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目标

2024-09-23

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精选8篇）

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篇1

尊敬的党组织：

全面深化改革，关键要有新的谋划、新的举措。目标明确，才能定位好前进的方向;任务清晰，才能把握好奋斗的路径。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一次设定历史航标，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一目标深刻反映了改革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综合考虑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条件，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关切，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总的方向。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这二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治理体系搭建好了，治理能力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了，治理体系才能充分发挥效能。全会确立这一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先例可循。马克思、恩格斯未能进行这方面的实践，其他国家也没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到创新社会管理制度，在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历程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当前，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局面，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

然而，相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人民群众期待，相比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还有许多不足。如何通过方式的转变，谋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何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持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满足人民对公平正义的需求?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总目标、总抓手，才能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治理现代化。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主动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内容，才能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才能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认真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各级领导干部尤须把握好这个总目标，从各个领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99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今天，中国站在改革开放的新起点上，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提出长远目标可谓正当其时。向着这一目标奋力前行，中国改革的航船一定能劈波斩浪，带领13亿人民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航程。

汇报人：xiexiebang

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篇2

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 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 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分类招考或注册入学。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 拓宽终身学习通道。

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 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 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 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 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建立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联动机制, 健全政府促进就业责任制度。规范招人用人制度, 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完善扶持创业的优惠政策, 形成政府激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新机制。完善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 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增强失业保险制度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功能, 完善就业失业监测统计制度。创新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畅通职工表达合理诉求渠道。

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结合产业升级开发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政府购买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更多用于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健全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服务保障机制, 提高公务员定向招录和事业单位优先招聘比例。实行激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政策, 整合发展国家和省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基金。实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 把未就业的纳入就业见习、技能培训等就业准备活动之中, 对有特殊困难的实行全程就业服务。

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篇3

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要求作出回应，并对2014年政府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针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了一项项具体分析，有根有据地提出了今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与政策措施。归纳政府工作报告字里行间的这些关键词，本届政府承诺扑下身子谋发展、抓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努力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一个新的任务“清单”跃然眼前。

经济运行

【政府工作报告】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今年GDP增速锁定7.5%，居民消费价格（CPI）涨幅控制在3.5%左右。

廉政

【政府工作报告】做好政府工作，必须加强自身改革建设。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努力为人民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三农

【政府工作报告】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推进农业现代化。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基本安全，把13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个1亿人

【政府工作报告】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社会保障

【政府工作报告】一年来，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13.1%和17.7%，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10%。新开工保障性安居工程660万套，基本建成540万套，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惠及3200万孩子。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比上年增长8.5%。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增加到人均280元。基本药物制度覆盖80%以上村卫生室。28个省份开展大病医疗保险试点。

向贫困宣战

【政府工作报告】向贫困宣战，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决不能一边高楼林立，一边棚户连片。

权力清单

【政府工作报告】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

阳光财政

【政府工作报告】各级政府预算和决算都要向社会公开，部门预算要逐步公开到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所有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都要公开，打造阳光财政，让群众看明白、能监督。

精准扶贫

【政府工作报告】地方要优化整合扶贫资源，实行精准扶贫，确保扶贫到村到户。

蓝色国土

【政府工作报告】海洋是我们宝贵的蓝色国土。要坚持陆海统筹，全面实施海洋战略，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大力建设海洋强国。

中国式办法

【政府工作报告】为了人民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幸福，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推进医改，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好这个世界性难题。

舌尖上的安全

【政府工作报告】严守法规和标准，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黑名单制度

【政府工作报告】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两岸关系

【政府工作报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为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篇4

党的十八大报告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发展目标与改革目标一起规划、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同部署，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深刻把握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和目标要求。

改革开放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这3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今日神州大地上的生机与活力。过去的发展成就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中国的发展依然要靠改革开放。

应当看到，未来十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阶段。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我们既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又面对着改革发展的艰巨任务，这些都是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大考验，考验着改革的勇气，更考验改革的智慧，迫切要求我们作出更大的努力。

改革越深入越需要勇气。30多年来，正是凭着那么一股子劲与气，凭着那么一种敢闯敢试的精神，我们才冲破了重重阻力，实现多个领域、多个方面的突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面对协调各方面利益和达成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日益加大的难度，面对改革越来越多触及现有利益格局、涉及深层次利益调整的阻力增大，面对社会各方面分享改革成果的强烈愿望，面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方面改革的艰巨任务，我们必须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度，以更大的勇气，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深化改革。

改革越深化越需要智慧。深化改革是涉及诸多领域的巨大系统工程，千头万绪，必须总揽全局，明确主攻方向和改革重点，集中攻坚克难，务求在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调整利益格局，必须统筹兼顾，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存量利益上多优化。制定重大改革措施，必须从实际出发，善于做充分而科学的论证，以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出台改革措施，必须积极稳妥，善于把握时机、创造条件，避免因犹豫不决错过改革的最好时机。攻坚阶段的深化改革，更需要相互协调，使改革措施实现各领域、多方面、诸环节的协调配套。经验表明，改革的智慧来自实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找到破解难题的钥匙；改革的智慧来自人民，坚持问计于民，集思广益，增进共识，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找到化解阻力的办法。

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篇5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蕴含的三个关系周玉清《光明日报》（2014年06月15日07 版）

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以科学阐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逻辑主线，深刻揭示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本质精神和内在逻辑，视野广阔、思想深刻，有很强的理论性。学习领会这一重要讲话所阐述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理论内涵，需要把握多方面的关系，本文主要阐述以下三个方面关系的学习领会。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书记强调：“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论述表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个方面，在理论上是互为前提、相互包含的，在实践上是相互引导、相互促进的；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从二者的结合上理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要求和新内容，二者的统一体现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从二者的结合上把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所以需要“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主要在于既有的制度体系中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不同程度地缺少“各项具体制度”的有效支撑，这种在具体制度层面的不完备和缺失，又集中表现为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层面上的不完备。如此说来，在制度建设特别是在具体制度建设的层面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同一个目标：通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通过推进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现代化来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强调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为我们加深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进而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提供了更深层次的逻辑依据。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的两个基本方面。其一，国家治理能力同国家治理体系一样具有鲜明的制度性特征。国家治理能力不仅表现为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系统设计制定能力，尤其表现为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执行能力。没有足够的国家治理能力，就不会有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并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其二，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一方面，国家治理能力以国家治理体系为制度依据。没有好的国家治理体系，就无所谓国家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力量支撑。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依赖于国家治理主体能力的有效提升和正确发挥。这表明，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状况总是同国家治理主体能力的性质和水平相一致，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完备与否反映着国家治理主体能力的高低，国家治理主体能力的高低直接制约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推进；国家治理主体能力差而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好，或者国家治理制度体系不好而国家治理主体能力强的状况都是不可想象的。

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深刻理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统一性。其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国家治理方面的集中体现，“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

义”。其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统一，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性和国家治理的人民性的有机统一。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国家治理的现实主体；国家治理的权利和义务属于人民，其本质是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活动。因而，在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要“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又要“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把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能力提高起来，同时也要把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其三，群众路线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工作路线。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看，党的群众路线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性质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当前，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必须同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必须与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结合起来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文化的关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强调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凸显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国家治理文化的关系。

“国家治理文化”是与“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相对应的文化学范畴，它是指一定的国家治理主体在一定的国家治理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观点、价值观念、文化精神、行为规范、舆论环境等各种文化要素的总和。国家治理文化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其一，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供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国家治理方面的理论支撑和方法论指导。其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原则，使之坚守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守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三，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社会主义的制度精神和法律精神，为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其四，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的治国经验、文化启迪与现实的文化环境、舆论导向和文化认同。总之，国家治理文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灵魂和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

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篇6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覆盖从现在起到2020年这8年。这是我国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两个翻一番”、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和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关键的8年。因此，党内外、国内外高度关注这次全会，特别是高度关注这次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因为，总目标不但关乎全面深化改革的前进方向，也是打赢这场攻坚战的决定性因素。

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设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内容引人注目、内涵十分深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顶层设计，就其丰富内涵而言，包括两句话的改革目标总概括、“三个性”的改革方法论、五位一体的具体改革目标、“三个让”的改革根本目的这4个层次。

第一，两句话的改革目标总概括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简洁鲜明的总目标，同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相比，由于增加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至关重要的新目标，而格外耐人寻味、引人注目。关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已被实践证明是唯一能够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制度体系。我们应当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制度就不需要进一步完善了。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党就强调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30多年来，经过几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不懈奋斗，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但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仍有很大距离。

由于制度问题更具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本次全会《决定》提出的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具体目标和各项重大改革措施，都是聚焦“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

比如，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项制度建设方面，重申了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围绕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也提出一系列旨在完善和健全具体制度的重大措施。其中，关于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等，都极具开创性。所有这些，都有利于从具体制度层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可以预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于全面深化改革之中，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亦即人的现代化，即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制度都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了，也不等于就能自然而然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以，正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呼唤着、倒逼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尽快实现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所强调的治理，早已有之。我们党执政以来，提出治国理政、民族区域自治等同治理相关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企业法人治理等概念。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等概念。本次全会又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现有效的政府治理等概念。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对各方面存量的和增量的治理体制机制的总概括、总称谓。

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把我们党和国家对现代化建设各领域的有效管理，同各种范畴、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多元治理相结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化；二是强调提高治理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通过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科学化等途径来实现。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多种信息化手段和智能化平台来辅助实现。毫无疑问，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广泛最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必将把走向全面小康社会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提高到新水平、推进到新境界。

第二，“三个性”的改革方法论就是：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是总书记在去年年底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作为改革的重要方法论提出来的。此后，他又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这“三个性”写入总目标，并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部署和举措之中，这既体现了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指导，也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我国改革开放是分别从农村和沿海试点起步、点线展开的，存在系统性改革不够、全局性矛盾长期没有触及等弊端。从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来看，协同面更广、系统性更强，更必须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只有这样，才能使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合力。

第三，五位一体的具体改革目标就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这五个方面，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目标，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两个全面”表明，到2020年这8年间，要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位一体的目标，就必须同时实现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后者是为前者的实现提供动力、注入活力的。

同时，还应当充分估计到，深化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就能推动实现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同人的精神进一步解放的良性互动。就能使我国西部地区以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从担心不能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焦灼中解脱出来；使广大农民从没有更多财产权利、不能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后顾之忧中解脱出来；使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从不能同其他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的不公平感中解脱出来„„可以说，在本世纪第二个10年，一旦实现如此广大人群的精神解放，其势将引发的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创造活力进一步解放的广度和深度，恐怕是无法估量的。

第四，“三个让”的改革根本目的就是：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三个让”中的前“两个让”，是对党的十六大报告精神的重申。“三个让”中的第三个“让”，则是对党的十五大报告精神的重申。这说明，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造福人民，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思想，在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一以贯之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这“三个让”组合起来，作为我们党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根本目的，表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面改革进程中，倡导劳动与资本的统一、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的统一，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统一。所有这些，归根到底都要通过不断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来实现；都要通过把社会财富的蛋糕不断做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来实现。旗帜鲜明地提出这样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根本目的，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长远指导性。习近平同志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感言时这样说：“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这次全会提出的各项深化改革的部署和举措，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庄严承诺，已经、正在、今后还更多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际行动。

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设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彰显了三个重要特点

纵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文本，梳理本次全会《决定》的内在逻辑和重大理论创新、重大实践举措，可以看到，本次全会设定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彰显了以下三个重要特点。

第一，彰显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我国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这个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既覆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篇，又突出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所包含的“六个紧紧围绕”的具体目标之中。即：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六个紧紧围绕”，就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坚持“六个紧紧围绕”的正确方向，就能做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就会不断增强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激发全党全国人民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的勇气、智慧、信心。

第二，彰显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年来，我们党在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扩大开放方面的成功实践，为本世纪第二个10年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总结借鉴这些重要经验的基础上，透过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自觉把握了社会脉搏、人民期待，自觉把握了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关乎全局、关乎长远的若干重大关系。这就是：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同时，《决定》还自觉把握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五位一体改革全面深化、协同推进的关系。第三，彰显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公约数。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对全面深化改革取

得成功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依据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在对全面深化改革众说纷纭的种种诉求和建言中，找到了最大公约数，开出了突破思想观念束缚、利益固化藩篱和部门权力掣肘的正确药方，形成了包括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在内的聚焦点、着力点，找准了改革力度、发展速度、社会可承受程度的最佳结合点。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全面抓好落实，增强推进改革的信心和勇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必将进一步凝聚共识、凝聚力量，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广泛道义支持。

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把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把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形成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的改革合力，坚定不移实现中央的改革决策部署，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历史新篇章，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篇7

全面深化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是近年来高校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同时也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社会焦点。广西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属于全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事关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改革的成败。因此,认真贯彻和落实好《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有关“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战略部署,结合广西实际情况,正确认识全面深化广西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价值,正视当前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与问题,对广西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全面深化广西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价值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与此同时,还存在许多需要不断深化和完善的地方。正如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提及高教体制改革问题时指出的,改革“在政府与高校的关系问题上早就破题却进展迟缓”[1]。可见,我国高校改革呈现积极动态的同时,仍存在着许多关乎体制改革和高校发展的问题。广西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部分,其管理体制的深化和改革也呈现出现实的价值。

(一)落实中央与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

《决定》从顶层设计上明确阐述了高校改革的纲要,总体部署了改革的四大任务:一是改革现有教育模式;二是逐步缩小地域、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三是全面优化教育结构;四是深化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这就为广西高校的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有力的改革依据,为进一步规划广西高校体制改革做了总体性要求。因此,切实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总要求,是全面深化广西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成败的总部署。

在全面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高校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进程中,广西自治区党委和区政府根据广西实际情况和地域优势,深化广西高校教育改革,并制定了《关于加快改革创新全面振兴教育的决定》,从中明确指出了“针对教育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出一批政策举措,着力破除制约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鼓励各地各校大胆试验”[2],以及对“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和“分类指导,示范引领”做了规范要求。并指出:“加强顶层设计、全局谋划……支持各级各类学校特色发展。深入开展试点、示范创建,为教育改革发展探索路子、提供借鉴。”[2]从中不难发现,中央的顶层设计和自治区高校教育的发展实际,对广西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做出了迫切要求。因而,认真落实好中央与区党委、区政府的战略决策,整体上把握住高校体制改革的方向性原则,不断地推进高校体制改革的完善和发展。

(二)适应广西高等教育形势变化

全面深化广西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不仅是落实和贯彻落实中央与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更是广西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内在要求,既是“富民强桂、人才强桂”对广西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广西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提出的新要求。

第一,“富民强桂、人才强桂”对广西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一个民族或地区的社会经济要取得持续良性发展,离不开大批优秀的建设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靠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早在1985年,改革开放伟大设计师邓小平就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3]可见,经济的发展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重大要求,而人才的培养,归根结底要靠教育的发展。近年来,广西经济发展较快,发展速度位居全国前列,因而也对广西创新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富民强桂、人才强桂”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对广西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提出了新要求,进而为广西经济发展和教育事业发展培养大批创新型人才。

第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广西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丰富了国家现代化的内涵,是对改革目标的拓展和延伸。这也从整体上对广西深化改革和发展做了新的要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广西高校走向国际,与国际接轨的必经之路。这就要求不断改革和完善旧有的管理体制,克服和革除旧有管理体制的弊端,由“管理”走向“治理”,由“治理”转向“现代化治理”。

(三)破解广西高等教育热点难点问题

“问题是指引我们前进方向的指南。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4]那么,如何正确看待热点问题,破解热点难点问题,有效发挥政府及相关部门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充分发挥高校的主导作用,遵循高校教育发展规律,是进一步推动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近年来,群众对小学补课、中学择校、大学管理培养等问题十分关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主管部门也十分重视,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呈现出反复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这主要是没有从根本上抓住和把握住这些热点难点问题的根源,只是局部地或表面地做了一些简单调整。从根源上看,破解广西高等教育热点难点问题的根本举措在于全面深化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广西高校管理体制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在发展中进行变革和完善,但在面对一些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比如,高校教师是否应该担任行政职务、高校行政化弊端问题、官本位思想问题、教授委员会自治等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些问题主要在于高校管理体制上的改革步伐没有跟上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的步伐,改革相对滞后。与此同时,由于高校行政化管理体制弊端日益显露。致使行政权力高于学术权力,学术自由和高校科研的独立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这是一种似“行政”而“非行政”,似“学术”而“非学术”的混合状况,违背了高校发展的规律。另外,高校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其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的自治权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学校重大的决策和制度制定中,学者及学术组织参与决策的有效途径和方式较少,严重影响了他们对高校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些广受群众和师生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要得到有效的破解,还必须回归到全面深化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上来,从根源上去寻找突破口,这是破解这些难题的关键一环。

(四)打造广西高等教育升级版

随着广西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转型的加快,广西高等教育也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校改革,2014年1月所发布的《中共广西自治区委员会广西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改革创新全面振兴教育的决定》中,对广西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明确的战略部署,这就为广西的经济发展和创新事业提供了教育保障和人才支撑。近年来,广西迎来了前无仅有的发展机遇,正如秦斌厅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不断深化,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加速推进,打造珠江—西江经济带即将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我区带来了难得机遇和广阔空间。”[5]李克强总理也同样指出:“广西要成为我国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5]这就对广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面向市场需要和经济发展需要培养大批的人才,才能为广西的良好发展输送新人才,紧紧抓住和把握发展机遇。新科技人才、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不仅要以“就业”为导向“招生”,更要以面向“市场”为目的培养人才。这些人才的培养,对现行高校管理机制的运行提出了新要求。就目前来看,高校“行政化”的运行管理机制存在着众多弊端,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与此同时,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正处转型期,也需要高等教育为广西的产业升级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为广西打造经济升级版输送创新型人才。目前,科技创新人才短缺严重制约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迫切需要教育为广西产业、经济的发展培养大批创新人才。这需要在打造广西经济升级版的同时,继续打造广西高等教育升级版。不断进行高效管理体制的改革,破除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机制障碍,推进广西高等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

三、全面深化广西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与问题

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高校与政府的关系调整,以及高校内部管理机制改革调整两个方面。近年来,广西高校紧紧跟着中央改革步伐,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精神,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不断迈进,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广西打造经济升级版输送了大批创新型人才,推进了广西高等教育升级版的向前发展。但总的来看,全面深化广西高校管理体制改革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府对高校的宏观管理不够微观干预过多,学术主体和行政主体的关系不协调的状况,以及改革效果评价上呈现出学术标准与非学术标准排他性。

(一)政府对高校的宏观管理不够,微观干预过多

在政府对高校宏观管理上,有必要先来看下李春玲和肖远军的一组数据调查,“调查发现,72.5%的高校认为政府对高校的管理‘一方面越位,另一方面又缺位’,甚至有10%的高校认为政府对高校的管理是‘无边界’的。”[6]这主要由于政府集办学者、管理者、举办者于一身,致使政校不分的现象越来越突出,没有实行好政府的职能以及职能的转变,政府应该怎样履行职能,以及履行什么样的职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对此做出规定:“政府要转变职能,由对高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运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理。”而在具体的实际管理中,政府并未转化职能,对高校的宏观管理上缺位,缺乏相应的宏观管理。而对高校的具体办学活动和内部等事务等直接干预,导致政府对高校的宏观管理微观化,宏观管理相应缺位的现状。

(二)呈现出学术主体和行政主体的关系不协调的状况

“每个大学能否健康发展就在于校内由哪些人主持。”[7]这是英国著名教育家阿什比对高等教育改革及发展前景的看法,直接说明了对高校改革主体选择的重要性,这不仅决定着高校改革的模式,而且事关高校的健康发展的大局,主体的选择主要是在学术群体和行政群体之间进行。在这对群体中,就目前来看,在高校的管理上,仍然是行政群体强于学术群体,学术群体处于相对弱化的状况。而高校则是以“高深知识为基本材料和以其内在逻辑构建发展的,学术群体是高校‘传承和创新高深知识’的主体”[8]。并且,高校“权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知识的占有者和科学研究者———教学人员。知识的权力是这个系统的基本部分,它不同于等级层次结构”[9]。显然,高校或其他社会团体对学术群体的尊重就是对高校基本材料和职能的尊重,也是对高校回归本质的尊重。因此,高校内部管理机制的改革必须要将学术群体纳入决策机制的主体层面,参与决策。改变过去行政主体强化与学术主体的不协调状况,让高校真正回归到学术的本质上来,正如美国田长霖博士提出的论断一样,“在美国看哪一个大学教授会权力大,哪一所大学就出名。”[10]就充分说明了学术群体在高校管理体制中的重要性。从目前来看,全面深化广西高校管理体制改革虽然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仍还没有突破这一难关,建设地方研究性大学的目标更需要由行政化向学术化的转变。

(三)在改革效果评价上呈现出学术标准与非学术标准的排他性

总体上,高校改革效果的评价标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学术标准;二是非学术标准。非学术标准是指除学术标准外的其他评价标准,主要包括政治性标准、经济性标准以及社会性标准等。这些非学术性标准,通常会无形中把高校当作是经济组织、政治组织或者社会组织来看待,从而忽视了高校的特殊性。而学术性标准的评价,通常把高校看作是单纯地追求学术、科研、教学的发展机构。从表面看,这两类评价标准似乎是一对矛盾体,相互排斥,难以相容。但从高校的本质和基本功能来看,高等教育的本质和功能决定了高校能够作为社会组织为社会输送大批先进人才,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甚至推动时代的步伐,这主要源于高校是高深知识的存在,是传承和创新的存在。因而,在高校的改革中,人们更应该依据高深知识的内在逻辑铸造高校的钢筋铁骨。而高深知识越发展就能体现出学术的自主管理,促进学术的巨大进步。这种学术的进步并没有也不会完全排斥其他的非学术标准,而是使其他非学术标准在评价中以学术标准为核心,以创新科研为主的学术评价。就目前广西高校管理体制中评价标准的改革来看,非学术标准用于高校管理体制与评价效果过多,不能从客观上有效地反映改革效果和学术成果,这两类标准的排他性就彰显了出来,进而导致学术标准和非学术标准在改革评价效果上各自适用性未能充分体现出来。因此,在深化广西高校改革的进程中,必须要强有力地纠正这一偏差,强化学术标准的杠杆作用,使广西高校改革沿着健康良好的道路进行。

摘要：全面深化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是近年来高校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同时也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广西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属于全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事关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改革的成败。因此,结合广西实际情况,正确认识全面深化广西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价值,正视当前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与问题,对广西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广西高校,高等教育,全面深化管理体制改革,价值

参考文献

[1]丰捷.高教改革需要大手笔[N].光明日报,2009-12-16.

[2]广西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改革创新全面振兴教育的决定[N].广西日报,2014-02-06.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0.

[4]周德义.关于当前教育热点难点问题的思考[J].当代教育论坛,2011,(12):67-71.

[5]何世明,欧金昌.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打造广西教育升级版[J].广西教育,2014,(2).

[6]李春玲,肖远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与路径选择——基于Z省的调查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0,(23):7-10.

[7][英]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滕大春,滕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62.

[8]肖瑛.关于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若干关系问题的反思[J].教育与现代化,2004,(4):13-19.

[9][美]弗里斯特·E.卡斯特,等.组织与管理[M].李柱流,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614.

全面深化改革重塑中国城市篇8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部署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提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五大改革任务。对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两个“三中全会”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不同的则是改革的环境、主体和任务。 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为17.92%，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乡土中国”，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尽快把农业搞上去”。

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3.73%，“乡土中国”变为“城市中国”，城市成为落实深化改革的“主体”和“主战场”。为此，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对象”，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就是城市全面深化改革，城市全面深化改革的质量和成败决定着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质量和成败。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正步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

以往在经济高速发展中累积和被掩盖的问题、矛盾和后遗症，在经济“新常态”下迅速抬头，并在某种程度上集中表现为“城市问题”和“城市病”。为应对这些问题、矛盾和挑战，党中央和国务院密集推出一系列新政策和新实践。这些“始于中国城市，用于中国城市”的新的理念、政策和实践，在自身不断完善的同时，也全面深刻地重塑着中国城市的形态、功能和性格。

抓住主要矛盾，破解“城市病”

新中国的城市发展进程，大体上走过了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的30年，政治型城市发展模式是主导模式。这是一种以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需要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国家政治需要的城市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经济型城市发展模式成为主导模式。这是一种以GDP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发展生产力的城市发展模式。

这两种模式各有各的历史合理性，同时也有各自的局限性。政治型城市发展模式成就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后来一切事业的基础和母体。但问题在于“政治”压抑了“经济”。经济型城市发展模式最大的“得”是中国GDP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极大地提升了综合国力和城市竞争力。但最大的“失”是愈演愈烈的环境资源问题和社会人文问题，前者严重威胁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条件”，后者严重威胁到城市健康发展的“主体条件”。

政治型城市发展模式最大的后遗症是“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在边界上的不清晰和功能上的错位，经济型城市发展模式最突出的问题则是导致了“客观方面的环境资源紧张”和“主观方面的人文价值贫乏”，这些问题和矛盾在当下相互缠绕在一起，是造成“城市病”大面积、集中性爆发的深层原因，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予以解决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这些长期累积、错综复杂的问题和矛盾，不可能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解决。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新实践中，深刻把握住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并以建构国家治理和发展新理念的方式寻求中国城市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首先，以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为核心，解决政治型城市发展模式的后遗症。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城镇化要注意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并确立了“既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的大政方针。

其次，以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为抓手，全面应对经济型城市发展模式造成的各种顽疾和并发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201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绿色化”概念，并将其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并列。在文化建设上，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相继主持召开文艺工作、社会科学工作等多个座谈会，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文化领域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形成共识、统一思想和协调发展。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同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中国城市工作中贯彻五大发展理念，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五大发展理念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的系统集成与理论自觉，为城市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健康发展提供了总体战略思路和科学评价标准。

“指挥棒”变了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党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中国城市迅速走上了经济型城市发展道路。 “以GDP论英雄”成为考察干部政绩及评价城市竞争力的主要标准，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走向极端，由此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以GDP增长考核干部的业务水平与绩效，必然逼迫各级干部把经济目标作为主要追求，而很少考虑环境是否友好、资源是否节约、能耗是否降低、产业是否先进、历史文化能否传承、社会能否承受、普通市民能否共享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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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还导致从改革开放中逐渐淡出的政治型城市发展模式卷土重来，相关城市管理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不仅不愿意放弃各种权力，还会把城市发展的主要资源如土地、财政、项目审批等抓得更紧。

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为什么还会出现政府“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以及中国城镇化速度和质量不对等、规模和内涵不协调、面子和里子不匹配等问题的根本原因。

建立科学的符合中国城市发展规律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以此为“指挥棒”引领城市管理者改变思维方式和政绩观，进而推动粗放型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型，实际上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新实践中，透过城市管理的复杂表象，洞悉其错综复杂的内在机制，旗帜鲜明地提出“不以GDP论英雄”。

把复杂的城市发展简化为单纯的经济发展，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和关键，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彻底解决，其他问题也是推不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

2013年底，中组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规定各类考核考察不能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同时明确要求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等指标的权重。在解除牢牢套在头上的“紧箍咒”的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还把对干部的政绩考核与绿色发展等紧密结合起来。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引领形成新的发展观、政绩观。2015年，习近平在为《福州古厝》作序时指出，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把政绩考核从单一的经济指标拓展到环境、民生、文化等方面，对于纠正一个时期以来以“唯GDP化”“房地产化”“政绩工程化”为代表的城市粗放发展方式起到了拨乱反正的重要作用。

党建影响城建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大发展目标之后，又特别提出了第六个建设目标——党的建设。按照一般的理解，城镇化主要包括环境、人口、经济、社会和文化，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基本上实现了对城市发展主要领域的全覆盖。不过，蓝图设计好之后，关键是要有人去做。

历史上的任何伟大事业，从一开始都会面临三个问题：一是时间问题，它的本质是“来不来得及做”或“有没有时间去完成某件事”。

二是空间问题，它的本质是“有没有条件和资源做”或“具备不具备做某件事的历史条件或社会土壤”。三是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有没有合适的人去做”或“这样一群人能否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艰巨任务”。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彻底解决中国城市发展中各种久治不愈的顽疾，关键是要有一大批能够承担使命、无往不胜的人。

围绕人这个核心中的核心，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严治党、从严整肃干部队伍，迅速在整体上提升了中国城市建设者的战斗力。在此基础上，很多长期以来相互推诿扯皮的“老大难”问题出现转机或被彻底解决。京津冀的一体化进程2014年以来发生了“质”的变化，如天津自贸区的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检验检疫通关业务一体化改革等。在城市环境方面，河北省的张家口市、固安县等已开始采用首都环卫标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2015年重点工作》已涉及北京、天津及河北省的唐山、廊坊、保定、沧州等城市。

20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促进“多规合一”后，不仅各部门纷纷响应，同时相关的试点工作也已迅速展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并不会一帆风顺。中国的城镇化不仅涉及环境资源、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要素，也由于其体量巨大、关系复杂等原因，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摇摆、反复甚至局部倒退。这都是正常的，不必大惊小怪。对于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城市问题，只要我们秉承“知行合一”的弘毅精神，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坚持高度的文化自信和道路自觉，就一定会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城市家园。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光明日报》城乡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斐讯智慧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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