验阶段,配件质量难以保证,为汽车质量埋下了隐患。

三是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大到企业战略、公司管理,小到用户反馈、危机公关,丰田掉入一个又一个“陷阱”,最终酿成“全球化陷阱”。全球化是莫大的机遇,但全球化绝不仅是生产标准化、本地化或服务外包化、贴牌产业化等产销模式变化,也不囿于经济、贸易范畴。“失语”一周,错失挽回民意良机,垂直管理地区分公司无权召回,出现质量投诉不理不睬。

四是危机公关能力差。在召回门中,丰田应对危机公关是失败的,导致事态不断恶化。出现问题后丰田不是积极主动应对,而是遮遮掩掩“捂盖子”,采取摆平监管部门,冷漠消费者,始终处于被迫应付状态。丰田高层出面表态不及时,也成为美国当局和媒体抨击的重点。

透视丰田近期进行的一系列召回,将对全球汽车业产生的另一大深远影响是,汽车厂家在利用通用件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的时候,如何才能牢固地把握住质量的底线,这是汽车业界必须面对而又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业界认为,丰田近年来在全球的大举高速扩张为质量危机埋下了隐患。以丰田引以为傲的“丰田生产方式TPS”为例,旨在通过彻底消除浪费以实现“高质量、低成本、短期交货”,通过自动化和准时化生产两大理念确保生产效益。但是现在看,丰田在高速扩张的过程中成功抓住了成本控制和效益的核心,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质量、设计和监控的底线。

无法回避的血色追问

丰田汽车召回事件在全球产生的影响仍在不断发酵:丰田全球畅销的主力车型卡罗拉因为动力转向系统出现的问题已被美国监管部门盯上;一个接一个的美国消费者考虑因交通事故人身财产损失等原因将丰田告上法庭;丰田总裁丰田章男出席美国国会就丰田召回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丰田总裁专程到中国参加新闻发布会。丰田召回门中有几个无法回避的追问:

为何不广泛采用刹车优先装置?美国一名消费者近日在洛杉矶将丰田公司告上法庭。这名消费者的代理律师认为,丰田公司生产的许多汽车均没有配备刹车优先装置,这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从脚垫门到刹车踏板门,故障的根本原因都与丰田汽车未配备刹车优先功能有关。目前,丰田已经宣布在今后生产的所有汽车上加装刹车优先系统。

其实早在去年底,丰田中国向记者提供的文字说明就强调,丰田将针对部分丰田及雷克萨斯品牌车型,增加在同时踩下加速踏板和刹车踏板的情况下能够减缓加速的功能。值得深思的是,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汽车巨头,丰田此前为何不在旗下车型广泛采用刹车优先系统呢?据媒体报道,奔驰、宝马、大众等德国汽车巨头都已经采用了这一系统。舆论认为,不管是出于成本控制的考虑,还是对相关故障发生的概率评估失误,丰田高层都必须向公众解释清楚。

国家强制性标准是保护消费者的最后防线。透视这次丰田召回门的技术关键点刹车优先系统,人们不难发现,背后其实隐藏着日本制造与欧洲制造在设计、制造理念上的一些差异,这种差异融于汽车产品的血统中,并由于较强的技术特性难以一眼察觉。举例来说,仔细观察车门的中间有无拼接的焊接点,可以发现车门是整体成型还是拼焊的。业内人士介绍,歐日车型一般分别采用这两种制造工艺,成本不同,在安全性上也有一定差异。再如,一般消费者恐怕不会关注到经济型轿车的后保险杠下有无防撞钢梁,而这既是一种看不见的安全性,也是一种看不见的成本控制手段。

对于中国汽车市场这样一个消费者还不是很成熟的市场来说,国家强制性标准是保护消费者的最后防线。可以预计,在丰田召回门后,刹车优先系统不排除被一些发达国家要求厂家在出厂时必须安装,中国的相关监管部门和标准制定部门也应当进行相关评估和立项。类似的一些关系到消费者安全的国家强制性标准也应当举一反三地及早设立或调整。

要把质量当作最重要的生命线。以“踏板门”的召回原因和改进措施为例分析,最终涉及“经过长时间使用”“在低温的条件下使用暖风(A/C除外)”两个原因,“增长摩擦杆壁”“将材质由PPS(聚苯硫醚)变更为POM(聚甲醛)”两个改进,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丰田零部件的设计和材质选用是有问题的,而这些问题又是如何混过严格耐久性测试和环境测试的更是耐人寻味。

需要警惕的是,丰田的生产方式被中国很多汽车企业学习和效仿。当“老师”的答卷也出现错误的时候,“学生”单一仰视的思路该不该与时俱进地调整呢?2009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车市场,但是要清醒地看到,中国法规对汽车消费者的保护力度与美国相比有很大差距。在这种背景下,厂家要把质量当作最重要的生命线,主管部门要加快“汽车三包”等法规的制定,绝不能让今天产销两旺的井喷成为明天大量投诉和事故的诱因。

强制召回制度下我们应怎么办?丰田在汽车召回上陷入被动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汽车厂家在处理召回问题时的态度、措施、时效无不与企业诚信这一生存命脉息息相关。一步走错满盘皆输并不是危言耸听。另外,汽车召回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身家性命。厂家对危及行车安全的汽车缺陷故意隐瞒或者行动迟缓就是在赤裸裸地犯罪;厂家故意拖延主动召回的时间就是在用消费者的安全博取“带血的利润”。

当前,对中国汽车市场来说,需要认清的一个问题是,及时主动召回依然应当被看做是汽车厂家负责任的表现。2008年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共开展20多次缺陷调查,由缺陷调查而引发的召回车辆数量达43万辆,占2008年中国汽车召回总量的80%。自中国实施汽车召回制度5年来,共召回330万辆车,其中29%不是企业主动召回的。

中国车企应当引以为戒

2009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车消费市场。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研究,目前中国汽车消费正在进入第二轮快速增长期,未来15年有望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1月份,全国汽车销量再攀新高。为了争夺中国车市快速增长的大蛋糕,无论是国有汽车企业、民营汽车企业还是合资企业,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争夺市场份额,争当业内老大。有想法还要有办法,更要有能力,否则盲目扩张就会自掘陷阱。

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表示,像丰田这样一个以质量和技术见长、在全球范围具有良好品牌信誉的汽车制造商都会出这种事,国内汽车企业更不能对产品质量掉以轻心。特别是汽车安全,人命关天,来不得半点马虎。媒体炒作也罢、贸易保护主义也罢,丰田自己没有把事情做好,不敢面对产品质量问题,没有及时向消费者说明,自己把自己一步步推向四面楚歌的境地,教训非常深刻。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黄永和指出,如果一个汽车企业只顾盲目扩张,只顾追求利润,而不顾产品质量,不尊重消费者,不仅会遭到竞争对手的打压,也会被市场抛弃。丰田事件给了国内汽车企业一个警示,必须引以为戒。要以谦卑的态度尊重消费者,永远不要忘记消费者是企业的上帝。

应当承认,汽车全球化、平台化大规模生产的制造趋势、电子化的技术发展方向、新能源化的技术变革方向都为汽车召回的监管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最早诞生在美国的汽车召回制度也面临着如何伴随汽车工业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地成长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车市场,也承担着不可回避的责任和义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業中似乎存在着某种非理性的群体性行为,身在其中的企业往往丧失自我,争先恐后地追求某种从整个产业来看并不合理的目标,并且会形成“棘轮效应”,即只能向前不能后退。企业迷失在这样的困局中,只有最终出现悲剧性的重大产业事件,或者是泡沫破灭,才能返回原点。丰田这样的精益生产高手也会深陷其中,根源恐怕正在于此。实际上,冲击全球的金融海啸的发生也是类似的情形。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者们对金融业的问题早有察觉,但是,金融行业的疯狂和非理性状态令身在其中的管理者无法自拔,只能等待泡沫破灭,行业重新洗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丰田“召回门”是迟早要发生的事件,它不发生在丰田身上就会发生在其他汽车工业巨头身上。因此,丰田“召回门”不应当仅仅看成是企业的事件,而是产业的事件。人们不应当质疑精益生产方式,需要全面反思的是整个世界汽车工业。

汽车召回事件 篇4

一、关系研究

一般来说, 汽车的主要原材料是钢材, 钢材消耗约占全部原材料的70%。考虑到近几年钢材价格的变化情况, 本文用“单位成本增长率-钢材价格增长率”来反映“成本压缩程度”, 即:成本压缩程度=单位成本增长率-钢材价格增长率。

当“单位成本增长率<钢材价格增长率”时 (即:成本压缩程度<0) , 说明企业在压缩成本, 并且差值越小, 表明成本压缩得越厉害;反之, 当“单位成本增长率≥钢材价格增长率”时 (即:成本压缩程度≥0) , 说明企业未压缩成本。

表1中“钢材价格”是用我国数据来替代丰田公司的钢材价格, 所以单位用“人民币元/吨”表示。考虑到钢材属于垄断行业, 其价格一般受区域影响不大, 故本文认为采用这种对比进行研究是切实可行的。从表1可看出, 2004年由于成本过度压缩, 达到了-25.37%, 导致2005年发生了2248351辆汽车的召回;2007年成本压缩了-2.51%, 导致2008年2651430辆汽车的召回;2008年成本压缩了-9.00%, 导致2009年8159084辆汽车的召回。

同时, 还有一点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表1中的“总成本”是丰田公司每年的全部费用, 包括已售产品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等。既然总成本包含全部成本费用, 那么自然也包含每年召回汽车修复、赔偿等费用。由表1可知, 丰田公司在2009年共召回8 159 084台汽车。如此多的问题汽车, 别的暂不说, 单单修复费就是一笔巨大支出, 故2009年丰田汽车的单位成本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其主要原材料钢材价格增长率, 这就造成丰田公司2009年汽车成本压缩程度减少的假相。

通过以上分析, 丰田公司此次召回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其过度压缩成本。正如法国北部一家生产雅力士车型的丰田汽车厂工会代表布鲁诺·勒克莱克说:“为了使车更加便宜, 就尽可能地缩减成本, 问题终会到来。”

二、现象反思

要确保产品质量, 单位产品成本必然存在底线, 即产品质量合格时的最低单位成本 (简称“合格成本”) , 而在实务中, 要控制好产品合格成本绝非易事。因此, 任何一个企业都应借助如图1所示的最优质量成本模式, 促使产品质量和成本处于一个合适的水平。但大名鼎鼎的丰田公司就是忽视了此模式, 其过度压缩产品成本使得汽车合格率大幅度降低, 虽然产品的生产成本有所下降, 但事故成本却大大增加了, 故才有此次大规模汽车召回事件的发生。

从图1可知, 企业若想长期拥有最大利润, 惟有将合格率牢牢地控制在“最优质量水平”这一点上, 但在实务中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 企业只能将产品合格率控制在如图2所示的[A, B]区间内。然而即便是一个区间, 企业同样也不易一直做到。因为当产品合格率到达区间上限B点时, 成本最小化理念会迫使企业再次将成本压向最优质量水平这个危险点, 这正如丰田前总裁渡边捷昭所推崇的成本理念———挤掉毛巾上的最后一滴水。

当然, 如果某一个企业的成本管控能力和水平确实高, 进一步缩小[A, B]区间以实现总成本最小化本亦无可厚非。可是, 环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又有多少CEO能对自己的企业作一个全面的剖析呢?即便是以精益生产著称的丰田公司, 也被成本至上理念逼到了危险的边缘, 这正如丰田现任总裁丰田章男所言的“车子已经开到了悬崖边上”了。不过, 本文认为, 一味压低成本、追求最低成本的丰田公司, 不是现在才把车子开到悬崖边上, 而是一直就行驶在成本质量的悬崖边上。只不过, 此次距离悬崖边更近了, 更感受到了悬崖边的危险了。

三、对策探讨

由上述分析可知,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不能控制好成本, 必然会被淘汰;但是成本降低了, 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好质量, 同样面临灭顶之灾。最好二者兼顾, 但是知易行难, 即使是世界的顶级汽车公司———丰田公司也未能交上合格的答卷。为了把握好成本控制的“度”, 本文主要结合丰田公司这一个案, 从财务管理角度出发提出一些解决对策, 以破解如何使质量与成本达到最优化这一难题。

其一, 强化质量至上意识, 树立成本分层理念。丰田面对高速扩张造成的成本压力, 选择了对产品设计进行“强行瘦身”, 同时, 为压缩成本和争取时间, 产品设计前期的开发和试验也被简化甚至省略。这导致只要产品设计中出现一丝纰漏, 在适时制生产环境下就会被放大, 影响到最终产品的质量。因此, 企业追求质量成本最优化, 首先应强化质量至上意识, 要求企业成本管控者对产品质量时刻具有如履薄冰的高危概念, 万不可因为成本有所降低而沾沾自喜, 甚至狂妄自大, 全然忘记事故成本将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其次应树立成本分层理念, 不断研究成本构成项目, 以了解更细更深的层级, 认真品味各层级成本构成项目对企业的影响, 明白哪些成本项目可减少, 哪些是高压线一触即身亡, 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好成本控制的对策。显然, 质量至上意识和成本分层理念有助于企业将其成本压向最优质量水平点 (参见图1) 。

其二, 重视人本理念, 重启雇佣终身制。众所周知, 高速扩张和低成本的战略使丰田一方面不得不降低招聘门槛, 在海内外大量招聘低成本的工人;另一方面, 为了尽快收回投资成本, 丰田无暇也无力为工人提供适当的培训以使其适应适时制生产方式对人员技能的高要求, 对员工专业胜任能力的考评也流于形式, 造成了人员素质的下滑, 质量意识淡薄。再加上总部的大量人才被派往海外造成总部严重的人才断层, 难以通过老员工向新员工进行技术转移和培训, 使得以往坚持的对重要生产流程的要求和质量管理的理念未能得到传承, 影响了适时制的应用效果, 也为后期的一系列召回事件埋下了伏笔。

因此,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企业应高度重视人本理念。人本理念要求企业在进行成本管控时, 要特别关注企业员工和管理者的工作能力、责任心和归属感, 研究这些方面对企业成本控制的影响。同时, 应积极鼓励企业所有人员参与到企业成本的控制中去。因为这些人员认真执行企业成本制度、及时发现相关问题、主动研究相关措施、积极配合企业成本管控, 否则再好的蓝图没有人来实施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水中望月。故而, 企业一定要重视各层次员工和管理者的切身利益, 加大员工培训的资金投入, 实行雇佣终身制, 真正使员工无后顾之忧, 保证企业安全地处于最优质量成本水平。

其三, 打造高竞争性的供应链, 实现与供应商共赢。丰田为尽量压低进货价格, 采用了选定一家供应商供应通用零部件的方法。这种做法一方面弱化了供应商间的竞争导致零部件质量下降;另一方面, 选定一家供应商增加了企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一旦其供应的通用零部件的质量下降则企业多种产品的质量都会受到影响。例如今年召回的新凯越、福克斯、蒙迪欧制胜、马自达2、马自达3和奔腾这六款车, 就是因为同一供应商提供的天窗玻璃受到污染而存在松动、脱离的隐患。

由上述分析可知, 丰田公司因为采购管理的质量保证体系出现纰漏, 以及过度依赖低成本, 致使零部件质量出现问题, 从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而高竞争性的供应链能降低质量风险, 进而减少企业的事故成本, 对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大有好处。同时, 采购成本控制必须适度, 实现与供应商的共赢、和谐共同发展是基本原则。反思广大企业的采购工作, 一方面必须建立起供应商质量保证体系, 另一方面在采购过程中, 最大限度降低采购成本的同时, 也必须考虑供应商的合理利益。

参考文献

[1]黄维明, 梁国明:《企业质量成本管理方法与实践》, 中国标准出版社2007年版。[1]黄维明, 梁国明:《企业质量成本管理方法与实践》, 中国标准出版社2007年版。

对丰田召回事件分析专题 篇5

丰田的“召回门”事件。无论是媒体，还是消费者都将舆论的矛头指向丰田，密切关注其一举一动，观望其面对危机的态度和行为。

通过媒体报道大家看到，随着事态的发展丰田公司也采取了不少应对措施，甚至公司总裁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掉着眼泪表示对此事件负责，并及时跑到中国向中国消费者道歉。然而，多数媒体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对丰田的指责，“道歉来得太迟”、“道歉的态度不好”、“中美车主待遇为啥不同”等等诸多负面新闻仍然接连不断，让丰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有人说，此次“召回”事件的原由是丰田公司低成本扩张；有人说，此次事件的本质是美日两国贸易保护战；也有人断言，这是北美和亚洲之间的一次经济较量。作为营销人员，笔者不去分析这次危机事件背后的扩张情况以及国与国之间摩擦与冲突，只是从品牌管理的角度谈谈危机公关应该要注意什么。

“诚实”、“敢于负责任”是危机公关最重要的两个态度。那么，当危机事件发生时，企业到底如何端正自己的态度，又如何在良好的态度下开展相应的挽救措施？我认为，至少在以下5个方面做好相关工作。

一、及时而诚恳的表态

很多危机公关的书会告诉你，如何评估危机的性质，又如何保护企业的利益，说得头头是道。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恰恰这种看似理性的“道理”和“方法”害了不少企业，最终让危机快速恶化，难以控制。

就拿丰田这次“召回”事件来说，我相信在其总裁丰田章男等高管周围不缺世界一流的公关公司，他们更不缺所谓的“道理”和“方法”。但事实又如何呢？当事件处于萌芽期的时候，丰田公司并没有及时向公众积极表态，更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刚开始还不太承认自己的汽车有问题。更不可思议的是，据有关媒体透露，当初的丰田章男还曾经表示“不出席美国国会”。这些行为对危机事件而言是幼稚的，按理说是不应该出现的。

当危机事件发生时，尤其事件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应及时而诚恳的表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能“走一步看一步”。因为，危机事件的恶化往往是爆炸式的，是情绪化的，如果你采用“走一步看一步”的观望行为，往往跟不上事态的发展，最终招致更大的灾难。

二、快速而诚实的行动

快速，就是反应速度，更重要的是危机事件前期的反应速度。当危机事件发生时，反应速度一定要快捷，在第一时间做好最坏的打算，并为其开展相关处理措施。

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中，三鹿本应该避免一场大难，但行动太慢而招致了灭顶之灾。相比之下，伊利和蒙牛却好很多，在处理事件的速度上表现出了非凡的速度，让很多国际公司都叹为观止。他们看到事态不妙，几乎在一夜之间在全国最权威的媒体上发布相关通

告，并把自己对事件的态度及整改措施公布给社会公众，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即便蒙牛董事长牛根生的“万言书”并没有带来正面效果，但总体上还是让公众看到了蒙牛“诚实”。

然而，丰田在此事件中，行动不算快捷，无论是美国公众，还是中国消费者，都觉得丰田的道歉来得太晚，整改措施也出台得不够及时。

更值得一提的是，丰田章男来京的说明会，在“诚实”上仍然有疑点。说明会现场，虽然到场的数百位记者都在不停地举手争取提问机会，但现场提问话筒却很巧妙地传递到了一个又一个温和、简单的问题上，引起了在场媒体的强烈不满，不少人觉得这场会议记者提问是事前安排好的。笔者也在网上看了说明会的全部录像，也有同样的感觉。先是长春的记者提问，后来是天津的记者提问（注：长春和天津是丰田公司的生产基地），总共7个记者的提问似乎都有故意的安排，一线的、权威的媒体连一次提问的机会都没有。这也许是公关公司的“高明”之处，但这种“高明”无疑在“诚实”上给丰田丢分。

三、切莫与公众辩论

当危机事件爆发时，“管好自己的嘴”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有理而与公众讲理或辩论。

在“5.12大地震”的捐款活动中，万科董事长王石为什么受到公众那么大的批评和指责？主要原因就在老人家通过媒体和自己的博客，试图与公众进行辩论，想通过“讲理”来“说服”公众。但事实已经证明，这种辩论反而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一件本应该可以避免的危机瞬间被放大。

当公众情绪失控的时候，当所有人认为“你有事”的时候，任何辩解都是无济于事的，如果你要走“辩解”路线，反而会火上浇油，让事态进一步恶化。

丰田在此事件中，其实也不同程度地犯了这种错误。当初向公众辩解，刹车失灵、突然加速是因为脚垫和踏板问题，与电子控制系统无关。也许他们的解释真的符合事实，但这种辩解起作用了吗？事实告诉我们，不仅没有，反而让事态快速恶化了。现在又冒出“漏油门”，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丰田还有底气辩解吗？

四、一律一视同仁

在一家通信企业的咨询项目中，笔者看到，该企业把“客户投诉”按照渠道的级别来确定响应速度。笔者对此行为向客户提出了意见，并建议他们放弃这种做法。

企业一定要搞清楚，什么事情是可以区别对待的，而什么事情必须是一视同仁的。不能为了所谓的“效率最大化”、“利益最大化”而把什么事情都要分三六九等。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丰田在同样的汽车召回上，美国车主的待遇与中国车主完全不同。在美国，丰田将提供“上门召回”的服务，并对亲自驾车返厂召回的消费者补贴交通费用，并在汽车修理期间，提供同型号车辆使用。而在中国，他们并没有实施这种待遇。这种“区别对待”让公众更加反感，不少车主上门闹事，很多媒体也站在了他们的立场。

在类似“区别对待”方面，丰田几乎处处犯错。在丰田章男的中国说明会上，有记者问“是否丰田在海外的产品质量不如日本本土产品质量好而造成召回”时，丰田章男回答更是让公众一头雾水，啼笑皆非。他说：“可以这样说，汽车是由道路创造出来的，这句话怎么理解？即使同样一款车，在不同国家和不同使用环境中，由于道路情况不一样，使用情况也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像一道菜的口味一样，同样是麻婆豆腐这样一道菜，在美国、在中国及不同的国家都会有不同的地方。”这就是这位跨国公司总裁在处理危机事件中的表现。

五、及时通报处理事件的进程

在危机事件中，通报结果并不是说把事情全部处理完毕之后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就完了，而是对处理的每个阶段性成果都应该进行通报，让公众看到企业对此事件的处理进程。

丰田公司总裁丰田章男在媒体上承诺，处理此次事件的所有环节都要保证透明。笔者认为这种态度很好，但需要提出的是，这一“透明”需要落到下一步的处理问题的所有环节并及时被公众知晓才行。

在这一点，肯德基和高露洁曾经做得相对较好。几年前，肯德基身陷“苏丹红”危机时，他们对事件的处理方式非常及时而透明，并且每当处理一件事情后都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公布结果，快速安抚公众的情绪，得到了良好的公关效果。高露洁也表现不差，在多年前的“致癌物”事件中，他们同样把事件的进程及时予以通报，甚至当时的电视广告全部换成通报信息的渠道，把及时通报做到极致。后来，蒙牛也有效利用这一做法，在“三聚氰胺”事件中，通过电视广告向公众及时通报相关处理进程，同样得到了良好的效果。

因此，笔者觉得，危机事件并可怕，可怕的是当企业处理事件时过多追求“利益”、过多强调“方法”而忽略了“态度”。

汽车召回，谁最霉？ 篇6

据国外机构研究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30年之久的联邦数据，得出结论梅赛德斯-奔驰召回率最低，宝马的处事效率最高。

该项研究由波士顿汽车媒体iSeeCars网站承办，囊括了15家主要车企及其子公司1980年到2013年的汽车销量。考虑到给汽车初始运行留有充足的时间，该机构对比了1985年至今年3月份各车企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提交的召回车辆总数。通过简单的数学运算，即可得出各车企的召回车辆数占总销量的百分比排名。

通用公司以召回数占总销量数65%的比重排名第三，换句话说也就是每出售3辆车就有2辆车被召回。（该数据尚未包括通用公司近期220万辆车的召回。）梅赛德斯-奔驰以28%的召回率排名第一位，马自达以55%的召回率排名第二。排名较后的克莱斯勒、沃尔沃、大众等，这段时间累积销量和累计召回量基本相当（存在同一辆车多次召回的可能），现代的车辆召回率最高。

就各车企针对问题车辆召回的及时性而言，宝马汽车排在首位，87%问题车辆的召回在该车型销售的三年内召回，这一点也是通用公司因点火开关问题以及丰田因无故加速问题激怒立法者的原因。同一标准下，日产、通用以85%的效率分列第二、第三。梅赛德斯-奔驰公司的数值为81%，丰田公司排在末位。

当然，召回率越低并不一定意味着该车企制造的汽车质量越高，可靠性越高。几乎每家车企的新车型均出现过大难题，但不会影响到整个生产线。（Malian）

丰田召回事件:思考与启示 篇7

一、丰田汽车召回事件

(1) 丰田汽车“召回门”经过。2009年10月, 丰田公司召回380万辆配置有问题踏脚垫的车款, 11月扩大召回范围, 再增加100万辆。2010年1月21日, 丰田公司在各方压力下宣布再召回230万辆, 1月27日丰田公司增加召回车款数量再加110万辆, 2月8日又召回43.7万辆, 截止2月9日丰田公司召回车辆达到900万辆。2010年2月24日, 丰田公司总裁丰田章男赴美国国会听证会接受质疑, 3月1日, 丰田章男直接从美国飞抵北京举行记者会, 就大规模召回事件进行说明和致歉。

(2) “丰田召回事件”的影响。从短期影响来看, 直接导致股价下跌、评级下降, 销量下降, 经济损失巨大 (召回问题车的巨额成本, 车型停售带来的损失, 以及巨额索赔等) , 与此同时竞争对手乘机争夺丰田市场 (通用、克莱斯勒、福特、现代出台优惠政策拉拢丰田公司客户) 。从远期影响来看, 丰田品牌受损、声誉下降, 严重影响消费者对丰田公司的信心、动摇丰田公司的霸主地位。丰田事件还对日本制造业和经济产生影响, 累及其他日系汽车品牌。与此同时丰田事件也引发蝴蝶效应, 大量品牌纷纷对旗下相关车型进行召回检修。丰田召回事件已经动摇了消费者对世界汽车制造业的信任。

二、丰田汽车召回事件的原因分析

(1) 官方解释的原因:由于油门踏板的踏板臂和摩擦杆的滑动面经过长时间使用, 在低温的条件下使用暖风 (A/C除外) 时, 在滑动面发生结露, 使摩擦增大, 使用油门踏板时有阻滞, 可能影响车辆的加减速。极端情况下, 油门踏板松开时会发生卡滞, 车辆不能及时减速, 影响行车安全。

(2) 表象是一个零部件故障。按照丰田公司的说法是CTS供应的油门踏板有机械故障, 而CTS的回应是“他们所制造的产品是经过丰田公司认可的”, “并且在任何情况下踏板都不会出现被踩下后无法恢复到怠速状态的情况”;与此同时CTS不只为丰田汽车供应油门踏板, 美国三大汽车集团之一的福特汽车, 以及本田、日产等日系品牌汽车也使用CTS公司提供的油门踏板, 然而这些品牌汽车却没有出现如此大的缺陷。

(3) 表层原因是技术问题。一是系统集成带来的系列技术问题, 据行业专家分析, 安全隐患反应在一个油门踏板上, 可能与电子传感系统、传感器系统的设计与位置、防范车辆出现故障的安全机制等一系列部件有关 (浮出水面的是踏板卡阻故障) 。二是设计问题, 之所以发生系列技术问题, 其源头是设计缺陷。

(4) 深层原因是管理问题。一是背离精益化管理理念, 管理的发展与企业发展规模不相匹配。高速扩张使其在人才管理、质量管理、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的发展速度却无法与扩张速度同步, 管理环节脱节埋下了重大质量隐患。二是供应商管理存在不足。一方面丰田公司对供应商的监管和质量管理体系贯穿不到位, 另一方面丰田公司的捆绑式供应商策略 (封闭式零部件体系、零部件通用化策略) 使系统性风险增加。丰田公司的这种配套结构体系正在受到三方面的挑战:首先, 与供应商的配套过于紧密容易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其次, 随着供应商资源趋于多样化、全球化, 建立一个透明、公正、全面的供应体系将有利于成本的进一步降低, 但过分密切的关系可能会妨碍采购过程的最优化;再次, 这种配套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不仅错失了供应商平等贡献的机会, 而且打击了外部供应商改进的积极性。

(5) 根本原因是发展战略问题。一是超越管理能力的高速扩张战略。1995年奥田硕担任丰田公司董事社长, 丰田公司的经营策略开始转变, 全球化市场的开拓步伐骤然提速。上台伊始, 奥田硕就语出惊人:丰田公司首先要占据全球汽车市场的10%, 到2010年要达到通用汽车当时的市场占有率15%。10年时间使丰田公司在海外的生产工厂已经翻了一倍。在这个疯狂的战略目标下, 速度被放在了首位, 而丰田公司赖以起家的精益生产、精益管理被淡化了。二是过度低成本竞争战略。丰田公司过于追求研发速度和成本控制, 从而降低了对技术储备和质量控制的重视程度。从2005年到2009年, 是丰田公司扩张最快的5年, 同时也是丰田公司在全球的召回事件频发的5年。在汽车生产全球化时代, 为降低成本改善收益, 零部件生产大都委托海外相关厂商生产。同时丰田公司采用零部件通用化生产模式, 即在不同级别的车型上采用相同的零部件供应商以节约制造成本, 不断压缩零部件采购成本, 简化零部件设计开发和试验阶段, 配件质量难以保证。丰田章男在2009年6月提出, 2013年推出的新车零部件价格要降低30%, 如此降成本, 供应商就很有可能牺牲质量。丰田公司过度追求低成本的战略要求零部件厂商不断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缩短交货期, 必然会牺牲产品质量。与此同时因为路试成本高很多丰田汽车没有经过现实的路试, 只是进行实验室里的模拟实验。由于丰田汽车公司过分强调节省成本, 使产品的用料和制造都向降低成本看齐, 从而导致了丰田大规模召回事件的发生。

(6) 外部原因是美日关系、国际政治和贸易摩擦问题。日本社会普遍认为“丰田危机”的原因是美国在借此敲打日本, 一些学者 (尤其是日本学者) 认为丰田公司是两国政治和贸易保护的牺牲品。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美国政府成为美国汽车业的股东,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 美国加强了对丰田公司和日本汽车业的监管力度。有业内资深人士认为, 丰田公司2008年的巨额亏损是被夸大的, 在财务上以折旧的名义计提了约100亿美元, 目的是为了不让美国政府认为是丰田公司打垮了美国汽车业。但国际关系论和贸易保护主义也仅仅是一个外部原因, 产品质量如果不出问题, 美国也抓不住把柄、无从“敲打”丰田公司。

总之, 无论是设计问题、成本问题, 还是管理问题, 都受制于丰田公司的发展战略, 丰田公司奉行的低成本快速扩张战略, 都使得其设计、生产不能正常确保, 管理跟不上快速扩张的触角, 其战略导向必然带来设计、制造和管理各个环节的相应举措, 从而酿成了最终的质量问题。因此丰田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背离精益化管理理念是“召回门”的根本原因, 其奉行的战略决定了丰田召回事件的必然性, 单单从丰田公司惊人的召回记录也会发现“召回门”绝非偶然。

三、丰田汽车召回事件对我国政府的启示

(1) 我国亟需健全涉及公众消费安全和公共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在丰田召回事件中, 我国消费者发现在缺陷汽车产品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尚没有法律依据可循, 唯一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还只是一个部门规章。其实我国的许多消费品行业都存在这一问题, 致使消费者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

(2) 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与消费品管理行业的组织体系亟待完善。本次丰田召回事件, 美国遭谴责的主要对象是相关政府部门, 而我国民众甚至找不到可以质疑的主体。我国与汽车召回可能相关的部门包括质监局、交通部门、公安机关、检查机关和消协等, 然而各自的处理权限有限, 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丰田召回事件凸显了我国在消费品管理方面的组织体系不完善、职责主体不清的问题, 亟待健全体系、建立机制, 实现协调运转。

(3) 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对出口产品的质量管理, 防止遭受贸易保护主义。日本社会普遍认为丰田公司是两国政治和贸易保护的牺牲品, 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死灰复燃”。丰田危机也提出了全球跨国公司面临当地政治、社会因素挑战的问题。面对当前世界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新趋势, 我国必须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 使出口产品质量无可挑剔;另一方面也必须做好自身的危机管理和应急管理能力建设, 时刻谨防贸易保护主义给我国企业带来损害。

总之, 丰田公司“召回门”给中国政府的最大启迪, 也许不是企业对产品质量的重视, 而是国家对法律治理的重视, 我国有太多的基础性法律、制度需要完善。

四、丰田汽车召回事件对我国企业的启示

(1) 企业发展战略应具备正确的导向和定位, 必须处理好快速发展与稳健发展的关系。近几年, 丰田公司似乎偏离了其强调谨慎、按需生产、追求商品竞争力的“丰田之道”、背离了其引以为傲的精益管理的精髓, 过于迷恋快速扩张, 放弃以往稳扎稳打的企业战略, 终于铸成大错。快速扩张的发展模式无所谓对错, 但在无限追求企业规模的过程中应该控制好快速发展和稳健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长期形成的优秀企业文化指导下, 能够客观分析和处理外部威胁和机会、内部优势和劣势之间的相互关系, 科学预测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 合理整合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 有效控制生产经营管理各环节的平衡协调, 才能使公司的快速发展立足于坚实的土壤之上。我国许多企业处于高速发展时期, 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 必须进一步强化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地位, 处理好快速发展与稳健发展之间的关系, 客观分析内外部环境, 根据企业现状和特点实现科学发展与平衡发展。

(2) 企业行为要有高度社会责任感, 必须充分重视产品质量、强化服务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在当今的国际化市场环境中, 对质量、服务、社会责任的关注和追求都已经成为成功企业的显著标志, 并深刻而长期影响着企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成就, 企业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在赢利的同时将产品质量和服务意识作为发展的根本, 注意履行对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 努力服务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

(3) 企业风险管理和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成为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丰田公司危机管理存在漏洞是这次事件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美国《危机管理》一书的作者菲克普曾对《财富》杂志排名前500强的大企业董事长和CEO所作的专项调查表明, 80%的被调查者认为, 现代企业面对危机, 就如同人们必然面对死亡一样, 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危机发生的具体时间、发生范围、发展态势和影响深度, 是很难完全预测的, 其发生往往会在短时间内对企业或品牌产生恶劣影响。这要求企业必须培养强烈的风险管理意识, 建立均衡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 尤其是在企业处于高速发展的时候, 不能因为成绩而忽略了可能存在的危机。在互联网时代, 任何一个小问题会无限放大, 就有可能让一个企业轰然倒地, 对此, 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同时, 在出现问题时要快速反应, 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知识经济时代, 广大企业必须强化风险管理意识、营造风险管理文化、建立健全科学快速高效的危机管理机制。

(4) 精益管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但必须在实践中与时俱进。丰田召回事件正的出现正是其背离了精益管理的精髓。精益管理源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所创造的丰田公司生产方式 (TPS) , 它已经被作为经营哲学渗透进了丰田公司的各个方面。它提出的适时生产、看板管理、标准作业、精益化、自动化等生产管理理念改变了日本企业的经营方式, 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工业的飞速发展, 并已成为一部国际通用的企业教科书, 被称为“改变世界的机器”。与此同时, 精益管理也需要与时俱进, 近几年频繁发生的召回事件说明丰田公司的精益管理中的某些东西已经不能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仍然保证可靠的产品质量, 或者说精益管理中的某些原则因为过分追求成本控制而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精益管理已经诞生了50多年, 在这个过程中, 汽车工业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因此, 精益管理也必须不断根据时代特点进行改进。

(5) 采购管理和供应商管理是产品质量保证的关键, 采购成本控制必须适度, 实现与供应商的共赢、和谐共同发展是基本原则。丰田公司因为采购管理的质量保证体系出现纰漏, 以及过度依赖低成本, 致使零部件质量出现问题, 从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反思广大企业的采购工作, 一方面必须建立起供应商质量保证体系, 另一方面在采购过程中, 最大限度降低采购成本的同时, 也必须考虑供应商的合理利益。

参考文献

[1]、王安杰.通用破产和丰田召回给中国汽车工业的启示[J].汽车与配件, 2010, (3) :22-25.

[2]、孙建业, 王柏苍.丰田汽车召回事件对我国石油企业的启示[J].国际石油经济, 2010, (3) :1-3.

[3]、杨芳.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看丰田汽车召回事件[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0, 29 (2) :136-137.

[4]、顾晓敏.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目标成本规划及对我国企业的启示[J].华东经济管理, 2001, 15 (5) :122-123.

[5]、王炳成, 李洪伟.丰田生产模式的实现基础研究——供应商集群的视角[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9, (6) :120-124.

[6]、张玉来.回归“现场主义”:丰田战略转型[J].现代日本经济, 2010, 170 (2) :45-51.

[7]、刘勇.谁害了丰田[J].商界 (评论) , 2010, (4) :24-31.

汽车召回事件 篇8

一、进口食品召回的理论分析

进口食品召回制度是一种消除缺陷产品危害风险的积极有效的补救措施[1]。实施食品召回制度的目的是及时收回缺陷进口食品, 避免流入市场的缺陷进口食品对大众人生安全损害的发生或扩大, 维护消费者利益。

强烈的国家干预性决定召回制度是一种独立于民事与行政的特殊经济法律制度。对于涉及外国进口食品的召回方面, 基于维护国家司法权的独立性和对国民的有力保护, 在外国食品召回方面必然体现更多的国家干预性质。

(一) 召回制度本身具有鲜明的国家干预经济特点

1.召回主体的公权性

我国《食品召回管理规定》规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是食品召回的监督管理主体。对产品缺陷的检测和鉴定往往要求先进和复杂技术和设备, 这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是不大现实的, 普通消费者往往难以自己发现产品的缺陷和潜在危险。因此, 国家的公权力介入, 并通过法律手段要求生产者主动召回缺陷产品更能体现对处于弱势一方的消费者的保护, 体现了该项制度的国家调控性。

2.召回程序的严格性

在产品召回过程中, 之所以其程序更加具有“强制力”, 原因之一就是国家公权力的介入。产品召回的阶段分为:首先是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发现缺陷产品或者生产商制造商自行发现缺陷产品, 继而生产制造商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召回计划并报主管部门审定, 然后正式进入实质的召回程序。从程序上分析, 国家公权力的介入是产品召回程序的启动之处, 国家干预的特点也是非常明显的。

3.召回监督的严谨性

在整个召回的召回程序中, 国家公权力无时无刻不在行使着其监督权, 从而促使产品召回计划的有序进行, 直到最终的结束。因此, 召回的监督方面也离不开国家的干预。

(二) 进口食品召回法律关系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关系

在进口食品的召回过程中, 由于该种经济活动本身涉及到国外企业与国内法律的衔接问题, 也必然遇到更多国家主权问题, 因此, 国家必须要更加注重其“大手”的调控作用, 在保证涉外经济活动的市场主导性的同时, 对外国产品的质量监管采取严格的审查, 在进口食品召回制度中注射进更多的公权性因素。

与一般产品召回相比, 进口食品的召回在国家干预, 或者说在独立性方面表现得则更为明显,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 由于召回主体一方涉外, 仅仅依靠企业力量本身难以启动召回程序, 因此, 政府有关部门一般需要介入, 作为受害国企业或者民众的有力后盾;其二, 由于召回程序方面涉及到进出口问题, 因此, 海关等部门必然受到一定的牵涉,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家的介入。

二、进口食品召回的现状调查

目前, 我国28大类525种食品都被纳入了食品安全质量准入制度, 《食品召回规定》覆盖了全国数量庞大的食品行业和企业, 涵盖生产和销售领域。我国市场经济目前正处于重要的转轨时期, 随着加入WTO和逐步融入全球经济, 食品进出口愈加频繁, 而进口食品的问题也逐渐增多, 调查结果如下:

(一) 我国进口食品召回的概况

据有关数据统计, 通过海关正常渠道进口的食品1%左右是不合格的, 从近几年来的情况来看, 缺陷进口食品的曝光频率越来越高, 甚至包括一些大众熟知的国际知名品牌, 例如某矿泉水被检测出菌落总数超标、某问题奶粉、“问题白兰地”等等[2]。近几年日本某含铯奶粉等进口食品安全问题接连发生, 而这些问题食品的生产商在进行“全球召回”都撇开了中国, 使我国国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合法保障。

(二) 我国进口食品召回制度存在的问题

存在缺陷问题的进口食品越来越多, 而我国又缺少有效的召回机制予以救济, 致使我国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强有力的保障。2013年2月2日, 国家质检总局公布《进出口乳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进口乳品进口商应主动召回存在安全问题的进口乳品并向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报告, 这是我国首次单独对一类进口食品召回作出规定, 但其范围仅限于进口乳品。目前我国进口食品召回制度的缺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1.召回程序启动难

进口食品批次存在安全问题, 显然, 其生产商是最终责任承担者, 而鉴于进口食品生产商的涉外性, 当生产商怠于履行召回义务时, 我国行政机关无法直接责令其进行召回, 由于进口商或销售者在召回关系中只起协助作用, 若强行要求他们独立承担召回责任, 事后仅凭企业力量很难向国外生产商追偿, 则严重阻碍国内企业的发展。因此, 进口食品召回程序启动的难度较之国内食品的召回进一步加大, 并且召回进口食品效率低下, 从而难以保证国内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

2.召回责任主体不明

食品生产者是食品召回的实施者, 其中进口商和代理商成为连带责任主体, 而销售商、租赁商起协助作用。由于进口食品的特殊性, 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代购消费者的问题, 即没有经合法注册的进口商, 只是普通公民代替消费者出国购买商品, 在这种情况下, 当进口食品出现安全问题, 由于代购消费者只是民间个人, 不是合法注册的进口商, 难以与国外生产商取得联系, 致使国内消费者没有有效途径请求国外制造商召回缺陷食品, 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切实保障, 这是造成进口食品在我国召回率低的原因之一。

3.召回信息的不流通

没有有效的进口食品召回信息交流机制, 使得消费者不能随时反映进口食品的缺陷问题和及时得知进口食品的召回消息, 也使得生产者、政府管理部门及时了解进口食品缺陷和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最终导致国内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遭到损害。

三、进口食品召回的程序探究

概括而言, 召回程序包括缺陷产品发现、风险评估、产品缺陷鉴定、召回确认和召回计划的制定、发布召回信息、召回实施、验收和召回终结。而目前国内立法并没有对进口食品的召回机制进行明确规定, 进口食品的召回程序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结合美国蔓越莓干召回事件,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进口食品的召回程序进行完善:

(一) 启动进口食品召回程序的分析与设想

目前我国启动召回的方式有主动召回和责令召回, 其召回程序启动的主动权分别掌握于生产者与行政机关手中, 而在生产者不主动召回缺陷进口食品且行政机关又怠于行使监督职能的情况下, 消费者无法采用切实有效的救济措施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鉴于此, 可以由个人或相关组织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启动召回程序。考虑到进口食品召回的涉外性, 须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1.起诉方主体资格的认定

通过法院判决使制造商或销售商承担缺陷食品召回的法律责任, 提起诉讼的公民个人或者相关组织实际上是在进行公益诉讼, 而公益诉讼若采用“任何人”原告标准则可能会导致公益诉讼的效果适得其反, 可能对“私权自治”原则造成破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标准及《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直接相对人”标准, 皆对提起诉讼的原告审查过于严格, 不能成为我国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标准。研究美国法官的判例, 很容易就会发现美国关于原告的起诉资格没有统一的标准, 法官们会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而灵活地适用原告资格标准, 在此过程中, 确立了“实际损害”原则, 只要原告能证明受到了事实上的损害, 即可提起诉讼。相比之下, 采用“好事者除外”[3]原告标准能较好地修正“任何人”原告标准的缺点, 法院应推定每一个起诉者都非“好事者”, 即在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之前, 法院必须确信每一起诉者都具有原告资格。法院一般应在庭审中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来决定起诉者是不是“好事者”, 但在被告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的情况下, 法院也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对起诉者的原告资格进行审查。在司法实践中, 直接利害关系人、检察机关、国家职能部门、社会团体等都不被认定为“好事者”。因此, 在美国蔓越莓干召回事件中, 受到损害的消费者、消费者协会、检察机关等均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以国内的进口商为被告要求其启动蔓越莓干的召回程序。

2.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担

经营者和消费者的交易是一种专业对非专业的交易关系, 经营者知悉商品的性能, 熟悉顾客心理, 处于主动有利地位, 而普通消费者获取商品和服务的相关信息不足, 所获知的大多是经过经营者加工的非原始的消费信息, 处于弱势地位。简而言之, 信息不对称决定了消费者的弱势地位, “谁主张, 谁举证”原则显然使消费公益诉讼的原告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 在公民个人或相关组织向法院提起启动召回程序的诉讼中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4], 即如果主张方的相对方不能以相反的证据推定此免证事实, 法官就要推定此免证事实存在从而适用以此免证事实为前提条件的法规范。原告只需提出消费者合法权益或消费领域的公益已遭受损害或将遭受损害的事实的逐步证据即可, 其他的举证责任就转移给被告承担。在美国蔓越莓干的召回事件中, 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启动进口食品的召回程序时只要求提出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证据, 由蔓越莓干的进口商或生产商对损害事实和其生产或销售的食品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 若被告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法官应推定两者存在因果关系, 原告的诉讼主张成立, 则应判决进口商或生产商实施对美国蔓越莓干的召回。

3.法院判决的效力

由于有缺陷的进口食品的销售是针对不特定的广大消费者人群, 因此, 在“好事者”向法院提出启动召回程序的诉讼请求时当事人的具体人数是不确定的, 而其他受害消费者与起诉人具有同种类法律利益, 也应当可以利用同一诉讼程序请求司法保护, 这决定了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审理做出的裁判效力具有特殊性, 即裁判效力的扩张性。既判力扩张分两类[5]:一是绝对扩张, 即判决既判力产生对世效果, 及于所有案外消费者;二是相对扩张, 即判决对于应当收到赔偿而为参加诉讼的具体消费者产生法律效力。根据立法的保护弱势者原则, 在此类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中应充分考虑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实现, 因此, 法院的判决具有绝对扩张性, 对受到有缺陷的进口食品损害的消费者均有法律效力, 这样才能尽最大可能地保护消费者的弱势地位, 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此外, 由于进口食品的涉外性, 国内法院的判决在外国领域是否生效取决与国外政府是否承认, 因此, 为了使法院判决得到切实有效地贯彻实施以及维护国内法院的权威, 须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合作。由此可见, 美国蔓越莓干事件中在法院判决启动蔓越莓干召回程序后, 需要就相关问题与美方政府进行协商, 由美方政府要求Ocean Spray公司扩大其在中国的召回力度, 增进两国政府之间的合作。

(二) 进口食品召回程序的实施和完善

1.完善进口食品召回信息交流平台

国家质检总局已建立了信息管理系统, 统一收集、分析与处理有关食品安全危害信息, 从而保证将所有食品纳入食品召回程序, 而我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并没有针对进口食品召回的信息发布做出明确规定。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要求国家质检总局建立国家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信息系统, 承担信息收集任务, 包括车主的投诉信息和消费者协会、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汽车制造商、销售商、进口商、维修商、保险公司等单位的质量问题信息等, 由此形成缺陷汽车召回的多方信息交流平台。借鉴缺陷汽车召回的信息管理系统, 我国应建立和完善进口食品召回的信息交流平台, 由于进口食品的涉外性, 应将外国政府及生产商参与到进口食品召回的信息交流中, 以便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问题, 有效实施进口食品召回, 提高食品召回效率。例如, 在美国蔓越莓干召回事件中, 通过这个进口食品召回的信息平台, 可以切实加强中美双方的合作, 将蔓越莓干召回信息及时通知国内消费者, 同时增进与美国Ocean Spray公司的沟通, 共同促进美国蔓越莓干的高效召回, 切实保障国内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建立进口食品召回责任的保险制度

我国进口食品召回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昂的召回成本, 单靠生产商或销售商的自身实力难以承受其巨额费用。产品召回保险[6], 是承保有缺陷的被保险产品必须召回所产生的“召回费用”, 包括告知费用、运输费用、仓储费用、销毁费用、雇佣额外劳动力费用、员工加班费用、重新配送费用、聘请专业顾问进行危机处理的费用以及其他合理及必要费用。因此, 进口食品召回的责任保险能够达到转嫁召回成本的目的, 使得第三人承担进口食品召回的风险责任, 由此增强进口食品生产商、销售商的损害赔偿能力。为了确保进口食品的有效召回, 我国可以在进口食品投入我国消费市场时要求其生产者或消费者出具召回责任保险证明, 比如, 来自欧美的商家一般都会要求出口企业出具产品责任保险证明甚至是召回责任保险[7]。在美国蔓越莓干召回事件中, 如果我国相关规定要求其在我国消费市场销售之前购买召回责任保险, 那么美国Ocean Spray公司在能到保险赔偿金支持的情况下, 自然对中国市场中蔓越莓干的召回力度也大大加强, 从而使得我国广大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得到切实保障。

(三) 进口食品召回中法律责任的完善

因为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进口食品的召回做出详细规定, 所以进口食品召回中的法律责任体系尚有很多不足, 只有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均达到对不积极履行召回义务的惩戒力度, 才能从根本上激发进口食品生产商、进口商实施召回的主动性, 有效提高进口食品在我国的召回率。

1.民事责任的完善

由于缺陷进口食品对消费者实际生活不可避免会造成影响, 生产者或销售者应当对消费者进行必要的经济补偿。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1条规定, 消费者获得赔偿权, 其种类和范围包括:财产损失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 人身损害赔偿又包括健康、生命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为了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经济补偿应当包括消费者购买该进口食品的损失以及之后由于该进口食品的缺陷所造成的财产或精神损害赔偿。因此, 如果消费者食用蔓越莓干后对自己的身体造成损害, 蔓越莓干的进口商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而之后其可以向美国Ocean Spray公司进行追偿。

2.行政责任的完善

进口食品的生产商、销售商不切实履行好召回义务, 使有缺陷的进口食品危害广大消费人群的生命、健康, 仅仅运用民事赔偿的方法是难以补救的, 因此, 运用行政法律及时、果断、强制性地制止和制裁这种不召回行为是我国立法的必然选择。我国《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首次规定了不履行食品召回义务的行政责任, 即“予以警告,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以2万元以下罚款。”显然, 2万元的限额罚款不足以对生产商或销售商产生威慑作用, 而食品是民生之本, 不安全的进口食品具有不可估量的危害性, 所以有必要对行政处罚的最高额进行适当上调。

3.刑事责任的完善

进口食品安全与人们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 关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因此, 进口食品的有效召回有赖于刑法制度的保障。

其一, 增设拒不履行召回义务罪[8]。由于进口食品的涉外性, 如果仅仅受民法和行政法的调整, 制裁力度不够, 就更难以保证国外生产者、进口商切实履行缺陷食品的召回义务, 结果导致我国进口食品的安全问题更加严峻, 有必要将不履行该义务、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予以犯罪化, 促使食品生产者、经营者在发现不安全食品后积极防止、减少危害结果的发生, 同时也对其他的食品生产商或销售商起警示作用。

其二, 增设不履行召回义务的资格刑。结合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具体情节和危害结果, 对于进口食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再在我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加以限制, 是对其犯罪行为罪恰如其分的处罚。在美国蔓越莓干召回事件上, 美国Ocean Spray公司主动履行召回义务, 降低危害结果, 尽管在我国的召回效果不佳, 但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限制其在较短一段时间内不得在我国销售产品。

参考文献

[1]李昌麒.经济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2]肖平容.略论消费公益诉讼的制度缺位与立法构建[J].消费经济, 2011, (02) :91-94.

[3]许清清, 颜运秋, 周晓明.好事者除外: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标准[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02:75-79.

[4]肖平容.略论消费公益诉讼的制度缺位与立法构建[J].消费经济, 2011, (02) :91-94.

[5]王作洲.既判力研究[D].吉林大学, 2009.

[6]张晓婷, 谢志利, 李文飞.我国缺陷产品召回保险制度探析[J].标准科学, 2012, (09) :58-63.

[7]杜波, 彭亚拉, 王仕平, 张睿梅.论我国食品召回责任保险制度[J].食品科学, 2008, (09) :676-679.

汽车召回事件 篇9

一、东芝公司的召回事件

东芝是一家有着130年历史的知名跨国企业集团, 拥有日本最大规模的研究开发设施, 不懈的创新和开拓, 使东芝一直走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从推出日本最初的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产品, 到开发世界上第一台笔记本电脑, 第一个16MB闪存, 世界最小的0.85英寸HDD;打造先进的HDDVD技术;研究制造新型SED显示屏, 东芝创造了很多“世界第一”。但从1999年开始, 东芝集团打造的电子产品接二连三的开始出现问题:

1999年3月, 两名美国的东芝笔记本电脑用户以“电脑内置的FDC半导体微码有瑕疵, 存在引起存盘错误而导致数据破坏的可能性”为由, 将东芝美国信息系统公司当做被告, 向美国得克萨斯联邦地方法院提出了集体诉讼。1999年10月, 东芝公司与原告达成和解协议, 凡是东芝笔记本电脑的所有美国用户, 都可获得东芝公司提供的赔偿。

2000年东芝笔记本电脑又曝出质量问题, 东芝在美国市场又采取了政策措施。

2004年东芝因笔记本内存故障召回9款机型。

2008年12月底, 网络媒体首先爆出多起消费者投诉东芝液晶电视“竖条”缺陷。首批40多位投诉者称, 所购东芝46XF300C液晶电视在使用2000小时左右后, 屏幕上出现一条或者多条彩色、黑色竖线, 用户将这种现象称为“恐怖的竖条门”。随后, 又爆出“换屏后再现竖线”、“换了还坏”的问题。用户认为, 东芝此款产品存在明显的质量缺陷, 并强烈要求厂商实施召回。

2010年9月2日, 东芝公司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4.1万台笔记本电脑。召回公告显示, 该批笔记本在接入交流适配器工作时会产生过热情况, 电源插头附近外壳可能会因过热而变形, 从而对用户构成灼伤威胁。

二、缺失的质量成本管理

东芝一系列质量损失事件是企业缺失质量成本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产品因不符合要求而引发的质量成本损失不仅给企业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 而且也带来很多间接的不可估量的潜在损失。这些损失对企业名声、信誉造成影响, 冲击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降低了企业利润。

(一) 质量成本和质量成本管理

在这里所指的“质量”汇集了包括生产、技术、管理、信息沟通、服务等各个方面的工作, 形成了质量成本。

那么, 什么是质量成本呢?质量成本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低质量产品而发生的成本以及由于出现低质量产品而导致的成本, 它包括四方面的内容:

(1) 预防成本。为了防止出现低质量产品而发生的成本, 包括薪资奖励费、工作培训费、审核认证费等。 (2) 鉴定成本。为了确定产品是否符合顾客要求而发生的成本, 包括检验测试费、检测设备折旧费、管理费用等。 (3) 内部失败成本。是指由于低质量产品在送达顾客之前被发现而引起的成本, 包括外退返修、市场保险费、索赔、事故处理费等。 (4) 外部失败成本。是指由于低质量产品在送达顾客之后被发现而引起的成本, 包括返修损失、废品损失、事故停工损失等。

质量成本管理指的是企业动员与质量有关的部门和员工对质量成本进行预测、计划、核算、分析、控制及考核等环节所进行的一系列组织活动。这是一种企业行为, 也是任何一个向顾客、社会提供有价值产品, 追求卓越绩效的组织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管理活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企业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 必然要追求风险、成本、效益的最佳化, 也必然开展质量成本管理。

(二) 东芝公司质量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

质量成本管理的目的之一就是使投入于质量管理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 然而东芝公司质量成本管理的现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1. 对质量成本管理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从东芝公司召回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以来, 集团内部已经开始开展质量成本管理工作, 但目前企业参与质量成本管理的人员仅限于质量部门的员工, 且质量成本管理也只涉及主要工序并不是全方位的质量成本管理。不论从开展面上还是从开展的深度上, 与完善的质量成本管理还有一定的差距。产生这些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东芝的领导者和具体的工作人员对质量成本管理的重要性还缺乏正确的、本质的认识。

质量成本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是质量管理工作及其效果的价值形态管理, 是提高与深化全面质量管理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质量成本是伴随着产品质量的形成而产生的。质量成本寓于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制造、使用的全过程, 存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 这就决定了质量成本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损失管理和控制的面非常宽, 所以必须对产品实现的全过程实施质量成本管理和控制, 同时要求企业各职能部门和各生产单位必需全员参与质量成本管理和控制。。

2. 质量损失过大。

所谓质量损失, 是指企业为确保或提高产品质量而发生的费用支出, 以及由于未能达到质量标准而造成的价值损失。它不仅包括为提高质量实际支出的费用, 还包括因品质缺陷导致的价值流失。

根据可识别性质量损失分为显性质量损失和隐性质量损失, 其中显性的质量损失是指预防成本、鉴定成本、外部损失和内部损失等四个方面, 而隐性的质量损失就指的是由于低质量产品的产生而导致的顾客的流失, 产品价格的流失, 供方成本的转嫁以及生产率的流失。

东芝公司从2008年开始产品显性质量损失呈迅速攀升的趋势。其中, 外部损失呈现出较快的增长速度, 2010年占到了显性质量损失的70%, 如图1所示:

同时, 由产品品质不良导致的价值链机会成本损失是隐性质量成本的本源:a.在顾客流失这方面, 老顾客因维修而在二次选购时放弃选择原品牌, 导致企业损失原可获得的利益;而经口碑传播建立某品牌不良品质形象的潜在选购者 (新顾客) , 当其中部分人作现实购买时放弃该品牌, 会导致该企业流失利益。b.价格损失:中低价位的该产品, 与主要竞争对手相比, 产品品质差异因素带来的售价差异平均超过10%。C.生产率流失:将投入到不良品返修的劳动力和设备资源转化为生产合格品可获得的收益, 事实上, 同等条件下返修生产往往低于正常生产效率。d.供方成本的转嫁:供方的部分质量成本损失会通过后期成交价格、供货质量、议价能力变化等方式转嫁给购买者。这部分转嫁的质量成本, 主要体现为筛选不合格退货物料价值、物料在线下线导致的生产率流失。

因此, 东芝公司隐性的质量损失是显性质量成本的2倍以上, 公司电子产品一连串召回事件不仅损伤的企业经济效益, 同时冲击了产品的市场力, 公司的品质脆弱严重的削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3. 质量成本管理和财务管理存在不协调。

质量成本是质量管理深入发展和财务成本管理必须研究的问题, 而质量成本管理只是过程, 其目的是成本控制。“资源管理”的核心是财务资源管理, 即通过适当增加质量预防成本的投入使质量鉴定成本、内部失败成本和外部失败成本降低到较低的水平。由于东芝公司的财务会计标准与质量成本的核算标准存在着不协调, 没有统一由财务部门核算, 而是两条腿走路, 由质量部门自己负责质量成本的统计与核算, 导致质量成本项目或数据的界定不尽完善, 难以很好地与财务数据接轨, 同时又重复浪费人力资源, 并没有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4. 在考虑产品或服务质量时, 忽视了的要求标准。

东芝公司在质量成本管理时, 一直是从自身的角度考虑质量水平, 公司把从内部获取的质量成本信息作为依据, 找出使公司的预防成本与鉴定成本之和等于内部损失成本与外部损失成本之和所处的最低质量成本点, 并将其作为工作中要实现的目标。公司一直以为这样就可以使企业的总质量成本最低, 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但是这样的最低点有可能忽视了顾客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和期望以及因产品质量缺陷而导致企业信誉损失等造成的隐性成本, 结果便可能导致企业的信誉损失超过质量成本节约。

现代商业社会竞争激烈, 企业只有按照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才能避免被竞争所淘汰, 也只有高质量的产品可以立足于市场, 处于不败地位。

三、加强质量成本管理, 注重质量和效益的统一性

召回事件为东芝公司的企业形象, 信誉, 经济统统都带来了质的冲击, 这种事情的发生现在看来并不是偶然, 而是必然。缺失的质量成本管理给企业带来损失, 开展有效的质量成本管理对改进产片质量, 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素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质量成本管理可以找到本企业质量成本构成的最佳比例, 进而确定满足顾客的最佳质量水平提高企业效益。因此, 强化质量成本管理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落实:

(一) 建立全面质量成本管理体系

东芝公司应当把质量成本管理放在战略管理的高度, 重视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 注重行业价值链和竞争对手价值链的分析, 在整个市场环境中予以全面考察, 不是把眼光仅仅放在生产阶段的质量成本控制上, 而是把质量成本控制放在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的整个价值链来考虑。全面质量成本管理引导企业从质量成本发生的根源上寻求减少或消除无效的质量作业, 控制企业资源耗费, 使企业质量成本管理更加有效。

全面质量成本管理体系的建立和运行, 是一个全员参与的重大工程。 (1) 组织强有力的推行团队。高层领导者的决心对于全面质量成本管理体系的推行能否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 一个强有力的团队, 就成了推行体系实施的主要担当者, 必须具备专业的管理知识和技术素质, 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2) 制定详细的质量成本管理推行计划。明确质量成本的分类, 明确各个责任中心的职责。 (3) 进行全公司质量成本管理培训。培训是必须的, 而且要保证接受培训的人员一定要完全清楚明白, 不能一知半解就开始推行运作。 (4) 全面质量成本管理体系的试运行。对试运行阶段的状况进行总结记录, 并不断的完善。 (5) 全面质量成本管理体系的全面运行。积累经验, 不断完善, 在东芝公司全面推广。

(二) 明确最佳质量成本水平, 建立正确的“零缺陷”理念

零缺陷理念最基本的主张是:把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降低到零是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质量成本的最优水平是零缺陷。企业通过适量的增加预防成本和鉴定成本, 可以使内部损失成本和外部损失成本逐渐减少, 当企业有一定管理经验时, 企业的预防成本和鉴定成本可以不再增加, 内部损失成本和外部损失成本将趋向于零, 并且内部损失成本和外部损失成本降低所获得的收益将大于企业增加的预防成本和鉴定成本, 总质量成本达到最低, 甚至可能降为零。即当企业产品的质量接近于零缺陷时, 企业的总质量成本最低点, 是企业最终所要追求的目标。

因此, 企业在重视零缺陷的管理时应建立正确的零缺陷观念, 提高员工一次就把事情做对的零缺陷意识和员工的质量成本观念, 动员企业全体员工的积极性, 提高实现零缺陷的自觉性, 才能让每一位员工都按照符合顾客的要求标准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 合理安排产品的生产计划并进行生产。从而为实现质量、成本、效益三者的最佳平衡点做贡献。

(三) 适量增加预防成本的投入

零缺陷理念下的质量成本管理认为产生质量的体系是预防, 因此它注重质量成本的事前管理和过程管理, 强调适量增加预防成本的投入。产品的质量产生于产品的生产过程通过预防可以避免不合格产品的产生, 减少内部损失和外部损失。鉴定成本是为在产品生产后为检验其中的不合格产品而进行的, 但是检验不能产生质量, 为了减少质量成本, 实现质量成本的零缺陷, 需要加大对预防成本的投入。因此提高预防成本、降低失败成本是改善东芝公司现状的一个关键环节。

保证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 使产品缺陷和偏差的数量随之减少, 这就意味着故障成本的降低。质量成本的高低是衡量企业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一把尺子, 以最经济的手段生产出用户最满意的产品, 适当增加预防成本是可取的、有益的、必须的, 这从根本上保证了产品的质量。质量成本是实际的、客观存在的, 因此, 做好质量成本管理可以促进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和持续改进, 从而达到控制成本, 提高企业竞争力和经济效益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毛建仓.零缺陷质量管理探析[J].航空标准化与质量, 2001 (6) :23-24

[2]刘丽峥.浅谈企业质量成本管理[J].现代商业, 2008 (18)

[3]王又庄.衣延章主编.质量成本与质量责任会计.大连,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2年1月第1版.

汽车召回事件 篇10

无独有偶。惠普并不是第一个深陷“质量门”的知名外企, 时下越来越多声名显赫的洋品牌, 从食品、化妆品、服装到电器、汽车, 不断陷入“质量门”事件。短短两个月内, 丰田、本田、现代和通用发布各类召回公告, 全球正在掀起汽车召回热潮;东芝、富士通、NEC、HP等4个国际知名品牌的5个型号笔记本电脑被责令停止销售, 并予以立案调查。市场分析人士指出, 近年很多洋品牌被爆出“高价位、低标准”, 且在面对质量问题时, 洋品牌一般都采取推三阻四、敷衍了事的态度, 就像惠普在这次事件中一样, 敢于一次次触及中国消费者的心理底线。惠普公司之所以迟迟不宣布召回问题笔记本电脑, 其重要原因在于, 我国目前尚无缺陷电子产品召回制度。

一、我国缺陷电子产品召回管理现状

2004年, 我国第一个有关缺陷产品的召回法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开始施行。此后, 《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食品召回管理规定》、《药品召回管理办法》也相继出台。这些召回法规的出台, 在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电子产品出现质量缺陷时, 消费者只能参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三包”法规来解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第2款规定, “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 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仍然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 应当立即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 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我国目前的《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对缺陷产品的管理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 但没有具体规定行政主管部门对系统性缺陷及其责任主体的管理方式和原则, 也没有明确规定责任主体消除系统性缺陷产品所带来的危害的具体措施。虽然“三包”规定可以作为维权依据, 但其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能力有限。例如, 有关条款对产品的退换货时限规定得太短, 往往只有几天时间。而许多家电产品的缺陷往往要使用数月, 甚至数年才能显现。届时显然早已过了“三包”所规定的追溯期, 这使得我国的消费者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据了解, 现阶段IT行业仅仅出台了“三包”政策, 即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与消费者约定, 承担包修、包换、包退的责任。因此, 目前尚无明文法律规范电子类产品包括笔记本电脑在内的产品召回行为。

2000年5月, 美国东芝笔记本电脑用户对日本东芝公司提起索赔诉讼, 原因是东芝笔记本电脑软驱控制器存在隐患, 可能导致用户数据毁坏或丢失, 东芝公司向所有在美国购买了涉案电脑的用户进行了高达10亿美元的巨额赔偿。同样的电脑在中国拥有20万用户, 东芝公司却只在其网站上提供了补丁软件供中国用户下载。同一问题, 不同国家区别对待, 对此东芝公司以我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的“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 不承担产品责任”的规定进行免责抗辩。

2009年9月, 索尼公司在全球召回44万台VAIO笔记本电脑, 原因是该款笔记本电脑在生产过程中的缺陷可能引发电池过热起火, 预计中国市场将有7.8万台笔记本电脑被召回。索尼公司在我国实施的召回, 无非是树立其企业负责任的良好形象的营销策略而已。

中国技术性贸易措施网上显示, 这几年欧美等发达国家缺陷产品召回案例数量, 虽逐年减少, 但涉案金额却有不降反增之势, 其中涉及到中国产品的召回数量不仅占据了主要份额, 而且其中涉及家电产品的卷宗数量亦不在少数。

事实是, 美欧等西方国家确实已经建立并完善起来一整套针对家电的行之有效的召回机制。因此, 国内有关规范的缺失不能不说是诱发“双重标准”的原因之一。以上事例凸显了我国现行产品责任法的“软肋”以及电子消费品召回立法存在空白的现实, 面对频发的电子消费品的质量问题, 加快电子消费品召回立法已成当务之急。

二、发达国家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目前,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 如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 都制定了专门的法律规定产品召回制度。既包括针对所有产品的一般法, 也包括针对特定产品的特殊法。还有一些国家针对不同的缺陷产品, 颁布专门的法律、法规赋予某一特定政府部门制定和实行各种具体规定和办法并据以进行管理。

1.美国。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最早出现在美国, 美国的召回制度最先应用于汽车领域。1966年9月, 美国颁布实施《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 授权美国运输部对各种车辆以及这些车辆的装备和部件制定并实施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任何车辆或装备部件不符合该标准, 不得生产, 不得销售或引入美国州际商业系统, 不得进口。自该法实施以来, 美国已经实施了9000多项汽车召回, 涉及几百万辆的机动车和车辆零部件。此后, 美国在多项产品安全和公共健康的立法中引入了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使其应用到可能对公众造成伤害的主要产品领域。依照美国法律, 产品召回制度分为自愿召回、强制召回两种形式, 前者系生产商自行判断、自愿采取的主动召回制度;后者系国家主管部门向生产商提出的强制性召回制度。在美国, 各种3C产品在上市前必须通过UL、FCC等多项相关国家认证机构的安全性及无线电辐射认证, 才能上市。在产品上市后,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CPSC) 与厂家协同处理各种产品安全投诉, 次严重的采取自愿性召回机制, 严重的则采取强制召回处理。该体系能够顺利运作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1972年就制定通过《消费品安全法案》, 授权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对有缺陷的产品实施召回。因此电脑产品召回在美国也属于“于法有据”。

2.日本。

日本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深受美国的影响。日本政府于1969年就汽车安全问题建立了《道路运输车辆法》、《道路运输车辆安全标准》和《机动车车型款式制定规则》等法规, 严格规定了召回程序、范围和处理方式等, 增加了“汽车制造商应承担在召回有缺陷车时应公之于众的义务”的内容, 并由国土交通省负责监督执行。2002年4月通过《道路运输车辆修正案》将处罚上限由100万日元上升至2亿日元, 涉及汽车召回欺诈行为的个人处以最多1年刑期及最高罚款金额300万日元。目前日本有《消费者产品安全法》、《电气产品和材料安全法》、《气体工业法》、《关于加强液化气安全和优化交易法》、《家庭用品含有有害物质管理法》五部法律授权有关部门责令制造商对缺陷产品负有实施召回的义务。

3.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在1986年《贸易实践条例》中确立了产品召回制度。该条例规定, “在境内销售的汽车 (包括进口车) 和轮胎若含有涉及安全的缺陷, 规定要求厂家召回产品”, 交通和地方服务局负责监督厂家召回的行为。1974年出台《联邦贸易实践法》, 根据该法, 未能履行产品售后注意义务就构成错误诱导、欺诈行为, 联邦总检察长将对其生产或销售的产品发布不安全的警告, 且在生产者或产品提供者不采取令人满意的措施阻止危害的发生时, 负责消费者事务的总检察长就可以命令其召回产品。值得注意的是, 澳大利亚的产品召回制度使用了“产品提供者”的概念, 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承担缺陷产品召回义务的主体。这主要是考虑到产品可能在销售、储存、运输等过程中出现不合理的危险, 且消除这种危险的义务不适宜完全由生产者来承担。

4.法国。

为了维护公平交易和实现对消费者的保护, 法国制定了关于食品、工业产品和服务的安全规则, 并且对生产、出口和进口都实施全面的监督。法国于1984年生效的《消费者法》第L.221-5条授权主管机关针对可能对消费者造成直接和严重伤害的产品发出产品强制召回令。在一般情况下, 政府主要是鼓励生产商自行进行商品召回, 而很少通过发布政令的方式来进行强制性的商品召回。只有当商品对消费者构成严重威胁, 或生产商对存在的安全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时, 政府才会通过法律手段强制生产商实行召回。法国的有关主管机构也为召回提供信息发布上的帮助, 如法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就是一个产品安全问题的咨询机构, 它在为消费者发布危险产品的信息方面作用很大。

此外, 德国通过《产品安全法》、《设备安全法》和《建筑产品安全法》, 确立了较为完备的产品召回制度。欧盟各国、加拿大等其他国家制定专门的法律规定产品召回制度, 要求制造商在知晓其产品存在缺陷后采取措施进行召回, 并规定制造商有义务按照侵权法的一般原则召回缺陷产品, 由相关政府机构进行监督管理。

三、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滞后的原因

1.缺乏召回产品的法律依据

业内人士认为, 企业是否召回产品首先要依据相关法律。由于我国目前没有针对电子产品的缺陷召回制度, 有关部门恐难强制性召回问题产品。早在2008年国家质检总局就已完成缺陷产品召回条例征求意见稿, 以期将缺陷产品召回制度覆盖更多的产品。该意见稿还经过了立法听证等形式公开征求意见, 但此条例至今尚未出台。由于缺乏电子消费品召回法律制度, 国外企业以此为借口拒绝召回中国市场的产品, 对我国的消费者实行“中外有别”的政策, 使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2.企业召回成本高, 不愿接受社会监督

缺陷产品致害事件, 对于产品声誉损伤是显而易见的, 很多厂家宁可给受伤的消费者高额赔偿 (或称“封口费”) , 也不愿意将缺陷公布于众, 接受社会的监督, 更不愿花巨资召回缺陷产品。于是, 暴露出来的产品缺陷又被掩盖了。缺陷产品不召回, 更多的消费者仍然遭受着潜在的危险。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资企业高管曾抱怨, 不是我们不愿意召回, 或者不先在国内召回, 实在是因为国内相关制度不健全, 无标可循, 一旦在召回中出现新的问题, 岂不是雪上加霜?企业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过, 一旦产品出现威胁安全使用的质量问题, 企业都应抱着对自己生产的产品、对使用产品的消费者高度负责的态度, 及时采取必要的、有效的补救措施, 即使暂时没有标准可供参考, 也应想尽一切办法补救, 或者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现有方案, 或者是借鉴其他企业做法等, 而不是以无标可循为借口, 延误、甚至置之不理。所以说, 缺陷产品召回不仅仅要靠厂商自我约束, 更需要全体消费者、政府的共同监督。

3.政府监管力度不够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7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 组织、协调、督促有关行政部门做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监督, 预防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行为的发生, 及时制止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但实际上, 我国政府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没有发挥事先监督的作用, 只有在造成伤害后, 才会进行处理。目前, 国内对诸如有质量问题或者不合格的缺陷产品的处理, 主要还是采取由受损的消费者对该产品以违约或侵权为由, 通过司法程序向销售者或制造者提出索赔。对于批量生产出现的缺陷产品, 导致大量消费者人身、财产受损害, 行政机关如何进行管理、惩戒, 并促进企业进行改进、弥补产品缺陷等的管理仍显乏力。

四、发达国家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1.建立电子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建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可以更好地促进企业提高诚信水平, 维护企业的安全。目前, 法律上的盲点导致了对缺陷产品管理的低效与无序。可喜的是我国将逐步扩大缺陷产品召回范围, 将消费类电子、电气等产品纳入召回范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近日表示, 质检总局将建立较为完善的缺陷产品召回监管工作体系;形成以技术专家、检测机构和产品安全试验室为主的产品安全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国家缺陷产品信息管理平台, 在全国范围内采集产品伤害事故信息和产品质量投诉信息, 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 实施风险评估;梳理我国现有产品安全标准, 推动建立完善我国产品安全标准体系;探索开展消费者教育, 加强产品安全法规与知识宣传, 促进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和水平的提高。

最近几年来, 针对我国消费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如电子产品潜在的质量瑕疵、电子商务存在的消费陷阱、垄断行业企业滥用市场优势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问题, 国务院法制办正在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订工作。

2.科学设计产品, 增强产品回收性

在产品设计阶段, 充分考虑产品结构的可拆装性、可维修性、可回收性、可重复利用性、组件的兼容性以及产品的持续适用性, 从而增强产品的可回收性, 减少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对环境的污染。此外, 积极建立产品召回环保监管体系, 出台相关标准、法规和管理制度, 最大程度地减少产品在设计及生产过程产生瑕疵或劣品甚至是有悖社会道德的行为。积极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经验, 减少在制造生产过程中带来的环境污染及材料浪费等, 确保人们生活环境不受危害, 同时利用现代的信息技术, 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回收网络, 使消费者及时、准确地获取产品信息。

3.严格执法, 加大处罚力度

应实施更为严格的处罚措施, 西方国家尤其是以德国为代表, 在发现食品等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致人死亡时, 会对企业处以很重的惩罚, 有时甚至让企业不能翻身, 只能破产。惩罚性赔偿或报复性赔偿是英美法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我国应借鉴该制度, 加大对缺陷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的惩罚力度, 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的惩罚程度对企业来说不能构成太大的威胁, 这也是很多企业侥幸隐瞒其产品缺陷试图逃过一劫的原因。我国《规定》中的处罚措施过轻, 起不到惩罚的作用, 该“规定”中关于处罚金额的规定是销售商、租赁商、修理商不承担相应义务情节严重的, 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制造商或进口商违反相关义务的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这种处罚金额对于生产者或销售者来说起不到任何威慑作用。

4.确定召回模式

国外立法主要有欧盟的“强制认证, 自愿召回”和美国的“自愿认证, 强制召回”两种模式。我国可借鉴美国模式, 因为电子消费品更新速度快, 其行业标准处于时时更新之中, 易造成认证标准跟不上产品的发展速度。此外, 国家实行强制性准入标准, 易使消费者觉得凡经过国家认证的产品质量上具有可信赖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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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勇.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研究[D/OL].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

汽车召回进入强势时代 篇11

2013年3月15日，央视3·15晚会曝光了多起汽车质量问题，其中既有涉及合资企业一汽-大众和上海大众的DSG变速箱问题，也有涉及自主品牌车企江淮汽车同悦轿车车身生锈问题。

随后，国家质检总局网站于3月20日公布了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因变速箱内机电单元的电子故障或者油压不足，可能导致动力输出中断，并决定自2013年4月2日起召回部分缺陷汽车，共计38.4万余辆。至此，大众汽车正式开始实施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召回。

法规升级促召回力度

据国家质检总局介绍，2012年我国共实施汽车召回113次，召回缺陷汽车共计320.3万辆，比2011年增长75.3%。此外，2012年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信息管理系统共收到汽车产品投诉信息9640起，比2011年增加9%。其中，动力传动系统投诉信息最多，共3449起，占35.78%，列第二位、第三位的分别是发动机和电子电器投诉。

从中国汽车质量网统计来看，2012年国家质检总局对家用汽车召回71次，累计台次达2765065辆，共涉及18个进口品牌，12个合资品牌及4个自主品牌。其中，进口品牌出现召回频率最高，以宝马（中国）召回次数最多，共召回6次；而从车型上看，思威CR-V（包括国产及进口）以5次召回成为2012年召回次数最多的车型。

相比之下，2012年3月和11月发布的召回案例较为集中，而3月召回行为多受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影响较为明显。从单次召回数量上看，在召回上一向比较积极的丰田再次引人注目，其在全世界对涉及电动车窗主控开关安全隐患的车辆实施了一项大规模召回，中国涉及总数达828540辆，创下了当时中国汽车单次召回数量的新纪录。另一方面，浙江豪情汽车在2012年召回数量也创下自主品牌新纪录，与同年11月26日对金刚及金鹰汽车进行召回，召回车辆总数达到255958辆。

有分析指出，汽车召回数量及次数的大幅增长与消费者对汽车质量的关注以及国内法律法规的完善有密切联系。尤其是在2012年10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发第626号国务院令《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已于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生产经营者拒绝汽车召回、隐瞒缺陷等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

在《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签发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汽车企业宣布召回的数次明显增加，从2012年10月30日至同年12月30日，共有17起召回事件，包括马自达、郑州宇通、上汽乘用车、一汽丰田、曼恩商用车等，召回数量达到了44万辆。

而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是截至2011年年底，我国共有4491家汽车生产企业，包括整车制造企业3551家及改装车制造企业940家，但在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完成汽车召回信息备案的制造商却仅有331家，其中部分品牌车型自进入市场之后，就从未实施过相关召回。

国家质检总局办公厅副主任付文飙认为，《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提升了法律层级，有效促使了生产者履行汽车产品的召回责任，扩大了汽车召回产品范围，加大了生产者产品安全责任和信息报告义务，强化了主管部门的缺陷调查权。

设计问题召回量大

2004年6月18日，一汽轿车首开国内汽车召回先河，在汽车召回规定还未正式实施之际即对旗下轿车产品进行了召回维修，自此打开了中国汽车召回的大门。经过八年实践，中国汽车召回的现状也悄然发生了改变。

首先，按总成分类，随着汽车电子化程度的提升，汽车电子电器、发动机、动力传动系统、转向、悬架等系统出现缺陷引发召回的次数和数量占比较多。这是因为汽车技术与结构越来越复杂，对电子系统的需求与依赖加大，一旦电子电器元件出现故障，就可能影响其他元件和系统，从而导致出现安全隐患。值得注意的是，国内该项指标与其他国家汽车召回的特点和趋势是一致的。

其次，虽然国产汽车和进口汽车的召回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但是从国产汽车与进口汽车召回的数量比较来看，国产汽车约是进口汽车召回数量的12.2倍；而以国产汽车与进口汽车召回的次数比较来看，进口汽车召回次数则要大于国产汽车的召回次数。

再者，在设计、制造、标识三个环节中，设计和制造环节是发生缺陷的主要原因，而且由设计问题实施的召回数量巨大。其中，汽车火灾隐患突出，在总的汽车召回次数中占26.5%；占汽车召回总数量的57.1%。

最后，由于管理部门的介入，缺陷调查监管效果明显。从最初缺陷调查后无人问津的状态，到监管机构介入后有约一半企业自主实施召回举措，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等监管部门的作用功不可没。经过八年多的实践，汽车召回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项常规性的涉及安全问题的缺陷汽车产品批量维修与处置的手段，不仅汽车的直接使用者用户收获了权益保证，汽车生产厂商也为此建立起了成熟的质量责任与安全体系。

在我国汽车召回法规实施进入第九年之际，2013年汽车召回将呈现怎样的特点值得人们的期待，而判断召回还应将数量与比例进行综合考虑。下一步，国家质检总局还将进一步加强汽车、儿童玩具等缺陷产品召回管理，建立召回管理和技术支撑体系，重点做好法律法规的宣贯培训、制定实施相关的配套文件和标准等各项工作。

汽车召回:检验公司治理水平 篇12

如果说汽车召回体现了企业一种自律精神的话,那么,这也直接关乎公司的治理水平。

自我约束

有研究表明,即使是合资品牌汽车或进口车,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召回也往往具有“捎带”的性质。要想克服同一厂商同一品牌的汽车召回在中国受到歧视性待遇,必须使我国有关汽车召回的法规与国际接轨,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自主品牌汽车厂家而言,则需要强调自我约束,尤其是在需要“主动召回”时,更需通过公司治理提供自我约束的内驱力。

毋庸讳言,自主品牌的生产在国内汽车市场上是受到一定程度保护的,即使相关法律能够很快出台,对自主品牌的召回也会在执行中得到一定程度的通融。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很少通过发布政令的方式来进行强制性商品召回,而是鼓励生产厂商自行进行召回有缺陷商品。用2008年的统计来说明问题,2008年美国实施召回778件,涉及车辆2220万辆,其中主动召回占60%以上,召回行动一般是厂商“主动”去做的。即使国人对使用“国民车”在质量和售后服务等方面没有抱太高的期望值,对一家力求追求卓越的民族企业而言,也不能满足于这种“弱势地位”。把企业的行为准则高度仅仅建立在不违犯相关法律法规的法律层面上,那不会让人刮目相看。

当然,并非主动召回的产品越多,公司的治理水平就越高。良好的公司治理应对产品缺陷的出现防患于未然,在扩张中自我约束。2010年丰田在美国召回了850万辆车,相当于其年产量的三倍半。除15～20亿美元的召回损失和美国当局高达1600万美元的罚款,丰田在美国市场上还要面临来自消费者至少数亿美元的索赔。如此高昂的代价,换来的就是自我约束的清醒。因召回的产品大多集中在2005～2008年之间,而这恰恰是丰田市场规模扩张最迅速的四年。丰田章男由此得到的教训就是经营理念的排序:“首先是安全,其次是质量,再次是销量”——这对自主品牌汽车厂家不无启示意义。比亚迪在品牌价值低、产品线薄弱、商务政策不稳及治理体系滞后情况下,连续几年的产量翻番后2010年销量大跌,同样将一度引以为骄傲的“比亚迪模式”逼上“自我反省”的境地。

在产品缺陷同样存在的情况下,自主品牌汽车厂家的公司治理必须克服在国人眼中“稻草人”的形象。就是说,公司治理应在提升品牌价值中发挥实际作用,防止以自己的缺位而导致产品召回的“淡定”,解决召回无动力问题。一般说来,作为缺陷产品的始作俑者,一线管理者将自己交付的产品召回,至少是一个很没面子的事儿,这需要治理机制打破这种“情面”,化内部的被动为企业整体的主动。当然,如果说产品召回主动与被动的根本区别在于如何对待消费者的态度,那么,公司治理也要有新的内涵——那就是除对投资者负责,还要对消费者负责公司治理只有本着对消费者负责的认真态度,保证过硬的产品质量,在召回率较低时才会不受到质疑,才会不具反讽意味

拒绝“扭曲对策”

应当指出,进口车与合资品牌汽车的外方投资者并非圣徒,他们之所以“主动召回”只是一种理智的选择:不这样做将承担更严重的法律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国内的召回法规尽快完善起来十分必要但必须同时克服立法依赖,因对于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自主品牌汽车厂家,不难针对召回法规找出“扭曲对策”。因此,负责任的厂商还应将基点建立在公司治理上,拒绝“扭曲对策”

力图为自主品牌汽车免除召回成本方面提供较大回旋余地,实际上是将自主品牌汽车定位于较低的层次一些自主品牌汽车厂家在召回立法时就开始采取自己的对策了,他们认为,召回制度主要适用于汽车设计方面的缺陷,而自主品牌汽车主要是在模仿,不存在设计方面缺陷问题。这种思路不仅可笑而且可悲,甚至可看作中国作为制造大国的耻辱。难道为了免除产品召回的责任,可以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爬行?

在汽车消费者权益保障上过多考虑厂商的便利,客观上是在为消费者权益保障设置障碍有关部门2010年7月发布的新版《汽车产品召回监督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至今难以得到业界的认可更有甚者,是汽车“三包”政策的7年难产,其中原因涉及厂商、经销商的利益和责任划分,还与汽车检测标准、检测鉴定机构的建立有重要关系这些都是消费者无力解决的问题,无论监管部门和厂商理由如何正当,客观上都是对消费者的敷衍

对于确实存在的产品缺陷,自主品牌汽车厂商倾向于“无声召回”,实际效果往往是应付消费者。摆在桌面上的理由是为了维护自主品牌汽车的形象,实际上变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消费者投诉的产品缺陷确实存在时,厂商愿意承担责任的代价竟是消费者“禁声”,实际上是剥夺了同类型产品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品牌汽车厂商的这种诉求同样反映在新的召回法规的酝酿中,甚至希望将产品缺陷的所谓商业秘密上升为国家秘密,规避以信息披露的方式接受社会监督

利用媒介对汽车召回的关注,避重就轻的“召回秀”是一种较另类的对策国际相关法规规定,汽车企业每年召回汽车数量在年销量15%以内都属正常,换句话说,15%以内的召回并非厂商的致命伤。于是,就有汽车制造企业有意扭曲召回本身的含义,借机“彰显企业责任”。长安铃木曾召回15万辆奥拓,免费更换价值2角钱的油管夹有媒体为其算了一笔经济账,结论是,这次召回是最廉价、也是最有效果的广告策划

生机重于当期业绩

上述“扭曲对策”并非空穴来风,足以看出通过公司治理在“主动召回”中动真格的有多么重要实际上,企业在产品召回中不仅要处理好与消费者的关系,更涉及到企业内部相关主体间的利益平衡,如稳定的质量需要建立在稳定的劳资关系之上;不仅在生产过程中,而且在经营链条上,部门间的博弈也会引起质量问题,这些都需通过加强公司治理加以解决。

公司治理对召回事件的关注,不应只是为了平息事件,还必须加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公司治理在主动召回上要善于“务虚”,提升产业精神。为社会创造价值,替消费者负责等产业精神看起来是虚的,却需通过公司治理形成企业战略共识,从而成为企业自觉行为。在丰田“召回门”中,有研究者认为,丰田最大的问题是在过于追求成本的幌子下对“从客户需求出发,保证质量的可靠”这一企业核心的传统信仰和自我准绳的严重背弃,这一点也得到了丰田掌门人的认同。要想解决类似问题,同样需要通过加强公司治理来解决,如解决好扩张中企业文化的认同等。

其次,当产品缺陷的苗头出现时,公司治理要善于从自身找原因。当产品缺陷被披露后,就产品质量对外界进行解释是必要的,但在企业内部就不能满足于此,应把坚守主动召回的诚信看得更重要。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能简单地把产品缺陷的披露视为竞争对手的诋毁,重要的是自身“强体”。如果自主品牌汽车企业认识到通过召回能树立企业诚信形象,不仅能赢得社会责任承担者的良好形象,最终还能吸引潜在的消费者。

再次,为适应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的成熟,公司治理应在体制和制度上进行必要调整。丰田在历经“召回门”后痛定思痛,在公司治理上采取了必要的改善措施,成立了由社长直属、由各地区新任命的质量特别委员参与构成的特别组织“全球质量特别委员会”,加强技术实地调查的体制,以及培养真正从客户角度进行质量保障活动的人才。自主品牌汽车厂家也应在公司治理上汲取这样的经验教训,使公司治理随着企业的成长适应更加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跟上更加平等、快捷和开放的沟通方式的需要,避免走先召回后治理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