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共12篇）

主要矛盾 篇1

中国经济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可能是过去30多年来矛盾积累的结果, 到今天这个时点上, 是最不确定的一个时刻。

然而, “危”与“机”总是并存的, 如果对“危”不能有深刻的洞察, “机”也只是一种幻想, 或者只是远方的一缕曙光。我们对深藏在经济背后的各种矛盾的深刻洞察, 即是对“危”——经济不确定性的一种破题。

第一个矛盾, 是国内经济结构同国际市场脱节的矛盾

中国现在在国际市场上的供应可以说是高不成, 低不就。高不成, 是中国没有自己的高品质消费品产业, 更不要说奢侈品产业, 马桶盖、电饭煲都要从日本买回来。低不就, 是中国的制造优势越来越多地被更新兴的经济体所替代。原来在全球连锁的大超市, 比如沃尔玛, 70%~80%的商品都是中国制造, 现在大概只有30%~40%的比例。再加上全球经济整体需求不足, 经济一直处于“弱增长”状态。

第二个矛盾, 是经济增长同经济转型升级要求的矛盾

经济要转型升级, 最好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进行。但其中的一个悖论是, 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大家都忙于赚现在的钱, 赚容易赚到的钱, 不会致力于基础性的、根本性变革的投入, 尤其体现在研发上的投入。当经济步入困难的时候, 我们再谈转型升级, 资源条件、市场空间就很有限。从国家角度来讲, 如果经济不增长, 大量失业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这是我们不能付出的社会代价。于是两者之间陷入矛盾:不转型, 经济就没有增长的潜力;而经济要增长, 动力和市场需求都不够, 投资又不如以前那么有力度。所以这一矛盾深刻对立。

第三个矛盾, 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矛盾

在我观察看来, 这种矛盾过去30年始终存在。在发达经济体中, 这对矛盾主要由市场调节, 政府干预。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和调节, 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的匹配永远是对立且深刻的。在中国, 由于这两者之间不匹配, 在很多方面造成资源浪费、效率损失、效益低下, 这种结构性对立造成了人民普遍生活增长需求得不到充分的满足, 无论是房产业还是日用消费品, 都出现了这种对立。

到底应该是供给侧改革还是需求侧改革?这只是文字矛盾。现在提出的供给侧改革, 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认识为什么我们会造成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是干预不够, 还是干预过度?是不会干预, 缺少干预的手段能力, 还是缺乏干预的智慧?这一问题还掩盖了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 即偏向供给或需求任何一侧, 都忽略了联接两者的市场作用。当市场尚不健全和有效, 任何一侧的改革本身都是跛脚的, 甚至是伪命题。

第四, 国有企业与市场培育和发展的矛盾

在中国, 国有企业是整个社会企业结构中占主导性的部分, 多年以来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主导力量。如今, 国有企业却处在很尴尬的位置上。一方面, 既要朝市场化发展, 改善治理结构, 要改革、上市。但另一方面, 国有企业发挥主体性的作用受到限制, 高管人员按行政体系进行管控, 在某种程度上, 约束湮没了高管作为企业家、作为智慧和能力付出的承担者和企业战略决策者的一种人力资本的价值作用, 也就意味着国有企业很难发挥它真正的潜力和能量。

第五, 实体经济发展要求同资本市场脱节的矛盾

实体经济需要资本支持, 我们需要更多发挥资本市场对企业的直接融资功能。尽管政府也有此诉求, 我们资本市场却完全没有准备好。这一点在资本市场过去一年多波澜壮阔、举世无双的反复振荡中已经完全显露。

无论是机构投资者、市场中的小股东, 还是政府监管部门, 我个人认为资本市场的成长发育, 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准备好。多数投资者没有从价值层面去评估和发现股票, 而是把它当作全民赌博的工具。在这样的市场里面, 如何来保持稳定, 我们出现了治理上的困惑。是完全自由波动, 还是政府随时来干预?这种困惑也反映出政治理念上的冲突。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正面回应, 我很难相信这样的资本市场发展是有序和健康的。更深层次来讲, 我们可能对资本市场期望过高。包括资本市场的交易制度、监管规则等这些基础设施还没有建立起来, 准入的门槛还没有明确设定, 在A股市场、创业板市场、新三板市场的玩家大多数都是中小股东的时候, 这个市场不可能是一个成熟市场。

这种局面对经济形成打击和限制, 为我们走出困境、走向经济的春天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今天的企业家们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完整的认识, 则永远不能理解中国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 中国的明天在哪里?

今天我们不是在十字路口, 而是站在一个立体的十字路口上, 不仅是左右前后的问题, 还有上下的问题。

过去两年来, 新三板市场挂牌公司由600多家迅速扩充至6000家以上, 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亮点, 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走向未来的重要驱动力。面向未来, 作为新三板上市企业, 以及准备去新三板上市的企业, 如何拓展自己事业、拓展生存空间, 如何顺应中国经济发展大势, 在中国经济依然困难重重的当下, 我们一定要非常深入地探讨方能踏出一条康庄大道。

主要矛盾 篇2

《运用矛盾原理分析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及其解决对策》

论文所属专业课科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独 创 性 声 明

本人郑重声明：今所呈交的《运用矛盾原理分析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及其解决对策》学业论文是我个人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科研成果。尽我所知，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内容及科研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东北师范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

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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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站负责人签名：

日期：

****年**月**日 运用矛盾原理分析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及其解决对策

摘要：矛盾就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是指矛盾双方相互排斥、互相斗争。所谓统一是指如下两种情形：第一，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马克思主义吸取了黑格尔的合理思想，系统提出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把矛盾规定为反映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作为矛盾统一体而存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着和谐社会目标迈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协调好各种矛盾，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本文结合我国现阶段改革和建设的实际，对于传统的关于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辩证关系的观点进行了重新认识

关键词：矛盾 辩证 主要矛盾 和谐社会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世界上万物概莫能外，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如此，正是存在着的矛盾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看不见或不承认矛盾的存在，只能使我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无所作为，做出错误的判断而陷于被动，甚至酿成大事。而只有正视矛盾、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才能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团结和统一日益巩固，真正达到社会和谐。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谐理论是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矛盾并努力去解决和化解矛盾作为理论前提的。

按照邓小平制定的“三步走”的战略，我国在1990年要实现国民产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目标；在2000年实现国民产值比1990年再翻一番的目标，并初步建成小康社会；在2050年国民产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现在，我国已经完成了第～步和第二步的战略目标，正在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而努力。从总体上看，在这一过程中，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和生产力不发达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发展成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与此同时，也应看到，抓主要矛盾是用辩证法观点解决问题的钥匙。我们首先要确定主要矛盾是什么，因为正是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分析矛盾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当前最大的实际就是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长期看，主要矛盾的地位并未发生变化，但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非主要矛盾上升为党和国家的主要工作。以现阶段为例，在我们国家进入新世纪和新阶段之后，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和新的特点，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涌现出来了，有些矛盾和问题在改革的初期和前期虽然就已存在，但现在被推到了前台。正是根据这种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我们党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这是我们党作出的一r 个重大战略举措，是我们国家在现阶段要着力解决好的事关全局的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但经济建设无法得到持续快速协调健康的发展，而且国家也难以保持长治久安的局面。因此，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当前已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必须紧紧抓住的一项主要工作。

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总体上看，我国的主要矛盾固然不会发生改变，但 在特定条件下，一些非主要矛盾如民主和法制的建设问题，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问题，它们在改革和建设中往往发挥出主导性的作用。实际情况是纷繁复杂的，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地位和作用转化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善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然后作出正确的决策。当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地位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们要及时进行工作重心的转移；当主要矛盾和非主矛盾的地位并未发生改变，但解决非主要矛盾成为影响全局的关键时，我们也要及时调整工作的部署，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解决这些关键的问题上来。在我国改革和建设中，这种解决矛盾的方法对于我们正确解决好主要矛盾，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主要矛盾，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始终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但是，实践告诉我们，单纯从经济出发来抓经济，或孤立地谈论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就能达到理想的结果。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先解决那些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决不是单纯靠经济发展就能完成，而需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共同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现在可以说已经具备了较坚实的物质基础，能够为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发展社会事业、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等提供更充分的物质保证。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已经有较好的条件去解决或化解那些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国民经济总量不断上升，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得到了不断提高。但也必须看到，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社会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三农” 等等问题，民主和法制建设问题。科技体制的创新问题，文化和教育的发展问题，把这些挡在经济社会发展前面的障碍一一加以清除，反而能起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效应。我国已进入这一时期，必须处理好这一矛盾，才能进行发展。

由于社会本身是一个矛盾体，只有通过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方法达到社会和谐，因此，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学说并不过时。不仅如此，它还可以为我们在共创和谐中有益的指导和方法论启示。对待各种矛盾要从实际出发, 具体矛盾具体分析。矛盾是普遍的, 也是特殊的。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 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特殊性也就没有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相联系而存在, 没有脱离普遍性而孤立存在的特殊性，因此,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不断提高化解各种矛盾的能力和水平, 做到在矛盾的发展中及时解决矛盾, 最好是防患于未然, 把矛盾控制在一个各方均可接受、各方均能达成协调统一的范围内。我们要科学地分析了当前这些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根据不同的情况，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具体的办法，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做好“五个统筹”，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同样也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的要求。

主要矛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孤立的要素，它和其他的要素内在联结在一起，共同构成主要矛盾。以现阶段为例。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基本要索中，经济固然是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但是，经济中却内在地包含了政治和文化的要素。我们根本无法把它们分割开来。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切与经济有内在联系的要素都是主要矛盾，而是指那些能对经济建设起主导作用的要素，而这种要素在不同的阶段是有所不 同的。像文化中的科学和教育的要索，政治中民主和法制的要素，就与经济的要素一起构成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以为经济建设作为主要矛盾，它的构成要素就局限在经济自身的范围内，与政治和文化中的要素无关的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十分有害的。改革和建设中长期存在的“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在思想理论上就与这种片面观点的影响不无联系。

从哲学上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哲学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处于意识形态的最高层。意识形态的诸形式为哲学提供思想素材，哲学则为它们作理论的论证。历史上，宗教也曾起过这种作用，但它的这种作用已经并将继续被哲学所代替。哲学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反映了科学和宗教迷信的斗争。唯物主义哲学总是从自然科学中汲取营养、增长力量，用以反对宗教迷信，反对唯心主义。故此，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不仅和意识形态的其他形式联系在一起，而且和自然科学也紧密联系在一起。意识形态诸形式的相互联系，可以归结于：

1、它们都是对统一的社会形态的反映。同一性质的意识形态诸形式都为同一社会形态服务，只不过反映和服务的侧面、重点、方式不相同而已。故此，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每一时代的意识形态诸形式之间，在相互区别的特点背后，总有一些共同的实质性内容，有统一的历史面貌。

2、它们之间在内容上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形式上相互交叉、相互作用。哲学的真，道德的善，艺术的美，虽然各有侧重，但是真、善、美往往是相通的。

3、它们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每一种形式的形成和发展都同其他形式联系着。例如，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形成社会主义的道德风貌十分重要，而社会主义的道德对于促进艺术健康活泼的发展，排斥腐朽低级的资产阶级艺术趣味与艺术风格，也有很大的作用。

4、它们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是通过彼此相互联合、相互辅助来实现的。单靠一种形式不能很有效、很广泛地影响社会；各种形式同时并举，协同动作，才能在促进社会形态的巩固或者改变中，形成强大的社会精神力量。而在这种统一的精神力量的结构中，政治思想一般起主导作用，其他形式都直接地或者间接地围绕着政治这个中心而展开和发挥作用，并为政治所统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人民的需要，是改革开放的趋势。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应是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高效率的社会化的生产力，以及在生产发展基础上的人民越来越富裕的物质生活。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决定着整个精神文明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物质文明的建设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仅互为条件，而且互为目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有巨大的推进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发展方向。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又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在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中提来出来的。

主要矛盾 篇3

一个傻瓜的问题，十个聪明人也解释不了。有某高学历兄台追问我到底用什么指标衡量通货膨胀，我实在没心情给他做培训，只是说不告诉他……

我相信投资领域里有无数的人也是这样，用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纠结于各种各样的、各种来源的数据、指标等，其记忆数字的能力一般超乎常人，甚至5 年的经济数据可以倒背如流，开研讨会时，往往自满于和对方比试记忆能力，挑对方的记忆错误。而令人奇怪的是，5年的数据在他们眼中，往往只是点的数据，却看不到这些点连起来所预计的趋势，这真是令人惊奇。

上面我提到的那位就是这样，认为每个研究机构的指标或数据都有问题，整日电话指责其错误，从中获得快感。我为了避免被指责，只好不回答问题。其实对于他的问题，我的答案是，他提出了错误的问题。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用什么衡量通货膨胀，而是什么时候通胀才是个问题，什么时候不是。当它是个问题时，什么指标都能说明问题。当它不是个问题时，用一万个指标也毫无意义。

举个例子来说，一件事情的结果往往只有一个，但是造成这个结果的因素却往往非常复杂，而这些因素与结果往往都有一定程度的指向性，并且非常多的因素的指向性相当之高，比如一只尽职的鸡的叫声，可以与太阳升起有接近百分之百的指向性，但我们的常识却告诉我们，太阳不是鸡叫起来的，否则哪天鸡挂了就惨了。但是我们在进行分析时却往往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既是经常性的错误的选择主要矛盾。而更低级的经常性的错误则是，在分析已经错误的主要矛盾时，使用了错误的主要指标，比如纠结于每天鸡叫的次数、声音的大小，用以预测和解释太阳升起的早晚。这样的问题，就是上文我提到的那位兄台的问题所在了。

所以看资本市场，首先要判断什么是当前的主要矛盾，然后用主要指标数据去分析，看看什么时候处于什么状态，开始还是结束，底部还是顶部，进行时还是转折点。这是关于主要矛盾与主要指标的辩证法。比如太阳升起，主要矛盾是地球自转与公转，然后计算相关指标去预计明天太阳何时升起。而主要矛盾与主要指标，又由于各自的适当与否形成不同组合，导致不同的判断结果。正确的主要矛盾与正确的主要指标引致的结论当然是最完美的，伤害最大的两个组合是错误的主要矛盾与正确的主要指标或正确的主要矛盾与错误的主要指标，而前者所造成的结果或许可能好一些，因为错误的主要矛盾经过与市场的验证，较为容易发现其对错，纠偏也比较容易，因为逻辑的错误是最容易发现的，甚至可能歪打正着，与市场趋势相一致。而后者伤害可能更大一些，因为其判断符合市场逻辑，但主要指标错误导致方向相反，损伤必然最大。至于错误的主要矛盾与错误的主要指标组合，天知道会怎么样。

还有一个问题是需要阐述的，即这里的所谓主要指标，并不仅仅包含数据指标，而还要包含很多政治、情绪等等方面的因素，这是因为资本市场的背后毕竟是人，而只要是人就会有情绪，而有很多很多的人，必然就会有政治，而中国资本市场，更适用的必然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单纯的西方经济学。比如目前的市场，通货膨胀是主要矛盾，但如果我们只是紧盯食品、CPI、货币投放等数据指标可能就有失偏颇了，进而扩大到去看旱灾、埃及动乱等则是走的更远了，不是说这些因素没有影响，而是说它们不是主要矛盾，也不是解释主要矛盾的合适的主要指标。其实，这时我们还应该关注政府官员表态，比如现在温总理每会必谈通货膨胀，统计局连修改权重这种招数都用出来了，这是为什么？一是说明通货膨胀很严重，至少比数字体现的严重；二是说明政府下了决心，通胀问题一定要解决。而修改权重之后的通胀数字低于预期，却使投资者情绪有所缓和，致使有了一波小小的反弹，这说明市场对于主要矛盾的解读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使我们猜到了开头，却没猜到结局，所以情绪应是主要指标之一。当然，这里的最大价值在于，我们会发现投资者的解读与我们所认为的问题实质产生偏差，即问题比解读还要严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理由去追高，而能够淡定的等待市场自己再走下来，而不用焦虑的去看、去猜、去回忆今天的鸡叫与以往有什么不同。

资本市场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指标，是一组辩证法，我们的常识性错误总是来自于，要么错误的选择了主要矛盾或者主要指标，要么就是混淆了这两者的界限，比如把CPI 而不是通胀当做资本市场的主要矛盾，其实按常识来思考，如果是前者，那统计局不就可以承担解决通胀的重任么？

浅析当前教育中的主要矛盾 篇4

1 要解决教育中的主要矛盾的事情,必须先弄清几个问题

要解决教育中的主要矛盾的事情,必须先弄清几个问题:正确的教育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我国现在教育的现状或主要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个问题,正确的教育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康德也认为“只有教育才能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教育的有意义功能强调教育对人健康心智和高尚品德形成的影响作用,强调教育应该使受教育者们的学习生活幸福和愉快。

所以教育除了传播知识,开发智力,锻炼思维以外,更应该注重生存教育、人文教育、心灵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生存教育:大自然中,所有的生物都有各自的生存本能,这样的生存能力通过生物的遗传本能代代相传。对于人类来讲,生存能力的传承除了先天,很大一部分还需要后天的训练和养成,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存教育。生存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学会关爱生命,学会自我保护,学会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各种意外伤害事件。

人文教育:二十世纪的一个重要启示,即教育必须凸显人文关怀。学校应十分关注学生人格的培养和推进学生自主管理。在人的自我发展中,经历了自我发展、自我塑造、自我规范和自我关怀,教育的介入只是帮助人的自我完善,而不能代替这种完善。因此,好的教育应该是创造各种最适合的条件让学生获得自主性,在自主中发现自我、完善自我。

心灵教育: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要像对待荷叶上的露珠一样小心翼翼地呵护孩子幼小的心灵。父亲要关注孩子的成长,让每个孩子都沐浴着人性的光辉,让成长充满幸福的体验,让教育洋溢着高贵的气质。马克思也曾说过: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是在于它是一种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

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认知功能正常,情绪反应适当,意志品质健全,自我意识正确,个性结构完整,人际关系协调,人生态度积极,社会适应良好,行为表现规范和行为与年龄相符等。心理健康是关系到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能否健康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的事情。

教育应该适应社会的要求,而不是让社会适应教育。教育要为社会发展输送人才,社会发展需要人才,但需要的是在各方面健康发展的,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才,不是应试能力强的人才。

2 我们的教育现存的问题是应试教育的问题

应试教育在培养学生多方面才能的问题上,使学生在各方面健康均衡发展的问题上,有一定的缺陷,甚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们某些潜能的发展。应试教育是要通过一纸试卷,分辨出一名学生的优劣。一个人的能力是通过多个方面才能反映出来的,区区一纸试卷,怎么可能准确真实的反映出一个人的能力呢?要在教育的过程中筛选人才,应该通过正确的方法,筛选出真正的优秀人才,而不是通过试卷选出应试能力强的学生。此外,由于作弊等各种因素,考试有时也不能测试出学生的真实成绩。所以,可以说,应试教育是不太适合我们的教育方式。

中小学阶段,学生的家长们都竭尽全力去买学区房,为的是能让自己的孩子到一个教学条件好的小学、中学去学习,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将来能上好的大学。学生每天要面对大量的课上和课后任务,但是所学习的内容几乎全部都是文化智力教育。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某些学生是高分低能,这都是我们现在的教育方式造成的。我们现在的教育过程中,过多地重视了学生的智力教育,而轻视了其他方面教育的结果。

小学阶段,孩子们除了要面对来自学校内的繁重的学习压力。在假期和课余时间里,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父母们还给孩子们安排了各式各样学习任务,钢琴、小提琴、舞蹈、绘画、外语学习等等等等。且不说孩子们的学习效果会怎么样,孩子们在这么多的压力下面会失去多少快乐的时光啊!而且在这样的重压下,即使学生学到了很多东西,那么学生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将如何保障呢。但如果这这些内容合理安排在学校教育的内容之内,情况可能就会是另一样了,孩子们不但可以学到该学的和想学的内容,还能有更多的间由自己支配。

中学阶段,学生们每天除了要面对大量的课程,还要把大部分的课余时间用于上自习、看书、做习题,很多学生还要在周末参加各种额外的学习班。没有什么自己想做的事情,因而不能使学生们的个性和某些潜能得到发挥和发展。这也是因为我国现在的教育方式主要是应试教育,学生们只有考试成绩好,才是优秀的学生,才能进入称心的大学学习,所以现在的学生和家长们都特别重视考试的成绩,一切以考试为中心,而忽视了很多更重要的东西。这都是我们现在的应试教育造成的结果。

在大学阶段,学生们通过刻苦努力进入大学校门以后,与上中学时相比,学习态度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有很多学生上课不听课,有的学生甚至逃课。平时,有些学生基本上不学习,就等到临近期末的时候,考试前的几个星期突击学习一下,背几天书,学生们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学习效果可想而知。像这样的情况在大学里几乎都有,想一下,我们国家投入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到高等教育中,但却收不到良好的效果。这不能全怪到学生的头上去,这是应试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结果,大学教育的核心应当是人文教育,应试教育的教育方式在高等教育中也不能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大学校园里,还有很多涉及学生心理问题的事件发生,这说明心理健康教育在我们的教育中是很有必要的。

3 改变上述弊端的有效方法

要改变现在的应试教育的教育方式,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收获的同时,也不会感到学习枯燥乏味。我们还可以在教学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更多更好的教学方式,使学生们不但能积极主动地去学习,还能充开发学生们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力。

同时教育的内容也应该做出的调整,除了要教学生科学文化知识,还要教学生学会生活,学会生存,学会自我保护,学会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学会适应社会,总之是要对学生进行生存教育、人文教育、心灵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这样一来,考试,这一形式也就可能变得没有必要了,因为学生的学习质量已经有了有效的保障,就像我现在的一些免检产品一样。而且有些内容也不是现在的考试能够检验的。

少年强则中国强,我们要充分认识,全力改变我们的教育现存的问题,改变我们的教育现存的主要矛盾,也就是改变我们现在的应试教育的模式,把传播知识、开发智力、锻炼思维、生存教育、人文教育、心灵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内容,都科学地融入到我们的教育中,把我们的教育办成更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更符合世界发展要求的教育。我们要用我们的教育,把我们的学生培养得更加健康,更强大,更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的人才,这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华夏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1]翟海魂．现阶段教育主要矛盾是什么[J]．职业技术教育，2006(21)．

[2]王长乐．当代教育功能观嬗变：从有用到有意义[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2)．

[3]教育名言录[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

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思考 篇5

发布时间：2012年07月16日 09:33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康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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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几年前就有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并引发了关于社会主要矛盾是否发生改变的讨论。目前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最初源于 1956年党的八大，八大明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八大提法的基础上，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提法沿用至今。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和建党 90周年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都重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但是，胡锦涛同时强调，“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情况表明，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我们必须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

对于如何把握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毛泽东同志曾经精辟地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又往往相互区别„„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毛泽东《矛盾论》）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没有变，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仍然是社会需要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这两个方面各自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在其两个方面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也应当随着其反映的内容的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整。

一、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仍然是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

矛盾的两个方面规定了矛盾的核心内容，换言之，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到底是哪两个方面的矛盾是关于主要矛盾讨论的首要问题。前些年，部分学者从当前社会管理相对滞后、新的社会矛盾不断发生这一现实出发认为，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矛盾的两个方面不再是“物质文化需要”和“社会生产”，而是“公共需求”与“公共产品的供应”。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两个方面没有变，仍然是“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中，这一点首先必须坚持不能改变。

首先，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决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从社会需要来看，需求发展水平整体还不高，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物质需要还远远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仍然是需要的主要内容。人民群众部分物质需要的满足不等于全部物质需要的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满足不等于更高水平物质需要的满足，大部分人民群众物质需要的满足不等于所有人民群众物质需要的满足。第二，各种非物质需要虽然快速发展，但仍未上升为主导地位，无论是需要的主体、内容还是需要的层次、结构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从社会生产来看，我国社会生产还相对落后，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我国目前生产力状况尽管纵向和过去比已经大大提高，但是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而且发展极不平衡，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并不等于生产力水平已经“很高”，社会财富更加丰富并不等于社会财富相当丰富，少数地区“富可敌国”没有改变大多数地区还欠发达，一些行业领先世界不能替代多数行业还比较落后。当前生产力发展这种相对落后的状况是制约和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因素。当前我国的生产关系也存在一些不完善的环节和方面，所有制结构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收入分配不公平，利益格局不协调，社会保障不健全，阶层结构不合理。目前人民群众的很多需要不能得到很好满足固然有生产力不够发达、物质基础不够厚实的原因，但生产关系特别是体制机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等方面的不完善也是重要的原因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当前很多新的社会矛盾突出和凸显并不表明主要矛盾已经改变，恰恰是“社会生产”中的生产关系还不完善所导致，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存在一些不完善的环节和方面也是很多社会矛盾的根源。

其次，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其他矛盾的发展。

在当前我国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中，究竟是社会需要同社会生产的矛盾决定其他矛盾还是其他矛盾决定社会需要同社会生产的矛盾？显然，应该是前者决定后者。当前，许多新的矛盾确实也十分突出十分重要，但“重要”不等于“主要”，“突出”地位不等于“领导”地位，“影响”作用不等于“决定”作用。如“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的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不过是社会生产与需要之间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社会生产提供的产品理应包括公共产品，人们的需求也理应包括公共需求。同时，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矛盾的最终解决也要依赖于社会生产和需要这一主要矛盾。因此，正是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相对落后，才导致其他一系列矛盾不断发生和发展，它不仅是当前其他一切矛盾的总根源，而且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和制约着其他矛盾的解决。

二、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均出现了新变化新特点

尽管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没有变，仍然是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这两个方面各自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坚持主要矛盾两个方面不变的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并深入研究这些新变化，并根据其内容上的这些变化对社会主要矛盾两个方面作出更加准确的表述。

首先，社会需要的新变化需要对现行表述进行适当调整。

当前我国社会需要的发展呈现出发展速度迅猛、新旧更替频繁、横向日趋多元、纵向逐渐高端、发展不平衡等特点。具体来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需要的对象看，非物质需要突出；二是从需要的层次看，高层需要突出；三是从需要的构成看，综合性需要突出；四是从需要的属性看，社会性需要突出；五是从需要的主体看，个性化需要突出；六是从需要的发展水平看，不平衡突出。

可见，随着社会生产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日渐更新，我国社会需要的结构、层次、内容、形式、主体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还将在更快的速度和更深的层次上继续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水平普遍大幅度提高的前提下之所以出现幸福感下降不满意增加，重要原因就在于社会需要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所以，今天仅仅用“物质文化”来概括人们的需要显然已经不够全面和准确，很多需要既非“物质”也非“文化”又超越物质和文化，如政治诉求、生态需求、公共需求等。如果真要把人的需要只分为两大类的话，恐怕也只能说“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显然，“文化”不等于“精神”，“文化”的内涵从其最一般的意义上要比“精神”更加严格和特定，如我们可以说民主参与需要是一种精神需要，但显然不能说是一种文化需要，再如个体的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价值实现需要等都是精神需要，但同样不能说是文化需要。因此，对“社会需要”修饰词的表述应该相应作出适当的修改。

其次，社会生产的新变化需要对现行表述进行适当调整。

从生产力的变化来看，最显著的就是中国生产力水平已经大大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社会财富更加丰富，满足人民群众各种需要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从生产关系的变化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制度、经济体制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必然对生产力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同时又会促进分配和消费的发展，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需求层次和结构。可见，我国目前的社会生产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已经过去50多年，今天仍然沿用“落后”一词来概括中国社会生产的现状未免失之精准，而且从发展趋势看，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也不可能永远“落后”下去。因此，对“社会生产”修饰词的表述应该相应作出适当的修改。

三、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应做适当调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两个方面没有变，社会生产和需要的矛盾仍然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必须坚持这个前提；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各自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生产和需要都出现了新的特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要及时反映出这些变化。据此，笔者认为，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主要的调整有两点：一是关于社会需要的表述，建议把“物质文化需要”改为“各种需要”（或“物质精神需要”）。理由前已叙述，这样既解决了原提法概括不够准确的问题，又更加全面地反映了社会需要发展变化的特点。二是关于社会生产的表述，建议“落后”前增加“相对”二字，变为“相对落后”，因为我国生产力水平已大大提高，不再绝对落后，也不可能永远落后，但相对于世界整体水平还属于落后，这是第一个“相对”；同时，我国的社会生产尽管到某一历史时期会达到很发达的水平，但相对于人们发展的需要而言永远是落后的，这是第二个“相对”。

判断主要矛盾人人都有责任

近几年，中国社会似乎开始进入一个矛盾快速积累期，传媒天天展示着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胡锦涛总书记最近谈道：“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任务。”温家宝总理最近也多次强调，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

弥漫在传媒上的“关键时期”、“重要关口”这些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句话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的，距今已近70年了。我感到，面对今天各种矛盾日趋复杂和并发的情况，我们真的有必要再认真熟读《矛盾论》这篇红色经典。

几十年来，执政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深刻地决定和影响着百姓的生命和中国的命运。1956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共识是，阶级斗争已不再是主要矛盾，经济不发达才是主要矛盾，因此全党要由社会主义革命党转为社会主义建设党。遗憾的是，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1957年10月，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的方针。这以后，自1957年之后，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均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成为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中国社会以后几十年的成串灾难，都是由于这种错误判断所导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重新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确立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对“八大”精神的继承和超越。

改革前几十年的弯路和改革开放以来辉煌的发展史说明，执政党如何判断社会的主要矛盾，事关千家万户的祸福和国家兴衰。

主要矛盾的转变：从私人品匮乏到公共品匮乏 说中国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或重要关口，说明了分析和认清主要矛盾的紧迫性。毛泽东说：“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反过来说，如果找错了主要矛盾，就可能带来混乱和灾难。

目前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摆脱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的认识。这个认识是：目前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其他问题就能得到根本解决。这种认识曾经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这样一种情况无比困惑：持续的经济增长似乎使社会矛盾和冲突愈来愈多。由此，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固有的判断，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在悄然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我们必须把新的主要矛盾辨识出来。今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

“文革”结束时，最大的社会问题是物质产品短缺，老百姓缺衣少食，物质生活水平极其低下，人人渴望着少搞点政治斗争，多改善点物质生活，因贫困引发的怨恨弥漫整个社会。面对这种情况，“上善若水”的态度，就是将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定为贫困，将政策的中心转到发展经济上来，就是要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激励因素。

人们认识到物品短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生产和分配所造成的，因此有了放权让利，有了市场经济，有了自由竞争，有了对私有产权的包容，有了对外资的开放。而今天，经过20多年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缺衣少食、上无片瓦已不再是社会矛盾的主要起源，私人物品极度匮乏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起因。虽然私人物品匮乏的现象仍然在一些区域或人群中存在，但是，我们可以说，私人物品极度匮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结束了。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和全球化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的社会主要矛盾。

然而一个主要矛盾的结束，却催生了新的主要矛盾。10多年前所言的主要矛盾，在“端起碗吃肉”的情况下淡化了，而今天的主要矛盾，却在“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下凸显了。为什么吃饱了还要骂娘呢？也许是恨贪官太多，也许是恨司法腐败，也许是恨土地被征占，也许是恨找不到工作，也许是恨有冤无处诉，也许是恨教育医疗收费太高，也许是恨社会不安全„„所有这些抱怨，都是冲着公共品短缺而来的。

什么是公共品？公共品就是花费纳税人的税款，由公共权力部门提供的、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物品或服务。国家公园、国有道路、自然保护区等有形产品是公共品；公正的法律、政策和秩序等无形服务也是公共品。公共品供给的高效与公平，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条件。我们只要清理一下近年来引发舆论高度关注的种种社会矛盾，便会发现，今天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私人物品的普遍短缺，而是公共品的普遍短缺。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各个群体，都普遍感到公共品的短缺，因此也都对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政府———埋怨不已。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社会的一些焦点问题。

司法不公和法律白条问题，是合法法律权益得不到保障；MBO的国有资产分配问题，是公共资产没有公平地市场化；农民土地维权问题，是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得不到保障；村民委员会选举矛盾问题，是农民合法民主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教育腐败问题，是受教育者不能公平分享到基本的公共教育资源；医疗腐败问题，是患者享受不到现代社会应有的医疗保障；住房压力问题，是社会低收入群体得不到基本住房财政资助；民营企业家抗议国资垄断权的问题，是企业家公平竞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环保事件的出现，是民众合法的环境权益得不到保障；知识分子的许多不满，是由于《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律师们的不满，是司法不独立和判决被暗箱操纵„„

将所有这些问题集中起来，我们可以看出今天中国的诸多矛盾，是由于法定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引发的，是公众认真要求兑现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款。此外，社会普遍痛恨的官员腐败，是公共品供给问题；社会普遍批评的行政低效，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关注的财政支出黑洞，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质疑的官商勾结，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要求推进的官员问责制，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要求的有更多的民主参与权，是公共品问题。总之，我们可以断言：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如何保障公共品的供给？

我们如果把政府设想成一个政治企业，它抽取和花费的税收，就是社会成本，而它提供的公共品，就是社会收益，那么从社会角度看，供养一个政府，也应当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核算。这种核算，未必一定需要科学的数学模型，它往往是由“人心一杆秤”来核算的，这种核算天天在百姓心里进行着，如果不满意的人愈来愈多，那就说明这政治企业的亏损在加大。

为什么经济持续增长到今天，中国社会的公共品供给短缺问题反而突出了呢？为什么只进行政策性的调整，已经难以满足公众的公共品需求了呢？

这是因为公共品需求的急剧攀升，而现行的供给体制已严重不适应。传统的农耕社会，大量的社会纠纷由家族自行调整了，需要政府提供公共品的结构、数量、专业性和变化性都极其有限。但是，当社会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变，需要政府统一解决的公共需求急剧增加，专业性和变化性急速提升，对政府的及时回应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亚当·斯密在分析企业效率的根源时，找到了“分工”这个原因。市场的规模决定着分工的范围，分工的范围决定着效率的高低。工商业时代的来临，带来了公共领域的“大分工”，传统的封建王权体制，被效率和“分工”的要求撕裂了。

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是一种“分工”，目的首先是为了提高各自的效率；政教分离和司法独立，也是“分工”，也是出于效率的压力；联邦制的出现和相当一部分立法权的地方化，也是为了效率，便于更迅速地回应地方的公共品需求；近年来各种NGO的出现，使许多公共服务从传统的政府系统中分离了出来，这也是公共品供给领域进行“分工”的结果。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视角：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是工商业社会到来造成的公共品供求关系调整带来的变化，结果就是公共品供求领域横向纵向的“大分工”。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认为，今天中国公共品的短缺现象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由中国社会工商业的进程所带来的，它开始集中表现在公共品投入产出的关系上，集中表现在公共品的供求关系上，集中表现在要求公共领域的“大分工”的压力上。面对工商社会的复杂多变、专业性极强、数量庞大的公共品需求，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管制的供给体制完全不能适应。权力集中起来，但却承担不了责任，以至于演化成现实中的“推责揽权”，使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平衡，使公众急剧增加的公共品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便是中国今天的主要矛盾。正是这个主要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我国粮食安全主要矛盾及对策 篇6

粮食安全的概念是在197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针对20世纪70年代世界人口快速增长和粮食生产短缺的矛盾提出的，认为粮食安全是“保证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粮食”。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粮食形势出现了发达国家粮食过剩和发展中国家粮食紧缺的矛盾局面，针对这种现状FAO于1983年又提出粮食安全新概念，指出粮食安全的目标为：“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所需的基本食品”。进入90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营养需求更加重视，1996年《世界食物安全罗马宣言》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中重新论述了粮食安全的内涵，即“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营养的食物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喜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总之，伴随“人粮矛盾”的“粮缺型——钱缺型——营养型”变化，粮食安全内涵亦经历了“总量——购买——营养”的转变。

结合FAO概念，我们认为粮食安全的实质是在现阶段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以合理价格为国内消费者提供足够、安全和营养的食物，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粮食的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并具备抵御各种粮食风险的能力。具体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粮食安全包括宏观安全和微观安全，宏观安全就是从总体、总量上看粮食供求是均衡的；微观安全是从局部、个体上看粮食供求是均衡的。第二，粮食安全包括短期安全和长期安全，粮食安全的目标应该是实现长期粮食安全。第三，粮食安全包括量的安全和质的安全。同时这一概念具有阶段性，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粮食的“足够、安全和营养”的理解和要求是不相同的，发展中国家更主要强调要保障有足够的粮食，发达国家会更加强调营养与安全。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发展，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经跃上了5亿吨的水平；1995年以后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开始接近世界平均水平，1996年首次超过；我国粮食库存水平1990—1996年平均库存水平为2201％，高于世界平均值1759％，也高于FAO要求的安全库存量所要求的粮食库存量占到需求量的17%—18%；从粮食自给率看， 90年代以来，我国粮食自给率不断提高，到1998年已净出口粮食50亿公斤，1999年净出口40亿公斤，目前的自给率为99%左右，这一水平虽低于欧美主要粮食生产国，但高于邻国的日本、印度和俄罗斯，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从以上几个指标来看，中国的粮食在宏观上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从期来看，从微观层次看，我国粮食安全存在隐患。

第一，存在大量绝对贫困人口，粮食安全没有保障。到2000年底，我国仍有绝对贫困人口。 2200万，占总人口16％，尽管这一数字比1978年30％的贫困发生率有较大幅度下降，但2200万人仍然是一组庞大的数字，需要我们关注粮食微观安全、关心收入分配问题、关心贫困人口。

第二，粮食生产存在长期隐患。世界银行专门进行了关于中国长期粮食安全的课题研究，认为中国在2020年的粮食需求量约为6970亿公斤贸易原粮（相当于6080亿公斤加工粮食）。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需要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以满足国内需求，21世纪前几十年的粮食年进口需求量的估算从200—500万公斤不等。莱斯特·布朗先生的极端观点认为中国在2030年粮食进口将超过3000亿公斤。当然莱斯特·布朗先生的这种推断是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我国长期粮食安全的隐患。

二、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矛盾

粮食安全问题涉及方方面面，既包括粮食生产，也包括粮食的流通、储备、分配、贸易等多方面因素。但其中粮食的生产是最基础、也是最主要的一个环节。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是粮食的总的供给量，粮食的储备、流通、分配和贸易都是在一定的总供给量（包括国内生产总量和国际贸易净进口量）基础上进行的。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虽然对自给率应该达到95％还是90％有不同的观点，但无论如何粮食安全要立足于国内生产。因此，我国粮食生产的主要矛盾也就成了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又主要包括人口众多和农业资源严重短缺的资源性矛盾以及我国粮食安全目标与粮食生产激励机制的体制性矛盾两个方面。

1．人口众多与农业资源严重短缺的矛盾

第一，人口众多。人口增加是今后中国粮食安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我国人口已接近1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2％，相当于美、日、欧盟等所有发达和比较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预计在人口高峰期将达到16亿。我们既要保证所有人的生活对粮食的需要，还要不断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这无疑会给粮食安全带来很大的压力。

第二，耕地面积严重不足且流失严重。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1996年，我国有195亿亩耕地，而到2003年，已经降至1889亿亩，人均耕地不足15亩，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32%，美国的10%，法国的285%，距联合国规定的人均耕地危险线仅有04亩之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耕地每年要减少几百万亩，1958—1986年我国累计减少耕地6亿多亩。上世纪80年代、1992年前后和2003年前后，中国兴起了三波轰轰烈烈的圈地浪潮，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开发区、工业园，侵蚀了面积惊人的耕地。仅1993年耕地面积减少量就相当于整整一个青海省的耕地。1997年全国因建设占用、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灾毁等共减少耕地6935万亩，而同期开发、复垦等新增耕地只有4897万亩，增减相抵，一年当中耕地损失达到2038万亩。 1999年全国建设等占用耕地1200万亩，增补相抵，净减少耕地620万亩。

第三，水资源的严重制约。水资源是维持粮食生产的重要物质条件。我国水资源总量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占有量仅240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居世界第109位；耕地的水占有量84万立方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5。目前有100多个城市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是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之一。我国农业用水约占全部用水量的70％以上，现有水浇地6亿多亩，灌溉用水又占农业用水量的90％以上。西北地区缺水更加严重，地下水开采量严重超标，已达到可开采量的20％。干旱缺水已成为我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第四，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威胁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沙漠化的速度十分惊人。全国沙漠化普查资料显示，陕西、宁夏、山西3个省的干旱半干旱地区草地退化比例高达90％—97％；新疆、内蒙、青海3个省的草地退化比例亦高达80％—87％。国家林业局在1997年第四季度发布的中国沙漠化报告透露，目前全国荒漠化形势严峻，全国国土荒漠化程度已达到273%。根据1992年的遥感普查，我国的水土流失面积达367万平方公里，每年水土流失土壤的总量达50亿吨，因水土流失损失的氮、磷、钾养分约400万吨，相当于10个年产40万吨的化肥厂的产量。在贵州、广西等石灰岩地区，许多地方由于水土流失已无地可耕，个别地方百姓移民70％。近年来，我国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生态环境的恶化再一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2．粮食安全目标与粮食生产激励机制的体制性矛盾

第一，粮食生产各级主体目标不一致，影响粮食生产积极性。一个国家粮食安全是中央政府所追求的长期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央政府特别关注国内粮食生产总体情况。在我国粮食短缺的年代曾经提出“粮食省长负责制”，以确保各级地方政府促进粮食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现了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总量供需平衡以后，各地开始注重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不再强调各地粮食生产自给，地方政府经济目标着重于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和GDP的增长，粮食安全地位已经弱化，因此地方财政资金很难投入到粮食生产当中去。粮食直接生产者农户所追求的生产目标是在满足自给性消费的基础上获得最大经济效益，但我国现阶段以粮食生产为核心的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低下，农民农业生产纯收入连续多年下降，在农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和1997年相比较，2002年我国农民人均种植业收入由94301元下降到了80807元，下降幅度为1431％，年均下降3％（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粮食生产的效益低下使得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

第二，土地产权制度的不明确，导致土地资源严重流失。制度经济学研究结果表明，一项资源要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首先必须明确其产权。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是从人民公社时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演化而来，其所有权归乡村合作经济组织所有，农民拥有使用权。但我国现阶段绝大多数乡村合作经济组织有名无实，更多是一个农村基层行政组织，是一个其成员不具有共同经济利益的组织。这样一个组织在行使土地所有权时就很难代表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面对各种形式的圈地行为时就难以避免寻租行为的发生。在各种建设需要征用土地时，由于土地的真正使用者农户不具有土地所有权，其与征地方在征用土地的谈判时无法处于平等地位，再加上行政权力干预，相关人员寻租，农用土地在农业生产经营中收益低廉的现实，使得农用土地被征用时农民只能获得很少的补偿。因而农用土地在转向工商业和建筑用地时私人成本远远低于其社会成本，开发商可以获得暴利，但降低了全社会的土地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引发了农用土地资源的流失，强化了粮食安全当中人口与资源的矛盾。

第三，城乡二元体制制度，使得粮食生产劳动力素质下降。我国城乡居民的福利制度沿袭传统体制，城乡居民在劳动就业、义务教育，以及包括医疗保险、失业救济、养老等社会保障面处于不平等的二元体制之下。这种体制一方面使得农村人口缺乏农业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高素质人口流向城市，许多地方出现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或从事其他非农产业，粮食生产从业人员大都来自“386170”（妇女、儿童、老人）部队。同时也导致了农村劳动力文化层次低，市场意识差，难以掌握和利用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在粮食生产中出现了经营方式粗放，导致产量难以提高，更谈不上改善品质。

可以说以上两个方面的矛盾是我国长期粮食安全面临的根本性矛盾，且在短期内难以解决和消除。在这些矛盾的综合作用下，以种粮为核心的种植业生产收入从1997年以来一路下滑，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2003年我国粮食产量仅为4300亿公斤，同年粮食需求大概在4850亿公斤左右，产需缺口达到1279％。面对这种矛盾，我们必须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以确保我国粮食生产能够长期保持基本自给。

三、消除粮食安全隐患的政策建议

粮食生产涉及到生产本身的各个环节，包括生产中诸要素的投入、报酬等，长期粮食生产安全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统筹兼顾深化改革，采取政治、经济、技术的综合措施，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1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市场经济新体制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表明了我国农村改革将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思路，提出了“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的具体安排。因此，今后的农村改革应在根本上消除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管理体制，使得农村生产要素，特别是农村劳动力，能够在城乡之间、不同产业之间合理自由流动，消除农业生产中存在的庞大的剩余劳动力现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增加农民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业生产收入，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2完善土地利用制度，严格保护耕地资源

中国人多地少，特别是耕地资源严重不足，因此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这一原则在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当中已经确立，但还必须一方面制定严格的法律规定，确实控制土地流失，必须实行严格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同时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十分稀缺的土地资源，使得土地资源的价值在市场的竞争当中得到真正的体现。这样可以确保农民所拥有的土地资源不被强势集团低价掠夺，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也可以保护耕地资源，确保必要的耕地规模，为长期的粮食安全奠定必要的基础。

3依靠高新农业技术，充分利用现有农业资源，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安全生产的主要矛盾究竟在哪里? 篇7

关于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车型, 强权命令屡屡发出, 作出了诸如几点到几点禁止车辆上高速路营运、客运站必须挖有几条地沟以检查车况、对造成过群死群伤的车型要停止生产等规定。如果按照这些规定抓落实, 发令者就可以理直气壮甚至洋洋得意地自诩成果:你们看, 2点到5点事故为零了吧;再也不见卧铺车发生事故了吧。那么, 这是抓安全吗?这抓准主要矛盾了吗?能这样抓安全吗?

宽泛施治始终未对准主要矛盾

窃以为, 数十年来, 安全工作的主要措施虽则措词万变, 然而未离其宗, 无非还是明确责任、教育培训、检查整改、严苛监管、赏罚分明、亡羊补牢、从“三不放过”到“四不放过”, 等等;, 当然, 也引进了信息化手段、标准化评估等。

笔者还认为, 目前, 为了加强安全生产, 法律资源逐步健全, 行政手段日趋提升, 举措力度可谓严苛, 投入支持不断加强;但是, 效果并不如愿, 主要表现在运输安全状况时有反复、事倍功半。

为什么强调如此之多、投入如此之大、基础还不牢固呢?恕我直言, 当前抓安全, 并未将全部精力聚焦于主要矛盾, 而常常是“三多三少”——老生常谈、人云亦云多, 实事求是、深入剖析少;长官意志, 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多, 系统分析、围堵短板少;号召突击、运动思维多, 深挖症结、辨证施治少。具体表现为, 分析事故原因, 最习以为常且无可挑剔的解释往往是, 安全意识不强, 企业不够重视, 责任不尽到位, 技防流于形式, 员工自行其是。这些指责, 可谓针对所有事故、千家万户而皆准。

平心而论, 对运输企业的大小老板、董事长、总经理来说, 责任之剑已经高悬, 有谁愿意看到事故降临到自己单位或自己身上的吗?没有 (除非精神有病或自寻短见或蓄意破坏) !更何况绝大多数企业家是有事业心责任心的, 更要肯定的是, 几乎百分百的员工是把出入平安作为养家糊口和追求幸福的基本保证从而始终为之孜孜追求的!但当愿望和结果相径庭, 事故一旦发生了, 则心虚气短, 只能唯唯诺诺, 帽子任你扣、板子任你打, 其实既心里喊冤, 又不知其所以然。

那么, 矛盾和症结究竟何在?如果就事论事地分析某些事故, 答案也许数十、上百甚至更多;再如果就事论事地设防, 难免顾此失彼、百密一疏。然而还有甚者, 居然针对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车型, 发出强权命令, 作出了诸如几点到几点禁止车辆上高速路营运、客运站必须挖有几条地沟以检查车况、对造成过群死群伤的车型要停止生产等等规定。如果按照这些规定抓落实, 发令者就可以理直气壮甚至洋洋得意地自诩成果:你们看, 2点到5点事故为零了吧;再也不见卧铺车发生事故了吧;等等。殊不知, 如果按此逻辑推而广之, 可以做到24小时事故为零;不仅卧铺车, 包括危化车, 搅拌车, 乃至所有机动车, 都可以再也不见其发生事故, 代价是禁止他们营运。如此举一反三, 对照科学发展、持续发展、安全发展的命题, 那么结果势必是, 科学不讲了, 持续不见了, 发展没有了, 不同运输方式各自的特点和优势也不复存在了。这是抓安全吗?这抓准主要矛盾了吗?能这样抓安全吗?

管理取向与安全素养落差较大

抓安全必须找准主要矛盾, 紧扣发展这个主题抓安全才有意义。道路运输安全当前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责任不明确吗?是管理不到位吗?是制度不严格吗?是执行不给力吗?是车辆凌晨还在营运吗?是客运站地沟数量不够吗?是卧铺车影响乘员逃生吗?是难以定论的其他原因吗?都不是, 或者至少不全是。笔者以为, 是交通参与者安全素养和技能与快速发展的现代化交通相形见绌的矛盾, 或者说, 是道路基础设施、车的技术含量、管理重点取向、人的安全素养, 依次落后的矛盾, 管理取向与安全素养落差最大, 且无明显弥合之势。

只有抓住主要矛盾, 才可能变事倍功半为事半功倍。为免赘述, 这里只讲管理重点取向和人的安全素养、技能。对董事长、总经理来说, 要进一步提升安全理念。必须把董事长、总经理投入在知晓责任、做好台账、应对检查、改进装备、光大门面、贯彻执行、简单奖罚等方面的注意力, 更多地转移到技能培训、选人用人、动态考核等上面来。当董事长、总经理能意识到定什么样的规矩、用什么样的员工、开什么样的车子、做什么样的业务将会对运输安全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后, 其实际意义肯定大于仅仅背得出责任制, 仅仅按部就班做样子。殊不知, 消除事故隐患, 更重要的是切合实际, 抓手准确, 董事长、总经理的理念将决定管理的重点取向、安全的实际效果。

对广大员工尤其是关键岗位, 要进一步提高其安全意识和技能素养, 安全素养是以技能为依托的。韩亚航空的空难, 根据分析, 原因是飞行员从开空客到转开777时间不长、技能不熟。驾驶大客车超速行驶, 有的可能是过于自信, 以为放得出必然收得住, 确实有不少技能与自信相匹配的人;如果有人技能不如自信, 碰到突发情况就可能出事故, 没出事故叫偶然、侥幸, 但并无安全保障可言;有的人是盲目超速, 他没意识到当时当地这车速与道路条件、与外部环境不匹配, 一旦突发情况, 必然力不从心;有的人是冒险超速, 明知有危险, 片面图快、心存侥幸, 结果事故不为冒险者意愿所主宰。另外, 一直保持中速开车的, 有的当然是安全意识使然, 也有的则可能是因为技不如人、底气不足。快与慢是相对的, 有的时候必须停让, 车子再动就可能是过快或过急了;有的时候要求瞬间快过, 稍一犹疑反而错过机会造成堵塞。所以说, 只有同时具备技能和经验, 才能保证出入平安。

改革开放以来, 道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 单车道变多车道了, 平面变立体了, 低速变高速了, 交通条件变复杂了 (改装车、无牌无证车、超载超限车) , 交通参与者守法自律差了 (以前骑车不敢带人、无牌不敢上路、流量不那么大、路上没那么多新手——不少事故是不懂利害关系的新手车速不当、车距不当、突然变道、惊惶失措等原因诱发的) 。这二三十年来, 车辆的技术进步无须赘言, 各式各类对经营者、管理者的培训教育也可谓丰富多彩, 最滞后的是职业驾驶人的安全素养训练。

当年, 在传统道路交通条件下, 营运车专职司机一般要经过半年学习驾驶、半年实习驾驶, 再到单独上岗鉴定才算合格、才能放手。在当今交通条件日趋复杂、技能要求更趋提高的情况下, 职业培训不仅没见严格, 反而被不断缩减, 总共才几十个小时甚至更短的训练和以纸上谈兵、静态模拟为主的考试发证, 能造就出与现代交通要求相适应的职业驾驶员队伍吗?让职业驾驶员通过摸爬滚打去适应、去积累、去提高, 真的隐患太大、代价太高。而一旦发生重特大事故, 原因深究还往往涉及不到这一层面, 大多是按照开会通报—开展检查—开出罚单—开列从严之规的程式走一遍。这, 找准主要矛盾了吗?能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吗?所以, 抓安全总是走不出事倍功半的窠臼!

有一说法可能苟同者众, 深思者少—安全工作不能表扬, 可能这边厢刚表扬, 那边厢马上出洋相;肯定安全工作的话不宜多讲, 不讲蛮太平, 一讲可能马上给你颜色看。这说明什么呢?一是基础脆弱, 可控性差;二是偶然性和必然性是相对的, 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上述“四开”的程式可能管用一阵子, 但如果没找准主要矛盾, 出事故 (或由职业驾驶员队伍安全素养决定的事故间隔、事故频率) 是一定的、必然的。其实, 安全工作的目标, 直截了当地说, 就在于拉大事故间隔、降低事故频率、减轻事故损害;实现这个目标, 必须找准主要矛盾, 或者说, 必须从源头抓起。

想法和建议

第一, 重视对员工特别是对职业驾驶员的技能培训。机动车与行人、人力车、畜力车的事故, 跟机动车与机动车的事故;时速40-60公里的事故, 跟时速80-100公里的事故等两相对比, 不仅肇事几率不可同日而语, 事故后果孰轻孰重也不难想象。培训教案要特别重视“兵教兵”的分量, 安全行车经验教训不可能全靠自我体会去获得, 如是则过程相当漫长、隐患和代价巨大。如果没有技能培训的积累, 是不可能驾轻就熟、得心应手的。如果不经过与时俱进的严格培训、遴选和考核, 把几十号人、几千斤危化物交给一个人, 你敢吗?技能培训是当前加大安全系数的紧迫之举, 也是找准主要矛盾、强化安全基础的最重要取向之一。

第二, 把安全大检查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到关注员工特别是职业驾驶员上来。安全大检查固然要查制度、查设备、查台账、查规定动作的各项, 但这些文字的、硬件的、形式为主、以看为主的东西, 与直接决定着相关运输企业安全目标能否实现的职业驾驶员相比, 哪个更加直接、更加重要、更具鲜活意义呢?结论显然是后者。然而, 大家对后者的认知度不够。所以, 必须完善安全检查内容, 将素养技能分析评估纳入应有之义。了解职业驾驶员的状况和诉求, 或许会启发领导和有关部门在安全投入上更具针对性、有效性。如果素养和技能提高了, 什么时候应该停车休息、什么车况不能凑合侥幸、什么路况应该怎么掌控车速、什么视距必须保持多大间隔、什么情况下始终明白坚持安全第一, 会转化为驾驶人的自觉行动, 将用不着领导发特别具体的命令、用不着管理者去手把手地关照调教, 这才是夯实基础的要义所在。

第三, 运输安全必须综合治理, 在找准主要矛盾着力强化的同时, 还要不断提高全体交通参与者安全意识和素养。包括:广大民众的宣教, 法制观念的增强, 驾培水平的提高, 执法力度的到位 (见到一些地方挂着交通安全“严管区域”、“严管路段”标牌, 笔者百思不得其解。试问, 非严管的地方可以怎么样呢?严管的点多面广, 还是非严管的范围广呢?交通执法的主流应该是公开公平公正严肃呢, 还是明示差别或自行其是呢?) , 针对具体事故的直接原因, 就事论事作自以为既严格具体又高度针对的规定, 其实质是一定程度上推卸责任。再举个例子, 贵州毕节有5个贫困孩童躲进垃圾箱烤火取暖, 结果中毒而亡, 后来地方有关部门的一纸禁令往垃圾箱上一贴“人畜不得入内, 违者后果自负”, 再出事故就赖不上领导和管理责任了。所以说, 如何提高综合治理、科学管理水平, 同样与能否实现安全目标正相关。

浅谈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篇8

一、我国社会所处的阶段没变

1. 现阶段主要矛盾概念的提出及含义

1956年,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和社会的基本矛盾二者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能否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这些问题, 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对此, 党的“八大”决议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 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 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 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根据这一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定, “八大”确定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来的政治路线。事实证明, 中共“八大”这种对主要矛盾的论述及据此而确立的政治路线, 是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的。“八大”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关于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规定, 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及含义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首次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的阶段”。十二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 并指出这个阶段的根本特征是“物质文明还不发达”。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 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 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 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论依据, 论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等问题, 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的系统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共十三大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道路前进》的报告, 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 指出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 并以此为立论基础, 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建设的基本纲领, 初步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新概念, 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 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历史阶段。这样的历史阶段, 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

3. 主要矛盾贯穿于初级阶段的始终

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中共十三大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的基本路线高度概括了我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基本途径和根本保证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方针, 既紧紧抓住了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又体现了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规律, 全面推动历史进步, 实现民富国强、民族复兴的要求。

十六大报告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 深刻地分析了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困难, 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提出了必须长时期艰苦奋斗的要求。我国是一个13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 生产力和科技、教育比较落后, 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但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 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 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

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即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决定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建设, 根本任务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只有牢牢抓住这个矛盾, 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全局, 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 归根结底取决于主要矛盾的解决, 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可见, 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进行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不仅是我们的工作中心, 而且已成为现阶段我国的最大政治。到目前为止, 主要矛盾的提法在党和国家的任何文件中还没有任何改变。到本世纪中叶前, 我国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一国情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二、产能过剩不是主要矛盾已变的理由

1. 产能过剩并不等于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满足

目前, 我国正在采取种种措施扩大内需, 如家电下乡、增加保障等民生支出。我国当前确实存在内需不足, 需要扩大内需, 但内需不足并不等于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满足。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稳步提高, 正在实现由温饱向全面小康转变, 争取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但是, 不要说现在的国民收入满足不了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 就是到2020年实现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国民收入, 恐怕也不能说能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且不说广大农村地区、西部地区和城市贫困人口, 就连拿高薪的城市白领, 也很难说已满足了发展需要, 尤其是享受需要, 相反, 很多白领成为房奴, 为还房贷节衣缩食, 甚至影响到了基本生活。更有甚者, 因失业和因病返贫的白领大有人在, 其实我国的白领阶层还缺少必要的保障, 十分脆弱。说到底, 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 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远远没有得到满足。

2. 我国目前的产能过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剩

我国内需严重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收入差距过大。虽然我国人民的收入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在不断增加和提高, 但全国仍然还有数以亿计的人每天仅能消费一两美元, 只能解决温饱问题。我国目前中产阶层人数太少, 富裕阶层、中产阶层、低收入阶层人数的结构不是理想的橄榄形, 而是金字塔形, 只能说少部分人先富起来了, 由先富到共富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二是政府对民众的福利照顾和退休保障极度不足。正如歌曲《春天里》的歌词所讲的那样:“如果我老无所依, 就把我埋葬在春天里。”可以说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还在起始阶段, 起点很低, 很不完善, 以致民众为防病、防老和教育培养子女而过度储蓄不敢消费。总之, 我国人民的收入水平还不高, 消费能力有限, 其根本原因仍是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而我国内需严重不足的实质, 不是物质和文化产品实在太丰富了, 人民群众已消费不了, 而是有的过剩, 有的不足, 即结构性过剩, 为此我们应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合理配置资源, 促使经济又好又快地得到发展。即使过剩的产能也是相对于目前人民群众的购实力而言的过剩, 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相对过剩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在完全实现公有制和产品按需或按计划分配以前同样是可以存在的。我国现在只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还存在多种所有制成分, 必然存在着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缺点, 必然会出现结构性和阶段性的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 (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开放性) , 又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 尤其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采取家电下乡、增加保障等民生支出和扩大内需的措施, 正是国家对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的表现。相信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 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生产增加人民收入, 能够妥然地解决内需不足与产能过剩的矛盾。

主要矛盾 篇9

要做好工伤预防, 企业和用人单位必须在安全生产上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 投入必要的资金, 以改善生产工作环境和条件, 限制并逐步淘汰存在职业危害的生产工艺和技术, 从而减少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但是, 往往有一些用人单位,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忽视工伤预防, 不舍得在安全生产上投入必要的资金, 生产工作环境条件较差, 工伤事故和职业病频发。甚至有个别单位错误地认为, 参加了工伤保险, 发生了工伤事故和职业病, 伤残人员的赔偿和医疗、康复费用可以依赖于工伤保险部门, 用人单位不必操心。

对此, 在工伤保险立法工作中强化管理措施, 有效地促进用人单位做好工伤预防和安全生产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工伤保险的管理措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建立健全工伤预防管理组织网络。工伤保险部门通过设置工伤预防机构、配备专门人员、明确职责范围,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来行使日常的管理职能, 用人单位安全生产管理部门要设有负责工伤预防人员, 他们在做好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同时, 配合工伤保险部门做好工伤预防的宣传、教育、培训等工作。工伤保险部门和用人单位安全生产管理部门之间要建立多种方式的联系制度, 譬如:工伤事故双向报告制度。用人单位发生事故不仅要向安监部门报告, 同时也要向工伤保险部门通报, 实行事故双向报告制度, 不仅可以为及时、准确地认定工伤提供可靠的依据、减少非职业性因素的干扰, 以避免工伤纠纷, 而且工伤保险部门可以监督职工和医疗机构及时作出医疗终结结论, 避免小残大养, 延长医疗终结期, 避免职工医疗期满后, 用人单位拖延伤残鉴定时间, 甚至不予进行伤残鉴定, 侵害职工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通过工伤保险部门和用人单位安全管理部门协作配合, 形成上下结合的管理组织网络, 使工伤预防工作融合于工伤保险的管理之中。

2.建立工伤预防和安全生产的监管机制, 提高监管水平。通过对用人单位的检查监督, 掌握用人单位工伤预防和安全生产工作的开展情况, 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 督促用人单位做好工伤预防, 保证安全生产。工伤预防只靠工伤保险部门是不能取得全面有效成效的, 要与现有的安全、卫生监察行政管理部门结合起来, 相互配合, 定期联系, 互通信息。安全、卫生监察部门定期向工伤保险部门提供用人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职业危害程度及污染岗位分布情况, 工伤保险部门应把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使用、工伤发生率及职业病发生情况定期向安全、卫生监察部门通报, 共同对用人单位安全生产实施有效的监督。要通过对相关指标的监测, 实现对用人单位安全生产预警功能。监测预警指标的设定直接影响预警功能的效果, 要通过实践, 探索建立一套监测预警指标体系, 正确反映用人单位工伤预防和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监管部门要及时与用人单位沟通, 根据监测结果, 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 或开展专项和重点检查, 加大管理力度, 把监测结果与管理结合起来, 真正达到预警的目的。

二、用经济手段促进工伤预防和安全生产

1.工伤保险经济手段主要是用差别费率的确定、浮动费率的调整等方面的措施来促进用人单位的工伤预防和安全生产。在工伤保险中实施差别费率和浮动费率不仅能够实施公平的工伤保险成本分配, 促进经济平等性, 而且通过费率机制的经济刺激作用能够实现促进安全生产的有效性, 促进工伤预防的开展。具体操作时注意: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局的《关于工伤保险费率问题的通知》有关规定, 结合用人单位的工商登记和主要经营生产业务等情况, 分别确定为风险较小、中等风险和风险较大等三类行业, 并实行不同的工伤保险缴费基准费率, 基准费率标准按照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并根据工伤保险费使用、工伤发生率及职业病危害程度等情况确定。对于经营生产业务单一的用人单位, 其基准费率按行业的归类容易确定, 但对于经营生产多业务, 尤其是业务性质跨行业的用人单位, 要合理确定基准费率。可以结合其属不同行业类型经营生产的规模比例来综合确定基准费率, 对于经营生产规模较大的, 可以按不同行业类型经营生产的规模比例分别确定基准费率, 属于二、三类行业的用人单位, 根据其工伤保险费支付、工伤发生率及职业病危害程度等因素, 在其行业基准费率基础上实行浮动费率, 可上下浮动两档, 通过实行浮动费率机制对用人单位的安全生产进行奖惩。浮动费率具体调整时间的确定要综合近期用人单位工伤预防工作的开展、工伤保险费支付、工伤发生率等情况来考虑。工伤保险开展初期, 工伤保险费支付、工伤发生率指标高或指标上下变动幅度大, 调整时间可短些;反之, 则可长些。确定浮动费率时不仅要考虑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使用, 工伤发生率及职业病危害程度等因素, 而且要把工伤事故发生原因和工伤预防工作开展情况作为重要依据。显然, 用人单位工伤事故的发生与该单位生产工作环境和条件状况密切相关, 用人单位在安全生产上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 就可以减少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因此, 要做好用人单位工伤预防与安全生产情况的资料收集、档案建立工作。对于那些安全防范资金投入少、工伤预防工作开展较差的用人单位, 必须将工伤保险缴费浮动到足够高的档次才能促进其工伤预防工作的开展。也就是说, 只有当他们为工伤保险所投入的保险费用等于或大于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所需经费时, 他们才会重视工伤预防工作。不管是利用工伤保险的管理措施还是采取经济手段对用人单位安全生产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 目的都是一样的, 促进用人单位做好工伤预防, 减少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 使用人单位能够实现安全生产, 使职工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得到保障。

2.工伤保险基金原始积累不足与应对重特大群死、群伤工伤事故相矛盾。《工伤保险条例》的颁布和实施, 对推动工伤保险改革, 特别是给工伤保险扩面工作提供了绝好契机和法律保障。但由于我国的工伤保险起步较晚, 没有形成一定的基金积累, 所以, 工伤保险基金的抗风险能力还很脆弱, 尤其是在应对重特大群死、群伤工伤事故时, 显得“力不从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求解决途径 (仅供参考, 部分观点不一定符合《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 : (1) 参保初期采取较大费率征收工伤保险费, 以便迅速完成工伤保险基金的原始积累; (2) 工伤保险扩面不要急于求成, 要逐步纳入, 稳步推进。前已述及, 工伤保险本身起步较晚, 如果一股脑地将大大小小企业全部纳入参保范围, 势必给基金造成更大压力。一个几十人的小企业, 全年缴费额不过上千元, 一旦发生工亡事故, 本来就很不富裕的基金很难承受得住。所以, 在参保初期, 考虑用工单位的生产规模、职工人数、经营状况等因素, 将效益较好、安全保障措施得力、生产规模较大的用工单位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围, 基金形成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后, 再逐步扩大参保范围, 对于减轻参保初期工伤保险基金不足的压力很有必要; (3) 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 建立双重保障机制。在参保初期, 通过对商业保险公司投保的形式, 使其承保一些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一次性经济补偿项目。比如工亡,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起到缓解基金压力, 分散风险的目的。

3.工伤保险统筹层次与工伤保险待遇及工伤保险调剂能力的矛盾。《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工伤保险基金在直辖市和设区的市实行全市统筹。”也就是说, 工伤保险实行市级统筹。而各地由于受自然、地理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其社会平均工资及其增长率都有所不同, 这就造成同一省份或区域内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标准不一致, 很容易引发新的矛盾和不平衡。另外, 由于工伤保险实行的是市级统筹,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工伤保险基金调剂能力的发挥。因此, 我们在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和办法时, 应对此加以考虑和完善。

4.工伤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用工单位加强安全生产的矛盾。实行工伤保险社会统筹, 如何更加有效地预防工伤事故发生, 减少安全隐患, 加强用工单位的安全管理意识, 我认为仅仅用调整工伤保险缴费费率的形式是不够的。因为这种方式不直接、不具体, 往往对用工单位起不到真正的激励作用。为了把实施工伤保险与改善用工单位劳动条件、预防伤亡事故发生等工作更加紧密结合起来, 根据各用人单位工伤发生频率和工伤费用使用情况, 按照一定比例返还“安全预防基金”, 用于用工单位加强安全防范措施、安全教育培训、安全奖励等支出意义重大。

主要矛盾 篇10

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我国经济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 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我国为世界减贫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小康社会的理想目标。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发生了一些结构性变化, 人们对于物质文化产品的需求从满足基本需要到追求品质转变, 从更侧重物质需求向政治、文化、生态等产品转变, 从私人物品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向公共物品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 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全国全社会的同质性向区域、阶层的差异性转变。

一、从对基本物质文化产品的需求向高水平物质文化产品转变

建国以来的较长时间内, 我国社会生产极为落后, “一穷二白”正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由于社会生产极端落后, 人们对物质文化产品以满足基本需要为主, 还停留在维持温饱阶段。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当前人们对于社会生产的需求, 已经不是简单的对基本物质文化产品的追求, 人们对社会产品需求的出发点早已非满足基本温饱, 而是追求品质、追求享受, 追求更加舒适、更加高端的生活。以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为例, “中国大妈”早已不满足于国内市场, 进而转战国外市场, 到国外疯狂扫货, 甚至连马桶盖都觉得是人家的好, 讽刺的是, 在诸多产品中, 高端品牌多数被外国占据, 中国产品只能处于低端和下游, 甚至连圆珠笔的笔珠都难以实现规模化生产以实现自给自足反而要靠从外国进口; 国人文化消费热情则更加高涨, 2016 年春节七天假期电影票房就突破40 亿大关, 再次验证了国人强大的消费潜力, 然而中国文化领域仍存在“有高原, 缺高峰”的现象。人们并不缺乏消费的能力和消费的热情, 而是缺乏高质量、高品质物质和文化产品的供给。在这些领域, 出现有效供给不足、需求难以满足的情况。

二、从更侧重物质需求向政治、文化、生态等产品需求转变

建国初期的社会状况决定了人们更加注重温饱等物质需求, 需求较为单一。人们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 自然会追求物质领域以外的社会产品。一是人们更加追求政治产品。社会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 催生了一大批中产阶层, 产生了巨大的利益诉求和政治参与热情。人们渴望自由表达个人意愿, 参与公共事务, 影响公共政策进程。二是人们更加追求社会产品, 更加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人们逐渐从体力劳动中解放, 拥有更多的精力和条件, 更多参与到社会事务中, 通过参与社会组织等形式释放个人的能量, 追求社会的公平, 更加希望政府能够创造更多条件, 让公平和正义之光照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三是人们更加追求文化产品。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人们解决生理和安全需要之后, 会更加注重个人的体验和感受, 更加注重个人的发展。而对于文化产品的需求就自然顺理成章。当前广播、电视、新闻、报刊、电影等领域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 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难以满足人们的有效需求。四是人们更加追求生态产品。蓝天、绿水、白云、新鲜的空气是人们永恒的需求,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持续推进, 我国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人们在解决物质需求之后, 对生态环境问题高度关注, 更加注重生活环境的品质。

三、从私人物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向公共物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转变

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包括两个方面: 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人们对私人物品的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二是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同落后的社会成产之间的矛盾。私人物品是公民个人的物质文化需求, 个人的吃、穿、住、用、行、娱等社会生活都需要以私人物品作为基础, 社会生产的产品,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获得。公共物品包括政府通过履行政府职能, 向社会大众提供的普惠的、公益的、非排他的公共产品, 如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方面, 这些公共物品必须由政府来提供。当前, 人们对私人物品的需求与落后的私人产品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 相反,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同落后的公共物品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四、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全国全社会同质性向区域、阶层等的差异性转变

改革开放之前, 全国一盘棋的特征非常明显, 各地方拥有的自主权很小, 地方发展差距不明显。不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 社会主要矛盾都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基本相同, 主要矛盾的内部结构并没有太大差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 东部、中部、西部之间产生的地域差距逐渐拉大, 东部发达、西部落后、中部奋力赶超, 各个地区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不完全相同。建国初期, 为了发展重工业, 建设工业强国, 农业和轻工业做出了较大牺牲, 为了支援城市建设, 农村做出了较大牺牲。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差距随之拉大, 城市和农村面临的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也不相同。随着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积累, 社会阶层分化更加严重, 各个阶层所体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也不相同。

五、结论

必须清醒地意识到,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要的结构性变化, 但不意味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质变,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构性变化仍处于并在一定阶段内仍将处于量变中的质变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 但主要矛盾没有变, 我们必须仍然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牛鼻子,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 量变最终会导致质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不休止的, 我们将通过努力进入社会主义中等发达阶段, 届时社会矛盾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因而我们必须对当前主要矛盾量变中的质变高度重视, 采取积极有效的举措, 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及其产生的变化。我们需要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推进中国制造2025, 把我国打造成制造业强国, 打出中国品牌, 增加高质量、高品质供给; 更加注重协调推进民主政治、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 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 更加注重完善公共政策, 加大制度和政策供给,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补齐公共物品供给的短板; 更加注重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阶层差距。

摘要：经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的发展,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发展至今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根本矛盾未发生质变, 但人们对于物质文化产品的需求从满足基本需要到追求品质转变, 从更侧重物质需求向政治、文化、生态等产品转变, 从私人物品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向公共物品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 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全国全社会的同质性向区域、阶层的差异性转变。为此, 需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 更加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更加重视发展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生态文明, 更加注重实现改善和发展民生, 更加注重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关键词：主要矛盾,结构性变化,社会生产

参考文献

[1]谭劲松, 赵大亮.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艰辛探索[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2 (1) .

老年病治疗要抓“主要矛盾” 篇11

老年人是一个特殊而复杂的人群，其生理功能衰退与病理变化难以区分，常常同时合并3种及3种以上的慢性病，并可能出现器官功能障碍，如糖尿病肾病、肾功能不全、心力衰竭等。老年人脏器功能储备能力差，适应能力弱，消化、吸收功能，肾脏排泄功能会出现生理性衰退。

老年人对药物的代谢及排泄功能减弱，对药物敏感性增加，更容易出现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因此，老年人用药剂量要适当减少，用药种类也应尽可能少。医生应根据老年人病情特点，分清哪些疾病是病理性的，哪些疾病是增龄引起的退行性疾病，哪些疾病需要药物治疗，哪些疾病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即可解决，抓住主要矛盾，合理用药。

用“维持功能”取代“慢病治愈”

老年疾病的临床表现、诊疗特点、对药物的反应等均与中青年人不同。老年医学不仅仅关注老年患者慢性病的管控，更关注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老年综合征，强调治疗的连续性和整体性，最大限度地维持和恢复老年患者的功能状态和生活质量，达到改善老年患者功能状态、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这是一种适应人口学转变的医疗照护模式的转变。

个体化诊治多种疾病共存

大部分老年患者同时患有3种及以上慢性疾病。医生会在全面细致了解患者的情况后，对患者进行全面、综合评估，在多种疾病重叠、相互影响的复杂情况下，从中找出最主要的问题，采取个体化、多学科的干预措施，打断各种疾病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全方位干预（包括营养、康复训练等），改善患者的功能状态，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以期达到健康老龄化。

主要矛盾 篇12

一、机构设置不够健全

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未与医院分离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是政府下设的一个全额事业单位, 按照国家要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不增加地方人力, 工作人员从县级各单位抽调并由财政保证其工资及经费的来源。但是具体到各个地方下设的合作医疗办公室, 却是设在当地医院的一个科室, 其人员在医院抽调并由医院负责其工资。由此, 合作医疗办公室与医院就有了划不清的关系, 采用这样一个机构来为农民服务, 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出现暗箱操作也就难所避免。

2、缺乏独立的监管机构

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机构设置上, 很多地方像北京市密云县、江西省乐平市等都设有专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 并规定相关的职责, 包括期不定期检查、奖惩制度、审计、医药价格公示、举报投诉等等。但有的地区如新宾县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机构设置, 却缺乏独立的监管机构, 而是统一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负责, 目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只有八个人, 所有事务由一个机构统一管理不但任务繁重, 同时还容易出现效率低下、工作不到位与疏漏的现象。

二、经办机构管理能力低下、办公经费不足

新农合管理薄弱:一是经办机构不健全, 相当一些试点县的定点经办机构人员编制没有得到落实, 工作人员没有全部到位, 工作经费严重不足。一些试点县卫生局借用正常卫生事业费维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一些县强行规定由定点医疗机构按照收入比率定期缴纳, 用于经办机构、人员补助和工作经费;有的县采取贷款形式解决经办机构设备购置及工作经费。二是经办机构管理手段落后。中西部一些试点县经办机构未配备电脑, 计算机信息处理系统不统一, 财务管理和会计制度不完善, 经办机构人员的素质和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除东部个别地区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择优选择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外, 大部分试点县的经办机构基本上是医疗机构调剂解决, 人员结构和工作配备不尽合理, 缺乏专业管理队伍, 资金管理风险增大。2003年, 304个合作医疗试点县, 统计报表不统一, 不规范, 各种项目、会计科目不一致, 导致没有办法合计。

三、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和费用控制不力

为了方便农民就医, 许多试点县采取了“一卡通”的做法, 农民可以自由选择医院看病, 而由于农民看病由政府“买单”, 因此, 医疗机构过度医疗服务在所难免, 单位则推动了对医疗费用控制的自主性和自律性。陈刚、孙建国的研究表明:新农村合作医疗实行“一卡通”试点后, 合作医疗基金是以县为单位进行统筹管理。定点医疗机构不承担超支责任, 因此, 在经济效益的支配下, 促使短期内门诊病人、住院病人费用都有大幅度提高。这里有合理业务增长, 如新农村合作医疗刺激医疗消费, 但也有过度消费等问题。

有调查发现, 一些定点医疗机构不合理用药, 不合理治疗检查的问题比较突出, 次均住院费用和门诊费用上涨较快;处方药物和检查项目超出基本药物目录和规定检查的基础上过多, 不少费用不在报销之列, 既增加了农民的费用负担, 也加大了合作医疗基金支出。有的农民反映, 合作医疗买的贵药, 虽然可以报销一部分, 但是自己承担的部分并没有减少, 与在别处没有什么差别。在有的地方, 合作医疗实行后, 医疗费用呈现普遍上涨的趋势, 农村患者可报销的部分被上涨的医疗费用抵消了。通过合作医疗来减轻农民医疗负担的目标很难实现。

四、筹资机制问题突出

1、补偿比例偏低

相对于老百姓的医疗负担来说, 目前新农合的补偿水平还很低, 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在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方面, 所能发挥的作用还是有限的。

2、补偿重点不够突出

资金有限, 无法实现高补偿比, 这是一无法回避的事实, 但如何合理利用有限资金, 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 就要突出重点补偿。目前全国各地均存在相似的问题, 即补偿重点不突出。重点补偿什么, 应根据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水平、医疗费用负担水平等, 确定补偿是以门诊为主不是住院为主, 以哪一级住院为主, 对大多数家庭构成经济压力的费用水平多大, 等等。以此作为确定补偿重点的依据。但目前的补偿方案重点不突出。有的地区甚至将3/4的基金用于门诊补偿, 虽然受益面扩大了, 但缓解经济风险的能力降低了, 很多地区对高额费用水平给予较高的补偿比例, 使得有支付能力的人群可以获得更多的基金补偿, 低收入人群反而因无力支付较高的供付比例而减少了卫生服务利用, 实际的结果是“穷人”补贴“富人”。

3、补偿方案设计未能引导合理流向

根据一般的研究, 大多数健康问题均可以在基层卫生机构得以解决。这样既方便, 又便宜。医疗保障制度的补偿设计应该体现这一特点, 即基层医疗机构的补偿比应该高于高层医疗机构, 以引导参合者向基层流动。对2005江苏省年的住院分析发现, 总体住院流向基本体现这一要求 (图1) 。图1显示苏南、苏中、苏北不同级别机构住院补偿比的差别, 可见苏南地区的补偿基本体现了住院机构级别越高, 补偿比例越低的这么一个特点, 苏中则以县级住院的实际补偿比最高, 苏北县级与乡镇基本相似, 但总的来说差距不明显, 不足以引导合理流向。有些县 (市、区) 的病人流向则极不合理, 呈现出病人住院向高层次机构流动的特征。图1所示的是某县级市2005年参合农民住院机构的分布, 可见住院有明显的向高级机构流动的趋势, 这必然带来医疗费用提高、补偿比下降的结果。

4、交费参加阻止了贫困人口受益

合作医疗作为一种初级保险形式, 受益者首先必须是交费者。虽然每人每年10~30元的交费标准对于一般家庭来说数额并不大, 但对广大低收入农民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还是非常困难。因此这部分贫困人口就有可能被排斥在合作医疗之外, 而他们正是最需要保障的人口。虽然一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地区试图通过民政部门开展救助的方式帮助贫困人口交纳费用, 但众所周知, 对于贫困的办公室及其补助的执行成本非常高;而且对于我国西部地区来说, 需要救助的人口比例可能会很高, 这样交费参加的保险形式可能就会失去其意义。

五、自愿参加性质容易导致逆向转移支付

在改革前的合作医疗制度中, 虽然规定农民可以自愿参加, 但由于当时强大的行政动员力量, 具有事实上的强制性, 因此大多数农民都得到了保障;在80年代中后期以来恢复和重建合作医疗制度的努力中, 仍然规定农民可以自愿参加。在当前行政强制力弱化的条件下, 农民有了较大的选择权, 特别是由于农民的低收入阻止了大量贫困农民加入合作医疗。这种状况不仅导致这部分人口无法受益, 而且还会导致逆向转移支付。因为定价相对更有能力交费, 也就更有可能享受政府提供的补贴以及相应的医疗保障。这样客观上形成了富人既富又有保障, 穷人越穷越没有保障。政府的补贴资金上来源于全体纳税人, 而穷人和富人都是纳税人, 这样一种结果导致了“穷人补贴富人”的逆向转移支付, 显然与社会保障济贫、防贫的目的相悖。

六、定位于保大病会造成高成本、低效益

①定位于保大病与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目标相悖。2002年我国制定了《中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发展纲要 (2001-2010年) 》, 提出“解决农民基本医疗和预防保健问题”的基本目标。改革开放以前的医疗立足于预防保健与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 但是这种取向在8 0年代以后逐渐发生了变化, 重建的合作的保障内容逐渐以保大病为主;2003年出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更是明确规定以大病统筹为主要内容, 基本只管住院, 不管门诊。现在流行的观点认为, 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大病造成的, 所以保障中保大病最重要。不论这种以贫困作为卫生战略基本出发点的思维是否正确, 这种判断是有问题的。在农村, 农民由于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实际上很多大病都是由小病拖累而成的, 因此从治疗与防贫效率来看, 保小病、注重基本都应是首要任务。并且, 大病为主的保障目标容易导致资金过分向机构集中, 忽视对公共卫生机构投入, 对资源配置的方向产生误导。

②低水平大病统筹无法达到防贫目的。就目前的筹资水平来看,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大病统筹根本无法有效保障大病费用。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方案, 筹资水平都比较低。中西部地区的平均筹资水平为每人35元 (中央财政出10元, 地方财政出10元, 农民交15元) , 东部地区会稍高一点, 这样的筹资水平立足于保大病是做不了的。

当然, 大病风险也是需要防范的, 可以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 逐步通过商业保险或社会保险来解决, 这是由卫生资源的有限性和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就目前而言, 无论从可行性和有效性来看, 把有限的公共资金优先用于保障初级保健和基本医疗都是当务之急。

③大病统筹的受益面过小, 制度缺乏可持续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位于保大病, 一般只有住院治疗费用才能纳入补偿范围。而1993年和1998年两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 农村人口住院只有3%左右。这么低的受益面显然无法激励农民积极参保, 在自愿参加条件下, 即使参保以后也会有人不断退出, 最后造成制度无法持续。20世纪80~90年代合作医疗重建过程中已经反复得出了这个教训。

参考文献

[1]禇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7, 36

[2]杜乐勋, 张文鸣, 黄泽民.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报告3[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05

[3]李学信.社区卫生服务导论[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