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警惕科学发展观幌子下的急功近利行为

要警惕科学发展观幌子下的急功近利行为

要警惕科学发展观幌子下的急功近利行为 篇1

要高度警惕领导干部在科学发展观幌子下 的实用功利主义

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对胶西王》中有句话叫作： “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这就是成语急功近利的来源。

急功近利的思想根源 急功近利的体制根源

急功近利的可怕后果 为官一任，遗害一方，遗害几代；败坏社会风气，浮躁之风；败坏党风；败坏政风；经典作品是华南虎事件

急功近利的现实正面表现：形象工程；推高房价 GDP政绩抢抓机遇 献礼工程 华南虎 GDP之和大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 数字造假

六是要转变急功近利、短期行为的思想观念。一个时期以来，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几乎成为了十分普遍的社会问题。有的领导干部好大喜功，片面追求“政绩工程”，只追求速度，不顾主客观条件，不顾群众的长期利益和整体利益，一味地蛮干，结果使工作出现失误。有的领导干部受“长官意志第一”的旧传统观念的影响，既不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又不愿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凭自己印象，凭一知半解，甚至出于维护个人威信，就不顾实际情况，个人“拍板定案”，结果导致短期行为，给国家和群众带来损失。由此 可见，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是缺少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一种表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毒瘤。一个人的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可以毁掉自己一生；一个单位的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可以葬送单位的发展前程；一个地区的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可以使一个地区的问题积重难返。不仅如此，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还会殃及他人或他业，诱发出许多社会问题，产生许多社会隐患。因此，一定要树立科学理性、长远规划的意识，自觉转变急功近利、短期行为的思想观念，坚持夯实基础、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着眼长远，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好每一项工作,从而造福于子孙后代，真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思想的飞跃——浮躁的根源》(直属 凌泉龙）发布人：教学教务部 发布时间：2008年11月25日 09:23:18 星期二

浮躁，是部分现代人以及年轻人的通病。

浮躁反映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就是：好高骛远，异想天开，相互攀比，急功近利等等。

许多人在浮躁的心态下，做了许多动机与效果相差甚远的事情。他们订下了许多目标，然后事必躬亲尝试各种角色，结果，所做的事情犹如蜻蜓点水，每件事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句号。还有一些人，总是与别人攀比，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如果达不到，情绪就大起大落。因此我们说，浮躁的现象来源于太多的目标，并且只愿意追求美好的结果，而不愿意经历艰苦的努力。

浮躁的根源还在于不愿意播种就想有所得到，这是根本不现实的。世间根本没有不付出就得到的事情。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哪怕是一件小事，必须拿出踏实的态度，不要让浮躁侵入做事的过程中，不然就会影响做事的质量。

我们还需要集中力量做好一件事后，再去做另一件事。当目标确定之后，要关注每一个程序和细节，集中精力投入，执着的坚持，不遗余力的付出，争取在有效的时间内达到成功。

浮躁与务实，有着巨大的差距。浮躁的人做事，就像猴子在水中捞月；而务实的人，是在一步一个脚印攀登。

浮躁的人做事总是事倍功半，而踏实的人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要克服浮躁，必须具有踏实的态度。而踏实的内涵：一是要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做事，二是不要顾此失彼。两者合一才是“踏实”的完整含义。

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应该懂得“万丈高楼平地起”的道理，应该找准最适合自己走的那条道，保持着平淡沉稳，从容自若的心态，认真做好每一天的每一件事情。

文风话风上形式主义的八个表现 [ 添加日期：2009-02-26 点击率：613 评论数：0 条]

彧

君

近日读了报刊文摘《文风话风上的形式主义是社会公害》的文章，深有同感。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在1月19日《学习时报》上撰文说，我们应当旗臶鲜明地提出，在文风话风上来个思想解放。早在 1992年，小平同志就在南巡谈话中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太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现在十六、七年过去了，这一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甚至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以笔者观察，当前文风话风上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

一是文山会海，泛滥成灾。现在不少地方，会议过滥，文件过多，整天沉溺于繁文缛节，疲于应付各种会议。一些领导只图虚名，不务实效；只讲形式，不重内容；只看过程，不管结果。乐于参加剪彩、应景等活动，追求轰动效应，不顾实际效果。只求电视有影、广播有声、报上有名，把开会当成自我炫耀的主要形式。有的会议还千方百计邀请上级领导参加，花钱请明星助兴，奢侈华丽，劳民伤财。

二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有些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的报告、讲话，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太长，动辄几万字，一讲数小时。一些人习惯说大话、套话、废话、正确的空话，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空话连篇，云天雾地，不着边际，如同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索然无味。除去空话废话，没有多少“干货”，让人看不下去，听不进去。“理论一大套，行动不对号”，坐而论道，光说不练。

三是小题大做，沽名钓誉。有的官员对成绩、政绩、业绩任意拔高、渲染，有一说十，有十说百，有百说千，有千说万，夸大其词，哗众取宠，急功近利，沽名钓誉。有的贪天之功为己功，把别人做的说成自己做的，把别人说的说成自己说的，把别人写的说成自己写的，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归于别人，文过饰非，争功诿过，报喜隐忧。

四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有的地方官员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甚至闭门造车，任意杜撰，编造虚假政绩，在汇报上做文章，在造假上下功夫。把准备做的说成已经做了，把个别的说成普遍的，把布臵的说成落实 的。形成“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怪相。

五是堆砌词藻，华而不实。综观现在一些地方的文件和领导讲话，排比句特别多，振振有词，天花乱坠，脱离实际。还有些文章和讲话不在琢磨事儿上下功夫，专在琢磨词儿上下功夫，充满四六句、顺口溜，但都是一些表面文章，“好听”却不管用。咬文嚼字，死抠字眼，刻意排比，强求工整，堆砌词藻，华而不实。六是照搬照抄，移花栽木。有些文章和讲话以引证代替论证，充满有关文件的复述，去掉“明引”和“暗引”后没有几句自己的话，典型的“天下文章一大抄”，看和不看一个样，听和不听一个样。用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活动敷衍活动，照搬照抄，公文旅行。

七是语言干枯，味同嚼蜡。有些文章和讲话既不摆事实，又不讲道理，充满“必须”、“一定要”，居高临下，套话连篇，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既没有什么说服力，更没有感染力，是十足的“官样文章”。

八是故弄玄虚，故作高深。现在不少讲话、文章故弄玄虚，晦涩难懂，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学术理论文章一味生吞活剥各种时髦的新名词，炒作自己也没有完全弄明白的新概念，常常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使人如入云里雾中，摸不着头脑，“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形式主义的东西有百害而无一利：一是束缚思想，二是浪费时间，三是折腾群众，四是妨碍效率，实在是社会的一大公害。让我们文风话风上来一个思想解放，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努力改进文风话风，从泡沫文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讲真话、讲实话、讲短话、讲明白话、讲管用的话、讲自己的话，我们的工作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2009年02月26日 00:00:37 来源：新华网

在文风话风上来个思想解放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杨春贵2009年01月19日 来源：《学习时报》

文风和话风中的形式主义，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央决定认真抓一下这个问题，我举双手拥护。我认为，我们应当旗臶鲜明的提出：在文风话风上来个思想解放！

景田同志带了一个好头，他在《党校要带头改进文风》这篇讲话中提倡讲短话、讲明白话、讲自己的话，切中时弊，很有针对性；强调党校要带头，体现了“从我做起”的责任意识，也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学习时报》发表了景田的讲话，并根据近平同志批示精神写了一个推荐这篇讲话的短评，今天又召开了这样一个以改进文风为主题的座谈会，表明中央党校在改进文风问题上已经开始带头了，令人高兴、令人鼓舞！

文风、话风乃至会风中形式主义严重，非自今日始。早在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太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 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他郑重提出：“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六、七年，我看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有些方面甚至也可以说越来越严重。例如：

有些文章和讲话又长又空又重复，充满尽人皆知的大道理，没有多少有的放矢的具体话和新话，即使有几句闪光的话也被大量泡沫淹没了，引不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

有些文章和讲话以引证代替论证，充满有关文件的复述，去掉“明引”和“暗引”没有几句自己的话，典型的“天下文章一大抄”，看和不看一个样，听和不听一个样；

有些文章和讲话不在琢磨事儿上下工夫，专在琢磨词儿上下工夫，充满四六句、顺口溜，闭门造车弄出的“几个坚持”、“几个必须”、“几个深入”，都是一些表面文章，“好听”但不管用；

有些文章和讲话既不摆事实，又不讲道理，充满 “必须”、“一定要”，居高临下，套话连篇，没有什么说服力，更没有什么感染力，是十足的“官样文章”；

有些学术理论文章一味生吞活剥各种时髦的新名词，炒作自己也没有完全弄明白的新概念，常常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使人如入五里雾中，摸不着头脑；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有百害而无一利。一束缚自己的思想，二浪费别人的时间，三贻误我们的事业，四污染社会风气，五有损论者形象，实在是一大社会公害。我们应当大声疾呼，并且从自己做起，努力改进文风话风，在这个问题上来个思想解放，使我们的文章和讲话从泡沫文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官样文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表面文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一切形式主义、八股套话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大兴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之风，大兴问政于民、问计于民之风，大兴独立思考、开拓创新之风，大兴讲真话、讲实话、讲短话、讲明白话、讲管用话、讲自己话之风。

说假话的文风为害无穷 魏天祥

说假话由其动机而定性质，又由群体特征和承载面(参与人数)的大小而定其危害。一旦说假话成为一种风气，就会构成巨大的社会公害。为了认识已成风气的说假话者的动机和他们的群体特征，我们不妨先从历史上几种说假话的文风着手分析。历史上说假话的文风主要有八股文、干禄文、党八股、浮夸风(1958)和林彪、“四人帮”的讲话与文章(“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文风因其表现充分、持续较久，其危害已彰明较著。

八股文兴起于唐宋，盛行于明清。产生八股文的直接原因，是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度。定型后的八股文有四个固定和两个不准，即“比数”(段落)固定，字数相对固定，题目固定（限于“四书”），解释固定(必须依据朱熹的《四书集注》)，不准引用孔孟以外的百家之书，不准有作者自己的见解。由于八股文有这些限定，过去在分析八股文时，较多注意于它的形式主义，并定性为教条主义。这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方法忽略了八股文作者的动机。八股文作者的一般动机是为了获取功名，久而久之形成以迎合主考意旨为捷径的做法。于是，做文章成了读书人向上爬的手段，八股文成了“敲门砖”，并形成八股文作者的群体特征: 笔头与心头分离。许多读书人入仕后仍然习惯于“官话”与内心话、言与行的分离。

这种口与心分离的文风，在很长时间内，对我国古代 社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严复在谈及此事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他认为，八股有三大害，这就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救亡决论》)今天看来，“坏心术”这一条最为可怕，因为人的心术一坏，就不但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而且还善于用各种假话伪装自己。

与八股文相似的另一种说假话的文风，是“干禄文”。这种封建时代的官场文章，其动机与群体特征均与八股文相似。封建时代称入仕和谋求官职为“干禄”，因而称专门求取或保住官职和俸禄而写的文章为“干禄文”。为博取统治者的赏识，或为了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而写的章奏、书启、判状等，都在此列。这些文章，一方面固然是要展示作者的才学，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它的表白性质，表白对上峰的忠心和拥戴，表白作者所揣摩到的与上峰意图和心态相吻合的看法、对策。为此，事物的真实性和作者内心的原本想法己无足轻重。它凸显的是文章与作者利益的紧密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假话、谎话、违心话，言过其实，言清行浊，也就在所难免。

“五四”以后出现的“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鲁迅: 《给祝秀侠的回信》)的文风，人称“新八股”。“新八股”反映到党内，就是“党八股”。毛泽东给“党八股”列的八条罪状，头两条即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前者是“欺负幼 稚的人”，后者是“装样子吓人”。既“欺”且“装”，自无诚实可言。有这种毛病的人，其动机是为了“达到名誉和地位”。其群体特征是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其危害是“妨害革命”，“祸国殃民”。

建国初期，一段时间内，由于社会风气比较清纯，说假话之风未能形成气候。1957年反右以后，说假话的风气开始抬头。颂扬性的文章，讲成绩的文章，不是选择朴实的语言，而是喜好夸大的言辞。一些人明显是出于自身的安全而放弃了对科学性、真实性的思考与坚持。尤其是在经济生活中，一种以想当然和虚构为特征的假话，开始愈演愈烈。高指标、浮夸、虚报、说假话，为文不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宣传违背常识的“奇迹”，似乎凡是能想得到的，都可以立即变为现实。这样做，不仅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经济上酿成的苦果，更是让全体人民都得去品尝。浮夸风的群体特征不仅表现为竞相攀高，而且是明目张胆地作伪。表面上是营造欣欣向荣的气氛，骨子里却是为自己的政绩和形象争分。这种风气未及认真清理，事隔不久，又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并在十年**中形成以“假、大、空”为特征的林彪、“四人帮”文风。

“假、大、空”的文风，一方面是历史上各种坏文风的集大成，另一方面，又是林彪、“四人帮”等人思想意识的表现形式。林彪、“四人帮”等人信奉“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谁 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林彪私下定的信条: “仿恩之于马，斯之于列，蒋之于孙，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还有什么“子曰第一”，“言必称子曰”，“孔步亦步，孔趋亦趋”。这些，足以泄露他搞“假、大、空”的天机。他们心怀叵测地在“感情问题”上尽可能把文章做大，因而在假话、大话、空话后面，包藏着掩饰不住的险恶用心。所谓“感情问题”，就是对领袖、指导思想、工农兵、革命事业的态度问题。为了抢占先机，他们在讲话和文章中，几乎把涉及“感情问题”的话语说尽说绝，然后再站在这一制高点上，掌控一切，对逆我者实施打压，进而造成一种万马齐喑的局面。

1967年1月，王洪文等人策动所谓“一月风暴”，炮制了一篇以各造反团誓师大会名义给毛主席的“致敬电”，随即造成全国“致敬电”成风，各地后续的“致敬电”，都仿效第一篇的写法。“致敬电”集中体现了当时文风的特点。其中的虚伪性简直令人读后心中作痛。什么“百分之百听话”，“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口头上说“照办”，事实上，不合他们意图就根本不办。毛泽东1957年就说过: “对外宣传不要夸大”；1959年又告诫全党：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这些话他们“照办”吗? “致敬电”中，有许多话只顾说得好听，根本不管要不要实行。大话、绝话几乎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历史上这些说假话的文风，尽管其动机和群体特征不尽相同，但其危害性都是巨大的。因为不同的动机虽然负面性质有轻重之分，不同群体特征的承载面也有大小之异，但两个因素中，只要有一个是高分值的，其危害性就不会低。八股文作者动机的负面性质虽然轻，目的只不过是谋求一官半职，但因其为之者甚众，造成人才的内伤则是大面积的。林彪、“四人帮”说假话尽管承载面远没有八股文那么大，其动机的负面性质却是相当严重的。前者累积量大，后者则是破坏力强。

以此比照当前说假话的文风，我们不难看到其危害也是不会小的。尽管其动机和负面性质轻重不一，最高者也只是窃权、窃财，未及窃国，但由于各种动机混杂并出，有的已握有相当的权力，合在一起的冲击力不可低估。再以承载面来看，虽然不能说很大，但也不能说很小。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种说假话的文风发展下去，其危害性至少有以下三点:

第一，影响人的素质。严复既然把八股文的危害之一定为“坏心术”，说明一个不讲真话的人，其思想素质不可能是健全的。尽管不说真话有时有环境方面的原因，但不说真话在对社会公正、社会发展构成损害的同时，也会令其自身的良知受到损害。不说真话的干部有时挑战的是党纪国法和社会责任，这样的人其素质可想而知。如果在学校里，“写空 话、套话、假话的作文经常得高分”，如果未成年人总是去琢磨老师需要什么样的答案，这岂不又回到八股文的老路上去了吗?

第二，影响民风。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肯定会沾染干部的思想和作风，而干部说假话之类的风气一旦形成，则又会反过来以成倍的推力，促使社会不良风气加速恶化，目前，社会上的造假能力和造假想象力，已发挥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假酒、假药、假种子、假水泥、假钢材、假烟、假奶粉、假身份证、假文凭，以及夸大疗效的医药广告和推介文章，代写、代发论文的“论文黑市”、洋图书造假和假知识、伪学术等等，这些虽然不能说是由干部的不良作风引发的，但至少后者对前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干部是社会的精英，是人民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人们一旦发现干部作风飘浮、不实事求是、弄虚作假、虚报浮夸、谎话连篇，他们会作何感想？本来要他们遵守社会秩序的人，自己却在做违规的事，他们中的一些人便有可能起而效之，造成社会风气的进一步恶化。

第三，引发信任危机。古人曾说: “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当说假话的风气和造假能力达到一定分值时，社会就会滑入无视规则、无视责任、无所畏惧的状态，互相欺骗，互相伤害的事情将会频繁发生，以至说假话成为一种习惯，听假话的人已经麻木，或者人们对任 何讲话和文字，都表示不相信和怀疑。试想，一个社会如果出现此种状况，还能办成什么大事呢? “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祸莫大于无信。”这些饱含古人智慧的警策之语，不是已明白回答了说假话的严重后果了吗？！

主观主义

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特点是：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感情、愿望、意志出发，从狭隘的个人经验或本本出发，采取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使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在实际工作中，常常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教条主义

从根本上意义讲，教条主义就是一种僵化的态度。其外在表现：要么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僵化地对待某种既成的精神产品（某种理论、观点、教义乃至只言片语）；要么是用某种既成的精神产品，僵化地规矩和剪裁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实践。两种表现所内涵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僵化。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通常指相信对现代科学方法，认为理论应建立於对於事物的观察，而不是直觉或迷信。意即通过实验研究而后进行理论推导优於单纯的逻辑推理。

与经验主义相对的是欧洲的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是笛卡尔，根据理性主 义的说法，哲学应经由思考和演绎推理而得出结论。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有亚里斯多德、托马斯·阿奎纳、托马斯·霍布斯、弗兰西斯·培根、约翰·洛克、乔治·贝克莱和大卫·休谟。

经验主义通常做为形容词与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起出现，用来表示通过主观臆断作出判断，而不是通过观察和实验。形式主义

1.片面地注重形式而不管实际的作风,或只看重事物的现象而不屑于分析其本质的思想方法。

2.文艺创作中的一种倾向。它强调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和艺术形式的绝对化,认为不是内容决定形式,而是形式决定内容，从而否定内容的意义，割裂形式与内容、艺术与现实的联系。

形式主义的思想根源和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它的理论和创作实践都置内容于不顾，而把形式强调到一种绝对化的程度。赫尔巴特的形式主义美学认为，美只能从形式来检验，即从构成美的个别因素和艺术作品形式之间的关系来检验。

3.形式主义的主要特征是脱离现实生活，作品的内容空虚，表现形式怪诞、离奇。在表现形式上则因侧重点的不同，形成各种不同的流派，如立体主义、构成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都属于形式主义流派。这些流派与现代的抽象艺术有区别。前者基本上仍 以现实事物作为临摹对象，而后者却是所谓“没有表现的对象”或非写实图形的自由组合。官僚主义 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如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等。有命令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反映。

官僚，中国古代指在衙署办事的官吏。后常用作贬义词，指不负责任的政府官员。官僚主义一词在汉语中出现较晚，是从西方转译过来的。官僚主义的特征是领导者脱离实际，不了解下情，高高在上，贪图舒适，满足现状，做官当老爷；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推诿，办事拖拉，不负责任；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独断专行；讲求官样文章，繁文缛节等等。

主要表现和危害是：命令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等。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官僚主义随着国家出现而产生，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社会主义社会的官僚主义，是旧社会剥削阶级习惯势力的反映。它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同我国长期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 领导制度，是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途径。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区别与联系

教条主义的出发点是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和结论、领导人的讲话、上级的指示等，不考虑实际情况，往往表现为不重视实际经验的重要性；经验主义的出发点是狭隘的局部经验，往往表现为不重视理论知识的指导作用。二者在形式上是对立的。联系：二者产生的根源是共同的，实质上都是唯心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表现。二者的出发点是相同的，都是从主观出发，行为上都是不问具体情况，不从实际出发，主观认识要脱离当时当地的客观实际，一刀切，瞎指挥，都是主观主义的工作和思想方法。二者的结果相同，都必然会给工作带来损失甚至失败。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是生于官僚主义而且是应付官僚主义的最简单的手段。官僚主义一日不消除,形式主义一日存在。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

主观主义实际上是主观的教条主义,个人主义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是偏持狂,而主观主义者是妄想狂。

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第一个形态,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第二个形态。

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