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读书笔记 摘抄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读书笔记 摘抄（共8篇）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读书笔记 摘抄 篇1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摘抄

对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存在很多误解，特别是在中国的语境。一些意识形态论者斥之为唯心主义，但也有今儒东施效颦，认为儒教或所谓“东亚价值观”，对工业东亚的崛起居功至伟。1997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就暂时沉默了。

基督教的历史本就错综复杂，作者和译者恐怕也有认识和表述的局限，中国读者更没有这种宗教背景。简而言之，最早可追溯到古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的元素，公元前一千纪初形成犹太人的民族宗教。后扩展到非犹太人发展为基督教，罗马帝国晚期和中世纪的欧洲世界宗教。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分离出诸多新宗派，通称新教。其中韦伯认为最接近资本主义精神的是加尔文宗。

整体理性

传统教徒特别是僧侣，推崇避世苦修冥想。新教徒则以世俗活动证明自己的信仰。两种伦理对商业影响的差异，在我看来，韦伯这段话分析地最透彻：“标准中世纪天主教平信徒„„只是一系列独立行为„„一项行为的具体意图决定这项行为的价值„„加尔文宗的上帝要求的不是个别而是一生的善行，并且还要结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帮助理解，可以参考中国典故田忌赛马。田忌的上中下三等马都稍逊一筹，满盘皆输，但变阵以下马对上马，这一局输地更多，却三局两胜反超。套用这个典故，假定一个人一生工作50年，除去节假日，便于计算取整，总计10000天。天主教徒的人生就如同10000局独立的比赛。加尔文宗则是一场10000局分赛的终生赛，以5001局胜为胜。也如同田忌赛马，人生首要的决策是排列10000匹上中下马的出阵表。

将10000天整合于一个目标，就像放大镜聚焦点火，又像10000人在同一天协作，因而总绩效远远超过分散之和。相应每局都有相对全局和自身两个价值，未必一致，可能因小失大或丢车保帅。逐利是人类的共性，新教徒的独到之处是基于全局实现欲望，韦伯称为理性，更确切说是全局理性，对立面的非新教徒都有高超的局部理性。

这就是商业和军事上习称的战略和战术，也是为什么要区分战略战术。此种联系是客观的存在。只是以前被传统伦理所忽视。中世纪以农为本，农业是年复一年的耕作，不需要区分二者。但资本主义，无论远程贸易还是工业，具有规模效益，也就是较高的盈亏临界点，运营也是非线性地，只有战略思维能支持相应的投资和管理行为。在资本主义早期，就隐含于新教伦理中。

所以与意识形态观点正相反，这是唯物主义。儒教虽然也提倡入世和有为，以<论语>为例，是松散的语录，全书仁字出现上百次，没有两处含义完全相同。总之依赖情境，而缺乏超越其上的战略思维。孙子曰我专而敌分，是空间的战略思维。我孤陋寡闻，直到清末，陈澹然在<寤言二迁都建藩议>中提出“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才具有时间的战略思维。

工业东亚先行的日本，有意识地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产业政策可能以其它产业的虚

弱为代价。后起的东南亚，克鲁格曼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预测其金融危机。都只是战术高手。

中国企业在伯仲之间。以韦伯的标准衡量，其中大多数只是在做一个又一个项目。小企业先生存后发展还可以理解，但一些已有相当的物质积累，仍然缺乏战略意识。大多数员工只是在谋生，缺乏新教式的职业观，规划整个职业生涯。当今国际秩序正在剧变中，列强的国家战略都面临程度不同的迷失。

虚拟战略

新教徒极其虔诚，显然意识不到实际效果与战略相当。这种先知先觉的无心之合很耐人寻味。直至19世纪初，克塞劳维茨的<战争论>标志军事战略思维的成熟。20世纪初，韦伯才能领会数百年前的奥妙。再过50年，德鲁克的<管理的实践>标志商业战略思维的成熟。

而向前数千年，文明起源存在类似的无心之合。考古学家发现，各大文明的早期，都会建造“华而不实”之物。埃菲尔铁塔之前，金字塔一直是地球上自体最高的建筑。古埃及人可能视为法老升天的阶梯，关系到全民的福祉。学者对此当然不信，令人困惑，以当时技术之落后，金属工具尚未普及，为何要“浪费”如此巨大的资源。还出现外星人地标等一些无稽之谈。

帮助理解，可以参考IT的虚拟技术。以虚拟硬盘为例，文件大小不一，硬盘经常会有一定的空间闲置。虚拟技术能整合多个物理硬盘的碎片，在客户界面上像一个完整的硬盘那样显示和使用，充分利用资源，也降低运维的成本。

同理，各种神迹确实没有实用性，但先民们还有耕作、水利、贸易和军事等各种真实的活动。神是否存在并不重要，重要地是当人们信神以后行为模式的改变，对世界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神是存在的。整合于虚无信仰的共同体，各种真实协作都能增值。增值减去建造神迹的费用，如有盈余，就值得建造。

今天商学院已将真实战略方法发展地博大精深，炉火纯青。但相当时间内，虚拟战略还有市场，就是通常所说的愿景。战略作为长期规划，必然存在较大弹性或模糊性。普通员工未必有耐心和能力去理解复杂的战略。好战略应同时兼有理性决策和情感激励。比如微软曾经的理想：让每个家庭每张桌子上都有电脑。

索罗斯(George Soros)的反身性理论(Reflexivity)指出：在证券市场，人们基于未来的价值贴现，未来又取决于现在如何贴现，就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纠结。这种认知缺陷与实际进程之间的互动即反身性。也许虚拟战略天生的“确定性”能部分地弥补认知缺陷。

先民们和新教徒半出于天才的直觉，半出于自然的选择，找到了虚拟战略。但现代的管理者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致力提升“虚拟”技术，使虚实两层战略保持大致的磨合。

重要地是战略不是虚拟，但虚拟比战略更直观，因此经常本末倒置。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写道：“洪秀全既然把自己造出来的上帝当成胜利的根源，他就只能企待上帝再次显示奇迹。在革命前期，他曾借用‘天上’的语言来传达人间的革命意志，但是到了

革命的后期，他从远离实际的王宫中发出来的非人间的语言，已不可能在群众中引起什么激动了。”

特别需要强调，虚拟战略绝不是虚伪的战略，这在中国企业尤为突出。电影<鹿鼎记>有这样一段经典对白：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读书笔记 摘抄 篇2

一、本体论之争

从哲学上看,方法论的不同是由于对世界本质认识的不同,因此对事物的解释也就不同。归根结底,这是哲学上的大问题,涉及存在的性质和特征。本体论具有优先性,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它提出“存在”的本质问题,即我们的外部世界是否是“真实”并且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自杀论》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分别体现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的思想。自然地,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本体论思想也体现在这两部作品之中。

(一)实证主义的本体论

本体论就是关于“存在”的本质问题。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认为,社会是真实存在于世界上的,社会优先于个人,社会是第一性的,个人是第二性的,社会具有个人所不具有的独特属性,这就是本体论中的社会唯实论。社会是实实在在存在于世界上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把社会完全看成脱离个人生命力的存在。我们将探讨《自杀论》中所体现的社会唯实论。

《自杀论》既是对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准则思想的运用,又为社会学学科地位提供了合法性。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中运用了其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准则,即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之中去寻找,而不应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中去寻找”。[1]也就是说,社会学研究就是用一种社会事实去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而这种社会事实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的物体。在《自杀论》中,迪尔凯姆把自杀率、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都看成是社会事实,它们具有个人所不具有的独特属性,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杀率是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综合起来看,社会优先于个人,社会具有不可还原性。社会层次的自杀率、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具有单个人所不具有的独特属性。

《自杀论》中体现的本体论思想正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的社会唯实论思想。不管是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果来看,《自杀论》都反映了实证主义的本体论。

(二)人文主义的本体论

人文主义社会学传统认为,社会是虚构的产物,个人组成了社会,社会的性质可以还原为个人的性质,社会只是一个符号,一个集合名称而已,没有实在的意义。这就是本体论中的社会唯名论,社会是存在于世界上的一种假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把社会完全看成个人主观意识的产物,或者叫作“想象的共同体”。下面我们将探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体现的社会唯名论。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的经典代表作,是其“理解社会学”思想的集中反映。他把具有主观意义的社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注重社会行动的解释。该书以新教徒的社会行动为研究对象,揭示社会行动背后的主观意义,韦伯采取的是主观、移情式理解的方法。在书中,韦伯认为,正是新教徒的伦理观导致社会行动,从而导致社会现象的出现。“志在必得的宗旨之所以奇特,就在于它竟成为具有公认信誉的诚实人的理想,而且成为一种观念: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2]这种观念使新教徒把增加资本当作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使其社会行为合理化、道德化,这必然更加鼓励新教徒们采取这种行动。韦伯在该书下篇部分考察了加尔文宗、虔信派等诸派的教义教规。就加尔文宗而言,“首先教义就是如此。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世中唯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地服从上帝的圣诫,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3]在这里,社会是虚构的,只有单个的新教徒是实在的,新教徒们坚持自己的宗教观,进行生产实践活动,构成群体、组织和机构,形成资本主义社会。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体现的本体论思想正是人文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的社会唯名论思想。不管是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果来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都反映了人文主义的本体论。

综上,从本体论上看,对于我们的外部世界是否是“真实”并且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这一问题,《自杀论》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其所体现的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的社会唯实论思想;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其所体现的则是人文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的社会唯名论思想。社会唯实论和社会唯名论都是社会学中的本体论。

二、方法论的不同

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体现在本体论上的不同就是社会唯实论和社会唯名论的不同,这也就决定了它们各自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不同。我们知道,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都主张人们通过一定的手段可以获得对社会现象的正确认识,只是认识的手段不同,即方法不同。《自杀论》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运用不同方法论的两部典范之作。

(一)实证主义的方法论

因为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遵循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力求探寻社会现象的发展运行规律,因此,其主张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取向,在抽象层次上,从社会结构的宏观角度着眼,力图把握社会整体的运行状况。《自杀论》的研究采取的就是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取向,从社会层面上来研究自杀现象。

首先,在《自杀论》中,迪尔凯姆把研究对象确定为一个社会的自杀率:“每一个社会在它历史上的每一个时刻都有某种明确的自杀倾向。我们通过比较自杀的总数和总人口数之间的关系来衡量这种倾向的强度。我们把这个数据称之为被考察的社会所特有的自杀死亡率。”[4]因此,自杀率具有整体的性质,是一股自杀的社会潮流。其次,迪尔凯姆排除了心理变态和自然环境等“非社会因素”,开始探索自杀的社会原因和社会类型。这种社会原因就是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这是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自杀归因的表现。最后,迪尔凯姆提出了抑制自杀率的策略。他从社会的结构性层面出发,认为抑制自杀率最合适的团体是职业团体或行会,它可以成为一种集体人格,形成对成员的权威,成为他们的道德环境。因此,这样的社会凝聚力和道德环境是从整体主义提出的。

(二)人文主义的方法论

人文主义社会学传统遵循历史主义的意义阐释与因果解释方法,力求获得对事件或行动的价值或意义理解,因此,其主张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取向,在具体层面上,从个体能动的微观角度出发,来理解社会整体的运行情况。《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试图探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和性,通过历史理解的方法探究新教徒社会行动背后的伦理价值观。

韦伯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坚持个体先于社会,认为通过对个体的理解就能达到对社会的理解,在个体行动的主观意义中能够找到社会结构的因果解释。这样,以理解为桥梁,韦伯将个体与社会联结起来,形成了其个体主义的、理解的方法论。[5]为了探究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只在西方而不在东方出现这一问题,韦伯考察了西方从古至今的文化观,认为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是其根源。新教伦理为投资者,即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合理性提供了道德伦理依据,为理性经济人行为提供了精神支持。[6]韦伯运用文化价值来研究经济制度的发展,建立道德伦理与经济行为之间的联系。这就从新教徒的价值伦理观来看待社会行动,单个人的行动构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该书遵循的是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取向。

三、研究逻辑的不同

科学研究有两种研究逻辑:演绎和归纳。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分别运用前者和后者,对应的方法论分别是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因此,《自杀论》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分别运用了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

(一)实证主义的研究逻辑

实证主义运用了演绎逻辑,演绎逻辑是从一般原理或理论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来解释具体的事件或现象。《自杀论》从整体主义出发,研究各个国家的自杀率及其自杀原因和类型。从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的一般原理出发来看待具体的自杀案例,而不是列出自杀案例的清单,然后总结一般理论。实际上,对个人自杀进行名副其实的观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也就不可能收集到大量全面、真实的自杀案例材料。这就决定了迪尔凯姆必须进行演绎逻辑的推理,颠倒研究的顺序:不是首先研究大量的自杀案例,研究它们的特点和差异,研究这些特点和差异的原因,然后对它们进行分类,而是一开始就直接研究自杀的社会原因,并根据不同的社会原因对自杀进行分类。迪尔凯姆从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的一般原理出发来寻找自杀的社会类型和社会原因,因为运用归纳逻辑是不可能做到的。

(二)人文主义的研究逻辑

人文主义运用了归纳逻辑,归纳逻辑是从经验观察出发,通过对大量的现象进行观察,概括出具有普遍性或一般性的结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从看得见的活生生物质到看不见的精神。[6]在书中,韦伯从个体主义出发,观察大量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不同行为,了解到他们行动背后的伦理价值观的不同。“对于这些情况无疑只能这样解释:有环境所得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在这里是家族共同体和父母家庭的宗教气氛所首肯的那种教育类型)决定了职业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8]这就说明新教伦理影响了职业选择,影响了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最终形成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在该书中,韦伯还通过挖掘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教义和实践伦理观,发现禁欲主义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某种“亲和性”,这也是这本书最后得出的结论。

参考文献

[1](法)迪尔凯姆(著),狄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3](德)韦伯(著),于晓,陈维纲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修订版)[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5]黄波.从个体行动到社会结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论轨迹[J].兰州学刊,2008(08):100-101.

[6][7]叶静怡.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论和思想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4):63-68.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篇3

此次阅读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韦伯著名的文化比较系列专著——《宗教社会学论集》中的第一部，其后还有关于中国宗教(儒家与道家)、印度宗教以及古代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相关专著。韦伯的这一比较系列专著试图通过比较阐明：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那么，第一部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一作用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又是如何促进资本主义制度的呢?

在韦伯收集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西方各个国家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可以发现：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这其中与宗教到底有什么关系?根据我对西方宗教文化的了解和印象，我一开始简单地认为这必然是和天主教主张专修来世而禁欲苦行，而新教徒则专注于世俗的经济生活，热衷于物质享受有关。其实不然，韦伯的研究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他告诉我们，这是宗教改革下的新教宗教品性使其然。即如孟德斯鸠在《法意》中所说的，“英国人在世上所有民族中去得了三项最长足的进展，即虔诚、贸易和自由”，这在韦伯的观点来看，就是贸易的优势和自由政治制度的顺应与人们对宗教的虔敬连为一体。

在这里，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不能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仅仅是某种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知道是宗教改革的产物，韦伯所讨论的仅仅是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

在本书中，韦伯讨论研究了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和浸礼宗诸派等新教，我从其比较中得知：新教教派反对占有财富以及由此招致的放纵和懈怠，其看到了其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的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以此伦理观念为基础，我们可以看到带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职业观：唯有劳作而非悠闲享乐方可增益上帝的荣耀，虚掷时光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正是此种新教的伦理道德、职业观促使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和传播，加速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读书笔记 摘抄 篇4

韩明静

作者投稿

2013-09-22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出现在西方，而在同时期的东方却呈现停滞之势？许多学者致力于从经济因素方面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而马克思•韦伯却从宗教文化方面入手，探讨新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从非经济因素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的新方法，打破了习惯性地思考经济因素之于客观事物的决定性影响而忽视非经济因素作为相关因素产生的影响的思维方式，从一个创新性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做了分析和探讨。

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分为上篇和下篇，在上篇中，韦伯通过宗教团体和社会阶层、资本主义精神、路德的“天职”观三章为他的研究做了一个导言型的详细的论述。

宗教团体和社会阶层：韦伯通过对大量社会事实和经验的归纳分析，指出在宗教团体和人的精神、行为之间确实存在“只是被模糊认识到的”关系。比如，他在本章的一开始便指出，在任何一个多种宗教成分并存的国家，工商界领袖、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宗教团体与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职业和教育等多个方面，通过马克思•韦伯描述的事例和统计数字表明，虽然现实社会中也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相反的或不明显的现象，但从总体上来说，确实可以感受到这种联系的存在。当然，韦伯也指出在研究宗教对人的影响产生的差异时，并不仅仅限于它在暂时的历史环境处境中的主张和思想，更重要的是寻找“宗教信仰永恒的内在特征”。宗教的内在特征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和精神，从而影响了人们的社会行为。经过对宗教团体和社会阶层历史事实的归纳分析，韦伯认为新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联系，不过在现阶段，这种联系还是模糊的。而他的研究就是要尽可能清晰地阐述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通过什么并在什么程度上实现的。同时韦伯也提出了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要从探究在基督教的不同派别中存在过的那些宗教思想入手。

资本主义精神：要探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必须要先确定研究中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什么。当我们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行分析解释时，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描述是必须的，它可以使我们清晰地了解和定义研究的内容、范围等，便于准确地进行研究任务。马克思•韦伯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和雅各布•福格的话语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描述。他认为前者表现的是一种精神气质和个人倾向，而后者表现出一种具有伦理色彩的生活行为模式。为了更详细和深入的描述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做了许多分析和解释。他指出富兰克林话语中表现出来的伦理宣扬的至善是指“在现代经济制度下利用合法的手段赚钱、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这也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在这里，韦伯提出了“天职”的概念，并模糊的指出天职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联系，他提出“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中的社会伦理最有特色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在第二章里提到的“天职”概念与第一章节里对于研究要进行探究在基督教的不同派别中存在过的那些宗教思想相应，同时与下文第三章节里对路德的天职观的详细描述相应。韦伯指出对天职的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出现之前，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简单地按照唯物主义观念而仅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产生的，而是一系列复杂的因素的共同影响，在这其中，必然有宗教因素的存在。什么是韦伯研究的资本主义精神，其重要的是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并作为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的生活准则。韦伯认为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表面上的、直接的、简单的，单纯的宗教观念并不能对资本主义产生明确的、正面的影响，因此韦伯一直强调要研究宗教信仰的内在特征。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出资本主义精神这一特殊具体的形式应该归于何处。路德的“天职”观：马克思•韦伯也将这一章称为研究任务，正如韦伯一再强调的要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要重视“天职”这一概念。关于“天职”的概念是路德最先提出的，“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天职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同时表达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义。韦伯指出对世俗活动的宗教辩护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同天主教的态度相比，宗教改革本身的结果就是逐渐在有组织的从事一项天职的世俗劳动中，融入了一种道德内涵以及宗教认可。他同时指出路德意义上的天职观念对研究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新教各教派或许在天职观念和资本主义精神方面建立了清晰地联系。所以韦伯研究的对象是在现实生活和宗教动机之间的关系较之于路德派更容易理解的教派，这正是下文第四章的内容。

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韦伯在这一章节里对四种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派别形式（加尔文派、虔信派、循道派、浸礼会各派别）的教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描述。加尔文主义：预定论是加尔文派最显著的特点，世间万物存在的意义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我们只能理解上帝愿意为我们展现的旨意，其它一切包括人的命运是不能洞悉和质疑的。预定论给日常生活中伦理行为带来的影响，就某一个人的总体宗教环境来看，是将人们带入了内心的孤独感中。而加尔文派的教义是通过世俗活动增加上帝的荣耀，紧张的世俗活动能够给人带来恩典的确定感、获得自信、抵消宗教焦虑。加尔文派的教义提供了一种条理的、理性化的伦理生活，展现出与天主教不同的禁欲主义。虔信派：预定论也是虔信派禁欲主义运动的出发点。虔信派的决定性特征，强调引导宗教努力争取在此生获得拯救，而不是为了来世的确定性而艰苦的禁欲的感情因素。韦伯指出只要不出现由于“强调感情决定”而产生的极端后果，只要归正派中的虔信派努力在世俗天职的日常工作中确认救赎，那么虔信派主义的实际效果就是对职业行为进行更严格的禁欲控制，从而为天职伦理观提供一种比正统归正派更加坚实的宗教基础。但韦伯在此后的讨论中指出虔信派的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是摇摆不定的，它将占有恩典状态的压力转向了现实的情感状态，这种从宗教需要向现实情感满足的转变，不可能发展出对世俗活动进行理性化的强大动机，而另一方面这种转变可以使宗教信仰更顺利地、系统地渗入到行为之中。循道派：为了达到救赎的确定性，信徒的行为具有条理性和系统化的性质。它与禁欲主义伦理结成了联盟，永久的烙上了清教主义的理性化的烙印。在循道派中皈依的情感行为是有条理的衍生而来的，情感一旦觉醒，就应当投入到为达到完善性而进行的理性斗争中去。浸礼会各派别：浸礼教各派以及所有预定论者都极力贬低圣事作为救赎手段的作用，从而以最极端的方式实现了对世界的宗教理性化。一个人获得救赎的明确标志是他从精神上脱离尘世以及一切尘世中庸俗的乐趣并且无条件的服从于上帝，上帝通过信徒的良知与之对话。由于浸礼教各派别中的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浸礼派教徒精明而审慎的理性行为大多转向非政治的天职，特别是从事经济职业。韦伯指出在研究中更倾向于把主观接受禁欲主义信仰对个人行为产生的影响作为起点，这正是第四章所讨论的内容，在这一章，韦伯大致概述了清教主义天职观的宗教基础，下面则要探讨这种天职观进一步的影响。

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指出清教徒反对的并不是财富本身而是在于占有财富有招致懈怠的危险上。虚度光阴是万恶之首也是万恶之最。而劳动是为人称许的禁欲方法。上帝要求的并非劳动本身，而是体现在天职中的理性劳动，清教徒的天职观里，世俗禁欲主义的条理性是强调的重点。韦伯指出强调固定职业对禁欲的重要性，为近代的专业化劳动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同样以神意来解释获利，也为商人的活动提供了正当理由。清教主义带有理性组织资本与劳动的精神气质。韦伯认为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在反对享受财富的冲动上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它限制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然而，在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这一方面，它又有其心理上的影响，它不仅使获利驱动合法化，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把它看做上帝意志的直接体现。韦伯指出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世俗职业里永不停息、持之不懈的系统工作，在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发展中，发挥了支撑作用。当消费受到限制和获利取得自由两者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由禁欲主义强制节俭带来的资本积累，而这些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清教思想并不是单纯鼓励资本积累，而是促进了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方式的发展。宗教禁欲主义不仅为商人的获利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也为他们提供了有节制的、有良知的、工作异常勤勉的工人。从而在现实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观，视劳动为天职的，已经成为现代工人的一个显著特征，获利的态度成为商人的特征。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诞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基本要素，即以天职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趋于清晰了。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 篇5

而反观中国，自儒家思想异化为皇权统治的工具后，如同西方的教会一样形成了儒家官僚体系，垄断了全社会思想道德的控制权和解释权。儒家思想的特质扼杀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生存。

资本主义精神非常认同对财富的积累，认为这是天职，是增加了上帝的荣耀。而儒家思想对财富的排斥却根深蒂固。一个排斥财富的环境怎么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呢?资本主义非常依赖人与商业的自由，对全社会的平等自由开放的要求非常高。而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是划分各阶级的权利等级并试图长期维持这种等级制。虽然西方资本主义也有等级制但其僵化的程度远低于儒家思想统治下的社会。

新教改革运动破除了教会对思想道德的垄断，让创新思想和科学思想蓬勃发展。而儒家思想的另一个核心特征就是遵守古代作法，还有一个核心特征是对科学思想的极其蔑视。这种思想完全是与资本主义精神对立的。

可以说儒家思想的优点很多，需要真正去继承;但有几个核心思想完全是对立于资本主义思想的，而且是完全落后于资本主义思想。

原本孔子认为人不应当只看到利益并以利益作为唯一的人生准则，而是应该进一步去完善自己。所以提出要从一个庸俗的人——小人，转变为一个高尚的人——君子。人没有生而知之的，也没有生而君子的，所以从小人到君子是人的进步。但后世将儒家思想转变为社会制度后，却有很多问题：

将小人与君子对立，将平民与官僚对立，将财富与道德对立，将平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并暗含对立。这种对立是儒家官僚体系为利于社会管理而设计好的——划分等级并从道德和制度上压制其他等级。这从根本上就偏离了孔子原本对人的进步的追求，完全是帝王术。所以只要用这套披着道德外衣的帝王术来管理国家，必然出现大治大乱的历史轮回。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读书笔记 摘抄 篇6

韦伯在书中建立了严密的逻辑推导, 步步展开。

首先韦伯在书中提出的理想类型, 即社会学研究中的研究工具之一, 这一方法调和了实证和反实证的矛盾, 研究者通过选择和强调研究对象的某些重要典型的特征, 舍弃忽略另一些不重要的非典型特征构建而成的概念形式。韦伯提出的资本主义精神, 正是这样一种理想类型。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认为是一种惜时、守信、勤劳、节俭、谦恭的态度, 同时抑制自己本能享受。过去这些传统的美德本身就是目标, 但现在成为追求财富的手段, 最终的目标是金钱。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韦伯提到早在中国古代的明朝就已萌芽, 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 资本主义并没有在中国建立并发展下去, 而萌芽较晚的欧洲, 却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肥沃土壤, 韦伯试图去探求其原因, 并最终将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基本假设:资本主义精神尽管就其纯粹的理想类型来看, 它具有某种目标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的典型特点, 但追溯源头它肯定首先是价值合理性。从历史生成的角度来看, 它是个历史现象, 资本主义精神和某种普遍的社会伦理之间应该存在某种亲和力, 以这样一条思路出发, 韦伯对欧洲宗教的主要教派进行了比较。

韦伯首先探求了基督教的主要分支——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的共同特点, 简而言之, 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1、他们都认为, 存在一个超越尘世的全知全能的上帝, 存在一个神圣界, 神圣界的代表是上帝, 他掌管着世俗界的命运。

2、尘世间的一切罪过无论大小轻重均有双重含义:一是对上帝的背弃, 一是对他人的伤害。而人间法律只能惩治人间罪恶, 而不能惩治超越世俗生活的原罪。

3、上帝是仁慈的, 他派遣自己的儿子耶稣到人间传道, 拯救人类。人类只有遵循上帝旨意, 约束自己行为, 保持灵魂的洁净, 才有可能最终解决精神上的痛苦, 才能够赎去自己的罪孽, 最终带着一颗净化的灵魂, 遵循神法所做的判决, 走向最终归属。

4、人死是肉身之死, 人的灵魂有两个归宿, 一是往复光明的天国, 回到上帝身边, 获得永生;二是到黑暗的地狱, 永遭磨难。

天主教和新教之所以分为两分支, 他们也有很多差异的部分。韦伯发现宗教在经济生活领域当中起了很大作用, 在现代企业中, 经营者、资本家、高技术工人中, 新教徒占了压倒性的多数。进一步追溯历史, 他发现欧洲许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地区或国家, 特别是大多数的富裕城市, 在16世纪宗教改革中都转奉新教, 也就是说,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新教具有明显相关性。

为了解释这种现象, 韦伯提出了几种预设:

1、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摆脱教会控制, 向传统宗教神圣性提出怀疑和挑战, 新教恰好顺应此趋势和挑战, 有助于削弱教会的控制力。

2、新教徒之所以集中在政治活动领域, 是由于政治原因及社会条件造成的, 也就是说, 新教徒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 只能在经济领域中发展自己的才干。

3、天主教对来世的追求及禁欲特征非常突出, 使得天主教徒对尘世美好事物漠不关心, 从而阻止他们献身于世俗的经济活动的热情。

但韦伯经过实证的研究, 先后否定了这三种假设。经过考察, 韦伯认为, 新教徒对来世信仰并不亚于天主教徒。从禁欲来看, 新教中尤其加尔文教派更是严厉反对生活享受, 提倡一种严酷的禁欲生活。所以笼统地用对来世关注和禁欲主义无法对两种教派在经济活动中的区别进行解释。

于是韦伯得出一个假设:新教来世信仰、禁欲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存在亲和力, 天主教的来世信仰、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则缺乏这种联系。韦伯认为必须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两种教派在宗教思想、宗教体制方面的各自特点和差异。

由此, 韦伯对天主教伦理和新教伦理进行了比较概括。

1、天主教伦理特征: (1) 对尘世的态度:鄙视和厌弃尘世生活, 认为所有世俗活动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伦理, 其意义价值与灵魂获救无关。 (2) 心理态度:忏悔制度发展出个人对群体的依赖感, 天主教徒从中获内心安宁。 (3) 宗教价值生活:修道院的禁欲生活是最高美德。核心倡导一种出世禁欲主义。

2、新教伦理特征: (1) 通过天职观赋予职业活动宗教意义, 使得职业责任上升为宗教价值的伦理观, 相当于今天敬业。 (2) 命定论削弱个人与宗教组织的联系, 从而发展出一种独立精神和个人主义精神, 新教的个人奋斗不再被看做自私贪婪, 变成了可接受的美德, 个人奋斗是信仰虔诚的表现。 (3) 把禁欲主义从修道院移植到世俗领域, 系统理性的严格禁欲生活强化了自己的信仰, 成为具有宗教价值的美德。

核心提倡一种入世禁欲主义。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 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新教的信徒能在尘世的经济生活中做出更多的作为。因为他们提倡的伦理价值能更多地促进信徒参与尘世的活动, 这种在尘世的奋斗被看做个人虔诚的表现, 而这种教义也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对待财富、时间等的态度惊人的一致, 也许这就不难解释, 为什么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得如此顺利并繁盛。

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的读书笔记 篇7

一、理解宗教派别

第一章的标题是“宗教派别和社会的分层”。韦伯认为，由于从事工商企业和高级技术工作需要有一定的资本或者接受过费用高昂的教育，符合这样条件的人一般是占有大量遗产或者物质生活水平较高。按照这个逻辑，“旧帝国中许多经济发达、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的地区都转向信奉新教”这一点完全能够解释为什么从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新教徒比例高这一事实。

我当时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经济发达、自然环境优越的地区会信奉新教？

再次阅读第一章我发现，韦伯提到“从传统经济中解放出来，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增强了这一趋势——以怀疑一切传统统治的权威性的精神来质疑传统宗教的尊严。”也就是说，这些地区敢于突破传统，采用了先进的经济生产方式，使得经济获得发展，那么该地区的人应该也比其他地区的人更敢于突破传统宗教的束缚，转向信奉新教。这个结论与我在阅读前的知识储备大相径庭，我之前一直以为是先信奉了新教，再选择从事资本主义，获得经济发展。然而，第一章告诉我们是经济发达地区选择了新教，所以在这一层来说， “经济发达”是因，“新教”是果。不过，在发展过程中，这两个因素必然互为因果。

在第一章中，我的第二个收获是：“处于某个统治者集团附庸地位的民族和宗教少数派，由于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所以开始从事经济活动。”当时，新教的政治影响力不及天主教，所以新教徒将重心转向经济，这一点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韦伯又在后文提到，天主教徒没有在失去政治地位的时候有过显著的经济发展，而新教徒无论有没有政治地位都重视经济发展。这说明对政治地位的拥有并不是新教徒和天主教择业倾向不同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宗教信仰的内在特性。在这一章中，韦伯对比了新教和天主教的政治经济行为，导入话题：宗教思想的特质和差异能够影响甚至决定经济政治行为。

二、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

第二章主要探讨了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在第二章开头就明确指出，他无法用“类同种差”的公式来定义资本主义，但是为了更好理解这个概念，要对资本主义精神做一个暂定的描述。这给我的启示是：当无法给一个概念下一个准确清晰的定义时，先进行假设，再根据后续的研究，对这种假定进行修改和纠正。

韦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又提出了两个概念“前资本主义”和“传统主义”与其进行比较。对于这三者之间的区别，我的理解是，传统主义观念下的工作是为了满足生活需求；前资本主义鼓励追求利益；资本主义也追求利益，但是不能享乐，要进行资本积累。也可以用“收入”和“支出”两个指标来理解这三个概念：传统主义是少收入，少支出；前资本主义是多收入，多消费（享乐）支出；资本主义是多收入，多再生产支出少个人消费支出。传统主义和两种资本主义的不同点在于，劳作的目的和强度不同；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不同在于对于已经赚取的利益的处理不同。

无论是前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与传统主义有一个质的差别——追求利润。在阅读本书之前，我的观点是，追求金钱利益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资本主义强化了欲望、带来了贪婪、导致了拜金主义。但是，韦伯否定了我的这种想法。追求金钱利益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在传统经济时代，不信奉宗教的人为了唯利是图；信奉传统宗教的人的物质欲望被简单粗暴的压制了；资本主义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精神对于非理性的物质欲望并不是鼓励，而是缓解，或者说是在抑制。资本主义主张逐利，但是又抑制物质欲望，这看似矛盾，但是在资本主义复杂的生产运作中是真实存在的。而这个矛盾恰恰就是新教的道德伦理产生作用的结果。

三、理解路德的职业观

本章的标题是路德的职业观。职业观是指人的“一生的职业”理念。职业是指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新教的核心教义认为人们应该用得自上帝的生存意义来履行这种义务和责任。路德发展了这种思想。

路德的职业观是不断发展的。一开始，路德认为职业只是人的事情。后来，在慢慢了解社会事务之后，他认为社会活动体现了上帝的旨意，不仅是人的事，也是信徒生活里必备的东西。但是，社会活动在道德层面又不具有宗教性质。随着“唯一的信仰”这个概念的发展，路德将社会活动（即职业）赋予了宗教道德。例如他认为修道士的生活没有社会责任感，所以毫无宗教价值。不过，路德的观念不具备资本主义精神。

本章提到“路德仍然在用传统主义的眼光看待职业理念”，而本书讲述的应该是新教的职业理念，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将路德的职业理念作为重点展开？是因为路德是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吗？这一点我仍然存疑。

四、理解四种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韦伯在本章阐述了四种遵从禁欲主义的新教：卡尔文教、虔诚派、卫理公会和从再浸礼派运动中生长出来的各教派。这四种禁欲主义实际上不存在明显的差距。

在论述卡尔文教的禁欲主义时，韦伯考察的重点是“上帝预选说”。被上帝选中的人是谁？人又是怎么样知道自己是否被上帝选中？这两个问题是“上帝预选说”的核心问题。卡尔文教认为，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在抵抗所有诱惑的时候，圣徒需要摒弃怀疑，抱持被上帝选中的态度；第二，获取信心的最佳方法是紧张的社会活动。因为一个人假如没有自信，就表示他不具备足够坚定的信仰，所以人们一定要坚定地相信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人。卡尔文教认为“上帝既能直接借助《圣经》，也能间接地借助他所创造的有序世界。”所以人们只需要将自己的灵魂和上帝选中的人灵魂进行比较。这是确认自己是否被上帝选中的具体标准。卡尔文教的工作力量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工作。”教徒坚信，要具备善行，并且通过它来消除下地狱的恐怖心理。这种信仰体现到具体行为上就是教徒被要求一生要做善事。

韦伯第二个论述的是虔诚派。虔诚派的禁欲主义的出发点与正统卡尔文教相比更重视宗教情感。

韦伯第三个论述的是卫理公会，卫理公会放弃了卡尔文教禁欲主义的教义的基础，即他们认为“上帝预选论”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一种措施（而卡尔文派认为获得并明确上帝预选是最终目的）。卫理公会要求人们必须具备确保获得救赎的状态，要具备充满秩序且系统化的行为。

当时对于本章的疑惑是，卡尔文提到：“一旦确定了不被上帝恩宠，就谁也帮不了你。”但是在后文又说人可以通过写信仰日记的方式来审视自己的行为，再进行自我激励。所以我就产生疑惑，如果说自我审视之后，将成功/成就归于上帝的恩宠，将失败/失去归于上帝的惩罚，按照这个衡量的方法，“上帝的恩宠”是一件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的事。而按照前文的意思“恩宠”是与生俱来并且不会改变，这两者不是很矛盾吗？

现在我意识到，首先信仰日记只是使自己获得确信的一种方法，并不是绝对正确。其次，卡尔文教认为“人们一定要坚定地相信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人”，所以他可以通过写信仰日记的方式，来反复强调“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人”来增加生活的信心。

五、理解禁欲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

本章的标题叫做“禁欲与资本主义精神”，目标是证明资本主义精神（基于职业理念上的理性的生活样式）是由新教的禁欲主义精神所孕育出来的。韦伯选择的研究方法是，选择享有盛誉的清教伦理学家——巴克斯特进行重点研究。以下是巴克斯特和清教徒的其他观点。

1、关于财富。巴克斯特批评追逐财富的行为，认为财富非常危险。韦伯同时比较了加尔文关于财富的观点：加尔文认为收集财富合理，可以增加教会的声望。

2、关于时间。巴克斯特认为人要在工作日里都干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能荒废时间，他提到“持续进行艰难的脑力劳动或者体力劳动是人的主要工作。”

3、关于性欲。清教徒主张放弃性欲，认为性交仅仅是为了繁衍后代。

4、关于承担劳动义务。巴克斯特认为承担劳动义务是任何人都应严格执行的禁令，并且不能用财富来规避劳动。（即有钱人也要劳动。）

5、职业理念。工作即是践行禁欲道德，也就是在增加上帝的荣耀，人可以从事整体而言来能带更多利益的工作。所以，人既可以从事多份工作也可以换工作。在做职业选择时，清教徒认为，职业的价值可以通过观察他是否符合上帝的意愿来衡量，而现实的衡量标准就是“能否为社会带来财富”和“能够带来的私利的数量”。

6、对于追求财富动机。清教徒认为，如果因为私利追求财富是不正确的，如果因为承担社会责任而追求财富是正确而必须的；对于追求财富的手段，禁欲主义否定通过欺骗和贪婪的措施来实现个人目标的行为；对于享受财富，清教徒主张抵制非理性地利用财富。

以上六点是我从第二卷第二章概括的清教的禁欲主义具体要求。不够全面，也有很多认知偏差，但是大体上能得出结论：这些要求恰恰契合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

概括地说，新教的禁欲主义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要获得救赎或是显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就必须认真工作。如何证明自己“认真工作”了呢？新教认为对财富的占有量是衡量劳作的标准。因此要求人们最大限度地去赚取财富。但是，新教徒仍然反对人们享用财富。新教的禁欲主义要求人们不停劳作但是要限制消费。而这一点势必会带来资本的积累。由于花钱的时候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尤其要抑制自己购买奢侈品的欲望，人们因此会慢慢用财富来进行再生产投资，资本主义获得发展。反过来说，资本主义非但不会让人们对财富抱贪婪的心态，反而会压制一些非理性的贪欲。

资本主义就是追逐利益，但是运用的是理性的方法。因为非理性会导致获利的有限性，而理性却能够让资本主义一直拥有获取利益的机会。总之，禁欲主义和资本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按照禁欲主义的主张，获利自由（反对不正当的动机和手段）和限制消费同时存在，会引发一种后果：由于花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人们于是会用财富进行生产性投资，资本积累在禁欲主义的克制下产生。但是在这之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面对财富的引诱，必然会有教徒产生犹豫；在获得了足够多的财富后，也必然会有教徒惰怠，放弃追求上帝的恩宠而贪图享乐。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宗教改革就必须要一直进行下去。

六、总结

本书主要说明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禁欲的新教道德伦理之间的联系。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实际上是理性思维，是影响理性经济行为的精神因素。韦伯致力于对这种精神因素进行分析，找到宗教中各种难以捉摸的力量和这些力量牵涉到的道德伦理（禁欲主义）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以及影响的路径。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新教思想与资本主义精神契合，两者组合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理性，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不可控因素出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主义也背离了最初理性的航线，走向贪婪和掠夺，资本主义的弊端也不断显露。因此，无论是新教还是资本主义都不能停止内部的改革。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读书笔记 摘抄 篇8

关键词：信仰,理性,行为,会计职业精神

一、引言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964-1920)1920年正式出版的最负盛名的代表作。韦伯主要考察了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范畴,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韦伯认为弥漫于近代欧洲的一种叫做“经济合理性”的精神气质和社会心理就是“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的核心,而这种经济理性是通过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和精心盘算,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获取预期的利润加上勤勉、节俭来实现的。促使其以精确的事前和事后的计算来克制感官欲求、勤勉的工作又不追求享受的动力源来自于基督新教的“天职”(callling,vocation)观念。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人是为了让人管理这个世界;“天职观念”认为,“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世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只有努力工作积累财富的人才能成为“选民”得到救赎。世俗的职业成了“天职”,清教徒们为了荣耀上帝就要兢兢业业去工作,世俗经济行为的成功不是为了创造可供于享受和挥霍的财富,而是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宠。清教徒的传统观念是“只要检查每个人的银行账户,就知道谁是上帝最眷顾的子民。”财富和理性道德的积累需要簿记进行精确地记录和计算。韦伯通过“对上帝的信仰——理性——职业——会计”的逻辑关系来证明了这样的观点,新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理性,会计成为资本主义理性的实现方式。韦伯实际上是以会计的职业特性或者职业精神代表或象征了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在韦伯那里,几乎所有新教徒而不仅是资本家和会计人员具有这种精于计算、理性、勤俭、不断积累财富的精神气质。这在英国作家笛福(1660-1731)1719年写的小说《鲁宾逊漂流记》中也可以窥见端倪,整部小说几乎就是“典型的账簿语言”(李丹、贾庆军,2005)。事实上,笛福的小说中不断出现各种金钱数目的账目,小到一便士、几先令,大到成千上万的英镑(高玮,2005)。马克思对鲁滨逊这个冒险家的算计理性看得非常透彻,他说“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鲁滨逊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依靠《圣经》、记账和乐此不疲的工作按照自己的算计在荒岛上创造出了属于他的世界。真正直接体现一个职业会计人员资本主义精神和会计职业精神的还是1994年出品的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肖申克的救赎》改编自斯蒂芬·金《不同的季节》(Different Seasons)中收录的《丽塔﹒海华丝及肖申克监狱的救赎》。作品描述的是精通财会税收知识并喜欢地质和石雕技艺的银行家安迪·杜佛伦因妻子遇害被冤入狱,入狱后他很快面对现实,并反思自己,宽恕了妻子。影片分为明暗两条线:明的一方面,他在冒着生命危险争取到为狱警队长海利进行税务筹划的机会,从而使自己和狱友获得了片刻自由的时光;他通过利用自己的税收财务知识不断为预警提供税务筹划为自己争取到了比较宽松的囚禁环境;后来还借机会冒着严刑拷打和关禁闭的危险播放了意大利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片段《今夜无人人眠》,让自己和狱友们在精神上得到了善与美的救赎;他坚持12年每周给缅因州议会写信争取经费资助,扩建了监狱图书馆,购买了新书,并为狱友提供辅导使他们的心灵享受到了知识的滋养并拿到了高中文凭;后来为典狱长诺顿代理记账、转移账户洗钱、提出投资理财咨询,从而得到独处一室的待遇。暗的方面,他借口雕刻石子弄到了一把鹤嘴锄,他用这把鹤嘴锤做工具,用能够遮盖墙壁洞口的丽塔·海华丝或者拉蔻儿·薇芝的海报和能藏下鹤嘴锤的《圣经》做掩护,利用晚上的时间持久不懈地挖掘囚室的墙壁,利用放风的机会抖掉沾在裤腿、藏在暗兜里的挖掘废土,19年时间挖通了狱友瑞德认为需要600年才能挖通的墙壁。当他发现汤米遇害、明白自己不可能被平反的时候,果敢决定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钻出墙洞,爬下窄窄的夹层,借着雷声的掩护精确地用石头凿开污水管道,再爬出500码长的、臭气熏天的粪水管道来到小溪边,一直走到太平洋,重返自由世界。成功越狱后,他以帮典狱长洗钱时虚构的身份提走了诺顿账上的37万美元,按照自己的公义要求到墨西哥海边开起了小旅馆,还曝光了肖申克监狱里的腐败与残暴,使典狱长诺顿和狱警队长海利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与《鲁宾逊漂流记》一样,在这部影片里,出现最多的还是《圣经》、记账理财以及艰苦执着而乐此不疲的工作,这些与韦伯描述的资本主义精神非常相似。除此之外,影片还宣扬了主人公的爱、宽容、希望、心灵的自由、平等以及公义等。由此,与其说银行家安迪靠上帝得救赎,倒不如说是靠着公义(尽管公义也是《圣经》所倡导的)和希望以及职业理性精神得到救赎。在笔者看来,这部影片更多地反映了一种会计职业精神的光辉。

二、信仰、理性、会计、职业精神及其相互关系

(一)信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理性和职业观就是来自于清教徒对上帝的信仰。“韦伯认为理性是上帝赐予的,是人生来固有的。‘理性行为’是社会行为的手段与目的之间合乎逻辑的联系。”按照加尔文教派,理性是上帝赐予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工作,管理这个世界,荣耀上帝。“上帝给我们理性,为的是帮助我们在世上工作,也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即使那最锐敏最有修养的智力和最清晰的理论,也不过是一种达到超理性的目的的工具和为行动而作的准备。”加尔文教派还明确地把信仰、理性与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理性是用来管束感官的,“重视赎罪和得救的来生,同时它又希望靠一种理性的管束制度来控制肉体和感官生活。”“它产生了不停歇的劳动,对感官生活不断地加以管束,但这努力却全不是以勤劳所产生的为最后目的。这一伦理的,唯一的,主要的,有控制力的目的是在乎荣耀上帝,建立圣洁社会,并达到那在拣选中被认为目的的拯救。加尔文主义的其它一切形式上的特点,都是以这个观点为依归的。”同属于新教的灵修派认为“基督,内心之光,理性,绝对的自然律,这一切全是一件事”。理性来自于会计核算,劳动需要会计核算:“只要资本主义的获利活动是按照理性来追求的,相应的行为就总要根据资本核算来调节。”“要以货币形式进行资本核算,无论是用现代的簿记方式,还是用其它不管多么原始和粗野的方式。总之,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在一项事业开始时,要有起始收支;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要有一番计算,以弄清是否有利可图;在该企业结束时,要有最后的收支估价,以确定获得了多少利润。”“只要这种交易是理性的,交易的合伙人每采取一步行动都要进行核算。”所以,理性、职业、会计都可以归结为基督新教的信仰。这一点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几乎可以得到全面验证,鲁滨逊就是“一手拿《圣经》,一手拿账簿”的典型。他随时都在阅读《圣经》,并在日常的劳作和生活中感受上帝的恩典以及自己对上帝的忠诚。但在《肖申克的救赎》中,《圣经》几乎沦为道具,实际上是作为鹤嘴锤的藏身之所。虽然典狱长诺顿极力鼓吹让囚犯读《圣经》,但电影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主人公或其他角色读《圣经》的镜头,经常引用《圣经》语录的典狱长却是无恶不作。另一方面,《圣经》所宣扬的爱和公义却不断得到表现,比如主人公安迪入狱后很快就宽恕了自己的妻子的偷情行为并不断自责,所以很快面对了身陷囹圄的现实,他爱这个世界,甚至爱这个监狱,他从没有把肖申克监狱当做禁闭身心的场所,他在放风的时候也像是在“自家客厅”旁若无人地散步。不仅如此,他还把希望不断地传递给狱友们,他冒着生命危险为狱友们争取到片刻的自由,十二年如一日地申请扩大图书馆的资金和书籍,为狱友们争取读书的机会,无私地为小偷汤米辅导帮助他获得高中文凭,最后还把瑞德救赎出来,他不断地把希望、自由和知识的光辉带给每个人,最终他越狱成功,诺顿自杀。他每次爱的行动也都为自己争取到了有利的条件,从而使自己保持着希望;他因为自己冷落妻子而自觉接受惩罚,但他只接受应该接受的惩罚,不接受不该自己承担的惩罚,冒死捍卫生命的尊严。他认为自己帮助诺顿洗黑钱、作假帐有罪而自愿坐够19年牢狱,最后因为无法洗清自己才毅然越狱。越狱成功后,他也仅从诺顿贪污的收入中拿回属于他自己应得补偿的那37万美元。不仅如此,他的诚实和信守诺言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安迪的救赎其实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救赎,暗合了《圣经》的要义,如同《圣经》所说:“因公义得蒙救赎”,但这种爱、公平正义、诚信的信条岂止《圣经》所独有,也决非基督教所唯一提倡的,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儒教思想、佛教思想和传统伦理道德观以及共产主义思想都有类似的伦理观念。所以,与其说是《圣经》对安迪进行了救赎,不如说是安迪对这些价值观的信念和坚守使之得到了救赎,如果说信仰也是对这些普世价值观的信仰。

(二)理性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上)》和《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把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分为四种类型: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感情因素和传统因素。其中前两者属于理性行为,后两者属于非理性行为。他认为,“支配目的合理性行动的理性是工具理性,支配价值合理性行动的理性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主要指选择有效的手段去达到既定目标,它是可以精确计算和预先计算的。韦伯根据是否引入计算和逻辑分析又提出了一对范畴“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一种形式上的合理应该称之为它在技术上可能的计算和由它真正应用的计算程度”,“形式理性就是指理性选择中的意识活动形式应当是计算的,计算有几个最基本的特点:“量化、符号化、逻辑推论和效益预测。”实质理性则注重理性选择的目标和结果的实现程度,它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形式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是一种客观理性;实质理性具有价值性质,是一种主观理性。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更倾向于把形式理性当做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精神气质。从个人心理角度,无论《鲁宾逊漂流记》还是《肖申克的救赎》首先提到的都是价值理性,鲁滨逊和安迪都面临极其严酷的环境,但是他们首先是对终极价值的坚守。尽管鲁滨逊也欺骗奴役土著人“星期五”,但是当他认识到其所具有的人性光辉后,也会痛苦自责,之后与他并肩战斗,尤其是在面临自身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鲁滨逊也不忍心伤害他。在他得到里斯本船长的慷慨资助时感动得留下了眼泪,但仍然没有忘记合理地写下一张收据,并在其去世后仍然连本加息一并偿还给其子孙后代。在《肖申克的救赎》中,主人公安迪·杜弗伦入狱后,无论面临多么艰苦的环境,他都一直相信人的平等、自由和生命的高贵,一直坚持仁爱、宽容、自责、公义、生命的尊严和信义,并依靠这些保持着内心的希望和自由。在这种信念下,他的自我救赎行动才有可能非常坚毅地走下去并最终成功。由此看来,他们的工具理性甚至形式理性得以保持的前提是价值理性,在这两部影片中,价值理性都被宣扬为来自于《圣经》教义,但是在《肖申克的救赎》中,这种色彩已经比较淡薄。所以说,价值理性可能来自于信仰也可能来自于对终极和普世价值的信念,而这又是工具理性乃至形式理性得以展开的前提。归根结底,形式理性之成为理性的或者“合理性”的,是由于人类对终极存在或者“客观”的信仰,在一切未知并且看不到希望的环境下,鲁滨逊的理性生存和安迪的自救行为都是在此前提下才充满信心地展开的,但真正得到救赎还是通过理性计算和扎实细致地劳动才得以实现。

(三)会计

按照韦伯的说法,形式理性表现为精打细算,是一种计算理性和逻辑理性,会计是形式理性最重要的方法: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把会计或者簿记当做实现理性的唯一手段。在早期加尔文新教中的禁欲主义和天主教牧师生活的理性化形式都有对伦理行为的系统化,这种系统化的形式就是“宗教记账簿”,账簿甚至成了道德记录的簿子。资本主义产生后,新教就把会计当做克制感性、发扬理性、积累财富以荣耀上帝的手段。韦伯把会计定义为资本会计制度,是对资本投资事前的计算决策和事后的计算考核,如前文所述,“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要有一番计算,以弄清是否有利可图;在该企业结束时,要有最后的收支估价,以确定获得了多少利润。”(见前文)这非常符合我国“会计管理活动论”的观点。实际上,在韦伯文本中,会计就是(形式)理性,(形式)理性就是会计,他们指的都是合理而精确的计算决策、精细的控制、精确的分析判断,这种通过计算进行的“决策———控制”观就是理性行为观,任何行为都应如此。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章)》中,韦伯认为无论劳动者还是资本者都应该对自己的要素付出与所得进行精确地计算。在《鲁宾逊漂流记》中,鲁滨逊并非会计职业人员,但是他为了在荒岛上生存下去,就要在他的帐本上记载“他所有的各种实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在《肖申克的救赎》中,瑞德最终认识到,安迪“是个讲求方法的怪胎”,他为了自救,不仅设法看到监狱的规划蓝图,精确地弄清了墙壁结构和外面的环境,利用自己的理财和会计知识为自己搞到了单独的囚室,还利用自己的地质知识准确地找到合适的工具,算计出了自己单独囚禁的时间,把如何遮掩挖掘的声音以及用裤脚和暗兜抖落废渣、如何用《圣经》隐蔽鹤嘴锤、用海报遮盖挖出的洞口都计算控制地非常精确;爬出墙外砸污水管井盖的声音与雷鸣声音的和谐一致也处理的严丝合缝,还有一些不能确定的事项比如他怎么知道那个管道尽头或中间就一定没有堵塞、管道各处宽窄度一定都能够容纳他的身体等只能由他的“上帝”来解释了;最后他还利用自己的会计知识合法地为自己弄到了一大笔钱,并且还通过替换账簿使监狱里的贪污犯和杀人犯得到应有的惩罚。结合其精湛的财务理财知识和对账目的精通,不能不说安迪把会计的理性职业精神发挥的淋漓尽致。

(四)职业行为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直接把“职业”称为神的召唤(calling),定义为“上帝安排的任务”,并认为这是基督新教独有的观念。在这里,职业就意味着充满喜乐地敬奉,意味着专注地劳作,目的是达到积累财富荣耀上帝的目标。毫无疑问,鲁滨逊就是靠着日复一日地劳动才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生存的空间并返回了英国。安迪也主要是靠着那种坚毅地挖掘才为自己打开了通向自由世界之门。在这些情节之中,那种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给人以极大的震撼,似乎那种劳作的确有着极大的“荣耀”,安迪雕刻棋子、纽扣、为了扩大图书馆不断坚持写信、辅导小偷汤米读书、为了狱警理财避税、为诺顿记账、擦鞋等活动的一丝不苟、尽职尽责和创造精神等等都似乎闪烁着“神性”的光芒。在现实中,德国、瑞士制造业的精益求精也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综上所述,信仰、理性、会计、职业精神等都是鲁滨逊和安迪成功的共同要素。但那种对上帝的信仰用在安迪身上其实更像一种植根于内心的价值观或者价值信念。本文并不打算总结他们的成功秘诀,而是要据此进一步探讨会计职业精神。

三、会计职业精神的信仰、理性和行为的层次观点

(一)现代会计精神

职业精神首先是一种精神,是一种通过职业或在职业上体现出来的精神或精神气质,会计职业精神是会计职业或者整个会计职业界表现出来的区别于其他职业的整体精神气质,这种宏观意义上的精神气质要通过单个的会计人员所生成和表征,它可能内化成为会计者个人的人格以至于在非职业场合下也能表现出来。依据“会计管理活动论”的观点结合马克斯·韦伯的说法,会计是一种理性的经济管理活动,会计职业精神也表现为基于信仰或者信念的理性的实践活动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其理性气质应该是最典型的精神气质,理性气质又与信仰密不可分并通过职业行为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前文对三文献所做的分析既可以看做是对资本主义精神或者清教徒、资本主义社会公民个人如安迪、鲁滨逊所具有的精神气质的分析说明,也可以用来作为对会计职业精神进行分析的框架。这在“会计管理活动论”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在“会计管理活动论”看来,会计职能与决策职能、执行职能彼此分工协作,共同达成一项经济活动,实现预定经济目标。会计、决策、执行可以三权分立,也可以两两合一,还可以三者合一。事实上,鲁滨逊、安迪就是一身兼三任,尤其是鲁滨逊既是会计,又是决策者和执行者,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所谓“资本主义”(此处及下文使用该名词不是狭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指一种开拓、勤俭、创新的运动)的精神当然也蕴含了“资本主义”会计的精神——或者说就是现代会计的精神。更何况,即使所谓“会计——决策——执行”三权分立的情况(如现代企业制度)下,会计与决策和执行也是密不可分的,会计必须提供决策信息,管理会计是一种决策参谋,会计人员参与生产经营决策;会计信息对执行层的偏差反馈应该进一步具体化为经济活动信息或者可以执行的信息,基层会计人员应该参与经济活动分析活动。所以,由于会计信息的渗透性,会计职能与决策职能和执行职能也紧密相连或者互相渗透,会计职能对决策职能和执行职能的渗透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可以说综合“会计——决策——执行”职能所具有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实更集中地或者说更一般化地表现为现代会计的精神。

(二)现代会计精神的体现

作为会计职业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精神层面的信仰气质,二是理智层面的理性气质,三是操作层面的行为气质,这类似于心理学上对“灵性”、“理性”和“感性”的划分。本文的划分主要得益于对以上文献的分析。

第一,精神层面的信仰(Belief)气质。人们愿意约束自己的行为归根结底是由于某种内在的信仰或信念——相信这种约束能够使人达到理想的彼岸或目标,即使会计人员的理性约束是针对他人(如企业会计),这种理性方法的长期使用也需要极大的信念支持,因为归根结底会计人员与被约束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会计职业者当然也应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信仰是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信仰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极度地相信和尊崇,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人生指南,所以,是一种纯粹精神现象和精神活动。”同样作为精神现象或精神活动,会计职业精神与此密切相关。信仰的内容可以是宗教、科学、个人、制度、商品、财富等,按照《宪法》规定,我国公民具有信仰自由。作为一个具备相当教育程度和担当相当社会责任的会计职业人员,应该奠定较高的人生境界,树立较高的人生追求,不应该沉溺于物欲、名利、权势、色欲等感官诉求,坚定对真理和人的自由、平等、幸福等价值观的追求和信念,应该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观,立足于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而不是超验性追寻人生的最高价值,立足于人生存的现实而不是天国寻求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立足于社会发展的现实思考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把真理与信仰统一起来。“会计的发展是反应性的”(Chatfield,1977),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反映性的。所以,会计职业者独特的精神信仰主要指对具体经济活动本质、规律的信念,会计人员应该坚信并遵从客观、存在、本质和规律这些基本范畴,坚信通过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是可以认识客观存在的;坚信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理想世界是可以实现的。没有对世界和生命的大爱和信心以及广阔的胸怀,很难真正产生胜任枯燥的理性工作的优秀会计人员,当然这种信仰在人的职业生涯中起多大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只有这种广阔的视野和坚定的信念才能看透人类发展趋势,会计职业也才能成为一个在推动经济和社会繁荣发展方面担当重大社会责任的职业;也只有信仰对理性和实践的渗透以及对客观存在或者经济活动规律的不懈追索才能真正焕发出会计职业的本有的光彩。

第二,思维层面的理性气质。按照韦伯社会学的分类,会计属于工具理性中的形式理性。会计职业是经济理性精神的集中表现,是“理性经济人”心理特征形成的源泉,从而也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源泉和实现方式。会计人员必须具有理性气质,不能凭主观想象和主观意志处理会计职业中的若干问题,尊重并严格服从会计信息处理理论、程序和方法,按照会计法规办事,养成自觉遵守律法(Law and Rule)的意识;如实反映经济活动的事实和规律,客观公正(Objective and Fair),诚实守信(Honesty and Integrity),不掺杂任何脱离职业要求的主观(Subjective)意见。但是,会计人员首先是社会的一份子,会计职业首先是一种社会职业、一种管理实践活动,所以,会计人员、会计职业理应把价值理性放在首位,并对实质理性施以应有的关注,全面反映和控制经济活动,包括向内部外部全面披露各种有利无利的信息,挖掘企业和产业发展中的各种潜在资源,积极参与决策。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管理活动,会计人员应该主动承担企业社会繁荣发展的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这种理性气质与淡泊宁静、弘毅远大的信仰气质密切联系。对人类生存和世界发展终极意义的关怀可以帮助会计人员树立责任感和公正意识,对客观规律的坚信可以帮助会计人员树立遵纪守法、客观诚信的理性气质。

第三,操作层面的行为气质。抛开基督新教信仰,职业的确是人们服务社会、奉献人类、激发和感悟生命潜力的“天职”,是人的生存方式;同时,人们在职业中精细、专注的工作会使人进一步发现工作对象的运动规律、在工作关系中发现人本身固有的善和劳动过程与结果的美,坚定对生命和宇宙的信仰、信心和信念,在工作中坚持诚信。所以,会计人员应该专注地投身于自己的职业,树立奉献精神。具体说,会计操作层面的行为气质应该包括五个方面,即敬业(Respect)、胜任(Competence)、专注(Devotion)、谨慎(Carefulness)、创新(Innovation)。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安迪在操作实践中展现出来的职业精神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会计人员应该敬奉、尊重自己的职业,无论从内心还是言行上不贬低会计职业,无论多么琐细的账目都应该认真对待;会计人员应该具备精湛的会计理论、实践知识和技能,具有对会计职业及其相关知识的深刻理解和洞察,融会贯通;不断保持、提高自己的能力;会计人员在工作中应该勤勉尽责,精神专注,全面、及时、高质量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应该谨慎、认真、细致,账目清晰明了;会计人员还应该善于发现新问题发现新理论采取新方法设计新流程适应新环境。

实践证明,如果没有真挚、坚定的信仰和信念,人们很容易陷入贪欲、浮躁和虚伪,无法真正具备会计职业要求的责任心、客观、诚信、公正、律法精神等理性气质,同样也无法具备会计职业所要求的敬业、胜任、专注、谨慎、创新等行为气质。盯着名誉,职业之路注定不会走远;盯着权力,职业大门必将你排除在外。崇高才能扎实,扎实也才能崇高;信仰和理想就在地上,并通过职业实现。只有坚定的信念、清晰的理性、扎实的工作才能使会计职业者达到理想的人生Á和职业境界,为会计理论和实践、为企业和社会的繁荣发展、为人类的福祉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最后,会计职业精神可以归纳如(图1)。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所言,精神是一个比较“玄乎”的概念。会计职业精神仅靠所谓严密科学的方法很难把握,需要运用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行为学等理论和方法才能真正研究透彻,但是运用这些方法又不够清晰精确。本文采用文献研究和逻辑推理方法,运用马科斯·韦伯社会学理论对经典电影形象进行分析,并建立逻辑模型,尝试揭开会计职业精神谜团。依然挂一漏万,捉襟见肘,显然这需要更丰富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加以论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马克斯·韦伯著,彭强、黄晓京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3]〔英〕笛福:《鲁宾逊漂流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美〕斯蒂芬·金著,傅月庵译:《肖申克的救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5]马贵侠:《理性与理性化进程》,《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