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所有制度(精选8篇)
公司所有制度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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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有制度 篇2
在现代企业制度中, 企业被定义为相关利益者共同设立并运行的一种微观经济组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契约型关系是企业形成的基础。也就是说企业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形式的存在, 而实质是一系列契约的组合。但是, 由于契约不可能对所有事件都做出明确规定, 进而存在着对这个组织的资产和现金流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这便形成了企业所有权的基础。剩余索取权是指对于总收益减去合约报酬后剩余价值的索取权利。简单地说就是经营者分享净利润。剩余控制权指的是在契约中没有能够事先做出约定的决策权 (张维迎, 1996) 。
既然企业被认为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组契约组合, 因此每个利益相关者就会被其持有的这个契约中的生产要素产生的自我利益所驱动。因为企业所有权即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是由利益相关者们共同掌握的。所以, 各个利益团体就必须通过谈判的方式, 以契约的形式来达到一种长期的合约关系。而公司作为现代企业的主要形式, 也符合这一论断。再者, 在所有权之下, 企业作为个人之间交易财产权的一种方式, 为了降低其交易成本, 各个利益团体也会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条件下通过谈判来形成一种契约。这就是公司治理的本质所在。实质上, 公司治理是公司所有权之下, 两权分离之后, 由于委托代理关系形成的协调公司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因此各个利益团体为了实现其共同利益, 就需要在其治理结构上建立适当而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
二、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
(一) 公司治理下的内部控制
关于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各界争论的焦点, 许多学者大都各持己见。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平行论认为两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没有交集, 也不需要考虑对方带来的影响。环境论认为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发挥作用的环境因素。阎达五、杨有红 (2001) 、程新生 (2003) 等在相关研究文献中曾明示或暗示出这种观点。嵌合论认为两者是相互包含, 相互依赖的关系, 存在着内部的统一性。基于经济学的理论, 公司治理可以看作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契约, 其具体体现为权责利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随之,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公司治理之下的权责利关系便形成一种内部牵制制度。所以, 内部控制是公司治理机制的基础, 只有拥有有效的内部控制才能使公司治理发挥作用。因此, 本文试图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从而为基于公司治理的内部控制设计问题提供依据。
首先, 就两者产生源头来说, 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都产生于两权分离下的委托代理关系。公司治理产生于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而内部控制则是基于不同层级经营者之间的权责分配关系 (程新生, 2003) 。其次, 就目标而言, 公司治理是通过建立约束、激励和监督制度的机制, 实现经营目标和控制目标, 最终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管理目标。内部控制的目标则是保证资产安全, 会计信息真实可靠, 经营管理合理高效。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公司治理目标的具体形式, 它是为整个公司治理目标服务的。最后, 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在于所有权、监督权与控制权三权分离之下而建立的约束、激励与监督的机制以及制衡问题。内部控制,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其本质就是企业权责的一种制度分配。这种制度安排只是公司治理机制的一种具体体现和具体措施。简单的说, 内部控制是公司治理的具体手段之一。
由此可见, 内部控制是实现公司治理的基础设施, 属于公司治理下的制度建设问题。事实上, 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即经理自主权的有效控制并使之与股东利益的一致, 只有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下才有可能形成解决之道 (杨雄胜, 2005) 。内部控制在大方向上必须与公司治理保持一致, 但是具体的实现形式却存在其独立性。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相互制约又互相促进, 共同为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服务。从两者的互动关系上来说, 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的基础和依据, 它为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提供了组织保障。同时, 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实现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制衡和监督, 能够保证公司治理的效率, 节约公司治理成本。公司治理主要解决内部主体权责利划分问题。而内部控制主要解决的是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程度问题。综合以上,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内部控制的实质在于契约关系之下公司治理机制产生的一种管理层级权责关系的制度安排。
(二) 内部控制的本质属性:一种控制机制的合约关系
在公司治理之下, 内部控制的本质与其治理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企业的契约组合理论, 同样适用于公司这一现代企业的主要形式。所以, 内部控制以契约关系为基础, 本质是一种监督与制衡相互耦合的控制机制的合约关系。从产权角度来看, 内部控制实际上是企业内部产权制度的组成部分, 其决定着与各个内部产权主体相关的权利与义务。而从契约论角度出发, 可以看出内部控制产生的本源是委托代理问题。因此, 内部控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通过控制机制的方式防止公司治理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个控制机制不仅仅体现为治理结构横向侧面的制衡机制, 而且还包括纵向的监督机制。第一个侧面, 内部控制是一种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内部制衡机制。制衡实际上是签约的各个利益主体以平等地位形成的权利义务的相互制约与牵制。制衡不仅表现在供求链和需求链的各个环节之间, 也表现在每个环节内各个管理岗位之间 (李连华, 2005) 。不同的所有者、经营者以及不同的管理岗位都有自己的利益驱动因素, 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可能对其他方利益产生影响, 进而必须通过各个平等的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制衡防止此种行为发生。制衡是在平等的主体之间展开的, 它表现为一种双向机制。另一个侧面, 内部控制的本质体现为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督。在企业中, 只有权力高层来监督基层, 而权力基层很难有效的监督高层。因此, 监督表现为权力层级中自上而下的监控和督查, 它是一种单向的作用机制。
在这个控制机制中, 监督与制衡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制衡是监督机制的基础, 而监督是制衡机制的最终目的。制衡是解决同一管理层级之间的权责关系的途径, 特别针对监督体系中的权力高层。而监督的方式可能会在权力最高层以及同一权力层级出现失效或失灵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选择分权而治即同一权利层级上的各个主体之间相互牵制。这样以来, 在一个相互制衡的监督体系中, 各个利益主体对同一事项的行为就会协同起来, 产生期望的整体效益最大化。
综合以上可知, 内部控制就是监督与制衡的共同作用机制。从产权和契约的角度来说, 制衡机制通过利益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来分配水平层面的各个利益层级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利益与责任;而监督机制主要是为了分配垂直层面的各个利益层级的权责。制衡和监督两种机制并非单独作用, 内部控制是这两种机制通过相互补充和互动来协调和控制企业内部权责主体的契约关系。内部控制实际上是一种立体的作用机制。因此, 内部控制制度本质属性实际上是企业所有权之下, 企业内部各个层级达成的一种监督与制衡相互耦合的控制机制的契约关系。
三、公司治理视角下的内部控制制度框架
从基本原理来说, 公司治理统驭着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与运行, 内部控制也反作用于公司治理。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并不是单独的个体, 他们通过相互作用产生协同效应, 互相促进, 共同发展。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必须要有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作为依托, 内控出现问题无异于被釜底抽薪, 整个治理系统都将会受到影响。由于内部控制是为整体治理目标服务的, 所以内控制度的设计必须符合公司治理的目标。当前资本市场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如何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管理目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机制, 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公司的经营管理有效运行, 风险得到有效地评估和控制, 企业价值实现最大化。因此, 公司应该建立依附于公司治理目标的内部控制制度, 构建治理型内部控制制度的框架体系。
首先, 治理型内部控制制度框架 (如图1) 的设计必须基于企业所有权之下, 以公司治理目标为前提。至于其有效的运行, 要以公司内部制度, 以及公司组织关系结构为基础, 以公司业务流程为平台, 同时嵌合于公司内部的绩效考核体系和持续监督机制当中。这样一来, 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就统驭了内部控制的各个方面, 而公司业务平台就支撑了内部控制的运作基础。公司内部绩效考核体系和持续监控机制也可以为内部控制的有效运作来保驾护航。其次, 内部控制分为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监督与评价这五个子系统。控制环境是基础, 它为控制活动实施提供环境保障。风险评估系统可以准确地识别企业面临的潜在风险, 以期将损失减小到最低水平。控制活动则贯穿整个生产经营过程, 是内控的核心。其具体方法有:不相容岗位不兼容、授权审批控制内部报告控制、财务报告控制、信息系统控制和绩效考评控制等。信息是连接其他子系统的媒介, 只有通过信息的传递和沟通才能将各个子系统的问题及时吸收和解决。内部监督是对内部控制运行的效率效果的反馈, 是完善内部控制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只有这五个子系统在公司治理目标下协调运行, 相互促进才能保证整个内控体系的有效运行。再次, 组织经济理论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 它强调建立健全分权与集权制度, 通过公司治理结构来完善与优化内部控制体系结构。最后, 在公司治理目标机制执行中, 公司通过内部绩效考核机制以及持续监控体系来实施业务层级的内部控制机制。这样以来, 垂直的直线机制就克服了两级代理关系所带来的弊端, 进而把业务层组织完全置于所有权和公司治理的控制权之下。
摘要:现代契约理论认为, 企业本质上是一系列契约的组合, 也是个人之间交易财产的一种方式。本文拟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 在所有权之下, 探讨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 进而深入分析内部控制的本质属性, 提出了建立治理型内部控制的设想, 以期为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制衡,监督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2]阎达五, 杨有红.内部控制框架的构建 (J) .会计研究, 2001 (2) .
[3]程新生.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组织结构互动关系研究 (J) .会计研究, 2004 (4) .
[4]李连华.公司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的链接与互动 (J) .会计研究, 2005 (2) .
[5]杨雄胜.内部控制的性质与目标:来自演化经济学的观点 (J) .会计研究, 2006 (11) .
[6]杨雄胜.内部控制理论研究新视野 (J) .会计研究, 2005 (7) .
浅论所有权保留制度 篇3
关键词:实际操作性;权利冲突;协调方式
一、概述
(一)概念
所有权保留制度,是指在买卖合同中,买受人先占有交易的标的物,若买受人未达成双方约定的条件或违反法定的条件,出卖人仍保有标的物的所有权的一种制度。
(二)类型
1.简单的所有权保留
指所有权保留仅涉及标的物的价金,是买卖合同中所有权保留的最基本形态。此种所有权保留不适用于转加工、转售等情况,仅在买受人为了自己使用的情况下适用。然而,在买受人将标的物出卖给善意第三人时,出卖人的利益就很难得到保护了,因为善意第三人可以基于善意取得制度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2.扩张的所有权保留
指所有权保留所不仅限于本合同产生的价金,还包括出卖人关联方对买受人所享有的债权及出卖人对买受人享有的除价金债权外的其他债权,即康采恩式的所有权保留及往来账户的所有权保留。
3.延长的所有权保留
由于买受人对标的物进行直接占有,很容易产生买受人转售标的物和加工标的物的情形,为了保障出卖人的利益,所有权保留不仅涉及标的物价金,而且涉及转售所得的价款及经加工的标的物的所有权。
4.复合型所有权保留
即上由上述三种类型的所有权保留相互渗透混合而成的一种类型。
二、所有权保留的设立方式
因各个国家国情的差异,导致了其所有权保留设立方式的差异,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合意的方式
所有权保留约定仅凭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即可成立,而不问其采用的形式。此种方式虽然简便快捷,但是不利于交易的安全。
(二)书面方式
当事人为所有权保留之约定,除须达成当事人间合意外,尚须采用书面形式为之。书面方式的主要功能在于能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止欺诈虚伪的作用。但缺乏公示的缺陷依然存在,并未因采书面形式而得以弥补。
(三)登记方式
由于各国家所采取的立法例不同,所有权保留登记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在采登记生效主义的国家,主张当事人为所有权保留之约定,除有当事人合意外,还必须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登记方能生效。在采取登记对抗主义的国家,主张当事人间的所有权保留约定非经以书面形式为之不得成立,非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四)折中方式
折中方式指的是所有权保留有的需要登记,有的不需要登记,应登记而未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折中方式可谓安全性与效率性兼顾的方式。
笔者以为,若所有权保留的标的物为动产时,采取书面方式明确当事人间的权利分配,无须大费周章的进行登记,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但如若动产的价值相对较大,可采取登记对抗的方式。若所有权保留的标的物为不动产及准不动产,因其价值一般较大,为了交易安全,应当采取登记的方式。
三、所有权保留的权利冲突与协调
(一)所有权保留的权利冲突
在所有权保留制度中,出卖人享有标的物的所有权却不占有标的物,而买受人虽占有标的物却不享有所有权。这种权利分化是所有权保留制度运用产生的必然结果,无法避免,所以没必要对此过于执拗。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当在这种利益分配格局下,如果第三人加入,会产生的问题。大致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况:
(1)如果买受人伪称自己为所有权人将标的物转让给善意第三人,善意第三人基于善于取得制度取得标的物,如何保护出卖人的利益?
(2)如果出卖人因其为所有人而将标的物出卖给第三人,如何保护买受人的利益?
(3)第三人基于占有为公示常态而误以为标的物为买受人所有而支付价金或出借资金,在买受人不能交付或破产之际,如何保护第三人的利益?
(二)所有权保留的权利协调
(1)关于出卖人与买受人的内部利益关系冲突,可以通过明确契约,划清权利界限的方式解决。
(2)关于出卖人与买受人同第三人的外部利益关系冲突,因利益格局相对复杂,协调方式具体介绍如下:
第一,所有权保留中买受人的期待权的让与。买受人可让与其期待权,因为出卖人保留所有权的目的是为了担保价金的全部偿付,所以由谁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对其并不是那么重要,况且,买受人对期待权的处分一般会有利于价金的清偿。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买受人此时并未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權,故其处分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若第三人为善意,那么其可基于善于取得制度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若其为恶意,则依“恶意不受保护”原则,第三人无法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但若出卖人在处分后追认的除外。
第二,所有权保留中出卖人的取回权。出卖人之所以能够行使取回权,是因为出卖人拥有标的物的所有权,但是取回权的行使并不是任意的,需要具备一定的要件。如果买受人没有完成合同所附条件,比如,没有偿清价金,没有完成特定的行为等。除此之外,有些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护出卖人的利益,在法律中往往会规定,在出卖人利益受到妨害的条件下,出卖人可行使取回权。侵害出卖人利益的情形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法律行为,例如买受人未经出卖人同意将标的物转让给第三人、将标的物出质或抵押、将标的物转赠等;另一类是事实行为,例如买受人故意将标的物损坏。不过,在第一类情形中,如果第三人同意为买受人偿还剩余的价金,就可以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参考文献:
[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2]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
公司章程(混合所有制) 篇4
章
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二条
公司名称、司徽:山西**********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司徽另行设计。
第三条
公司住所:**********第四条
公司营业期限:自公司设立登记之日起至2031年
7月17日止。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310万元为货币出资,2014年6月30日前一次性缴足;690万元为非货币(实物)出资,2014年6月30日前一次性缴足。
第六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七条
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第八条
本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
第二章
经营范围
第九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
******************************。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改变经营范围,但须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
第三章
股东名称、出资方式、出资额及比例
第十条
股东的名称、出资方式及出资额及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号
住所
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时间
出资比例
太原
1000万元
690万元非货币出资(实物出资,详见本条附注)
2014年6月30日前一次性缴足
100%
310万元货币出资
2014年6月30日前一次性缴足
第十一条
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所认缴的出资额。
第十二条
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按期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按期足额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第十三条
公司成立后,应向股东签发由公司盖章的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公司名称;
(二)公司登记日期;
(三)公司注册资本;
(四)股东的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
(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
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
第十四条
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
(一)股东的名称及住所;
(二)股东的出资额;
(三)出资证明书编号。
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名称及其出资额向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五条
公司在存续期间,股东不得抽回出资,但可以依法转让出资。
第十六条
为保证公司启动阶段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结构的稳定性,从公司成立后三年之内股东不可以向外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
第四章
股东
第十七条
股东享有如下权利:
(一)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优先认缴出资;
(二)对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三)查阅公司会计账簿,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
(四)公司终止后,分得公司的剩余财产;
(五)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八条
股东承担如下义务: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
(二)按期足额缴纳所认缴的出资;
(三)在公司成立后,不得抽逃出资;
(四)在公司成立后,不得再自行或与他人共同设立与公司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企业或其他组织。
(五)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九条
股东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进行质押的,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公司。
第二十条
股东可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委派或者更换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审议批准监事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公司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审议批准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七)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八)对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九)修改公司章程;
(十)对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作出决议;
(十一)决定聘用或解聘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股东做出上述事项变更的决定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由股东签名后置备于公司
第五章
董事、董事会及董事长
第二十一条
董事由股东委派,任期为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
第二十二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利益。董事连续三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能履行职责,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予以撤换。
第二十三条
董事可在任职期满前提出辞职。董事辞职应当向股东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董事的辞职报告应当在下任董事补任后方能生效,董事提出辞职或者任期届满未连任的,对公司和股东负有的义务在其辞职报告尚未生效、或者辞职报告生效后、或任期结束后的两年内并不当然解除,其对公司商业秘密保密的义务在其任职结束后仍然有效,直至该秘密成为公开信息为止。
第二十四条
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对股东负责。
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名。
第二十五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二)执行股东决定;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回购本公司股权或者合并、分立和解散方案;
(八)在股东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的对外投资、资产抵押、对外借款及其他担保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副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拟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听取公司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经理的工作;
(十四)保证公司的经营行为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的要求;
(十五)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以及股东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六条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并主持。由董事长或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提议,可召开临时董事会议。
第二十七条
董事会会议应当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每一董事享有一票表决权。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八条
董事会会议应当由董事本人出席,董事因故不能出席的,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第二十九条
董事会会议应当有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和记录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出席会议的董事有权要求在记录上对其在会议上的发言作出说明性记载。董事会会议记录作为公司档案保存,保存期限按有关档案管理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和召集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并向董事会报告;
(三)向董事会提名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四)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五)行使法定代表人的其他职权;
(六)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但这种处置必须在事后向董事会和股东报告;
(七)对公司的财务和经营决策行使最终决定权;
(八)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权时,应当书面指定其他一名董事代行其职权。
第三十一条
董事长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履行职责,谨慎、认真、勤勉地行使公司所赋予的权力;认真阅读公司的各项业务、财务报告,及时了解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状况、维护公司利益。
第六章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三十二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经理、财务总监、首席专家。
第三十三条
公司设经理一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董事可受聘兼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但兼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第三十四条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每届任期三年,经连聘可以连任。
第三十五条
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二)组织实施公司工作计划;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订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聘任或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以外的管理人员;
(七)拟订公司员工的薪酬及奖惩方案,决定公司员工的聘用和解聘事项;
(八)公司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三十六条
经理应当根据董事会或者监事的要求,向董事会或者监事报告公司重大合同的签订、执行情况、资金运用情况和盈亏情况。经理必须保证该报告的真实性。
第三十七条
经理拟订有关员工薪酬、福利、社会保险、劳动关系等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问题时,应当事先听取工会和职代会的意见。
第三十八条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诚信和勤勉的义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擅自泄露公司秘密,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损害公司利益。
第三十九条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不得将公司资金以任何个人名义另列账户储存。
第四十条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向董事会提出辞职。
第七章
监事
第四十一条
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公司监事,监事向股东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四十二条
监事行使下列职权:
(一)检查公司财务;
(二)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
(三)当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时,要求其予以纠正;必要时向股东或国家有关主管机关报告;
(四)列席董事会会议。
(五)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四十三条
监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第八章
公司利润分配及财务、会计
第四十四条
公司由股东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统一经营管理。
第四十五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可分配红利。
第九章
公司的解散和清算
第四十六条
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解散:
(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
(二)股东决定解散;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消;
(五)人民法院依据《公司法》第183条的规定予以解散。
公司有前款第(一)项情形的,可以通过修改公司章程而存续。
第四十七条
公司因章程第四十六条第(一)、(二)、(四)、(五)项的规定而解散的,应当依法组建清算组并进行清算;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
第四十八条
清算组由股东参加,依照《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行使职权和承担义务。
第十章
其它
第四十九条
第五十条
第五十一条
第五十二条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各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恪守职业操守,做好涉及公司知识产权及相关研究成果和数据的保密工作,未经授权不得将有关内容向外界泄露、报道、传送。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否则,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公司的损失。
第五十三条
第十一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公司章程的解释权属股东。本章程如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
第五十五条
公司根据需要或因公司登记事项变更的而修改公司章程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应送公司原登记机关备案。
(本页无正文)
(股东签名(盖章))
2014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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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企业所有权成本与公司治理结构 篇5
[内容提要]由于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与市场经济结构不匹配,公司治理与所有权成本最小化背离严重,我国公司治理失效问题较为突出。我国公司立法对于公司内部关系的规定应当审慎和灵活,应当具有针对性和可塑性。一方面,立法在选择和构建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时,既要适度超前,以起到引导规范作用,又必须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结构的不完善和立法体系混乱的情况,不能脱离实际。由于我国企业所有权的实……
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是近来美国公司法学界所惯用的一个名词。我国学者有的将之译为“法人治理”①其所指的含义一般是,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之后,经营者掌握公司经营大权,但凡人有权必滥,经营者怠忽职守、不负责任及浪费、奢侈甚至与关联者利益输送的事情,亦必所在多有。为改善或避免此种情形,法律之制衡监控设计便十分的重要。这种防止经营者执行公司经营业务时滥权行为的研究也早已成为晚近公司法学者讨论的重心。在我国企业法人的形态较为复杂,治理结构难有统一认同,本文为力求能与国外学者研究企业中监督、防弊范围相一致,故选择“公司治理”一词加以适用。
企业法人所有权在我国有学者将其界定为“企业法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企业法人所有权的权属范围是企业法人的全部财产,包括:由股东出资形成的财产和企业经营过程中所增值的财产;从权能上说,企业法人对其全部财产享有完全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从抽象属性上说,企业法人对其财产享有完全独立的支配权”。②这一定义显然是在强调法人所有权和其上位民法中所有权概念的一致性,而本文为强调企业所有权与治理结构的内在逻辑联系,将企业所有权使用经济学中的定义即对企业的剩余控制权(residualrightsofcontrol)和对企业利润或剩余收益(residualearnings)的索取权。由于进入企业的契约不可能是完备的,未来世界是不确定的,要是所有的企业成员都得到固定的合同收入是不可能的,因此产生了企业剩余索取权问题。企业剩余索取权,指的是企业收入在扣除所有固定的合同支付(如原材料成本、固定工资、利息等)之后的余额(利润)的要求权,由于余额的风险性,剩余所有权的享有者也即企业的风险承担者。又由于进入企业的契约不完备性和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必须有人决定如何解决契约中的漏洞或解散契约,由此产生了企业剩余控制权问题。剩余控制权指的是在契约中没有特别规定的活动的决策权。在治理结构层次上,剩余索取权主要表现为在收益分配优先顺序列上“最后的索取者”,控制权主要表现为“投票权”。③
明确了上述概念界定,那么任何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所有权理论都必须回答这一问题:是什么样的因素决定了企业把所有权配置给某一特定种类的利益者?无论这些人是作为出资人的股东还是公司的雇员甚至是公司的债权人。要明了这些因素,则我们有必要再把公司合同集束理论(thenexusofcontractstheory)④加以确立――把公司看作是一个由合同集成的网。更确切的说,公司在本质上是一系列合同的共同签署人,这些合同中包括同原材料或服务的卖方签订的供应合同,同向公司提供劳动力服务的个人签订的雇佣合同,同债券持有人、银行及其他资本供应方签订的借贷合同,以及同公司产品的买方签订的销售合同。实际上,企业组织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授权建立一个法人――一个单独的法律上的实体――来充当合同签署人的角色。
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对我们定义的企业来说,是不是拥有自有财产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强调的目的是为了阐明这样一个法理:企业所有权与财产权并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一定与资本的拥有和投入相联系。因为从广义上说,企业进行的每一笔交易都建立在他与交易对方之间的非此即彼的两种关系上。我们把第一种交易关系称为是“市场合约关系”,即交易的对象不是企业的所有人,只是通过合同与企业有商业往来;而另一种关系,我简单的称之为“所有权关系”,也就是说,交易的对方同时也是企业的所有人。如果企业所有权关系完美无瑕,永远有效,可以完全消除市场合约交易的所有成本,而他自己又不制造任何新的成本,那么所有权成本分析就无必要。但事实上,所有权关系本身也有成本,其中部分成本就是我们就要讨论的公司“治理”成本,它包括企业所有权人集体决策的成本,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以及因集体决策失误或管理监督不力造成判断错误和管理人员权力膨胀而导致的其他成本。还有一类是与剩余索取权相联系的风险承担成本。因此要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就是在成本最低的所有权配置状态下,企业交易成本的总和应实现最小化,也就是以下两种成本之和达到最小:(1)企业与非所有人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2)企业与企业所有人交易的成本。
因此如何使所有权成本最低转化为公司治理层面上的问题就是何种治理模式更有效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所有权的两项核心权能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为便于分析,把两项权能的固有成本大致化为三种:管理人员的`监控成本,集体决策的成本和风险承担的成本。
1.管理人员的监控成本与“股东至上”治理模式
在股权分散的商事公司,所有人通常必须把相当大的管理权委托给企业聘用的管理人员。其中大部分决策权委托给董事会行使,董事会再把最具操作性的决策权委托给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这种委托就导致了我们经常提到的“代理人成本”,为便于讨论,我们在这里把代理人成本划分为两个类别: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因对管理人员监督不力而导致的管理人员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作为企业的所有人要对管理曾进行有效的监督,就必须支付以下这些成本:(1)获取有关企业运营信息的成本;(2)所有人之间为交换意见和做出决策而沟通信息的成本;敦促管理层执行决策的成本。在这里我把这些成本结合起来称作“监督成本”。当企业的所有人对管理层监督不力时,管理人员就会有机会偷懒或从事利己交易。但无论管理人员实施了什么性质的机会主义行为,只要它所造成的损失小于监督和阻止这种行为所要付出的成本,从效率角度出发,所有人就应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代理人成本就是监督成本与监督不力或有效监督不可能时由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成本之和。
传统的公司法采取了“股东至上”的治理模式,在立法上的体现就是“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即股东大会享有公司的各种权利,包括公司的经营权利,董事会只享有立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有限权力,是股东大会的决议的执行者和股东大会的附庸。⑤伴随着现代公司的高速发展,信息社会的到来,公司社会责任的提出,使得股份分散化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搭便车问题等日益突出,使股东实际上难以行使对公司的直接控制权,如果一定要的话,那么对人数众多股东来说,要使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获取决策所需要的信息,相关的决策成本就不可避免的会成倍的增加,所以对
股东提出的任何其他略高的要求都会招致难以想象的高成本。因此,由于所有人追求最大剩余的偏好,必然要求其首先想到从最易降低的监控成本下手――怠于直接监控,转而依靠荣誉、道德、合同、侵权和刑事的制裁机制。由此传统的“股东大会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出现了失效问题,出现了股东大会“空壳化”问题。公司立法从“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发展。
2.集体决策成本与“股东至上”公司治理模式
当多个人共同分享一个企业的所有权时,所有权人就有可能对企业的政策和规划发生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大多只是不同人对于如何达到一个共同目的的最有效手段存在不同的看法,当然当某个决策可能对不同所有人产生不同的影响时,更严重的意见分歧就在所难免。当企业所有人的利益不一致时,他们要做出决策就必须采取用某种形式的集体选择机制。目前通行的集体选择机制就是表决,表决权通常是按照每一成员与企业的交易数量(股份额)或者一人一票的方式来配置的。当所有人之间出现利益上的分歧时,这种集体选择机制本身也会制造成本。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把这种成本称为“集体决策成本”。从逻辑上讲,集体决策成本与代理人成本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使企业为监督管理人员和因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承担的成本,即使是在全体所有人利益都完全一致的情况下,这种成本也是无法避免的,而前者则时由所有人在利益上存在异质性而产生的额外成本。集体选择机制涉及的成本大体上有两类:一是因决策无效率产生的成本(所谓决策无效率是指决策结果没有使所有人的财富集合或财富的附加值最大化);二是决策过程本身制造的成本。但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对代理成本给予关注,而集体决策成本在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在研究公司治理模式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为形象说明集体决策成本,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一个四层高的合作制公寓里,修理电梯的决定给住在一层的人带来的益处就远不及给住在四层的人带来的好处多。所以公寓的住户因其所住的楼层不同,对于要不要给修理人员付加班工资以加快电梯的修理速度这一议题就会有不同意见。如果住在下面两层不经常使用电梯的住户的人数超过了三层和四层经常使用电梯的住户人数,表决结果很可能就是反对支付加班工资,尽管电梯提前修复而给住在上层的住户带来的好处――包括金钱的和非金钱的收益――远远超过了加班费的价值。另者,这种控制权也可能落到一些没有代表性的少数派手中,他们因而可能有意无意的利用这种控制权、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取得一个没有效率但对他们自己有利的决定。例如这座合作制公寓大楼的管理权很可能就掌握在那些退休住户手中,尽管他们在数量上是少数派,但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参加会议,于是那些直接授益于退休住户的维修项目,如修理电梯,就有可能挤占那些于他们关系不大的项目,如修复儿童乐园,而获得优先发展,即便相反的发展顺序对大楼住户整体来说更有利。无论是多数派侵占了少数派的利益从而造成无效率的结果,还是相反,少数派侵占了多数派的利益,只要做出决定的人认为自己的利益闭他人的利益更重要,他们所做出的决定就很自然的称为高成本的决定。
于是所有人用把决策权委托给委员会来控制和减少这种决策过程的成本,消除不必要的循环,所有人现在考虑的只是因授权本身导致的效率问题。因此回应监控成本分析,集体决策成本也要求公司立法上确立“董事会中心”主义。所谓“董事会中心主义”,是由1937年德国《股份法》率先进行的对公司权力分配的变革开始的,各国公司立法大大削减股东大会的权力,同时加强董事会的权力,强调董事会经营的独立性,使公司的实际权力中心移至董事会。⑥但是,“董事会中心主义”仍然建立在以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基础上。公司的监督机制同样是一种控制权,股东可以通过控制监督以及监督程序实现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对应。由于公司目标没有变,公司内部权力架构中股东对公司的直接支配变成了最终监控,因此,目前各国公司法的架构仍然是资本逻辑的,内在原因是这种“股东至上”的治理结构经过内在逻辑发展形成了所有权成本的最小化。
3.“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公司治理模式与所有权成本最小化的背离
由于现代社会劳资冲突、工业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一直引发着社会及立法者的思考:公司是否不仅仅应寻求公司股东之最大利益,且于具体决策时,也应对于其消费者、债权人、员工乃至公司所在地附近一般社区利益加以考虑,以善尽其社会责任?⑦按照这一思考,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雇员、顾客、原料供应上、当地社区成员以及环保组织等都应该在企业的董事会中拥有发言权。这种“利益相关者”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ScottBuchanan所提出,主张为保护公共利益,各州应规定规范企业民主性之法律。董事会不仅应有股东选出,尚应由员工及社会大众选出,以达成企业组织之民主化。⑧当然从理论上讲他们都可以参与集体决策,因为任何人的权利都不会被无端剥夺,但是,由于这些决策参与者之间可能在利益上存在根本的冲突,把所有权配置给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可能会极大的增加集体决策的成本。人人当家作主人在所有权关系中是做不到的。单纯对于公司利益关联较大的员工来讲,参与决策产生的收益也往往不足以弥补集体决策过程导致的成本。
4.风险承担成本与公司治理模式
所有权的第二种权能――剩余收益索取权――同样也涉及很多成本问题,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与企业经营的重大风险相关的风险承担成本。因为这些风险通常都直接反映在企业的剩余收益中。相对于其他所有人来说,股东可能更适于承担这种风险,他们可以通过有效的分散投资来分散风险,把所有权配置给股东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企业整体的风险承担成本。然而赞成公司应付社会责任者认为承担企业风险成本最多的是公司雇员,因为一旦企业不景气,企业可以随时解聘雇员,而雇员由于年龄、婚姻家庭、岗位专业技能狭窄、居住社区等因素,使其难以再转嫁风险――重新获取与原工作相当或更好的工作。与该论断相对应,“经济民主”、“雇员参与”、“劳工管理”等理论倍受青睐,并且认为雇员通过民主程序参与企业管理不只可以提高企业决策的质量,而且这种参与本身也有价值:参与管理本身是一种可消费的产品;它提供了一种具有某种价值的控制的快感;它激励并且引导了企业以外的政治参与。但无论如何也应正视雇员参与管理可能产生的好处实际上只被雇员个人占有,并且参与从来都不是免费的,他不可避免的招致了集体决策中可能出现的所有权成本问题,而且在现实中,这种成本在数量上相当可观。
5.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所有权成本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市场状况、政府职能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发展,公司治理的外部和内部经济结构逐渐改善。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因素仍然突出”。⑨公司治理结构还不能适应所有权成本最小化要求,主要体现在:(1)所有权问题本身尚未理顺和规范化,所有者缺位问题突出;(2)公司外部结构尚未健全,公司内部结构封闭,公司内部结构较少受到公司外部结构制约;(3)政府和企业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和规范化,企业治理的动力受损,缺乏活力,竞争力差;(4)现阶段公司
治理结构中“内部人控制”是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传统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再企业改制后得以延续,并且由于内外部监督的不到位,董事与经理等公司高级职员兼任现象普遍,公司机构之间不能有效制衡,产生公司治理结构失效问题――股东大会形同虚设、监事会称为“橡皮图章”、董事长独断专行、董事会“空壳化”、“内部人控制”等。因此我国公司治理的所有权成本高昂。解决所有权成本过高问题就要重构和理顺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主要涉及以下方面:(1)明确公司所有权,删除我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三款“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之规定,使所有权成本成为真正的经济问题;(2)建立于我国转轨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公司治理模式,公司立法应只涉及构成企业合约的一般性内容;(3)公司立法应当以“股东至上”为主要目标,但在现阶段,应允许治理结构与所有权成本有所背离,兼顾“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在经营体制上采用“董事会中心主义”和“共同参与”治理结构,将公司的控制权分散在不同的利益主体;在条件成熟时,如下一次修订公司法,就应使公司治理符合所有权成本最小化的要求,采用“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相关者利益用其它法律如劳动法、环保法、消费者法等加以调整,否则,对谁是企业‘真正所有者’的提问会陷入误区;(4)在公司治理结构的立法安排上,将公司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相对应,控制权与控制能力相对应,控制权与相应的责任相对应,实现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平衡,实现所有权成本最小化。
由于公司法结构与市场经济结构不匹配,公司治理与所有权成本最小化背离严重,我国公司治理失效问题较为突出。我国公司立法对于公司内部关系的规定应当审慎和灵活,应当具有针对性和可塑性。一方面,立法在选择和构建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时,既要适度超前,以起到引导规范作用,又必须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结构的不完善和立法体系混乱的情况,不能脱离实际。由于我国企业所有权的实际状况,所有权成本居高不下,就使得对公司治理的设计有更大的自由度,立法的弹性将不可避免,立法所提供的选择模式应当多样化。
参考文献
①柴振国等著:《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反思与重构》,法律出版社版,第272页;
②柴振国等著:《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反思与重构》,法律出版社20版,第55页;
③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载于梁能主编:《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的实践与美国的经验》,第17―19页;
④[美]Robert.w.Hamilton,ThelawofCorporations,法律出版社版,第6页;
⑤王红一:《公司法功能与结构法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第252―253页;
⑥徐燕:《公司法原理》,法律出版社版,第232页;
⑦刘连煜:《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版,第2页;
⑧王志诚:《论公司员工参与经营机关之法理基础》,载于《商事法论集》第3卷,法律出版社19版,第161页;
公司所有制度 篇6
让我们以两个家族的故事开始吧:穆里耶兹(the Mulliez)和王永庆家族。这两个例子清楚地表明,身处不同社会、着手不同行业的家族是怎样面临着类似的挑战。故事中的一个发生在法国北部,另一个则在台湾。一个从100年前开始,故事角色已跨越四代人;另一个的创始人则在2008年方去世。故事揭晓了在行业、文化和地域差别之外,成功的企业家是如何将家族的独特贡献与企业战略融为一体,并怎样通过制度消弭家族所有制的不足之处。穆里耶兹家族
穆里耶兹家族是法国家族企业中的杰出代表。该家族不仅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零售企业之一,还开创了一套独特的家族风险投资模式,成功地让企业家精神在四代成员的血液中流淌。路易斯?穆里耶兹在1900年白手起家,成立了一家名叫菲尔达的小纺织厂。在1903年,他的大儿子吉拉德?穆里耶兹也加入了公司,当路易斯的二儿子于1946年加入公司零售部时,菲尔达品牌已因织料和缝纫的水平而闻名。此时公司开始通过设立特许加盟店的方法拓展销售网,第一家加盟店在1956年开张。到上世纪末,菲尔达已成为世界顶尖的纺织品销售商,在各地拥有与1500家门店。
在菲尔达,吉拉德?穆里耶兹积累了零售业的经验,他从未完成过高中学业,全靠自学成才。1961年,29岁的吉拉德?穆里耶兹决定自立门户,他在鲁贝市开了一家杂货店——这就是零售帝国欧尚(Auchan)的起源。讽刺的是,第一家店以倒闭告终。但穆里耶兹家族很愿意再给吉拉德一次机会,不过这次要求他在法国北部开一家超市,且必须在三年内成功。在爱德华?勒克莱尔(Edouard Leclerc,前牧师,后来E.Lecler零售集团的创始人)的启发下,虔诚的天主教徒吉拉德这次采用了折价加自主服务的经营模式,并立即取得了成功。在第一年,欧尚获得了1000万欧元的收入和很高的利润。在30年内,欧尚成长为法国顶尖的零售商,并成为一家跨国公司。今天,欧尚在12个国家开展业务并拥有17.5万名员工。
与此同时,吉拉德?穆里耶兹的族人们也在其他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体育用品零售商迪卡侬,餐饮服务商Flunch和Pizza Pai,建材零售企业Leroy Merlin,家用电器零售商Boulanger等等。今日,穆里耶兹家族拥有的企业雇员高达36.6万人,年销售额超过660亿欧元。
家族的第一代,路易斯?穆里耶兹有10个兄弟姐妹,而他本人有13个孩子。到2011年,穆里耶兹家族共有780个成员,其中550人属于穆里耶兹家族联合会(the Association Famille Mulliez,AFM)。所有成员都需要向家族证明他们的价值。在创立新企业或加入CIMOVAM(所有家族企业的控股公司)下任何一家企业前,他们都需要接受严格的训练。训练从22岁开始,由Antonine Mayaoud(老路易斯?穆里耶兹的孙子,绰号“人力资源先生”)主导。这项训练也是穆里耶兹家族的独特之处之一:相对于顶级商学院,他们更倾向于家族内部的督导。在通过训练并经AFM监事会批准之后,家族成员被允许加入AFM,并获取他们在CIMOVAM中的股份。也只有在此之后,他们可以为自己的项目寻求家族财务和智力资源的支持。
家族设立了一个名为CREADEV的私募基金来支持家族成员的创新行为。因为抵触投机和股票市场,家族的企业一般通过内部融资解决财务问题,吉拉德的一个兄弟,安德鲁,曾称股票市场为“公司卖淫”。另一方面,家族认为金钱应该用于生产再投资,因此在历史上,家族企业分红水平一直很低。
百年来,穆里耶兹家族为其旗下企业发展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首先,穆里耶兹家族将自己秉承的价值观融入到企业经营之中。家族信条“百万一心”(Tous dans tout)反映了诸如团结、继承家族传统、对后代负责等核心信念。作为一个天主教家庭,家族的观念也源自天主教,诸如食利不可取,应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财富来自勤奋工作,由此带来的不平等也是自然法则等等。这些观念衍生了一套非常严格的工作纪律和精英主义的价值观。第二,家族系统地在新一代家族成员中培养和发展企业家精神。正是这一举措使得家族能不断创立新公司和新销售链。第三,百年成功商业经营带来的经验和声望使得家族成为一个极其强大的平台,不管是对发展现有企业还是对创立新企业而言都是如此。最后,庞大的家族规模提供了丰富的人才库。相比而言,规模较小的家族往往匮乏既有兴趣又有能力继续经营家族事业的后继者。
这一切令人惊叹:家族成为企业战略的基石;家族资产藉由种种治理机制,如对新一代成员进行企业家的内部培训、族内私募基金等不断转化和增长;家族信条“百万一心”通过家族成员共有同一套资产组合来贯彻,即使不同成员分管着企业集团的不同部分。
在代际交递中,穆里耶兹家族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障碍。最大的问题来自于家族规模扩张过快。如何团结近800名家族成员,使他们为家族利益奋斗是个很大的问题。问题包括:如何在家族财富的使用上维持平衡,既要不断投资于新事业,又要发放足够的红利,使得不断增长的家庭成员都能维持体面的生活;如何为家族内最具天赋的企业家提供足够的激励,又不至于牺牲其他成员的利益;如何吸引新一代的家族成员,使他们为了穆里耶兹家族的利益而从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穆里耶兹家族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家族管理机构——穆里耶兹家族联合会(AFM)。AFM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确保家族利益置于个人野心之前。AFM委员会在旗下各独立公司董事会均有代表。第二,作为一项原则,家族成员持有控股公司股票而非具体公司股票,每份CIMOVAM公司的股票都代表对所有家族企业股票的持有。这样使得每个成员的利益都和家族牢牢绑在一起,那些经营短期内业绩平平公司的家族成员也不致被隔离在家族福利之外。
穆里耶兹家族的成功表明,家族可以通过一套合理的治理体系,将家族和家族企业牢牢捆绑在一起,使家族贡献成为家族企业战略的核心,并在彼此间实现资源互补,共存共荣。这一观点我们也可以在下一个案例中发现。
台塑集团
王永庆是靠白手起家的典型,他生于1917年,是台湾北部一个贫苦茶农之子,虽然他很好学,但小学毕业后,就不得不去一家米店作学徒,时年15岁。
一年后,靠自己的积累和父亲从亲朋好友处募来的200元台湾银行券(约合现在1000美元),王永庆开了家自己的米店。为了扩大他的生意,王每天比他的同行多营业四个小时,最后终于成为当地生意最好的米店。二战期间,米店被迫关门,王转向了木材生意。1954年,王永庆和他的弟弟王永在创办了台塑集团——一个新时代从此拉开序幕。
一开始,台塑集团可谓是世上最小的PVC(6040,-35.00,-0.58%)工厂。两年后,台塑开始向下游发展,并建立了南亚塑胶工厂。经过50年的发展与扩张,台塑集团在台湾、美国、中国、越南、菲律宾和印尼都成立了工厂,雇佣人数超过90000人,并且是台湾地区最大的私营企业。
王永庆和他的弟弟对台塑的发展贡献无可替代。在台湾,王永庆有“经营之神”的称号,并且是国民偶像。他将一生都投入在经营中,直到92岁去世为止。王永庆原则性极强,工作极其刻苦,对成本锱铢必较,并亲手规划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他的格言就是“追根究底”。王氏兄弟将这种精神和价值观传递给了下一代,他们的很多后代也因此成为成功的企业家。王氏家族扩张很快。王永庆本人有三个妻子,共生下两男七女,另外还有三个私生子。他的弟弟有八个孩子,因此家族的第二代有21人,有些为自家公司工作,有些则自立门户。王永庆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来准备企业传承,他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复杂家庭带来的人际冲突,还有高达50%的遗产税。如何让企业帝国永续经营,是他考虑的重中之重。最后,他设计了一个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让所有权和管理结构集中统一,这使得整个企业集团可以持续经营,不致分崩离析。
整个台塑集团拥有十家上市公司,包括四家核心公司:台塑、南亚、台化、台塑化。这四家公司彼此交叉持股,并以此为核心,通过金字塔型持股,控制了更大的企业集团。与很多家族企业不同,台塑集团的最终控制权不是留在家族中,而是留在一家慈善机构:长庚纪念医院。医院于1976年成立,用以纪念王永庆的父亲王长庚。留给长庚医院的股票是不可转让的,带来的分红也只可用于慈善而不可分配给任何个人。根据法律规定,医院由董事会管理,成员包括五名成员,五名社会贤达(大部分和王氏家族关系紧密)和五名专业人士(医院工作人员)。
王永庆也没有将管理权交给他的任何一个孩子。相反,在2006年,创业两兄弟将管理权移交给了一个七人战略委员会(2002年成立),委员会包括王永在的两个儿子,王永庆的两个女儿和三名职业经理人。王永庆死时没有留下遗嘱,这让人们非常困惑: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对遗产的争夺不仅对家族和谐还是公司经营都会带来严重障碍。王永庆生前拥有约55亿美元的财富,在去世时,是世界第178,台湾第二的富豪。他的遗产税率高达50%。税后剩下的财产,会在他剩下的两个妻子、九个婚生子女和三个私生子之间争夺。王永庆或许知道,无论他留下怎样的遗嘱,复杂的家庭结构终会带来一场纷争。
在他死后公布的一封写给子女的信里,他说:“财富„„并非与生俱来,同时也不是任何人可以随身带走。„„生命终结,辞别人世之时,这些财富将全数归还社会,无人可以例外„„”。
也许,在全力保证公司的持续经营后,王永庆选择了将财产分割的问题留给法院。
经验与教训
穆里耶兹家族和王永庆家族的故事表明了创立者和他的家族是怎样才成为家族企业竞争力的核心。穆里耶兹家族将严格的自律和对精英主义的不断追求从家族渗透到企业。对家族成员的严格内部培训使得企业家精神和对英法乃至世界零售行业的知识沉淀一起代代相传。这一模范为世界上所有勤奋的家庭都提供了榜样。
尽管文化、地域、行业各不相同,但王氏兄弟和穆里耶兹家族有很多共同之处。王氏家族通过言传身教,将对成功和创业的渴望留给了下一代。年轻时王氏兄弟并没有机会接受很好的教育,但他们鼓励自己的孩子们前往最优秀的学校受教,并开创自己的事业。但是,脆弱的家庭关系是王氏家族的一个弱点,与穆里耶兹家族不同,王永庆放弃了对家族治理和对家族财富的控制,而着重于公司存续和社会责任上。
如何使得日趋庞大的家族同心同德,共同为家族的事业奋斗,则是两个家族都遇到的难题。两个家族各自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家族治理结构来解决企业所有和控制权因家族开枝散叶而分散的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穆里耶兹家族制定了家族协定,除了订立家规外,还设有了家族联合会、家族控股公司和家族投资基金,这一系列软硬件构成了家族治理的框架。事实证明,这一框架运作极为有效:家族整体至今没有分崩离析,创业精神代代流传,家族事业将来发展扩张所需的财力也得以保证。
所有权取得时效制度价值分析 篇7
取得时效, 是指无权利人以行使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意思公然、和平地继续占有他人的财产, 经过法律规定的期间, 即依法取得该财产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制度。本文主要针对的是所有权问题, 对于其他物权是否应当适用取得时效制度在所不论。
关于所有权取得时效的要件通说认为有:1.占有人对被占有物须是自主占有、和平占有、公然占有。2.占有的标的物须为他人的动产或不动产。3.须经过法律规定的一定时间。而对于占有人是否需要善意存在争议。德国、瑞士、法国民法均将占有人的善意视为构成取得时效的要件, 而日本与我国台湾则认为即便是恶意占有人经过法定期间也可以依取得时效而占有标的物。
二、我国设立所有权取得时效制度的必要性
(一) 反对我国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理由
1. 为不劳而获提供法律依据
有观点认为, 通过长期占有某物而取得所有权的制度设立会鼓励人们不劳而获, 有背中华民族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和我国社会主义体制。
本文对这种说法持否定态度, 所有权的取得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对于大多数物的价值来说这种动机是不能成立的。花费二、三十年的时间成本可能远远超过了物的价值, 况且这期间随时可能由于原权利行使权利而丧失获得该物所有权的可能性。而对于价值较大的动产或不动产来说被权利人“置之不理”的可能性也极小。即便是权利人真的长期不行使权利, 对于社会来说物的价值越大损失也就越大, 因而由其他人来实现该物的价值更有必要。
2. 容易与“诉讼时效制度”规定不一致
有的学者担心我国一旦规定所有权的取得时效制度可能会有与诉讼时效所规定的期限一致的情况。
我国民法中虽未明确指出物权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但综合各部门法条和实践经验来看所有权并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即便是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 就我国目前对于诉讼时效制度理论的立法态度来看, 诉讼时效的届满仅仅意味着权利人的胜诉权的消灭, 并不等同于实体权利的丧失。而取得时效制度才是真正终结原权利人的权利而给予新权利人权利的制度, 两者并不矛盾。
3. 善意取得制度有相同的效果
我国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已经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 即对交易安全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不需要取得时效制度。本文认为不然, 善意取得制度与所有权取得时效制度时两个不同的制度, 无法相互代替。第一, 善意取得制度保护的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而对于实际占有人的利益是没有起到保护作用的。也就是说只有占有人与他人发生法律关系物的所有权归属才能稳定下来;而所有权的取得时效制度的设立可以直接保护占有人的利益, 经过法定期间占有人可以自己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第二, 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占有人的有权占有, 即范围对于所有权时效取得制度来说狭窄很多。比如对于遗失物、盗赃物就无法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这时就需要所有权取得时效制度弥补空缺。第三, 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需要第三人支付合理的对价;所有权取得时效制度还可以适用于赠与、继承等法律关系。
4. 冲击了“所有权神圣”原则
传统的物权理论认为物权作为一项私权神圣不可侵犯, 承认所有权的取得时效制度就如同承认了事实状态大于权利的说法。
本文认为, 所有权取得时效制度的设立即为法律在所有权保护和社会公益之间权衡之后所作出的保护后者的决定。在现代社会中权利的行使越来越多受到社会公益的限制, 这种限制表现在诸如征收征用、相邻关系、共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等很多制度之中, 这也是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所有权上的具体体现。因而并不能仅仅因为所有权取得时效制度对于所有权产生了限制而给予否定性评价。对于一项制度的评价应该充分衡量各方面的利弊后而得出结论。此外, 如果原权利人对于其物有独占的意思应当予以表达, 如果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原权利人都没有对于他人占有自己的物提出异议可以认为是一种所有权让与的默认。
(二) 确立所有权取得时效制度的必要性
1. 维护社会稳定
无权利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自主、和平、公然占有动产或不动产, 其他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其对占有物享有所有权, 因而与其就该标的建立各种法律关系, 尤其对于动产来说完全符合物权法中的公示公信原则, 相反权利人长期对标的物不闻不问, 一般公众也很难判断其与该标的之间的关系。法律因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依据公示公信的效力确立取得时效制度。
2. 物尽其用
取得时效制度对于物尽其用方面的作用是这项制度最主要的存在基础。一方面权利人不积极的行使自己的权利, 另一方面无权利人一直积极的利用该标的物以获得权益。综合两方面来说, 无权利人对于发挥该物的价值起到了更积极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所有权是一种绝对的权力, 就算所有权人在权力上睡觉也不能克减。但本文认为正是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才更应当注重实质的公平, 如果一个物对于它的所有人来说有和没有都一样那么久应该将其给予更加需要它的人最大化的发挥物的价值, 此外由于权利人本身并没有对该物产生实质影响也未从该物上获得任何权益, 也就是说消灭其对标的物的所有权并不会实质上损害权利人的利益。换句话说, 所有权取得制度是一项单方面增加权益的的制度。确立所有权的取得时效制度可以使得无权利人经过长时间积极的作为而被法律所认可实则也是加速了社会财富的合理流转。
3. 克服举证责任困难
由于取得时效制度所规定的期限一般较长, 在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要想对于某物的权属作出判断无论是举证还是司法调查方面都会面临很大困难。对于事实状态的认可不仅可以克服举证责任困难的局面节约司法资源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同时由于法律的明确规定还可以减少由于举证困难而导致的权利无法得到伸张的情况。
三、对所有权取得时效制度的立法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认为有碍我国确立所有权取得制度的理论随着时间推移显然已经不具备说服力了, 我国《物权法》中应与诉讼时效并列明确规定所有权的取得时效, 至于获得所有权的期限对于普通动产来说20年为宜, 对于不动产应当分为已登记和未登记两种情况, 有的学者认为已登记的不动产不应使用取得时效制度, 本文认为不然, 即便是已登记的不动产仍然可能出现基于各种原因登记错误或虽未登记错误但登记实则不符合当事人本意的情况。不动产的真正占有、使用、收益、支配对该不动产的影响更大。因而只须对于登记过的不动产的所有权取得时效定以更长期间即可, 比如40年。此外, 本文认为我国在确立所有权的取得时效制度时因将“善意”所谓该制度的构成要件, 避免产生恶意传统损害他人利益之情况的出现。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立法时应该倾向于社会主义价值观, 符合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认为只有善意占有人才能适用取得时效制度更符合我国的传统思想, 更易被人们所接受, 不致产生矫枉过正的情况。
摘要:自罗马法以来, 时效制度就一直存在。时效制度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继续达到一定期间而发生一定法律效果的制度, 包括消灭时效和取得时效两个方面。我国现行立法对于消灭时效, 即诉讼时效一直以来都持肯定态度, 但是对于取得时效则基于各方面因素迟迟未予认可。近年来欲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我国《物权法》应当规定取得时效制度, 本文将主要就所有权的取得时效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问题进行探究。
关键词:时效制度,所有权,价值分析
参考文献
[1]梁慧星, 陈华彬.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2]王泽鉴.民法物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公司所有制度 篇8
任何企业可能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何找到合伙人并将其安排到关键岗位上?在《合伙人》这本著作中,费洛迪以其丰富的经验、澎湃的热情以及大量的研究告诉读者,获得并培养最佳合伙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早在2006年,我与现任哈佛商学院院长尼汀·诺利亚,还有亿康先达的同事们,一起完成了一项关于人才的大型研究。这项研究收集了详细的数据,采访了47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所有公司的市值总额达2万亿美元,总收入超过1万亿美元,员工共计300多万人。
这些公司都很成功,拥有很高的声誉,人才管理工作也做得很扎实。然而,我们还是发现了令人担忧的迹象——所有公司在接下来的10年都面临巨大的人才供给危机,主要由以下三个因素导致:全球化(globalization)、人口变动趋势(demographics)以及后备人才不足(pipelines)。我习惯上将这三者称为“另一个GDP”,三者相互作用,将会引发一场巨大风暴。9年后,这些因素还在发挥作用,对于那些一心想要雇用最优秀人才的公司和个人来说,情况即使没有变糟,也没有什么改进。
全球化让公司进入国外市场,并争夺能够帮助它们拓展市场的人才。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些国际大公司,期望未来6年在发展中地区的收益增加88%。不仅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组织,最近预测世界经济增长的70%,将来自崛起的新兴市场。
与此同时,来自那些新兴市场的公司,也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市场。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是世界第一大铁矿石生产和出口商,也是美洲大陆最大的采矿业公司和物流服务提供商,如今它正在一步步征服世界。巴西其他几个企业也有类似的雄心壮志,同样踌躇满志的还有印度、韩国以及中国的公司。
人口变动趋势,对人才资源库的影响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经理人上升的黄金时段是35-44岁。但由于婴儿潮一代的老龄化,该年龄段的人口比例正在急剧减少。在2006年的研究中,我们推算出未来几年内,年轻领导者将减少30%,再加上同一时期内预期的业务增长,公司蓬勃发展所需人才将有一半的缺口。10年前,人口变化严重影响着美国和欧洲,现在这个问题出现在更多国家中。到2020年,很多经济大国,包括俄罗斯、加拿大、韩国甚至是中国,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将多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
第三个因素的影响力同样巨大,但了解者甚少:公司没有以其应有的方式,合理加强其薄弱的未来领导后备力量。2013年,哈佛商学院的鲍里斯·格鲁斯伯格,对管理培训计划的参与者进行了年度调查,公司领导后备人才的平均分值为3.2(满分为5分),而当前首席执行官的分值为4,高管是3.8。同样令人困扰的是,没有一个人才管理职能的分值高于3.3,而关键雇员发展活动,例如岗位轮换只有2.6。换言之,很少有高管认为他们的公司在甄选和培养合格人才方面做得很好。这给我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
在合作过的很多公司中,我发现第二个因素在起作用:一半的高层领导在未来两年达到退休年龄,而他们中一半的人还未找到有准备或有能力在短期内接管公司的继承者。正如格鲁斯伯格所言,“公司现在也许感觉不到烦恼,但在5年或10年后,当现任领导退休或者离开后,下一代领导从何而来呢?”
单独来看,未来10年里,全球化、人口变动趋势以及后备人才不足,这三者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引发前所未有的人才需求。全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老年人和青年人的比例失衡前所未有的严重,而人才培养在调查评估中的得分是我这么多年从事高管寻访和教学生涯以来最低的。
把三者结合起来,你将会看到史上最严峻的人才争夺战。
在2013年末为《哈佛商业评论》读者进行的一次网络直播中,我就“另一个GDP”因素对公司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了一次网上调查。至少有95%的人认可全球化的重要性,而所有人都认为人口变动趋势和后备人才不足影响很大。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呢?
为了明确事情的轻重缓急,要仔细观察身边的人。不可避免的全球化会对公司或行业造成怎样的影响?人口变动趋势会对你构成威胁吗?你的后备领导人才有何优势?需要雇用新人来应对新的地区市场、客户群、技术或者策略吗?谁最具战略眼光?谁最能干?谁最关键?你如何留住他们?
过去几年,随处可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劳动统计显示很多地区失业率居高不下,而且年轻人的失业率高得惊人。然而,提到重要的全球人才时,繁杂的新闻中暗藏着一个重要信号:全球化、人口变动趋势以及糟糕的后备人才力量,必然会在未来几年导致优秀专业人才的严重匮乏。
这对大多数公司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但对于那些决心任用最优秀人才的有远见的领导者而言却是一次大好机遇。
企业家推荐 员工不应只是雇员
推荐人:周鸿祎
奇虎360公司董事长
《合伙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在创业时代,对人才的评价标准已由体力、智力、能力转变为潜力。在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员工未必、也不应该是雇员,创业者要把有能力的员工变成真正创业合伙人或者事业合伙人。
挑战能够给个人、团队或者组织带来机遇。如果员工具备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只要做出明智的职业变动,充满激情地去工作,从而提高自己的技能,员工就一定会成为紧俏人才。而且,作为一名管理者或领导人,如果竭尽所能地招聘、培养并留住最优秀的人才,你就会先人一步。
随着史上最严峻的人才争夺战拉开帷幕,包括硅谷在内的全球市场都在积极地寻找合伙人。
中国是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高潜力人才储备的国家之一。中国各类企业组织享有在互惠合作关系下与高潜力人才结成合伙人的独特机遇,双方都可以帮助对方日臻完善。
正如作者费洛迪所言,那些富于远见的企业组织和商业领袖,还有机会与全球顶尖的专业顾问结成合伙人,来吸引、挽留、激励和发展所在地最具潜力的专才。
《财富》世界500强中,中国公司的数量已由2003年的8家增加到2014年的100家,这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海外市场的增长。因此,全球化正在迅速增加每个主要地域市场中的竞争者数量,而这些公司也在参与全球人才和客户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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