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所有权（共12篇）
公司所有权 篇1
一、引言
自20世纪从90年代以后, 通过追溯控制链来鉴别终极所有者已经成为被广泛使用的方法。研究者视所有权结构为多维变量, 既考查了终极所有权结构的集中度, 又考察了终极所有者的身份, 并且还度量了终极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偏离度。
La Porta, et al (1998) 认为公司价值随控制性股东现金流权的提高而提高。Claessens、Djankov和Lang (2000) 调查了东亚国家终极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情况, 他们发现公司价值随现金流权的提高而提高, 随控制权的提高而下降。Lins和Servaes (2002) 检验了7个新兴市场的上市公司, 发现当管理者持有的投票权充分超过了他的现金流权时, 公司价值下降。在西欧、东欧的转轨经济国家和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 国家仍持有上市公司的较大份额, 现有的金融方面的文献普遍认为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业绩更好 (Megginson、Nash和Van Randenborgh, 1994;Boubkari和Cosset, 1988;Claessens和Djankov, 1999;Shleifer, 1998;Dewenter和Malatesta, 2001;La Porta, 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 2002) 。Chernykh (2005, 2008) 研究了经过多阶段私有化进程的俄罗斯的上市公司, 发现国家仍为最重要的终极控制者, 当国家与私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共同控制时, 会提高公司的绩效水平。
在国内, 刘芍佳、孙霈、刘乃全 (2003) 以2001年1, 160家上市公司的调查数据为样本, 首次在国内运用终极产权替代直接股权, 证实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具有相关性。随后, 苏启林和朱文 (2003) 、夏立军和方轶强 (2005) 、胡一帆等 (2006) 、曹廷求等 (2007) 、毛世平和吴敬学 (2008) 、王鹏 (2008) 、甄红线和史永东 (2008) 等分别从治理环境、家族控制、所有者性质、金字塔结构以及投资者保护等角度研究终极控制权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权与公司绩效呈正向线性、U型关系、倒U型关系等不同结论。对于大股东的性质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 现有的研究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陈小悦和徐晓东, 2001;Sun and Tong, 2003;Weiet al., 2005) 。
二、研究假设
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相对薄弱, 终极所有者的监控成为一种次优的选择, 从这个层面讲, 当终极所有者的控制权集中度增加时, 终极所有者则更有动力对管理层进行监督,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部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问题, 从而有利于改进公司绩效水平。尤其处在转轨经济中的中国上市公司, 外部监管环境和制度较弱的情况下, 虽然控制权集中度的提高可能导致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 但是终极控股股东的监管成为缓解代理问题的重要力量, 故我们假设终极控制权的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有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 计算方法。本文参考了La Porta et al. (1999) 和Claessens, Djankov, Lang (2000) 所提出的计算方法, 用终极现金流权来度量终极所有权, 即终极所有者通过全部控制链累积持有的上市公司的所有权权益比例, 其中终极所有者在每条链上对目标公司的所有权权益比例等于该条控制链上各层股东持股比例的乘积;我们以终极所有者的总投票权来度量终极控制权, 即终极控制权 (总投票权) 等于所有控制链上最弱的投票权相加之和。
1、终极所有权的计算 (即总现金流的计算) 。总现金流权是直接和间接现金流权之和, 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CF为总现金流权, 用之来度量终极所有权;n为控制链条的数量;m为某一控制链条中层级的个数;Ikt为第k条控制链上第t个层级的持股比例。
注:因变量为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下的公司绩效指标, 变量的定义见表2。***, **, *分别表示在1%, 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括号中的数值为t统计量。
2、终极控制权的计算 (即总投票权的计算) 。总投票权是直接和间接投票权之和, 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V为总投票权, 其他符号的定义同公式 (1) 。
3、终极所有权与终极控制权的偏离度即为CF/V。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研究所选取的样本为2006~2008年三个公司年度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数据。2006年、2007年、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数量分别为1, 421家、1, 530家、1, 604家, 故共有4, 555个公司的年度数据。其中有74个上市公司的终极所有权数据无法取得, 有215个上市公司的公司绩效数据缺失, 将上述所有的公司绩效数据进行极端值处理时, 有331个数据属于极端值, 因此这些都从样本中剔除, 最终得到3, 935个公司的年度数据。
四、计量结果与分析
根据上文的研究假设, 公司绩效水平对终极控制权的集中度和一系列控制变量的回归开始, 具体模型为:
其中:Performance是公司绩效指标的代理变量;Ulticon是终极所有者的总投票权比例;Con50是虚拟变量:当终极所有者的投票权超过50%时取1, 否则取0;Log Size是以百万元人民币计价的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E/TA是公司的股东权益比; (E/TA) 2是公司股东权益比的二次项;Energy、Metal、Inf、Trans、Manu是行业控制变量, Y2007、Y2008是公司年度控制变量。模型1的回归结果见表1。 (表1)
从下表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 终极控制权的系数在6个公司绩效指标下是显著为正的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 , 说明终极控制权与公司绩效指标是呈正向线性关系的。
终极控制权的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线性关系。这一结论说明, 在我国目前立法与制度建设都很弱, 投资者不能得到充分保护的治理环境下, 不论终极控制人是国家还是私人, 终极控制权的集中能够提高上市公司的绩效水平。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市场治理机制比较薄弱, 终极所有者的监控成为了一种较好的选择, 故终极控制权的集中度的增加有利于改进公司绩效, 因为终极所有者既有能力也有动力监控公司的管理层 (Shleifer and Vishny, 1997) ,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部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问题。这一结果也解释了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现象。此结论也充分说明在市场治理机制处于薄弱阶段时终极控制人所发挥的监控作用尤为重要。因此, 在中国目前的公司治理体系的框架中, 应注意发挥终极控制人的积极作用。
摘要：本文基于La Porta, et al. (1999) 提出的追溯控制链方法追溯上市公司的控制链, 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结论显示, 终极控制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呈显著的正线性关系。
关键词：公司治理,终极所有权,终极控制权,偏离度,公司绩效
公司所有权 篇2
章
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二条
公司名称、司徽：山西**********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司徽另行设计。
第三条
公司住所：**********第四条
公司营业期限：自公司设立登记之日起至2031年
7月17日止。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310万元为货币出资，2014年6月30日前一次性缴足；690万元为非货币（实物）出资，2014年6月30日前一次性缴足。
第六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七条
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第八条
本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
第二章
经营范围
第九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
******************************。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改变经营范围，但须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
第三章
股东名称、出资方式、出资额及比例
第十条
股东的名称、出资方式及出资额及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号
住所
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时间
出资比例
太原
1000万元
690万元非货币出资（实物出资，详见本条附注）
2014年6月30日前一次性缴足
100%
310万元货币出资
2014年6月30日前一次性缴足
第十一条
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所认缴的出资额。
第十二条
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按期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按期足额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第十三条
公司成立后，应向股东签发由公司盖章的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公司名称；
（二）公司登记日期；
（三）公司注册资本；
（四）股东的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
（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
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
第十四条
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
（一）股东的名称及住所；
（二）股东的出资额；
（三）出资证明书编号。
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名称及其出资额向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五条
公司在存续期间，股东不得抽回出资，但可以依法转让出资。
第十六条
为保证公司启动阶段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结构的稳定性，从公司成立后三年之内股东不可以向外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
第四章
股东
第十七条
股东享有如下权利：
（一）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优先认缴出资；
（二）对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三）查阅公司会计账簿，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
（四）公司终止后，分得公司的剩余财产；
（五）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八条
股东承担如下义务：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
（二）按期足额缴纳所认缴的出资；
（三）在公司成立后，不得抽逃出资；
（四）在公司成立后，不得再自行或与他人共同设立与公司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企业或其他组织。
（五）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九条
股东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进行质押的，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公司。
第二十条
股东可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委派或者更换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审议批准监事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公司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审议批准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七）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八）对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九）修改公司章程；
（十）对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作出决议；
（十一）决定聘用或解聘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股东做出上述事项变更的决定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由股东签名后置备于公司
第五章
董事、董事会及董事长
第二十一条
董事由股东委派，任期为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
第二十二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利益。董事连续三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能履行职责，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予以撤换。
第二十三条
董事可在任职期满前提出辞职。董事辞职应当向股东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董事的辞职报告应当在下任董事补任后方能生效，董事提出辞职或者任期届满未连任的，对公司和股东负有的义务在其辞职报告尚未生效、或者辞职报告生效后、或任期结束后的两年内并不当然解除，其对公司商业秘密保密的义务在其任职结束后仍然有效，直至该秘密成为公开信息为止。
第二十四条
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对股东负责。
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名。
第二十五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二）执行股东决定；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回购本公司股权或者合并、分立和解散方案；
（八）在股东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的对外投资、资产抵押、对外借款及其他担保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副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拟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听取公司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经理的工作；
（十四）保证公司的经营行为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的要求；
（十五）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以及股东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六条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并主持。由董事长或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提议，可召开临时董事会议。
第二十七条
董事会会议应当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每一董事享有一票表决权。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八条
董事会会议应当由董事本人出席，董事因故不能出席的，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第二十九条
董事会会议应当有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和记录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出席会议的董事有权要求在记录上对其在会议上的发言作出说明性记载。董事会会议记录作为公司档案保存，保存期限按有关档案管理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和召集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并向董事会报告；
（三）向董事会提名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四）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五）行使法定代表人的其他职权；
（六）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但这种处置必须在事后向董事会和股东报告；
（七）对公司的财务和经营决策行使最终决定权；
（八）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权时，应当书面指定其他一名董事代行其职权。
第三十一条
董事长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履行职责，谨慎、认真、勤勉地行使公司所赋予的权力；认真阅读公司的各项业务、财务报告，及时了解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状况、维护公司利益。
第六章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三十二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经理、财务总监、首席专家。
第三十三条
公司设经理一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董事可受聘兼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但兼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第三十四条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每届任期三年，经连聘可以连任。
第三十五条
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二）组织实施公司工作计划；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订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聘任或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以外的管理人员；
（七）拟订公司员工的薪酬及奖惩方案，决定公司员工的聘用和解聘事项；
（八）公司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三十六条
经理应当根据董事会或者监事的要求，向董事会或者监事报告公司重大合同的签订、执行情况、资金运用情况和盈亏情况。经理必须保证该报告的真实性。
第三十七条
经理拟订有关员工薪酬、福利、社会保险、劳动关系等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问题时，应当事先听取工会和职代会的意见。
第三十八条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诚信和勤勉的义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擅自泄露公司秘密，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损害公司利益。
第三十九条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不得将公司资金以任何个人名义另列账户储存。
第四十条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向董事会提出辞职。
第七章
监事
第四十一条
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公司监事，监事向股东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四十二条
监事行使下列职权：
（一）检查公司财务；
（二）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
（三）当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时，要求其予以纠正；必要时向股东或国家有关主管机关报告；
（四）列席董事会会议。
（五）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四十三条
监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第八章
公司利润分配及财务、会计
第四十四条
公司由股东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统一经营管理。
第四十五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可分配红利。
第九章
公司的解散和清算
第四十六条
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解散：
（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
（二）股东决定解散；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消；
（五）人民法院依据《公司法》第183条的规定予以解散。
公司有前款第（一）项情形的，可以通过修改公司章程而存续。
第四十七条
公司因章程第四十六条第（一）、（二）、（四）、（五）项的规定而解散的，应当依法组建清算组并进行清算；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
第四十八条
清算组由股东参加，依照《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行使职权和承担义务。
第十章
其它
第四十九条
第五十条
第五十一条
第五十二条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各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恪守职业操守，做好涉及公司知识产权及相关研究成果和数据的保密工作，未经授权不得将有关内容向外界泄露、报道、传送。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否则，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公司的损失。
第五十三条
第十一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公司章程的解释权属股东。本章程如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
第五十五条
公司根据需要或因公司登记事项变更的而修改公司章程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应送公司原登记机关备案。
（本页无正文）
（股东签名（盖章））
2014年3月28日
—
END
公司所有权 篇3
摘要：目前理论界对公司治理的界定存在较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公司治理的中心在于确保股东的利益，确保资本供给者可以得到其理所当然的投资回报。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放在与股东相同的位置上，因此公司治理研究是包括股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之前的关系，以及规定他们之前关系的制度安排。文章着重围绕股东对所有权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关系进行阐述。
关键词：所有权；公司治理结构；股东
中图分类号：F27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11）22-0007-02
1公司治理结构的界定
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界定，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理解，这里就其中影响较大的观点做一简单的概括。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公司治理结构的相互制衡关系。认为所谓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中，股东及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董事会与高层执行官之间存在着性质不同的关系，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就要明确划分股东、董事会、经理人员各自的权利、责任和利益，从而形成三者之间的制衡关系。以张维迎为代表的学者强调企业所有权或企业所有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主导地位，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具体化，企业所有权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抽象概括。以杨瑞龙为代表的强调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权益要受保护，认为企业不仅要重视股东的利益，还要重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实际参与。杨毅夫等强调市场机制在公司治理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对一个经营管理和绩效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2股东与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必须重视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相对主导地位，因此股东的性质、状态，股权的设置情况等均会从根本上影响公司治理。其中与股东性质密切相关的所有制情况会对公司治理产生重要的影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对所有制与公司治理关系的探讨，可以通过对所有制与委任代理关系、所有制与治理机制、不同所有制下利益相关者与公司治理的关系，以及不同所有制下环境因素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研究来进行认识。其中关于不同所有制导致不同委托代理关系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了，但对于不同所有制下，公司治理的诸多治理机制，如代理权竞争、敌意收购、监督机制等作用发昏的差异性的分析，则好像不多见。在此本文对代理权竞争/敌意收购两种治理机制加以说明。
代理权竞争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治理机制，它是激励与约束经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私有公司，股东会根据董事会提出的候选名单来更换现有表现不佳的经理，但在国有企业，经理的替换则是由政府部门决定。这种制度的后果就是现有经理会想方设法的贿赂政府部门员工来保证自己的经理位置，而不是像私有公司那样会通过努力提高公司的绩效来保住现有的经理位置。由于股东与债权人相比较，在干预企业方面更为消极被动，“风险规避”的债权人比“风险偏好”的股东在解雇经理时更有积极性，所以当企业运行良好，效益较佳时，股东应拥有控制权，这样可以较少的干预企业事务，相应的，企业运行不好，效益较差时，债权人应拥有控制权，从而加强对企业的干预。
敌意收购则是促使公司提高效益，以及约束公司经营班子的重要手段。适度的收购行为对公司治理的优化是非常有利的。对私有公司而言，绩效较差的公司或股价较低的公司遭到收购是理所当然的，对公司的股东而言，只要收购方能出足够高的价格，股东就会选择转让股权。但在国有企业中，股权的所有者往往是政府机构，同意被收购的权利往往在政府机构首长的手中，而这些政府的首长一般都是对公司有管理权而没有剩余索取权，所以国有公司股权控制权的转让就变得很困难。
3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
我国公司的股权结构大多数都呈现出公有股权占主体，国家拥有高度集中的股权，这种股权结构使得国有股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往往表现为政治上的“超强控制”和经济上的“超弱控制”。
一方面，国有股一股独大削弱了其他股东在公司治理结构安排中的权利，违背了公司治理的公平性原则。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董事会、监理会、经理的安排易受国家行政干预，公司内部难以形成高效率的运行机制，造成董事会功能和结构的缺失，董事的职责不清，内部分工和权利制衡混乱，董事成员与经理成员高度重叠，没有建立科学的评估和激励机制，背离了公司治理的问责机制。
另一方面，国有股得产权主体不具有对剩余索取权的控制，没有对公司董事会、经理进行监督约束和激励的积极性，而拥有剩余控制权的经理没有剩余索取权，也就没有尽职工作的激励，这种缺乏对经理人员激励约束机制和绩效评估机制的治理结构弱化了公司治理的竞争性原则。这些由行政任命 的经历的行为常表现出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经济上的道德风险，经常违背透明性原则，提供虚假的信息、作假帐、虚报利润、与庄家合谋操纵股价，结果使股价脱离实际价值。扭曲的股价难以评价经理的才能和努力以及公司的价值，投资者无法通过股价获取公司经营的信息，证券市场的外部约束力量对公司治理机制的效用大打折扣。同时由于国有股集中阻碍了公司控制权的转移，也使得股市中的收购接管对经理的压力荡然无存，中小投资者也难以“用脚投票”对经营者施加下岗的压力。其后果是经营者在职消费、短期行为、过度投机、转移国家资产、不分红、忽视小投资者的利益等一系列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出现。
4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现状的改进意见
根据以上分析可见，提高公司竞争力和绩效都应该致力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和完善，然而，由于政策体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着很多问题，严重阻碍公司的发展和市场的完善，为此，必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司治理结构。
①优化股权结构，履行公平性原则。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我国公司治理机制的选择必须考虑与股权结构的匹配以及与代理冲突的适应。控制权和代理权的竞争在高度集中的所有权结构下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必须优化我国国有股股权集中、法人股和流通股相对分散的股权结构。所以，必须实施股权多元化改革、减持国有股、培养机构投资者等政策。
②完善董事会结构，建立问责机制。要建立健全董事会的结构，设置各种职能委员会，如：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合规委员会等。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加强对经理层的监督，细化董事职责，建立科学有效的董事评价制度和议事制度，藉以促进董事尽心履职。
③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实现竞争性原则。激励机制是解决现代公司两权分离所导致的代理问题和内部人控制现象而进行公司治理安排最重要的部分。建立我国公司的激励机制，一方面要打破行政任命制，建立经理人市场。另一方面，要合理平衡经理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探索是经营者的报酬与公司业绩相结合的激励机制，如：年薪制、股权期权、虚拟股票、经营者持股等。其中重要的股票全激励的有效性取决于证券市场的有效性，为此必须精华市场，发展和完善我国的证券市场。
④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增强透明性原则。良好的治理结构要求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可靠。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有助于维护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节约投资者搜集信息的成本，有助于投资者的正确决策，因此，要强化信息披露制度，规定信息披露的范围、形式、内容。同时，加强各种中介机构对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督作用，增强公司的透明度，防止内部操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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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钱颖一.企业的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结构改革[J].经济研究,1995,(1).
公司所有权 篇4
经历了国有企业改革、股权分置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的中国股票市场是模仿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而建立的, 目前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从形式上看, 与国外发达国家一样, 中国的股票市场也拥有监管机构、自律性监管组织、信息披露规范、以会计事务所为代表的中介组织、以基金公司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但是, 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 与其他国家的股票市场相比, 中国股票市场也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 其中最突出的差别就是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出现了以国有控股占主导的结构特征。在中国股票市场上, 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可以有以下5个部分构成:国有股权、法人股、可流通股、员工股、外资股。这一构成是中国市场特有的特征。公司所有权是公司治理问题的关键, 由于所有权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投资者保护问题, 进而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近年来, 公司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影响公司的价值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
投资者保护是投资者关注的关键, 后危机时代, 对于股票市场的监管强度加大, 社会公众投资者利益保护变得尤为重要。此外, 为了提高股票市场的效率, 配合政府提出的新常态经济的有序发展, 两会也将国有企业改革提上了议程。在这一背景下, 本文所要研究的就是在现有所有权结构下, 国有股权的持有是否利于投资者保护, 以及投资者保护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回顾
(一) 投资者保护
1. 法律规范论
该流派认为以法律法规形式规定的投资者的权利和业务才能很好的执行。例如, 以英美为主的发达国家, 它们的资本市场有严格的监管制度, 法律规定了投资者的权利。这一学派主要以R Lopez-de-Silanes、La Porta、Shleifer和A Vishny[La Porta、R Lopez-de-Silanes、Shleifer、Vishny,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es, 2000 (58) :3-27] (以下简称为LLSV) 为代表, 他们对49个国家的投资者保护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关系做了研究, 发现随着法律监管力度的不同, 投资者保护也不同, 两者呈现正比例关系。因此, LLSV认为要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 必须建立合理有效的法律监管条例。
2. 社会规范论
主要观点是投资者保护不能主要依靠法律来维持, 更多的是必须依靠社会规范。Tatiana Nenova (2000) 衡量了各国控制权的私人收益方面的差别, 就投票权价值而言, 其系统性差别的70%以上可以通过法律为非控股股东提供保护的质量、在控股权转让中非控股股东的权利和法律执行权利来解释, 但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力量在有些法域的作用比其他地区大。Shleifer、Johnson (2001) 提出在金融市场中可以通过政府监管而非法庭的执行来达到保护投资者的目的。在中国市场上, 魏明海等 (2010) 指出证券监管与地区治理环境是决定投资者保护程度的重要因素。
3. 市场机制论
实际经验风险市场机制的完善建立关系到投资者利益的保护, 一旦市场机制完善, 管理者由于并购和绩效的压力, 会努力提高投资者的报酬。Cheffins (2001) [Cheffins, “Dose Law Matter?The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the United Kingdom”,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001 (30) :459-501]的研究发现在投资者保护方面, 英国法律机制的效用远低于市场机制的效用。
(二) 所有权方面
在所有权研究方面,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 大多数国家的所有权都是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的。La Porta (1999) 的研究利用了29个国家的相关数据, 发现其中64%的样本中的股权结构都是国家、家族等大股东控股。LLSV (2000) [La Porta、R Lopez-de-Silanes、Shleifer、Vishny,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es, 2000 (58) :3-27]在《投资者保护和公司治理》一文中发现保护投资者权益不被公司经理和控股股东剥夺的法律存在差异会使得各国上市公司的所有权程度也存在差异。LLSV研究结果也强调:股权集中与投资者保护是现代公司治理的关键要素。由以上研究, 所有权集中似乎是普遍现象, 不同的是所有权结构中是国家还是家族或者其他主体为控股股东。研究公司所有权与投资者保护是必须的。
三、模型检验
(一) 假设提出
在对公司所有权、投资者保护与公司绩效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之后, 明确了三者之间的是存在某种线性关系的。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弱投资者法律保护地区, 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比例较高, 股权集中度较高, 而且较高的国有股权比例使得投资者保护能力降低。
假设2:在弱投资者法律保护地区, 投资者保护强的公司, 公司绩效也会相应上升。
具体假设如图1所示。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文选取2010-2013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数据, 剔除了数据不全的样本, 运用北京色洛芬CCER数据库删选样本, 并参考了中国会计投资者保护指数2013[来自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项目组的研究, 项目负责人:谢志华教授]。
(三) 模型构建
本文通过假设1和假设2利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构建模型, 数据均来自CMRA数据库, 模型中个变量有如下含义。
1. 被解释变量
PERFORM, 是因变量, 表示企业业绩。采用二种指标衡量企业业绩:Tobin Q、ROA (资产收益率) 。托宾Q=市场价值/重置成本< (负债帐面价值+流通股股数*股价+非流通股数+每股净资产) /总资产。
2.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SIZE) :公司最终控制人类别 (ULTIMATE) 。若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为国有控制人, 则该变量取1, 否则取0。
财务杠杆 (LEVER) :表示流通股比例;NO1、NO2分别表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和。
NP1^2表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
(四) 模型结果
结合假设一与假设二, 构建了如下模型。
Perform=α+β1Tunnel+β2NO1+β3NO2+β4SIZE+β5LEVER+β6ULTIMATE+εi
应用spss16.0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得出以下结果。
从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国家股的比例的回归系数为正, 并且显著性很高, 都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 说明了股权集中度和国家股的比例会使得投资者的利益不能很好的实现, 出现大股东侵占利益的现象。国家股的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说明由于国家股的代理效益, 使得国家股治理效果达不到, 公司绩效下降。
从调整R2来看, 以托宾Q作为因变量的线性回归方程的调整R2比较大, 回归效果比较好。而对于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总体显著性检验 (F值) 在1%的水平显著, 表明根据各变量的关系而建立的回归模型是显著成立的。假设也是成功的。
四、结论
(一)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要注意加强投资者保护
部分学者认为是上市公司绩效不高, 大股东侵占问题出现的根源是我国“一股独大”的股权现象。研究应用了最终控制人这一指标, 发现与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国有控股的公司在公司绩效方面是成功的, 但投资者保护上却容易支持股权侵占的行为。
(二) 股权集中在法律健全的情况下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
除美国、英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都是股权集中的公司股权结构, 如日本、德国等国家的银行机构持股现象。相关研究公司所有权、投资者保护与公司绩效的, 都是说明股权集中会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但模型研究表明, 股权集中会提高公司的业绩, 不会出现股权分散现象, 前提是法制健全。
(三) 加强法律规范的建立, 关注投资者关系管理
在金融经济为主的时代, 上市公司在提升业绩的同时, 需要注重投资者关系管理, 不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达到实质上的股东权益最大化。这个目标的实现, 需要相关法律政策的颁布与实施, 从而使得投资者保护成为公司的日常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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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公司一套所有材料 篇5
1.名称核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法人身份复印件、投资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红章）
2.开验资户并打款(到银行办理带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法人身份复印件及原件)3.做验资报告书（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法人身份证、投资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红章、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房产证复印件、租房协议复印件、公司设立申请登记书复印件、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复印件、银行缴款单复印件、验资所提供的银行询证函复印件）按注册资金收费
4.办理营业执照（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法人身份证、投资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红章、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房产证复印件、租房协议、公司设立申请登记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验资报告书。）按注册资金收费
5.办理刻章（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工商局开具的刻章条500元/2枚）
6.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公司设立申请登记书复印件件
108元）
7.领取组织机构代码证后办理税务（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注册地址及生产、经营地址证明<房产证、租赁协议>原件及复印件、公司章程复印件、验资报告书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填写税务登记表
国税126元、地税收 20元）
公司所有权 篇6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被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从中可以看出，对于保险利益是否存在的判断，是以被保险人为判断主体。本案中原告鲁某虽然不是机动车辆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但其是保险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及使用人，车辆挂靠公司仅是名义上的投保人，挂靠公司并不对挂靠车辆的运行具有支配和控制的权利，除收取原告的挂靠管理费用外，不从车辆运行中获得利益，且该挂靠公司对原告车辆挂靠事宜及保险情况均予以认可。在鲁某要求挂靠公司代为其向保险公司索赔，车辆挂靠公司怠于行使赔偿权的情况下，应赋予车辆所有人有权向保险公司索赔，此种请求权符合保险法的立法本意。故鲁某具有保险利益，应视为被保险人。因此，应认定原告与保险公司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且该合同并未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七十一条：“交通事故死亡人员身份无法确认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将其所得赔偿费交付有关部门保存。其损害赔偿权利人确认后，由有关部门将赔偿费交付给损害赔偿权利人”，该条十分明确赋予了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在交通事故死亡人员身份无法确认的情况下，交管部门依法收取肇事者的赔偿款的权利，如果交管部门不收取肇事者的赔偿费用，交管部门又如何交付有关部门保存，交付的前提首先是其已收取了该赔偿费，即收取肇事者的赔款在前、交付有关部门在后。
同时，根据《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第七十四条：“对未知名死者的人身损害赔偿，其身份暂按城镇居民计算，年龄暂按法医鉴定报告的大约年龄段取中间年龄计算。核查出未知名尸体身份后，按照实际身份、年龄重新计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将其所得赔偿费交付有关部门保存，其损害赔偿权利人确认后，通知有关部门交付损害赔偿权利人。”该条详细说明了对于未知名死者的赔偿数额计算方法，同时也说明了交警部门收取赔偿款的权利。
并且，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对死者身份不明的交通事故如何结案的请示的批复》第一款：“对于死者身份无法查明的交通事故，应依据调查的事实分清责任;依法处罚身份明确的其他责任人;依法确定赔偿数额，由赔偿一方付款签字后即结案。”以及第二款：“对身份不明死者的赔偿费和遗物，由办案机关妥善保管。”交管部门完全有依据收取该赔偿款。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法律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死者系无名氏，但也享有相等权利，保险公司应该依照有关规定履行赔偿的义务。
公司所有权 篇7
两年前,我所在的公司欲购一栋房屋,由于当时公司对外负有债务,担心受到债权人指责或抵债,遂决定由我(时任综合科科长)出面,以我个人名义购入并办理了房屋所有权登记。同时,公司与我签订了一份内部协议,明确房屋只是由我出面代为购置,实际产权属公司所有。如今因该地段的房屋升值,而《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请问:我能否依据该规定,在还清公司所付款的情况下,实际获得该房屋?
读者:段枫
段枫读者:
你不能实际获得该房屋。
公司所有权与董事会结构的关系 篇8
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都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效用目标并不一致,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这必然引起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因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而引发的代理问题。公司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引发了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从而产生了代理成本。股东所追求的是公司价值的最大化,他们期望通过投资得到较高的回报,他们更加关注企业持久的发展,关注长远的投资回报;而经营者所追求的则是他们自身的财富、社会地位和威望,他们接受股东的委托,代理所有者经营企业,并通过自己的经营劳动得到相应的报酬,由于他们的经营业绩直接决定了报酬,因此,他们便更加注重任期内的短期利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要生存,要发展,要有较高的回报,就必须加强企业内部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因此,如何控制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代理问题便成为了公司治理中的关键问题。
Fama(1980)认为董事会是监督管理者的主要内部控制机制。由于有了董事会的监督,管理层的行为便会受到一定的约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现象都将大大减少,代理成本将大大降低。该观点得到了学术界和理论界的认可,在现实中,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董事会结构设置的合理性直接影响着公司治理水平。然而,股权激励作为公司治理机制中重要的激励措施,其作用也不容忽视。由于管理层持有一定的股份后,他们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与股东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就更有动力使得公司价值最大化,因为这样他们自身的利益也实现最大化了,因此,管理层持股也被认为是控制代理问题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
董事会结构与管理层持股都是降低代理成本的方式,一个是内部监督机制,一个是内部激励机制,那么他们两者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相互关系呢?此外,大股东持股作为外部监督机制,它与董事会结构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呢?这便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国外对公司所有权与董事会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无论是理论假设还是经验研究都比较丰富,尤其是对管理层持股与董事会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但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补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Weisbach(1998)指出外部董事比例与管理者股权激励之间应为负相关。他认为外部董事的监督作用和管理者股权激励是降低代理成本的两种方法,因而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的关系。Agrawal和Knober(1996)选取福布斯500强中383家大公司1987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经营者股权和外部董事比例之间互为负向关系,但不显著。而随后,Arthur(2001)利用澳大利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验证了Weisbach(1998)提出的假设,Arthur的研究结果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外部董事比例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关系。Ghosh和Sirmans(2003)以美国不动产投资信托公司1999年数据为样本研究,也发现经营者股权和外部董事比例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Mak和Li(2001)运用新加坡147家上市公司1995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公司所有权与董事会结构的决定性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运用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关系及董事会规模三个董事会结构变量来衡量董事会的监督能力。并且这三个变量跟管理层持股及大股东持股两个公司所有权变量一样,都被认为是内生决定的。他们的检验结构显示,公司所有权与董事会结构是相关的,并且各董事会结构变量间都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独立董事比例与管理层持股、董事会规模及政府持股负相关,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与大股东持股正相关,并且与总经理任职年龄负相关。
同时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Fama和Jensen(1983)认为,董事是股东的代表,因此,董事的重要任务就是确定管理者的激励水平和报酬,外部董事比例较大的董事会更愿意对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并且两者之间关系应该是独立董事比例决定管理层持股水平。Faccin和Lasfer(1999)的研究也发现了外部董事比例与管理层持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当管理者持股水平低于46.59%时,两者之间为正相关关系;而当管理者持股水平高于46.59%时,两者为负相关。而Faccio和Lasfer(1999)以英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1996-1997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经营者持股水平与董事会组成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最优持股水平为12%,当经营者持股水平高于12%时,董事会规模显著降低,非执行董事比例也降低。Barnhart和Rosenstein(1998)以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321家企业1990年的数据为样本,利用OLS法和工具变量法研究发现,外部独立董事比例对经营者股权激励不产生稳定的影响,模型不同,独立董事比例与经营者持股之间关系也不同。而经营者股权激励对外部董事比例产生区间效应,即二者存在U型曲线关系,随着经营者股权激励程度的上升,外部独立董事比例出现先降后升的趋势,而且结论比较稳定,其显著性不随着模型的变化而变化,基本上保持在10%的水平上。
国内学者王华和黄之骏(2006)以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2001—2004年数据为样本,构建平行数据,研究发现经营者股权激励与董事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影响关系,具体表现为:经营者股权激励与独立董事比例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反向互动关系,而经营者股权激励和非执行董事比例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他们认为经营者股权激励与独立董事比例负相关,而与非执行董事比例正相关的原因是:在高科技企业中,独立董事侧重于对经营者进行监督,而非执行董事侧重于对经营决策进行指导和修正。
由于新加坡上市公司的所有权结构状况与我国比较相似,都是股权集中型。因此,我们借用Mak和Li(2001)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所有权与董事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进一步的研究。
三、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文借用Mak和Li(2001)的研究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公司所有权与董事会结构的决定因素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
在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检验时,发现管理层持股水平与独立董事比例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Fama和Jensen(1983)的观点相一致。随后为了排除内生性因素的影响,我们采用了两阶段法(2SLS)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比例能够显著地影响管理层持股水平,且为正相关;但管理者持股水平不能显著地影响独立董事比例。该结果更进一步验证了Fama和Jensen(1983)的观点,他们认为董事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确定管理者的激励水平和报酬结构,并认为外部董事比例高的董事会更愿意对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我国,独立董事和管理层股权激励都是降低代理成本的方式,但他们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关系,相反,它们之间更多地表现为互补关系,并且独立董事比例是决定管理层股权激励的重要因素。
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对管理层持股水平有负面影响,当两职合一时,管理层持股水平越低,相反,两职分离时,管理层持股水平越高。这也是本文的一个新发现。因为当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时,CEO的权力已经很大,股东们认为CEO的积极性已经很高,因此,觉得更没有必要实施股权激励;而当两职分离时,CEO的权限有限,他们的积极性难以发挥,因此,需要更多的激励。
非国有控股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比国有控股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显著的高。该结论符合我国的国情。因为在我国对国有企业管理层实施的股权激励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只被当成是一种福利。股权激励的实施未能提升公司业绩,因此,对管理层的激励也相当有限,未能实现良性循环。而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来说,股权激励被当成是一种降低代理成本,提高管理层积极性的方式,因此,更倾向于给予管理层较多的股权。
国有控股企业大股东持股比例比非国有控股企业显著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国家控股比重相当大。
此外,我们还发现董事会结构内部变量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独立董事比例与董事会规模、总经理任职年龄负相关,而与股东大会召开次数正相关;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与董事会规模及独立董事比例呈负相关关系。
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关系还受到控股股东性质、总经理年龄以及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非国有控股的、总经理任职年龄长的、公司盈利能力差的企业更倾向于采用两职合一的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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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有权 篇9
1 研究假设
根据公司治理与审计定价的关系,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董事会规模与审计定价关系是不确定的, 即可能是负相关的, 也可能是正相关的。
H2:独立董事比例和审计定价的关系是负相关的。
H3: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和审计定价存在正相关关系。
H4: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审计定价存在非线性关系。
2 研究设计
以Simunic的审计定价模型为基础, 结合公司治理的有关因素, 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 模型中各变量含义如表1所示。
本文以2009~2011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 经过筛选, 最终获得3051个样本观察值。本文的审计费用、审计意见及事务所信息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 其余数据来源于RESSET数据库。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公司治理方面, 平均董事会的规模约为12个人, 最小的董事会仅有4名成员, 说明仍有部分上市公司未建立规范的董事会。这一点在独立董事比例的统计中也被印证。样本的均值仅为0.34, 刚刚达到证监会的要求, 形式主义广泛存在于独立董事制度的建设中, 部分企业董事会中甚至不含独立董事, 表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的监管与制衡效果仍较差。在3051个样本中, 有423个样本董事长和CEO是由同一人担任的, 约占13.8%, 这些样本的董事会独立性较差。公司的所有权集中方面,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均值达到36.98%, 对于公开募集资金的上市公司, 最高的持股比例接近95%。说明一股独大现象在我国现阶段仍十分显著, 加上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缺乏, 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可能掌握在第一大股东手中。大股东意志能够对上市公司的各项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 有必要将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公司治理状况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
3.2 多元回归分析
在公司治理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方面, 经检验, 董事会规模系数为正、独立董事比例系数为负, 说明在审计师看来, 董事会规模越大, 公司的固有风险越高, 独立董事比例越高, 公司治理越好。但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对审计定价的关系并不显著, 与H1和H2不符, 这表明在中国大部分上市公司中, 作为独立董事, 其独立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其原因可能是董事会内部执行董事和大股东在董事会治理的过程中会对独立董事产生消极影响, 不能真正体现独立董事的职能, 从而维护小股东利益和监督管理层的作用缺失。这也与本文之前的描述统计观察到的独立董事制度建设形式主义严重现象相一致。
两职合一变量的检验结果不显著, 显示出在审计过程中, 两职合一的上市公司没有被收取较高审计费用, H3没有得到相应支持。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其平方项分别在5%水平上负相关和10%水平上正相关于审计费用, 表明所有权集中度与审计定价呈U型关系, H4得到验证。这说明审计师关注到了中国上市公司所有权集中度比较高的现象, 从而在审计定价时考虑了所有权集中度的影响, 并认为只有适度的集中才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降低审计风险。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4 结论与启示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审计定价存在U型的曲线关系说明所有权结构与会计师事务所收取的审计费用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且此种相关关系会随着公司控制权性质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还表明, 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在制定审计收费时, 主要依据被审计单位的规模、审计的复杂性、财务风险等因素, 对公司治理因素的考虑不多。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尚存在严重缺陷。
基于以上得出的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建立一个适度集中、存在多个大股东相互制衡的所有权结构, 以有效降低审计费用。 (2) 加大董事会治理的改革力度, 优化董事会的监督行为。 (3) 完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选聘机制, 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管力度, 使独立董事制度建设真正落到实处。
摘要：本文以2009～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借鉴Simunic的审计定价模型, 对所有权结构、公司治理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所有权结构与审计定价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所有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审计定价之间大体上呈U型关系, 即所有权适度集中和管理层适度持股有利于降低审计定价。根据研究得出结果, 以期为审计定价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所有权结构,公司治理,审计定价,审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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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有权 篇10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盈余管理问题就已经成为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研究热点, 不管是关于盈余管理定义、手段、动因还是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的研究, 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尽量减少盈余管理的现象, 避免盈余操纵。盈余管理不仅仅是一种会计行为, 更是一种管理行为, 要有效地抑制盈余管理的产生就必须从根源上抓起。以1999年《蓝带委员会关于提高审计委员会效果的报告和建议》作为标志, 从反欺诈性财务报告委员会开始, 美国在寻求对付盈余管理的对策时, 重心已经转向了公司治理。而大股东控制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大股东控制现象。Jensen和Meckling认为大股东的存在能够有效地抵制经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 有动力和方法来约束经理人员的自利活动, 从而对企业价值产生正的效应。Shleifer和Vishny认为当大股东的所有权超过一定临界点时, 就能够完全控制整个企业, 并获取小股东无法得到的控制权私人收益 (Privatebenefits) 。LLSV (1999) 开创性地从终极所有权 (实际控制人) 出发对金字塔持股进行了深入研究, 发现终极控制股东通过金字塔持股实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 从而产生侵害小股东利益的动机, 最终损害公司价值。从现有的文献来看, 以往的研究较少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直接追踪到实际控制人, 也较少地涉及到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的角度。本文根据CSMAR数据库中2004年至2007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考虑了实际控制人持股、股权制衡和实际控制人的现金流权、控制权以及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旨在揭示实际控制人的所有权结构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内部公司治理是企业有关控制权与剩余所取权的一种制度安排, 这种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就是通过制衡实现对代理人的约束与激励。现代企业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组成的一组契约。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着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 他们通过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通过控制权的分配来相互制约。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前提和基础。有效的公司治理必然要求合理的股权结构。由于公司治理是企业盈余管理的主要制约因素, 股权结构又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然可以预期股权结构对盈余管理是有一定的制约作用。Berle和Means (1932) 认为分散的股权结构可以导致经营者控制, 从而产生内部人控制现象, 内部人通过他们拥有的信息优势, 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很容易产生偏离股东要求的盈余管理行为。而现实世界中存在最多的是股权集中现象, 即便在证券市场最发达的美国, 也发现了数百家公众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了50% (Holderness和Sheehan, 1998) 。Shleifer和Vishny (1997) 认为当所有权高度集中到大股东身上时, 代理问题就从股东与管理者的代理冲突转向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 产生大股东控制问题, 这是第二类委托代理理论。大股东控制了上市公司后, 就可以通过各种隧道行为 (Tunneling) 来转移上市公司的利润, 从而获得其它非控制性股东无法得到的收益。这样, 大股东就有动机采取一系列的盈余管理手段去剥夺上市公司和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假设:
假设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关系
在大股东控制的公司中如何有效地约束大股东行为, 学者们强调股权制衡力量对约束控制性大股东剥削行为的重要作用。国外研究普遍认为, 股权适度集中且具有一定股权制衡特点的所有权结构既可以起到对大股东的激励效应, 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大股东对公司利益的侵占。Gomes等在公司存在多个大股东情况下, 对大股东之间事后的讨价还价行为进行探讨, 通过理论模型证明多个大股东之间的互相约束和监督能有效限制控制股东的侵占行为, 减少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决策行为, 从而有效保护中小股东利益。Lehman (2000) 、Volpin (2002) 和Benjamin (2005) 等利用不同国家上市公司数据证实, 存在股权制衡的所有权结构有利于约束控制性股东的剥夺行为, 从而提高上市公司价值。Pagan和Reol (1998) 研究了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对于抑制资产掏空等掠夺行为的作用。他们认为, 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可以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 从而可以有效地限制大股东的掠夺行为。Bennedsen和Wolfenzon (1999) 的研究结论最为引人注目, 认为对投资者保护不完善的情形下, 通过由少数几个大股东分享控制权, 使得任何一个大股东都无法单独控制企业的决策, 则可以起到限制掠夺行为的作用。徐莉萍等研究表明, 整体而言股权制衡并没有起到正面的作用, 而且过高的股权制衡程度对公司的经营绩效有负面影响;孔翔等 (2005) 研究也表明, 股权制衡的力量越强, 公司绩效越差。刘星、刘伟 (2007) 认为, 在第一、二大股东均为非国有性质的公司中, 大股东更加倾向于达成共谋而非彼此监督。事实上, 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因此, 大股东之间可能更加倾向于采取共谋而不是互相监督的方式。就此假设:
假设2:股权制衡度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
终极控制人的现金流权是通过所有权来衡量的, 大股东往往通过掌握相对较少的现金流权来实现对公司的实质控制 (La Portaetal., 1999;Claessensetal., 2000;Lins, 2003) 。控股股东侵占其它股东利益的同时也会损害整个上市公司的利益, 进而损害了自身的现金流收益, 给定其它情况, 较高的现金流权将会导致较低的侵占, 因此, 公司的绩效与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呈正向关系, 这种效应称之为“正向激励效应”。另一方面, 控股股东通过交叉持股、金字塔持股等方式使其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出现分离。当控制权较大时, 控股股东将有较大的动力去侵占其它股东的利益。因此, 公司的绩效与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的分离呈负相关关系, 这种效应称之为“负向侵占效应”。朱滔 (2007) 以2004年全部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 最终控制人所拥有的现金流权的提高, 可以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绩效, 说明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增加存在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 而最终控制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越大, 上市公司绩效水平越低。因此提出:
假设3:最终控制人拥有的所有权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
假设4:最终控制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
(二)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深圳国泰安公司的CSMAR数据库以及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CCER数据库, 观测区间为2002年至2007年, 并对初始样本进行了以下筛选:剔出了含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 因为这些公司面临境内外双重监管, 与其他公司的监管环境不同;剔除了金融保险业的上市公司, 因为这些公司存在行业特殊性;剔除了房地产行业的上市公司, 因为琼斯模型不太适合描述房地产行业的应计项目;剔除了数据不全以及数据明显异常的公司, 最终得到4367个观测。
(三) 盈余管理程度的衡量
本文采用分行业横截面回归计算出来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绝对值 (用上年末资产进行平整后) 作为盈余管理程度变量。在应计制会计模式下, 会计盈余包括经营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额两部分, 因此理论上盈余管理可以通过操纵经营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两条途径来实现。但由于经营现金流量一般与公司销售和收款政策等密切相关, 与会计选择的关系不大, 所以经营现金流量的可操控性不强, 而应计利润项目相对弹性较大, 因此盈余管理主要通过调整应计利润来实现。由于操纵各种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最为灵活和常见, 数据也较容易取得, 因而在实证中多以应计项目作为研究盈余管理的对象。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存续时间较短, 缺乏足够的时间序列数据来保证参数估计的有效性, 因此本文使用横截面数据和修正的Jones模型 (Dechow等, 1995) 来计算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即:TAit=NIit-CFOit/Ait-1。其中, TAit是经上年总资产标准化后的总应计利润, NIit是公司i第t年的净利润, CFOit是公司i第t年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 Ait-1是公司i在第t-1年末的资产总额。即:NDAit=β0 (1/Ait-1) +[β1 (△REVit-△RECit) /Ait-1]+β2 (PPEit/Ait-1) 。其中:NDAit为公司i在第t年的经上年总资产标准化后的非可操纵性应计利润额;Ait-1为公司i在第t-1年末的资产总额;REVit为公司i在第t和t-1年收入间的差额;RECit为公司i在t和t-1年应收帐款差额;PPEit为公司i在第t年的固定资产原值;β0、β1、β2为变量参数, 是以下模型的最小二乘估计:TAit=b0 (1/Ait-1) +[b1 (△REVit-△RECit) /Ait-1]+b2 (PPEit/Ait-1) +εit。分行业回归得到的参差εit代表可操纵性应计利润 (DAit) :DAit=TAit-NDAit。
(四) 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
本文采取DAit的绝对值作为被解释变量, 这是因为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既可以利用盈余管理来调高利润保持上市公司的配股资格线以及上市资格, 也可以利用利润平滑的方式进行巨额摊销。同时本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来衡量股权集中度;用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作为股权制衡度的表征变量;用最终控制人每条控制链条上的持股比例乘积之和作为最终控制人的现金流权;用最终控制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比值作为最终控制权两权分离程度。另外, 本文还设置了4个控制变量:一是公司规模。公司规模往往与政治成本大小相关, 国外一些研究认为, 大企业更难防御不利的政治行为, 从而偏向于降低盈余的会计程序。在我国, 很多企业与政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规模越大, 对该地区的经济影响也越大, 大公司受到社会关注的程度也越高, 相对来说, 信息不对称现象较轻, 盈余管理会受到限制。同时, 公司规模还是其他一些影响因素较好的替代性控制变量。本文采用资产总额的对数作为公司规模的控制变量。二是资产负债率。债务契约往往会影响到企业的会计选择。在我国, 债务契约限制也越来越多。一般说来, 资产负债率越高, 则受到的契约限制越多, 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因此, 采用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作为控制变量。三是盈利能力, 用净资产收益率来表示。在我国, 由于存在着配股、增发等行为往往需要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达到一定的标准, 此外, 也有上市公司为了避免戴上ST或PT的帽子, 往往会进行盈余管理。本文引入了净资产收益率作为上市公司业绩的控制变量。四是交易状态, 不同交易状态下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的动机不同, 因此本文还控制了交易状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相关变量定义见 (表1)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 设置如下回归模型:EMit=β0+β1FIRSTit+β2CONTROL… (1) ;EMit=β0+β1 BALANCEit+β2CONTROL… (2) ;EMit=β0+β1FIRSTit+β2BALANCEit+β3CONTROL… (3) ;EMit=β0+β1FIRSTit+β2CFRit+β3CONTROL… (4) ;EMit=β0+β1FIRSTit+β2SRit+β3CONTROL… (5) 。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2) 是全样本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从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第一, 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的最小值是0.00005, 最大值是14.60712, 有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较小, 而有的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又相对较大, 均值是0.60974, 上市公司一般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盈余管理现象;第二, 第一大股东持股的最小值是0.04830, 而最大值已经达到了0.85000, 均值也已经达到了30%以上, 说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还是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第三, 股权制衡度的均值只有0.57579, 其余大股东对相对于第一大股东的比值较小;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系数的最大值是13.44840, 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均值也是1.57874, 说明实际控制人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注:表中提供的是最小二乘法回归系数, 括号内是相应变量的t统计量, “***”、“**”和“*”分别表示在1%, 5%和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注:表中提供的是最小二乘法回归系数, 括号内是相应变量的t统计量, “***”、“**”和“*”分别表示在1%, 5%和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二) 相关性分析
(表3) 是全部变量的相关系数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符合假设1。股权制衡度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说明股权制衡度越高, 盈余管理相对水平越低, 这是因为其余大股东的制衡起到了抑制盈余管理的作用, 这只是统计性描述的结果, 但是不一定能够得到回归结果的支持。实际控制人的现金流权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 这与假设3相符, 而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系数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 与假设4相符。交易状态、净资产收益率、资本对数、债务资产比都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显著负相关, 这些变量的系数都与理论相符。
(三) 回归分析
在 (表4) 中看到模型一和模型三中第一大股东持股的回归系数都为正, 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 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1。但在模型二中股权制衡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关系, 结果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没能验证假设2。 (表5) 分别对全样本和按照现金流权中位数分组后的分样本进行的回归, 回归结果显示, 模型四中, 现金流权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负相关, 而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最终控制人的现金流权越大, 可操纵性应计利润越小, 与假设3相符。模型五中, 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程度分别在10%的水平上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正相关, 说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大, 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与假设4相符。当控制权和现金流权高度分离时, 大股东进行盈余管理的成本要远远小于其从中获得的收益, 因此大股东有充分的动力进行盈余管理。分样本的结果显示, 在现金流权小的子样本中, 大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与可操纵性应计呈非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现金流权大的样本中, 大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与可操纵性应计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从 (表6)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不管是分散控制、相对控制还是绝对控制样本中, 大股东掌握的现金流权和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 但是这种结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分散控制和相对控制的子样本中, 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指数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越大, 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结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性检验。但在绝对控制的子样本中, 这种结果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 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在绝对控制的子样本中对盈余管理程度的正向影响最显著。因为此时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随着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的增加, 盈余管理越来越有利于大股东的利益, 所以盈余管理程度也会随着增加。
四、结论与局限
(一) 结论
21世纪初我国上市公司和股票市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经济建设的腾飞发展对资金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上市公司规模和数量扩大是必然的趋势, 面临着层出不穷的问题和挑战, 只有搞好基础建设才能确保中国股市健康的发展, 打好这个基础, 不但要求上市公司自身治理机制的加强, 更需要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代理问题的研究伴随公司治理产生, 对如何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降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 保护好中小投资者利益, 股票市场才能持续、健康的发展下去。本文实证研究了实际控制人所有权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最终发现:第一, 中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西方发达国家要高, 而其他中小股东的股权比例较低, 存在“一股独大”的情况。从现有西方实践来看, 缺乏权力制约的大股东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去侵害中小股东利益, 从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大股东持股与盈余管理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较之分散控制和相对控制来讲, 第一大股东的控制权达到绝对控制程度时, 第一大股东与盈余管理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第一大股东的控制权达到能够绝对控制公司的程度时, 为了追逐超额收益, 第一大股东可能会采取盈余管理的方式来掏空上市公司。中国资本市场上“一股独大、股权失衡”的状态刺激了盈余管理的产生, 导致了盈余管理动机和手段的特异性。第二, 从整体来看, 股权制衡与盈余管理是正相关的关系, 但不显著, 对这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第三, 从整体而言, 盈余管理程度随控制股东现金流权增加而减小, 存在“正向激励效应”;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越高, 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存在“负向壁垒效应”。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程度越大, 最终控制股东就越倾向于采用盈余管理的方式侵吞公司财富、掠夺少数股东来增加个人收益, 因为最终控制股东这样所获得的除去掠夺成本之后的净收益要远远超过他们努力经营公司所能分得的现金流。
(二) 局限
本文不仅考虑了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其余大股东制衡作用与盈余管理的作用, 还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实际控制人的现金流权、控制权和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系数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是针对所有权结构与盈余管理关系的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 研究结果也基本上能够符合所提假设。但是由于现在国内在度量盈余管理程度时所使用的方法还比较单一, 而且琼斯模型在我国也不能完全的适用, 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还应该尝试其它衡量盈余管理的方法, 并且收集更多有关实际控制人所有权结构的数据样本来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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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滔:《大股东控制、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 《管理科学》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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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hleifer A, VishnyR.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Journal of Finance, 1997.
与员工分享所有权 篇11
从理论上，这有点像私人企业转变成一家员工持股公司，虽然通常能使公司朝着民主、公平和透明的方向前进，但不是每个企业家都能做到。毕竟，虽然愿意洗车的人更多了，但在好像和自己关系不如以前亲密了。
最初，约翰也是想寻找一种永久留住忠实员工的方法，他们应该比小时工分到更多的蛋糕。在那个时候，他突然有了极大的热情投资财政和情感。公司分享所有权系统实施后，几乎所有员工：都非常愿意留下来，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意味着以下6点变化。
1.参与：不管你的薪酬是高是低，实施员工持股之后，你成为公司的真正意义上的参与者。除了潜在的收入之外，你会自然地将公司当成利益相关体，进而积极参与各项事务。
2.义务：员工所有制，是员工与公司建立的深層关系，以及公司对员工更大的义务与承诺。
3.责任：当制定决策与承担结果的是同一个人，相信决策会更慎重，对结果更负责任。
4.生产力：一个民主的工作环境能鼓励员工们创造更好的成绩。
5.自由：责任与所有权分享后，创始人其实拥有更多的自由，其失去控制力的风险反而减少。
公司所有权 篇12
所有权的变迁深刻地改变了报业的生态环境, 在传统的家族报业时代, 固然也存在普利策和赫斯特的黄色新闻之争, 但许多由家族创办经营的报刊却有超越商业利润的价值追求。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 这些优秀的家族报纸高度重视报纸的品质, “刊登适宜刊登的新闻”, 不以经济利润为价值追求, 对来自政治势力和商业利益两方的压力保持高度警觉, 宁可牺牲眼前的经济利益也不愿损害报纸的长远发展。正是在这种环境下, 才逐渐使新闻专业主义萌芽生长。
然而, 当家族报业慢慢远去, 报刊逐渐成为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后, 报刊业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上市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 他们仅仅关注资产负债表、利润率、广告额, 在他们眼中, 新闻和其他商品没有任何区别, 降低成本、增加利润是最优选择。与家族报业不同, 激励上市公司经营者的不是新闻职业理想或专业主义追求, 而是来自华尔街那些手持股票的投资者的压力, 一旦利润率下降, 公司股票价格立刻下滑, 经营者将面临来自投资者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 “市场驱动新闻业”应运而生, 这种新闻业和以往的新闻业截然不同。
产权变迁对新闻业的影响
美国学者麦克马纳斯指出, 媒介企业内部存在两种规范, 一种是新闻部门形成的新闻规范, 可以把它称为新闻生产的新闻理论。在这一理论中, 一个事件是否能成为新闻主要取决于自身的重要性, 即新闻价值, 以及认为这一事件是重要事件的读者人数。而另一种规范是市场规范, 一个事件是否能成为新闻与发现新闻、报道新闻的成本成反比, 与事件对投资者、赞助者各方的损害成反比, 而与新闻所吸引的广告商出资规模成正比。在传统的家族报业时代, 报纸所有者重视编辑记者的地位和作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内部新闻自由。记者编辑不仅可以抵制来自政治和商业方面的压力, 甚至连报纸老板也不能强迫记者编辑的判断和选择。然而, 当MBA逐渐掌控报业之后, 这种情形便不再出现了, 而相反的事件却屡见不鲜。1992年5月1日, 《温尼伯自由报》的巴里·穆林在他的专栏里批评自己的报纸在前一天对洛杉矶暴乱的报道, 他说, 美洲大陆的重要新闻事件被埋没在早晨版的后页不起眼的地方, 头版报道如一对本地英雄和有关生物溶解的高尔夫球座的消息。随后, 出版商命令穆林与总编面谈, 最终穆林离开报社。 (2) 市场规范严重地消解了原本就孱弱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对报刊业的发展产生了多重影响。
第一, 委托—代理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司治理结构看, 在家族报业时期, 作为委托人的发行人把报纸的日常编辑出版工作交给新闻部门, 把经营管理工作交给经营部门。这两个部门之间有一堵无形的“墙”, 把世俗的“国家”和神圣的“教堂”隔离开来。比如《芝加哥论坛报》在办公大楼的东门、西门各设有一部电梯, 而通往广告部的电梯不能在四楼停下, 因为四楼是编辑部的所在地。在“国家”和“教堂”发生冲突的时候, 作为委托人的报业家族往往更愿意站在编辑部这一边。如《财富》发行人说, “我们是不能接受将利润的原则凌驾在某些重要的价值观之上的, 比如事实、诚信等。我更不会让广告、美元来左右编辑部的立场。”然而, 当报业成为华尔街的俘虏后, 报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 委托人不再是心怀理想的报业家族, 他们的目标不是使报纸成为社会公器、第四等级, 委托人变成了手中持有公司股票的投资者, 尤其是占有较大股票市值的华尔街机构投资者, 作为委托人的投资者要求代理人实现经济利润最大化, 这种要求往往与新闻部门的专业追求格格不入。
第二, 报业组织结构的平衡被打破, 商业文化压倒新闻文化。在家族报业时代, “国家”和“教堂”之间维持着相对的平衡, 家族报业并不轻视世俗的经济收益, 但更看重报刊的社会价值。《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说, “一个伟大成功的报纸, 一定会是一个伟大成功的企业……一个报纸必须在经济上站得住脚, 但最重要的, 还是要能得到大众的信托和信赖。”但伴随着大量接受过工商管理训练的MBA进入报业, 市场规范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国家”和“教堂”之间的墙被推倒了, 正如斯坦福大学新闻学教授威廉·伍说, 新闻业从一开始就是一项生意, 只不过在最初, 这项生意不受华尔街的干扰, 由报业家族的传统所支配。但是当报业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时, 压力就猛然加大, 报纸要面对咄咄逼人的盈利压力。
当MBA进入新闻业之后, 新闻采编开始反映媒体中那些持有MBA学位、只管理公司运营的经理人的意向。在MBA们看来, 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 必须缩减新闻部门成本, 减少新闻报道开支。同时, 让新闻部门和经营部门联合起来, 实现市场营销学的“整合营销传播”, 但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洛杉矶时报》就曾因此吃过苦头。1995年, 华尔街出身的马克·威利斯执掌《洛杉矶时报》, 他坚决主张打破编辑部与经营部各自为营的状态, 让版面编辑和产品经理一起决定版面内容, 这种经营方式到1999年终于给报社带来灾难。报纸的广告部门与洛杉矶体育馆Staple Center签署了利润分享协议, 但编辑部并不知情, 编辑部对该体育场进行了大幅报道, 这一事件被其他媒体披露后, 成为当时重大的丑闻, 大量记者离开报社, 而报社也被论坛报业集团收购。 (3) 有人就此事件评论说, 媒体经营似乎往往遵守“看不见的手”式的游戏规则:当编辑部与经营部彼此不相干时, 公司往往处于最佳时期;而当它们彼此帮助时, 灾难可能就会出现。 (4)
第三, 报纸从提供新闻变为提供娱乐, 受众从公民转为消费者和商品。家族报业把新闻看作实现民主的手段, 认为公民获知新闻事件能够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而在上市公司看来, 新闻仅仅是一种商品, 加拿大汤普森报业集团总裁汤普森曾说, 我们经营的是一个生意集团, 只不过碰巧是在做报纸的生意罢了。在这种观点看来, 新闻只不过是为了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 然后把注意力卖给广告商。在这种观念中, 受众仅是一种商品, 报纸不再提供新闻, 而是千方百计提供刺激感官的娱乐。如香港《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一味鼓吹, “读者爱看什么, 我就给读者什么, 我们不是卖杂志, 是卖共鸣, 卖感觉。”然而, 只有广告商需要的受众才是有效受众, 而广告商的需要决定了媒介的内容。
第四, 对利润的追求超过了对公信力的追求。公信力是媒体安身立命之本, 但是, 美国Roper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 从1973—2000年, 美国新闻界的公信力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选择对媒体有“较多信任”的人数从1973年的25%下降到2000年的10%, 而“几乎没有信任”的人数从1973年的21%升至2000年的41%。 (5) 媒介公信力的下降是多方面原因产生的, 但上市公司制的运作方式必然会损害公信力。如果认为媒体的总收益由经济利益和社会影响共同构成, 经济利益可以立即体现为股票价格的上升, 而社会影响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对报业产生正面作用。经济利益往往会和报业社会影响相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 商业化的报业将会倾向于经济利益, 因为它可以立即带来回报, 而需要长期耕耘才能有所收获的报业社会影响则旁落一边。
解决思路
媒体产权制度的变迁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现象, 这一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首先, 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实行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 管理。美国报业是按照现代公司制度运作的企业, 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出现的问题。在由股东、董事会、经理层组成的公司权力结构中, 股东是上市报业公司的所有人, 有权召开股东大会修改公司章程、选举董事会成员, 但股东的权力是有限的, 股东无法决定支付给他们的股利, 在投资或收购决策中也没有发言权, 他们不雇用经理或决定经理报酬, 在一系列对报业经营有重要关系的事件中, 他们并没有直接决策权。在利益得不到满足时, 他们可以用脚投票, 抛出手中股份。因此, 在报业日常的经营管理中, 不应只以股东马首是瞻, 应该完善董事会制度, 如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让不在公司任职、与报业没有利益往来的社会贤达人士担任报业董事, 承担起监督公司运作是否符合社会责任的工作。企业界的实践表明, 独立董事制度对规范公司经营、履行社会责任具有积极作用。
同时, 报业应该引进利益相关者管理模式, 这一管理思想来源于对企业责任的反思。传统观点认为, 股东是企业所有者, 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为股东服务。但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 股东并不是企业唯一的所有者, 真正拥有企业的是企业的各利益相关者。企业应该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而不能只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 报业在服务于股东利益的同时, 还应该考虑消费者、社区、政府、环境等方面的利益, 报业不应仅追求经济利润, 还应该履行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 即报业必须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行动, 而且行为必须合乎社会伦理道德, 服务公民、社区、社会道德, 改善社区生活质量、提高公民民主参与意识等。
其次, 增进报业内部新闻自由。内部新闻自由关注新闻编辑部的专业自主权, 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6) 一是新闻从业者在其专业范围内的自主权, 如采访权、报道权、确定编辑政策及与发行人共同决定言论取向的权利。二是作为劳动者所要求的人事、薪水、福利等方面的决定权。随着家族报业被公司报业取代, 报社内部新闻自由也在逐渐下降, 约翰斯通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项研究显示, 在70年代有半数以上记者认为在决定新闻重点、选择报道题材方面拥有完全自由, 而且新闻稿被删的次数并不多, 但1986年韦弗用同样指标进行研究却发现, 1982—1983年间, 记者所拥有的自主权比十年前要少。 (7)
要改变市场规范对新闻规范带来的损害, 编辑记者应该在报业体系内争取更大的内部新闻自由。作为劳动者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应该首先得到保障, 人事、薪水、福利等物质条件是新闻记者追求专业目标的前提条件, 而专业范围内的工作自主权则是内部新闻自由的核心。 (8) 因为这一权利是新闻从业者构建职业意识、履行职业使命的关键, 从这个意义上说, 扩大内部新闻自由是恢复报业内部组织机构权利失衡的手段, 被上市公司破坏的编辑部与经营部之间的权利失衡, 可以在内部新闻自由的扩展中重新恢复平衡。
最后, 应该树立媒体的长远发展观。家族报业往往倾向于从长远眼光看待媒体发展, 而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利害得失。诸如“虚假广告”、“有偿新闻”等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为报社带来经济回报, 但这些急功近利的行为却会给报业带来长久的伤害。在公司化之后, 报业公司也应该从报社的长远发展出发, 树立经营百年老店的方针, 放弃饮鸩止渴的短期行为, 通过构建媒体公信力来赢得长期的持续回报。因为“从长远来看, 民主制度所要求的社会责任支持报纸实现其商业目标, 而非对此加以阻挠。商业目标的实现, 要通过获得公众信任和社会影响这样的途径, 这样做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公共使命的实现, 因而创造出一种良性循环。” (9)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1]陈颖:《保持西方主流媒体地位的典范——奥茨家族时代的〈纽约时报〉》, 《青年记者》, 2005 (6) 。
[2]哈克特、赵月枝:《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69。
[3][4]许知远:百年《洛杉矶时报》的衰落与复兴, 《经济观察报》, 2001年10月22日, 第4版。
[5]张洪忠:《大众媒介公信力理论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6.127。
[6][8]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153。
[7]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