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慈善机构

中国最大的慈善机构（共7篇）

中国最大的慈善机构 篇1

中国十大慈善机构

中国不乏富人，也不乏可以广施善行的慈善机构，原本应该有密切联系的两者在现实中似乎显得有些淡漠。我们真实记录了在中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十大慈善机构的相关状况，呼吁人们，特别那些富裕的人群来关注并支持中国的慈善事业……

中华慈善总会

作为中国规模较大、业绩较好的公益组织机构之一。自1994年4月在民政部老部长崔乃夫的倡导下成立，总会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帮助社会上不幸的个人和困难群体，开展多种社会救助工作。

按照总会章程，慈善总会最高权利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每界5年，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执行机构，每年召开一次。总会经费来源于会费、捐赠、政府资助、利息、核准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及其他合法收入，行政经费来源于创始基金增值部分、会费、行政经费专项捐赠、政府资助、捐赠款利息、兴办实体的收入等。按照国家规定，从捐赠款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项目管理经费。

目前，中华慈善总会共有团体会员108个，并与绝大多数团体会员合作开展多种慈善项目。据2002年一项资料显示，总会成立7年多直接接受款物总计9.8亿人民币，其中，善款5.4亿人民币，捐赠物资折合人民币共计4.4亿元。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有数据显示，中国有6000万残疾人,这些人就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服务的对象。

1988年3月15日成立,做为国家法律确认、国务院批准的各类残疾人的全国性统一组织，她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其最高领导机构。其下设主席团、执行理事会、评议委员会、专门协会和各类地方组织。

残联的章程规定，其资金来源有五部分：社会各界(国内外组织机构和个人)捐赠、政府资助、国际合作项目、创收和其它收入。据残联内部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资金主要来源还是残联先申报，然后国家有关部委拨款专项专用。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

1989年在北京正式成立的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简称中国青基会)是以促进中国青少年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社会福利事业和环境保护事业发展为宗旨的全国性非营利社会团体。它所实施的项目包括人们所熟知的希望工程以及保护母亲河行动、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公益信托基金、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

在这些项目中，最主要、最有影响力的是希望工程。这是一项被社会广泛关注的公益事业，旨在通过筹款，资助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据统计，目前全国希望工程累计资助建设希望小学9000余所，累计资助失学儿童乐250多万名，援建希望网校130所。

中国扶贫基金

1989年3月成立时，中国扶贫基金是一个没有基金的基金会。那时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没有从事民间扶贫工作的经验。通过多方联络，基金会努力争取海内外各界人士对扶贫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动员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加入扶贫行列。

1996年——1999年，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基金会主要采用扶贫到户和开发式扶贫的工作模式实施了“贫困农户自立工程”、“科技扶贫”、“教育及医疗设施援建”等项目。

从1999年下半年起，中国扶贫基金会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这一年也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二个十年的开始，这一阶段的工作方式是：通过项目援助、受援人参与等方式，帮助贫困社区的弱势群体改善生产、生活和健康条件并提高其素质和能力，实现脱贫致富。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是经过中央人民银行批准、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它向国内外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募集资金和物质，旨在全面提高妇女素质，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为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该基金会的最高权利机构是理事会，由正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秘书长及理事组成。理事会实行届任制，每届任期三年，每年召开一次会议，遇有特殊情况，也可以采用其他形式召开。

妇女基金会基金来源主要是第一，接纳海内外热心妇女事业的企业、社会组织、人士的捐赠；第二，国家政策允许的基金增值和服务收入；第三，利息及其他合法收入。基金的增值部分必须用于基金的任务范围，基金的使用须根据与捐赠人、资助人约定的目的、对象方式合法使用。

中国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4年。当时正值清朝末年，为救助日俄战争中受害的我国同胞而成立。1912年，中国红十字会正式成为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1993年全国人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明确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它的职责较以前有所扩大。

目前，中国红十字会主要履行以下职责：开展救灾的准备工作；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对伤病员和其他受害人进行救助；普及卫生救护和防病知识，进行初级卫生救护培训；参与输血献血工作，推动无偿献血；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等。

中国红十字会的最高权利机构是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一般情况下五年开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理事会执行其决议，理事会闭会期间由常务理事会执行其决议。总会机关的常务理事组成执行委员会，对常务理事会负责。

中华环保基金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为奖励首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教授为环境保护作出的贡献，特别颁发十万美金作为奖金。这笔钱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非营利性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民间基金会——中华环保基金成立的基础资金。

1993年4月，环保基金正式成立，其宗旨主要是通过资助和奖励对中国环保事业作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推动中国环境保护的管理、科学研究、人才培训及国际合作等各项环保事业的发展。基金会的基金来源主要有三种途径：国内外热心于环保事业的企、事业单位、团体的捐赠；其他组织、个人的捐赠；国内外有关组织和友好人士的捐赠。

基金会的最高权利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设常务理事长一名、副理事长若干名、秘书长一名、常务理事和理事若干名。理事会聘请若干国内外著名人士担任名誉理事长。

宋庆龄基金会

十大全国性慈善机构中，宋庆龄基金会是唯一以国家领导人名字命名的慈善机构。

1981年5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逝世，一年后，在宋庆龄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里，宋庆龄基金会成立。基金会成立后，宗旨集中体现为“和平、统一、未来”六个字，即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祖国统一，关注民族未来。在机构上，基金会设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在领导人员上，基金会设名誉主席、主席、副主席，由理事会民主推选产生；秘书长为基金会法人代表。

募捐方法有三种：现金和现金支票，可以直接寄到基金会；股票、有价证券、产权契约，在住所住地的中国银行办理；各类物资，向基金会去信去电商处。

见义勇为基金会

作为指向性最强的基金会，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1993年6月由公安部、中宣部、中央综治委、民政部、团中央等部委联合发起成立。成立九年以来，该会同有关省市组织了大量表彰活动，募集见义勇为基金7000多万元，发放奖励抚恤、补助慰问和助学金2000余万元。

目前中华见义勇为基金的工作模式是：一，每两年开一次全国性表彰大会，由中宣部、公安部、民政部等单位抽人员组成评审委员会，对各省上报的人员事迹进行评审；二，面对日常申请补助的见义勇为人员，由基金会办公会进行研究，看够不够标准、够哪一级标准，形成意见后报基金会会长或常务副会长审批，再对外发钱。

据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千个市、县设有见义勇为事业组织管理机构，从事见义勇为工作的人员近万人。近十年来，各级见义勇为管理组织已募集基金十几亿元。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

促进会是1994年4月为配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而发起的。以刘永好为代表的10位民营企业家在全国工商联七届二次常委会议上联名倡议“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进而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间商会)发起下成立促进会。她是光彩事业的组织机构，是经由国家民政部注册的非营利社团法人组织，享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她以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民营企业为参与主体，包括港澳台侨工商界人士共同参加。

促进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下设常务理事会。促进会的经费来源一是会费，二是有关社会团体、企业人士的赞助，三是其他资助。

李立国：慈善事业法已提上全国人大立法计划

把政府做不了、做不好，却适合社会力量来做的工作尽量交给社会来做，让渡更大的空间给社会力量来参与 “十二五”启程。作为中国民政系统的“掌门人”，李立国眼下最重要的课题，是如何践行好“民生”二字的新内容。

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财富不断集中带来的社会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以及物价上涨等带来居民生活成本的逐渐提高……一系列依靠单纯的经济增长难以解决的新问题的出现，使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民生色彩浓厚的政策举措，在“十二五”期间升至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的地位。

“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稿中，“民生”被给予了这样的定位。

这一定位无疑给“以民为政”的民政系统带来更多可为之处与发展机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注意到，初入2011年，民政部在应对老龄化社会与慈善事业领域动作频出。

未富先老的社会现状关系到每一位中国普通居民能否实现“老有所养”，每一个微观家庭的养老困境已经集结为社会难题；而慈善，则是在一部分中国人先富起来之后，实现社会财富分布格局调整的一条可能的路径，因而成为社会舆论的聚焦之处。同时，这两个领域也是民政部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并参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落点。

为此，《财经国家周刊》就日趋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以及中国方兴未艾的慈善事业发展，于今年“两会”前夕对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进行了专访。

养老服务体系难题破解

提到“老龄化”，李立国首先向记者提供了一连串不容乐观的数据。目前，中国老年人口众多，60岁以上老年人口1.67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2.5%，预计将在2014年突破2亿，2034年突破4亿，2054年突破4.72亿；与这些数字相对应的，是大面积的空巢家庭的存在。

当前中国的城乡空巢家庭已经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甚至高达70%，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这说明历史上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正在日益弱化。此外，随着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家庭与社会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并通过老年抚养比体现出来：中国65岁以上老年抚养比达到11.6%，部分省区市达到17.97%。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老龄化进程面临的一个更加严峻的局面在于：未富先老。这意味着，中国的很多老年人正在面临原有单位福利体制解体与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的双重困局；而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形势，很可能令众多农村老年人陷入“老无所养”的窘境。

“十二五”开局之时，中国养老服务体系面临的现状是：现有的社会养老服务无论是供给总量、资金投入、社会分布、服务水平，还是政策落实、监督管理等方面都明显滞后。“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李立国如是说。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发现，当前老年人对养老服务体系的需求层面，很多表现为居家养老服务和社区养老服务的模式。“十二五”期间，民政部在这样一个养老服务体系的搭建上，将有哪些举措？

李立国：“十二五”期间，我们将从国情出发，基本建立起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居家养老服务要以经济困难老人、独居、空巢老人为重点，以日托照顾和上门服务为主要方式，为其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医疗保健、助餐、助洗等福利性、公益性、互助性和商业便民服务；建立市（县、区）、街道（乡镇）、社区（村）三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指导和服务网络。

依托城市社区服务信息载体，在社区普遍建立数字网络服务系统、养老服务热线、紧急救援系统等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为居家养老提供可靠、便捷、完善的技术服务支持；在确保老年人权益的前提下，鼓励通过委托、承包、转租的形式，支持社会服务企业和中介组织参与居家养老服务。

社区养老服务要按照就近就便、小型多样、功能配套的要求，建设和改造一批托老所、日间照料中心、老年餐桌、星光老年之家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住养、精神慰藉、入户服务、助残助医、文体活动等服务。

此外，我们将支持通过整合、置换或转变用途等方式，将居民区内或者老年人比较集中的地区中闲置的医院、企业以及各类公办培训中心、活动中心、小旅馆、小招待所等公共设施改造用于养老服务。

《财经国家周刊》：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将如何引进外部力量和市场力量？

李立国：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这是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强大动力。

目前，我国社会力量直接兴办或参与运营的养老机构快速增加，在有些地区民办养老机构的数量已超过政府办养老机构，一些地区还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支持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参与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使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初步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

“十二五”期间，民政部将按照鼓励扶持和监督管理并重的方针，积极鼓励和引导各种所有制投资主体参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首先是加强政策扶持。目前国家在规划用地、建设、电信、用水、用电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社会力量投资兴办的福利性、非营利性的养老机构自用房产、土地，是暂免征收房产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各类养老机构则与居民用电、用水、用气、用热实现同价；同时，鼓励在养老机构内设置医院、门诊等医疗机构，或与当地医疗单位联合在养老机构内设立老年病科室，并纳入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范围。

此外，我们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运营，并加强资金支持。我们支持以公建民营、委托管理、合资合作、服务功能承包等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或养老机构的建设、运营，培育民间社会福利组织。鼓励社会专业机构以输出管理团队、开展服务指导等方式参与养老服务设施运营，探索连锁、合作等服务模式，引导机构和设施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推动形成一批具有知名品牌和较强竞争力的养老机构。

同时，将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支持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或服务企业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对于非营利性的民办养老机构、居家养老服务设施或组织，既可在建设期按照建设规模、投资总额、土地租期等指标，一次性或者分期给予建设补贴，又可在运营期，按照床位数、收养人数、入住率等指标，给予一定的运营补贴。

慈善新课题

慈善，这个词汇对于大部分国人而言，仍然较为新鲜而时尚。从某种程度上讲，近几年中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率的提高，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各界对灾区无私援助和许多知名大企业、国际组织及各领域公共人物积极甚至高调的慈善行为，使得慈善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

通过数据可以发现，自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以来，中国的慈善事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轨道。2005年之前，除了大灾年份，我国每年慈善捐赠总量大约为几十亿元，2006年全国捐赠款物达到100亿元左右，2007年达到309亿元。2008年汶川地震等重大灾难激发了慈善捐赠高潮，使当年的捐赠总量高达1070亿元，2009年为540亿元。据初步统计，2010年的捐赠总量在700亿元左右。

随着各种慈善行为开始大方登上社会舞台，它也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成为舆论的敏感地带。由于事关财富转移，慈善一词往往与“富人的良知”、“企业社会责任”等概念捆绑起来。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当下中国的阶层写照。中国居民收入不断分化的大背景，让慈善这一概念蒙上了一层特殊的色彩：慈善被认为是以爱心为基础的一次再分配，慈善事业的财富调节功能，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保障一部分困难群体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新途径。

慈善，作为当前民生工作的新元素，也给民政部的工作带来变化。如何处理政府与民间慈善力量的关系，成为李立国重点关注的问题。“避免把权力都抓在手里”、“让渡更大的空间给社会力量来参与”，李立国对民政系统承担的慈善管理工作做出这样的定位。

《财经国家周刊》：慈善文化在中国历史悠久，但目前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是在最近几年才逐步成型并且广受关注的。您如何看待这一进程？在近几年慈善事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民政部有哪些动作？

李立国：慈善事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十二五”期间，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尤其是社会建设和保障民生的任务更加繁重，为发展慈善事业带来了重大机遇和更大的挑战。

今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民政部门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中承担重要职责，尤其在保障民生方面责任重大。当前，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既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也要加快培育慈善组织和提高慈善工作的专业能力。

为适应我国慈善事业迅速发展的形势，民政部于2007年成立了慈善事业发展领导小组，并根据国务院新的“三定”方案，于2008年设立了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负责拟定慈善事业发展规划、指导社会捐助工作；同时设立社会工作司，负责拟定社会工作发展规划、政策和职业规范、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和志愿者队伍建设规划。

目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修订工作已经开始，将对倍受关注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做必要的修订和完善，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一直受各界关心的《慈善事业法》已提上全国人大立法计划，有关部门根据工作程序正在抓紧办理这一法律草案。

同时，建设慈善信息披露机制也在不断完善。民政部组建了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每年发布全国慈善捐赠报告，分析评估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情况，建立慈善信息发布制度。

《财经国家周刊》：当下中国先富起来的群体的慈善观念，存在哪些误区和分歧，有哪些慈善观念应该坚持和推动?

李立国：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已经拥有一大批先富起来的群体，他们在近年的慈善事业中表现突出，成为慈善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事业发展的推动力量。大额捐赠数目增长十分明显，包括工商业巨子、文化名流、体坛明星等，都在此列。

这一群体捐赠的特点呈现出一定的规律：一是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富裕群体人数不断增多；二是参与捐赠额度不断提高；三是参与捐赠行为趋于理性：四是参与慈善活动领域不断扩展。

从他们的慈善理念来看，一方面是为了回报社会，承担社会责任，并且回报家乡，是一种对乡亲的回馈；另一方面，是他们追求精神满足，体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同时这一人群还会通过慈善行为来言传身教，影响和培养他们后代的品德。此外，也有部分人是在做慈善的同时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知名度，促进企业和谐。

当然，上述人士在捐赠方面也有一些需完善的地方，如捐赠的随意性、应急性和被动性比较明显，部分慈善项目运作的规范性和专业性不够，缺乏现代慈善运作理念，有时部分参与者还表现出明显功利性，企业公民责任意识不够。

尽管目前社会公众对富豪参与慈善的行为有不同看法，甚至有时争议很大，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看待这一现象：一是要正面鼓励和弘扬富裕人士参与慈善事业。因为这不仅可以培育更大的慈善群体和筹集更多的慈善资源，为困难群体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服务，同时也可以发挥慈善事业本身在引导和提升社会文明进步及参与者个人道德水准的积极作用，对国家、社会和个人都有利。

而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完善慈善法规政策，加强慈善监管水平，使包括富裕人士在内的慈善捐赠及相关活动在规范的框架内运行。

《财经国家周刊》：您于去年会见来京参加慈善聚会的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您认为目前中国企业家做慈善与国外一些具有多年经验、运行更加成熟的企业慈善行为相比存在哪些差距？

李立国：去年9月份，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两位慈善家来华与国内50余位慈善家进行了一次富有意义的对话，我也参加了这次交流活动。中外慈善家对如何看待财富，以及自身投入慈善事业的内心体验、中外慈善文化的比较等方面，进行了很有启迪的对话。

尽管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发展的初期，慈善行为与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但慈善的本质和内涵是相通的，即慈善是发自每个参与者内心对他人和社会的无私奉献，体现的是爱心、善良和责任，展示的是对财富的态度和价值取向，慈善始终代表着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闪烁着人道精神的光辉，体现着人们对社会和谐进步的追求。

《财经国家周刊》：一份调查报告显示，75%的中国慈善组织信息不透明。这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将带来什么影响？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如何保证？在管理上，民政部将如何提高慈善组织的透明度？

李立国：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透明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提高慈善组织社会公信力的关键，也是慈善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目前，我国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透明工作与社会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民政部在促进慈善信息公开透明方面负有监管责任。在现实情况下，做好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已经不是做与不做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快做的问题。如果不下大力气解决慈善信息公开透明的问题，就难以提高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也就难以促进我国慈善事业上新台阶。

目前，通过社会组织的年审制度和评估制度，尤其是实施基金会信息公开办法，在指定媒体和网站公开相关机构的治理结构和财务信息，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与社会公众特别关注的捐赠款物的流向以及效果的评估等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我们正在制定社会捐助信息公开透明的制度，建立慈善信息服务平台，以进一步满足社会对慈善信息公开透明的要求。

财务透明是慈善组织信息公开透明的核心，我们将继续推动慈善公益组织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逐步推行决策、执行和监督分离的运行机制，建立规范、公开的财务管理制度，捐赠款物使用的追踪、反馈机制和公示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布捐赠款物的使用情况。

同时，我们将推动慈善组织制定行业规则和行业标准，加强行业监督，形成行业自律机制。推动第三方评估机制建设，制定评估规程和评估指标，适时开展评估工作，及时发布评估结果。

《财经国家周刊》：在民间慈善事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您认为各级民政系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引导、支持作用？政府部门与民间慈善力量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

李立国：正确处理政府部门和民间慈善力量的工作关系，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慈善事业发展的思想观念，也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热点。

在2011年民政工作会议上，我着重谈了这个问题。特别提醒民政系统的各级机关和干部避免把什么权力都抓在手里，把什么事情都搂在怀里，自己做不过来，又不肯放权、放手让社会力量做，结果是什么都做不了、做不好。

我希望大家尽量把政府做不了、做不好，却适合社会力量来做的工作尽量交给社会来做，让渡更大的空间给社会力量来参与。这不仅是一个理念问题，更是一种工作方法和思路的问题。民政部门作为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职能机关，要着重从创造慈善事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监管，积极扶持和有效指导慈善组织的工作出发，履行好民政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责。

要克服把管理等同于管人、管物或直接冲在募捐第一线的理念与做法，始终站在培育、监督、服务和工作指导的位置上，建立政府与慈善组织协作的关系。政府部门要敢于和善于发挥社会力量服务民政工作，帮助政府改善民生和做好社会服务，引导社会力量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服务等领域发挥补充作用。

2、慈善事业特征慈善的特征一是无偿性，二是双方并无利益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以社会成员的慈善心为道德基础；（2）以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资源捐献为经济基础；（3）以社会性的民间公益团体或公益组织为组织基础；（4）完全以捐助者的意愿为实施基础。慈善事业的这些特征将它和政府从事的社会救助事业区分开来。政府的社会救助事业以社会稳定为政治基础，以财政拨款为经济基础，以政府机构为组织基础，以法律制度为实施基础。

3、慈善行为慈善行为是公众以捐赠款物、志愿服务等形式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自愿行为。通过某种途径自愿向社会及受益人提供无偿的社会救助和社会援助的行为是慈善的核心所在。这些援助包括资金、劳务和实物等方面，是社会广泛参与，慈善组织运作，由社会募捐、项目实施等组成的慈善活动体系。慈善事业就是发扬人道精神，调节、救助困难群体与社会的事业。

4、慈善事业的意义（1）有利于组织和调动社会资源，促进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工作的相互衔接、相互补充，为完成社会保障体系和发展公益事业提供更广泛的社会支持；（2）有利于调节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3）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倡导团结互助、关爱奉献的慈善精神。（4）有利于增强社会责任，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理解、交流和合作，营造团结友爱、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因此，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共同进步，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最大的慈善机构 篇2

在这次大会上, 有一位特殊的人士成为最耀眼的灿烂星座——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 (以下简称“微笑列车”) 董事长王嘉廉 (Charles B.Wang) 先生, 荣膺本次大会设立的“杰出华人慈善贡献奖”。这是“微笑列车”长期致力于公益事业的成绩被社会和公众所认同的最佳体现。

此外, 本届大会还同期举办了由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全额资助的“第七届国际微笑列车唇腭裂学术会议”, 超过1500名来自“微笑列车”项目合作医院的手术医生、麻醉医生和护士前来参会, 通过相互了解、相互交流与合作的平台进行学习和交流, 让更多的唇腭裂患者能够重新绽放笑容。

“微笑列车”十二载:用爱心圣水浇灌公益之花

据记者了解, 1998年, 美籍华人王嘉廉先生在美国发起成立了一个为全球贫困唇腭裂患者实施修复手术的慈善组织——“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 (Smile Train) 。从当年“驶出”他的第一列“微笑列车”算起, 至今已经整整12个年头了。经过10余年的发展, 目前, “微笑列车”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唇腭裂慈善机构, 并在全世界78个国家实施了超过62万例手术。据“微笑列车”在中国的项目统计, 截至2010年12月31日, 该项目在中国已提供了215535例免费唇腭裂修复手术, 平均一天实施100多例。

谈及当初启动“微笑列车”项目的初衷, 王嘉廉先生深情地说:“慈善是一个人发自内心自己想去做的一项神圣的事业, 你去帮助别人, 也能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感受到快乐。这是一种出自真心的美好的事情。人类应有一颗爱心, 应该相爱互助、向往美好, 并拥有一个向善向美的灵魂;而‘向善向美的灵魂’的纯真表现, 莫过于以自己的力量, 去帮助更多亟需帮助的人。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的成立, 就是基于这些美好的愿望。如今, ‘微笑列车’已经走过十几年的路程了, 以后, 还将不休不息, 直至唇腭裂这个问题得以解决。每一个受着唇腭裂折磨的孩子, 无论他生活在哪里, 无论他有多么贫穷, 都应该能够得到手术救治。‘45分钟改变唇腭裂孩子的一生, 给孩子未来的微笑和幸福’, 一直是‘微笑列车’这么多年秉持的愿景。因为一例唇腭裂修复手术仅仅需要45分钟就能完成, 但它的确会真正地改变患者的一生。很多接受过手术的孩子都说, 这个手术是真正给了他们第二生命……”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语, 让记者感受到了王嘉廉先生是如何带着一颗赤诚悲悯的心, 迈着回馈社会的坚定步伐, 给唇腭裂患者带来重生与微笑。他在施惠于唇腭裂患者的过程中, 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一名爱心传递者, 在无言无求地传递并带动起一颗颗博爱众生的慈爱之心。

沧桑历练, 成就惠及千万孩子的七彩之梦

王嘉廉出生于中国上海市, 却在美国闯出了自己的天地, 创立了美国第二大电脑软件公司、全球第二大独立软件厂商美国国际联合电脑公司 (Computer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Inc., CA) 。如今, 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的王嘉廉, 仍管理着电视台、中文学校、房地产公司、冰球队、基金会, 并以“创新型的慈善模式”, 用爱滋养着那片他深爱着的热土。

1998年, 王嘉廉萌发唇腭裂慈善事业——“微笑列车”的初步设想, 随后即投入具体实施。1999年, 王嘉廉在美国发起并注册的非盈利性慈善组织“微笑列车” (Smile Train) 正式成立。“微笑列车”机构成立之初, 即定位于“这是一个为全球唇腭裂患者实施矫治手术的慈善基金组织”。为切实保证这个项目的社会效益尽快彰显, 该项目一实施, 王嘉廉即投入了巨额初始资金。

据王嘉廉先生介绍, 微笑列车的使命是为发展中国家成千上万的贫困唇腭裂患者提供免费的修复手术;同时, 为医务工作者提供免费的唇腭裂相关的培训。

据记者了解, 美国“微笑列车”与中华慈善总会的合作开始于1999年年初。当时双方达成协议:由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与中华慈善总会共同开展微笑列车唇腭裂修复慈善项目, 为我国贫困的儿童唇腭裂患者进行初期矫治手术。2007年10月, 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在与中华慈善总会继续合作的基础上,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和中华口腔医学会缔结正式合作关系, 四方共同开展微笑列车唇腭裂修复慈善项目。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加强对项目的指导和协调, 中国卫生部、中华慈善总会、中华口腔医学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共同组成“微笑列车”中国项目指导小组, 对项目的实施给予总体的支持、指导和协调。目前, 此项工作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集慈善、医疗、学术多部门大协作的全国性慈善项目。

在采访中, 谈及刚刚移民美国的那些日子, 王嘉廉先生说:那时的生活虽然艰辛, 却是我人生中的一段美好回忆。许多年后, 他在回忆起这些早年的经历时, 总是轻描淡写地带过, 脸上始终带着微笑向记者陈述。

正因为曾经饱受沧桑, 所以, 炎黄子孙的向善之德, 一直在事业兴盛后的王嘉廉心里不住地萌动并勃发, 最终成就了“微笑列车”这一惠及千万患者, 给了千万孩子灿烂笑容的七彩之梦!

10余年的岁月悠悠远去, “微笑列车”携带着“公益”、“慈善”这些匡济世人的美好愿望, 已经“驶”上了唇腭裂慈善机构全球之巅——成为全球最大的唇腭裂专项慈善机构!

微笑列车:以坚守让“公益轨道”无限延伸

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参与慈善事业, 是企业对社会的奉献, 更是企业家的一种社会责任。当慈善成为个人的一种内在品质, 其本身就会为慈善事业发展凝聚人心、激发活力。

谈及当初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专门关注唇腭裂患者的基金会, 王嘉廉说:“唇腭裂虽然不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但却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疾病。如果一个男孩子得了这个病, 他也许成年以后可以用胡须来掩盖缺陷, 但是对于女孩子来说, 就变得非常难, 而且没有希望了。同时, 这样的疾病会严重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容貌, 会为患者终生带来不同程度的心理阴影。所以, 为了集中精力做一件对世界有影响力的事情, ‘专注于唇腭裂儿童, 在世界范围内做好这一件事情’, 就成为该基金只专注于帮助唇腭裂患者的主要原因。”

说起“微笑列车”这一名称的由来, 王嘉廉先生告诉记者:“在英语中, train除了‘火车’的意思外, 还有‘教授, 训练、培训’的意思。我希望我们的慈善组织可以区别于其他的慈善组织。具体说来, 就是区别于那些只是派一些医生去一些国家做手术的组织。我们希望通过培训当地的医生, 给他们提供技术, 以先进的科技, 给予当地人去救治人的能力, 我们觉得这样才会非常有利于项目的发展。”

慈善、公益事业, 是一种有益于社会与人群的社会事业, 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必要补充, 因此, 任何公益项目的施行, 均离不开企业和个人的支持和推动。就目前而言, 我国的公益氛围仍然比较弱, 企业或个人踏在公益的道路上并不轻松。公益的实施贵在坚持和用心。

以“微笑列车”为例, 它的善举和回报社会并非偶然。据记者调查发现, 自1998年起, “微笑列车”设在美国纽约的总部在全球富裕国家和地区募捐, 用以资助全球发展中国家贫困家庭的唇腭裂患者得到免费的手术修复。

目前, 就唇腭裂治疗方面的专项捐赠能力、已资助的手术数量、已惠及的贫困家庭的唇腭裂患者人数以及影响力而言, “微笑列车”已无争议地成为全球最大的唇腭裂基金会。记者了解到, 目前“微笑列车”项目在中国有397家项目合作, 通过这些医院提供资金和免费培训技术, 共同为患者提供免费的唇腭裂手术。这对医院和医生本身来说也是好事, 不仅能提高医生在治疗唇腭裂领域的手术技能, 也为医院在患者和公众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有利于医院的发展。

中国是“微笑列车”资助力度最大的国家, 自合作至今, “微笑列车”已经在中国资助了超过21.5万例唇腭裂修复手术。王嘉廉在谈到创建“微笑列车”的最大感受时说:“当我们看到孩子们重新获得微笑, 当我们看到家长们因为自己的孩子终于能和其他正常孩子一样生活而发自内心的那种快乐时, 那种兴奋的心情和愉悦是无与伦比的, 那是给我们努力工作最大的回报。”

王嘉廉非常恳切地表示, 他和他的中国团队希望通过媒体把免费手术的消息和“微笑列车”愿意提供帮助的消息传到各个角落, 让那些受唇腭裂折磨的孩子们到合作的医院接受免费帮助。王嘉廉说:“这不是一个钱的问题, 我们希望给予帮助, 给这些孩子们一个希望。我们希望能鼓励更多合作医院, 鼓励更多能够帮助孩子们的人送他们到医院医治。这是我们最希望做的事情。”

近年来, “慈善”作为一个新闻关键词, 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变得炙手可热, 公益事业受到的关注已日益普遍。公益所代表的民间力量, 正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它所凸显出来的力量, 不仅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温情洗礼, 更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和谐的一种精神动力。

岁月如梭, 时光倥偬。如今, “微笑列车”已经持续资助中国的唇腭裂患者进行手术长达12年时间, 而这漫长的12年资助和大大小小的慈善捐助, 都处在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常态行为中, 没有任何的刻意渲染造势。王嘉廉先生说, 自己在企业方面获得了成功。财富来自于社会, 通过公益的行为去回馈社会, 是每一个事业有成的企业家都应秉持的“喝水不忘掘井人”的公益理念。他还说, 当这种理念渗透到所有可以触及的人群时, 他将以他的坚持, 携手更多的人踏上公益的道路, 他相信参与公益事业的队伍也将无限壮大。

记者在采访中领悟到, 王嘉廉先生和“微笑列车”对慈善和公益的持之以恒, 让众多唇腭裂患者享受到了公益带来的福祉, 让他们重绽微笑, 焕然新生。“微笑列车”的永不停歇, 对于中国慈善理念的转变、慈善制度的完善和规范产生了积极意义, 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公益事业的全面、持续发展。“微笑列车”的创立, 使“公益”这两个字, 得到了它最有价值的传播, 而且也推动了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王嘉廉先生更是得到了社会和公众的一致认可和好评。同时, “微笑列车”传播的价值, 体现在社会责任的彰显。他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公益事业的魅力, 这更是一种中华民族仁爱、博爱精神的具体体现。

中国最大的慈善机构 篇3

从普育堂到新普育堂

新普育堂的前身是清末建立的普育堂。清朝末年，上海社会各阶层的分化进一步加剧，加之政局动荡不安，大批的孤苦无靠之人流离失所。随着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上海绅商阶层进一步壮大，这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为有意识地追求公共事务的管理权利，一些声望素孚的绅商，在政府的协助下，联合起来“广集资财”，给药助丧，施粥办赈。

清末太平天国被镇压后，苏南浙北逃难和谋生的难民大量涌入上海，给上海的社会治安带来了很大困难。同治六年，新上任的上海道应宝时即利用善堂来处理难民潮问题。他从上海道库中拨出银两若干，委托地方绅商组建善堂，取魏文帝《车渠赋》中“惟二仪之普育，何万物之殊形”之义，取名“普育堂”。堂址设在上海城内陶沙场(今文庙附近)。普育堂主要是收容无家可归而又无力自谋生路的幼童和体弱老人。

普育堂采用了近代的董事制度，董事为民间绅商，他们接受了苏松太道的委托负责经营普育堂。堂中总董月领钱14千文，副董月领钱12千文。普育堂虽由民间绅商负责经营，却带有很强的官营色彩。普育堂经费几乎全赖官费，由上海关库月给钱500串，松沪厘局给钱300串。除此之外，还由各茶商栈，不论红绿茶箱，每箱到沪须捐钱5文，归茶董集收，然后缴充堂费。

普育堂内，分为老男所、女妇所、男残废所、女残废所、养病所、抚教所、贴婴所七部分，并设书塾及医药两局。养病所房屋两进，一住重病，一住轻病。堂内医生，有内、外科各2人。堂内留养名额为300名。

为了联合上海各主要善堂统一施行慈善事业，上海慈善团于1912年成立，主要成员为当时上海社会一些素孚声望的绅商。慈善团隶属上海市政厅，其下属慈善机构包括同仁辅元堂、普育堂、果育堂、清节堂等。随着近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善堂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开始走向衰落，时代呼唤新型慈善组织的建立。更为重要的是，和其它善堂一样，上海普育堂也因依赖官府官费的程度太高而使经费来源发生了一定的困难，再加上管理的不善，已难以维持下去。1912年，上海慈善团经过商议，决定另觅土地建立新普育堂。在上海市政当局的支持下，当时在商界已崭露头角的陆伯鸿在陆家浜同仁辅元堂之普安亭义地，兴建了5排二层楼的房屋，取名“新普育堂”。当时上海城的城墙刚拆掉，造新普育堂用的就是这些拆下来的城砖。

教养兼施的新型慈善组织

民国以后，长期受传统文化熏染的上海绅商阶层，其传统的仁义道德思想没有随政权更替、政治演变而改变，于是积极从事慈善事业。新普育堂的建立者陆伯鸿(上海南市电灯及自来水公司总经理)和董事会的成员朱葆三(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航运巨头)、傅攸庵(著名航运商)、朱志尧(东方汇礼银行买办)、杜月笙(中汇银行董事长)、王一亭(上海商界名人)、林康侯(新华银行经理，后担任全国商会联合会主席)等都是当时上海社会知名的绅商。同时，新普育堂的创立还受到西方基督教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该堂堂主陆伯鸿，生于1875年，祖籍四川，前清秀才，先祖由徐光启劝化奉教，早年曾在上海董家渡天主堂小学接受宗教教育。1913年，陆伯鸿担任了上海公教进行会会长，1935年又担任了中华公教进行会会长。可以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劝人为善”是基督教传人中国后公开标榜的宗旨，新普育堂的创办即有“体上帝之好生之德”之意。在新普育堂留养之人死亡后，也大都要经受洗礼。因此，不可否认陆伯鸿创办新普育堂也有传教的目的在内。

1913年4月2日，新普育堂正式开办。其宗旨是：“参照旧普育堂办法，专收茕民无告之老幼男女，疾病残废疯癫等人，供给其衣食住宿医药，不分宗教一体收养”；“拯贫穷乏氓，使老有所终，幼有所养，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大同之世复乎尚矣”。

在新普育堂的管理机构中，设有主任一员，副主任两员，均属义务职，不支薪水，堂中一切人事安排由主任负责。自1912年新普育堂成立到1937年遇刺身亡，陆伯鸿一直担任该堂主任。此外，新普育堂还聘有地方绅士为董事，组成董事会，每年开常会一次，集议堂中重要事宜，并负责募捐筹款、稽查账目，如堂中经费紧张时，董事会将设法维持。新普育堂还延请素有经验的医生，负责医疗留堂病人。每日施诊一次，但不支薪水；还延请法国天主教仁爱会的女修士担当看护事务，而且堂中男女老幼残废贫病疯癫之人的去留也都由女修士商承主任办理，门诊也是由女修士担任施诊给药，凡入堂留养者亦都由女修士管理之。修女均尽义务，堂内只供其衣食领用。堂内还设有驻办(兼文牍)、会计、书记、庶务、教习、配药各一人，各司其职。驻办员管理堂内员役、教化各院留养之人、查核购办物品并参与堂内重要事务；文牍员管理文牍并保存文件卷宗；会计员专管银钱出入账目以及预决算表册；书记员管理簿记表格并抄写文牍；庶务员管理购置物品、收取捐款租金、督率佣工服务、调查已配妇女和已领小孩是否有被虐待的情况。

由上述新普育堂的董事会制度、办事员的各司其职可以看出，它已具有了制度化的办事规则和较规范的操作系统，在组织结构上已经初具了近代的特征，实现了慈善机构的近代转型。

中国传统的救济思想以“养”主，以施舍为手段，各种社会救济机构，无论官办还是民办，都将主要精力放在为被收养者提供食宿，为贫者送医送药，为贫而无力下葬的死者施棺助葬，而忽视了对被救济者进行教育和劳动及生活技能的培训，增强其自谋生路的能力。这种“重养轻教”的救济方式，日久弊生，反而助长了被救济者的依赖心理。新普育堂改变了传统的经营方式，实行“教养兼施”的新型救济方式。除留养贫弱孤寡之人外，新普育堂还设有小学和工艺专门学校，规定收留的男女贫儿必须进该堂设立的小学中读书，读书期间又教授一门或几门工艺课，学生工艺作品(如刺绣、雕刻品、印刷品等)或直接进入市场销售，或举行义卖。男女贫儿在堂中小学毕业后，视其体质和能力学习工艺，体质强壮者一律作劳力之工，体质瘦弱或残废的视情况从事图画、雕刻、小木、大木、水作、漆器、藤器、竹器、缝纫、染织、皮鞋、刺绣、花边、打簾、草绳、草履、种植等工作。工艺课达到一定水平的学生再进入工艺专科学校。该校生产的工艺品可以卖较高的价钱，这样，被收容的幼童既能学到一定的文化知识，更可学到一门或几门足以谋生的工艺，使他们回到社会后能够自食其力，在一定程度上达到

了标本兼治的效果；同时，学生在堂内生产的工艺品也是一种产品，其收入也可弥补善堂的经济开支。

堂内堂外相结合的救济方式

新普育堂实行的是堂内收容留养和堂外施诊给药两种救济方式，以达到堂内救济和堂外救济相结合、经常性救济和临时性救济相补充的目的。

新普育堂可以说是一个综合福利中心，1912年创办时就额定收养各种男女茕民1500人，堂内收容机构包括男贫病院、女贫病院、男老人院、女老人院、男残废院、女残废院、男贫儿院、女贫儿院、男疯人院、女疯人院、男病犯室、女寄养所、节妇院、育婴院(名内附幼稚院)，后来又建立了男女传染病院。以后在天主教友的资助下，又建立起教诲堂一座，兼施教养之道，可容纳1500人。又于堂北拓地十余亩，建筑工场一所及仓廪、厨房、平屋十余间。

新普育堂的人员收容实行的是动态的流动管理，有进有出，以尽量扩大收容的范围。留养的孤苦无告残废疯癫之人，主要来自门收和个人具保送来以及官厅送来暂时留养三个方面。凡孤苦无靠之老幼男女，或贫病残疾疯癫流落街头者，经人证明介绍后均可入堂留养。1927年，新普育堂还曾在《申报》上登出广告，声称若有贫苦人家生有婴孩无力养活或者遇有道路遗弃之婴孩，近处送来者给予车资六角，远处送来者给予车资一元。

留养之孤苦成年病人，病愈后则离堂自食其力。新普育堂规定，男贫儿年龄达到20岁以上，并习成技艺足以养家的，准其出外婚娶；女贫儿达到适龄时由堂择配。行政司法部门送堂留养的妇女，如果经六个月无人认领，本人自愿择配而又有人愿娶的，由堂函至官厅核准施行。堂中留养儿童准人收养，但领养人必须经过调查，确属妥当的方准给领，领取后不得虐待。如果经堂内庶务员调查有虐待情况的，则立即收回小孩。因堂内收容了很多重疾在身之人，再加上堂内条件有限，所以被留养人员的病死率较高。凡在堂内留养的人死亡后，若无家属或家属无力安葬，则由慈善团棺殓入葬。

新普育堂在建立之初，只留养了500多人，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从老普育堂直接转送过来的。到1915年，新普育堂留养人数已达1100多人，1918年时已有一千三四百人，到1934年，则有将近2000人。1937年以后，由于抗战的爆发，再加上陆伯鸿的遇刺身亡，新普育堂的资金日益支绌，留养人数日益减少，1944年时留养有900多人，到1948年时，只留有700多人了。

新普育堂虽规模较大，但毕竟满足不了民国初年上海社会大规模弱势群体的需要，于是堂外救济就成了救济方式的补充。堂外救济主要是在各处设立施医局。除了本堂设有门诊外，新普育堂于1916年还在吴淞、江湾、闸北、杨树浦添设了分医局。后来分医局增加到8处，主要是对穷苦病人施诊给药，它的设立扩大了新普育堂的救助范围和人数。在新普育堂鼎盛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仅杨树浦一处，每年施诊给药就达8万人，各处每年施诊给药总计达五六十万人。

广泛的经费筹集方式

慈善活动的开展，除需必要的组织管理机构外，还必须要有活动的经费，经费是慈善团体开展活动的经济基础。作为民国时期上海最大的收容社会弱者的慈善机构之一，新普育堂没有政府的扶持是难以建立的。其创办经费共花去78000多银元，其中的70％多是官府拨给的银元，这是陆伯鸿等与各衙门进行多次磋商后争得的。

新普育堂常年经费主要来自社会捐助、政府补助和自创自收三个方面。社会捐助在新普育堂的经费来源中占有很大比例。社会捐助分为常年捐助和临时捐助两种，既有个人捐助又有团体捐助。常年捐助指的是一年一次的定额捐款。如民国初年时上海商船每年都给慈善事业一定的捐款，由上海市政厅商船挂号处代收，名曰商船善举捐；上海商人李季群曾经慨助新普育堂常年经费每年银一万两．资助留养婴孩；上海公教进行会也时常给予新普育堂一定的捐款。新普育堂的捐款收入主要依靠临时性捐助，但这种捐款数目并不稳定。为了弥补经费的不足，新普育堂有时也会在政府福利部门的支持下举办慈善足球赛，以扩充经费。自创自收是新普育堂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其中的租金收入是新普育堂重要的、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包括房租和田租收入。以房租收入为主。新普育堂在普安坊、万生桥、育德坊、十六铺等处均有房产。房产地基来自捐助或政府拨给，由新普育堂借款建筑房屋后出租，以收取租金。政府补助是新普育堂收入的另一重要来源，也可分为经常性和临时性补助两类。当新普育堂捐款收入较少时，政府临时性补助的力度会更大一些。民国初年，上海市政厅每月为新普育堂拨银1500元，工巡捐局每月拨银500元，国民政府成立后，上海市财政局每月为之拨助2000元。除了政府公款补助外，一些官厅因为与新普育堂有业务上的往来，每年也给予一定的补助。如警察厅因时常送堂留养迷路小孩、疯人及卧病于道路者，所以每月拨银40元。堂内还专门设有留养病犯的病犯室。因案暂留或迷路被拐的妇女小孩须送堂留养，故法公廨每月也拨银60元。

传统的慈善机构，其经费来源基本上来自社会捐款和官款拨助，而新普育堂的经费除了这些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创收，这种“以收代支”的经费筹集方式是它成功的重要原因。所以到了20世纪20年代，当上海传统善堂逐渐衰落时，新普育堂却能得到继续发展。

与政府机构的互动关系

新普育堂开办之时，隶属于上海慈善团，而上海慈善团又是上海市政厅的下属机构，因此新普育堂建立之初虽为民间绅商独立经营，但还是带有很强的官营色彩的。1914年袁世凯上台后，取消了各地的地方自治，作为地方自治机构的上海市政厅也随之撤销。这样，新普育堂逐渐成为一个民间慈善组织。作为如此大规模的留养类慈善机构，没有政府部门的大力协助是难以运营的，民国时期，各届政府都给予了新普育堂经费上的大力补助。

新普育堂与政府机构之间尽量保持着良好的协作关系。1913年新普育堂建立之初，当时民国肇造，上海虽为五都之市，然却往往有残废乞丐嗷嗷待哺，有的四肢全无，有的两目失明，有的遍体腐溃，有的满目疮痍，种种惨状，目不忍睹。这些乞丐并非天然残废，而是有凶恶老丐收买贫儿及被拐小孩，捆缚刻割，施用腐药而致。于是，上海市议会议决，由上海各警务长饬令各处站岗巡警，如见有残废丐儿乞怜于市者，立即拘送新普育堂留养医治。并且警察厅经常遇有迷路小孩或查获拐卖妇女小孩案件，以及因案羁留的妇女小孩，也都送往新普育堂暂时留养，等候家属前来认领。堂内的病犯室，就是专门留养检察厅送来的患病犯人。犯人若在堂中去世，则由新普育堂函致检察厅前来验明死因，若无家属则由新普育堂棺殓掩埋。1913年“二次革命”发生后，新普育堂协助政府机构安置了许多因战争无家可归的灾民。当时，上海兵灾事务所在申报上登载了“无家可归者注意”

的广告，公布了留养灾民的两种办法：一种是本人死于战祸，留下的家属贫困无靠，可送人新普育堂、清节堂永远留养，老者终其天年，幼者教之习业；另一种是避难逃到上海而流离失所的灾民，经查验无误后，送新普育堂暂时留养两个月为限，再遣回原籍。

1925年“五卅运动”后，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为振兴民族工业，提出了“抵制外货，提倡国货”的口号。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批准了上海实业界提出的在上海举办“中华国货展览会”，以促进中国国货运动发展之请求。在展览会的展览地址问题上，曾发生有争执。当时，租界内的许多会场或商场都可以作展览会场，但国货运动是以抵制外货为目的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把它放在租界内举行，不仅很不得体，也有可能会遭到外国人的破坏。而新普育堂为上海有数之大建筑，于是陆伯鸿提出，让出新普育堂房子和场地，无偿提供给展览会使用。这样做，既协助政府解决了展览会选址的问题，又使政府为举办展览会而把新普育堂修缮一新。1928年11月1日，中华国货展览会在新普育堂正式开幕。为了纪念这次盛况空前的中华国货展览会，新普育堂路也被改名为国货路了。数月后，中华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又在上海新普育堂举行。在1931年的“一·二八”抗战期间，新普育堂还设置了临时残废医院救护伤兵。

有效的监督和指导有利于慈善组织的良性发展。国民政府成立前，对新普育堂的监督主要来自于社会舆论。1913年，《申报》就曾登载新普育堂内有警厅送来留养之逃妓郑凤珠被人蒙领出堂，并被卖于妓院为娼的事件，原因是堂中管理人员接受了贿赂，而且《申报》还披露了堂中管理人员与堂中留养女子勾搭导致斗殴一事。一时间舆论哗然，最终迫使陆伯鸿就此两件事在《申报》上登函解释。

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后，社会局开始对慈善团体进行指导和监督。新普育堂每月须从上海市财政局得到2000元的补助金才能得以正常运营。1929年，社会局认为它没有提交支出账册，违反了法令；并且没有遵照指示将狭小的女性收养设施转移和教授被收养者工艺；此外还有隐瞒财产的行为，这些都使社会局对新普育堂深为不满。恰恰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公安局有一迷路女孩送于新普育堂暂时留养，等待其父母前来认领，结果该女孩在新普育堂逃逸无踪。社会局认为新普育堂对于寄养人口疏于防范，于是作为对它的惩罚，从1929年7月起停止提供补助，这是一个相当严厉的措施。直到1930年1月，因为情况有了改善，才恢复了对新普育堂的补助。1932年，因新普育堂留养人员死亡者日有数人，上海市公安局特派员前去调查，发现当时新普育堂收容人数已达一千八九百名之多，但只有医师3名，又多属义务职，并不常驻堂内。而新普育堂疯人院各房间因为是水泥地面，疯人寝睡其上，略有潮湿；房间窄小，但每间竟收容3人之多。于是要求新普育堂将疯人院水泥地换铺地板，并添聘医师，且疯人院每间只能容纳1人。

1937年抗战爆发后，陆伯鸿遇刺身亡，导致新普育堂的经费极度困难，只能靠一个由教徒组成的慈善团体的募捐活动得以维持，宗教色彩也日益浓厚。抗战胜利后，新普育堂主要靠美国的救济物资勉强维持。新中国成立后，新普育堂被人民政府改建为上海市儿童福利院，重新获得了新生。

中国最大的慈善机构 篇4

内容摘要：目前我国慈善组织呈现管理模式社会化、出资主体多元化的特点，形成了国家、集体、社会团体、个人(国内外)多渠道、多形式兴办和管理的格局，一些慈善组织经常出现善款使用效率低下、会计信息披露不完整等现象。而且目前我国各种慈善机构执行不同的会计规范，向外提供的会计信息差别很大，并且慈善机构的财务报告没有统一的格式。这将造成慈善组织之间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时有发生。

本文通过针对我国慈善组织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比如慈善组织会计理论不完善、会计信息披露成本的制约、政府管制力度不够、匮乏竞争和生存意识、对信息使用者需求的忽视等方面的缺陷，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我国慈善组织会计信息披露改进的对策建议，包括建立健全相关会计理论、慈善组织完善相关的制度要求、强化政府监管职能、强化第三方审计、改进会计信息发布渠道等。

四级作文：慈善机构公信力 篇5

Charity brings the society power, arouses people’s enthusiasm for life, and help others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However, after several scandals, it has become a trend for the public to criticize and doubt charity organizations or individuals. A case in point is China Red Cross, whose fame was spoiled by Guo Meimei.

It is evident that the causes of this phenomenon are diverse. In the first place, the disordered charity management is the root cause of criticism. Why? Charity organizations in mounting/ large numbers have not come to realize the problems in their management, budget and raising money.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lack of public’s trust constitutes another major cause. Based on a survey on the Internet, because of some negative cases, a majority of people admit that they are unwilling to donate or help others through charitable activities or organizations.

试析我国慈善机构公信力的缺失 篇6

无独有偶, 2012年的新年刚过, 曾被称为中国现代慈善立异模式之一的“免费午饭”项目遭受质疑。虽然随后就有“免费午餐”机构发起人称此事件纯属造谣, 其代理律师胡益华亦表示, “免费午餐”将用法律手段追究这种不负责的行为, 同时愿意接受公众监督。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质疑之声仍旧将我国的慈善事业推向了风口浪尖的位置。自古以来, 日行一善都被认为是神圣而美好的行为, 然而现在, 却在公众的道德谴责和法律的不断拷问下变得苍白无力, 举步维艰。

一、慈善机构的相关概念

我国所称的慈善机构, 一般是指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 并且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类法人组织。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 所谓法人, 是具备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 并能依法独立地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我国关于法人的分类有多种, 若严格按照民法总则的定义, 慈善机构属于财团法人。财团法人的实质是钱的集合, 其具体形态表现为无成员, 这一点是与公益法人相对立的。所以, 财团法人的造就一定要通过捐赠才能实现, 否则是不能成立的。然而, 捐赠者又并非财团法人 (即慈善机构) 的法定成员。一经设立, 财团法人与设立人便不再有任何法律上的关联, 而是成为独立的民事主体。财团法人在法律上的性质属非营利, 通常情况下仅为慈善目的而设, 类似基金会、宗教教堂、寺庙, 以及孤儿院、救济院等是为典型的财团法人, 不以盈利为目的。由于财团法人是典型的钱的集合, 不由成员构成, 所以在变更或消灭时, 一定需要有特定有权机关的命令方可实现, 在由于设立目的已经实现、设立时所约定的期间届满以及在机构财产严重不足等情况出现时, 特定有权机关可令其变更或消灭。

不同于世界其他各国, 回顾我国慈善活动的相关历史, 可以发现, 其主要作用的有四类施善团体, 按出现的不同历史时期划分, 分别是家族集团、宗教组织、政府机构和现在最为常见的社会团体。虽然纵观历史, 这四种慈善类型在出现时间及其历史地位上并非呈现出依次更替的单一形态, 相反的, 有时候更为常见的是在并存于同一时期, 并且相互作用。但是通过深入的研究分析之后, 还是可以发现, 将其大致划分为宗族慈善、宗教慈善、国家慈善和社会慈善等四个阶段性的历史发展是不为过的。这种划分已经得到我国许多学者的认同, 是比较公认的划分方式。据此, 也可知道, 我国现存的一些主要慈善机构都是以政府机构或民间团体的形式出现的。

二、近现代以来我国慈善组织所历经的改革道路

经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历史性转折, 我国慈善事业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有了质的飞跃。市场经济的自主性独立性与原有计划经济模式的冲突在改革冲突是无法避免而且呈现得较为明显的, 为了顺应这种变化, 民间组织开始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为了促进政府与市场的沟通交流而从政府手中分流出一部分管理责任, 一次化解两者之间直接交流所导致的硬伤。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民间机构已经和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公益有了质的不同。其一, 这种慈善机构依靠社会大众对于底层穷苦大众的深切同情自愿捐助而获得善款, 没有强制性和压迫性, 公众并不会因为对慈善事业的缺位而承受法律制裁, 也不会因为积极作为而获得额外的物质利益, 因而更加突出了公益的性质, 比起以往的慈善组织, 我们能明确感受其较少的工具性。其二, 正因为其自愿自发的特点, 才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可与支持, 有良好的群众基础。1998年长江大水灾、2008年南方冰灾以及甘肃舟曲的泥石流等灾害得到国内许多慈善机构的援助, 当然, 更为重要的是, 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持。早在十六届六中全会, 我党就坚定了其立场, 积极倡导慈善事业的发展壮大。其三, 随着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 慈善团体的融资方式也更加多元化。各个参与者并非仅仅停留在捐款捐物的原始阶段, 而是通过自己特有的社会地位来扩大慈善的影响力, 鼓舞更多的人加入这一行列。通过企业、明星、社会高层等的共同协作, 慈善事业的羽翼渐丰,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非商业化产业模式。

三、从法律层面分析我国政府在慈善机构中的地位与作用

分析以上情况可以得知, 现阶段我国政府在慈善组织中不仅仅充当着创办者的角色。

首先, 不能否认的是, 从总体上看, 慈善机构与政府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分、休戚相关的。大部分具有规模的慈善组织为了达到一定社会影响力, 会选择聘请一些业已退休的政府公职人员作为其领导人, 为了便于日常工作的开展, 慈善组织的部分员工也通常来自于政府的相关部门。不仅如此, 政府还通过相关法律政策的规定来充当慈善组织的监管者, 直接影响慈善事业的发展。通过颁布各种规章条例, 政府可以在登记阶段、运行阶段和事后监督来实现慈善组织的良性发展。

其次, 更为重要的是, 基于我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对于慈善机构的管理, 一般情况下可由社团自有的管理机关和政府部门的业务主管共同负责, 即所谓的双重分层管理体制。在这样一种模式下, 只要慈善组织严格遵循条例的各项规定, 那么它的方方面面都将被囊括在国家管理体制之内, 受到全面均衡的保护。久而久之, 不可避免地, 慈善组织转化为从属者的地位, 成为政府的管理对象。

再次, 为了从根本上改善我国慈善事业的面貌, 政府除了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之外, 还采取了更加多元化的促进措施, 为慈善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前景。在各种措施办法中, 最为首要的莫过于如何明确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为此, 我国政府已经先后颁布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中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扶贫、慈善性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从不同角度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出发, 肯定了慈善事业的积极影响, 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随着行政权力不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慈善组织要想取得长足的繁荣定然离不开政府的扶持, 因而在慈善事业遭受重创的今天, 政府必须有所作为, 本着服务社会的宗旨, 针对慈善机构在运作过程中的不足和漏洞进行弥补, 规范其行为, 保障其长久稳定的发展。

四、现行法律制度下慈善组织设立运行中存在的缺陷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 个人越来越难以离开社会这个大的背景而独立存在。慈善作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 也不再是偶然的个人行为, 它的存在不仅仅需要更多人广泛参与进来, 同时, 也反过来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中庸”意识使得大部分人认为做慈善是一种高调的炫富行为, 因此许多人对捐助持保留态度。再加上我国慈善在近现代的发展过程中未能借鉴比较先进的管理手段, 导致许多制度上的漏洞, 严重挫伤了社会公众参与慈善的热情, 未能体现出公众在慈善事业中所发挥的主体作用。这不仅仅导致了慈善组织的社会认可度大打折扣, 同时, 也从根本上遏制了慈善事业的繁荣发展。具体分析起来, 导致慈善组织陷入信任危机的罪魁祸首,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中国现行法律制度对慈善事业的阻碍

在西方国家, 各种慈善组织慈善基金都在明确统一的法律体制下运行, 这点, 刚好是我国所欠缺的。由于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可以遵循, 因而更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 各种资金流失和贪污现象日益严重, 使得慈善事业蒙受不白之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之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 在年度纳税所得3%以内的部分, 准予免除;个人向慈善公益组织的捐赠, 没有超过应纳税额的30%的部分, 可以免除”, 这项规定对捐赠者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从根本上挫伤了人们为捐赠行为的热情, 不利于慈善事业进一步壮大。即便安排有退税程序可缓解这一条款带来的问题, 但其程序过于繁琐复杂, 不能从根本上清除其不利影响, 更有甚者, 一些企业个人利用捐款退税之名偷税漏税, 以慈善掩人耳目, 将非法所得漂白, 违背了慈善事业“扶贫济困”的宗旨, 让人难以再对他产生信任。为此, 政府需要加强立法, 弥补各种制度缺陷, 具体规定慈善行为中当事人能够为何种行为, 不能为何种行为, 同时强化对慈善机构本身的监管力度, 促使慈善组织内部信息最大限度地透明化, 实现慈善事业的全民监督, 全民参与。

(二) 慈善机构在运作过程中缺乏透明度

这是导致慈善组织公信力下降的又一障碍。由于慈善机构未能积极主动地做到信息的公开, 捐赠者无法通过具体渠道得知慈善组织对善款的使用情况, 在没有公众监管的情况下, 任何违反纪律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不由得让人对慈善机构的运作产生各种质疑。在资金使用方面, 慈善组织是为别人花别人的钱, 这容易产生监管不力的情况。慈善机构也没有相应的年度账目和财务报告公布于众, 甚至于在慈善捐赠对象选择上也存在问题。2007年下半年,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资助了50名困难白血病孩子, 每名孩子的资助额度为2—3万元不等, 共计130万元。一直到2009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小天使基金被截留事件的曝光, 才知道这部分救命钱并没有全部落实到这些孩子身上。这种道德上法律上都应该受到处罚的行为, 给慈善组织蒙上严重的阴影。

(三) 公众对慈善组织在法律上所处地位认识有待进一步明确

毕竟慈善作为一项社会性的事业, 更多的还是需要人们积极参与进来。然而, 虽然现行法律有所规定, 却仍然未能充分解释清楚慈善机构与相关法律概念之间的区分, 使其处于相当尴尬的地位。在某些城市和地区, 通过采取税收和具体行政措施来促进慈善组织在当地的发展, 提升其影响力。通常较为常见的是制定所得税优惠政策和积极倡导私人的慈善捐助行为等。然而, 从宏观的角度分析, 现阶段依然没有一步系统而完善的法律来规制慈善组织的运行。同时, 缺乏专门的公益组织监督部门, 现存的一些法律法规仅仅是从程序上规定基本的机构运行问题, 但却并没有起到真正的监督评价作用, 难以形成系统而有效的监管模式。

参考文献

[1]栾群.私法中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分类及社团管理[J].社团管理研究, 2009 (05) .

陈怀德:践行“最大的慈善” 篇7

多年来，他把慈善作为一种习惯，频繁参与各种慈善公益活动，向社会各界累计捐赠了数亿元的款物，用一颗大爱之心，感动了世界。一路走来，与爱相伴

1985年，陈怀德以优异的成就考入深圳大学管理系。大学时代的他，商业天赋已经崭露头角。大学四年就赚取了6000万，为自己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在深大期间，极具商业头脑的陈怀德通过承接照片冲晒业氖收购电子表赚了几万元钱之后，发展步伐越迈越大，他独力承包了校园内的多间商场悉心经营，除去上交校方的承包金，一年下来能赚几百万。接着，他又办起了学生服务公司，将贸易做到全国各省市。最后，他缔造了大学四年赚取6000万元的创业传奇，不仅为自己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更成为轰动一时的勤工俭学典型人物。

“记得我第一次捐赠是在1988年，为我的母校广雅中学100周年校庆捐了2万块钱。80年代当个‘万元户’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当时我还在深圳大学读大三，所以那时捐出2万块钱轰动了整个学校。”多年以后再提起当时的情形，陈怀德的那份自豪感依然溢于言表。“那次捐赠完全改变了我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大家开始用赞赏的眼光来看我。这种让人刮目相看、让人赞赏的感觉让我很满足。从那时开始，我就觉得‘施比受更快乐’。只要你愿意‘施’，这个‘施’的过程就已经让你得

到了很多很多……其实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官大官小，也不在于钱多钱少，而在于你对这个社会付出了多少，贡献了多少。滴水可以成河，只要

我们每人走出一小步，这个社会就能前进一大步……”

大学毕业后，他相继创办了雅仕集团等企业，2008年底并购了美国富佑集团，事业王国越做越大。美国富佑集团在他的带领下，迅速启动了新一轮的战略投资，全力推动其子公司上海富迪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富迪很快走上了“蝶变”之路，业绩成几何倍数增长，开创了中国直销产业的奇迹。

在他的主导下，富迪公司把“大爱无边”作为企业文化之核心，在全国市场开拓的过程中广泛开展各项慈善捐助活动。随后，富迪在全国各地持续开展以“粉丝带飘起来”为主题的志愿者行动，发动全体员工和经销商走进社区，为需要帮助的群体送去温暖和帮助。“富迪把民族的团结性糅合起来，用企业文化‘大爱无边’这根线，把所有员工和经销商的爱心与善念串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慈善力’，去投入各项公益事业。社会需要我们，中国需要更多有爱国心、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陈怀德睿智聪慧，海纳百川，壁立千仞，成就了一翻伟业。他一路走来，与爱相伴。这份爱汇聚成一曲歌颂爱的交响乐，随处跳动的爱的音符，荡气回肠；这份爱凝练成一本传播爱的圣经，扑面而来的爱的气息，愈久弥香。

“我觉得人活着不能只是为了自己生活幸福，还要对这个社会有点责任，我要用赚到的钱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人在做，天在看。’我—直坚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人一定要有一颗慈悲的心。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感召我们周围的伙伴，为那些正处于贫苦中的人们送去帮助，唤醒他们对明天生活的希望。”

“只有‘大舍’才有‘大得’”

陈怀德的生活哲学很“简单”，“人要快乐就得简单，人简单则世界简单。这是第一点，另外，做慈善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习惯，他们说我，我就笑。做任何事情不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有人说爱是没有理由的，我说做善事也是没有理由的。”

据不完全统计，陈怀德已累计向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数亿元。因为经常做慈善，社会各界为陈怀德颁发了很多奖项与荣誉证书，“广州市荣誉市民”、“纽约市荣誉市民”、“2006年度世界华人杰出贡献奖”、“2007年度中国扶贫明星人物”、“全国先进爱国企业家”、“2008中国民生行动先锋”、“2009中国十大新锐创业领袖”、“2010中国慈善排行榜十大慈善家”……

对这些头衔，陈怀德都一笑而过，惟独对青海玉树州儿童救助协会授予他的“永远名誉会长”这个称号，他却一直非常看重。

原来，他在2005年明收养了青海省玉树州100名身带残疾、父母双亡或单亲家庭的困难儿童，每人每年资助1800元，一直供他们读书生活至18岁；在2006年11月他还在玉树捐建了“怀德救助学校”。

2010年玉树地震，举国悲痛。刚刚从广西送“春雨”回来的陈怀德更是不辞劳苦、不惧险情，亲自携带价值400万元的救灾物资，火速赶往玉树灾区，不仅为灾区同胞送去爱心物资，更为他那生活在玉树的100多个“孩子”送去关爱与鼓励。当几十个孩子喊着“陈爸爸”与陈怀德紧紧相拥的时候，无数人潸然落泪……

“佛家讲‘舍得’，只有‘大合’才有‘大得’。当慈善成为你的一种习惯之后，你的心态会改变，人与人之间不会为了—点蝇头小利而争得不可开交，你会越来越快乐，你的事业也会越来越顺畅。”

现在，陈怀德把事业发展的落脚点，放在了推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高度上，并立志打造世界直销行业的N0.1。“我赚得越多，捐的越多。所以我的目标不是希望成为多有钱的人，我的目标是在有生之年，捐出100个亿，这也是我人生的终极目标。”

一直做慈善的他最近思考的是，什么才是最大的慈善?如今他得出了答案：比尔·盖茨钱捐得再多，分给世界上每个人也只有10美元。然而，只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在全球范围内给需要就业的人广泛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并能在这个平台上帮助他们成功，成为最具社会责任感的富人，就是最大的慈善。“这种慈善力，是我和我的企业今后将走的路，也是我第一次对这个行业产生使命感，介绍产品、做产品示范时都是在做慈善。慈善就是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