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和经济学

金融和经济学（通用8篇）

金融和经济学 篇1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更好服务国计民生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

不可否认，金融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全局效应，是振兴经济全局的催化剂，若处理不慎也会成为撼动全局的火药桶。因此，国内外经济形势越是错综复杂，经济社会发展压力越是加大，就越需重视金融体制改革的独特关键作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将强烈激发我国的经济潜能，大幅开拓我国经济发展空间,创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我国传统的金融体制是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上建立的，它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特点是高度垄断，主要为国有企业服务。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传统的金融体制也开始迈开改革的步伐。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金融体制的改革及金融业的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高度垄断没有完全打破，中小企业金融机构较少，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发展缓慢。这些体制性缺陷，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影响稀缺资金的配置效率，不仅伤害我国经济健康运行，而且威胁到长期稳定发展，所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不容忽视的是，新形势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服务的新要求。

因此来说，一方面要全面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继续推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改革，发展农村型金融组织和小额信贷，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改制和增资扩股，培育多元化金融市场主体，并推动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存款类金融机构对县域经济的信贷支持，将每年新增存款一定比例投放到农业或涉农领域。同时要加快金融业制度和产品创新，不断拓展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提升金融活力和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要加快建设和完善社区金融服务组织体系，深化中小商业银行改革，促进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更加专注于社区居民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提高其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同时要加强宏观统筹指导，营造良好金融环境，要着力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完善监管体系，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是中国迈向金融强国的必经之路。要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出台一系列重大政策和措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持续加强管理创新、业务创新、产品创新、流程创新和信息系统创新，形成银行、证券、保险及其他金融业协调发展的社会氛围，推动银行业金融体系与经济社会良性互动。

金融体制改革

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金融体制的改革及金融业的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高度垄断没有完全打破，中小企业金融机构较少，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发展缓慢。这些体制性缺陷，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影响稀缺资金的配置效率。所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

2011年4月份以来，温州接二连三地发生中小企业老板“跑路”甚至跳楼等恶性事件，8、9两个月出现愈演愈烈的局面。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温州最为严峻的形势。

温州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温州“两多两少”纠结：民间资本多而投资渠道少、民营企业多而信贷融资少。从民间资金供给方来看，由于楼市限购、股市低迷、存款负利率，民间投资渠道变得越来越窄，为追求更高的收益率，大量资金流向民间借贷领域;从民间资金需求方来看，借贷主体多是中小企业，在正规金融体制内融资困难，不得不向体制外寻求融资。正是因为民间资金供需双方各自面临的困境：供给方难以获得满意的收益率，需求方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贷款，导致供需双方转向民间借贷领域，较大的供需缺口使得民间资本呈现“高利贷化”。

民间金融的阳光化是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一场攻坚战。

一要引导民间金融健康有序发展，使民间借贷从地下无序的“灰色地带”走向地上“阳光”规范运作。对民间金融不是打击取缔而是规范“招安”，要多疏少堵、因势利导，让其成为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组成部分。对高利率借贷不能让其在“地下”野蛮成长，而应在“地上”理性发展，既要严惩违法违规行为，更要重视民间借贷的法律制度建设、监管体系改革和金融体制创新。

二要引导民间资本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型金融机构，构建草根金融支持草根经济的“门当户对”的金融格局。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社区银行经验和我国村镇银行经验，逐步放宽民间资本组建地区性民营中小银行的限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建立城市民营中小银行，将满足条件的现有民间金融组织逐步改造成规范化运作的民营中小银行，在市场准入和利率方面给予更大的灵活性。卓博教育版权

三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努力消除官方利率和民间利率的双轨制，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完善以市场为基础、有管理的基准利率制度，循序渐进地推行存贷款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放开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上下限，减少民间金融“高利贷”化的生存空间。

四要创新金融监管机制，建立分层次的监管体系，实现金融监管的多元化和分层化。要建立地方与中央相关部门的即时信息沟通机制，探索中央监管机构只监管大的金融机构，微小型金融机构放给地方的监管模式。要充分利用人民银行在地市、县的监管能力优势，赋予其对地市、县域内草根金融类中小金融机构法人的监管权力。

发展实体经济（范文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体经济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财富和综合国力的物质基础。发达稳健的实体经济，对提供就业岗位、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更是一个国家应对外部冲击、巍然屹立的关键。

与虚拟经济相比，实体经济往往投入成本较高、产出周期偏长、利润空间有限，更需要得到重视和支持。实践证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炒作资产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扩大社会贫富差距，而且会增加经济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这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提供了深刻的警示。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也出现一些新情况新变化。中国经济要做到“稳中求进”，就必须充分认识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只有壮大实体经济，筑牢经济的根基，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物价总水平稳定和大局稳定这一系列“稳”的目标。只有不断做强实体经济，提升经济质量，才有可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突破,为“进”创造条件。

发展实体经济，要让各类市场要素，特别是人才和资金更多地向实体领域聚集。政策措施要更加有助于发展实体经济，切实减轻实体经济负担，不断改善和健全政府服务，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拓宽投资空间，为实体经济创造良好的运营环境，增强实体经济的吸引力，让人们对做实业有兴趣、有信心。

发展实体经济，要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收入分配要更多地向劳动倾斜，充分利用财政、税收等调节手段，让做实业的人感到有奔头、能致富，促进社会公平。同时，要改变个别领域一段时期以来非理性暴涨、轻易获取暴利的状况，为经济发展及时化解风险，遏制投机炒作。

当前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要和调结构紧密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些传统产业出现萎缩不可避免。壮大实体经济，不能走老路，必须同步调结构、上水平，加快转型升级，下大力气发展国家鼓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加大技术改造以提升竞争力，保持实体经济的长久活力。

强调发展实体经济不是弱化虚拟经济，而是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把握住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扩张。现代市场经济中，实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要发挥好金融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金融创新，增加金融业核心竞争力和服务能力，提高金融监管水平，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我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实业体系，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住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不断壮大实体经济，就一定能够巩固和延续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发展实体经济（范文二）

近年来，我国部分实体经济领域出现了“脱实向虚”的发展苗头。一些实体企业为了追逐高回报放松主业，转向房地产和民间借贷市场，投机氛围浓烈，这不仅影响了经济健康运行、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也增加了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

由实体经济贫血造成的产业空心化正逐步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潜在风险。具体表现为：

一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受国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难、用工荒和高成本的生存困境，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二是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之间投资回报反差巨大，做实业不如做投机和投资赚钱多、赚钱快，比较利益诱导大量做实体经济的企业将从实业平台取得的资本投向非实体经济领域。三是垄断行业投资无门，竞争性行业过度竞争导致大量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济，变成炒资产的“游资”和“热钱”。据社科院《社会蓝皮书(2012年)》称，在温州1100亿元民间借贷资金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投机和高利贷的资金占比高达60%。四是随着企业精英大量移民或外迁，大量实体经济的发展要素流失。

五是企业家实业精神衰退，呈现出“赚快钱”的浮躁、急躁心态。

[措施]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基础，只有筑牢这个根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才能实现，稳中求进才能落到实处。

巩固实体经济基础是避免经济 “硬着陆”的关键。当前要高度重视如何巩固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营造实业致富的市场环境，防范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

一要在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同时，要更加重视民间资本投资渠道的拓展，特别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宽实体企业的发展空间。

二要努力减少投机暴利，限制投机暴富，挤压“炒”经济的空间，营造勤劳做实业能富、创新做实业大富的市场环境，高度重视上游产业过度垄断和下游产业过度竞争造成的“两极分化”。

三要推动政府和企业联手应对高成本，防止多种因素叠加，过快推高成本致使大量企业“硬着陆”。积极财政政策要以减税为中心，增加实体企业的利润空间。

四要改革金融体制，放宽民间资本设立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实现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良性互动，让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位。

五要通过建立和完善一整套支持企业创新的制度体系来解决中小企业“不想创新”、“不敢创新”、“不会创新”问题，扶持企业转型升级，将自主创新的“国家意志”变为“企业行为”。

金融和经济学 篇2

1.1 经济学的科学性

从“词典”的定义可以看出, 经济学被定义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 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 经济学被承认具有科学性, 是经过反复论证的, 波普尔证伪主义对科学理论作出哲学上的衡量标准, 即理论应该是具有可证伪性的, 但经过实践的检验而没有被推翻, 从而形成科学的理论。经典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在理论上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分析单个个体均衡的形成, 单个市场均衡最后到一般市场均衡。其理论被现实所检验并且为真。如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其存在可检验性, 若一种商品随着拥有数量的上升, 效用增量递增, 便可以推翻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但现实是符合其规律的, 故该理论为真。

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理性人假设, 其附属假设包括交易成本为零, 信息充分等。一些人否认经济学的科学性是因为经济学的假设过于苛刻, 不符合现实。确实有些假设和现实不相符合, 但作为经济学的内核, 理性人假设不可侵犯, 这里所指的理性人假设是人们在自身约束上追求其自身效用函数最大化, 这里包括资本约束、信息约束、知识约束等。也就是说人在约束条件下主观追求效用函数最大, 也不是说简单的实现利润最大化, 不是说其最终是否实现效用最大化。理性人假设具有可证伪性, 假设符合波普尔证伪主义, 因为有果必有因, 其因就是其效用函数的改变或约束条件的改变, 从而影响其行为, 但他还是追求新效用函数的最大化。经济学家可以称任何精神正常的人的行为都是符合理性人假设的, 即使有人用死来说明自己不理性。但其行为正是有其自身目的性的 (证明理性人假设为伪命题) , 我们可以看成证伪能使其效用函数最大化, 所以理性人假设作为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在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具有真实性。只有符合理性人假设的个体其行为才具有可推测性。所有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上逻辑推理得到的, 若否认理性人假设, 则整个经济学的科学性都受到挑战。

经济学中还包括一些附属假设, 大多和现实不相符合, 但这是符合一般科学的分析逻辑的。正如物理上经常假设摩擦力为零, 经济学中也经常假设交易成本为零, 这样的假设可以简化问题, 方便得到结论。当要讨论真实问题时, 我们可以从修改假设前提出发对经典的经济学提出修正, 如不满足交易成本为零时产生的制度经济学, 不满足充分假设的信息经济学。这些都是对经济学的修正和补充。

1.2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选择, 可以是解释人的选择或是预测人的选择。人的选择是在约束条件下的追求效用函数最大化选择。在预测时, 约束条件和效用函数就是给定的“已知条件”, 追求效用最大化就是“运算法则”, 从而可以求解出人的行为, 即“答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理性人假设作为运算法则是经济学分析的核心。

2 对金融学方法论的认识

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金融学的定义:金融学是以不同的中心点和方法论而形成的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基本中心点是资本市场的营运、资本资产的供给和定价。其方法论是使用相近的替代物给金融契约和工具定价。

金融和经济学 篇3

【关键词】金融业；改革；监管制度；推动发展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国金融行业一直都在发展过程中，虽然金融行业的发展状态非常好，并且会长期处于这样的发展状态中，但是我们应该抱有一种风险意识，所以我们要在其发展过程中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于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任何不足之处都要及时做出改正，对于一些有缺陷的制度要及时完善，并且要定期分析国际金融态势，根据国际间的最新动态及时做出调整和创新，如果一直故步自封不作出改进和创新，那就会降低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速度，甚至会导致发展过程出现问题和阻碍。

一、推进中国金融的市场改革的几项措施

随着近几年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金融市场也逐渐得到完善，因此加大对金融市场体制的改革已成为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基于此，下面就对推进中国金融的市场改革的几项措施进行相应的分析和研究，以便能够不断优化我国金融市场。

1.1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措施

利率在金融业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资金的成本，并且在市场中会随着相关信息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在我国过去的发展过程中对利率一直持有一种相对保守的态度，其相关政策的实行都比较固定，在如今的市场经济中并不合理。在利率改革实行过程中，确定基准利率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我们需要改变国债总量管理的模式，将其逐渐转变为余额管理的模式，这样才能更加科学的进行管理，使国债的市场化程度有所加强，这样才能为利率改革做出有效的参考基准，有助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变得更加快速高效。

1.2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措施

汇率市场化的想法大约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被提出了，当时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利用浮动汇率的形式进行管理，其主要的矛头或者说针对对象是美元。另一个方面是一篮子汇率模式的形成。最后是在这些基础上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相关学者曾经指出，像奥运动之类的国际性活动是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在今后有类似活动举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

1.3提高市场投资者的参与度

提高市场投资者参与度这个工作必须要从长计议，一步步扎实的进行，这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我们可以先着眼于银行，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仍然是国有的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因为有国家政府部门的支持，所以是发展最为迅速的，但是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另外一些银行也逐渐发展起来，拥有民间很多的资金，利用这些资金，银行也可以进行很多的金融活动。

二、改善金融监管模式的相关措施

2.1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人民群众是金融行业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所以金融行业想要有更好的发展就一定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这样才可以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从而得到更好的发展机遇。由此可见，不论是银行也好，还是证券行业或者保险行业，都应该为人民群众服务，保证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但是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说，金融行业对人民群众权益的维护工作做的并不到位，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第一是我国相关机构缺乏经验，其次是中国金融行业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即他们几乎都是国家所有，所以当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一定是国家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自然不会受到主要的重视了。所以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非国有型金融机构的数量，一定要做到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2.2增加信息的透明度，提高监管效率

监管部门在执行其权利的时候必须要遵循市场的基本规律，并且要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引导市场本身参与到监管工作中来，这样不但可以节省监管的成本还能够提高监管的效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要增加金融行业信息的透明度，准确并且及时的将相关信息进行公开，让整个市场都能了解到金融业的最新发展态势，形成一个自觉监督的体系，促进监管工作更加高效的展开，这样还能提高金融机构对监管的接受度，提升我国金融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

2.3实现金融行业的发展与监管同步

想要获得高效的监管效果就一定要把监管工作与金融行业的发展相结合，监管过程并不是单一的监管，而是监管与被监管互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说监管者在实现其职能的过程中一定要与市场的发展同步，这样才可以在实现监管的同时完善制度。市场想要持续稳定的运作就不能没有监管的过程，目前我国整体的监管形式仍然是分业监管，不同的金融行业有不同的监管机构，这样的体制是存在很明显的缺陷的，因为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监管主体不一样，所以他们之间缺少信息交流，互相之间的经济交流就更少了，这样一来会减少我国金融行业的整体利润，阻碍金融行业的发展。

三、金融和经济间协调发展的相关措施

金融和经济之间实现协调发展，是推动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此，下面本文就对我国实现经济跟金融之间协调发展的有效措施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

3.1减缓我国的投资增长速度

我国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投资增长率，按照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态来看，我国投资的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的状况不相符，具体来说就是经济发展跟不上投资发展。造成这个结果主要是由于我国新上的项目太多，这样就导致了投资率迅速上升，今后我们适当要提高新上项目的要求。这对我国金融行业来说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所以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投资发展状态，不能盲目的追求速度而忘了发展的质量。

3.2适当加大银行信贷的门槛

虽然我国每年都会对银行信贷的数额做出详细的计划，但是到年末统计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展，实际的信贷数量会超过预计数额，并且超出的金额比较大，甚至出现半年信贷数额就达到了全年的计划的情况。信贷的要求过低可能会导致贷出的金额不能全数收回，给银行带来实质性的损失，减少银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信誉度，并且信贷超额对金融行业资金流动性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导致我国金融发展滞后，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适当加大其门槛及要求可以让人民群众更加严肃的对待银行信贷，增加贷出资金的回收率，让整个金融行业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

四、总结

综上所述，我国金融行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相对还是比较明显的，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虽然在持续进行，但是没有比较突出的表现，所以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一定要引起重视，不能对任何问题掉以轻心，如果我们的金融改革、金融监管以及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这几个方面都能更加完善的话，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一定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也会更高，从而让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有进一步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冯果，袁康.走向金融深化与金融包容：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金融法的使命自觉与制度回应[J].法学评论，2014（02）

[2]王喆，叶岚.以市场化配置资源为主线推进新时期金融改革创新[J].南方金融，2014（10）

[3]将金融改革进行到底——“深化中国金融改革高端论坛”嘉宾发言摘录[J].银行家，2013（12）

金融和经济学 篇4

成为世界潮流的大背景下，发展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内容的循环经济，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的选择。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22号），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发展进入正式规划阶段。为贯彻落实该文件精神，国家发改委会同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等有关部门研究并制定了“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在一些重点行业、重点领域、产业园区、省市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工作，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模式。2005年10月，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被列为国家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产业园区。

一、青海柴达木循环经济实验区金融运行综合分析

位于柴达木循环经济实验区内的青海省海西地区，目前已初步建立了有中央银行，银、证、保监管机构，工、农、中、建国有商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人保，人寿险和证券服务部门组成的、门类较为齐全的金融服务体系。多年来，这些金融机构，全方位地承担了试验区内各类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各项金融服务工作，为循环经济实验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海西地区自2004年以来银行各项存款呈逐年增加态势，贷款增速也远远高于当地经济增长速度，银行信贷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在存贷款双双呈现高增长的同时，海西地区金融运行过程中还呈现出了如下特点：一是异地金融机构对柴达木地区企业的贷款投入近年来也呈增加之势，据统计，2006年，外地金融机构对本地企业贷款33亿元，充分说明柴达木地区投资环境有了极大改善。二是柴达木地区银行机构信贷投向集中。三是信贷资金使用两极分化明显。四是企业直接融资比例上升，今年柴达木地区又有一家企业上市，直接融资达12亿元。

二、发挥资金优势，为柴达木循环经济添砖加瓦

支持柴达木循环经济，需要在资金上必须有强有力的支撑，青海省各家金融机构在调查的基础上，把推进资源综合开发、有效配置、循环利用作为切入点，集中信贷资金支持循环经济技术的引进、推广和使用，营造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一）适时调整信贷政策，整合信贷力量，按照市场经济客观规律，重点支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建立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工业旅游、生态旅游构成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中的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及格尔木地区盐湖开发企业为例，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格尔木地区各级各家银行发放贷款余额为433057万元，而向盐湖开发企业发放贷款余额为301875万元，占比达69.7%。

（二）适应循环经济试验区各类企业的业务需求，不断探索金融产品创新的路子，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各金融部门在发展传统代收、代付、资金汇划等业务的同时，积极探索开办仓单质押、应收账款质押等形式的信贷业务,为循环经济试验区内各类企业提供高效、灵活、便捷的金融服务。

（三）加强银政企联系，通过多种形式，搭建银政企三方交流、互信、合作的平台。通过政策发布、项目推介、银企签约等方式，推动银企合作和经济发展。2006年6月在由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牵头主办的“青海银行业支持柴达木循环经济银企项目洽谈会”上，20家金融机构与30余家企业洽谈项目28个，协议资金达228亿元。

（四）为适应循环经济试验区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加大试验区内银行支付体系的建设。各家银行依靠网点和网络优势，建立了以现代支付系统为核心，各商业银行行内资金汇划系统为基础，票据交换系统、邮政汇兑并存的支付清算体系。

随着商业银行贷款数额的逐年增加，盐化工企业的利润总额也在同比增加；同时,由于盐化工企业的发展,也为商业银行带来了丰厚的利息收入。企业与银行的同步发展，也为当地财政带来了丰厚的税收，这种“银行——企业——政府”三方共同受益的现象，正是在盐湖资源循环开发利用的基础上实现的。柴达木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金融业的发展在宏观层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金融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长期、稳定、有效的支持。

金融和经济学 篇5

引擎

打造服务“三农”和实体经济的金融引擎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加强地方性金融机构和提升“三农”金融服务明确了工作方向、提供了发展机遇。农信社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好经济金融政策，牢牢把握“三农”发展新变化，顺应“三农”新需求，做好“三农”金融服务文章。

“三农”出现三个新变化

农业正在逐步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农业经营方式发生新变化，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有效缓解了小生产对接大市场的难题。以吉林省为例，全省农村土地流转总面积为1206万亩，占全省的19%。全省种粮专业大户2.7万户，家庭农场21,058个，种植业合作社达到14627个，省级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00户，机械化、组织化、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发展形态出现新变化，由单一的初级农产品生产向加工销售、生物医药、能源化工、品牌塑造等多个方向转变，三大产业融合度提升。随着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的落地实施，农业现代化发展趋势将愈发明显。

农村正在逐步向城镇化方向发展。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住房、宅基地等被赋予抵押、担保权能，公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逐渐形成，这为农民拓宽融资渠道、解决融资难题创造了条件。特别是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棚户区改造、农村交通、电力和文化卫生等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进一步健全，城乡边界变得模糊，城郊范围进一步扩大。

农民正在逐步向市民化方向发展。伴随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民阶层出现分化和流动。一部分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一部分成为兼业化农民，一部分转变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或专业合作社成员，还有一部分农民转变为农资供应商、乡镇企业主、农业经纪人或农机作业服务者等。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近2.74亿人，基本达到农村劳动力的50%。农民的收入来源日趋多元，部分工资性收入逐步超过经营收入成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随着收入增加、职业和社会角色转变，农民思维观念和生活工作方式不断趋向市民化。

农村金融面临“四个转变”

从过去农民无抵押信用贷款向有抵押贷款转变。长期以来，农民贷款的主要形式是小额信用和联保，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原本“沉睡”的资产被“唤醒”，农民资产结构进一步优化。农村金融支持农民的贷款方式开始由信用贷款向直补资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住房财产权、林权、土地收益流转及其他资产抵(质)押贷款转变，贷款形式多样化趋势愈发明显。

从过去农民种地小额贷款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额贷款转变。随着“三农”发展升级，农业经营规模化、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需求向多领域扩展，由传统农户种地小额贷款向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额贷款转变，不仅体现在信贷总量上，单个贷款需求额度也大幅增加。

从过去春贷秋收短期贷款向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建设长期贷款转变。随着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设施农业、观光农业、节水农业、生态农业、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等新农村建设以及农村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科教文卫、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等城镇化建设项目的资金需求周期延长，贷款约期更趋于长期化。

从过去农民只有生产需求，向生产、消费、投资多元化需求转变。随着国家支农惠农、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出台，对农村和农民转移支付力度加大，支付结算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特别是随着收入增加和财富积累，农民部分需求尤其是现代金融需求得到释放，对消费信贷、支付结算、保险、投资理财、汇兑、金融租赁、证券、期货等金融服务的需求将快速增长。

“四个立足、四个推进”探索“三农”金融服务新模式

面对“三农”及金融发展新趋势、新变化，吉林农信将增强服务“三农”的战略定力，主要做好“四个立足、四个推进”，积极探索“三农”金融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着力打造助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强劲引擎。

立足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一是支持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建设。一方面，全力满足传统农户信贷需求。以“农户综合贷”为主打产品，以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财产权为基础，核定整体授信额度，实行“集中授信、随用随贷、循环使用、守信奖励”。对“直补保”“循易贷”等现有个人信贷产品进行优化升级，扩大授信范围，拓宽办贷渠道，着力解决“三农”贷款难题。另一方面，支持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创新“大型农机具融资租赁”等产品，把循环额度贷款、存货监管质押贷款等产品做成品牌，实现农村金融与农业、农机的有机结合，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花小钱办大事”，逐步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集约化管理。二是支持现代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从专注传统的农业生产向支持仓储加工、物流销售、品牌塑造等方面转变。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先进设备应用的金融支持力度，积极参与吉林西部土地整治、松原灌区重大重点工程建设，重点支持发展效益型、规模型、特色型、生态型、安全型、智慧型、品牌型农业，支持农业龙头企业、生物质高端化企业等新型市场主体和农贸批发市场、现代农业示范区、大型绿色种养业、安全畜禽生产基地建设，采用“银行+龙头企业+担保公司+农户”“银行+合作社+农户”等方式，拓展金融服务的深度与广度，为推动区域特色农业经济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立足城乡一体化和农民市民化金融需求，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一方面，重点支持城乡一体化建设。抢抓长春、吉林、延边被确定为全国首批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和长春净月开发区为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有利契机，全面深化与扩权强县试点公主岭、梅河口市政府的战略合作，扶持县域骨干和支柱产业、地方优势特色产业、工业园区、城镇化建设项目等，大力发展“城镇土地金融”“基础设施金融”和“个人消费金融”。加快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按照“一县一策”的思路，细分市场客户，研发特色信贷产品，逐步打造“一县一品”，具备条件的要打造“一县多品”“一村一品”。推动民生安居工程建设，积极支持新农村建设重点工程，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信贷支持力度，捐建捐赠农民工子弟希望小学，从软硬两方面促进农民工在城镇安居乐业。助力农村生态发展，坚持绿色信贷理念，围绕环保项目研发新产品，逐步降低“三高”行业信贷投放，用信贷政策引导化解过剩产能，降低环境污染，还原青山绿水，助推“美丽吉林”建设。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农民向市民转变。以“农民工服务保障卡”为主打产品，与吉林省人社厅加强合作，探索建立农民工工资卡直接支付方式，既方便农民工异地存取款、结算授信，又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鼓励农业转移人员外出务工、创业、消费。紧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趋势和吉林“万名创业者、万名小老板”项目，扩大小微企业“缴税贷”产品试点范围，在14个县(市、区)试点，继续加强与税务部门合作，以小微企业近三年缴税记录为授信依据，单户最高发放信用贷款300万元，全年计划发放100亿元，重点支持现代服务型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新兴业主等民营经济主体发展，为更多农民提供就业、创业机会。

立足提升综合金融服务水平，推进农村金融现代化。积极适应“三农”需求，充分利用点多面广的优势，逐步向农村屯组延伸触角，积极拓展代收、代付、代理等便民增值业务。提升吉林农信1,631个营业网点、5700个助农金融服务点的综合服务能力，与省农委1000个科技信息服务站、3000个村级“一站式”服务群众平台优势互补，打造吉林农信特色缴费平台、电子商城，构建自助银行、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智慧农村手机支付等电子渠道体系。强化与公共事业领域应用合作，加大IC卡行业应用拓展力度，积极参与县域城镇一卡通项目和地铁、轻轨、高铁等政府工程领域，采用商银合作模式，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特惠商户联盟，进一步拓展智慧农村手机支付客户群体，扩大“联银快付”服务领域。根据城乡居民的差异需求，有效融合传统业务与互联网，注重服务方式由“柜台式”向“离柜式”“离行式”“在线式”转变，打造吉林农信特色电子商城和缴费平台，形成多渠道、全覆盖、立体化的服务体系，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里人一样的金融服务。

金融和经济学 篇6

一、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保持货币信贷总量

统筹兼顾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防风险，合理保持货币总量。综合运用数量、价格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和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引导作用，盘活存量资金，用好增量资金，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中小金融机构继续实施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增加“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信贷资金来源。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金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企业根据自身条件选择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提高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人民银行牵头，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参加)

二、引导、推动重点领域与行业转型和调整

坚持有扶有控、有保有压原则，增强资金支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大力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对有市场发展前景的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消费、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及绿色环保等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保证重点在建续建工程和项目的合理资金需求，积极支持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

按照“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要求，对产能过剩行业区分不同情况实施差别化政策。对产品有竞争力、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要继续给予资金支持;对合理向境外转移产能的企业，要通过内保外贷、外汇及人民币贷款、债权融资、股权融资等方式，积极支持增强跨境投资经营能力;对实施产能整合的企业，要通过探索发行优先股、定向开展并购贷款、适当延长贷款期限等方式，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对属于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要通过保全资产和不良贷款转让、贷款损失核销等方式支持压产退市。

严禁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违规建设项目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和直接融资，防止盲目投资加剧产能过剩。(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银监会、[2] 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整合金融资源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优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集中的区域延伸服务网点。根据小微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需求特点，支持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提供融资、结算、理财、咨询等综合性金融服务。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所募集资金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不纳入存贷比考核。

逐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盘活资金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适度放开小额外保内贷业务，扩大小微企业境内融资来源。适当提高对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贷款容忍度。加强对科技型、创新型、创业型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力争全年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当年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鼓励地方人民政府建立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支持小微企业信息整合，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对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清理规范。

鼓励地方人民政府出资设立或参股融资性担保公司，以及通过奖励、风险补偿等多种方式引导融资性担保公司健康发展，帮助小微企业增信融资，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小微企业贷款覆盖面。推动金融机构完善服务定价管理机制，严格规范收费行为，严格执行不得以贷转存、不得存贷挂钩、不得以贷收费、不得浮利分费、不得借贷搭售、不得一浮到顶、不得转嫁成本，公开收费项目、服务质价、效用功能、优惠政策等规定，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大对“三农”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

优化“三农”金融服务，统筹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协同作用，发挥直接融资优势，推动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鼓励涉农金融机构在金融服务空白乡镇设立服务网点，创新服务方式，努力实现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支持金融机构开发符合农业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和农产品批发商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力争全年“三农”贷款增速不低于当年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大林权抵押贷款，探索开展大中型农机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支持农业银行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县域“三农金融事业部”试点省份范围。支持经中央批准的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地区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商务部、人民银行、林业局、法制办、银监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进一步发展消费金融促进消费升级

加快完善银行卡消费服务功能，优化刷卡消费环境，扩大城乡居民用卡范围。

积极满足居民家庭首套自住购房、大宗耐用消费品、新型消费品以及教育、旅游等服务消费领域的合理信贷需求。逐步扩大消费金融公司的试点城市范围，培育和壮大新的消费增长点。加强个人信用管理。

根据城镇化过程中进城务工人员等群体的消费特点，提高金融服务的匹配度和适应性，促进消费升级。(人民银行牵头，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银监会等参加)

六、支持企业“走出去”

鼓励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重点，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推进外汇管理简政放权，完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制度。逐步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改进外债管理方式，完善全口径外债管理制度。

加强银行间外汇市场净额清算等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拓展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平台和商业银行转贷款渠道，综合运用多种方式为用汇主体提供融资支持。(人民银行牵头，外交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参加)

七、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进一步优化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的制度安排，完善发行、定价、并购重组等方面的各项制度。适当放宽创业板对创新型、成长型企业的财务准入标准。将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试点扩大至全国。规范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稳步扩大公司(企业)债、中期票据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发行，促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

规范发展各类机构投资者，探索发展并购投资基金，鼓励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产品创新，促进创新型、创业型中小企业融资发展。加快完善期货市场建设，稳步推进期货市场品种创新，进一步发挥期货市场的定价、分散风险、套期保值和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证监会牵头，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工商总局、法制办等参加)

八、进一步发挥保险的保障作用

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推广菜篮子工程保险、渔业保险、农产品质量保证保险、农房保险等新型险种。建立完善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鼓励为企业开展对外贸易和“走出去”提供投资、运营、劳动用工等方面的一揽子保险服务。深入推进科技保险工作。

试点推广小额信贷保证保险，推动发展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拓宽保险覆盖面

和保险资金运用范围，进一步发挥保险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保监会牵头，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人民银行、林业局、银监会、外汇局等参加)

九、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

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金融机构和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允许发展成熟、经营稳健的村镇银行在最低股比要求内，调整主发起行与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探索优化银行业分类监管机制，对不同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经营地域和业务范围上实行差异化准入管理，建立相应的考核和评估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广覆盖、差异化、高效率的金融服务。(银监会牵头，人民银行、工商总局、法制办等参加)

十、严密防范金融风险

深入排查各类金融风险隐患，适时开展压力测试，动态分析可能存在的风险触点，及时锁定、防控和化解风险，严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继续按照总量控制、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原则，防范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等风险。认真执行房地产调控政策，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加强名单制管理，严格防控房地产融资风险。

按照理财与信贷业务分离、产品与项目逐一对应、单独建账管理、信息公开透明的原则，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加强行为监管，严格风险管控。密切关注并积极化解“两高一剩”(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时暴露的金融风险。

防范跨市场、跨行业经营带来的交叉金融风险，防止民间融资、非法集资、国际资本流动等风险向金融系统传染渗透。支持银行开展不良贷款转让，扩大银行不良贷款自主核销权，及时主动消化吸收风险。稳妥有序处置风险，加强疏导，防止因处置不当等引发新的风险。

加快信用立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培育社会诚信文化，为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环境。(人民银行牵头，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法制办、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参加)

新政解读

涉农保险迎来新机遇

6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会议研究的政策措施之一是发挥保险的保障作用。7月初公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金十条”)第八条指出，进一步发挥保险的保障作用，并再次重申有关内容，如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推广菜篮子工程保险、渔业保险、农产品质量保证保险、农房保险等新型险种;试点推广小额信贷保证保险;推动发展国内贸易信用保险等等。为此，从今天起，本报推出“金十条”保险新政系列解读3篇。

随着一系列农业保险政策落地，在农业保险的带动下，农房保险、农机保险、渔业保险等涉农险种近年来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开展农作物制种、渔业、农机、农房保险和重点国有林区森林保险保费补贴试点。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推广菜篮子工程保险、渔业保险等新型险种。由此，涉农保险迎来了新机遇。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保险系教授庹国柱表示：“农业保险从2007年试点以来，中央财政补贴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保险标的从2007年的5种发展到现在的19种。在发展农业保险的同时，国家正在积极鼓励涉农险种的发展和产品创新，同时也是督促政府将与农民生产息息相关的涉农险种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内。”

事实上，农房保险、渔业保险和农机保险在部分地区已进行试点，但未在全国铺开，比如种业保险目前还在研究当中。

《中国保险报》从中国保监会获悉，2013年1-5月，全国涉农保险共计实现保费收入5.31亿元，支付赔款2.3亿元。其中，农房保险保费收入4.28亿元，支付赔款1.45亿元;农机具保险保费收入0.65亿元，支付赔款0.6亿元;渔船保险保费收入0.38亿元，支付赔款0.23亿元。

庹国柱表示，涉农保险其实是农业保险的自然延伸。随着国内农业发展和生产结构的调整，需要保险业提供相应的创新产品，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风险保障需要。这将有助于发挥保险业在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方面的积极功能，有助于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

没有政策支持 渔业保险难做大

6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金融机构要根据渔业生产的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研究完善渔业保险支持政策，积极开展海水养殖保险。

据了解，目前在全国开展渔业保险仅有少数机构，包括中国渔业互保协会、上海安信保险、中航安盟等，而主要承保机构是中国渔业互保协会。主要开展的渔业保险有渔船财产保险、渔民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水产养殖保险。

中国渔业互保协会给《中国保险报》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渔业互助保险共承保渔民929414人(其中海洋作业渔民790676人、内陆作业渔民138738人)，渔船69722艘，为渔民群众提供风险保障2040.59亿元，占据了全国渔业保险95%以上的市场份额。同时，共处理理赔案件14213起，其中渔民理赔案件8118起(死亡836人，其中海洋作业渔民761人、内陆作业渔民75人)，渔船理赔案件6095起，支付赔款3.8亿元。

不少地方都在尝试渔业保险试点。2008年5月，农业部在各地开展渔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在财政支持下，利用专项资金在全国7个沿海省部分重点渔区开展渔业互助保险中央财政保费补贴试点工作，补贴险种为“渔船全损互助保险”和“渔民人身平安互助保险”，补贴比例为20%，每年补贴资金为1000万元。

中国渔业互保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自试点实施以来，2012年，全国入保渔民和入保渔船数较2007年分别增长85%和83%，带动各级地方财政落实补贴资金近2亿元，渔民入保经济压力有所减轻，保险覆盖面和保障能力大幅提高。

不过，到目前为止，渔业保险仍未被纳入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范围。

金融和经济学 篇7

环境金融产品主要包括两大块:一是天气衍生品;二是排污权交易。天气衍生品的主要功能是为实体企业提供应对恶劣天气或灾难的风险控制工具。比如在北美, 龙卷风发生频繁且影响较大, 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威胁, 因此巨灾保险、债券等天气衍生品在美国格外受欢迎。排污权交易起源于美国治理二氧化硫所实行的“泡泡政策”, 即在划定的泡泡区域内限制二氧化硫排放上限, 以排污权的形式分配给排污企业, 并允许企业之间相互买卖。这两大市场构成了上个世纪后三十年环境金融市场的主体。

2 0 0 0年之后, 随着气候变化成为全球环境问题的热点, 碳相关的金融产品也相继出现。碳排放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可以通过监测、计算、核查等步骤将不同行业的企业排放量化为统一的CO2当量, 这为碳金融产品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气候变化对敏感行业产生的实际风险, 例如恶劣天气导致农业减产, 降水量变化对水力发电量的影响等。潜在的气候变化威胁会给实体企业的经营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这将直接影响到保险公司、银行以及投资公司的评估模式;第二种风险来自于全球碳市场。一方面碳价格信号的形成增加了高能耗行业的生产成本, 另一方面碳交易市场使得实体企业被更多的暴露于金融市场, 经营风险陡然增加。除此之外, 国际贸易中形形色色的碳壁垒也是目前国际社会谈论的热点。第一种风险可以归结为传统的天气衍生品, 后者催生了近年来兴起的碳金融产品。充满风险的碳市场

碳, 这种地球上最普通却也是最实用的元素深刻着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巨大的寻求量催生了巨大的交易市场, 然而贸易壁垒和不可再生性造就了巨大的市场风险。

碳市场的风险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系统风险和市场风险。

CDM系统本身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 目前的CDM市场只能运行于2012年之前。由于哥本哈根会议未达成预期目标, 后京都时代 (2012年以后) 的国际气候谈判仍然处于形势极不明朗的阶段, CDM前途未卜。如果各国迟迟无法建立起2012年之后的国际气候制度, 那么利用市场机制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就失去了使用价值。在缺少长期信心的情况下, 参与者将不得不采取保守的市场策略。此外, CDM规则的设计本身也处于利益博弈的阶段。项目开发时间长, 规则变化无常, 这直接影响了项目的成功率以及CER的签发量。目前而言, 这些系统风险是碳市场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

此外, 巨大的市场风险也不容小觑。作为需求方的欧盟排放实体, 主要的风险来自于是否可以符合气候法规的约束。如果违规, 将承受高昂的罚款。但另一方面, 他们又希望尽可能地降低履约成本, 规避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而对于中国、印度等尚不承担履约义务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供给风险主要在于项目开发成功率, CER签发率以及支付上。这些因素最终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CDM业主可以获得多少收益。

CDM+ETS=真正的国际碳交易市场

上世纪90年代欧盟内部签订《京都议定书》之后, 在如何利用碳税或能源税来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随后便出现了要求采用贸易机制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提议。2003年, 欧盟议会的排放贸易 (ETS) 的提案并被欧盟环境委员会采纳。ETS涉及到了电力行业以及五个主要的工业部门:石油, 钢铁, 水泥, 玻璃和造纸。这些行业的排放设施超过12, 000个, 占欧盟27个成员国排放设施总量的45%左右。

2004年11月, ETS发布指令允许有限度的与其他减排机制链接, 排放设施可以购买来自清洁发展机制 (CDM) 和联合履行机制 (JI) 产生的减排量。这样欧盟ETS与京都议定书下的CDM市场建立起了直接联系,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碳交易市场被创造出来。这一举措不但给欧盟的排放实体提供了更多的配额购买渠道, 而且极大的激活了发展中国家减排的热情。目前, 欧盟ETS和CDM是全球碳市场中流动性最大的两个部分。EU ETS下的排放配额称为EUA, 而CDM产生的减排量成为CER。欧盟允许排放实体购买一定比例的CER来抵消自身的排放量。如果某个排放设施的排放量超过发放的配额 (EUA) , 则必须到市场上购买超出的数量, 否则将面临每吨CO2当量100欧元的严厉处罚。而目前市场上的EUA价格仅为10～18欧元/吨CO2当量。

理论上讲, CDM对于EU ETS的稳定运行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欧盟的排放实体可以通过购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CER, 以较低成本完成履约义务, 另一方面CER的供应可以自动调整EUA的供求关系, 降低系统风险。但在实际操作中, CDM与ETS市场的链接存在很多障碍和漏洞, 再加上这两种游戏规则本身还不完善, 因此带来了一系列风险。最近, 欧盟碳市场传出了重复使用CER的丑闻。即由于系统漏洞, 2009年已经使用过应该注销的减排量, 2010年又一次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这直接导致EU ETS停牌3天。

日益多样化的碳金融产品

针对不同种类的风险, 许多国际金融机构设计了相应的产品。一些实力雄厚, 具有政府背景的金融机构, 例如世界银行, 已经开始尝试购买2012年之后的减排量。但这种行为或者具有明显的政治性, 意在为碳市场增加信心, 具有很高的风险性, 普通金融机构难以参与。

由于发达国家承担履约义务, 因此碳风险管理产品也集中在欧洲市场上。EU ETS开发了EUA和CER期货期权交易产品。根据统计, 2009年, EU ETS内60%以上的行为是套期保值。这说明期货期权是EU ETS市场上最基本的风险管理工具。这主要是用来规避价格波动风险。而履约风险则来源于CDM项目注册结果和最终签发量的极大不确定性。一些实力较小的排放实体, 直接将这一风险交给投行或者碳基金管理;一些实力较强的排放实体, 例如维多石油集团等, 则直接开展碳基金业务, 从中获利。

还有一些金融机构设计了多样化的风险管理工具, 例如国际金融公司 (IFC) 开发了碳交付担保业务 (CDG) , 帮助欧洲和日本的买家控制CER的签发交付风险。同时IFC还对CER买卖双方进行AAA信用评级, 并建立高质量、高透明度的交易机制。

此外, 许多金融机构也推出了以碳排放为关键参数的指数。例如巴克莱银行推出了全球碳指数 (BGCI) , 将流动性最大的EU ETS和CDM市场挂钩, 为投资者提供更综合的投资基准;汇丰银行的气候变化指数跟踪全球的385家气候变化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纽约交易所下属泛欧证交所也与WWF等组织共同建设低碳100指数, 跟踪欧洲碳排放表现最优的100家企业。

而对于中国这样的C E R供给方, 相关的金融产品还非常有限。中国没有承担减排义务, 也没有形成碳资产的国内机制, 因此没有碳资产存在的条件, 也就不具备设计金融产品的可行性。国内一些金融机构所提出的基于CDM的金融产品, 更多的还是停留在概念上。

最近, 中国银行为浙江省的鹰鹏化工有限公司办理了金额为298万美元的CDM项目碳交易融资配套掉期业务。这笔业务只是普通的融资和汇率风险管理业务, 并没有涉及来自CDM本身的风险管理。此外, 还有个别银行推出了所谓的低碳理财产品。但相比国外碳金融产品而言, 中国的碳交易市场显然还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企业——壁垒中的崛起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更大的风险可能不是来自碳市场, 而是国际贸易中的碳壁垒。

去年底,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为出口到美国市场的通用发动机厂商开立了碳排放保函。这一产品主要是帮助中国出口企业应对碳贸易壁垒。美国环保总署 (EPA) 自2010年1月1日开始对所有出口到美国市场的通用发动机产品收取排放保证金, 最低收取标准为每台25美元, 每家生产企业须至少交纳50万美元保证金, 且该保证金在EPA年度证书失效后仍需保留5年, 用以支付产品排放超标后的召回和赔偿费用。此外, 该保证金需根据通用发动机生产企业的年销售情况进行调整, 且只能增不能减。

金融和经济学 篇8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大家要讨论的是风险问题，竞争过度问题，创新过度问题，以及监管不力的问题。但是，回到中国，金融体系的基本的问题却是发展不足，竞争不足、监管过度和成本太高。而最根本的，是大家已经遗忘多年的问题，即过多的国有化，没有充分发挥私人产权和私人信用的作用。

这其实是10年前、甚至20年前的话题。商业银行本质上就是私人之间的信贷、信用关系，而且中国的经验，无论历史还是现实，也都体现了这种特质。我们的金融机构现在绝大多数还是国有的金融机构，大型商业银行都归国家所有，使信贷变为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信用关系，不仅容易导致呆坏账，还会将政府陷入一般的信用关系中，加大监管成本，湮没政府的监管执法职能。

既然是国有，最后承担责任的是政府。政府拼命地监管，越管越严，越管越死，管到婆婆妈妈的小事上，这就失去了监管，变成了所有者。政府对私人之间信贷的限制，使商业银行失去了信用基础。现在一提发展金融，焦点都在股票市场衍生工具上，却忘了最基本的产权，最基本的私人之间的信用。惟有减少国家跟私人之间的信用关系，政府才能真正作为第三者，作为执法者。

第二点，我们要发扬法制的精神，才能保证创新活动的发展。法制的精神，就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可以做的事情都是可以做的，而不是政府同意你可以做的事情才是可以做的事情。应该由法律规定不能做的事情，而不应凡事凭政府批准。如果要靠政府批准才能做事，我们永远没有灵活的创新体制，包括金融。

再说到一点具体的，资金的基本要素是利率，但利率市场化这件事好像被遗忘了。利率不能市场化，不能按照市场的供求关系调节，怎么消除我们现在仍然用行政权力管制的利率利差？此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责任也与政府责任混为一谈，政府规定了不可变动的利差，而政府监管也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个市场是不正常的。从长久来讲，市场的固定利率制度不利于市场竞争的展开，我们的市场也没法形成自由竞争的市场。

这也是中国价格改革的一部分。中国的产品价格已经进行了很多改革，但是要素价格的改革，从能源价格、电力价格到资金的价格，在改革开放30年后如果还不能走向市场化，中国经济将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反而要回过头来思考，我们怎么能够进一步发展，使市场竞争更加发展，使中国能够真正拥有在世界范围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

樊纲为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根据记录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许小年：经济体制刚性阻碍转型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时期。国际金融市场上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这些事情从金融角度来讲对中国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是对中国的间接冲击是非常大的。如果说国外金融动荡是产生于金融创新过度，风险过度，国内正好相反。在讲中国问题之前，我想强调一个观点，目前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风暴，源头到底在哪里，我们总结了很多，却没有总结美联储的运作。

在我看来，这场金融危机总源头是美联储，美国的衍生金融工具，各种金融品种的膨胀，只不过是货币发行过度的一个必然的结果。“9·11”之后，美联储把过低的利率保持了过长的时间，所以，今年格林斯潘说美国碰上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为什么？因为美国有一个百年不遇的美联储主席，就是格林斯潘本人。为了避免这样的危机在美国重新出现，当务之急是约束美联储，当务之急是要监管监管者，不能让中央银行随意发行货币，发行货币的节奏一定要与世界经济保持一致。

那么，这场危机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中国的实体经济来说，这场危机使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或者说我们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即将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有两条原则，第一条叫投资驱动，第二条叫低成本的外向经济，现在两者都在发生迅速的变化。外部需求减弱，外向经济碰到很大的困难。在广东、江浙一代，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关门。同时，投资正在减弱，投资品价格迅速回落，钢价格在回落，机械设备价格在回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转型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增长模式，行之有效的企业的发展模式，尽快地实现转变，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

转型具体来讲是从投资转向消费，这个大家都同意。问题是，怎么转？近几年，我们固定资产投资占到GDP比重已经接近50％，而居民消费仅仅占GDP的35％，美国的居民消费则占GDP的70％以上。我们的经济增长似乎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而不是为了老百姓消费而增长。此外，我们的制造业占GDP的50％，可是制造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仅占全社会的27％，服务业虽然占GDP的40％，但是提供了30％以上的就业机会。换句话说，要解决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希望不在制造业，希望在服务业，所以，我们要尽快地实现从投资到消费的转型，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型。

但是，谈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转不过去？原因不是市场的刚性，而是我们经济体制的刚性。受到经济体制限制，我们转型永远是在嘴上，而不能够是在经济上。这个刚性表现在我们对经济的过度管制，这种管制阻碍了转型顺利进行，阻碍了资金在各个行业的流动。制造业的企业关闭了，其所有的资源不能够从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地方和领域去，因为进入壁垒高耸。具体而言，我们重要的服务业是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媒体舆论，这些现代的服务业，都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下，从制造业游离出来的资源和人力无法进入。

当经济从投资转向消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时候，要求我们的金融体系跟着转型。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体的，基本上是服务于大型制造业的，它不能适应分散的、创新的、多样化的服务业。这给我们经济转型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原因也是管制。监管当局管了很多公司的事情，如开设网点、任命高管等，这都是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却统统收到监管者手里。过度管制造成金融机构产品单一、机构单一，连业务操作都有统一的规范，更别说创新了。

政府应该做的是把市场中出现的新事物、新产品、新的商业模式，及时地总结及合法化，事后追认。

安徽小岗村农民的改革，既不合规也不合法，当时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抵触的，但有了这个违法，才开始了中国伟大的农业改革。政府应该做的，是像小平同志那样，及时总结，认为这是推动中国生产力、发展中国经济非常有利的措施，将其合法化。如果都先要求合规合法，中国经济改革不会到今天这一步。

东南沿海地下钱庄很多，也不宜总是打压。其“非法集资”的原因是因为无法可依。这些金融机构发挥了国有银行无法替代的作用。比如，商业银行现在不敢给房地产贷款，他们也不可能完成任务。反之，要靠孟加拉银行那样的金融机构去发挥作用。这样的机构我们早就有了，而且运作得不错，对当地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政府要做的就是要承认它，合法化，规范管制，政府作用的界定就在这里。

这几年，市场化的改革停滞不前，政府对经济的卷入越来越深，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于政府和市场的分界长期存在着误解，观念上混乱。我们经常把政府在危机时刻的职能，和在常态中的职能混在一起。政府在危机时刻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就像今年的美国政府，就像1929年的美国政府，就像在战争时期的各国政府一样。但危机时期的政府决策，并不意味着要在常态也做这么多事，这两者要区别开。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掀开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序幕。但凯恩斯主义产生于危机时刻，它仅适用于危机时刻，我们现在把凯恩斯主义无限地推广，把它推广到常态中去，这就走得太远了。所以，在这个认识上，我们需要澄清。

第二，我们需要澄清的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不平衡，一部分弱势群体不得不依赖政府。但是，不应把弱势群体依赖政府扩大为中产阶级也依赖政府，这个事情也要分清。政府的社会职能，主要是去解决弱势群体的生活问题，而大部分人口是不需要政府去关心的，他们可以生存发展。

我们应该将这些问题先搞清楚，解除管制，促进资源在各个部门中流动，加速中国经济的转型。外部产生的冲击，不是难以克服的困难，而内部的经济体制改革，才是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