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的法律意识

传媒的法律意识（精选7篇）

传媒的法律意识 篇1

关键词：大众传媒,现代法律意识,积极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以影视和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人们接受信息的主要途径。而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 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影响着人们的法律意识。这种影响也体现在人们现代法律意识的形成上。

1 大众传媒与法律意识

大众传媒是所有用于向广大受众传递各种信息的物质载体, 传统上指传播范围广大的图书、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六种传媒, 前三种称印刷传媒, 后三种称电子传媒。今天的电子传媒则应加上依托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互联网、音像出版物等新兴传媒。在狭义上, 大众传媒特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四种传媒及互联网。这些传媒与新闻传播关系密切, 即以新闻传播为重要使命, 因此又被称为新闻传媒[1]。

随着人类进入信息时代, 电视、计算机的迅速普及, 新一代传媒深入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思想也备受各种信息的强烈冲击。这种冲击必然带来意识、情感、习惯等多方面的反思和改变。我们的法律意识也同样处于这种冲击和影响之下。

法律意识是法律文化观念的基本构成要素, 是人们关于法律和法律现象的心理、思想、评价的总称。法律意识受现实社会关系的制约,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分类。从认知阶段来看, 可以把法律意识划分为法律心理和法律思想体系, 前者是人们对法律现象的认识的感性阶段, 是对法律现象表面、直观、自发的反映;后者则是主体对法律现象认识的理性阶段, 是对法律现象的自觉的理论化的反映。从法律调整过程来看, 可以把法律意识划分为立法意识、执法意识、司法意识、守法意识和法律监督意识。从主体角度来看, 还可以将法律意识划分为个体法律意识、群体法律意识和社会法律意识[2]。

2 现代法律意识

现代法律意识可以表述为:能够反映和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代特征, 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同步的, 信任法律、尊崇法律的积极思想观的认知、掌握程度;具体来说, 即对我国法律制度表现为法律至上、权利本位、人权保护、公平正义、权力制约意识等。法制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一个先进的与社会文明进步同步的法律制度要想获得成功, 必须依赖于操作运用这些制度的人 (与所处时代相匹配的) 的素质, 具体来说就是人的创造性能否得到发挥取决于社会主体法律意识和法律行为的现代化, 价值观念、行为模式、思想方式、情感意向和人格特征的现代化。只有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从心理态度和行为上与法制现代化进程相互协调, 这个国家的法制进步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因此, 一个国家国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程度往往会体现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程度, 所以公民是否具备现代法律意识也是考察一个国家法制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所以如何培养公民的现代法律意识,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意义。

3 大众传媒对人们形成现代法律意识的积极意义

3.1 形成现代法律意识———时代的要求

人类社会的发展, 在于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需要产生了人类社会。但是, 需要并不一定引起行动, 如对法律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人们会迅速产生使用法律的行动。法制化的社会, 一方面是指通过立法系统的决策活动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 另一方面是指法律应成为每位公民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工具。但美国传播学者约瑟夫·克拉帕曾提出过传播学理论中的“选择性理论”。该理论认为:“对于受众来说, 总是愿意接受那些与自己固有观念一致或自己需要、关心的信息, 回避那些与自己固有观念相抵牾的或自己不感兴趣的信息[3]。由于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 人们对于法律感到陌生, 利用法律保护自己或指控别人, 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大量的侵权事件, 老百姓却安之若素、习以为常, 缺乏运用法律保护自我权利的现代法律意识。甚至少数领导干部长期处于权力层的地位, 习惯于对别人发号施令, 以权代法, 也习惯于接受更高权力层对自己的行政命令, 权力的长期强化, 形成了一套“权力价值观念和体系”, 因此对法律的约束感到很不习惯。老百姓长期处于接受与服从及被支配的地位, 更喜欢接受权力的庇护, 而不愿去惹法律的“是非”。这种法律意识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极为不利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个人追求权利的法律保护意识和依靠法律促进个人自由发展的要求也会不断提高, 人民需要享受生活在法治社会中的幸福的愿望更加迫切。所以推动人们法律意识向现代法律意识转变是时代的要求。

3.2 大众传媒对人们法律意识的深刻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 随着以数字影视和互联网为突破口的传播新媒体迅速普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手共进, 中国的传播事业突飞猛进地发展。人们对大众传媒的使用,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不可或缺, 人们难以逃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大众传媒的深刻影响。大众传媒为社会提供新闻、信息、出版物、广播和电视节目, 使人们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事件, 满足人们的知情权。在人类历史中, 传媒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发挥着如此巨大的作用。大众传媒制造着社会现实, 左右着我们的视听, 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当今社会已经是一个传媒世界, 当今社会所有重要事件的发布和信息的获取都离不开大众传媒。所以在这种影响下, 文化与法律文化都在发生着重大变化。作为法律文化一部分的法律意识也随之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促进人们法律意识的现代化, 逐步实现向现代法律意识的转变。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 中国传媒在法律文化深层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巨大的作用;或者, 还应当说, 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没有传媒作为平台, 没有传媒作为发现者、选择者、翻译者, 没有传媒的传播与放大作用, 法律规则不可能如此深入中国文化与中国普通百姓意识形态、行为规范的深层。人们通过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各种法律规范, 学习法律知识;通过专家对法律事件的分析, 可以提升对法律的认识;并且可以依照他人成功的法律维权经历, 在自己遇到类似问题时也诉诸法律。随着普法宣传、法律报道的越来越广泛, 知法、守法、用法的法律意识正在越来越多人们的思想中形成, 并将此付诸实践。在人们的意识中, 法律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国家文件, 而是实实在在帮助人们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

3.3 大众传媒对人们现代法律意识形成的积极作用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见, 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对人们现代法律意识的形成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法制节目对人们法律意识现代化的促进。进入21世纪, 在我国的电视节目中出现了一支新的生力军, 那就是法制节目, 而且法制节目随着我国社会法治进程的推进日益丰富, 从“以案说法”到“今日说法”再到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的开播, 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各台都普遍开办了法制节目的栏目。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的电视传媒已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法律问题,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们对法制节目越来越感兴趣, 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关注法律问题。所以伴随着法制节目收视率的提高, 媒体也更加注重对法律问题的深入报道, 知名法律专家、学者也纷纷现身说法, 使更多的人愿意关注法律问题, 学习法律知识。可以说, 这是大众传媒与人们的一种良性互动, 更是大众传媒对人们法律意识的一种积极促进。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热播, 并受到不同层次观众的喜爱, 充分说明人们对法律事件的关注和对法律理论和知识越来越感兴趣。传媒运用自己所发现的案例以及对法律的翻译和解释, 使法律成为人们生活的规则, 而不是停留于社会规则, 在成文法与普通老百姓之间建起了沟通的桥梁。人们通过来自于传媒的报道与介绍, 增强了对法律规则的认识, 并容易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浓厚的舆论氛围, 使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潜移默化、深入人心。人们不仅知法守法, 在自我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 还会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正是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对人们法律意识产生的积极影响, 即在提升个体法律意识的同时, 积极促进整个社会群体法律意识的现代化。

(2) 大众传媒对于民众参与法律制定积极性的提升。现今社会, 法律的制定已不只是立法者的事情。由于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提升, 民众也积极参与到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工作中。为了适应这种民众参政的积极性, 党和政府在法律的制定与修改过程中也越来越多地询问、吸收广大民众的意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历史上首次举行立法听证会并通过电视向全国直播, 就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 (草案) 有关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听取意见;2005年10月22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吸纳了许多意见的物权法草案“社会征求意见稿”。此前, 物权法草案和修正草案曾2次公开通过网络征询基层民众的意见。这一系列引人关注的事件, 既标志着中国民主立法的进程, 也体现了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传媒这一先进媒介对人们参与国家事务的促进作用。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新兴媒介, 就不会有如此众多的民众参与到国家法律的制定与修改中。而民众广泛参与国家社会生活不仅促进了社会的民主进程、法治化进程, 民众自身的法律意识也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提升, 而这种提升正是现代法律意识的要求。

(3) 大众传媒促使人们对法律事件的深层次思考。大众传媒对法律事件的深入报道往往会加深人们对法律事件的认识。在报道中往往会带来一些法律专家、学者的深刻的法理分析。人们在对专家意见的解读中, 不但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法律的理解, 而且会更加主动地以法律的思维去思考社会事件。这种广泛的思考不仅会提升人们的法律意识, 也会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公正。这方面典型的案例就是“许霆案”。许霆一审被处无期徒刑。这一判决经过媒体的报道, 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也引起了人们的大讨论, 一时间专家学者、普通民众纷纷通过各种媒介发表自己的意见, 尤其是在网络上掀起了广泛的评论热潮。根据美国新闻学学者马克思韦尔·E·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的“设置议题理论”, 传媒在一定时间内选择某个议题进行强调报道, 使所选择的问题构成社会舆论的中心议题, 目的旨在使传播媒介选择并强调的问题对改变或坚定公众的态度产生强大效果, 或形成统一认识, 或引起关注和重视, 或提高“知名度”, 使某人、某事得到好评或相反。传媒从以往的消息传播媒介进化到了公众话题的设置者。事实证明, 如果在某一时期媒体突出强调某些问题, 其对公众的影响是十分惊人的[4]。“许霆案”一段时间成为媒体关注和讨论的焦点社会问题, 相关的法律思考层出不穷, 可见传媒对引导公众思考的巨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直接体现为法院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对“许霆案”改判。在这一过程中, 参与民众的法律思考和意见正是人们法律意识向现代法律意识迈进的真实反映。也正是在现代法律意识的推动下, “许霆案”才能得以按照社会公正、公平的原则得以改判, 而公正的审判也将进一步推进公众对今后法律事件的理性思考。这种理性思考也将不断推进人们现代法律意识的进程。

以上论述, 只是从简单的几个方面对大众传媒对人们法律意识的影响和现代法律意识形成的意义做了一些基本阐述。其实对于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大众传媒而言, 其对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影响可能远远多于本文的论述, 而如何更好地利用大众传媒推进人们现代法律意识的形成也是我们应当积极探究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洪伟.大众传媒与人格权保护[M].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4]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传媒的法律意识 篇2

2005年暑期社会实践总结

在学院团委、法律与传媒分院党总支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经过精心组织和筹划，2005年分院暑期社会实践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本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精神，以“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为宗旨，以“青春励志、共建和谐”为主题。制定了“远近皆备，按需组队，点面结合，小型多样，突出重点，重在实效” 的活动原则，通过社区普法宣传、古镇文化调研、青少年犯罪心理调查、媒体挂职调研、新闻广告专业就业前景调研等方式，组织分院青年学生，特别是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学习党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加强法律知识的宣传，为传播先进文化做贡献，为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更好地适应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结合专业进行专题调研，对民族文化进行系统研究。200余名师生组成10余支实践小分队奔赴全国各地,开展了为期10天的实践活动，真正经历了一次从心灵到才干的历练。

现将此次实践活动的有关情况报告于下：

一.分院暑期社会实践基本情况

根据“远近皆备，按需组队，点面结合，小型多样，突出重点，重在实效”的原则，今年暑假前夕，分院团委对今年的暑期社会实践工作进行了总动员，力求做到统筹规划，周密布置，精心实施。对进行时间活动的同学在活动任务和活动时间上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为保证实践活动的顺利安全进行，凡是组队参加社会实践的各小分队，我们都落实了一名指导老师，带队参加实践。并且要求各实践队伍在活动期间一直同分院团委保持密切联系，要求队员在活动期间和活动结束后及时将实践报告和成果上报，以确保社会实践活动效果的进一步深化。分院团委共确定了5支重点小分队，他们分别是慈城实践小分队、南京媒体实践小分队、社区普法实践小分队、北京央视国际实践小分队、青少年犯罪问题调研小分队。另外还有若干支回乡小分队，在全省各地展开了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

今年我们分院的暑期社会实践参与人数多，重点小分队加上回乡小分队的人数就已经超过分院总人数的1/2，实践地点覆盖全国各地。今年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时间跨度比较长，气候条件差，但实践活动成员在其中充分发挥出了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热心助人，团结一致，在圆满完成实践任务的同时撰写出了较高理论水平的实践报告。活动得到了当地媒体的一致肯定。

二.分院暑期社会实践的经验体会

1.与专业知识紧密结合法学专业的同学积极响应学院团委的号召，发挥专业优势，成立专门的社区普法小组，通过走访社区居民，组织社区座谈会，讲座等方式对关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进行了社会调查和宣传。旨在丰富广大社区居民的法律知识，提高他们的综合法律素质，增强同各种违法行为做斗争和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活动期间普法小组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何谓未成年人犯罪，如何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定罪量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在慈溪镇开展了走访社区居民、免费法律知识讲座、社区法律座谈会等一系列的普法活动。对大学生结婚问题的调研小分队也从专业视角出发，以法律为依据，开展专题调研后，提出了分析报告，让同学们对大学生结婚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新闻专业和广告专业的同学抓住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时代热点，结合本专业的学科特点，因地制宜地展开专业就业前景的调查，分析了新闻广告专业的从业环境，人才结构和市场需要，使同学们更加明确了市场对新闻广告专业的需求结构，端正了学习态度，同时也明确了以后自己的努力方向，对专业学习有了良好的推动。

回校后，社区普法小组对暑期实践进行了分析总结，通过记录详细经过，穿插自己对事件的看法，再找相关老师进行点评。整理后还将研究课题——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相关法律知识编辑成册。这本册子不仅仅是实践成员在专业知识上的深化。也将为其他同学提供一本很好的课外教科书。

2.与实习相辅相成在南京《现代快报》和《金陵晚报》实习的同学成立了南京媒体实践小分队，他们在完成自己实习任务的同时，对地方报纸的运作方式和行销手段进行了系统考察，他们走访有关部门，搜集了大量资料，写了多篇新闻报道，完成了高质量的实践报告，得到了实践单位的好评。

互联网作为一个新兴媒介在传媒领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媒体文化。为了了解这种新兴媒体的基本情况，同时也促进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专业实践能力的提高，央视国际实践小分队就此展开活动。八个同学分别安排在电视指南编辑室（主要负责央视节目预告、央视动态跟踪、央视资讯先导、央视主持人专栏等工作）；文

娱节目编辑室（主要负责综艺、电视剧、电影、网络电视娱乐频道等工作）；新闻节目编辑室（主要负责对新闻的整合、编辑，对新闻热点专题制作等与新闻信息密切相关的工作）；发展与规划工作室（主要负责对网站节目的统筹、网友来信的汇编、文案起草等工作）。

通过实践学习，同学们站在国内媒体的至高点审视着整个媒体市场，深刻的认识到需要用全新的思维来看待媒体的发展，投身于大众传媒的市场中，为更好地建设和谐美好的“拟态社会”而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与此同时，南京媒体实践小分队和央视国际实践小分队还获得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大量相关信息，提出了一些独到而尖锐的问题。同学们把平时学到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具体的实习调研实践中去，促进了专业的学习。

3.与本土文化交相辉映

慈城镇地处浙江东部沿海宁绍平原，位于宁波市江北区西北部。慈城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设治始于吴越勾践时（约公元前473年），名叫句章。县治在余姚江畔城山地方，作为越国的屏障。历代名人辈出，且具有优越的、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近年来，相继被命名为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全国综合改革试点镇和宁波市中心镇。慈城实践小分队专门对慈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各类文物古迹及古城的实地考查，全面了解慈城镇政府和慈城镇居民对慈城古城保护与建设、发展的设想与意愿，详细调查古城历史变迁，综合分析城镇特色与宁波经济高速发展现实状况，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以及初步认识在整个慈城旧城改造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在慈城的短短几天里，同学们亲身体会了县衙的庄重、慈湖的宁静、孔庙的严肃，也感受到了慈城居民和当地政府的热情好客，这一切都让他们感到文化旅游的无限魅力。他们和慈城人民一样，对一个全新的千年古镇怀有无限的期待之情。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无论怎样，无论会遇上什么样的困难，相信只要一如既往地去努力和坚持，就定能让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深入乡镇，发挥其最大的作用和效力。

4.远近结合，走出浙江

本分院往年的暑期社会实践都以省内为活动范围，今年我们的实践小分队走出浙江进行活动，典型的是北京央视国际网络实践小分队和南京媒体实践小分队。省外实践小分队由本分院精挑细选的优秀同学组成，他们带去了我们优良的学习和工作风气，经过他们的努力，在自己的实践岗位上充分发挥的自身的专业特色，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深得实践单位的好评。他们的实践活动扩大了我院的省外影响力，提高了

学院的知名度，同时为我们今后开展省外社会实践打下了扎实而良好的基础。

三.分院暑期社会实践的媒体报道

今年分院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宣传到位，倍受当地媒体的关注，截止9月1日，分院各实践小分队的活动实时新闻、实践总结、个人心得、调研报告等累计被多次报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附媒体报道证明如下：

1.宁波大学生网 » 新闻专版 » 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 » 法传分院赴

央视国际网站实习小结

14.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Owner/桌面/重点小分队/慈城暑期实践小分队/媒体报道/中国宁波网-宁波新闻.htm

15.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Owner/桌面/重点小分队/慈城暑期实践小分队/媒体报道/中国宁波网-我们在慈城报道.htm

2005年分院暑期社会实践工作除在保持自身原有实践工作特色外，也鼓励同学多方面，多角度投身社会服务社会，锻炼自己。分院其他同学在这个假期中纷纷主动出击，进行了形式多样，切实有效的社会实践活动，达到了锻炼成长的目的，写出了生动的社会实践报告，为分院今年的暑期社会实践工作圆满完成尽自己的一份力。我们分院将在学院的总结表彰的基础上对今年的暑期社会实践工作做进一步的经验交流，保持我们分院在此项工作中的特色，为继续做好这项工作打下坚实长久的基础。

网络传媒炒作法律风险的一些思考 篇3

摘 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网民的数量也在不断的激增,我国网民的规模已经占据了世界第一。诚然,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但是网民数量的增加不等于网民素质也在提高,网络媒体利用互联网这种途径进行网络红人的炒作,引起了一些社会问题,本文将浅显的从法律风险上探讨一下网络传媒的炒作。

关键词 网络传媒 法律风险 炒作

近期在网上红极一时的“芙蓉姐姐”、“凤姐”就是拜广大网络传媒所赐的“杰作”,她们从原本毫无知名度的普通网民经过网络推手的“妙手生花”,陡然间成为大街小巷普通市民的茶余饭资,红遍大江南北。究竟是何原因让这些人如此“风光”呢?

一、网络新闻恶意炒作的原因分析

首先,经济利益的驱使。不难发现,每一个网络红人的出台,背后必有一个“幕后推手”。网络媒体为提高知名度,通过“炒作”这种手法是信息繁杂时代凝聚社会注意力的常用手段。炒红了这些人可以提高自己公司在公众中的影响,同时,还可以与网络红人在经济上分成,一举两得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其次,社会基础和市场的需要。随着互联网快速方便的信息传达,网民们早已对一般的普通新闻失去了兴趣,因此为了迎合广大消费体的需求,爆料一些黄、赌、毒以及社会阴暗面等其他一些新闻来吸引眼球,增加人气。而娱乐消遣又是受众最普遍、最主要的消磨空闲时间、排遣空虚寂寞的选择;从受众需求心理来看,普遍存在求新求奇心理,网络传媒正是抓住了受众的这种心理而大肆宣扬、炒作,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还有就是有部分人有被炒作的愿望和需要,有被炒作的对象千方百计为了出名,不惜暴露自己的隐私,想一夜成名,步入“名人殿堂”,而网络传媒本着追求“名人即新闻”的原则,对名人的隐私绯闻趋之若鹜。明星需要绯闻引人注目,媒体需要花边新闻吸引眼球,两者彼此心领神会。

最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导致。网络的虚无缥缈让人看不见也抓不着,于是有人趁机用它去攻击诽谤他人,也有人去炒作,满足自己的需求。网络炒作本来是属于道德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媒体强调什么不强调什么,它是有选择自由的,只要媒体报道的社会价值高,人们就愿意从中获得更多的资讯和思想。但如果媒体经常把阴暗的、不良的东西炒作成轰轰烈烈的事件,就会对公众进行误导。

二、如何规制网络传媒的炒作

网络传媒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有利于社会文化的传播,用不好反而伤害自身。不良的炒作对受众情感上的伤害,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媒体公信力的降低以及社会的风气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要从法律上加以规范,光靠行业自律,内部控制来规范媒体是远远不够的。

1.牢固树立把关人意识,控制好商业网站,删除不良信息。由于网络传媒的“自由”,政府的“把关”手段在不断的弱化,造成了网络传媒恶意炒作、网上“人肉搜索”的盛行。当“人肉引擎”突破了法律的限度,侵犯了别人的隐私,干扰了别人的生活时,那同现实的犯罪已然没有多大区别。因此,需要借助法律的手段,运用国家的强制力对网络传媒加以规范化管理,依靠“后台实名,前台选择性实名,有限实名制”等方式,为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尤其对未成年人实名制应作出特别的保护性规定,还应明确规定网站保密责任并加大对网站泄密行为的处罚力度。

2.对广大受众的不法行为加以限制。网络的无国界使得网民肆意诽谤、攻击诽谤他人,互联网法律的不健全,加上相关管理机构受监管技术、处理能力上的限制,使得广大网民认为网络言论全自由。网络传媒趁虚而入,网络红人炙手可热,也让“凤姐”一夜之间成为了“明星”。通过IP地址的搜索,服务器的查询,网络注册实名制,身份验证等手段加以一定的严格要求对广大受众起到良好的管理。当然,一切行政手段的实施需要法律的授权,这就要求了立法的规范化了。

3.立法时应明确规定网站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并把网站经营许可证与网站因网络侵权所承担民事责任的次数挂起钩来,作为对网站行政处罚的重要判定标准。使网络传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放任自由必然导致自由的滥用。对网络这一蝴蝶效应,如果放任不管,必然导致负面信息和负面效果的出现。要实施有效的管理和调控,关键在于政令统一,切中要害。互联网传送几乎无国界,许多国家未及建立有效的法规,更没有国际公认的法规,但各国都在积极考虑建立相应的法规,我国也急需建立健全网络新闻管理法规,把网络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依靠法律手段制止网络传播中出现舆论导向的错误,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以下措施:用法律形式建立ICP负责监管屏蔽和清理所接入的国外网站及其内容,建立发布新闻的资格审定和管理体系;规定网络上发表的文章必须进行实名登记和全文备案;时时刻刻对自己网站所发表文章的内容进行跟踪监控,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但要在网络传播中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用一系列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使网络传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等。

三、结语

网络传媒炒作的种种现状告诉我们,网络炒作是没有出路的。任何人如果不愿付出自己的艰辛和汗水,想走捷径,一夜成名或者一夜暴富都是不现实的,那也是不会长久的。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领域被市场所影响,传媒不能置身于市场之外,但也决不能完全被市场所主宰。网络传媒应当在最大程度上、尽最大可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系社会的公共价值观并承担积累社会文化、培养公民精神价值表达时代追求的社会责任。只有那样,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才会生机勃勃,我们的民族文化才会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阎新予.网络新闻恶意炒作的成因及其危害.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5.12.

[2]魏超.网络传播与舆论导向.新闻潮.2000.03.

[3]吴辉.媒体炒作弊端多.新闻爱好者.2001.05.

中外传媒销售活动的法律规制比较 篇4

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传媒生产活动的法律规制关注很多, 而对传媒销售活动的法律规制关注较少。在法律层面上, 传媒销售活动与生产活动规制的重要性同样高。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传媒经济现象, 特别是在当下不断推进的非时政类报刊和出版单位转企改制、重点新闻网站转企上市的大形势下, 关注和研究该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从世界范围来讲, 西方各发达国家除了对传媒的内容生产进行法律规制, 还对传媒的广告、发行和营销等各类销售活动进行法律规范。与此相关的《大众传媒法》、《广告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均是用于规制传媒市场运作中的违规行为和不当操作。本文即围绕传媒销售活动规制的三大核心部分发行、广告和竞争展开论述。

二、发行规制

(一) 国外

对于传媒产品的发行, 许多国家都对发行主体、发行方式和发行场所等进行了规制。

在瑞典, 《出版自由法》 (又译为《新闻自由法》) 专设一章“印刷品的发行”, 该章第一条和第三条规定:“任何瑞典国民或任何瑞典法人, 均有权单独或依靠他人帮助, 推销、发送或发行印刷品。”但是, “印刷品上如无规定的关于印刷者、印刷地点或印刷年代的说明, 或发行者知道该项说明不准确而发行时, 对该发行者处以50克朗以上、500克朗以下的罚金。发行者知道印刷品已被查封, 或已被宣布应予没收, 或明显是一部违禁的印刷品而仍然发行时, 应处以罚金;情节特别严重者, 处以一年以下的监禁。”1该法第八章第四条还规定:“如果一个人发行不附有关于印刷企业说明的期刊, 或者如果销售者知道这些说明是不正确的, 以及如果印刷企业的身份证明不能确定时, 销售者应代替印刷者负责。”2

在法国, 1881年出台的《出版自由法》 (又译为《新闻自由法》, 后经多次修订) 对传媒产品的张贴、贩卖和街头叫卖行为做出了规范, 该法第15-22条对此专门做了规定。其中, 该法第18条规定:“任何愿意在公共道路或在其他公共和私人场所从事贩卖和分送书籍、文章、小册子、报纸、图片、版画、石刻画和照片职业者, 须就此向居住省的省政府申报, 如贩卖报纸和其他出版物, 仅向贩卖地所在的市镇政府或专区政府申报即可。在后一种情况下, 申报在专区内各市镇有效。”3根据该法规定, 申报应注有申报者的姓名、职业、住址、年龄和出生地。申报者即刻免费领取申报回执。偶然从事贩卖和分送活动者无须进行任何申报。同时, 该法第22条规定, 贩卖和分送者如故意出售或分送违法性质的书籍、文章、小册子、报纸、图画、木板画、石刻画和照片, 则按共同法追究责任, 且不妨碍第四十二条的执行。经理和出版者将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对于外国刊物的发行, 该法第14条还规定:“在法国发行的外国日报和定期出版物只有在内阁会议做出特别决定后方可禁止。而对其某一期的禁令, 内政部有权决定。如违禁而故意发行出售, 将被处以50至500法郎罚款。”4在该法的基础上, 1947年颁布的《比歇法》最终确定了具有法国特色的发行模式:无论报刊大小都有自由、平等而公正的发行权, 不管何种发行方式都要接受报刊销售委员会的规范和监管。尽管法国的报社往往没有发行部, 但都设立了订阅部, 集体或个人订阅直接同订阅部联系。受此影响, 法国订报人数在持续平稳上升, 订报率由10年前的30%提高到2004年的35%。5

另外, 《塞内加尔新闻刊物和记者职业法》 (1979年) 第五节专门对报刊在公共场合张贴广告、叫声和出售做出规定, 其第34条规定:“凡公开或在公共或私人地点行使出售或散发机关刊物者, 必须向其永久居住地或现居住地所在的省政府提出申请。但是, 出售或散发报纸和其他期刊者, 可以向他所属的村社办公处申请, 也可以向县政府提出申请, 在后一种情况下提出的申请可以在全地区有效。凡义务散发和出售合法的政党的机关刊物者, 可不提出任何申请。”6该法第四十条还规定:“报刊的每一期, 必须注明上一期的发行量。报刊检查委员会定期核实报刊发行份额。”7《芬兰出版自由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从事由国外向芬兰进口供发行用的印刷品的书商或其他人, 在海关放行以前, 须向海关呈报由本人签名的进口印刷品的清单, 包括印刷品名称印刷年代、印刷地点和印刷品中注明的作者姓名。海关应将上述清单交给司法部。”8《希腊新闻法》第八条还规定:“报刊之发行、出售及组织由新闻旅游副部长负责批准。代理、分代理报刊亭出售报刊需由新闻旅游副部长批准。只允许专门出售报刊的人从事此职业, 每次更换人员都必须经副部长批准;如果售报人手段不正当, 副部长有权在一个月内停止其出售报刊的权利。违犯上述规定者罚款200至1万德拉克马。”9

(二) 国内

对于报刊、图书、影视节目和音像制品等各类传媒产品的发行, 我国同样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制。《出版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 印刷或者复制单位、发行单位不得印刷或者复制、发行有非法进口的, 伪造、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者报纸、期刊名称的和侵犯他人著作权的情形的出版物。该“条例”第六十一条还规定:“未经批准, 擅自设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单位, 或者擅自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业务, 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者伪造、假冒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的, 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 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10) 触犯刑律的,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电视节目的收费, 国家计委于1995对中央电视台新开办的电影、体育、文艺卫星 (有线) 电视节目的收费发文规范。当时发布的文件规定, 以各有线电视台入网户数为计费基础, 每户每月不超过2元, 少数民族及边远地区每户每月不超过1元, 由中央电视台与各有线电视台商定具体标准。 (11)

对于电影的发行, 《电影管理条例》第39条规定:“电影发行单位、电影放映单位变更业务范围, 或者兼并其他电影发行单位、电影放映单位, 或者因合并、分立而设立新的电影发行单位、电影放映单位的, 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七条或者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12) 根据该法, 出口、发行、放映未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的电影片的, 由电影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经营的电影片和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万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所得10倍以上1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万元的, 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并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三、广告规制

(一) 国外

对于传媒的广告活动, 许多发达国家普遍进行了法律规制, 使得广告市场秩序井然。

作为世界经济强国之一的法国, 市场经济起步较早, 随之发展的广告业也十分发达。但是, 法国电视广告受国家控制, 全国三家电视台只允许两家发布广告, 而每天的广告时段不能超过20分钟, 电视节目中不能插播广告。在这种情况下, 报纸、期刊则成为最活跃的广告媒体, 广告发布量占全国发布总量的70%。然而, 法国没有一部专门的广告法, 规范广告经营行为的法律涵括在多个与经济与市场相关的法律之中。但统揽综观, 法国的广告法律非常完善, 配套规章齐全。如制定颁布的《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法》、《禁止不正当广告法》、《关于防止在商品销售中欺骗和防止食品、农副产品质量下降法》、《禁止带有赠品的销售法》、《消费品价格表示法》、《利用诱惑物销售及欺骗广告限制法》等十多部法律。在一系列的法律当中, 凡涉及广告宣传的都有明确的是非介定标准和处罚办法。如《城市建筑法》中规定:在建筑物上设置广告, 必须与建筑物同时设计出位置与结构, 并与建筑物同时施工。未经事先设计、施工, 在已竣工的建筑物上禁止做户外广告, 否则, 依毁坏建筑物论处, 除恢复原貌外, 按毁坏面积、程度的大小多少予以制裁。在《国家新闻法》中规定:文化体育等名人做广告, 所宣传的商品必须给代言人真实使用, 其使用效果与所宣传的效果相一致并取得公证认可。否则, 以误导或商业欺诈论处。处以代言人酬金5至10倍罚款, 造成消费者损失的由生产厂家及代言人共同赔偿。 (13) 2006年9月, 法国足协发布声明, 宣布禁止法国足球俱乐部为任何博彩公司做广告。 (14) 2009年, 法国还发生了烟草广告法迫使著名喜剧演员余洛 (Monsieu r Hu lot) 的海报取消了他的标志性道具———烟斗。巴黎的公交网络的宣传机构“都城” (Métrobus) 称, 允许余洛 (指广告上的余洛) 在公共汽车和地铁地铁平台上自由吸烟, 将违反禁止酒类或烟草做广告的法律。 (15)

在美国, 法院将传媒的广告活动归为低价值的商业言论, 在历史上曾将其列为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表达。直到20世纪70年代, 这种商业性表达才获得保护。但是, 美国法律仍然对传媒的广告活动限制颇多。这种限制主要针对的是不受欢迎的虚假广告和欺诈广告。全美50个州都各自制定了禁止虚假广告和其他欺骗性商业活动的法律。2002年,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TheFederal TradeCommission, FTC) 指控一被告, 称其将女歌星布兰妮·斯皮尔斯 (Britney Spears) 的姓名稍作修改, 注册了51个域名。一旦用户进入了被告的网站之一, 被告使用一种“捕鼠器”技术让用户难以离开。点击关闭或后退图标会导致新的广告窗口打开。在该案中, 联邦贸易委员会获得了永久性禁制令, 制止这种欺骗性误导和阻挠的行为。一家联邦法院命令, 被告需退还200万美元的非法得利。 (16) 同时, 为了治理网络上大量推送的垃圾邮件, 避免给用户和商家造成损失。2003年9月,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一项法规, 禁止未经因特网用户请求向其信箱发送任何电子邮件, 同时允许网民个人向垃圾邮件制造者提起诉讼。根据该法, 发送一条垃圾邮件可能被罚款1000美元, 采用垃圾邮件方式所做的每次广告宣传也可能被罚款100万美元。同年10月, 加州就自垃圾邮件问题立法以来做出了首例判决。该州一家发送垃圾邮件的公司被处以200万美元的罚款。2004年1月1日, 美联邦颁布《反垃圾邮件法》。该法明确规定应该以何种方式和向谁发送。该法实行不久, 美国在线销售网站鲍勃威乐 (BobVila) 就受到了起诉。网络服务提供商在向联邦法庭提交的诉讼中称, 蓝溪 (BlueStream) 公司通过鲍勃威乐网站的国内时事通讯栏目向其顾客发送邮件广告, 而这些读者已明确要求免收电子邮件广告。 (17)

(二) 国内

与发达国家一样, 我国也对传媒的广告活动进行了法律规制, 努力使广告活动能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我国法律明令禁止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期刊发布烟草广告, 利用传播媒体发布药品、医疗器械、农药、兽药等商品的广告行为, 应当提供有关的批准文件。《广告法》 (1994年) 第二十和二十一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之间在广告活动中应当依法订立书面合同, 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得在广告活动中进行任何形式的不正当竞争。该法第二十七条还规定:“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查验有关证明文件, 核实广告内容。对内容不实或者证明文件不全的广告, 广告经营者不得提供设计、制作、代理服务, 广告发布者不得发布。” (18) 对于违反法律规定, 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期刊发布烟草广告, 或者在公共场所设置烟草广告的, 由广告监督管理机关责令负有责任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停止发布, 没收广告费用, 可以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针对传媒的各类变相违法广告行为, 《广告法》第十二条规定:“广告不得贬低其他生产经营者的商品或者服务。”该法第十三条还规定:“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 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大众传播媒介不得以新闻报道形式发布广告。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的广告应当有广告标记, 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相区别, 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 (19)

然而, 面对“隐蔽性”的植入式广告和强制性的网络广告, 这些法律规定在现实中似乎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广播影视节目出现了愈来愈多的将节目演变为广告、或将广告演绎为节目的违规行为, 网络空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弹出式广告、垃圾邮件广告等, 有些窗口是全屏或半屏的、可关闭或不可关闭的, 这些广告无疑侵犯了广大消费者的基本权利。这也体现了我国广告立法的滞后性。

四、竞争规制

(一) 国外

国外发达国家对传媒市场竞争行为的规制, 主要是通过保护版权和反对不正当竞争, 以保证传媒的销售活动处于良性发展状态。

美国于1790年即制定了版权法, 后经过大小50次修订。现行的版权法是1976年修订的, 称为《1976年版权法》。之后, 该法还做了一些补充和修订, 主要是增加了对计算机软件等的保护, 通过了“视觉艺术家权利法”和“建筑作品版权保护法”等。这部版权法保护的传播载体包括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戏剧作品、哑剧和舞蹈作品、绘画、刻印和雕塑作品、建筑作品、电影和其他音像作品等。在美国, 依法产生的编辑作品、演绎作品受法律保护。未出版的作品, 不论作者的国籍、定居地如何, 均受该法保护。《1976年版权法》规定, 只要有人侵犯版权所有者的任何专有权利, 或违反该法规定进出口复制品与录音制品, 就构成侵权。版权的合法所有者或受益所有权人可以持版权登记证或版权转移书 (此种版权转移书来经版权局备案) 向法院提起诉讼。 (20) 法院将会对侵权行为进行民事处罚或刑事处罚等。根据该法, 如果在半年内发行1000份以上侵权的录音制品复制品, 或发行65部以上侵权的影视片, 罚款可达25万美元或5年以下监禁。情节严重者, 可二刑并罚。1992年11月18日, 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关于版权侵权的刑事处罚的修定案, 不仅将重罚 (25万美元与5年监禁) 的范围从电影和录音录像作品, 拓展到所有零售价超过2500美元的版权作品, 而且降低了重罚对复制数量的要求, 即只需复制或发行10份以上, 就可以给予严厉的制裁;同时对重犯或再犯的侵权行为, 规定了更为严厉的制裁, 最多可判处10年监禁。 (21)

与此同时, 美国法律还严厉制裁传媒的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1974年的修订通过的《谢尔曼法》 (Sherman Act) 对各类企业的横向联合兼并做出了限制。该法第一条规定:“任何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联合、契约或共谋, 来限制州际间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 均属非法。任何人签订上述契约或参与上述联合或共谋, 都是严重的犯罪。如果参与人是公司, 将被处以100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如果参与人是个人, 将被处以10万美元以下的罚款, 或三年以下的监禁, 或由法院根据情况并科两种刑罚。” (22) 1975年, 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颁布实施的“报纸/广播电视跨媒体所有权规范”进一步规定, 禁止单一实体在同一市场上同时拥有报纸和广播电视台。现有的美国反垄断法不允许美国广播公司 (ABC)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联合起来, 共享电视转播权, 这样保障了电视转播市场的自由竞争。自从《谢尔曼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克莱顿法》等反垄断法实施以后, 好莱坞就难以在美国国内进行生产、发行和放映的垂直垄断, 所以好莱坞就把向境外扩张作为其最重要的发展手段。赫赫有名的微软公司就曾被裁定为违反了反垄断法而遭到处罚。根据美国的反垄断法, 一家公司占有某种产品25%以上的市场份额, 即被认为具有垄断力量。公司通过提供更好的产品或因为运气好而获得垄断地位并不违法, 但如果其利用优势地位保持垄断或在新的领域谋取垄断即是非法。据此, 美国地方法院认为微软公司的“视窗”操作系统占有个人用户计算机操作系统市场的80%, 其利用操作系统的垄断优势对公司的网络浏览器进行“捆绑式”销售, 从而阻碍了竞争和创新, 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因而, 裁定其违反了美国的反垄断法。 (23)

与美国类似, 英国也比较重视版权保护, 反对传媒市场竞争中的垄断与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1998年, 英国制定了《版权、外观设计和专利法案》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CDPA) , 对书面资料、音乐作品、戏剧版式、有线电视节目和多媒体作品等传媒产品的保护做出规定。根据该法规定, 向公众未授权地出租或者出借版权作品的行为是一种受到限制的行为, 因为这些行为将导致与原创性文学作品、戏剧作品、音乐作品或者艺术作品有关的主要版权侵权 (但是不会导致与建筑作品或者应用艺术作品有关的版权侵权) 。对于电影或者录音作品, 此类行为也是受限制行为。 (24) 2012年2月, 全球最大、运营时间最长的共享网站之一“海盗湾” (PirateBay) 就因其向用户提供版权音乐, 而被伦敦高等法院裁决为侵犯了版权。音乐公司称, 他们多次要求“海盗湾”停止提供版权音乐, 但“海盗湾”置之不理。法官指出:“尽管海盗湾有能力这样做, 但他们并未采取措施来阻止侵权。相反, 他们还鼓励侵权行为。”其实早在大约两年前, 即2010年4月, 瑞典法院就裁定“海盗湾”的三位联合创始人允许用户侵犯版权的行为有罪, 分别被判处监禁4月、8个月和10个月, 合计支付410万英镑 (约合650万美元) 的罚金。 (25)

(二) 国内

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 我国已逐步建立了一套保护版权、反对传媒不正当竞争的法律体系。2001年10月修订通过了1990年制定的《著作权法》 (2010年进行了第二次修订, 2012年3月31日, 国家版权局在官方网站公布了《著作权法》修改草案, 征求公众意见) , 在借鉴国际版权保护经验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版权保护体系。该法对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戏剧及舞蹈作品、美术建筑作品、摄影摄像作品、产品设计图及计算机软件等传媒产品的版权进行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8条规定,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 未经表演者或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 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或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 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或作品的, 应当根据情况, 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 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 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 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6)

对于传媒的兼并重组, 我国虽然在2007年制定通过了《反垄断法》, 但是我国从加入世贸组织之前至今一直鼓励传媒的兼并重组, 一心想将传媒做大做强, 以应对外来的跨国媒体, 又欲打造强势的国际传媒集团、走出国门。但是, 我国传媒在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却常常出现恶性竞争。报业价格大战即是一例。从1999年南京报业大战开始之后, 成都、武汉、西安、北京等城市相继出现了报业价格大战。在2001年武汉的报业价格战中, 湖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市场指南报》更名为《楚天金报》后, 在出报初期, 它自定售价0.3元, 而当地都市类、晚报类报纸的统一零售价为0.5元, 降价零售使其自身发行量急剧攀升。面对《楚天金报》的价格优势, 同年10月份改版的《武汉晚报》选择了降价, 每份零售价也改为0.3元。第二年伊始, 《武汉晨报》便推出“贺岁价”, 每份晨报0.1元。 (27) 在2002年西安的报业价格战中, 《华商报》采取强力手段尽力控制后起的《今早报》的上升势头, 在其发行站点公开张贴布告, 采用财物奖励的方式, 限定他人购买指定的报纸, 特别强调不准购买《今早报》, 并派人上街检查, 阻挠、限制零售人员出售《今早报》。3月14日, 今早报社一位发行员在市区销售《今早报》时, 遭到《华商报》一个零售站站长的阻挠和殴打。 (28) 在这种情况下, 今早报社当即以《华商报》不顾市场竞争法则、侵犯今早报社的合法权益为由, 将华商报社告上法庭。政府也及时出面干预, 进行了调解。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 (1993年) 第六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来看, 武汉报业价格战中低于成本销售报纸的做法和西安报业价格战中阻挠他人出售竞争对手报纸的做法, 显然违反了法律规定。该法第六、第十一条分别规定: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 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 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经营者不得以排挤对手为目的,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29) 2012年6月, 京东、阿里巴巴、苏宁易购等“电商”为争夺中国互联网购物者而夏季促销, 而且展开了一轮电商价格战。在这种情况下, 传媒市场竞争的公平正当问题及网络交易规制问题再次引发热议。

五、结语

总体而言, 国外发达国家传媒销售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相对完善, 权力限制与权利保护的界限清晰, 且比较注重市场主体利益、消费者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三方平衡, 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传媒正常的销售活动、促进了传媒产业的快速发展。在国内, 传媒销售活动的法律体系还有待完善, 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强调行政管理而忽视权利保护, 普遍体现了重制度制定而轻制度执行的问题, 导致了行政力量对传媒销售的过多干预和对商业利益的畸形追求。从保护社会主义传媒产业健康发展的视角来看, 我国传媒业当下急需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规制传媒销售活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一方面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另一方面努力增强法律法规的操作性和执行力度, 减少行政权力和经济力量对传媒销售活动的过度干预, 积极推动传媒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摘要：从比较法的视域来看, 虽然国内外法律普遍对传媒的发行、广告和竞争等销售活动进行了规制, 但是与国外发达国家完备的传媒法律规制体系相比, 我国传媒销售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明显滞后, 且存在重制度而轻执行的问题。这也正是我国传媒法律体系亟需完善的地方之一。

如何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 篇5

摘要：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丰富以及人口素质的整体提高，孩子的成长与成才越来越成为家长关注的焦点，为了孩子高兴，家长尽可能地满足孩子的各种要求，大大提升了孩子的自信心和优越感。然而，一些孩子在这种满足中却养成了蛮横无理、唯我独尊的品性，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不能正确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轻者与同学不和，重者触犯法律。因此，如何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就成为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关键词：学生法律意识培养

正文：法律意识是人们对相关法律规范的理解和认识，是国家意识对社会大众行为要求的体现，法律意识的强弱影响着人们对法律规范的遵守程度。根据公安部门不完全的统计，在全国的犯罪案件中青少年犯罪占有相当的比例，并呈现逐年增加、年龄渐小的趋势。究其原因，除了娇身惯养外，更重要的是法律意识的淡薄，有的甚至没有法律概念。因此，从小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本人认为，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离不开道德、纪律的遵守和执行。有句话说得好，“道德是法律的底线”，在生活中道德对人们的约束范围要比法律宽泛的多，人们的绝大多数行为都是在道德的要求下进行的。如：出行要靠路的右边走，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公交车上应主动为老人让座，买票要排队，在家要孝顺父母，出门要团结他人等等都是道德的范畴，违反道德会遭到社会公众的谴责，但不会受到法

律的制裁。对学生而言，讲文明、懂礼貌，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则是道德对自己的要求。因此，教师应从学生能懂的、应做的这些道德层面去要求学生，使学生在心理形成一个潜在的约束机制：好的行为会受到赞美表扬，不好的行为会受到指正批评，让学生有一个基本的约束意识，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样就为法律意识的培养打下了基础。一个道德意识很强的人，他的法律意识肯定不差。

另一方面，严格遵守学校纪律也是培养学生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学校纪律是对学生在校学习生活行为的管制和约束，是维持教学活动正常进行的一种手段。在学校里，纪律是每个学生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就像每个公民都必须遵守法律一样。它要求学生按时到校、上下课，及时交作业，爱护公物、讲究卫生，是针对所有学生的具体要求，没有特殊可言，它让学生感到这是自己必须做的。良好的纪律不仅能增强班级的凝聚力，而且能提高学生的自身修养，并能为以后法律意识的培养做好铺垫。

二、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离不开教师的渗透和宣传。

观念意识的形成和习惯的养成一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法律意识的培养也不例外。要想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就需要教师做长期的宣传和教育工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教学时机渗透一些法律知识，向学生讲解一些生活中的法律常识，增强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让学生在不经意间学习到法律知识。如：在要求学生学习和劳动方面，就可以告诉学生：在我国《宪法》中就有明确规定，我国公民有劳动和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它说明在我国劳动和受教育既是权利

可以行使，又是义务必须执行。在个人行为方面，虽然我国法律规定10岁以下的人属无行为能力人，可以不负法律责任，但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可以干，他们实施的行为要由他们的监护人即父母承担责任。此外，小学生只能实施与自己年龄智力相当的行为，如同学之间相互赠送铅笔、橡皮、本等东西是可以的，如果未经家长许可私自赠送价值较高的物品，则是无效的。此外，教师也可以从网上搜集一些相关的法制教育的资料和短片，让学生看一看听一听，加深视听印象，强化法律意识。

三、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离不开家长的言传身教。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的大多数言行都来自于家长。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可以有意识的给学生讲解一些法律常识，为孩子做出自己的榜样。自己的良好行为必定会给孩子带来重要的影响。如过马路时，要让孩子知道红灯停、绿灯行；在外出游玩时，要告诉孩子紧随父母，不能私自乱跑，更不能跟陌生人走。在找不到自己的父母时，可以向警察说明原因或者站在原地别走，等待父母来找自己。孩子一人在家时，教育孩子千万别给陌生人开门，如果陌生人硬要撬门时，可以立即给父母打电话，并打开窗户向外面大声呼救。此外，家长还可以给孩子设定一些相关的问题情境，问孩子：如果你遇到这种事情你会怎么办？让孩子用自己的思维去解决，然后家长对孩子的方法进行说明指正，增强孩子的安全法律意识。家长还可以利用影视中的一些片段来告诫孩子为什么不能那么做，如果做了就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让孩子在心里建立相应的法律意识。

四、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离不开司法人员的宣传和辅助。

司法部门是国家法律法规的维护、执行和宣传机关，而其工作人员则具体负责着法律法规的解释和实施，代表着国家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对外则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和法律法规的象征。因此，如果让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学校给学生现身说法的话，将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其实，在生活中，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一些司法人员经常走进校园为师生进行法制教育，并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因为他们讲述的大都是自己亲手办理的案子，从犯罪动机到实施犯罪，从犯罪危害到受到法律惩处后的悔恨，都能给学生带来心灵上的震动，让其感觉到遵法守法的重要性，从心理建立起法律的防线，为法律意识的培养打下基础。对此，为了更好的对学生进行法制学习教育，学校和司法部门可以共同制定一套法制教育方案，定期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也可以让学生参加一些典型案件的庭审现场，让学生亲身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从而建立起自身的法律意识。

传媒的法律意识 篇6

“女性从业人数的增多并不能表明媒体机构内部的性别歧视就会自然减少。受组织、结构、社会及专业等因素制约, 媒体组织内的性别歧视并未消失, 反而以一种隐蔽的形式运作。” (1)

在我国, 历来为男性所主导的传媒机构中, 男性话语权至上, 女性的声音是“沉默的小部分”, 女性为了立足于传媒机构、保住工作, 只能选择顺从组织内既定的规则, 在长期的顺从中, 媒体中的女性从业人员逐渐被培养出男性的视角和思维定势。譬如, “报社组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本身的金字塔结构, 基层的女记者多于男性。但越往上面, 你会发现主管大部分是男性。目前, 媒体高级、中级决策层中的女性比例分别占4.4%和9.6%, 与女性人数占总数三分之一的庞大数量相比, 比例悬殊。” (2) 这也意味着传播者作为把关人所拥有的决策权和控制权仍牢牢地掌握在男性手中, 媒体对事件的理解大多是从男性视角出发并以男性的观点为基准的。根据“沉默的螺旋”理论, 在传媒行业中, 强势群体的男性观念绝对压倒弱势群体的女性观念, 这意味着由父权制的规范、价值以及传统所建构的媒体工作环境中, 女性首先考虑的因素是如何适应和符合既定的文化价值和游戏规则以及如何接近并达到传统男性的媒体工作标准, 而不是在性别平等权利上进行维护。

二、当下传媒行业中性别歧视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一) 传统观念对于职业女性形象认知上的模式化

不可否认, 社会大众对女性媒体工作者存在固定成见, 致使女性形象模式化, 如女性容易情绪化、琐碎、心胸狭窄、不稳定等, 这些成见潜移默化中都是形成传媒行业里性别歧视的主因。

当今社会里, 还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观念占主导, 或者说大部分的家里事还是女性来做, 女性似乎理应在家料理家务、相夫教子, 或者说女性天生就该具有母性的光辉, 愿意为家庭、为小孩多牺牲多奉献一点。反观男性婚后, 也有家庭、有小孩, 但就不存在这样的理应奉献问题, 事业、家庭是可以两全的。在传媒行业, 成功的职业女性往往意味着以男性标准为自己的标准, 其结果却是以牺牲婚姻、家庭为代价的。

(二) 传媒行业中女性自身对于传统性别观念的无意识沿袭

“几千年以来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中, 男权文化孕育了媒介模式, 媒介模式反过来强化了人们头脑中的男权文化观点, 并由此形成了性别以及对性别歧视的无意识。同时, 男性中心文化视角及审美倾向在大众传媒中不断强化, 很大程度上排斥、扭曲了女性主体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的人格尊严。如此的文化氛围背景下, 势必会导致媒介所反映的主宰这个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权利分配的变形。” (3)

诚然, 中国传统的男性文化与父权制社会价值观塑造的女性形象与两性角色及其关系, 在长期的历史积淀和文化熏陶中已被大众所普遍认同,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就连女性本身, 由于审美经验被男性社会长期驯化, 不仅对此认同并且积极主动向此标准靠拢, 逐渐丧失了基本的性别意识。虽然, 在各类媒体中存在着女性的高出稿率、高出镜率及高发声率, 但仔细分析起来, 女性对话语权的操作与掌控仍十分有限, 常常处于失语的陪衬境地, 套用一句传媒行业里的通俗话:她要么是花木兰化妆成男人, 要么就是在男性天花板中照出男人需求的种种女性形象, 如此才能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传媒环境中更好地立足和发展。由此, 可见一斑。

在当今社会, 传媒行业中的男女差别表面上看似已逐渐淡化, 可这终究是女性地位真正提升的表现还是女性被男权社会长期异化的假象?到目前为止, 似乎还无法一言定论。

(三) 传媒组织机构在制度层面不断革新引发的不确定性

目前, 整个中国的传媒行业都处于转型时期。从制度层面上, 由于整个传播技术上的不断革新升级, 传媒产业形态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从宏观上来说, 相关的产业政策也要发生变化。现在, 整个传媒产业制度面临很多新的形态和问题, 很难有一套统一成熟的现行制度去借鉴, 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传媒行业组织结构中难免存在纰漏和藏匿不可抗逆的性别偏颇。

三、传媒行业建立性别平等机制的对策

(一) 传媒行业要淡化性别特征, 营造公平合理的工作环境

其实, 媒体职业女性所需要的并不是作为女性而去恣意地行动或占上风, 而只是像一个智者一样去分辨一切、像一个自然人一样自由地施展自身的才能, 如果传媒行业不能建立性别平等机制, 就必然会造成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工作者的群体失语, 从而使得整个媒体行业落入片面、凝固、畸变的发展窠臼中。

近年来, 吴小莉、闾丘露薇、柴静等知名女记者在战争、政治等“硬新闻”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媒体业界大放异彩, 其独特的报道视角给受众带来了不同的感受。然而, 媒体和大众关注更多的是其女性角色而不是其报道者角色, 这样将女记者完全等同于性别符号, 定位于男权中的一个循环节, 完全否认了其作为一名记者的个体独立性和自主性, 也歪曲误读了女性传播者在其位置所发挥的具有实质意义的作用, 这也充分体现了传媒行业的一种逻辑怪圈, 显然不利于新闻本身报道视角的探索, 也不利于媒体的长远发展。

(二) 要充分发挥并凸显传媒工作中女性特有的优势

“女人是天生的信息传播者”, 美国普利策评委会前任主席、《纽约时报》前主编西摩不乏幽默地说过。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的力量, 她们与他们一样挂着相机、提着电脑, 东跑西颠找新闻, 加班加点磨稿子, 记者招待会她们争先恐后地争取点名机会, 她们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在约访时总让人婉拒不了, 她们采访时穷追不舍, 提问时不耻下问, 她们天性敏感、细心、富有同情心, 在文稿写作上细腻、生动, 她们细致入微的报道, 让我们看到了新闻报道的独特的知性美, 她们的奉献精神也让新闻报道充满更多的人文关怀。

(三) 女性自身也要在媒体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

国内很多耳熟能详的成功女性新闻工作者, 她们通过踏实勤勉的工作锤炼, 充分实现了自身价值的突破和提升, 成为具有极强品牌效应的媒体人, 如央视的敬一丹、阳光传媒的杨澜、凤凰卫视走出来的吴小莉及陈鲁豫等。再比如, 体育新闻历来是男性话语占据优势地位的报道领域, 国内知名的田径女记者冬日娜出现在这个领域, 首先引起大众关注的不是她的职业身份, 而是她的性别;被誉为“战地玫瑰”的闾丘露薇, 虽然极力强调记者的职业价值、否认性别差异, 但是媒体在塑造闾丘露薇形象的时候, 总是试图强调她身为一名弱女子深入战场进行报道的性别特征。从冬日娜到闾丘露薇, 从体育报道到战事报道, 女性新闻工作者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在媒体的特殊领域里成功实现了突围并打破了传统观念, 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

四、结语

单纯的靠增加女性工作者数量来改善媒体环境中的性别偏差, 无异于缘木求鱼。首先, 要在更深的精神层面上让更多的女性新闻工作者通过不断的自身价值的体现, 有意愿且主动去改变这个现状;其次, 要着重在媒体组织內部建立平等、友善的性别环境, 重新审视新闻价值中所藏匿的性别偏颇;最后, 应在制度上积极着手, 及时发现并且改进媒体结构性问题中存在的纰漏以及国家管制机构中的不合时宜的地方。

摘要：当下, 我国传媒行业中男女工作者的待遇不平等, 直接导致了行业主流价值观和权利分配的变形。本文拟从女性新闻工作者在当下行业环境中的状态、工作中所面临的诸多歧视和偏见等方面来分析造成此种困境局面的深层次原因, 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在传媒行业中建立性别平等机制的对策。

关键词：传媒行业,女性新闻工作者

注释

1[1]陈阳.性别与传播[J].国际新闻界, 2001 (1) .

2[2]报社组织结构现状[N].南方周末, 2002-08-08.

传媒的法律意识 篇7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演进

“启蒙理性”阶段以马克思 (Karl Marx) 及其追随者、曼海姆 (Karl Mannheim) 等人的意识形态概念为代表。在这一阶段, 无论是作为“颠倒了观念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关系”的错误理论与观念, 还是作为统治阶级或力图成为统治阶级的新阶级“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 把它们描绘为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的产物[3], 或是作为广泛的、弥散于整个社会领域的观念和意识[4], 意识形态概念倾向于肯定人类的认知潜能, 强调意识形态的可洞察性和可把握性。这在之后的理论学说中遭遇了严重挑战。

“非理性”阶段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概念为开端。后者将科学、技术和进步的话语视为最庞大的意识形态, 激烈指责启蒙理性本身导致了人类的全面异化, 以及“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的逐渐消逝[5], 从而在保留意识形态概念的负面内涵的同时, 侵蚀了它的认识论根基。及至实证主义者进一步取消意识形态与科学的截然对立, 强调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内涵, 慷慨预言19世纪诉诸信仰、激情和非理性的“左派”思想和乌托邦理念[6], 亦即“意识形态”, 终将走向末路, 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骤然萎缩, 作为认识工具和思想武器的批判效力几近瘫痪。

以阿尔都塞学派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传统, 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传统一起, 否定或解构了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的对立关系, 不断强调意识形态绝对的自主性直至完全取消了它存在的一切价值, 从而宣告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反理性”阶段的到来。如果说在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 那里, 意识形态还是对宗教、伦理、哲学等人类无意识结构的指称, 主体仍然是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的话, 那么到了后结构主义者那里, 主体的建构已经与意识无关, 而是权力直接作用于身体的结果。后现代主义者更是宣称社会关系就是一种“语言游戏”, “发言有如战斗”, 那么像批判的意识形态概念这样“铲除或威胁参赛者应得的利益”的“恐怖暴力”[7], 或是力图揭示那些被掩饰和歪曲的现实的无谓努力, 就只能被彻底摒弃了。

从特拉西到后现代主义者, “意识形态”一词的内涵发生了持续性的调整和转换:它从系统分析观念和感知的科学转变为歪曲、掩盖社会现实的统治思想, 从动员、指导政治斗争的阶级意识转变为观察、分析观念结构的社会-历史认知, 从作用于主体意识的“上层建筑”转变为经由无意识乃至身体发挥效用的物质实存。这些纵横交错的演进轨迹, 均沿着两条重要的轴线展开:一是理性, 一是权力。前者是意识形态概念的基本理想和认识论前提, 后者是它的核心观念和方法论依据。在以“理性”和“权力”为轴的历史坐标中, 各种来源的意识形态概念分别占据不同位置, 共同构成了一张轮廓鲜明的“系谱图”。

意识形态概念源起于对启蒙理性的信仰, 它与科学相反相生, 互为合法性基础。“启蒙理性”阶段的意识形态概念虽指涉不同的对象和主体, 但都建基于理性之上。理论家们相信人类认识和理解自然以及社会的能力, 认为特定的阶层或群体, 尤其是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能克服历史视野的局限, 获得对自我、他人和社会的科学认知。甚至哀叹科学已成为意识形态本身的法兰克福学派, 和声称科学已然导向自由和民主, 导向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实证主义者, 虽持有截然相反的理论主张, 却都存在对科学理性的内在取向的误解, 和对激进社会运动前景的否认。这种“非理性”倾向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那儿被推得更远。他们质疑任何自称为科学知识的合法性, 否认对他人观念、意识和思想给予评价的可能, 意识形态在理论层面上被有意识地“消灭”了。

尽管意识形态概念的合法性根基不断受到侵蚀, 但它的权力内涵并未受到实质性的威胁和减损。相反, 在从宏观政治转向微观政治的过程中, 意识形态概念与权力结构及其主体之间的密切关联得到了空前的拓展和强化。如果说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 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还只是资本主义制度, 尤其是压迫、剥削、欺骗和操纵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话, 那么对于特拉西、曼海姆和美国实证主义者来说, 意识形态批评的对象涉及所有与现实不一致的思想、意识和观念。而到了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那里, 意识形态指向了思想批判或批评本身, 为“话语”所取代, 局部的、自下而上的、来自边缘或弱势群体的权力斗争的潜能被乐观指认。因此, 意识形态概念的理性根基逐渐消蚀的过程, 同时却是它的权力内涵不断拓展的过程, 两种趋势之间的张力赋予了意识形态概念纷繁复杂的历史形态和现实意味。

二、意识形态视域下的大众媒体

对意识形态本身的不同理解, 带来了对其物质基础和实践形态——大众媒体的社会职能和角色的不同定位。意识形态概念从理性到反理性的历时性演进的过程, 因此也是有关大众媒体的职能和角色的认识不断调整、转变的过程。

最初, 意识形态被视为外在于个体意识的观念体系, 只有当它通过持续的宣传和灌输成功地说服了客体对象, 从而进入到后者的意识之中时, 它才能发挥效能。而大众媒体在宣传和灌输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基于这一认识, 马克思在精神生产工具的控制, 如对媒介机构的控制, 与时代观念的生产和传播之间建立了必然的联系;列宁也将报纸视为进行论战和培养“自觉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这可以称为“宣传”或“灌输”模式, 一方面, 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个体意识受到外部意识同化的过程;另一方面, 这种作用过程的终点是一种纯粹的“心灵的产物”的形成。

较之“灌输”模式, “质询”或“召唤”模式更多阐明了意识形态作用于个体的具体过程和机制。后者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植根于“物质事物”的存在, 一种通过宗教、家庭、工会、媒介和文化机构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规范物质性仪式、指导物质实践的社会实存[8]。通过将个体“质询”或“召唤”到主体的位置之上, 也就是将具体的个体建构成主体, 意识形态的职能得以履行。“质询”或“召唤”的过程使得个体能自由地接受某些观念, 按其行事, 并在其物质性行为中将这些观念视作“自由的主体”的想法。意识形态并不依靠外部灌输来左右人们的“意识”, 而是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尤其是家庭、媒介和教育机构的日常运行, 作用于个体“无意识”这一深层心理结构, 进而嵌入到物质性行为的所有层面和环节中, 不断重复和自我实现。它将最终导向意识、思想和观念的消失以及集体无意识的增殖。

与上述两种模式相比, “规训”模式更加强调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和自主性。它在意识形态与身体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在现代社会中, 意识形态不是通过作用于主体的意识或无意识结构来发挥效能, 而是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等规训手段来展现权力的意志, 征服和控制人们的身体, 实现社会秩序的自我维系[9]。规训权力集中呈现于军营、监狱、医院、学校、媒介等社会机构的建筑形态、日常机制和运作规程中, 它是“毫不掩饰”的, 也是“审慎”的。它鲜少诉诸暴力, 而是通过一些精细的设计、切割和分类原则, 建构一种自我监控的社会体系, 达成关系权力的自我维系。“被规训的人经常被看到和能够被随时看见这一事实, 使他们总是处于受支配地位”[10]。这正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所在。其结果是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巨型的“全景敞视建筑”, 处于“环形建筑的小囚室”中的人们因为担心来自“中心瞭望塔”的观看而主动自律, 于是“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征服的关系”[11], 所有人都同时化为了权力的主体和客体, 意识形态无处不在, 每时每刻都在发挥效应。

三、意识形态视域下的传媒研究

在意识形态研究的历史叙事中, 大众媒体时隐时现, 却得以贯穿始终。围绕传统及新兴媒体展开的意识形态分析, 构成了另一更具社会文化色彩的理论文本——传媒研究的重要范式之一。

报纸并不是历史上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媒介, 但只有在它出现以后, 也就是在17世纪以后, 媒介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才得以彰显。从一开始, 报纸就与国家权力和党派利益密切相关, 常常被用来谋求特定的政治权力和利益。这种工具性的使用方式, 使媒介成为了一种受到外部权力严密控制的意识形态机关。它与其他形态的上层建筑, 包括政治、宗教和文化等一样, 都必然服务于特定的经济基础, 维护特定阶级的利益。媒介机构的意识形态职能就在于将从属于特定阶级的观念、价值和信仰伪饰成公共利益广泛地传送出去, 并通过持续宣传、灌输的方式, 改变人们的立场、态度和行为。社会成员的意识如同一片“白纸”, 可任由媒介来涂写;媒介则完全由经济体制决定, 受到主导性权力的操弄。报业的市场化进程似乎也没有改变上述认知, 它只是意味着操纵媒介意识形态的权柄从政治精英到商业精英的交接。因此, 这一路径下的意识形态分析将目光聚焦于媒介机构自身, 尤其是它和外部政治、经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

电影在19世纪末的出现带来了一种新气象:作为第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娱乐性电子媒介, 和将情节、场景、音乐和画面等多种元素综合于一体的虚构性文本, 电影造就了媒介文化的大众消费形态。虽也曾用于政治宣传, 但电影最重要的社会功用还是消遣和娱乐[12]。这就要求运用一种更精密和细致的理论形态来分析媒介的意识形态运作机制。媒介不再是一种受到外部权力操纵的机关, 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虽然它和学校、教堂、家庭、工会等一样, 最终统一于主导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中, 但意识形态的多元决定性, 即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特征, 决定了媒介意识形态并不必然从属于权力阶层, 而是多种意识形态相互碰撞、斗争和协商的结果。作为一种以娱乐为主要诉求的虚构性文本, 电影可以在它被观看的过程中, 将个体召唤到特定的主体位置上, 将其建构为主体。这一过程最终能否实现, 取决于电影中预含的意识形态与观众既有的观念、价值和倾向之间是接合还是断离。这一路径下的意识形态分析以媒介文本为焦点, 关注本文如何记录意识形态, 并将观众建构为主体, 使之最终认同于统治意识形态。

电视的出现和普及, 标志着“广播”时代的正式到来。媒介建构的“真实”第一次如此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领域中, 连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也未能幸免。作为最具娱乐性的大众媒体, 电视将充斥着各色物品、商标、形象的视听饕餮接入到家庭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之中, 鼓励具有不同社会类属的个体和群体以一种想象性的、“不在场”的方式参与其中, 以此换取广告商和赞助人的巨额投入, 这使媒介使用完全沦为一种消费。自由地选择和购买所需的媒介产品被等视为“符号权力”的声张[13]。媒介仍然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但它必然遭遇微观层面上的策略性挑战、对抗和协商, 如对媒介文本的不同解读、使用媒介产品和技术的多种目的和方式, 以及对媒介资源的挪用和改造等。这一路径下的意识形态分析主要关注媒介接收问题, 强调媒介消费者的创造性、能动性与自主性。

随着传播新技术, 尤其是互联网的发明与应用, 当代社会的“媒介化”趋势日益明显。媒介文化广泛地渗透到政治权力和社会生活中, 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休闲与消费、真实与虚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线日趋模糊。媒介被反复证明拥有其自身的权力和利益边界, 是当代社会这一“全景敞视建筑”的“中心瞭望塔”。也就是说, 媒介既是意识形态的传播者, 也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者和执行者;媒介消费者既是权力的客体, 也是权力的主体。意识形态存在于媒介信息和文化符码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全过程。这指向一种整体性的的意识形态分析路径, 即将媒介机构、文本与媒介消费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探讨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媒介意识形态的生成、运作和接收过程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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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11]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 杨远婴,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193-194, 200, 224-227.

[12]McQuail, D.Masscommunication theory[M].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Sage, 20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