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员安全责任制

质量员安全责任制（精选8篇）

质量员安全责任制 篇1

质量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一、贯彻执行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正确认识安全与质量的关系。

二、督促班组（人）遵守安全生产技术措施和有关安全技术操作规程，有责任制止违章指挥、违章操作。

三、发现事故隐患，首先责令班组（人）进行整改，或者停止作业，并及时汇报给工长和安全员进行处理，并跟踪整改落实情况。

四、发生事故后，要立即上报，并保护好现场，参与调查与处理。

项目经理： 质 量 员：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质量员安全责任制 篇2

一、法律法规的不适应和规范体系的不完善

1.《建筑法》是建筑业的基础性法律,它规范了建设、勘察、设计、监理及施工单位五大建设主体的法律责任与义务,但没有规范其他相关建设主体——设计审查、检测单位、材料供应单位。

2.《建筑法》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且已经严重不适应当前我国工程建设发展要求。如,新的投融资模式BT、BOT、PPP等模式,地铁工程的总承包问题,地铁工程的单位工程划分问题,跨行业工程监督管理界限问题。

3.《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及部委规章与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之间的缺、漏、碰现象还比较突出。比如,环保验收与质量验收互为前置;有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法律责任(罚则),在实际行政管理工作中存在操作难问题。

4. 工程质量监管工作面临相关监管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不力和对法规执行缺乏有效的监督等问题,尤其是缺乏有关工程质量监督的程序性规定。

5.技术标准体系暴露出的问题,更新期严重滞后于工程建设;建设、铁路、水利、交通工程的规范混用等;房屋建筑标准相对完整,市政建设领域规范相对不配套;地域、气候、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缺乏操作性。

6. 新技术新工艺在应用中理想化设计与应用的研究不充分问题充分暴露,如央视大火、白沙洲大桥道路面层的问题。

二、政府横向管理部门之间责任边界不清晰

市政工程系统性、复杂性、社会性,决定了多部门多机构存在管理中的交叉冲突。有些是表现在工程履行基本建设程序和工程建设过程中,有些在竣工验收时,有些在工程使用中的管养、维护中。

1. 铁路部门:

市政工程桥梁、道路、管线穿越铁路工程时,铁路控制线范围内的工程由铁路部门设计并实施,在发生质量事故时责任不易区分。

2. 技术监督部门: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是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的主管部门,具体负责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综合管理全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依法查处产品质量违法行为,按分工打击假冒伪劣违法活动。

3. 消防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三条要求,“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竣工,应进行消防验收、备案。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的,禁止投入使用;其他建设工程经依法抽查不合格的,应当停止使用”。

4. 规划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对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条件予以核实。未经核实或者经核实不符合规划条件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建设单位应当在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

5. 环保部门:

按照环保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公路》(HJ 552-2010)有关规定“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向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该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环保部门法规与《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互为前置条件,存在矛盾。

6. 城管部门:

按照职责划分城管部门“负责全市城市道路、桥梁维护的行业管理。承担全市城市主干道单项维修改造工程和直管桥梁、隧道的养护维修。参与全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审查和工程竣工验收工作”。

三、政府投资市政重点工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 手续办理不及时

政府投资市政工程与重点工程由于时间紧迫造成前期很多质量监督手续无法办理,对依法依规进行质量监督管理带来了困难,如何监管、管到什么程度算尽到了职责。

2. 政府投资市政工程与重点工程普遍存在赶进度、抢工期现象

房屋拆迁、管线迁改、交通疏解是城市内市政建设的主要三大障碍。在不能很好解决的前提下,工程建设往往受阻,无法正常实施,造成工程后期抢进度赶工期。

3. 未经验收合格就投入使用

按《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要求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市政工程迫于政府目标或对市民的承诺,工程前期由于拆迁、管线迁改、交通疏解等因素往往拖延较长时间,建设工期压力较大,等具备施工条件后,又开始赶工期,很多项目在未完全竣工情况下投入使用,有些工程功能不完善,如仅能通行主干道,辅道、匝道等还未建成,使用安全存在隐患。

四、明确责任边界,创新建设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有效机制

在当前城建规模和投资大增长的形势下,市政工程建设质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新兴的BT、PPP建设模式,地铁的跨行业、跨领域的建设对质量管理体系都提出了重大挑战,建设工程法规体系明显滞后于建设的发展。质量监督机构在监管制度、机构建设、人才培养、监管手段的建立等方面明显薄弱。政府在当前形势下,应起到相应的支持作用,认真研究寻找对策,只有打破常规,建立新的适应当前发展的管理模式,才能有效地发挥监督管理作用,而不是把质量监督部门作为摆设、作为政府的防火墙去被动的适应。

1. 政府出面,上下联动,健全监管组织机构

(1)政府协调对市政工程建设全过程进行研究,结合前期工程建设中的实例进行分析研究形成对策,尽早拟定重点工程的管理规则《政府投资工程质量管理规定》。

(2)确定政府投资工程的范畴,设立市场准入、现场准入制度(如保障房),设置合理工期、造价、质量要求等基本规定。

(3)界定建设各方的质量责任问题。包括PPP、BT、BOT、保障房等项目大、小业主以及检测、监测单位和材料流通环节。

(4)按照基本建设程序要求,把好进口关。对现阶段市政工程违规建设的现状进行研究,探索设立更为畅通的城建重点工程绿色通道。实行技术与程序分离审批制度,建设前期和建设期间,将不影响质量安全和重要使用功能的部分技术审查或审批部分,先行审批,以满足建设需要;

(5)建立重大市政工程预验收和试运营制度,制定市政工程竣工验收及分段验收规则。

(6)明确相关部门(土地、规划、环保、公安消防、交通、技术监督局、人防、卫生、电力、气象、房地局等)及人员的管理责任。

(7)明确竣工验收备案,城管、水务接收与交付使用以及物业管理规则。

(8)强化行政执法工作,简化行政执法程序。

(9)明确行政追责工作要求与规则。

2. 城建委主导,部门互动,探索监管长效机制

城建委作为城市建设的主体部门,为适应城市建设的需要,应及早考虑调整内设机构,完善内部管理职能和界限,更高效进行管理。同时加强横向联系,和其他专业主管部门做好市政工程特别是重点工程的前期研究以及基本建设程序的协调工作,竣工验收的协同管理工作。

质量员安全责任制 篇3

白城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在市农业开发办公室的大力支持下，于10月9日在市邮政宾馆四楼会议室举办市世行贷款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病虫害管理人员培训班。市世行贷款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病虫害管理人员培训班是以贯彻“绿色植保、公共植保”理念，加强植保新技术推广、加大生物农药的推广力度，正确引导农民科学合理的使用农药技术，从而减少化学农药对空气、土壤、水域等环境的污染，确保全市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生态环境安全。

开班仪式由白城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于海燕主持，市农业开发办公室副主任吴晓辉对世行贷款的项目背景意义等内容进行了讲解。此次培訓主要结合农作物虫害防治现状，重点讲解常见农作物病虫害的识别方法、发生规律、防治方法及常用农药的安全使用、常见农作物病虫害生物防治措施和生防机械的使用及维修等。培训时间为3天，共培训学员56人次，其中市级病虫害技术人员9人，2个开发区从事病虫害技术人员4人，农业种植大户19人，从事农业技术推广人员24人，培训教师全部聘请经验丰富的、具有高级农艺师以上职称的技术人员讲解。

通过本次培训，学员在理论知识、安全用药和操作规程上对农作物病虫害测报、防治、农药、检疫有了系统的认识。

项目劳资员质量岗位责任 篇4

1、根据施工进度计划编制分阶段使用计划并及时向分公司劳资科报告劳动力余缺情况；

2、根据施工生产的实际情况，按《合格劳务分承包方管理程序》组织劳动力的进场、退场及其管理；

3、负责复核施工任务单，建立和健全人工费台帐，按时向项目经理提供人工成本分析并按时向分公司劳资科提供各种统计报表；

4、负责制定项目人员培训计划，经项目经理批准后按公司《职工培训工作程序》的要求组织实施；

5、负责责任范围内的质量记录及其管理工作。

9、材料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篇5

（1）学习熟悉安全技术规范，遵守国家法令，执行上级部门关

于安保方面的有关规定。

（2）在采购安全设施，材料物品，劳动保护用品，应保证产品

质量，决不能以次充好和伪劣产品采购入库。安全防护用品必须有“三证一票”，即生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安鉴证和正式发票。

（3）购买安全设施和劳保用品及保护材料时，应认准国家批准的设施和物品，同时取得合格品证件。

（4）对于上门销售的安全设施和劳保防护物品，除国家与有关

部门认可的外一律不准采购，以防次品与伪劣产品危害安全。

（5）应廉洁奉公，不贪小利，坚持原则，保证设施与物品的质

量，有权拒绝指令购买次品与伪劣物品，并报告上级处理。

重庆工业设备安装集团

质量员安全责任制 篇6

安全生产责任制

兴梁煤矿

编制日期：2011年9月

安检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1、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安全规程、管理制度和安全生产的政策、法令等，在主管安全生产矿长、安全科长的领导下，（技术主管）指导下做好全矿的安全管理工作。

2、坚持跟班作业，及时查处安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检查，查隐患，查职工的“三违”现象。按安全技术标准、规范及各项安全管理制度，进一步促进施工现场安全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管理。

3、参加各区队安全技术措施的传达学习工作及向班、组逐条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及验收，并履行签字手续。

4、及时组织职工的安全培训，认真组织职工安全考试，建立职工培训档案。

5、做好现场安全日常检查，监督安全设施的合理使用，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提出整改措施，对“三违”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和教育帮助，同时应做好日常安全检查记录。

6、积极开展安全法律、安全法规和宣传教育，及时贯彻《煤矿安全技术操作规程》、《作业规程》或《煤矿安全规程》的学习。学习上级传达关于安全方面的指示精神。对各区队组织的安全活动做好详细的记录，利用班前会经常性的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

7、协助施工人员搞好安全生产、同时配合开展安全宣传、安全教育工作。

8、坚持“安全第一”的生产方针，在安全的检查中，必须执行“先安全后生产”的原则，对安全隐患不排除，决对不能生产。

区长安全生产责任制

1、在矿级领导指导下进行全面工作，根据下达的计划任务高度认真组织井下安全生产，确保任务完成。

2、对全区队安全生产工作负总责，努力实现“安全生产”目标。

3、精心组织加强区队管理工作，努力完成生产计划。

4、每月提交井下常用零星材料计划，确保正常安全生产。

5、深入现场一线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带领全队员工完成任务。

6、努力提高回采率，控制材料消耗，降低生产成本。

7、认真执行矿上有关整改通知书及生产指令书。

8、定期组织职工认真学习煤矿安全规程，努力提高业务素质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

9、及时采取措施，处理和排除井下所有存在的事故隐患。

10、积极开展安全法律、法规和宣传教育，认真组织各项措施学习和考试，传达上级关于安全方面的文件精神。确保我矿的正常安全生产。

班长安全生产责任制

1、认真组织所管理的班组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坚持生产必须安全，不安全不生产。

2、负责抓好全班的组织纪律，维护好生产秩序，做好考勤考工工作，要求职工正却使用设备和工具，要求职工按规定戴好劳动防护用品。做好交接班工作，对班组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健康负责。

3、负责全班人员的管理、学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按照矿规矿纪做好奖惩工作。

4、当班班长必须与当班工人一起入井、一起升井,随时对班组执行安全规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班组长要随时检查本组执行安全规定情况；班与班之间在交接班时,要填写交接班日志；作业中发现较大隐患,班组长应立即向调度室报告,听候处理决定必要时,有权暂时停止作业；对上级违章指挥,班长有权拒不执行；对于违章违纪的人员,班长有权停止其工作。并处以罚款。

5、检查维护安全生产设备和防护装置，保证安全防护装置灵敏可靠。

6、负责组织和指挥全班生产，发动好全员安全生产活动。调配好劳动力，协调各环节，利用好时间，提高时间利用率，提高劳动效率，保证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

7、负责本班的安全生产工作，掌握各项经济指标和执行情况，确保安全、优质、高效、低耗，按时组织做好本班安全生产工作。

8、负责组织搞好事故、隐患的排出及抢险工作，服从统一指挥积极组织全班完成任务，做到“四不放过”。

9、负责做好违章处理工作，拒绝违章指挥，处理本班违章人员，可对本班违章人员提出扣工、罚款等处分意见。

质量员安全责任制 篇7

法律责任制度对于立法实施和立法目的实现具有重要保障作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中应对现行立法责任制度进行检视，坚持科学、理性的原则，立足《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实施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以法律实施机制转型为制度创新的突破口，实现对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实施机制

任何法律的实施都需要法律实施机制的科学创设和有效运行。不同特质的法律有不同的实施机制，一般来说，私法和公法的实施机制有明显差别。旨在保护和平衡私人利益的私法，主要依靠主体间的自由博弈使法律得以落实，公共权力很少介入私法法律关系。公法的实施机制带有国家权力强势推行的色彩。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的演进特点对法律实施机制设计带来了不同的视野和思路。没有一种法律单纯依靠一种实施机制，通常采用综合、系统的实施机制，鼓励充分的动机，调动尽可能多的力量来达致法律实施的目的。

从各国立法的具体制度上看，农产品质量安全立法的实施机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是行政监管模式；二是产品责任模式。

1．行政监管模式的逻辑思路

在这种模式下，农产品质量安全立法的实现主要依赖行政力量的监督和管理，利用行政权力的强制作用，规范和约束相关主体的行为，“行为合规”或“产品达标”是其基本的执法目标。

行政监管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是政府作为“家长”应该承担的责任。因此，政府通过立法确立自己努力的目标、设定规则约束相关主体的行为、依靠执法确保主体行为合规。按照这个逻辑，农产品质量安全达不到人们要求时，政府应承担主要责任，强化执法监管成为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本途径。在行政监管模式下，政府是法律实施的主导力量。为了执行法律、实现法律目的，政府需要配置更多的权力，而权力运行的成本由全民通过公共财政机制承担。全民对某种公共产品需求的强烈程度决定着人们的购买欲望，政府的权力因此而扩张。

从法律责任角度看，行政监管模式主要规定执法者责任，以激励和约束执法者认真履行部门职责，保障法律实施。

2．产品责任模式的逻辑思路

产品责任模式从根本上并不认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完全的公共产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实际效用是被单个社会成员排他享有的，质量不安全产品主要损害的也是消费者个体的利益。消费者个人应该通过努力并负担一定成本，自力追求农产品质量安全。按照这个逻辑，消费者想获得质量安全的产品，就要主动掌握消费安全基本知识、通过消费合同安排尽可能给对方施加更多义务、通过事后的救济实现自己的权利。相反，根据私法中权利义务的衡平，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有产品质量安全担保义务，若违反该义务，应承担对消费者的赔偿责任，这种赔偿也构成了对产品生产者或经营者提供安全产品的逆向激励。

这种模式是将农产品归入产品责任法的调整范围，农产品和其他工业产品一律适用产品责任法的规定，其代表国家是美国、法国。[1]在产品责任模式下，通过严格的责任追究，特别是巨额民事责任的承担来惩戒不法经营者，同时在巨额赔付激励下，消费者有足够的动力去关注质量安全。在这种模式下，与不法经营者做战的主要力量是广大消费者，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成本由社会成员分散承担。

产品责任模式对应的法律责任主要是违法生产经营者对消费者的民事责任。立法设计主要规定产品质量存在问题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以通过诉讼等机制获得救济，同时生产经营者通过赔偿责任的承担受到制裁。

3．两种模式的比较与评价

(1）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经济属性决定了质量安全责任模式的适用。人的需求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私的需求和公共需求，并分别由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来实现。一直以来，我们认为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不特定的公众安全，属于公共需求，应该由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政府来实现。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实中的物品或服务表现为从纯私人品到纯公共品的连续性，[2]即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并非界限分明，大多产品具有公私二元性。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到公众的安全，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公共需求，但是它更是每一个具体的消费者在消费个案中更关心并且愿意支付一定成本来实现的私人需求。

(2）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模式具有实施成本优势。在行政监管模式下，行政权力扩张是强化监管的根本途径和必然结果，庞大的行政执法队伍、高频次的抽样检测产生了巨大的行政成本。相较于质量安全监管模式，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法的实施成本更低。在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制度中突出民事责任，利用巨额赔付来激励消费者、惩戒违法者，不法生产经营者必将陷于广大消费者“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3）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模式可减少行政执法负效应。除了巨大的执法成本，执法负效应也是行政监管模式备受责难的弊病。首先，由于行政执法资源有限，无法做到对监管对象的全覆盖，存在监管真空，在现实中也常常是这些真空领域出了问题；其次，随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权的强化，在权力运行中寻租等腐败行为成为难以根除的现象；最后，行政监管模式实质上就是将政府信用与生产者信用捆绑在一起，以恢复消费者信心。[3]一旦出现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损失的不仅是生产者的商业信用，政府公信力也将受到巨大影响。

(4）质量安全责任模式的责任分配更合理。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立法和执法中有一个“经典之问”———“合格的农产品是产出来的还是管出来的？”这反映了到底谁应该为农产品质量安全负责的问题。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严峻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开始质疑监管责任的力度，几乎所有的社会不满情绪都指向监管部门。这样的制度安排不仅未能做到对农业行政执法部门和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激励，相反对他们的积极性却是一种伤害。客观上讲，质量不安全的农产品通常在生产流通中存在着“违法”行为。违法自然要承担责任，这样的归责逻辑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二、产品责任模式的实施条件

产品责任模式和行政监管模式相比有一定的优势，对于克服当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实施过于倚重行政监管带来的弊端，是值得探索的出路。但是这种模式的实现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和制度环境。

1．责任主体制度

产品责任模式下，责任主体是基础和关键。每一次农产品质量不安全事件都应该由某一个主体承担责任。产品责任模式的制度设计就是帮助消费者便捷地锁定应该为其损害负责的生产者或经营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类产品的生产者数量众多，往往又经过复杂、多层次的流通环节，所有可能造成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主体都应该纳入法律视域。就农产品来说，生产者、收购贩运贮藏经营者、销售者等均应该通过立法的规定明确其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的责任。将相关主体进行登记甚至更严格的准入管理是责任主体制度的必然要求。

2．科学的归则原则

所谓归责，是指在行为人因其行为和物件致人损害的事实发生以后，应该依据何种根据使之负责。[4]归责原则集中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判断，即法律应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还是应以行为人的行为抑或以已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价值判断标准，使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关于归责原则的价值功能，不仅是直接的受损者获得补偿、责任者受到惩戒，更重要的“应该是为避免事故发生提供激励”。[5]

民法上的归责原则通常包括：绝对责任、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严格责任）。这些区分除了反映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价值判断和利益平衡外，还与侵权现象发生频次、公共舆论、社会反响等因素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需要根据立法的功能和价值追求，确立科学的归责性原则。

3．严密的追溯体系

只有让真正做错了的人承担法律不利益的后果才能产生对农产品质量保障的正向激励，这与救济消费者权利是两个问题。如果单纯考虑消费者救济，只需要根据合同关系让最终销售者承担对消费者的责任即可。而追溯体系是要求能够溯源追查质量不合格产品的来源和提供者，其核心是农产品流通中的信息控制。

4．有效的激励与制裁

产品责任模式立法实施的主导力量是消费者，对不法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制裁主要依赖民事赔偿。充分调动消费者追究不法生产经营者的责任，以维护他们受损的利益是法律得以实施的基本条件。当然，任何试图救济权利的努力都要支付时间、精力、经济等成本。根据传统民事责任理论，民事赔偿的主要功能在于恢复受损权利，这种考虑，可以避免滥用司法资源谋利的不必要诉讼。但是如果一场诉讼除了救济权利外还有更具公共性的价值，那么给予诉讼发起人一定的激励就是合理、必要的。赔偿法律责任设置的主要目的，肯定不仅仅是责任方赔偿受害方的损失，更主要的是为了使潜在的责任人能引以为戒，将可预见的责任内部化为预防行为，减少事故发生、避免实际赔偿。因此，需要通过更高的赔偿，一方面，有效激励消费者的维权动机；另一方面，也提高违法成本。

5．完善的司法保障

顺畅、便利、公正、低成本、高效率的司法体制，是产品责任模式实施的重要保障。只有让消费者树立对司法的信心，并且大幅降低提起诉讼的成本、缩减诉讼程序的繁复、提高裁判执行的效果，才会为消费者维权提供切实的保障。

三、模式转型的质疑与突破

产品质量责任“看起来很美”，然而，社会制度的选择，并非逻辑上的简单论证。理性论证的最佳方案，不一定是现实的最优选择。制度必须植根于它的现实土壤。产品责任模式的转型从实施难度和实际效果上受到了质疑。

1．被高估的困难

(1）管理成本和难度问题。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点在于规范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行为，农业生产经营者应该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主体管理作为质量责任模式的基础，是立法坚守的基本前提。然而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经营方式高度分散，有限的监管资源和监管能力无力展开对生产者的全面监管。因此，现行立法没有设定对分散的农产品生产者的主体控制制度，也没有设定法律责任。

(2）与“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冲突。《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一条规定：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维护公众健康，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制定本法。可见，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功能和价值是多元的。因此，如果对农业生产设定更多条件，实行严格管制，必将提高农业生产成本，客观上会造成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3）可能增加农民负担。农民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重大社会关切，几十年国家政策改革的导向，就是更充分地保障农民权益，赋予农民更充分的权利，不断减轻农民的负担。如果对农产品生产经营进行主体登记管理，必然增加农民负担。

(4）实际的赔偿能力。基于农产品生产经营的高度分散、农业生产者普遍规模偏小，责任能力较弱，即便是设定了对消费者有足够激励性和对违法者有足够震慑力的高额赔偿，在实际执法中的作用也是令人担忧的。当责任大到完全超出客观承担能力的时，这种责任就形同虚设了，由此设计的制度体系也会趋于失灵。

2．困难的分析及克服

(1）合理界定登记备案管理的口径。现行立法没有对分散农户的主体管理制度，主要是考虑到实际管理的困难。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业态规模化程度已有了较大提高，而且农业生产继续保持进一步聚集的态势。这一点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规模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上可以得到佐证。此外，信息化技术也极大丰富了主体控制的手段，降低了登记管理的成本和难度。

随着法律规制手段的进步，实现对主体的源头控制并非“不可能的任务”。例如可以将产品质量主体监管的职能适当下放，在乡镇一级设立农产品质量监管派出机构。这样就缩小了单位监管机构的监管口径，降低了监管成本。

当然对于农户“自产自用”或少量用于零售市场销售的农产品生产是否需要登记，笔者的观点是否定的。目前的农产品市场的现实是，这种生产和销售方式所占的比重极低。有统计表明：我国城市农产品消费的70%～80%是通过批发市场流通的。[6]100%的安全是做不到的，只要能将主要的部分纳入规制视域，就可以做到基本不出大的安全事件。

(2）市场分担管理成本。要将高度分散的农户生产监管起来，哪怕只是简单的登记管理，如果单纯依靠政府投入，也将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如果收取登记管理费用，必然增加农民负担。笔者认为对于产业化或市场化从事农产品生产的经营主体，适当承担一定的监管成本是必要的，因为一方面这种监管实际上是政府信用注入，对于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有一定积极影响；另一方面，生产经营者可通过价格机制将成本部分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作为最终获得严格监管的受益者，应当为其所追求的质量安全目标支付一定成本。此外，主体登记管理在范围和强度上采用渐进加强的方式，可以把监管成本在较长时间内分摊。

(3）流通环节索证倒逼———化解对抗的技巧。如果从生产源头强制推进生产经营主体登记管理，可能引起生产经营者的激烈对抗。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应采用流通环节索证倒逼的方式来推进农产品生产登记制度。首先，强化消费者的“看标识证”意识，培育和提升标识的市场价值；其次，强化农产品流通中的标识管理，确保标识不断档；最后，严格要求一定规模的农产品入市（主要是指进入批发市场）必须提供生产经营者登记证明。这套机制不是用行政的强制力量完成市场主体登记，而是利用市场的利益导向机制，引导农业生产经营者进行登记，完全是市场条件下提升竞争力的自觉选择。

(4）提升赔偿能力的两种途径：促进产业化和责任保险制度。高度分散的以家庭为主的生产方式，一旦发生事故，其赔偿能力极其有限。因此，消费者在购买流动摊贩农产品，享受其低价和便捷的同时，也应承受其可能的风险。随着人们食品安全意识的提升，小农生产经营支撑的销售方式终将逐渐自然淘汰。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的赔偿能力。当然一旦形成一定的规模，其“资产专用性”就大大提高，规模生产主体通过规模较大的固定资产和品牌等无形资产提高其“资产专用性”程度。当投入巨大，转产和逃跑相对困难或不划算，一旦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将会损失巨大，这就促使农产品生产者考虑长远利益，做好自我约束。保险是分散和化解风险的制度性安排。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保险，一旦发生安全事故，消费者的求偿权可以较好得以实现。

四、模式转型的现实基础

由于过度依赖行政力量的体制传统，从实施机制上看，现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基本上是行政执法法。现行立法中缺乏产品责任模式实施的基本条件。

1．主体管理覆盖不全

受我国现有农业生产方式的制约，《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没有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基础主体———个体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提出强制性要求，加之个体农户也无需进行工商登记，因此我国政府各部门管理生产经营主体通常使用的手段，如主体登记、资质许可等，目前对个体农户均无法应用。由于主体管理覆盖不全，导致责任主体规定欠缺。

2．行为合规与产品达标的模糊

由于主体管理覆盖面的缺憾，《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实施的主要路径不能因循主体管理的惯常思路，必须沿着产品管理的线索进行设计，跳过直接的主体行为控制，主要通过产品管理间接调整主体行为，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实践的难度。但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也规定了农业生产主体的行为规制，例如立法第24条（生产记录）、第25条（投入品使用）、第26条（自行检测）、第28条（包装和标识）等条款。那么“行为合规”、“产品达标”的欠缺哪一标准是追究民事责任的条件？在司法实践中是个问题。

3．可追溯性不强

可追溯性是指一旦发现农产品存在危害人类健康的安全问题时，可按照从原料上市至产品消费过程中各个环节所记载的信息，逆向梳理流通过程，查找源头的可能性。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重要抓手，也是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更是落实责任的重要途径。但是受到管理能力、追溯技术、追溯成本、消费者对追溯成本的承担意愿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的制约，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可追溯性不强。

4．责任偏轻，体系不科学

由于在法律实施机制上对行政执法的过高依赖和期望，现行立法中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责任的规定存在缺陷。

(1）法律责任规定简陋。现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法律责任的规定共十二条（第43条至第54条），这些条款中第43条（监管人员责任）、第44条（检测机构责任）、第45条（环境责任）不是针对生产经营者的；第53条是刑事责任，相当于其他责任的兜底。真正关系到生产经营者责任的仅七条。

(2）责任设置偏轻。现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46至第52条的规定主要是针对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违法行为应承担的行政责任，主要是行政罚款，一般额度在二千元以内，最高额度为二万元。这种额度设定不仅缺乏弹性，而且与其他立法（如《环境法》、《食品安全法》等）相比，额度较低，对违法行为缺乏震慑力。

(3）民事责任语焉不详。由于农产品消费明确被排除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外，《食品安全法》也仅包括部分食用农产品，农产品消费能否主张“多倍赔偿”没有明确法律依据。

五、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责任制度的建议

1．明确主体登记制度

对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进行登记管理是强化行为监管、落实产品责任的基础性制度要求。所有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的生产经营者，必需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备案登记。建议立法中增加“农产品生产经营实行登记管理，从事农产品生产、收购、贮藏、运输、销售的经营者应当进行登记。”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只有经营性的农产品生产、收购、贮藏、运输行为才需要进行登记，这种对管理口径的缩小，不仅考虑到管理能力和成本的现实需要，也是对减轻农民负担的考虑。

2．完善质量标准与行为标准

在当前形势下，单一的产品达标与行为合规都不能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难题。一方面，应从保护消费者安全的目标出发，强化末端控制，完善产品质量标准。努力做到质量合格的产品才能销售；另一方面，也应当积极研究、制定和完善生产中的技术操作规范，确保产出来的产品都是合格的。完善的产品质量标准和生产行为标准，将为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制度提供有力支撑。将“行为合规”和“产品达标”相结合，确立合理的归责原则，为生产经营者承担责任提供正当性解释。

3．强化追溯体系

责任追溯主要通过流通中的标识制度和购销台账制度实现。要求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建立“生产者证明”和购销台账制度，表明产品来源、记录产品流向，并保留一定期限。此外，鉴于目前相对集中的农产品流通体制，在追溯体系中可以通过批发市场末端倒逼方式，推进主体登记。即规模经营主体要求所有进场的农产品必须附有经登记的生产者证明。

4．强化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应成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责任的核心形式。立法中需增加民事责任的内容。首先，明确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为实现通过民事责任惩戒不法者和激励消费者的功能，应借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的相关制度，规定质量不合格的农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向消费者支付相当于其实际损失若干倍的赔偿金；其次，证明责任的分配，产品不达标，就由生产者对行为合规性进行证明，否则就推定不合规。生产者或销售者因此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应完善民事责任的实现手段，例如将行政处罚依据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证据；鼓励生产经营者参加产品责任保险；明确公益诉讼和集团诉讼的适用等。

参考文献

[1]李玉文,胡钧.我国农产品质量立法探析[J].法学,2003,(05).

[2]李增刚.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N].光明日报,2011-09-16.

[3]窦竹君.功夫在法外: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实施的思考[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9,(12).

[4]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著,施少华,姜建强等译.法和经济学(第三版)[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船舶最低安全配员监管策略 篇8

【关键词】 航运；船舶配员；航行安全；船舶所有人；船舶证书

要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就必须实现船舶、船员以及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和有效结合。船员是其中最重要却最难以把握的因素。多项研究表明，80%以上的船舶海上事故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随着航运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燃油价格居高不下，船员工资不断增长，减少船员数量成为船舶所有人降低船舶营运成本的主要途径之一。经海事机关审批的最低安全配员要求具有强制性，也是航运公司配备船员必须遵循的唯一强制性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简称《配员规则》）的规定，确定船舶最低安全配员标准应综合考虑船舶的种类、吨位、主推进动力装置功率、机舱自动化程度、通航环境和船员值班、连续航行时间、航区、航程、休息制度等因素。虽然标准统一，但各海事机关对船舶配员的把握尺度并不一致，而船员跨岗位履职的现象屡禁不止，也给船舶配员的现场监管增加难度。

1 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的签发

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是依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申请，由海事机关依法签发的规范船舶最低配员的证书。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依法需持船舶国籍证书提出申请或者在申请船舶国籍证书时一并提出。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是船舶必须随船携带的船舶证书之一。当船舶国籍证书重新核发或者相关内容发生变化时，或者船舶状况发生变化需改变证书所载内容时，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到船籍港所在地海事机关申请换发新的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的有效截止日期应当与船舶国籍证书一致。

1.1 签发程序

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的签发与船舶国籍证书的签发不同，并不属于船舶登记的范畴。但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的签发程序也非常严格，同样需要经过海事机关行政三级审批。

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在申请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时需提交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申请表、船舶国籍证书及其影印件、船舶检验证书簿及有关内容影印件、配员减免申请（提交减免申请时）、无线电安全证书及其附件、设备安全证书及其附件以及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文件等。

在材料初审中，审查员应综合考虑船舶的种类、尺度、构造、技术设备、主机功率、航区、航程、航行时间等因素对船舶最低安全配员的影响；船员值班的正常开展和合理的休息时间；船员总数不得超过救生设备的定员；申请减免的原因是否合理以及高速客船船员配备的相关要求等。通过初审的，在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审批单中填写船舶基本情况、配员要求、证书有效期、初审意见，签名并注明日期，提交复审；未通过初审的，通知申请人，并书面说明不予发放的理由。

在材料复审中，复审人应认真审核申请书、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审批单及必要时审核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审核通过的，在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审批单内填写复审意见，签名并注明日期，呈送分管领导审批；复审不通过的，退回初审重审。

在审批程序中，海事机关分管局领导对初审意见、复审意见进行审查，在确认该船舶符合条件后，在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审批单内填写意见，签名并注明日期，交审核员制证；审批不通过的，退回初审重审。

1.2 船舶最低安全配员的增加或减免

在确定船舶种类、航区、吨位和总功率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船舶预定的机舱自动化程度、连续航行时间、是否港内作业等增加或减免船员。

船舶最低安全配员的增加或减免在最低安全配员证书上反映在其“特殊要求或条件”备注栏内。虽然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对备注栏的填写有专门的格式规定，但从发证实践来看，各发证机关的备注内容千差万别。由于船舶的基本数据在证书中已明确，因此一般只需在“特殊要求或条件”一栏内写明连续航行时间对船舶配员增减的影响即可。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许多备注内容繁琐，且意思表达不明确；有的发证机关甚至同时按连续航行时间和机舱自动化程度减免船员，给船舶配员的现场监管和核查带来困扰。

对于因连续航行符合一定条件而申请减免配员的，首先要明确航行的起止点；其次计算航行时间；再次结合申请和实际情况确定船舶连续航行时间。在制作证书时应当在证书上标明航行的起止点，当船舶需要临时超越该航区航行时应当另行申请最低安全配员证书，并按照证书确定的最低安全配员标准配员。但是，目前各地发证机关对此要求松紧不一，客观上造成船舶配员不足。在核查实践中，甚至发现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与国籍证书的有效截止日期不一致等情况。

2 船舶最低安全配员的现场监管

（1）船舶签证。船舶进出港签证对船舶配员的监管，主要表现在对船员上下船行为在船舶签证簿上的签注，以及核对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船员适任证书和船员服务簿的内容。这种监管方式是一种静态的比对，难以从根本上杜绝缺员和假借证书等现象。

（2）人证核查。执法人员登船检查船舶配员主要通过人证核对的方式。这种方式虽然能有效打击假借证书的现象，却无法防止船舶靠岸后以船员上岸为借口妨碍检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检查到船员不足，也不能仅凭此就断定船舶航行途中有缺员的违章行为。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船舶配员时，一般情况下只要人证核对无误即可，很少核实船舶最低安全配员减免的事由。目前，对于连续航行时间究竟如何计算并没有具体规定，《配员规则》中仅规定：海船在中途港或海上作业点作业时间不超过4小时的，计入连续航行时间；内河船舶在中途港或海上作业点作业时间不超过2小时的，计入连续航行时间。由于相关取证比较繁琐，造成发证与现场监管的脱节。

（3）船员履职能力监管。即使船舶最低安全配员符合规定要求，还要检查船员是否真正能够胜任其在船职位。目前，海事机关主要通过船舶安全检查过程中的操作性检查考察船员的履职能力，对船员的处罚则主要通过扣分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船公司对船员能力的重视以及船员履职能力的提高。但是，目前的操作性检查没有硬性指标，安检员的工作随意性较强。随着自由船员和外聘船员的不断增加，船公司对船员的依赖度也有所下降，上述操作性检查的作用更显得有限。所以，探索新的船员履职监管模式势在必行。

（4）公务用船配员监管。《配员规则》第2条第3款规定：“军用船舶、渔船、体育运动船艇以及非营业性的游艇，不适用本规则。”显然，政府公务用船在航行时应该根据海事机关签发的最低安全配员证书配备船员。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公务用船没有到海事机关进行船舶登记，即使取得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的公务用船，也很少按照要求在航行中配备齐全适任的船员。

3 船舶最低安全配员的监管策略

针对目前船舶配员存在的问题，提出监管策略建议如下：

（1）严审船舶配员的减免事由。船舶最低安全配员发证是船舶配员监管中的第一道关卡，只有严格按照程序规范执行船舶最低安全配员减免要求，认真审核减免事由，合理计算船舶预定航程，明确船舶连续航行时间的计算标准，才能给事后的船舶最低安全配员现场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执法保障。在船舶最低安全配员发证过程中，有必要引入船舶登记质量控制程序，将船舶最低安全配员发证放在与船舶国籍证书、光船租赁等传统登记项目同样重要的地位，不断完善船舶最低安全配员减免事由的审定程序，对发证全程进行跟踪并开展质量控制。对于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特殊要求或条件”栏的注明文字，应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统一要求，尽量省略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指定栏目内已有的信息如机舱自动化程度、航行区域等，而将指定栏目内没有的信息如连续航行时间等注明。

（2）探索提高船员履职能力新模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评估和发证规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值班规则》的规定，我国船员一般都经过系统教育和专业训练，并持有履行船上相应职责的专业培训合格证书和适任证书。但我国船员，特别是沿海航行船舶上的船员在履职实践中遵守值班和操作规程的意识不够强，应急反应能力也有待提高。因此，针对船员的船舶关键性机器和设备操作、消防救生设备操作、操船技艺、无线电通信、应急反应和语言沟通等能力开展实操性检查、适任性检查或者评估性检查，开展船员履职能力综合性检查是很有必要的。船员管理必须从说教式的培训转为注重船员履职能力的过程控制，突出培养船员的实操及应急能力，才能不断提高船员综合素质和适任水平，不断满足日益大型化、精细化和现代化的船舶管理要求。目前，一些海事机关已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加强海事源头管理，提高海事监管效率。

（3）严厉打击缺员、假证、冒用等违法行为。近年来，这类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究其原因，主要是船方为节省成本而冒险。在船舶靠岸装卸货期间，海事现场执法人员登船检查船舶实际配员时，船方常以个别船员上岸看病、购物等借口逃避检查，所以，开展船舶配员开航前检查很有必要。建议实施海事机关联检联动机制，尽快建立海事机关船员证书网上核查系统，严厉打击缺员、假证、冒用等违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