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矛盾(精选7篇)
知识矛盾 篇1
语文阅读教学要关注其内在规定性, 其中学生的知识诉求与教师的教学内容之间的矛盾往往是教师最容易忽略的。现在的教学过程中大多重视的是怎么教, 怎么让学生接受, 而教什么, 怎么去选择适宜的教学内容其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就像做一道菜既要保留最多的营养, 即有符合文本本身的内容解读和知识建构, 又要符合学生的口味, 即满足学生自身的学习诉求和符合学生的阅读经验、水平。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食材的选择, 即教学内容的选择。如果这个“食材”没有满足以上两个条件, 那么即使它再昂贵, 再稀有, 也是不受欢迎的, 无法让学生真正消化吸收, 变成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东西。所以, 一要关注文本的特点, 二要关注学生的学情, 才能做到两全其美。
关注文本的特点, 首先要注意它的体式。但也并非完全用体式来决定教学的内容。以《傅雷家书》为例, 选入九下语文课本的是两则非典型性的书信。书信的固有格式在这两个文本中都没有得到体现,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书信体式的另一个内在特点———“私语真情”。在书信的所有艺术性因素中, “私语真情”是其最具文学诱惑力的内在成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书信和艺术一样, 不会因为时过境迁而失去它的价值, 往往是愈久愈可以散发浓厚的醇香。在人的日常生活中, 书信实际上是一种情感的守望和期待。书信文采与诗词等纯文学文体有所不同, 它不可以过度夸张, 更不能矫揉造作, 应是个人“心声”的自然表达, “条畅”、“优柔”、“文明从容”。因此第一则书信教师应该抓住书信语言中能体现真情的内容来教学, 而这种真情体现在劝慰的方式上, 即运用各种语言技巧。第一步就是减压增温。首先以温情的语言相告, 父母面对孩子向自己倾诉烦恼, 是高兴而平静的。高兴的是孩子愿意向自己倾诉烦恼, 平静的是作为过来人, 早有预料。这种语言一出, , 烦恼者心中马上会产生“他是理解我”“他可以理性地看问题”的感觉, 顾虑情绪消失, 进而敞开心扉, 利于劝慰者乘机进良言。容许烦恼者宣泄情绪往往是化解苦闷的有效办法。然后连用三个反问句, 层层推进, 加强语气, 由理解转至安慰, 句句真情流露。它强调了孩子与父母关系的密不可分, 给孤身在外的孩子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 也给予了父母独有的温暖。这些语言属于父母与孩子私有化的语言, 蕴含的真情是不容置疑的, 符合了书信“私语真情”的特点, 为之后的劝慰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劝慰的过程也是传递情感的过程, 理性的分析和感性的安慰在这封信中是高度统一的。第二步用的方式就是以类相比。就是以这现象比那现象, 以此道理比比道理, 以己知的比未知的, 从而由现象的一致达到结论的一致。作者以太阳雨水过猛的危害从反面来证明要有达观的心态, 以同是音乐家的克利斯多夫的经历从正面证明历经挫折会更坚强。言语中“你也不是栽了筋斗爬不起来的人”和“我相信你逐渐学会这一套”都给予孩子正面的心理暗示, 也表达了父亲对孩子的信任, 传达父爱的特殊性。真正的父爱不完全像母爱一样柔声细语, 它是坚韧的, 引人思考, 催人上进的, 是一种刚性的情感。最后用了一个假设句, 作者也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孩子身上, 而是让他自己思考, 选择。真正有效的劝慰是在陈明利害关系后, 达到劝慰的目的是要真正让被劝慰着本人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主观接受, 从而理智地作出判断, 要把抉择的权利交给被劝慰的人, 而非越俎代庖。因此从“私语真情”的角度去确定教学内容, 有利于以“学的活动”为基点的教学活动。
在体验“私语真情“这一特点时, 会产生一个困惑。在这两则书信中都有英文单词的插入。语文学习的一个基本目的自然是让学生能认识到中文的奇妙灵动, 能准确地传递人的情感。那么如果说作者在写信传递自己想要表达的情感时, 用“ruin”这个英文能更全面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 岂不是捍动了语文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其实不然。首先我们要注意傅雷的身份背景, 首先傅雷是一个翻译家, 精通各国语言, 在他选择用文字传递情感时, 当遇到一些关键的词语, 用中文一时难以表述清楚, 而用英文更准确时, 他肯定会选择最能体现情感的方式。其次傅聪正值在国外, 一个英文单词就沟通上来说没有任何障碍, 也不存在不伦不类之说, 因为书信强调的是“私语”, 那么只是两个人的交流, 并不是写给外人看的, 那么自然语言信息传递与接收的便利准确为基准了。这也并不会对语文的地位产生质疑, 人类的情感是复杂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完全表述出来, 中文也不例外。“ruin”这个词语在文中表达的是这种创伤是带有覆灭性的, 强调一种严重性。这和后一句提到的“心灵的灰烬”形成对应。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不必避讳, 在对这个文字的探究中, 反而更能体现出书信体式中“私语真情”的特点。
由此看来, 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文本体式对教学内容确定的影响, 这也符合阅读教学的内在规定性。在解读文本时, 我们要关注文本事物的载体———文本体式, 抓住其在具体文本中体现出的最大特点来认识文本中的事物。
教学内容的确定除探究文本本身外, 还要建立起文本与学生之间的链接, 这样的目的是要求更多关注学生的知识诉求, 关键就是要关注学情。这是由阅读教学的内在规定性确定的。《傅雷家书》被称为苦心孤诣的教子篇。但是著作之所以能成为著作, 定有其不会随时代所改变的内在魅力。虽然没有条条框框的教条主义, 也没有生动富有内涵的语言, 但对于当今的学生来说, 一部文学作品, 他们想读到的不仅仅是语言上的技巧, 更希望得到情感上的共鸣。单纯地通过文本去体会面对挫折的态度, 体验父爱已经满足不了学生情感上的需求。那么我们就要消除文本与学生之间的距离, 建立起符合他们生活经验的链接。虽然我们不能“种了别人的田, 荒了自己的园”, 把语文课变成德育课, 但是我们的教学目标不仅是理解和运用这些文字, 更是“借助于这些文字去记忆、感受、解释、运用它们所指称的学习对象, 如地理现象及自然规律, 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认识等”。这才是学生真正需要学习的。因而教师的朗读要取常态, 把自己变成一般读者, 找出某一特定文本的特质所在, 将源于生活、具有时代感的内涵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语文经验产生契合。分析了学生的学情后, 我发现所教的两个班, 家境富裕的学生很多, 但是能做到像傅雷一般苦心孤诣教育孩子的却很少, 也就是说, 这和当今社会中家庭教育的缺失, 一味给予孩子物质上的满足这一现象有共通之处。众多如“李双江儿子打人事件”一般的富二代道德的缺失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有些学生在作文中写到父母对自己的关爱, 只是局限于对他们物质上无悔的供给, 情感上无私的付出, 而忽视了思想上的帮助。那么我们不仅要让学生从文本中体验到傅雷传递的思想与情感, 更要他们认识到家庭教育中思想道德传承的重要性。物质上的满足不是真正关爱, 思想上的交流与帮助才是真切的关心。也可调动学生以往的学习经验, 如胡适的《我的母亲》中母亲对孩子思想的影响, 这样从学生的经验取向出发, 纳入到教学内容的范围应该是适合现代的学生需求的。“源于生活”是新课程的一大特点。贴近生活, 让语文教学生活化, 是重塑语文教学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语文教材中的课程文本, 大多来自作家对生活的体验与感受, 是作家们理解生活价值的外在体现, 代表的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人文思想。学生们缺少时代感, 更缺少成人化的“思维胚胎”, 这就要求在语文教学过程中, 重新开发课程文本, 构建新的学习资源, 加强语文学习与学生生活、社会生活的联系, 创设生动的情境, 强调语文学习的实践性。这样才能达到语文教学中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语文学科的任何教学活动都必须直接为当代社会生活服务, 直接满足当代社会生活的需要。语文新课改强调以人为本, 着眼于人的发展, 而人总是社会的人, 离不开当代社会生活。因此, 在确定教学内容时, 就要着眼于学生的未来, 着眼于社会的发展, 这样才有可能使学生的语文学习终身受用。
综上所述, 只要从文本出发, 关注文本体式的特点, 依据学生的学情来确定教学内容, 学生的知识诉求与教师的教学内容之间的矛盾就能得到解决。这样的教学内容, 无论是“营养”, 还是“口味”上都符合教学双方的要求, 达到教与学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有效教学》崔允漷2010年8月
《阅读教学的内在规定性》王荣生2011年9月
《要有正确的“文本体式观”》徐江2011年6月
知识矛盾 篇2
本文选自《韩非子·难一》
矛:古代用来刺杀敌人的长柄兵器,矛的基本形制有狭叶、阔叶、长叶、叶刃带系和凹口骹式等。
盾:盾牌,古代作战时遮挡刀剑用。
鬻:卖。
誉:赞誉,夸耀。
曰:说,讲。
吾:我。
陷:穿透。
或:有人。
以:使用;用。
子:您,对人的尊称。
何如:怎么样。
应:回答。
利:锋利,锐利。
其:助词。这里指那个卖矛和盾的人。
弗能:不能。
之:的。
鬻(yù):卖。
者:...的人。
莫:没有什么。
夫:放在首句,表示将发议论。
译文:
知识矛盾 篇3
出现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教师自身没有理解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的科学内涵及二者的关系。我曾经在一次教学观摩中,听到一位老师这样告诉学生:“复杂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这就使学生更难把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区别开来。
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巧妙区分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我们首先必须从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的概念人手,搞清楚什么是“复杂事物”、什么是“一个矛盾”。
教材对主次矛盾是这样解释的:在一个复杂事物中,存在多个矛盾,而每一矛盾在这个矛盾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其中有一个矛盾居于主导地位、起决定作用,它的存在决定着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方向,我们把这一矛盾称为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则处于从属地位,不能决定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方向,我们把这些矛盾称为次要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问题是研究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在这一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我们把其中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方面叫做矛盾的主要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而处于被支配地位、不起主导作用的方面称为矛盾的次要方面,它只是影响事物的性质。
在这里我们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复杂事物”、什么是“一个矛盾”。一般来说复杂事物是相对于简单事物来说的。那么,这是不是说复杂事物包含着许多矛盾,而简单事物只存在一个矛盾呢?这样的理解显然是不科学的。首先,辩证法认为联系是事物存在的条件,任何事物内部、事物之间都存在联系,而联系的内容就是矛盾。这就是说再简单的事物都必须与其他事物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才能存在。其次,由于事物层次的无限性,可知事物内部不可能只存在一种对立统一关系。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复杂事物”和“一个矛盾”呢?我们必须用辩证法的思想来分析,即相对地看问题。多个矛盾相对于“一个矛盾”来说是复杂事物,而“一个矛盾”是我们把某一事物看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包含着即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例如,我们说过去一年我校各项工作取得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就体现矛盾的主次方面辩证关系的原理。这就是说,我们把学校工作看成一个整体,即看成一个矛盾,把取得成绩看成一个方面,把存在问题看成另一个方面。显然,学校这个矛盾体包含许多矛盾,只是我们仅仅从研究学校发展得失的角度,把它看成一个整体来全面地认识它。而当我们说学校的各项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教学这个中心环节,同时搞好宿舍管理、学生文明礼仪教育等工作时,这一观点体现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同时兼顾次要矛盾的哲学道理。这就是说,我们在研究如何搞好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时,就把学校教育教学的诸多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看成是复杂的矛盾群体。由此可见,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中的“复杂事物”和“一个矛盾”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因实践的需要而确定的特殊研究对象或角度的问题。也就是说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是我们选择的不同的研究角度。
第二,正确理解、巧妙区分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还须明白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研究的目的不同,或者说两者使用的领域不同、方法论意义不同。“主次矛盾”一般用于解决问题,属于改造世界领域;“矛盾的主次方面”一般用于分析、判断、评价问题,属于认识世界领域。
研究主次矛盾问题,是为了在分析和解决复杂的矛盾关系时,做到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突出重点,又不忽视次要矛盾:既要防止主次不分,又要防止“单打一”。
例1: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搞好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
这就是说现代化建设,有许多工作要做,既有许多矛盾要解决,而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就是抓住重点解决主要矛盾,它能为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次要矛盾的解决创造条件。
例2: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以“三农”问题为重中之重,始终牢牢把握。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三农”问题是关系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抓住主要矛盾,它能为其他次要矛盾的解决奠定坚实的基础,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国家的长治久安。
再如前面提到的学校的各项工作,必须围绕教学这个中心环节展开,同时兼顾德育、体育等工作。
以上的事例都是运用主次矛盾关系原理来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在实践中,如果遇到要解决问题,一般就用主次矛盾关系原理,分清主次矛盾,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
研究矛盾的主次方面,是为了在认识问题时,分清主要方面,善于识大体,顾大局,又不忽视矛盾的次要方面,使事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矛盾的主次方面原理一般用于判断、分析、评价问题。
例3:当前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是清正廉洁的,但是也有极少数腐化堕落分子,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坚持反腐倡廉,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这是对党风的分析、评价,“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是清正廉洁的”,是主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决定党风的性质;“极少数腐化堕落分子”是支流,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它影响党风的性质,因此必须坚持反腐倡廉。
例4:我国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在我国现阶段,存在着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决定我国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这是对我国经济制度性质的判断。
例5:我国大陆(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台保留原有资本主义制度。
这是对我国社会制度性质的判断。
例6:当前绝大多数台湾同胞是愿意回到祖国怀抱的,但也有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图谋分裂祖国。
这是对台湾形势的分析、判断。
例7:张军同学是一个性格豪爽、心直口快、热情助人的好同学,虽然他学习成绩不很优秀。
这是对人物的分析、评价。
例3到例7是教学中运用矛盾主次方面关系原理来分析、判断、评价问题的常用案例。教学中要教会学生举一反三。
第三,正确理解、巧妙区分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还要学生掌握主次矛盾关系原理用于“解决问题”时和矛盾的主次方面关系原理用于“分析、判断、评价问题”时,它们使用的不同的关键词。
一般来说,主次矛盾关系原理用于“解决问题”时,常使用“重点”、“关键”、“中心”、“重中之重”、“首要”、“最重要”、“突破口”等关键词。而矛盾的主次方面关系原理用于“分析、判断、评价问题”时,多使用“主流”、“支流”、“主体”、“绝大多数”、“极少数”、“实质”、“性质”、“优势”等关键词。
知识观与大学外语教学的矛盾 篇4
目前外语界围绕这三对矛盾的探讨,多出自我国外语教育的传统、外语教学对社会文化需求的满足、语言与文化及跨文化交际的角度,这对话题本身的思考及指导教学提供了学科视野。 知识是教育的核心主题,一定的知识观下必然产生与其相应的教育观,大学外语教学中的这三对矛盾的产生与发展有知识观方面的渊源。文章在知识观视阈下,对于大学外语教学中的上述矛盾从现代知识观的视角对其产生进行诠释与分析、指出矛盾对立带来的弊端,从后现代知识观的角度分析矛盾转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及转化路径,目的在于将目光投向外语学科本身之外,为矛盾本身及矛盾双方各自的探讨进一步从理论上溯源。
一、大学外语教学的矛盾与现代知识观
( 一) 现代知识观的特征
知识观是关于知识问题的根本认识和看法,涉及知识的本质、属性、存在状态、种类、范围等方面。 一般认为,现代知识观形成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17 世纪,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认识论是其形成的哲学基础。 石中英认为,知识的属性是有关知识认识中的核心要素,它决定了什么是知识以及什么样的知识最有价值。 客观性、普遍性及中立性是现代知识的三个基本属性。 客观性是种“ 符合性”,即知识与“ 事物本身”的属性及事物之间的“ 本来关系”相符合,知识应当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或本质联系,事物的本质属性或本质联系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知识也是客观的。知识的普遍性指客观知识是超越各种社会和个体条件限制,可以取得普遍的证实和普遍的接纳。“ 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体现了现代知识的普遍性。 另外,知识的普遍性也指知识的生产与辩护标准得到普遍认同和尊重。现代知识的中立性指知识是纯粹经验与理智的产物,只与作为认识对象的事物的客观属性和认识主体的理性能力有关,与主体的兴趣、态度、意志、价值等以及主体所在的社会文化无关[7]。 周先进等认为,现代知识观基本体现在知识的这三个属性上[8]。 科学知识因具备客观性、普遍性与中立性,被认为是真正的知识,并被作为衡量知识的普遍标准。 于是以科学知识为基础,形成了客观主义的科学知识观,追求绝对的客观性知识,因而现代知识观也被称为科学知识观,以对知识的客观主义和对科学理性的崇拜为主要特征[9]。
( 二) 现代知识观下大学外语教学矛盾的表现
1.语言知识及技能与思辨能力。 知识的现代观表明,知识是对外界客观存在的揭示,真正的知识是普遍的客观真理。 因而在现代知识观下,知识被当作可以客观地从知之者传递给非知之者的真理,教育的功能是传递与继承知识,教学要求学习者去接受现成的真理性知识,特别强调在知识理解基础上知识的掌握与运用。 体现在大学外语教学上,长期以来将外语语言知识当作一种客观知识或准科学知识,教学被理解为外语语言知识的传递与继承。 因此,教学以语言知识与技能的掌握为重心,强调对外语知识的精确记忆与准确再现以及在机械模仿与多次操练中获得语言技能。对于外语语言所承载的各种自然与社会现象、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很少进行分析、判断、质疑、批判与探究。 在现代知识观下,外语语言知识及技能与学习者的思辨能力处于对立状态。这种外语教学的结果是, 不论非外语专业还是外语专业,培养的学生很难用外语进行思维,更缺少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10]。
2.语言知识及技能与人文素养。 现代知识观是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客观主义知识观, 在现代知识的王国中,科学知识成为各种知识的典范。相比之下,人文知识在客观性、普遍性、中立性上不足,被认为是非严格意义上的知识遭受歧视与压迫。所以现代教育以追求客观主义的知识和科学理性为目标,注重科学知识的传授与学习者科学素养的提高,教育的人文面被忽略。 怀特海认为,在现代的知识教学中,“ 一个人可以理解所有关于太阳的知识,所有关于空气的知识和所有关于地球旋转的知识”,但却“ 看不到日落的光辉”[11]。 大学外语教学受科学理性思维的影响,强调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忽略凝结在语言学习材料中人的经验、情感、意志、态度,价值观等对学习者精神之成长与人格之养成的意义与作用。 大学外语教学中的人文主义的弱化,甚至缺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2]。
3.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 在现代知识观中,科学知识是真正的知识并被作为衡量知识的普遍标准。而现代科学知识主要产生于西方社会,西方社会及其文化也因此被标榜为文明的、优越的,非西方的知识都不是真正的知识,非西方社会及其文化被看成不文明的、低劣的而遭到贬抑,形成现代知识问题上的“ 西方中心主义”[13]。由于跨文化交际的需要,目的语文化( 以英美西方文化为主) 教学在大学外语教学中已经普及。 然而,在“ 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西方文化被当作一种跨文化交际的普遍标准,主导着我国的外语文化教学,中国文化被当作“ 文明”程度不够的一种地域性文化而被忽视,在文化教学中处于失语状态。如果西方文化长期主导文化教学,一方面会造成国民对西方文化的更加推崇与日益追随,与本土文化渐行渐远。另一方面,以西方文化标准来规范跨文化交际,以牺牲另一方文化来消除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交际困难,本身就消解了跨文化交际的性质。
二、大学外语教学的矛盾与后现代知识观
( 一) 后现代知识观的特征
20 世纪60 年代后后现代知识观兴起,它对现代知识观在反思的基础上,进行批判与解构,知识观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变。 后现代知识观的哲学基础是现象学、非理性主义、空想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等。石中英认为,文化性、境域性与价值性是后现代知识观的基本特征。 文化性是指,作为认识对象的事物及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由认识者的兴趣与各种认识条件“ 选择”与“ 制造”的,其归根结底是由社会因素所建构的,所以知识从生产过程来说不可避免地受其所在的社会文化的制约,因而有一定的文化限域、而非超文化的[14]。 知识的文化性是对客观性的解构,否定了绝对客观和普遍适用知识的存在。 境域性指任何知识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空间、理论范式、语言符号等文化因素中;知识的意义不仅由其本身的陈述形式来给定, 而且更由其所在的整个意义系统来赋予。 离开了一定的境遇或意义系统,不存在任何知识[15]。知识的境域性是对普遍性的消解,这样原来被压制的各种本土知识和地方性知识在后现代知识观中获得新生。后现代知识的价值性消解现代知识的中立性。价值性指所有知识的生产都受社会价值的需要指引,体现一定历史阶段人们的价值要求,因为所有的认识者都处于一定历史文化中,有着自己的兴趣、利益、价值观念等。 另外知识陈述的语言是一定历史文化中形成的特定概念和范畴。因而不是价值中立的。另外,后现代知识的价值性还指,知识在传播中受权力制约,对知识标准的控制就是一种权力制约现象。 近代以来非西方的本土知识、地方性知识之所以受到压抑,主要就是因为不符合客观性的知识标准。因此,知识从生产、记录到传播的全程不可避免地带有价值性。
( 二) 后现代知识观下大学外语教学矛盾转化的路径
知识观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变,人们对语言及文化知识的认识必然发生改变,由此必将引起大学外语教学的转变。
1.从强调语言知识及技能到语言知识及技能与思辨能力兼顾。后现代知识的性质表明一切知识都是由认识主体建构,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与社会文化中,反映一定的价值需求。因而现有知识只是对现有问题的暂时性假设或猜测性解释,需要进一步验证与发展,不存在绝对客观和普遍适用的知识。另外,在后现代知识观看来,不仅知识具有文化性,就连陈述知识的语言本身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也带有特定的价值。 因此,在后现代知识观下,大学外语教学要突破现代客观主义知识观的思维定势,对于语言与文化知识的非客观性特征及其本身所附带的社会文化价值要有充分意识与重视,在强调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重视对语言及文化知识的分析、判断、质疑与探究等思辨能力的培养。
实际上,在大学外语教学中培养思辨能力具有独特优势。 大学外语教学丰富多样的选材,一般来说在输入信息上量大、思想上有深度,对于思维的拓展与涵养非常有利。 外语语言本身及其文化所载负的社会文化价值,也能为思辨能力的培养提供思维的对象。 所以外语教学要发挥自身优势,在重视外语知识及技能获得的同时兼顾学习者思辨能力的提高。
2.从强调语言知识及技能到语言知识及技能的掌握与人文素养兼顾。后现代知识的性质表明知识是由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具一定兴趣、利益、价值观等的认识主体建构而成。 现代知识观所追求的“ 绝对客观”和“ 普遍适用”的知识是不存在的,知识中凝结着主体的兴趣、情感体验、意志努力、价值观念等成分。 因此,后现代知识观下的教育要重视知识建构中的个体经验,使学习者通过经验与认识的交流与分享,建构自己的知识世界与意义世界,最终促进自身的精神、个性与创造性的成长和发展。 体现“ 教育的原则是通过现存世界的全部文化导向人的觉醒之本源和根基, 而不是导向由原初派生出来的东西和平庸的知识……”[16]
后现代知识观下的大学外语教学,不仅要强调语言知识和技能,还要给予学习过程中的个体经历及情感体验以重视,使通过语言知识及技能的学习促成学习者的精神之成长与人格之养成。外语学习材料饱含人们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各方面的经历、体验与感受,教学要挖掘这些因素,使学习者在日常的熏陶与感染中获得良好的道德修养,形成正确的审美能力与价值观念等。 所以大学外语教学要体现和加强人文内容,使学习者的人文素养与语言知识和技能同时得到提升。
3.文化教学从西方文化主导到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并举。 后现代知识的境域性表明,超越时空和历史文化的普遍性知识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存在于一定时空和历史文化的具体情境中的知识。 因而,随着知识境域性的揭示,在各个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往往只为某一地区或民族所信奉和使用的各种地方性知识和本土知识,应在后现代知识观下受到关注与尊重。 另外,知识的价值性表明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受权力因素制约,西方语言文化知识在全球的传播中存在以自己的知识标准对其他地域文化进行压抑的情况。
如此看来,所谓的西方文化不过是西方社会生产和建构的一种地方性知识,只不过西方社会力图超越其地方性,并对其在世界范围内加以推广罢了。 因而世界不同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并没有优劣好坏之分,只是使用范围和价值不同而已。 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的文化是平等的,交际的成功要靠双方的理解、对话与协作来实现,而不是以一方的文化标准来规范。 因此,大学外语教学要中西文化兼顾,在注重西方文化的同时,还要引人和加强中国文化,使学习者更好地了解并亲近母语文化、产生对母语文化的热爱之情,能用英语表达和传播中国文化。 从而在跨文化交际上,做到既“ 拿来”,又“ 送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际。
大学外语教学中的语言知识及技能与思辨能力、语言知识及技能与人文素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三对矛盾中的双方从对立到统一,在渊源上与知识观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有关。现代知识观以客观主义的知识和科学理性为追求,人文知识因此受到压抑。 教育注重知识的传承、 强调在理解基础上的知识的记忆与简单运用;因而大学外语教学强调外语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忽略思辨能力与人文素养的培养。知识的现代体系以现代西方的科学知识为主导,西方的社会文化因此被标榜为“ 优越”的,并在世界范围得到推广,在跨文化交际中被当作交际的标准, 致使西方文化主导大学外语文化教学,而中国文化失语。 后现代知识观表明知识在生产、记录及传播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主体的兴趣、利益、价值观念等因素,西方的语言文化知识带有西方的价值观并在全球的传播中存在以自己的知识标准对其他地域文化进行压抑的情况。知识观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变必然带来教育领域思维范式的转换。 因此从后现代知识观来看,语言知识和技能与人文素质并举、语言知识和技能与思辨能力的培养并举、中西文化并举成为大学外语教学的应然。
参考文献
[1]杨忠.培养技能,发展智能——外语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J].外语学刊,2007,(6).
[2]张绍杰.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语教学行动与反思[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1).
[3]黄源深.英语专业课程必须改革——再谈思辨缺席[J].外语界,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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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雷买利.论母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与教学中的地位[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5).
[7][13][14]石中英.知识性质的转变与教育改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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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小威廉姆E·多尔;王红宇译.后现代课程观[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12.
[12]刘继华,王文斌.高校外语教学中人文精神的弱化与强化[J].中国外语,2008,(5).
知识矛盾 篇5
选调生:2014年选调生考试公共基础知识之矛盾文学奖
北京人事考试网:
选调生:茅盾文学奖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长篇小说奖,是中国文学界最高荣誉奖之一。首届茅盾文学奖于1982年颁发。同时茅盾文学奖也是我们选调生公共基础考试中的“宠儿”,今天中公选调生考试网针对茅盾文学奖的创设背景、评选标准及历届获奖作品进行解析,希望可以给考生一些帮助。
茅盾文学奖创设背景
1981年,根据茅盾先生遗愿,将其25万元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了茅盾文学奖,当时决定由巴金担任评委会主任。此奖项的设立旨在推出和褒奖长篇小说作家和作品。当时规定每三年评选一次,参与首评而未获奖的作品,在下一届以至将来历届评选中仍可获奖。首届评选在1982年确定,评选范围限于1977年至1981年的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是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文学奖,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之一。
矛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
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原则,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对于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较好地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作品,尤应重点关注;要兼顾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要重视作品的艺术品位,鼓励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基础上的探索和创新,鼓励那些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佳作。
茅盾文学奖历届获奖作品
第一届,1982年(评选时段:1977-1981)
魏巍《东方》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莫应丰《将军吟》
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 古华《芙蓉镇》
第二届,1985年(评选时段:1982-1984)
张洁《沉重的翅膀》(修订本)刘心武《钟鼓楼》
李准《黄河东流去》
第三届,1991年(评选时段:1985-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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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路遥《平凡的世界》 凌力《少年天子》
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 刘白羽《第二个太阳》
霍达《穆斯林的葬礼》 本届荣誉奖 萧克《浴血罗霄》 徐兴业《金瓯缺》 第四届,1997年12月7日揭晓、1998年4月20日颁发(评选时段:1989-1994)
陈忠实《白鹿原》(修订本)王火《战争和人》
刘斯奋《白门柳》(一、二)刘玉民《骚动之秋》
第五届,2000年(评选时段:1995-1998)
阿来《尘埃落定》 王安忆《长恨歌》
张平《抉择》 王旭烽《茶人三部曲》(一、二)
第六届,2005年4月11日揭晓[4](评选时段:1999-2002)
熊召政 《张居正》 张洁《无字》
徐贵祥《历史的天空》 柳建伟《英雄时代》
宗璞《东藏记》
第七届,2008年10月27日揭晓(评选时段:2003-2006)
贾平凹 《秦腔》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
麦家《暗算》 周大新《湖光山色》
第八届,2011年8月20日揭晓(评选时段:2007-2010)
张炜《你在高原》 刘醒龙《天行者》
毕飞宇《推拿》 莫言《蛙》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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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文章来源:中公教育北京分校
知识矛盾 篇6
1《公安基础知识》课教学中存在的矛盾
1.1“讲”与“练”的矛盾
讲练结合, 主旨在精讲多练, 不仅在让学生在参与中思考、学习, 充分利用课堂四十五分钟, 这样既能减轻学生负担, 也能调动学生积极性。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 将讲练结合逐渐演变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部分, 即教师先讲, 学生后练或课后练, 形成比较机械的模式, 且在该课教学中无限放大, 片面追求课堂气氛而接连不断地提出低认知水平问题。导致讲得辛苦, 学生练得无精打采, 思维僵化, 部分学生不听课专做练习题、背答案, 以应对考试, 使“练”失去意义, 导致该课教学活动虎头蛇尾。2007年招警考试题的变化, 使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
1.2 标准化的试题考试形式与新生认知度低的矛盾
由于现行的招警考试中《公安基础知识》的题型, 仅限于判断题、单选题和多选 (或混选) 题三大类, 因此, 我们对学生日常作业练习、期末考试都围绕以上三种题型, 重在强化训练。从表面上看这种模式对学生今后参加招警考试是很有益的, 熟悉题型, 强化记忆, 应该有较好的效果, 但从实际学生考试成绩来看结果并不理想, 以上模式的教学几位代课教师可谓做足了文章, 倾尽了很多心血, 虽有一定效果, 但不明显, 原因是没有解决一年级新生的根本问题, 一年级学生在法律法规知识储备极低的情况下教材中来学习十分重要的概念含义等基础知识, 而且这些内容应当强化却被忽视了, 而有针对性的题型训练, 恰恰忽视了这点, 把整体知识结构拆解成若干个点, 以点出题, 导致学生对知识的记忆是零散的, 不能融会贯通, 考试内容稍作变动便不知所措。
1.3 课程内容多与课时不足的矛盾
由于公安基础知识属于专业基础课, 本课一般在三年学制中的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开设, 对新生来说是首次接触有关公安方面的知识, 还是一个陌生的学科领域, 加之本门课程涉及到的知识面很广, 既涉及到刑法、刑诉法等公安刑事司法的法律, 又涉及到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公安行政执法的法律法规, 还涉及人民警察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行政法律法规, 而涉及到这些知识的课程尚未提前或同步开设, 致使学生学习和理解本课程内容有一定的难度, 有的学生甚至连个别专业术语一时都无法理解, 致使该课中的相关内容要求展开细讲, 否则学生根本听不懂。
通过近几年的教学实践, 这些问题逐渐明显, 如果为了保证知识体系的完整性, 内容涉及的层面过多过细, 知识点繁多, 若对某一问题的阐述一笔带过, 对于初学者而言, 难免有不透彻之嫌, 而教师只好在有限的课堂教学里力求面面俱到, 理论灌输多, 解决实际问题少, 对教材使用缺乏系统性, 学生逐渐失去听课兴趣, 上课打瞌睡便在所难免了。主要原因在于课时太少, 虽然从过去40课时逐渐增加到现在的60个课时, 但是与该课的高度概括性、抽象性以及公务员考试科目的高要求相比仍是远远不够的。
1.4 教学方法与基础知识教育规律的矛盾
在《公安基础知识》教学中, 教师由于课时少、内容多、训练模式定型化, 大多采取满堂灌的教学方法, 忽视了基础知识教育是感性认识到理性升华的过程, 以这样的教学方法不同的认识水平, 对学生差异性心理认识不足, 会消耗学生的精力, 教学效果并不明显。而且这种定势不能把知识激活, 无法指导学生学以致用, 学生难以认识和解决练习中的各种问题, 这就大大降低了作为专业基础课的引导功能和招警考试科目应试要求。教学方法单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形式单一, 缺乏趣味。没有针对性, 不分对象、层次地灌输一通;单调、程序化的形式令本来抽象的教学内容缺乏活力, 致使课堂教学失去了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漫天撒网, 主次不清。在教学中, 部分教师为了使学生重视该课程, 放言“课本中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公务员考试题”, 如此以来, 对于初学者, 可能会造成放弃知识体系, 不分主次, 转而象学习文言文那样咀嚼课本中的每个句子甚至字词, 表面上教师尽职尽责, 既花了精力又费了口舌, 但收效甚微, 时间长了, 学生就会迷失于教材的词句中, 不知所措, 把教师的讲课当成多余, 《公安基础知识》教学失去所应有的主旨和目标。
2 提高《公安基础知识》授课效果的对策
2.1 讲练结合要得当
为提高课堂教学实效, 笔者深深体会到要注重讲练结合。讲练结合, 应是讲与练的有机结合, 即讲练融合, 是讲中有练、练中有讲, 在其过程中很难分清哪是讲、哪是练, 使教学的输出与输入成正比, 这才是讲练结合的全新境界, 而不是将一节课的教学时间机械地分成两部分或若干部分, 先是教师讲, 后是学生练, 这是讲与练的机械组合, 不是真正的讲练结合。讲练结合中的练也不仅仅是让学生做书面练习。其实, 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在课堂上让学生归纳总结、举例说明、讨论辩论等口头训练也属于练的范围。讲要精讲, 就是教师在充分把握教材、大纲和学生学习情况的基础上, 讲解精辟透彻, 画龙点睛, 抓住实质和关键, 讲在点子上。反之, 如果不能有效调动学生积极思维, 抓不住要害, 讲不到关键之处, 即使讲得再少也不能算是精。教学过程中, 如果一味的追求少讲, 完全采取以学生练代替教师讲的做法, 是对精讲的曲解。练也要精练, 就是有选择地练, 避免“题海战术”, 让学生参与知识形成、问题解决、方法提炼的过程, 给学生充足的时间以独立思考和演练, 以练带讲, 以讲导练,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这在表面上看知识和技能传授密度似乎减小了, 但实际上加大了思维活动量, 提高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练习的形式要多样化, 可以采取口练、脑练、笔练、讨论等形式, 练习的问题要程序化、层次化。在精选训练题方面还要做到两个有利于:一是有利于知识的巩固及知识结构的形成;二是有利于形成综合运用知识的技能。对于我院一年级的新生来说, 课堂练习以难度较小的练习题为重点, 不选难题;例题以中等难度的综合题为重点, 少选难题, 可以把近年的招警考试题选入, 形成一个渐次提高的题目序列, 满足各类学生的不同需要;到了三年级时, 本着“精讲多练, 以练为主”的原则, 逐渐加码, 分层推进。
2.2 破除标准化模式, 优化考试内容和形式
要实现考试过程与学习过程相统一、学习过程和考试过程又与实践过程相统一的状态, 就是要进行教学内容、学习内容、考试内容等方面的全面改革, 做到教育、教学和学习以实际需要为归宿, 考试以专业培养目标、教学大纲、学习内容为指南, 破除考试就是为了考试的庸俗考试观, 追求学习的实用性、考试的适用性, 满足对教育、学习、考试的现实需求, 实现教育、学习和考试的社会功能。就现在的考试题型, 笔者认为不一定适合初学者, 而采用传统的考试题型 (填空、名词解释、判断题、单选题、多选题、简答题、论述题等) 也许更适合, 这种考试方式一是考查全面客观, 减少学生做标准化试题学生“猜”的成份和侥幸心理, 使学生更注重概念和知识点体系结构的掌握, 学会归纳总结。避免了为应付考试提高分数, 使“课程考试化”, 导致这门专业基础课功能扭曲;二是重视基础知识, 考试题不出偏题、怪题, 难度适中, 使“题海战术”和高难度的“深挖洞”训练失去效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公安基础知识》的基本内容, 认识我国公安工作的规律性和特殊性, 使学生树立正确的警察起源观、本质观、职能观、权力观、法制观、政策观、效益观、评价观、群众观、改革观, 增强他们献身公安事业的光荣感和责任心。
2.3 科学合理安排课时, 增强教学效果
学院的教学管理者本身就十分重视《公安基础知识》课, 但如何做到既不忽视专业基础课程的功能, 又能做好这门公务员考试科目的学习指导, 增强教学效果, 完善专业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制度等, 是摆在教学管理者与教师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一、二学期开课时应考虑到新生的特殊情况, 适当增加课时量, 在现有的60个课时的基础上, 再增加20个课时。如果不能增加课时, 该课程放在第三个学期为最佳, 此时学生的相关的知识面拓宽, 有一定储备, 再学习本门课就容易得多, 下表是我院2005级、2006级、2007级在不同学期开课的考试结果分析, 有力地说明了这一问题。二是在第五或六学期可以重开《公安基础知识》课程, 约需30-40课时, 以公务员考试为目标, 强化训练, 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
2.4 优化课堂教学方法是关键
课堂是完成教学任务的主要场所, 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主要环节, 变课堂教学中存在的“耗时多、效率低”状况, 为“教师带着学生走向教材”, 因材施教,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转变教学观念, 是当务之急。
3 结束语
教师应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 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深入浅出、娓娓道来, 使学生爱听易懂。《公安基础知识》中概念多, 各种概念、知识点相互解释, 并重复出现, 使得学生感到纷乱复杂, 难以掌握。而这些概念是构成公安学科的基石, 只有准确而牢固掌握, 才能理解好基本理论知识。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 通过讲授概念的来源、原义和现义的区别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再如, 多个章节中提到“职能、职责和职权”、“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行政管理处罚、公安管理处罚和治安管理处罚”等区别与联系, 内容较抽象, 容易混淆弄错, 采用讲授法先讲解, 再应用列表比较法, 对其进行归纳总结, 使学生有一个清晰的框架。每个任课教师应根据课程体系结构, 针对学生刚入学, 相关法律知识及治安管理等知识尚未掌握的实际情况, 结合自身教学经验, 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组织并开展教学, 在课堂教学中, 可以尝试让学生自己根据课本内容编题并解答或学生间相互出题问答的方式, 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提高其自觉学习的能力, 培养学生注重知识的连贯性和学习知识必须融会贯通的意识。通过学习, 学生反映对知识的理解更加透彻, 同时也锻炼了自己“找”问题的能力, 养成了较好的学习习惯, 受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有的教师则通过强化训练的方式, 即每章节学完后, 出一定数量各种类型的题目供学生练习、记忆, 以期达到强化学生掌握知识点的目的。
摘要:《公安基础知识》是公安院校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是学习相关专业学科的前提和基础, 目前该课教学中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 即“讲”与“练”的矛盾;标准化的试题考试形式与新生认识度低的矛盾;内容多与课时不足的矛盾;教学方法与基础知识教育规律的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 讲练结合要得当, 破除标准化模式, 优化考试内容和形式, 科学合理安排, 优化教学方法。
关键词:公安基础知识,教学
参考文献
【1】左斌.课堂师生互动的心理学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李大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施教学中的矛盾及解决策略【J】.思想政治教育, 2006 (4) .
知识矛盾 篇7
1.系列法规、政策陆续出台
2008年国务院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体现了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的能力对建设创新型国家,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意义, 知识产权工作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截止2013年底, 知识产权战略已实施整整5年。在专利方面, 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修订相应法规, 极大促进了我国专利事业的发展,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有力支撑。
2008年底《专利法》第三次修订, 2010年修订《专利法实施细则》,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专利质押登记办法》, 同年底发布《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 (2010-2020) 》, 每年还有《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推进计划》等具体工作计划。各地方陆续跟进, 发布地方知识产权战略, 出台《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以及各种《专利奖励办法》《专利资助办法》, 专利事业在全国如火如荼地推进着。
2.叹为观止的高增长
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五年来, 在专利数量上有了飞跃式的发展。今年2月20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其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3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已连续第三年居世界首位, 达82.5万件, 同比增长26.3%, 发明专利授权20.8万件;全年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类专利申请总量达320.3万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02件, 提前完成“十二五”目标提到的3.3件。
对比五年前的数据, 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发明专利申请29.0万件, 授权发明专利9.4万件;受理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类专利申请总量为82.8万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0.8件。我们发现, 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专利申请总量、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在战略纲要实施五年期间, 分别增长了284%、221%、387%、503%。
从2008到2013的这五年, 可以说是我国专利事业大跨越大发展的五年, 在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今天, 专利数量的持续超稳定高速增长, 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带来的崭新希望, 我们不禁想到, 三十多年前的那位老人说过, “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
3.举步维艰的专利转化之路
专利转化 (patent conversion) , 是指从知识形态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专利转化率, 直接反映了专利与工业生产的联系程度, 且常常与另一概念“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联系。在发达国家, 专利转化水平一般在30%-40%, 在日本等国家甚至高达70%-80%。
专利的数量尽管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我国目前的专利事业水平, 但对于我国技术发展水平, 尤其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并不能直接准确的反映。如果说发明专利数量标志着被国家认可且具有实用性的创造性发明的多少, 那发明专利的转化率则从另一方面说明真正运用到生产中的发明专利的数量。
目前我国的专利转化率, 尚无统一数据, 有分析认为是10%, 有的研究认为是2%, 众说纷纭。教育部《中国高校知识产权报告 (2010) 》中给出的高校专利转化率只有不足5%, 平均寿命只有3年多, 并且多年来一直处于这样极低的水平 (而其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在课题组的统计期间内的增长是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 , 我们可以从专利技术最密集的高校的情况对我国整体专利转化情况窥见一斑。
于是,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尴尬:一方面是我国专利数量持续高速增长, 另一方面是专利的转化率一直停留在较低水平。难以计数的奋斗在科研一线的人员呕心沥血完成的专利技术, 连生产线的影子都没见到, 就遭遇“被沉睡在实验室里”的悲惨结局, 这不仅是对科技资源的巨大浪费, 也是对专利制度精神的一大讽刺。
知识产权战略在全国的推进不可谓不声势浩大, 但是对其实施效果的评价体系, 仍然不够健全和科学。长久以来, 专利数量一直是我国用来衡量专利事业的最重要的指标, 从国家到到地方各级, 在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或多或少的表现出“重量不重质”的功利化倾向, 以及“重确权、保护, 轻流转、运用”的局面。专利的低转化率现象在最近几年已经得到了各界重视, 各级政府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过程中已经有意识地在促进专利质量和专利转化率的提高, 遗憾的是, 尽管做了许多工作, 但就现有统计和研究来看, 专利的转化、实施水平一直徘徊在极低的水平, 未见起色。
二、造成“一高一低”矛盾的原因分析
事实上, 早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发布时便定下了五年目标, 其中便有“自主知识产权水平大幅度提高, 拥有量进一步增加”和“运用知识产权的效果明显增强”, 并且构建起“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的覆盖专利权全生命周期的体系。后续的很多政策性文件, 无论中央还是地方, 都专门提到了“促进创新成果转移和产业化”、“促进自主知识产权的转让和许可”等问题, 并且有“财政和税收支持”保障。可见这些政策在制定时便已对这一问题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但是就实施效果来看, 虽然在数量方面的目标无疑圆满完成了, 但在运用上如果仅从相关统计项目如“企业专利拥有量、占专利总量的比重、专利产品销售收入”、“专利交易数量”、“技术合同登记额”来反映, 似乎有失偏颇。这些数字的增长, 只会让我们更加疑惑:为什么我们的专利转化率仍然持续地非常低下?
到底是什么造成了我国专利数量的高增长、低转化率这“一低一高”的现象?学界对此有过诸多讨论, 有的认为“产学研”结合不紧密, 有的认为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 有的认为政策不完善等。
笔者认为在分析这一现象的成因时, 首先应当明确, 由于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这三类专利存在较大差别, 专利的转化率应当分类进行统计和研究, 不能一概而论。外观设计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自出生之日起就带有着既有或已成型的产品和技术的影子, 承载着生产线的理想, 因而与发明专利有很大的不同。而发明专利, 更多地与科技创新前沿相联系, 具有更大的创新性、更大的商业潜力, 同时也有更大的风险。对发明专利的转化情况进行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 主体意愿分析
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 是很多政策性文件构筑出的体系, 要分析发明专利转化率低的现象, 不能忽略最源头的一环——创造。一般认为, 专利权主体主要有四类:个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转化率最低的发明专利往往是来自高校和个人的。个人专利权人由于具有高度的分散性, 专利信息难以得到有效的整合, 供需双方信息交流极度不畅, 长久得不到收益的专利权人很多就放弃了续缴年费。作为学术高地的高校, 一直走在各种科学技术的前沿, 每年有大量技术获得专利授权, 就像前面提到的, 高校的专利转化率平均只有5%, 通过笔者多方走访了解到, 中国高校重论文、轻专利是一个普遍现象, 承担课题、发表论文、出版论著直接与科研人员的考评挂钩, 专利对于高校科研人员而言, 只是一项科研成果, 其意义在于评职称以及各种评奖评优, 在进行研发时也不过多的考虑后续的可产业化问题, 而且对于从事研究工作的高校老师而言, 且不提生产, 就是中试、大试都是非常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我们从“成果”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出, 这些专利授权下来的命运大概也只有“沉睡在实验室了”。尽管一些高校设立了类似“技术转移中心”之类的部门, 但是其职能发挥并不甚理想。
(二) 市场需求的考量
而且, 我们似乎忽略了一个更大的因素, 就是市场。似乎所有的学者都在关注产学研结合、中介平台建设、政策鼓励等, 但是这些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这些技术是契合市场需求的。这个假设似乎是当然成立的, 但深思之下似有不妥。科技是生产力,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加上发明专利转化率低的现状, 就能推出现有发明专利恰能满足市场需求让我们经济结构升级?这个逻辑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方面, 现有发明专利中具有经济价值的又适合工业化生产有多大比重?另一方面, 我们的市场是否需要这些发明专利?而笔者走访专利事务所得到的信息也确认了这一点:我们的市场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喜欢”这些专利。该所工作人员人告诉笔者, 该所每年代理专利申请数千件, 但企业找上门来要技术的一年也不过几件, 企业需要技术会自己研发或者通过自己的渠道, 不会选择在专利文献的汪洋大海里耗费时间寻找一个和自己需求对口的。事实上, 过去十几年专利申请量的快速增长, 固然受到市场需求的拉动, 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得益于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绩效评价激励政策的推动。市场驱动的创新活动所产生的专利数量, 要远远少于受科技创新导向政策推动下新增的专利数量。现有发明专利和市场需求是存在“错位”和“断层”的。
(三) 发明专利质量良莠不齐
专利申请的技术创新水平不高, 关键技术领域的专利占有率不足, 核心专利少, 部分引导政策和考核评价工作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 出现了一些不以保护创新成果为根本、不以提升市场竞争力为目的的专利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曾表示:“与发达国家那些顶尖的高新发明创造相比, 我们更多还是改进发明, 还是比较低端的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据汤森路透发布的2012年全球创新力企业 (机构) 评价结果显示, 美国以47家企业位居榜首, 日本以25家企业排名第二。虽然中国企业专利数量领先, 但专利质量和影响力不足, 与2011年的评价结果一致, 2012年中国仍无一家企业入列。评价结果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企业专利数量与质量不匹配的问题。很多国外媒体对中国专利质量问题也多有质疑。无论是尚未实施转化的发明专利, 还是已经产业化的发明专利, 都存在着质量不高的问题。质量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专利发展的首要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曾就此问题专门发过通知[], 希望改变这样的局面。
似乎数量上去了就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质量问题, 而国人对数量和质量之间的矛盾首先想到的便是控制数量。2013年共授权发明专利20.8万件, 同比下降4.1%, 这是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多年来首次下降, 对这个数字官方的解读是:说明我国提升发明专利质量的举措已见成效。诚然, “少生”固然有助于“优生”, 提高授权门槛有助于引导申请人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 但笔者认为, 对于质量问题应当更加理性地看待, 不可操之过急, 申请专利是发明人的基本权利, 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理应被授权, 像严格控制出生率那样以行政权力人为控制授权量, 是违背专利制度鼓励创新的本旨的。
(四) 产学研结合难
“产学研结合”这个概念频繁出现在有关知识产权的各种政策性文件以及学术论述中, 似乎“产学研结合”是解决科技转化为生产力难题的“杀手锏”, 但实践来看这个方法推进地异常艰难。原因在于负责生产的企业与负责科学研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各自性质不同、追求不同, 其员工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迥异, 业务往来更是少之又少, 造成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少有交集。即使有成果转化后的利益相联系, 在高校科研人员“没想过”、“怕麻烦”的态度和企业对高校“太慢”、“低效”的抱怨下, 这个微弱的纽带变得更加脆弱。仅凭政策鼓励是很难将产学研不同领域的资源加以有效整合的。
(五) 财政支持落实难
许多政策文件中对于财政支持方面有详尽的规定, 但是实践中这些财政上资金很难及时、到位划拨, 以至于一些配套设施建设缓慢, 进度一拖再拖, 其服务专利交易的效果可想而知。政府财政预算有限, 支出项目繁杂, 而专利发展方面的投入短期很难产生可观经济效益, 在资金划拨时的“优先级”不够, 难以得到足额保障。
三、对策及建议
(一) 鼓励高校科研人员进行专利成果转化, 明确发明人与学校间的利益分配
一方面, 提高高校科研人员对专利权财产价值的认识, 在对科研成果的管理上进一步放开, 鼓励科研人员将具有实用性的专利技术积极转化。高校尽可能地建立起校企信息交流平台, 及时发布最新的专利信息, 为技术转移提供便利, 但对技术合同的具体内容不宜有过多行政干预。另一方面, 进一步明确专利权财产权归属, 科学分配发明人与学校对技术转移后的财产利益。依据我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的规定, 由财政资金支持的科研项目, 项目承担人实施知识产权所产生的利益分配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依约定进行。在高校专利普遍涉及职务发明的情况下, 更应该明确作为智力提供者的发明人和作为资源提供者的高校之间的财产权利分配, 各高校内部应建立尽量统一的规则, 使科研人员促进技术转移的活动得以大胆、有序、顺畅的进行。
(二) 立足市场需求, 提高专利质量
许多专利得不到转化, 就是因为不能适应市场需求。提高专利质量, 在源头上要求科研人员不仅要聚焦科技前沿, 还要立足市场发展实际, 把握好专利实用性的特征, 并且在决定是否申请专利时理性评估;在宣传上, 注意引导科学研究为市场服务;在政绩考核上, 强化对专利质量的考评, 扭转专利工作“重量轻质”的观念。
(三) 有效整合专利信息, 加强交易平台建设
针对专利供需信息交流不畅的情况, 一是加强宣传, 积极引导专利权人进行技术转移, 建立专利信息免费发布机制, 便利专利权人方便快捷发布信息, 扩大供方信息的规模和覆盖面。二是对专利信息加以有效归类、整合, 便利技术需方快速、准确、有效地查找所需技术。这些都离不开专利交易平台的建设, 专注整合各领域的专利信息, 积极举办各种大型专利技术推介会等, 创新服务功能, 完善人才队伍, 在立足本地区实际的基础上, 加强各地区成功经验交流。同时, 由于各地的专利交易平台大多具有政府背景, 一方面应保证财政拨款及时到位, 另一方面积极探索盈利渠道, 吸引社会资金进入, 助力交易平台的快速发展。
(四) 建立专项基金, 确保各项经费落实到位
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有效落实需要政府大量的资金投入, 尤其在专利交易市场尚不健全的情况下, 促进专利技术的转化使知识真正变为生产力, 就更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各种牵头作用。在转变经济发展结构日益迫切的今天, 专利事业发展经费落实难严重制约了工作进展。为确保专利工作有效推进, 各项经费不致被不合理拖延, 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专项资金, 专款专用, 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突显国家战略的重要性。
四、结语
当我们回顾发达国家专利权发展史, 我们发现这样的矛盾的存在似乎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从《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着重保护, 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trips) 第7条明确将促进技术的转移 (transfer) 和传播 (dissemination) 以及社会经济效益的的增加列入其目标, 再到适应专利技术跨国流动需求应运而生的《专利合作协议》 (PCT) , 对专利制度的认识经历了从保护到运用的过程。在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方起步不久的中国而言, 我们存在着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从重数量到重质量, 从重保护到重流转、运用, 转型之路困难重重, 只有立足实际需要, 提高专利质量, 培育主体, 发挥市场作用, 促进信息流通, 落实资金保障, 才能真正解决科技-生产力的转化难题, 实现知识产权战略之根本目标。
摘要:2008年发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对我国的知识产权事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当我们总结知识产权战略实施5年来的成果, 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我们的专利数量一直在保持着世界赞叹的增长率, 忧的是我们的专利转化率一直处在较低的水平。本文从主体、市场、资金、专利质量、产学研结合五个角度进行分析, 提出解决这一矛盾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利转化,技术转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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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知识产权局2008年专利统计年报》, http://www.sipo.gov.cn/ghfzs/zltjjb/jianbao/year2008/indexy.html最后访问2014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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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中国高校知识产权报告 (2010) 》,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6]专利寿命, 指从被授予专利到专利终止的期间。
[7]参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中国知识产权蓝皮书 (2009-2010)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61页.
[8]杨尚东, 《关于“中国专利数量跃居世界首位”的冷思考——企业创新能力仍有待大幅度提升》, 载科技日报, 2013年3月27日11版。
[9]田力普:中国目前专利质量处在相对较低水平。[EB/OL].http://www.china.com.cn/news/2013-04/25/content_28654159.htm.中国网, 2013年4月25日.
[10]杨尚东, 《关于“中国专利数量跃居世界首位”的冷思考——企业创新能力仍有待大幅度提升》, 科技日报, 2013年3月27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