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

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精选8篇）

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 篇1

2.1社区治理的内涵、特征

社区治理就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由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非政府组织、辖区单位以及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推进社区持续发展的活动。它体现为在社区管理中管理权限的再分配，各管理主体间合作一互动的管理模式的再分配。“社区治理要求社区组织和社区公民与政府共同承担社区建设的责任，负责任的政府与有责任感的公民在社区治理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① ① 魏娜:“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第34页

它的要点是把社区所在地的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组织、社会团体组织很好地“组织”起来，使它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协同努力，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发挥各自的功能，改进社区的环境，解决社区的共同需求问题，最终取得社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通过社区治理的不断完善来合理、有序地扩大民众参与，逐步培育民众的参与意识，尤其是合法合理的民主参与意识，将民众参与有效的纳入合法化的轨道。美国政治学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经过研究发现:“社区治理通过借助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可以对某些公共资源系统成功地实现开发与调适。”①

社区治理的特征②:

1、就主体而一言，由单一化转变为多元化。我国过去在对基层社会的管理中，管理主体单一化，只能是政府。而在社区治理中，主体的多元化是必然要求，除了国家(政府)主体之外，还有居民、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非政府组织、辖区单位等。因此，社区的公共事务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决策，政府与社区之间要形成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信任关系，以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为目标，达至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2、就过程而言，从强调行政控制到强调居民参与。我国过去的基层社会管理，不论是单位体制，还是街居体制，行政功能都非常突出，命令式的上下级科层色彩浓厚。政府与单位之间、单位与职工之间都是服从与被服从的行政命令关系。市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都按照行政命令模式运行。而社区治理则强调居民参与，要求社区发展的各项规划、社区建设的实施以及社区事务的处理等都必须体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与居民的要求相适应。居民不再依附于单位或街居组织，更不受它们的庇护，而是彼此形成平等互惠的关系。

3、就结构而言，由垂直科层结构转变为横向网络互动结构。我国过去的街居体制结构是从上级政府到街道办事处到居委会再到居民，单位体制结构是从上级单位到下级单位再到居民，只有垂直的关系，没有横向的联系。而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社区主体多元化，街道与居委会之间、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由单向运行转变为双向互动;大量社区中介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在居民和政府之间又是一道沟通和联系的桥梁，从而将社区中行政力量、自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构筑成横向的网状结构。

①〔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余逊达、陈旭东译:《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页。②金津，《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 篇2

一、社区与社区传媒

社区最早出现于社会学, 英文为Community, 直译为社区、群落、团体、共同体等。“社区”一词最早为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所提出, 其后帕克又将该词引入社会学, 基本意思都是在强调社区是一个共同体。在我国,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腾飞, 城市化的速度可谓迅猛, 一时间各地城市涌现出了各种大大小小的社区。事实上, 我国的社区与西方的社区并不完全相同, 而且“社区”这一概念本身也在逐渐中国化。也正是由于中西方“社区”的不同, 社区媒体在我国社区治理中的独特价值才更加值得探讨。

社区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最大区别是其只针对特定区域的对象发行, 不追求最大多数关注, 在传播思路上与其他媒体迥然不同。按照社区媒体的类型来看, 社区传媒包括社区报纸、网站、广播电视等媒体形态, 不过一般而言社区传媒最典型、最具代表性、发展最完备的仍然是社区报。社区传媒至今已有300余年历史, 1690年第一份社区报诞生于美国, 其后的发展不温不火, 而且多为周报, 甚至扎根于乡村, 与现在的社区报差别巨大。事实上, 直到二战后, 随着美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美国的城市社区报才慢慢超过乡村社区报并占据主流, 社区报也才逐渐有了现在所谓的社区报的色彩。

社区传媒虽然在国外起步早、发展势头强劲, 但是在我国发展却并不顺畅。总体而言我国社区报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摸索阶段 (2001年至2005年) , 其间大多数社区报都以失败告终。这一阶段的代表为号称我国第一份社区报的深圳《南山日报》和号称中国第一张全面市场化的社区报长春《巷报》。二是发展阶段 (2006年至今) , 其代表为《新民晚报社区版》及《北京日报》旗下的《北京社区报》等。[1]我国社区传媒就目前发展状况来看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大型房地产公司或是其他商业资本支撑, 背靠大城市, 围绕重要商圈周围的社区传媒, 其存在的原因在于商业资本对居民消费能力的开发, 这部分媒体往往无正式刊号, 属于内部刊物。另一种是都市传媒集团为促进媒体发展的战略部署或是市场挖掘, 这部分以《新民晚报社区版》《北京社区报》等报纸为代表, 有刊号, 有背景。目前, 国际上社区传媒盈利势头稳健, 如在美国社区报盈利率大约是大报的8倍, 加拿大也被称为“社区报王国”。不过在我国, 由于社区建设的相对落后以及社区传媒与都市报的交叉导致社区传媒发展优势不明显, 加上自身采编力量薄弱, 社区传媒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

二、社区治理的自治化

一般而言, 社区治理指的是在社区范围内由政府、社区组织和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 促进基层社区和谐稳定的治理方式。[2]这里强调的是社区力量的共同治理, 但事实上社区治理正在向社区自治方向发展, 而且社区自治也更符合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根据学者魏娜的研究, 我国社区治理发展脉络可以按照时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府为主导的行政治理模式, 第二个阶段是由政府与社区力量联合的合作治理模式, 第三个阶段是社区自治型的治理模式。[3]这三个阶段、三种模式在时间上相继, 在发展程度上相迭。

社区治理向自治化转变是社会转型发展的趋势, 也是社会建设中的新课题。就其背景而言, 首先是城市化水平加快, 城市人口数量骤增, 社区遍地开花, 以往的基层管理模式已然不适应新的局面。其次, 十八大以来, 协商民主语境下的基层民主改革深入的要求。再次, 市场经济的发展, 要求基层治理模式释放人才、资源等活力。具体而言, 在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单位制, 一种是街道办和居民委员会制。[2]在计划经济时代, 这两种模式在发挥人员管控和资源分配方面作用巨大, 但是在市场经济下, 这两种模式对资源、人才的自由流动严重束缚, 也因此社区管理正在逐步替代这两种模式。在这种背景下, 社区自治就是要让社区替代以往的家长制基层治理模式, 推动协商民主下的基层民主文明程度, 从而满足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事实上, 社区治理不光是一种管理, 还是一种凝聚, 特别是在社区治理的第三个阶段, 即社区自治阶段, 居民的齐抓共管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而多层面的, 无论是管理还是沟通, 都需要一个平台建设, 而这更加离不开社区传媒。总之, 社区自治的发展是顺应“小政府, 大社会”和“小政府, 大服务”的社会结构转型, 顺应协商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而这一过程势必离不开媒体的作用, 社区媒体在社区治理中不仅有信息服务平台的媒介作用, 更发挥着提出、讨论问题, 监督促进落实的政治治理作用。

三、社区传媒在社区治理中的意义与价值

社区管理中存在着五种力量, 它们分别是政府、居委会、社团组织、社区精英 (或曰意见领袖) 和普通居民, 说到底社区治理就是要实现五种力量的均衡并尽量降低一家独大 (特别是政府力量) 的局面。五种力量由于现实的原因, 在信息的获取量上、管理的实际权力上和话语权上存在着较大差别, 实际情况是政府、居委会等直接管理者在制定一些政策时并不能兼顾不同意见, 甚至造成与居民关系紧张的状况。这种状况往往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公共平台建设不力所致。而社区传媒在社区治理中的真正意义正在于此。首先作为一种媒体, 社区传媒最明显的就是其媒体功能, 如提供信息、服务和公共领域架构等;其次从更广泛的政治治理角度看, 它可以帮助建构行之有效的公共管理平台, 并通过民众参与度的提高从而增强民众认同感、参与度并促进民主化程度, 而且这对于平常居民话语权的尊重和对社区事务的监督管理也有着非常明显的效果。

具体而言, 其媒体价值体现在:

(一) 信息和服务价值。

社区传媒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其信息和服务价值, 一般而言这种价值可以体现在社区传媒会及时地刊登天气、票务、演出、福利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服务类信息。正是由于社区传媒的针对性和及时性, 它才会慢慢成为社区居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阅读需求, 进而产生一种很强的阅读黏性, 促进读者对于社区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而且这种信息是深入百姓的, 并且以社区居民为报道对象。例如报道社区内幼儿园、小学的文艺比赛, 刊登某人出生的喜报等, 其信息是非常可亲的。

具体而言, 社区传媒的信息服务价值可以以一份老牌美国社区报《斯塔藤岛前进报》为例, 辜晓进曾详细考察此报并将结果写成《走进美国大报》一书, 书中介绍该报以本地社区新闻为主, 每期常能占到四五个版面, 而且其中又细分为要闻、评论、天气、副刊等板块, 甚至专门为当地的少年儿童设立儿童版, 专门报道发生在儿童身上的新闻。该报在扮演本地服务者的角色上不遗余力, 例如评论版会专门开辟读者评论板块、副刊则有很多本地红白喜事内容。尤其深入居民生活的是其发布的大量招聘、交易信息, 以及商家只针对本地居民的促销优惠政策, 以至于很多居民手拿该报去往指定商场的指定货架购物消费。[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作为一份成功的社区报纸, 其信息的贴近性和服务意识的面面俱到对自身发展和居民生活的意义所在。

(二) 公共领域建构作用。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提出的有关政治模式的重要理论, 哈氏认为公共领域与其说是一个概念不如说是一种描述, 它强调一种公共舆论形成的机制, 强调公民能够通过大众媒介自由平等独立地进行公开而理智的讨论, 从而促进社会问题的提出解决。[5]他强调公共领域是通过大众传媒建构而成, 同样的, 具体到社区而言, 社区传媒在社区公共领域的建构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就社区治理而言, 社区传媒在提供信息服务的同时也在促成一种公共领域的建设, 这一领域独立于政府、居委会管理, 为意见的公开表达和交流创造必要的条件。特别是社区治理发展日益趋于自治的态势下, 一个适当的社区机制或曰公共领域能为居民自治提供最基本的传声筒作用。另外, 在社区自治语境下, 居民在对社区事务进行治理时必须是不受干涉的, 能反映出每个人民主诉求的一种政治治理方式。社区传媒在这种治理中能够作为一种独立于居民和相关政府单位的第三方, 能够最大限度地汇聚公共意见并促成民主商议, 从而保证社区自治的真正民主、独立。

社区传媒的政治管理价值:

(一) 构建认同感和归属感。

社区自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居民对所居住小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只有在这种认识下, 居民才能真正谈得上是自治, 才能以较高的主动性来处理本小区内的事务。简而言之, 就是让小区居民感觉自己小区的事情就像自己家的事情一样,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认识到社区治理是每一个人的事情, 并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幸福安居。民进中央副主席蔡达峰在社区调研时也强调, 社区自治的灵魂便是居民社区共识的养成, 社区形成的原因正在于居民生活有赖于此、情感有赖于此, 对此有归属感。[6]

社区传媒的一大特点或者说相比大报的优势就是专注本地新闻、本社区新闻。就美国社区报而言, 这种深入社区的特性可以表现在社区报会刊登社区居民的婚丧嫁娶、比赛、通知等信息, 而且在报道时常常采用小区居民的真实姓名, 从而赋予其荣耀感, 并增强其认同感与归属感。另外, 在报道方式上, 社区报惯常采用亲近性的、故事性的话语报道方式, 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对社区内的大小事务进行报道, 并提出中肯的建议。可以说社区报在内容和方式上都深入人心, 易于被小区居民接受和领悟, 读者会慢慢形成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建立能极大地促进居民对小区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度, 从而促进社区管理的良性发展。

(二) 作为社区自治平台的价值。

如上所述, 社区存在着五种力量, 社区治理就是要均衡这五种力量, 但是长期以来社区治理缺乏一个开放的平台, 在社区信息公示, 社区决策制定、执行、监督等方面存在瑕疵。普通居民对社区治理热情度不高, 往往处于被动局面, 等到出现问题时又往往因为木已成舟而显得被动。而且, 社区治理在朝向社区自治的方向发展过程中, 必然要求社区能有一个公共的平台去承载这一制度。这一平台的价值一方面在于信息、意见的沟通交流, 另一方面在于政策制定、执行的商议、监督。

在政治管理层面上, 这一平台并不同于其媒介意义的公共领域价值, 因为公共领域侧重于媒介自身所体现的意义, 而其政治管理平台作用则体现其政治管理工具意义。作为一种自治平台, 社区传媒可以是网络、报纸、广播等信息平台。与传统媒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互动性和参与性, 极大地降低了社区居民间的沟通成本, 并缓解了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不必要的矛盾。社区传媒的亲近性决定了其读者可以就社区建设和社区生活中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公开而透明的交流, 促进问题解决, 从而使社区媒体真正成为一个广泛的、相互沟通的平台, 一个公共管理监督的论坛。

四、结语

社区治理离不开社区传媒, 特别是在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下, 单位制弱化, 社区也将逐步替代居委会的功能。社区自治的强化将极大地促进基层自治的科学民主化, 从而促进基层政治建设。社区传媒在社区治理中既是传声筒, 又是公共平台的建构者。社区治理在利用社区传媒实现良性发展方面应该继续推进。首先, 在利用社区媒体的媒介作用上, 应继续强化社区传媒的信息服务功能, 促进信息的贴近性和实用性, 树立服务意识。其次, 在政治治理层面, 社区传媒应该强化公共管理平台建设, 努力打造一个有着充分话语权而且能够保证居民独立自主的民主管理平台。这一平台的建设需要开放透明的舆论环境, 并且赋予每一个居民以自由平等的参与权和管理权。

总之, 社区传媒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传声筒和平台建构者的重要角色, 目前在我国社区建设如火如荼, 社区治理改革日益深入的情况下, 社区传媒必然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 在都市类报纸日趋衰落的大背景下, 社区传媒这种能在小处着眼、在小处大做文章的发展路径也对报业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罗序文, 李先宏, 孔文莹.我国社区报发展态势浅析[J].新闻前哨, 2011 (10) .

[2]冯娜.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以成都市社区治理为例[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11.

[3]魏娜.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3 (1) .

[4]李瑞芬.社区报——都市报新的突围模式[J].新闻知识, 2004 (7) .

[5]张学标, 严利华.大众传播媒介、公共领域与政治认同[J].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0 (1) .

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 篇3

【关键词】 会计会计诚信缺失治理

1. 会计诚信的重要意义

1.1会计诚信是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诚信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每位会计工作者应具有的基本操守，这是因为诚信是做好会计工作的根本，是会计职业道德的精髓。社会要和谐发展，仅仅依靠法律和制度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而在人类的道德规范体系中，会计诚信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很有价值。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求会计诚信，会计工作者要忠诚自己的事业，努力提高职业技能，孜孜不倦地去学习、研究、充实和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同样，会计工作者有了诚实的品格、和谐的人际关系，就能更好地参与管理，强化服务，化解服务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达到事半功倍的功效。

1.2会计诚信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集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意识、环境的各个方面，涉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政府、企业、公民的方方面面。会计诚信是人们在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中和谐相处的准则，违背会计诚信将导致会计信息失真。会计信息失真必然带来经济秩序的混乱，微观会计信息失真，势必误导投资者、债权人的预测和决策，使其利益受损，引起纠纷不断。宏观会计信息失真，会掩盖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矛盾和隐患，破坏国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运行环境，影响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造成管理混乱，为经济犯罪提供方便，带来很多不公平竞争，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社会关系的和谐协调，离不开会计诚信。

1.3会计诚信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市场经济是一种诚信经济。会计核算、会计信息是否真实直接影响经济环境，没有会计诚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很难实现。如果市场主体采取不诚信的手段，大量的会计资料失真，就会带来整个市场经济规则的浑浊，不仅将直接影响国家的财税收入，造成各项经济指标失真，最终还会导致国家经济政策与实际的偏离，影响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可见会计职业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会计的诚信建设。

2. 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

2.1会计制度不完善、灵活性太大等原因为制造虚假会计信息提供了可乘之机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的运作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速度之快，超过了会计制度的调整速度。现有的会计制度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了许多漏洞。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许多公司便钻这些空隙，或打擦边球。会计核算中会计估计的地方很多，坏账准备的计提、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和净残值的确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以及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原则、重要性原则的选择与协调等，均存在着多种备选的程序和方法，由此导致会计信息难以统一计量。

2.2违规成本低下，为会计信息失真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为公司管理层舞弊大开方便之门

目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资本仅为30万元，且仅对其业务行为承担有限责任，这种组织形式不利于遏制合伙人的失信行为和机会主义。企业会计造假本质上是一种违约行为，企业是否会选择违约，主要还是看违约成本的高低。当企业造假的风险成本大大低于舞弊行为的机会收益时，企业很难不产生造假的冲动。目前，我国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存在着股权结构不合理，大股东操纵董事会、监事会的现象严重。大股东利用自己在董事会与股东大会中的控制地位，操纵享上市公司的经营成果。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董事是由股东大会按照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决议程序选举产生”，“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职工代表组成，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由此可见，大股东在操纵了股东大会之后，进而操纵董事会、监事会便顺理成章。另外，我国国有企业的领导层基本都是政府人事部门直接任命和委派，而非通过选举或经应聘渠道产生。

2.3政企不分，为会计信息失真、人为违法提供了便利条件

即使是在公司治理相对完善的上市公司中，政企不分、政府干预上市公司的现象仍然存在。地方政府之所以这样，是迫于上级给定经济发展指标的压力。在地方政府无力投资的窘境下，他们会想方设法帮助企业达到上市的要求，以进入股市筹资。

3. 切实加强会计诚信缺失管理

3.1严格执行《会计法》及新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规章制度，加大监管力度

用制度来约束和规范会计行为，是防止会计造假、诚信缺失的一项重要措施。在会计监督方面、追究造假单位负责人责任方面要有法可依，执法必严，严格遵循新《会计法》。会计监管部门应督促下属单位认真贯彻会计法规、法令，在日常会计工作中严格执行有关会计制度。对单位有关会计制度与准则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强化对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执业质量的监督，加大监管稽查力度，发现问题，处罚要到位，使诚信缺失造假者得不偿失、倾家荡产，不敢再冒风险，用制度来维护诚信，让人们不得不守法。

3.2加强社会监督与评价机制，发挥社会力量，加大处罚力度

会计日常行为活动中，评价其行为是否诚信缺失，是否遵守了会计职业道德标准，仅靠法院和政府认定是不够的，还必须靠社会舆论和公众的评价来支持。我们要借鉴外国成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一况，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和规章，加大对造假者的处罚力度，使其造假的预期成本远远大于其造假的收益，并根据新《会计法》的规定追究单位负责人的法律责任。使诚信缺失的造假者得不偿失，不敢再造假，用制度来维护诚信，让诚信守法观念深入人心。

3.3完善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督机制

为避免经营者与会计师事务所暗箱操作、损害所有者利益，我国的年度审计可采取政府财政部门监督的招标机制，挑选诚信好、技术高的会计师事务所，由政府财政部门委派进行审计，最大限度地保障所有者的利益。我们需要改革目前注册会计师协会，建立行业监督机制和约束机制。注册会计师协会是官办性质，会计师事务所则是自主经营的独立法人，但脱钩并不彻底。政府应该下放权力，变成由各会员自己选举产生的自律性组织。做到“人、财、物”彻底脱钩，形成行业内部的自我约束、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运行机制做好行业内部的自律监管工作，制止低价强拉客户等不正当恶性竞争，从而规范完善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督机制。

3.4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高诚信意识和道德水平

过去我国对会计人员开展职业道德教育，主要是按《会计职业道德》的要求进行规范教育，增强职业道德规范意识。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时，还应结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尽职尽责、勤奋工作、遵纪守法、严格监督、厉行节约、勤俭理财、大胆改革、讲究效益”等等，这些内容是我国广大会计工作者在其职业活动中长期积累形成的道德规范和优良传统，是支撑和推动我国会计事业发展的精神支柱。所以，進行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时，应当以中华传统美德为基础，以增强诚信意识，提高职业道德水平。

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 篇4

刘 铎

（中央编译局 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100032）

【摘 要】通过案例分析，我们指出，社区治理正向着开放式社区治理的模式演化，即大量外部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带动社区治理水平的提高。开放式治理是一种不同的治理理念、一种崭新的治理模式，是社区治理制度演化、变迁并日臻完善的结果，是一种高水平的社区治理形态。笔者进一步对开放式治理的概念、制度基础、特征、演化过程、意义和可能带来的问题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治理；开放式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09）03-096-06 收稿日期：2009－06－14 作者简介：刘铎（1981-），男，安徽淮南人，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组织社会学、社会治理。

一、社区治理：封闭，开放？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转变。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调整，单位制逐渐弱化，政府通过单位控制社会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在这种情况下，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的作用日益凸现，以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为基础的“社区制”逐步建立起来。社区制在建立的初期带有明显的社会控制的功能，社区主要扮演着行政和社会控制的角色。

伴随政府、学者和实践者的不断反省，尤其是“政社分开”成为一种基本共识之后，社区的独立性越来越被重视。“社区自治”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新的社区治理模式。社区自治着重强调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教育。社区自治的提出，对于社区进一步和“单位”相分离、对抗政府不合理干预、增加社区参与和培养社区归属感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社区的发育，各类新型社区组织不断涌现并发展壮大，这些社区组织也要求参与到社区的治理中去，“社区治理”的格局已经逐步显现。与社区自治不同，社区治理更强调多样化的社区主体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社区治理以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的“治理”理论为基础。虽然“治理”理论的引入解决了社区治理主体从“政府一元”到“社会多元”的过渡，但是并没有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即社区治理究竟应该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即究竟应该是一种有地域界限的封闭式治理，还是一种突破地域界限的开放式治理？

如果从演化路径来看，社区治理脱胎于“社区自治”，是在社区自治的基础上，融入“治理”理念，吸纳社区各类组织参与的过程。这种特定路径下演化出的社区治理，必然是一种天生排斥外部主体参与的治理，是一种“封闭式治理”，即有特定的地域边界和主体边界，也就是在社区的地域范围之内，由社区内的各类组织实施的治理。“封闭式治理”当然也有充分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大多数的治理，不论是国家治理、城市治理、乡镇治理，基本上都是“封闭式治理”的模式。但是，在社区实施封闭式治理却是有问题的。中国的社区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所谓共同体，而是行政划分的治理单元。这使得社区几乎都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整体性社区”，而仅仅是能满足居民部分需要的“局部性社区”。这就决定了社区发展必须要不断从环境中获取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诸如各种资源、信息甚至合法性认同。中国社区是行政划分而非自然演化的产物，这一基本事实决定，社区发展和治理水平的提高，也必须有赖于外界提供资源、信息和合法性认同，中国的社区治理必然要从“封闭式治理”走向“开放式治理”，这是社区治理演化的必然趋势。

二、案例与分析

最近几年来，大量的社区外部组织开始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这些外部组织既包括政府组织，也包括商业组织，甚至包括民间组织。这些外部组织的参与，给社区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促进了社区治理机制的创新，带动了社区发展和治理水平的提高。通过案例的分析，我们提出，社区治理正在逐步走向一种新型的“开放式治理”。

（一）四个“开放式社区治理”的案例 1.北京社会工委：落脚点在社区

2007年12月，北京市在市委和市政府下各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即市委机构序列下的“北京社会工作委员会”和市政府工作部门序列下的“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公室”。两个机构合署办公，以下简称“北京社会工委”。2008年，北京多个区县社会工委也相继成立。预计2009年，北京18个区县将全部成立社会工委。从宏观层面说，北京社会工委的成立是为了实现首都现代化建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工作布局；从微观层面说，社会工委的成立是为了实现对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工作的统筹管理。北京社会工委的职能被定位为“2+4”，即：（1）按照中央方针和市委、市政府要求，制订全市社会建设的发展规划，研究提出相关政策；（2）根据全市社会建设规划，统筹协调、宏观指导社会建设工作；（3）负责社区党建和“两新”组织党建工作；（4）负责社区建设总体规划、综合研究、宏观指导、统筹协调工作；（5）负责社会组织建设、管理服务的协调工作；（6）负责社会工作队伍建设和社会志愿者队伍建设的综合协调工作。在上述六条职能中，除前两条“制定规划”和“协调工作”之外，其它的四项职能都或直接或间接涉及到社区。因此，可以说北京社会工委的成立，出发点在社会建设，落脚点在社区。北京社会工委系统的建立，实际上给社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2.北京科学技术委员会：建设“创新型科普社区”

2007年，北京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科委”）启动了北京市“创新型科普社区”建设，共建设“创新型科普社区”23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2008年继续建设“创新型科普社区”40家；2009年，北京科委将建设第三批“创新型科普社区”。届时，“创新型科普社区”将达到100家。建设“创新型科普社区”活动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科普服务设施建设,二是推进先进科技成果在社区中的应用,三是推进社区科普资源的开发与共享,四是培育社区科普组织，加强社区科普人才队伍建设,五是整合社会资源，开展特色社区科普活动。建设“创新型科普社区”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社区科普设施得到兴建，社区居民科技素养得到提高，各种科技活动大大丰富。在完成科普工作的同时，实际上为社区发展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利用“创新型科普社区”经费（10-30万），社区硬件设施得到极大改善，方便了社区居民的生活；社区开展了大量的活动，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和科学文化素质都得到了提高。

3.魅力社区评选：提升北京社区魅力

“魅力社区评选”由北京市委、市政府牵头，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多家媒体和研究机构共同举办，该活动通过动员社区居民投票选举心目中的50家“魅力社区”，旨在通过市民广泛参与讨论和投票，支持和谐社区建设，提高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树立优秀社区典型，促进市民对社区的认同，增强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从2006年开始启动的“魅力社区评选”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现在已经制度化，每年定期举办。活动过程主要是由活动组委会将和谐社区的建设标准转变为各项评选主题，并设立10个单项奖和一个综合奖。评选分为初选、复选和决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中入选社区通过活动组委会提供的宣传平台、组织活动等方式进行宣传展示，然后由专家和百姓两大评审团进行投票。最后给予获奖的社区一定的奖励，奖金被规定用于社区建设。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组织在“魅力社区”的评选和争创过程中发挥重要组织作用。为了有效地领导社区建设，很多社区管理人员参加了“魅力社区训练营”，接受专家的培训，将社区工作带向专业化和规范化的道路。同时，很多高素质的社区成员在活动中被动员起来，为社区建设出谋划策，贡献力量。魅力社区的评选将社区治理的主体大大扩展，不再单单是社区居委会，而是在居委会的组织协调下，全体社区居民、各类社区组织都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活动组委会也建立了专门的魅力社区官方网站，一方面是作为活动展示和居民参与的平台，另外也是希望将活动的成果保存下来并实现共享，为以后社区建设的改进提供比较和参考。网站中的电子论坛（BBS）也为社区组织和居民进行交流和对话的渠道，方便社区各类主体参与社区的治理。由此观之，“魅力社区”评选对于扩大社区参与、促进社区发展和治理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4.社区参与行动（SSCA）：致力扩大社区参与的NGO “社区参与行动”是一家致力扩大社区参与的NGO组织。“社区参与行动”2002年底成立，由于特定原因，其于2003年9月在工商局注册成为北京灿雨石信息咨询中心简称“灿雨石”的非营利民间组织。“社区参与行动”的宗旨是，传播参与式发展思想和方法，推动城市社区参与，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目标是通过努力成为推动中国公众参与的铺路石。作为一个促进社区公众参与的非营利民间组织，“社区参与行动”旨在帮助中国城市社区建立和提高社区参与的能力，推动持续性的社区参与式治理，促进和谐社区关系的建立。它的工作领域是向城市社区提供社区参与的信息、咨询和培训；从事社区参与的信息收集和出版物出版；开展中国城市“社区参与行动”研究；在政府、专家学者、NGO和社区公众间建立沟通、交流与合作的平台。“社区参与行动”机构从成立自今，一直通过实施各种项目推动城市社区参与式治理的发展。这些项目包括社区参与系列能力培训，建立城市社区参与式治理试点，以及相关信息的传递等。“社区参与行动”长期坚持出版《“社区参与行动”简讯》，致力于普及社区发展、参与和治理的各种先进理念、模式和经验。2008年，社区参与行动不仅在北京的东城区、大兴县启动了多个项目，而且在沈阳、宁波的社区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通过推动社区参与，带动了社区发展和治理水平的提高。

（二）案例分析

以上的四个案例，都与社区治理密切相关，但是却各不相同，甚至可以说存在很大的差异。

（１）主体的性质各不相同。有的涉及政府主管部门，如北京社会工委；有的涉及政府职能部门，如北京科委；有的涉及商业组织，如“魅力社区评选”中就有蒙牛等企业组织的参与（冠名）；有的涉及到民间组织，如“社区参与行动”。

（２）主体与社区的关系各不相同。这些组织，有的与社区有密切的关系，如北京社会工委，其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促进社区建设；再比如，“社区参与行动”也是本着扩大社区参与而成立的。有的本来和社区没有直接的关系，如北京科委，其传统工作跟社区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其传统的工作也与社区关系不大。

（３）主体参与社区的机制各不相同。北京社会工委是以主管部门的身份参与的，主要表现为规划制定、组织推动等；北京科委是以项目投入的形式介入的，主要是通过建设“创新型科普社区”，达到提高百姓素质、科技服务居民的目的；“魅力社区”评选可以看作是通过商业机制介入的，即通过赞助商的投入，实现对社区建设的促进；“社区参与行动”则是通过非赢利机制介入的，即和街道、居委会、社区组织结成伙伴关系，帮助扩大社区参与，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但是，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发现，这四个案例其实也有共同的特点：

（１）外部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这四个案例中的主体，无论是北京社会工委、北京科委、“魅力社区”评选的组织者，还是“社区参与行动”，其实都不是社区内的组织，跟传统意义上的社区治理主体，如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等有着性质和边界上的区别。

（２）外部组织参与带动了社区治理水平的提高。这四个案例中的外部组织，通过不同的机制，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但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社区的发展和治理水平的提高。

以上四个案例凸现了社区治理的一个新趋势，即社区治理正在走向一种“开放式治理”。

三、新的社区治理模式：开放式治理

（一）开放式治理的涵义

我们先来明确什么是治理。俞可平认为，所谓“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1](P40-44)在治理的基础上，开放式治理更强调，治理主体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定的范围，而是一个开放系统。具体到社区而言，除了社区内的各个主体可以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社区外的组织同样可以通过各种机制创新，参与社区治理。

（二）开放式治理的理论基础

开放式治理的提出，首先是基于经验事实，即文章中重点描述的案例，这些案例只是大量案例中比较典型的个案。从这个角度说，开放式治理是对社区治理发展趋势的概括。以上是归纳的逻辑，其实从演绎的逻辑出发，开放式治理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社区作为一个组织形式，和任何组织一样，都绝对不可能是与环境割裂的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系统。资源依附理论即认为，没有组织是自给的，所有组织都在与环境进行交换，并由此获得生存。在和环境的交换中，环境给组织提供关键性的资源（稀缺资源），没有这样的资源组织就不能运作。[2](P64-66)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社区治理必须依赖于外部资源的输入，外部资源的输入过程，实际上是外部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这样，社区治理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系统的治理，最终是、也必然是一种开放式治理。

（三）开放式治理的特征

通过分析案例，我们认为，理想的开放式治理应当具有如下两个最重要的制度特征，即“外部主体参与”和“复合治理机制”。

（1）外部主体参与。在以上的案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量的外部治理主体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比如北京社会工委、北京科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社区参与行动等，这些主体都是社区外部的组织，和传统的社区内部治理主体，如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有着根本的区别。

（2）复合治理机制。在以上的案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开放式治理中，外部主体的参与，并非为了控制社区，而是致力于促进社区发展和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因此，外部治理主体对社区并非实施“统治”和“管理”，而是一种新的复合治理机制。复合治理贯彻了治理的基本精神，即谋求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互补关系，更加强调多个治理主体的参与。复合治理不是一种基于共同地域的治理，而是强调在开放空间内多主体的合作治理。复合治理的基础实际上在于开放社会下多主体的复合公共责任。[3](P24-25)正是由于“外部主体参与”和“复合治理机制”，我们认为，开放式治理是建立在开放系统下的一种新的治理形态。社区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地域社会和生活共同体，开放式治理的趋势首先在社区治理中凸现出来，有其必然性。这种治理形态会不会在更大治理空间内显现，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四、开放式治理的演化

开放式治理是一个治理形态不断演化的结果。对于社区而言，开放式治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走向开放式治理，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下面，我们仅仅从“理性类型”的意义上，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来展示一下开放式治理的演化路径。

（一）从“单位制”到“社区制”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转变。“单位”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化组织”。（1）单位是一个政治组织,承担着对其员工进行教育与有效政治控制的职能。中国的政治组织结构是国家(政府)——单位——公民(个人)。“国家依靠单位体制和对单位的严密控制实现社会和政治的整合。单位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国家通过单位对社会成员进行经济、政治以及思想的管理,进而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4](P224)（2）单位是一个资源分配和调控的组织。单位不仅为职工提供劳动与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而且还要承担医疗、福利、交通以及子女教育等职能。

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单位制逐渐弱化。单位制的弱化意味着政府通过单位控制社会的基础发生了动摇。随着单位制的衰退,政府需要一个能够起社会整合和社会稳定作用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的作用日益凸现，以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为基础的“社区制”逐步建立起来。

（二）从“社区控制”到“社区自治”和“社区治理”

社区制在建立的初期带有明显的社会控制的功能，针对社区过多扮演行政和社会控制功能，政府、学者和实践者也在不断反省。尤其是随着“政社分开”成为一种基本共识之后，社区的独立性越来越被重视。“社区自治”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新的社区管理模式。社区自治着重强调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教育。社区自治的提出，对于中国社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重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单位”相分离。社区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社区虽然在形式上建立起来了，但是在实质上并没有脱离对单位的依赖。虽然，依附于强势的单位，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社区获得更多的资源，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依附关系不利于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社区。（2）对抗政府不合理干预。社区建立之初，政府仍然是想把社区变成控制基层社会的工具，变成政府行政的终端。正是因为如此，社区在很长一个时间内仅仅是一种行政意义上的社区，无法发育成为一个真正的地域共同体。社区居委会也成为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终端，而不能成为社区发展和治理的主体。（3）增加社区参与和培养社区归属感。社区自治的提出，一定程度上起到增加社区参与和培养社区归属感的作用。尤其是社区基层选举和一系列文体活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在这些活动中，社区归属感也逐步被培育出来。

但是，随着社区的发育，各类新型社区组织不断涌现并发展壮大。这些社区组织也要求并实际上已经参与到社区的治理中去。狭义的社区自治，强调的是基于共同的地域和文化，社区内的居民、业主对社区事务的决定。随着为数众多的、形态各异的社区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社区自治显然不能很好地概括社区内的新变化。实际上，以社区自治为基础，一种新的“社区治理”的格局已经逐步显现。与社区自治不同，社区治理更强调不同的、多样化的社区主体对于社区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

最后，我们强调，社区治理是以社区自治为基础的，社区治理实际上包含了社区自治的含义，即社区事务的自决与免除外界控制。社区治理是一个比社区自治包容性更强的概念。但是，由于现行政策对社区自治的强调，社区自治的概念仍然被广泛采用。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在社区自治的基础上，让社区各类主体充分参与到社区事务的决定中去，建立起社区治理的框架，乃是大势所趋。

（三）从“封闭式治理”到“开放式治理”

从社区治理演变的路径来看，社区治理脱胎于“社区自治”，是在社区自治的基础上，融入“治理”理念，吸纳社区各类组织参与的过程。这种特定路径下演化出的社区治理，必然是一种天生排斥外部主体参与的治理，是一种“封闭式治理”。这种治理，有特定的地域边界和主体边界，即在社区的地域范围之内，由社区内的各类组织实施的治理。

“封闭式治理”有特定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大多数的治理，不论是国家治理、城市治理、乡镇治理，基本上都是“封闭式治理”的模式。但是，在社区实施封闭式治理却是有问题的。中国的社区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所谓共同体，而是行政划分的治理单元。这使得社区几乎都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整体性社区”，而仅仅是能满足居民部分需要的“局部性社区”。这就决定了社区发展必须不断从环境中获取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诸如各种资源、信息甚至合法性认同。中国社区是行政划分而非自然演化的产物，这一基本事实决定，社区发展和治理水平的提高，必须有赖于外界提供资源、信息和合法性认同，中国的社区治理必然要从“封闭式治理”走向“开放式治理”，这是社区治理演化的必然趋势。

最后，我们强调，我们所指出的开放式治理的演化过程，即从单位制到社区制，从社区自治到社区治理，从封闭式治理到开放式治理，这只是一个“理想类型”意义上的划分。我们应该认识到，由于中国的地域广大、情况复杂，社区治理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治理水平较高的社区，已经走向开放式治理，但是大多数的社区治理，仍然停留在封闭式治理阶段、甚至片面强调社区自治阶段、更甚至是单位制阶段。社区治理从相对较低的水平发展到相对较高的水平，需要一个阶段。但是，我们相信，走向开放式治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五、开放式治理的意义

开放式治理是一种不同的治理理念、一种崭新的治理模式，是社区治理制度演化、变迁并日臻完善的结果，是一种高水平的社区治理形态。开放式治理具有重要的制度意义，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1）明确社区、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从“二元对立”演化为“伙伴关系”，解决了社区治理的主体问题；（2）通过实施复合治理，解决了社区治理创新的机制问题；（3）通过帮助社区获得资源、信息和合法性，解决了社区发展的动力问题。

（一）社区、社会与政府：从“二元对立”到“伙伴关系”

在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与社会，社区与政府，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社区与社会。在滕尼斯看来，社区与社会是相互对立的范畴。滕尼斯认为，社区是熟人社会，是地域共同体，而社会是陌生人社会，是社区的异化。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观察到，社区和社会确实有差异。社区内是温情脉脉、守望相助，而社会是尔虞我诈、利益攸关。其实，从开放治理的理念出发，社区和社会并不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社区和社会应该是一个谱系的两端，从社区到社会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所谓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即一个社会组织和自由个体广泛联系、互动的组织空间；而社区，正是公民社会的滋生地，是培育社会组织和自由个体的具体单元。

社区与政府。在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往往被放在政府的对立面上。所谓政府，是“中央－省－市－县区－街道”的层级结构；所谓社区，是街道以下的部分。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被明确地分割开。其实，从开放式治理来看，社区并不排斥政府，政府也是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政府可以以复合治理的方式影响社区，社区也需要通过吸纳政府参与来获得资源、信息与合法性。政府和社区是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他们通过复合治理，共同致力于社区发展、提升治理水平和增加社区内的福利。

（二）治理机制创新：复合治理

当社区与社会、社区与政府，从二元对立的关系，演变为“伙伴关系”，实际上社区治理机制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从以前线性的治理关系演变为一种复合治理。所谓复合治理，是指社区内外的各个组织，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结成伙伴关系，通过机制创新，形成一种特定的治理结构，共同对社区实施治理。

在这里，治理结构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治理结构的建立，保证了各个治理主体的分工、合作，防止了治理主体的独大与控制。治理结构的建立，可以使得各个治理主体充分利用自己的组织资源、发挥自己的组织优势，在复合治理中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社区发展和福利提升。

（三）社区发展：资源、信息与合法性获得

开放式治理不仅解决了治理主体的问题，治理机制创新的问题，也解决了社区发展的问题。社区的发展，离不开资源、信息与合法性。资源、信息与合法性是社区发展的基本要素。“社区唯名论”的观点认为，社区不过是一个空名，并非实体。我们不同意这样的极端观点，但是，我们也认识到，社区要发展，所有的资源、信息与合法性必然来自各类组织。在封闭式治理的框架下，社区仅仅在内部获取资源、信息与合法性，这显然不足以支持社区的长远发展；在开放式治理的框架下，社区大大拓展了资源、信息与合法性的获取渠道，有利于社区的长远发展。

由此可见，开放式治理解决了社区治理和发展中面临的主体问题、机制问题和动力问题，对于调和社区与环境的关系、促进社区发展、鼓励社区治理创新，最终实现社区善治，都有着更加深刻的意义。

六、开放式治理的问题

开放式治理对于社区治理和发展的意义重大。但是，开放式治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尤其是当社区演变为开放系统之后，为社区治理带来巨大的系统性和制度性风险。开放式治理可能产生的问题主要有下列两个方面：

（一）内部主体过度依赖问题

外部主体的参与，为社区发展和治理带来了资源、信息与合法性，对社区发展的促进效果明显。但是，开放式治理很可能会造成内部主体对外部资源的过度依赖。内部主体希望不断从外部获得社区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信息与合法性，而忽视外部资源、信息与合法性在社区内部的整合，更忽视社区内部资源、信息与合法性的开发。

开放式治理的效果越好，这种依赖性会越强。依赖性的加强，会使得社区内部主体的注意力分配发生异化，即从社区发展、治理提升异化为单纯的资源获得。在开放式治理的格局下，社区治理主体应该关注资源获得，但是，资源获得不能成为唯一目标和唯一手段，资源的获得必须与社区发展与治理提升结合起来。如果资源获得有悖于社区发展和治理提升，这种资源只是一个诱饵，会给社区带来损害。比如，一个企业很可能以为社区提供经费为诱饵，希望在社区内建立一个广告牌，而这个广告牌可能会对社区景观造成较为严重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社区治理主体必须以社区发展和社区利益为根本目标，否则会严重损害社区利益、威胁社区发展和治理。

（二）外部主体过度控制问题

随着社区成长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地带，尤其是随着这个地带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外部主体越来越重视这个地带，并且希望通过控制这个地带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开放式治理的格局下，要防止外部主体对社区的过度控制。外部主体的过度控制和内部主体的过度依赖一样，都会使得社区目标发生置换。

外部主体的控制，有时候十分隐蔽。比如，以北京科委建设“创新型科普社区”项目为例。北京科委的目标是，通过科技的普及和利用，提高社区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让科技为社区居民的工作生活服务。由于北京科委提供了大量项目经费（20-30万）给社区，会使得社区发展产生偏重，即为北京科委的工作服务。

开放式治理下，社区成为一个开放系统，这既为社区发展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也为社区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如何防止内部主体过度依赖和外部主体过度控制，是开放式治理中始终需要关注的问题。治理理念所倡导的基本原则，如多元、透明、参与，将有助于在社区治理中克服开放系统所带来的风险。

七、结语

综上，笔者认为，大量案例表明，社区治理正走向开放式治理。开放式治理对于调和社区与环境的关系、促进社区发展、鼓励社区治理创新，最终实现社区善治，有着深远的意义。但是，在开放式治理的模式下，社区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目前，开放式治理才刚刚在社区中显现，伴随社区治理的发展，开放式治理终将是大势所趋。

（感谢北京社会工委社区处、北京市科委社发处、魅力社区项目组委会和“社区参与行动”对本研究所提供的方便。文章的写作过程中，跟杨雪冬、于燕燕、CCPG的李丽亚等人的讨论，让我受益很多，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J].南京社会科学，2001，（9）． [2]斯格特．组织理论[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杨雪冬．风险社会中的复合治理与和谐社会[J].探索与争鸣，2007，（2）． [4]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Community Governance as an Open System: the Evolution Trend

of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An Analysis of Four Cases about Community Governance

Liu Duo（Research Center of Compare Politics and Economy, Central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100032, China）

Abstract：Through several case studies, we found an important trend emerging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that a large number of extern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promoting to a high level of community governance.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moving towards an open governance.Open governance is a totally different concept, a new governance model, is the outcome of evolution, change and improvement of institution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 and thus is a high-level form of community governance.The report also discussed open governance in regard to the concept, institutional basis, characteristics, evolution process, significance and etc.Key words：Community；Governance；Community Governance；Open System

建设的重要意义 篇5

一、是实现国家、河南省发展规划及航运规划的需要。国家发改委于2012年12月初正式发布了《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年）》，这是继国家出台指导意见后，推进中原经济区的又一重大举措。在内河水运方面，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淮河和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建设。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部批准的《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2006～2020年）》中全国干线航道网规划为“两横”、“一纵”、“两网”、“十八线”，沙颍河航道为“十八线”中第十二线，其规划等级为Ⅴ～Ⅳ级。根据《淮河、沙颍河、合裕线高等级建设方案（2011-2015年）》，沙颍河周口至省界段航道建设时间是2013年至2016年。《河南省内河航运发展规划（2006—2020年）》将沙颍河航道列为河南省内的国家高等级航道“一干一支”中的一支，（“一干一支”指的是淮河干流淮滨至三河尖（省界）、沙颍河漯河至省界），其等级被定为Ⅳ级。所以，沙颍河周口至省界航道按Ⅳ级标准进行整治是国家、河南省发展规划及航运规划的需要。

二、是促进资源开发，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沙颍河西通豫中矿产资源区，经安徽东联经济发达的苏、浙、沪地区，具有发展航运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沙颍河航道整治工程必将在扩大中部对内对外开放中、在东中部的区域交流中、在东部与中部之间的产业转移中、在中部能源与资源向东部输出中

进一步发挥作用。

三、是促进淮河航道网建设、完善腹地综合运输体系的需要。淮河是豫皖两省乃至国家高等级航道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曾为豫皖两省特别是沿淮及豫东地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根据国家发改委组织编制的《淮河、沙颍河、合裕线高等级建设方案（2011-2015年）》，淮河航道河南段已经整治完成；安徽段“十二五”期内即将整治完成。豫皖两省水运交通“十二五”规划，两省将集中力量实施水运主通道和区域性重要航道的升级贯通工程，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航道网的“干支联动”作用，实现内河航运新的跨越式发展。因此，沙颍河航道整治工程的建设对于促进全国内河水运主通道和淮河航道网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项带有战略性和关键性的工程措施。目前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及原材料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运输需求矛盾越来越显现，提高运输能力、加快建设和改造煤炭外运通道及长江、淮河等内河航道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迫切要求。从腹地运输现状及运输线路分析来看,目前主要依靠铁路和公路运输。沙颍河航道整治工程的建设将打开豫东南的水运大门，减轻陇海、京广等铁路和公路的运输压力，便于河南省东南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的物资交流。形成一条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经济合理的水运通道。沙颍河航道整治并提高通过能力后，将极大的缓解腹地运输压力，是对腹地综合运输的重要补充。因此，沙颍河航道整治工程对于完善腹地综合运输体系具有

重要作用。

四、上游“周口至漯河”、下游安徽段航道整治都已在施工建设，加速推进本段航道整治更显得尤为迫切。

2011年12月30日，沙颍河周口至漯河段航运开发工程开工建设，工程计划2016年建成运营。2009年6月沙颍河安徽耿楼船闸建成通航后；2008年12月颍上船闸建成通航；2012年3月阜阳船闸建成通航，至此，下游的闸坝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2011年9月，沙颍河安徽段航道整治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工期5年。

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 篇6

云淑萍

内蒙古财经学院

010031

内容提要：实现社区治理是目前我国社区管理的发展方向，社区治理意味着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和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与公共事务参与，它的前提是公民意识的提高。本文通过梳理公民意识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与表现以及分析由于公民意识缺乏造成的社区治理问题，说明提高公民意识在我国社区治理中的迫切性。

关键词：社区治理 公民意识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ommunity management in our country is to realize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which means the appearance of multi-governance-subjects,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self-management and participating in public affairs.The premise i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ense of citizenship.This paper analyses the affect and show of the sense of citizenship and the problems of lacking it, which proves the urgency of improving the sense of citizenship in community governance.Key words: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sense of citizenship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公民社会正在萌芽中，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的公民意识正在形成。转变政府职能，探索新的基层管理模式已势在必行，社区治理正在成为中国社区建设的必然选择。但是，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在实际治理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与公民意识缺乏有关的问题，从理论上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国社区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一、社区治理中的公民意识

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市场的失效和国家的不足相关。“治理”范畴是政治学、社会学、城市学广泛使用的概念。学者俞可平认为，治理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涉及公共部

〔1〕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社区治理是目前中国治理理论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领域，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的政府管理职能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基层政府的管理职能正呈现社会职能回归社会的趋势，社会管理重心正在由“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变。同时，由于城市居民家庭私有财产的增加和权利意识的增强，除了作为“单位人”以外，作为“社区人”面临的物业纠纷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拆迁问题等使得城市居民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关注和参与社区建设。因此，在中国社区成为治理理论实践和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演练场。

社区治理的精神是“自治”，地方政府不会用它的“公权力”压迫基层社区执行命

〔2〕令，其它各方也各司其职。社区治理的主要特征是多元主体的参与，除了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代表外，还包括居民、居民委员会（社区唯一合法自治组织）、社区非营利组织（也称社区中介组织）以及业主委员会等主体的参与。显然，公民参与是社区治理实现的主要特征，而社区居民是否具有公民意识，实现从居民到公民的转变，是实现公民参与的重要前提，对社区治理的实现意义重大。

（一）公民与居民的区别与联系

公民作为一种政治身份，分为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范式。公民的共和主义范式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典型的特征是强调共和国先于个体，公民具有道德特征等。自由主义范式公民始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并逐渐扩展到全球的每一个角

〔3〕落。它强调个人权利的至上性，认为权利的目标在于保障个人自由等。无论哪种范式，公民都是国家—社会的框架下的概念，所以，公民的政治权利——主体责任是公民不同于封建社会臣民的特征。尽管我国《宪法》第33条对“公民”作出了如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但在实际的公民角色活动中，长期以来受传统影响更多的是对公民义务的强调，而公民权利相对弱化，对公民权利侵犯的各类事件屡见不鲜。而且在我们日常各种表述中，只见居民不见公民，公民与居民看似一字之差，但在实际使用中却有很大的不同和影响。按照新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解释，居民是指在某个地方（多指城镇）居住的人。居民强调地域性，使用居民称谓某种意义上淡化了公民的权利与责任，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公民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结果就是公共资源遭到流失、公共环境受到破坏，进而公民的自身权益被损害；相反，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保护离不开以社会责任感为前提的对公共资源与环境的保护。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总会发生侵犯居民利益的事件？

在目前中国的社区治理中，强调“公民”的提法并不是无稽之谈。在国家社会主义的传统下，公民社会几乎不存在，公共管理等同于国家管理，居民是被管理的对象，居民的权利更多是消极地被给予而不是积极地争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公共管理体制的转变，公共管理向公共治理发展，但公共治理尤其是社区治理不成熟的最大根源是公民参与缺失与不足。因此，在社区治理中强调居民以外的“公民”身份很有必有。居民是一盘散沙的，公民则是有组织的有主体意识的个体，以组织性的、法制性的、协商性的方式进行理性公共参与的个体。

（二）公民意识的构成

作为公民，除了宪法和法律的形式规定外，其人格特征是公民角色扮演的内在动力。根据社会学的人格定义，可以这样定义公民人格特征：是公民涉及一切公民行为时的稳定心理特征，即公民意识，包括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

1．主体意识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阐述了人的“私人”与“公人”的双重身份(“人分为公人和私人的这种二重化”)以及“私权利”与“公权利”的双重权利。公民即“公人”，是参与社会政治共同体即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人，是“政治人”，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即公权利，这种公民权是同政治共同体相结合的权利，其内容是“参加这个共同体，而且是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这些权利属于政治自由范畴, 属于公民权利的范畴”。〔4〕从马克思的“公民”、“公民权利”阐述可以推导出，公民的主体意识就是公民所具有的“公权利”意识，具体表现为参与国家事务与公共事务的主体成员感、社会责任感。在西方，受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然法思想影响，公民与国家的契约关系思想已深入人心成为制度理念。但在中国，受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影响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体制影响，公民的主体意识还非常缺乏，时下发生的种种事件都可以说明对公民主体意识的教育非常必要。主体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基础。

2、权利意识

公民的权利意识指公民的政治权利意识。由宪法确认的政治权利，包括思想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自由、对政府的选举权、批评权、控告权及其他监督权，等等。〔5〕政治权利意识即指公民对这些权利内涵的认识和如何行使的认识。权利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具体体现。

公民意识不仅是公民的人格特征，还是公民维护自身人权的思想武器。在现实生活中，人权是具体的，琐碎的，需要动用多种方式去争取、维护、协商，公民意识是采取这些理性方式的理念来源。

二、公民意识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及表现

（一）公民意识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社区治理的核心理念是由过去单纯强调政府管理转变为政府、公民及其他组织共同参与对社区的治理，尤其强调主体间的协调、沟通与交流，而这种转变是建立在公民意识不断提高的基础之上。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公民意识的提高，有利于形成社区治理的局面。公民意识的提高会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社区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是公民社会形成的体现之一，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社区非营利组织以组织化的方式参与社区治理，与其他治理主体形成多元治理主体，实现社区治理的合作、参与和协商机制；公民意识的提高会促进居委会作为我国基层唯一合法的社区自治组织真正实现居民自治；目前，一些商品房住宅区的业委会已经显现出了公民意识的萌芽形成。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一些业委会运作展示了公民意识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北京新天第小区的业委会是一个比较出名的业委会，媒体曾多次报道。据业委会主任张大宪说，业委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自成立以来，就成为业委会、物业公司、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片警的沟通平台，一个月要开好几次会议。通过这种协商机制和民主程序，业委会为小区居民做了几件大事，一是和开发商协商，将公摊面积收益收归为全体业主所有；二是收回住房维修基金，这在全北京是第一家；三是改造监控设施工程。对业委会和居民的自治热情，张大宪这样解释，“其实现在的小区业主是中国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他们不满足于个人的物质需求，更愿意推动社会进步和〔6〕民主。”

2.公民意识的提高，有利于降低政府的社区治理成本。

社区治理与社区管理相比的优点在于大大降低政府社区治理成本，而这有赖于公民意识的提高。社区治理的成本主要包括动员成本、监督成本、人力成本、设施成本。由于公民意识的提高，社区居民会把社区事务作为自己的公民义务与责任，积极参与与响应，进而形成公民社会组织，从而降低政府治理成本。例如，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的展开还主要以政府投入与经营为主，造成由于资金、人力不足而不能开展工作满足居民的需求。在美国，非政府组织帮助政府摆脱对社会事务的具体服务，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政府主要通过向非营利组织购买服务为居民提供社区服务。在美国，参与社团已成为公民的主要行为。几乎每一任总统都在鼓励志愿组织和行动。199

4〔7〕 年，国会通过“King Holiday 服务法案”，将马丁·路德金日定为志愿服务日。3.公民意识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理性解决城市社区矛盾。

目前，商品房业主因维权和开发商、物业公司或其它单位组织发生的摩擦事件屡见报端，已成为城市社区的主要问题集中点。一些摩擦甚至升级为群体性事件或暴力事件。据中消协不完全统计，在中消协接到投诉介入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三方之间的纠纷时，近九成以上的业主与开发商或物业管理公司的关系已经达到了激化程度，这种激化的程度是，在三方之间只有开发商或者物业管理公司向业主做出让步才可能解决纠纷的比例达到80%。“业主在这种矛盾激化下解决问题的成功率较低，一般在20%～30%〔8〕之间。”业主维权成功率低的原因除了法律制度不健全和政府执法不到位以外，其它都可以归结为公民意识缺乏所造成，包括缺乏法律知识为维权而使用过激行为违法；缺乏组织意识维权单打独斗处于劣势；缺乏公共责任意识惮于“枪打出头鸟”而“搭便车”；缺乏沟通、协商、对话意识手段单一行为武断。相反，维权成功的案例的原因也主要由于公民意识起很大作用能理性解决问题。据报道：

由12个小区业主委员会联合发起倡议、广州市业主联谊会组织的针对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的集体追讨活动，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参与集体追讨的业主委员会数目就增加至约60个，声势浩大，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业主委员会在合法理性的旗帜下自觉地团结起来，全力以赴为化解专项〔9〕维修资金的这一历史难题。

（二）公民意识在社区治理中的表现

公民意识在社区治理中主要表现为作为社区主体之一的社区非营利组织的形成和公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政治参与、维权意识以及宽容意识。

公民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结社结团。与传统社会的以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结成的社会群体不同，公民社会组织是在契约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个体的组织。社区非营利组织 是社区某一类利益群体或某一特征群体为维护自身利益或社区公共利益自发结成的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只有它的形成才能使社区形成治理结构。目前在中国城市社区具有公民社会组织性质的组织主要是业主委员会和社区志愿者组织，但也具有政府主导的色彩。

公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体现在公民对社区公共事务提出意见或建议、参与社区建设等等。公民的参与可以有效拓展社区服务、发展社区卫生、繁荣社区文化、美化社区环境、加强社区治安、对社区的和谐、快速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民的政治参与体现在社区的政治选举、政治表达上面。在社区选举中，存在居民对此持冷淡的态度、参与热情不高，有一种选谁都一样的心态，抱着这样的心态去参与，必将导致自己的权利丧失，影响社区的建设。所以，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对社区治理有重要的意义。

维权意识的提高是公民意识的重要体现，维权是公民结社、参与的主要动力。目前普遍存在不知侵权、不懂维权的状况。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维权如何促进组织化。

2009年10月13日，在广州市东川三街通往广东省人民医院的一个医疗垃圾出口，贴出一张拆迁规划公示，业主们惊讶的发现，自己的住房面临被拆迁的威险。经调查，业主们发现面自己居住多年的小区要作为公益性用地，而该地块拆迁补偿远不及该地块的一手楼价。面对这种情况，一些业主自发成立了“反拆筹备组”，开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事件发生后，一些业主积极行动，开动员大会，进行反复扫楼，挨家挨户张贴反拆迁资料、收集居民意见和进行签名活动，一些业主代表开始进行上访。与此同时，利用网络获得居民的支持。在经历了三个月的维权活动之后，原来的拆〔10〕迁规划被叫停。

此次拆迁事件的解决，充分说明了维权的共同利益如何促进公民社会组织的形成，也说明公民意识在维权中的关键作用。

三、公民意识缺乏造成的社区治理问题

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区治理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特点，社区治理模式的差别往往取决于政府和社区之间权能配置的方式。以政府和社区之间权能关系的不同, 社区治理模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即自治型治理模式、行政主导型治理模式和混合型治理式。我国的社区治理属于适应社会转型的国家治理需要的至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居民参与仍停留在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家动员、群众参与的阶段。所以，这种参与还不能称为公民参与，是被动参与而非主动参与，是参与活动而非参与公共事务，是临时参与而非制度性参与，是个人参与而非组织、个体参与，是少数人参与而非多数人参与。究其原因，除了社区行政化的原因外，公民意识缺乏也是重要原因。

（一）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度差，归属感不强。

社区的本质特点是居民守望相助的共同体。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城市社区，既抛弃了传统街坊和单位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又没有在新的居住格局中形成契约性、团体性的社区认同感。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认同感不同之处在于不是基于地缘和血缘，而是基于同一团体的权利性的承认和公民意识中的宽容、多元化意识，所以，习惯于传统社会“单位人”的角色定位，还未形成现代社会“社区人”的角色定位，因而对于社区的认同度较低，归属感不强。原因在于：第一，社会资源还主要集中于“单位”，社区主要吸引下岗、失业群体和老、弱、病、残群体。第二，缺乏公民意识不能把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看做自己的公民责任。第三，政府对社区的权力下放不够，公民参与没有空间。因此，造成的结果是社区民主选举难以进行，居民代表大会难以召开。社区民主选举老年人较多，中青年较少；离职人员多，在职人员少；女性多，男性少。其次，社区活动被动参与，许多参与活动都是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安排的，而非社区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组织的。社区居民参与可有可无，随意性较大，缺乏制度保障。参与意识淡薄，参与热情低。

（二）存在社区建设资源缺乏和社区社会资源闲置的矛盾。

社区建设需要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无论中外，国家财政的收入都永远不能满足 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福利国家实践的失败表明，单靠政府的力量不可能建立起一套可持续的福利国家制度，最好是充分发挥第三部门即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同时，西方社区发展的经验还表明，仅靠经济手段难以解决社会问题，社区成员的参与是制定和实现社会政策目标的因素之一。尽管我国财政对社区的投入已有很大进步，但社区建设的资金依然紧张，人员身兼数职。许多居委会存在着这样的现象：牌子挂起来了，但工作并未开展。但同时，社区中现有的人力资源浪费严重，功能设施不能物尽其才。许多居民将多余的精力和时间打发在麻将桌上。而在美国，据美国全国独立部门199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将近56%的人加入了志愿者行列。82%的公

〔11〕司捐助志愿者行动计划，26%的公司给予其员工带薪从事志愿服务工作的时间。

（三）社区居民参与理性不足，普遍存在“搭便车”心理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人们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社区建设时也较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与自己利益有关，参与热情就高，反之则低。同时，因为人的有限理性，公民参与社区管理时，反映的问题常常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或是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或是发发牢骚，这些都体现出社区公民参与的功利性较强。此外，在社区居民的参与中，多数人都存在“搭便车”的心理，他们认为公共利益的增加或减少不会直接对我个人利益有影响，所以我个人对公共利益的奉献既无好处也无意义，不如让别人去争取权益。正因如此，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和质量就会受到影响。

四、社区治理中有效培养公民意识的探索性建议

作为思想观念，公民意识的形成需要有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但同时，思想观念的转变与进步也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教育与培养公民意识。社区治理中面临公民意识缺乏所造成的问题，但社区治理同时也是公民意识形成的最好场所。然而，这需要政府主导与发挥作用，也需要公共精英的带动示范。

（一）培育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是有效培养公民意识的根本。

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是公民意识中主体意识的来源。认同感与归属感一方面来自对邻里的认同，另一方面来自与社区的利益相关性。对邻里的认同感是在居民互动中自然形成的，但在商品住宅区居民很少像以前的街坊邻居那样全面的情感互动，更多属于局部的参与式互动。然而目前许多社区都缺乏互动场所和居民能够参与的活动，多数社区举办的活动属于作秀与社区考评项目，谈不上居民参与。而发达国家与地区政府重视用于居民活动的公共场所的建设。新加坡新建的公寓内专门辟出邻里活动中心等公共空间。由此说明，政府对建设形成公民意识的社区公共场所负有监管责任。而与社区利益的相关性，有待于共同利益的出现与观念的转变。

笔者所居住地的附近小区是Q村拆迁后开发商给村民们建的集体回迁住宅区，村集体组织仍然存在，村民们原有的社会生态系统也基本保留。由于开发商将小区大门两侧的临街骑楼卖出开饭店，饭店竟然要把污水处理管道和小区中的污水处理池接通，这显然会超过原有污水处理设计的负担从而影响小区环境，所以小区中的居民积极行动起来共同抵制，两天后饭店的这一侵权行为才得以终止。维权成功的原因据笔者观察所得结论，一是由于居民同属同一村集体，组织成本低，能够很快形成行动力；二是由于老年居民们以情理服人，以“年老摄人”；三是居民们有一定的法律、维权常识。

（二）社区公共精英的出现对公民意识的形成有示范带动作用。

2004 年9月8日，广州《南方人物》周刊发表“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同时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三条标准：第一，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第二，〔12〕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第三，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社区公共精英类似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社区管理和维权中敢于当“出头鸟”，与公共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们不具有专业素质和批判道义，他们只是具有一般公民素养的公民。但是他们又与普通公民不同，他们在经济地位上属于中产阶级中上层，接受过高等教育，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公民素养，包括主体意识、守法观念、协商理念、团体精神等。许多小区维权成功的原因都有社区公共精英的因素存在，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言行具有示 范带动作用，能够影响周围人群。

（三）网络社区是公民意识形成的演习场。

由于网络的普及，网络成为人们新的沟通平台。而且网络的匿名性又契合了现代人希望交流但又不愿担负由此增加的人情成本的需要。社区网络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要求中出现的。从租房、卖房到旧物交换，从邀约兴趣活动到公益活动，社区网络正成为社区居民沟通的重要平台，而公民意识也在这样的沟通中萌芽成熟。

著名的社区网北京回龙观社区借助网络，居民们在2005年3月，回龙观社区网5周年庆典，成功实现481人在顶上红餐厅聚餐，成为社区人数最多的集体“腐败”。2007年9月，社区论坛里，一个名为“微笑墙”的活动温馨上演——为挽救河南来京求医的11个月大的兔唇宝宝浩浩，回龙观居民们热购笑脸。最终，“微笑墙”筹到了万余元捐款，用于浩浩的生活及治疗费用。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后，网站负责人第一时间通过社区网站宣传义卖募捐，总计为灾区群众筹集捐款535453.82元。回龙观尤为引人注目的还是它的维权行为，著名的“保卫绿地”维权失利后，居民们由维权走向积极参政，参加北京昌平区的区人大代表候选人参选，最后，32岁的聂海亮当选为回龙观选区惟一的人大代表。对于他的当选，一些学者很兴奋，将之概括为“北京现象”。

有媒体评价道：“普通业主自荐参选人大代表，意味着他们从上访维权走向选举维权，从代表一个人到代表一群人，从具体维权到积极参政。”“聂海亮的当选，应该是中

〔13〕国社区民主与现行民主体制实现的第一个对接。”回龙观社区之所以能借助网络实现社区居民的自组织力、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守望互助、作为公民的志愿服务行为、共同维护公共权益以及积极参政，它的关键在于回龙观社区的居民组成性质，主体居民属于25——35岁之间的中关村IT人士以及其它业界的文化水平较高的中高收入者。他们由网络互动发展为现实互动，公民意识也在这样的互动中成长发育。可以预见，网络将成为社区居民互动、组织、参与的平台之一。

注释：

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 篇7

1 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在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 很多地质条件变化是由于人类活动诱发的, 大规模无序开采, 使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地质环境问题异常突出, 对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危害处处可见。

(1) 地质灾害。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在矿山附近很常见, 露天矿山是先将覆盖在矿体上面的土石剥掉 (剥离) , 自上而下把矿体分为若干梯段, 直接在露天进行采矿的方法。地质灾害的主要表现在:一是使边坡改变原有的天然平衡状态、地面及边坡开挖影响山体及斜坡稳定, 最终导致岩 (土) 体变形, 诱发崩塌和滑坡等地质灾害;二是矿山矿渣的随意堆放, 造成超负荷, 以致引起滑坡;三是部分矿山矿渣顺沟随意堆放, 一旦遭遇下雨等恶劣天气, 就会形成泥石流。

(2) 石漠化。石漠化是“石质荒漠化”的简称, 指在喀斯特脆弱生态环境下, 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而造成人地矛盾突出, 植被破坏, 水土流失, 土地生产能力衰退或丧失, 地表呈现类似荒漠景观的岩石逐渐裸露的演变过程。由于露天开采现场遗留下来的开采面绝壁林立, 采石坑中到处是残留的矿柱、矿体和随意堆放的废石堆, 仿佛一片石漠, 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 。

(3) 植被荒芜。由于石漠化的严重破坏, 采矿场内没有可供植物生长的土壤。采场周围植被遭破坏, 许多地方都被碎石、废矿渣掩埋了, 以致植被荒芜。

(4) 占用大量土地。大量的固体废弃物随意堆放形成矿渣堆, 占用大量土地。

(5) 水土流失。采矿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把周围植被砍伐殆尽, 造成土地荒漠、岩石裸露、水土流失等严重后果。

(6) 直接或间接污染水源。矿山开采过程中排出大量的污水、废水, 经过受雨水淋漓后溶解了矿物质的污水以及其他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生活废水等, 排放后直接或间接污染地表水、地下水以及周围农田、土地, 然后再进一步污染农作物, 恶化生态系统。

(7) 大气污染严重。采石场中, 废石堆到处都是, 粉岩粉、小碎石, 大风一吹, 漫天飞扬, 使大气污染严重。

2 恢复治理矿山环境亟待解决

矿山开采是人类经济发展重要支柱, 但同时也破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近年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 一系列地质环境问题日趋严肃, 给社会增加了许多不安宁的因素, 与此同时, 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不仅仅是观念的转变, 更是为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社会的和谐。

(1) 改善矿区的生活质量。矿山在开采过程中形成的石、土、灰的随意堆积, 容易形成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现象, 同时采空区的地面塌陷会给人身安全问题带来威胁, 因此, 有必要采取措施有效的治理矿区环境, 使矿区内地质灾害得到有效治理, 自然环境恢复生机, 生态环境得到有效的改善。

(2) 增加耕地, 有效利用土地。矿区土地复垦虽然艰难, 却是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一般而言, 矿山开采后形成的大面积采坑, 是通过覆土进行回填的, 可以增加大面积的耕地。

(3) 预防地质灾害。矿山开发过程中破坏了山坡土体, 造成边坡失稳, , 容易引起自然灾害。因此, 可通过建护坡、挡土墙, 等措施有效防止山体崩塌、滑坡的发生。

(4) 注重环境的绿化。矿山的开采不仅破坏了植被, 同时又产生大量的废石、废渣等松散物质, 并且这些物质极易引起矿山地区水土流失, 山体滑坡, 形成地质灾害。因此矿区内进行植被恢复, 增加绿化面积可大幅度提高矿区的植被覆盖率, 减少水土流失, 降低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爆发几率。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矿区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也可以得到不断恢复。

3 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采矿业发展迅猛, 年采矿石总量约60亿吨, 但另一方面, 采矿业引发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与日俱增。大片地区地下水位下降, 水质恶化, 酸雨成灾。目前人类矿业活动频繁, 对环境的破坏也日趋严重, 已经严重影响并危及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失。2009年, 国土资源部出台了有关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规定。本着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 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全面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 目标就是通过采取一定的保护及治理措施, 最大程度的减少地质灾害和地质环境问题的发生, 减轻地质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有效遏制水土资源和地质地貌景观的破坏, 实现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以下是基本措施:

(1) 对整治采场边坡、采取监测措施, 防止边坡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发生;

(2) 合理选择废石、废渣堆放场地, 不污染地下含水层, 防止引发泥石流地质灾害;

(3) 全面建立并逐步改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

(4) 采取相应措施, 恢复林草地, 对露天采场、排土场、工业广场内实施覆土、回填、种植林草等植被以恢复生态环境。

4 结语

当前, 我国矿山地质环境形势依然很严峻。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 是一项利国利民有益的系统工程, 相关人员必须在开发矿产资源的同时, 积极地采取措施保护矿山地质环境, 以减少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中对矿山地质环境造成的破坏, 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开发和保护并重。通过积极治理, 有效预防地质自然灾害的发生, 改善露天采矿矿山地质环境, 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场所。

参考文献

[1]于素红, 河南省新乡市凤凰山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竣工报告郑州河南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2007[1]于素红, 河南省新乡市凤凰山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竣工报告郑州河南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2007

社区治理 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程 篇8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并且要求统筹城乡社区建设，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社区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

在当今中国治理体系中，社区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社区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我国城乡社区建设操作领域所界定的“社区”，大都是指居民委员会辖区和村民委员会辖区共同体，它们属于基层法定社区范畴，是现实社区的重要表现形式。正是这些现实社区的有机集合构成了当代中国这一生机勃勃的社会有机体，社区治理在国家治理上，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的社区建设肩负着构建新型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体系的历史使命。正式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中国特色社区建设，是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产物。与此相一致，“单位人”向“社区人”、“社会人”转变成为普遍现象，乃至出现了居民利益社区化趋势。例如，救助工作的社区化管理，使贫困阶层的利益诉求转向了社区；人口老龄化尤其是企业退休人员的管理服务的社会化，使广大老年人的利益诉求转向了社区；住房商品化使广大业主的一部分利益诉求转向了房屋座落的住宅小区及其社区物业服务管理机构；对于那些成千上万的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也需要依托社区来组织实施。

社区治理的基本特征

社区治理自身具有一系列特征。归纳和把握这些特征对构建新型社区治理体系有重要意义。

社区治理属于地域性基层社会治理范畴。这首先表现为社区治理属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块块管理”，也就是对某一地域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和公共行为实施综合治理，而与专门治理某一类事务的“条条管理”具有显著区别。其次表现为社区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环节，属于社会治理的“前沿阵地”，直接面对居民群众，具有零距离了解社情民意和群众需求的天然优势，能够做到在第一时间提供服务、解决问题。

社区治理是行政管理服务和群众性自治的有机结合，具有明显的“共治”属性。尽管我国现阶段社区治理的操作单元主要被界定为居（村）民委员会辖区共同体，但对于这类社会共同体的服务管理，既属于基层政权组织的职责范围，又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的作用空间，其治理主体是多元的，其“共治”属性是明显的。不过，与西方国家的社区共治结构不同，我国城乡的社区共治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突出表现为在日臻成熟的社区共治新格局中，社区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基层政府管理服务发挥主导作用，社区群众性自治发挥主体作用，社区成员广泛有序参与发挥基础性作用。

社区治理客体（对象）主要是社区内的公共行为和公共事务。例如，某一居民家庭在楼道内堆放杂物影响楼道公共卫生和其他住户出行，某些居民深夜大声喧哗影响其他居民正常休息，某些工厂企业排放废气影响社区环境，以及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物业管理、治安秩序等等，都属于社区治理对象中的公共行为或公共事务。

社区治理主要依托社区服务来推进实施。尽管社区治理的手段方式具有多样性、综合性，但其基本手段和方式是社区服务。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是社区治理创新的努力方向之一。

积极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的突出任务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区治理创新，需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着力推进以下几方面工作。

加强和改进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在新型社区治理体系中，社区党组织不仅应该发挥而且必须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正确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就需要进一步优化社区党组织设置，实现社区党组织全覆盖，推动形成区域化党建新格局。同时需要按照党的领导和居民群众当家做主与依法治理社区相统一的原则，积极探索党组织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成为社区决策和行动的有效途径。在这方面，提倡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和社区居（村）民委员会成员交叉任职，鼓励社区居民（村民）中的共产党员通过法定程序当选居（村）民代表和居（村）民小组长，以及探索在职居民党员参与单位和社区双重组织生活，探索广大党员在社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具体措施等都具有积极意义。

强化和改进基层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导功能。基层政府组织特别是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政府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是这些组织义不容辞的法定职责。这就需要进一步深化基层行政体制机制改革，加快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增强面向社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增强基层政府组织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创新行政管理服务方式，指导和帮助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开展工作。为此，需要加快街道办事处法制建设步伐，规范街道设置，优化街道管辖规模，整合街道内设机构，增强街道对基层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监督职能，解决街道责权失衡问题，探索构建以街道为主导的属地化社区治理体系。同时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乡镇政权建设工作，增强乡镇政府的管理服务能力，赋予那些吸纳人口较多、经济实力较强的镇更多的管理权，以适应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全面推进社区群众性自治。中国特色的“社区自治”应该称之为社区群众性自治。就现阶段的情况而言，它有三种主要表现形式：一是以居（村）民委员会为组织载体的居（村）民自治，二是以业主大会、业主代表会、业主委员会为组织载体的社区业主自治，三是以基层社会团体为组织载体的社区社团自治。这三种群众性自治不能相互替代，但可以功能互补。这就首先需要建立健全居（村）民委员会组织体系，开展多层次、多样化的社区居（村）民自治活动。其次需要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引导他们着力开展社区成员所需、民间组织所能、党和政府希望解决而又力所不及的服务项目，推进社区社团自治，把社区群众性自治空间从单一的地缘群体拓展到多元群体。再次需要建立健全社区业主组织，推进社区业主自治，完善社区党组织、居（村）委会、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协调共管机制。所谓社区成员，既包括社区居民（村民）又包括驻社区单位，他们既是社区建设的受益者，又是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主体力量。动员组织社区成员广泛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是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创新的突出任务之一。要注重用共同需求、共同利益来调动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的积极性，坚持互利互惠、成果共享原则，在共治中共享，在共享中共治。

如前所述，依托社区服务实施社区管理是新型社区治理的基本特征之一。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社区服务，在服务中实施管理。为此，一是要大力发展基层政府面向社区的公共服务，着力保障民生，增加公共服务项目，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要大力发展群众性互助和社区志愿服务，增强社会服务功能，解决社区成员的多元化需求。三是要大力发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产业，方便群众生活，构建社区服务体系。

（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