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十年嬗变（共6篇）
中国入世十年嬗变 篇1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中国全面履行了入世承诺, 平均关税水平从15.3%降至9.8%, 开放了超过100个服务贸易部门, 中央政府共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 300多件, 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规19万多件。十年来, 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
★出口增长4.9倍, 进口增长4.7倍,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
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7 595亿美元, 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40%以上, 2010年达到688亿美元, 居世界第五位。
工业增长近2.7倍, 制造业进出口总额增长近5倍, 全球第一。我国汽车总产量增长6.8倍, 年产突破1 827万辆, 居世界第一。
农产品出口增长近3.1倍, 达到520亿美元, 为世界第三大农产品贸易国。
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4倍, 成为世界第三大服务进口国和第四大服务出口国。保险业总资产增长近10倍, 银行业总资产增长3倍, 电信业务总量增长6倍。
★10年前, 中国刚开始参与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时蹒跚学步, 如今已成为该机制的积极运用者, 成功处理了与主要贸易伙伴的重大双边经贸摩擦。迄今, 中国作为当事方应对和处理了31起争端, 作为第三方参与了87起争端。
★世界也分享了中国的发展红利。
中国平均每年进口7 500亿美元的商品, 为贸易伙伴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和投资机会, 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累计汇出利润2 617亿美元, 年均增长30%。
★十年来, 中国积极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提高参与全球贸易的能力, 给予41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零关税待遇, 成为他们最大的出口目的国, 十年出口到中国2 000亿美元的产品。
入世十年 中国与世界共赢 篇2
《经济》：这次调研的目的是什么？
葛志荣：我国作为世贸成员和负责任的大国，有义务和责任运用好世贸通行规则维护国家利益。这次调研的目的，是深入分析我国入世十年的进程、成绩和经验，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上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和新挑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认真总结入世十年历史经验，就是这次调研的主题。
国务院参事室非常重视这次调研。调研组主要成员有中国科学院资深专家谢又予参事、中国社科院资深专家徐嵩龄参事、国家质检总局国际标准与法规中心原副主任郭力生专家等。除了专业背景的优势外，大家对中国入世十年的经历都有着深刻的了解，熟悉国际经济形势。团结协作、深入探讨也是我们能很好完成这次调研的重要保证。
《经济》：如何评价我国入世十年来的发展成就？
葛志荣：众所周知，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初期，从党中央、国务院到各部门各地方，全面制订了入世应对方案。我国政府认真履行承诺，下了很大力气认真清理与对外经济有关的法律法规，仅中央各部门就涉及2000多项相关文件。经过共同努力，对重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中与世贸组织规则不符的地方进行了修改、调整或废止，2002年全国人大修订通过的第一部法律就是《进出口商品检验法》。这些工作体现了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严肃态度，同时对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也是有力的推动和促进。我同意一种说法，世贸原则应当看成是人类发展和现代社会文明的共同财富。世贸组织的很多原则，如透明度原则、非歧视原则、国民待遇原则等，都成为我国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坚持扩大开放可资借鉴的标尺。经过十年的不懈努力，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尊重国际通行做法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各级政府在出台新政策、新规定时也注意程序的公开透明，注意与国际规则保持一致，推进了中国经济与国际社会的融合。
入世十年中，我国更加广泛、深入、自如地融入国际经济社会，享受到作为世贸成员应有的权利，我国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条件，进入了十年发展的“快车道”。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三大国际货币基金出资国，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名列前茅，这些令人振奋的数据是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也充分证明中国政府果断决策加入世贸组织是完全正确的。
在从世贸组织的新成员到推动者和维护者的转变过程中，中国的出色表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中国入世是互利共赢，中国在世贸组织中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这种重要性必将表现得更加明显。
《经济》：请具体谈谈调研进展情况。
葛志荣：从3月下旬开始至今，调研组先后到商务部、外交部、农业部、卫生部、环保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中国贸促会等部门和辽宁、天津、上海等省市调研，走访了中国WTO研究会、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中心、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等单位。进行了二十多场座谈会，有两百余人参加。还进行了专家专题访谈，比如我们数次请教了我国前驻世贸组织孙振宇大使，在北京和上海同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主任王新奎先生进行了多次访谈。调研组还实地考察了处于经济全球化前沿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外向型企业和外资企业等。
在长达三个月的调研中，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从回顾过去到着眼今后，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令我们大大受益。调研组不但要对入世十年来所取得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更重要的是对“仍存在的既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又不符世贸规则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
《经济》：从调研的阶段性结果来看，建议会涉及到哪些方面？
葛志荣：首先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续影响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复苏缓慢，WTO多哈回合谈判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对外经贸面临诸多不利因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例如非关税壁垒包括技术性贸易壁垒加剧，反倾销反补贴手段增强，造成我国出口多方受阻，进口资源则受制约；我国与某些发展中国家因出口产品和产业结构相近引发的贸易摩擦增多等。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在全球经济、多边和双边经贸中的总体战略，应更主动更有效地运用好世贸各项原则和规则，趋利避害，化弊为利，以维护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
其次，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状况尚无实质性转变，不可预见、不可控和不确定因素增加。国内生产成本增高，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中国制造”面临严峻挑战。我国大豆、奶粉等大宗产品不仅丧失了国际市场，而且正在逐渐丧失国内市场；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有形和无形障碍在增多。这些都需要我们运用国际通行规则，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经贸体制改革步伐，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有力推进“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以获取更大发展空间。
第三，入世十年中，我们明显看到我国在制订世贸规则方面的话语权和主导力还不够强，还未发挥出代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制定国际规则的主导作用，同发达国家相比在主动运用世贸规则维护国家和企业利益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国内行业间和地区间世贸应对工作发展不平衡，很多地区和企业不善于利用世贸规则维护自身权益，反应迟缓。同十年前相比，在WTO认识、观念、体制、机制、机构、人才等方面的工作呈现出弱化状况。比如，我们深切地感到，我国应抓住入世十年的契机，如同十年前那样，在全国范围内再一次深入广泛地开展世贸知识的学习和培训活动，有力地提高各部门、各地区政府和企业的WTO工作水平。
另外，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我国有关WTO工作的协调配合机制至今仍不完善。入世前和入世初，我国各部门建立了比较密切配合的协调机制，这对于当时全国“一盘棋”共同积极应对并化弊为利发挥了非常有效的作用，但一些好的作法并未坚持下来并形成长效机制，反而正面临被削弱的趋势，这很不利于我国合法合理地运用世贸原则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发展战略。
入世十年中国得与失 篇3
2001年12月11日，历经15年的不懈努力和艰苦谈判，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个成员。回想当年海内外各界对中国入世的反应和评论，人们普遍以第二次改革和开放的高度来定义其对于中国的重大现实意义。
说入世是第二次改革，是因为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重要规则基础是市场化。始于1978年的改革，使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取代计划经济制度，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从改革的方式上来看，中国选择了更为稳妥和阻力较小的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进行局部的试验和小心谨慎的试错，注重增量而不触动存量，虽然最大限度的回避了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但也使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被暂时掩盖乃至积重难返。与此同时，政府有形之手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也不时挑战市场无形之手的主导地位。但入世有可能改变这种局面。因为多边贸易体制要求的市场化不是局部实验的市场化，而是整体推进的市场化;多边贸易体制要求的市场化不是政府营运的市场化，而是政府权力受到最大约束的市场化;多边贸易体制要求的市场化不是被利益集团绑架的市场化，而是利益集团受制于多边游戏规则的市场化。显然，这是中国入世之后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努力方向。从这个意义上，入世无疑为中国的改革进程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说入世是第二次开放，是因为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的另外一个重要规则基础是全球化。同样始于1978年的开放，是近代中国首次打开国门重新回归世界经济大家庭的重要一步。但这次开放，是整个中国经济濒临绝境的无奈之举，是填补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双缺口(储蓄和外汇)的现实之需，所以这次开放，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动的开放。是一种被动的融入全球化的过程。而且，这次开放也是中国单边向世界开放。世界并未向中国开放，中国并不能享受到作为世贸成员的最惠国待遇。但成功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之后，中国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在承担贸易自由化的义务的同时，也会充分享受到作为世贸成员所应享受的各种权利，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可以参与全球化背景下的游戏规则制定。所以，入世是第二次开放，这种开放是被动的开放转向主动的开放，是不对等的单边开放转向对等的多边开放。和先前的开放相比，入世后的开放无疑在水平上有了质的提升。
如今，中国入世已然十年，适时总结和评估第二次改革和开放的成败得失，对于今后十年乃至更长时期内，中国能否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远，就显得尤为必要。一般认为，中国入世有三大核心利益：一是提高国际地位，二是改善发展的外部环境，三是倒逼国内改革。那么，十年来，这三大核心利益是否得到了有效保障和提升，当是评估入世效果的重要维度。
首先，入世切实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入世前，中国就已经是三大国际组织中的两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因此加入世贸组织本身就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一种表现。入世后，中国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融入全球经济破除了资本、市场和技术等要素约束，实现了贸易和宏观经济的爆炸式增长，跃升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更是所向披靡，打遍天下无敌手。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稳定全球经济、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引擎。现在中国已成为世贸组织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核心成员，也是捍卫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领袖之一。
其次，入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入世前，美国国会每年一次的关于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表决都会让中国政府感到高度紧张。原因很简单，最惠国待遇和普通待遇差别极大，如果中国不能享受最惠国待遇，中国出口的竞争力将受到极大的影响。所以，当年江泽民主席非常关切入世以后美国最惠国待遇一年一审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入世后，最惠国待遇是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所应当享受的最基本的权利，可以说扫清了中国贸易发展最基本的障碍。虽然入世以来中国的贸易崛起引致了越来越频繁的贸易摩擦，中国仍然是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也是其他各种贸易救济措施重点关照的对象，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大国崛起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常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可以运用世贸组织规则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并通过参与新的多边规则的制定，来保障未来的贸易发展享有更加公平的环境。
最后，比较遗憾的是，入世对于推动国内改革的作用不尽如人意。从本质上来讲，世贸组织约束的是政府行为，而不是企业行为。所以，入世的一个美好愿景是，希望通过世贸组织所奉行的市场化原则，对于推动国内市场化进程，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打破政府支持的行政垄断等方面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确实，我们在一些方面也有所进步。例如，10年间，中国已建立符合世贸组织要求的法律体系，清理了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增强了透明度，尽可能的规范政府行为。在银行、保险、电信等重要服务部门，为外国服务提供者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准入机会，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垄断部门的竞争。可以说，入世后5年中国确实遵照世贸协定与承诺，有力并有序的推动了国内市场化进程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但也应看到，2005年后这种步伐有所放缓，在服务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很多领域没有太大的新进展，而国内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却日益突出，政府对市场的蛮横干预有增无减。可以说，中国真正入世仅仅5年。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深化开放的政策争论和来自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
“出口导向政策的隐忧”
总的来看，入世十年，在前两个核心利益上，我们做得不错，但在第三个核心利益上，就非常的差强人意了。早在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就曾在《国富论》中零散的总结出宋明以来的中国为什么逐渐走向衰败的原因，归纳起来有四点：一是贸易不足;二是没有有效的保障合约实施的制度;三是缺乏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四是国有垄断。这一论断，至今听来仍然震耳发聩。回想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真正解决了什么?只有第一个问题;入世十年来，我们真正解决了什么?也还只有第一个问题。而且，还解决得不一定好，甚至有些过犹不及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来解决贸易不足的问题，入世则进一步为这种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外部市场空间，毫不夸张地说，入世使得中国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发挥到了极致。毋庸置疑，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对于中国的贸易崛起和宏观经济繁荣居功至伟。然而，荣耀的背后却隐含着更多的深层次的忧虑。正是过于追求贸易的繁荣和宏观经济对贸易的过度依赖，才使得制度层面的深度改革被忽略和拖延。但入世十年，在整个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变增长模式抉择和转型的十字路口，理当深刻反思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所引致的一连串灾难性后果并进行适时调整。
中国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主要通过充分利用自身的廉价要素参与国际分散化生产，赢取全球化的红利。但在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主要从事简单的加工和制造，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获取的分工利得非常有限。一部在中国制造的30G的IPD在美国可以卖到299美元，可以为中国赚取150美元的贸易顺差，但真正为中国企业所得到的价值不到4美元。而且，考虑到中国制造中的外资高参与度，还有相当一部分价值被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拿走，中国所能得到的价值就更惨不忍睹了。所以，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增长仅仅具有地理统计上的意义。
从出口结构来看，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推动的主要是“两高一资”型产品的出口，这以牺牲国内的资源和环境为巨大代价。有人说，今天的中国有一点同当年的大跃进很像，那就是大跃进几乎砍光了所有的树，而今天的中国则几乎污染了所有的水，一样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同样的，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也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国民福利，并在财富分配上导致了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不仅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同时也孕育着极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即便抛开这些不论，仅从出口自身而言，由于出口的增长主要基于量的扩张(集约的贸易边际)，而缺少新的产品进入(扩展的贸易边际)，使得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增长极易遭受外部冲击的影响并同时伴随着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所以，一个很奇特的矛盾现象反复出现，一方面是贸易持续爆炸式增长，但另一方面衡量贸易利得的贸易条件却不断恶化。入世十年来尤为显著，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由于未能进行根本性的结构转变，一种恶性循环也在反复上演，即遭受外部冲击，出口下降，投资刺激，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再次依赖出口。所以，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事实上再次回到金融危机前依赖出口、依赖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的老路上去了。但是应当看到，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方面，发达国家出现了再工业化的趋势，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出口的外部市场空间将会受到极大压缩。
而且，由于长期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的环节，极大的延缓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和转型，前些年，出口导向型产业最为集中的广东试图“腾笼换鸟”，但笼子腾出来了，却很少有鸟飞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艰难转型的缩影。从企业层面来讲，也没有进行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的动力。因为出口导向型模式的基础是通过压低劳动力价格来获取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既然找几个打工妹、打工仔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冒险进行代价高昂的技术创新呢?当然，不能否认完全没有技术创新，但更多的技术创新属于资本节约型的模仿性技术创新，所以中国可以很容易山寨出iphone，但却没有一家苹果这样真正创新型的企业。要知道，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才是一个国家长期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在这一点上，日本的教训值得警醒，日本之所以失去二十年，很大程度上和日本只会模仿性技术创新密不可分。
从更为宏观层面上考虑，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所累积的巨额双顺差，形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市场压力，处理不当，将会导致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甚至陷入长期萧条。在这一点上，日本的惨痛经历同样让我们十分的谨慎。而自2006年以来，国内出现了通胀和双顺差并存的局面，米德冲突显现，更加考验政府的宏观调控智慧。面对两难局面，政府很难兼顾，在政策目标上，如果要缓和通胀，某种程度上就要以人民币升值为代价;而要稳定人民币汇率，则要容许国内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胀。但通胀和汇率升值，哪头都会触动整个社会紧张的神经，引发不满和社会动荡的担忧。此外，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所累积的巨额外汇储备，同样尤为烫手，它涉及到以巨大代价换取的国民财富是否能得到有效保障的问题。
尽管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带来了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等一系列负面影响，但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向来相信这样一种观点，在国内消费需求短期难以有效改观，投资效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唯有贸易这驾马车才能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如果贸易增长停滞，将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和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失业，不仅无法保证增长，更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此，对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的过分推崇和迷信使得其他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一缓再缓、一拖再拖。
杜钰洲:入世十年 中国发生巨变 篇4
融入全球化的里程碑
入世加速了中国纺织工业国际化的进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纺织工业的比较优势得到了较大的释放。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欧美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利益或出于政治考量，对中国纺织品服装采取极端歧视性的贸易准入政策，进行十分苛刻的配额限制，中国纺织工业的比较优势被严重束缚，致使我国纺织品服装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偏低，一些大类产品的配额数量比如牛仔裤甚至不如洪都拉斯、越南等一些国家。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作为WTO正式成员的平等身份，使我国纺织工业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释放。尽管在入世后，我国仍然在两个方面受到限制，一是特保条款，二是欧美等国家仍然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成为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障碍性因素，但中国作为WTO正式成员，在WTO原则下所享有的权利、责任是无法改变的。
自入世以后，我国首先享受到了取消配额过渡期的利好因素。在全球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纺织品出口贸易却逆势增长，增长幅度远远超出全球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增速。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一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为520.8亿美元(不含94章)，占世界出口的比重是1462％；2005年上升到1146.85亿美元(不含94章)，占世界出口的比重是24.56％。自2005年，全面取消配额之后的五年间(2006～2010年)，全球纺织品服装出口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只增长27.14％的情况下，而中国纺织服装出口却能增长80.4％。占全球纺织品服装出口比重上升到34％。入世十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外出口的第一市场仍然是发达国家，但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也非常明显。
第二，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履行承诺，对外减让关税，不但有利于国外对中国的贸易出口，也利于中国纺织工业整合世界资源，实现优势互补。
这十年，纺织品服装产业相关产业产品进口增长迅速，染化料助剂从2000年的7.5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28.63亿美元。化工原料进口额由2000年的26.35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18446亿美元，纺织机械进口从2000年的19.13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43.17亿美元，纺织品服装从2000年的138.87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达到203.2亿美元。这不仅大幅提高了中国的技术改造水平、生产工艺和产品开发水平，也加深了我国对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学习。
整合世界资源也体现在吸引外资方面。我国规模以上企业实收资本中海外资本(包括港澳台资本)，从2000年的757亿人民币，增长到2009年2375.67亿元，增长了2.14倍，在行业实收资本中的比重从29.45％上升到2009年36.85％，这一变化充分体现了我国在外资利用、技术和人才引进方面的进步。入世让我国纺织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充分发挥自身的人力资源优势、原材料资源和产业结构优势，让我国纺织行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中国改革的进程加快
加入世贸组织，让我国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具体表现在财税体制、投资体制、金融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企业机制改革同时进行，这一改革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明显增强，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不仅调动了海外资本对中国纺织工业的投入，而且使民营企业成为我国纺织工业产业的主体。规模以上纺织企业的国家资本比重从2000年的24.67％下降到2010年的3.18％。与此同时，中小微型企业成为行业重心。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小企业单打独斗的局面，伴随着企业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国东部沿海产业集群带和专业市场网络，总的生产规模约占全国的80％。目前，仅纺织工业联合试点产业升级的集群就已达179个约17万户企业，从业人员达到800万人左右，产业集群带和专业市场网络的形成直接促进了产业又好又快发展。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成为中国对内加速发展，对外扩大开放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组织结构。
中国改革进程同时加快了企业的机制体制转变，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和动力。特别是一些企业不仅引进资金、人才和技术，也开始逐步走出去，从过去的产品出口，发展到对外资本投资，向跨国企业形式发展，形成了全新的企业发展模式。
增强了内需的拉动作用
在入世以前，很多声音质疑外国的产品质量高，国内产品质量差，在关税减让之后中国的民族工业将面临发展瓶颈。而事实证明恰恰相反，这十年，并非更加依赖出口，也并非中国市场完全被欧美占领，中国纺织工业的高速发展和提升不仅出口竞争力大幅提升，而是更充分地适应了人民日益提高的衣着消费需求。与此相呼应的是，加入世贸组织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十年。中国国内需求则成为中国企业发展最主要的动力，中国市场也成为了最被国际看好的市场。主要表现在：
1、这十年国内规模以上纺织企业的总产值增长了4.25倍，其中内销产值增长了5.43倍，出口交货值增长了1.9倍。在出口空间较大的同时，内销市场比出口市场增速更快得多。
2、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得意于中国人均的衣着支出2001～2010年年均增长率已超过人均GDP的增长率，达到14.64％。入世以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扩大了我国居民对纺织品服装的需求。
3、纺织工业的发展得益于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一方面，入世以后，快速发展的纺织工业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加快了我国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提高了我国居民的消费能力，为我国纺织工业内需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产业升级
中国入世之后并没有像当初一些悲观者设想的那样停留在给外国打工的状态，而是加速了自身产业素质的提升。在回望入世十年的巨大发展历程时，纺织工业产业升级成为了最引人注目的重要一笔。
1、产业升级首先反映在技术进步上。这十年，中国纺织工业的科技贡献率大幅提高，化纤产业最为典型，“十五”、“十一五”期间，化纤产业表现为技术进步快，依靠引进消化吸收在创新和自主原创、集成创新，使国产化达到大规模、高起点、差异化从未有过的进步。化纤建设的成本比进口降低90％，产量从2000年的4.2万吨，发展到2010年3089.6万吨，翻了2.16番，国产化率达到5％以上。而且一大批新型纤维材料应运而生，成为我国材料应对各种资源风险的重要基础。纺织机械方面，尽管我们仍然大量进口，但随着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国产化新型设备已经占到全行业新技术装备投资的70％。
2、自主品牌建设得到了蓬勃发展。特别是“十一五”期间表现尤为明显，国产品牌已经成为国内消费市场的主体。纺织行业倡导的“质量、创新、快速反映、社会责任”四位一体的品牌价值体系，还在稳步提升，以此为导向的品牌生态正在形成。技术进步和品牌建设已成为纺织工业产业提升的两个重要因素。
3、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过去十年，纺织工业资本有机构成大幅提高，规模以上企业人均总资产增长了101.54％，人均总产值增长236.48％，人均净利润增長545.83％。
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我国纺织工业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国际公认，中国制造成为标签，已能适应世界任何服装纺织品种、质量的需求，成为世界大型采购商、零售商的首选。中国的创造力已明显提升，上下游都已有国际知名品牌问世。人世十年，中国纺织工业在新的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历史条件下，将进一步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对可以预测的风险，更加快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商业入世十年的反思 篇5
加入WTO十周年, 中国全面履行承诺, 内贸市场几乎对外全面开放, 而且现在对外资进入的管理权已经下放到地方, 而且可能比十年前想象的还要宽松, 外资进来还要宽松。
当然, 这十年来,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 中国商贸服务领域坚持以扩大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需求为基本目标, 全面推进改革和创新, 对这十年来的成就, 哪些是入世带来的?哪些是我们自身的改革创新带来的?哪些是我们在城市化、工业化、国际化的大进程中带来的?我想可能要全面评估, 入世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机遇和挑战, 推动了我们向前发展, 但是这十年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自主的改革、创新、发展的主要成果。
如果历数这十年来发展变化确实很大:第一, 商贸流通规模实现了新的跨越。第二, 对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扩大了城乡居民消费, 满足了城乡居民的基本需求;二是拉动经济增长, 成为稳定的力量, 如果从投资、消费和出口来看, 可能出口和投资变化都大上大下, 变化很大, 但是如果从30多年轨迹和这十年轨迹看, 消费这块稳稳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稳定力量, 而流通业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三是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应急保供、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运行方面大大提高, 这十年来有汶川地震, 有玉树地震, 有泥石流, 有很多自然灾害, 然后有奥运会、世博会等等此类的重大事件, 但是我们商业流通业在应急保供、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拉得出、跟得上、能够取得胜利, 所以是一支能战斗的队伍, 这方面也体现了我们的能力。另外创造的税收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 虽然我并不太赞同用税收衡量流通业, 因为商贸流通业本身就是一个利润非常薄的行业, 但是客观上, 我们这十年来的税收还是为国家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商贸流通现代化迈上了新台阶, 我们的商业流通业的持续发展, 物流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新型业态加快发展, 先进的流通经营和管理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对外开放呈现出新的局面。市场主体发展迈出了新的步伐, 在这十年里对推动中国流通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不仅数量进一步扩大, 而且市场组织化程度有所提高。商贸主体经济成分更加多元化, 相对充分竞争领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格局非常明显。
行政管理机制有了新的改观, 这十年来, 我们的国内贸易通过法律法规的建设, 基本搭建了国内贸易领域法律框架, 另外加强了规划的指导, 市场运行监测体系建立, 并且逐步完善, 初步建立了中央、省、市、县四级监测网络体系, 而且建立了覆盖非常大的监测信息直报系统, 还有商业信用体系等等, 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这个角度上看, 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行政对商贸服务业的管理体制也有很大变化。
历史地看这十年, 有入世给我们带来的机遇, 特别是倒逼机制促使我们发展, 当然, 我更想强调的还是与我们自身的改革、创新和我们这十年正好处在城市化加快推进的阶段, 另外工业化从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重要十年, 这些都给我们这十年带来了新的变化, 我们既要考虑评价入世对我们发展的重要性, 也要重视其它方面对整个商贸流通业发展带来的成绩。
中国商贸业的机遇、挑战与转变
实际上总结前十年, 更重要的是未来我们怎么发展, 总结成绩的同时, 我们还要看到未来我们实际上中国商贸业的发展还任重道远。
如果说从重大机遇来看, 中国未来无疑还面临着非常重大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机遇, 比如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 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四化”, 但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未来十年, 这几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说城市化, 到2015年大约接近14亿人口, 这个增长必然带动消费总体规模的增长, 大体上6.2亿左右的人已经进入到城市, 整体消费规模会大大增加。2015年城市化率可能达到52%左右, 城市化的过程里, 每年份都有八百到一千万人进入城市、在城市生活, 已经进入城市消费体系, 大大促进整个中国消费的增长, 所以给我们的商贸流通业带来很大机遇。
还有居民收入的增长, 我们所谓的“两个同步”, 中央在“十二五”已经确定了, 另外消费结构的升级, 社保体系的完善, 使居民没有那么大的后顾之忧以后消费会进一步增长, 这些都是给我们带来的机遇。
当然, 我们还要看到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商贸流通业的忧患意识, 我认为可能还要进一步增强, 因为我们可能会碰到前30年、前60年都没碰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些现在已经对我们产生很大影响, 比如各种要素资源到了集中的成本上升期, 这是前30年没有遇到的, 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支撑了我们的发展, 到现在为止, 土地、能源、原材料、人工成本所有叫做要素的东西都在大幅度上涨, 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 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商贸流通业, 成本上升的可能更加明显。而且还有供给不足问题, 劳动力可能供给不足, 土地供给不足, 甚至电力、能源都有可能供给不足, 这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或者遇到的程度不像现在这样明显的。
此外, 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而且同质化的、同构化竞争, 原来老怕“狼”来了跟我们竞争, 现在叫“与狼共舞”, 包括内贸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是同构化和同质化的, 差别不是很大, 中外之间的竞争, 还有我们内部之间的竞争, 将来可能进一步白热化。而现代化水平将加大市场开拓能力的挑战。
网络市场发展也带来了新的变革和经营、发展和行政管理上的挑战。阿里巴巴一个指令出来, 就引发了一些网络群体的攻击, 还有政府、企业管理创新能力都面临新的挑战, 消费安全特别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上升到非常高的高度, 消费者一时也增强了, 特别是系统性、连带性风险加大, 一个企业问题可能带来整个行业陷入困境, 比如双汇出了问题, 连带整个肉类行业出现大的问题, 三鹿奶粉带来整个中国奶制品行业低迷, 连带性和系统性奉献给我们商业零售业会带来很大的挑战。经营方式的变革和创新, 以及绿色低碳经营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商贸业绿色低碳还有很大文章可做;另外消费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 对流通主体诚信度要求不断提高, 以及我们商贸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不断地提高, 这样的一些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种情况下, 在我们冷静地评价和反观中国入世十年发展的时候, 我们更要强调我们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和问题, 转变发展方式势在必行, 在这个时候更应该提出这样的战略任务, 我们现在的发展方式仍然以粗放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为主, 大量地跑马圈地, 管理模式上缺乏精细化管理, 成本控制能力比较弱, 是我们普遍的问题, 比如零售业在盈利模式上多数以引场进店和联营为主, 并不是说就一定不好, 在这个阶段也有其合理的内在要求。只是我们自营比例过低, 商业竞争能力可能就弱下去了, 未来的竞争能力呢?
在营销模式上, 打折、促销的简单价格战还是我们的杀手锏, 其它的竞争呢, 差异化的竞争手段呢, 在经营模式上雷同, 同质化严重, 缺乏差异化创新, 另外产业链整合比较薄弱, 工商关系上普遍存在相互挤压、合作不足、摩擦不断, 有一度甚至比较紧张;在人才聚集方面, 信息化建设方面, 节能减排方面, 我们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特别是在结构上, 我们流通业的主体结构规模偏小、行业零售度过高。如何将规模偏小的零售商用组织化程度组织起来, 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而且在组织结构上, 连锁经营为主的现代组织方式占的比例很小, “十一五”我们确定的目标只有一项没有完成, 是我们的连锁化率。
另外批发业发展水平能力偏低, 高质量的批发体系在我们国家并没有建立起来, 商贸物流业的物流成本仍然很高, 商贸业和物流的融合发展现在还有很大差距, 另外生产资料流通的组织效率亟待提升, 行业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管理职能的转变仍然需要加强。
虽然我们要总结入世十年的成绩, 但是更要看到我们的问题, 冷静地思考、谋划我们未来的发展, 转变发展方式, 从数量型、外延型的扩张向效益型和高效率发展方式转变。另外, 坚持调整和优化结构作为我们整个商贸服务业调整的方向, 我们说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和科学发展是“十二五”的主题和主线。
商品市场如何和服务性市场发展结合?商贸业里商贸服务业这块相对非常薄弱, 如何提高这块的发展。以科技进步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 在“十二五”规划里已经明确提出来。另外, 加快电子商务的发展, 协调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发展方式也要提到议事日程, 进一步优化流通布局, 从国家来看, 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以及八大城市群推进战略, 都将带动整个商贸业空间布局上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特别是以高铁为主的现代交通网络体系, 可能会对中心城市商业带来变革, 从武汉三小时到广州, 从广州很快到了香港, 对很多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和物流节点城市都会带来非常大的变化。
当然, 还要坚持开放, 进一步坚持开放, 走出去, 过去是单边开放, 中国一下子把大门打开, 现在我们到外边去还带来很多问题, 有的大门说是开着, 但是不一定进得去, 这些年我们也在出国访问时看他们商贸业走出去的情况, 应该说是不容乐观的, 如何坚持走出去,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竞争的同时, 我有一个观点, 中国的市场就是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在中国的市场上你的竞争力很强, 已经是国际竞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但在这种前提下, 我们仍然要走出去, 在全球布局我们整个的商贸业的大的格局。
中国入世十年嬗变 篇6
100年后的2001年，进口汽车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缓慢地增长了一个世纪后，其时已经执行了10年的“配额”枷锁终于因为中国加入WTO而确定了开锁的日期，在此之前，社会各层面随着1990年代向市场经济迈进而带来的对汽车的高度需求，已经让当时的国内几大汽车企业做到了车价高企、单车暴利，更让非法的走私汽车猖獗有加、屡禁不止。
按照中国政府的承诺，经过3年汽车进口关税的逐步下调后，到2005年，《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出台，宣告了中国汽车进口的配额时代“寿终正寝”，诸多跨国汽车企业终于不用再面对那些“更像是一个政府机构”的国内汽车贸易企业去借道进入中国市场，而是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划，成立独资的自有汽车品牌总经销商，从而在中国进口汽车市场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
与此同时，受中国汽车产业“以技术换市场”政策和依旧相对高企的税费政策的双重影响，数家跨国车企巨头继德国大众之后，开始着手与国内车企成立合资公司。2003年和2005年，华晨宝马和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先后挂牌，德系三大巨头领先一步形成了鼎立之势。
早在1997年就进入中国的通用，于2004年以上海通用的渠道将旗下的高端品牌凯迪拉克引进中国，向中高端市场布局。事后来看，这是这家美国百年老店在2009年申请破产保护前为数不多有远见的决定之一。
宾利、劳斯莱斯、迈巴赫、兰博基尼、保时捷、法拉利等顶级豪华车则通过在中国的授权经销商，开始获得傲人的销售业绩。这些原本普通中国人只能对着汽车杂志图片啧啧赞叹的“艺术品”，虽然不可能“驶入寻常百姓家”，但在经济发达城市的街道上，也开始让人对实物一饱眼福。
整车与零件的同步井喷
2006年，《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仅仅开放了一年，中国汽车市场就以强劲的姿态第一次冲到了全球汽车市场的第二位，让各路跨国汽车巨头为之侧目，纷纷开始调整原来的市场重心。
中国汽车市场到2010年之前的进口格局也大致在2005～2006年之间奠定：从数量上来看，轿车仍是进口主力，而越野车、SUV进口则高速增长，由于国产汽车对中小排量进口汽车的替代效应逐渐显现，轿车进口渐趋大排量、高档化趋势。
从类别上看，这一时期进口车车型主要集中在：奔驰S级、宝马7系、雷克萨斯、奥迪A8等高档豪华轿车；如奔驰ML级、宝马X5、保时捷卡宴、大众途锐、陆虎等高档豪华SUV；各类超豪华大排量超级跑车和小排量个性化汽车；以及最新推出的各种款式新颖的中档车。除了整车进口外，CKD（Complete Knock-Down，完全散件组装）方式在合资车企里也占据了一定比重。
在停止“配额”的当年，为了应对开放的进口汽车市场，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商务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其中规定：“进口零部件的价格总和达到该车型整车价格的60%及以上的构成整车特征，将按整车税率征收进口关税”。
尽管这项政策因为涉及对WTO相关条款的违规于4年后停止执行，但它的影响其实更加巨大，与消费者印象里琳琅满目、光鲜不已的整车市场相比，汽车零部件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相关利润丝毫不输于整车产业。“整车特征”的出台，无疑成为外国零部件企业进入中国汽车配套市场的一个重大契机，掀起了在中国投资设厂的高潮。仅仅几年，大部分跨国汽车企业的零部件配套体系都已经在中国建立了独资或者合资企业，随之形成了目前中国汽车市场中的轿车，特别是中高档轿车领域，基本上是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生产的产品提供配套。
目前中国的汽车零部件进口主要集中在发动机、车身及附件、传动系三大关键部件上，总金额的比重从2001年的21.78%一路飚升到2009年的71.68%。总体来看，外资独资、合资企业在中国汽车零部件配套市场上所占综合比重在60%左右，而在轿车零部件市场所占综合比重在80%左右，在中国汽车发动机、电子产品及高端技术领域所占比重在90%以上。
高速增长中的重新洗牌
2005年以后，中国政府对进口汽车的管理逐步从直接管理转向以引导、规范为主的间接管理，中国进口汽车市场平稳实现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而进口车与国产车“品种互补、错位经营”的格局也得以进一步深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让提早进入中国站稳脚跟的几大德系豪华车品牌窃喜，也令一些一直仍以美国为市场重心的日系、美系品牌醍醐灌顶，将战略重心向中国市场倾斜，希望亡羊补牢做到后来者居上。如此局面下，尽管不少西方财经媒体以酸葡萄心态持保留意见，中国进口汽车市场的火仍旧越烧越旺：2009～2010年，中国汽车市场连续保持了全球销量第一。
进口汽车市场连续数年两位数速度的持续攀升也带来了各大品牌激烈的竞争，其佐证就是中国进口汽车市场中高端车型的更新换代与国际市场开始“同步”。甚至不少进口车型的“全球首发”都选择在中国进行，与国内合资企业诸多经济车型“几代同堂”并列于市场的局面产生了强烈对比。
汽车进口配额时代只能在汽车杂志上看国外新车上市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上了年纪的人的记忆，排除诸多豪华品牌“饥饿营销”战略的造势，中国的富豪阶层如今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可以通过4S店和“小贸”渠道，几乎买到或定制任何一款他们在资讯里看到的车型，车主们在网络论坛里甚至可以通过详细的使用感受彼此交流同一款进口车型的中规、美规、欧规，甚至是中东规格的差异。
这种“用户体验”体现了活跃在进口汽车市场的各类经销商向集约化、规模化贸易服务商和零售商转变。如今，天津和大连保税区里的“汽车城”已经不再是中国的富豪阶层去买进口车的不二选择，越来越多的品牌已经将营销渠道的触角伸到了二、三线城市以及那些因为资源产业而暴富的地区。
如今，奥迪、宝马、奔驰、雷克萨斯等豪华车品牌已经从曾经的短期市场策略转向未来市场占有率的竞争。他们一方面通过推出低端豪华车产品冲击不同层面的细分市场，另一方面在产业链条已经相对完整的前提下对产品本土化层面重新权衡。在商务化、身份化层面市场份额已经相对固定的今天，豪华车品牌年轻化、个性化、运动化趋势已经与国外区别不大，各大品牌都在进一步挖掘潜在市场，而本土化、国产率的提高，则能保证产量的提高和价格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