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承诺

中国入世承诺（通用8篇）

中国入世承诺 篇1

中国入世议定书

加入WTO后，摆在我们各行各业干部，群众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尽快地普及WTO专业知识，深入研究有关规则，并在此基础上，尽快培养出我国自己的WTO专业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在今后的国际经贸大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为了帮助大家了解WTO各项立法，中国入世相关法律文件以及中国入世关税减让状况，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有关专家，根据外经贸部网站公布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关法律文件的英文本，并参考了世贸组织网站的有关文本翻译了《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国入世关税减让表》和《中国入世法律文件》，供各级领导、相关企事业、相关研究人员学习、参考。按照WTO的有关规定，只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的议定书才具有法律效力，中文版只是个参考译文，且以国家向全社会公布中文版的内容为基础，敬请广大读者注意。

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文版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

序言

世界贸易组织(“WTO”)，按照WTO部长级会议根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WTO协定》”)第12条所作出的批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

以及中国是《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创始缔约方，

注意到中国是《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最后文件》的签署方，

注意到载于WT/ACC/CHN/49号文件的《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工作组报告书”)，

考虑到关于中国WTO成员资格的谈判结果，

协议如下：

第一部分总则

第1条总体情况

1.自加入时起，中国根据《WTO协定》第12条加入该协定，并由此成为WTO成员。

2.中国所加入的《WTO协定》应为经在加入之日前已生效的法律文件所更正、修正或修改的《WTO协定》。本议定书，包括工作组报告书第342段所指的承诺，应成为《WTO协定》的组成部分。

3.除本议定书另有规定外，中国应履行《WTO协定》所附各多边贸易协定中的、应在自该协定生效之日起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履行的义务，如同中国在该协定生效之日已接受该协定。

4.中国可维持与《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2条第1款规定不一致的措施，只要此措施已记录在本议定书所附《第2条豁免清单》中，并符合GATS《关于第2条豁免的附件》中的条件。

第2条贸易制度的实施

(A)统一实施

1.《WTO协定》和本议定书的规定应适用于中国的全部关税领土，包括边境贸易地区、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其他在关税、国内税和法规方面已建立特殊制度的地区(统称为“特殊经济区”)。

2.中国应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适用和实施中央政府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或外汇管制的所有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发布或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措施(统称为“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

3.中国地方各级政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措施应符合在《WTO协定》和本议定书中所承担的义务。

4.中国应建立一种机制，使个人和企业可据以提请国家主管机关注意贸易制度未统一适用的情况。

(B)特殊经济区

1.中国应将所有与其特殊经济区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通知WTO，列明这些地区的名称，并指明界定这些地区的地理界线。中国应迅速，且无论如何应在60天内，将特殊经济区的任何增加或改变通知WTO，包括与此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

2.对于自特殊经济区输入中国关税领土其他部分的产品，包括物理结合的部件，中国应适用通常适用于输入中国关税领土其他部分的进口产品的所有影响进口产品的税费和措施，包括进口限制及海关税费。

3.除本议定书另有规定外，在对此类特殊经济区内的企业提供优惠安排时，WTO关于非歧视和国民待遇的规定应得到全面遵守。

(C)透明度

1.中国承诺只执行已公布的、且其他WTO成员、个人和企业可容易获得的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TRIPS或外汇管制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此外，在所有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TRIPS或外汇管制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实施或执行前，应请求，中国应使WTO成员可获得此类措施。在紧急情况下，应使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最迟在实施或执行之时可获得。

2.中国应设立或指定一官方刊物，用于公布所有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TRIPS或外汇管制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并且在其法律、法规或其他措施在该刊物上公布之后，应在此类措施实施之前提供一段可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意见的合理时间，但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确定外汇汇率或货币政策的特定措施以及一旦公布则会妨碍法律实施的其他措施除外。中国应定期出版该刊物，并使个人和企业可容易获得该刊物各期。

3.中国应设立或指定一咨询点，应任何个人、企业或WTO成员的请求，在咨询点可获得根据本议定书第2条(C)节第1款要求予以公布的措施有关的所有信息。对此类提供信息请求的答复一般应在收到请求后30天内作出。在例外情况下，可在收到请求后45天内作出答复。延迟的通知及其原因应以书面形式向有关当事人提供。向WTO成员作出的答复应全面，并应代表中国政府的权威观点。应向个人和企业提供准确和可靠的信息。

(D)司法审查

1.中国应设立或指定并维持审查庭、联络点和程序，以便迅速审查所有与《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4”)第10条第1款、GATS第6条和《TRIPS协定》相关规定所指的法律、法规、普遍适用的司法决定和行政决定的实施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此类审查庭应是公正的，并独立于被授权进行行政执行的机关，且不应对审查事项的结果有任何实质利害关系。

2.审查程序应包括给予受须经审查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企业进行上诉的机会，且不因上诉而受到处罚。如初始上诉权需向行政机关提出，则在所有情况下应有选择向司法机关对决定提出上诉的机会。关于上诉的决定应通知上诉人，作出该决定的理由应以书面形式提供。上诉人还应被告知可进一步上诉的任何权利。

第3条非歧视

除本议定书另有规定外，在下列方面给予外国个人、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待遇不得低于给予其他个人和企业的待遇：

(a)生产所需投入物、货物和服务的采购，及其货物据以在国内市场或供出口而生产、营销或销售的条件;及

(b)国家和地方各级主管机关以及公有或国有企业在包括运输、能源、基础电信、其他生产设施和要素等领域所供应的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和可用性。

第4条特殊贸易安排

自加入时起，中国应取消与第三国和单独关税区之间的、与《WTO协定》不符的所有特殊贸易安排，包括易货贸易安排，或使其符合《WTO协定》。

第5条贸易权

1.在不损害中国以与符合《WTO协定》的方式管理贸易的权利的情况下，中国应逐步放宽贸易权的获得及其范围，以便在加入后3年内，使所有在中国的企业均有权在中国的全部关税领土内从事所有货物的贸易，但附件2A所列依照本议定书继续实行国营贸易的货物除外。此种贸易权应为进口或出口货物的权利。对于所有此类货物，均应根据GATT1994第3条，特别是其中第4款的规定，在国内销售、许诺销售、购买、运输、分销或使用方面，包括直接接触最终用户方面，给予国民待遇。对于附件2B所列货物，中国应根据该附件中所列时间表逐步取消在给予贸易权方面的限制。中国应在过渡期内完成执行这些规定所必需的立法程序。

2.除本议定书另有规定外，对于所有外国个人和企业，包括未在中国投资或注册的外国个人和企业，在贸易权方面应给予其不低于给予在中国的企业的待遇。

第6条国营贸易

1.中国应保证国营贸易企业的进口购买程序完全透明，并符合《WTO协定》，且应避免采取任何措施对国营贸易企业购买或销售货物的数量、价值或原产国施加影响或指导，但依照《WTO协定》进行的除外。

2.作为根据GATT1994和《关于解释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7条的谅解》所作通知的一部分，中国还应提供有关其国营贸易企业出口货物定价机制的全部信息。

第7条非关税措施

1.中国应执行附件3包含的非关税措施取消时间表。在附件3中所列期限内，对该附件中所列措施所提供的保护在规模、范围或期限方面不得增加或扩大，且不得实施任何新的措施，除非符合《WTO协定》的规定。

2.在实施GATT1994第3条、第11条和《农业协定》的规定时，中国应取消且不得采取、重新采取或实施不能根据《WTO协定》的规定证明为合理的非关税措施。对于在加入之日以后实施的、与本议定书或《WTO协定》相一致的非关税措施，无论附件3是否提及，中国均应严格遵守《WTO协定》的规定，包括GATT1994及其第13条以及《进口许可程序协定》的规定，包括通知要求，对此类措施进行分配或管理。

3.自加入时起，中国应遵守《TRIMs协定》，但不援用《TRIMs协定》第5条的规定。中国应取消并停止执行通过法律、法规或其他措施实施的贸易平衡要求和外汇平衡要求、当地含量要求和出口实绩要求。此外，中国将不执行设置此类要求的合同条款。在不损害本议定书有关规定的情况下，中国应保证国家和地方各级主管机关对进口许可证、配额、关税配额的分配或对进口、进口权或投资权的任何其他批准方式，不以下列内容为条件：此类产品是否存在与之竞争的国内供应者;任何类型的实绩要求，例如当地含量、补偿、技术转让、出口实绩或在中国进行研究与开发等。

4.进出口禁止和限制以及影响进出口的许可程序要求只能由国家主管机关或由国家主管机关授权的地方各级主管机关实行和执行。不得实施或执行不属国家主管机关或由国家主管机关授权的地方各级主管机关实行的措施。

第8条进出口许可程序

1.在实施《WTO协定》和《进口许可程序协定》的规定时，中国应采取以下措施，以便遵守这些协定：

(a)中国应定期在本议定书第2条(C)节第2款所指的官方刊物中公布下列内容：

-按产品排列的所有负责授权或批准进出口的组织的清单，包括由国家主管机关授权的组织，无论是通过发放许可证还是其他批准;

-获得此类进出口许可证或其他批准的程序和标准，以及决定是否发放进出口许可证或其他批准的条件;

-按照《进口许可程序协定》，按税号排列的实行招标要求管理的全部产品清单;包括关于实行此类招标要求管理产品的信息及任何变更;

-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所有货物和技术的清单;这些货物也应通知进口许可程序委员会;

中国入世承诺 篇2

关键词：入世议定书,文本解释,国际条约

一、中国因议定书而涉诉案件概述

经笔者研究发现, 因中国被诉违反《议定书》的案件共26起, 其中DS451DS450DS419DS378DS373DS363单独援引《议定书》Part I, para.1.2条作为事实依据, 而在案件DS432DS431DS433DS398DS395DS394中《议定书》Part I, para.5.1, Part I, para.5.2, Part I, para.8.2, Part I, para.11.3则作为主要起诉依据。美国、欧盟等国频频援引中国的《议定书》中的相关条款作为起诉的理由, 无疑将探究《议定书》的法律性质的探索推至风口浪尖, 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思考。该《议定书》作为《WTO协议》的组成部分本无可厚非, 至于它是否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条约还需通过法律解释的基本方法寻求依据。

二、文义解释下《议定书》及相关承诺作为国际条约的分析

在法律解释的框架下, 文义解释被当做解读文本的基本方法, 并成为法律解释方法的首选。[1]文义解释即根据文字字里行间所传达的讯息进行平义解释。根据该解释规则, 《议定书》及相关承诺之所以成为国际条约, 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 《议定书》及相关承诺作为《WTO协定》的组成部分, 符合国际条约的构成要件

议定书常用作一个主条约的附属文件, 以补充、说明、解释或改变主条约的规定。这种附属文件是广义条约的一种, 而且也是主条约的一个组成部分。[2]中国《议定书》总则部分第1条第2款中明确规定:“本议定书, 包括工作组报告书第342段所指的承诺, 应成为《WTO协定》的组成部分”。而《WTO协定》是包含《GATT1994》、《服务贸易总协定》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在内的框架式的贸易规则, 其法律属性为国际条约。因此, 《议定书》理应定性为国际条约。

另外, 中国“入世”的法律文件是双边谈判和多变谈判的结果, 中国作为申请加入方与工作组WTO成员之间进行的市准入谈判是双边谈判。《议定书》和《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 (下简称《报告书》) 的谈判和起草过程是多边谈判。《议定书》是确定中国作为申请加入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文件[3]。既是通过谈判而签订的法律文件, 且规定了权利与义务的具体内容, 《议定书》的法律性质自然变得毋庸置疑。

(二) 虽同属《WTO协定》的组成部分, 但《报告书》与《议定书》却不是附属关系

虽然《报告书》与《议定书》同作为中国入世签订的一揽子法律文件, 它作为对谈判过程的记录, 是对《议定书》中的有关条款进行的细化和说明, 虽与《议定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但其性质却不同。国内有学者不认为《议定书》是国际条约, 也多因《报告书》难以定性的干扰。根据《议定书》第二部分第1款的规定:“本议定书所附减让表应成为与中国有关的、GATT1994所附减让和承诺表及GATS所附具体承诺表”, 可见《报告书》不属于《议定书》的组成部分, 因此探究《议定书》的法律性质应与《报告书》相分离, 不能一概而论。

(三)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的规定, 《议定书》符合国际条约的定义

《维也纳条约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就解释条约而言, 上下文除指连同弁言及附件在内之约文外, 并应包括 (a) 全体当事国间因缔结条约所订与条约有关之任何协定; (b) 一个以上当事国因缔结条约所订并经其他当事国接受为条约有关文书之任何文书”。第三款规定:“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者尚有; (a) 当事国嗣后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 (b) 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 (c) 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由此可见, 《维也纳条约法》通过解释之通则明确了国际条约的外延, 而《议定书》作为《WTO协定》的组成部分, 以签字或其他方式予以接受, 自然符合国际条约的属性。

此外,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为证实由适用第三十一条所得之意义起见, 或遇依第三十一条作解释而 (a) 意义仍属不明或难解;或 (b) 所获结果显属荒谬或不合理时, 为确定其意义起见, 得使用解释之补充资料, 包括条约之准备工作及缔约之情况在内。该条恰好可以说明《报告书》仅为辅助、补充资料, 用以解释、说明相关条款的具体内容, 而非条约本身。通过《议定书》与《报告书》的鲜明对比, 充分反证出《议定书》作为国际条约的法律属性。

(四)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相关规定, 《议定书》是需经登记的国际条约

《联合国宪章》作为习惯法, 在约束成员国行为及所签署的法律文件方面被广泛援引, 在其102条第一款中明确规定:”一、本宪章发生效力后, 联合国任何会员国所缔结之一切条约及国际协定应尽速在秘书处登记, 并由秘书处公布之。”在《议定书》中第三部分最后条款中第4项也明确指出:“本议定书应依照《联合国宪章》第102条的规定予以登记”。由此推之, 《议定书》在联合国秘书处进行登记后, 符合援引国际条约前提, 可见《联合国宪章》从习惯法的角度证实了《议定书》的法律性质。

三、结语

既已明确《议定书》的法律性质, 中国政府在应诉WTO争端案件时应参考入世的承诺, 利用WTO规则积极参与争端解决机制活动, 以巩固国际地位, 享受WTO组织带来的机遇, 并妥善应对挑战。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解释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11.

[2]李浩培.条约法概论[M].2版.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1.

履行入世承诺　中国获得高分 篇3

中国履行入世承诺取得长足进步

2003年以来中国在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基本遵守了入世承诺时间表，实质性地履行了各项义务。

在货物贸易领域，2004年中国大幅度削减了关税，当年工业品平均关税水平由11.5%降低到2004年的10.6％, 农产品平均关税则从 16.8%降低到2004年的 15.6% ，降幅达到6.98%，是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在非关税措施方面，只有汽车等35个税目保留数量限制非关税措施，并将于2005年1月1日最终取消。此外，对于关税配额产品的管理透明度不断增加，进口关税配额量持续增长。通过降低关税和提高关税配额量，市场准入机会进一步扩大了，农产品市场也得到了进一步开放。

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在银行、保险、证券、分销、法律及旅游等服务领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从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的贸易与投资法律环境，使商业条件愈发成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境外企业的投资。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抓紧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并将尽快发布实施，同时，2003年底颁布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降低了外资进入银行服务业的门槛。不仅如此，中国还颁布了一些超出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举措，如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QFII）等。

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加入WTO以来，中国各级政府不断加强执法力度，同中外企业积极沟通，打击侵权盗版行为。中国清理了大批法律法规，全国共清理与外经贸有关的法律法规2300多件。中国的法律制度逐步健全，贸易政策的透明度不断增强。2004年4月6日颁布了新《对外贸易法》，并已于同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在外贸权开放方面比中国加入WTO承诺的时间提前了半年。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致力于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处理同其他各国间的多、双边经贸关系。以中美关系为例，在2004年，中美两国政府和商界通过双边磋商的方式妥善解决了集成电路增值税和无线局域网安全标准问题，避免了可能的贸易摩擦。在美国过去三年对全球出口增长缓慢的背景下，美对华出口增长了76％。同时，中国政府排派出若干采购团赴美，以积极的态度解决中美间存在的贸易逆差。此外，在一项针对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调查中，60％的公司表示中国以积极的态度履行了加入世贸组织承诺。

问题仍然不少

在法规透明度方面，中国各部委与外国商界之间就行业规章广泛征询法律草案意见时仍小心翼翼，并且是有选择性的，而且各部委间的做法也大相径庭。同时，尽管商务部世贸组织通报咨询局的设立已经成为反映WTO相关问题的重要渠道，但中国在投资和商业环境以及政府部们间规章重叠的问题上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在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中国使用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阻碍进口，在农产品关税配额制度的实施方面缺乏透明度，同时通过增值税退税，减低铁路运费和装卸费补贴等手段继续对农产品实行补贴。

在贸易权和分销权方面，在2004年4月16日頒布的《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中，外国投资分销公司开设新店铺应符合所在城市发展规划的规定给予了地方官员自由裁量权，可能会被用作限制某个城市外资分销营业网点数量的市场准入壁垒。2004年2月4日发布的《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可能在许可申请的审查中产生地方保护主义。同时，外资在货运和物流领域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

在标准制定方面，中国开始表现出想用强制性标准来保护国内市场，排挤外国竞争的迹象。中国许多标准化工作组拒绝外国公司参与标准化草案的制定，某些信息技术标准委员会对参加公司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使企业难以全面参与标准制定，从而引发侵权纠纷。另外，中国的标准执行和认证程序模糊不清且互相重叠，各部门检测要求互相重复，造成产品上市延迟。

在国民待遇方面，快递领域中的邮政普遍服务基金以及邮政专营的定义仍存在一些问题，同时也缺乏独立监管机构和新的许可制度。

提出几点建议

在知识产权方面，应在刑事执法、行政执法、立法和监督、市场准入和宣传方面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例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部门之间的协调力度，建立一个有效的执法体系；完成并公布刑事处罚的司法解释；改进海关执法工作，减轻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负担；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有关互联网公约；改善合法商品的市场准入，打击电影、书刊、音乐非法复制品的黑市；打击地方保护主义；积极开展公众宣传教育活动。

在法规透明度方面，可以考虑在法律草案起草阶段就进行意见征询，征询范围可扩展至贸易法律法规之外的其他行业的法律法规，并在法律法规生效前设置90天的公开评论期。

在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应当注意所颁布法律的科学依据；进一步提高关税配额分配透明度；修改入境许可证签发程序；建立符合WTO规则的关税配额管理制度；解决小麦和玉米等农产品增值税问题以及全面履行世贸组织和《中美农业合作协定》有关承诺。

在贸易权和分销权方面，在制定《对外贸易法》和《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过程中，应公布细则草案并广泛征求意见；不应利用地方的城市区划规定限制外国零售业的市场准入；应在商务部成立专门部门解决可能引发的地方保护主义做法。

在标准制定方面，中国应允许外国企业参与中国标准制定工作，组建新的跨部门委员会，加强协调，消除重复性标准和测试。中国的标准工作组应制定合适的符合国际惯例的知识产权政策；在认证方面，逐步建立一次认证、型式认证、一个标识的认证体系。

入世10年对中国法治的影响评述 篇4

上传: flzhiying 更新时间：2011-12-12 阅读：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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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至今已经整整10年时间，入世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在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刻历史经验和教训基础上确立的国家方略，其本身的确立和实现并不是WTO使然，但纵观中国入世前后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入世10年来国家法治建设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不得不承认，加入WTO对中国法治的影响之大是任何其他国际组织无法比拟的。

一、加快了中国经济法律的现代化进程

从1999年开始，中国遵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所作的承诺，系统全面地清理了现存经济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到2005年底，中央政府制定、修改了《对外贸易法》等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覆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透明度、贸易政策的统一实施等各个方面。

此次史无前例的修法工作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首先，是修法的规模大，从国家法律到政府颁布的法规、规章，从中央立法到地方立法，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及各级政府均参与到修法工作中；其次，是修法的内容多，WTO协定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此次修法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外商投资、海关管理、国内税收等多项法律制度；此外，此次修法涉及面广，不仅涉及对外贸易、投资等经济法领域，而且涉及行政法、知识产权法、法院司法审查制度等诸多领域。从最终的效果上看，此次修法工作加快了中国经济法律的现代化进程，为中国成为当今世界上的经济大国、贸易大国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二、推动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进步

入世前后，为了改变中国知识产权立法落后且与WTO规则不相适应的局面，中国先后修改了《专利法》（2000年）、《商标法》、《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2001年）、《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等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法规，并建立起保护知识产权的大范围综合管理体系，通过成立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组并在法院建立

独立的知识产权审判庭等举措加大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这些发展和进步主要是中国市场经济日益发展以及全民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提高所推动的结果，但WTO独特而严格的规则义务要求无疑是外在、直接的巨大作用因素。10年后的今天WTO对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影响仍在持续，并不断加大。

三、透明度原则对法治政府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透明度原则是GATT/WTO体制中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为了履行我国承担的WTO协定义务，我国采取了大量的立法、行政措施，打破了诸多传统上的清规戒律，真正实现了经济政策制定、立法、决策的公开、透明。

新制定的《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使立法公开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公开、透明成为国内立法活动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些法律、法规特别要求在立法过程中，要通过书面征求意见、召开研讨会、座谈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和通过新闻媒体、国际互联网等多种途径，公开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给予社会公众和各利益方充分发表评论的机会。近年来，中央政府采取各种有利措施加强各级政府政务公开的力度。这与WTO要求的透明度原则及其带来的现代意识密不可分。

四、促进了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

根据WTO规则建立并执行司法审查制度是成员方的一项国际条约义务。入世前后，中国已对原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司法审查制度作出修订，将原来不属于法院司法审查范围的相关事项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例如，2000年新修订得到《专利法》规定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确权和宣告无效均由人民法院终审，2001年新修改的《商标法》删除了有关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裁定为终审裁定的规定，增加了当事人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颁布了《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审理反补贴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新司法解释。所有这些举措意味着中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在内涵上更加丰富、在外延上得以拓展。行政法治上的这些进步不仅仅对国际贸易案件产生直接影响，对于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影响将是全局性、长远性的。

五、促进了法制的统一实施

法制统一性是WTO对成员方的一项基本要求,加入WTO意味着保障国内法制统一成为中国的一项国际义务。加入WTO十年来，中国政府针对地方保护主义这一严重影响国家法制统一性的顽疾采取了各种有力措施予以消除，取得良好效果。尽管在法制统一性方面已取得巨大进步，但对于幅员辽阔、地区差异甚大的中国来说，法制统一性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最终还是要靠自身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家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来实现，但WTO体制对于中国法制统一性的促进作用毋庸置疑。

六、扩大了国际法在中国的影响

加入WTO以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国际法的传统观念。迄今为止，中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共参与了104起案件，其中主动提出申诉的有8起，被诉21起，作为第三方参与了75起其他成员方之间的案件，单从数量上看，中国就已成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最重要参与者。在上述案件中，中国有胜有负，但不论胜负均对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乃至国内立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例如，我国对美国针对我国钢铁产品采取的保障措施向WTO提出申诉，并最终获得支持，美国政府不得不于2003年12月取消了该案涉及的歧视性保障措施。2011年3月，WTO上诉机构推翻了专家组对于中国诉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案作出的裁决，认定美国政府采取的相关措施与WTO规则不符，这是我国取得的重大胜利。中国政府对WTO作出的对我不利裁决坦然面对，并且及时采取措施调整了国内相关法律和政策。为执行WTO裁决，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0年3月对《著作权法》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同年3月国务院决定修改《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相关内容。此次修订《著作权法》如此之快，令人感叹，这种效果是目前任何一个WTO以外的国际组织力所不及的，WTO对我国国内立法的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扩大了国际法在中国的影响。

七、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立法中的地位

WTO多哈回合谈判是新世纪伊始的第一次多边谈判，作为WTO的正式成员方，中国已从多边贸易规则的被动适应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中国积极参与各项议题的谈判并提出各种方案，特别是在WTO法律规则的制订、修改和完善过程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特别是成功克服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影响，为中国在国际经济规则谈判中提升话语权和谈判地位提供了强大基础。中国在国际经济立法中地位的大幅提升是中国成功入世带来的巨大辐射效应，10年来中国参与WTO多边贸易体制法律实践所形成的经验、乃至教训为中国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经济立法提供了宝贵经验。

八、丰富了法学研究和教育的内涵

在中国，GATT/WTO法律制度及其理论长期被忽视，但在2001年左右，国内法学界对WTO法律制度的研究便呈现出一篇繁荣景象，形成一股罕见的热潮。自上世纪末开始涌现出大量关于WTO法律制度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例如，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图书数据显示，自1999年至今，该馆收藏的关于WTO研究的图书就达371种之多，同期收藏的博士论文多达130篇。北大法律信息网查询的结果显示，在自1997年至2010年中国核心法律期刊发表的WTO法研究论文就达869篇。中国学者还翻译了GATT之父约翰·H·杰克逊教授、柯蒂尔教授、彼得斯曼教授等国际著名WTO法学者的重要论著。美国学者秦娅曾经说过：“这一时期，中国出版的与WTO有关的图书和论文可能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总和”。

综上可见，加入WTO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作用和影响几乎涉及中国法律制度的全部领域。WTO倡导的市场经济、自由贸易、法治精神推动了中国的法治建设全面进步。1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诸多方面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治还有很大距离。在国际上，中国已从入世之初努力适应主要由欧美制定的WTO规则转变为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实践者，能否适应这一转变、促进国际法规则朝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无疑是中国面临的一项新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来说，或许下一个10年更加值得期待。本文载于2011年10月出版的《中国经贸》杂志2011年10月中国加入世贸十周年特刊，第40-45页。

作者简介：

中国入世承诺 篇5

张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务日语专业，南京 21004

4摘要 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我国商业制度环境明显改善，对外贸易高速增长，跃升为全球第三位贸易大国。贸易顺差连年扩大，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大量吸引国外直接投资，对外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建立，贸易大国地位得以确立。然而，这些繁荣所伴随的贸易摩擦增多、外贸经济效益低下、环境代价高昂等不和谐音也日益突出。在此，本文将通通过浅析我国外贸发展中的进出口贸易规模与结构、外贸依存度、贸易条件以及产业竞争力等几个主要方面分别加以计量检验和比较研究来分析入世前后我国对外贸易的总体变化状况，进而探寻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路径，为实现贸易强国目标献策。

关键字 贸易 WTO 外贸

1.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历程

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历史性变化：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社会主义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体系。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作为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大力改革外贸宏观调控体系的同时，对原有高度集中的经营体制也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是对国有外贸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核定地方和外贸总公司的出口收汇、上缴外汇和经济效益指标;各专业外贸进出口总公司与大部分省市外贸专业分公司脱钩;取消对出口的财政补贴，大力推行外贸企业自负盈亏。实行以大类商品区分的全国统一的外汇留成比例办法，为企业平等竞争创造条件;对国有外贸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

1.1 我国的对外贸易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成功应对各种挑战，对外贸易赢得了历史上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期。2001年我国进出口总值为5097亿美元，2004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7年再破2万亿美元大关，2008年达到25616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4倍多。2002-2008年，我国进出口总值以年均25.9%的速度增长，7年进出口总值合计10.5万亿美元，占我国60年进出口总值的71%以上。

我国从小额逆差转变为巨额顺差，从外汇极度短缺发展成为外汇储备全球第一。1950-1977年，由于各年的进出口规模较小，各年的贸易差额也较小，其中新中国成立的头6年全部为逆差，平均每年逆差约8.5亿美元，其后年份为小额顺差或逆差；1978年以来，随着进出口规模迅速扩大和出口竞争力显著增强，相应的顺差大幅增加。1995年贸易顺差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达到167亿美元。2005年一举突破1000亿美元，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8年接近3000亿美元。货物贸易的大额顺差导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出现了长期顺差状态，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8年末达到1.9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六十年来，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1950年我国进出口总值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0.9%，到2008年达到8%以上。其中，我国的出口总值在1950年全球排名列第27位，经过30年徘徊到1980年上升到第26位，此后排名直线上升，1990年列第15位，2001年列第6位，2004-2006年稳居第3位，2007-2008年上升到第2位，我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加工生产基地。

1.2 加入WTO

2001年9月12日至17日，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18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此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多边文件提交总理事会审议。会议宣布结束中国工作组的工作。随后与会代表以热烈的掌声表示了对中国的祝贺。这标志着中国将被这一世界最大的经济贸易组织正式接纳为成员。

1.2.1 WTO的定义

WTO是世贸组织的英文简称。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1995年1月1日正式开始运作，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莱蒙湖畔。世贸组织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组织，在调解成员争端方面具有更高的权威性。世贸组织与世界银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并称为当今世界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

2.入世前后我国外贸依存度及其比较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化的加强直接促使了我国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

2.1 入世之前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外贸体制改革的着力点，主要是从政府直接管理向间接调控过渡，由指令性计划为主向市场调节为主转变，国家逐步开始运用价格、汇率、利率、退税、出口信贷等经济手段调控对外贸易。20世纪90年代后，将外贸体制改革与调整汇率和 关税 等配套进行，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官方汇率与市场浮动汇率并轨。外贸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完善，外经贸协调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2.2 入世之后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系统调整、清理原有法律法规，按世贸规则建立了新《外贸法》、《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及配套部门规章的三级法律框架体系，使货物进出口管理实现了法律化和规范化;降低了 关税 与非 关税 壁垒，实行国民待遇原则等等。我国外贸体制在更加开放稳定透明、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进程中不断完善，日臻成熟。

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外贸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宏观管理逐步走上以经济、法律手段调控为主的轨道;经营主体多元化格局形成;外贸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度进一步增强，涉外法规日益健全;外贸中介服务体系开始形成;外贸经营的领域和渠道进一步拓宽，总体效益和竞争能力大大提高。

2.3变化趋势

2.3.1 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

50年代，我国出口商品以农副产品为主，其占出口总值的比重平均为42.2%；进口主要是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其占进口总值的比重高达92%。60至70年代，我国农副产品出口比重下降到30%左右，轻工业和重工业产品出口比重逐年上升，其中轻纺产品到70年代末所占比重上升至35%以上；同时，由于60年代初我国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大量进口粮食、棉花和食糖等生活资料，其进口约占进口总额4O%左右，对保障供给、解决人民生活需要起了重要补充作用。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生活资料进口比重基本上维持在20％左右。

改革开放促使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原材料和机械设备的需求不断扩大，进口与出口相应增长。整个80年代，工业制成品出口与进口所占比重都有大幅度提高。198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接近出口总值的一半，达到49.7%，1989年上升到71.3%；同期，工业制成品进口也快速增长。1980年工业制成品进口比重为65.2%，1983年提高到72.8%，1984-1989年，一直保持在80%以上。

90年代，机电产品成为进出口的主力商品，特别是机电产品进口，对加快我国企业技术改造步伐、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1990年机电产品出口110.9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17.9%，到1998年，机电产品出口扩大到665.4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36.2％，成为我国出口第一大类商品。同期，机电产品进口更多，1990年进口214.4亿美元，占进口总值的40.2%，1998年机电产品进口638.7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45.6%。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进出口产品构成进一步发生变化，以IT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进口高速增长，2002年至2008年七年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进口的平均增速分别高达36.8%和2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20.8%上升到2008年的29.1％，进口比重从28.1%上升到30.2%。

2.3.2贸易方式不断创新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以前，我国的对外贸易方式相对比较简单，主要同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政府间签订协定、进行记帐结算的易货贸易方式；同少数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采用国际上通用的现汇贸易方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贸易的发展，在大力开展一般贸易的基础上，我国采用了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和进料加工等灵活多样的贸易方式，在技术进出口中还采取了提供技术许可、顾问咨询、技术服务、合作生产等多种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对销贸易，与周边国家广泛开展边境贸易等，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在各种新型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的发展最为突出。1981年加工贸易只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6%，一般贸易占93.5%。此后，一般贸易比重逐步下降，加工贸易则逐年上升，到1996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比重首次超过一半，达50.6%，1998年最高上升到53.4%，此后又开始缓慢下降，2008年回归到41.1%。在短短的30年时间里，加工贸易从较小规模发展成长起来，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对外贸易方式，为推动我国外贸和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3.3 贸易伙伴多元化

建国初期，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国际市场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1951年，我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为52.9%，1952年至50年代末，都在70%以上，其中对苏联的贸易额约占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当时我国通过贸易和使用苏联政府贷款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156项重点建设项目的成套设备和技术，为我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

80年代末我国提出了“市场多元化”战略，全方位发展对外贸易并将其作为国家战略予以实施。经过多年的努力，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明显成效，我国的贸易伙伴不断增加，目前已遍及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2008年，我国前十位最大的贸易伙伴依次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韩国、台湾、德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对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合计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78.4％。

2.3.4 自由贸易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进入新千年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以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形式的区域贸易安排不断涌现。自2003年以来，我国自贸区建设从无到有，迄今，我国与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非洲的29个国家和地区建设12个自贸区，涵盖2008年我国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智利自贸区，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中国-新西兰自贸区等等，促进了双边与多边贸易的大幅度增长。同时，我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包括沙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6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冰岛、秘鲁等的谈判也在积极推进之中。

3.总结与展望

六十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经历了曲折艰难，也创造了辉煌成绩，在世界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虽然已成为贸易大国，但是距离贸易强国还有很长的路。我国粗放型的贸易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扭转；脆弱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已无力继续支撑大规模出口。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将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任务。

参考文献

[1] 国际贸易实务 周连忠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1日

[2] 中国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经验研究沈坤荣2003

中国入世承诺 篇6

为了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与世界知识产权规则接轨，入世前夕我国立法部门先后对三部主要知识产权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做了较大程度的修改。其目的十分明确，履行我国在加入WTO时，就知识产权问题作出的承诺。而在修改过的三部主要知识产权法中最显著的莫过于在知识产权法上的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因为一方面在于它与原有中国知识产权法中“重行政，轻司法”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在于它的确立与我国正在实行的依法治国战略和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相吻合。

一 司法审查制度在知识产权法上的确立。

与原有三部旧法相比，新修改不久的三部主要知识产权法律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司法审查制度在知识产权法上的确立。

从法学基本理论上讲，司法审查与司法纠济基本同义。即对于权利受害方，无论其权利是受到相对个体、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侵害。还是受到行政机关的侵害，也不管这种侵害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只要权利人向司法机关请求或在特定情形下，司法机关依职权，对权利受害人给予补偿的一种保护途径。相对于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和近代社会的私力救济而言，司法救济在性质上一种公救济，也是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

司法审查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政府的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具有代表性，法院对政府的命令、决定、裁决等抽象的和具体的行政行为都有权审查。根据宪法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和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审查政府行为的程序是否合法；根据联邦法院判例审查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审查备受重视。因为首先它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之一。作为强势一方的国家和政府其行使职权时，难免会对公民、法人或其他弱势方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因此，权利必须受权利制约。而这种制约的最好体现是权利个体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根据国家的法律，向专门履行司法职能的司法机关起诉，请求制止权利的不正当使用。其次，在近现代的国家机构的构建中，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相比，司法机关始终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因此，要想真正实现法治就必须提高司法机关的地位，使其能够真正行使自身的权力。而通过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控制，不失为一个提高自身地位、制约权力滥用、保障合法权利的有效途径。

在知识产权执法方面，原有的三部知识产权法重行政保护，轻司法救济。作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显著特色——行政保护（执法），长期以来在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中居于特殊地位。当然，这对于当时的知识产权保护而言已经足够了。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行政执法的确立不失为一条经济、快速、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途径。因为在打击盗版、查处侵权假冒商品方面，行政执法拥有司法救济所无可比拟的优势。而且行政执法也与中国当时不重视法治的社会大环境相适应。但总的来说，作为保护知识产权的一个有效手段——行政执法，在今后的世界知识产权保护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并且WTO法律文件对知识产权的国击保护规定了行政复审与司法审查两种途径。表现在TRIPS协议第三部分“知识产权执法”第二节“民事与行政程序救济”中仍肯定了通过行政手段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然而，纵观修改后的三部主要知识产权法律，我们仍然能够明显感觉出司法救济即司法

审查加强的趋势。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历程看这同样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从相对松散的WIPO到1979年的东京回合谈判的“准司法模式”再到WTO中的TRIPS协议关于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这一切都表明了司法审查制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就国内而言，表现在：行政执法相对于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而言，具有下列特点：经济它省去了繁琐复杂的司法程序能够使广大知识产权权利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有效的保护；快速，它不必经历相对“漫长”的诉讼时段，只要知识产权权利人发现他人侵权并找出相应的证据然后向行政机关请求就可以快速制止侵权人的侵权，从而有效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利益；有效，长期以来无论国内外行政手段相比司法保护而言，都是最有效的手段，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具有司法保护所“无可比拟”的优势。新修改过的三部知识产权法分别都确立了相应的司法审查。例如新《专利法》第41条第2款规定：“专利申请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该法第46条第2款、第55条也有同样规定。新《商标法》第43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该法第46条、第49条、第50条也有同样的规定。新《著作权法》第55条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些条款，明确表明了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知识产权法上的确立。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知识产权法上的确立既是我国入世后在知识产权法上与TRIPS协议相接轨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同时，也是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具体体现。

二 司法审查制度在知识产权法上确立的成因。司法审查制度在TRIPS协议中的重要地位。

司法审查（judical review）是WTO所规定的透明原则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TRIPS协议作为WTO系列法律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继承了GATT（1994）的许多基本原则，透明度原则即属其一。显然司法审查同样也是TRIPS协议中的重要原则之一。例如在TRIPS协议第三部分“知识产权执法”第41条中（4）项规定了相应的司法审查条款。

“Parties to a proceeding shall have an opportunity for review of final administrativedecisions and of at least the legal aspects of initial judicial decisions on the merits of a case.”

（1）即“对于行政的终局决定以及至少对案件是非的初审司法判决的法律问题，诉讼当事人应有机会提交司法当局复审。”此条款明确规定，对于行政的终局决定和初审后的司法审判如果权利人认为不合法可以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司法机关必须接受。而而我国原有专利法第条第款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宣告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无效的请求所作出的决定为终局决定。对于行政终局决定当事人一般不可以再有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修改后的新专利法第条第款明确规定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新旧两法相关条款的截然不同明确反映了TRIPS协议中司法审查制度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影响，也体现了其在TRIPS协议中的重要地位。此不难发现司法审查尤其是对行政行为的司法控制在TRIPS协议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这在知识产权法上的确立也有利于在知识产权贸易中贯彻执行透明度原则。司法审查制度是使TRIPS协议在世界知识产权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保障。

当今世界主管世界知识产权事务的两大重要国际组织分别为：1970年建立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而WTO对知识产权事务的管理主要体现在TRIPS协议中从WIPO到世界知识产权领域出现了两足并立之势这种趋势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在于WTO中的协议对知识产权事务的规定具有约束性和较强的操作性与缺乏有力的保障机制的WIPO相比，TRIPS协议在知识产权执法方面极大地赋予了相关当事人对行政终局决定的可诉权因为纵观法律其是否有效最根本在于其是否在社会中被执行和遵守。而行之有效的司法救济制度无疑成为法律作用得以最终实现的根本保证。从WIPO到WTO的分化演变`的事实更加体现了司法审查这一制度是使TRIPS协议在知识产权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有力保障（因为一般国际条约之所以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归根结底在于其先天缺乏强有力的司法保障机制，如曾被人戏称为“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

TRIPS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要体现在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在国际上，体现在TRIPS协议第三部分“争端的防止与解决”中这主要是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其中明确规定对通过的专家组报告不服的当事人可以通过上诉机构请求复审；在国内上体现在协议第三部分知识产权执法中这主要集中在第节民事与行政程序及救济中和第一节总义务即第条第项。TRIPS协议第三部分知识产权执法详细的规定了各成员国对知识产权的诉权保护程序公正和司法救济协议对各成员国的国内司法审查的高标准要求是通过强化司法审查机制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控制和防止行政权力滥用而实现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协议的各项规则在各成员国内得到切实的执行与实施。也正是这样，TRIPS协议才受到了各成员国的信赖从而使协议在世界知识产权领域中成为了一条最重要的国际准则。司法审查制度在知识产权法上的确立也是我国实现法治目标的要求和体现。

作为当今世界各国间贸易的主要组织WTO，同时又是一个具有高度法治化的组织。作为法律文件之一的协议很显然也是高度法治化的产物素有知识产权领域国际宪法之称的TRIPS协议其法治化表现一方面在于将知识产权的原则性要求规范化制度化另一个方面就体现在TRIPS协议第三部分规定的行政机关必须接受司法审查即TRIPS协议中确立的司法审查制度因为协议在各成员国具体体现，表现为由行政机关将协议的相关规定在国内首先适用，而通过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与控制，从而起到强有力的保障作用有人曾将TRIPS协议中的司法审查制度称为保护知识产权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也是法治化的要求与体现。当今的中国正处于实现依法治国的征程中将司法审查机制引入中国有利于促进中国法治的进化，实现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

入世后的中国同时也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任。TRIPS协议中知识产权执法所要求的司法审查，可以从外部推动并促进中国社会向法治目标迈进因为作为成员国这个战略目标有利于提高我国的法治水平，并将实质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司法救济一向是法律规定的终局性救济途径。而法治要求一切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和争端都可以提交法院审查或解决这也是法学理论中的“司法最终裁决原则”的体现司法救济的范围和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一国法治水平的高低。“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审查制度的发达的程度和审查范围的大小，往往是其法治水平的重要杠杆，而法治水平发达的国家，其不将司法审查作为法律救济的终局手段，且司法审查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及这本身就是人类发治发展的必然成就和趋势。”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很容易看出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知识产权法上的确立。这既是与国内国外法治环境相适应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知识产权与世界接轨的必然要求。

三 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知识产权上的确立对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的影响。有利于实现我国的依法治国战略，提高我国法治水平。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认识到了司法审查制度在知识产权法上的确立有利于改善我国的法治环境促进我国法治化进程的进行。但真正实现司法审查制度在知识产权法上的确立与完善归根结底在于我国法治水平的提高我国之所以在司法审查范围上对TRIPS协议各成员国作出广泛的承诺主要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贸易政策的透明度和法治程度的担心。他们希望其国民在中国的知识产权贸易中得到可靠有效的法律保障。而且司法审查制度在中国知识产权法上的确立，可以促进其增强与中国从事贸易的安全感。有利于在知识产权领域，充分促进我国知识产权的发展实现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战略。

有人认为在知识产权法上确立司法审查制不利于我国知识产权的发戴蒙德展因为TRIPS协议是由发达国家制定出来的。例如：美国乔治顿大学法学院R-教授所说的，包括TRIPS协议在内的所有WTO规则不仅在理念上是美国式的连措词都是每国式的虽然这种看法反映了一定的客观事实。（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经常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各种国际条约中，以利于实现其国家利益。）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知识产权法上的确立更容易充分促进我国知识产权的进步与发展，从而实现中国的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主要表现在：

（1）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与控制，促使行政机关不敢随意滥用行政权力，从而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这样有力于更大地激发起创造力。从而促进我国知识产权的充分发展；

（2）确立司法审查制度，可以营造良好的国内保护知识产权法律环境，使发达国家机关权利人“放心大胆”来中国运用其知识产权这样一方面在客观上带来了我国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随之技术的引进必将激发中国权利人的创造性。从而促进中国知识产权的发展与进步实现中国知识产权发展战略。

入世与中国金融法制建设 篇7

(一) 市场准入的开放承诺。

中国加入W T O后应遵循两大原则: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进入中国, 在经营范围也将向人民币、债券、国内结算等扩散。

(二) 业务范围的节节打开。

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务范围十分广泛, 进入中国的市场后, 国外的金融工具和管理经营理念引入了中国的金融市场, 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

(三) 对金融机构人员素质的挑战。

外资机构经营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都比较高, 又能支付比国内金融机构更高的报酬, 对国内优秀经营和技术人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优秀人才的流失扩大了国内金融机构在经营和技术创新大等方面的劣势, 在竞争中将处于不利的位置。

二、金融市场的开放给我国金融法制带来的挑战

(一) 从进入宏观调控角度来看, 加入WTO后, 货币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有:第一、利率的市场性将逐步加强, 需要进一步提高制度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金融开放后, 利率和汇率不再固定不变, 而更多具有市场性、灵活性, 这就需要提高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第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可靠性有待加强。我国的货币政策决策环节过多、时期过长, 这不利于货币政策的及时、公开传导, 相反, 却会引起投机, 甚至引起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第三、公开市场操作已成为我国货币政策重要的间接调控手段, 其作用日益显现, 随着间接工具的广泛运用, 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步得到推进。这样,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不再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再贷款利率, 而是要逐步过渡到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等市场利率。

(二) 加入W T O后, 金融市场的开放对商业银行经营及管理法规也带来挑战。具体说, 在银行经营管理方面, 我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有:第一、金融行业分业经营的要求, 会对国内银行业参与国际竞争带来一定的约束。外资银行大都实行混业经营, 因而具有更多的优势。我国出现的混业经营与国外的混业经营有所不通过, 我国是通过企业集团来控制参与银行、证券、保险业的经营, 而国外一般通过金融控股集团参与银行、证券、保险业。总体而言, 我国现存的分业经营的管理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第二、金融开放使银行业经营面临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 相应产生了对商业银行提高资产负债比率的要求。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以8%作为最高目标, 与国际银行业比较, 我国银行的资本金不足的潜在问题趋于突出。第三、随着金融业经营的自由化、市场化的发展, 潜在的金融风险需加以防范。我国现行银行业信息披露还不充分, 这不利于银行业的外部监管。要在加强对商业银行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的同时, 进一步增强商业银行经营的透明度, 确保金融运行平稳。

三、进一步加强我国金融法制建设的对策

(一) 完善金融立法、符合WTO标准。

加入W T O给我国的金融立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任务。首先要对现行的金融法律、法规进行全面的梳理, 修改与WTO有关规则不吻合的法律, 制订与W T O相符的法律: (1) 制订《外资金融机构法》, 一方面为外资金融机构的合法经营提供法律保障, 另一方面也可保护我国的金融安全; (2) 修改《商业银行法》, 使之更向WTO的规则和国际惯例靠拢; (3) 加快保险立法, 使保险监管的每个环节均有法可依; (4) 加快制订《外汇法》、《信托法》、《期货法》等金融法律, 以近快改变金融市场重要法律、法规不全, 某些重要金融活动无法可依的现象; (5) 出台《证券法》实施细则。《证券法》过多地代表了证券行政机构的利益, 对中小股东保护不力, 有些条款过于原则, 操作不易, 给实际执行和监督带来一定困难; (6) 制订《金融处罚条例》, 加强金融监管; (7) 完善《投资基金法》, 加强监管外资投资基金在中国设立、募集、运作和交易等活动。 (8) 制订《信贷法》、《外汇管理法》、《国有资产法》《社会保险法》等。

(二) 完善法律监管体系。

金融对外开放固然重要, 但加强对外资机构的有效监管同样重要。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该从从业标准、注册审批程序、发展防止内部风险控制机制等方面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严密监管, 特别是对于我国商业银行尚未开展的新金融业务, 要制订出相应有效的监管措施。

(三)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规范。

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信托机构等问题还很多, 加入W T O后, 意味着与国际惯例的全面接轨, 我们不能仅仅限制外资金融机构的注册、审查手续、业务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而是要加快市场化的步伐。

(四) 打击金融犯罪, 强化金融执法。

我国《刑法》就金融犯罪作了专门规定, 在证券、保险、货币、金融机构设置、信贷集资、票证、外汇、洗钱、有价证券等方面都有专门的规定, 但更重要的的在于金融执法。只有依法办事, 才能打击犯罪者、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 才能保障我国加入W T O后取得的金融成果。

参考文献

[1]、强力主编, 《金融法》法律出版社出版

[2]、《金融全球化与中国的战略对策》, 《国际金融报》2001

[3]、《WTO与我们法律面临五大挑战》, 《中国青年报》2001

入世十年后中国重在超越 篇8

“19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国际上对中国的这一评价堪称对中国入世十年成就的最好总结。是的，通过在基本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入世，中国对外经贸赢得了更可预见的发展环境，堪与尼克松访华取消对华全面贸易禁运、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相提并论，并列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经贸发展史上三大利好。

既要努力赶超，又要防止被赶超

入世以来，中国对外经贸取得了长足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皆然，且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持续优化，出口额中工业制品所占比重不断提升，初级产品占比不断下降；在工业制品出口中，技术含量较高的机电产品占比显著提高；进口额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则不断提升，工业制品占比则不断下降……凡此种种，一方面直接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出口贸易的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得以彻底摆脱鸦片战争前夜以来困扰中国160年以上的国际收支逆差压力，笼罩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头顶的国际收支和货币危机阴云散去，中国宏观经济由此赢得了良好的稳定性。

虽然目前持续巨额贸易顺差和天文数字的外汇储备貌似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众多困扰，但我们必须明白，美国胖子的烦恼与索马里饥民的烦恼有着本质的不同。与此同时，中国入世后中国出口贸易的空前扩张也伴随着进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高增长，中国以强大的进口能力和日益扩张的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越来越多的贸易伙伴经济增长，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果实。从东南亚、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巴西、安哥拉到苏丹，越来越多的贸易伙伴从中国旺盛的进口需求中受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皆然。

盡管如此，中国入世以来的不如人意之处也不可忽视：出口商品国内增值率较低，环境污染，出口企业劳工权益问题，一直未能摆脱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者身份……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正视并努力解决。但无论我们为取得这些成绩付出多少代价，中国外经贸已经取得的成绩仍然是成绩，我们只能在以往成绩的基础上寻求超越之路，不应也不能推倒重来。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我们不仅需要继续努力赶超，还需要兼顾防止被赶超，不合理地全面否认我们业已取得的成就，盲目推倒重来，只会给力图赶超中国之辈创造机遇。

寻求超越的终极出路何在？

在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之上，中国对外经贸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寻求超越的终极出路在于推动建立更合理、更符合我们利益和期望的国际经贸规则，从此前不无被动色彩的“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推动规则演化”。我们不能也无法满足于西方主导规则下的玻璃天花板，我们需要在实力基础上努力推动建立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此起彼伏的国际贸易摩擦、特别是明显不平等规则下的争端更警示我们“推动规则演化”的紧迫性。我们的西方贸易伙伴需要明白这一点，也需要明白，既然所有国际经济组织都以增进人类福利为根本宗旨，那么我们只有这样做才符合这些国际经济组织的根本宗旨，因为靠损害1/5人类的利益去增进全人类利益不过是一个黑色笑话而已。近年那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够出现“中国制造”的繁荣，前提也是中国自身的发展繁荣。

同时，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排行榜上、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排名不断提升，又显著增强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为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循序渐进赢得更大谈判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而赢得更大谈判能力，意味着中国越来越有能力超越此前被动的“与国际惯例接轨”，推动确立更加公平合理、更符合我们期望的贸易规则，进而加快改善中国在国际经贸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了这个趋势。有一种常见的说法，称中国仅仅是贸易大国而非贸易强国；此说并不完全错误，但多少失之偏颇，因为虽说“大”不等于“强”，但可持续的“强”只能以“大”为基础。

具体到当前而言，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领域寻求超越的首要任务应该是确保仍处于无限期中止状态的多哈回合“发展回合”性质不被扭曲，因为美国力推“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之举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个迄今也只有新西兰、智利、新加坡和文莱四个正式成员方的“迷你”经贸协定为什么会大有喧宾夺主跃居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角之势？在多哈回合无限期中止、重启遥遥无期的情况下，美国之所以力推TPP，重要目的之一可能是企图掌握区域经贸协定主导权，通过推动TPP这个符合他意愿的高标准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从侧面包抄，最终按照己方意愿塑造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及以后谈判面貌，使得多哈回合“发展回合”的预期目标落空。回顾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乌拉圭回合进展的历史，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风险确实存在。

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启动于1986年，在大多数议题已经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由于部分关键议题各方互不相让，致使1991年2月日内瓦乌拉圭回合终期会议磋商续会破裂。同月，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领导人宣布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1991年6月正式开始谈判，1993年12月签署协定，美国在乌拉圭回合中的许多要求在该协定中得到了更高标准的体现，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次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发达国家大获全胜，他们提出的绝大多数主张成为现实。如何才能避免历史重演，这是需要中国、乃至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力协作共同书写答案的问题。

从仰视到平视转变中的侧面努力

入世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也许是中国人面对世贸组织的心态正在发生微妙的改变，对世贸组织正在从仰视转向平视。这种从仰视到平视的转变更符合世贸组织的基本宗旨，因为世贸组织不是一个凌驾于主权国家及其国民之上的“太上政府”，而是一个为主权国家及其国民提供协调服务的自愿的国际组织；世贸组织的权力或曰影响力来自主权国家政府的授权，不是主权国家政府的权力来自世贸组织的授权；世贸组织的基本宗旨不是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追求去遵循某种至高无上的“天条”，而是通过一定的贸易安排增进世界各国的福利，实现多赢。

这种从仰视到平视的转变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入世之后的表现完全可以赢得高分；另一方面是因为世贸组织自身存在较多缺陷，其行动能力颇受拘束，在解决中国和其它很多国家面临的问题方面成绩有限。尽管如此，尽管我们不应也不可能继续把世贸组织放在类似救世主的神坛上加以仰视，但我们也不应、不可能俯视多边贸易体系。虽然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但作为一个其国民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作为一个其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遍及全球的国家，中国的最大利益仍然在于世贸组织所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以一个享受充分权利成员的身份积极参与，努力推动这个多边贸易体系健康、平稳前行，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目前在区域、双边机制上的投入与其说是代表了我国贸易政策的主流，不如说是为了推动多边机制进步所作的侧面努力。

（作者系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