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思想

入世思想（通用12篇）

入世思想 篇1

老子是我国古代的大哲学家。他的思想自古至今如同“柔弱之水”源远流长。无论天地还是圣人, 都在效仿自然之道的衣养万物而不自为主的谦卑;按照“道”的秉性来休养身心, 完善自我道德;依照“道”的特性适可而止或知足知止的追求人生价值。

一、自我道德的完善

1、少私寡欲

少私:就是减少自己的私欲。寡欲:指减少私欲, 减少贪念。在朱晓鹏所著的《老子哲学研究》中, 将欲分为自然之欲和人为之欲。自然之欲:根据人的自然本性所具有的生存之欲, 即食色之欲。人为之欲:追求过多的物质享受和欲望的满足。人应该将欲望遏制在自然之欲中, 不应该过度的享受对身心有害的欲望。

老子提出“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 (第十三章) ”, 老子认为应该追求适当的娱乐, 鄙弃过度的享乐。因为他们不仅给身体造成伤害, 而且有损于内在精神的修养。“持而盈之, ……莫之能守 (第九章) ”, 此三句推及到欲望, 阐述了“过犹不及”的道理, 与其日益膨胀自己的欲望, 走上一条不归路。不如安安稳稳的处在一种适当的状态。“无欲”并不是弃绝一切欲望, 而是摒弃人为之欲。老子也主张追求自身适度的欲望, 希望有甘甜的饮食、安乐的居所和欢乐的习俗。

2、知足知止

知足者富 (第三十三章) , 只要能够满足自己的日常生活需求, 就是富有。例如庄子所说的“晏鼠饮河, 不过满腹”, “鹩鸟巢林, 不过一枝”。晏鼠喝水, 不过是填满自己的肚子。鹩鸟搭建自己的屋舍, 也只不过需要几根树枝。过犹不及, 对于晏鼠来说, 反而会撑坏它的肚皮。对于鹩鸟, 也不过是增加了房屋构造的复杂性而已。

因此, 老子认为, 热衷于追名逐利的人有害于自己的名誉, 所以在社会生活中, “适可而止”方能保持其自身的长久。切不可妄纵贪欲, 否则自食恶果之期不会太远了。因为人类的贪念比无尽的灾难, 惨痛的祸害更让人不寒而栗。所以保持自身最大的法宝便是知足。

二、不争中的以退为进

老子极力推崇我们应该拥有一种天下之至柔的水的品质。因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 (第八章) ”, 水养育万物而不为主且不与他们争名夺利, 还经常处于众人都所厌恶的卑贱之地。所以水的处下, 不争, 守柔, 处弱, 是一种逆向的处世哲学。

1、守柔处弱

知其雄, 守其雌, 为天下溪……知其容, 守其辱, 为天下谷。 (第二十八章) 其大意是知道自己力量的雄厚, 却要安守雌柔, 甘愿成为天下水流归往的溪涧。知道其明亮, 却要坚守暗昧, 并以此作为天下的法式。知道自身的荣耀却仍要坚守自己的卑贱, 甘愿成为天下最低贱的山谷。

老子所讲的守柔处弱, 实质上是让你拥有谦虚谨慎, 虚怀若谷, 不自见, 不自是, 不自矜, 不自伐的品质。然“不自见故明, 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不自矜故能长, 夫唯不争, 故莫能与之争”。 (第二十二章) 所以“以其不为大也, 故能成大 (三十四章) ”。正是由于它的处下, 守柔才能成就它的大。因此, 老子的思想并不是消极避世的, 他的不争并不是不思进取, 而是保持一种虚怀若谷的心胸去包容万物。

2、柔弱胜刚强

柔弱胜刚强在《道德经》中体现在“故坚强者死之徒, ……强大处下, 柔弱处上。 (第七十六章) ”。老子还发现有旺盛生命力的事物都是有韧性的, 而即将或已经死亡的事物都是僵硬易折的。韩愈有诗云:“自从齿牙缺, 始慕舌为柔。”所以强大者将慢慢地衰落, 而柔弱者最终会逐渐走向上方。

老子一直坚持“守柔处弱”的状态, 是因为他认识到自然万物都是处在由弱到强, 再由盛转衰的无限循环中。要想一直保持自身的强盛, 就要一直坚守自己的柔弱。他还坚持“不争”, 而不争者如天下谷, 山川河流都归附于他。如水, 处众人之所恶, 却无坚不摧。如朴, 其“虽小, 天下莫能臣 (第三十二章) ”。如婴儿, “毒虫不螫, 猛兽不据”。 (五十五章) 但是, 他所讲的“不争”都拥有无穷无尽的潜力, 而且永远都保持自身旺盛的生命力, 虽言“不争”却比“争”的力量更加让人敬畏和心悦诚服。

三、功遂身退

“功遂身退, 天之道也 (第九章) 。”退一指身退, 二指敛藏。其意为, 功业完成, 含藏收敛, 是符合自然的规律。河上公注曰:“功成身退, 其乃天之常道, 譬如日中则移, 月满则亏, 物盛则衰, 乐极则哀。”当你的事业取得成功之后, 你的名誉和声望必然也会随之而来。而就在你的欲望即将被自己虚妄的名誉和与日俱增的财富膨胀到极致的时候, 你就应该认识到物极必反, 物壮则老的道理,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 廉而不刺, 直而不肆, 光而不耀 (第五十八章) ”所以圣人不让自己处于转化的极点, 而是虽然方正却不至于僵化, 虽然锋利不至于伤害他人, 虽然直率却不显山露水, 虽然明亮却不至于耀眼刺目。如若不然, 自己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在这里, 老子要求我们在功成名就之后, 不贪恋功名和财富, 及时隐退, 以保全自身。功成身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明哲保身的处事方略, 而是一种利人、利己、利社会的智慧哲学。

在老子的《道德经》中, 许多思想都是在指引人民更好的立足于现实生活中。自身道德的修养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慎终如始的虚怀若谷, 守柔处弱, 以其终不自为大而能成其大。所以在老子的《道德经》中, 他的思想并不是消极避世的, 而是包含了众多的积极入世的思想。

摘要：在老子的《道德经》中体现出了许多的积极入世的思想。而本篇文章主要是从自我道德的完善, 不争中的以退为进和功成身退三方面来阐释。自我道德的完善是入世的基本要素, 不争之中的以退为进则是争的欲擒故纵之术, 然后在功成名就之时效仿自然之道的不居其位, 不自为大而永久的保全自身。

关键词：少私,知足,虚怀若谷,不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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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强.道德经通释[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5]陈鼓应, 白奚.老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戈萍.道德经本义——理想治国, 修身炼形[M].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9.

[7]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2003.

[8]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M].北京:中华书局.1997.

入世思想 篇2

加入WTO后，摆在我们各行各业干部，群众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尽快地普及WTO专业知识，深入研究有关规则，并在此基础上，尽快培养出我国自己的WTO专业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在今后的国际经贸大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为了帮助大家了解WTO各项立法，中国入世相关法律文件以及中国入世关税减让状况，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有关专家，根据外经贸部网站公布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关法律文件的英文本，并参考了世贸组织网站的有关文本翻译了《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国入世关税减让表》和《中国入世法律文件》，供各级领导、相关企事业、相关研究人员学习、参考。按照WTO的有关规定，只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的议定书才具有法律效力，中文版只是个参考译文，且以国家向全社会公布中文版的内容为基础，敬请广大读者注意。

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文版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

序言

世界贸易组织(“WTO”)，按照WTO部长级会议根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WTO协定》”)第12条所作出的批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

以及中国是《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创始缔约方，

注意到中国是《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最后文件》的签署方，

注意到载于WT/ACC/CHN/49号文件的《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工作组报告书”)，

考虑到关于中国WTO成员资格的谈判结果，

协议如下：

第一部分总则

第1条总体情况

1.自加入时起，中国根据《WTO协定》第12条加入该协定，并由此成为WTO成员。

2.中国所加入的《WTO协定》应为经在加入之日前已生效的法律文件所更正、修正或修改的《WTO协定》。本议定书，包括工作组报告书第342段所指的承诺，应成为《WTO协定》的组成部分。

3.除本议定书另有规定外，中国应履行《WTO协定》所附各多边贸易协定中的、应在自该协定生效之日起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履行的义务，如同中国在该协定生效之日已接受该协定。

4.中国可维持与《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2条第1款规定不一致的措施，只要此措施已记录在本议定书所附《第2条豁免清单》中，并符合GATS《关于第2条豁免的附件》中的条件。

第2条贸易制度的实施

(A)统一实施

1.《WTO协定》和本议定书的规定应适用于中国的全部关税领土，包括边境贸易地区、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其他在关税、国内税和法规方面已建立特殊制度的地区(统称为“特殊经济区”)。

2.中国应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适用和实施中央政府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或外汇管制的所有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发布或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措施(统称为“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

3.中国地方各级政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措施应符合在《WTO协定》和本议定书中所承担的义务。

4.中国应建立一种机制，使个人和企业可据以提请国家主管机关注意贸易制度未统一适用的情况。

(B)特殊经济区

1.中国应将所有与其特殊经济区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通知WTO，列明这些地区的名称，并指明界定这些地区的地理界线。中国应迅速，且无论如何应在60天内，将特殊经济区的任何增加或改变通知WTO，包括与此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

2.对于自特殊经济区输入中国关税领土其他部分的产品，包括物理结合的部件，中国应适用通常适用于输入中国关税领土其他部分的进口产品的所有影响进口产品的税费和措施，包括进口限制及海关税费。

3.除本议定书另有规定外，在对此类特殊经济区内的企业提供优惠安排时，WTO关于非歧视和国民待遇的规定应得到全面遵守。

(C)透明度

1.中国承诺只执行已公布的、且其他WTO成员、个人和企业可容易获得的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TRIPS或外汇管制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此外，在所有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TRIPS或外汇管制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实施或执行前，应请求，中国应使WTO成员可获得此类措施。在紧急情况下，应使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最迟在实施或执行之时可获得。

2.中国应设立或指定一官方刊物，用于公布所有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TRIPS或外汇管制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并且在其法律、法规或其他措施在该刊物上公布之后，应在此类措施实施之前提供一段可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意见的合理时间，但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确定外汇汇率或货币政策的特定措施以及一旦公布则会妨碍法律实施的其他措施除外。中国应定期出版该刊物，并使个人和企业可容易获得该刊物各期。

3.中国应设立或指定一咨询点，应任何个人、企业或WTO成员的请求，在咨询点可获得根据本议定书第2条(C)节第1款要求予以公布的措施有关的所有信息。对此类提供信息请求的答复一般应在收到请求后30天内作出。在例外情况下，可在收到请求后45天内作出答复。延迟的通知及其原因应以书面形式向有关当事人提供。向WTO成员作出的答复应全面，并应代表中国政府的权威观点。应向个人和企业提供准确和可靠的信息。

(D)司法审查

1.中国应设立或指定并维持审查庭、联络点和程序，以便迅速审查所有与《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4”)第10条第1款、GATS第6条和《TRIPS协定》相关规定所指的法律、法规、普遍适用的司法决定和行政决定的实施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此类审查庭应是公正的，并独立于被授权进行行政执行的机关，且不应对审查事项的结果有任何实质利害关系。

2.审查程序应包括给予受须经审查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企业进行上诉的机会，且不因上诉而受到处罚。如初始上诉权需向行政机关提出，则在所有情况下应有选择向司法机关对决定提出上诉的机会。关于上诉的决定应通知上诉人，作出该决定的理由应以书面形式提供。上诉人还应被告知可进一步上诉的任何权利。

第3条非歧视

除本议定书另有规定外，在下列方面给予外国个人、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待遇不得低于给予其他个人和企业的待遇：

(a)生产所需投入物、货物和服务的采购，及其货物据以在国内市场或供出口而生产、营销或销售的条件;及

(b)国家和地方各级主管机关以及公有或国有企业在包括运输、能源、基础电信、其他生产设施和要素等领域所供应的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和可用性。

第4条特殊贸易安排

自加入时起，中国应取消与第三国和单独关税区之间的、与《WTO协定》不符的所有特殊贸易安排，包括易货贸易安排，或使其符合《WTO协定》。

第5条贸易权

1.在不损害中国以与符合《WTO协定》的方式管理贸易的权利的情况下，中国应逐步放宽贸易权的获得及其范围，以便在加入后3年内，使所有在中国的企业均有权在中国的全部关税领土内从事所有货物的贸易，但附件2A所列依照本议定书继续实行国营贸易的货物除外。此种贸易权应为进口或出口货物的权利。对于所有此类货物，均应根据GATT1994第3条，特别是其中第4款的规定，在国内销售、许诺销售、购买、运输、分销或使用方面，包括直接接触最终用户方面，给予国民待遇。对于附件2B所列货物，中国应根据该附件中所列时间表逐步取消在给予贸易权方面的限制。中国应在过渡期内完成执行这些规定所必需的立法程序。

2.除本议定书另有规定外，对于所有外国个人和企业，包括未在中国投资或注册的外国个人和企业，在贸易权方面应给予其不低于给予在中国的企业的待遇。

第6条国营贸易

1.中国应保证国营贸易企业的进口购买程序完全透明，并符合《WTO协定》，且应避免采取任何措施对国营贸易企业购买或销售货物的数量、价值或原产国施加影响或指导，但依照《WTO协定》进行的除外。

2.作为根据GATT1994和《关于解释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7条的谅解》所作通知的一部分，中国还应提供有关其国营贸易企业出口货物定价机制的全部信息。

第7条非关税措施

1.中国应执行附件3包含的非关税措施取消时间表。在附件3中所列期限内，对该附件中所列措施所提供的保护在规模、范围或期限方面不得增加或扩大，且不得实施任何新的措施，除非符合《WTO协定》的规定。

2.在实施GATT1994第3条、第11条和《农业协定》的规定时，中国应取消且不得采取、重新采取或实施不能根据《WTO协定》的规定证明为合理的非关税措施。对于在加入之日以后实施的、与本议定书或《WTO协定》相一致的非关税措施，无论附件3是否提及，中国均应严格遵守《WTO协定》的规定，包括GATT1994及其第13条以及《进口许可程序协定》的规定，包括通知要求，对此类措施进行分配或管理。

3.自加入时起，中国应遵守《TRIMs协定》，但不援用《TRIMs协定》第5条的规定。中国应取消并停止执行通过法律、法规或其他措施实施的贸易平衡要求和外汇平衡要求、当地含量要求和出口实绩要求。此外，中国将不执行设置此类要求的合同条款。在不损害本议定书有关规定的情况下，中国应保证国家和地方各级主管机关对进口许可证、配额、关税配额的分配或对进口、进口权或投资权的任何其他批准方式，不以下列内容为条件：此类产品是否存在与之竞争的国内供应者;任何类型的实绩要求，例如当地含量、补偿、技术转让、出口实绩或在中国进行研究与开发等。

4.进出口禁止和限制以及影响进出口的许可程序要求只能由国家主管机关或由国家主管机关授权的地方各级主管机关实行和执行。不得实施或执行不属国家主管机关或由国家主管机关授权的地方各级主管机关实行的措施。

第8条进出口许可程序

1.在实施《WTO协定》和《进口许可程序协定》的规定时，中国应采取以下措施，以便遵守这些协定：

(a)中国应定期在本议定书第2条(C)节第2款所指的官方刊物中公布下列内容：

-按产品排列的所有负责授权或批准进出口的组织的清单，包括由国家主管机关授权的组织，无论是通过发放许可证还是其他批准;

-获得此类进出口许可证或其他批准的程序和标准，以及决定是否发放进出口许可证或其他批准的条件;

-按照《进口许可程序协定》，按税号排列的实行招标要求管理的全部产品清单;包括关于实行此类招标要求管理产品的信息及任何变更;

出世入世之困 篇3

现年28岁的上海人周丰是在北京读的大学，2008年川震发生后，他家人在震区援建，他就去了绵竹汉旺镇吉祥寺的帐篷学校做志愿教师。

“一天中午遇到了两个穿着白裤子蓝上衣的人，就和他们聊天，得知了慈济，后来我才知道穿这种蓝衣白裤是叫做蓝天白云，慈济人统一的衣服，需要培训和做满一定的志工时间受证之后才可以穿。”

周丰很快就去慈济设在五都村的热食供应点帮忙，并且生平遇到了第一个以感恩为基本价值观的组织。回到北京后，周丰搜集了慈济的资料并且接触了一些慈济人，在北京开始受训成为灰衣志工。

今年他到上海工作，逐渐少了往来，但一直念着慈济的好。“我觉得慈济人很善良，很适合女孩子，有一种柔和的美”。根据调查，慈济委员的主力是中年妇女。“慈济是一个修行的团体，慈济人不谈宗教。” 作为慈济的参与者，被问到他对慈济内部的宗教氛围有何看法时，周丰的回答令人意外。他没有成为佛教徒。

在华东师大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华看来，这反映出宗教慈善组织在身份上的微妙问题。他把宗教组织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时的身份问题，看做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意识。

宗教慈善的难言之隐

大陆各种宗教都在从事公益慈善，与世俗NGO相比，其规模之大、分布之广不遑多让。但出于宗教的敏感，依然有一些规则，比如，公益慈善活动要与宗教组织相分离，不得借公益慈善传教。这是一个含糊的规定，一直是宗教慈善的难言之隐。

“政府有具体规定，传教活动要在宗教场所内进行”，上海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沈黎介绍，他参与过基督教背景的爱德基金会，熟悉运作的内里矛盾，“爱德也很清楚，我们是社会服务组织，是中国基督徒发起的慈善组织。这一点和香港有点像，会有专门部门做传教工作，但在具体实践中，会把传教和慈善活动分开”。

师承李向华的黄海波博士认为，长期以来宗教组织被定性为信徒共同体，主要目的是处理各种与信徒直接相关的事务，侧重宗教内部活动，所以一旦从事宗教领域以外的社会公益活动时，就会面临身份问题和合法性危机，承受差异性要求所带来的压力。

像周丰那样，完成了信靠以及疏离慈济组织的全程中，没有受到所谓宗教的影响，可谓是慈济在适应大陆环境的成功之处。而本土的宗教组织则拘泥于此，造成了宗教性NGO在专业化与制度化上的瓶颈。基督教青年会或厦门南普陀寺慈善会等都在克服这个劣势。

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成立于1994年12月，是全国佛教界的首家慈善机构，创办人妙湛法师号召信众“寻声救苦，扶贫济困，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基金会主要部门负责人都由僧人担任，会长一般由南普陀寺方丈兼任，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整体上就是法师—会员的单层结构，信徒在参与活动时，多是与基金会单线联系，而会员彼此之间的互动很少，会员自发进行的公益活动则几乎没有。”长期从事宗教学研究的王佳说。宗教组织及其公益慈善事业“捆绑”的直接后果是，诸如一些养老托孤的行动难以取得合法身份，宗教组织的社会福利项目达不到《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被迫处于灰色地带。

解决慈善事业的身份问题已经成了宗教界的第一等要务，2010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了慈善公益委员会，拟定五年工作计划，包括成立基金会和专门账号，支持佛教安养院等。

黄海波认为，理想的状态是通过身份构建，逐渐形成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非营利组织，“它为宗教因素在世俗性公益活动领域的存在提供了有效的组织基础”。最近几年宗教界举办的慈善研讨会，都从各方面阐述了“脱敏”的愿望。这一点在诸如爱德基金会等NGO主办的论坛上表现突出，吁求包括：用公益事业、而不是用宗教问题的相关条例来管理宗教类社会服务机构，不能一味使用政治立场看待宗教慈善问题。

入世的宗教慈善

晨婷是北京居士林派出的守护使者，负责接洽和联络先天性心脏病患儿郭伟墨。后者在北京八一儿童医院诊断为罕见的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为二十万分之一，手术费用预估为五万。居士林垫付了三万元，手术很成功，但术后三小时后，孩子不幸夭折。差不多晚上12点时，晨婷听到这个坏消息，她在报告中写到：心中很难过，眼前像过电影一样，重放了这些天所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让我深知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不易，这件事情让救助的团队明白，救助这些孩子们的生命是如此的重要和急迫，更加明白佛陀所说的话：“人生的长度，就只是一吸一呼”。郭伟墨只是北京居士林专项救助先天性心脏病儿童项目中的一例，该项目基金从2004年成立以来，在爱心团体和信众支持下，采取灵活的机制，实报实销、上不封顶，及时资助了数十名患儿手术，绝大多数患儿都成功康复。

创建了宗教与公益事业论坛的中国人民大学魏德东博士认为，尽管规模不大，但北京居士林的救助活动成为政府、大型基金会和家庭不可或缺的补充，完善了社会救助机制的薄弱环节。北京居士林的上述做法可以归结为救助型慈善，另外两种宗教慈善类型是：服务型慈善和弘法型慈善。

三种慈善类型涵盖不同的宗教类别，一般集中在孤老养护、扶贫教育、灾害救援、医治困苦人群等。就宗教慈善提供的社会福利而言，佛教慈善组织相对保守一些，基督教更宽泛些，更主动地追求社会性。

沈黎向本刊介绍，香港基督教服务处中，循道卫理是做得比较好的。它下面有许多机构，比如杨震社会服务处，提供多元化的社会福利服务。圣公会下面设有圣公会福利协会，同样是专业机构。

香港基督教服务处是跨宗派的，有基督教背景的服务机构，它们也有非信徒为其工作。如果有教会实体的服务机构，宗教背景特殊就会比较强。与香港基督教会服务处相对应的，是大陆基督教青年会所展开的慈善公益活动。后者的总部设在上海，对于各地青年会的具体活动，很少干预，只有业务上的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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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从基金会中心网可以清楚查到基金会的规模，大陆宗教慈善尽管低调繁荣，但是其总规模有多大仍是个谜。“我们曾经开过研讨会，就这个问题讨论过，但还是没有办法知道”，李向华告诉本刊记者。

模式受限潜力巨大

宗教组织对慈善公益的响应模式，可以分为常态与突发两种。对于突发灾害的配合处理，以前往往听从统战部门的号召。“现在更常态化了，无论是否教会，与社会链接和服务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多赢的路径，对政府、民众以及自己的品牌推广都很好”，沈黎说。

南普陀慈善会是大陆地区最大的，即使这样，它的慈善公益项目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尤其体现在专业化和组织程度。王佳认为，“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虽有共同理念，但由于缺乏机构层面的交流安排，致使上下左右都缺乏对彼此的深入了解，以至于难以充分发掘和调动会员的积极性与力量”，到2006年底，南普陀慈善基金会有登记会员35000多人，但是如果按当年会费收入计算，实际缴费会员不到两万人。“应当重视会员的归属感和彼此之间的互动联系，以形成群体认同和内聚力，并能够提供群体支持，这样才能保持会员数量不断增长”，王佳建议。

对于像狮子会或慈济等组织来说，会员保有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基础工作，前者对于退会比率、入会人数都有精确统计。但是对与宗教慈善组织，要向做到世俗组织这样的严密，目前有难度。清华大学的邓国胜教授认为，宗教慈善组织因为其信仰基础，在动员规模和能力上应该比世俗NGO更强大、更有潜力。

四川泸州允许一个基督教会开办福音医院，尽管只是街道医院，但是已经难得。它的服务受到社会认可，进入了卫生局体系，能够获得行政拨款。另外，也有开办幼儿园的。因为长期以来，与香港地区不同，大陆医疗等领域是不允许宗教团体介入的。

教会开办的收费医院，是否还是属于慈善公益？对此，沈黎认为，“慈善是福利的再分配，所以我不太把这些作为慈善的一部分。社会事功的概念更大，教会、国家和社会划分职能后，教会把针对社会服务的部分都算在事功里面。这是好事，可以免费也可以收费。”

强调专业更加入世

现在的绝大部分宗教都采用入世的方式，用积极方式凝聚信众，希望深入地与社会契合。基督教强调积极在人间，与“人间佛教”的提法不谋而合，这些思想都为宗教慈善扩大化提供了可能性。

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于2010年8月在苏州挂牌成立，它快速复制“人间佛教”的理念，强调入世化的佛教，强调参与和感悟，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佛教；慈济的慈善作为也已迥异于内地大多数寺庙的慈善传统，一整套标准都是社会心理的做法。

“它的所有过程都非常精妙和精准，很小的事情都很有意义。一整套慈善公益行为的过程都很现代化，让你身体力行。”沈黎明由衷赞叹。沈黎认为，大陆现有的宗教背景的慈善服务组织，还没有完全发育。“基督教这块，爱德基金会可以算得上不错，青年教会还难以符合标准。爱德基金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都在做全国教牧工的社会服务能力培训。但是还缺少系统化的训练。”中国基督教协会提供技术支援，送人出国培训或就读社会服务专业。宗教慈善要与社会服务相适应，“那么，做哪些事情有空间、可以被各地接受？培训就是观察需求的过程。”沈黎介绍。

在世俗社团那里，公益NGO的发展方向、成熟模式甚至问题意识都很清楚，也积累过许多经验。有意思的是，世俗非营利组织与宗教组织、宗教性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疏远，它们之间的联系往往少于彼此的内部联系，很少有横跨宗教与世俗的联通模式。黄海波认为，目前还缺少一种整合的动力，“学者们一直在建构涵盖三种组织差异的统一的整合框架。”

不仅是宗教局等行政部门担心宗教组织过度世俗化倾向。在宗教界内部，也担心社会化或“NGO化”会影响宗教目标。一些学者从台湾经验出发，担心过度顺从世俗需要会丧失宗教特性。在仁爱基金会索依托的北京龙泉寺，经过学诚大和尚等高僧大德的建设，从破落古寺很快成为成现代弘法场所。与寺庙成长形成对比的是，仁爱的专业化尚需时日。

“我们的慈善活动其实还不太成熟，现在也处于内部建设的关键时期”，仁爱基金会轮值秘书长王卫说。从宗教组织中自主，获得NGO的新身份，近似于某种改宗的过程，在今天，建大雄宝殿或建造一所教堂也许不难，令宗教慈善组织转身为现代公益组织，反倒更不容易。难易之间，宗教不是唯一要跨越的难题。

厦门南普陀寺慈善会

1994年12月14日，中国大陆第一家佛教慈善机构——厦门市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在妙湛老和尚的倡导下正式成立。目前，慈善事业基金会已成立了“慈善处”“佛经流通处”、“义诊院”等机构，举办了青年佛学讲修班及“清净之旅”佛教青年夏令营。慈善基金会至今已赠各类书近百万册，创办了《慈善》会刊、会报，使慈善之念深入人心。自1994年成立至2008年9月底，慈善会先后发放各类善款4523.23万元。

苏州寒山寺慈善超市

寒山寺作为中外驰名的寺庙，多年来实践“人间佛教”重要思想。2003年10月，寒山寺方丈秋爽法师在学习苏州市平江区“一家人”慈善互助超市经验的基础上，与一些企业联系，筹办了全国宗教界首家社区慈善超市。为坚持办好慈善超市，寒山寺将每年计划拿出一笔专项资金用于超市正常购物运转，并将与苏州慈善机构形成合力，为慈善事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佛慈基金会

湖南省佛慈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12月，是代表湖南省佛教界的唯一慈善机构，一直担负着对湖南省十四个地区的贫困地区、贫困学生、孤老孤儿、残疾儿童、灾区及社会弱势群体资助的职责。目前，佛慈基金会巳为贫困地区捐建希望小学26所，另有一万多名学生得到长期资助。省内14个地区若出现灾情，湖南省佛慈基金会总是最先到达灾区现场,并给予当地大量米、衣、棉被及资金方面的资助。

论谢应芳的入世思想 篇4

一、笃志卫道

谢应芳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 尤其对程朱理学极为推崇。他在作品中评价说:“尼山圣人笔六经以诏万世……既而子思子著书以授孟子。寥寥千五百年, 知者盖鲜, 至伊洛诸贤发明藴奥, 昭如日星。后之人敢画蛇而添足乎!” (《景中字说》) 认为程朱等人阐明圣道, 对儒道的传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后人永远无法企及。谢应芳对儒学最大的贡献是将思想转化为实际行动, 以积极入世的姿态一生践行儒学思想、理学要义, 笃志卫道, 奋然不息。

谢应芳对儒道身体力行, 时时刻刻遵守。明人段民在《龟巢先生传》中评价他:“自幼潜心宋儒之学, 守其绳墨, 斤斤不失尺寸。”[1]他在《先考忌日祝文》中说自己“然此身赖训育之力, 不奸不邪, 不沦胥于俗陋之习”。他不仅身体力行, 而且时时处处抨击不合儒道的现象, 极力维护社会风气的纯正。他对违背儒道的现象深恶痛绝, 一定要想办法正之而后已。他在《干周侍御作顾元公祠堂书》中说自己:“偶有感触, 奋然欲为。力虽不足, 亦必假手于人, 卒于成而后已。”在《上王总管正风俗书》中写道:“睹吴下风俗之坏, 扼腕切齿不忍隐默。”强烈要求为官者发号施令“诛锄淫秽, 一洗污俗”。他幼时即开始表现出这种坚决卫道的倾向。《龟巢先生行状》记载:“乡俗以四月八日作佛会, 饰妇女为观音像, 聚僧尼伎乐迎衢市, 老幼纵观。先生曰:‘是以谓伤风败俗者耳, 胡观为!’”[2]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识见, 态度如此坚决, 确实令人称奇。

在众多违背儒道的风俗中, 谢应芳对淫祀和佛老之礼尤为痛恨, 务求除之而后快。何谓淫祀?他在《请除淫祠文》中说:“先王祭法载诸礼经, 曰:‘法施于民, 曰以劳定国, 曰以死勤事, 曰捍灾御患者则祭之。非此之属皆淫祠也。’”可见, 凡是不合上述条件的祭祀都属于淫祀。他力陈淫祠之害:“盖淫祠不除, 则愚民无知, 将谓福可謟求, 而得罪可妄祈而免。所以为恶者肆, 而为善者鲜矣。”他批判人们祭祀淫祠的愚昧行为:“城门外有不得姓土男子, 突然于大驿路旁创立神庙, 称为‘金家’, 煽惑群氓, 烧香不絶。若不早为禁止, 将来为患可胜言哉!”看到武进学宫土地神祠旁设有夫妇像配享, 他立即作《上盛教谕论土地夫人书》上呈学官, 认为:“身为神灵, 而为之配者不知内外之分, 呈身露面, 眉案并食, 以饕士大夫笾豆之荐, 反不若闾阎匹妇而能避嫌。”不仅属于淫祠, 而且有违礼教, 请求撤除。为了扭转淫祀盛行的风气, 他极力主张重视祭祀儒家先贤, 以励风化。他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努力,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修复宋代著名道学家邹浩的祠堂。《龟巢先生行状》记载:“宋道乡先生邹公墓在晋陵城北, 岁久鞠为田畴。先生悼前贤芳烈, 请于官, 封墓禁刍牧。”[3]谢应芳对佛老也极为排斥, 称之为异端。他在《示二子》中说:“一从杨墨至聃释, 异端邪说多垂愆。”在《初度杜撰古乐府三章》之二中写道:“龟巢老人貎不扬, 触邪之性如神羊。生憎巫觋煽妖妄, 疾视聃竺隳纲常。”当时佛道盛行, 民间风俗丧葬兴佛老之礼, 儒礼被弃置不用。谢应芳对这种风俗极为不满, 自己坚决不用佛老之礼治丧。《江南常州府武进县儒学为专祠合邀专祭等事遵将武进县先贤谢子兰事逐一开造须至册者》称他“兄居丧不用浮屠, 葬祭悉遵古礼”[4]。他还极力劝阻别人用佛老之礼。如《与王氏诸子书》便是他为制止友人之子以佛老之礼治丧而作。他认为用佛老之礼治丧花费太大, 不如用这些钱来救济灾民。他还指出道教的斋醮并不能达到祈福的作用, 都是道士们的“一时妖幻之言, 为二氏衣食之计”。他劝诫友人之子不要“亦沦胥于污陋之习”, 和“闾阎细民”一样被佛道迷惑。他力排佛道之礼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乡闾披其化者从而则效之”[5]。

为躲避战乱, 谢应芳辗转漂泊于太湖流域。即使在这种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中, 他也不忘卫道, 对违背儒道的事情决不保持沉默。清人邹光涛在《崇祀录原序》中说:“ (谢应芳) 流离兵燹中, 翊道益力。”[6]吴地设有三高祠, 祭祀先贤, 范蠡也在其中。他奋然作《论吴人不当祀范蠡》, 上呈当地县令。他认为吴越为范蠡所灭, 是吴人的仇敌。“礼民不祀非族, 况仇敌乎!”所以不应当祭祀。他卫道崇儒的精神和信念一生不变, 老而弥坚。他在《寄野居处士》中说:“牛鬼蛇神虽孔多, 青天白日奈人何。愿言正己斥邪说, 始终一念坚如铁寸。寸膏欲澄千丈浑, 厥功有无宜莫论。”再如《冬至前一日写怀二首》之二:“今年盲且聋, 状若霜木槁。齿牙脱两腭, 涕泪出四窍。独存方寸铁, 自谓无价宝。异端屡排斥, 滛祀绝祈祷。喋喋非好辨, 惓惓卫吾道。”

元末儒学衰落, 各种思想尤其是佛道的影响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违背儒道的社会现象处处可见。谢应芳“深嫉异端之害道”[7], 编成《辨惑编》一书。他在书中列举历代名儒之言, 博引古人事迹, 分析阐述民间对于死生、疫疬、鬼神、祭祀、淫祀、妖怪、巫觋、卜筮、治丧、择葬、相法、禄命、方位、时日、异端十五种问题看法的谬误, 以求一洗浇风, 有裨世教。俞希鲁在《辨惑编原序》中记载:“子兰出钜编 (指《辨惑编》) , 置案上, 拜而请曰:‘吾嫉夫异端邪说之诬民而难以口舌辨也, 于是裒圣贤之格言, 征古今之明鉴为是编。’”[8]比谢应芳稍后的明初儒士曹端被誉为“明初理学之冠”。《明儒学案》记载:“先生 (曹端) 得元人谢应芳《辨惑编》, 心悦而好之。故于轮回、祸福、巫觋、风水、时日世俗通行之说毅然不为所动。”[9]

谢应芳笃志卫道, 对淳化当地民风作出很大贡献。《武进县先贤四姓后裔邹俞仪吴祖留唐孝本庄绍平等呈请分便专祭呈词》称其“流教泽于三吴, 人仰泰山北斗”[10]。沈德潜在《崇祀录原序》中说:“乡国浇风仰资匡敕者不既多乎!”[11]他的“扶植名教”之功也得到了后人极高的评价。清朝常州知府包括认为他对元末理教复兴起了关键作用:“当元末世衰, 理学几坠于地。龟巢特挺波靡之会, 正民彝, 维世教。千古心源道脉复耀乎光明。”[12]明人叶夔在《龟巢先生墓表》中将他的“扶植名教“之功与韩愈相提并论:“先生为国初大儒, 排斥异端, 扶植名教, 留心圣贤之学, 而一言一行无不关系风化, 是以师世范俗, 后学之仰先生犹唐人仰韩愈也。”[13]清人孙家淦在《崇祀录原序》中说:“矧龟巢为吾道砥柱, 立德立言回元季之狂澜, 启有明之正学”, 称谢应芳为“吾道砥柱”[14], 是明代儒学之宗。

二、忧民情怀

由于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 中国传统文人多有深沉的忧国忧民情怀, 拯救苍生的济世之志。谢应芳也是如此。谢应芳一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生活上时常陷入困境, 挨饿受冻, 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如《干人赠行疏》一文便是他为向友人借钱返乡而作:“尝闻朋友有通财之义。今某人毘陵人也, 久客居贫欲还乡而不可得。敢请诸君子仗义以赆其行, 真美事也。”但是他没有把注意力仅仅局限于自己所受的苦难, 而把视野扩大到整个遭受苦难的劳动人民阶层, 表现出深沉的忧民情怀。

周围百姓的悲惨处境时常牵动着谢应芳的心, “斯民困苦之状日惨于目, 嗟怨之声日刺于耳, 诚有所不忍者”。他在《呈赵征士》一诗中揭露了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吴姬手执金叵罗, 春风笑面生红涡。主人留客长夜饮, 客拜主人辞酒多。主人沉醉客亦醉, 客散扶归主人睡。残杯冷炙厨头倾, 邻家儿有啼饥声。”他希望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改善、摆脱悲惨的处境。由于无官无职, 他能做的只有上书官府, 为民请命。他的文集中有大量为民请命的文章。如在《上周郎中陈言五事启》中, 他力陈五项关切民生的要务:“一开荒田”, “一除民瘼”, “一抑豪强”, “一积军储”, “一增俸禄”。他在《上张太尉启》中自言:“以惜军爱民之事陈于王公大人之前。”他在这些文章中常常以极为尖锐的语言指出官府的失职和政策的不合理之处, 分析它们给百姓生活造成的破坏。在描述百姓的悲惨处境时, 字里行间饱含着他对百姓一片炽热的关爱之情, 深深的同情与怜悯。他们受的苦难他如同己受, 描写得极为真切, 常常让人惨不忍睹。他在《呈府侯书》中指出“水脚”给百姓生活造成的破坏:“今加水脚, 其数愈厚, 不能办。致令催粮里长人等破家荡产, 累遭杖责监系, 囹圄受罪。数月逃亡缢死者不知其数。”《上奉使宣抚书》描绘了武进县百姓遭受旱灾, 流离失所的惨状:“当此之时青黄不接, 食草木之根者有之, 鬻子女而食者有之, 去父母离乡井行乞道路者滔滔也。”他尖锐地指责有司不仅救灾不力, 反而发布一些极为不合理的政策, 使灾情百姓雪上加霜:“有司方且移文核实, 籍有田之家计畆科数以为赈恤之政。其亦不思之甚矣……徒使皂隶之徒家至户到, 呌嚣之声鸡犬弗宁。是以有田者亦多为东西南北之人矣。其诣有司者拘之絷之, 鞭之扑之, 刮龟毛于棰楚之下, 剖鹭股于挫辱之余……常之为郡, 大郡也, 官廪之蓄陈陈相因, 又有附余之粟存焉。公帑之积绰绰有余, 又有赃罚之金在焉。斯二者非国经费, 有司亦何靳而不以施诸民乎?”目睹百姓的悲惨遭遇, 他殷切地希望多一些爱民的好官, 让百姓不再受这些苦难, 天下处处都是乐土。他在《道旁语》中听到道旁人夸赞郡守爱民之贤, 兴奋得“不觉舞两袖”, 发出“安得普天下, 州县皆乐土。人无笑中刀, 物无射工弩。不忧岁年晚, 不畏冰雪苦。春从天上来, 百草沐膏雨”的呼号。他这种深沉的忧民情怀发自肺腑, 感人至深, 颇有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15]的人道主义精神。

谢应芳一生布衣, 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元末大动乱, 却笃志卫道, 奋然不息, 表现出浓重的忧民情怀, 实践了儒家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精神, 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摘要：谢应芳是元末明初著名文人, 历代文人和明清政府都给予其极高评价。本文结合谢应芳的诗文作品和相关历史资料, 从笃志卫道和忧民情怀两个方面介绍了他的入世思想。谢应芳的笃志卫道表现在对儒道身体力行, 时时刻刻遵守, 时时处处抨击不合儒道的现象, 即使身处战乱也处处卫道。谢应芳的忧民情怀表现在真切关怀百姓疾苦, 经常上书官府为民请命。

关键词：谢应芳,入世思想,笃志卫道,忧民情怀

参考文献

[1][2][3][4][5][6][7][10][11][12][13][14]国家图书馆.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19册.龟巢先生祀录.北京:线装书局, 2003.4:169, 167, 168, 164, 164, 157, 167, 162, 156, 155, 181, 156.

[8][元]谢应芳.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709册.辨惑编.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6:537.

[9][清]黄宗羲.明代传记丛刊.明儒学案.第2册.台北:明文书局, 1991:1063.

涉外财政如何面对入世论文 篇5

经过长达的漫长而艰苦的谈判,中美双方终于签定了双边贸易谈判协议,迈出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进而中加也签定了双边贸易谈判协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又近了一步。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面临的是机遇,也是挑战。有的行业会得益,有的行业会受到冲击。涉外财政作为主管外资、外贸的宏观经济部门的代表之一,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分关注,并极力予以配合,一直为中国的入世做着积极的准备。可以说,中国入世对涉外财政的影响没有一些人想象得那么大,但也不会对涉外财政没有影响。

一、涉外财政对“入世”所作的准备

1.1991年就取消了财政补贴

根据公平交易原则,世界贸易组织的《补贴和反补贴条例》对生产和出口补贴都做了严格的规定,为了符合世贸组织的公平交易原则,与国际接轨,财政一直进行积极的配合,早在1991年就取消了出口的财政补贴。因此有关资料摘录的中美双边谈判协议的要点之一是“中国取消一切出口补贴”,这对财政来说,是早做了准备的,而不是所谓的“让步”。

关于出口贴息。针对始自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贸易及我国出口的重大影响而进行的出口贴息,即每美元贴息3分钱,将在明年予以取消。这是一种“相机抉择”的措施,既不会影响“入世”,也不会受“入世影响。

2、及时调整出口退税政策

出口退税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一项政策。――收多少、退多少――,我国的出口退税经过近2年来的调整,总体的退税水平已经接近所退税的总应征水平17%,鉴于我国的税收征管手段及征管水平,可以说目前的出口退税水平已经不低了。除了退税程序和退税进度等方面的个别问题外,我国的出口退税和“入世”相互影响也不大。

3、扶持出口的财政政策

随着补贴等支持外贸出口的财政政策的取消,财政在支持外贸出口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有了新的调整,并不断加大扶持力度,支持建立外贸出口的咨询业务和在国外办展会等,既避开了世贸组织的限制,又有效地促进了外贸出口的发展。因此说,在扶持外贸出口方面对于加入世贸组织财政是做了准备的。

4、不断地降低关税

关税是贸易保护的最重要的手段,也是以提倡“自由贸易”为主的世贸组织限制最严格的内容之一,也是涉及入世对我国带来冲击最大、引起争议最大的焦点问题。为了为入世作好准备,自从我国要求“复关”以来,关税水平逐步地分阶段地进行了下调。目前为止,关税总体水平已经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可以说大大缩小了与世贸组织要求的关税水平的差距,为“入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由于我国某些行业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竞争力不够强,必然要遭受“入世”所带来的冲击。首先,我们肯定我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入世”的,还是受到了一定的保护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再象以前那样保护这些行业了,――保护的论断――,德国著名的贸易保护理论家李斯特主张,对幼稚行业的保护最长不超过30年,就是说,这段时间内已经发展起来的产业,可以自行发展了,无须再加保护;在这段时间内依旧没有发展起来的行业,说明即使再保护也不能发展了,所以也就无须再加以保护了。那么我国自建国以来,虽然各个阶段的体制不尽一致,但总体说来对这些幼稚行业的保护却是一致的,到现在已经50年了,从改革开放算起也有20多年了,期间放权让利等一系列内部手段基本尝试过,都不能有效促进这些行业的发展,说明再加以保护仍旧依靠内部措施难以促其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这些行业增加一点国外的外部压力是必要的.。

总之,财政政策通过不断调整,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有积极准备的,许多方面与世贸组织的各项规定是基本符合的,加入世贸组织并不会对我国涉外财政政策产生大的影响。

二、针对“入世”财政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虽然我国涉外财政政策随着“复关”和“入世”的不断深入而进行过积极的调整,大大缩小了与世贸组织的差距,但是差距无论怎样缩小,还是现实地存在着,因此,涉外财政政策还应随着“入世”的深入进一步做些调整,以求消除这些差距。

1、加强宏观管理方面职能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不断推向深入以及迎接“入世”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挑战,财政也应该逐步放宽对单个企业的管理,而进一步强化其宏观管理的职能,突出其宏观管理部门的特征。例如推进费改税切实减轻企业特别是外贸企业的负担;制定和完善企业特别是外贸企业的财务指标、财务制度建设,以及对会计核算等活动进行监督,以促进企业的公平竞争和良性运转等等。

2、加强对外贸出口服务体系的扶持

不再对出口或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进行直接的资金或财务支持,而是对与促进出口有关的服务体系加以扶持。如对于出口咨询、国外办展会或是支持开拓国外新市场等活动的支持。总体说来,――补贴调整――论述

3、出口退税要简化程序、及时退足

入世的佳人莞尔 篇6

传奇再现

继电视剧《风华绝代》后，再度以话剧形式出演赛金花，刘晓庆对这一角色的拿捏更加游刃有余。她在舞台上的风情万种以及傲然风骨成就了这部话剧的精彩连连。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出演赛金花，刘晓庆付出了许多汗水与努力，对于角色的把握，也是在这潜移默化中所领悟体会而出，也唯有如此，才有如此传神演绎。

而除刘晓庆的演技以外，这部已然在多个城市上演的话剧被舆论奉为“传奇”的原因亦是云尔无穷。无论是国家话剧院著名导演田沁鑫的倾力执导；抑或请到台湾电影教父李行、作家李敖、以及香港电影泰斗李翰祥出任艺术顾问；又或者它一经上演便征服了如倪萍、刘嘉玲、章子怡、于丹、崔永元、李冰冰、甚至马英九这样阅戏无数的文化以及政商界名人……在《风华绝代》的演出现场，仿佛与室外隔绝开了一个凝固的时空，没有左顾右盼与交头接耳，台下唯有一片专注，而台上，亦只上演着精彩轮番：光影与舞台交替变换，剧情也随着赛金花与旧中国的命运不断推演，仿佛世界的中心都落在这位奇女子身上，全场观众目光的焦点也从未从刘晓庆身上转移开来。最精湛的表演莫过于此，将两个灵魄合二为一，不分彼及，不论年岁。

而此次《风华绝代》来到重庆，也带着以往巡演的赞誉，牵动着山城话剧迷的心。无论出于对它强大制作阵容的期待，抑或对刘晓庆演技的青睐，此番开演重庆大剧院，又将领衔许多人的满心欢喜与感动，于戏里戏外，静候触动心灵一刻的姗姗迟来。这样的期待，并非空穴来风，当大多数人都已听闻《风华绝代》的传奇，何以不翘首而盼呢？

戏如人生

看過表演的人都可以认定：刘晓庆对赛金花这个角色再熟悉不过了。不仅仅因为她演过太多次这个角色，更因为赛金花与她本人的性格委实很像，或者说，刘晓庆便是当代的赛金花。虽然二人身处时代不同，但却有着许多相同的性格和选择。

在动荡的十九世纪末，一个女人凭自己顽强拼搏的精神，不屈不挠的性格，不让须眉的机智以及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在乱世里沉浮，并最终找到了一份托付终生的归宿，如此人生，在常人看来，或许是三分好运，七分羡慕。但是，亲身体会过后，或许才明白其中的辛酸与磨练究竟占到了几分。刘晓庆深知赛金花的幸福来之不易，毕竟自己也是在这几十年里沉浮异世，要说自己最大的成就，莫过于练就了今天这样的果敢与强大的心态罢。好高骛远不可，沉寂一生也不愿，太有主见和抱负的女性在过去想要兼得安稳的生活应是很难，在今日也未见易如反掌。她们的人生更像是远洋的孤帆，在漂泊层叠的岁月里，也见识到了海洋的美丽；在与洋流乘风的同时，也饱受披星戴月的历练。能够泊岸的港湾并不是遥遥无期，只是，能让自己甘之如饴，愿意停泊下来的风景，尚未出现。所以，在她们的眼里，佳人并不只应端坐闺阁，“一抹红袖出深闺，争辉日月更添香”方才难能可贵。

论中国“入世”的意义 篇7

关键词：中国,世界贸易组织,意义

1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

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中的缔约国地位) 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谈判。不论是这一过程的时间长度, 还是其对中国国内改革和相关政策的影响程度, 都是史无前例的。在GATT和WTO的历史中,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经历了如此艰难的加入历程, 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为了加入这一组织而做出了如此多的让步。

由于中国是GATT的创始成员, 因此, 1986年中国提出“恢复”其GATT缔约方地位。在这之后, 若干复杂因素和政治事件延长了中国的“复关”过程。到1989年春季时, 中国与美国几乎已经完成了有关中国“复关”的双边谈判。但是, 1989年6月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 导致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 “复关”谈判也戛然而止, 直到1992年10月才重新恢复。虽然中国是乌拉圭回合协议的签字国, 但到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生效时, 中国仍然无法结束“复关”谈判。因此, GATT工作组转变为中国入世工作组。1999年11月, 中美之间达成双边协议, 中国的入世申请才最终获得了转机。之后, 中国又结束了与欧盟的双边谈判, 美国议会又通过了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 最后, 2001年11月, 在多哈回合部长级会议上, WTO就中国入世一事进行了表决。

在中国入世过程中, 若干政治事件中断了中美关系, 延缓了入世对话进程, 例如1999年5月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但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因素导致中国的入世申请变得复杂化。首先, 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又是一个经济大国。这种双重身份提出了一个难题。虽然中国坚持按“特殊与差别”的发展中国家待遇加入WTO, 但是, WTO成员却把中国视作廉价劳动密集型进口商品的主要来源地, 因而认为中国对其国内产业构成威胁。其次, WTO成员对中国经济的计划性十分关切, 需要有证据显示中国经济充分以市场为导向, 才会接纳中国入世。各国出于商业利益, 要求中国增加市场准入, 承诺提高透明度。中国最初拒绝了其中多项要求, 但在1999年早期转变了立场。最后, 乌拉圭回合协议的实际覆盖范围大大扩展 (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和农产品贸易) , 这也拓宽了中国入世所需做出承诺的范围。

2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承担的义务

在许多方面, 中国的WTO义务比WTO现有成员的义务广泛得多。中国的市场开放及其他承诺不仅比10年前加入的新成员要广泛得多, 而且超过了自1995年WTO成立以来所有新成员的承诺。 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中国所做承诺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还同意将遵守国际规则, 保护知识产权, 而且允许其贸易伙伴采取一些不常见的机制来减少中国产品进入外国市场。

3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意义

我们可以把入世对中国经济改革计划的重要意义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对比。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有几个前共产主义国家, 如蒙古和阿尔巴尼亚等, 它们在共产党不再执政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与这些国家不同的是, 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之下申请入世的。虽然除古巴外, 中国是唯一一个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共产主义国家, 但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 东欧有多个共产主义国家加入了关贸总协定。通过这些国家的经历,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入世经历的独特性。

在上述时期, 共有三个共产主义国家加入了关贸总协定:波兰于1967年加入, 罗马尼亚于1971年加入, 匈牙利于1973年加入。这些国家是在东欧进入后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关注提高技术标准和改善人民生活时提出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对匈牙利, 其入关条件是承认在该国经济体制中贸易更加分权化——这一入关条件至少在原则上是基于关贸总协定已有的关税税率表框架。相比之下, 波兰和罗马尼亚则是在没有改革其外贸体制的情况下加入关贸总协定的, 这两个国家的外贸体制没有使用关税, 而是以经济计划中确定的目标为基础。它们没有就关税削减承诺进行谈判, 而是分别同意把其从关贸总协定成员国进口的水平提高到具体的数额。此外, 这两个国家还同意提交有关文件接受定期审查, 审查的侧重点是这两个国家各自的外贸方向和构成。尽管与最惠国义务不一致, 但关贸总协定的这几个新成员被允许按特殊条款与经互会国家集团开展贸易。

中国的入世条件要求中国方面做出深度让步, 能够使中国充分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市场体系。相比之下, 东欧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参与范围最终太过有限, 以至于无法克服苏联阵营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壁垒。

这些国家内部进行的改革范围也十分有限。即使在匈牙利这样较为权力较为分散的经济体, 在1989年东欧阵营解体之前, 生产资料仍然主要是由国家所有和控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在匈牙利、波兰和南斯拉夫, 国营贸易占经济增加值的比例超过80%。虽然这些国家将价格决定权交给了企业, 但事实上, 价格并非由市场决定, 而是由企业管理层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来操纵。因此, 东欧的经历显示, 关贸总协定在促使社会主义国家施行改革方面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

虽然入世对中国的经济和法律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没有明显证据显示, 参与关贸总协定对东欧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以下几个原因可以解释其中的不同。首先, 与关贸总协定不同, 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全球性贸易组织, 具有正式的结构, 扩展的权限, 持续进行的成员贸易政策审查流程, 以及一个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因此, 入世条件要比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条件更加广泛和严格。其次, 这两种情况下的政治约束因素有很大差异。自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开放”政策以来, 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改革作为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 把其合法性系于经济改革的成功之上。相比之下, 东欧与入关同时进行的改革受到苏联影响和控制的制约。因此, 相对于苏联只是默许东欧加入关贸作为一种试验,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却是积极地寻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以此作为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一种手段。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最后, 东方阵营的最终瓦解、各国日益形成的对市场经济政策的共识以及全球化的力量, 这几个因素均强化了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一个组织影响既定成员国国内政策的能力。

事实上, 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成员的不同之处在于, 中国的世贸承诺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推动国家法律和经济改革的催化剂作用。一些研究成果表明, 改革期间整个经济中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主要源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很少,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显著, 这说明, 必须解决激励和其他体制方面存在的重大问题, 才能使国民经济长期保持持续增长。在中国入世的过程中,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日益认识到, 另入WTO对中国的一个好处是由此带来的国内市场竞争压力的增加。更大的竞争被认为是迫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进行亟须的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源泉。

4总结

综上, 中国的入世历程之所以独特, 不仅是因为外部因素的独特性 (如GATT变成WTO、世界政治格局的转变等) , 更重要的在于内部因素的独特性。与其他已经加入或正在谈判加入国家的政府不同, 中国政府将入世提高到关系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高度来看待, 因而愿意为了实现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承受短期的成本, 做出较大的让步。

参考文献

[1] Nicholas R. Lardy,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J].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 U.S.A, 2002.

中国入世十年嬗变 篇8

★出口增长4.9倍, 进口增长4.7倍,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

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7 595亿美元, 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40%以上, 2010年达到688亿美元, 居世界第五位。

工业增长近2.7倍, 制造业进出口总额增长近5倍, 全球第一。我国汽车总产量增长6.8倍, 年产突破1 827万辆, 居世界第一。

农产品出口增长近3.1倍, 达到520亿美元, 为世界第三大农产品贸易国。

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4倍, 成为世界第三大服务进口国和第四大服务出口国。保险业总资产增长近10倍, 银行业总资产增长3倍, 电信业务总量增长6倍。

★10年前, 中国刚开始参与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时蹒跚学步, 如今已成为该机制的积极运用者, 成功处理了与主要贸易伙伴的重大双边经贸摩擦。迄今, 中国作为当事方应对和处理了31起争端, 作为第三方参与了87起争端。

★世界也分享了中国的发展红利。

中国平均每年进口7 500亿美元的商品, 为贸易伙伴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和投资机会, 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累计汇出利润2 617亿美元, 年均增长30%。

入世十年要说的话 篇9

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完成营业收入超过5 000亿元,出口总额从2001年的6.89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159亿美元。除此之外,我们还在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海外投资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步。

入世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面对的国际环境与十年前有了巨大的变化,除了有目共睹的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局部地区局势动荡等乱象纷呈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外,我们还要密切关注暗流涌动的国际贸易争端新情况和新趋势。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制造业的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发展环境。

就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共有20个国家(地区)对华启动69起贸易救济调查,涉及反倾销、反补贴、涉华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等,涉及机械行业的11起,比2010年增加10起。美国337起调查涉及中国的26起,其中9成以上是因专利侵权被诉,包括机械工业2起。

此外,还有一些对华产品的通报、召回、扣留等类型的案件。而且这种对华贸易案件涉及的产品有从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蔓延的趋势,涉及的国家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贸易保护的手段从产品限制上升到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究其原因除了我们自身规则意识不强或者对规则不了解的缘由外,也有一些国家采取了有针对性的贸易保护手段压制中国产品。

当前,我们在国际贸易中所遇到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各种名目的自贸区、各种形式的技术壁垒,以及一些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相关的因素铸成的门槛和隐性措施,都对我们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带来了困难。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国家各级政府部门要为企业走出去、公平地参与国际竞争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企业作为参与国际竞争的主体,要做好自己的功课。首先要树立规则意识,有效地利用规则开展工作;其次要注意规则及其市场准入标准的变化动向,主动地适应标准;最后,我们还要积极争取参与相关的标准的制定,至少不要在标准中加入歧视性的限制措施。

在路上——入世十年话物流 篇10

入世十年以来, 中国物流业走上了成长期的快速发展之路, 成为国民经济一个新的支柱产业和经济增长点。物流企业, 无论是国有的, 还是外资的, 抑或民营的, 各显其能, 成绩斐然。

回眸入世十年的物流业, 我们不止看到一路走来的风景, 更看到人们观念的改变。中国物流业以开放的胸怀, 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己前行的方向, 融入全球供应链之中, 虽然要走的路的确还很长, 但我们已找到前行的路径, 尽管在路上须博风雨、涉泥泞, 但迎来的将是明天更加灿烂的阳光和广陌通衢。

中国物流业永远奋进在路上, 在路上, 总有一些感动在心中存留;在路上, 总有一些故事在心中定格;在路上, 总有一些激情在心中流淌。敬请读者关注“特别策划”栏目里回眸入世十年物流业的文章。C

“入世”的体质与心态 篇11

正是这样站在WTO的大门前，中国企业存在着以下5种心态：

1、兴奋：在经历了数年的积累之后，终于可以一试身手了。奉行“偏向虎山行”的生存哲学。属于挑战者。

2、超然：你能来，我也能去，市场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世界市场大着哩，各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奉行“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哲学，可以说是有恃无恐。

3、平静：认为进入WTO只是迟与早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奉行既来之，则安之的哲学。有些随遇而安的味道。

4、惶惶然：认为WTO是一道生死界，面对强敌和即将失去保护屏障的现状，心中没有底，奉行的是末日哲学。于消极悲观中无可奈何。

5、无所谓：应该说是被迫的无奈，多少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意味，认为世界大势，抗拒不了，走到那里算那里。反正天无绝人之路。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连世界上的傻子都能有一口饭吃，何况我这不傻的人呢?

心态来自人的本质。之所以会有上述诸种心态，是因为每一个企业有着自身思想与实力的不同。概括起来看，中国企业的体质可大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体弱多病型。大多属于国有企业或有某种背景的公司。这种企业像富家子弟，娇生惯养，时常感冒发烧。但是，由于有政府无奈的支持与权力网的依托，尽管多病，能经受大病的折腾。

在旧式的管理体系之中国企是独一无二的典型强盛者，但市场化＋科技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呢?首先是地位跌落，其次是实力衰落，第三是意志没落。要知道国企在旧式的管理体系走入僵化期后，他们只有执行中的被动管理，难有创新性的主动管理和对经营的动态管理。从这个意义上出发，他们应该是弹性体制走向僵化后的受害者。但从社会的发展看，他们中大部分人因不能追上时代的步伐而又是时代的落伍者。因此，市场＋技术＋管理创新＋网络化运营潮涌而来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似乎还没有觉醒过来，仍运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去对待现实中的丰富和竞争的渐趋激烈。当然，“三落”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当旧有的秩序和规则必然要归为过去的时候，任何过去式中的成功愈大者，在今天的包袱将会是愈重的，其获生的机率也是愈低的。

2、体格健壮型。一般属于自生自灭的各类民营企业。这类体质的企业一般生机勃勃。但就像少病的人一样，一旦得病，往往没救，由于没有扭曲的经济支持，往往经不起大病的折腾。实际上，这类企业就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草，本身只是生命力强盛，却难有长成树的基因从而难以脱颖而出，成长为参天大树。如果说历史上的“富不过三代”说明的是民族的经商寿命，那么，这些年中可以说是一批批知名的民营企业的湮没及蜂捅而起蜂拥而败、速生速亡、暴起暴跌，民营企业寿命不超过3岁的现实就是一种现实的必然性社会悲剧。由于本身机制的非规范性而使企业存在很大的先天性生理缺陷，其基本的问题是没有相对完备的体系、风险规避机制和自身的预警系统，所以，一旦染病即难以救治。这是很多民营企业高成活率、高死亡率、低生命周期的重要因素。

3、亚健康型。一般属于大中型企业，看似活泼欢快一个好企业，但是内在上有气无力，干什么都力不从心，往往处于想干不能、欲罢不忍的两难境地。由是也错失许多机遇。其原因是保守型的意识播下了生存的种子，看什么都是毛病，自己什么都想干，但总也干不成，处处事事处于半途之中，企业了无生气。

4、苟延残喘型。由于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整与经济结构整合需要，这些企业将会相对越来越多，受此环境的影响，企业似乎被阴云压顶，难以有创新性、创造性的行为来打破已成的定势，于颓唐沮丧中苦捱时日。

入世十年中国得与失 篇12

2001年12月11日，历经15年的不懈努力和艰苦谈判，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个成员。回想当年海内外各界对中国入世的反应和评论，人们普遍以第二次改革和开放的高度来定义其对于中国的重大现实意义。

说入世是第二次改革，是因为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重要规则基础是市场化。始于1978年的改革，使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取代计划经济制度，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从改革的方式上来看，中国选择了更为稳妥和阻力较小的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进行局部的试验和小心谨慎的试错，注重增量而不触动存量，虽然最大限度的回避了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但也使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被暂时掩盖乃至积重难返。与此同时，政府有形之手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也不时挑战市场无形之手的主导地位。但入世有可能改变这种局面。因为多边贸易体制要求的市场化不是局部实验的市场化，而是整体推进的市场化;多边贸易体制要求的市场化不是政府营运的市场化，而是政府权力受到最大约束的市场化;多边贸易体制要求的市场化不是被利益集团绑架的市场化，而是利益集团受制于多边游戏规则的市场化。显然，这是中国入世之后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努力方向。从这个意义上，入世无疑为中国的改革进程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说入世是第二次开放，是因为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的另外一个重要规则基础是全球化。同样始于1978年的开放，是近代中国首次打开国门重新回归世界经济大家庭的重要一步。但这次开放，是整个中国经济濒临绝境的无奈之举，是填补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双缺口(储蓄和外汇)的现实之需，所以这次开放，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动的开放。是一种被动的融入全球化的过程。而且，这次开放也是中国单边向世界开放。世界并未向中国开放，中国并不能享受到作为世贸成员的最惠国待遇。但成功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之后，中国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在承担贸易自由化的义务的同时，也会充分享受到作为世贸成员所应享受的各种权利，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可以参与全球化背景下的游戏规则制定。所以，入世是第二次开放，这种开放是被动的开放转向主动的开放，是不对等的单边开放转向对等的多边开放。和先前的开放相比，入世后的开放无疑在水平上有了质的提升。

如今，中国入世已然十年，适时总结和评估第二次改革和开放的成败得失，对于今后十年乃至更长时期内，中国能否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远，就显得尤为必要。一般认为，中国入世有三大核心利益：一是提高国际地位，二是改善发展的外部环境，三是倒逼国内改革。那么，十年来，这三大核心利益是否得到了有效保障和提升，当是评估入世效果的重要维度。

首先，入世切实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入世前，中国就已经是三大国际组织中的两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因此加入世贸组织本身就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一种表现。入世后，中国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融入全球经济破除了资本、市场和技术等要素约束，实现了贸易和宏观经济的爆炸式增长，跃升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更是所向披靡，打遍天下无敌手。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稳定全球经济、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引擎。现在中国已成为世贸组织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核心成员，也是捍卫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领袖之一。

其次，入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入世前，美国国会每年一次的关于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表决都会让中国政府感到高度紧张。原因很简单，最惠国待遇和普通待遇差别极大，如果中国不能享受最惠国待遇，中国出口的竞争力将受到极大的影响。所以，当年江泽民主席非常关切入世以后美国最惠国待遇一年一审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入世后，最惠国待遇是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所应当享受的最基本的权利，可以说扫清了中国贸易发展最基本的障碍。虽然入世以来中国的贸易崛起引致了越来越频繁的贸易摩擦，中国仍然是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也是其他各种贸易救济措施重点关照的对象，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大国崛起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常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可以运用世贸组织规则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并通过参与新的多边规则的制定，来保障未来的贸易发展享有更加公平的环境。

最后，比较遗憾的是，入世对于推动国内改革的作用不尽如人意。从本质上来讲，世贸组织约束的是政府行为，而不是企业行为。所以，入世的一个美好愿景是，希望通过世贸组织所奉行的市场化原则，对于推动国内市场化进程，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打破政府支持的行政垄断等方面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确实，我们在一些方面也有所进步。例如，10年间，中国已建立符合世贸组织要求的法律体系，清理了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增强了透明度，尽可能的规范政府行为。在银行、保险、电信等重要服务部门，为外国服务提供者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准入机会，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垄断部门的竞争。可以说，入世后5年中国确实遵照世贸协定与承诺，有力并有序的推动了国内市场化进程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但也应看到，2005年后这种步伐有所放缓，在服务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很多领域没有太大的新进展，而国内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却日益突出，政府对市场的蛮横干预有增无减。可以说，中国真正入世仅仅5年。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深化开放的政策争论和来自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

“出口导向政策的隐忧”

总的来看，入世十年，在前两个核心利益上，我们做得不错，但在第三个核心利益上，就非常的差强人意了。早在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就曾在《国富论》中零散的总结出宋明以来的中国为什么逐渐走向衰败的原因，归纳起来有四点：一是贸易不足;二是没有有效的保障合约实施的制度;三是缺乏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四是国有垄断。这一论断，至今听来仍然震耳发聩。回想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真正解决了什么?只有第一个问题;入世十年来，我们真正解决了什么?也还只有第一个问题。而且，还解决得不一定好，甚至有些过犹不及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来解决贸易不足的问题，入世则进一步为这种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外部市场空间，毫不夸张地说，入世使得中国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发挥到了极致。毋庸置疑，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对于中国的贸易崛起和宏观经济繁荣居功至伟。然而，荣耀的背后却隐含着更多的深层次的忧虑。正是过于追求贸易的繁荣和宏观经济对贸易的过度依赖，才使得制度层面的深度改革被忽略和拖延。但入世十年，在整个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变增长模式抉择和转型的十字路口，理当深刻反思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所引致的一连串灾难性后果并进行适时调整。

中国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主要通过充分利用自身的廉价要素参与国际分散化生产，赢取全球化的红利。但在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主要从事简单的加工和制造，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获取的分工利得非常有限。一部在中国制造的30G的IPD在美国可以卖到299美元，可以为中国赚取150美元的贸易顺差，但真正为中国企业所得到的价值不到4美元。而且，考虑到中国制造中的外资高参与度，还有相当一部分价值被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拿走，中国所能得到的价值就更惨不忍睹了。所以，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增长仅仅具有地理统计上的意义。

从出口结构来看，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推动的主要是“两高一资”型产品的出口，这以牺牲国内的资源和环境为巨大代价。有人说，今天的中国有一点同当年的大跃进很像，那就是大跃进几乎砍光了所有的树，而今天的中国则几乎污染了所有的水，一样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同样的，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也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国民福利，并在财富分配上导致了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不仅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同时也孕育着极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即便抛开这些不论，仅从出口自身而言，由于出口的增长主要基于量的扩张(集约的贸易边际)，而缺少新的产品进入(扩展的贸易边际)，使得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增长极易遭受外部冲击的影响并同时伴随着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所以，一个很奇特的矛盾现象反复出现，一方面是贸易持续爆炸式增长，但另一方面衡量贸易利得的贸易条件却不断恶化。入世十年来尤为显著，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由于未能进行根本性的结构转变，一种恶性循环也在反复上演，即遭受外部冲击，出口下降，投资刺激，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再次依赖出口。所以，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事实上再次回到金融危机前依赖出口、依赖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的老路上去了。但是应当看到，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方面，发达国家出现了再工业化的趋势，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出口的外部市场空间将会受到极大压缩。

而且，由于长期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的环节，极大的延缓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和转型，前些年，出口导向型产业最为集中的广东试图“腾笼换鸟”，但笼子腾出来了，却很少有鸟飞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艰难转型的缩影。从企业层面来讲，也没有进行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的动力。因为出口导向型模式的基础是通过压低劳动力价格来获取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既然找几个打工妹、打工仔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冒险进行代价高昂的技术创新呢?当然，不能否认完全没有技术创新，但更多的技术创新属于资本节约型的模仿性技术创新，所以中国可以很容易山寨出iphone，但却没有一家苹果这样真正创新型的企业。要知道，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才是一个国家长期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在这一点上，日本的教训值得警醒，日本之所以失去二十年，很大程度上和日本只会模仿性技术创新密不可分。

从更为宏观层面上考虑，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所累积的巨额双顺差，形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市场压力，处理不当，将会导致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甚至陷入长期萧条。在这一点上，日本的惨痛经历同样让我们十分的谨慎。而自2006年以来，国内出现了通胀和双顺差并存的局面，米德冲突显现，更加考验政府的宏观调控智慧。面对两难局面，政府很难兼顾，在政策目标上，如果要缓和通胀，某种程度上就要以人民币升值为代价;而要稳定人民币汇率，则要容许国内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胀。但通胀和汇率升值，哪头都会触动整个社会紧张的神经，引发不满和社会动荡的担忧。此外，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所累积的巨额外汇储备，同样尤为烫手，它涉及到以巨大代价换取的国民财富是否能得到有效保障的问题。

尽管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带来了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等一系列负面影响，但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向来相信这样一种观点，在国内消费需求短期难以有效改观，投资效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唯有贸易这驾马车才能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如果贸易增长停滞，将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和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失业，不仅无法保证增长，更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此，对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的过分推崇和迷信使得其他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一缓再缓、一拖再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