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资企业投资协议

2024-07-31

中外合资企业投资协议(精选8篇)

中外合资企业投资协议 篇1

中外合作项目投资协议

××××和××××、××××、××××(××××为其三家授权代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过友好协商,同意共同出资,在中国××市建立并经营合资企业,特签定本合同。

第一章合营双方

第一条本合同的双方如下:

甲方:××××

登记地:××

法定地址:××××

法定代表:

姓名:×××

职务:××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乙方:××××、××××、××××。××××、×××分别委托××××为其授权代表。

1.××××:

登记地:××××

法定地址:××××

法定代表:

姓名:×××

职务:××

国籍:××

2.××××

登记地:××××

法定地址:××××

法定代表:

姓名:×××

职务:××

国籍:××

3.××××:

登记地:××××

法定地址:××××

法定代表:

姓名:×××

职务:××

国籍:××

第二章成立合资经营企业

第二条合营甲乙双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向中国有关当局办理申请批准手续,在××市登记成立合资经营企业。

第三条合营企业的名称和法定地址如下:

名称:中文:××××(以下简称“合营企业”)

英文:××××

法定地址:××××。

第四条合营企业为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中国法人,其一切活动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其正当权益受中国法律的保护。如公布新法律,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四十条之规定执行。

第五条合营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甲乙双方分别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度对合营企业承担责任,并按各自认缴的出资额的比例分配利润,承担风险和损失。

第三章合营企业的宗旨、经营范围和规模

第六条合营企业的宗旨是:本着友好合作精神,共同建造、经营具有现代化水平的××俱乐部,为中外人士(新闻工作者、实业家、商界人士及其他各界人士)提供社交、会议、办公、通讯、康乐、食宿场所和服务。通过先进的经营管理手段和优质、高效率的服务,获得双方均满意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七条合营企业的经营范围是:社交和会议场所、康乐项目、旅馆、办公楼、餐馆、附属的通讯设备和商品部,以及其它有关的生活、工作服务设施。

第八条合营企业的建设和经营的规模如下:

总占地面积××平方米;

新建建筑面积××平方米,其中:旅馆部分约××平方米(约××间客房),办公楼部分约××平方米;

原有建筑物面积××平方米。

第四章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

第九条合营企业的投资总额为××美元。投资中包括下列费用:

1.合营企业进行经营所需的土地处置费;

2.市政工程设施费;

3.甲方原有建筑物、构筑物及固定在建筑物上的设备移转合营企业的作价;

4.设计费(包括勘测费);

5.建设费(包括新建筑的建设及庭院绿化和附属设施的建设);

6.筹建费;

7.开业筹备费;

8.新建筑建成开业前的流动资金;

9.建设期间的贷款利息;

10.其它由董事会决定的不可预见的开支费用。

第十条合营企业进行经营所需用地已由甲方进行了处置,其处置费为××美元。甲方原有建筑物、构筑物和固定在建筑物上的设备在合营企业成立后移交给合营企业,作价为××美元。

第十一条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固定为××美元。其中甲方出资额为××美元,占××%;乙方出资额为××美元,占××%。

第十二条甲乙双方分别按前条规定的出资金额以如下方式出资:

1.甲方:甲方的土地处置费××美元,原有建筑物,构筑物和固定在建筑物上的设备作价××美元,合计××美元,作为出资。土地处置费和原有建筑物、构筑物及固定在建筑物上的设备的详情,见本合同附件一《甲方出资一览表》。

2.乙方:以现金××美元作为出资。乙方三家投资者的投资比例分别为:××××××%,××××××%,××××××%。

第十三条甲乙双方根据以下规定向合营企业缴足全部出资额。

1.甲方土地处置费××美元,现有建筑物、构筑物及固定在建筑物上的设备作价××美元。甲方应在合营企业和中国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签订用地合同后××天内将全部土地和现有建筑物、构筑物及固定在建筑物上的设备交付合营企业验收。

2.乙方应分两批将其缴足的注册资本现金××美元汇入合营企业开立的银行帐户。

第一批应于合营企业和中国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签订用地合同后十五(15)天内交付××%的注册资本,计××美元;

第二批应于××××年×月×日之前交付××%的注册资本,计××美元。

第十四条甲乙任何一方未能在前条规定的期间内全部或部分履行出资义务,即构成违约。违约方需根据延误的时间和金额,按利率××%/日向非违约方支付延误赔偿金。如超过期限×个月仍未履行出资义务,非违约方可解除本合同,并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因违约而对非违约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十五条甲乙双方缴足出资额后,须由在中国注册的会计师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并由合营企业发给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签署的出资证明书。

第十六条合营企业所需的投资总额中,除本章规定的注册资本××美元外,不足部分××美元由合营企业另行筹资。

第十七条为筹措第十六条所列投资总额中不足部分的资金××美元,合营企业委托××银行牵头、××银行为副牵头组织的国际银团贷款。

投资总额如超过××美元,合营企业可向上述国际银团申请接受以建设费(《可行性分析报告》中所列××美元)的×%为限度的备用信贷。

如仍不足,合营企业在得到中国银行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可向其它银行申请接受以投资总额中未完成投资(投资总额扣除第九条第一款和第三款所指费用后,即《可行性分析报告》中所列的××美元)的×%(扣除前款所述建筑费的×%的金额)为限度的借款。

第十八条合营企业接受贷款,在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监督下进行。按××银行牵头、组织的国际银团的贷款数额提供担保。合营企业将其全部资产提供给××以作为上述担保的反担保。××收取担保费。

第十九条贷款协议、担保协议和反担保协议应在合营企业成立后尽快签署。

第二十条甲乙任何一方如向第三者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额,必须事先经另一方书面同意。

第二十一条甲乙任何一方在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额时,另一方有权优先购买。但是一方提出转让时,另一方须在接到书面通知××天内书面答复是否接受转让,如逾期未作出接受转让的答复,即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任何一方向第三者转让其出资额的条件,不能比向本合同另一方提出的条件优惠。

违反上述条款规定之一的,其转让无效。

第二十二条合营企业注册资本的转让,须经董事会会议的通过或确认,并报原审批机构批准,向登记管理机构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二十三条甲方同意乙方在合营企业成立后,成立以××××为首的由××××、××××、××××组成的投资公司,如未发生乙方不履行本合同义务的情况,乙方可向该投资公司转让乙方出资者的资格或全部出资额。但是,该投资公司必须具有履行本合同、承担本合同规定的各项义务的能力。

乙方应于转让前××天书面通知甲方,并由合营企业报原审批机构批准。甲方要为尽快取得该项批准进行积极协助。

如乙方不按上述方式进行转让,则必须要继续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乙方的各项义务。

第五章合营双方的责任

第二十四条合营双方除必须履行本合同其它条款所规定的义务外,还应负责协助办理下述事项:

甲方:1.协助合营企业向中国有关当局办理合营企业成立的申请批准、注册登记和领取营业执照等手续;

2.协助合营企业同中国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签订用地合同,取得土地使用权;向中国有关部门办理原有建筑物、构筑物及固定在建筑物上的设备所有权移交给合营企业的手续;

3.负责提供新建建筑物和改造原有建筑物所必要的有关法规、数据和资料;

4.在合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机构成立之前,协助乙方办理有关外籍业务人员的入境、居留等手续;

5.协助合营企业办理合营企业建设工程和经营中的水、电、煤气、暖气、通讯、道路等有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及正常使用的联系事宜;

6.协助合营企业办理建设工程和经营所必需从中国境外采购进口的机具、材料、设备、交通工具及其它用品的报关手续,在中国境内的运输和申报减免税手续等事项;

7.协助合营企业办理招聘中国籍经营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营业人员的事宜;

8.协助合营企业就改造原有建筑物、新建筑物的方案设计和扩大初步设计事宜,尽快取得中国有关审批部门的批准;

9.尽最大努力协助合营企业,在原有建筑物改造完成之时,新建筑土建工程完成之时,使其通过中国有关验收部门的竣工检查;

10.尽最大努力协助合营企业取得××银行牵头组织的国际银团的贷款,向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办理贷款许可手续;

11.协助办理合营企业委托的其它有关事项。

乙方:1.根据董事会决定的方针和计划,尽最大努力协助合营企业在中国境外联系以最优惠的价格采购或租用建设工程和经营所必须从中国境外进口的机具、材料、设备、交通工具及其它用品,并安排运抵指定的中国港口;

2.根据合营企业的利益和需要,推荐和派遣有能力胜任和有合作精神的人员参加合营企业筹建和经营管理工作;

3.尽最大努力协助合营企业为其经营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营业人员在中国境外培训提供场所和一切必要的条件,或其它有关安排;

4.协助办理合营企业委托的其它有关事项。

第六章董事会

第二十五条董事会是合营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合营企业的一切重大问题。

第二十六条董事会由×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委派×名董事,乙方委派×名董事。

第二十七条董事的任期为×年,董事任期届满,经委派方继续委派可以连任。

第二十八条如果一名董事的职位因故出现空缺时,其原委派方将另外派一名董事替补。

遇有特殊情况,委派方可以在其委派的董事任期届满前更换该董事,但须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和董事会。

第二十九条董事会设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各一名,董事长由甲方、副董事长由乙方分别从各自委派的董事中任命。

董事长是合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因故不能履行其职权时,应授权副董事长代行其职权。董事长和副董事长都不能履行其职权时,应由董事长授权另一名董事代行其职权。

第三十条董事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出席即符合法定人数,方能举行。董事因故不能出席,可出具委托书委托另一名董事或一个第三者代表其出席董事会会议和表决。

第三十一条董事会会议须得到出席会议的董事半数以上的同意,而且其中须包括有甲乙方各自委派的董事。或第三十条所指的受委托者方能作出决议。

第三十二条下列事项须由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或第三十条所指的受委托者的一致通过才能作出决议:

1.合营企业章程的修改;

2.合营企业的中止、解散(但合营期满的解散不包括在内);

3.合营企业注册资本的转让;

4.合营企业与其它经济组织的合并。

第三十三条董事会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由董事长负责召集并主持。董事长不能召集时,应委托副董事长或另外一名董事负责召集并主持。

经三分之一以上董事的提议,董事长必须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

第三十四条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可列席董事会会议,但无表决权,除非他们本人是董事或者是被委托代表一名董事。

第三十五条董事会会议上决议的事项,应分别用中文和×文作出议事录,经出席的董事或第三十条所指的受委托者签字后由合营企业归档保存,并抄送甲乙双方。

第三十六条董事会会议应在中国××举行。经董事长与副董事长协商同意,也可改在其它地点举行。

第三十七条除了担任合营企业经营管理职务应得的报酬外,董事不得从合营企业获取任何报酬。但董事会开会期间的往来旅费、住宿、招待等开支由合营企业负担。

第七章经营管理机构

第三十八条合营企业在董事会之下设立经营管理机构,负责合营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第三十九条经营管理机构设总经理一名,视工作需要设副总经理一或三名,总会计师一名,审计师一名。上述人员为合营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任免。

第四十条在合营企业成立之后的前×年,本着甲乙双方人数对等原则,总经理由乙方推荐,副总经理由甲方或甲乙双方分别推荐,从合营企业成立后的第×年开始,总经理由甲方推荐,副总经理由乙方或甲乙双方分别推荐。

在合营期间,总会计师由甲方推荐,审计师由乙方推荐;如双方同意,审计师也可由甲方推荐。

第四十一条董事长、副董事长和董事可以兼任合营企业的总经理、副总经理或其它高级管理职务。

第四十二条总经理执行董事会决定的事项,对董事会负责,组织领导合营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在董事会授权的范围内,对外代表合营企业,对内任免高级管理人员之外的其它下属人员,并行使其它被授予的职权。在总经理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应授权副总经理代行其职权。

副总经理辅助总经理工作,并在总经理授权之下,分担一定范围的经营管理的领导职权。总经理对合营企业日常业务中的重要事项,应与副总经理协商一致。

前款规定的重要事项在章程中规定。

第四十三条总经理、副总经理不得兼任其它任何经济组织的执行职务,不得参与其它经济组织对合营企业的商业竞争,否则,应视为合营企业的失职行为。

第四十四条总经理、副总经理及其它高级管理人员有营私舞弊或严重失职行为,或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董事会决定可随时解聘。

第四十五条根据董事的决定,在经营管理机构中分设若干部门,分管合营企业各方面的业务。分设的部门经理和副经理,由总经理任免,向总经理负责。

第四十六条经营管理机构包括临时设立的筹建处、筹备处、和行政处的人员编制、工资待遇及福利等,由总经理负责拟定,报董事会批准后执行。

第四十七条合营企业旅馆部分的经营管理,委托××××负责,由总经理、副总经理提出委托条件、拟订委托合同报董事会批准后执行。

第八章筹建和筹备

第四十八条合营企业在开始阶段,应在董事会的授权和监督之下,由总经理在副总经理协助下完成以下三项任务:

1.有关合营企业的建设工程的工作;

2.有关合营企业全面开业的准备工作;

3.原有建筑物和设施全面开业前的正常经营。

第四十九条对于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三项任务,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之间应作如下的责任分工:

1.总经理负责全面工作;

2.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并分别负责筹建处、筹备处和行政处的工作。

第五十条为完成上述四十八条中所列的合营企业开始阶段的三项任务,由总经理负责组织配备适当人员,分别建立筹建处、筹备处和行政处,其职能如下:

一、筹建处

(1)组织制订方案设计和扩大初步设计,由总经理和副总经理报董事会决定,并报中国主管当局批准;

(2)根据批准的扩大初步设计,制作工程预算,由总经理和副总经理报董事会决定;

(3)接洽承包设计单位,安排与其订立设计合同的有关事宜;

(4)接洽总承包施工单位,安排与其订立总承包合同的有关事宜;

(5)安排在中国境内外采购和运输工程建设所需的机具、设备、材料;

(6)随时督促检查承包设计和承包施工的单位按时保质保量地履行合同,并根据需要与对方协调解决履行合同中发生的问题;

(7)及时检查施工过程中的工程隐蔽部分,组织部分工程的验收及全部工程的竣工验收;

(8)严格按照设计和工程承包合同的条款掌握设计费和工程费的支付,并在预算的范围内支付其它有关费用;

(9)整理和保存有关设计、施工、验收的一切图纸、文件和其它记录资料;

(10)其它有关筹建的业务。

二.筹备处

(1)维护、管理原有建筑,维持正常营业;

(2)就康乐、旅馆、办公楼、饮食店和商店等各不同营业部门分别制订经营管理计划,并联系、安排上述营业部门经营管理的对外合作和委托的有关事宜;

(3)安排各营业部门的所需设备、家具和其它用品的采购、运输、安装;

(4)拟订各营业部门人员的编制;

 

;(5)安排和管理对营业人员的业务培训;

(6)做好合营企业全面开业的一切准备。

三.行政处

(1)负责一般行政事务工作;

(2)负责有关法律事宜;

(3)负责文书、资料的收发登记、保管等工作;

(4)制订财会制度,全面负责财会工作;

(5)负责资金的筹措、使用及收支工作;

(6)负责新建筑及原有建筑的建设、改建费的投资预算、结算的管理工作;

(7)负责工作人员的考核、选拔、聘用及岗前培训工作;

(8)制订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福利待遇方案及奖惩条例等。

第五十一条第五十条所述临时机构在完成其规定的任务后,经董事会决定,应即行撤销。在临时机构撤销以前,总经理必须根据第四十六条规定,就合营企业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提出方案报董事会批准,并做好全面开业准备。

第五十二条根据董事会的授权,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协商一致后,可将筹建和筹备工作的一部分与第三者合作完成或委托第三者代理完成。

第五十三条合营企业新建筑物的设计,须由合营企业委托××××和××××合作进行,其有效送审设计方案的新建筑物的建筑面积增加部分,不得超过×万平方米的×%。

合营企业委托××××总承包合营企业新建筑物的建设工程。

第九章采购

第五十四条合营企业建设工程和营业所必需的机具、材料、设备、交通工具及其它用品,应由总经理负责提出采购计划和预算。并将拟在中国境内采购和必须从中国境外进口的品目分别开列清单,报董事会批准后由合营企业自行采购,或委托第三者采购。

第五十五条合营企业建设工程和营业所需物资的购置,在品质、价格和交货期限同等条件下,应优先采用中国的产品。

第五十六条为保证合营企业各方面的设施达到国际上较高级的水平,如合营企业需要从中国境外进口设备、材料等物资,应按中国政府规定事先编制计划,申领进口许可证,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规定申请免征进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

第十章劳务管理

第五十七条合营企业所需要的中国籍职工,可以由甲方推荐,或者在劳动人事部门协助下,由合营企业公开招收,但一律通过考核,择优录用,并与之签订雇佣合同。

第五十八条合营企业职工的招聘、辞退、工资、福利、劳动保护、劳动纪律,由经营管理机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和中国其它有关规定制订具体规章,报董事会批准后执行。

第五十九条合营企业的职工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建立基层工会组织,开展工会活动。合营企业与本企业工会的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十三章的各条规定执行。

第六十条合营企业的中、外籍高级管理人员和其它管理人员的薪金待遇,由董事会决定。中国籍的高级管理人员,原则上应与外籍高级管理人员同工同酬。

第十一章税务

第六十一条合营企业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等有关税务方面的法律和规定,缴纳各种税款。在新建筑物和原有建筑物开始营业前,合营企业向中国税务机关提出分别享受减免所得税的申请,经批准后实行。

第六十二条合营企业职工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第六十三条合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分别下列三种情况,采用直线法进行折旧。按期折旧完毕,不留残值。

1.新建房屋、建筑物和原有建筑采用加速折旧办法。新建房屋、建筑物自投入使用次月起××年折旧完毕,原有建筑自投入使用次月起××年折旧完毕。报中国财政部税务总局批准后实施;

2.各种机器设备自投入使用次月起××年折旧完毕;

3.各种车辆和电子设备,自投入使用次月起×年折旧完毕。

第六十四条在新建建筑竣工和原有建筑改造完成后,总会计师应尽快计算列出合营企业固定资产一览表,并经审计师审计,由董事会作出决定,连同折旧办法一起报请中国税务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执行。

第十二章财务与会计

第六十五条合营企业的财会制度由总会计师在审计师的协助下,根据中国财政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等规定并结合本企业的具体情况予以制订,经董事会批准后执行。合营企业的财会制度应报合营企业主管部门、北京市财务部门和税务部门备案。

第六十六条合营企业的会计制度采用日历年制,自公历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为一个会计。第一个会计自合营企业成立之日起至该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六十七条合营企业出据的单据、帐簿,均用中文书写,季度、报表分别用中、×文书写。人民币为记帐的本位币。对外币的收支除应登记实际收付的外币金额外,还应按照确定的汇率(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牌价)折算为人民币记帐。由于货币兑换率波动引起的损益应作为当年损益入帐。

对于外币的现金、银行存款,其它收付款项以及债务等,除按当日汇率折合为人民币记帐外,还应按实际计算金额和收付的货币另行记帐。

第六十八条合营企业应按季和按提出会计报表,分别报送甲乙双方。合营企业的季度和报表分别报送××市税务机关、合营企业主管部门、同级财政部门,报表还应抄送原审批机构。

报表格式应符合中国财政部和其它有关部门的规定。

1.每季的会计报表,应在季度终了的次月二十日前提出;

2.会计报表,应在次年的四月三十日前连同审计报告一并报出。

第六十九条合营企业每年进行一次决算,如出现亏损,应由次一年的税前收益中弥补,在补足各亏损及偿还该期应偿还的银行贷款之前,不得分配当年的利润。

合营企业经决算实现的利润,在缴纳合营企业所得税、提取储备基金、职工奖励和福利基金、企业发展基金后,剩余的利润,按甲乙双方的出资比例每年分配一次,分配办法由董事会决定。

各种基金的提留比例,由董事会决定。

第七十条合营企业在中国银行或中国银行同意的其它银行开立外汇帐户和人民币帐户。

合营企业要在中国国外或香港、澳门地区的银行开立外汇储蓄帐户,应向中国有关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申请批准手续。

第十三章审计

第七十一条在合营企业的每个会计末,合营企业应责成审计师对企业的帐簿和单证记录进行审计。该项审计须在不迟于该会计结束后的××天内完成。经审计的会计报表连同审计师的报告应在完成后尽快提交给董事会及甲乙双方。

第七十二条甲乙双方均有权在前条所述审计结束后的××个月之内,对合营企业的全部帐目进行审计。此种审计完成后,须向董事会提出审计报告。董事会应在收到该审计报告××天内,对有关问题作出答复。

第七十三条甲乙双方均有权在各会计中,对一项特定的帐目或问题进行专项审计。此种专项审计须提前××天书面通知对方,抄送总经理,并且应尽量不影响合营企业正常业务的进行。

第七十四条根据第七十二条和第七十三条要求进行审计的一方,须自己另行聘请审计师或会计师进行审计。此种审计产生的费用由要求进行审计的一方负担。

第十四章土地使用费

第七十五条合营企业自用地合同规定的时间起截至合营期限终止或合营企业提前解散时为止,每年按规定向中国政府土地主管部门交纳所占用土地的使用费。

第十五章合营期限

第七十六条甲乙双方的合营期限为××年,自合营企业成立之日起计算。原有建筑自双方缴足第一批出资额之日起开始营业、改造。原有建筑的营业、改造和新建筑的建设为第一期,时间约为×年。新建筑物竣工后和原有建筑一起全面营业。第二期自全面营业开始之日为××年。

第七十七条甲乙双方同意延长合营期限时,应在合营期满之前至少六个月,经董事会决议,并报中国有关当局批准。

如第七十六条所指第一期超出×年,董事会须提出延长期限的申请,报原审批机构审批。

合营企业在全面营业期间因故中断三个月以上时,董事会应向中国原审批机构申请相应延长合营期限。

第七十八条合营企业遇到下列任何一种情况时,应由董事会在××天内作出解散合营企业的决议,提出解散申请书,经原审批机构批准后,可以提前终止和解散:

1.合营企业连续×年发生严重亏损,无力继续经营,或亏损累计额超过注册资本;

2.甲乙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合同或合营企业章程规定的义务,致使企业无法继续经营;

3.因不可抗力或因发生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时未曾预见到的事件,致使合营企业继续经营明显陷入困境;

4.合营企业不能达到其经营目的,而又无其它发展前途;

5.投资总额超出××美元,甲乙双方又无法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6.经努力,合营企业得不到××银行牵头组织的国际银团贷款;

7.经努力、合营企业无法同第五十三条所指的设计承包单位、施工承包单位及第四十七条所指的管理公司就委托条件等事项达成一致。

第十六章违约的责任

第七十九条甲乙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合同或合营企业章程规定的义务,或者因其他违反合同和章程的行为,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须负责对此损失实行赔偿。

因一方违反合同或章程义务导致合同不得不提前终止的,不解除违约一方的赔偿损失的责任。

第十七章清算

第八十条合营企业宣告解散时,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由董事会提出清算的程序和清算委员会人选,报企业主管部门审核并监督清算。

第八十一条合营企业以清算当时的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合营企业清偿债务后剩余的全部财产,按照甲乙双方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第八十二条合营企业期限届满进行清算时,固定资产(已折旧完毕,不留残值)作价一美元由甲方购买,其它财产均按当时帐面价值计算。

合营企业中止合同进行清算时,固定资产及其它财产均按当时帐面价值计算。由清算发生的一切费用,从可分配的财产中优先支付。

上述两款所指帐面价值,包括在税后利润进行分配时保留累存的固定资产折旧款和逐年累存的未分配净收益。

第八十三条合营企业清算后的财产,乙方分得的部分用××币支付。

合营企业解散后,各项帐册和文件交由原中国合营者保存。

第十八章保险

第八十四条合营企业投保的各种险别,均须根据董事会的决定,向中国的保险公司投保。投保的险别、金额和期限及其它有关事宜,在保险合同中规定。

对中国的保险公司所未设的险别,可在中国境外的保险公司投保。

第十九章适用的法律

第八十五条本合同的成立、效力、解释、履行以及有关本合同的争议的解

决,均适用中国的法律。

第二十章保守秘密

第八十六条甲乙双方对属于合营企业经营、技术、销售、管理和财务状况中的秘密资料,不经对方同意不得单方面予以公开。

第八十七条合营企业的合同、章程,以及本企业与其它单位间订立的协议和合同,不经甲乙双方同意不得向第三者公开。

第二十一章不可抗力

第八十八条由于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以及其它不能预见并且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避免或克服的不可抗力事故和事件,而直接影响本合同的履行或者不能按约定的条件履行时,遇有上述不可抗力事故和事件的一方应立即将事故和事件情况电传或电报通知对方,并应在××天内立即提供事故和事件详情及合同不能履行或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和有效的证明文件。甲乙双方应按照事故和事件对履行合同影响的程度尽快协商决定是否解除合同,或者部分免除履行合同的责任,或者延期履行合同义务。因不可抗力事故和事件造成的损失,各方都不负赔偿责任。

第二十二章争议的解决

第八十九条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发生的或者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首先以友好精神力求协商解决。

如争议未能协商解决,应提交有关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如甲方为原告,应在××××,根据该协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如乙方为原告,应在××××,根据该委员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

第九十条在发生争议和在协商、仲裁期间,除有争议的问题外,甲乙双方应继续履行本合同中规定的各自应承担的其它义务。

第二十三章解除合同

第九十一条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本合同失效:

1.第十七章规定的清算手续完成后;

2.乙方全部出资额转让给甲方后;

3.如果本合同签字后六个月得不到中国政府审批机关批准。

第二十四章附则

第九十二条本合同及其附属文件的修改、变更,须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并以书面形式确认。凡需经有关当局批准的,在获得批准之后生效。新晨范文网

第九十三条本合同的正本用中文和×文两种文字写成,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保存一份。两种文字的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发生歧义,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第九十四条甲乙双方之间就履行本合同或与其有关事宜相互的通知,凡与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有关的,应以书面形式进行。

前款的通知如采取电报或电传形式,须随后以航空挂号信函通知。

合营企业与乙方之间往来的文件、通知、会计报表、审计报表等,均须以航空挂号寄送。

双方接受通知的地址,应在本合同中第一条写明的法定地址。

第九十五条甲乙双方在合营期内未取得对方同意,不得使用、也不得让第三者使用“××”,或与其类似的名称,进行与合营企业无关的活动。

第九十六条本合同及其附属文件,均自中国有关当局批准之日起生效。

第九十七条本合同于××××年×月×日,由甲乙双方的授权代表在中国××市签署。

甲方:×××乙方:××

中外合资企业投资协议 篇2

一、国有投资主体对其投资的中外合资企业进行财务监管的重要性

国有投资主体投资的中外合资企业的各个合营方可以货币、机器设备、其他物料、工业产权、专用技术等方式出资, 各方在合营期间不得收回其投资资金。国有资产投资中外合资企业可以促进国有资产存量流动, 实现国有资产的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 从而使国有资产在不断的合理流动中实现保值增值。投资主体是产权运营的主体, 也是实现企业产权合理重组的重要角色, 确立中外合资企业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地位, 就确立了投资主体的变化由国家来掌控, 保证了国有资产的主体地位。

而国有投资主体实行的财务监管主要是通过财务指标实现对供产销活动的监督, 从而实现对企业整个财务系统的监督, 确保企业财务良性运行和企业平稳健康发展。财务监管是公共组织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家对国有资产财政监督的基础, 能够促进企业各项活动以及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财务监管对于规范公共组织的财务活动, 严格财务制度及财经纪律, 改善公共组织财务管理工作, 保证收支预算的实现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加强对中外合资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 无论是对于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维护国家利益, 还是对于强化宏观调控, 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 财务监管通过对中外合资企业中财务活动的监督审查, 对该企业的财务收支管理经营状况进行监督, 纠错揭弊, 揭发企业中存在的弄虚作假、贪污舞弊等违法乱纪行为, 保证党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方针等有效的贯彻执行, 维护财经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 保证中外合资企业的财务报告及其核算资料的正确性, 保护国家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科学合理而具体地明确国有投资主体的法律地位, 促使各公共组织尽可能以最低的成本, 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其次, 财务监管通过对中外合资企业中的财务活动及财务管理制度的评价, 揭示中外合资企业在财务管理及财务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不足, 以及中外合资企业财务制度存在的薄弱环节, 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建议和补救措施, 从而改善财务管理工作, 促进增收节支, 提高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根据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财务制度及财经纪律, 对中外合资企业依法合理监管, 加强国有资产管理, 促进中外合资企业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及财经纪律, 增强管理者的法制观念, 督促各企业加强和改进对人、财、物的管理, 保证中外合资企业合理配置并有效使用国家资产,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及非正常损失, 用有限的资金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国有投资主体对其投资的中外合资企业进行财务监管的现状

中外合资企业是改革开放中的新事物, 是引进外资的有效方式。通过中外合资企业不仅引进了新技术, 同时也学习了新的管理方法, 特别是新的财务管理方式。然而, 国有投资主体对其投资中外合资企业的财务监管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 部分企业财务控制缺位, 资金运营混乱

部分企业刚刚合资后, 随着投资主体和管理模式的改变都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财务管理核心地位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或者没有足够的重视, 从而使得财务管理的工作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外商合作者很容易控制了中外合资企业的供销渠道, 控制了产品的海外销售市场, 进而控制了企业的大部分的销售收入。中外合资企业资金运营的监管是否严格, 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货币资金能否健康运转, 关系到企业的平稳健康发展。然而, 部分企业成立之初企业内部缺乏货币资金管理制度, 对企业的资金运营缺乏有效监管, 资金运营混乱。

(二) 财务管理缺乏沟通, 企业监管协同不足

沟通的目的就是为了合理的分配, 从而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控制风险。然而在中外合资企业中由于地域和文化的差异, 不同国籍、地区的工作人员在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中缺乏有效的沟通, 造成企业财务管理不协调, 很容易造成不必要问题的发生。另一方面, 对企业财务的监管, 各部门缺乏有效地协同, 虽能各司其职, 但不能做到通力合作, 由于掌握的信息和分析的角度不同经常会出现各执一词的情况, 简单的问题经常会出现难有结论的局面, 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整体协调性和通力合作的能力, 降低了企业的整体效率。

(三) 财务制度疏漏, 管理权责不清

首先,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 但是由于长期闭关自守, 相关经济法规尚不完善, 对外商损公肥私的行为缺乏有效管制, 对财务管理工作存在的漏洞缺少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 影响了中外合资企业的经营获利能力和整体竞争力。其次, 中方的管理人员缺少与外商共事的经验, 总体上表现谦恭有余, 制约不足, 使外商的管理权限膨胀到不合理的程度。另外, 中方作为国有投资主体管理人员是由上级部门派遣, 多数人没有第二职业和其他产业, 能够全心全意为企业的目标工作, 但是外商的工作人员多数人不仅拥有合资企业的管理行政权力, 还会与契合团体存在利益合作。因而, 缺少对外商工作人员相关财务活动的有效监管, 很容易造成中外合资企业的资产流失和不必要的浪费。

三、优化财务监管的对策

(一) 科学使用资金, 合理利润分配

作为中外合资企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财务监管的目标是要确保企业资金保值增值。财务管理工作中要科学使用资金, 推进责任成本管理, 细分企业利润分配, 调动各层次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确保企业正常的经济秩序, 充分发挥财务监管作用。利润分配作为一个企业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和企业规章制度对企业净利润所进行的分配。在企业管理中起到杠杆作用, 对正确处理企业与各方面的经济关系,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合理利润分配对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重要作用。

(二) 加强内部沟通, 实现外部协同

中外合资企业财务监管中要充分借助企业有关部门的力量, 有效整合监督渠道, 形成企业监督合力。首先, 加强与财务的沟通, 及时解决中外合资企业财务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充分利用内部审计成果作为财务监管的参考, 对财务监管中发现的违规违纪行为及时地进行协调处理。

此外, 中外合资企业中财务监管要实现与企业外部各方监督力量的有效协同配合。第一, 要积极加强与企业财务决算审核机关的协同;第二, 要加强企业审计协同;第三, 要加强社会审计协同。通过与社会审计机构关于审计审查情况以及存在问题的有效沟通, 利用社会审计的工作成果, 及时有效地对中外合资企业的运行情况及其财务活动进行合理监督, 防止不合理财务活动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滋生。

(三) 加强制度监督, 明确责任管理

加强对中方高级经营者及国有股权代表的管理, 提高管理人员素质和强化激励与约束是关键。中外合资企业财务监管工作中要做好组织、指导和协调工作, 督促检查中方国有投资主体对中方高级经营者或者国有股权代表的工作管理。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各项政策规章, 抓好培训工作, 不断提高中方国有股权代表及高级经营者的素质。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把对中方国有股权代表及高级经营者的管理工作纳入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的整体建设中来, 加强宏观指导和管理。各级财政部门、国有资产监管部门要依法监管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国有股东权益, 与有关部门一道制定中方国有投资主体对中方国有股权代表及高级经营者的分配、奖励政策。

此外, 投资主体要切实负起加强管理的责任, 明确责任管理, 坚持谁投资、谁委派、谁管理的原则,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对中方的高级经营者及国有股权代表做到严格要求、管理、监督。积极探索和加强中方高级经营者及国有股权代表管理的方法和措施。同时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 尽最大的努力支持中方高级经营者及国有股权代表的工作, 关心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通过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 积极培养和吸纳人才, 为国有投资主体对中外合资企业的财务监管贡献力量。

四、结束语

中外合资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国有投资主体对其投资中外合资企业的财务监管是实现国家作为出资者管理目标的需要, 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 是推进我国经济改革的必然要求。建立健全中外合资企业中相应的财务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与约束机制是当前面临和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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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钟行.关于中外合资企业外汇平衡问题的探讨[J].上海金融, 2009, (12) .

[3]戚社洪.中外合资公司财务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J].会计师, 2011, (2) .

中外合资企业投资协议 篇3

日前,据夏普公司透露的消息,夏普已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CEC)达成相关协议,两家企业将共同投资175亿元人民币,在南京上马一条8.5代液晶面板线,其中CEC出资92%,夏普出资8%。夏普将主要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向CEC提供高清TFT液晶面板和模组技术,并且考虑引入最先进的面板制造技术。

本刊记者了解到,双方共同投资的南京8.5代液晶面板线,初步计划于今年8月动工, 2015年6月投产,将生产用于平板电视、平板电脑、电脑显示屏、笔记本电脑的高清液晶面板和模组。

据介绍,夏普此次转让的液晶面板制造技术是其掌握的核心技术之一。夏普中国的相关人士表示,夏普今后有权购买南京工厂生产的具有价格竞争力的高附加值液晶面板。

此外,代表CEC与夏普具体合作的将是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下称“中电熊猫”)。事实上,中电熊猫与夏普的合作早有渊源。2009年8月,中电熊猫就获得夏普的技术转让,在南京上马一条6代液晶面板线,并于2011年5月正式投产。当时,夏普还曾表示将与CEC就8.5代线的合作事宜展开磋商,以满足中国国内液晶面板不断增加的需求。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这是液晶面板领域中日企业首次合资。在此前,以三星和LG为代表的韩国企业早已先行一步。三星位于苏州的项目和LG位于广州的项目今明两年将陆续进入投产期。此外,中国台湾地区的面板企业也和韩国企业合作密切,台湾友达光电和韩国三星电子正在开发量产技术。对于密集出现的这些新动向,有分析甚至认为,夏普能保持液晶优势的时间将只有大约2年。

此外,内地面板企业近年来的发展势头也很快。京东方的扩产计划已于近日启动,其旗下合肥8.5代厂及鄂尔多斯5.5代AMOLED厂已陆续装机。紧接着,其位于重庆的8.5代面板厂也已动土开工。在深圳的华星光电也将启动第二座8.5代厂兴建计划。有分析认为,随着日韩面板项目陆续落地,以及内地面板企业的崛起,这一产业的竞争将日趋白热化。

合资建厂

据了解,CEC和夏普合资厂的预期产能每月将达6万张。这将使夏普可以采购合资公司生产的具有价格竞争力、高附加值的液晶面板。而通过与生产大型面板的合资公司的分工合作,能使CEC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

值得一提的是,夏普还将向合资工厂提供节能液晶面板IGZO(铟镓锌氧化物)技术,并向中国电子收取相应的技术使用费,但其中一部分将作为夏普对合资工厂的出资。据介绍,相比于其他面板制造技术,IGZO的耗电量可降至一半以下,电池使用时间更长,触摸面板的操作性也更优良。

尽管IGZO技术并非夏普独有,但夏普是第一个对此技术液晶面板进行量产的企业,也是最早实际在产品上应用的企业之一。而此前夏普由于担心技术流失,对提供IGZO技术一直持谨慎的态度。但鉴于业绩低迷,经营困难,夏普不得不改变策略,开始与其他公司合作,扩张低成本LCD面板的生产。

在中电熊猫之前,夏普已与美国高通、韩国三星电子开展了合作。而此次与南京中电熊猫合作生产IGZO面板,则有望增加夏普的订单额。

不过,有观点认为,夏普的IGZO技术优势难以维持太久。近年来,台湾友达光电和韩国三星电子也在开发同一技术的量产生产线,一旦台湾地区、韩国企业也实现量产,夏普自然不再有技术优势。”

近年来,政府为了提高国内的液晶技术水平、采取增加面板方面进口关税等方式,使内地面板厂商的定价能力高于台湾地区及日韩进口面板,有助于提高内地面板厂商的获利能力。而国家总体经济政策,如“十二五规划”就宣示了以面板本地化为目标的政策。业内人士因而预计,未来不排除国家将继续增加进口关税以鼓励国内面板采购。

为了应对进口关税可能增加的状况,台湾地区以及韩国的面板企业已开始在内地合资建厂的步伐。

据悉,LG Display在广州建立了8代面板厂,并和广州市政府以及创维集团共同合资,该工厂预计从2014年第四季度开始运行。三星也在苏州建立了8代面板厂,将在今明两年内投产。

台湾的友达也计划与江苏昆山政府合资兴建8代面板厂,但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面板厂拖延了两年。据消息人士透露,尽管工厂前景仍悬而未决,但目前面板厂建设基本上已经以某种方式进行,友达将视盈利情况再考虑面板厂的建立。

对此,Display Search中国区研究总监张兵也表示,中国内地需求庞大,日韩面板巨头想要争取这一市场就必须规划产能,加上液晶面板关税从3%提高至5%,甚至不排除进一步上调至8%,不在中国设厂就意味着完全丧失竞争力。

此外,内地快速增长的电视市场也吸引着国际面板厂商在华布局。据NPD Display Search近期公布的分析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电视市场将达5200万台,比2012年的4900万台增长显著。未来几年内,预期会有5900-6000万台的液晶电视市场规模。

行业竞争加剧

一直以来,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是全球液晶面板主要生产基地。但最近几年,全球面板产业的版图在急剧生变。

NPD Display Search预估,2015年内地将有八座8/8.5代面板厂建设完成并量产,大陆面板产能的全球市占率将从12%(去年第四季度)提升到23%(2015年第四季),中国内地将成为八代厂的集中地,而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三大液晶面板生产基地。

内地面板企业近年来的发展十分迅速。据不完全统计,内地液晶面板总投资规模(含建成、在建和规划)已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业内人士就此认为,随着日韩以及台湾地区面板企业在内地的合资厂项目陆续落地,行业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刁石京就此指出,液晶面板产业是一个国际化非常高的行业,整个产业布局基本完成后,面临如何实现盈利,如何进入良性循环等一系列的问题。

一些客观的挑战也不容忽视。当前,欧美市场需求减弱造成的全球范围面板供需问题。同时,本土产品的高值化与国际竞争力仍待提升。而在发展前瞻技术与产线上,韩国、日本的面板大厂也正不遗余力,对于国内面板企业是潜在的压力。此外,在上游材料、设备方面,当前尚面临供应链不足等问题。

张兵对此指出,只有通过创新提升竞争力以及比较优势,才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拓墣产业研究所上海子公司研究员林麟也认为,触控和3D等新型显示技术为面板厂商摆脱低端制造指明了方向,国内企业需要以更积极的态度布局新型显示技术。

中外合资企业投资协议 篇4

3.1 境内外创业投资企业联合投资的模式研究

随着中国创业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境内外创业投资企业之间“井水不犯河水”的状况正在逐渐改变,由于政策和法律的限制,境内外创投企业之间的合作尚处于摸索阶段,他们之间的相应合作模式也表现出了很强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特点。所以随着我国政策的逐渐宽松,研究境内外创投之间联合投资模式具有重要作用。这里通过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来分析我国现实模式选择。

案例一:广东风险投资集团和台湾和通投资有限公司的联合投资模式

8月,广东风险投资集团和和通投资有限公司合资设立了广州冠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境内和境外分别募集两个基金。双方联合采取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思维模式:项目评估整合,投资决策分开。但这个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只负责项目的评估、推荐和投资后的管理,真正的决策权还是由各自的基金掌握。在一方决定向一创业企业融入创业资本的情况下,另外一方也没有必要一定跟投。所以冠通公司并不是这两个基金严格意义上的管理者,它也不负责这两个基金的短期运作。这种模式的优点:双方通过这种较为松散的合作实现了优势互补,但同时又保留了个体决策的空间。缺点:境外创业投资企业一般缺乏大陆投资经验和投资关系网络,而且我国产业升级的政策目的和外资纯粹的商业目的之间往往是不相容的,这些都制约着联合投资的发展。

案例二:深圳创新投资集团和软库发展有限公司的联合投资模式

深圳创新投资集团与软库发展有限公司的联合采取的是美元与人民币基金模式双方各出资100万美元注册成立创新软库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新投资集团募集1亿元人民币的基金并将其放在境内,软库发展有限公司在境外募集与1亿人民币等值的外币基金放在境外。这两个基金交给创新软库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管理。如果投资的项目需要人民币背景,就用境内的基金进行投资,将来在境内退出;如果投资的项目需要海外控股的背景,则用境外的基金进行投资,将来通过海外上市或并购实现退出,投资后所得的收益按照事先约定的比例在双方之间进行分配。

这种模式为外资涉足境内人民币项目提供了机会。双方共同进行项目评估、投资决策,本质上来说就是重新组织了一家创业投资企业,其优点就是通过这种制度设计,外方得以广泛地参与中国境内人民币项目的投资,而中方除了借鉴外方的管理经验外,还获得了海外退出的途径。但是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虽然表现出良好的意愿,但在使双方效用协调一致时,尤其是在境内和境外基金投资收益有差别的情况下,如何妥善地安排利益分配,是这种合作模式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综上所述的两种模式,由于政策法律的限制,直接的联合投资模式还行不通,双方通过以上两种间接的方式进行联合有可能实现某种程度的双赢,以上两种模式很多程度上的设计实际上是局限于法律政策而做出的权宜之计,是我国联合投资模式的一个现实选择,对我国创业投资中外联合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3.2 联合投资的注意事项

在创业投资中吸收多种来源的创业资本,虽然创业投资企业采取了联合投资而实现了风险分担,但这种分担并不意味着创业企业总体风险的减少,这种中外联合投资模式只不过是风险在创业投资企业之间的转嫁罢了。那么采取联合投资时,要使所投资的创业企业创造出超额收益,则根据创业企业自身的特点,应注意以下事项:联合投资各方要具有资源互补性,如互补,还需要有效整合;要处理好领投与跟投的关系;联合方式要符合中国特殊的法律环境和国情。

参考文献

中外合资企业投资协议 篇5

[案情简介]

1998年5月8日,中国某省A公司与法国B公司签订了一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共同投资设立达夫有限责任公司。合同规定:(1)公司注册资本500万美元,其中A公司出资250万美元,以厂房、土地使用权为合作条件;B公司出资250万美元,以现金、设备、技术作为合作条件,各方出资不折算成股本。

(2)合作经营期限为20年,从合作企业正式成立之日起算。合作期满后,合作企业全部财产及权益归中方合作者所有。(3)B公司出资的250万美元及利息,以合作企业缴纳所得税前的利润提取2%作为合作企业的储备基金、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发展基金后,50%偿还B公司的投资,其余部分由A、B公司按6∶4的比例分配。合同签订后,双方又订立了合作企业章程,并将合同、章程等法律文件报送审批机构批准。审批机构认为,合作企业合同中,外方先行收回投资的约定不合法,因此做出不予批准的决定。经协商,中、法双方对合作合同第(3)项做出如下修改:合作期前10年,合作企业总收入扣除一切经营成本费用和税金后的净利润,全部用于偿还外方合作者的投资,从第十一年起,合作企业的净利润由中、法双方按6∶4的比例分成。如果合作期前10年仍未还清外方投资者的投资,则偿还期顺延至全部还清之日起;如果提前还清外方合作者的投资,则从还清之日起按比例分成。修改合同后,中法双方又依照合同对章程进行了修改,然后将修改后的合同和章程等文件报送审批机构批准。经审批机构批准,合作企业合同、章程正式生效。中法双方均按照合同规定如期完成了出资。合作企业成立初期,经营比较顺利,合作企业的利润全部用于偿还法国合作者的投资。后来,由于产品不适销,加上管理松懈,合作企业的效益开始滑坡。从第六年起,合作企业开始出现亏损。但是,法国合作者仍然要求合作企业按照上年利润数偿还其投资,中方坚决不同意。法国合作者遂将合作企业刚收到的一笔货款转入自己的账户上。中方在多次索要未果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法国投资者返还货款。

[法律问题]

1外国合作者能否先行收回投资。

2外国合作者先行收回投资的方式。

3在合作企业发生亏损时,外方能否要求先行收回投资。

[法律依据]

1《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21条第2款。

2《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44条、第45条第1款。

[法理和法律分析]

1外国合作者能否先行收回投资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21条规定,中外合作者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约定合作期满时合作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归中国合作者所有的,可以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约定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的办法。在本案中,中法双方约定,合作期限届满后,合作企业全部财产及权益归中方合作者所有,其中当然包括固定资产,因此法国合作者可以在合作期限内先行收回投资。

2外国合作者先行收回投资的方式

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规定,中外合作者可以采用分配利润、分配产品或者合作双方共同商定的其他方式分配收益。在实践中,合作企业大多采用分配利润的方式,只有中外合作开发资源企业或者生产一些国际市场紧俏商品的企业,才采用分配产品的方式。根据多年来合作企业的实践经验,外国合作者先行收回投资的方式也是灵活多样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从利润中先行回收投资。其中包括三种形式:(1)中外合作者共同确定将合作期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外商回收期,在此期间合作企业所获的利润全部用于偿还外方投资,中方不分配净利润;后一阶段为利润分享期,中外双方按照事先约定的比例分配利润。这种方式能使外方较早收回投资,但中方分得利润的时间较晚,还可能出现外方在合作后期不关心企业经营,甚至以合作企业名义举债,实际上加重了中方负担,外方却从中牟取暴利。(2)每年从合作企业实现的利润中拿出一个固定份额用于偿还外方投资,其余利润由中外合作者按约定比例分配。这种办法的优点是明确提出了每年还本的最低数额,缺点是中方的利润分配无保障。如果合作企业实现的利润小于或者等于固定的还本数额,中方就无利润可分。(3)在外方回收其投资期限内或回收其投资前,外方按较大比例分配利润,超过该期限或外方投资额回收后,中方按较大比例分配利

润。这样,既能使外方较早收回投资,又使中方在合作初期就能分享利润,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方法。

第二种,从合作企业营业收入中优先回收投资。中外合作者约定从每年的营业额或每批产品 的销售额中提取一个固定百分比偿还外国合作者的投资。每年的偿还数等于外方的投资额除以合作期。每年提取的还本金额达到计划还本数时便不再提取,其余利润由中外双方按比例 分配。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外方能较早地收回投资,而中方从合作初期就参与利润分配。缺点是营业额或销售额是未扣除成本和费用的经济指标,不能反映企业的盈利水平。如果以此作为偿还外方投资的依据,可能导致外方片面追求营业额或销售额,却不计成本或抬高成本,造成外方投资有保证,但合作企业效益很差的局面,直接损害中方利益。此外,这种回收方式属于税前回收投资,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必须经财政税务机关按照国家有关税收的规定审查批准。

第三种,从固定资产折旧费中优先回收投资。在不影响合作企业正常生产的前提下,经财政税务机关批准,合作企业可以从固定资产中提取一定的折旧费,用来偿还外国合作者的投资额,不足部分再从利润中偿还,其余利润再由中外双方按约定的比例分配。计提折旧费有两种方法:直线折旧法和加速折旧法。直线法即将固定资产减去残值后,按规定使用年限逐年平均摊销。加速折旧即提高固定资产的年折旧率,缩短标准使用年限,这样每年的折旧额会增加,固定资产更新得更快。按照《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规定,合作企业固定资产的折旧,一般应采取直线折旧法。需要采用其他折旧方法的,应由企业提出申请,经当地税务机关审核后,逐级上报国家税务总局批准。使用加速折旧方式的优点是外方能提早收回投资,中方亦能早点参与分配利润。其缺点是,它属于风险还本方式,处理不好将对合作企业的稳定性及债权人的保护极为不利。这是因为,企业的注册资本主要表现为固定资本,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但不用于更新设备,而是用于偿还外方投资,意味着注册资本将被逐渐抽空,造成企业资产减少,偿债能力下降,一旦生产设备需要全面更新,企业就会陷入危机,最终给合作企业和企业债权人带来损失。

在本案中,合作企业合同修改前“外方先行回收250万美元的投资及利息”的约定不合法。外方回收投资只限于投资原本,不包括资本利息。因为,如果允

许外国投资者回收利息,则外商投资实际上等于向合作企业贷款,改变了合作企业的性质。另外,一般来说,外国投资者应在缴纳所得税后回收投资,分配利润,否则会在事实上减少国家的税收。《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21条规定,合作企业合同约定外国合作者在缴纳所得税前回收投资的,必须向财政税务机关提出申请,由财政税务机关依照国家有关税收的规定审查批准。本案中,合同约定:以合作企业缴纳所得税前的利润提取2%作为合作企业的储备基金、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发展基金后,50%偿还B公司的投资。这种税前分配利润以先行回收投资的行为应向财政税务机关提出申请,由财政税务机关依照国家有关税收的规定审查批准,而中外合作者并未履行该审批手续,因此合作企业合同未获批准。3在合作企业发生亏损时,外方能否要求先行收回投资

合作双方对合作合同修改后,外国投资者回收投资的方式属于从税后利润中先行回收投资的 第一种形式,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合作合同中明确规定:如果合作期前10年仍未还清外方投 资者的投资,则偿还期顺延至全部还清之日起。这就意味着,在实施先行回收投资的前10年,合作企业必须盈利,税后有利润才可以将其全部分给外国合作者。如果其间的任何一年合作企业是亏损的,那么该外国合作者就无权从合作企业中回收投资,而应当顺延至下一,但前提仍然是合作企业在下一能够盈利,税后有利润可分。本案中,合作企业在第六年开始出现亏损,因此法国投资者在该没有权利分配利润。而法国投资者转移的货款是合作企业的财产,不是合作一方的个人财产,其擅自转移货款的行为毫无法律根据,侵犯了合作企业的财产所有权,也违反了国家财务制度,应当退还给合作企业。

[学者建议]

在国际投资环境中,投资者首先考虑的是投资的安全性,即投资能否尽快收回,能否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所以,合作企业采取各种灵活的分配方式,是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的重要措施。当然,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必须是为我国法律所允许的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分配方式。不管是法人式还是联营式合作企业,只要在合同中约定外国合作者先行收回投资额的,应同时约定外国合作者对企业债务承担责任的具体办法。由于外国合作者回收投资额后,仍继续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并分配利润,直至合作期满。在此期间,企业如发生亏损,很可能将全部

破产企业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 篇6

破产企业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

破产企业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

甲方:________破产清算组(转让方)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户银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银行帐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受让方)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户银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银行帐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现就_________(写明破产企业名称)投资于_________项目的权益转让达成以下协议:

一、_________(写明破产企业名称)根据其与_________于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签订的_________合同或协议,投资于_________元的_________项目,享有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权益。因_______被______人民法院宣告破产还债,_________破产清算组全面接管了该破产企业,清算组经研究,并报请_______人民法院审查同意,决定将_________(写明破产企业名称)在________项目中享有的权益_________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_________元。

二、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款的方式为_________(写明具体支付方式)。

三、本协议约定甲方的权利为_________(写明具体权利)。本协议约定甲方的义务为_________(写明具体义务)。

四、本协议约定乙方的权利为_________(写明具体权利);本协议约定乙方的义务为_________(写明具体义务)。

五、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协议生效后,甲方双方应严格履行,一方违约时,应向对方支付转让款____ ???____%的违约金。本协议一式_________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交_________人民法院存档一份。

甲方签章:________________

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代理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

乙方签章:________________

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代理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

破产企业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

中外风险投资运作的比较研究 篇7

关键词:风险投资,运作,比较

引言

风险投资是把资金投向蕴藏着巨大风险和利润的领域 (通常是高新技术产业领域) , 投资的项目运作成熟后, 将其上市或出售, 实现所有者权益的变现, 使投资者获得高额回报的投资行为。通常高新技术企业在发展初期, 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决定了靠传统融资手段不能满足其资金需求, 从而必须寻求新的融资渠道。风险投资作为一种创新型的金融工具, 恰好承担起弥补传统融资缺口的重任, 可以说是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孵化器”。

国外的风险投资业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 有两项重大事件影响了美国乃至全世界风险投资业的发展。一是ARD公司 (American Research&Development Cor) 的成立。当时, 众多初创企业规模小, 既缺少经验又缺少资金, 难以从传统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ARD公司从机构投资者那里融资, 然后对那些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进行权益性投资和财务咨询, 这种资金运作, 后来证明获得了巨额回报, 风险投资业就此产生。二是《美国小企业投资法》 (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 Act) 的出台。1958年, 美国政府通过《小企业投资法》, 支持小企业投资公司 (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 Companies, SBICs) 的发展, 它们直接接受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管辖, 并可以从政府获得低息贷款和税收优惠。这项法规刺激了SBICs的发展, 相比ARD在前13年中只筹措到740万美元, 1963年, 美国约692家的SBICs公司筹集到了约4.64亿美元的资金, 极大地促进了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我国的风险投资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5年9月, 我国第一家专营新技术风险投资的金融企业——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 (CVIC) 成立。之后, 我国又陆续成立了众多的风险投资机构。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2010年中外创投机构共新募集158支基金, 募资总量达到111.69亿美元, 较2009年全年涨幅分别高达68.1%和90.7%;而与2008年的历史高位比较, 涨幅也分别为36.2%和52.8%。

中外风险投资运作比较

(一) 风险投资的政府作为

政府在风险投资业上的作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 中外政府在风险投资税收政策上的作为

(1) 国外政府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各国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美国风险企业的所得税率由1978年的49%降至1981年的20%, 减税的具体做法是将风险投资额的60%免除征税, 其余的40%缴纳50%的所得税, 2003年又通过了《就业与经济增长税收减免协调法》, 把资本收益税率从20%下调为15%;英国从2000年开始实施《公司创业投资法案》, 规定向未上市风险企业投资持股三年以上, 可获投资额20%的公司税抵免额;日本政府颁发了《中小企业创造活动促进法》等及实施了特别折旧制度和研究费税额扣除制度。

(2) 我国政府的税收政策滞后。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法规, 如2007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7]31号) 、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签发的《关于实施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9]87号) 规定: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 (含2年) , 凡符合条件的, 可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2008年1月开始执行的新《企业所得税法》更是将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的低税率优惠扩大到全国范围, 即“凡是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 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笔者认为, 这些政策缺乏针对风险投资完整的支持, 对风险投资机构、风险投资者以及风险投资的退出环节没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同时, 相关税收政策主要集中于风险企业方面, 未提及对风险投资者的税收优惠, 不利于提高风险资金投资者的积极性。

2. 中外政府在风险投资担保机制上的作为

(1) 国外政府健全的担保机制。如美国政府采取低息、贴息、补贴、信贷和政府采购等多种形式扶持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并直接参与出资, 其中美国小企业管理局 (SBA) 对贷款额在15.5万美元以下的项目提供90%的担保, 贷款额在15.5万至20万美元的提供85%的担保, 还提出了“参与证券计划”, 小企业管理局以政府信用基础, 为那些从事股权类投资的小企业投资公司公开发行长期债券提供担保, 而且长期债券的定期利息也由小企业管理局代为支付, 只有当小企业投资公司实现了足够的资本增值后才一次性偿付债券本金, 并一次性支付小企业管理局10%左右的收益分成;日本政府也为中小科技企业提供担保支持, 通产省成立的风险投资公司提供80%的贷款担保, 由科技厅下设的新技术开发事业团长期提供无息贷款 (规定成功者偿还, 失败者不偿还) 。

(2) 我国政府担保机制欠缺。目前我国还没有将中小企业融资作为国家战略予以特别的政策扶持, 政府担保机制还未建立起来, 只是一味地将中小企业融资推向市场。尽管各地政府都要求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但由于缺少实质性的措施, 加之国内担保行业发展不成熟等因素, 造成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举措仍流于形式。

3. 中外政府在风险投资扶持基金上的作为

(1) 国外政府设立的扶持基金。其中效果最显著的是以色列的技术孵化器模式, 即“政府+民间资本+海外资本”的“1+2”模式, 仅在1998-2003年间, 以色列就从国外引入了82亿美元的风险资本并且通过设立基金进行具体运作;日本政府也建立了扶持基金, 出资400亿~500亿日元设立中小企业事业团, 对都、道、府、县政府提供10年期无息融通, 支援设立创业投资企业财团, 由此提供低息贷款, 以供股份认购或债券保证, 并对研发投资实行补助金等奖励政策。

(2) 中国引导基金运行存在诸多限制。目前我国已超过15个省市建立了引导基金, 其本身不直接从事创业投资业务。2008年10月, 国家发改委也出台了《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但是通过最近的发展情况来看, 引导基金投资过程中要受到国有资产制度、投资阶段、投资地域等限制, 带有部分计划经济的色彩, 使政府的财政杠杆作用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

4. 中外政府在风险投资法律法规上的作为

(1) 国外政府出台诸多法律法规。如美国政府出台的《小企业投资促进法》、《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示范公司法》;英国政府制定了《税法》和《预算法》;德国政府出台了《德国金融市场促进法》;以色列政府制定了《鼓励开展工业性研究和开发》法案;日本政府出台了《日本小型企业投资法》等, 这些国家相关法律的实施极大的促进了风险投资业在本国的发展。

(2)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2005年11月, 国务院十部委曾联合发布《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 其他法律法规还有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但是笔者认为中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还存着法律制度障碍, 如《保险法》、《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商业银行法》、《养老基金管理办法》等法律还是限制相关基金进入创业风险投资产业, 影响了创业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二) 风险投资的组织模式

1. 国外风险投资的组织模式

目前, 国外风险投资公司的组织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为:有限合伙制、信托基金制和公司制。

(1) 有限合伙制是介于无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一种组织形式, 分为有限合伙人 (LP) 和一般合伙人 (GP) 。有限合伙人与一般合伙人之间有明确的界定:资金供应方承诺分段投资, 保留放弃投资的选择;对一般合伙人的奖励与他们所创造的价值挂钩;确保风险企业向风险投资公司返回所有资本金和收益。有限合伙制是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典型模式, 有限合伙制的出现成为美国风险投资业最大变化之一, 采用这种制度的风险投资公司管理的风险资本己占美国风险投资总规模的80%。

(2) 信托基金制模式

信托基金制是指基金发起人通过发行基金, 将投资者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 交由基金托管人托管, 基金管理人经营管理, 并将投资收益分配给基金投资人一种制度。信托基金制组织形式可分为公司型信托基金和契约型信托基金两种。如美国的信托基金制内部治理制度, 主要是依据《信托法》、《公司法》、《投资基金法》等相关法律, 并通过一系列契约关系制定的。

数据来源:笔者据王元等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2006~2009年报告整理

(3) 公司制模式

公司制模式下的风险投资公司在设立时其投资者须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 不论采取实收资本制度, 还是采取分期注入的授权资本制度, 注册资本都应保持在设置的最低注册资本数额之上。组建模式可以分为投资者独资组建的内部基金模式与多个投资者组建的混合模式两种;管理模式也分为风险投资公司自主进行资本运作的自主管理模式与委托专业管理公司进行管理的委托管理模式两种。

2. 我国风险投资的组织模式

总体上讲, 我国的风险资本市场是以政府为中心运行的。风险投资的管理与组织模式主要是公司制, 有以下三种:

(1) 国有独资模式

国有风险投资公司是我国首批出现的风险投资公司, 带有政府试点的性质。国有独资模式在我国风险资本市场出现也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大环境下的必然选择, 是风险资本的重要来源, 如图1所示, 政府与国有独资机构的资本占有相当的比例, 再加上在其他公司中的国有部分, 所以中国风险资本来源中的国有比例是非常高的, 从2008年资本来源构成看, 国有独资投资机构和政府出资依然占据比较大的份额, 合计为35.9%。我国国有独资风险投资公司主要有三种形式:中央政府出资的风险投资机构、各高新技术开发区中的创业中心、各级地方政府出资建立的风险投资公司。

(2) 大型企业附属模式

风险投资作为新生事物, 大企业对它的认识还不足, 也缺乏风险投资意识和专门的投资人才, 同时我国自身经营状况优良的大公司并不多, 所以大公司下属的风险投资部门, 处在雏形阶段, 如中信集团和联想集团下属的风险投资机构都是2000年以后才成立。

(3) 民间模式

近年来, 一些民间较为富裕的民营企业家的风险投资活动比较活跃, 但富有的企业家或商人对高科技产业的认识往往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 很难对项目做出准确科学的评估。

(三) 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

风险投资主要是以股权方式进行投资, 产权明晰与确保收益是它的基本要求, 风险资本要能“投得进, 出得来”。退出机制包括首次公开发行 (IPO) 、股权出售、股份回购、收购兼并、清算等, 其中创业板股票市场上市是风险投资最理想的退出渠道。

1. 国外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

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和风险投资业的发达与纳斯达克市场 (NASDAQ) 的活跃密不可分, 纳斯达克市场的成功经验正在为各国发展场外交易市场所借鉴;欧洲成立了类似的交易市场EAS-DAQ, 英国成立了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的AIM市场;亚洲的场外交易市场主要是新加坡创业板市场 (SESDAQ) , 日本成立了二部市场、店头交易市场系统 (JASDAQ) 以及特别店头市场, 香港的创业板市场也于1999年开始交易。当然, 股权出售等也是国外风险投资重要的退出方式。

2. 我国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

我国风险投资业运作还不成熟, 远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有法律法规不健全、政策扶持和税收优惠力度不够、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因素制约, 但这些都是表层次的, 真正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机制还不健全, 导致风险投资循环中断。由于缺乏合理的回收渠道, 风险投资基金的收益难以变现, 使风险投资公司资本流动呆滞, 也就不能顺利进入下一个循环。我国在推出创业板之前, 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多数在境外市场IPO, 如图2所示, 2006、2007年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案例占绝大多数, 由于受沪深交易所修订的《股票上市规则》中有关创投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所持股份限售期缩短和创业板的开板的利好消息, 2008、2009和2010年在境内上市的案例数超过了在境外上市的数量, 从近年来的总体情况来看, 退出方式中的股权转让、回购占有较高的比例, 如图3所示。

加快我国风险投资行业发展的对策

(一) 健全法律机制, 发展政府引导基金

健全我国风险投资法律法规, 优化我国风险投资的法律环境。增加税收优惠, 如建立《风险投资法》、《风险投资税收办法》、《风险投资政府担保办法》等规范风险资本的融资运作;建立有效的政府担保机制, 设立由各级政府支持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 实现政府支持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继续积极发展政府引导基金, 提高政府引导基金的运营效率, 大力扶持社会闲散资金及专业投资资金投向于风险企业;适度修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 如《企业所得税法》、《保险法》等, 逐步放宽对社保基金、保险基金、养老基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限制, 从而促进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

数据来源:笔者据清科研究中心公开数据整理

数据来源:笔者据清科研究中心公开数据整理

(二) 完善风险投资公司组织模式, 加快投融资体制创新

随着人民币风险投资基金的建立和发展, 近年来, 风险投资的有限合伙制和公司制组织形式都有了较快的发展, 但风险投资基金主要采用何种形式, 还存在较大争议, 需要不断吸收和整合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的优点, 建立最适合我国法律和信用体系的风险投资机构组织模式, 这就需要加快投融资体制建设与创新, 积极借鉴国外的经验, 创造出一套基于我国国情的风险投资体系。同时还要不断完善服务体系, 推动证券公司积极参与风险投资领域, 提供证券发行、企业并购等服务, 培育各种代理、咨询机构, 为风险投资机构和风险企业提供市场信息、代理谈判等服务。

(三) 建立顺畅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

2009年10月30日, 创业板市场开闸, 标志着我国创业板市场的正式建立, 但要认识到建立一个能适应风险投资退出又不同于已经建立的主板市场的创业板市场是重中之重, 真正使创业板市场成为中国风险投资的主渠道。首先要明确定位, 创业板市场的上市对象, 主要是有风险但同时又极具发展潜力的高科技中小企业, 其次创业板市场在设立时就要坚持高起点, 并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标准, 上市企业规模、盈利要求应符合风险企业的特征。当然, 规模较大的风险创业企业, 可以利用“壳资源”买壳上市, 企业并购和管理层收购也是风险投资者的一种现实选择, 同时, 整合全国各地的场外交易市场, 制定统一的交易办法和监管制度, 尽快建立统一、规范的场外交易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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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元, 王伟中, 梁桂等.2006-2009年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N].经济管理出版社.

[5].刘曼红.风险投资:创新与金融[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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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许景婷, 许敏.创业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J].财会通讯, 2009, (6) .

中外合资企业投资协议 篇8

当前,中美双边投资协议谈判正在有效推进,本文一方面简要地分析了美式BITs负面清单的内涵与实施特征,另一方面也探讨了中国应对中美BITs谈判的策略,并建议在中美BITs谈判中适当将技术标准等准入限制移出负面清单,同时将对外资企业设立企业和新建项目的核准制度予以整合。

一、美式双边投资协定和自贸协定中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内涵

(一)国民待遇的核心在于内外资企业在任何环节在法律上享受同等待遇,并不等同于“法无禁止即可行”

根据美国公布的双边投资协定2012年范本,国民待遇的含义是对外国投资者在本国境内设立、并购、扩大、运营、转让或其他投资处置方面,给与不低于本国国民享有的待遇。通俗地说,就是指对外资和内资企业“一视同仁”,和“法无禁止即可行”的概念并不一致。只有在我国已经对内资企业实施“法无禁止即可行”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才能够和“法无禁止即可行”基本挂钩。

(二)负面清单是指立足于国内法,对外资企业行为采取有别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的所有管理措施

各国在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和自贸协定时,出于经济安全、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等因素,普遍对外资在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业绩要求和董事会成员等方面设置一定的例外措施,简称“负面清单”。一般而言,负面清单的大部分条款均基于国内现有法律规范制定,但也包括诸如“在某种情况下允许对外资采取非国民待遇”的灵活性条款。

(三)双边投资协定中的负面清单概念并不等同于核准环节的负面清单概念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领导人多次指出,要在核准环节推广“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负面清单之外的事项由社会主体依法自行决定。这里的“负面清单”,强调的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并不是指外资企业的非国民待遇。因此,这里的“负面清单”和双边投资协定和自贸协定中的“负面清单”虽然用词一致,但内涵并不相同。即便双边投资协定规定某个行业对外资企业采取国民待遇,只要其新建项目和新设立企业仍需政府核准,则仍属于核准环节的“负面清单”范畴。

(四)负面清单是一个全面涵盖对外资企业各种行为限制的清单,而非仅仅是外资准入的行业限制清单

在BITs2012年范本中,负面清单针对的是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业绩要求和高管董事会四项条款的例外条款,而这四项条款几乎涵盖了外资企业的一切行为,因此针对外资企业任何行为所采取的区别于本国企业的各种管理和限制,均应列入负面清单范畴。这种管理和限制可以是针对某些行业的准入限制,也可以是在高管人选、采购本土产品比例等业绩方面的特殊要求;可以是针对个别行业的特殊限制,也可以是针对全行业外资企业某些行为的一般性限制。从目前亚太地区各国实际签订的各类协定文本看,负面清单中既有针对具体产业准入限制、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的相关条款,也有针对所有行业所设置的本地劳动力比例、差异化许可程序等条款。此外,负面清单的相当一部分条款并不直接对外资企业各种行为予以限制,而是在涉及国有资产产权、传统文化习俗等“特殊情况”下赋予签约国不遵守国民待遇等四项原则的权利,具有非常强的灵活性。

二、目前亚太区美式双边投资和贸易协定中负面清单的特征

目前亚太区域采用美式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的数量日益增多,除美国参与的BITs和FTA均采用此管理模式外,韩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所签署的BITs和FTA也多采取这种模式。本文基于三个有代表性的BITs和FTA——美国乌拉圭双边投资协定、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以及韩澳自由贸易协定的文本,对目前亚太区域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具体条款特征予以总结。

(一)较少对具体行业的外资准入进行限制

1.对工业领域(不包括国防工业)的外资企业,除极少数特殊行业外,均全面给予准入前和准入后国民待遇。上述三个代表性的BITs和FTA仅仅将极少数工业行业列入负面清单的范畴。如美乌BITs中,乌拉圭在负面清单中并未列入任何具体工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在美韩FTA和韩澳FTA中,韩国在工业领域仅仅将生物制品、电力、天然气、印刷四个行业列入负面清单范畴;在美国所签署的绝大部分FTA和BITs中,美国仅将核能、矿产这两个制造业领域列入负面清单。

2.对服务业外资企业的限制集中于金融、运输、广播电视等行业。这三个BITs和FTA的负面清单均涉及大量的服务行业,其中金融、运输和通讯服务这三大领域在几乎所有国家的负面清单中都有涉及。在金融领域,三个BITs和FTA均在负面清单中单独设立一章条款予以明确签约方在金融领域的非国民待遇行为,涵盖业务范围、持股比例、审批程序等多个方面。在交通运输领域,各国基本上将国内航空运输、内河航运、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均列入负面清单的范畴。如美国要求只有“美国公民”才能从事美国国内航空运输服务,韩国要求从事韩国国内航运服务的企业必须为韩方控股,澳大利亚甚至要求从事涉澳国际航运服务的企业的法人代表必须为澳大利亚公民,等等。在通讯服务领域,各国在电视广播运营、基础电信业务等领域均对外资实施持股比例、法人代表国籍等方面的限制,在部分领域甚至直接禁止外资进入。此外,教育、科技、房地产经纪甚至广告等领域也常常被列入负面清单之中。

3.为保护本国农民利益出发,部分国家对农业的外资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农业领域的外资准入直接关乎本国农民利益,因此在各项BITs和FTA中,相当一部分国家对农业领域的外资准入多持谨慎态度,将其列入负面清单。如韩国明确规定外国人不得参与大米种植业经营,而肉牛畜牧业则不得由外资控股;乌拉圭则规定外国人不得从事近海捕鱼业务,以保护本国渔民利益。

(二)对外资的准入限制均有国内法作为基础

按照国际惯例,BITs和FTA中对外资准入的限制措施必须立足于各国国内已经生效的相关法案。如美国之所以能够将原子能行业列入负面清单,禁止外资进入,其法律基础是《1954年原子能法》;韩国在运输、广播等领域对外资准入的限制措施则是基于《航空法》、《客运服务法案》和《广播法》等法案。

(三)设置了大量的灵活性条款以赋予各国政府更多的政策实施空间

亚太区各FTA和BITs在大量减少对具体某一行业或某几个行业外资的准入限制的同时,为增强各国政府的权利设置了大量的灵活性条款,保留了某些情况下签约国政府不按照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对待外资企业的权利。这些灵活性条款条目繁多,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实际上大大增强了各国政府在外资管理方面的权限。如韩美FTA、韩澳FTA均明确指出,即便韩国国内的《2007年外商投资促进法及执行方案》等法案和准入前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条款有冲突,韩国也完全可以基于这些法案进行外资管理;而当外资企业有危害社会公共利益、获取国有资产产权、各种危险品生产、影响弱势群体利益等十数种情况下,韩国也有权利不实施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澳大利亚、美国和乌拉圭也立足于本国实际情况设置了大量的类似条款。

三、我国目前对外资的非国民待遇和美式BITs的差异

(一)从法律程序上看,我国目前仍对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管理实施两套并行的管理模式

美国原则上对内外资企业实施统一管理,对外资企业的特殊管理措施再用单独的法案予以规定,如美国对核能、输油管道建设等领域外资企业的限制措施,就散见于相关领域具体法案之中。

我国虽然近年来在所得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领域逐渐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的标准,但在企业设立、项目核准等环节上仍对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实施不同的管理模式。如外资企业设立主要依据《三资企业法》,需要由商务部门和工商部门共同核准;而内资企业设立则主要依据《企业法》,只需要由工商部门核准;外资企业的新建项目核准依据《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而内资企业则根据《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两者的核准部门、核准程序也存在一定差异。此外,在电信、运输等具体行业领域,我国专门出台了《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管理规定》、《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对外资实施单独管理。

(二)对外资的限制政策分散于各部门的各种规章,缺乏上位法律支撑

美国虽有着大量对外资的限制措施,但这些限制措施主要集中于由立法机构制定的各种法案,如美国几乎所有的限制措施均来自《原子能法》、《公共土地法》等法案。

我国对外资的准入限制规定没有上升为法律,基本上属于各部门公布的规章条例,主要包括《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外商投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暂行办法》、《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等一系列具体行业行政法规中针对外资的限制条款。包括在医疗、高等教育等领域,虽然在准入环节并未明确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实施限制,但在人员职称认定、科研项目申报、各种资格认定等方面事实上并未给予民营和外资机构等同于国有机构的待遇。

(三)存在大量基于技术标准、环保标准等原则的外资准入限制政策

从国际通行惯例看,在技术水平、环保标准、耕地占用、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对企业的约束原则上不应内外有别,因此我国基本采取运用国内相关标准、技术法规等方式进行统一规范和约束的做法,而几乎不专门针对外资企业在准入环节设置具体的产品、生产工艺等准入门槛,可以称作“外松内紧”。

然而,我国目前相对倾向于由政府认定一些技术水平落后、环保效益差、占用耕地较多的代表性产品和生产工艺,并在外资准入环节对这些产品和工艺实施准入限制,但在企业经营中在环保、技术、资源节约等方面的监管力度却相对不足,可以称作“外紧内松”。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一批本应用国内法律法规予以约束的行为提前到了准入环节予以约束,使其准入环节透明度不高,管理效率也不高,且容易成为发达国家攻击我国实施非国民待遇的借口。

(四)从实际效果上看,我国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往往要高于次国民待遇

虽然从法律法规条文上,我国仍对部分领域的外资企业从准入到经营的各个环节仍存在一些限制,但在实际操作中,我国对外资企业往往给予超国民待遇而非次国民待遇。其原因在于:一是从宏观政策层面,我国本身就同时对外资企业给予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两种政策。对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中西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鼓励类目录,我国目前仍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待遇;外资企业在进出口商品许可方面也较内资企业更为便利;地方政府为推动GDP增长在土地、水、电、基础设施等领域对外资企业也出台大量的优惠政策。二是由于我国对外资企业的管理过多集中在准入环节,而对外资企业的环保、劳工、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监管力度仍然不足,外资企业只要通过了准入管理,其环保成本、劳工成本实际上是偏低的。综合来看,我国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事实上要高于次国民待遇。

四、美国在中美BITs谈判中可能对我国的要价

(一)要求我国改变现有的外资管理模式

美国整体上采取了内外资统一管理的模式,对于没有准入限制的外资企业设立的批准程序和内资企业基本一致,也没有单独对于外资企业新建项目的核准环节。与美国不同,我国在企业设立、项目核准等环节上对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实施不同的管理模式。如外资企业设立需要由商务部门和工商部门共同核准,外资企业的新建项目的核准程序也不同于内资企业,等等。

从法律层面上看,对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在企业设立、新建项目核准等领域实施不同的标准可以被归入非国民待遇的范畴。因此,美方很可能以国民待遇为依据,要求我国取消商务部门对外资企业设立和新建项目的核准权力。

(二)要求我国取消在绝大部分产业领域对外资准入在法律层面上的限制措施

从美国近年来签署的多项FTA和BITs的进程看,美国对各谈判国在具体产业领域的限制持较为严厉的态度。在美国的压力下,绝大部分协定签署国均未针对制造业实施准入限制,对服务业、农业等领域的准入限制也被大大压缩。

从过去的经验看,美方很可能以我国制造业竞争力较强以及国民待遇等多种理由,要求我国取消所有制造业对外资的准入限制。而在服务业领域,美方在电信、旅游、专业服务、科研服务等领域的立场可能会相对强硬,可能会要求我国全面取消各种法律层面纱功能的限制措施;在金融、运输、广播通讯等与国家安全关联度较高的部门,美方同样会要求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但谈判的空间相对较大。

(三)要求我国尽可能减少灵活性条款

由于美国拥有一套成熟的国内法律体系对外资在各个方面进行监管,并不需要在准入环节要求市场竞争、经济安全等予以充分的保护,因此美国在其签署的自贸协定中较少使用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保留对外资实施非国民待遇的灵活性条款。从美韩、美乌、美澳等自贸协定的谈判历程看,美方也倾向于要求其他参与国尽量减少设置相关的灵活性条款。

(四)不允许我国各省、市设定自己的特殊准入限制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其各州和联邦政府并非单纯的上下级关系,虽然在原则上规定了州法规不能违反联邦宪法,但在具体条文上存在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在美国自己的逻辑下,美国在其签署的BITs和FTA中,各州在一定程度上有权利实施立足于自身州情的对外资非国民待遇措施。

然而,我国和美国在法律制度上不同,我国的《立法法》明确规定,地方法规不得与国家任何法规相抵触。因此,美方很可能以此为借口,要求我国设置对外资的准入限制时必须有全国性法规为基础。

五、我国应对中美BITs谈判的策略

负面清单的问题表面上是一个谈判中的要价和博弈问题,然而由于我国和美国在负面清单上立场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对于外资乃至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差异,因此我国和美国在负面清单问题中的谈判涉及到我国整体的经济管理模式,其应对策略不仅仅是一个谈判博弈问题,而是涉及到我国整体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设计问题。

(一)在涉及我国外资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谈判议题中坚持“以我为主,渐进推进”的方针

美方可能对我国现行管理体制的质疑重点集中于对外资企业设立、外资企业项目核准等在法律层面上与内资企业的不一致性。然而,我国之所以在企业设立、项目审批等方面需要由商务部门进行核准,其原因既有长期针对内外资实施两套管理体系的历史惯性,也与我国国内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对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和运营状况缺乏监管能力的客观情况有关。因此,虽然从中长期看我国统一内外资管理体系已是大势所趋,但这一改革的推行必须和国内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制度的健全同步进行,不宜过早推行。具体而言,在谈判中可适当同意负面清单之外的所有企业,适当取消在企业设立环节的商务部门核准环节。对于项目核准环节,由于涉及对项目技术水平、环保、用地等方面的多种评估,在短期内不能取消,但可基于国民待遇的原则,将内外资项目核准的流程予以统一。

(二)在具体行业的准入问题上谈判中,应坚持区别对待的实施原则,并设定自己的上下限

从美国和其他国家谈判的经验看,美国必定会要求我国除金融、国内运输、广播电视、国防等极少数产业外,取消绝大部分服务业和全部制造业在市场准入、业绩要求等方面的非国民待遇。对此,我国应针对不同行业进行区别对待:一是对于青霉素生产、色情、赌博等不涉及内外资差别待遇的微观产业部门,可考虑完全按照国民待遇的原则予以管理,将其移出负面清单。在当前的法律法规体系下,即便将这些领域不列入负面清单予以管理,政府仍然有权利基于本国的法律法规予以实施和内资企业的相同的准入限制,因此,完全不必要选择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上海自贸区在2014年7月3日的负面清单中就依据内外资统一待遇的原则,将色情、赌博等行业删除出了负面清单。二是对于钢铁、有色、化工等本土产业存在产能过剩的重工业,建议同样移出负面清单。然而,在具体的谈判策略上,不宜选择单边开放的策略,则应将上述领域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在其国内金融、旅游、矿产、商贸等领域对我国企业的开放。三是对新能源、生物、3D打印等我国可能未来重点发展,目前并无对外资有关限制的新兴产业,应在原则上保留有关部门的核准权利,但不宜明确设置股比限制等限制措施。上述新兴产业是未来我国能否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位势的关键,对于新兴产业的外资,既不能采取过度保护政策导致企业“不思进取”,也要避免外资在市场中凭借其技术优势形成垄断,损害本土企业的发展。四是对于涉及民族特殊工艺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点行业,应在深入调研具体行业特征的基础上,参考其它国家的经验斟酌制订对外资行为的限制措施。不同的服务行业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不同,因此对外资的限制措施也应有较大区别,如在国防、民族工艺等领域,宜完全禁止外资进入;在金融、教育等领域,则应适当限制外资从事某些具体业务,等等。

(三)在涉及符合中国国情相关问题上,应坚持争取设立相关灵活性条款

从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经验看,美方在灵活性条款方面实际上存在着较大的让步空间。为此,我国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仿效韩国的经验,在国有企业产权、社会公共利益、少数族群利益、不正当竞争、资源保护、文化传统保护等方面,力争设立大量的灵活性条款。

(四)为加快中美BITs谈判以及实现对外资的有效监管,应加快实施我国国内对外资管理制度的改革

主要针对外资审核与监管,推进从以下几方面的制度改革:一要基于内外资统一管理的原则,加快制定《外资企业法》,统一外资管理的原则和程序 。目前对外资管理的根本法——《三资企业法》并未充分涉及安全审查、项目核准原则、地方自主设定外资准入限制等权限的问题,建议制定《外资企业法》,在原则性统一给予各类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的同时,对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各部门以及地方设置外资准入限制中的权利等问题予以明确规定,为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提供法理上的依据。二要明确针对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内涵,避免各级政府过分扩充“负面清单”的内涵覆盖范围。我国目前对企业经营的核准管理除了企业设立核准、项目核准外,其他环节实际上是政府权力的“正面清单”问题,与非国民待遇相关的 “负面清单”并无关系。因此,建议明确规定“负面清单”的内涵,避免这一概念被滥用和误用。三要逐步将对外资企业设立企业和新建项目的核准制度予以整合。目前我国对于外资企业的准入管理有两道环节涉及非国民待遇:一是针对企业设立的核准,二是针对企业新建项目的核准,建议逐步取消专门针对企业设立的核准工作,而将“负面清单”的重心转移到对外资企业新建项目的核准上。四要加强对外资企业的安全审查和准入后监管。我国在借鉴发达国家准入前国民待遇这一管理模式的同时,必须强调加强对外资企业的安全审查和准入后监管,建议借鉴美国经验,实施操作性强、透明度高、程序规范的安全审查制度,防范外资进入对国家安全可能造成的危害;同时,要加强对内外资企业在环保、技术、劳工权益等方面的监管,加强反垄断,以避免外资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垄断国内市场,影响行业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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