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在政党政治中的应用

博弈论在政党政治中的应用（精选6篇）

博弈论在政党政治中的应用 篇1

博弈论在政党政治中的应用

——以台湾政坛为例

摘要：博弈论是研究利益冲突情况下决策分析的科学，近几十年来，博弈论给经济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它在军事、法律、外交政治等领域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博弈论在政治领域的应用，本文以台湾政坛为例，应用shapley影响指数分析台湾主要政党的政坛影响力及其互动对台湾政坛的冲击，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亲民党在目前台湾“立法院”的民意代表人数远少与国民党与民进党，但其shapley影响指数与国民党和民进党相同，亲民党在目前台湾“立法院”起着“关键的少数”作用；其次我们运用Hotelling模型讨论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认为台湾目前的多党政治格局并不稳定，未来台湾政坛将是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党政治的格局，而且两党政治纲领有走中间路线的趋同化趋势。

关键词：博弈论

政党政治

shapley影响指数

Hotelling模型

近三、四十年来，博弈论深刻影响着经济学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国际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宏观经济政策等产生巨大的影响，继天才数学家Nash等三位研究非合作博弈的学者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又授给了研究合作博弈的学者Auman和Shelling，以表彰他们运用博弈分析增加人们对合作与冲突的理解（1996年、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授予了把博弈论用于经济分析的学者）。博弈论成为现代经济理论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传统的经济理论往往忽视经济个体之间的相互反应和作用；而博弈论注重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各个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它们之间的对抗，依存和制约为研究前提和出发点，博弈论更符合经济生活的实际。作为一种关于决策和策略的理论，博弈论来源于一切通过策略进行对抗或合作的人类活动，也适合于一切这样的人类活动，除经济领域外，博弈论在军事、法律、外交、政治等领域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一般认为，非合作博弈已经在经济领域获得广泛应用，而合作博弈应当在政治领域更有应用前景。本文以台湾政坛为例，分别运用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工具，简要讨论博弈论在政党政治方面的应用。

一、shapley-shubik影响指数与台湾政坛主要政党的影响力。

Shapley值和Shapley影响指数[1]是合作博弈的一种重要方法，Shapley影响 指数可以反映博弈格局中参与人的影响力。Shapley影响指数可由以下公式求解：

i参与人为枢轴元素的全排列个数

全排列总数枢轴元素可定义如下：在某一全排列中（其中i=1,„n为博弈参与人），从开始到i的前一个元素尚不构成多数，而加上i之后成为多数，局中人之称为枢轴元素。2004年底台湾“立法院”选举，台湾四个主要政党在225个立法委员名额中获得的席次分别为民进党89席，国民党79席，亲民党34席，台联党12席，下面我们用Shapley影响指数来定量分析这几个政党在立法院的影响力及其互动关系（虽然民进党有少数民意代表退党，亲民党有少数民意代表加入国民党，但我们下面的分析结果仍然有效）。

我们首先设定一项议案在立法院通过需要超过一半的赞成票，即不少于113票，我们得到带权多数博弈：<113 | 89、79、34、12>其中113是议案在立法院获得过半而得到通过的票数，1、2、3、4为博弈局中人，分别代表民进党，国民党、亲民党、台联党，89、79、34、12分别为其掌握的票数，我们首先要找枢轴元素，在本案例中，单独任一政党不可能成为多数（达到113席），某一议案的通过必须要政党合作。

将1、2、3、4的所有全排列及枢轴局中人标出，有以下结果。1234

2134

3124

4123 1243 1324 1342 1423 1432

2143 2314 2341 2413 2431 

3142

 4132 4213 4231 4312 4321

3214 3241 3412



3421

其中i 为枢轴元素（i=1，2，3，4，是博弈参与人，1234 意味着民进党与国民党合作，则某一议案通过，这时参与人2国民党为枢轴元素）

可以统计计算得：

811，其中24是全排列个数，8是参与人1（民进党）做为枢轴元2438181、3、40 素的排列个数。同理：2243243 从Shapley影响指数可以看出，亲民党在立法院席次虽然排第三，但它起到了“关键的少数”作用，所以它在立法院影响力与民进党、国民党这两大政党在立法院的影响力相同。台联党的Shapley影响指数 40，我们称之为哑局中人，哑局中人对博弈格局不是毫无作用的，哑局中人如果与某一方不合作则会降低其影响力，使旁观者受益，例如：如果台联党宣布不与国民党合作，则Shapley影响指数就变为1646、2、3、40（计算方法同上），可见，161616如果哑局中人与某参与人斗争则会降低该参与人的影响力，使旁观者受益。同样，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因访问大陆时被陈水扁恶意诋毁而宣布在立法院停止与民进党对话，则会降低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影响力，提升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影响力，如果亲民党在立法院不合作，则可以统计计算出Shapley影响指数为：141 16428141

3

40。当然，如果同时国民党也在许多议题宣布162164与民进党不合作，则会进一步降低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影响力，比如：民进党虽为立法院第一大政党，但由于国民党与亲民党的反对，台湾向美国的购买武器的“军购预算”到目前为止仍无法在立法院通过。

二、Hotelling模型与台湾政坛可能的发展趋势

1、Hotelling模型与政党政治

Hotelling模型[2]原本是研究杂货店定位问题，简单的Hotelling模型是说明在一条直线街道上，消费者是均匀分布的，两商店销售同样的商品，消费者选择就近购买时，两商店选址的纳什均衡是把商店都开在这段街道的中点，它可以用来很好地说明纳什均衡。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也运用杂货铺定位博弈、来说明西方政党政治的若干现象，假如一个地区选民的观点均匀分布于[0，1]上，有两个候选人参加竞选，每个候选人同时宣布他们的竞选立场，即选择0到1之间的一个点，选民将观察候选人的立场，然后将票投给立场与自己观点最接近的候选人。如果甲的立场是0.5，乙的立场不是0.5，如图，甲将获胜乙将失败，因为中间向左的选民都会选甲，甲、乙之间也有一半选民选甲，由于选民是均匀分布在[0，1]之间的，所以甲得票肯定超过一半。如果两个人的立场都选择0.5，由双方都有一半机会获胜，因此，对任一候选人来说，不管对方选择的立场是否为0.5，自己都应当选0.5，即（0.5,0.5）是两人竞选的纯策略纳什均衡。当两个候选人都选中间时，各自得到一半选民的支持，谁能够取胜往往取决于双方竞选立场以 外的因素，这就是说，如果是两党政治，为了在选举中获胜，这两个党都必须采取中庸路线，采取极端路线的党不可能获胜。

0

0.5

甲

乙

在西方民主政治比较成熟的国家，往往是两党政治，例如，美国是共和党与民主党轮流执政，英国是保守党与工党轮流坐座，一般而言，民主党与工党倾向于标榜代表劳工阶层，共和党与保守党则代表垄断大财团利益，在竞选的关键时期，两党相互攻击，甚至是人身攻击，但实际的政治纲领却越来越接近，当新政府代替老政府上台后，选民会发现新政府的政策与老政府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其原因在于两党政治中为选取胜利，两党都必须走中间路线。

下面我们讨论三党或多党政治的情况，在三党政治中，如果三党的位置不相同，不在同一个点上，那么至少有一个政党单独位于一端，它就会有向内挤压的动机，所以这时不是稳定的局面，如果三个党都位于中心，那么在其它两个党不调整时，谁向中心外面调整一点点，谁就会取胜。

0

B A 如图：某党由中点A向左调整一点到B，B左边的选民都会投票给该党，而B右边选民要被其它两个政党来瓜分，这时，向外调整的党就会取胜，所以三个党都位于中点时它们都有偏离中点的动机。所以，三党位置全在中点时也不是稳定的局面。同样，如果三个党位于同一点，但这一点并不是中心点，那么那个党立场单独向中点微调，它就会在选举中得益，所以，这时三党都有向中点微调的动机，这时仍不是稳定的局面。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明多党政治的不稳定性。这样，Hotelling模型就为我们很清楚解释了为什么两党制是西方政治学者比较推崇的政党体制。综上所述，Hotelling模型说明：三党政治不如两党政治稳定；在两党政治中，为选举获胜，两党都会走中间路线。如图：某党由中点A向左调整一点到B，B左边的选民都会投票给该党，而B右边选民要被其它两个政党来瓜分，这时，向外调整的党就会取胜，所以三个党都位于中点时它们都有偏离中点的动机。所以，三党位置全在中点时也不是稳定的局面。同样，如果三个党位于同一点，但这一点并不是中心点，那么那个党立场单独向中点微调，它就会在选 4 举中得益，所以，这时三党都有向中点微调的动机，这时仍不是稳定的局面。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明多党政治的不稳定性。这样，Hotelling模型就为我们很清楚解释了为什么两党制是西方政治学者比较推崇的政党体制。综上所述，Hotelling模型说明：三党政治不如两党政治稳定；在两党政治中，为选举获胜，两党都会走中间路线。、Hotelling 模型与台湾政党未来发展趋势 1）、台湾政坛的多党政治将会向两党政治演化

首先，如上所述，Hotelling模型及西方民主政治实践告诉我们，两党政治一般比多党政治稳定，在成熟的民主政治中，多党政治往往会向两党政治演化；其次，从台湾政坛实际看，台湾政党也有向两党制发展的民意基础，台湾四个主要政党已被分为两极，国民党与亲民党及其追随者赞同“九二共识”被称为泛蓝阵营；民进党与台联党及其追随者鼓吹“台独”、不承认“一中原则”，被称为泛绿阵营。虽然马英九与宋楚瑜之间存在个人恩怨，但是泛蓝群众的民意会在相当程度左右政治人物的行为；同样，陈水扁与李登辉之间也存在个人恩怨，但是他们的行为也必须考虑泛绿阵营的民意。下届台湾“立法委员”选举将采用小选区两票制，这对亲民党与台联党这样的小党十分不利，一般认为亲民党与台联会泡沫化[3]，台湾政坛今后可能会演化成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党政治。

2）、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政治路线都有向中间靠拢的趋势

我们用Hotelling模型已经说明，在成熟的两党政治中，为选举获胜，两党竞争策略的纳什均衡是竞选立场向中间靠拢，所以，从理论上说，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政治立场都有向中间靠拢的必要与可能。其实，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有明显“台独”倾向的民进党，其发展壮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挑动省籍与族群矛盾，鼓吹台湾本土化及台湾主体性，甚至鼓吹“台独”。这样做不仅分裂了台湾社会，而且造成两岸关系紧张，台湾不能很好享受大陆经济起飞的带动效应，台湾经济持久低迷，许多台湾民众已开始厌倦这种政治挑动，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发展经济，特别是在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后在台湾起了“大陆热”，为赢得中间选民支持，民进党出现了向中间靠的苗头[4]，在台湾县、市长选举民进党大败后，民进党内也最有实力的派系“新潮流系” 就传出要与大陆进行交流的声音，正如台湾知名作家李敖所言，民进党许多高层政治人物并不是真正顽固的台独分子，而是选举动物、是政客，他们操弄“台独”在很大程度上是选举需要。如果中国大陆能够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以积极灵活的方式争取更 5 多的台湾民众对中华民族、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因选举的需要，民进党中的许多政客就会向中间靠拢。我们再分析国民党，国民党原本是坚持“一中原则”，坚持反对“台独”的政党，但由于李登辉、陈水扁在其执政期间长期对台湾民众进行的“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使相当部分台湾民众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变化，而国民党为了赢得选举，也开始向中间靠拢，比如国民党的本土化，弱化其中国色彩，不再坚持统一，反对一国两制，甚至有国民党主要领导人说不排除“台独”是国民党的选项等，虽然连战访问大陆后反对“台独”的立场在国民党内得到了强化，但由于本土性政治人物及政党比较容易获得名湾选民认同，贴近台湾本土，强化台湾主权与主体意识仍可能是国民党政治立场的发展趋势。马英九在当选国民党主席后表示，他既反对“台独”，也反对“一国两制”，以争取泛蓝和泛绿广大中间选民的支持。综上所述，国民党与民进党在政治立场在今后发展中都有向中间靠拢的趋势。

三、结论

1、我们运用shapley影响指数可以量化地分析出台湾主要政党在目前台湾政坛的影响力，并可以看出亲民党在台湾“立法院”处于关键的少数地位。

2、我们运用Hotelling模型并结合台湾政坛现实，分析认为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是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党政治，并且其政治立场有趋同化（中间化）趋势。

3、本文仅应用了shopley影响指数与Hotelling模型两种方法分析政党政治，其实博弈论还有许多方法可以运用于政党政治分析，比如经典的“囚徒困境”分析等。总之，博弈论在政党政治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我们不仅要运用博弈论作为工具，更重要的是要理解博弈思想。

参考文献：

[1] 侯定丕．2004．博弈论导论．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 Hotelling.H．1929．“Stability in Competition．” Economic Journal 39:41-57.[3]孙云．2004．“台湾政治转型后政党体制的演变及发展趋势” 台湾集刊研究 4：12-18.[4]刘震涛．2005．“民进党两岸政策目前处于量变阶段” Http://www.phoenixtv //***52/20050720/591725.shtml.2005.7.20.

博弈论在政党政治中的应用 篇2

关键词：博弈论 公安战线 经济 诚信 环境 考试

中图分类号：C9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7)11-037-02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竞赛论，用于分析竞争的形势。在存在利益冲突的竞争及斗争中，竞争的结果不仅依赖于某个参与者的抉择、决策和机会，而且也依赖于竞争对手或其他参与者的抉择。由于竞争结果依赖于所有局中人的抉择，每个局中人都企图预测其他人的可能抉择，以确定自己的最佳对策。博弈论是用数学方法来分析斗争形式的学科，也叫冲突分析。博弈论在全世界被广泛传播，其理论被积极地应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领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一、“囚徒困境”在公安战线中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的核心思想是：假设你的对手在研究你的策略并追求自己最大利益行动的时候，你如何选择最有效的策略。举例说明：

1.囚徒困境。“囚徒困境”说的是两个囚徒一起做坏事，结果被警察发现抓了起来，进行隔离审讯。如果他们都承认犯罪，每人将入狱三年；如果他们都不坦白，由于证据不充分，每人将只入狱一年；如果一个抵赖而另一个坦白并且愿意作证，那么抵赖者将入狱五年，而且坦白者将得到宽大释放。这样两个囚徒面临着如何选择的问题。甲犯的结论是，唯一理性的选择就是背叛同伙，把一切都告诉警方，因为如果他的同伙笨得只会保持沉默，那么他就会是那个获释出狱的幸运者了。而如果他的同伙也根据这个逻辑向警方交代了，那么，甲犯只需服刑三年而不用五年。同样乙犯也会有这样的想法。结果只能是两个囚犯都坐牢服刑三年，用矩阵图形来分析两个囚徒选择的根据。

对于甲来说不管乙采取什么策略，他选择坦白总是比较有利的。同样对于乙来说选择坦白也是比较有利的。在图中我们设想一下甲面临的选择。甲犯如果坦白，不论乙采取怎样的选择，甲的选择总是最好的，甲如果抵赖，不论乙采取怎样的选择，甲的选择总是最坏的。当然会有人问为什么两个囚徒不选择图示中右下方区域呢？这个问题放到后面来说明，很显然甲的选择是一种占优势策略。在两个（或全部）博弈者都采取占优策略时，我们称其结果为一种占优均衡，即纳什均衡。

二、博弈论原理在上市诚信问题中的应用

运用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博弈双方的行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投资者的处境：选择不投资，支付为0，选择投资，则出现两种情况，若上市公司守信，投资者可获得5个单位的收益，若公司不守信，则投资者要损失10个单位的效益，如图2。

在现实生活中，因为不论上市公司是否选择欺骗，投资者都处于被动局面，往往选择不投资来避免欺骗。如果我们将博弈分析的结果准确地提供给博弈双方，对于上市公司的欺骗行为，投资者将会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之间的博弈就变为图2的结果。

博弈双方，对于上市公司的欺骗行为，投资者将会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之间的博弈就变为图3的结果。

由于双方的理性，上市公司清楚投资者的诉讼是可置信的。因此，在博弈的第二阶段，上市公司的最优选择就不再是欺骗，双方各得到5个单位的收益，社会财富达到最大。研究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行为，发布准确信息，提出正确建议，引导博弈双方走向双赢的局面。

三、博弈论在商场价格中的应用

现在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电价格大战，如彩电大战、冰箱大战、空调大战等，微波炉大战等，这些大战的受益者首先是消费者。每当看到一种家电产品的价格大战，百姓都会“没事儿偷着乐”。在这里，我们可以解释厂家价格大战的结局也是一个“纳什均衡”，而且价格战的结果是谁都没钱赚。因为博弈双方的利润正好是零。竞争的结果是稳定的，即是一个“纳什均衡”。这个结果可能对消费者是有利的，但对厂商而言是灾难性的。所以，价格战对厂商而言意味着自杀。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引伸出两个问题，一是竞争削价的结果或“纳什均衡”可能导致一个有效率的零利润结果。二是如果不采取价格战，

作为一种敌对博弈论，其结果会如何呢?每个企业都会考虑采取正常价格策略，还是采取高价格策略形成垄断价格，并尽力获取垄断利润。如果垄断可以形成，则博弈双方的共同利润最大。这种情况就是垄断经营所做的。通常会抬高价格，另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厂商用正常的价格，双方都可以获得利润。从这一点，我们又引出一条基本准则：“把你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假定对手会按其最佳利益行动的基础上”。事实上，完全竞争的均衡就是“纳什均衡”或“非合作博弈均衡”。

四、博弈论原理在污染环境中的应用

如果考虑到外部性的经济，企业在不受到管制的环境里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宁可污染环境，也不愿安装昂贵的治污处理设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企业采取利他主义的态度治理污染，以图改进环境，那么它必须增加成本，提高产品价格，消费者就会逐渐转移到其他竞争者的手中。如果成本过高甚至还会出现破产或倒闭。在市场活动中的企业首先要想办法生存下来，然后还要在竞争中尽可能地淘汰对手，避免出局。这种思维策略会使得任何企业都不可能通过减少污染而增加利润。用矩阵图形来加以说明(图4)。

从图4中可以看到由于占优势策略发挥的作用，甲乙双方都会采用D区域的方案。对于甲公司来说不管乙公司采取什么策略，他选择不治理污染（高污染）总是比较有利的。同样对于乙来说选择不治理污染（高污染）也是比较有利的。这个图示恰好与“囚徒困境”的图示相反。在图4中右下方的区域代表的结果才是占优均衡。因为进行博弈的两个公司都采用了占段策略，从而造成了这种均衡状态。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乡镇企业的盲目发展造成严重污染的情况就是如此，只有在政府加强污染管制时，企业才会采取低污染的策略组合。

五、博弈论原理在家庭夫妻之间的应用

如果你觉得某一天应该是自己太太的生日，但又不能肯定：如果是太太的生日的话，（1）你可以送一束花，太太会特别高兴，你的信用增加5个单位；（2）你不送花，但太太会埋怨你忘了她的生日，你的信用降低了2个单位。如果不是太太的生日的话，（1）你可以送太太一束花，太太感到意外的惊喜，你的信用增加3个单位，（2）你不送花，结果生活同往常一样，可视为你的信用增加9个单位。在这个博弈里，“自然”可以有两种策略：确定今天是太太的生日或确定今天不是太太的生日，但不论“自然”采取何种策略，你的最好行动都是买花。买花是你的占优策略。博弈矩阵如图5所示（自然的得益皆为0）。

夫妻吵架也是一场博弈。夫妻双方都有两种策略，强硬或软弱（或称鹰派和鸽派）。博弈的可能结果有4种组合：夫强硬妻强硬、夫强硬妻软弱、夫软弱妻强硬、夫软弱妻软弱。至于哪一种是纳什均衡，必须列出其支付矩阵才可以确定。支付矩阵不一定非要用量化确定的数字表示，也可以用支付函数表示，经济学家们常用支付函数进行讨论。根据生活的实际观察，夫软弱妻软弱是婚姻最稳定的一种，因为互相都不愿让对方受到伤害或感到难过，常常情愿自己让步。动物学的研究有相同的结论，性格温顺的雄鸟和雌鸟更能和睦相处，寿命也更长。

六、博弈论在考试竞争中的应用

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可以看到北大、清华这样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在择业时会得到最好的职业，而大多数名不见经传的院校毕业生只能求其次，或者很可能连对口的专业都找不到；一个超级明星每次出场费可高达几万元，而大多数演员只能拿到平均的工资。像这样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象在现实中屡见不鲜。试用矩阵图形(图6)来加以说明。

在胜者为王的图示中有才能的、有天赋的或者是机遇好的赢家，有强大的动力去参加胜者为王的比赛。高高在上的赢家在比赛中获胜左面的亚军有可能被引诱进入高收益工作的行列。就如同太多的需求者驾着渔船追逐同一条鱼，市场过于拥挤，最终得到的总收益很小；如果亚军停留在一般收入标准的行业中，总收入会上升。

七、结束语

博弈论在理论上进一步拓宽了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在现实社会中被应用到各领域中去。入世以来，我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休，采取扩大内需，积极推行“走出去”的原则，如我国成功地举办了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博弈论的“纳什均衡”体现得恰到好处，实现了双赢的目的。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数学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08)

博弈论在政党政治中的应用 篇3

二、政党制度

1、政党含义与类型：

(1)含义：是指政党执掌、参与国家政权或干预政治的制度。

(2)类型：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和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2、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作用

资本主义政党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首先，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政治统治。其次，排斥和压制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再次，调节资产阶级内部矛盾。

3、我国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基本内容：

①政党关系：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亲密友党。

②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③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④ 活动准则：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本活动准则。

4.人民政协：

(1)性质：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

(2)基本职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5、多党合作制度的优越性

(1)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2)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3)有利于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实现。

博弈论在政党政治中的应用 篇4

1.了解民初政党政治的运作；

2.关注文章对于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分析，比如，党争的影响、中国政治传统的影响等； 3.通过了解民初政治实践的成败，思考其对于当今中国的启示意义。

论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

张玉法

19世纪至20世纪初年，发展中的西方民主制度，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广泛地被引介到亚洲来，对亚洲各国原有的政治体系和观念，形成一种持续的挑战力量。传统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就在这种状况下发生变化。变化常经历冲突和痛苦的过程，本书所述，即为此种过程的一部分。

经过清末十数年的鼓吹，当民国建立时，国人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已不陌生，对民主制度中的政党制度也有认识。惟因此种制度为外来，不产于本土，国人对它的了解有深浅不同。进步党人重视议会，其常务活动的模式有如19世纪初叶的西方政党然。国民党人除争议会席次外，也注意争取议会以外各阶层的支持，其党务活动的模式有如19世纪中叶的西方政党然。另如社会党等，对议会政治无兴趣，其活动以群众为对象，有类于19世纪结束前后数十年出现于西方的“超议会政党”。另外，许多从事政党运动的人，对政党制度的社会差异性认识不清，或欲行多党，有如法国所实行者；或欲行两党，有如英、美所实行者；揆诸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实均不切实际。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中国的政治思想是统一的，在一个政权下，很少允许相反的意见存在，此乃两党政治或多党政治的致命伤。一党制度也许是不太脱离中国传统的制度，但在民初讨论政党制度的建立时，由于西方国家尚无先例，似没有类似的主张。

民初活跃于国会中的政党，可大别为激进、保守二派。激进派的政党，严格说来，只有同盟会和国民党。统一共和党在并入国民党以前，是骑墙于同盟会与共和党之间的；民宪党则系由国民党分出。同盟会原为具有理想的革命政党，在民初的政坛上，以激进的纲领，从事激进的政治运动，是可以理解的。统一共和党的党员虽有不少原属革命派，但以出身立宪派和旧官僚者为多，故在态度上较同盟会为温和。初时之所以与同盟会接近，后来之所以合并于国民党，实因同盟会和国民党在政坛上的势力强大之故。同样的，与同盟会合组国民党的其他小党派，亦大多不是起于理想相同，而是因为眼见国民党将能在政坛上占优势。国民党的政纲之所以较同盟会为温和，实系受组成分子温和的影响。至于正式国会后期出现的民宪党，虽系自国民党分出，但以吸收了许多进步党党员，在态度上亦较温和。

作为激进派政党的同盟会和国民党，是使民初国会发挥功能的主要力量。如果在野党的功能是以言论和立法来监督政府，并以诉诸选民的办法促使执政者重视国利民福，同盟会和国民党确是具有这方面的资格与潜能。但以执政者无限制的伸张行政权，在野党和立法者愈伸展其监督权，结果使政治势力走向两个极端。当政治势力走向两个极端，而又不能取决于选民时，政治的危机即升高。民初国民党之策动“二次革命”、以及“二次革命”失败后执政者一意伸张一己的权力，均为政治走势走向两极端的表现，亦为政治危机升高的表现。结果是两败俱伤。

惟就激进派政党本身而论，在袁世凯权倾一时时仍能发展，虽在受到武力弹压之后亦能再接再厉，证明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所兴起的革命势力和改革势力，并不因为政治环境有利而懈怠，也不因为政治环境无利而退缩。如果把国民党视为革命势力的代表，进步党视为改革势力的代表，他们有时而分（如清末革命与立宪的对立、民初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前拥袁与反袁的对立），有时而合（如武昌革命爆发后立宪派人纷纷响应革命、国民党员与进步党员合组民宪党努力于制宪、国民党与进步党同为反洪宪帝制而奋斗），均为促使中国变革的重要势力。这种势力，有时不能为当政者所容，但从日后的历史看来，却是中国的一种希望。

民国初年的保守党派，分合无常，此落彼起，主要因为组党者的动机不同，态度互异，加以袁世 凯从中操纵，益减低了保守党派的整合性。当时革命初成功，一般在政坛活跃的人富有锐气，如果同盟会初公开为政党时，能够像宋教仁组合国民党时的态度一样，不难网罗天下之才以为己用，但因为急于融合内部，规定在武昌革命爆发之日以前入党者始准登记，于是将一群与革命无渊源，但热衷于政治的人排斥以去，这是使保守党派愈组愈多、愈组愈大的一种原因。

除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由同盟会执政外，民国初建时期并无执政党，当时无论激进党派、保守党派均属在野。但就对政府的态度而论，激进党是监督政府，并时思由政府手中取得政权；保守党派是依附于政府，或冀为政府所用以申党见于一二。就中国的政治传统而论，除特别具有政治理想或特别富有权力欲望者外，一般有志于政治的人大多是依附当权者，自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南北统一，袁世凯成为政治权力的中心；许多在政治上与同盟会和国民党系对抗的人，自知独力无法取胜，乃恃袁世凯为靠山。袁世凯虽出身军人，但亦在政海中翻转十余年，当知打击政敌不能全凭武力。加以梁启超从中劝使袁世凯扶植友党对抗敌党，故袁对于各保守派的政党在可以利用的时机均着意扶植，这是保守党派能够此落彼起、一直足以与激进党派对抗的另一原因。

尽管如此，保守党派像激进党派一样，却不能继续存留于民初的政坛，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保守党派本身而论，有些人的政治思想与激进派相当接近，只是由于人事的或意气的冲突，与激进派保持一段时期的对立态度，如章炳麟在清末革命时期既为同盟会要员，又为光复会首领，后因光复会与同盟会发生冲突，章炳麒即别树一帜，于民初另组统一党，与同盟会对抗，一度受袁世凯的眷顾。但到袁政府派人暗杀宋教仁后，章炳麟即幡然改计，再回到革命的一边。有些保守党派的人与袁世凯原为政敌，政治理想亦不相同，只是暂时依附袁世凯与激进派对抗，如梁启超，其维新派于戊戌时期曾为袁世凯出卖，到民国建立后，梁所提出的两党政治和政党内阁等主张亦不为袁所重视，虽然在他的策划下先后组织了民主党和进步党，与激进派对抗，但当袁破坏制宪、破坏国会之后，梁即与袁分道。另如原属共和党一派的保守党，原以湖北人为核心，湖北为武昌革命策源地，湖北人在政治思想上应与激进派接受，但由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权力分配使湖北人不满意，此后即拥护黎元洪倒向袁世凯一边。初有民社，继有共和党，后有进步党，但民社、共和党、进步党当中，不乏有政治理想之士，亦不乏有革命热忱之士，故民社社员并未全数加入共和党，共和党员亦未全数加入进步党，进步党员亦非全部拥护袁世凯，正式国会后期所出现的民宪党，就是由部分具有宪政理想的进步党员联合稳健派的国民党员所组。由此一分析看来，保守派政党与袁世凯的合作是有其限度的。

就袁世凯的态度而论，袁并无意扶植一个足资与激进派对抗的保守党，导中国于两党政治的轨道，他只是利用激进派的政敌打击激进派。当保守派的势力较小时，他分别扶持了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并联合三党而成进步党。当进步党仍不足以与激进派对抗时，他另用分化的方法和行政命令的手段打击激进派，并不完全仰仗保守派。二次革命后，激进派势力转弱，他就不再器重保守派。时保守派以拥袁有功，欲推展宪政的理想，袁就另外扶植没有政治理想的保守派，冷落或打击具有政治理想的保守派。到梁士诒的公民党和大中党出，完全以卫护袁世凯政权的姿态出现，政党政治已无可为。而不久国会停顿，激进派的政党被禁，保守派政党不仅失去了合法的斗争场所，也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自然就逐渐消散。

民初国民党与进步党的对抗，历史的意义大于社会的意义、人的因素大于党义的因素。严格说来，同盟会放弃了民生主义、男女平权等激进的政纲，与许多政团合组为国民党，如果不是历史的和人为的因素，共和、统一等党亦未必不可与合并。但由于共和党主要是由革命派（民社）分出对抗同盟会者，统一党主要是由是同盟会分出（章炳麟）对抗同盟会者，各结合了立宪派、官僚派，甚至军人。民主党直接由立宪派蜕变而来，承袭着清末立宪、革命两派对抗的传统，继续与同盟会对抗，并结合官僚派以厚实力。袁世凯因利乘便，拉拢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对抗同盟会及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乃形成民初政坛上两大对峙的势力。

民初两大对峙的政治势力肇始于清末。清末立宪派与革命派对峙，立宪派欲依附清政府，但清政府与立宪派之间的距离很大，特别是因为康梁为戊戌祸首，他们所领导的立宪运动始终受敌视。后来清政府虽欲采行立宪措施，与康梁以外的立宪派人接近，但由于清政府的宪政措施迂回而保守，不能满足立宪派人士的希望，立宪派与清政府之间实际上也是对立的。民初进步党与国民党对峙，进步党 欲依附袁世凯，袁政府与进步党的距离较小，至少在表面上甚愿与进步党接近，特别在1913年11月国民党被解散以前。

清末立宪派保皇，革命派排皇，双方势同水火。武昌革命爆发革命党人遂有仇杀保皇党之举。此举虽在打击保皇势力，但显干民国法纪，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曾于1月28日电各省禁止之，禁令中有云：

近闻各省时有仇杀保皇党人之事，彼党以康梁为首，弃明趋暗，众所周知，然皆受康梁三数从之蛊惑，故附和入会者，尚不解保皇名义，犹之赤子陷阱，自有推堕之人，受人欺者自在可矜之列。今兹南纪肃清，天下旷荡，旧仇污俗，咸与维新。法令所加，只问其现在有无违纪，不得执既往之名称

1以为罪罚。至于挟私复怨，藉是为名，擅行仇杀者，本法之所不恕。

由此禁令可知，清末立宪、革命两派，到民国成立后，由于积怨甚深，颇难和衷共济。另一方面，在1911年革命风潮中失位的中央和地方大吏，如盛宣怀、李准、张彪、张鸣歧、李经方等，此时一度

2与滞留日本的梁启超有所联络，此更壮大了同盟会的反对势力，也使同盟会警觉。

同盟会除与立宪派有宿怨外，在武昌革命爆发后不久又与袁世凯及其所代表的北洋军人和官僚集团处于对抗之中。袁任清内阁总理，假拥清帝以自重，欲获民国总统之位。时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在南京组临时政府，与清政府对抗。后虽因袁世凯迫清帝退位，孙中山让临时大总统之位给袁，使南北归于统一，由于北京政府大体仍以满清时代的军人和官僚为班底，与同盟会间始终格格不入。在这种情形下，自革命派游离而出的政治势力，以及早年与革命派对立的立宪派势力，转与袁政府结合，对抗同盟会和国民党。

在民初的政党结合中，国民党以及与国民党接近的党派为一极端，袁政府以及与袁政府接近的进步党为另一极端，双方狐疑仇视，终酿**。国民党籍参议院议长张继有论云：

今天民党有恒言，如袁党得专权柄，必至共和扫地，帝制复兴，端人正士，无一在位。而袁党亦有恒言，如民党得势，必至彼党外无噍类，暴民之祸，亘古未有。此种两极端之恐慌，皆无从以言语口舌去其迷信……民党之分子，与袁党之分子，两相比较，平心而论，文采经验，威仪举动，皆后胜于前……民党之学术，偏于进取，以为锁国之策，既不可行，必追逐他人之后，齐其步伐，始能与群强竞存，如此必当有一真正之宪政，始自由强固，而进步奋迅……袁党之学术，偏于保守，茫然于世界之大势，惟迷信其所挟持之保育政策，因彼皆自誉有老练之经验，尽以少年为躁妄，故力任父兄之3责，贸贸然愿保育其子弟。

此两极端，可以说是自南北议和以后，双方未能真正化解，积渐有以致之。

对抗的态势既然形成，国民党谋求诉于选民，希望能透过国会选举的胜利，在政治上取得优势。但袁政府及进步党都不相信选民，恃官僚和军人集团为靠山，与国民党对抗。国民党与官僚和军人集团的渊源，远较袁政府和进步党为浅，国民党虽亦拉拢官僚，且自树些许武力，但与袁政府和进步党相较，自然相形见绌，这是国民党与袁政府争，无法获得成功的最大原因。

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以国会为运作的中心。民国初建的两年间，先后成立的中央民意机构有四个，第一个是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1911年11月15日成立，1912年1月27日结束。第二个是南京临时参议院，1912年1月28日成立，4月5日结束。第三个是北京临时参议院，1912年4月29日成立，1914年4月8日结束。第四个是正式国会，1913年4月8日成立，11月4日停闭。除正式国会外，临时参议院及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亦扮演国会的角色。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据此大纲组织南京临时政府及南京临时参议院。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据此约法组织北京临时政府及北京临时参议院。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国会组织法及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据此组织法及选举法，选举成立正式国会。正式国会谋制定宪法，然后依据宪法成立正式政府，因袁世凯不满宪法内容，将宪法会议停闭，仅制成大总统选举法，选举正式大总统，其他的 12 《禁止仇杀保皇党人电》，《临时政府公报》，第一号，民国元年一月二十八日。

《梁启超党恶》，《天铎报》，民国元年一月二十一日。3 《公私之别》，《张溥泉先生全集》，而55-56。政府组织及职权行使，大体仍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依据。

上述四个行使国会职权的机构，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及南京临时参议院的成员，皆由各省都督委派；北京临时参议院的成员，大体由各省临时省议会选举，亦有由各省都督委派者；正式国会的成员，众院议员由民选产生，参院议员由民选和各省议会（包括蒙藏选举会等）选举产生，就民意的代表性来说，正式国会较北京临时参议院为佳，北京临时参议院较南京临时参议院和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为佳。然就其发挥国会功能来说，各有建树。以临时参议院与正式国会比较，临时参议院的议员虽非出自民选，但临时参议院存在的时间较正式国会长一倍，立法的数量较正式国会为多。在组织上，北京临时参议院开幕之初，即选出全院委员长，以及法制、财政、庶政、请愿、惩罚各股委员；正式国会成立后，由于党争激烈，全院委员长及各股委员的选举，迁延半年多，参议院在正式国会停闭前夕始公布当选人名单，众院则未及公布名单国会已停闭。

正式国会的选举，是划时代的大事。具有选举资格的选民4000余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10，因选举资格受财产及教育程度等限制之故。有些地区的投票率很高，有些地区的投票率很低。有的资

1料显示，全国投票人数，有400万左右，约只占全人口的1%。以此数字与1909年谘议局选举相比较，2当时全国够资格的选民约只160万人，投票人更较此为少。部分因为投票人数增加，品类不齐，贿选作弊的情形较谘议局选举时为甚。正式国会议员的平均年龄为36岁，较清末谘议局议员（平均41岁）为年轻；教育背景方面，2/3以上在国内或在国外受新式教育，此与谘议局议员90%以上具传统功名者不同。在经历方面，谘议局议员多来自士绅阶层，正式国会议员则多来自官僚、议员及教育从业人员。在党籍方面，清末谘议局议员多来自立宪派，民初正式国会议员以国民党居多数，然其间演变亦多。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及南京临时参议院时期，代表议员以同盟会员居绝对优势，当时无党争可言，但派系之争仍多，如宁汉或沪汉之争，以及南北之争，都造成轩然大波。宁汉或沪汉之争，虽因临时政府北迁而结束，南北之争一直存在，正式国会之召集，有倡议舍北京而就南京者，即为一例。北京临时参议院及正式国会时期，各党对峙，相争激烈。北京临时参议院开设之初，同盟会、共和党及统一共和党成鼎足而三之势。及同盟会合统一共和党为国民党，临时参议院遂为国民党的势力所左右。除共和党势力较大外，统一党并无议员，新成立的民主党仅议员三四人。正式国会选举，国民党于参众两院皆居优势，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的势力次之。因国民党自始对袁总统持不信任态度，而国民党又于国会占优势，如是政局难望稳定。在袁世凯的运用下，共和、民主、统一三党遂有联合之势。由于在参议院中，国民党的势力较三党联合为优越，故议长、副议长的选举，皆为国民党所得。众议院自三党联合后，三党与国民党有对峙之势，在金钱的运用下，得议长、副议长的席位。及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后，其势于众院驾国民党而上之，于参院仍较逊于国民党。故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前，国会中国民、进步两党对峙，旗鼓相当。二次革命发生后，部分国民党籍议员南下讨袁，部分别组政团，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势力稍衰，参院议长的改选，即为进步党人王家襄所得。惟自二次革命发生，国民、进步两党皆分化，由国民党分出者，除政友会、相友会等政团外，又有大中党；由进步党分出者，除新共和党以外，又有公民党；而国民、进步两党及新共和党中对宪政抱理想者，又合组民宪党。3国会停闭前，参院全院委员长及各股委员的选举，国民党人之所以获胜，可能即系受民宪党的支持。

正式国会开会不过七个月，大部分时间消耗在党争上。开幕之初，议长、副议长选举，参院费时二周余，众院费时三周余。议长选出后，国会正式议事，各党派间对法律案件及政治案件的争执甚多。所谓法律案件，包括立法和司法两方面，立法为国会的职权，大部分法案为政府移送，少部分法案为国会自提，一般说来，政府移送者较国会自提者易于通过，因国会自提者，每有党派利益存乎其间。但政府移送之案件，若破坏国会职权或影响党派利益，国会或有关党派必加阻挠，如大借款案及中俄协约案等。法律案件的另一类属司法范围，构成政治案件，国会只能质询，无权纠正，譬如宋教仁被杀事件，政府指为司法事件，一切听法律解决，国会即无能为力。又譬如二次革命期间，政府逮捕涉 12 B.L.Putman Weale,The Flight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P.37.页450注①。

此处与下文所据谘议局资料，见张朋园，《清季谘议局议员的选举及其出身之分析》，《思与言》，五卷六期。3 觉公，《民国二年第一次国会始末记》，《中华杂志》，第一卷第三号（民国三年五月十六日），页1-2。嫌参与革命之国民党籍议员，议员可做者，除质询外，仅提案通过“国会议员内乱外患罪逮捕法”，以图自保。至于对革命起兵事件，拥袁派议员提议征讨，政府事实上亦派兵征讨，国民党籍议员虽在要求袁世凯退位案，以图对抗，并无效果可言。大借款案及中俄协约案等，系介于法律案件与政治案件之间的案件，其本身虽为法律案件，但因涉及国家利益、国会体制及党派利益，造成政治案件。有关大借款案，国民、进步两党皆不反对借款本身，反对的只是政府违法签约，即未经国会同意而借款。因此，众议院通过将政府咨文退还，参院亦主退还，但因拥袁派议员的杯葛，皆无结果。及政府违法借奥款之案被发现，两党议员益愤激，纷提弹劾政府案，终引起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的免职，此案乃为无结果之结果。至于中俄协约承认外蒙自治一案，进步党从事实考虑，主张承认；国民党从影响考虑，反对承认。结果，众院通过，参院否决，使中俄协约在法理上不能成立。此亦政党制衡中一个收获。

主要由于党争激烈，各政党太重党派利益，缺乏有效的协调，使法案的制定，多慢如牛步；另一方面，政府常争取舆论同情，多方对国会加以丑化，而为息事宁人，又多方对国会议员加以收买利用。在这种情形下，在清末被视为神圣的国会，到民初既有国会之后，竟被视为是非的渊薮、罪恶的泉源，国人多不再以国会抱热望。梁启超早年是国会制度的梦想者，当时他所办的《庸言》杂志，屡发议论1丑化国会，吴贯因的丑化言论尤具代表性。在国会开幕月余后，吴贯因在《无能力之国会》一文中有云：

自国会召集以来，垂四十日矣，而两院之中，但闻灌夫之骂座而已、力士之决斗而已。若夫关于

2立法之事，未闻能为国家议决一法案，则所谓国会为立法机关者，征之我国全名不称实也。又在国会开幕五个月后，吴贯因在《今后政治之趋势》一文中有云：

自两院开会以来五阅月矣，语其成绩，但闻灌夫骂座，角力屡行，以破坏议场之秩序；私改记事，捏电各省，以颠倒事情之是非；而于国家之大本大计，则未闻有所建白。其能踊跃议定者，则在于索取六千元之岁费，而匠心独运于岁费之外，发明万国所无之出席费，以为朘削民膏民脂之口实。国会之为害于政治上既如此其烈矣，而且投票视金钱为从违，卖身等牛羊之论坐，狗苟蝇营，以破坏天下之廉耻也……故数月来自各省都督、民政长、自治团体，以至政党、学会、新闻杂志，对议员或严词训饬，或声罪致讨，皆冀其痛改前非，得以维持立宪之政体，无奈彼之终不悟也。国民既已绝望于国

3会，于是对于议员但视之如禽兽，听其自生自灭。

至于各省都督、民政长等对国会之攻击，因纯站在行政一方，此处不多引。本书第五章曾引述各省都督、民政长等攻击宪草之电74件，可资参阅。

正式国会在不负众望的情况下，被袁世凯停闭。停闭的原因很多，可从三方面加以分析：其一，国民党具有革命政党的性质，政纲及做法都较为急进。影响尤大的是革命政党喜以武力解决问题，自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后，二次革命之说即此落彼起，使袁世凯不仅视国民党为反对党，且视国民党为革命党，使袁觉得其政权受到威胁，暗杀宋教仁、免国民党三督等事，皆由一种保位的心理所造成。及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即予袁以摧折国民党的口实，更以停闭国会为手段，以消除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反对势力。其二，宪法问题是促使国会停闭的重要症结。其他问题袁尚可假进步党或其他党派对抗国民党，独对宪法的制定，国民党与进步党的立场几乎完全一致。袁不欲受制于宪法，又无党派足以阻止宪法的制定，袁只好假剥夺国民党籍议员证书为手段，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停闭。其三，国会停闭乃是政治反动潮流下的必然结果。自国会成立，即与行政部门发生冲突，这与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有关。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行政权独大，虽有监察权稍事约束，其效力仅及于一般官吏。对于享有最后裁决的皇权，仍无能为力。国会在政治上的地位，或谓参政、或谓监督，皆系对行政权的干涉与制衡。主政者不了解制衡的意义，乃百般对制衡的力量加以摧折。尤为国会所不谅者，不仅制定官制官规不经国会议决，即对外借款亦不经国会同意。此种反动潮流，到国会停闭后，1 除下文引证者外，另如《庸言》，一卷十五号，“时事汇报”栏，载预算案提交众议院条有“国会开会两月有余，议员日事捣乱，固不足语监督政府„„”等语。2 《庸言》，一卷十二号。3 《庸言》，一卷十七号。益为显露，随之而来的有省议会、地方自治的停止，继之有祭天、祀孔、跪拜礼的恢复，更假肃政听以恢复都察院之职，甚至有恢复谥法、停办学校、撤销司法独立之议，终有帝制运动的出现。

国会停闭后，国家的形式即残缺不全，临时约法第四条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其统治权”，政府没有国会，在法理上不能行使统治权，因此袁于国会停闭后，先后召集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参政院，但皆非民选，在性质上亦仅为谘议机构而已。

民初政党政治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内阁问题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有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总统制获胜后，孙中山网罗各派人士组织政府。当时同盟会以外之政党势力不大，争执亦少。南北统一后，依照“临时约法”，行内阁制。内阁制之实行，当时有两种困难，其一，袁世凯野心大，不甘为傀儡总统；其二，党派斗争激烈，阁员不易遴选。唐内阁之失败，由于前者；而陆内阁之失败，乃由于后者。唐、陆皆为混合内阁，实行失败后，组织内阁之理想分为两派：其一为政党内阁派，赵内阁原欲走此路线，结果形似而实非。其二为超然内阁派，熊内阁原欲走此路线，终亦流于混合内阁。就当时情形论，诸党势成水火，勉强混合组阁，无法订定施政方针。而政界人物多有背景，所谓超然内阁，亦难处于超然地位，故较有价值者，为政党内阁。同盟会及由同盟会扩大而成的国民党，一直坚持政党内阁说，其宣传机关，无不以此说相鼓吹。1913年5月，岑楼氏于东京《国民杂志》第二号发表《中华民国非政党内阁不能救亡论》一文，就政党内阁的利弊反复说明。作者首就民国成立后的内阁实情，说明非政党内阁之大害，实系对民初历届内阁的综合评论，他说：

溯自武汉起义，东南光复，定南京为国者，举孙文为总统，采美国制不设总理，内阁人人皆极一时之彦。吾人深幸同盟会以天之骄子，不以政权私于一党，而博揽群贤，中华民国可建筑于纯粹平民政治之上也，乃阁员张謇、汤寿潜辈挟以非嫌，延不就职，或就职而不列席，以致阁员意见不一，终其取消，无政绩可言。倘当时同盟会不事谦让，直接组织政党内阁，决不至毫无展布，如昙花一现而已也。此非政党内阁之害一。

南北统一，孙总统引退，推荐袁项城（世凯）于参议院前，得被选为总统，于是采法国制建责任内阁，在唐绍仪为总理，一时阁员又皆极人才之选。吾人深幸中华民国可以巩固，四万万人可以享真正之幸福也，无何借款事起，熊希龄心怀不仁，承认银行团严酷之条件，舆论攻击，党熊者谅人情，反借此而攻击唐总理。党争之端开，内阁成为矢的之薮。袁总统且乘势而侵犯总理之权制。唐氏欲以一身当党界之冲，暴总统之罪，遂告病辞职。同盟会阁员以政策难行，亦相继承退，由是唐内阁倒，政绩无复可言。国势之危殆，朝异而夕不同矣！此非政党内阁之害二。

唐内阁既倒，国民党发生（按国民党成立在陆内阁成立以后），力主政党内阁，他党反对，袁总统从中破坏。国民党顾全大局之心切，退虚不问，继任提出者为陆徵祥氏。吾人亦深幸陆氏熟于时务，敏于手腕，可以保临时政府之期间无使再变化也，不幸陆氏第一次到参议院宣布政见，言语琐屑，即遭打击。后提出阁员名单，悉数被参议院否认。袁总统恐国民党复主张政党内阁，用军警干涉参议院，各议员胆小如鼠，通过第二次提出阁员。陆氏卒不胜任，未及月余，借病辞职，政绩更无可言，国势更危殆而不堪问。此非政党内阁之害三。

陆氏辞职，继其任者，即今之赵秉钧氏。阁员仍旧，因循苟且。蒙藏风云，无所筹画，财政前途，徒仰借款，致令总统借内阁为傀儡，实行阴险之手段，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吾人襄者希望之心顿若冷冰，此非政党内阁之害四。

在剖析非政党内阁的害处之后，作者进一步阐述政党内阁的好处，约有四端：

其一，政治上富有弹性：政党内阁之能成，必其党于议会占过半数，党纲政策得社会赞同，其阁员又皆英伟俊杰之士，能代表党中之意见，影响于政府之政策。故其成立行政、立法两部，能互相策励，互相融洽。内阁对于议会负责任，议会对于人民负责任，志同道合，进行活泼，不至如混合内阁，飘摇靡定。设成立之后，两相昏庸，无效可言，人民可直起质问，宣布罪状，亦不至如混合内阁，今日成立明日即辞者，致使人民问之而无可问，罪之而无可罪。

其二，专制政体难以发生：世界行政党内阁之国，英与法最为著，英为君主国，预防君主专制之发生；法为民主国，预防君主专制与民主专制之发生。故英之政体，学者多称其含有共和之意义；法 之政体，学者更不以其为非共和国。中国国情与法相似，稍一不慎，立招拿破仑二世之祸。混合内阁既不能稳固，政党内阁岂可俟诸后日？杜目前之流弊，规久远之宏模，政党内阁自有行乎其所不得不行之势。总统不论属于何氏，凡有能力之政党，皆可起而组织，谓曰防君主专制可，谓曰防民主专制亦可。

其三，可以消灭党争于无形：中国之有党争，实由于混合内阁，然所争者意气，非政策，鉴已往而戒将来，则政党内阁为尚。盖一党在朝负其责任，一党在野从事监督；甲党不善，乙党可出而代理；乙党不善，甲党可起而维持；随社会之欢迎与否以为转移。党争之端既无从发生，纵有所争，乃政策之比较，非意气之用事。论者谓吾国政党林立，万难组织政党内阁，不知英国当19世纪之中叶，有自由、保守两党外，又有社会党、工党之发生，不闻英国废政党内阁而采别种制度。英国既如此，中国何独不能？

其四，足以清内患而御外侮：大凡内患之起，外侮之来，必国家政局不一，无负责之人，国无论君主、民主、立宪，莫不皆然。中国自唐内阁以至赵内阁一事未行，外而边患，内而各省，祸乱愈炽，殆由于内阁之不健全。内阁既不健全，故总统之逆迹日张。有人陈说者，推于不闻；有人规谏者，置之不理。一举一动，几有满清朝廷自有权衡之概。倘正式政府成立，不行组织政党内阁，恐民国前途1不堪设想。

“超然内阁”、“正常内阁”在当时具属理想，实际政治，唐、陆、赵、熊皆为混合内阁。同时宪法尚未制定，总统制与内阁制尚在争论中，此亦分散国人对政党内阁的注意。主张总统制者，力言内阁制度易起党争，总统制则足以调和之。1913年1月7日《时事新报》有论云： 欲行内阁制，必有二大政党，此一定之理也。藉曰有第三党，则内阁制不能行；藉曰有第四党，则内阁制更不能行。盖有第三党，则势力之畸重畸轻，至不一定，譬之天平，忽而畸左，忽而畸右，则内阁之解散，将史不绝书。如用今日之约法，而内阁无解散议会之权，则内阁之解散，将如棋弈。忽而组织，忽而解散，忽而信任，忽而弹劾……即充极其量，修改今日之约法，而内阁有解散议会之权，则议会之解散，亦将如弈棋。忽而召集，忽而解散，忽而重选，忽而重解散……故欲行内阁制非有二大党不可……今日中国固已不止二党，试问国中大有力者，能使之为二党乎？即强合之为二党，能保其不分裂乎？

针对《时事新报》反对内阁制的论调，1月9日《民强报》著论提出反击，其言云：

今数总统制之利，不过曰行政、立法两权相对待，总统、议会各有任期而已……昔满清季世，亦有所谓资政院焉，议员欲强政府对议会负责，政府视议会为政府作顾问。非牛非马之内阁，不痛不痒之议会，实不啻为今之总统制铸一模型耳……大抵世界有政党内阁之国，行内阁制者则由一党之魁杰任组织内阁，行总统制者则举一党之首领为候补总统。吾知无论何党，其属意者要有在。试问此国人之属意之大总统，果有党籍与否？藉曰有之，其党人果能占国会之大多数，而预决选举之得胜利与否？3

此不过略举一例，当时报刊对总统制与内阁制讨论者尚多，如有署名亮公者于《政党内阁决定论》中谓内阁制具有七种优点：其一云：“总统制以非国会所能纠责，故易流于颛制；而内阁制则起伏升降

4悉仰国会之鼻息，而无颛制之隐忧，此总统制之不及内阁制者一也。”

惟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系就立法之目的言。就当时政治情形而论，表面上是内阁制，实际上为总统制。盖袁世凯自逼唐绍仪出走津门之后，即完全以一身当政治之冲。所谓阁员，不过为其御用之机械。凡一切军政财务，皆以己意为之，对公开的讨论，皆不之顾。及其当选为正式总统以后，即逼令总理熊希龄署名，解散国民党，以为解散国会地步，使内阁与国会永远绝迹。故当时曾为众议院议

5员的王恒有云：“袁世凯时代之内阁，可谓为美国式之内阁无疑也。” 2 12 岑楼，《中华民国非政党内阁不能救亡论》，《国民杂志》，第一年第二号（东京，民国二年五月十五日）。

见《民国汇报》，一卷一号，“内阁与党争”栏转载。3 《民国汇报》，一卷一号，“内阁与党争”栏转载。4 亮公，《政党内阁决定》，《国民月刊》，第一号。5 王恒，《现代中国政治》，页132。

袁世凯不肯稍稍抑制行政权，以及欲永久把持政权，是民初政党政治的致命伤；制宪之争是另一明显的例子。综观制宪期间的政潮，大概在1913年4、5月间，国会初开时。在国民对国会的热望之下，国会意气昂扬，其表现在制宪上者，为对于行政部门的抑压，如主张解散众院须求参院同意，如不信任投票，如国务员任用须由国会同意等，不仅民权派之国民党有是类主张，即国权派之进步党人士，亦有人倾向此种论调，论者称此两个月为“国会神圣时代”。此后至于10月间，国会初则因大借款案、中俄协约案等喧闹不休，继则因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部分议员因革命嫌疑被捕，国会议员人人自危，为制定议员逮捕法，以及争取岁费5000元等，又喧闹不休，对议决重要法案反无成就，部分政界人士，在袁政府不断丑诋国会的情况下，渐觉国会不可恃。及袁世凯有电征求各省对宪法的意见，反对宪草、反对国会的文电乃溃涌而出，如反对国会有不信任投票权、反对任命国务员须经众议院同意等，虽是各省军民长官、御用政客，见意希旨，国会实有大不理于人口之势，论者谓此1期为“国会厌弃时代”。

就1913年的政象观之，国会由神圣而转受厌弃，与国会在制宪过程中，图引进西方三权制度很有关系。传统中国政治行政权独大，今欲以立法权限制行政权，一般国民固难理解，行政部门尤直接受其害，故不惜破坏国会，以达到破坏制宪的目的，时人梁启超有论云：

第一次国会之夭折，虽原因复杂，更仆难数，而宪法起草委员大多数皆非识时俊杰，不能将顺政

2府之意旨，为其原因之最大者也。

政府因宪草不合己意而破坏国会，假口国民党曾发动“二次革命”而剥夺国民党议员证书，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停顿只是手段。梁启超分析宪草委员会之结构，初虽国民党占比较多数，但任何委员，皆发表其个人主张，无所谓党议。其后由于国民党分裂，新党发生，国民党籍之委员转居少数，经常出席开会者不过五人。故梁启超有论云：“宪 法草案之不为政府所容，事实上并非因一党之关系。”3证之前述各项史实，梁启超在当时的观察，可谓相当深入。

（本文为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第六章，见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441至459页。文章题目为选编者所加。）

王登乂，《八个月间国民对于宪法心理之回顾》，《宪法新闻》，第二十四期。

博弈论在政党政治中的应用 篇5

【摘要】坚持完善中国政党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建立民主政治的重要成果，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动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坚持和完善我国政党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关键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坚持完善中国政党制度关系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由此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并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政治文明是人类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政治体系和制度结构的总和，表现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核心内容是民主发展的积极成果。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既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又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坚定不移地进行了三十周年，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要更快更好的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必须充分认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更好地发挥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建立民主政治的重要成果，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建设的独创性成果；作为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第一，它是我国政党制度的创新。在中国政党制度史上，先是辛亥革命后仿效西方高多党制，继之是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前者很快以失败告终，后者最终被人民所抛弃。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凝结了中国人民的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它既不同于西方的多党指，也不同于一些社会追忆国家的一党制，实现了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的有机结合，是高度集中与广泛民主的有机统一，有利于通过平等协商形成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又有利于避免多党竞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和***、缺少监督造成的种种弊端。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独创性，在世界政党制度中也别具一格。第二‘他体现和促进了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共产党领导就是支持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和渠道，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辅相成。它以自身的社会基础、组织构成和代表性，通过进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各方面成员的有序政治参与，更加充分有效地实现了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第三，它丰富健全课我国的人民监督体系。人民监督是人民民

主的重要内容、实现形式和重要保障，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体现。我国多党合作中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互相监督，特别是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对执政党的高层次的民主监督，不仅丰富了我国人民监督的形式和内容，而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对于共产党执政兴国、执政为民，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动力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包括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内的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各团体和个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体。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唯一执政党，八大民主党派是我参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对于我国的政治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动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第一，完善和健全了我国的民主政治体制，扩大和充实了人民民主。我国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了新中国，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共产党更

是坚持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使共产当领导的多党合作成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文化大革命中民主党派

遭到毁灭性打击。但在改革开放后，民主党派恢复和发展都很快。党的十

五大和十六大，又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纳入党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作为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必须坚持的基本经

验，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基本政治制度更加健全和完善。

第二，有利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了利益多样化和社会

结构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这就需要通过广泛的民主参与使不同利

益群体的利益和要求能够有效表达，在此基础上进行政治整合，形成公共

政策，以协调各方利益。特别是将社会新阶层纳入到社会主义体制中来，为建设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服务。

第三，能够实现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主要方式是提出

意见、建议和批评。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唯一合法性和强有力的执政党，虽然有长期执政的经历与经验，但是一党长期执政也会出现许多问题。如

腐败，执政效率问题。民主党派的监督能促进执政党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

设。

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坚持和完善我国政党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时代变化和中国社会发展对我国政治建设的新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因此，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优势和作用，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增添新动力个新活力，最基本的就是在坚持共产党领导、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推进依法治国上发挥作用。

着眼坚持中国共产的领导，自觉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以共产的领导为前提和核心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是我国政党制度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不断增强凝聚力和影响力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政党制度区别于西方竞争性多党制度的一个根本特点和优势。我国的多党合作实践证明，共产党的领导越坚强，我国的多党合作事业就越发展；各民主党派的作用越发会充分，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就越巩固。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中充分发挥和履行参政党的职能，使执政党推进科学决策，减少和避免决策失误，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才是对共产党领导和执政地位最切实有效的维护。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激烈碰撞，国际丢敌对势力加紧对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崛起大国实施“西化”和“分化”的政治图谋，面对这样的复杂情况，我们就更要应该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使他们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更加民主畅通的表达，发扬真实广泛的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协商机制，利益表达机制，民主监督机制，都必须得到完善，使民主党派在多党合作中更加广泛的代表所联系的那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更加充分的反映所联系的那部分社会成员的愿望和要求，更加有效的集中所联系的那部分社会成员的智慧和力量，与执政党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着眼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就必须将强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面临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经济，而且同时带来的政治和文化上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的政党制度必须在法治层面坚持和完善。理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与被领导、执政与参政、互相监督的合作关系；逐步丰富和健全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范围、内容、方式和程序，并把这些东西固定下来，形成制度规范。

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伟大历程。

参考文献：

[1]郑慧 主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若干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

[2]楼志豪 朱晓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专题讲座》华文出版社

坚持完善中国政党制度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院系：政法学院06级思想政治教育姓名：易国庆

博弈论在政党政治中的应用 篇6

一、企业征信静态博弈分析

(一)理想状态博弈

假定市场上有两个实力相当的厂商A、B,在竞争初期产品无差异,产品价格及市场占有率均相同,两厂商沿着相同的路径进行征信体系建立,若同时成功,两个厂商平分市场。此外,假定政府的制度设置是充分有效的,实施征信的社会信誉体系可以得到充分保护。在上述假定下,A、B两企业分别都有两种战略:实施征信。

在社会征信体系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企业有实施征信体系的动力。当A实施征信体系时,其企业发展得到支持,市场竞争能力提升,可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B如选择不实施,就会逐步失去竞争力,丧失市场份额;若B也实施征信体系,那么假定双方市场竞争能力同样提高,市场份额保持不变,但产品附加值提升,博弈双方的利润率提高,收益也都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博弈的均衡解是(征信,征信),增加了博弈双方的收益;更重要的是,征信行为得到有效激励,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鼓励征信机制实现的氛围,促进社会整体信誉体系的提升。

(二)智猪博弈

由于征信是一项长期不确定的活动,厂商很可能不会同时取得成功。假定A为信誉高的企业,B为信誉低的企业,A的征信所带来贡献率高于B,这时就会出现智猪博弈的现象。

在这个博弈中,没有“剔除劣战略均衡”,因为A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劣战略。但是,B有一个劣战略(即“征信”),因为无论A如何选择,B选择“不征信”都比选择“征信”更好一些,所以B会剔除“征信”,而选择“不征信”。A知道B会选择“不征信”,自己只能选择“征信”,因为“不征信”的收益为0。所以,这时的纳什均衡是(征信,不征信),是一种“重复剔除劣战略的占优战略均衡”,其中B的战略“不征信”占优于战略“征信”,而给定B剔除了劣战略“征信”后,A的战略“征信”又占优于战略“不征信”。所以,在市场上,信誉高的企业要收集信息、分析市场、投入资金进行征信体系;但是大量信誉低的企业却不会花成本去进行征信体系,而是等待信誉高的企业的征信体系的建立,继而进行虚假模仿。从短期来看,智猪博弈中信誉低的企业可以通过虚假模仿节省成本,从市场中获得一杯羹;但是长此以往,信誉低的企业无法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不利于自身成长壮大;对于信誉高的企业而言,就必须始终保持高信誉的领先优势,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囚徒困境

如果社会信誉体系的保护力度不够,加上征信体系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不少征信体系建立之后很容易产生“征信外溢”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相关厂商就会倾向选择“不征信”策略,而等待接受征信企业的“征信外溢”。当所有厂商都选择了这种“最优”等待策略时,征信体系活动就可能陷入停滞状态。根据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机制将导致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当市场不完备、信息不对称性以及非充分竞争等经济特征普遍存在时,市场机制将不能自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二、企业征信动态博弈分析

上面分析的几种博弈都是静态博弈,现实中企业进行征信体系的行为选择有先后顺序之分,是一种“动态博弈”。例如,假设企业A和B分别决定在同一时间上进行征信体系建设,由于市场需求有限,在同一细分市场有两家供应商,超过了市场对该产品的需求,供大于求会导致各自亏损1个单位。如只有一家企业在该产品进行征信体系,它可以全部售出,赚得利润1个单位。假定A先决策,B在看见A的决策后再决策是否开发该技术。

在“博弈树”的每一条“路径”末端,用向量给出A和B的支付,可以用“逆向归纳法”求解这个博弈。在B进行决策的两个“决策结”上,B在左边的决策结上选择“不征信”,而在右边的决策结上选择“征信”,即给定A征信,B就不征信;给定A不征信,B就征信,B应避免同时与A都选择征信而蒙受损失。在这种情况下,A在自己的决策结上当然选择“征信”,因为他预计当自己选择“征信”后,B会选择“不征信”,自己就净赚1个单位。当B威胁A:“不管你是否征信,我都会在这个信誉体系上进行征信。”倘若A将B的话当真,A就不敢征信,让B单独实施征信服务获利。但是,B的威胁是“不可置信”的:当A不理会B的威胁而果断地实施征信体系时,B其实不会将事前的威胁付诸实施,因为在A已实施“征信”的情况下,B的最优决策是“不征信”,而不是。因此,均衡解是(征信,不征信)。

三、企业征信不对称信息下的博弈分析

不对称信息,是指一些局中人拥有别的局中人不拥有的“私人信息”。当前,征信体系建立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施征信活动的交易市场效率很低。这是为什么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卖方比买方更多地知道征信体系的实际情况,但卖方不会将征信体系存在的问题如实告诉买方。买方也知道这种情形,因此在开出价格时会考虑到该产品的有效性问题。假定没有问题的好产品价值20元,有问题的产品只值10元,并且假设买方认为市场上出现好的产品和坏的产品的可能性各占一半,买方开出的价格不会高于15元(1/2*20+1/2*10)。这时,如果卖方的产品果真是好的,他就不会出售,好产品会退出市场,但当卖方的产品是坏的时,他会十分积极地将只值10元的产品按15元卖给买方。但买方知道愿意按15元卖的产品一定是坏的产品,从而认定市场上全是坏的产品。所以,除非他愿意买一项坏的产品,否则他会退出市场。当他愿意买坏的产品时,他只开出10元的价。于是,产品交易市场或者建立不起来,没有买主;或者完全充斥着坏的产品,真正的好的产品退出市场,而坏的产品在不断成交,但价格很低。这种情况势必会造成产品交易市场的恶性循环,最终抑制众多企业建立征信体系的积极性。

四、结论

(一)加大社会信誉体系的保护力度

社会信誉体系的建立,具有激励征信的功能,能够有效解决征信体系溢出的外部性问题。

(二)完善产品交易市场机制

完善产品交易市场,有助于克服不对称信息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使得征信企业的产品的定价更为容易、合理,并能有效降低征信转移的困难,增加征信体系成果的收益。

(三)搭建社会信誉服务建设

征信体系,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社会效益大大高于私人收益,具有一定的社会服务性质,私人或单个企业则缺乏参与此类征信活动的动力。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规划课题, 项目编号:2008B2069;《福建省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