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

2024-07-24

矛盾(共12篇)

矛盾 篇1

准确理解、把握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 是高二年级哲学教学的一个重点, 也是一个难点。许多学生分不清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 主要是他们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的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出现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我们教师自身没有理解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的科学内涵及二者的关系。我曾经在一次教学观摩中, 听到一位老师这样告诉学生:“复杂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这就使学生更难把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区别开来。

笔者认为, 要正确理解、巧妙区分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 我们首先必须从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的概念入手, 搞清楚什么是“复杂事物”、什么是“一个矛盾”。

教材对主次矛盾是这样解释的:在一个复杂事物中, 存在多个矛盾, 而每一矛盾在这个矛盾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 其中有一个矛盾居于主导地位、起决定作用, 它的存在决定着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方向, 我们把这一矛盾称为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则处于从属地位, 不能决定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方向, 我们把这些矛盾称为次要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问题是研究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在这一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 我们把其中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方面叫做矛盾的主要方面, 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而处于被支配地位、不起主导作用的方面称为矛盾的次要方面, 它只是影响事物的性质。

在这里我们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复杂事物”、什么是“一个矛盾”。一般来说复杂事物是相对于简单事物来说的。那么, 这是不是说复杂事物包含着许多矛盾, 而简单事物只存在一个矛盾呢?这样的理解显然是不科学的。首先, 辩证法认为联系是事物存在的条件, 任何事物内部、事物之间都存在联系, 而联系的内容就是矛盾。这就是说再简单的事物都必须与其他事物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 才能存在。其次, 由于事物层次的无限性, 可知事物内部不可能只存在一种对立统一关系。那么, 我们如何理解“复杂事物”和“一个矛盾”呢?我们必须用辩证法的思想来分析, 即相对地看问题。多个矛盾相对于“一个矛盾”来说是复杂事物, 而“一个矛盾”是我们把某一事物看成一个整体, 在这个整体中包含着即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例如, 我们说过去一年我校各项工作取得长足的发展,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就体现矛盾的主次方面辩证关系的原理。这就是说, 我们把学校工作看成一个整体, 即看成一个矛盾, 把取得成绩看成一个方面, 把存在问题看成另一个方面。显然, 学校这个矛盾体包含许多矛盾, 只是我们仅仅从研究学校发展得失的角度, 把它看成一个整体来全面地认识它。而当我们说学校的各项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教学这个中心环节, 同时搞好宿舍管理、学生文明礼仪教育等工作时, 这一观点体现善于抓住主要矛盾, 同时兼顾次要矛盾的哲学道理。这就是说, 我们在研究如何搞好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时, 就把学校教育教学的诸多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看成是复杂的矛盾群体。由此可见, 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中的“复杂事物”和“一个矛盾”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是因实践的需要而确定的特殊研究对象或角度的问题。也就是说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 是我们选择的不同的研究角度。

第二, 正确理解、巧妙区分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 还须明白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研究的目的不同, 或者说两者使用的领域不同、方法论意义不同。“主次矛盾”一般用于解决问题, 属于改造世界领域;“矛盾的主次方面”一般用于分析、判断、评价问题, 属于认识世界领域。

研究主次矛盾问题, 是为了在分析和解决复杂的矛盾关系时, 做到善于抓住主要矛盾, 突出重点, 又不忽视次要矛盾:既要防止主次不分, 又要防止“单打一”。

例1:我国现代化建设, 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同时搞好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

这就是说现代化建设, 有许多工作要做, 既有许多矛盾要解决, 而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 就是抓住重点解决主要矛盾, 它能为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次要矛盾的解决创造条件。

例2: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 必须以“三农”问题为重中之重, 始终牢牢把握。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三农”问题是关系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 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抓住主要矛盾, 它能为其他次要矛盾的解决奠定坚实的基础, 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国家的长治久安。

再如前面提到的学校的各项工作, 必须围绕教学这个中心环节展开, 同时兼顾德育、体育等工作。

以上的事例都是运用主次矛盾关系原理来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在实践中, 如果遇到要解决问题, 一般就用主次矛盾关系原理, 分清主次矛盾, 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

研究矛盾的主次方面, 是为了在认识问题时, 分清主要方面, 善于识大体, 顾大局, 又不忽视矛盾的次要方面, 使事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矛盾的主次方面原理一般用于判断、分析、评价问题。

例3:当前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是清正廉洁的, 但是也有极少数腐化堕落分子, 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坚持反腐倡廉, 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这是对党风的分析、评价, “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是清正廉洁的”, 是主流, 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它决定党风的性质;“极少数腐化堕落分子”是支流, 是矛盾的次要方面, 它影响党风的性质, 因此必须坚持反腐倡廉。

例4:我国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 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在我国现阶段, 存在着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决定我国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这是对我国经济制度性质的判断。

例5:我国大陆 (主体)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港、澳、台保留原有资本主义制度。

这是对我国社会制度性质的判断。

例6:当前绝大多数台湾同胞是愿意回到祖国怀抱的, 但也有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 图谋分裂租国。

这是对台湾形势的分析、判断。

例7:张军同学是一个性格豪爽、心直口快、热情助人的好同学, 虽然他学习成绩不很优秀。

这是对人物的分析、评价。

例3到例7是教学中运用矛盾主次方面关系原理来分析、判断、评价问题的常用案例。教学中要教会学生举一反三。

第三, 正确理解、巧妙区分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 还要学生掌握主次矛盾关系原理用于“解决问题”时和矛盾的主次方面关系原理用于“分析、判断、评价问题”时, 它们使用的不同的关键词。

一般来说, 主次矛盾关系原理用于“解决问题”时, 常使用“重点”、“关键”、“中心”、“重中之重”、“首要”、“最重要”、“突破口”等关键词。而矛盾的主次方面关系原理用于“分析、判断、评价问题”时, 多使用“主流”、“支流”、“主体”、“绝大多数”、“极少数”、“实质”、“性质”、“优势”等关键词。

以上是笔者在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辩证关系原理教学中的一点心得, 现提出来共同探讨, 还望同行多多赐教。

矛盾 篇2

【原理内容】

(1)主次矛盾互相依赖、互相联系。主要矛盾处于支配地位和起决定作用;次要矛盾也会影响主要矛盾的发展和解决。

(2)主次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方法论】要求我们既要善于抓住重点,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又要学会统筹兼顾,恰当处理次要矛盾。

【反对】反对主、次不分的均衡论,“眉毛胡子一把抓”;或者只抓一点不及其余的“一点论”错误观点。

【应用范围】应用这一原理,说明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说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其他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说明国有企业改革要集中力量抓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进一步放活国有小企业;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中主旨是在于更好的发展,以发展为中心不动摇,同时注意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抓重点:牵牛要牵牛鼻子,工作做到点子上,好钢用在刀刃上,提纲挈领,国企改革中“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防止“眉毛胡子一把抓”,十个指头按跳蚤,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统筹兼顾:学会弹钢琴,防止单打一。

矛盾主次方面辩证关系原理

【原理内容】

(1)矛盾的主次方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规定着事物的性质;矛盾的次要方面对事物的性质也有影响。

(2)在一定条件下,二者相互转化,主次方面转化了,事物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

【方法论】要求我们看问题既要全面,又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判断事物的性质主要看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反对】把矛盾双方同等看待,不分主次,抓不住事物的主流、分不清事物的性质;或者颠倒主次,混淆事物的性质。

【应用范围】应用这一原理:

①说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②说明在我国现阶段,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

③说明对待股份制,不能笼统地判定它的性质,国家和集体控股,股份制就有明显的公有性质;

④说明国有企业从现状上看,绝大多数向着提高经济效益的方向发展,但也确有少数企业面临困境和问题;

⑤说明建国后特别是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绩,这是主流,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不少矛盾和困难;

⑥说明实行“一国两制”以后的中国,国家的主体是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我国的国家性质仍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⑦说明我国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奉公守法、廉洁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是主流,但是也确有极少数党员干部以权谋私、所以要加强廉政建设;

⑧对互联网、手机、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和评价等。

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方法论)

【原理内容】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关系原理,要求我们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两点是有重点的两点,重点是两点中的重点。

【方法论】要求我们应该把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起来,看问题办事情既要全面,又要善于抓住重点和主流。

【反对】反对离开两点谈重点的“一点论”和离开重点谈两点、主次不分的均衡论。

【注意】主次矛盾的关系原理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的关系原理结合起来就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两点是有重点的两点,重点是两点之中的重点。

辩证的否定观原理

【原理内容】

(1)辩证否定是事物自身的否定,即自己否定自己,自己发展自己。

(2)是发展的环节,又是联系的环节,事物通过辩证的否定来实现前后相继的联系和不断向前发展的。

(3)其实质是扬弃。既不是简单地肯定一切,也不是简单地否定一切,而是既肯定又否定,既克服又保留。

【方法论】要求我们树立创新意识,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不仅要尊重书本知识、尊重权威,还要立足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取得成功。

【反对】反对形而上学的否定观。

【应用范围】应用这一原理说明科技的自主创新、创造性思维、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等热点。“神舟六号”是在前面的“神舟1、2、3、4、5”号基础上改进而成的。

【最好能掌握】创新的社会意义: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是时代的引擎,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①创新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②创新推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

③创新推动人类思维和文化的发展。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原理【重点掌握】

【原理内容】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是承认矛盾,主张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形而上学的根本观点是否认矛盾,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问题。

【方法论】要求我们坚持唯物辩证法(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和创新的)。【反对】形而上学。

矛盾 篇3

最近以来,大陆涉台学界开始重视与讨论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尤其是认为阶级矛盾愈益突出,并成为民进党在政治斗争与选举中主打的议题,即不再主打“统独”等政治议题,而主打“阶级”、“民生”与“贫富差距”等“非政治”议题。那么如何看待当前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和让我们深刻认识台湾社会与政治的重要途径。纵观台湾诸多社会矛盾与问题,可以发现,蓝绿对立与蓝绿矛盾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其他社会矛盾包括统独矛盾、省籍矛盾、南北矛盾、政经矛盾、环保与经济发展矛盾等,或多或少都受蓝绿矛盾的制约与影响。

蓝绿矛盾是台湾社会

的基本矛盾

台湾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但在诸多矛盾中,蓝绿矛盾是一个基本矛盾,而且是一个对抗性的矛盾,影响与制约其他矛盾。蓝绿矛盾不解决,其他矛盾与问题就很难解决。

当今台湾社会不再是一个整体,不再是一个和谐、团结的社会,而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是蓝绿二元社会。台湾逐渐分裂为两个阵营,两种势力,两种力量,即泛蓝阵营与泛绿阵营。泛蓝阵营在政治与权力结构上以国民党为主体,包括了盟友亲民党与新党等,其支持者构成泛蓝阵营的群众基础;泛绿阵营政治上以民进党为主体,包括了盟友台联党与建国党等,其支持者构成泛绿的群众基础。蓝绿的主要区别在於:泛绿阵营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主张与追求台湾独立,否定“中华民国”政治架构,否定“九二共识”,“反蓝反中”;泛蓝阵营既有本土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也有中华民族意识,坚持“中华民国”政治架构,承认“九二共识”,反对“法理台独”,“反绿不反中”。因此,蓝绿矛盾与统独矛盾、族群矛盾、国家认同矛盾等密切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同,存在差异与区别。

蓝绿矛盾之所以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原因在於:第一,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与两岸等几乎所有议题,都存在明显的蓝绿差异与蓝绿之争,难有共识。同一个议题,同一个问题,蓝绿很难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与认知。第二,台湾社会已没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与是非标准,完全是以蓝绿立场与蓝绿政治标准来衡量,而蓝一个标准、绿一个标准,形成典型的二元格局。第三,今天台湾的一切政治斗争与政治运作,完全呈现蓝绿之间的利益与权益分配,没有第三势力生存、发展的空间。

蓝绿矛盾的核心问题不是内政与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而是如何处理与定位与大陆的关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台湾内部与大陆的矛盾是台湾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台湾内部的许多重大政经决策,都与大陆或两岸关系存在密切关系,或者说无法回避两岸议题。国、民两党在权力争夺中,主要是围绕两岸议题(台湾的政治问题核心也是两岸问题)展开激烈斗争,在其他议题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只要两岸问题不解决,岛内政治就无解,蓝绿矛盾就会长期存在,并制约与影响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与两岸关系的发展。

统独矛盾已变为“独”

与“非独”的矛盾

长期以来,许多涉台学者认为统独矛盾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或最重要的矛盾。如果在前些年有这样的认知也许是准确的,但现在情况有所变化。表现上台湾社会的统独矛盾依然存在,而且好像还非常突出,也是两岸学者经常使用的概念,但仔细分析发现,台湾的统独矛盾已经发生重要变化,今天台湾只有“独”与“非独”的矛盾,已没有统一与独立的矛盾。

台湾社会内部尽管还存在统派,但统一力量在迅速衰退,在岛内已无法构成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反,在今天的台湾,尽管维持现状派占绝大多数,是主流民意,但越来越多的人倾向独立,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是无法回避的巨大挑战。因此在今天的台湾,已不是“统”与“独”的矛盾与选择,而是“独”与“非独”的矛盾与选择。“非独”就是维持现状,却不是“要统”。“非独”是一个需要科学解读的概念。这里还存在一个“事实独立”与“法理独立”的区别。“非独”是指不搞“法理台独”,而是要“维持现状独立”,或寻求“事实独立”。

事实上,中国国民党“非统”立场的变化或“独台化”之后,统独矛盾就不再是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今天民进党仍将国民党视为“亲中”的统一政党,是为了在台人面前给国民党栽赃与抹黑,是政治斗争的手段,是逼国民党不断“台湾化”、“本土化”与“台独化”。事实上国民党已是一个完全“台湾化”的政党,是一个仍坚持“中华民国”政治框架或“一中宪法”的政党,是一个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政党,但也是一个强烈反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政党,是一个不再追求两岸统一的政党,是一个公开主张不搞“法理台独”、而谋求维持台湾事实独立的政党。民进党是一個台独政党,尽管在现实中逐步向“事实台独”靠拢,但没有放弃“法理台独”的主张与目标(追求建立“台湾共和国”的“台独党纲”仍在),仍伺机谋求“法理台独”,是一个“事实台独”与“法理台独”兼顾的政党。台湾民众主流民意虽然不主张统一,但也不希望搞激进的“法理独立”,而是维持现状,即维持台湾的“事实独立”。可见,统独矛盾不再是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是演变为“独”与“非独”的矛盾,是维持“事实台独”与追求“法理台独”的矛盾。

省籍矛盾依然存在

台湾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本省籍与外省籍两大族群的矛盾,即省籍矛盾,并成为台湾一个重要的社会矛盾。

国民党统治政权退居台湾后,形成台湾社会“中央/外省—地方/本省”的二元政治权力结构。反映在社会层面,则呈现掌握社会优势资源的外省人与居於弱势地位的本省人的关系与矛盾,也表现为掌权的外省少数群体与不掌握权的本省多数群体之间的关系与矛盾。民进党的发展与崛起,就是建立在强化这一省籍矛盾基础之上的,即强烈反对所谓的外省权贵权层,为所谓的弱势本省群体争取利益。经过政治发展演变与民进党的执政,这一省籍矛盾更为突出,但内部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为势力不断壮大的本省人及本省政治集团与实力不断弱化的外省人及外省政治集团的关系或矛盾。

在台湾,特殊的省籍矛盾并没有因台湾政治民主化而消融,反而在民进党的政治操作下变得更为敏感,渗透到台湾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角落。李登辉曾试图融合外省人为本省人,建构“新台湾人”,形成“台湾命运共同体”,但事实上却一直在压制外省人,并没有实现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和解,没有实现族群融和,反而因其分裂路线进一步加深了省籍矛盾与省籍裂痕。陈水扁执政后,在“去中国化”、“去中华民国化”、“去蒋化”与“文化台独”路线下,极尽打击与排挤外省人与外省势力,进一步加深了省籍矛盾。时至今日,民进党仍在质疑马英九的外省人身份与质疑他对台湾的政治忠诚度,就是省籍矛盾在政治斗争中典型体现。

台湾社会的省籍矛盾仍在调整过程之中。外省籍群体绝大多数支持国民党,约占百分之八十,但已有百分之二十转为支持台独主张的民进党,民进党政治精英中有一大批外省人包括陈师孟、王定宇等,未来支持民进党的比例可能还会上升。本省人尽管是支持民进党的主体力量,占百分之六十左右,但仍有百分之四十五左右的本省人支持国民党,支持泛蓝,否则国民党早已终结,未来如何演变,仍存在不确定性,需要我们认真观察与分析的。

南北矛盾依旧突出

在全球范围内的南北矛盾是指北半球的经济发达国家与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或矛盾。台湾的南北矛盾也是由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引起的南北地区矛盾与政治矛盾。

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确实存在由於历史原因造成的南北差距与南北矛盾。就历史发展看,台湾经济重心一直呈现由南向北转移的过程,只是近几十年才形成显着的南北差距。最重要的原因是台北市作为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台湾最多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国民党当局曾有以台湾作为反攻大陆基地的战略考虑,有一种过客心态,在施政上采取了“重北轻南”的政策,即重点经营北台湾,较忽视发展南台湾,使南北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扩大。今天以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县与新竹县市为中心的北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高科技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发达,南台湾(中南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以传统工业、重化工业与农业为主。

其实台湾的南北经济差距并没有东西经济差距大,但却从来没有出现所谓的东西矛盾或东西问题,为何出现严重的南北矛盾?显然是经济话语权与政治因素造成的,与反对势力或民进党的反对国民党策略有关。由於外省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北部地区,所以制造南北差距也有制造省籍矛盾与政治矛盾的显着用意。由於不断制造南北矛盾并将原因归结为国民党的“重北轻南”政策与忽视南部利益,造成南部民众对国民党的强烈不满,让国民党逐步失去南部的支持力量,也造成政治结构上的“北蓝南绿”格局。

阶级矛盾并不显着

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每一个社会都存在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不同阶级或阶级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所处社会地位不同。但如何划分台湾的阶级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简单来讲,可以将台湾社会分为上层阶级(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中产阶级与中下阶级(以劳工阶级为代表)。在台湾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存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双方基本上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存在着利益冲突,资方希望维持较低的工资以赚取更高更多的利润,而劳方希望尽可能增加工资,提高福利待遇。但现实情况是,台湾劳资双方虽有矛盾,但并不紧张,也不突出,劳资争议案件在减少,没有普遍性的与强烈的劳工抗议资方的社会运动,台湾偶发小规模的劳工运动更多的是向政府争取权益,而不是直接要求资方增加工资及保护权益。作为台湾新兴的、庞大的中产阶级因台湾经济形势逐步逆转,收入增长放慢,生活压力增大,地位下降,部分沦为所谓的“新贫”。据台湾“经建会”研究,上世纪八零年代以来,台湾中产阶级户数占台湾全体总户数的比例,由一九八零年的百分之四十一点六降为二零零六年的百分之三十点四,约有八十二万户中产阶级家庭消失,沦为下层阶级近五十万万户,下层阶级所占家庭户数比例由百分之二十六点四上升至百分之三十三点八。按此估计,过去二十五年有一百多万中产阶级消失。但台湾中产阶级并没有与其他阶级或阶层发生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也没有发生典型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抗议运动。近些年来,台湾的所谓社会运动多是以蓝绿政党组织为主体的抗议运动。

现在外界之所以认为台湾的阶级矛盾变得突出,是因为台湾的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变得严重。即以上层社会为代表的有钱阶级(以工商大资阶级为主体)财富越来越多,“富可敌国”;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扩大,收入减少。如果采取收入最高百分之五的家庭与收入最低百分之五的家庭的对比看,双方收入差距则从1998年的32倍迅速扩大到2009年的66倍。於是外界对台湾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更加关注,尤其是民进党为了选举的需要,不断以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制造新的阶级矛盾,即一方面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商情结”,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低层劳工群体。然而,贫富差距扩大并不意味着阶级矛盾的加剧与恶化,台湾有钱阶级或工商大资产阶级与贫穷阶级或劳工阶级之间的矛盾并不尖锐。扩大阶级矛盾不符合台湾的社会与政治现实,不会改变蓝绿矛盾这一基本社会矛盾。事实上,台湾各个阶级或阶层并非一个整体,而是三分天下,一部分倾向支持泛蓝,一部分倾向支持泛绿,还有一部分保持中立,尽管其间的比例有所差异,但这一大致结构基本确定。在蓝绿基本矛盾与政治倾向分野下,台湾的阶级矛盾就变得不突出,甚至被蓝绿矛盾所淹没。

政经矛盾无解

政治本来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但在台湾却变为政治绑架经济,选举绑死经济,经济发展受制於政治斗争,让台湾经济发展陷於新的困境。

在民主政治机制下,政党轮替逐步成为常态。在一般民主国家或体制下,新政权基本上会延续旧政府的基本经济政策,即使采取新的经济政策,但不会推翻已经在体制或法制下运行的政策。但台湾不同,由於两个主要政党的政治理念与两岸政策有很大差别,新政府会采取推翻或否定旧政府的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风险。最典型的是陈水扁上台后公然违法宣布停建“核四”,不仅引发巨大的政治风暴,而且对核电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在依法重建后又采取不積极作为或消极做法,让第四核电厂运行时间一再延后,至今无法实现商业运转。如今有可能当选台湾领导人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又提出将来执政后不让其商业运转,可能对台湾能源电力与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国民党重新执政后,马英九当局彻底修改陈水扁当局处处限制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管制与保守政策,而是采取积极开放的政策,加强两岸经济合作,签署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以促进台湾经济发展,分享大陆经济发展红利,并实现两岸经济的互利双赢与共同发展。但民进党则在台独主张与意识形态主导下强烈反对两岸经济合作,污名两岸经济合作,回避两岸经济合作为台湾带来的巨大利益与好处,无限扩大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民进党上台后,在政治利益考虑下很可能废止ECFA,或者修正ECFA,或采取不积极作为,让ECFA的未来命运存在很大变数,这都是政治对经济的典型影响。

为了选举利益,民进党不是积极配合执政当局共度经济难关,而是处处制造麻烦与问题,希望执政党搞不好经济,给自己创造上台的有利时机。在政治利益算计下,经济成为台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环保与经济的矛盾

再度日益尖锐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一直是台湾后工业化发展以来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但近来因民进党政治领袖的党内初选变得尤为突出,其中又涉及复杂的政治因素或蓝绿矛盾。

近十多年来,台湾经济发展已步入低速增长期,尽管去年出现偶然的高增长,也没有改变台湾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与趋势,今年又重回中低速增长,高失业与收入低增长问题没有根本性改变。台湾当局尽管致力於经济建设,落实民进党执政时期提出并推动的国光石化项目、扩大科学工业园区建设,但却遇到环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兴起一股新的环保运动高潮。尤其是民进党党内初选的两位主将蔡英文与苏贞昌均公开反对兴建国光石化项目,而且蔡英文还提出“核四电厂不能商业运转”与二零二五年实现“无核家园”目标,再次引发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矛盾 篇4

作为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法, 矛盾修饰法 (oxymoron) 将一对表面上意义完全相悖或有巨大反差的概念或判断组合在一起, 表达特殊的意境和思想。查阅英语词oxymoron, 我们会发现这个词的特殊性, 其本身就是由希腊词根oxys (sharp, 精明) 和moros (stupid, 愚蠢) 组合而成的, oxymoron意义可以理解为“sharp foolish”或是“pointedly foolish” (聪明的愚蠢) 。因此, 矛盾修饰法术语就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

不同的词典对于这一修辞手法所下的定义略有不同, Longman Modern English Dictionary将其定义为“a figure o speech in which apparently contradictory terms are combined to produce an epigrammatic effect”。而在Webster Collegiate Dictionary中, 矛盾修饰法被定义为“a combination of contradictory or incongruous words”。尽管措辞有所区别, 但其本质是统一的, 那就是在其结构里结合成分间的对立和矛盾。

英语中出现的“a wise fool”、“living death”都是矛盾修饰法的典型实例。这些表达读者初看会迷惑之极, 难以理解, 但结合上下文和语境理解, 会发现简短的矛盾结合体现出的是深刻的意义张力。“a wise fool”的准确理解应为“大智若愚的人”, 而“living death”的正确理解应为“虽生犹死”。正是基于矛盾修饰法在表达中新颖离奇的语言表现力, 矛盾修饰法从古至今都是大量文学作品中广泛采用的修辞手段, 也被广泛运用于众多其他领域, 展示出了其巨大的创造性和感染力。

二、矛盾修饰法结构的组合方式

要理解矛盾修饰法这一特殊修辞手法的巨大创造力, 首先对于这种修辞手法惯用的结构必须有初步的认识, 大量的实例证明, 矛盾修饰法结构内部对立的成分组合方式非常多样化, 最常见的是以下几种。

(一) adj.+n.

这是矛盾修饰法最常见的组合方式, 由修饰成分和中心成分组成, 英语中大量矛盾修饰法是以这种组合方式出现的。

(1) “I have a last request to make of you, my friendly enemy (友好的敌人) ”Said Talaniekov (R.Ludlum:The Matarese Circle)

(二) adj.+adj.

也有大量的矛盾修饰法是以两个形容词叠加的方式出现的, 用来概括一事物不同的两个方面的特质诸如:

(1) I think the host was behaving in a cold pleasant manner toward us today. (既冷酷又愉悦的方式)

(三) adv.+adj.

副词和形容词的组合, 表达的是笔者对某一事物和现象的不同角度的理解。如:dully bright sky (明亮的让人乏味的天空) , mercifully fatal blow (温柔的致命的打击) 。

(四) v.+adv.

英语中也会出现动词与副词组合的结构, 用来表达特定情况下对一状况的特定描述。

如:so changeless changing (既是始终如一, 又是变化多端) , hasten slowly (缓慢地急行) , shine darkly (黑暗地发光) 。

(五) n.+n.

两个名词组合的结构在矛盾修饰法中也不乏少见, 主要用来描述一种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及思想状况。

(1) wild spirit, which art moving everywhere;Destroyer and preserver;hear, O, hear!———Shelly (狂野的精灵!你吹遍了大地山河, 破坏者, 保护者, 听吧———听我的歌!)

以上五种是在英语中最常用常见的矛盾修饰法的组合方式, 当然, 这并没有完全概括其所有的结构组合方式, 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 也有出现其他一些特殊的结构, 比如:

-ed+n. (a vanquished victor, long-lived death)

of structure (the feather of lead, mis-shapen of well-seeming forms)

这些结构在大量文体中也达到了不同的修辞效果, 这样的一些特殊结构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三、矛盾修饰法多样的修辞功能

矛盾修饰法在修辞功能方面体现出其巨大的创造力和多样性, 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修辞功能:1.利用其表面特有的矛盾特征, 吸引读者眼球, 造成深刻印象, 引人深思。2.用以描述特定人物在特定情境下复杂的心理状态和内心世界的矛盾。3.强化用语的感染力, 起到强调作用。4.用简短的表达实现很大意义上其他修辞手法不能达到的概括作用。5.制造诙谐幽默的效果, 使语言更富讽刺感染力。

四、矛盾修饰法在英语语言世界中的广泛运用

矛盾修饰法因为其特殊的结构组合及多样而巨大的修辞功能, 在古今文学作品里受到了大量文学巨匠的追捧。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则是使用这种修辞手法的一大代表人物, 在他的大多数作品里, 都可以看到矛盾修饰法的运用, 也可以领略到这种修辞手法所带来的神奇的表现力和创造性。

(1) O noble weakness! (Shakespeare:Anthone and Cleaopatra)

(啊!崇高的柔弱) (莎士比亚:《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朱生豪译, 方重校)

这是一种矛盾修饰法最常见的组合方式, 形容词noble和名词weakness把在这一特定情境下对埃及女王的描述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美丽的埃及女王克莉奥佩拉在罗马人入侵后, 身陷绝境, 但她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气节, 不甘沦为凯撒手中的玩物, 而是用毒蛇咬死自己, 在这里, weakness (弱者) 概括了女王惨遭国破家亡的一面, 这方面确实是弱者, 而她的民族气节和珍视女性尊严, 不能说不是崇高的。

在莎士比亚的经典著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中, 矛盾修饰法的例子随处可见, 充分体现出了莎翁对于这一修饰法的青睐, 从他的作品中, 矛盾的力量也被充分呈现出来。

(2) Poor living corpse, clos’d in a dead man’s tomb!

(Shakespeare:Romeo and Juliet)

(可怜的没有死的尸体, 幽闭在一座死人的坟墓里!)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 朱生豪译, 方重校)

劳伦斯神父给朱丽叶服了安眠药, 因此朱丽叶像死一样昏沉过去, 这样的一个需要更多句式来表达的状况, 莎翁直接用了living和corpse的矛盾组合给简短的概括起来。“corpse” (尸体) 是假象, “living” (仍然活着) 是真实。

(3) Beautiful tyrant!Fiend angelical!

Dove-feather’d raven!Wolfish-ravening lamb!

Despised substance of divinest show!

Just opposite to what thou justly seem’st;

A damned saint, an honourable villain! (ibid)

(美丽的暴君!天使般的恶魔!披着白鸽羽毛的乌鸦!豺狼一样残忍的羔羊!圣洁的外表包覆着丑恶的实质!你的内心刚巧和你的形状相反, 一个万恶的圣人, 一个庄严的奸徒!) (同上)

这段朱丽叶的独白是一段矛盾修饰法运用的典型代表, 一直为莎翁追捧者广为传唱的佳句。连续的几个矛盾组合体充分生动地向读者展示出了朱丽叶当时心中矛盾而复杂的心理状态, 她是爱罗密欧的, 在她心中, 罗密欧就是beautiful (美丽的) , 是angel (天使) , 也像dove (白鸽) , lamb (羊羔) 一样纯洁, 在她心中, 罗密欧就是honourable (庄严的) saint (圣人) 。但是这样的一份深深的爱情却因她的表哥被罗密欧杀死这一消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连用六个矛盾修饰法“辱骂”罗密欧, 展示给我们的是她心中爱恨交织的情绪, 是她不知何去何从的无奈和焦虑。实在是妙不可言, 令人拍手称奇。

(4) Parting is such sweet sorrow, that I shall say good night till it be tomorrow.

(Shakespeare:Romeo and Juliet)

(离别是这样甜蜜的凄苦, 我真要向你道晚安直到天明)

这里矛盾组合“甜蜜的凄苦”充分体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对情人间对于分离的痛苦的感受, 也没有忽略强调两人间的甜蜜的爱情。他们的感觉是既甜蜜又苦涩的。“sweet sorrow”正好描述了这种悲喜交集的心理状况。

除了莎士比亚, 文坛中其他众多文学大师也青睐于这种修辞手法。

例如:

I despite its very vastness and power.It has the poorest millionaires, the littlest great mart, the haughtiest beggars, the plainest beauties, the lowest skyscrapers, the dolefulest pleasures of any town I ever saw. (O.Henry:The Duel)

(我嗤之以鼻的正是其宏大与权势。这座城市拥有心灵最空虚的百万富翁, 最渺小的伟人, 最高傲的乞丐, 最丑陋的美女, 最低矮的摩天大楼, 最悲哀的娱乐, 比我所见到的任何城市都有过之而不及) 。

这段文字是欧·亨利留给世人的超乎想象的汇集六个矛盾修饰法结构的经典之作。六个矛盾的组合充分地表现了纽约这座城市的本质。将其表面风光繁华, 实际上却丑陋无比的实质特征表露无遗。

矛盾修饰法在现代英语中也不乏其例。

比如美国专栏作家拉塞尔·贝壳 (Russel Baker) 对美国政府对于登月努力的描述是这样的。

So there he is at last, Man on the moon.The poor magnificen bungler.

(最终人类到了那里, 登上了月球, 这一可悲而壮丽的蠢事)

这样的一个矛盾修饰法将作者对于美国对登月努力这一举动讽刺的态度表现出来。美国登月成功是一大成就, 但在这一行动巨额的花费以及对于社会其他领域的忽视和冷漠又让人对之只能嗤之以鼻。

英语谚语也会运用矛盾修饰法来达到一定的渲染效果。

例如:Love is a sweet torment. (爱情是一种甜蜜的痛苦)

Love is a sweet tyranny, because the lover endures his tormenwillingly. (爱情是可爱的虐政, 情人们甘受其痛苦的折磨)

两个矛盾修饰法的结构将爱情的特定的特征生动而简短地概括起来, 传神之至。

不仅如此, 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也会遇到矛盾修饰法的大量例子。例如:

John Major offered few clues as to what kind of Prime Minister he would make.“His main feature, ”observed the Economist, “is his featurelessness.” (约翰·梅杰并未提供什么线索, 籍以表明他会是怎样一个首相) 。《经济学家》这样评论:“他的主要特点在于他没有特点”)

这样的综合两个互相排斥的语义的组合无疑是对于约翰·梅杰的执政能力的否定。而这种否定读起来是相当委婉的, 在这一点上, 矛盾修饰法的力量再次得到了充分证明。

矛盾修饰法也曾用来描绘科技领域里的新现象, 让人们获得新奇的印象, 以激起人们的研究欲望, 如埃里克·德·莫尼 (Eric De Mauny) 曾在“听众” (the listener) 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标题为“Seeing Hands”的科技报导文章, 读者初看会将其理解为“有视觉能力的手”, 不知所云;阅读全文后才知道是讲某人有特异功能, 能用手指头认字和辨别颜色。

五、结语

矛盾修饰法在英语语言世界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大量的例子可以从文学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中找到。这些矛盾修饰法结构特殊的组合方式初看总会让读者瞠目结舌, 难以领会, 但假若结合背景和上下文理解, 就会体会到其独特的表现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被其折服。了解矛盾修饰法多样的修辞功能以及在英语各领域中的广泛运用, 可以提高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 领悟到这一修辞奇葩精辟洗练、新颖离奇的语言表现力, 也可以提高英语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及理解能力。

摘要:作为英语修辞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矛盾修饰法 (oxymoron) 是将一对意义完全相悖或是有巨大反差的词语组合起来, 达到特殊修辞效果的手法。其矛盾的结构所带来的不调和性往往给读者带来疑惑和惊奇。但一旦理解其意义后, 会彻底为其精辟洗练、新颖离奇的语言表现力所折服。本文将对这一特殊的修辞手法作一介绍, 将其在英语语言世界中所创造的语言奇迹作一展示。

关键词:矛盾修饰法,组合方式,修辞功能,表现力

参考文献

[1]G&C, Merriam Company.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M].Massachusettes:Springfield, 1973.

[2]Morris, William.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0.

[3]冯翠华.英语修辞格[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4]李成生.关于矛盾修辞法[M].大学英语, 1999, (10) .

[5]文军.英语修辞格词典[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3.

[6]沈少华.英语趣味修辞格[M].北京:语文出版, 1999.

[7]文旭.矛盾修饰法纵横谈[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1995, (74) .

读矛盾论有感-读矛盾论有感 篇5

《矛盾论》,是毛泽东在1937年继《实践论》之后哲学代表作,是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下面是答案网 小编给大家整理的读矛盾论有感,供大家参阅!

最近拜读了毛泽东的《矛盾论》,不禁为其的深刻论述所折服。

《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写的。该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大量具体而生动的例子全面的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并且在许多方面发挥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成功的分析和解决了中国革命过程中许多 的复杂矛盾。

矛盾是由相互对立的双方所构成的统一体。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一切事物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方面各有其特点,这又构成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以构成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无所不在。读矛盾论有感毛泽东同志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革命导师成果的基础上,科学地用矛盾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并适用之,开辟一条新道路,引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和相对性是矛盾问题的精髓,表现在:首先,任何事物的矛盾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其次,把握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是

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关键。再次,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贯穿于对立统一的全部内容之中,是深刻理解和正确应用对立统一规律的钥匙。矛盾双方又同一又斗争构成事物的矛盾运动。同一性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双方共处在一个统一体中,一方的存在是以另一方的存在为条件,失去一方,他方即不存在。一切矛盾着的事物和矛盾着的概念,都是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倾向。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相对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

是绝对的一样。矛盾双方互相排斥,对立的斗争性是不受条件限制的。它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阶段,贯穿于整个过程的始终。而矛盾的同一性则必定要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条件的改变则促成矛盾的转化,没有一定的条件则矛盾双方不能共存也不能转化。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毛泽东同志在文章中着重分析了矛盾形式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区别。对抗性的矛盾发展到终点,必然要用外部冲突的方法来解决;而非对抗性的矛盾则主要经过调整内部关系,建立和谐与统一,使矛盾得到解决。读矛盾论有感正确分析和判断矛盾的具体性质对于指导革命实践至为重要。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它不仅是客观世界的规律,而且也是认识的规律。

如今,世界在变,世界在发展,但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用矛盾分析方法对待一切却永远是充满生命力的,特别是对于青年一代,更具有指导意义。

世界有缺陷、不完美,就会造成冲突,形成矛盾;人生有缺撼、不完美,就造成人生的各种问题的冲突,形成人生矛盾。世界上矛盾无处不有,人生中矛盾无时不在。人生矛盾贯穿于人生的全过程,存在于人生的每个方面。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人与他人等一切人生关系中,无不存在着矛盾冲突。

青年一代的我们,正处在热情如火的时期,面对的矛盾更是复杂与多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去对待问题,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在理想人生和现实人生方面,应正确认识到理想人生必须植根于现实人生之中,同时又要用理想人生来指导推动现实人生的实践活动。在人生这一普遍性创造自己人生的特殊性。

恼人的矛盾症 篇6

事实上,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和精神生活正是在这样不断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人类复杂的现实生活中经常有这种情况:有爱,也有恨;有赞扬,也有妒嫉;有好感,也有敌意;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担忧。我们应认识到一切感情都是真实存在的:积极的,消极的,以及各种相互矛盾的。没必要总是为此忧心忡忡。但是,如果动机的冲突或思想斗争非常严重,以至不能得到解决,那就会使人处于严重的紧张状态,并产生大量消极的不良的情绪体验。这时就会严重地损害人的身心健康,许多心身疾病也确实是在这种情绪状态下造成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的矛盾情绪特别是矛盾意向的产生主要在于人的双重欲求。人一方面存在着合自然目的的自然欲求,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人受自然的支配;另一方面人又存在着合文化目的的文化欲求,它则是力图摆脱这种自然的支配,而要支配自然。这里的文化方面的欲求,就是精神方面的欲求,

“灵”方面的欲求;而自然方面的欲求则是物质方面的欲求,“肉”方面的欲求。这两种欲求,形成人的心理世界的两种内驱力,这两种内驱力构成一种合力,推动着人去行动或构成人的具有两重性的情绪体验。这正象日本作家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人一面既有自由地使自己的本能得到满足这一种欲求,而人类的本性既然是道德的存在物,则另一面就该又有一种欲求,要将这样的本能压抑下去。精神和物质,灵和肉,理想和现实之间,有着不绝的不调和,不断的冲突和纠葛。所以生命力愈旺盛,这冲突这纠葛就就愈激烈”。

人的矛盾观念的产生主要在于人的情绪状态的变化和不同。因为人的情绪状态会密切影响到人的思维的逻辑进程。特别是在强烈而反常的情绪状态下,人的思维的指向性和正常的逻辑进程都要受到扰乱。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忧则见之则忧,喜则见之则喜”。高兴的时候和郁闷的时候会对同一事物产生完全相反的认识。

矛盾 篇7

一、理想和现实的双重打击

有人评价丁玲的这部作品是陷入“光赤”革命陷阱之中的失败之作,然而考察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并不是这样,丁玲在这里不仅仅在表达爱情和事业的冲突,她更多的是在描写一个个真实存在的变革时期的青年男女们。大革命的失败感染了那一代青年男女,他们勇敢地出走,却最终发现无路可走。《韦护》毋宁说它是一个爱情故事,不如说是一代青年男女的成长蜕变史,他们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搏斗,最终幼稚地战胜了现实,朝更为广阔的世界走去。

故事一开篇就诉说了韦护的惆怅,韦护的志向是革命,然而现实是他并不能完全被革命阵营所接纳,反而处处受到排挤。“他觉得中国的这般人,这所谓的同志,所谓的康敏尼斯特,不知为什么只有直觉,并无理解。又缺乏意志,却偏能固执。”[2]他是抱着十足的激情去参加革命的,现实却是他的处处不得志,没有人理解他,他自以为的说教也没有打动任何人,这让他失望透顶。可以说这种现实和理想的冲突造成韦护精神上的压力,让他不得不去逃避,压制了他内心“先驱者”的一面,转而向“士大夫”靠拢,甚至寻求于爱情的庇护。大革命的失败深深戕害了这一群有着革命理想的青年们,他们有的屈服于现实随波逐流,更多的则像韦护一样背负了时代的苦闷和创伤,怅于前行。值得一提的是,韦护并没有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反而以启蒙者自居,用俯瞰的姿态去看待他的被启蒙者们,这样就注定韦护的启蒙是失败的,韦护最深层次的苦闷恰恰来源于此。丽嘉无疑是《韦护》中最有感染力的角色,她用狂热的生命力去寻求爱情的纯真,去寻求思想的自由,也恰恰是这种生命力吸引了韦护,让韦护深陷其中。但随着文本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丽嘉内心有着传统女性的一面。她渴望在思想上寻求解放,但却认为无政府主义都将是徒劳的,于是她转而追求爱情,结果韦护抛弃了她。事业和爱情的现实真正击垮了丽嘉,迫使她明白一切都是虚无的,丽嘉最后说道:“唉,什么爱情!一切都过去了!好,我现在一切都听凭你。我们好好做点事业出来吧!”[3]丽嘉离开韦护之后,能做的只有陪着姗姗读书罢了,丽嘉的各方面理想在现实的挤压下破碎,最后不得不陷入到自己的小圈子中。丽嘉面对残酷地现实选择了封闭,那么韦护的南下就是一种变相的逃离,他想要逃离这样一种现实,不过是救出来另一个软弱的自己,焉知广东不是另一个牢笼?现实和理想的双重对立,最终吞噬了这一个个有着青春朝气的青年们,它们的抉择就成为了道路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其实还有一对夫妇,浮生和雯生活的困窘时时都在提醒我们爱情一旦失去金钱的附依,就会变成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附属品。如果将书比作理想的话,小孩子的摇床、太太的帽子就是现实,纵然浮生不顾妻子的反对买了书,但是这样的理想又能维持多久,最后恐怕都会变成小孩子的玩具。

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反差,构成了《韦护》文本的多重性。丁玲在犹疑和不确定中去体会现实和理想的分量,无论是理想战胜了现实,还是现实战胜了理想,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人性的悲哀和无奈。

二、革命与爱欲的整体交缠

1927年,大革命暂时转入低潮,疯狂迷恋革命的知识分子们陷入一种普遍的绝望。这一时期的青年们纷纷被要求冲破爱情,由追求个性解放到追求民族解放的事业中去。于是,在革命与爱情的取舍中,青年们不得不痛苦地游离。

韦护可以说是这些青年们的代表,丁玲后来回忆说:“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疾恶如仇。”[4]丁玲希望用“韦护”这个角色来表达她对于革命的理想,但她并没有把韦护塑造成高大全的形象,她只是想写几个小人物,“我没有想把韦护写成英雄,也没想写革命,只想写出‘五四前的几个人物’。”[5]观照整部作品,韦护本人的思想是分裂的,一方面是出身于封建家庭所带有的浓重文人气息,另一方面是在国外接受过先进思想的革命者,是进步和落后的集合体。韦护作为一个革命者,他需要不断进取以保证他的先进性,这是他的阶级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独立生存的个体,他需要女性的情感慰藉,这也是人之常情。革命是作为一个时代大背景出现的,作者所展示的,并不是革命的复杂,而是在大革命环境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因此极具人道主义价值。

韦护和丽嘉的爱情是构成全文的一条主线,从相识、相恋到分离,丁玲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革命青年为了他的信仰而放弃了爱情。然而这份注定无疾而终的爱情背后所隐藏的信息,并不仅仅是革命战胜了爱情。从韦护革命与爱情的痛苦抉择中,又隐约透出隐藏在作品背后的作者自身的矛盾和困惑:革命的伟大之处必须要以牺牲个人为代价吗?答案显然不是作者能够说清楚的,文本的多层次性也恰恰呈现在这里。韦护说他自己是物质的,我们不如说他是政治的。原因在于从这份爱情的开始,他就抱有不纯粹的目的。他和丽嘉的初见是从政治话语开始的,他所谓的畅聊也是建立在说教的基础之上的,这和伤逝中的涓生有着相似之处,说教和受教在对话中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更遑论爱情。韦护总是在借爱的名义,来填满自己内心的空虚,他爱丽嘉却从来不关心丽嘉的社会生活,正如韦护自己所说:“我竟遇到了你,你喊醒了我曾有过的、和未敢梦想的一切热求。”[6]我们甚至可以在丽嘉和韦护的冲突中,看到不同政治体系之间——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摩擦。丁玲在潜意识中依然保有前期作品中的情感倾诉,并用一种女性的视角去审视男性世界。革命意图在爱情故事中展开,用女性话语去倾诉一代革命青年的成长,这本身就是一大进步。

革命与爱欲的交缠,造成了作品的内在分裂性,我们很难在作品中理解到作者的意图,尤其是丽嘉最后的决心,恰恰是丁玲对于她的革命意图所做的一种补救。丁玲的目的是革命,却在潜意识中关注的依然是个体的生存体验。从某种程度来说,《韦护》并非是一部失败的作品,相反,它是丁玲转型时期的成功之作。

参考文献

[1]丁玲:丁玲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P485.

[2]丁玲:韦护[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P45.

[3]丁玲:韦护[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P162.

[4]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J].文汇增刊,1980(2).

[5]丁玲.《我的创作生活》[J].创作的经验,1933(6).

矛盾 篇8

一、矛盾统一的政治音乐观

白居易出生于官宦家庭,祖父和父亲皆在朝廷为官,所以自然而然,白居易童年时期接受的便是积极“入世”的仕途教育。这一时期,白居易的音乐思想受到儒家音乐思想的影响巨大,成为他音乐观念、音乐主张的根基。

白居易在《策林》六十四中说道“臣闻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政和则情和,情和则声和,而安世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则情失,情失则声失,而哀淫之音,又是作焉。斯所谓音声之道,与政通矣。”这句话证明了他赞同儒家“乐与政通”的观点,是政治影响音乐,而不是儒家传统音乐思想认为的音乐影响政治。之所以初入仕途的白居易会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这与他担任“左拾遗”一职以及童年的经历有关。左拾遗位列八品,是为谏官,虽品位不高,但可直接参议朝政。这给予了胸怀壮志的白居易发挥满腔热血和心中抱负的机会。然而童年历经战乱,让白居易深知百姓疾苦,所以他才希望优秀的政治能够带来良好的社会环境,民间音乐才能有更好的发展。白居易至此保留了儒家音乐思想的核心内容,但又有所发展,这体现出他音乐思想上的进步性意义。

白居易还和元稹等人倡导了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是指恢复汉魏时期乐府搜集、整理、创作民歌的传统,从而达到“补察时政”“体恤民情”的作用。为何称为新乐府,其原因在于元白等人非常强调诗人自创新题歌咏时事,不采用古乐府的诗题,解决了古题不适宜说新事的问题。“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理念体现出白居易在诗歌与音乐的创作方面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精神。新乐府运动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发展现实主义的诗歌音乐,而是为了政治服务。

左迁江州司马可以说是白居易人生的分界线,在这一时期,他的政治思想由积极转变为消极,诗歌风格和音乐思想也有所转变。在辞任江州司马之后,他又经历了一系列的官职任免,甚至主动要求出任苏杭二州等地的地方官员,此时的他在个人思想观念上以佛家“出世”为主,同时又兼有道家的“逍遥自得”,佛道二教对他的影响日渐增强,甚至影响了他晚年的音乐思想。

尽管如此,他的政治音乐观仍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在白居易晚年任太子少傅时,他为唐文宗所写的《开成大行皇帝挽歌词四首奉敕撰进》中写到“唯有云韶乐,长留治世音”,这就表明了白居易对礼乐的推崇态度。此时的白居易,不再像以前那样将政治音乐观付诸于行动,更多的只停留在诗中和口头上。

二、“口是心非”的民间音乐观

如果说白居易“入世”和“出世”所对应的积极与消极的政治音乐观还不能够强烈的体现白居易音乐思想上的矛盾性,那么他的民间音乐观就是矛盾的集中体现。

早年白居易在《策林》——《复乐古器古曲》中着重强调了他的对民间音乐的态度和观点。“故臣以为销郑卫之音,复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这句话是白居易在反对极端复古派时所说,对于民间音乐,白居易认为应该“少抑郑声”恢复古乐,而不是极端复古派所谓的“销郑卫之音”。同时他也推崇民间恢复古乐,反对以唐玄宗为代表的统治者们不顾百姓疾苦疯狂地享受民间音乐。

然而到了晚年,尤其是贬谪江州司马期间,他却沉迷于“郑卫之音”,并且写出了《琵琶行》这类详细描写民间音乐的诗篇,还专门在家中养了一批乐工供自己享受。这些行为都与他早年推崇古乐、“少抑郑声”、反对奢靡的民间音乐观相悖,集中体现出他音乐思想上的矛盾性。究其原因就在于政治的失意,只能寄情于民间音乐。政治上的消极和年纪的增长,让白居易早年受到的佛道思想逐渐抬头。晚年的白居易在音乐思想上的矛盾实际上是儒家音乐思想和佛道音乐思想的矛盾。

三、“不符潮流”的民族音乐观

大唐在当时是一个在思想、文化高度开放的国家,因此少数民族音乐通过朝觐、通商等途径传播到中原之后,便在市里坊间甚至宫廷中迅速流行。唐朝初年就已完成对隋朝七部乐的完善,并且最终发展为十部乐。十部乐中除“国伎”、“清商伎”之外,其余八部乐都是“胡乐”,甚至还有外国音乐,如“天竺伎”。在这世人皆好胡乐的时代,白居易却逆流而上反对少数民族音乐。他对待少数民族音乐的态度集中体现在《废琴》一诗中:

白居易在诗前四句提出了琴音这样的古声在现今百姓听来淡然无味,并且不甚喜爱的现象。尾联就是白居易对这种现象的看法,他认为是“羌笛与秦筝”这类胡乐的“入侵”导致了这种现象。白居易民族音乐观的矛盾性不体现在他个人的自相矛盾,而体现在他与当时社会“大风气”、“大潮流”的对抗冲突上。

四、对“乐”本身的思考

白居易热爱音乐,除独自抚琴之外,他更多的是去到市里坊间欣赏民间音乐。他在《问杨琼》一诗中写道:“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声”,可见白居易并不是听听罢了的外行人,他对歌唱艺术有自己的见解。这就是白居易提出的“声情并茂”音乐观。这就体现出白居易作为一个音乐家,在欣赏音乐时,还能对音乐本身的“好坏”以他自己的标准做出批判。虽然他对当时的音乐艺术有一些批判,但是他依旧喜爱这些音乐,这也是他个人矛盾性的体现。

五、结语

武宗会昌六年,白居易度过了他灿烂而又“纠结”的一生。回顾他整个人生当中的音乐观,无论是政治音乐观、民间音乐观还是民族音乐观,他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观念。然而这些看法和观念,或是自己在不同时期而相互矛盾,或是与社会的大潮流相对抗。总之,白居易充满矛盾性的音乐观为中国古代音乐史添上了绚烂的一笔。

摘要:白居易是唐朝著名诗人和音乐家,他的许多音乐思想直接体现在他的诗中。白居易的音乐思想和音乐观具有一些矛盾性的内容,而其矛盾性是多样的,有自身的矛盾,也有与时代的矛盾。正是这些充满矛盾性的内容,才让白居易的音乐思想和音乐观显得与众不同。

关键词:白居易,矛盾性,音乐观,诗

参考文献

[1]刘兰.白居易与音乐[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1).

[2]魏季鸣.谈白居易的音乐思想[J].咸宁学院学报,2004(7).

[3]兰士红.李晓艳.白居易诗歌中的志趣与人生[J].芒种,2014(12).

矛盾 篇9

一、贝尔研究大众传媒的文化背景

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多处讲到电影、电视、广告、期刊, 但他在论述这些文化现象时是把它们作为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电影、电视、广告、期刊与资本主义文化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只有了解贝尔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整体态度和思维理路, 才有可能对他的媒介文化观有深入的了解。

什么是文化?贝尔认为:“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 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1]24“真正富有意义的文化应当超越现实, 因为只有在反复遭遇人生基本问题的过程中, 文化才能针对这些问题, 通过一个象征系统, 来提供有关人生意义变化却又统一的解答。”[1]24文化除了面对人类的生存困境, 解释人类面对的困惑外, “就社会、团体和个人而言, 文化是一种借助内聚力来维护本体身份[identity]的连续过程”[1]81。贝尔之所以要下大功夫研究文化, 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内在精神上出现了问题, 出现了前后对立的不一致状态, 他称其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贝尔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研究起步于韦伯和桑巴特。众所周知,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1864-1920) 是当代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 他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905) 一书中认为, 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即新教伦理, 新教伦理的精神内涵是“将苦行僧式的世俗劳作和克己赎罪, 同上帝选民重建理想世界的神圣‘天职’[calling]结合起来, 转而强调通过勤俭致富达到拯救灵魂”[1]12。

韦伯认为, 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资本主义在早期正是通过克勤克俭的新教伦理, 经过艰苦奋斗, 才达到上升发达的状态。但资本主义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在达到顶峰的状态后, 却丧失了这种精神信仰, 奢华和享乐成为第一原则。贝尔非常认同韦伯的观点, 同时, 他又在韦伯的基础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精神状况做了细致的考察与分析。贝尔研究的另一个学术资源是德国哲学家桑巴特 (Werner Sombart, 1863-1941) , 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里, 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先天性特征是对于物质的“贪婪攫取性”[acuisi—tiveness], 赢利原则和现世原则使资本主义成就了勇敢、开拓、不安静和不疲倦的精神气质。贝尔将韦伯与桑巴特概括的这两项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 并细致追索它们的演变轨迹。

禁欲苦行和贪婪攫取好像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但资本主义却能将两者完整地结合在一起, 或者说它们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体两面。前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 后者体现了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那种浮士德式的骚动激情, 这两种原始冲动的交织混合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现代理性观念。

理性传统一直是西方文明的特色, 不论是科技理性、人文理性, 还是经济理性, 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近代西方文明正是在理性的支配下达到了极致。但是物极必反,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 理性亦然。在以德国哲学家为代表的理性哲学达到极度辉煌之后, 理性法则自然暴露出其种种缺陷。于是,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以尼采、叔本华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迅速崛起, 开始影响西方文明。近代以来韦伯强调的禁欲苦行被边沁的功利主义所替代, 它冲破了长期以来为人设定的种种规范, 肯定了弗洛伊德的本能冲动。非理性、感性、生命冲动、个人体验在现代文明中取得了合法性地位, 并逐步成为正统。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域存在着文化霸权,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但贝尔认为具有资本主义主宰性的文化则是现代主义。因为现代主义强调自我, 强调“不受约束的自我”。这种非理性的张扬自我, 以自我的欲望为目的, 对于传统的宗教标准与道德标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也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尖锐矛盾。资产阶级原本那种精打细算、严谨敬业的自我约束逐渐同他们对于名望和欲望的孜孜以求发生冲突, 社会行为已经从宗教那里转移到世俗权力手中, 现代主义文化成了主宰公众的主导力量。

现代主义是什么?现代主义就是对传统的否定与反叛, 就是将群体、理性、规范、道德踩在脚下, 张扬自我、感觉、非理性、欲望。现代主义这一根主线从16世纪开始就贯穿了整个西方文明。“它的根本含义在于:社会的基本单位不再是群体、行会、部落或城邦, 它们都逐渐让位给个人。这是西方人理想中的独立个人, 他拥有自决权力, 并将获得完全自由。随着这类‘新人’的崛起, 开始了对社会机构的批判, 这是宗教改革的显著后果之一, 它首次把个人良知遵奉为判断的源泉, 对地理和社会新边疆的开拓, 对欲望和能力的加倍要求, 以及对自然和自我进行掌握或重造的努力。过去变得无关紧要了, 未来才是一切。”[1]61

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 现代主义的兴起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它是对长期以来理性偏激的一种校正, 是对死气沉沉文化主体的一种激活, 是对人的感觉与生命力量的一种肯定, 正是现代主义的崛起, 西方文化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恢复了文明本身的生命与活力。但是, 非理性原则一旦被强调到极致, 同样也是一种灾难。放纵自我、放纵欲望, 追求奢华、追求享乐, 彻底抛弃道德、规范、约束、责任, 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社会都将带来极大的灾害。上帝要人灭亡, 必先使人疯狂。现代文化在肯定人的欲望的同时, 在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之后, 在拼命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 又沦为欲望的奴隶、物质的奴隶、金钱的奴隶。人逐渐异化为“非人”, 人在得到自我的同时, 又丧失了自我。在现代社会, 人类精神的困厄不但没有因为物质的极大丰富而减轻, 反而病情变得加重, 人在砸碎宗教偶像的同时, 彷徨在精神的废墟, 找不到前行的方向。正如贝尔在书中指出的:“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语言来说, 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 因为这种新生的意识本身充满了空幻, 而旧的信念又不复存在了。如此局势将我们带回到虚无。由于既无过去又无将来, 我们正面临着一片空白。”[1]74

存在与虚无, 不仅是存在主义哲学主要代表人物萨特和海德格尔思考的命题, 也是贝尔思考的命题。如何走出虚无, 使存在或者准确地说是“此在”充满意义, 具有价值, 这就成了现代资本主义需要破解的文化难题。因为物质的极大丰富并不一定使人感到幸福, 奢华的生活并不一定让人感到充实, 欲望的放纵并不能一定使人感到踏实。贝尔给出的答案是人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信仰, 需要恢复道德的约束。在强调个人自由、权力、平等的基础上, 整个社会和个体本身需要规范和约束。通过对人的欲望约束, 使理性与非理性取得平衡, 从而保持文明的延续和社会的平稳发展。

二、从文化的立场解析传媒

文化不是孤立的自生体, 文化的根基是经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复合体, 经济上它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的基础上, 文化上它也遵照交换法则进行买卖, 致使文化变成可以交换的商品渗透到整个社会。现代文化的产生一方面源于技术的进步, 随着火车、汽车、飞机的出现, 人们开始离开封闭的乡村走向城市和工厂。另一方面, 随着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广告的出现, 又使信息广泛传播, 娱乐的方式更加多样化。而这一切都建立在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基础上,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生产与消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生产的目的就是消费, 反过来消费需求又刺激着生产。资本主义的文化实际上已经变成以消费为特征的文化, 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已经不需要文化, 而只需要娱乐。文化已经不是艺术, 不再追求永恒, 不再追求高雅, 而是商品, 是和其他商品一样的消费品, 目的就是为社会所享用。麦克唐纳曾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1]91

贝尔认为, 大众传媒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机器。“传播媒介的任务就是要为大众提供新的形象, 颠覆老的习俗, 大肆宣扬畸变和离奇行为, 以促使别人群起模仿。”[1]36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大众传媒是社会文化改造的先行者, 它在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满足人们的享乐欲望、确立人们的价值判断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于电影, 他认为:“电影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窥探世界的窗口, 又是一组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无所不能的示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电影作为世界的窗口, 首先起到了改造文化的作用。”[1]115比如电影在塑造青少年性观念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在传统社会, 性的知识既不可能在学校得到, 也不可能在父母那里得到, 性是文化的禁区, 是精神的禁区, 它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 不能公开。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性的观念在西方也逐步开放。原来属于私人领域的隐秘话题经过电影变成了公共领域的公开话题。电影制造了时尚、制造了流行, 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 开启了人们心中欲望的闸门。作者在书中举例:米德尔顿的居民世代相传, 认为性是一件可怕的事, 人们有关性的行为……总是被尽可能地排斥在视觉和注意力之外。在电影里却是例外, 年轻人因而都喜欢聚集在银幕之前。“青少年不仅喜欢电影, 还把电影当成了一种学校。他们模仿电影明星, 讲电影上的笑话, 摆演员的姿势, 学习两性之间的微妙举止, 因而养成了虚饰的老练。在他们设法表现这种老练, 并以外露的确信行为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困惑和犹疑时, 他们遵循的‘与其说是……他们谨小慎微的父母的生活方式, 不如说是……自己周围的另一种世界的生活’。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 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 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非法酒店的合法化, 以及人们在狂欢聚会上放纵自己的习惯, 都为所谓的‘自由’观念提供了例证。”[1]115路易斯·雅各布斯写道:“人们一面嘲笑道德观, 嘲笑电影上男女主角老式的‘善心’, 一面开始注重物质上的享受。”[1]115

如果说汽车、电影和无线电本是技术上的发明, 那么广告术、一次性使用商品和信用赊买才是社会学上的创新。戴维·M·波特评论说:“不懂广告术就别指望理解现代通俗作家, 这就好比不懂骑士崇拜就无法理解中世纪吟游诗人, 或者像不懂基督教就无法理解十九世纪的宗教复兴一样。”[1]115

论及广告的作用, 贝尔认为:

第一, 广告是现代都市生活的标志。“广告颇不寻常的地方是它的普遍渗透性。如果没有灯光标牌, 什么才能作为大城市的标志呢?人们乘飞机掠过市区时, 可以看到在夜幕的背景上。一丛丛五彩缤纷的灯光广告在闪烁不停, 宛如晶莹的宝石。在大都市的中心地区———泰晤士广场、皮卡迪利大街、香榭丽大街、银座等等———人们攒聚到闪耀着的霓虹灯广告下, 汇入熙来攘往的人流之中, 分享都市的活力。”[1]115广告改变了都市生活的面貌, 成了现代文明门面上的“烙印”。如今, 广告已经进入城市的大街小巷、进入每一户家庭, 广告在城市真是无孔不入, 既成就了都市的辉煌, 也使都市变得喧嚣、杂乱和无序。

第二, 广告“是货物的标记, 新生活方式展示新价值观的预告”。正如流行的做法那样, “广告术突出了商品的迷人魅力。小汽车被说成是‘美满生活’的象征, 它的诱惑力无处不在。可以说, 消费经济借助于表面事物而得以存在。人们所展示、所炫耀的, 都是成就的标志”[1]116。在消费社会中, 广告无处不在, 人们按照广告宣传的那样购物和生活, 同时, 在心理上也得到某种认同与安慰。广告所宣传的商品, 变成了一种符号、一种身份、一种地位的象征, 人们只有获得广告上宣传的东西, 才会感觉到自己融入了社会, 才会感觉到自己活得有面子。人们在追求广告宣传的所谓“品质生活”, 实际上都成了广告的奴隶与资本的奴隶。人们心甘情愿地吃苦受累, 被物质生活重压而不自觉,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其实是广告的受害者。

第三, 广告是社会的中介, 它改变着人们的习俗与生活方式。“在成分复杂、社团众多、地位流动的社会里, 广告术也起着多种‘中介’作用”。[1]118美国是一个社会变动非常迅速的国家, 而处于社会变动中的人们, 又往往缺乏现成的指导, 不易获得如何把日子过得比以前“更好”的知识。于是, 电影、电视和广告就来为他们引路。在这方面, “广告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单纯地刺激需要, 它更为微妙的任务在于改变人们的习俗。《妇女》杂志、《家庭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 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扮, 如何装潢家庭, 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 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1]116最初的变革主要在举止、衣着、趣尚和饮食方面, 但迟早会在更根本的方面产生影响, 比如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儿童和青年的消费观念、青少年一代的道德观念, 以及社会上许多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第四, 广告是欲望的发动机。贝尔认为:“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 人在其间过着期望的生活, 追求即将出现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 而且一定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的东西。”[1]119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广告不只激起人们的物质占有欲, 还激发人们日益高涨的情欲。比如美国著名杂志《花花公子》1970年的发行量达600万份———主要原因是它怂恿男子的幻想, 夸大他们的性能力。美国《时代》杂志在一则名为《加利福尼亚———令人兴奋的州》的封面报道中, 对加利福尼亚这个浪漫而充斥情欲的地方大肆渲染:“正大光明, 无拘无束, 大家一道群居, 寻欢作乐, 正是加州的好处所在。这些安乐乡的公民似乎永远是懒洋洋地闲荡在游泳池边, 饱享日光浴, 身背行装穿山越岭, 裸着身子在海滩上嬉戏, 每年长高一点儿, 忙着从圣诞树上摘钱, 不着上装四处兜风, 在红杉林里跋涉———停下来喘口气时———他们便要面对妒嫉的世界在照相机前搔首弄姿。”[1]119同样, 1973年的一期《纽约时报》在为东部航空公司所做的广告上, 也在不遗余力地鼓吹情欲, 从而达到自己的营销目的:“请您像鲍勃和卡罗尔、泰德和艾丽丝、菲尔和安妮那样欢度假期吧!”这样触目惊心的标题有意模仿电影《鲍勃和凯洛尔、泰德和艾丽丝》。这部讽刺片描写了两对友好的夫妇如何笨拙地相互交换配偶取乐。东部航空公司接着宣告:“我们送您飞往加勒比海。我们为您租好海边小屋。先飞后付。”这样蛊惑人心的广告实际上是鼓动大家去过一个像电影里人物那样的假期, 如果把这样的提倡同富兰克林提出的包括禁酒、节俭、沉静, 还有贞洁等十三条美德略作比较, 显然思想要开放得多。在这里, 广告改变着人们传统的道德观念。但是, “放弃清教教义和新教伦理的结果, 当然是使资本主义丧失道德或超验的伦理观念。这不仅突出体现了文化准则和社会结构准则的脱离, 而且暴露出社会结构自身极其严重的矛盾”[1]119。一方面, 现代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让人变成“组织人”, 变成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服务现代社会的理性法则和商业法则。另一方面, 商品和广告却助长人们追求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 晚上却“放浪形骸”。这就是资本主义所谓“自我完善”和“自我现实”的实质。

三、对麦克卢汉的批评

麦克卢汉是当今世界著名的传播学家, 也是一位喜欢预言未来的学者。他的关于“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热媒介、冷媒介”“地球村”的论断, 在我国传播学界引起了广泛影响。但是, 麦克卢汉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理解传媒, 而不大关心媒介的人文属性, 他夸大了技术对于世界的影响, 造成了媒介人文价值的“悬置”。正是基于上述原因, 贝尔从两个方面对他进行了批评。

第一, 麦克卢汉是资本主义享乐时代的预言家。“享乐主义时代还有着它胜任的预言家———马歇尔·麦克卢汉。享乐主义时代是市场的时代。此时的知识变成了以公式、广告标语和二进位数编制出来的信息号码。人掌握了这些号码, 就能轻松自如地理解周围复杂的世界。麦克卢汉这位作家不仅能利用编码方法为享乐主义时代下定义, 而且在自己的文体中试用一套入时的公式, 把这一时代的思想用号码法表示出来———真是精于此道, 无与伦比!他的做法是把媒介看成信息, 因此思想仅占第二位, 或不算数。有些媒介是‘热的’, 如广播, 它把听众排斥在外, 另一些媒介是‘冷的’, 如电视, 它需要人们身临其境。印刷文化是线性的, 视觉文化是同步发生的, 等等。这些概念并非让人用来进行分析, 或者用实证手段加以检验;它们是缓解人们焦虑的祷文, 为的是加强人们置身于新交流方式中的舒适感。它们是心灵的蒸汽浴。总之, 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很多方面是在为人类的梦想做广告。”[1]121在贝尔看来, 麦克卢汉的学说, 与其说是一种理论, 不如说是一种广告。他的研究不是批判资本主义, 而是在为资本主义寻找合法性依据。他通过一套时髦的理论, 为资本主义的享乐主义披上了合法性外衣。他说“媒介即讯息”, 看似客观, 却掩盖了媒介传播过程中的价值导向和价值立场。在他的理论中, 信息是第一位的, 思想则是第二位的, 或者说根本就不需要思想。在我看来, 麦克卢汉的理论之所以不谈思想, 是因为人们有了思想, 就会反思资本主义的宣传机器, 就会有一种反抗意识和批判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 “信息”这一科学术语进入传播学, 不是揭示了传播的本质, 而是掩盖了传播的本质。信息好像是客观的、中性的, 但传递多少信息、多大程度上传递信息、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则是由人掌握的, 人是信息的传递者和掌控者。人们传播信息都有一定的目的, 不仅仅是让人知晓, 更重要的是影响他人。因此, 贝尔认为, 麦克卢汉的理论是“缓解人们焦虑的祷文”, 是“心灵的蒸汽浴”, 是在“为人类的梦想做广告”。同样是预言家、未来学家, 贝尔与麦克卢汉的立场截然不同。

第二, 麦克卢汉的理论没有对印刷媒介和视觉媒介做出细致深入的分析。迄今为止, 中国传播学界很少有人对麦克卢汉的理论提出质疑, 更不用说否定了。人们把麦克卢汉当作大师崇拜, 把麦克卢汉的理论当作经典、当作金科玉律, 从来很少有人敢于反思和批评。贝尔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马歇尔·麦克卢汉对于‘热’‘冷’两种传播媒介的区分, 他关于电视创造的‘全球村’的概念, 在我看来, 除了在微不足道的水准上讲, 似乎没有多大意义, 如果有什么意义可言的话。”[1]156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大规模通信网络的普及倾向于把较大的社会分解成支离破碎的种族单位和原生单位。然而, 要形成系统的知识则更需要一种文化的聚合力。他详细分析了印刷媒介与视觉媒介的区别:印刷媒介强调词语、概念、思维、过程, 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抽象的文化;而视觉媒介主要是电视和电影, 它们把速度强加给观众。“由于强调形象, 而不是强调词语, 引起的不是概念化, 而是戏剧化。电视新闻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时, 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 而是滥情和怜悯, 即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假冒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由于这种方式不可避免的是一种过头的戏剧化方式, 观众反应很快, 不是变得矫揉造作, 就是厌倦透顶。……电视作为媒介中最‘公开’的, 则有它的局限性。然而, 整个视觉文化因为比印刷更能迎合文化大众所具有的现代主义的冲动, 它本身从文化意义上说就枯竭得更快。”[1]157贝尔认为:“现代美学如此突出地变成了一种视学美学。”[1]155“我相信, 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 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1]156与贝尔相比, 麦克卢汉虽然看到了电子技术所带来的重大变革, 但他并没有指出变革之后的文化实质。如果说麦克卢汉只是在表层对于文化表象作了简单的描述, 却未对内容进行严密的论证和思考, 那么贝尔不只描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景观, 还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矛盾作了深刻的揭示, 同时, 还表达了对于未来的深切关怀。这一点, 正是贝尔超过麦克卢汉的独特之处。

四、结语

读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你会感到, 此书的核心问题是作者在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揭示的同时, 积极思考和寻找解决这些矛盾的答案。作为一个学者, 贝尔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思路是沿着自由主义的理路缓缓而行。他在亚里士多德、洛克、孟德斯鸠、约翰·穆勒、艾赛亚·伯林、托克威尔、边沁、罗尔斯等人的基础上思考自由与平等、公正与效率、公共与私人这些现代文明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依照他的观点, 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要有道德约束。“当没有抑制时, 当人们根据经验确定行为的可否时, 即使有了美学上充分的理由, 人的那种要探索一切、寻求一切感觉的冲动也会导致堕落、肉欲、对他人的腐蚀和谋杀。”[1]339在此书的结尾, 他重新肯定了自由主义, 他说, 应当将三种行动结合起来:“重新肯定过去, 唯有如此, 我们才可据有历史遗产并了解我们应对后人承当的责任;承认资源有限, 承认需求———个人的和社会的需求应当优先于无限制的欲望和要求;达成一种公正观, 它将给所有的人一种公平感并将所有的人包括进社会之内, 它将促进这样一种形势, 在那儿, 在相关领域之内, 人们变得更加平等因而能够被平等对待。”[1]344贝尔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暂且不论, 但其思考的本身无疑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从传媒研究的角度看, 贝尔的研究对我们有如下启示:一是传媒研究必须开阔视野, 必须将传媒研究放置到大文化研究之中才有意义。大众传媒不是孤立的社会存在, 它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只有将传媒放置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才会发现传媒对社会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 传媒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二是传媒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技术范畴, 还应深入到文化价值的范畴。技术与人文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 只看到一个方面而无视另一个方面, 只会造成研究的盲目或对社会的误导。贝尔之所以批评麦克卢汉, 用意也在于此。三是传媒研究应该重视传媒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导向。在商业社会里, 传媒不应该是商业的奴隶, 不应该为了自身的利益夸大事实、违背事实, 而误导受众, 不能因为媒体的好处而有意迎合大众。大众传媒不是欲望的发动机, 它应该是社会道德底线的维护者, 因此, 应该对大众传媒自身的非理性有清醒的认识并加以限制和约束。四是传媒研究应该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研究大众传媒与社会文化不能一味地歌功颂德、不能一味地迎合传媒的不良习气, 应该保持一种独立观察、独立思考的批判立场。贝尔对大众传媒的批评, 也许从力度上不及法兰克福学派, 但其思考的体大虑周则远远超过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中国的传播学者来说, 不要迷信权威, 不要迷信书本, 不要迎合时尚, 保持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 最为重要。这是中国传播学能不能出大家的前提条件。五是传媒研究要有“破”有“立”, 在“破”与“立”之间, “立”更重要。传媒研究不只有批判和解构, 还要有思考和建构。传媒作为社会文化之中坚, 其基本作用是什么, 价值立场是什么, 价值导向是什么, 社会职能是什么, 作为传媒研究者应该有所思考。通过系统化、理论化、深度化, 而不是零散化、感觉化、表面化的思考,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具有主体性的传播理论和话语体系, 而不仅仅是西方传播理论的移植和抄袭, 这应该是中国传播学奋斗的目标和理想。回到东方, 回到中国, 是建构中国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必由之路。

摘要: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虽不是研究传媒的专著, 但他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大众传媒作了深入的透视。他认为电影是窥探世界的窗口, 又是一组白日梦, 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 起到了改造文化的作用。广告是现代都市生活的标志, 是货物的标记, 新生活方式展示新价值观的预告, 广告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单纯地刺激需要, 它更为微妙的任务在于改变人们的习俗。他还批评麦克卢汉是享乐主义时代的预言家, 他的理论是缓解人们焦虑的祷文, 是心灵的蒸汽浴, 是在为人类的梦想做广告。

关键词: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传媒,批评

参考文献

矛盾“人生” 篇10

许地山, 是文研会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作为一名探讨社会问题, 实践“为人生”文学的赫赫健将, 奋笔创作, 另辟蹊径, 以格调清新的小说散文, 浓郁的异域风情, 强烈的宗教关怀和人文主义精神创作, 实践着文学研究会的主张, 并以独树一帜的创作, 以个人话语融合整个社会话语, 显示文学研究会的实绩。可以说在许地山身上, 既体现了文学研究会的共性, 也体现了他本身的个性。在现在文坛, 似乎很难找到像许地山这样集多重人格于一身的作家:“热情坚定的爱国者、义无反顾的民主志士、渊雅的学者, 夙背灵根的诗人、与世枘凿的厌世者、虔诚的宗教徒……清静无为、四大皆空的佛道思想, ‘修齐治平’的儒家, 祈望圣爱的激越感情, 在他身上构成了复杂的齐聚”。[2]在多重身份交叉分离间, 越来越清晰的是他那厚重的创作, 既是对文学研究会的继承与发扬, 又是对自己“为人生”的阐释和解读。

一、现实和浪漫的矛盾

文研会提倡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以揭示人生, 不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浪漫色彩的文学团体——创造社成立。他们旗帜鲜明标举“为艺术而艺术”, 与“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在文学观、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方面针锋相对的较量。诚然这两种观念各走极端, 不容调和。但在创作上, 文学研究会却难以摆脱浪漫的影子, 尽管它极力的回避它, 却在离得越远后走的更近。文学研究会的理论主张与实际创作之间似乎产生了巨大的裂隙, 但是追踪浪漫与现实之间的历史纠葛, 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并不是一种尖锐地不可调和的冲突。无论从情感基调, 叙述的方式, 题材的选择, 人物性格的设置, 都可以看到浪漫主义的影子。这从文研会作家的作品中可以清楚的看出, 许地山更是其中的典型, 他的作品是在一种浪漫主义的宗教氛围中阐释人生现实的真理, 可以说是披着浪漫主义的外衣的写实主义。例如许地山的处女作《命命鸟》。馥郁清新的南国风光, 彩云缭绕的瑞大光塔, 碧浪翻涌的“绿绮湖”, 无不显示出这是一个世外桃源,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仙境, 却仍在上演着人生之苦。纯洁的爱情遭到压抑, 善良的人性在黑暗中挣扎, 一个优美的调子中吹出了痛苦的音符。现实的残酷, 生活的艰难更耐人思考, 发人深省。许地山是一个清醒的现实者, 他既是文中的叙述者, 又是外部世界的旁观者。文中即有他自叙式的语言, 又有他现实的画外音。环境的浪漫与人生的现实, 爱情的浪漫与毁灭的现实, 叙述的浪漫与悲剧的现实, 在这个带着宿命色彩的命命鸟中得到融合。而文中对于佛教的虔诚信仰, 对于博爱的神圣光环和现实的残酷扼杀, 又体现了矛盾的不可调和。也许许地山明知道这之间的矛盾, 却苦于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只能选择让敏明与加陵“好像新婚的男女携手入洞房那般自在, 毫无一点畏惧”[3]的进入极乐世界。“地山的小说在那时所发表的, 很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的色彩, 如命命鸟, 写男女的青年主人公受宗教教育的熏陶, 反抗着现时的压迫, 只有双求死后的乐园为反抗现实的手段。”[4]从总体上看, 以许地山为中坚的文研会, 立足社会现实, 执着于人生意义的探寻, 表现出鲜明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精神, 体现了“为人生”的文学观, 他的艺术倾向又无时无处不渗透着主观情绪的点染和淡淡的感伤情调。所以说许地山扛着浪漫主义的旗帜, 行进在现实主义的队伍中。

二、出世与避世

他既主张文艺为人生, 又希望弘扬基督博爱精神。这就决定了他的态度是出世与避世。“这调和, 所指的是把基督教的爱欲, 佛教的明慧, 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 揉合在一起, 毫不牵强地融合一片。[3]”在浪漫中徘徊的许地山, 内心深处又充满了对苦难人民的同情, 他希望用自己的笔去关注现实, 书写人生。而这只笔又是柔弱的, 是充满人性的, 他也有软弱和失望的时候。所以, 这就注定了许地山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徘徊, 在避世和正视之间犹疑。而最终, 他选择了出世与避世。

他不是简单的出世, 他的出世是在避世中隐藏着的。厌世却不避世, 出世却不偏激, 对人生淡然, 不争取, 不辩解。他将耶稣基督的博爱、宽容、和解精神融入于社会人生。例如, 加陵与敏明的命运。加陵的父亲本来是希望儿子清清静静的去当沙门, 敏明为自己做了一定的抗争, 虽然只是很小的力量, 却对外部世界毫无影响, 只是在加深自己的悲剧。最后他获得了一种调和, 既去当和尚, 又去高等学校学习, 这不知道应该说是一种胜利还是一种妥协。最后与敏明双双跳湖, 表面上看起来是对不幸命运的决绝抗争, 不惜以死相拼, 然而细读文本, 不难发现, 这是一种避世思想, 他们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 只是靠佛教思想和极乐世界主张解脱自己, 以寻求心中的伊甸园, 他们固执的认为这是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 唯有死才能解脱。其实他们是不厌世的, 只是避世。对生活不希望, 但并非毫无希望, 只是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的事物中, 注定了他们痛苦的挣扎与矛盾, 最终把生命托付于一片清湖之中。最美的愿望, 一定最疯狂, 就是这种出世与避世的矛盾让他们无所适从, 内心的美好憧憬与现实的沉重压迫, 终于使他们双双毁灭与解脱。加陵与敏明的悲剧也是许地山作品中一直想要探讨清楚的问题, 是他本人一直希望超越和协调的境界。这种出世与避世的矛盾是他创作的一个基调。

在许地山身上, 出世与避世最终得到了调和, 他更倾向于出世, 特别是他创作的后期, 从《春桃》与《铁鱼的腮》中可以看出, 许地山正在寻求一种出世的胜利, 走向切实沉着的现实主义道理, 以积极的出世推翻麻木的避世, 这是从和谐转向新的矛盾的过程, 最终又会达到新的和谐。

三、命运的抗争与回归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许地山不可避免的留下了时代的印迹, 思想激进却又有一定的保守性, 这与其说是他和文学研究会的通病, 也是整个时代, 整个主流话语的痼疾。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人性的呼喊, 对命运的抗争, 而又充溢着命运不可逆转的消极倾向, 于是作品中的人物前进一步后又一次重回原来的窠臼。“我像蜘蛛, 命运就是我的网, 我把网结好, 还住在中央。”[6]这是《缀网劳蛛》中的开头, 从中可以看出文章的整个基调, 一种“蜘蛛哲学”似的思想。蜘蛛身上有积极的一面, 无论是“玳瑁梁栋”或“断井颓垣”, 无论是风调雨顺还是狂风暴雨, 它都坚持的结自己的网, 织自己的人生。蜘蛛坚韧不辍地补缀个人命运之网, 用自己那微薄的力量塑造自己的生活, 这体现一种生命的抗争。而另一方面, 又有命运的回归。蜘蛛一直在织网, “向着网的破裂处, 一步一步, 慢慢补缀”。而“她补这个干什么?因为它是蜘蛛, 不得不如此”。[6]蜘蛛的命运就是织网直到生命终结, 它无需思考, 无需回答, 无需交流, 只是日复一日的重复机械动作, 这本是大自然赋予它的本质。而作为自然的主宰着, 作为能思考, 有语言的人类, 为什么会和蜘蛛处于一样的命运了那?尚洁心地善良, 端庄贤淑, 外面突起的流言、盗贼的突然闯入、瞬间的夫妻反目, 都使她的人生发生剧变, 但尚洁不悲观, 也不退缩, 而是勇敢地接受了这一切。她不辩解, 不求饶, 不屈服, 自强自立, 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尊重与丈夫的屈服, 然而这种抗争是以对生活的麻木漠视甚至是逃避而产生的, 这就导致了这种抗争是消极的, 是有意识的回避甚至是一定程度的屈服。所以最后尚洁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看到的依然是那只在一角织网的蜘蛛。“人生就如同入海采珠一样, 整天冒险入海里去, 要得着多少, 得着什么, 采珠者一点把握也没有”。[6]可是“每天总得入海一遭”, 因为他们的“本分就是如此”, 人生是难于把握的, 尚洁的答案是, 要勇敢地往前走;要尽力而为, 要守其本分。勇敢的走和守本分就可以看出尚洁自身的矛盾, 一方面自己无意识向前走, 一方面又是在自己网的范围内向前走, 走不出自己的本分。也许在许地山的其他作品中, 主人公会走出自己的网, 甚至得到新的幸福生活, 但从这种这种新的幸福中, 依稀看到那只蜘蛛的影子, 生命在苦苦挣扎, 却只是在补缀自己原来的旧网。就像《商人妇》中的惜官说“眼前所遇的都是困苦;过去未来的回想和希望都是快乐, ”[6]这种对生活泰然处之之中更是一种宗教哲学与宿命论思想, 是积极与消极的相互抗衡。可以说是战争越激烈, 人生越凄凉。

文学研究会作为中国现代第一个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的文学社团, 以其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在文学史占据重要的地位。许地山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不仅是作为一个发起人, 更是一个坚定的执行者与践行者, 纵观许地山的一生, 他以一种隐忍的悲悯, 博爱的人文关怀, 面对远非完整的人生, 在时代大潮中, 竖起了自己的一面旗帜, 以独特的文风撑起文学一角。

参考文献

[1]文学研究会简章》, 《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

[2]邵迎武生命的智慧与悲哀[J]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0, (3)

[4]许地山.达衷集[M].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4:44

[3][5]乐齐《精读许地山》,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8, 1, 第19页, 第1页

充满矛盾的台风 篇11

大家都知道,台风是个狂风暴雨的天气系统,特别是它的中心部位。可是,恰恰在台风中心部位的中心,即直径约十几至几十公里的台风眼区里,却又是个天气晴好、无风或小风的“世外桃源”。因此,在狂风暴雨区和台风眼区之间的分界面内外,咫尺之间,这两种截然相反、矛盾鲜明的天气十分和谐地共存着。

降暴雨的台风会引发大火,这是台风制造的又一个尖锐矛盾。日本曾多次发生这一现象,因为在日本,台风过境后,其后部西南气流在较高大的东西向山脉背风的北坡下沉时,由于焚风效应而变得又干又热,只要有火源,大火就会一发不可收拾。1955年10月1日深夜,日本新潟县府失火,恰逢过境台风后部的强烈焚风迅速助燃,造成了市中心的毁灭性大火。

大家还知道,台风是地球上最重大的灾害性天气之一,可是它确确实实也是资源。例如,盛夏正是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旱情如火的伏旱季节,台风雨能及时地缓解甚至解除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公里广大地区的旱情。而且,因为台风登陆后大风迅速削弱,一般不再成灾。因此,台风成了南方大陆盛夏宝贵的水力资源。台风缓解伏旱的同时,也缓解了当地的高温酷暑之苦。2003年7月下旬,正是伊布都台风结束了江南大部分地区持续40℃左右的高温天气。

据报道,1995年夏,广东省水利厅根据准确的天气预报,下令有关水库在台风来袭前放水发电,过后让台风雨再把水库灌满。后来,这个5号台风果然给广东多发电800万度。台风成了当地的水电资源。

有趣的是,台风虽然是个直径可达上千公里的庞然大物,可是它却一辈子都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路的。这个“别人”就是比它更庞大的副热带高气压。台风沿它的西侧和西北侧可以到达相当高的纬度,从而把热带海洋上丰富的热量和水气输送到遥远的北方。它和秋冬季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一起,共同调节了地球上的冷热和水气平衡。也正是因为它能到达较高纬度,我国黑龙江东北部以至更北地区尚能受到台风影响;而我国最南端的曾母暗沙,却因接近赤道反而没有台风的踪影。

“矛盾”点亮课堂 篇12

假若我们用对立统一的眼光审视语文教材,就会发现,教材中其实有许多文章都用了这一辩证法来表达思想、突出人物及事物特点,作者匠心独运地遣词造句、谋篇布局,通过矛盾对立来达到一种更深层次的和谐统一。只要我们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善于发现与把握文本中的矛盾处,引领学生亲近文本、体验文本、感悟文本,必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最后达到超越文本的超凡境界。

下面我就结合一些课堂实例来谈谈如何巧抓文本矛盾,点亮语文阅读的课堂。

一、课题中预设矛盾———期待阅读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要利用阅读期待、阅读反思和批判等环节,拓展思维空间,提高阅读质量。”首次提出了“阅读期待”这个概念。所谓“阅读期待”,是读者阅读之前内心所预想的情景、包含的期望,一旦与文本某处产生了矛盾,这种有悖常理的情境就更容易激起学生的兴趣和关注,让学生期待阅读。

如一位教师指导预习《放弃射门》一课,先让学生观看一场足球赛或者回顾看过的足球赛,搜集报纸杂志上的有关图片、文字资料或音像材料,并利用活动课组织班上喜爱足球的同学进行了一场比赛,然后让学生交流观后感、赛后感,展示搜集的成果并畅谈自己搜集资料的经过。在足球悄然进入学生心中之际,教师及时地播放了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精彩选段,每一个精彩的射门,都会引发观众排山倒海般的欢呼,激动人心的气氛不断地感染着学生,他们仿佛置身其中,与当时在场的观众同紧张共欢呼。由于多媒体的呈现,使学生在短短的时间内,对足球运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一致认为,足球的射门确实是最重要、最激动人心的一瞬。当他们把目光注视在课题———“放弃射门”上时,这一信息与自己的“阅读期待”是多么的不一致!这种矛盾使他们产生了困惑,在矛盾的焦点处,提出疑问:谁放弃射门?他为什么要放弃射门?难道他不知道射门对他以及球队都至关重要吗?

于是,教师引导学生自主读课文,梳理课文脉络,读懂大意,再进一步深入思考,寻找突破口,理解福勒放弃射门的根本原因以及这一举动的内在含义。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作者的感受上,提出:“福勒放弃射门的举动所反映出来的人性美,为什么令作者如此震撼呢?这到底是怎样的人性美?”最终学生被福勒崇高的体育道德风范所深深感染。

孩子都有天生的好奇心,当他们发现事实与自己的“阅读期待”形成矛盾时,必然怀着批判的心理,产生浓厚的兴趣,期待阅读课文,于是便会全身心地投入到接下来的学习之中。像这样的课题还有很多:《小壁虎借尾巴》《蓝色的树叶》《花钟》《火烧云》《鱼游到了纸上》……如果我们巧用预设矛盾来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就能形成强烈的探究氛围,营造一个良好的课堂开端。

二、文本中探究矛盾———激活思维

矛盾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形成了文本的张力,使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能独辟蹊径。如果我们能认识到矛盾存在的意义,合理地利用它来引发问题情境,就能将教学引向深入,教师、学生、文本之间的多元对话也会充满思维的亮点。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有些文章刻意安排了一些矛盾出现在某些章节或句子中,这些矛盾的出现能够充分表达作者的写作目的。例如《十里长街送总理》一文中,有这么一个句子:“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双手拄着拐杖,背靠着一棵洋槐树,焦急而又耐心地等待着。”“焦急”和“耐心”是一对表示矛盾的反义词,“焦急”反映了老奶奶希望早些见到周总理灵车的心情,而“耐心”表示老奶奶一定要等到灵车的决心。怎样才能让学生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呢?我设计了这样的问题,“焦急”是着急,“耐心”是不着急,“焦急”而又“耐心”不是自相矛盾吗?为什么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句子中?这两个词各说明了什么?……

另一类是阅读材料和已有知识、生活经验的矛盾。如《卖火柴的小女孩》中讲道:“小女孩抽出一根火柴。哧!火柴燃起来了,冒出火焰来了!多么温暖多么明亮的火焰啊!”为了揭示课文和生活经验的矛盾,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根火柴发出的光和热,真的有那么温暖那么明亮吗?小女孩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激起了学生探究的愿望。

三、整合中凸显矛盾———升华主题

整合,简而言之即综合、融合。在教育教学中是指使教学系统中的各要素及其成分形成有机联系的整体的过程,它能使系统各要素整体协调、相互渗透,从而发挥最大的效益。

一位教师教学《出塞》,就与《从军行》整合起来,以“悲”和“壮”这对矛盾心理为主线,先在通读的基础上,找出两首诗共同的地方:都是以边塞生活为背景;然后抓住《出塞》中“人未还”品词析句,从征人的无尽哀怨,亲人的无比思念,以及从唐朝追溯到秦汉千年不变的镇守中渲染“人未还”的悲凉愁苦;再让学生去读《从军行》,抓住“不破楼兰终不还”,让学生通过想象“金甲是铁做的,怎么会磨穿”,感受征人奋勇杀敌、不破楼兰誓不还的“豪壮”。同是边塞诗,却一“悲”一“壮”,矛盾就凸现出来了:戍边生涯如此悲凉,为什么一到战场上,征人们就满腔豪壮,心中的“悲”哪去了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矛盾。为了攻克这一“堡垒”,教师让学生对诗歌再次研读,反复推敲,并激发学生进行观点的碰撞,使矛盾越辩越明了,越辩越趋向统一,最终得到圆满的解决,学生深刻体会到征人把“悲”埋在心里,把“壮”挥洒在战场上的豪迈气概。

由此可见,整合不是机械的相加,而是将看似矛盾的两首诗歌置于同一背景之下,形成有机的整体,在立体的、多维度的研读辨析中,使“悲壮”主题意蕴得到升华。

四、超越中激化矛盾———深层建构

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立足文本仅仅是语文阅读教学的基础而不是全部, 因为教材提供的文本是有限的, 阅读能力的提高, 语文学习能力的发展必须在立足文本的基础上超越文本才能最终完成。同时,《语文课程标准》也要求“培养学生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主要指这种超越自我的能力,旨在让学生在阅读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从而实现“有创意的阅读”。在超越自身体验的基础上,如果能激化文本矛盾,超越文本意义,超越作者水平,那当然是更重大的收获了。

一位教师执教《珍珠鸟》一课,教学顺利推进,在感受“我”对小珍珠鸟的关爱之后,教师创设了一个情境:小珍珠鸟向父母评价“我”。学生进入了角色扮演,入情入境地述说着。

生:妈妈,这个老冯可是最懂得爱鸟的人了。你看,他让咱们住在这吊兰丛中,又幽深,又安静,正合乎我们的心意。

生:爸爸,老冯真好,他给我水喝,还对我笑笑,抚摸我,可亲近我了。

……

一句句富有情趣的话语,奏响了人与鸟最和谐、最华美的乐章。

就在大家沉浸在和谐氛围之中时,一位学生满脸疑惑地问:老师,我读这篇文章总觉得很别扭,既然作者那么热爱鸟,为什么要把珍珠鸟关在笼子里,他应该把它们放飞呀?

冷不丁的一个质疑,犹如在平静的湖水中投下一块石头,刚才美好的氛围一下子消失了,学生们窃窃私语,于是教师将问题抛给了学生:“同学们怎么看待她的疑问?”

学生再次进入文本,课堂沉寂了几分钟,接着又活跃起来。

“作者既然是鸟的朋友,就应该爱护它,让鸟自由地翱翔蓝天。”“一只鸟不能展翅飞向蓝天,就是对它的伤害,而不是对它的爱。”“文中虽然写作者对鸟很关爱,不打扰它、不赶它、不动它,显然作者比一般人觉悟高一些,但他做得还不够完美。拥有不是爱,真正的爱是与鸟做平等相待的朋友。”……

师:那么,你们认为怎样做才是真正热爱大自然呢?请大家以大自然的身份向人类述说。

“爱我———就请给我自由。”“同在蓝天下,人鸟共家园。”“我是生态平衡者,伤害我等于伤害你们自己。”……

可见,教学中通过对矛盾的激化,就能促使教者、学者从对文本的感性解读,走向对文本的理性解构,而学生的认识层次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和犀利,思想精神取得了自我的觉醒和提升。同时,也就能有效地超越文本本身所赋予的内涵,对文本又进行了一次深层的建构。

上一篇:构建关系下一篇:市政污水处理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