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定位

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定位（精选3篇）

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定位 篇1

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唐江平

中共十七大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尤其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其社区管理体制面临新的改革。因此，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是一个全新课题。本文拟对社区治理主体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社区治理主体

社区治理指在城市社区中政府与非政府部门、辖区单位、社区自治组织甚至包括个人等多元治理主体，以社区为平台，广泛参与管理社区的公共事务，相互博弈、合作、妥协、消除分歧，以求社区资源最大合理化配置、利用的一种过程。传统的“管理”的概念强调的是“控制”；而“治理” 的概念更强调“协调”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互动。社区治理的基本要素包括：治理主体（利益相关者）、治理客体(社区公共事务)、治理规则(社区成员认同的社区规范)、治理过程(社区治理是实体活动，表现为成员之间的合作互动行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至少包括：

1.基层政府。通常为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还有些是区级行政单位直接作为社区治理主体，如一些开发区管委会设立社管局直接管理社区。

2.党的基层组织。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居委会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作，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

3.居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是城市社区中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4.社区居民。既包括拥有社区户口的户籍人口，也包括无社区户口的常住人口。社区管理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它的自治，即由社区居民自己管理自己生活所在社区的社会事务。社区成员要真正成为社区管理的主体，就要从参与自我管理社区、自我建设社区着手，发挥建议、议事、监督、反馈的作用，不断提高民主自治的意识和能力。

5.社区中介组织。社区中介组织是指以社区居民为成员、以社区地域为活动范围、以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为目的、由居民自主成立或参加的组织。如业主委员会、志愿者组织、老年协会、妇女协会、读书会、秧歌队、摄影协会、书法协会、钓鱼协会等。

6.物业公司。物业公司是指按照合法程序成立并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经营物业管理业务的企业型经济实体。

二、存在问题

以上主体在社区治理中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但实践中各主体间也存在着相互冲突的问题，影响了社区的和谐发展。具体体现在：

1.基层政府与居委会的权限不明。在城市社区治理中，街道办履行对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维护社区的公共利益。街道办和居委会之间应当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而现实中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实际上形成了双向依赖的隶属关系，居委会实际上成了街道办的准下属机构，街道办在管理过程中经常越位，以指导之名行领导之实，不但过多的介入居委会的自治事务，而且也包揽了许多本应交由社区中介组织来承担的工作，如直接组织和承办社区文化活动、慈善活动、志愿者活动等。这样一来，居委会就处于既要充当“政府的腿”，又要做好“居民的头”的两难境地。在居民眼里，居委会成了政府组织；而在政府看来，居委会既是群众组织，又是行政组织。

2.党组织与居民委员会的职责错位。实践中许多社区的党组织跨越了政治领导，变成了权力机构——居民委员会则实际上成了党组织的执行机构。现实中党组织直接包办了社区的自治事务，两种组织跨越了权力界限，常常交合为一体。3.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以及物业公司之间存在冲突。(1)居委会和业委会的职责存在交叉，业委会常处于居委会从属地位。(2)居委会对物业公司拥有指导和监督权，但在实践中他们之间遇到有关管理责任容易相互踢皮球。一些素质不高的物业公司不正常配合居委会的工作。

4.社区中介组织发展滞后，专业化和社会化服务不够。一是独立性较差。很多社区中介组织是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建立的，挂靠在政府有关部门或附属于行政机关，其重大问题的决策(如人事任免)都由行政部门决定。二是大部分社区中介组织从业人员专业技术水平不够，职业道德和自律意识淡薄。

5.社区居民个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积极性不高。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是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但是大多数普通居民对社区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意愿不高。

三、建议与对策

社区治理主体间关系重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综合平衡各种社区治理主体间权力、权利以及权益的关系，从经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以及文化观念等等层面入手，及时纠正不合时宜的制度、体制、观念，从宏观和微观各个方面加以统筹解决。

（一）理顺基层政府与居委会之间的关系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规定政府与居民委员会之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指导关系与相互合作的关系。政府和它的派出机关可以对居委会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不得干预属于社区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政府在发挥自身作用时，要避免把居委会作为自己的“一条腿”来使用。政府要分权于社会 ,逐步从“越位”领域退出来 ,使社区权力资源由单纯的政府控制向市场、社团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分化 ,治理组织由垂直的科层结构向横向交错的网络结构转变。为此需做到：（1）政府服务重心下移，实行政务透明化、职权责任化、服务承诺化。（2）确保社区财务自主权。（3）建立社区监督机制。社区监督是扩大基层社区民主的一种有效形式，社区监督政府，有利于防止政府利用手中职权侵犯社区利益或不当干预社区自治权。

（二）强化社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要在强化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基础上，理顺居委会与基层党组织之间的关系。要明确党组织职责，发挥党员在社区治理中的先锋模范和积极推动作用，夯实党组织在社区的群众基础，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支持和保证居委会依法自治的重要保障。改善党在基层社区的活动方式，党组织对居委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和重大决策的建议权。

（三）健全社区居民参与制度

社区居民参与是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的基础和动力，应从多方面采取积极措施，社区居民参与机制设计，推进社区居民参与的有效进行。（1）培育社区参与意识，大力挖掘社区教育资源，加大对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的宣传。（2）建立和完善社区参与机制，包括正式和非正式机制，前者是指法律法规确立的制度，主要是完善社区参与的组织机制，完善社区参与的教育机制，以及完善社区参与的投入机制；后者是我国传统守望相助、邻里关爱等文化和习俗，引导居民从私域走向公域，以保证社区居民参与规范运行，持续、稳定、有序的健康发展。

（四）理顺居委会与业委会的职权关系

居民委员会是以居民的居住权为基础形成的居民自治组织，是代表和维护社区全体居民合法权益的，负有把社区内的各种组织和居民组织起来共同搞好社区的责任；而业主委员会则是以业主对房产物业的所有权为基础形成的业主自治组织。本文认为居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同属于群众自治组织，都是平等的社会主体，不存在相互隶属的关系，两者的关系可以表述如下：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之间是相互协作的关系——居民委员会指导和帮助业主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建立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企业的协调机制，当好住户和物业公司之间的中间人。但各主体拥有独立的职能，各行其责，相互支持。业主委员会代表广大业主的意愿，对物业管理服务进行评议、监督，维护全体业主的利益，并积极配合居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自治管理职能，接受居民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同时，业主委员会必须履行《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的义务，做出重大决定时，应告知居民委员会，并听取居民委员会的建议。

（五）理顺物业公司与业委会的职权关系

物业公司与业委会的关系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双方地位和人格平等，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由双方签订的合同来确定，双方的关系通过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要做到：（1）坚持政企分开原则，协商确定双方的权益划分，在推行物业管理的社区，居委会一般不再从事与物业管理范围相同的公共事务和经济活动。（2）明确各自的职责。一般来说，居委会负责社区宣传教育、民事纠纷解决、拥军优属、扶贫帮困和计划生育等工作；物业公司负责对社区房屋维修、保洁、保安、车辆停放、绿化养护、公共设施等实施统一管理。（3）建立由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参加的议事班子，同时建立工作例会制度，及时沟通情况，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难点问题，在社区内形成统一的协调议事机构。

（六）培育社区中介组织

培育发展社区中介组织应采取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力度和扶持力度等措施，做到以下四点。（1）减少政府过度的行政干预，推动社区中介组织由“依赖型”逐步向“自立型”转变。社区根据自身发展服务的需要，培育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以社区为活动区域的公益性、事务性、中介性社区组织、中介机构，依靠它们进行社区内的管理和服务活动。（2）健全法律保障机制和居民监督机制。社区在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基础上能真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3）加快社区中介组织人才的培育。

我国社区治理主体关系的培育理顺历时较短，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诸如政府“越位”、居民委员会角色“错位”、社区中介组织发展不规范、社区管理工作队伍薄弱、社区居民参与程度低等问题，关键在于社区自身的力量要发展壮大，同时政府职能转变及时跟进，在此基础上调整党的基层组织、基层政府、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等之间的关系，理顺多元主体的关系，构筑和谐的社区治理主体结构，方可优化社区功能，推进社区建设科学发展。

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定位 篇2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开展,各种旅游形式层出不穷,乡村旅游作为一种独特的旅游方式在我国广大边远地区发挥了其独特优势,为农村地区的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乡村旅游的发展经验表明:乡村旅游实际上是一种游客与乡村社区居民的双向活动,乡村旅游必须依靠社区的参与。本研究以甘肃乡村旅游为切入点,分析了在甘肃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意义,并探讨了社区参与在乡村旅游中扮演的角色,以期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引言

近几年,旅游业以其无可比拟的优势席卷全国各地,各地方纷纷发展自己的旅游业,与此同时,乡村旅游异军突起,逐渐成为全国广大边远地区的特设产业,也是乡村收入的主要来源。乡村旅游活动依靠向游客提供服务而收取一定的报酬,游客在领略了当地风光的同时还享受到了良好的服务。从目前的发展形势来说,旅游业是一种朝阳产业,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而且能够有效地使农民脱离贫困,这在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甘肃等地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是发展甘肃农村经济的重要方式。

二、甘肃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意义

(一)是推动社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

乡村旅游资源是建立在乡村独特的自然或者人文景观的基础之上的,它存在于乡村社区之中。乡村社区的自然环境、文化因素、人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乡村文化,这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甘肃的广大地区,特殊的地域环境养育了不同性格的人们,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然而,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这一地区的经济较为落后。发展乡村旅游可以将游客引入乡村之中,带动乡村社区的消费,促进社区经济的发展。并且,这种旅游形式还会形成一个很大的推动力,从而推动乡村地区道路、住房、文化、卫生、教育等方面的发展转变。

(二)有利于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是一种以提供服务为主的旅游方式,在这种发展方式中,社区居民主要提供的是服务和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这种景观只要在保护得当的前提下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而这是一种无限循环的发展模式。这与传统的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的发展方式大不相同,只要当地的自然环境没有遭到破坏,那么便可以一直发展旅游业。因此可以说,这是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三)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素质

乡村旅游并不是纯粹的观看乡村风景,还需领悟乡村风情,了解乡村文化,而这些都要求乡村的居民对本乡村的文化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从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社区居民是缺少这种经验的,参与到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可以普及社区居民的相关旅游知识,增强他们的服务技能,扩大他们的知识面,从而使农民抛弃闭塞的心态,接受现代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通过居民进行本土文化的讲解,使居民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对本土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刻,在保护本土文化方面也有了一定的基础。

二、乡村旅游中社区的角色定位

社区是人们生活的集体,维系着人们的日常活动与关系,是有多种关系和网络较之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当旅游业逐渐在社区中发展起来时,这种结构发生了改变,那么社区参与究竟在乡村旅游中扮演何种角色,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分析。

(一)作为引导者角色

近几年来,甘肃的乡村旅游发展较快,这其中就有政府的功劳,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优惠措施,给予乡村旅游各种优惠政策,使得发展乡村旅游有着极大的便利性。然而政府不可能把乡村旅游管理到每家每户、每村每寨之中,因而这就需要社区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自觉充当引导者的角色,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逐渐推广,做好积极示范工作,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乡村旅游之中。

(二)作为监督和管理者

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场所,旅游者只是此地的过客,而社区居民的利益与整个区域环境是绑在一起的,因而必须对之负责。在社区内,居民要承担起自我管理的责任,要利用自己的优势进行组织管理,监督自己的行业,反思在发展上是否存在着不足。为乡村经济发展提出好的建议,促进乡村旅游的长远发展。

(三)作为产品营销者

社区是旅游服务的场所,在社区内的相关旅游项目通过向游客提供产品和服务得到相应的收入,因此并须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做好一个产品提供者的本职工作,对乡村旅游进行积极的设计、合理的形象塑造包装和大力的旅游活动推广等,从而使自己的产品有着更为广阔的销售空间。

(四)作为服务提供者

旅游活动说到底是一种服务。在社区中旅游中,依靠为游客提供产品和服务来获得相应的报酬,因此必须明确服务意识,运用现代服务理念,在乡村旅游中搞好与游客的沟通,为游客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使乡村旅游更具有吸引力,保证乡村旅游的长远发展。

(五)作为文化传承者

多元主体共治创新社区治理 篇3

2012年，塘桥街道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通过深入系统的调查发现，以白天和黑夜错时停车为手段，使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小区共享车位资源、以空间换时间，有可能以互惠互利的方式缓解中心城区的停车难题。

上海浦东新区塘桥社区（街道办事处）动员社区居民、驻区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创建的“潮汐式”停车模式成为解决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停车难”问题的一个创新范例。

“潮汐式”停车项目在成功运行之后，荣获2014年第二届上海市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2013年第一届浦东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中央电视台新闻栏目《走基层第一手调查》、上海电视台《新闻透视》及《解放日报》、《经济日报》、《新民晚报》等数家媒体都进行了专题报道。目前，塘桥“潮汐式”停车的成功经验已经被复制推广到浦东新区潍坊街道、静安区江宁路街道等社区，对于缓解中心城区特别是车位配置缺口较大的老旧小区的“停车难”问题，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

塘桥社区推进社区共治，开展“潮汐式”停车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机制，对进一步创新特大城市的基层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第一，社会治理方式创新以资源整合和服务社区为基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塘桥社区在启动“潮汐式”停车项目伊始，利用塘桥热线社区大管家、塘桥社区民情档案等平台，收集辖区居民、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服务需求、资源提供等信息，在协调各参与主体利益诉求的基础上，推出了各方普遍认同的“潮汐式”停车项目。基层政府发挥其资源整合、多方协调的优势，注重各参与方的利益诉求，通过聚焦重点、均衡利益、分享成果，使物业服务企业、社区单位、商务楼、小区业主、居委会等多方主体实现了利益共享和价值认同，找到参与“潮汐式”停车的动力源，从而激发出强大持久的驱动力。

第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是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关键。基层政府在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并不是担当唯一的主角，而是发动社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让物业服务企业、社会组织和小区业主走向前台，发挥优势、贡献资源，逐渐将停车管理和服务职能向市场和社会组织转移，推动解决停车难题，从而实现善治、增强活力。尤其是建立合法规范、公开透明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商议事的公共平台，将其打造成多元主体凝心聚力的纽带、社会停车资源整合共享的枢纽、《停车公约》长期有效实施的载体。通过解决基层建设中的老大难问题，实现了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第三，城市基层治理由依赖政府单一管理向多元主体共治转变。社会多元主体是指行动过程中多个社会主体形成相互关联，各自主体性发生重叠或复合，使得这些原本不同的多个社会主体成为一个复合的社会主体。社会复合主体是多元社会主体用“求同存异”原则构建各种松散或紧密的实现共同利益的组织方式，是推进多元化社会主体合作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焦亦民，2013）在浦东塘桥社区“潮汐式停车”案例中，塘桥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通过积极探索，构建了社区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社区单位、商务楼、小区业主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商共议、共建共享的社区共治机制，推进“潮汐式”停车项目的实施。

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主要发挥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关系；物业服务企业、驻区商业组织则是典型的市场力量，以提供商业服务体现自己的价值；居民委员会作为居民自治组织，发挥着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协调的功能；小区业主则通过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和服务来培育自己的公共意识。多元主体在解决小区业主和商务楼宇员工停车难的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的利益交汇点。

第四，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对于激发社会活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作用。塘桥社区物业服务社依托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培育孵化、支持发展了113家社会组织，其中物业服务社作为专业从事物业管理事务的社会组织，站在第三方的角度，积极参与物业管理调研、小区物业公司选聘、业委会组建或换届、民生矛盾协调和化解等活动，是联系政府、物业公司、小区业主、开发商的桥梁纽带，是政府在物业管理工作上的合作伙伴。物业服务社在“潮汐式”停车项目的运行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变的作用。2012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各类社会组织超过50万家（李培林，2014）。如果在基层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中充分发挥这些社会组织的作用，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基层社区的问题和矛盾，而且可以促进“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职能转变，更好地服务于基层民众，提高居民对政府部门的服务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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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以改善民生作为共同的利益诉求、促成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之一是协调社会关系、解决基层居民最关心的民生难题。由于特大城市居民区和商业区停车泊位供不应求和私家车快速增长造成的停车难问题，成为许多小区居民关系紧张、业主与物业公司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曾经引起了多起恶性冲突事件。“潮汐式”停车项目的动议，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在基层社区解决和化解因停车难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街道办事处转变工作思路，让多元参与主体在“塘桥社区委员会”平台上，就“潮汐式”停车项目可能引起的利益纠纷、困难和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意见，开展充分的讨论、沟通和协商，使解决“停车难”之类的社区治理难题由过去的“政府一家说了算”转变为“多元主体协商办”。

第六，以制度建设规范多元参与主体的行为，保证基层社会治理的可持续性。“潮汐式”停车方案能否长期有效地实施，关键是制定一个各参与主体均可接受的制度性规范。有需求的业主到物业服务窗口登记，委托物业服务企业向街道房管办提出申请，签订停车协议，明确停车时间、数量、费用等细节；“塘桥社区物业服务社”通过业主委员会主任沙龙和物业经理联谊会，听取业主委员会意见，保障业主监督和评议项目的权利；街道办事处通过购买服务，开发静态停车诱导系统APP，车主通过手机定位查询停车点位，规范车辆停放。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协商，形成了一份《塘桥社区“潮汐式”停车公约》，并由61个业主委会全票表决通过。同时，签署《停车公约》的物业公司一致表示，由业主委员会决定停车收益的分配办法。小区业主也就外来车辆进入小区达成了共识。大厦物业让利，降低晚间停车费。《停车公约》还明确规定了车位互换、收费使用、秩序维护等细节。社区委员会在“潮汐式”停车项目运行的过程中负有协调、监督和仲裁的职责。对于违反停车公约及停车协议的单位或个人，“监督评议委员会”有权警告并督促整改，经警告三次未整改的，可取消其实行“潮汐式”停车的资格。对于协议双方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纠纷，由居委会负责调解。

从上海市浦东新区塘桥社区“潮汐式停车项目”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只有在基层社区治理中切实加强党委领导，发挥基层政府的指导协调作用，鼓励和激发市场力量、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和居民个人等多元主体的活力，才能将居民百姓真正关心的困难、问题、矛盾和冲突解决在基层，才能实现从传统的一元社会管理转向符合时代需求的社会治理，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上取得成效。

（张文宏，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