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报道食品安全（共7篇）
科学报道食品安全 篇1
食品安全的报道, 是当今不少媒体激烈追逐的议题。稍大一点的食品安全事件出现, 就会吸引众多媒体的关注目光, 使出浑身解数进行报道。但仔细梳理这些报道, 就可以发现:当前食品安全的报道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尤其体现在科学性上。也就是说, 现在媒体不少关于食品安全的报道难以经得起科学推敲。本文拟先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然后提出解决的策略。
1 抓眼球效应导致媒体的科学“失明”
不可否认, 当前的媒体竞争异常激烈, 有人甚至将其比喻为“立体战争”。从媒介上说, 有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多种形式;从属性来说, 有面向大众的, 也有面向行业的。所以, 把媒体之间的竞争比喻为“立体战争”其实并不为过。这种竞争就导致了媒体必须要想方设法抓住公众的眼球, 自然, 如果将抓住眼球作为媒体的第一要务, 那么, 科学性自然就会退居其次。
我们就以今年所谓的“毒黄瓜”为例, 来看看“抓眼球”是如何导致科学“失明”的。
今年5月底, 德国等欧洲国家出现了肠出血性大肠杆菌O104:H4感染的病例。一时间, “肠出血性大肠杆菌”这个词红遍了媒体。面对突然爆发的疫情, 公众自然迫切想知道是什么导致了疫情的发生。5月26日, 德国汉堡卫生研究所宣布, 在西班牙生产的黄瓜上发现了大肠杆菌。这一发现并未得到德国联邦研究机构的认可。随后, 这一消息得到了广泛传播, 西班牙黄瓜遭受重创, 该国蔬果种植业已经遭受了“无可弥补且不公正的伤害”。 (西班牙环境、农村和海洋事务大臣阿吉拉尔语)
现在, 西班牙人说起黄瓜来, 可能会恨得牙痒痒, 实在是不明白:未经确认的信息为何会传播如此之快?
西班牙黄瓜的冤案, 看似好像和媒体没有多大关系, 其实不然。如果媒体能够秉持科学的态度, 坚守科学精神, 也许西班牙的黄瓜就不会那么惨。
百度一下“毒黄瓜袭德致14人死亡”, 可以看见相关的结果近9.5万条, 打开链接, 就可以看到这是大多数媒体报道这则新闻时采用的标题。不过, 细读全文, 以此为题的文中明明就有这样一句话:目前依然无法确定此次疫病的传染源, 为何非得在标题中让黄瓜带“毒”。为什么媒体编辑会对如此重要的一句话视而不见呢?
不少人, 尤其是一些媒体人士认为, 当今是一个读题时代, 所以标题就一定要能够吸引读者的眼球。这本无可厚非, 大家的时间都很有限, 能通过标题了解新闻的大概内容就可以了。但如果片面去追求吸引读者的眼球, 而不去考量标题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那读者读完之后, 得到的只能是错误的信息, 久而久之, 就会对媒体产生不信任感, 媒体的公信力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
公信力是媒体的生命线, 要提高公信力, 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就应采取审慎的态度, 坚持科学精神, 把准确性置于首位, 而不是过分追求“新、奇、异”。
2 记者的科学素养也很重要
根据第八次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结果, 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 我国公民整体的科学素养不太高。这个不高, 在媒体中同样有表现, 就是不少的媒体记者缺乏严格的科学训练, 在新闻报道中自然就不太关注科学的问题。
就拿今年议论最多的食品添加剂来说说。
在百度百科里, 食品添加剂是这样定义的:“是指用于改善食品品质、延长食品保存期、便于食品加工和增加食品营养成分的一类化学合成或天然物质。食品添加剂是为改善食品色、香、味等品质, 以及为防腐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化合物质或者天然物质。”
从这个定义, 可以看出食品添加剂应该是食品品质改善的有功之臣。
不过, 让人意外的是, 食品添加剂在国内的遭遇却有些坎坷, 不仅当不上有功之臣, 在一些人的眼中, 食品添加剂反而成了洪水猛兽, 他们头脑里甚至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不含添加剂=食品好, 含添加剂=食品不好。一些产品的广告中, 你也可以看到在暗自推销“食品添加剂不好”的理念, 诸如“纯天然”、“本品绝对不含任何添加剂”频频现身广告语。尽管专家一再科普:我们打击的是非法添加, 而不是食品添加剂, 但为何科普的效果总是不理想呢?
笔者以为, 食品添加剂在国内的遭遇, 与西班牙黄瓜的冤情有相似之处。相似的原因就在于, “冤案”的产生, 传播者多多少少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作为传播者, 媒体的记者编辑很有必要加强学习, 对自己不懂的问题, 先学透了, 再去给大家传播。
3 食品安全报道的科学路径
食品安全报道做得好不好, 对公众的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片面地去炒作问题, 不能以科学理性的态度进行客观报道, 容易加剧公众的恐慌心理, 产生“吃什么都不安全”的心理压力;反之, 如果只说好话, 又会让一些违法者觉得有机可乘。因此, 食品安全报道必须把握好这个动态平衡。要把握好这个动态平衡, 就得走科学的路径。
1) 媒体必须坚持职业操守, 把食品安全报道的科学性置于首位。的确, 当今的媒体竞争异常激烈, 靠科学、理性或许很难赢得读者的关注。但尽管如此, 媒体还是应该坚守自己的职业操守, 在面临坚持科学和吸引眼球的选择时, 不要产生困扰。作一个负责任的媒体, 其价值比一时的吸引读者眼球要有意义的多;
2) 媒体必须加强对记者编辑的业务培训, 尤其是科技培训。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 我们的生活已经与科技密不可分, 作为社会人, 提高科学素养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更何况我们媒体的这些新闻记者编辑们呢?就培训而言, 方法知识的培训固然重要, 但如果能够通过培训, 树立起媒体记者编辑的科学观点, 培养好他们的科学精神, 则会是更大的收获。
当然, 说到容易做来难, 但如果大家都这样做, 竞争的环境好了, 或许就没有问题了。期望那一天早点到来。
参考文献
[1]刘垠.大众科技报.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显示我国公民科学素养落后发达国家20年, 2010-11-26.
[2]新华网.国际时评:“毒黄瓜”事件折射社会管理复杂性.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6/12/c_121525221.htm.
[3]百度百科, 食品添加剂, http://baike.baidu.com/view/93102.htm.
浅谈如何科学报道食品安全问题 篇2
关键词：食品安全,科学报道,媒体
民以食为天, 安以食为先。越来越多有关食品安全的报道成了媒体新闻关注的焦点, 占据各种头版头条。由于食品类话题牵涉广泛性与普遍关注性, 媒体在做有关食品安全的报道时, 一定要严格把关, 履行舆论监督的职责, 从而维护大众利益和公共利益, 促进社会进步。在报道的时候应该正确认识问题, 不渲染、不误传、不夸大, 做好释疑解惑的工作。注重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大众传媒要明确自身的导向功能, 注重发布科学、客观的信息, 以满足大众对食品安全信息的正确认知。
如何做可信度高、有分量的食品安全报道, 从笔者的工作实践中, 以科学实践精神大胆求证, 以专家说法解读分析检测报告, 对食品安全事件持续性关注, 将问题事件从发生到发展到最终整改结果全面解析, 解除公众疑虑有助于正确引导舆论, 促进社会和谐。
一、伪食品安全报道引起恐慌
近年来, 从“纸馅包子”、“致癌香蕉”到“注水西瓜”, 一些记者为博取关注而炮制“食品安全事件”并不罕见。这说明了部分媒体人追求商业利益和经济利益, 对所调查的问题随意编造, 失实新闻不仅降低了媒体公信力, 还影响食品企业的正常经营和市场声誉。
2007年3月, 一则《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的报道宣称, 广州香蕉林大面积感染了号称“香蕉癌症”的“巴拿马病”。经过各种媒体转载与广泛传播, 引起消费者的恐慌。不少消费者误解为吃了香蕉易患癌症, 结果导致香蕉价格大幅下跌, 蕉农损失惨重。直到一个多月后, 农业部新闻办发布权威消息, 澄清香蕉生病根本不会挂果, 所以市场上能看到的香蕉都没有染病。吃香蕉有毒的错误说法才被消费者接受。
2012年, 传得沸沸扬扬的西瓜“膨大剂”, 起因是媒体放大食品安全中的问题。“膨大剂”名为氯吡脲, 属于植物生长调节剂中的一种, 具有加速细胞分裂、分化, 提高坐果率和促进果实增大的作用。但来自中国农业科学研究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张朝贤辟谣, 目前还没有科学证明膨大剂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而且我国的膨大剂使用量都是严格控制的。此事被媒体诬陷放大后, 消费者谈“瓜”色变, 直接导致西瓜滞销, 价格大大下跌, 瓜农欲哭无泪。
二、专业报告通俗化有效解读检测信息
一方面现代食品工业技术具有专业性, 很多情况下媒体从业人员不具备这些专业知识;另一方面遇到有关食品安全报道时政府、专家大多处于失声状态, 由于害怕承担责任, 政府专家很少有愿意在风口浪尖谈问题, 这就造成了食品安全问题类报道信息不畅通。
笔者常年接触市场监管部门, 发现很多情况下, 作为政府主管部门, 对于食品监管问题做了很多工作, 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舆论压力, 大多数选择不公布信息或有限的公布信息。
例如, 不久前, 有网友在论坛上发帖称, 宁波东钱湖麻糍特别软糯好吃是因为加了塑化剂的原因, 对于这一舆情市场监管部门反应很快, 立刻做了检测, 说抽检13家企业没发现塑化剂。
如此简单的回复对公众来说, 信息量并不完善, 也无法体现监管部门及时有效的管控。得知这一信息, 笔者与市场监管部门探讨决定邀请检测专家深入来解读检测报告, 有力破解谣言。报道请专家还原实验过程, 解释分析检测10多种塑化剂以及其他增白剂、糖精等添加剂的情况, 用实验数据有力回击谣言。
对于这类检测性报道, 如果只简单公布结果, 而不还原过程, 读者获得的信息有限。比如上例中, 就有网友仍然提问, 只是检测的13家没问题, 怎么保证全部麻糍没问题。而笔者通过还原现场执法所见的原料、还原商户制作过程、还原试验检测分析过程的“三还原”, 渐进式呈现了事物的本来面目, 有力击碎谣言。
三、疑惑话题不妨实验求证
除了运用专业的检测手段检测商品, 邀请专业检测机构设计一些通俗易懂的小实验, 把实验过程有效进行展现, 也能达到消除疑虑, 以正视听的目的。
通过本报曾联合宁波市第二医院微生物实验室, 模拟现实中隔夜西瓜、隔夜菜惯用的冷藏方法, 对于覆盖保鲜膜能否减少细菌的情况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 覆保鲜膜的西瓜, 细菌几乎没有, 未覆保鲜膜, 细菌数量每升40万个, 简单通俗的实验有力地证明了网络中“覆盖保鲜膜西瓜细菌猛增”一说属谣言。
如今, 一句官方或专家的简单答复, 已经很难让受众信服。公众知情权意识的增强、专家公信力的下降, 都要求“求证新闻”必须更加具体化和细节化, 含糊、大而化之的表述只能让人们产生更多疑问。
四、问题食品报道展现动态全过程
对于问题食品的报道, 部分媒体人追求商业利益和自身的经济利益, 往往只愿意抓住一点吸引眼球的问题放大做文章, 从媒体的天然属性来讲, 抓住吸引眼球的问题部分固然重要, 但对于食品安全这种牵涉面广, 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话题笔者认为动态展现事物的全貌, 跟进发展变化的过程, 及时传递出最新的向好消息, 满足公众对信息的传播需求。
以2015年, 宁波市场监管局查处问题油赞子为例。油赞子是宁波传统食品, 在本地拥有相当市场。2015年2月, 宁波市场监管局抽检了本地4家商户的28批次油赞子, 结果显示有10批次存在铝超标。
这一消息当时本地媒体都做了报道, 市场监管部门出于种种考量, 第一时间并未公布商户名称。随着事件关注度的提升与发酵, 网络上出现了各种声音, 综合起来的重点就是要了解商户的名称信息。
由于事件关注度很高, 两天后市场监管部门再次抽检, 这次媒体对现场抽检情况进行了报道, 并点名了三家再次抽检的商户。一个月后, 再检结果公布, 媒体对合格商户进行了公布, 再检未通过的企业也进行了整改的情况介绍。
科技新闻深度报道的科学认知问题 篇3
“科技新闻深度报道”是多角度、全方位地反映有关科学事物过程、科技人物活动, 并揭示科学事物发展规律, 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新闻报道方式。以重大科技事件、重要科技成果、杰出科技人物为内容的科技新闻深度报道, 在向受众传递科技信息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揭示报道主题的深刻意义和传递其中所蕴涵的科学认知价值。
1 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
科学技术是社会历史的产物, 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科学的发展也经历了“古代与巫术道术混杂——脱离迷信独立发展——近代科技革命——现代科技繁荣”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关键性的科学成果和技术发现, 重要的科技人物是科学发展的转折点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近代的“牛顿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的建立。可见, 科学技术发展是一个漫长、渐进的历史过程, 同时也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与事物本质的发展过程。
可见, 科学事物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时间与空间“维度”, 决定了其深度报道的题材与内容具有“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特征。这里, 时间跨度的内涵是科学事物 (科技事件、科技成就、科技人物) 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和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对客观世界本质与自然规律的认识轨迹。而空间跨度是指某一领域科学事物必然会延伸到不同的科学领域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这就为科技新闻深度报道提供了丰富的新闻源流。
科技新闻深度报道这一形式, 只有历史地、客观地“反映”科学事物, 向受众展现科学事物的真相、本质特征与事物发展规律, 才能表现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并科学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魅力。因此, 历史地、客观地报道科学事实 (事件) 的发生发展, 真实地再现科学家的活动行为, 是科技新闻深度报道的主旨和原则。
在社会的科学发展历程中, 另一个客观事实就是科学研究过程的真相。科技工作者, 特别是科技领军人物, 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科技新闻深度报道对他们的报道不仅体现科学的发展历程, 也将科技工作者的忘我工作、献身科学的精神传递给了受众。对科技人物的深度报道同样也必须体现认知自然规律的特点, 反映科学研究过程的真相。
我们在报道重大科学成就时, 常常会注重个体的作用。但同时要特别强调, 尤其是随着现代科学发展, 在科学的主干上学科的分支愈加繁茂稠密, 边沿和交叉学科也欣欣向荣。一个科技项目将涉及到众多的学科, 如机器人科学就涉及到仿生、人工智能、材料、力学、机械、自动控制、光学等众多的学科。一个人很难兼顾多个领域的知识, 仅仅依靠个人也越来越难取得大的成绩, 更加强调合作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团队的合作, 国内科研机构和院所的合作, 国际间科研机构的合作等等, 已经成为必然, 同时也是现代科研究过程的真实状态。
因此, 科技新闻深度报道在报道科技人物时要特别注意科学的承前启后的继承性与延续性, 既不能埋没一个人在科研发展中的作用, 也不要盲目夸大个人的功绩, 尤其是在报道科技领军人物时, 不能过誉个体的无所不能, “Group”这一词, 应该成为科技人物报道中经常出现的词语。
2 建立科学认识事物规律的理性思维
科学精神是科学在其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和优良传统的总和, 体现着科学作为社会现象的文化与精神内涵, 是科学实现其社会文化职能的重要形式。在现实社会中, 科学技术领域新的生长点往往出现在科学自身发展和社会需求的交汇点上。因此, 理性、客观看待科学领域的新生事物是体现科学精神的重要标志。
客观的本质是实事求是, 尊重自然规律, 不以人的主观臆断为转移, 讲究实证和试验的重现。理性则体现为在客观、科学认知的基础上, 具有辩证的、符合逻辑的思维方式与分析处理事务的能力。开展科技新闻深度报道, 同样需要这种理性思维, 这是维护科技新闻事实真实和客观的重要前提。
“人”是具有社会性特征的。实际上, 由于新闻报道是“人”的作品, 也是给“人”阅读的, 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传者的主观成分, 也可能有受众“需求”的影响。此外, 由于社会环境和历史时期的局限性、地域和国别差异、利益诉求等因素的影响, 科技新闻深度报道保持理性和客观尤为重要, 值得特别强调。
同样, 对同一科技事件, 不同人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如海水淡化技术, 对处于缺水的海湾国家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成果, 但对于雨水充沛的南亚国家来说, 对此却未表现出太大的兴趣。由此可知, 科技新闻深度报道的内容是不是深刻、有价值、有历史影响, 不能只简单看它的经济效益, 或对社会某个群体有益, 而应该更多地从科技本身的价值来衡量, 从历史的角度、科学发展的角度、社会价值的角度综合考量。
科技新闻深度报道出自“记者”之手, 只有从事科学报道的记者有了“客观”和“理性”的思维, 才能保证其作品的客观和理性。记者必须要有基本的科学素养, 具有比较好的客观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 敏锐地把握报道对象的“虚实”;客观和理性是科技新闻深度报道的诚信基石。从方法上来说, 记者应保证新闻报道的客观性。记者不是万事通, 并不能对所有科学领域都有所涉猎, 记者须建立认知科学事物规律的“理性”思维, 予以分析和判断。比如科学同行的评议, 多角度深入采访等等。
因此, 科技新闻深度报道对记者个人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传者必须注重提升自身的科学修养, 具备理性、科学的思维和注重客观的采写。
3 揭示人类认识自然世界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社会的科技进步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世界的过程。科学探索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 期间要经历大量艰巨、复杂的研究, 甚至是无数的失败。而“失败乃成功之母”, 科学的发展也常常是必然中的“偶然结果”。这都需要从科技新闻深度报道中体现出来。传播内容反映报道主旨, 人类认识自然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就是主旨之一。
3.1 相对客观与相对真理
科学研究和科学认识是有规律可循的, 它揭示自然规律, 并向人们展示这些规律, 帮助人们利用这些规律服务生活、服务社会。科技新闻深度报道承担宣扬科学真理的任务。
科学本身发展具有曲折性, 科学理论常在“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过程中发展。“相对客观”与“相对真理”问题就出现了。比如近代天体物理学中的“以太论”, 早期得到了科学界的普遍认同和肯定,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科普读物仍然在传播这一理论。而现代的天体物理学告诉我们, “以太”根本不存在。但是从科学的发展历程来说, 这些“误断”又是不可避免的, 有时甚至是积极的, 因为它是科学发展的必经之路。
将这些错误纠正, 可能要经历相当长的科学发展过程。在科学认识的局限下, 新闻报道不可能负责纠正科学错误、判断科学真理。这是科学认知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的。但科技新闻深度报道一定要紧跟科学技术的发展步伐, 追求“相对客观”与“相对真理”的及时传播, 使大众接受到最新的科技信息。
3.2 认识事物演变的规律
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获得成功之前只有挫折和失败。通过科技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揭示认知自然的规律, 追求自然规律认知所需要的坚忍不拔、永不言弃的精神, 是科技新闻深度报道所应当体现的重要内容。一项科研成果的取得, 一项技术从无到有, 通常要经历反复的失败, 其过程是科技新闻深度报道中最重要的内容与素材。
如“现代毕昇”王选研究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 引发了我国印刷业“告别铅与火, 迈入光与电”的一场技术革命, 推动了我国报业和出版业的跨越式发展, 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这一技术成果经历了长达18年的艰难研发历程, 期间道路坎坷, 磨难重重。北京《新京报》2006年2月刊登《追忆两院院士王选:“现代毕昇”的方正人生》的深度报道, 就详细回忆了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过程, 通过全方位的描写, 体现科学研究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事物总有正反两面, 科学的发展和应用也并不总是让人振奋, 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也要体现其过程中的“灰色”历程。
科技事件报道也有负面的内容。如以伪科学、水变油、大量神化的气功等为主要内容的深度报道, 人们从中可以看到科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劣根引发的问题。这些“灰色”, 是自然规律认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斑点。
因此, 在科技事件深度报道中一定要注意, 科学是严肃的、客观的、有规律的, 记者必须抱以严肃和科学的态度。否则易将负面的伪科学内容报道成了正面的科学进展。比如对“水变油”的报道, 不做逻辑分析和求证, 为了满足轰动效应和时效性, 使报道成为了伪科学的帮凶。又比如2003年SARS刚开始肆虐时, 中国疾控中心洪涛院士认为“SARS病源是衣原体”, 这是科学探索过程中一个阶段性认识, 与当时国内外专家的判断大相径庭。但有记者仅得到一点线索, 不做更多的调查, 不找同行专家求证, 甚至不了解国外专家的普遍判断, 就立刻跟风炒作, 造成了不利的社会影响。
在科学发现中, “首次”的荣誉是巨大的。但是科技新闻深度报道与一般消息报道的不同, 就在于不应追求成为“首次发现”的第一报道者, 而要把重点放在“深层次”上做文章, 探寻科学发现的普遍性、规律性问题。
3.3 科学价值的体现
历史地看, 一项科技成果是某一科学领域进展的阶段性总结, 它是自然规律认知过程中的“一次体现”。它可以是一套设备、一项技术、一种工艺方法, 甚至仅仅是一个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它的价值可以体现在科学上的价值, 如湖南长沙马王堆的考古发现;可以是经济上的价值, 如一项新的酿酒工艺;可以是社会价值, 如杂交水稻研制成功带来的“拯救饥饿”的信心。但是, 某一项科技成果不会是“永恒的”, 其价值是“阶段性的”, 是“有限的”。
因此在做科技成果深度报道时, 需要认识到科技成果诞生是科技发展中的一个节点, 不能忽略前期众多的对成果支撑的“价值条件”, 在科技领域发展和积累过程中的深度报道, 还应当反映出取得这些成就的方法与科学探索精神的价值, 包括在探索过程中“失败”的有用价值。
4 对待科技人物的客观与宽容
科学的发展中总是不乏争议, 甚至是激烈的学术观点的分歧。即使在科研过程中, 这种争论也是正常的, 同时也是必要的。正是因为这些科学争论, 才能集思广益、去伪存真、相互启迪、思想融合。因此, 一个好的科研环境是自由的、宽松的、包容的。对科技人物的深度报道也应该是客观的、宽容的。不能因为与记者的观念南辕北辙就将非客观理智的情绪带入报道的写作中。
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所谓“大胆假设”就是鼓励不同的思想和意见, 鼓励天马行空甚至是不着边际的创意, 因此很多科学工作者在具体科学问题上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也应当客观看待。“小心求证”体现了科学的严谨性, 不轻易否定, 只有相当充分的论证后才给出结论。
科技新闻深度报道也需要“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科技新闻深度报道的写作也要表现出客观与宽容。在下结论时一定要谨慎, 需要查阅文献, 采访权威等, 否则宁肯只陈述事实, 空置结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媒体对“人体特异功能”、“水变油成果”不讲科学、不符实际的报道, 就是没有小心求证造成的。
当然, 因新闻从业人员缺少职业道德, “瞎吹乱捧”的典型人物或所谓“科学成就”的报道, 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笔者认为, 对于从事科技新闻的广大工作者来说, 建立正确的科技新闻深度报道中的科学认知价值观是做好科技新闻深度报道的前提和基础, 探讨科技新闻深度报道的科学认知问题,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吴国盛.科学的历程[M].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杨力行.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M].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1.
提高医疗卫生报道的科学性 篇4
关键词：医疗卫生报道,科学性,新闻性
近年来, 随着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 人们对于医疗卫生的信息需求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医疗卫生报道因此成为各家媒体竞争的一个焦点。很多媒体加强了医疗卫生方面的新闻报道, 开辟了医疗卫生专刊。但有的媒体在医疗卫生报道方面只重视新闻性和通俗性, 对科学性却重视不够, 导致误导读者, 严重的甚至引起混乱, 造成不良后果。
据了解, 医疗卫生报道不科学渗透在各个层面, 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缺乏常识闹笑话。医疗卫生报道的专业性很强, 有的编辑记者不具备基本的医学专业知识, 结果在报道中犯“低级错误”、闹笑话。比如在一篇题为《拒绝丙肝》的报道中这样写道:“丙肝病毒存在于RNA中, 乙肝病毒存在于DNA中。”殊不知, DNA、RNA是两种不同的生命遗传物质, 乙肝病毒中遗传物质是DNA, 丙肝病毒中的遗传物质是RNA。还有的采编人员不知道甲状旁腺是人体甲状腺旁边一个独立的腺体, 将来稿中原本正确的“甲状旁腺肿瘤”误以为是笔误, 遂将其改为“甲状腺旁肿瘤”, 堂而皇之地在报纸上登了出来, 闹了个大笑话。
某媒体一篇有关狂犬病防治的报道中这样写:“专家提醒, 一旦发生狂犬病, 要尽快接种狂犬病疫苗”。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 狂犬病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 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办法, 一旦发病, 病人几乎100%死亡, 所以被犬咬伤后必须尽快接种狂犬病疫苗, 防止发病, 而不是等到发病后再去接种疫苗, 那样恐怕就得命丧黄泉了。
医疗卫生报道是关乎人们身体健康的报道。如果经常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不仅被专业人员耻笑, 也会失去普通读者的信任。
——追求轰动乱炒作。时下, 媒体竞争剧烈, 有的媒体为追求轰动效应, 故弄玄虚, 常常把小事放大, 在标题或导语中使用夸张或简化的手法, 给公众造成错觉, 使其认知出现偏差、失实;有的甚至违背医学常识进行乱炒。2009年3月, 某记者采写了一篇题为“河北一中学百余名学生感染肺结核杆菌”的新闻报道, 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文章中说:2月6日, 某中学一名老师被确诊为肺结核病。2月7日起, 该校陆续有150多名学生以及20多名老师被查出感染肺结核菌。其中, 患病教师所教授的两个班中有近半数感染肺结核菌。这样的报道, 给人的印象就是结核病的传染性非常强, 一人患病, 结果有100多名师生被感染;而且感染了结核菌就等于患了结核病。事实上, 感染结核菌和患结核病是两码事。我国人群结核菌感染率高达45%, 但只有少数人 (约10%) 感染结核菌后可能会发病。
2008年7月广州一媒体发表了一则标题为“35岁以下的广州市民注意了, 即刻种痘预防麻疹——强传染力麻疹袭穗”的新闻报道, 事后被广州市卫生局认定为严重违反医学常识的乱炒。一是这篇报道标题说“种痘预防麻疹”, 存在医学错误。事实上, 种痘是预防天花的免疫手段, 并非预防麻疹。预防麻疹的有效措施是接种麻疹减毒活疫苗, 而非种痘。二是“强传染力麻疹袭穗”的说法极为错误, 容易使市民误认为广州市麻疹病例突然增多, 传染性增强。其实麻疹是一种常见普通的呼吸道传染病, 发病年龄以儿童为主, 流动人口儿童发病较高。三是“35岁以下的广州市民注意了, 即刻种痘预防麻疹”的标题给市民的印象是全体35岁以下市民均要进行接种。事实是, 广州市麻疹疫点的处理措施之一是在有病例发生的地点, 对病例周围部分人群进行应急接种。
——过分强调“新闻性”。有的记者一味追求“新闻性”, 于是断章取义, 随意篡改、歪曲事实, 造成报道失实。2007年,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春季流行性出血热流行季节到来之际, 给省会各媒体发了一篇有关流行性出血热防治的科普稿件, 文中介绍说, 流行性出血热具有明显的春季流行高峰。结果被一家媒体发表在网上后, 意思就篡改了, 一篇普通的科普稿件变成了一则颇具“新闻性”的消息:“河北现流行性出血热发病高峰, 卫生部门加强防治。”文章导语为:“记者从省疾控中心获悉, 河北省出现明显的流行性出血热发病高峰, 发病以青壮年为主。”据了解, 河北省并没有出现流行性出血热发病高峰, 省疾控中心发稿的初衷只是提醒公众:春季容易发生流行性出血热, 大家要注意预防。该媒体记者没有向相关部门采访调查, 随便编造一则新闻事件, 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
——追逐利益瞎吹嘘。有的采编人员受经济利益的驱使, 置职业操守于不顾, 成了某些药企、医疗机构的“托儿”, 甚至成为有的药品、保健品的“推销员”。在这种情况下, 其报道就更谈不上科学性了。在有的报刊上可以看到“某某神医不用开刀不用吃药, 只用双手或者一根银针就可以让瘫痪多年的病人重新站起来”的报道, 这不但在广告里出现, 有的还出现在版面上, 其后果是误导患者并给患者造成经济损失。还有的报道“某某药在治疗乙肝上有新的突破, 使乙肝病毒的转阴率达到了70%~90%”。实际上, 国际公认的、最有效的药也只能使乙肝的转阴率达到40%左右。
以上几种现象, 不仅影响医疗卫生报道的社会效果, 也损害了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形象, 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那么, 如何提高医疗卫生报道的科学性呢?
一要学习医学知识, 不说外行话。搞专业报道必须具有专业知识, 才能准确理解专业内容, 把握好专业报道的度, 使专业术语通俗化, 还不说外行话。医疗卫生报道的专业性很强, 在美国, 主流媒体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 都有专门的公共卫生新闻版, 其编辑记者大多具有医学博士学位。在韩国, 采访医药卫生的记者需要有医科的教育背景, 他们中多数人甚至还持有医生执照, 他们对新闻信息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的把握能力很强, 避免了误导读者。在我国, 媒体对负责医疗卫生报道的采编人员虽然没有专业上的硬性要求, 但是医疗卫生报道的特殊性, 要求采编人员必须掌握医疗卫生方面的专业知识, 熟悉卫生行业的规律、原则, 这样在报道中才不会说外行话、犯低级性错误, 也才能确保广大读者获得科学、正确的医学保健知识。做到这一点, 从事医疗卫生报道的采编人员要注重医学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积累, 通过向书本学, 向专家学, 把每次采访都当成一次学习的机会, 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 在报道医疗卫生方面成为专业型采编人员。
二要端正工作态度, 把握准确性。医疗卫生报道不同于一般性新闻报道, 它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与健康, 事关整个社会的稳定, 因而采编医疗卫生方面的稿件时, 应端正工作态度, 发扬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 对每一个新闻事件都要认真采访与核实, 对自己搞不明白的问题要不耻下问, 不要不懂装懂, 不求甚解, 更不要随便猜测, 妄下结论;要多向专家和相关部门请教和求证, 力求新闻报道真实、准确、可靠。为避免报道出错, 发稿前最好与被采访的专家或部门进行沟通, 把差错消灭在文章发表前。
三要强化职业操守, 不当鼓吹手。如果说没有能力准确把握医疗卫生报道的科学性, 那不过是业务素质的缺陷;但是如果为了经济利益, 或受某些因素的驱使, 去扮演“鼓吹手”的角色, 向社会提供虚假、伪科学的信息, 那则是新闻职业道德的丧失。所以, 从事医疗卫生报道的编辑记者应该加强职业道德修养, 牢牢地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置, 绝不能唯利是图, 见利忘义, 为了个人或单位的利益, 违背科学, 不负责任地夸大宣传, 失去报道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1]王玉芬.医学科技新闻写作的三个结合.青年记者, 2009-7月下.
[2]广州卫生局声明:有关种痘预防麻疹报道失实.搜狐网, 2008-7-4.
科学报道食品安全 篇5
时代进步、社会变迁和传播技术的变革与更新,促使新闻实务不断推陈出新,多元发展。公民新闻、深度报道、民生新闻、新新闻等层出不穷的报道样式,使新闻报道的形态不断丰富多样;基于互联网的媒介融合、社交媒体和大数据等技术的更新,大大开拓了新闻领域的疆界。新闻业务在不断地借鉴和探索中寻求着自身的变革与发展,其中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新闻业务无疑是新闻行业应对种种变化的积极尝试之一。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用于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几乎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现象,而在新闻实践中重视和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则经过了一番努力和探索。
美国新闻学者菲利浦·梅耶早在担任底特律《自由报》记者时,就把实证研究中的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次级分析(Second hand Data Analysis)以及调查(Survey)等量化研究方法运用于新闻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中,采写了大量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闻报道,并且根据自己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教学经验,于1973年出版了《精确新闻学》(Precision Journalism)。新闻实务尝试运用社会科学中的质性研究方法,经历了排斥与接纳的多次反复。2001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的全国会议上,学者Cramer和Mc Devitt提倡将民族志方法引入新闻报道,一批认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且接受了专业训练的记者开始在新闻实践中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民族志新闻”[1]。
目前新闻界较广泛运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民意调查,也有人认为广义的精确新闻泛指以各种民意调查结果所作的新闻报道。[2]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的发展创新了新闻报道方式,开拓了新闻价值观念,甚至对新闻机构也形成了一种挑战态势,开创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新闻业务结合的新局面。这也从多个侧面证明:在遵循新闻学基本规律的前提下,传统新闻业务合理有效地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可以产生更新的、更精致的、更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报道方式,新闻实践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系统指导下进行革新与创造,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无限的可能性。
二、新闻实务借鉴创新时应把握的基本原则
当今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日趋多元的文化表达和日益复杂的新闻竞争态势,都要求新闻实务不断转变报道观念,创新求变,持续尝试新的报道方式和方法,开拓新的报道形式。新闻实践中的种种迹象表明,在当下全球化、信息化、媒介化的历史语境下,新闻从业者越来越乐于采用社会科学综合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传统进行新闻实务的创新,尝试新的报道模式,推动新闻实践的新的探索。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是新闻业界采用社会科学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方法进行业务创新的典型,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新闻实务借鉴创新时应把握的一些基本原则:
(一)客观真实原则:科学求真的精神
新闻报道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真,只有真实的信息,对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才有参考意义。[3]众所周知,新闻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要求新闻中的每一个具体事件必须合乎客观事实,这就要求每一则新闻报道的五个W和一个H必须真实准确,传统的报道方式追求的往往是这种层面的真实。二是要求新闻媒体通过有机的新闻报道,向人们呈现一幅现实社会的真实图画,以全面真实地反映整个世界。就这一点来说,传统的随意采访与报道方式是难以做到的,而以科学的社会调查方法为基础的精确新闻报道可以凭借其严谨的、精确的定量方法做到这一点。[4]
从新闻发展的历史来看,凡是不能真实而准确地再现新闻事实的报道方式或者在真实性准确性上有缺陷的报道方式,甚至有意或故意造假,随意增减情节的报道方式,都逐渐被新闻业界和受众所淘汰,例如:政党报业时期只为追求一党私见的政论新闻报道方式;“黄色新闻”时期一味追求捕风捉影、骇人听闻效果的报道方式;甚至新新闻主义过度故事化的文学式新闻报道方式,都因有违客观、真实的新闻报道原则而遭遗弃。
客观性报道方式的出现虽然在客观真实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实践证明,报道总难免有偏见,新闻从业人员的民族利益观,阶级、种族观念,政治倾向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诸方面的主观因素,以及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都限制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客观性报道方式也难以完整准确地报道新闻事实。解释性报道也未能有效地解决新闻报道的求真问题,事实上鲜有记者有能力对复杂的现象作出适当的解释,因为许多记者对其所报道的事件或者了解非常肤浅,或者理论水平有限,缺乏敏锐的目光,不能明智地处理和解释事实。
精确新闻报道的核心要领,恰恰在于社会科学方法的应用。关于社会科学方法,学者们大都认同这样几点:其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遵行严谨的规范程序,强调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其二,社会科学方法是一种系统、间接的科学观察,可以克服记者个体直接观察所产生的错误。[5]其三,用数据说话,强调数据的多方面使用。
正是精确新闻报道全面借鉴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其间接性、系统性以及可验证性等特点确保了新闻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因此,从新闻信息的收集与加工来看,与传统报道方式相比就具有了一些突出的优势,精确新闻报道所具有的优势往往与新闻媒体的核心价值理念,即新闻客观性紧密相关。[6]针对精确新闻的一些鲜明特点,相关学者对此这样评价:精确新闻尤其强调方法和技术,与解说性新闻和追踪性新闻的关系甚为密切。在实证主义社会科学方法的推动下,记者在采写新闻报道时并不是靠随意的简单采访,而是依据调查访问、公开文件、统计数据以及计算机辅助进行深入分析。它不仅不是反对,而是正好强化了一直以来提倡的客观性理念。其准则就是科学式的中立,采纳了客观性的衡量标准。[7]
起初,客观性的要求是客观地观察和搜集新闻,据实直录,竭力排斥新闻报道中的主观性和选择性。[8]精确新闻正是在这一点上弥补了客观性报道的缺陷,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客观性的含义和实质也发生了变化。目前,根据公认的相关原则,客观性意味着新闻记者必须杜绝片面、抛却静止而机械的偏见,尽可能按照新闻事件的本来面目如实报道。精确新闻数据的片面性选择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影响了报道的总体客观性,民族志方法在新闻实务中的应用,无疑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再次纠偏。
精确新闻采用社会科学研究系统规范的科学程序和方式方法来收集资料、查证事实,给受众提供具有严密逻辑的客观事实,追求更真实更准确地去反映事实与提供信息。[9]民族志新闻则运用社会科学质性研究方法来采集和加工新闻信息,并从历史、政治、经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去透视分析新闻事实材料,深入细致地揭示社会事件真相,追求更宏观更完整地把握事实材料。精确新闻重理性逻辑,民族志新闻重感性体验,无论是真实数据还是真实感受,都追求科学求真的精神,力求全面准确地呈现社会事实,提高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与准确性,是新闻界追求客观真实的新闻理念的必然结果。
(二)多元价值原则:多元观点的表达
多元主义价值观强调民主,强调个性,强调多元观点的表达和多元利益的诉求,这也是新闻界一贯追求的新闻理念。
纵览新闻报道方式的演进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新闻及新闻报道方式愈来愈体现出多元、民主、平等的现代文明观念。在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中,政党时期的报业重视的是一党之私见,商业时期的报业看重的是商业精英的利益,其他经过改进的报道方式如客观性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报道和深度报道等,尽管更加多元和民主,但是报道仍然难以跳出政治家、专家学者、大企业家以及影星、歌星、球星等社会名流圈子的束缚,多的是圈内的多元和民主,真正反映民众的现状、需求、问题、利益、呼声与意见的新闻及新闻报道方式仍然在探索和创新之中。
精确新闻借助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来探测民意,无论是运用民意测验的方法还是进行实地社会调查,都是面向社会大众广泛搜集数据。精确新闻在新闻报道理念上第一次把目光真正聚焦于百姓大众,普通百姓成为新闻报道关注的重点。精确新闻在客观上更为全面地反映了民意,比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更能体现出多元与民主的进步观念。而民族志新闻不仅在方法论上注重科学求真和多元民主的观念,更是在认识论上重视新闻事件与普通百姓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关注常规或是传统新闻学中被认为没有什么新闻性的日常生活,尤其看重与边缘群体日常生活相关的文化和经济活动。在民族志新闻中,普通百姓成为当然的新闻人物,公众、民意不再是仅仅具有意识形态的空洞词藻,而是内化为新闻记者自然的民主观念和实实在在的行动。
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都把目光投向普通百姓,不但挑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方式,而且挑战并创新了传统的新闻观念。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都运用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在科学精神和科学理念的指导下,广泛全面地收集真实数据或真实感受,表达多元文化、多元利益与多元观点,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认识论上,都充分体现了当今全球化、信息化、媒介化社会中科学、多元、民主与平等的新闻观念。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是新闻报道方式创新求变的典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闻报道方式可以在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领域寻求科学方法的指导,在科学精神的引领下,不断创新新闻报道方式,彰显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
(三)人文关怀原则:受众本位的回归
以人为本是新闻报道价值本位的基准线,在新闻报道实践中体现对人的关怀是新闻媒体最基本的原则立场。人文关怀的核心与焦点正在于人,在新闻实践活动中,这个人不仅包括新闻事件涉及的人,同样包括广大受众。[10]
人文关怀既是以人为本新闻传播观的具体体现,更是对受众本位的追寻与回归,正日益内化为新闻媒体必须坚守的尺度,衡量着新闻媒体的传播效果,指导着新闻媒体的各种实践。在新闻报道中融入人文关怀,是大众传媒赢得受众青睐与尊重的重要前提,也是新闻报道方式创新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纵观新闻业的发展,可以看出,新闻业务的不断创新与改进的过程,也是新闻报道人文关怀意识不断强化和完善的过程。在政党报纸和商业报纸时期,新闻传播活动以传者为本,新闻报道或者被当作政党的作战工具,或者作为谋利工具,体现大众传媒及其背后的阶级、阶层、政党的政治或经济利益,一切从大众传媒所有者的需要、利益、意志、兴趣出发,很少考虑或根本不考虑新闻传播对象的实际状况和现实需要,基本谈不上对新闻传播对象的关怀、尊重和满足,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甚至被遮蔽。随着政党报纸和商业报纸退出历史舞台,现代大众化报纸逐步改变报道方式,注重受众为本,新闻业务逐步调整旧有的新闻观念,新闻报道开始关注受众的需要、爱好、利益和呼声,服务受众,千方百计去满足受众的种种需求。尽管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新闻控制和管制,尽管仍然要考量传媒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但是新闻业务的创新和改进越来越体现出鲜明的人文精神。
现代新闻传播观,不仅需要科学精神的照耀,更需要人文精神的引领。只有这样,才能把物质的力量、技术的力量和人文的力量结合起来,把技术和人性的因素全部调动起来并加以有机整合。[11]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应用于新闻传播实践,正是把科学技术与人文关怀相结合进行新闻报道方式创新的大胆尝试,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的创新成果,为新闻业务有机整合技术因素与人性因素进行新闻报道方式的创新提供了典范。尤其是民族志新闻从日常、琐细、平凡的视角报道新闻,反映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人的活动,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精神,比没有人的灵魂的纯客观报道更能体现出对人的关怀,流露出人的真情实感。新闻报道只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认真遵循人文关怀的原则,更加重视和反映人的精神活动,才能自觉做到以人为本和关注民生,才能切实关注人民群众的困难、疾苦与呼声,才能很好地处理和解决普通百姓关切的问题,才能聆听与表达群众的感受与心声,[12]也才能在新闻报道方式改进、探索的业务实践中更加广泛体现人文精神,才能不断探索和创造出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方式。
(四)报道平衡原则:舆论生态的平衡
美国学者Simon Fico和Lacy等人最早开始在对新闻内容的研究中考察新闻报道的公正与平衡。[13]美国相当多的媒体有党派背景或者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在对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以及其他重大新闻事件和重大问题报道时,会有明显的偏向。而公正与平衡是严肃媒体对新闻报道最起码的要求。要对新闻报道是否公正与平衡作出判断,不能只依赖观看或阅读报道后形成的对报道内容的粗浅印象,而必须依照严格准确的测量方法对新闻报道的公正与平衡作出客观评价[14]。
相关研究表明,新闻报道只有遵循平衡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纷繁复杂的世界时刻变动的事实及其真相。但是,在具体的新闻报道实践中,违背平衡原则的一边倒报道随处可见。形成一边倒报道的原因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在相关利益驱使下一味追求眼球效应;难以突破日积月累形成的新闻报道思维定式;新闻媒体舆论引导的过度偏向。新闻媒体的一边倒报道无益于广大群众对于社会真相的认识与把握,更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15]要想很好地解决新闻报道中存在的这一难题,首先必须坚持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
坚持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更是新闻真实性的要求。只有坚持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才能维护传媒生态及舆论生态的平衡,也才能进一步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进而提升新闻传媒的公信力。
2012年中秋节、国庆节期间,CCTV展开了以“你幸福吗”为主题的调查。新闻记者奔赴全国各地,在街头采访了大学教授、外地游客、医生护士和农民工等各阶层人士。节目在《新闻联播》等栏目播出后,引发了很大的反响,观众认为这期节目体现了电视的公益价值。
“你幸福吗”式调查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中,折射出央视新闻形态的新变化。这样的调查报道突破了传统新闻采访方式,借用影视人类学的手法,使电视新闻报道更加生动鲜活。考察类似“你幸福吗”式的调查报道,我们不难发现,此类电视新闻报道做到了三方面的平衡:宏大叙事与质朴叙事的平衡、正面信息与负面信息的平衡、不同阶层与不同地区的平衡。[16]
三、探索更贴近受众的新闻报道方式
科学报道食品安全 篇6
看到这些消息, 笔者联想起另一些报道。《人民日报》2011年3月31日曾报道, 目前“我国尚无沿海海啸风险区划”、“海啸预警, 还有不少空白区”。时隔20天, 海啸预警能力有了如此鲜明的变化, 着实让人感到欣慰。但如果联系一系列有关中日海啸预警的报道和研究, 则让人疑窦丛生:两分钟内发出预警, 向谁预警?如何预警?
日本如何能在3分钟内发出预警
据央视3月19日的《新闻调查》采访海啸预警专家说, 大地震后日本气象厅的海啸预警“估计就是5分钟之内就能发出去”。有研究者仔细考证后发现这个时间是3分钟 (1) :地震发生3分钟后, 日本气象厅即向沿海37个市村町发出了大海啸警报。人命关天, 预警时间不得不“辎铢必较”“分秒必争”。日本是通过两种途径通知公众的:一条是气象厅向沿海地区居民发出预警, 另一条是通过广播电视媒体广而告之。两种渠道都直接指向公众, 特别是“沿海37个市村町”, 这也是海啸预警真正的价值所在。日本为何能如此迅速向公众发出预警, 当时关注于大地震、海啸及核危机的我国媒体鲜有报道, 这可能是因为各种灾难接踵而至, 最先的预警情况反而容易被忽略掉。
这首先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据专家介绍, 人类对地震、海啸还无法做到提前预报, 只能在其发生后, 就可能带来的危害作出预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太平洋海啸预警系统就是一个信息平台;而日本历来重视灾情预警研究, 海啸观测能力也很强。
检索发现, 2008年6月, 《东方早报》曾对日本的灾情预警体系做了详细介绍。当时日本东北部发生里氏7.2级强烈地震, 但伤亡很少, 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已研发7年的紧急地震速报系统。安装了接收装置的火车、飞机、电梯等, 在收到预警信号后, 可以迅速自动停止运行。2007年后, 提供预警的范围扩大到普通国民。2008年日本东北部地震发生3秒后, 电视上发布了预警, 这意味着距离震中30公里以外的地方, 在地震摇晃发生之前10多秒就得到了警报。上述报道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注意, 可能主要是因为我国汶川地震发生后, 媒体正集中关注于我国的抗震救灾。
新华网的报道指出 (2) , 日本政府从2005年起开始建设“全民危机警报系统”, 由地面数字电视、手机短信、入室警报设备等多个媒介组成, 当地震仪器监测到初期微动, 并且震级达到4级以上时, 警报就直接通过电视、手机等媒介发送出去, 而不必通过地方政府部门。这个系统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能远距离强行启动电视机或中断正在收看的电视节目改为播报预警。在使用这种技术时, 只要不切断电源, 用遥控器使电视机处于待机状态, 就能使电视机收到危机警报后自动开启。也就是说, 日本的灾情预警已经能做到以秒计。东京非营利组织“即时地震信息联盟”的资料曾指出 (3) , 如果主震区能提前2秒获得警报, 其区域的死亡人数最高能减少25%;如果能提前5秒, 死亡人数最多则可减少80%———因为人可以在最短5秒的时间内对自己进行基本的保护措施。当然, 这是在国民训练有素的前提下。我国海啸预警专家于福江指出, 日本“具备将预警消息迅速发送给沿海居民的能力”。灾情分发系统又被称为海啸预警的“最后1公里”, “灾情分发如果到不了政府和老百姓手里, 前面的一切工作等于零”。
中国能在两分钟内预警近海海啸?
诸多媒体在转发“两分钟预警”消息时, 没有详细提及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手段、向谁预警, 是向有关抗灾、应急政府部门预警, 还是向最易受灾的沿海居民发出预警。
灾情分发途径、手段方面。我国灾害预警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层层传递。“业务部门接收到数据, 十几分钟即可制作出预报, 20分钟可以发布出去。但预报一般只发到省一级, 如果再由省转到市, 市转到县, 县转到乡镇、村, 对应急而言, 时效太差, 效率太低。” (4) 据介绍, 目前我国很多沿海地区还没有警报器, 手机短信的方式尚在探索中, 敲锣打鼓等传统方式的疏散还是必要的。中科院主管的《科学时报》也说:“在演习这种有准备的情况下, 灾害预警最快也要半个小时才能通知到灾区。”
灾情所达的人群或地区方面。据报载 (5) , 美国研发的系统不但预警海啸的高度、到达时间, 还包括海啸淹没情况的模拟图。而我国尚无沿海海啸风险区划, “沿海哪些地方存在被淹没的威胁, 没有一个地方政府能说得出来”, 海啸预警的针对性和价值显然大大降低。现在能够做到把信息传至“政府有关部门”, 但何时能传递到普通公众, 实际上是个未知数。
详细分析上述报道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此结论被相关专家也多次重述) :相比日本灾情分发系统的高效运转, “中国的差距相当大”, 在灾情分发的“最后1公里”上是个“短板”。难道一个月内我国的海啸预警能力就大幅提高?果真如此, 这些进展是如何取得的?
技术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海啸预警作为一个科学技术问题, 非专业人士似乎难有资格评述。但技术问题与制度问题实际上难解难分, 技术进步的背后往往是制度、观念的突破。日本气象厅的一项法规即要求, 在一场地震被检测到的时候, 要马上把有关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警察机构、通信公司、电视媒体、海上保安厅、消防机构等, 并进一步发布至民宅、学校甚至船舶等地方。直接面向公众而不是层层传达, 这是日本高效的灾情分发体系背后的制度与理念支撑。
“预警”体系既包括专业技术层面的判断, 也包括更具社会意义的层面, 即如何把信息分发给公众, “跑赢最后1公里”。深究下去, 貌似纯专业技术层面的判断, 背后也有制度因素, 《法制日报》报道说:“如果要进行海啸预警, 首先要取得地震资料。在我国, 海啸的预警由国家海洋局、中国气象局和中国地震局3个部门管理。目前, 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尚不完善, 协调并不是很顺畅。” (6)
技术问题与公共信息发布的制度问题纠缠在了一起。矛盾的焦点集中体现在能不能通过广播电视、移动信息平台等实现强制预警播报, 信息直抵公众。据《法制日报》的报道, “目前我国尚无此相关规定”, “相反, 每年在电视台发布国家海洋预报相关灾情信息, 还需自掏一笔金额不小的占用频道费。同时, 灾情的短信群发系统每年也要向移动运营商支付十几万元的短信费” (7) 。令人欣慰的是, 越来越多的媒体已经意识到这类公共信息的重要性和对提升传媒公信力的重要性, 一般都能及时滚动播出, 必要时中断正常节目进行直播。
如果再加上自然灾害预警本身的不确定性, 问题就更复杂了。《南方周末》采访的一位研究人员说:“在海啸预警当中, 有两种情况要做得准确。一种是大海啸来了, 你要预测它是不是确实能强到造成灾害。再一个是, 它如果很小, 你预测说它很大, 然后做了疏散, 也会造成很多的经济损失。”考虑到这些实际问题, 政府部门分发预警信息时的慎重不难理解, 而这种慎重会不会影响到“两分钟”?
公众如何理解科学
本文意不在班门弄斧考证“两分钟”是否属实, 而是借此探讨科学、新闻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西方科学史实际上是科学和社会以及公众之间复杂的历史。1690年9月25日在美国《公众事务报》 (Public Occurrences) 第一次出现科学报道‘Plague and Argues’ (瘟疫与理据———本文作者注) 以来, 在科学和公众之间悬挂的隔帘开始时开时合。” (8) 如果这种“隔帘”存在的话, 大众传媒应该是让它“时开时合”的力量之一。如今媒体不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热衷于科技传播, 如果说“公众冷淡了科学”, 原因之一就是在当前各种社会问题风起云涌的背景下, 公众对科学进展、“器物文明”不再抱有天真的热情和幻想, 赶超世界的科技如果没有制度文明的支撑, 便提携不了民众“幸福感”, 所以人们难免会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欧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也出现了类似的公众态度的转向, 只不过原因、背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 科学报道主要是亲科学的, 媒体对科学报道的口吻是积极的。60年代后对科学报道改变的原因主要是:1.对战后科学颂扬后的失望;2.对技术失败, 尤其是能源和环境问题的反应;3.受过科学教育的记者出现。” (9)
对于大众传媒来说, 经历了一个从“科学普及”到“公众理解科学”范式的转移。什么是“公众理解科学”?1985年, 英国皇家学会正式发表报告《公众理解科学》, 意在改变二战以来英国公众对科学和技术逐步形成的保守、怀疑甚至是敌对的态度。如今, 一般认为“公众理解科学”至少由三方面组成: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对科学的研究方式的理解;对科学到底对推动社会发展是如何起作用的理解。可以说, “公众理解科学”最根本的目的是培育理性精神的人, “将科学精神注入国民文化”。“科学的含义不能是想当然的, 或者只是由某些有特权的权威提出来的。科学家往往将他们所熟悉的知识作为传播的内容, 但是,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不同的民族性中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10)
回顾本次中日海啸预警的报道过程, 可以看到科学、新闻与公众之间互动的轨迹。传媒报道刚开始可以说是忧心忡忡, 好似对中国海啸预警研究的“预警”。负责任的科学家们也第一时间通过各种媒体面向公众释疑解惑、普及知识。
令人奇怪的正是这“两分钟”报道。如果把它看做一个科研进展的发布, 则缺乏相关研究方式的介绍, 引人生疑。它回避了一个问题, 即“两分钟”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公众该如何理解这个“两分钟”。从采访来看, 这则消息是在海洋局一个不相关的会议上一位专家提到的, 记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公众关心的新闻点, 但却不见采访其他消息来源。美国“Saturday Review”的记者约翰·里尔说:“对其他领域发生事件进行新闻报道的不受阻碍的探察精神和怀疑态度必须成为科学写作的标准。”从编辑角度来看, 精心选择这个信息点作为标题, 提高了新闻的被关注度, 回答了人们心里的问题。但是换成“公众理解科学”的角度, 这则简讯与其说解答了疑问, 不如说引起了更大的疑问:是实验室里的“两分钟”, 还是现实社会语境中的“两分钟”?
科学传播需要传播者 (科学家、编辑记者等) 注意到哪些内容不仅仅意味着科学, 而且也意味着“理解”。如果读了《南方周末》的一篇海啸预警报道, 对此会有更深的感受。这篇报道介绍了世界前沿的海啸研究工作和面临的挑战, 并回溯了以往海啸预警实际的社会功效和公众反应, 说“正在研发中的海啸预报系统发挥了作用, 但没有快到足以帮助生活在仙台海岸的居民”。标题是《海啸预警:比较快, 但还不够》。 (本
参考文献
[1]《新京报》:《日本政府24小时应对地震:信息公开透明》, 2011年3月13日。
[2]乐绍延:《日本决定在2011年前建立全民危机警报系统》, http://news.sina.com.cn/w/2005-01-04/23075424610.shtml
[3]中评社:《当日本遭遇地震》,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4]《人民日报》:《海啸预警, 还有不少空白区》, 2011年3月31日, 第9版。
[5]黄永明:《海啸预警:比较快, 但还不够》, 《南方周末》, 2011年3月17日。
[6][7][9]蔡岩红:《我国应对海啸尚存多种不足》, 《法制日报》, 2011年3月19日。
两会报道:代表聚焦食品安全 篇7
那么今年“两会”上的官员发布了什么规划?代表们提交了什么建议?请看本文列出的关键语句, 以及所透露出来的信息。
强化网络食品安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法制司副司长陈谞:
食药监局即将出台的《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强化了网络食品第三方交易平台的义务, 并在《食品安全法》对网络食品第三方交易平台的义务规定基础上进一步给予了明确和细化, 并规定了第三方平台应承担的三方面义务:
一是一般性义务, 比如说管理规则的制定, 应急事件的处置, 数据的保存, 协助召回和配合检查的义务。
二是管理义务, 包括主体准入的审查, 经营产品信息的审核, 日常监督管理的报告。
三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义务, 如果因为第三方平台的原因导致无法找到违法经营者, 那么第三方平台应该承担赔偿义务。
此外, 《办法》明确规定网络食品交易信息发布的具体要求, 明确网络上销售食品的信息应真实可靠, 不得涉及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 普通食品和保健食品的信息不能在同一页面展示, 非保健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有保健功能, 婴幼儿奶粉产品也不能有保健功能的明示, 对运输储存有特殊要求的产品在发布信息时也应如实告知消费者。
陈谞表示, 《办法》同时还进一步明确网络食品经营配送的特殊要求, 增加网络食品经营的监督抽检规定, 并进一步明确了网络食品经营监管的管辖权问题。
食品安全法为今年执法检查重点
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
立法以民意为基础立良法, 而法律的生命在执行, 如果法律不执行就失去了作用。
食品的安全质量要提上去, 让人民信任, 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吃得健康, 这样才能发挥食品安全法的作用。整个食品链条存在不安全因素需要得到解决, 要建立起真正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彻底解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
全国人大已将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作为今年的一个重点。食品安全法在修改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进行执法检查, 是为了进一步加大对该法的宣传普及力度、执行力度。这部法律在贯彻执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即宣传、普及不到位, 很多生产者、消费者并不知道这部法律当中的规定;监督体制没有完全理顺, 执法队伍、执法力量没有完全到位;执法力量薄弱, 在基层仍然出现环节上无人监管的情况;实施细则没有出台, 基层难题还没有解决, 大多数地方还未制定食品管理法规。也不能责怪老百姓去买外国的产品。我们的安全质量要提上去, 让人民信任, 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吃得健康, 这样才能发挥食品安全法的作用。整个食品链条存在的不安全因素要得到解决, 要建立起真正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彻底解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
提高失信违法成本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首届全国十佳律师秦希燕:
由于我国食品生产、加工的产业链长、安全事故触点多, 而诚信和道德缺失, 现行法律也存在一定缺陷,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尚不完善, 导致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尤其是水、土壤的严重污染, 农药、化肥、饲料添加剂等农用品的无序滥用, 经常出现食品的重金属、农药残留以及病原性微生物超标等现象, 从源头威胁食品安全, 造成食品源头污染。应该进一步加强食品行业的诚信体系建设, 提高食品经营者的责任和诚信意识;完善食品行业诚信经营的法律体系, 建立严格的失信处理制度, 提高食品行业失信的违法成本, 对失信者、违法者实行重点监管, 甚至是限制其从事食品行业。
“行”“刑”快衔接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邢台市副市长史书娥:
建议食药监部门与公安部门加大合作力度, 完善“行刑”衔接工作机制, 共同打击食品药品犯罪行为。目前, “行刑”衔接存在一定的问题, 建议加强食药监部门与公安部门的密切联络。一是高层推动, 各级食药监管部门与各级公安部门共同成立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专项领导小组, 定期组织开展会议, 交流分析相关案件信息, 研究制定相应的打防措施;二是强化协作配合, 建立食品药品安全案件发现、协作联动和查处“三项机制”, 通过加强与各级公安部门的沟通、协调, 进一步落实好案件线索共享、联合立案、协同查处、联合督办、统一发布案件信息等工作机制;三是强化信息互通;四是完善移送制度和程序。
准入应严格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厦门大学附属福州第二医院副院长林绍彬:
我国食品消费数量大面积广, 产销秩序不规范、诚信环境相对缺失、企业主体责任意识滞后、监管能力薄弱、信息不对称等诸多原因, 导致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建议:首先由政府牵头引导, 形成企业、政府与第三方监管共同发力的社会共治, 从原来单纯的社会管理引导为社会共治。其次, 加强政府的监管, 从源头上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制度和一票否决制度, 对查有实据违法者予以严惩与处罚。同时要从种植、养殖、生产加工、批发零售和消费等环节加强监管。最终要加强对食品流通消费领域的监管, 特别在食品质量方面加强监管。做好属地管理, 责任包干, 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 与媒体联动定期或不定期督导, 好的予以表扬, 违规违法者予以曝光, 列入黑名单。
建立农业大数据平台
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
建立农业大数据平台有利于解决农业生产信息不对称问题, 作为全球农业大国, 我国有必要尽快建立农业大数据信息平台以解决农业生产、消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在大数据时代, 不仅可以通过建立综合的数据平台调控农业生产, 还可以记录分析农业种养过程、流通过程中的动态变化, 通过分析数据, 制定一系列调控和管理措施, 使农业高效有序发展。
严厉打击假冒伪劣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一轻食品集团董事长李奇:
假冒行为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和领域, 严重制约当前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创新的发展, 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应尽快形成共识, 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 彻底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及其背后的违法产业链, 将习总书记倡导的“供给侧改革”贯彻到底, 将“四个最严”贯彻到底, 将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肃清食品领域假冒伪劣产品进行到底。
保护农村消费者食品安全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万果园实业集团黄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