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博弈论

行为博弈论（共11篇）

行为博弈论 篇1

当前企业环境污染事件频发, 社会公众对企业污染行为的抗议和谴责之声此起彼伏, 甚至诱发群体性事件。毋庸置疑, 企业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成为当代中国环境急剧恶化的最重要原因, 并且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之下, 企业要走环保之路、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成为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声, 而企业环境责任何以可能就应该是理论界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一、企业环保行为的“博弈论”阐释

企业在市场经济竞争体制的作用下, 它无论从个人企业, 发展到合伙制企业, 到现代的公司制企业, 利用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利益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一竞争生存的基本准则从未改变。这一准则天然就蕴含着实现企业股东财产权利的原始责任, 而尽力把对企业职工、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各种权利进行贬低。在此伦理规范的导向下, 其环保责任更是从零开始。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 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 许多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于是包括环境保护内容的企业社会责任才真正进入社会公众视野, 并逐渐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 (1) 在我国, 企业环保的社会责任要求出现得更晚。

目前很多国内外学者认为企业环保行为的出现与变化是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代表社会公众的政府之间博弈的结果, 他们通过建立数学博弈模型试图“找出解决当前企业环保投资矛盾的最优策略, 使企业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 也能够对整个社会的环境治理与保护做出应有的贡献。” (2) 应该说, 他们确实是看到了当前解决环境问题的复杂性, 即所谓的囚徒困境。当然, 他们的理论都有一个重要的不言自明的前提:企业是能够作出统一的生产决策的单个“经济人”, 其经济行为建立在私利基础上。当社会物质产品不丰富, 商品处于卖方市场时期, 消费者绿色消费意识低下, 生产企业首先考虑的是扩大再生产而对高环保产品的考虑自然就少;当外部生产环境可以随意支配而不要付出任何代价时, 它就不可能有主动意愿考虑周边居民和社会公众的环境要求。然而, 经济发展到今天, 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商品市场转变为了买方市场。消费者对商品数量的追求转变为对质量的追求, 他们更加注重健康环保的产品;过度的工业化道路也导致了严重的外部性环境问题, 致使身处企业外部的社会公众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形势的变化似乎要把企业逼入险境。但是恰恰相反, 大众的生态意识使企业的施展舞台更大更广了。他们通过产业升级和转型, 开发出控制污染的技术工艺, 生产出花样繁多的生态产品, 并不断地向外界传播着自己的环保理念以求壮大自己。总之, 民众对环保的诉求越强烈, 环保工业的规模也越大。对于污染严重而又必须保留的一些传统工业, 他们也在积极地进行着产业转移, 从市区到郊区, 从东部地区到中西部地区。没人怀疑这些是环保行为, 在它的作用下, 生态与经济、道德与效率、质量与增长、自然与经济神奇地被糅合在了一起。

我们似乎看到“经济人”的生态转变, 然而利己主义下的博弈理性本质上是一种“狡黠的理性”, 在现实中的很多例子都说明, 这种转变并不乐观。以企业产业转移的行为为例, 从客观上讲, 民众的强烈要求和政府的支持推动了这种行为的产生。但是从主观上来说, 企业是从自身成本效益分析出发而做出来的行为, 它看重的是转移所在地廉价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和优惠的税收政策, 并且在落实征地、购买生态资源时, 为了减少各种阻力直接选择跟当地政府合作, 而避免直接和当地居民打交道。它的污染并没有随着生产地的转移而减少, 而生产总成本却是降低了。从当地居民的角度来看, 就业机会的增加和缺乏生态损失预见性往往会遮蔽或减弱他们对生态权利的诉求。随着生产的进行、时间的推移, 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可憎面目就可能显露出来, 加上现代社会民众生态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和提高, 利益冲突自然就会产生, 民众和舆论进而普遍谴责企业缺乏良知和道德。这种谴责声音还出现在企业利用媒体广告大肆宣扬自己的生态理念, 为的是刺激消费者购买其贴上生态标签商品的欲望而非正常需求上。

二、博弈中企业环境责任的最终实现

我们可以看出, 虽然企业有时会表现出某些环境道德行为, 甚至不排除大公无私的高尚的慈善行为的出现, 但在利己主义动机指导下它是不能肩负起具有稳定而持续特性的“绝对命令”式的道德义务的, 这也是其产生非正义行为并受到道德谴责的原因。慈继伟教授在谈到理性利己主义和正义的距离时认为:“出于利己主义的考虑, 一个理性利己主义者可能会赞成正义的法律手段和道德措施, 从而把自己和别人一样置于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之下。但除非有利可图或迫不得已, 他本人不会遵守正义的要求, 更不会为了遵守正义的要求而改变他自己的动机。就动机而言, 理性利己主义与正义之间的鸿沟永远无法弥合。” (3) 根据这段话我们可以从逻辑上进一步得出使一个理性利己主义者本人遵守正义要求的两种推论:一是使其感到迫不得已或则意识到在遵守正义时有利可图, 二是纯粹逻辑的理性利己主义动机消失, 而产生持久而稳定地遵守正义规范的愿望。下面我们论证这两个推论能否成立。

从第一个推论的“迫不得已”这个条件显然就是指外界即国家层面上保障正义的各种法律法规, 在这种强制性的措施下, 企业迫于法律威慑力会遵守正义要求。但是如果缺少这个国家威慑力, 单凭企业意识到在遵守正义时有利可图, 并不能保证它在行动中遵守正义要求, 因为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所以国家威慑力是充分条件。而实际上有利可图只是必要条件, 因为国家正义的威慑力是有限度的, 这个限度就是它不会 (长期) 制约企业到无利可图。即使短期无利可图, 国家也会给予企业辅助支持或则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等手段提高工具理性而回到有利可图的轨道, 不然, 长期无利可图的企业要么走向灭亡, 要么铤而走险违反国家法律。所以推论一应该修正为使其迫不得已且意识到在遵守正义时有利可图。这个修正后的推论并不超出修正前的推论, 因为前者真包含于后者。

从第二个推论来说, 乍看上去是个伪命题, 因为企业是一个理性利己主义者, 它的纯粹逻辑的理性利己主义动机又怎么会消失呢?但是, 当我们以推论一为前提条件用发展的眼光审视时, 推论二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如果我们假设企业已经处于推论一的环境中运转了, 即企业处于强有力的国家威慑力下且依然有利可图, 尽管再也无法回到缺少威慑力下理想的利润最大化状态, 但它始终会遵守正义要求, 这时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程度已经很高了, 道德教育同时在加强, 企业慢慢就会遗忘自己利己主义的动机, 正如慈继伟教授所言“假如人们普遍具有遵守正义规范的习惯, 从而保障了利益交换的顺利进行, 那么, 久而久之, 正义的原初动机就会被人自然而然地遗忘。” (4) 企业正义的伦理动机由此得到升华:由理性利己主义上升到正义意愿。这种正义意愿的形成也就意味着企业主体性的道德意识的形成。

三、结论与局限性考虑

综上对博弈原理的逻辑考察, 我们可以看出政府规制在企业环境责任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尽管不能像建立数学博弈模型那样得出政府规制的具体措施, 但对“企业环境责任何以可能”的回答应该是恰当的。但是与数学博弈模型一样, 本文在阐述和推理过程中也做了一些能够给予我们进一步启示的理论预设:首先, 政府规制行为必须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只有这样才能站在公正的立场, 真正化解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公众之间的矛盾。政府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 打着环保的幌子行偏袒企业之实;其次, 企业与政府的信息对称, 即“政府对企业的生产与环保成本, 环境效益及执行环境标准的情况, 是否履行环保义务等与环保相关的信息有着清楚的了解。” (5) 这就对政府业务监督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信息的不对称更是使企业和社会公众之间无法形成直接的对等博弈关系, 所以企业面对公众总是施展“狡黠的理性”。第三, 企业始终是追逐利润的经济理性人, 因此对其所作的经济分析蕴含了对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信仰, 以及对人的私利本性的哲学假设。但是, 在我们思考环境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时, 能否引向对企业这种本性定位的合理性质疑, 而不把它当成一个不言自明恒常不变的真理?对于这一点, 也许我们可以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到更好的答案。

摘要：鉴于解决企业环境污染问题的复杂性, 学者们应用数学博弈模型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企业环保行为, 并从中归纳出对策与建议无疑具有很高的置信度。但在其理论构建当中出现了很多预设前提, 对“企业环境责任何以可能”的回答要求我们既通过博弈分析认识到政府规制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极端重要性, 又应注意到预设前提产生了对理论的局限作用。

关键词：企业环保行为,博弈论,理性利己主义,政府规制

参考文献

①韩斌“:全球契约”与企业环保[J].世界环境, 2011 (3) 。

②万林葳:生态文明理念下企业环保投资博弈分析与建议[J].甘肃社会科学, 2012 (1) 。

③慈继伟:正义的两面[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1版, P119, P200。

行为博弈论 篇2

论文关键词：经纪韭务 竟争行为 博赛分析

论文摘要：证券经纪业务是证券公司主要业务之一。交易佣盒舶浮动耐使得雾商生存环境发生巨变。本文透过产韭经济掌曩圣l}推导证雾，厶、葡的竟争行为摸jc及箕冀效，从中扰出证雾韭生存发展的策麝方法。

一、我国证券经纪业务市场结构及演化趋势分析

(一)证券公司经纪业务市场结构现状

市场结构是指对市场内竞争状况和价格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市场组织的特征．市场结构的描述指标主要是厂商的数量和市场集中度．市场集中度通常用处于行业前n位的厂商资产、销售收入等占全行业的比率来表示公式如

一般情况下，行业内厂商数量越少、集中度(CR)越大．说明该行业垄断性越强；行业内厂商数量越多、集．中度越小，说明竞争程度越高。这里代表厂商．代表厂商数量，Ⅳ代表全部厂商数，这里我们取值为5、1O．分别统计计算。

由于精确数据取得较为困难．根据2000—2003年经纪业务的券商排名看．从2000年至今．总成交额排名前5位券商的经纪业务总体市场份额在25ji；一27ji；之间波动．前1O位券商的市场份额保持在35ji；一40％之间．中小券商占据相当份额。根据贝恩对美国产业垄断和竞争类型的划分标准(值在30％一35ji；为低集中寡占型，30％以下为原子型)，我国证券经纪业务属于低集中度市场．竞争程度很高。由于证券公司营业部在经纪业务中具有相对独立性．从排名前5位券商的营业部总数看，大约在560家左右．营业部的绝对数量占我国证券营业部总数量的22ji；．略低于前5名券商市场份额．也就是说前5位券商所属营业部的平均市场占有率只略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并没有规模优势。如果从证券公司数量上分析．更能说明问题．截止2003年底，我国证券公司共有12O多家，总资产约5。7OO亿元，营业网点达2．9OO多个．和国外相比．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

因此．我国证券市场经纪业务中证券公司的竞争行为特征具有完全竞争市场的行为特点．从全国范围来看．证券公司是一个价格接受者．市场势力应该十分有限

(二)结构演变趋势

以上我们从其描述性指标的数据分析了证券公司经纪业务市场结构现状，并且推出其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行为．但这还不是全部．下面我们从影响市场结构的几个主要决定性指标因素人手．分析未来证券市场经纪业务市场结构的演变趋势．对于证券公司未来竞争行为作一个前瞻

1．进入障碍。证券行业属于三大金融行业之一．相对于其他一般行业，其进入障碍较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政策壁垒、必要资本量和绝对费用壁垒、规模经济壁垒。政策壁垒主要指进入证券行业需要相关部门审批许可，进入后从事各种业务受到相关法律的严格管制．大多数业务资格要得到中国证监会审批不过自去年以来．中国证监会已经对行业进入和业务许可逐步放松了管制．政策壁垒在逐渐降低．但目前看政策壁垒仍然是影响最大的因素。此外．兴办证券公司从事经纪业务需要大量资本投入．除了法律

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外．一个证券公司要想吸引客户，起码要有营业网点的网络优势．这需要较多的房地产储备和电脑机器设备以及高素质人才．绝对费用还是很高的．但随着股份制的发展．对于有实力、讲信誉的发起人．募集证券公司所需资金并非特别困难。但最后一条规模经济壁垒是难以克服的障碍．下面再详细说明

2．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规模经济指的是随着证券公司净投入或者营业部以一定比例增加．其业务量和利润以更高的比例增加这一事实，或者说随着产出的增加．平均成本在下降。从理论上讲．由于经纪业务投入大多属于沉淀成本．在场所、机器设备和人员等可变成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无限满足新增客户服务要求，因此其边际成本近乎为零．从而规模经济是理论上成立的：历史数据也基本证明了这一点范围经济是指证券公司从事多项业务具备互补优势，比单纯开展某项业务更具事半功倍效果，诸如投资银行、证券投资、资产管理以及投资咨询业务之间都具有相互支持的功能．虽然有业务上资金、人员分立的原则，但信息是可以共享的．而且品牌优势和无形资产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规模较大的综合类券商比经纪类券商更有发展潜力和抗风险能力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决定了证券公司经纪业务的成本弱增性(Subaddjt1Vity)，使得该行业具有很强的自然垄断趋向．这要求证券公司规模越大越好．从事的业务越多越好．这给中小券商造成相当大的竞争劣势和生存压力。

3．产品差别。一般来讲，证券公司经纪业务的服务产品主要是交易通道提供．从投资者的角度讲．证券公司营业部只是一个进行证券交易的场所．除了地理位置(网上交易也消除了这一差别)外．其差别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在经纪业务中．证券公司的产品是同质的或者说无差别的这也是目前经纪业务竞争如此激烈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证券公司要做大做强，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必须要做出特色来．树立自己的业务品牌。

结论：从上面券商经纪业务的三个特点综合分析，券商经纪业务市场目前接近完全竞争．但其具有自然垄断行业的共性．因此其发展演变趋势是垄断竞争前期，理论上均衡结构是寡头垄断

二证券经纪业务竞争行为博弈分析模型

(一)短期竞争模式

根据以上证券市场结构分析我们得出结论．短期内经纪业务目前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就目前的券商服务内容和水平所限．产品的同质化使得竞争主要局限于价格竞争策略．特别是去年佣金改为浮动制后．价格竞争由暗地里返俑打折演变为公开杀价。而产品竞争策略还未大规模开展

经纪业务短期竞争具有如下特点：(1)券商(供给者)、投资者(消费者)是理性的，对于价格是敏感的虽然投资者整体证券交易行为对于交易佣金总体上．也就是说全国范围看弹性很小或者说无弹性(从历史数据看．交易量并不随佣金水平相关变动)．但个体投资者对于某家证券公司的无差别的交易通道服务来讲是具有选择空间的．因而对于价格(佣金水平)是富有弹性的。(2)通道及交易场所服务是同质无差别的。竞争主要是价格的竞争。(3)券商可以提供任意数量的产品(服务)，实际上远程委托(电话、网络)的飞速发展在技术上已经不是问题。(4)市场是完全的而不是分割的，提供服务的券商数量众多。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纪业务竞争行为博弈的短期均衡基本符合伯川德(Bertrand)模型。理论上谁出价最低谁会得到整个市场．谁的出价高就会失去客户，均衡就是所有券商都以边际成本报价进行竞争这

一均衡的博弈过程是这样的：每一厂商都假定其他竞争对手的价格是固定的．通过轻微削价，该厂商可以赢取对手所有客户．经过多次轮番降价．最后达到自己价格底线——边际成本，这时厂商赚取的经济利润为零．并且没有厂商可以通过降价或提价来增加利润．外部资金也不愿进入该行业。但理论上我们从上面的分析结合实际来看．券商的经纪业务的边际成本接近零，那么短期的均衡价格就是零。从实际情况看．实施佣金浮动后．在短期内通过价格抢占地盘的竞争战术屡见不鲜．某些券商更是打出了零佣金的招牌。特别是一些新券商和新营业部．由于没有客户和业务．所谓光脚不怕穿鞋的．因为固定成本都是沉淀成本．在不增加可变成本的情况下只要有新增客户就会减少亏损：还有一些小公司，由于客户稀少，降价损失相对较小．考虑到大券商不敢轻易降价．因此也敢于打零佣金。这种降价方式很明显并不是掠夺性定价．因为降价公司的目的是为了活命而不是排挤对手．并且价格有向下的刚性．一旦降下来再回升的可能性很小从实行零佣金的券商实际效果看．在佣金降为零后，客户并没有想象中的大规模增加．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二级市场行情低迷的情况下．大部分投资者处于深度套牢状态．交易意愿很小．交易次数很少甚至并不交易，所以佣金水平不是最为关心的因素：二是营业部的设立和网络服务部的增加仍然存在一定的政策壁垒．影响了一些低价策略券商开拓市场的努力但这两个因素不是长期存在的，随着它们的消除，零佣金的效应必将慢慢显现。

（二)长期竞争模式

上面我们从长期市场结构演变趋势的三个主要影响因素得出结论：证券市场经纪业务长期均衡状态应该是寡头垄断目前市场只是具有某种苗头，真正完成这一趋势的演变还需时间

我们已经得出结论．券商在短期的竞争中遵从非合作博弈的伯川德模型，但券商和其他公司一样．也是以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的一个目标．但伯川I德模型的竞争行为却把自己和整个行业逼入绝境．从长期来看．短期的博弈过程演变为一种重复博弈．结果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变化．这也是券商理性行为的结果从囚徒困境这一博弈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出．短期博弈和长期重复博弈结果不同．特别是对于一些正合博弈过程。在博弈方理性的前提下．产生合作博弈的结果是非常大的。从证券公司的角度讲．合作博弈的结果就是合谋或卡特尔(或者某种默契)．主要是价格卡特尔。

券商的卡特尔串谋往往以失败而告终．主要有以下原因：

1．证券业市场结构集中度低．券商数量众多．协调成本巨大一般来说．券商数量越多，各券商经营能力、技术水平、地理位置差异就越多，需要协调的方面越复杂，单个企业采取独立行动的可能性越大．卡特尔越容易失败：集中度越高．大企业越多越容易形成价格领导和卡特尔．反之亦然卡特尔的每一成员同时也有着欺骗卡特尔的动机：每家券商都希望通过轻微削价来赢得对手大量客户，结果是价格同盟不攻自破

2．监管及法律方面的限制价格卡特尔违反了现行法律法规。根据《价格法》，企业不能为了竞争或利润的需要，制定倾销价格或结成价格同盟。《价格法》第十四条(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价格管理条例》规定，企业之间或行业组织商定垄断价格的．属于价格违反行为。原国家经贸委在《关于选择若干城市进行行业协会试点的方案的通知》中也明确规定：行业协会有权进行行业内部的价格协调．但要防止行业价格垄断．保护商业竞争．维护企业合法利益即使行业协会出面协调．也存在法律约束。

3．在进入壁垒逐渐打破的情况下．新加入者由于降价损失小敢于低价竞争对于证券公司这种固定成本在总成本中比例较大的企业．其沉淀成本也较大．而边际成本又为零．在行业销售额下降的情况下．企业为了收回固定成本．往往不计后果地降价而打破卡特尔

长期来看．证券公司虽然有进行合作博弈产生卡特尔串谋的可能性．但其制约因素也是相当大的．这种利润也是不会长久的．并且冒着法律风险．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而券商要生存发展．还需认真寻求其他出路

三、我国证券公司经纪业务竞争行为的策略选择——创新性竞争

(一)推动业务创新与差异化竞争策略．减轻竞争手段单一化的不利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券商经纪业务之所以竞争如此激烈．主要原因在于其产品(服务)的无差别化，使得投资者在选择时形不成什么偏好．一样的产品服务当然选择价格最低的：在伯川I德竞争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出现相互杀价的一个前提假设是产品或服务的无差别化或同质化．如果加强产品服务的差别化．竞争的结果就不会如此残酷。所以创新的重点首先是服务产品的创新有实力的券商可以提供全方位服务模式．打造其它券商难以模仿的核心竞争力。在加大技术开发力度、为投资者提供方便快捷的交易手段基础上．对现有客户和潜在客户进行深入分析，根据不同客户的资金状况、投资目标、交易习惯等．有的放矢地进行市场开拓并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产品．特别是以投资咨询为核心的个性化服务．可以借助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数据库(CRH)和智能检索技术．向投资者提供符合其要求的信息定制服务．推动公司经纪服务品牌和服务质量客户个性化增值服务是决定证券公司在未来市场竞争格局中地位的关键．因此证券公司应高度重视研究咨询体系的建设和整合．通过收取研究报告费和咨询顾问费来补偿经纪业务部门手续费的损失。券商应该及时地将证券营业部由交易中心转化为投资顾问中心、客户服务中心．实现营业部经营模式的顺利转型操作上可以对营业部的人员和组织结构进行调整．增加投资咨询和市场开发人员比重．突出服务和营销功能．建立灵活的用人机制、科学的考评机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推广经纪人制度．实行全员经纪人和经纪人社会聘用制．经纪人的薪酬和客户资金数量或者交易量直接挂钩。设立客户服务中心．加强与客户的沟通与交流通过公司内部研究资源整合．完善公司内部研究和信息支持网络．加强综合研究所对各营业部信息咨询工作的支撑和指导．提高公司整体的服务能力和水平金融证券属于虚拟经济．投资者信心十分重要．客户对证券公司品牌的信任程度不一或对某一家证券公司具有偏好也是其选择的重要参考因素．因此证券公司应该走向社会、参与社会，利用可能的机会和途径进行广告宣传，提高自己的品牌和无形资产的价值让客户感觉到不同的特色服务．从而认为该服务物有所值。

(二)降低经营成本

如果研究能力有限制．券商还可以侧重于折扣经纪模式和网上交易手段前面提到券商经纪业务竞争的底线就是自己的边际成本．谁的边际成本低谁就可以通过低价甚至零佣金吸引新增客户．而谁的平均成本低．谁就可以相同条件下盈利多一些或亏损少一些特别是在证券业寒冬时期．谁的忍耐力更强一些．谁活的更长一些．谁就可以等到春天的到来

佣金标准的下调将直接减少券商的佣金收入．直接挑战券商的成本控制能力．因此降低经纪业务营运成本和其他可减费用显得十分重要。作为传统营业部．应该减少无效经营面积．节省人工成本．通过调整营业部内部业务流程．实行成本分解．强化成本核算和管理．努力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实行经纪人社会化聘任制度，工资和业绩挂钩对没有能力提供增值服务的营业部．咨询服务可以包给研究部门．自己只提供基本的交易通道功能．突出成本优势运用集中交易技术手段．通过同城集中、区域集中进而大集中的方式来逐步降低经营成本。利用信息时代的网络优势，大力发展网上交易，扩大非现场交易份

额。由于技术特点和成本优势．网上交易已经成为经纪业务的一个优势和发展方向．为实现低成本运作做出了贡献。据测算，支持同等数量客户．网上交易投资仅占实体营业部的30％至5O名．日常运营费用更是只有20％至25名之间。

（三)兼并重组

提高行业或者区域集中度可以降低竞争激烈程度和提高达成串谋或卡特尔的可能性，而兼并重组是提高集中度最为有效的方式在证券业低迷、资金回报率不高的情况下．依靠外部新增资金加入行业不太现实，一般券商增资扩股较难．而兼并重组是盘活业内存量资产的快捷方式。从历史经验看．出现行业亏损是进行兼并重组的最好时期．如2000年彩电行业价格战引起行业亏损后的厂商策略联盟．而策略联盟是不同的厂商之间为达到生存发展目的而形成的策略上的联盟对于券商来讲策略联盟可以发挥各自资源优势．重新整合业务．一方面使券商之间的竞争形成有序和理智．同时也将为国内券商今后的相互吸收合并创造条件。

从国外的情况看．佣金下调会加快券商的合并进程。如2OOO年中期由于全美证券交易量的下降．以低佣金定位的网上经纪商之间出现合并：香港在2OO2年4月改最低佣金制为佣金协商制．全港5OO余家证券商被认为至少有1／3(特别是家庭证券行)将消失。在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调低证券交易佣金．发布了证券商合并指南，要求国内64家证券商在2000年底以前合并到15家，并要求合并后的证券商实收资本达到2．5亿马元(约6600万美元)虽然目前应证券商的要求取消了合并期的规定，让证券商有足够时间寻找合并伙伴．但证券商合并计划仍在积极落实中美国、台湾等地的经验证明：任何一次大的市场调整和金融危机，都会引发券商间的兼并重组。只有在多次的市场危机之后才会形成数家巨头对峙、共同分割市场的格局

因此．有专家预测在近年市场出现剧烈震荡后，两三年内将会出现第一次大规模的市场整合．券商竞争将从群雄并起的春秋时代通过兼并重组步人霸主对峙的战国时代。随着加入WTO后缓冲期的消失．国内券商做大做强的迫切性愈加明显

(四)推进其他业务发展，利用范围经济优势

对于纯粹的经纪类券商来讲．除了苦苦挣扎于经纪业务外良方不多．对于综合类券商来说，在“农业”(经纪业务)歉收的情况下．可以大力发展其他业务。投资银行业务中的首次公开上市(IPO)项目竞争越来越激烈，但资产重组和兼并等财务顾问项目是可以不断发掘的，并且可以配合其他业务的开展：而资产管理业务是众多综合类券商新的利润增长点．不少实力券商做出了特色，规模做的很大．取得了可观收益。并且有了一定的市场口碑。从国外的经验看．投资银行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理论上是可以无穷开拓的，虽然风险较高．但确实是可以利用的不多的手段之一。券商还可以利用网点优势．在基金代销和保险推广上有所作为

(五)观察和研究管理层后续政策的出台情况，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实施新的佣金收取标准后．券商盼望可能出台的政策措施有：增添新的上市交易品种，如增加指数期货、恢复权证交易、发展企业债券和可转债等。又如，进一步给券商松绑．放开券商业务创新的限制，如信用交易等。佣金制度改革后．券商之间联合、重组现象必然增多，管理层对券商的重组和上市方面可能有相应的政策予以推动。各证券公司应当密切注意后续政策措施的出台，加大政策研发力度，及时调整应对策略。

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博弈行为 篇3

每个股票自上市日起都会有大量机构买入并持有。往后的交易中各类机构和一般投资者相同，自由进出交易。这些机构的进出行为与一般投资者自由买卖进出行为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机构的买卖金额可能比一般投资者更大。大量机构群体之间的交易，和一般投资者之间交易都是市场自由博弈行为，他们在交易过程中并没有特定的针对性和恶意敌对行为。这些交易操作者，买的只针对卖的，或卖的只是针对买的。交易时对手盘没有具体鲜明个体目标，这就是市场大众博弈行为！

另外一种博弈是有针对性的交易行为，这种交易往往是真正搏斗！常见的一机构针对另一机构的交易操作中，交易双方之间可能知道对方底细，也可能不知道，但一方认为另一方就是其交易对手盘。这种交易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性。通常我们把这种动作明显，有具体目标指向性的交易行为称为庄与庄的斗争行为。庄与庄之间恶意敌对交易行为在股票市场中并不频繁可见，大部分交易都是大买方和大卖方的市场大众自由博弈行为。下面案例中，2014年1月2日金安国纪（002636）盘中表现，则是庄与庄之间有明确目标指向的斗争行为。

基于博弈论的协同创新行为研究 篇4

1 基于博弈论的协同关系分析

通过博弈论鼻祖纳什的金融制衡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博弈策略的选择在协同关系中的一些应用。此外,按照弗里曼的理论,一个组织目标的最终实现,是与利益相关者息息相关的,利益相关者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任何一个组织目标的最终是否实现,或者说实现的程度。本文立论的事实依据是全国范围内的 “万众创业”和 “大众创新”双创活动,为此,这里所阐述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创新企业的一些基于经济利益的个人或者相关组织,为简化起见,不涉及政府以及一些监管部门,主要分析的是客户和企业,因为这两方面是最能反映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问题,在利用益均衡分配方面,会表现得较为充分,因为,一个涉及到买入,一个涉及到卖出,其与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也具有相同和相通之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有很多利益关联,以企业与客户为例,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企业和顾客只是简单的买卖关系,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利益结合点,也就是生产出更好的、更能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为实现这一目标,企业要在产品设计过程中采纳顾客的想法和建议,并且在后续的研发中将这些反馈作为依据和创新灵感的来源,因此,这一过程既能够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还有利于企业利润与研发能力的提高,这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协同关系。一些国外研究者研究了研发生产中的协同问题,认为协同会创造更多的价值［２］。在此基础上,一些网络模型开始流行,例如,荷兰学者Koen Frenken利用N-K网络模型来分析创新网络的研究成果,在考虑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情况下,认为创新的成功依赖于客户和企业以及政府三者之间的彼此交互的能力。我国学者孟庆松的思路与上述研究有相似之处,他还建立了可用于仿真的 “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并开展了实证研究。此外,关于协同创新中关于协同关系的阐述,彭纪生运用运筹学等方法,建立数学模型,该模型主要是为了求解最优协同效应,彭纪生还在《中国技术协同创新论》中给出了关于 “技术协同创新”的具体概念,通过一般协同数学模型的构建,实现了1+1>2的整体效应［３］。

总的来说,协同关系主要是针对双方都有需求的基础上,为了彼此的利益而选择最终的合作,这种合作讲求的是一种彼此理解、彼此融合,像上面所阐述的客户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和客户之间,利益其实也是相通的,企业通过客户的反馈,可以使得产品的设计和体验将更好地迎合用户和市场,同时,客户也能得到最佳程度的体验,这就体现了参与方从独立的利益主体逐步演化为共同利益主体,彼此之前不再仅仅是竞争关系,也不只关注利润差额的多少,这样的思路,其实就是协同关系的最终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主要是为了提高合作者之间的利益,合作双方的任一方,在有机会搭乘 “顺风车”或者 “便车”的情况下,仍不会自私地选择这样的行为,在博弈方面,我们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偷懒行为,这种偷懒行为,最终会是一种损人又害己的行为。客户和企业在协同关系中,一定要使得每一次的合作都能以彼此双方的共同利益为己任,使得协同关系在每一次的合作中,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使促使协作关系得到升华,建立较为稳定和理解的双边关系,因为客户和企业之间关系的稳定程度,会对今后合作中双方的策略选择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一旦稳定和理解包容的协同关系建立,每一次合作中的摩擦就都会减少,这样,会由于合作方之间默契的存在而对协同效率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这是利益共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2 协同创新的博弈模型分析

2.1 博弈模型的适用条件

在开展研究之前,首先要阐释一下博弈模型的适用条件,一般来说,如果合作双方能够完全按照贡献来分配利益,并且依据过失来承担损失,即存在一种 “公平公正”的合作机制,此时分析多种博弈策略的组合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只有努力合作才是参与者的唯一解。常见的Shap-ley值法可以刻画这种情景,遗憾的是这一数学推演过程中所需要的数据在现实中是很难收集或预测的,所以导致Shapley值法只能局限于规范研究。但是,倘若这种 “公平公正”的合作机制不存在,如合作双方多劳也未必多得,参与者就有消极合作的动机,因为即便是不付出足够的努力也能从合作方创造的收益中获得好处,此时博弈分析就变得很有必要了。

2.2 一般博弈模型

分配机制的不同,往往会影响参与者能否尽心参与的积极性,下面的博弈模型就是在参与者无法尽力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简化模型。其是在假设创新成功的情况下,在不扣除成本的情况下,假设消极合作即偷懒不增加后续支出,即消极合作无收益无损失。当然,这里还将初始投资作为沉没成本处理。企业的收益为R1,利益相关者收益为R2,参与者尽力参与的成本在初始支出上分别增加C1与C2。此时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

一般来说,企业在创新收益的分配中往往具备一些优势,特别是创新成果很难直接进行分配的时候,这时企业获得的收益一般都会比合作方更多,为此,假设R1=100,R2=60,C1=C2=40,这些数据虽然带有主观性,但是因为企业有可能将创新成果运用到其他方面,这样,上述假设的数据并不与客观事实相悖,不失一般性。具体的收益矩阵如表2所示:

从表2来看,合作双方可能同时选择全力投入,抑或同时选择消极合作。若都选择后者,不仅收益结果要比都全力合作要差,而且也失去了下次合作的可能,显然,第一种选择才是唯一解。这种一般简单的博弈模型告诉我们,在真正的分配机制无法使得每个参与者都能尽力参与的情况下,企业的收益是大于利益相关者的,为此,我们只能选择双方都尽力参与,才能使得企业的收益和利益相关者的收益最大化,这是符合现有的模型规律的。

2.3 拓展博弈模型

刚才谈到的一般博弈模型,是在无法保证每个参与者都能尽力参与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但是实际上,不是所有的尽力参与都能取得成功,成功是有一定的概率的,为此,我们引入了成功概率的概念,假设该概率为p。最终的成功率p随着合作的次数n而增加,在具体的合作中,假设合作次数n已经确定,同时,我们依然不考虑初始投入成本,并假设不尽力参与肯定不会成功。考虑概率p后尽力参与创新的收益可以分别计算如下(100p-50,60p-50),则修正后的收益矩阵如表3所示:

在这种情况下,若要实现后期的顺利合作,则要求100p-50和60p-50同时大于0,即p>5/6。在本例中,在考虑成功率的情况下,当成功率低于5/6时,各方最优解是消极合作,而当利益相关者不再积极参与时,企业也会相应地改变策略,导致双方都不会全力参与创新,导致协同创新无法维持。反之,若p值高于5/6,就容易形成所谓的一种良心的循环,在这里我们将其阐述为类似 “鸡生蛋,蛋生鸡”的现象,这种现象的由来,主要在于成功概率p值可以大于临界点,当然,这里所谓的临界点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情况下,其临界点也是不一样的,在本次博弈模型情况下,我们定义的企业的收益为R1,利益相关者收益为R2,参与者尽力参与的成本在初始支出上分别增加C1与C2,并且取值R1=100,R2=60,C1=C2=50,在考虑成功概率的情况下,得到了尽力参与的收益为(100p-50,60p-50),由此不难看出,即双方都积极参与,才能提高成功的可能性,而成功可能性越大,参与方也才会尽全力投入合作。

此外,上例中我们仅仅是考虑了成功的概率p,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考虑初始投资的成本,在这里,我们还利用原有的R1=100,R2=60,C1=C2=50数值以及成功的概率p数值,引入初始投资成本,在这里为了后期的求解方便,在这里设定一种 “初始的投资成本”,无论企业还是利益相关者都要有这方面的投入,假设二者的投入分别为A1和A2。为此,各部分的期望收益可以分别计算为如表4所示。

在阐述该模型之前,我们为了保证合作的可持续性,需要保证100p-50和60p-50同时大于0,这称之为尽力参与创新的临近条件,为了满足这个条件,基本上需要保证下面方程的同时成立,即:100p-50-A1>0=60p-50-A2>0。这个方程的要求是明显高于100p-50-A1>A1 和60p-50-A2>A2。 为此, 我们给予这样的解释,即博弈双方是否选择合作,是否接受协同创新并达到一荣俱荣的状态,其归根要求就是需要保证合作的结果起码不会比不合作差,为此,我们需要一个强加解,也就是保证100p-50-A1>0;60p-50-A2>0方程的成立。通过对这个方程的最终求解,我们是能够得到一些具体的关于协同创新的因素,也就是找到了影响协同创新的一些因素,分别是创新成功率p以及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的创新收益R1和R2,以及后续的一些投入,分别记为C1和C2,在考虑强加解的情况下,我们也进一步考虑了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的初始投入成本A1 和A2。其实,在整个模型的阐述中,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保证p值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依据博弈模型,取得较大的收益,为此,这些众多参数中,要综合考虑创新成功率p、创新收益R1和R2,以及后续的投入C1和C2,在投资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对初始投入成本A1和A2进行调节,唯有此,我们才能对把成功的概率降到最低,但是还能保证协同创新是唯一的出路,也即是尽力参与才是最终的出路,优于一方懈怠,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调节初始投资成本来促进参与者的积极参与创新。

2.4 博弈模型的最优解途径

上文中我们对最优解模型进行了基本的解释,在真正达到最优均衡解方面,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重点考虑:(1)提高成功率p; (2)改变初始投入成本A1和A2;(3)提高创新收益。这里要进一步进行细节化的阐述。为了提高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创新的成功率,就需要提高内部和外部的环境,在内部环境的营造方面,我们需要增加更多优秀的研发人员,保证一些研发基础得以稳固,使内部环境处于一种专业和积极的状态,唯有此,参与者才能够在相对专业和轻松地环境中,给予企业和自己的信心。在外部环境的营造方面,我们还需要不断增加磨合的程度,参与者与外界的接触,以及文中所涉及到的客户和企业的磨合,只有在保证磨合次数增加的基础上,才能够使得彼此的了解和包容最大化,在追求共同利益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和更长久,并且进一步从一定程度上直接或者间接保证完全参与的成功概率增大。其实,在整个参与者创新成功的概率方面,我们重点考虑到了自身和外部的两大因素,当然,对于一些外部条件的改变方面,我们也需要进行一定的预防和准备,保证一些条件改变时能够应对这一类的冲击。

在改变初始投资成本方面,刚才我们也有具体涉及,改变初始投资成本,主要还是为了在降低成功概率p的情况下,仍旧保证收益的最大化,保证协同创新行为的首位,其实,改变初始投资成本,还应该让参与者真正感受到这笔投资的重要性,有一种危机意识,一旦危机意识能够发挥作用,就能够使参与者更多发挥主观能动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参与者能够积极主动参与到创新活动中,但是,这一切都是基于一种预期心理,也就是每一笔投资成本,其实在损失程度方面,每一个投资者都有一个心理可以接受的损失价位,一旦高于这个心理价位,其会有惧怕感,因此可以对这样的一个心理价位进行一定程度的了解,使初始投资成本A1和A2的调节,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当然,这样的一种心理价位的获得,从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运用博弈论的思考方法,一旦打破这样的一个心理价位,其后期带来的收益会是什么,能否弥补这些心理价位带来的恐惧,这些都是博弈论的思考范畴。

最后,在提高创新收益方面,也即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的收益方面,我们通过提高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的收益,其实反过来,这也是进行对成功概率p的一种调节,这是基于一般博弈模型的考虑,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的收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是由于成功率处于下降的趋势,收益提高能够导致参与者对于创新成功概率的要求有所降低,为此,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创新收益,在保证参与者积极参与的同时,促进参与方收益的最大化,从而促进一种长期有效的合作方式。针对提高创新收益的目标,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重点考虑:第一,改变创新的类型,努力使我们的人力资源优势变为人力资本优势,使一些高精尖低污染的创新企业类型能够在国内得到较好的发展条件,为此,就需要改变创新的类型,例如增加一些实用性发明专利的快速转型,这些专利的快速转型一方面涵盖着一些包括外观设计的改进,以及使用功能的改进等等,但是为了从真正意义上去提高创新的收益,还是应该从发明创造方面去改进,这样可以增加企业的创新能力,能够以市场为发展导向,同时又能以用户体验为直接反馈改进的来源,唯有此,才能够被市场所接受,同时能够进一步提高客户的认同感,增强客户的接受程度。

总的来说,在博弈论的模型方面,我们重点考虑了3个方面可能涉及的模型,首先是不考虑初始投资成本A1和A2,同时考虑创新成功的可能性概率p,这样我们得到了最简单的对于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的收益矩阵,或者说是博弈论模型。接下来,我们考虑了特殊的情况,即R1=100,R2=60,C1=C2=50,同时,我们又考虑了成功的概率p,成功概率p的引入,使得我们在保证创新可持续的情况下,得到了临界成功概率p=5/6的情况,在后面博弈论模型的拓展中,我们又引入了或者说是考虑了初始投资成本A1和A2的情况,这些情况,使得我们能够优化最终的最优解,提供了可供参数的具体因素,通过对于A1和A2初始投资成本的考虑,能够使得我们对于一些具体的达到最优的均衡解的策略进行了3个方面的考虑,当然,这些博弈模型的建立或者是后期拓展博弈模型的建立,都是在保证具有使用条件和假设情况的前提下才能够进行的。这些针对协同创新模型的分析,能够对于后期基于博弈模型的利益相关者协同创新能力的提升策略,具有很大的指导性作用,为此,下面我们将重点从多元化多方位的角度,来考虑基于博弈模型的利益相关者协同创新能力提升策略的研究。

3 基于博弈模型的协同创新能力的提升策略

在上述对于协同创新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的情况下,我们不难看出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依旧在于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方面,也就是说,基于博弈模型的利益相关者协同创新能力的策略提升,是文中的重点研究内容。为此,将从4个方面重点阐述。

3.1 增加协同创新参与者的机会主义成本

在这里所阐述的机会主义者就是上文中所说的 “偷懒者”,这里的 “偷懒者”在整个合作过程中,将会起到阻碍合作创新的作用,甚至还会以损失第二方的利益去成就自己,但是,从长远利益考虑,这些都是既损人又不利己的行为,这些行为一旦在后期的合作中出现,将会使得很多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使得企业和利益相关者蒙受巨大的损失,甚至带来一些不可挽回和无法预计的损失,这些都不是任何企业和利益相关者愿意看到的［４］。其次,因为 “偷懒者”偷懒行为的出现,又会使得一些事后的补救措施毫无意义,为此,需要在开始阶段,对一些行为进行明确规定,包括偷懒行为或者是积极参与创新行为,都应该相应地制定管理规章,无论是行为的种类和具体的表现形式方面,都应该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在此基础上,一定要建立一套相对完善的奖励惩罚措施,对一些抱有投机倒把思想的机会主义者,应给予一定的严厉的惩罚措施,对于其因为偷懒所带来的损失,要事先准备一些有效的补救措施,这样从心理意识和行为方面,建立一种较为完善和健全的威慑系统,考虑清楚责任与贡献,让机会主义者增加初始投资成本A值,这是一种处罚威慑行为,此外,还应该建立合作诚信信息系统,一旦某一个参与者的偷懒行为一度在诚信系统中有所体现,那么其参与投资的机会将会大打折扣,甚至列入 “黑名单”,使其无法参与其他任何的投资,唯有此,才能从具体的惩罚金额,承担责任的程度,以及诚信威慑方面,提升基于博弈论的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创新能力。

3.2 加强对于创新成果的二次加工再创造

当前广泛开展的的 “万众创新、大众创业”双创行为中,我们应该针对创新成果进行深层次的加工和再创造,尤其是一些创造发明的成果,创造发明的成果不仅仅是一种发现行为或改进行为,更多的是一种从无到有的一种发明行为,这样的创新成果具有很大的奠基性作用,一般情况下,奠基性或者说是基础性的工作,其可研究内容也是较多的,为此,需要深层次多方位去挖掘创造方面成果,使每一次挖掘都能创造出较大的收益,同时也会直接或间接对于参与者产生一种或者说是营造一种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氛围。这样,能够提升利益相关者的收益。从大的方面来说,创造发明在质的发展方面,要继续深挖多层次发展。此外,还要从量方面进行一些把握,要有一个度的掌握,不能为了凑数,把一切都称之为发明,同时又不能一味挖掘原有发明,而不进行再创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创造发明为基础,进一步提升基于博弈论的利益相关者协同创新能力。

3.3 促进利益相关者的高效率合作,提高合作的质量

刚才文中也重点提到,协同创新行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行为,为此,在加强合作方面,如果能够很好利用各方优势,那么将取得不可小觑的效果。为此,促进利益相关者彼此之间的高校合作以及减少彼此之间的隔阂,是合作中的重点,针对这方面的策略研究,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重点考虑: (1)明确利益分配原则,对于合作后的利益分配应该具有公平、公正的态度,因为一次好的利益分配是下一次能够继续合作的基础,一旦分配不均,会滋生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每个参与者都是期望自己的付出和获得是成比例的。一旦这种成比例的平衡被打破,那么将会带来很多较为严重的后果,甚至下一次合作的平台都将不存在; (2)合作过程中,要有及时沟通和交流的习惯,只有充分的沟通和交流,才能够使很多误会或麻烦得到最有效和最直接的解决,能够及时采取讨论和表决的方式,使得一些误会矛盾以及决议得到一致性的解决,避免出现各行其是,各自为主的想象的发生。其实,这也是为了促进参与者在合作过程中的一种所谓 “Team”精神;(3)在合作过程中,还应该对于参与方的各个方面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充分的了解,对于一些互补行为该如何进行,也应该在合作前进行较为详细和系统的规划和安排。

3.4 寻找合作的重点

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脱离了合作的重点或者说是任务的重点,即便最后做成功了,那么也是事倍功半,因此,合作之前就应该较为清楚明确参与者各方或者说是单方在合作过程中的重点任务,进而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从创业的角度分析,一个具有潜力的团队,一定会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参与者选择做自己善于做的事情,这样才能达到物尽其用的目的,其实,这样的一种重点突出的一种方法,对于后续研发成本的支出都会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而且这种影响只会减少后续的研发成本,会使得合作的意愿进一步增加,这样可以降低整个团队对于p值的要求,这样一系列良性的循环也就会持续下去,由此可见,通过寻找参与者合作的重点,可以很好地提升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创新能力。

4 结束语

企业进入新市场的博弈行为浅析 篇5

[关键词] 竞争博弈 合作博弈 需求函数 反需求函数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贸易问题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和众多经济学家讨论的热点问题。目前，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影响我国贸易的问题和因素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有些学者从国际贸易中的倾销与反倾销入手，论证企业最不容易被冠上倾销罪名的最优成本和定价；有些学者从关税的角度入手，分析什么是最优关税水平，可以使贸易双方实现双赢；还有部分学者选择技术壁垒作为切入点，分析规避技术壁垒的有效手段；另外，李荣林教授则是对多边贸易体制中竞争与合作进行了博弈分析。

本文选择了两种典型的、对立的企业行为作为研究的对象：竞争与合作。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席卷了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地区，使得各国经济互相渗透、互相依存、趋于一体，国际竞争也变得日益激烈，竞争已经成为国际渗透的一个重要手段。国际竞争的加剧也带来了另外一个趋势，国际合作。合作也被看成是进入新市场，减少资本投资和减低风险的手段，通过合作可以分散开发技术过程的风险，实现优势互补。同时合作也提供了与更为强大对手抗衡的必要的经济规模和市场能力，而这是任何单个合作方无法独立实现的。企业在新的市场环境中，采取何种策略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利润，就是本文研究的议题。

二、建立模型

1.假设条件的确立

淡化具体的国家之分，而用F和D来代表两个不同的国家。假设在F国市场上进行博弈，最初只有F国企业（简称F企）在市场上销售产品。现在有D国企业（简称D企）也想进入F国市场，由于D企与F企生产的是同质产品，将面临两种选择:①与F企在市场上竞争，（F企在技术上有优势，因此他的成本要小于D企，但是D企要成功从F企手里抢占市场份额，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②与F企合作（这样D企可以缩短进入市场的周期）。

2.博弈模型

假定F国市场上反需求函数为： （1）

D企与F企的边际成本分别为Cd和Cf。

第一种情况：

如果D企选择在F国市场上与F企进行竞争，D企还要为抢占F国市场份额花费一定的成本，假设成本是D企产量的函数：CV=k*qd。也就是说在F国市场上销售一单位产品要额外付出k倍的成本。则F企与D企的利润表达式为：

（2）;（3）

由于F企和D企都要保证利润最大化，而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

（4）; （5）

由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以求出F企和D企的Nash-Cournot产量分别为：

（6）; （7）

将qd*和qf*的值带入前面的D企和F企利润的表达式中可以求出D企选择与F企竞争的条件下，D企和F企的利润分别为：

（8）；（9）

第二种情况：

如果D企选择与F企合作，则他们共同的边际成本为Cd+Cf，假设D企与F企通过谈判来决定彼此的产量，且F企可以获得整个市场份额的β，那D企获得的市场份额为整个市场的1－β。对于联合企业而言，它面临的市场反需求函数仍然为：

联合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可以表示为： （10）；

D企和F企的利润表达式分别为：

（12）；（13）；

由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14）

可以得出联合企业利润达到最大化是的联合产量为： （15）；

因此D企和F企的均衡产量分别为：

（16）； （17）

在这一产量水平上，D企能够获得的利润为：

（18）；

三、结论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得出结论，在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哪种情况下D企的利润最大，它就会选择哪种战略。下面我们就来比较一下：

与的大小。

令,

即D企选择与F企合作可以获得较大的利润，将上式化简可得：

（19）；

即当β和k的关系满足上述公式时，D企会选择与F企进行合作；

D企会选择在F国市场上与F企进行竞争的条件为：

（20）；

模型结果分析

从上面的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出，（1-β）值越大，D企就越有可能选择与F企合作；而k的值则需要进一步进行讨论才能断定它是如何影响企业的决策。不等式右边是一条抛物线的函数形式，必然存在一个k值使得该函数取最小值，经过计算可以求出，使抛物线达到最低点的k值如图所示 （按照实际情况，该值应该为正），在该点左边k值越大，原不等式右边越小；在该点右边k值越大，原不等式右边越大。（如图）

因此笔者认为，主要是β值的大小，以及合适的k值决定了D企在F国市场上的战略。β值反映了D企在与F企合作时的地位，即它能够争取到多大的市场份额。而k值则反映了D企如果选择直接进入F国市场，它能否较好的控制自己的成本，使成本符合它自身的战略决策选择。k值原理上图所标示的中心值，则竞争；k值越接近中心值，合作越有利。很明显，β值与k值之间主要存在四种关系组合，不同的关系组合对应不同的策略选择，下面我们就主要来分析一下。

（1）β值较小， k值接近中心位置

这一关系组合说明D企自身对于新市场有较好的控制能力。实际情况可能是F国市场还处于比较幼稚的阶段，F企在该产品的生产领域里还不具备与D国高质产品竞争的实力。在D企进入F国市场之前， F企占有的市场份额不大，它很难有效抵制D企进入F国市场所带来的冲击。如果D企在进入市场之前已经做足了准备工作，它很清楚F国市场的情况，那么它就会考虑与F企进行合作，因为它有足够的把握能在谈判桌上将β值降低到更小，使自己在与F企的合作中占有更多的份额。而且由于D企自身具有良好的市场控制能力，它也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进入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将k值控制在较为合适的范围内，即接近使不等式右边取得最小值的k值。因此这样的关系，可以保证不等式（19）的成立，也就是说明D企更偏向于同F企进行合作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必要时甚至有能力吞并F企，使β值接近于0。

（2）β值较大，k值偏离中心位置较远

这反映了另外一种极端情况。β值越大，说明D企在选择与F企合作时越处于不利地位，它所能争取到的份额越小。其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F国市场已经处于非常成熟的时期，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都已经达到了饱和；第二，F企在这一领域里是一个非常强劲的竞争对手，可能它在某些方面比如说成本控制、技术水平或者国际市场的销售都逊于D企，但是它基于本土优势，已经在F国市场上占据了绝对的垄断地位。在这种情况下，D企由于对新市场了解不够，不能很快的适应新市场，就很难将开发新市场的成本系数k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它可能出于保守估计而將k值尽可能降低到最小。因此使得不等式右边取值较大，而β值较小，符合本文中的不等式（20），D企只有采取竞争策略才能保证自己获得最大的利润。

（3）β值较大，而k值却接近与中心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不等式两边的值都比较小，因此就很难用公式来判断什么样的战略对D企而言是最为有利的。这时D企的战略选择主要依据自身的状况。它既然没有办法通过在谈判桌上争取到更大的份额，但是它有着良好的市场适应能力，通过做足准备工作，充分了解F国市场的结构和细节，将自己的成本控制在较适当的范围之内，就可以通过在F国市场上进行竞争来获得最大的利润。如果F国市场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D企就更加有把握能够通过竞争保证自己对于市场的占领。

（4）β值较小，k值偏离与中心位置

这无疑与（3）一样，从公式上来看都是比较模糊的，没办法立刻决定企业究竟采取哪种策略才是最优的。D企业尽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β值较小说明D企如果选择通过合作来进入F国市场，由于它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虽是同质产品但可能具有在国际市场上更加认可的品牌，同时它的成本也较F企具有更大的优势，也就是说它将会得到更多的份额，即使它不能很好的控制k值，它也可以通过合作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Craig Furfine, 2003, “the fed’s new discount window and interbank borrowing,”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working paper May:2--18

[2]Barrett S.Strategic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4, (54)

[3]张守一《现代经济对策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4]谢识予:《经济博弈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5]陈清泰:《公司战略联盟组织与运动》,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

[6]罗敏:《市场竞争中企业战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

行为博弈论 篇6

1 两种竞价机制下的进化博弈模型

为讨论为简单起见, 假设某区域电力市场内的发电企业根据设备容量的多少分为2类CK=2}:小企业 (k=1) 和大企业 (k=2) 。它们在竞价上网中均有2个竞价策略 (N=2) 、报高价 (H) 、报基价 (B) 。按照生产成本报价称为按基价报价, 则在实行统一出清电价时, 发电商报价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1-4所示;在实行PAB电价时, 发电商报价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1-5所示。在这个例子中, 所有的竞争者都只考虑当前时段的情况。

表1-1中umMCP, vmMCP (m=1, 2, 3, 4) 表示统一出清电价下, 小企业和大企业的支付, 其中u1MCP

假设如下:

在MCP方式下:在一定的成本下, 当两类企业都选择高价策略时, 由于有较高的单位利润, 两类都可以获得高额利润, 使得u3MCP和v3MCP都较高。

当两类企业都选择基价策略时, 由于单位利润较低, 因而所得支付u2MCP和v2MCP较低。当小企业选择高价策略, 大企业选择基价策略时, 市场统一出清价格被抬升, 则此时报基价的大企业所得利润高于其他情况的相应支付, 同时报高价的小企业所得利润低于其他情况的相应支付。即v4MCP最大, u1MCP最小。当小企业选择基价策略, 大企业选择高价策略时, 市场统一出清价格被抬升, 则此时报高价的大企业所得利润低于其他情况的相应支付, 同时报基价的小企业所得利润高于其他情况的相应支付。即v1MCP最小, v1MCP最大。

由此可以得出:

u1MCP

在PAB方式下:对于一定的成本, 由十按报价结算, 选择高价策略有较高的单位利润。

当两类企业都选择高价策略时, 都可以获得高额利润, 使得u4PAB和v4PAB

分别大于其他情况的相应支付。

当两类企业都选择基价策略时, 由于单位利润较低, 因所得支付u2PAB和v2PAB较低。

当小企业选择高价策略, 大企业选择基价策略时, 则大企业优先上网, 因而支付u3PAB高于两类企业都选择基价策略时大企业的支付v2PAB。而小企业上网电量减少, 因而支付u3PAB低于两类企业都选择基价时小企业的支付u2PAB

当小企业选择基价策略, 大企业选择高价策略时, 则小企业优先上网, 因而支付支付u3PAB高于两类企业都选择基价策略时小企业的支付u2PAB, 而大企业上网电量减少, 因而支付v1PAB低于两类企业都选择基价策略时大企业的支付v2PAB。

由此可以得出:

u1PAB

假设P表示小企业群体中使用高价策略的比例, q表示大企业群体中使用高价策略的比例。状态可表示为:s={ (s1H, s2H) (s1B, s2B) }即:s={ (q, 1-1) , (q, 1-q) }, 可用[0, 1]×[0, 1]区间上的点 (p, q) 来描述, (p, q) 反映了发电商竞价进化的动态。r B= (0, 1) 表示发电商以概率1选择高价策略, r B= (0, 1) 表示发电商以概率1选择基价策略。

2 两种竞价模式下的发电商支付情况

2.1 在PAB方式下, 发电商的竞价ESS由表1-3可得。小企业采用高价策略的支付为:f1 (r H, s) =u4PABq+u1PAB (1-q)

采用基价策略的支付为:f1 (r B, s) =u3PABq+u2PAB (1-q)

平均支付为:f1 (p, s) =pf1 (r H, s) + (1-p) f1 (r B, s)

同理可得大企业的支付为:

f2 (r H, s) =v4PABp+v1PAB (1-p) , f2 (r B, s) =v3PABp+v2PAB (1-p)

平均支付为:

f2 (q, s) =qf2 (r H, s) + (1-q) f2 (r B, s)

假设种群使用某个策略的个体在种群众所占比例的增长等于该策略的相应致富, 只有一个策略的适应度比群体的平均支付高, 该策略就会发展。因此, 采用高价策略的小企业和大企业的增长率分别为:

同理可得:

q.=q (1-q) [ (v4PAB-v3PAB+v2PAB-v1PAB) P- (v2PAB-v1PAB) ] (1-2)

于是, 发电公司竞价系统的进化公式 (1-1) 和公式 (1-2) 组成的系统来描述。公式 (1-2) 表明, 仅当p=0或p= (u2PAB-u1PAB) / (u4PAB-u3PAB+u2PAB-u1PAB) 时, 小企业群体中使用高价策略的小企业所占比例是稳定的。公式 (1-2) 表明, 仅当q=0, 1或p= (v2PAB-v1PAB) / (v4PAB-v3PAB+v2PAB-v1PAB) 时, 大企业群体中使用高价策略的大企业所占的比例是稳定的。因此, 该系统有5个局部平衡点。

对于一个由微分方程系统描述的群体动态, 其均衡点的稳定性是由该系统得到的雅可比矩阵的局部分析得到的。

根据局部稳定分析法对5个均衡点进行稳定性分析, 结果如表1-3

可见5个局部平衡点中有两个是ESS, 分别是当p=0, q=1=0和p=1, q=1, 即两类企业都报高价和基价的时候, 发电企业在竞争过程中自发形成稳定状态。另外, 该企业还有两个不稳定平衡点和鞍点。

2.2 在MCP方式下, 发电商的竞价ESS的求解方法在同PAB方式下发电商的竞价ESS求解方法是相同的, 可得:f1 (r H, s) =u3MCPq+u1MCP (1-q)

小企业采用高价策略的支付为:f1 (r H, s) =u3MCPq+u1MCP (1-q)

采用基价策略的支付为:f1 (r B, s) =u4MCPq+u2MCP (1-q)

平均支付为:f1 (p, s) =pf1 (r H, s) + (1-p) f1 (r B, s)

大企业的支付为:

f2 (r H, s) =v3MCPp+v1MCP (1-q) , f2 (r B, s) =v4MCPp+v2MCP (1-p)

平均支付为:f2 (q, s) =qf2 (r H, s) + (1-q) f2 (r B, s)

采用高价策略的小企业和大企业的增量分别为:

即

p.=p (1-p) [ (u3MCP-u4MCP+u2MCP-u1MCP) q+u1MCP-u2MCP]

q.=1 (1-p) [ (v3MCP-v4MCP+v2MCP-v1MCP) p+v1MCP-v2MCP]

雅可比矩阵为:

根据局部稳定分析法此时系统的均衡点有4个: (0, 0) , (0, 1) ; (1, 0) (1, 1) , 根据局部稳定分析法对这4个均衡点进行分析, 结果如表 (1-4) 所示。

可见, 4个局部平衡点中有一个是ESS, 是当p=0, q=0时候, 即两类企业都报基价的时候, 发电企业在竞价过程中自发形成稳定状态。另外, 该系统一个不平衡点和两个鞍点。

2.3 在统一出清电价下, 只存在一个ESS, 就是报基价, 这正是

市场想要得到的最理想的状况, 也就是说, 统一出清电价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电价机制。而在PAB电价下, 明显存在两个ESS, 一个是报高价, 一个是报基价。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单就竞价机制而言, 统一出清电价比PAB电价具有更多优越性。而目前西南市场实行的是PAB竞价机制, 所以西南电力市场更容易出现价格报的过高的情况, 而事实是西南电力市场两次运行都出现了价格过高的现象, 且这个因素直接导致了西南电力市场第一次的被迫停运。由此可见, 事实业已证明了PAB竞价机制的不足。

上面的结论仅是从机制本身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而在现实中, 统一出清电价竞价机制也非如此完美。由于物理条件以及市场机制自身存在的不完善性, 也会出现不易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来说当网络出现堵塞情况时, 无法在电价上体现出不同地区电力供求关系的差别, 会加剧市场投机现象, 使得出清价抬高;另一方面, 电厂为了维持对市场的控制并追求更高的利润, 会维持资源分布不合理现象的存在, 还可能出现市场操纵行为。目前在试运行的西南电力市场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出清价过高。市场是相同的, 所以同样在PAB竞价机制下也存在着市场力导致价格的进一步抬高, 使得成交价飘升, 造成市场的不稳定。

行为博弈论 篇7

一、问题的提出

读者时限问题是指读者在一个期限的借阅后对于图书馆的需求可能就会变小,相应地在图书馆内的活动可能就有违反规定或损坏图书等行为,以此增加自己的收益。比如,很多高校中,在每年临近毕业前,很多学生都可能违反规定不注意自己的行为,借阅逾期,很多时候还造成了图书的损坏,管理员执行规定进行处理,于是这些学生的违规行为可能愈演愈烈,甚至可能将所借图书不归还图书馆而据为己有,给图书馆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图书馆的流通量也会下降,从而也降低了图书馆的利用率。因此妥善解决读者时限问题可以维系图书管理员和读者间融洽的关系,从而可以保证图书馆有适当的流通量。很多文献都给出了关于提高服务质量,改善馆方和读者关系的论述。我们从序贯互惠的角度考虑二者的行为特点,即通过量化的方法得出影响图书馆和读者之间心理的因素。

黄湛冰分析了管理者时限模型的互惠方法,通过序列互惠的方法给出了提高管理者时限问题的解决方法[2]27。Dufwenberg认为博弈会有序列互惠均衡的结果[5]273。下面考虑图书管理员和读者之间的博弈。一方面,为了能更多地利用图书馆,很多读者会主动和管理员搞好关系,因为有时候和管理员搞好关系也许会有意外收获。另一方面,图书管理员为了提高借阅数,也会想办法和读者建立融洽的关系。因此图书馆管理员和读者的互惠模型是普遍存在的,本文将对此模型展开讨论。

二、博弈要素

很多文献对图书馆和读者的博弈都做出过分析,杨曰建给出了图书馆管理员和读者之间的博弈的论述[1]136。我们首先说明图书馆和读者之间博弈的三个核心要素:(1)局中人,设图书馆管理员为局中人1,读者为局中人2。(2)局中人采取的策略:局中人1 采取的策略是执行各项归章制度。局中人2 采取的策略:是否在馆内遵守各项规章制度。(3)局中人的收益是这样的,设时间节点集元素的个数大于2。

事实上,二者的博弈是序贯博弈,就是一个先动,另一个后动,是一个动态博弈。欧瑞秋告诉我们:在每一个时间节点,相应的局中人都进行最优的选择,当到达最后一个时间节点时,相应的局中人的最优行动选择是很简单的:选择最大支付对应的行动策略[6]56。具体而言:在奇数决策节点,由局中人1 决策,局中人1决定是否向读者开放,这样的借阅关系是否可以维持。如果向局中人2 开放,在每个时间段上可得流通量的收益。在偶数决策节点,由局中人2 来决策,局中人2 决定是否采取短期行为,如果读者采取短期行为,那么他的收益在短时期内有所增加,他有短期收益(这里我们认为读者从图书馆查阅到的资料获得的收益)。这时局中人1 损失了流通量。如果局中人2 不采取短期行为来图书馆,那么他的收益会增加一个单位。

本文主要讨论读者的选择对互惠的影响,因此我们只考虑在偶数时间节点的情况,而时间节点在奇数的由图书馆做决定,我们不考虑,于是以上所述蜈蚣博弈是这样的,在偶数节点读者的收益是单位收益乘以时间长度的一半,图书馆的收益是流通量的收益乘以时间长度的一半。

三、序贯互惠均衡

卢燕提出研究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图书采访、图书馆联盟、馆员激励中的博弈关系时使用了该模型[3]271。下面我们先来看看Dufwenberg的关于局中人之间的序列互惠的内容[5]274。设局中人集合有若干局中人,物质收益函数为策略集的乘积到实数集的映射,但它并不是局中人所获得的唯一的收益函数。局中人所要最大化的效用里还有一项是互惠收益。互惠收益依赖于局中人的信念。局中人的信念做出一个信念集。

局中人的公平支付是用最大的物质收益和最小的物质收益的平均值来计算的。在每个历史阶段,一个局中人对另一个局中人的善意可以用用函数表示,在该历史阶段,局中人对另一个局中人如何对待自己的信念也可以用函数来表示。因为将每个阶段的信念都可以认为是一个序列,这些信念成为决定最后结果的因素。因而这个模型叫作序列互惠模型。读者的总效用等于物质支付与互惠支付之和,而物质支付又可以拆成两部分,一个是当前的物质支付,另一个是读者对未来的预期所形成的收益,Dufwenberg证明了每个具有互惠激励因素的博弈中都有一个序贯互惠均衡。

这实质上是说将信息集分成两类,第一类是过去历史收益的考虑,第二类是对将来收益的考虑。于是将收益拆分为当前的和未来的预期。证明主要是利用了拓扑等价和不动点定理。下面我们利用序列互惠均衡的方法看读者时限的问题。

四、均衡条件的分析

序列互惠均衡的存在性告诉我们:如果已经存在一个序列互惠均衡使得局中人一直合作到最后,而且在最后的时间节点局中人2 都没有采取短期行为,应该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序贯互惠均衡说明了局中人之间的友善的程度,当时间节点到达最后时,说明在之前的每个时段上图书馆都和读者维持了借阅的关系,在这个信念下,读者给图书馆带来的最小收益是零,也就是说,图书馆在第一次和读者确立借阅关系以后,就再也不去了。读者给图书馆带来的最大收益是他的单位收益乘以时间的一半,即读者一直坚持在图书馆借阅使得图书馆的借阅量增加。于是根据公平支付的定义,公平支付为单位收益乘以时间的四分之一。读者的友善分为在最后期限没有采取短期行为和在最后期限采取短期行为,可以计算读者认为馆方对他的友善。事实上,存在着读者一直遵守图书馆的规定,按时还书,不涂抹、损害图书的概率,也就是读者认为图书馆对他友善的概率,即读者认为图书馆不会终止和读者的借阅关系的概率,是读者认为图书馆对他的信任程度。

按着Dufwenberg方法,我们可以得到读者一直都遵守规定不采取短期行为的总效用[5]281。同样可以计算读者在最后的时间节点采取短期行为的总效用。在最后一个时间节点处,我们期望的是有短期收益的效用大于非短期收益的效用,通过计算分析可知:考虑读者感受到来自图书馆的善意是给定的常数时,可以达到序贯互惠均衡的要求,对上式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影响读者认为图书馆对他的态度的因素:合作的时间长短,读者的单位收益,信任程度,馆方的流通量,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当其他量给定时,时间越长,序列互惠均衡越容易满足,也就是说读者认为图书馆对他的态度越好。(2)当其他量给定时,单位收益越大,序列互惠均衡越容易满足,也就是说读者认为图书馆对他的态度越好。(3)当其他量给定时,信任程度越高,序列互惠均衡越容易满足,也就是说读者认为图书馆对他的态度越好。

当其他量给定时,图书馆流通量的情况比较复杂,下面我们对上式求导可知:当流通量增加时,序列互惠均衡越不容易满足,也就是说在最后时间节点时,读者对图书馆资源破坏的程度越高时,二者之间的互惠就更容易被破坏。为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图书馆就得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如卢燕提出:制定严格可行的规章制度可以保障图书管理员和读者自觉要求和行动[3]123。

妥善解决读者时限问题,对于图书馆和读者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如果可以解决好读者时限问题,那么可以提高图书馆的利用率和声誉。我们首先给出了图书馆和读者的博弈以及他们的收益。Dufwenberg所考虑的收益因素和互惠收益扩展为当前收益(帮助性互惠)和将来收益[5]273。为了能够达到序列互惠均衡的要求,我们比较了读者是采取短期行动还是不采取短期行动的对效用的影响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增加图书馆和读者的合作时间,增加二者的信任关系以及图书馆应加大对采取短期行为的处罚力度。

摘要：图书馆和读者之间的博弈可以到达均衡,行为博弈论认为二者之间的互惠影响着他们的收益。基于序列互惠模型的读者时限问题综合考虑了对过去的收益和对未来收益的期望因素,得出了序列互惠均衡的条件。

行为博弈论 篇8

而保障房供给不足问题由来已久, 至于其成因,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阐释。贾春梅等学者从制度角度认为保障房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和政绩考评机制;而贾康等学者认为是住房保障制度本身存在缺陷。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 刘凯瑞认为是保障性住房需求的增长导致供给的不足, 黄安永等学者则认为是财政投入不足使得保障房建设缺乏原动力。胡碧从公共选择角度认为保障性住房具有准公共品的特点, 私人经济部门会因为投入大, 效益低而不愿意生产, 其供给数量必然低于最优数值, 最终导致保障房供给不足。很少有人从博弈论的角度探讨, 而保障房的建设过程中, 又涉及中央、地方政府以及房地产开发企业, 三者之间的博弈会影响各方的行为, 因此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 综合以上各方面原因, 分析供给者的行为, 来解读保障房供给不足问题。

博弈论考虑事件中个体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 并研究它们的优化策略。将博弈论引入保障房的供给者中, 有助于研究各方行为在相互博弈中的变化。如果不考虑博弈对各方行为的影响, 意味着在分析保障房供给者行为时, 不考虑供给者心理变化、信息不对称、行为偏好以及行为选择, 这样得出的结论是片面的, 不准确的, 也是与现实不否的。

1 博弈模型

保障性住房建设属于公益性投资, 所获得的社会利益要大于经济利益, 完全通过市场的作用是无法满足需求的, 因此, 地方政府承担了保障房的投资建设责任。而地方政府能否积极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取决于中央政府的监管政策取向。企业作为实施主体, 能否认真贯彻落实地方政府的政策, 也取决于地方政府对保障房监管的严厉程度。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以及不同行为主体对政策的偏好不同, 产生了以下一些博弈。

1.1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斗鸡博弈”

在我国,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保障房建设的主要资金投入者, 但各自的投入比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通常是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完成相应的目标, 并对相对落后的城市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但由于各地普遍无法承受建设保障房的巨大的资金压力, 因此, 都在等待中央政府的资金支持。可借用“斗鸡博弈”模型来分析这一问题[1]。

如表1所示, 该博弈的纳什均衡即为一方执行, 一方不执行, 双方都执行或都不执行是获利最小的情况。假若某一地方政府由于无法解决资金问题或得知中央政府对其他地区给予了一定的资金支持, 则会暂缓做出建设保障房的决定, 因为如果可以等到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或财政支持就不需要付出或少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那么就有两种情况, 其一, 中央政府给予资金支持, 即中央政府执行, 那么中央政府就需要投入资金, 而地方政府无需投入就解决了当地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 此时, 中央政府获利为0, 地方政府获利为2;其二, 中央政府未给予财政支持, 那么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政府的目标, 会想方设法解决资金难题, 建设保障房, 此时, 地方政府同样解决了一部分人群的住房问题, 但同时也耗费了巨大的财政资金, 有收获也有付出, 假设相互抵消, 地方政府获利为0, 而中央政府却未投入资金, 却使得困难群众的住房条件得以改善, 从长远意义来看,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和谐, 获利为2。从该博弈结果来看, 这种“等待”使得保障房建设存在低效率, “能拖则拖, 能少则少”成为地方政府对待保障房建设的态度, 导致长期以来保障房供给中普遍存在“雷声大, 雨点小”, 甚至“只打雷, 不下雨”的现象。导致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无法得以满足。

1.2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智猪博弈”

为了更进一步研究哪些因素影响地方政府的决策选择, 可以套用“智猪博弈”模型来分析, 把中央政府看作“大猪”, 地方政府看作“小猪”, 中央政府的策略空间为 (监督, 不监督) , 地方政府的策略空间为 (积极执行, 消极执行) 。

假设政府建设保障房带来的收益是P1, 政府未建设保障房带来的收益是P2, 其中P1>P2, 地方政府为建设保障房的机会成本为C。

若地方政府严格执行中央政府的保障房政策, 双方都能获得无形的社会收益, 而地方政府由于将一部分可用于商业用地的土地无偿划拨为保障房建设用地, 会导致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减少, 也会导致开发商业地产所带来的税收减少, 财政收入减少。若地方政府消极执行保障房政策, 可能会受到中央政府的惩罚, 假设罚金为FP, 若地方政府严格执行, 会受到中央政府奖励, 包括口头奖励、综合政策的奖励以及物质奖励等, 均假设为物质奖励, 设为FI。

从该博弈结果可见, 不论地方政府选择积极执行, 还是消极执行, 中央政府都会选择监督, 因为监督是其占优策略, 此时, 它获得的收益最大。政府对保障房建设的监督代表了政府的重视, 建设保障性住房所带来的收益是无形的, 是社会性的, 比如缩小贫富差距、加强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美化政府形象等等。而地方政府做出选择一定是按照中央政府的决策决定的, 它会认为中央政府肯定会监督, 但是否要积极执行取决于P1+FI-C和P2-FP的大小。这也决定了该博弈的纳什均衡。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考虑, 如果中央政府加大奖励和处罚力度, 即增加FI、FP, 并且制定明确的奖惩措施, 例如降低GDP对干部考核的权重, 明确干部晋升机制与辖区居民对保障房供给的满意度挂钩, 保障房建设实行首长负责制, 强化政策扶持力度等, 让地方政府认识到积极执行的效果是理想的, 而消极执行会得不偿失, 这样地方政府会偏向于积极建设保障性住房, 形成的纳什均衡就是 (监督, 积极执行) , 也避免了地方政府只顾眼前利益, 符合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

1.3地方政府与开发企业间的合作博弈

地方政府主观上会根据中央政府的决策做出响应的决策, 地方政府会有两种选择。其一, 严格执行保障房政策, 其有利方面是为中低收入者提供住房, 获得当地居民和社会舆论好评, 促进社会稳定, 其弊端是减少了商业用地划拨、为开发企业减免相关税费来建设保障性住房, 减少了政府财政收入;在分配保障房的环节还需设立监管机构, 做合理的分配和监督, 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支出。其二, 地方政府若放任企业的所作所为, 或没有有效地措施来强制开发企业去建设保障性住房, 那企业为了追求更多利润, 会选择增加商业房产的开发, 而非保障房的开发。由此可见, 地方政府放任企业开发商业地产比开发建设保障房所获得的收益要大, 即Pg3> Pg2> Pg1> Pg0, 开发企业不执行保障房政策或违规经营保障房用地所获收益也大于开发建设保障房所获得的收益, 即pe3> pe2>pe1> pe0。因此, (Pg3, Pe3) 为地方政府和开发企业的纳什均衡策略选择, 即地方政府放任开发企业行为, 开发企业不去建设保障房。这样的选择, 会使地方政府和开发企业获利最多, 但这样做的后果是社会效益为0, 地方不会有保障房的建设, 只是增加了地方GDP。

2 结论及分析

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博弈来自于观念上的矛盾。其一,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责任重心不同, 造成了中央和地方行为差异。中央政府强调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建设保障房, 最大限度的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 而地方政府承担着发展地方经济的重任, 它更多的关心保障房供给对地方财政的影响。其二, 行为标准存在差异, 该差异体现在建设进度上。地方政府缺乏建设保障房的热情。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条件下, 特别是以GDP为核心标准的政绩考核制度的影响下, 地方政府不会把精力投向建设保障房, 而将资源配置到更能出政绩的地方, 而中央政府又没有明确的监管机制及监督办法, 导致保障房建设缓慢。而地方政府及开发企业的博弈则来自于地方政府的态度是否坚决。若地方政府偏好于获得经济利益, 会放任开发企业违规执行来获取高额收益;若地方政府强于规避政治风险, 则会积极建设保障房。

从上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博弈模型可见, 中央政府实施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是其占优策略, 可以获得最大的权益, 这种权益从短期来讲解决了社会底层人民的居住问题, 间接的缩小了贫富分化, 促进了社会公平。从长期来讲, 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 降低他们加入社会负面组织或机构的概率, 对社会稳定有着巨大的作用。并且, 中央政府若不执行监督, 地方政府便会无所作为, 这样中央政府不会收获任何权益。

对于地方政府来讲, 中央政府会对其实施监督, 而地方政府是否积极执行, 取决于其对财政权益和政治权益的偏好。其中, 财政权益包括中央政府会对其良好表现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项目支持等, 也包括建设保障房所损失的土地出让金及其各种税金。政治权益包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表扬, 干部职位晋升以及大众舆论好评, 执政压力减小、有利于地方整体规划。对于企业来讲, 出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原则, 它不会主动建设保障性住房, 需要地方政府转变观念, 重视保障房的建设, 加强监管, 采取严厉的措施惩治违规操作的企业, 才能引导企业走上建设保障房的道路上, 这样除了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 建立诚信企业形象, 提高企业的知名度等企业自身利益以外, 还有巨大的社会利益, 能够使得企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2]。

3 结束语

通过以上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见, 只有通过政策的引导才能使各博弈的均衡走向努力建设保障房的方向, 即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引导开发企业有效的执行, 才能确保全社会的收益最大, 具体而言, 各方需要做到如下几点。 (1) 中央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激励地方政府建设保障房。首先, 落实干部晋升激励制度和物质奖励。我国的垂直政治体制决定各级政府对上一级政府负责, 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完成上一级的目标任务, 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引致地方政府职能的转移。政绩考核中并没有保障房建设指标要求, 因此, 形成了自上而下无人考核、无人筹建的情况。因此, 中央政府要完成保障房的建设任务就要在考核中增加保障房建设指标在干部考核中的比重, 明确晋升机制。促进实现地方首长负责制, 对消极执行的地方政府及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处罚, 并明确行政处罚的方式, 让地方政府意识到消极执行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而积极落实到位会得到职位和物质的奖励。其次, 落实财政激励制度。保障房建设的最大瓶颈就是资金问题, 而这个重任又责无旁贷的落到地方政府头上, 有限的税收往往让地方政府捉襟见肘, 那么需要通过资本市场取得贷款、获得中央政府的专项财政补贴来解决该难题。这就需要中央政府支持地方政府的保障房融资政策, 也需要其划拨更多的专项资金用于保障房的建设, 加强保障房建设的持续性。最后, 完善监督机制, 地方政府是否能认真执行保障房建设, 取决于对中央政府是否认真监督所做的判断。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制定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来考核地方政府的完成情况, 包括制定指标、实地考察、对各地建设情况进行实时统计, 排名, 对建设进度缓慢的地区加强监督督促, 对没有完成建设任务的地方政府给予处罚并通报批评。 (2) 地方政府要转变观念, 要考虑社会利益和长远利益。地方经济发展固然重要, 但一味的追求高GDP增长率, 解决不好当地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 带来的负面作用是巨大的, 因此, 地方政府要转变思路, 做好资源在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之间的合理分配, 要考虑长远利益。其一, 通过建设保障性住房, 解决当地困难百姓的住房问题, 真正实现百姓的安居乐业, 获得舆论好评。其二, 建设保障性住房可应对地方经济下滑,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房地产行业的关联产业多达40 余种, 牵引力大, 对房地产的投资可带动其他许多产业的发展。正值当下房地产市场有所萎缩, 地方政府可以把握该有利契机, 倡导开发企业兴建保障性住房, 避免资源闲置浪费, 带动当地经济增长。地方政府还要制定相关法律来约束开发企业的行为。让企业认识到违规操作保障房建设用地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引导企业认真执行保障房开发政策, 并制定明确的奖励措施。建设保障房虽然利润率低, 开发企业认为可以获得其他优惠条件, 失有所偿。此外, 地方政府也要充分利用公众监督。 (3) 强化开发企业的社会责任。对房地产开发商而言, 不开发建设保障性住房是其权利所在, 因为企业是要追求高利润的, 而开发保障性住房有如下两点益处。其一, 经过近10 年的疯狂开发, 目前房地产市场已几乎没有投机性需求, 而刚性需求短期内不会有较大变化, 房地产市场开始了漫长的消化期, 而为了不必要的资源闲置, 开发企业可以考虑开发保障性住房, 虽然利润率限制在3% 以下, 但是投入相对较少且利润稳定、风险较低 (有固定的消费人群) 。其二, 开发建设保障性住房可以增加企业信誉和口碑, 有利于企业的更快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胡杰.基于博弈论角度下的保障房问题探究[J].经济师, 2013, (9) :281-284.

行为博弈论 篇9

加强节能减排,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为此“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以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的约束性目标,但2012 ~ 2013年部分指标完成落后于预定目标。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巨型国际企业正在积极探索利用信息通信技术 (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Technology,ICT) 促进节能减排之路[1]。中国政府也已经充分认识到ICT对电力、煤炭、制造等工业企业效率提升,和节能减排的潜力,实现低碳式经济发展目前已成为政府和业界的共识[2,3,4,5]。但是由于诸如智能物流、智能电网和智能建筑等许多ICT低碳解决方案尚处于“初期试验”阶段,高能耗工业企业对于ICT如何帮助实现减排并不十分清楚,加上ICT低碳解决方案先期投资巨大,节能减排效应不易立即体现,一方面,使得高能耗工业企业为规避风险而缺乏应用ICT技术节能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ICT低碳方案提供商也面临研发技术风险、成本、市场销售不确定等问题和障碍,而缺乏研发积极性。因此,如何协调ICT低碳方案提供商、高能耗工业企业共同努力,将ICT减排方案从高能耗工业企业的运作绩效提升到国家战略绩效,是当前利用ICT低碳方案促进节能减排的关键问题。

现有关于ICT与低碳节能减排的研究主要围绕ICT具有的节能减排潜力和减排机理展开。Schandl和Turner通过对建筑、交通和食品等领域的非实物化技术在实现节能减排的效果研究,指出澳大利亚可以借助ICT的非实物化技术解决其环境和能源危机[1]。Takahashi和Tatemichi等研究了ICT在节能减 排过程中 的碳排放 反弹效应[1]。杨天剑等中国学者主要以通信产品为例对ICT的减排潜力进行了定量分析[2,3,4,5],以及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对ICT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贡献和对策进行了阐述[8,9,10,11]。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验证ICT技术对降低碳排放和能源消耗具有的巨大潜力,但对于影响ICT低碳方案成功实施和推广中,高能耗工业企业和ICT低碳方案提供商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未进行考虑。然而,要降低或消除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不仅需要高能耗工业企业和ICT低碳方案提供商的共同努力,还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资金资助作为重要的保障。本质上ICT低碳方案的研发和推广属于高能耗企业、ICT低碳方案提供商和政府协同创新问题。国务院办公厅于2014年5月15日印发的《2014 ~ 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亦指出要在高能耗等重点领域鼓励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多种形式的产学研战略联盟,将强化技术支撑作为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因此本文基于博弈论分析高能耗工业企业与ICT低碳方案提供商之间采取收入利益分享合作方式时,二者在协同创新过程中的利益博弈行为,以及政府激励政策对高能耗工业企业、ICT低碳提供商的努力程度的影响,确定ICT低碳方案提供商和高能耗工业企业的博弈均衡点,并在此结果的基础上设计政府推动ICT促进其他行业节能减排的激励政策和推进路径。

1 ICT 低碳方案协同创新博弈模型

1. 1 问题描述及模型假设

在ICT低碳方案协同创新过程中,高能耗工业企业与ICT低碳方案提供商之间采取收入共享的方式进行合作。ICT低碳方案的研发由ICT低碳方案提供商负责,研发投入为Cr,研发成功的概率为P( Cr) ; 研发成果的实施推广由高能耗工业企业负责,实施投入为Ce,收到的节能减排收益函数为E( Ce) 。政府给予高能耗工业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税率为T,免税比例为λ ( 0≤λ≤1) ;为ICT低碳方案提供商研发提供经费资助为Gsr,且该经费分两阶段发放,研发初期拨付比例为α,研发成功后拨付剩余部分。由于政府与ICT低碳提供商间属于委托代理关系,为防范ICT低碳提供商的道德风险,当ICT低碳方案提供商因投机未达到契约目标时,政府对其进行惩罚为Gpr。

根据文献 [12] 的研究,ICT低碳方案研发成功的概率满足下列条件:

1. 2 基本模型

在收入分享合作模式下,高能耗工业企业和ICT低碳方案提供商通过商谈的方式确定各自在市场收入分享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ψ ( 0 < ψ <1) 和1 - ψ,则ICT低碳提供商和高能耗工业企业的期望利润分别为:

双方均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决定各自的投入,求解可得二者的最优研发投入C*r1和最优实施投入C*e1分别为:

2 模型分析

2. 1 协同创新博弈行为分析

由于P'- 1( Cr) 和E'- 1( C*e1) 均单调递减,因此当ψ减小时,C*r1增大,而C*e1减小,当ψ减小到使得C*e1≤0,即ψ∈{ ψE'- 1( 1 /[1 - ( 1 - λ)T]ψ) ≤0} 时,高能耗工业企业将不与ICT低碳方案提供商合作。同理,当ψ增大到使得C*r1≤0,即ψ∈{ ψP'- 1( 1 /( 1 - ψ) E( C*e1) + ( 1 - α) GSr+GPr) ≤0} 时,ICT低碳方案提供商将不与高能耗工业企业合作。因此,有如下结论。

结论1高能耗工业企业的收入分享比例与其最优实施投入正相关,而与ICT低碳方案提供商的最优研发投入负相关。

结论2当收入分享比例双方合作失败。

由结论1和结论2可知,在收入分享合作方式下,高能耗工业企业与ICT低碳方案提供商之间的收入分享比例对二者的合作与否起着关键作用。

2. 2 政府对最优博弈行为的协调

要分析政府对高能耗工业企业与ICT低碳提供商协同创新的协调作用,可通过比较政府在参与和不参与协同创新两种情况下高能耗工业企业和ICT低碳方案提供商的最优投入。当政府不参与协同创新时,Gsr= 0, Gpr= 0, λ = 0, 由式子( 3) 和 ( 4) 得到ICT低碳方案提供商和高能耗工业企业的最优投入分别为:

E'- 1( Ce) 是关于λ单调递增的,由式子 ( 4)和 ( 6) ,显然有C*e1> C*e2,所以政府增大免税比例λ,将促进高能耗工业企业提高其最优实施投入。且由式子 ( 4) 知,当λ增大到使得C*e1> 0,政府的免税政策能够协调高能耗工业企业与ICT低碳方案提供商间因收入分享比例而导致的利益冲突,进而促成双方的合作。

同理,由式子 ( 3) 和 ( 5) 知C*r1> C*r2,所以政府增加对经费资助Gsr和惩罚Gpr额度,将促进ICT低碳方案提供商的最优研发投入。且由式子 ( 3) 知,当( GSr,GPr) 增大到使得C*r1> 0,即政府的经费资助和惩罚能够协调ICT低碳方案提供商与高能耗工业企业因收入分享比例而导致的利益冲突。因此有如下结论。

结论3当高能耗工业企业与ICT低碳提供商因收入分享比例而不能进行合作时,若提高政府免税比例至或提高经费资助和惩罚至则能够协调二者的利益冲突,促成双方的合作。

结论3表明政府给予免税优惠政策、经费资助和惩罚对高能耗工业企业实施ICT低碳方案以及ICT低碳方案提供商的研发具有激励作用,能够协调高能耗工业企业与ICT低碳方案提供商在协同创新合作中的收入分成分歧。

3 模型主要参数数值模拟

假设ICT低碳方案协同创新成功的概率函数和市场收益函数分别为:

( 1) 政府经费资助和惩罚额度对ICT低碳方案提供商最优投入水平的影响。

给定政府资助经费的首付比例为α = 0. 4,收入共享比例ψ = 0. 4,则政府的经费资助和监管强度对ICT低碳方案提供商最优投入的影响如图1所示。

( 2) 政府资助经费拨付比例和收入分享比例对ICT低碳方案提供商最优投入的影响。

给定Gsr= 1. 4,GPr= 0. 5。则政府资助经费拨付比例和收入分享比例对ICT低碳方案提供商最优投入的影响如图2所示。

( 3) 收入分享比例和免税比例对高能耗工业企业最优投入水平与的影响,分别如图3和图4所示。

通过算例数值模拟结果,可清楚看到:( 1)ICT低碳方案提供商的最优投入随着政府资助强度和监管力度的增大而提高,而随着政府资助首期拨付比例和收入分享比例的增加而降低。可见,在协同创新过程中,政府需要确定合理的资助经费首期拨付比例、高能耗工业企业需要确定合理的收入分享比例,才能对ICT低碳方案提供商的研发投入起到最大的激励作用。( 2) 高能耗工业企业的最优投入随着政府免税比例的提高而增加,随着收入分享比例的降低而降低,且当收入分享比例过低时,将不与ICT低碳方案提供商进行合作; 此时要使企业付出同等的投入则需要政府给予更高的免税比例。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ICT低碳方案提供商与高能耗工业企业协同创新的博弈行为来看,要提高ICT低碳方案协同创新的效率和效果,提高合作各方在协同创新过程中的收益是关键。所以,政府作为ICT低碳方案协同创新的引导者和政策的制定者,不仅需要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也需要实施监管支撑,为ICT低碳方案促进低碳经济发展配置良好的外部环境。

( 1) 增加政府对ICT低碳方案提供商的经费资助,但须合理安排经费的首期拨付比例。政府的经费资助对ICT低碳方案提供商增加最优投入具有激励作用,但首期拨付比例过高会诱发ICT低碳方案提供商的投机道德风险,因此需要根据项目自身的特点合理安排经费的先期拨付比例,使有限的经费发挥最大的激励效用。

( 2) 加强政府对ICT低碳方案提供商的监管。在ICT低碳方案协同创新过程中,政府是委托人,ICT低碳方案提供商是代理人。由于政府通过先期调查和评估对于ICT低碳方案提供商拥有的人才、设备、科研能力可获取较多的了解,但难以直接观察到其后期的真实努力程度和投入水平,因此为防范ICT低碳方案提供商可能会出现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问题,需要政府实施监管,依据其实际投入水平和研发成果的科研和市场价值制定合适的惩罚力度,形成由协同方一起共担合作风险的条约,最大限度的规避道德风险。

行为博弈论 篇10

关键词：博弈； 低保对象； 求职行为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志码：Ａ

一、问题提出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保护体系的“最后安全网”。我国的城市低保制度经过10余年发展，“应保尽保”的目标早已实现。但是，随着城市低保制度的发展完善，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以下简称低保对象）却逐渐成为低保对象主体。截至2007年末，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占低保对象总数的比例高达75%以上。(1)制度实践中低保对象的制度依赖倾向越来越明显。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的制度依赖既是对劳动资源的浪费，又是对社会救助资源的侵占。国外的实践经验则表明，对于社会救助制度的依赖会导致人们劳动伦理丧失以及“贫困陷阱”，进而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因素。

如何平衡救助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既防止制度依赖，又防止社会排斥，是各国社会救助政策需要攻克的难题之一。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建立促进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积极求职的利益导向机制是各国采用的主要应对措施。本文利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和探讨政府与低保对象在不同模式下救助、就业间的博弈问题，分析的目的则是为了寻找城市低保制度中救助与就业的最佳平衡点，建立促进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积极就业的利益导向机制，进而实现保障贫困群体生存与促进发展的双重目标。

二、城市低保对象求职行为博弈分析

为了便于对低保对象求职行为的博弈分析，我们假设：①所有博弈参与人都是理性经济人，都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②低保对象在“吃低保”与就业两个策略之间进行选择，其支付函数为每一种策略净收入的效用函数，由于低保对象是理性的经济人，因此他会选择效用相对高的策略组合；政府为了降低低保对象的制度依赖现象会在激励低保户就业和不激励之间做出选择，其相应的支付是低保户就业带来低保金支出水平减少的效用与政府直接激励措施的经济支出之间效用的差额。③为了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低保对象接受政府低保救济标准为S，如果低保户就业，其净收入效用为Wi（i=1代表政府激励的收入效用，i=2代表政府不激励就业净收入效用）。假定政府为了鼓励低保对象就业在管理上需要付出的成本为E，Wi-E＞W2,那么低保对象与政府之间博弈如下：

（一）理想状况下的完全信息博弈分析。该种情形假定，低保对象就业收入远远大于低保对象的期望收入。在这种理想状况下，低保对象的策略空间为就业或者“吃低保”；政府的策略空间为激励或者不激励低保对象就业。从图1的博弈支付矩阵可以看到，当政府激励时，低保对象就业的期望效用大于“吃低保”，低保对象的最优策略是就业；当政府选择不激励时，由于就业所带来的效用依然较高，因此，就业是低保对象的占优策略。一旦低保对象不论政府是否激励都选择就业，那么政府的理性选择就是不激励，因为就业收入已经能够保障低保对象自觉地退出低保，这样政府可以节约更多的福利费用支出，低保对象的社会价值也得到了发挥。从而（就业，不激励）成为此种情形的纳什均衡。

但是，目前我国低保群体就业的实际情形是，这部分贫困群体虽然有劳动能力，但是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目前不少下岗和失业人员对于新岗位的竞争力较差，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很难回到社会主导产业中去；在目前的体制下，也不可能再回到以往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而新的朝阳产业，又很难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2)加之社会最低工资标准偏低等因素，贫困群体就业的净收入很难想象会远远超过低保线。因此，这只能是一个理想的纳什均衡。

虽然低保对象就业很难获得期望的收入水平，但是以上的纳什均衡仍显示，如果就业能为低保对象带来更多收入效用以外的附带效用，那么低保对象在博弈中的依然会更加倾向于选择就业。据最低生活保障司的统计，目前处于就业和失业之间摆动的低保对象占有劳动能力低保总数的25%左右，这部分人口不能积极就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就业能否带来持久的效用表示怀疑。而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在城市低保的基层实践中，部分地区的低保人员在找到工作获得收入后，需要向低保管理机构汇报，还要根据收入扣除低保金，但由于工作的不稳定性，他们往往不愿意去工作。因为一旦工作失去，申请低保又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这使他们徘徊在是工作还是依赖低保的矛盾之中，于是被动地放弃工作而依赖低保救助。可见，如果在低保动态管理方面工作能够免除低保对象就业的后顾之忧，那么这部分低保对象自然会减少对低保的被动依赖。

（二）现实状况下博弈分析的基本模型。该情形假定，政府激励下低保对象就业净收入大于低保标准线，但是政府不激励下低保对象就业净收入接近低保标准线。在这种与现实状况更为接近的情形中，低保对象是否就业，取决于就业所带来的期望收入是否能达到低保对象的预期收入。按照预期收入类型将低保对象区分为高期望收入以及低期望收入低保对象，此时，该博弈中的具体参与人有：政府、高期望收入以及低期望收入两种类型的低保对象。政府不具有低保对象的个人期望家庭收入高低的信息，因此双方构成了不完全信息博弈。

在原有假设基础上增加条件：假设政府关于低保对象属于高期望收入类型的信念为概率,为低期望收入类型的概率为p。假设对于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1-p，一旦就业的收入或仅获得低保金的收入不能达到其收入预期时，这部分人将会采取隐性就业方式进行寻租行为(3)，即一方面获得低保金，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获得工资收入ｗ。假设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隐性就业时，被政府查处的概率为q，一旦被查处将取消其低保资格，不能被查处的概率为1-q。假设政府在策略选择时，以m的概率选择激励低保对象就业，以1-m的概率对低保对象就业不激励。

对于不完全信息博弈分析海赛尼（Harsanyi，1967）开拓的给出了其向策略式博弈转化的方法，从而将每一种不完全信息博弈的贝叶斯—纳什均衡转化为一个关联的策略式博弈的纳什均衡。依照前面博弈的假设，利用海赛尼转换（Harsanyi transformation），将不完全信息博弈转化为下图所示的海赛尼转换后的策略式博弈，其中Ｌ、Ｈ分别代表低保对象的类型为低、高期望收入者，政府激励条件下高、低期望收入对象就业的收入效用分别为w1、w3，政府不激励的条件下高、低期望收入对象就业的收入效用分别为w2、w4，隐性就业收入为w。

从图2可知，对于低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在政府激励时，就业净收入w3可以达到低保对象的收入预期，因此低期望收入低保对象在政府激励下的占优策略是就业。但是当政府选择不激励时，低保对象选择就业净收入效用w4低于“吃低保”收入效用，这主要是由于低保对象选择就业与“吃低保”所带来的净收入相差无几，但是低保金是不需要付出任何劳动的，因此考虑到就业净收入抵扣掉闲暇时间的成本后，低保对象更偏好于“吃低保”。故在政府不激励时，“吃低保”是低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的占优策略。

而对于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在政府激励时，就业与“吃低保”没有显著差别，假设在政府激励时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就业的概率为α，选择“吃低保”的概率为1-α。在政府不激励时，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就业的收入为w2，为简化分析，假设w2低于其预期收入，因此，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选择“吃低保”。

对以上联合策略博弈进行求解，当政府激励时低期望收入低保对象的占优策略是就业，当政府不激励时，“吃低保”是低期望收入低保对象的占优策略。因此低期望收入低保对象的最优策略取决于政府的最优策略，即sL*=s(m*)。而对于高期望收入低保对象，其就业的期望收入=mW1+(1-m)w2，吃低保的期望收入=S(1-q)+w，那么在均衡时有mw1+(1-m)w2=S(1-q)+w，即m*= 。对于政府，在w2＜S(1-q)+w时，激励的期望效用是α[S-E]+(1-α)[S(1-p)-E] =αSp+S(1-p)-E，当政府不激励时，低期望收入低保对象会选择占优策略“吃低保”，高期望收入低保对象在此时就业的收入不能达到其收入预期，也会选择“吃低保”策略，故在不激励情况下政府收入效应为0。在均衡条件下，政府激励与不激励没有差别，即αSp+S(1-p)-E=0，α*= ，因此，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博弈的贝叶斯混合纳什均衡为(m*,sL*,α*)。

以上的贝叶斯均衡的必要条件为w2＜S（1-q)+w且E＞S(1-p)，这表明在低保对象就业的博弈均衡时，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对政府不给与激励下的工资收入不满足，出现福利依赖现象，同时政府在激励低保对象就业上的投入水平应该是大于低期望收入低保对象由于就业所带来的低保福利支出的减少。在以上条件满足时，若m＞ ，这时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就业的期望收入高于“吃低保”，则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的理性选择是就业，相反，若m＜ ，则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的理性选择是“吃低保”。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高期望收入低保对象究竟选择就业还是“吃低保”实际上主要受m和 之间关系的影响。

首先，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对政府激励就业的信念高低。若较高，则低保对象更倾向于就业。

其次，政府刺激高期望收入低保对象就业的激励效用大小。从博弈结果可以看到，激励就业与不激励就业的效用差距为W1-W2，若两者差值较小，则低保对象更倾向于“吃低保”。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低保对象就业的实际收入W1偏低，由于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08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大幅调整后，最低工资也仅仅在350～960元之间，而且贫困群体就业的工作类型一般为非全日制工作，收入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因此，较低的就业工资与可能获得的隐性就业期望收入之间的差距导致低保对象更理性的选择“吃低保”。因此，较小W1和W1-W2更有可能导致m＜ ，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隐性就业的结果。

再次，政府监督约束机制的完善程度决定了低保对象寻租的概率大小。若政府能高效的查处并防范低保对象的寻租行为，即q较高，则低保对象通过隐性就业获得更高收入S(1-q)+w的期望值就会降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种寻租行为。

最后，政府促进低保对象就业的支出水平高低。在均衡路径上，政府对于低保对象的就业信念与政府的促进就业支出水平正相关，因此，在长期均衡中，提高政府对低保对象就业的资助力度将有助于向低保对象发出政府促进低保对象就业信心的信号。

（三）现实状况下博弈分析的扩展模型。以上分析没有考虑到低保群体在接受低保救济同时享受附带福利问题，如果在基本博弈模型分析中增加“吃低保”同时还可以享受其带来的医疗、教育和廉租房等附带福利的效益，那么，政府的收益将下降，假设政府需要为低保对象的附带福利多支出F。而对于低保对象来说，由于 ＞0，附带福利可以增加低保对象“吃低保”的效用，很可能导致享受附带福利的低保的效用S'=S+F＞w。其实，虽然目前城市低保的附带福利覆盖面并不广泛，但是其效用却很大，很多基层的低保管理人员甚至把具有高附加值的低保卡称为“金卡”。

此时，如果低保对象对低保的附带福利的需求很大，或者丧失低保资格将导致原来凭借低保资格获得的救助（如子女上学费用减免、交通、住宅等照顾）都将丧失，那么包括了低保附带福利的效用就可能远远超过就业的效用。这时低保对象的类型不影响其策略的选择，低保类型已经变得不重要，低保对象的就业博弈退化为完全信息的博弈，不论是高期望收入低保对象还是低期望收入低保对象选择“吃低保”都将是占优的选择，因为，在低保对象选择“吃低保”的策略前提下，政府的理性选择是不激励，这样（吃低保，不激励）成为博弈的纳什均衡，这是一个低效率的均衡。政府在这个均衡下损失了降低低保福利金支出的好处，而低保对象也为了获得低保附带福利的高福利效用而丧失了就业可能获得的更高货币收入。

从以上的博弈结果可以看到，如果低保对象在此对通过低保这一特殊资格而获得的低保附带福利更加偏好的话，那么对于低保对象来说“吃低保”的效用就可能远远超过就业收入小幅增长所带来的效用，因此，“吃低保”可能会成为低保对象的占优策略。这种情况下政府试图通过激励措施来促进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就业的政策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

三、博弈分析的结论与政策启示

低保制度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维持或“制造”一个低收入阶层，而是把保障其生存作为一个基础，同时使其中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经由就业摆脱贫困，不再接受政府救助。以上博弈分析的结果对城市低保的制度设计实现由低效率的均衡（吃低保，不激励）向高效率的均衡（就业，激励）转变具有如下几方面政策启示：

（一）增加低保对象就业收益，改善其对就业的收入预期。博弈分析表明，不同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对政府的激励措施的反映是不同的。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对于政府的激励措施更为敏感，是低保政策实施激励就业目标的关键，而这部分低保对象求职的动机又主要取决于其对就业的损益分析，只有当预期净收益为正时，他们才有可能退出低保而就业。因此，要有效激励这些人就业，就要切实增加其就业收益（这里主要包括收入水平及相关附带的就业优惠措施），改善其对就业的收入预期。这要求政府要从多渠道为低保对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对低保对象就业的资助力度，而更为重要的是加强对低保对象的“投资”，提高其自立能力，特别是要加强就业培训和教育救助。这是低保对象实现就业，摆脱贫困的根本所在。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对贫困家庭来说，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保障其子女的教育机会，是防止贫困代际循环的重要举措。

（二）加大对隐性就业的监督和惩处力度。博弈分析显示，对低保对象较低的监管力度将导致更多寻租行为，不利于就业。为了降低低保对象寻租行为，笔者认为应该加大对低保对象隐性就业的监督和惩处力度：一方面，在低保条件的审核上，完善对申请对象收入核实与测算，出台政策法规，要求各单位、各部门必须如实出具收入状况证明，对不如实出具证明的，授权联合执法机构予以处罚；另一方面，对通过隐匿家庭经济收入等方式骗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家庭，要制定具体的处罚细则，加大处罚力度，增加违规成本，降低低保对象发生寻租的概率。

（三）建立促进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积极求职的利益导向机制。对于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低保救助制度不仅需要考虑如何满足低保对象的生存需要，而且需要考虑制度设计对个人就业行为的影响。为有效地防止制度依赖，促进再就业，笔者建议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其一，增强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的社会责任与义务意识，即明确低保对象既有权利申请低保，又有义务通过求职自立。西方国家工作福利制度对完善我国低保政策有重要借鉴意义。“工作福利制度”即是“为你的福利而工作”，它是一项强制性的劳动力市场计划，其特点是突出被救助者的义务，该项制度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的被救助者需要为救助金而工作，否则会失去被救助的资格。其二，在保障标准上，进一步扩大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与无劳动能力低保对象之间的差别。实践中，可以采用“收入豁免”、“就业补贴”等措施鼓励有劳动能力低保户就业。

（四）扩大附带福利的申请资格，弱化其对低保对象退出救助的影响。博弈的扩展分析模型显示，对于很多的低保对象而言，低保的附带福利效用非常高，如果低保对象就业后立即丧失低保附带福利领取资格，可能对这些家庭产生过大的负面影响，这也成为许多低保户不愿退出低保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应该把附带福利的申请资格由低保家庭扩大到低收入家庭或者有特殊困难的家庭，从而弱化附带福利对低保对象退出救助的影响，也就是说，即便一些低保家庭因为就业收入有所提高而退出低保，但只要未超过低收入线，他们仍然可以继续享受附带福利，这就消除了低保户退出低保救助的障碍。

注释：

(1) 民政部网站相关统计资料计算（见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tjsj）.

(2)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71.

(3) 黄晨熹.城市低保对象求职行为的影响因素及相关制度安排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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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udenberg , Drew and Jean Tirole,1991,Game Theory, Chapter 8-9,MIT Press.

（责任编辑焦德武）

行为博弈论 篇11

1 绿色供应链与传统供应链的区别

绿色供应链又称为环境意识供应链,是一种在整个供应链系统中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率的一种管理模式,它以绿色制造理论和供应链管理技术为基础,涉及供应商、生产厂、销售商和用户各个环节,其目的是使产品从物料获取、加工、包装、运输、使用至报废整个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或副作用最小,而同时使资源效率达到最高。它提出诸如“无废无污”“无任何不良成分”“无任何副作用”等新概念。因此,绿色供应链管理是一种在整个供应链管理中考虑并强化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率,通过与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及企业内各部门的沟通,实现整条供应链的“绿色化”。

2 绿色供应链的现状

2.1 绿色供应链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由于我国大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淡薄,它们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企业的“绿化”措施大多是一纸空文,或只停留在操作性层面,即在企业内部缺乏一种绿色环保的文化理念。企业所追求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企业间存在诸多短期行为,难以建立起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战略合作关系。如此会导致恶性循环,最终将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2.2 绿色供应链运作过程中政府行为介入的必要性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严重的环境问题要求企业在其经营活动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采用一些新的经营模式,以获得竞争优势。绿色供应链管理是企业实现经营目标和保护环境双赢的有效手段,无疑将发展成为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但是,绿色供应链管理在我国发展得还不完善,没有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因此,政府行为的介入是必要的。

3 基于博弈论方法的绿色供应链运作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3.1 政府和企业能否成为博弈双方的论证

本文充分论证了其可能性:①作为政策供给者的政府与政策接受者的企业,它们一方面是理性的经济人,另一方面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双方的关系符合进行博弈行为的“假设合理性”。②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其决策的作出及行为的选择,都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因而现实中也存在进行博弈的可能性。③在政府与企业的相互影响中,双方的目标与利益追求不同,导致博弈双方出现利益冲突与行为不一致时,易引发相互间的博弈行为及选择。因此,政府和企业能够成为博弈双方。

3.2 绿色供应链运作中的无政府行为时企业间的博弈导致的后果

制造企业是绿色供应链的中心,绿色制造是供应链中的关键一环,因此分析绿色制造的博弈即可窥见绿色供应链间博弈的结果。

假设某一市场存在A和B 2个制造商,现有2种制造模式:绿色模式G和传统模式T。对一个制造商而言,其从事经济活动的因素可以抽象地归纳为2类:一类为经济性因素,表现为企业追求的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企业选择某一个制造模式,从经济性因素来看是该种制造模式可以带来的报酬率不低于其机会成本;另一类因素表现为社会责任因素,这种因素表现为企业在进行经济活动时愿意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如对公共事业的捐赠等)。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到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如果A、B两者均选择绿色制造模式,则分别得到1+a的利益,其中1为制造商选择绿色模式给制造商自身所带来的当前利益,a表现为制造商因为选择了绿色模式而实现正的外部性,因此给自身和未来人带来的利益对于制造商的效用;如果A、B选择传统制造模式,两者分别得到1个单位的当前利益:如果A选择绿色制造模式而B选择传统制造模式则A得到-1+a个单位的当前利益,而B得到2个单位的当前利益。反之则不是。由于当代人对自身的伦理约束不够,对资源配置与利用的公平性考虑不够充分,在大多数情况下a>0。在以上的博弈中,其博弈的纳什均衡是(T,T),即A、B均选择传统制造模式。因此,由于自利性与竞争的存在,制造模式的选择结果往往是传统制造模式。所以,要实现绿色供应链,仅仅依靠市场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一定的政府行为来帮助清除绿色供应链运作中的障碍,这其中就会涉及政府和企业的多次博弈。

3.3 绿色供应链运作过程中的政府行为的博弈分析

3.3.1 政府监督机制

企业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市场竞争与自利行为的作用下,企业的行为往往与环境不相容。因此,政府有必要对企业的行为进行监督。政府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时,由于存在监督成本,政府只能按一定的概率对企业的活动进行监督。由于不是对企业进行全过程的监控,因此企业存在机会主义的行为。从这一点来看,政府与制造商之间存在博弈的过程。

假设政府与生产者都是风险中性者,政府制定的绿色标准为G*,企业宣称的绿色程度是GC,企业实际绿色程度是GR,G为绿色程度∈(GR,GC),企业收益为π=π(G),π与G成反比,即绿色程度越低,企业收益越高。设定制造商活动对环境与消费者造成的负的外部性为E=E (G),该外部性由除制造商以外的经济主体承担。设定这部分外部性由政府来承担:当制造商的活动的绿色度水平达到政府所公布的标准时。认为该制造商的活动实现了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同时也实现了资源配置的代际公平,即E(G*)=0。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E=E (G*-GR)。设定政府检查的概率为p,政府进行检查的成本为C,当政府发现制造商的活动的绿色程度是GR

设企业绿色程度低于标准的概率为r,则等于标准为1-r,企业A检查p,不检查1-p,我们可以得到博弈矩阵,如表2所示。

从表2来看,对于政府而言,其最优的策略是,必须了解企业采取低于标准的活动的收益与达到标准的活动的收益水平,如果实际收益水平越高则政府越有必要采取监督的策略;如果政府的惩罚水平越高,则政府采取监督的概率可以降低。而对制造商而言,如果政府的监督成本越低则其采取低于所公布的绿色度的概率越低,如果制造商所具有的外部性越大,则其越有可能采取低于绿色度的标准的活动进行生产。

3.3.2 政府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就是诱导和驱使一些追求自身利益的代理人能够为委托人所要实现目标投入足够努力的机制。政府行为中的激励机制包括税收补贴与减免等内容。政府的激励行为是实现绿色生产的一种重要激励,因为理性的政府能充分认识到绿色供应链模式建立的经济值,而企业也可能认识到其经济价值,但由于其外部竞争环境使其选择的动机弱化,所以政府要为实施绿色供应链模式的企业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

下面继续分析政府激励机制的作用:假设某一市场存在A、B 2个制造商分别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假定其产品均能在市场中实现商品化,而现有2种制造模式:绿色制造模式与传统制造模式(分别用G、T表示);政府的激励机制为税收,其参数为t,t>0。如果A、B两者均选择绿色制造模式,则分别得到1+a+f(t,g)的当前利益,如果A、B选择传统制造模式,两者分别得到1-f(t,c)个单位的当前利益;如果A选择绿色制造模式而B选择传统制造模式,则A得到-1+a+f(t,g)个单位的当前利益,而B得到2-f(t,c)个单位的当前利益,反之亦然。其中,a是制造商因为选择了绿色模式实现了正的外部性而给自身和未来人带来的利益对于制造商的效用;g与c分别表示绿色化与对环境的污染程度;f≥0,f'>0,即t随g、c的增长而增长。在此博弈中,只要a+f (t,g)≥1-f(t,c),其纳什均衡即为(G,G);而政府可以通过调整f来达到这一条件。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政府激励的关键在于界定制造商提供的产品的绿色化程度,或者其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以及相应的奖惩标准。表3是政府激励机制支付矩阵。

从上文分析来看,企业的最佳选择就是均选择绿色制造模式。

4 结论

从上文可以看出,在政府与企业的博弈中,政府策略的选择往往是非常重要的。政府对宏观和微观经济的调控,除了能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等客观政策手段以外,还可以通过法律与制度形式来规范企业经营环境与经营行为。在某些特别领域,政府还可以以微观经济主体的身份直接进入生产经营领域。当然,作为独立的经营主体,通过对信息的广泛收集与整理,企业也会选择最有利于企业的博弈方案来与政府的博弈策略对弈,并最终力求达到能符合政府与企业双方共同要求的均衡。

摘要：目前,我国在绿色供应链的推广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绿色供应链的研究对提高其运作效率,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以及保护环境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意义。文章阐述有关绿色供应链方面的内容,就其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博弈论这一工具,建立相关模型,对绿色供应链运作中的政府行为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绿色供应链,绿色供应链运作模型,博弈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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