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土地所有权

第二章土地所有权（精选8篇）

第二章土地所有权 篇1

第二章土地所有权

第一节概述

一、土地所有权的定义

土地所有权是国家或农民集体依法对归其所有的土地所享有的具有支配性和绝对性的权利。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具有以下特征：

1、主体的特定性；

2、交易的禁止性；

3、权属的稳定性；

4、权能的分离性。

国家土地所有权具有所有权的绝对性，而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具有绝对性，也可以说，它不是一项真正的“所有权”。

二、土地所有权的客体

土地所有权人享有空中和地下的相应空间的所有权。

土地所有权与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是可以分开的。在法律在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地表或地下的某些自然资源可以脱离土地权利而成为单独的权利，即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自然资源开发权、使用权的客体。

三、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和取得

四、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及限制

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包括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我国土地制度的主要特点为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土地所有权的四项权能为土地使用权及空间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的本源。

第二节国家土地所有权

一、国家土地所有权的客体

包括以下内容：

（一）城市市区即建成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城市建成区内存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且不符合下述

（四）所述情形的，其土地属于集体所有。

（二）农村和城市郊区中已经被国家依法没收、征收、征购、征用为国有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三）除依集体所有权证或者享有集体所有权的事实被依法确认外，林地、草地、荒地、滩涂及其它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后来在事实上转归国有单位、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或其他非农民经济组织的土地，按照1989年7月5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确定主国家所有

（四）建成区内或城市建成区边缘，存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该组织农民集体所拥有的土地全部变为建设用地的，国家可以依法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原属于其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用地者对该幅土地享有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

（五）因国家组织金移民、自然灾害等原因，农民成建制地集体迁移后不再使用的原属于迁移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国家应当依法将国有土地与原集体土地进行置换，迁移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对置换后土地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

二、国家土地所有权的代表

国家土地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委托行使所有权是各国财产法普遍承认的一种方式。地方政府经中央授权，可以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也就是说我国采用的是“单一代表、分级行使”制度

三、国家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与内容

（一）国有土地所有者代表依法将国家土地所有权的部分权能让与土地使用者。国家对土地依法享有收益权，并保有最终处分权

（二）国有土地所有者代表可依法通过出让（含以出让金出资或入股）、出租和划拨等方式

将国有土地使用权让与土地使用者

（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国有土地行使处分权限划分按《土地管理法》

第44条的规定确定。不具审批权限或超载审批权限处分国有土地，其处分行为无效

（四）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国有土地行使收益权依法向上级人民政府以及其职能部门上缴土地收益。国有土地收益中的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费，30%上缴国家中央财政，70%留级有关地方政府

第三节集体土地所有权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客体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客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不属于《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范围的，确定为农民集体所有

（1）土地改革时分给农民并颁发了土地的所有权证，现在仍由村或乡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或其成员使用的。

（2）根据1962年《农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规定，已确定为集体所有的耕地、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山林、水面和草原等。

（3）不具有上述情形，但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 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或者虽未连续使用满二十年但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确认其所有权的。

（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设立的企业或其他组织及成员持有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

（二）土地所有权有争议，不能依法证明争议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属于国家所有。

二、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及代表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作为所有者代表经营、管理。在一个村范围内存在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且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两个以上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村民小组作为所有者代表经营、管理。

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内容与限制

（一）集体土地所有者及其代表依法对集体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能，其权利行使受法律限制

（二）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内容

集体土地所有权具有不完全性，在收益和处分方面受到一定限制。

（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分离

（四）集体土地所有者代表对土地行使处分权的限制

集体土地所有都代表行使处分权受两方面限制：

1.受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意志的限制乡镇土地所有者代表行使上述权利可不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成员表决同意。

2.受国家法律政府管理的限制

四、集体土地的征用

集体土地征用是批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通过法定程序，将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为国有的行为。

第二章土地所有权 篇2

一、大革命前的土地权利结构

土地所有权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现代社会,土地所有权指所有人占有、使用、处置土地并从土地上获取利益的权利,具有绝对性、排他性和永续性的特征。而中世纪的西欧,封建土地权利都是有限的、可分的和共同的。土地所有权可分为两个部分:从属所有权和高级所有权。从属所有权指所有人对土地有使用处置的权利。土地所有人可以使用、转让、分割和继承土地,但在法律上是不完全的且受到条件限制。高级所有权指土地所有人可以监督土地的使用和管理。此外,他们还保留收回已经给予的土地使用权的权利。因此,在中世纪的法国没有任何人完全拥有一块土地。

由于土地并未为任何人所拥有,而是由各等级人士所持有,因此每一个等级的人都享有一部分的权利。就农民而言,大革命前绝大多数农民都持有一小块土地,但他们多只拥有土地的从属所有权。他们可使用、转让、继承土地,可获得土地上的收益,但要接受领主的监督管理,并履行一定的封建义务。他们不能随意转让出售土地,只有在得到领主的允许并交纳土地转让金后方可转让。土地可永久地由持有者及其后人占有,但子女在继承土地时须向领主交纳一定费用。农民每年还须向领主交纳封建地租、提供劳役等。总体而言,大革命之前法国农民的土地附着大量封建义务和封建租税,而这些封建义务和封建租税的存在是其土地所有权不完全的标志。唯有废除这些封建权利,才能确立真正近现代意义上的土地私有权。

二、君主立宪派的土地政策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首先上台的就是君主立宪派,他们提出一系列比较温和的改革方案,如八月法令和三月法令。

(一)八月法令

1789年8月4日,君主立宪派颁布一系列法令废除土地上的封建特权,统称为“八月法令”。根据法令,封建权利被分为两种:无条件废除的封建权利和可赎买的封建权利。其中,按规定可无条件废除的封建权利主要包括:(1)永久管业权、封建徭役等旧的封建奴役制度。(2)领主的狩猎权、养鸽权、禁猎区等象征着领主身份的各种封建特权;以及领主通过禁令权强迫农民使用领主磨坊、压酒器;砍伐森林或河塘捕鱼而交纳的各种费用等。庄园法庭也被无条件废除,但在政府建立起新的司法体系之前旧司法人员继续保留岗位。(3)什一税,然而在法律尚未做出具体规定前,人们必须按照旧的方式交纳什一税。可赎买的封建权利主要是指各种封建租税,如年贡、庄园什一税,以及各种额外租税如土地转让金等。法令第6条宣称,所有的永久地租,无论是实物形式的还是货币形式的,无论是什么种类的,无论它们的起源是什么,无论它们应由谁来承担,它们都要赎买。庄园什一税也是如此,赎买的比率日后由国民会议确定,在此之前农民需要继续交纳封建租税。在最后,法令还宣布:“要采取保护措施在未来将不再产生任何不许补偿的租金。”[1]这实际上为各种封建租税的继续存在提供了法律依据,也断绝了农民的所有幻想。

从上述法令内容可以看出,八月法令并没有实现其第一条所称的“彻底废除封建制度”的宣言。八月法令废除了各种封建劳役、农奴制、永久管业权等,使农民获得人身自由。但实际上当时法国绝大部分农民已获得人身自由,仅在弗朗什—孔泰等地还有约100万的农奴残留。1779年时路易十六政府也曾宣布于王室领地废除永久管业权,并号召其他领主也追随政府的行为。狩猎权等领主特权曾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但这些并不是农民最沉重的负担。不少富裕农民早已突破了这些特权限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农民已自发突破领主禁令权的限制。1790年3月,国民议会正式废除禁令权,而此时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已经不再使用领主的磨坊并开始组建农民自己的磨坊和烤炉等。当时,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各种封建租税。然而八月法令并没有废除封建租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依旧是不完整的。著名封建法学家梅林·德·杜埃表示:“在破坏封建制度时,我们没有打算要剥夺采邑的合法土地所有者他们的所有权,但我们已改变了这些财产的性质:从此以后(它们)从封建法中解放出来,(但)它们依然服从地产法。”[2]对农民来说,无论是服从封建法还是地产法,年贡、土地转让金等封建租税的存在依然是其土地所有权不完整的标志。

(二)三月法令

1790年3月15日,根据八月法令的精神,君主立宪派颁布了有关封建权利的废除和赎买的具体方法及相关规定,这就是1790年3月15日法令。

三月法令依旧将封建权利分为两种:属人权和属物权。属人权是指封建动乱时期领主从公共霸占、公共出让或靠暴力确立的权利,是领主篡夺的公共权利。这其中包括荣誉权、司法权、永久管业权、奴役权、狩猎权、禁猎区、养鸽权、市场权、道路费等等。属物权被认为是领主最初将土地转让给农民所获得的权利,这些权利属于领主合法的正当收入,必须通过赎买方式才能获得解放。年贡、庄园什一税等封建年费和土地转让金等均属于需要赎买的权利。至于具体赎买方式完全由领主决定。倘若领主的地契在1789年大恐慌时期被烧毁,领主只需找到10个证人证明其在1789年前的三十年里曾拥有该土地就可被认定具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而农民若想拒绝支付赎买费用,就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这块土地是领主采取非法手段侵占的,当然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1790年5月,封建委员会确定了具体的赎买方式和赎买价格。根据法令的规定,以货币支付封建年费的土地的赎买价为年产值的20倍,以实物形式交纳封建费用的土地的赎买价为年产值的25倍。土地转让金等临时费用则为应支付转让金比率的5倍。其定价基准或按土地等级定价,或依据协议定价。假设土地转让金的比率为1/12,这块土地的购买价格为100利弗尔,以前农民购买土地时只需交纳8.34利弗尔的土地转让金。按照新标准,赎买土地的土地转让金比例达到5/12,即41.67利弗尔。农民可单独赎买自己的土地,若拥有多块土地也可分开赎买。但每块土地上所有的封建权利必须一起赎买,在赎买金全额交纳前农民必须继续缴纳这些封建租税。共同所有人可分开赎买临时费用但必须共同赎买年贡等封建年费。此外,农民还须补交三十年来拖欠的部分。如此苛刻的赎买标准使普通小农赎买地产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1791年9月9日,夏朗德滨海省一个土地占有者的代理人在佩莱(Paillé)城堡公证人的陪同下向领主提出申请,希望能赎买8茹尔纳勒土地(茹尔纳勒(Journal),古代土地面积单位,相当于一人一天能耕作的面积)。这块土地每年每茹尔纳勒的产量约为3斗,年总产量为24斗(斗(boisseau),容量单位,1斗为12.5升)。按赎买前十四年间小麦的两个最高价和两个最低价之间的平均价格折算,每斗平均价格为317苏(苏(sou),法国辅币单位,旧时1苏为1/20利弗尔,1利弗尔相当于1古斤银的价格)6德尼埃(德尼埃(denier),法国古代货币单位,1德尼埃约为1/12苏,1/240利弗尔),3斗小麦的价格为1 012苏6德尼埃,即每年每茹尔纳勒的年产值约合1 012苏6德尼埃。这块地是以实物形式交纳,赎买比率为25倍,即每茹尔纳勒的土地需交纳25 312苏6德尼埃。再加上土地转让金的赎买费用,每茹尔纳勒的赎买费用约为28 618苏2德尼埃[3]。若按每利弗尔约合20苏的比率计算,约为1 431利弗尔。那么,8茹尔纳勒土地的赎买价达到上万利弗尔。封建赋税的赎买不仅赎买金额高,所需赎买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如免费磨麦的权力等。1791年6月1日,加尔郡阿莱镇批发商普朗蒂埃·弗朗索瓦赎买了圣贝尔纳—圣克莱尔修道院一笔封建地租的收取权,即7塞提埃面粉的地租和在阿莱镇的新磨坊免费磨16袋小麦的权力。普朗蒂埃为这笔地租税“仅”支付2 100利弗尔[4]。全国需赎买的封建租税估计达到1.2亿利弗尔[5]。按20倍的比率计算,则农民共需支付24亿利弗尔,按25倍的比率计算则需支付约30亿利弗尔。真正能赎买土地的多是大地产主、资产阶级,大多数农民实际上根本无法通过赎买方式获取完整的土地所有权。

三、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

君主立宪派的土地政策并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反而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的不满情绪。为得到农民的支持,吉伦特派上台后决定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

(一)吉伦特派的土地政策

1792年2月29日,库通在国民会议上提议不应再有需要赎买的封建费用,除非是那些能提供证据证明土地费用最初就建立在确实的土地授予基础上或建立在双方都认可的基础上的。4月,国民会议就这一问题展开激烈讨论。1792年6月18日,议会宣布,国民会议取消1790年3月15日法令中第三章第1条和第2条的规定,以及所有相关的法令规定,无条件废除一切临时费用、年贡费用、封建费用等等。除非领主能提供证明其土地是非封建、现金租税租约的原始证书。8月20日至27日,议会又颁布多项法令再次强调年贡等封建租税被无条件废除,除非能提供证明其最初的土地转让的证据。这实际上已经废除了大多数农民土地上所附着的年贡、庄园什一税、土地转让金等封建租税,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象征。“从此以后,法国的土地从封建特权中解放出来,除了那些由私人协议所确立的和法律所支持的那些。旧制度时的格言‘nul terre sans seigneur(没有土地没有领主)’……被废除。”[6]此外,即使农民需要赎买各项租税也无须所有费用一起赎买,所有赎买都可分开进行,各项临时费用可一项项赎买,减轻了那些缺少资金的小农的负担。

吉伦特派的土地政策使大多数农民获得了完整的土地所有权,但是在领主不能提供证据的前提下。当领主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时,这些土地上所附着的封建义务依然得到承认,这也变相地承认地主所持有的土地上这些封建义务的合法性,土地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

(二)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

1793年,雅各宾派上台,走向更加激进的改革道路。7月17日,国民公会颁布法令,规定:“所有以前的庄园租金、封建费用、年贡费用、固定的和临时费用,以及由去年8月25日法令保留的那些费用全部无条件废除。”[7]但排除了那些纯粹土地收益且非封建性质的地租,并规定以前领主、公证人等所持有的那些封建地契必须全部烧毁。8月10日前所收集的地契证书应当在市政委员会和乡村共同体委员会的组织下于10日当天当众烧毁,其余的必须在法令颁布后3个月内全部被烧毁。法令第7条规定,若有人窝藏、窃取那些理应被烧毁的地契证书的底稿或副本,将处以五年监禁。根据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土地上所附着的所有封建权利均被完全废除,消除了土地上所有权不完整的标志。至此,“农民的地权才充分的解放。”[8]农民获得完全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

1804年,《拿破仑法典》规定了“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9]概念,正式从法律上确立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大革命爆发前的法国,土地所有权并不明晰。上至国王、各级领主,下至普通农民,人人都持有土地上一部分权利,但没有任何人完全拥有一块土地。土地不仅附着大量封建义务,也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和政治地位。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决定封建等级关系的土地所有制极大地制约了法国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大革命时期各派革命政权纷纷出台措施废除土地上的封建义务,逐步确立现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从不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到完整的土地所有权,这种改变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变革,更反映了这一时期法国政治上的变革,标志着法国由一个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

摘要：土地是农业社会的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其归属决定社会的生产关系。中世纪的法国,土地所有权结构混乱,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不完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纷纷出台一系列法令废除土地上的封建义务,逐渐确立起现代意义上完全的排外的土地所有权。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土地政策,土地私有权,土地问题

参考文献

[1]Ph.Sagnac et P.Caron,Les comités des droits féodaux et de législation et l’abolition du régime seigneurial(1789-1793),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905:2.

[2]Gérard Walter,Histoire des paysans de France,Paris,Flammarion,1963:380.

[3]J.-N.Luc,Le rachat des droits féodaux dans le départment de la Charente-Inférieure(1789-1793),in Albert Soboul(direction),Contributionsàl’histoire paysann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Paris,Edition sociales,1977:317.

[4]让·饶勒斯.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第1卷制宪议会(下)[M].陈祚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31.

[5]Gérard Walter,Histoire des paysans de France,Paris,Flammarion,1963:389.

[6]P.M.Jones,The Peasantr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92.

[7]Ph.Sagnac et P.Caron,Les comités des droits féodaux et de législation et l’abolition du régime seigneurial(1789—1793),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905:775.

[8]施亨利.19世纪欧洲土地制度史纲[M].郭汉鸣,译.南京:正中书局,1935:154.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初探 篇3

关键词：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权属；农村

前言：

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就是土地，维持农村集体土地的基本保障是农村集体土地。我国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充分利用，可以使土地的经济效益得到提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也能使社会经济更加和谐稳定，因此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相关人员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研究非常必要。在我国民事立法中此制度的敏感性很高，涉及面也很广，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对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的探究是一种必然，需要相关部门加强对其探究。

1.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的探索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确立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但是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的不足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作用的发挥产生着直接影响，制约着我国农村经济和和谐社会的发展。选择集体所有权路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展开方案的探索。以下具体探索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的理论方案。

（1）将土地所有权从集体所有变为国有。有的专家认为，农民集体缺乏完整的土地所有权。事实上国家实行的是对农村土地的最终处分权。土地国有化的实行只是一种“正名”。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可以将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和实质统一，对土地合理高效的利用是非常必要的。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保持，有利于国家管理土地。同时，国家也可以通过土地所有權组织宏观经济调控。我国正确选择土地制度的思路是逐渐向国有化过度。土地所有制制度的国有化有利于国土的整治，加强成果在耕地保护、土地利用，为实现土地资源数量质量并重管理提供支撑[1]。同时有利于企业商品化经营主体的发育，对农业可以进行有效的积累，对乱占资源能更好的控制，有利于持续稳定发展农业。

（2）将土地所有权从集体所有变为农户个人所有。这一观点的依据是：对农户最好的激励是农户个人土地所有权为根基。通过农户对土地的所有可以保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如果农民的考虑是从自利的角度，对土地的投入就会增加，对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因为现在的社会财富还不丰裕，无法实行按需分配。人做任何行为的第一经济原则就是保证最大化实现个人利益。根据这一原则使财产收益和劳动提高。这种最大化的边际效益和劳动可以使个人总收益增加。在过硬的财产约束下，农民所有权创造的土地收益比集体公有更大。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集体所有制的一个重要改进就是农民所有制。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一个正确选择是土地私营是以承包为内容的。公有私营土地制度并没有形成长期的投资机制，也就很难构建农业节约型发展模式，和理论实践的发展逻辑是完全相符的。

（3）将土地所有权从集体所有变为多元混合所有权。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两元之外，还有一个一元个人所有。我国土地所有制是以公有制为前提的，国家，集体和个人同时并存土地所有，建立的多元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的，世界极少见的所有制形式是单纯的国有形式和私有。土地归国家所有指的是土地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名下。土地归社区所有是指土地公有是在村乡范围内的，社区土地的所有者代表是指乡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土地所有者代表。土地的私人所有指的是土地归农民私有[2]。

2.对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的思考

根据以上几种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方案探索，笔者经过分析和研究，提出几点对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的思考。我国农业土地相关部门应该根据我国国情，发展农村生产力，保证社会的稳定性，对三农等综合问题进行考虑。笔者的观点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改革和完善，不需要大幅度改革农村土地所有制。

因为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必须对制度的执行成本进行综合考虑，其中一个重要成本是实行新制度需要社会成本。新制度的执行需要一定的社会保证。如果社会保证缺乏，创新农村土地所有权[3]，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因此对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不能使土地所有制改变，需要对土地使用权的运行机制进行创新，建立新型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下，要建立良性土地产权机制。因此改革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需要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主体进行明晰。将以前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权进行改变，使土地产权更加独立和完整。

从实践角度分析，如果农村土地的架构是集体所有制。新型土地产权制度的建立，可以使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广大农民接受，对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进行强化，在心理层面满足农民的需求，保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最大化的激发。因此改革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关键不是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本质的改变，而是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主体的明确[4]。在此基础上，对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权进行改变，使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权更加具有完整性和独立性。这样的调整更有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对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改革，不断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这样更有利于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文章分析了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的几种方案，提出了对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的思考。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对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程锋，王洪波，郧文聚. 中国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定[J]. 中国土地科学，2014，02：75-82+97.

[2]冯广京. 关于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土地（系统）”定义的讨论[J]. 中国土地科学，，：1-15.

[3]魏波，罗大钧.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困境与出路[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01：32-36.

[4]王曦.论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核心问题[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36-41.

第二章土地所有权 篇4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物权，目前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推行之初，这一点并不明确。在农民最初要求承包经营时，出于对 政治 风险的担心，他们一般都与乡村干部约定一个较短的承包期，通常为1-3年。在这一期限届满后，乡村干部会组织农民根据人口变动的具体情况对承包地进行相应的调整，重新发包再确定一个1-3年的承包期。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规定承包期一般应在以上，并强调在延长承包期以前，可以本着“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经过充分商量，由集体统一调整。中央这一政策的目的是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权利来实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理想的有限回归，因此，中央希望农民能够在 历史 上进行承包基础上，再进行一次较小规模的调整，达到农民的土地权利之间的基本平等后，长期维持农民对特定地块的承包经营权。让农民一次性地获得对特定农地地块长达15年以上甚至更长的土地使用权的制度安排只能是一种物权性的安排，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就很好地把握并贯彻了中央的这一意图。但是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并没有被很好地遵守，它的法学意义也没有被法学家与司法实务界人士很好地挖掘。199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1991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强调“只要承包办法基本合理，群众基本满意，就不要变动”，“确实需要调整的，也要从严掌握”，再次说明了中央要实现农民对特定地块进行稳定支配的政策导向。

但是在实践中，人民公社时期土地集体所有与集体使用的实践与普遍的意识形态宣传形成并强化了农民心目中朴素的平等观念。在农村土地承包之初，农村土地基本是在综合考虑土地的`肥沃程度等因素的基础上，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等情况进行均分的。在经过最初的一次或者两次的调整与均分以后，土地的调整与按人口进行再次均分被农民群体与乡村干部所普遍接受，土地承包经营权延长到15年以上的政策目标没有得到实现。农民的平等观念与平均主义意识对土地平均调整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持，而乡镇政府与乡村干部也希望借助于农村土地的频繁调整来强化自己对集体土地的控制力与对农民、农村进行综合管理与控制的能力。农民、乡村干部与乡镇政府之间虽然利益目标各不相同，但是在土地调整方面则存在一定的共识。土地调整成为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在贯彻过程中的一种普遍性习惯，农民强烈的平等意识与平均主义观念在推动着“生增地，死减地”(注释1：农民对土地调整的态度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农民希望通过土地调整来实现彼此之间的土地权利的平等，另一方面农民也强烈地担心自己会因为调整而丧失承包地。因此，当你问及农民是否同意通过调整来实现土地权利之间的占有平等时，大部分农民会表示支持;但是，当你又问及农民是否会同意村组调整你的承包地，减少你的土地权利时，绝大多数的农民又都表示反对。通常情况下，增加人口的家庭会要求调整承包地，而减少人口的家庭则强烈反对调整承包地。赵阳曾在安徽省的肥东县与凤阳县对43位农户进行过涉及到农民对土地调整之具体态度的调查。在该项调研中，对于“你觉得土地调整好不好?”，人数相当的农民分别选择了“好”或者“不好”，而对于另外一个“你觉得已经分配的承包地不进行调整行不行?”则有33个(约占77% )农户选择了“行”，只有7个农户选择不行(参见赵阳著：《公有与私用—— 集体收回承包地的结果是直接导致农民家庭或者个体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因此，集体能否收回承包地也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方面。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全面限制的土地物权，集体土地所有权只能在受到土地承包经营权限制的范围内行使，因此，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及其代行主体不能以其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为依据排斥农民个体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法》在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看作是一项物权的基础上，规定了第55条。该条要求承包合同不得违反 法律 、行政法规约定可以收回、调整承包地，这一规定限制了集体共有人意思自治的空间，强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效力，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更加像一个所有权而不是他物权。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 农村 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5条，再次强调在家庭承包纠纷中，“承包合同中有关收回、调整承包地的约定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第27条、第30条、第35条规定的，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进一步限制了集体共有人或者集体所有权代行主体收回、调整承包地的权利。

《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基本上符合了物权法的基本原理，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土地承包法》第26条第1款原则上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2款允许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农民自由决定是否交回承包经营权，但是该条第3款却规定“在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这实际上赋予了发包方一定的收回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对于法律何以这样规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中指出：“对于全家进城落户的，它们已经不属于农村集体 经济 组织的成员，不宜再享有在农村作为农业生产生活基本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交回承包地，让留在农村的农民有较多的土地耕种，这样较为合理。”[7]该汇报说明两点因素是迁入设区的市的农民需交回承包地的最主要的原因：第一，迁入设区的市的农民失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成员资格;第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业生产者的基本生活保障，而不是对市民的基本保障，让留在农村的农民有较多的土地，更加合理。笔者认为，上述理由并不能完全成立。首先，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全面限制的物权，它应当优先于集体土地所有权而实现利益，而不是集体土地所有权通过行使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其次，就集体成员资格而言，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就表明他是集体的成员，户籍的变动并不必然标志着成员资格的丧失。允许集体收回迁入市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思维中带有通过户籍与社会保障双重因素来判断农民集体成员资格有无的考量。取得城镇的户籍与社会保障则丧失成员资格，这是以户籍与社会保障双重因素的考量来判断成员资格的取得。法律所作出的农民迁入小城镇，集体不能收回承包经营权已经表明户籍不能完全作为判定成员资格存在标准。那么再加上社会保障因素是否就可以成为剥夺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呢?向农民提供社会保障是政府应当承担的一项社会保障法领域内的义务，更不应当是直接产生民法权利消灭后果的法律事实。再次，土地承包经营权对于农民个体而言，具有生产资料功能、生活保障功能以及财产权功能。承包方强制收回承包地实际上是允许集体强制性剥夺农民个体的承包经营权，因为承包方因提高土地生产能力而获得补偿显然无法与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同日而语。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项财产就意味着承包经营权人可以通过这一财产获得一定收益，不能以满足其他农民的生活保障功能为理由而剥夺公民的财产。随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巨大差距将会缩小，甚至会逐步消失，法律必须考虑这一趋势来进行相关的制度完善。土地为不动产的特性使其必然会留在农村，迁入市区的农民只要流转承包地就可以达到既满足自己对资金的需求，又满足农村居民对土地需求的双重效果。复次，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是

第二章土地所有权 篇5

关键词: “三农”问题/集体土地所有权/社会保障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农村土地历来被视为农民维持生存的基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也就成为相应的法律保障，但由于种种原因，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完善就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中国长期实行的城乡隔离政策，使众多的农村人口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农村土地承包制决定了我国农业仍以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未形成普遍的规模效益，抗拒自然风险的能力较低，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给予农业的补贴很少，因而有时出现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情况。其实，以农业占GDP的比例之小就不必指望以解决农业问题为突破口来解决全部的“三农”问题。①于是，为缓解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一矛盾，实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心环节，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通过对农村集体土地的有效经营，才能积累、充实和增加农民集体的财产，以此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核心是互助合作

现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建立的，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大致经历了三次变革。[1](P27-52)当初建立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初衷是通过互助合作，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第一次变革的标志是1950年6月3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中心思想是通过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将其变为农民土地私有制，这一阶段至1953年中共中央宣告土地改革已经完成而结束。新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国家工业化的起步奠定了基础，但也出现了“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为了执行“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共中央决定在农村通过互助合作和人民公社运动使土地的农民私有向集体所有、统一经营过渡。这一阶段从1953年开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结束，最终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模式。

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模式中，生产队的生产经营活动总是受到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的制约，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无偿调拨生产队资金和劳动力的情况普遍存在，人民公社经常无偿征用生产队所有的土地。[2〗(P110)生产队土地所有权的范围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有的地方在同一块土地上存在生产队、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三个所有权，这种现象与“一物一权”的民法原理是相矛盾的，土地的利用效率无法充分发挥，也势必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从1983年起，中央决定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实行政社分设。中央要求原来的公社一级和非基本核算单位的大队，是取消还是作为经济联合组织保留下来，应根据具体情况，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与群众商定，形式与规模可以多种多样，不要自上而下强制推行某一种模式。为了完善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体制，一般应设置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这种组织可以叫农业合作社、经济联合社或群众选定的其他名称;可以以村(大队或联队)为范围设置，也可以以生产队为单位设置，可以同村民委员会分立，也可以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到1985年，全国政社分设工作全部完成。绝大多数地方在原来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解体后，相应组建了不同层次的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国家通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使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实行集体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进入土地制度改革的第三个时期。其结果是激发了广大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民首先富裕了起来，但同时也出现了大量农村贫困人口，加剧了广大农村地区的贫富分化现象。我国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主要是供农民维持其生存的，只有农村集体组织的成员才有权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因此农民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具有大陆法系传统民法中人役权的性质。[3]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颁布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但这种以农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制也决定了我国农业生产分散经营的特点而无法形成规模效益，仍不能使我国农村的土地成为维持和提高农民生活的基本保障。为了发展农村的公益事业，需要农民上交“村统筹”和“乡提留”，这是建立在农民收入增加的基础之上的，而农民收入的增加，必须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来实现，目前各地发展农村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营土地所得。为了应对入世给我国农业带来的巨大冲击，减轻广大农民的生活负担，党的十六大将解决“三农”问题摆到重要位置，提出共同富裕奔小康的战略目标。

通过历史考察不难发现，我国当初建立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为了全国广大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尽管现在看来当时有些激进，但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基本思路必然是利用有限的农村土地维持广大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应该成为独立的法人

根据我国现行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我国《宪法》中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定(第8条第1款)先后进行过两次修改，现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形式很多，各地并不统一。1998年修定的《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根据这一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有三种: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内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小组)和乡(镇)集体经济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执行机构是村民委员会，至于村内集体经济组织和乡镇集体经济组织的执行机构，目前我国法律尚未明确。

要做到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与市场化运作，就必须使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而市场主体也就是民事主体。若从民法的角度考察，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不明确。所谓“集体”一词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民事主体可以分为自然人和法人两大类，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组织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仍可以适用有关自然人的规定，法人合伙也可以适用法人的规定。如果将“集体”看作一个特殊的民事主体，那么该如何认识它的内部结构，也就是说，它的决策者与其成员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义务关系，能否直接将“集体”作为民事主体列入《民法典》?对这些问题，如果不通过传统民法理论加以解决，将很难发挥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功能。为了解决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的温饱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相对独立成为必然，由此产生了经济学界所谓集体土地所有权虚置现象，于是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集体土地所有权存在的实际价值，从而使如何发挥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功能成为各界所关注的热门话题。

根据我国《宪法》第111条规定，在农村设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998年11月4日又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最完整的规定是关于村的规定，所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必要统一为村。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层面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创新，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从民商法的角度来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一种民事主体应该具备法人的资格，当然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法人。国内权威学者早已提出关于合作社法人的概念，认为合作社属于“非营利法人”，是一种“自助性经济组织”。鉴于合作社法人的特殊性，我们无法将其纳入现行法关于法人分类和法人登记制度的框架。《民法典:总则编条文草案》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合作社法人”，但为合作社法人预留了适当的位置。第71条规定:“非营利法人，是指为社会公益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而成立的法人。非营利法人，非经有关主管机关登记，不得成立。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此处所谓非营利法人，包括传统分类的公益法人以及介于营利法人与公益法人之间的中间状态的法人。作为自助性经济组织并对社员实行非盈利原则的各种合作社，正是这种中间状态的法人。合作社法人的具体规则，则应由作为民事特别法的《合作社法》加以规定。考虑到合作社与公司均属于经济组织，有许多共同之处，《合作社法》关于出资、社员大会、董事、监事、破产、清算等，均可准用《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规定。[4](P339-348)有关合作社法人的概念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合作经济学会2002年7月5日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建议稿》第2条规定:“合作社，是指以城乡劳动者为主体自愿组织起来，在生产、生活上谋求互助合作或有关服务的自助性经济组织。”第4条规定:“对社员实行非盈利原则”。所谓“对社员实行非营利原则”，仅指合作社的内部关系，并不代表合作社的对外关系，因而不能否定合作社法人的营利性质。合作社的概念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是一致的，所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以合作社法人为基本发展模式。在农村逐渐走向城镇化的今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必须承担起为集体组织全体成员谋福利的重任，将其塑造成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是非常必要的，作为合作社法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可以成为营利法人。必须指出，关于合作社法人的规定应该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协调起来，如果按照合作社法人的概念来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那么村民委员会就应该成为执行机构，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5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的经济职能是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管理本村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全体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应该是合作社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相对发达的农村一般都实行村企合一的组织形式，例如作为农村建设小康社会典型的南山集团是山东省龙口市东江镇一家村企合一的企业集团。南山村的村民家家都有一本“加成手册”，所谓“加成”，其实就是一套特殊的分配机制:集体组织成员领取工资、年薪后，由集团再追加同等金额的报酬，作为“第二年薪”，这笔钱不发现金，而是记入“加成手册”，计息参与集体流动资金，每年发“利息”，当村民因买房、购车、办喜事等需要大笔开销时，可以申请动用。按照集体财富的积累程度和村民个人对集体的贡献，在“加成”的基础上，村民还可以获得5至10倍的“股份”，作为个人对集体企业的内部持股。但“加成”不是“铁饭碗”，若成员有重大失误，则立即取消“加成”，也意味着失去了集体组织成员的资格。当然，若能以功补过，则仍可以重新加入村籍，“加成”从零开始计算。[5]可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使成为企业法人也能达到全体村民共同致富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根据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规范。

三、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基本思路

鉴于目前我国城乡分治的状况，在农村普及社会保障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农村土地仍然是农民生存的基础，通过农村土地的有效经营进行原始积累是在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基本途径之一。

虽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已基本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塑造成物权，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但由于农业税只针对土地征收，有地征税，无地不征，地多税多，地少税少，粮农的负担并没有根本解决，再加上劳动条件、经营能力等方面的原因，仍有许多农民生活贫困，有的甚至因欠债而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出售或者抵押，从而又失去了土地。事实上，我国农业用地与非农业用地相比，所创造的价值比例很小。农村大量过剩的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的状况将在我国长期存在。加入WTO后，面对农业生产遇到的重大冲击，农村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农村许多地区还要根据环境保护的要求进行退耕还林、还草、还湖，这些地区农民的生活问题除国家给予适当救济外，尚需农村集体组织积极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以单个农户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目前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小规模分散经营，在每个农村居民只占有1亩多耕地的条件下，即使不顾客观经济规律而把农产品收购价提高一倍甚至几倍，农民的收入水平也难有大的提高，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设施也难有大的改善。因此，应该鼓励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扩大规模的做法之一是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特别是要在更大程度上允许土地的流转，允许不在农村的农民把土地转让给他人，但保留自己的相应股份，并按股份获得土地的收益。这样操作自然会使单个农户耕种的土地面积扩大，带动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对于一些全部农转非的地区，可以吸引现代化的企业对土地进行现代化的农业经营，这也是扩大规模的有效方式。土地经营的规模化程度高了，也会带动农产品的质量提高。

解决“三农”问题最主要的障碍就是我国城乡隔离的传统做法，对此学界已有共识。“城乡统筹、一体规划”意味着农村城镇化是一种发展趋势，于是，城乡土地法律规范的一体化成为必然。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一般均是为城市制定的。只有将我国现行的房地产法律法规适用于农村，才能为农村土地的有效经营提供可能。在城乡土地法律法规一体化的前提下，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作以下调整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第一，从民法角度规范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目前国内各种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农民股份合作制企业已经成为集体经济组织中最活跃的因素，乡镇企业根据投资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合伙企业或个人独资企业等，②而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农民股份合作制企业本身就是集体经济组织，但不同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村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因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可分为合作社法人和企业法人两类。乡镇集体、村集体与村民小组分别拥有土地所有权的范围和界线必须严格界定，以防止“一物二权”的现象发生，也为今后可能出现的合并与重组提供正式的法律依据。

第二，村集体可以根据自愿原则进行合并，提高土地的规模化经营程度。例如，南山集团的前身是前宋村，前宋村先富起来以后，从1994年到2000年，后隋、西马、达沟、南张家、西涧、曲家、上观、刁崖8个贫困村先后加入了前宋村，使前宋村的土地总面积由1平方公里扩大到20平方公里，2001年，前宋村改为南山村，南山村通过对这些土地的集中管理和统一经营，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第三，使集体土地所有权名符其实。从民法的角度考察，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缺乏核心权能---处分权，使集体土地所有权名不符实而成为虚有权。1)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得转让，但国家却可以根据所谓公益目的对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强制征用，使集体所有的土地变为国有。我国《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2)集体所有的土地不得出让。《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8条规定:“城市规划区内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3)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1条的规定，农村集体公共设施、公益设施建设用地，仍须由县级以上政府批准，集体经济组织没有批准权。4)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2条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无论是利用原有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建房，还是申请新的集体土地建房，均由县级以上政府批准，集体经济组织没有批准权。因此，若使集体土地所有权名符其实，必须赋予其处分权，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能够根据市场行情，结合其自身状况，在执行土地规划、保护耕地、保障粮食生产的前提下，通过出让、出租、抵押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方式有效经营农村土地，不断积累集体财产，以此作为集体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

第四，严格限制对集体土地的征用。目前，国内房地产开发企业疯狂占用农民耕地的现象就是滥用土地征用权的表现之一，既破坏了国家有限的耕地资源，又危及到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因此，防止土地征用权的滥用一直是立法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根据我国旧《土地管理法》第21、22条的规定，国家征用的对象是集体所有的土地或集体使用的国有土地，征用的目的是为了进行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举办社会公共事业。征用的条件基本上有两条，一是列入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或准许建设的国家建设项目才能征用土地;二是必须经过法定机关的批准。新《土地管理法》虽然进一步严格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条件和审批手续，但是关于征用土地的规定仍有缺陷。一方面，征用目的过于含糊，难以明确，容易导致土地征用权的滥用。另一方面，将征地对象确定为集体，忽视了征地行为其实主要涉及拥有土地使用权的个人利益，使得因征地受到损害的个人无法主张权利。另外，建设单位通过划拨的方式取得被征用土地的使用权，法定的征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无法真正补偿被征用者所受损失，而建设单位又不一定符合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3条规定的划拨条件，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对土地征用目的作限制性解释，另一方面应该按市场价格对被征地者给予补偿。发达国家的有关立法对于征地目的一般采取列举性规定，具体而明确，在实践中也便于操作。至于征地补偿问题，发达国家或地区均以弥补实际损失为原则，按市场价格予以补偿。[6](P173-179)

第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力的壮大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意义重大，所以应该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继续发展的空间。根据客观需要，也可以扩大农村集体使用土地的面积，应该鼓励经营效益好的农村集体使用国有土地，对此我国《民法通则》第80条已有明确规定，当然，这需要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例如，南山集团在距本村约15公里的渤海海滨买下了13.5平方公里的荒滩，建设南山集团东海高新技术开发区，使南山集团今后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可能。综上，由于集体经济组织在我国的特殊地位，所以有必要在《民法典》的主体部分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既可以是合作社法人也可以是企业法人，若为合作社法人，则适用《合作社法》的有关规定;若为企业法人，则根据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规范。在物权法中将城乡土地制度统一起来，对于农村集体土地，在遵守土地规划、保护耕地的前提下，允许村集体根据发展需要出让、出租、抵押其土地使用权。并应沿用《民法通则》第80条的规定，允许集体经济组织使用国有土地，有关使用费和期限的问题应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的规定统一起来。

出处:原载于《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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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封建化过程中的土地所有权 篇6

一、引子

拟按时间顺序探讨西欧封建社会初期的封建化过程，其主要体现于法兰克王国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上。所谓封建化是指封建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其基本内容是土地占有制的封建主义和封建社会两个对立阶级-领主阶级与农奴阶级的形成。西欧封建制度的产生(法兰克国家封建化)是日尔曼氏族制度解体和罗马奴隶制解体时期所产生的两种社会因素，在蛮族国家的统治下互相综合，从而形成封建制度的必然性和特点。

法兰克封建化的过程大体经历三个阶段：1，自主地阶段(allod)(6世纪中叶-8世纪中叶)：即私有土地获得承认，标志着公社土地制的解体，是法兰克封建化的起点;2，采邑(benefice)阶段(8世纪-9世纪)：是封建化的决定性措施。3，封地(领地)(feed)阶段(9世纪末以后)：是封建制确立的标志。文中涉及的重点词语有：隶农、军事民主制、民族大迁徙，马尔克公社土地所有制、自主地、教俗贵族大地主占有制、委身制、采邑改革、庄园制。

二、西欧封建制度的产生

公元3世纪时，罗马奴隶制陷入危机，以奴隶劳动为主的大庄园经济不再有利可图，罗马奴隶主为刺激生产，将大田庄分成许多小块土地，分租给小佃农，称“隶农”，隶农的身份地位介于自由人与奴隶之间，其后来逐渐被束缚于土地之上。这种隶农制就是从罗马奴隶制社会母体孕育出来的“中世纪生产方式的萌芽”。罗马的贫苦农民为了摆脱帝国捐税及官府欺压而将自己的土地交给教会或贵族以获得庇护;而罗马奴隶主为了补充劳动力，将部分奴隶和日尔曼人等“蛮族”安排在土地上劳动，他们的身份类似于隶农。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但奴隶制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奴隶主鄙视劳动，为了更有效地使用奴隶而拒绝应用种种新技术新发明，奴隶制严重阻碍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蛮族入侵将成为拯救垂死的文明并使之年轻的唯一方式。

公元3世纪的古日尔曼社会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塔西陀时代，原始公社开始解体。由于剩余财产的出现，财富分配不再均匀，阶级开始分化，于是产生了争夺战争，在战争中，军事贵族及其亲兵彼此结成主从关系，亲兵宣誓效忠，首领则有供养义务。此时，由军事首领、贵族议事会和民众大会构成的氏族部落的管理体制称为“军事民主制”，它是日尔曼社会由氏族向国家过渡时期的社会组织形式。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个体劳动成为生产的.主要形式，日尔曼氏族制度逐渐解体，日尔曼开始向外扩张侵扰罗马边境。到4世纪后半期，日尔曼民族人口大量增长，于是开始了“民族大迁徙”。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也就是日尔曼人征服西罗马帝国，建立蛮族国家的过程。蛮族国家的建立，确立了以隶农制为特征的个体性小生产方式，而个体性生产是封建制产生的基础，由此，西欧封建制度产生。

三、法兰克国家的封建化

法兰克人征服高卢之后，通过国家政权作杠杆，将罗马奴隶制解体时产生的封建因素和日尔曼人氏族制度解体时出现的封建社会因素逐渐综合，形成一种新的封建制度。法兰克封建化的内容包括三个阶段：(1)自主地阶段(6世纪中叶-8世纪初);(2)采邑阶段(8世纪-9世纪);(3)封地(领地)阶段。

1.马尔克公社土地所有制与自主地的形成

公元6世纪初颁布的《萨利克法典》是法兰克国家封建化早期习惯的汇编，其中土地占有形态有：公社所有和王室与地主所有。其是马尔克公社土地所有制的集中体现。马尔克是日尔曼人氏族制度解体时形成的农村公社组织，其以地域关系为基础，其中规定农民的房屋及其园田地为家庭私有;耕地仍属公社所有，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森林、牧场、水源为集体所有，共同使用;每个社员的共用权是平等的。这样，土地的占有、使用、处分的权能被分割了，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演变 篇7

1 农民土地私人所有权的确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中央人民政府在废除国民党政府《六法全书》的基础上, 为建立全新的土地产权制度, 着手新中国土地立法工作。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以下简称《土地改革法》) ,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规定土地制度的法律文件, 第一次通过法律手段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从而彻底推翻了封建地主私有制, 建立了农民土地私有权, 这是我国农村土地农民私人所有权的确立时期。

《土地改革法》首次提出了我国土地的两种所有制, 一是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一是国家的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法》第1条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 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 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该法第10条规定:“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除本法规定收归国家所有者外, 均由乡农民协会接收, 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斜的贫苦农民所有, 对地主亦分给同样的一份, 使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 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第15条规定:“分配土地时, 县以上人民政府得根据当地土地情况, 酌量划出一部分土地收归国有, 作为一县或数县范围内的农事试验场或国营示范农场之用。此项土地, 在未举办农场以前, 可租给农民耕种。”第18条规定:“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荒地、大荒山、大盐田和矿山及湖、沼、河、港等, 均归国家所有, 由人民政府管理经营之。其原由私人投资经营者, 仍由原经营者按照人民政府颁布之法令继续经营之。”为了确保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实现, 该法第30条规定:“土地改革完成后, 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 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 一律作废。”

中国首部《土地改革法》的出台, 从经济制度上而言, 是中央人民政府在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对土地财富进行的一次分配, 使国家和农民共同成为战乱结束后最基本财富资源的所有者, 既稳定了民心, 又为发展农业生产及开辟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道路奠定了基础。从法律制度上而言, 是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尚无《宪法》的情况下, 首次以专门法的形式, 创设了土地的国家所有制和农民个人所有制, 以法律的形式界定了国家土地所有权和农民个人所有权, 使得国家和农民共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成果的受益人, 并以法律的形式, 废除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 以政府发放土地所有证的形式, 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 确认国家及农民土地权利并加以保障。因此中国首部《土地改革法》, 是一部震撼历史的法律, 它的出台及实施, 对新中国土地经济制度及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54年9月20日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以下简称《宪法》) ,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 这部《宪法》对新中国土地改革的成功以及《土地改革法》所确立的国家和农民土地所有权法律制度加以确认 (该法第8条规定,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 。该法同时对《土地改革法》尚未明确的一些土地资源归属问题加以明确 (该法第6条规定, “矿藏、水流, 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 都属于全民所有”) 。更为重要的是, 该法首次确立了我国土地制度上通过征收、征用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宪法原则 (该法第13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 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 。

2 农民个人土地所有权向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发展

随着土改工作的推进, 在农村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美好愿望, 可是连年战事造成的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流失, 客观上使得农田耕种因劳力的匮乏而效力低下, 农村集体化运动随之兴起。1953年开始, 中央人民政府在农村推行了初级农业合作社, 农民以土地入股, 集体耕种, 收益分红原则经营土地, 由此开始了中国农民土地私人所有权向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发展的合作化阶段。

在农村大力推行合作化运动的同时, 我国也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而对农业的改造目标则是农业集体化。1956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该章程确立了对农业生产资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方针。在其指引下, 1956年开始全国推行高级农业合作社, 直至1958年全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 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阶段的集体化运动, 迅速把农民的私有土地转变为集体所有, 把农民土地私有制改造成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 拉开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从农民个人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转变的序幕, 农村土地“队为基础, 三级所有”的制度逐渐成型, 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至此形成。

1962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次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 (简称《人民公社60条》) , 该条例第21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 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 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 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 “生产队所有的土地, 不经过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这样, 通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执政党权力的非常规运用, 将1950年的《土地改革法》规定的并为1954年《宪法》所确立的农民土地所有权, 变更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刚刚获得的土地财产, 以入股参社的方式, 和平地失去。对这一制度的改变, 从某种意义而言, 是我党及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国家的发展, 为了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 以调整土地资源的归属方式, 以牺牲农民土地私人所有权为代价而做出的选择。

鉴于这种政策文件对原有《宪法》确立的土地私有制度的否定及非常规运行, 该条例第20条明确规定:“这种制度定下来以后, 至少30年不变。”有学者对这一制度的变迁, 认为“我国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我党在1956年开始违背客观规律, 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观意志下, 对农民个人土地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剥夺的产物。这种土地所有权的出现是公权的作用下形成的”。

在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除确认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外, 允许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此处虽未明确该自留地的所有权归属, 但在客观上保留了私人所有的性质。到了1982年《宪法》, 则明确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 该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 也属于集体所有。”此时, 我国彻底以《宪法》的形式否定了农民土地个人所有权, 完成了《宪法》程序上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建立。

1986年6月25日,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关于土地资源管理、全面调整土地关系的法律, 该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该法第8条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 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此时, 依据宪法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专门法的形式, 完成了对《人民公社60条》规定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法律确认程序。

3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演变与我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紧密相连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 在任何社会里, 人们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占有土地, 并构成一定的土地所有制关系, 就必然存在对土地所有制的确认和保护。一定社会的所有权法律制度, 是一定社会形态的所有制经济制度在法律上的反映, 与一般财产的所有权比较, 土地所有权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及法律制度, 属于社会制度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演变, 客观反映了这一辩证关系。

第一, 农民土地私人所有权确立, 是新中国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 建立社会主义新政权的必然选择。

回顾中国历史, 自夏商开始确立了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 中华民国政府虽然推崇共和理念, 但在土地制度上依然保留了封建土地私有制。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 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 必须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实行农民土地所有, 因此, 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随即展开, 这一运动的成功, 使全国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土地, 实现了中国农民几千年对土地财产拥有所有权的梦想, 同时, 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农民当家作主的社会现状, 无疑对人民民主政权的稳定及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 农民土地私人所有权向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转变, 是特定的历史时期, 我党以调整土地资源的归属方式, 以牺牲农民土地私人所有权为代价而做出的选择。

1950年土改结束后, 我国农村虽然实现了农民对土地的个人所有, 可是却面临着非常实际的困难——劳动力的短缺。解放前国内连年战事, 导致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从军, 以妇女、老人为主力的农村劳动力, 没有对土地进行高效开发的能力。土地收益匮乏, 国内农业供给相对有限, 难以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 国家急需改变土地开发效力低下的情况, 所以, 进行土地改革,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成为必须考虑的问题。《人民公社60条》的出台,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 我党做出的果断决定。

第三, 农民土地私人所有权向农民集体土地所有制转变的方式, 是以党的决议方式进行, 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通过党的决议的方式, 对现行法律制度加以修订或制定的先河。

《人民公社60条》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十次全会通过的决议, 其性质属于党的会议文件。而前文所述1950年的《土地改革法》及1954年的《宪法》当时尚为有效的法律文件 (《土地改革法》直至1987年11月24日根据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对1978年底以前颁布的法律进行清理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决定方停止实施, 而1954年《宪法》直至1975年才修订) , 该两部法律所确立的农民土地私人所有权制度, 从法律意义上此时并未加以调整或废止。因此, 《人民公社60条》对农民土地私人所有权向农民集体土地所有制转变的规定, 是通过执政党权力的运用进行的, 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通过党的决议的方式, 对现行法律制度加以修订或制定的先河。

之后, 在中国历史上通过党的决议对现行法律制度加以修订或制定的方式, 延续至今。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及土地利用提出了具体措施, 其中关于土地经营方式的内容, 演变为之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自1983年开始在全国广大农村全面推行。

2008年10月12日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 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提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 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要推进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 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 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等一系列惠农措施。

至此, 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法律确认程序历经32年才完成。

摘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演变, 经过了从农民私有权向集体所有权发展两个阶段。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演变与发展, 客观反映了我国国家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科学认识集体土地所有权演变历史, 对完善农村土地权利体系, 推进我国土地制度改革, 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农民土地私有权,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演变

参考文献

[1].刘俊.中国土地法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

第二章土地所有权 篇8

2014年，11月2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指出，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规范有序流转。

集体土地承包权、所有权不得流转

近年来，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林权等各类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需求明显增长，许多地方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和服务平台，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提供了有效服务。

据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普遍存在，截止2014年6月底，中国土地流转面积已经达到3.8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8.8%，达到2008年土地流转面积的3.5倍。其中，各类专业大户达到367万户，还包括98万个合作社。

然而，需求的增长并不能让市场自觉形成完善的交易秩序，各地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发展并不平衡，其设立、运行、监管都有待规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云华表示，现有的农村产权交易机构不仅有国企、事业单位，还确实存在一部分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从事该项业务经营。《意见》对此进行了明确，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是政府主导、服务“三农”的非盈利性机构，可以是事业法人，也可以是企业法人，设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要由当地政府审批。

此外，《意见》强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以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集体林地经营权为主，不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依法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集体土地承包权。张云华表示，将土地经营权从原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独立出来，形成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格局，旨在让土地在流转过程中的权属更加清晰，流转不会侵害农户承包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利益。

“一块土地从物质上看不出来产权所属，只有在权利系统里明确产权界定，才能保护农户和集体的利益。”张云华解释称，集体土地所有权不能流转保护了集体所有的权利，而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集体土地承包权亦不能流转则是保护了个体承包方的权利。

县一级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将成主体

针对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的构成，《意见》提出现阶段市场建设应以县域为主。县、乡流转服务平台是交易市场的主要形式，确有需要的地方，可以设立覆盖地（市）乃至省（区、市）地域范围的市场，承担更大范围的信息整合发布和大额流转交易。

“目前我国产权流转的需求比较旺盛，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大户、合作社等处于扩大生产规模、提升服务质量的目的，寻觅更多的土地资源。”张云华表示，未来县一级的交易平台将成为市场主体，通过互联网、新媒体等技术手段信息整合度和便捷度都将提升，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值得关注的是，《意见》对能进场的农村产权交易品种进行了明确规定，主要包括：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林权、“四荒”使用权、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农业生产设施设备、小型水利设施使用权、农业类知识产权等。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此前也表示，改革开放至今，除了所有权以外，农村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大部分时间是合二为一的，统称土地承包经营权。三权分置以后，农民可以放心地把自己的承包地转让经营，获得租金，同时又不用担忧失去对土地的承包关系，为土地在更大范围内优化流动配置和发挥作用拓展了巨大空间，也为形成多元化的农地经营模式创造了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