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微信平台（共8篇）
注册微信平台 篇1
时下微信平台发展火热,越来越多的个人或者企业开始关注微信。与此同时,微信公众平台的推出更是让许多的企业看到了营销的机会,下面这篇文章就来介绍下企业如何注册微信公众平台,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注册所需资料
企业基本资料填写:企业邮箱、企业地址、邮编、营业执照注册号和所在地、成立日期、营业期限、经营范围、注册资本等企业资料。根据营业执照的资料填写即可。
微信公众平台开通范围
可 开通微信公众平台的主体包括:企业、媒体、政府及事业单位、其他组织、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组织、其他营利组织、艺人等。当然,一般企业或个人开通公众平台较为复杂,且难以通过。此时可以直接找优度网的工作人员帮忙,搜优度网找到官网后找客服即可。优度网可高效、保证质量的完成微信申请开通服务。微信公众平台特点
微信公众平台特点在于,只要你能培养一批你的优质订阅用户,后期你就可以通过他们获得更多的口碑,扩大影响力,特别对于杂志或者品牌非常有价值。现在微博更多的还是品牌营销,微信平台更多的是勇于做品牌内容推送和服务。
注册微信平台 篇2
为了扩展与读者的互动渠道, 弥补纸媒传播短板, 提升读者服务体验, 以更好实现''把握时代脉搏, 促城乡金融发展"的办刊宗旨, 《时代金融》杂志正式开通企业微信平台。欢迎广大读者添加关注。通过以下任意方式, 关注''时代金融"微信公众平台。1.扫描二维码, 关注"云南时代金融杂志社"微信公众平台;2.查找公众号''云南时代金融杂志社'关注''云南时代金融杂志社"微信公众平台;3.直接输入微信账号'7叫的1^也屮门「〇叩", 关注、'云南时代金融杂志社〃微信公众平台。
注册微信平台 篇3
【关键词】注册制 在先申请 在后使用 公共利益
一、先申请与先使用
2015年3月11日，在创博亚太公司诉商标评审委员会拒绝授予微信商标一案中，法院作出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由驳回创博公司诉请，维持了原裁定不予授予商标权的决定。然对此结果，创博公司不服并当庭表示将提起上诉。这场历时四年，轰动电子、法律和通讯行业的微信商标注册案虽还未彻底结束，但商评委与法院的态度已经表明，创博公司已没有多大回旋余地。对于法院以公共利益为由否定创博公司的在先申请权，是否符合商标法背后的法理值得我们深入考虑。
从商标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来看，商标取得无非两种途径：注册制与使用制。成文法系国家大多采取注册制，我国也是如此，未注册商标要避让注册商标，鼓励商标注册不仅有利于保护商标权人，而且对交易秩序的维护有重要价值。[1]两个以上申请人在同一中或一类商品上申请相同或者近似商标的，由在先申请人获得商标权；同一天提出申请，能够提出在先使用证据的申请人获得商标权。使用制是指以商标在交易中的实际使用来获得法律保护，没有在交易中使用的商标没有值得法律保护的价值，美国等国采取此种申请原则。然而，《兰哈姆法》中也适当引入了在先申请的内容对使用制作出一定限制，如，“使用”的含义不仅包括实际使用，也包括意图使用，即在商业贸易中有真实使用商标的人也可以申请。因此，不管是采取使用与申请并重的立法模模式，还是在先申请为主，使用
二、“公共利益”判决依据的缺陷
在“微信”商标案件中，创博亚太公司的申请日期是2010年11月12日，腾讯公司的使用日期是在2011年1月21日，创博申请在先，腾讯使用在后，明显抵触了商标法中申请在先原则。法院认为创博“微信”商标申请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已经形成的市场秩序，并以《商标法》第10条中“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规定为支撑。然此一观点却存在重大误区。
首先，根据《商标法》第59条第3款，“首次使用日”早于“申请日”的享有先用权抗辩，在原范围内可继续使用该商标。对于“首次使用日”晚于“申请日”的，只有在第15条第1款规定的代理代表抢注和第32条恶意抢注的情形下才有可能存在“在后使用”对抗“在先申请”，在本案中，创博公司与腾讯之间既没有没有代理代表关系，创博公司行为也没有任何恶意抢注的痕迹，“在后使用”对抗“在先申请”并没有法律依据。[2]
其次，本案纠纷中确实存在公共利益吗？办案法官周丽婷作出这样陈述“微信用户已超8亿，大量的政府机关、银行、学校开通了公共微信平台，如果核准被异议商标注册，会使广大消费者对微信所指代的信息传送等服务的性质、内容和来源产生错误认知，也会对已经形成的稳定的市场秩序造成消极影响”，按照周法官的理解，“消费者对于微信服务的认知”与“已形成的市场秩序”是本案所考虑的“公共利益”。
“消费者对于微信服务的认知”是用户接受腾讯公司提供的通讯服务过程中对于微信商标产生的认识，这种认识能为商标使用人带来利润，法院以维护这种客户认知为由，其实质上维护的是腾讯公司这一特定主体的利益，剥夺了创博公司因商标申请而可期待的利益。[3]同时，在商标申请之时，腾讯公司并没有如此之大的客户群，商标评审委员会评审商标是否符合申请条件时应以申请时的实际情况为准，而非以审核之时的情况为准。若非如此极易产生实力较强的公司抢在申请者之前使用商标，在商标取得一定知名度之后否定了在先申请人取得商标的可能性，不仅使商标法理论基础受到极大挑战，也助长了弱肉强食的不公平竞争风气。
结语
创博公司的在先商标申请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没有任何瑕疵，司法者不应也不该把商标的后续使用情况这种非商标申请审核条件作为创博取得商标权的障碍，法律规定应是司法审判人员始终而且必须坚持的准则。
【参考文献】
[1]孔祥俊. 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基本问题[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518.
[2]姚泓冰.“微信”商标纷争背后的反思[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5）：87.
微博微信注册使用方法 篇4
新浪微博
1.百度“新浪微博”，进入新浪微博注册/登陆界面； 2.填写注册信息：
登录邮箱：填写您已经拥有的电子邮箱地址。日后使用该邮箱名称，就可以登录微博。一般使用QQ邮箱即可 创建密码：创建您在新浪微博的登录密码。
3.点击“立即注册”，到您填写的邮箱中，进行注册确认：
在您使用新浪域名以外的邮箱注册微博时：注册完成后，系统会给该邮箱内发送一封博客注册确认信。
收到确认信后，点击确认帐户链接地址即可完成注册。
特别说明：确认信中的有效链接需要在48小时内完成确认。超过48小时该确认链接失效。
4.在搜索栏搜索“南通楷博科技有限公司V”带蓝色V的是我们的官方微博
微信
注册微信平台 篇5
2015-05-05 王太平
特此感谢《知识产权》杂志授权西南知识产权刊发“微信案”6篇专业文章！
一、引言
2015年3月11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做出了第8840949号“微信”商标异议复审案的判决，[1]驳回原告创博亚太科技（山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博亚太”）的诉讼请求，维持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商评字〔2014〕第67139号关于第8840949号“微信”商标异议复审裁定，第8840949号“微信”商标不予核准注册。
这本是一件普通的商标行政纠纷，但不仅因案件涉及拥有11亿注册用户的影响巨大的腾讯“微信”软件和信息传送服务，而且因商标评审委员会和法院运用“不良影响”的理由驳回创博亚太第38类信息传送、电话业务、电话通讯、移动电话通讯等服务上的“微信”商标注册申请，该案引发广泛争议。
在这场争论中，固然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的《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的“其他不良影响”的含义和适用是争论的核心焦点，但容易让人忽视的却是对商标注册申请的性质的认识问题。事实上，正是“微信”商标纠纷案法官对商标注册申请的过分轻视[2]导致了错误地“在被异议商标申请人的利益与不特定多数公众的利益之间进行平衡和取舍”，进而导致案件认识的偏差和处理的错误。本文以解释论的方法确定商标注册申请的法律性质，剖析我国商标注册申请拒绝制度，以期正确评价“微信”商标纠纷案。
二、商标注册申请的法律性质
随着商标法研究的深入，我国商标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商标、商标权的性质的认识越来越深化，形式意义的商标、商标权与实质意义上的商标、商标权的区分[3]逐渐深入人心。这种区分当然有其积极意义，[4]但在采用注册取得商标权体制的我国，过分强调这种区分却也有其弊病，即过分轻视商标注册申请。“微信”商标纠纷案中法院的判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过分轻视商标注册申请的体现。事实上，在注册取得商标权体制下，商标注册申请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申请人的重要的财产，没有法定理由就不能被拒绝。
（一）商标注册申请的财产性质
尽管商标注册申请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不能等同于注册商标，但商标注册申请一般最终会“进化”为注册商标，具有一定的财产属性。
世界上有些国家或地区商标法明确承认商标注册申请为财产。比如《欧共体商标条例》第24条规定了“共同体商标申请作为财产的标的”，根据该条规定，共同体商标申请可以许可、转让、质押、强制执行，和共同体注册商标的效力几乎相同。[5]日本《商标法》第13条第2项规定，“专利法第33条及第34条自第4项至第7项（享受专利权）的规定，准用于依据商标注册申请所取得的权利，”而日本《专利法》第33条和第34条是关于专利权的转让、抵押、共有、继承的规定，这意味着在日本商标注册申请所取得权利和专利权类似。在我国，尽管《商标法》没有对商标注册申请的法律性质做出明确规定，但商标实践事实上承认商标注册申请的财产性质。2014年《商标法实施条例》第17条第2款规定，“申请人转让其商标注册申请的，应当向商标局办理转让手续。”2014年《商标评审规则》第8条规定，“在商标评审期间，当事人有权依法处分自己的商标权和与商标评审有关的权利。”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发布的商标注册申请指南指出，“已经申请但尚未获准注册的商标，也可以申请转让或转移。”[6]在李永祥、贵阳彩艺商标事务所与黄长青、陈英、李利商标注册申请人资格确权以及商标侵权纠纷一案[7]中，一审法院认为，“申请中的商标亦应受到保护，国家商标局在受理了当事人的申请后，除非当事人撤回申请或其他人提出确有理由的异议，其他人不能就同一商标在同一使用范围内申请商标注册，商标申请人实际上已享有在同一范围内排除他人就同一商标申请注册的权利，故法律对这种权利应予保护。”二审法院则进一步认为，“从商标申请权的本质看，其具备民事权利的基本特征。”也就是，我国商标实践事实上承认商标注册申请的财产性质。
商标注册申请的财产属性主要取决于或者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商标注册申请可以排除与申请注册的商标相冲突的商标的注册申请。我国商标法在商标权取得上不仅采用注册取得商标权原则，而且采用先申请原则确定相互冲突的商标注册申请的效力。这就意味着商标注册申请可以阻止与其相冲突的在后的商标注册申请。即便在采用使用取得商标权体制的美国，一旦进行主簿注册就构成拟制使用（constructive use），可以优先于在后的注册和实际使用。[8]商标注册申请显然也可以做同一理解，也就是说除非有法定的阻止注册的理由，商标注册申请也会“自动进化”成注册商标。当然，和我国不同的是，在美国，注册人必须在法定期间提交实际使用的证据。第二，除非违反法律规定的拒绝注册的法定理由，商标注册申请最终有非常大的机会“进化”成注册商标。尽管商标注册申请具有期待权[9]的性质，但商标注册申请的期待有非常大的机会成为现实。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统计，2014年商标局全年共审查商标注册申请242.64万件，初步审定公告商标1546962件，驳回商标注册申请480550件，部分驳回商标注册申请398871件。[10]粗略地将部分驳回商标注册申请的398871件减半计算，我国商标注册申请最终成为注册商标的几率高达71.97%。[11]也就是说，七成以上的商标注册申请最终会“进化”为注册商标。第三，商标注册申请事实上可以阻止他人使用与其相冲突的商标。尽管在商标申请审查过程中商标注册申请人并不能阻止他人使用其申请的商标，也不能像专利那样在申请审查期间可以要求使用申请的商标的合理费用，但除非有法定理由的阻止，商标注册申请有很大的机会最终“进化”为注册商标，从而商标注册申请人就能够禁止他人使用。由于根据2013年《商标法》的规定，商标注册申请的审查与核准要在9个月内完成，在商标注册申请的审查与核准期间使用他人申请注册的商标不仅没有多大的实际价值，相反可能还有非常大的风险，商标注册申请事实上可以阻止他人使用与其相冲突的商标。
（二）注册商标“授权”的行政确认性质与商标注册申请的非依法不可拒绝性
关于注册商标“授权”的性质，我国学界存在着行政许可说、[12]行政确认说、[13]“备案”说[14]等多种观点。本文认为，商标注册“授权”在性质上是一种的行政确认，只不过是商标主管机关对注册商标法律关系的确认，注册商标的权利实质上来自于商标注册人的选定和最终的使用行为，而不是商标主管机关“授予”的结果，因为商标主管机关根本无权可授。注册商标“授权”不是一种行政许可，因为行政许可的前提条件是“法律的一般禁止”，[15]而无论是注册商标的申请还是使用显然均不存在法律的一般禁止，即使不申请注册商标所有人也可以使用自己选定的商标，通过使用商标产生的合法权益也能受到法律一定的保护。同时，商标注册“授权”也不仅仅是在商标局的“备案”，因为并非全部商标注册申请最终均会成为注册商标，商标注册申请最终要成为注册商标尚需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某商标注册申请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仍然需要商标主管机关的审查确认。
注册商标“授权”的行政确认性质意味着它是一种需要根据商标法规定的条件进行确认的羁束性行政行为，因为商标注册“授权”仅仅是对注册商标法律关系是否存在的宣告，商标主管机关没有或者很少有自由裁量的余地，只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16]在注册商标“授权”中，商标主管机关只能根据商标法的规定进行确认，符合商标法规定条件的商标注册申请，商标主管机关必须“授权”，而不符合商标法规定条件的商标注册申请，商标主管机关则不能“授权”，商标主管机关几乎没有多少自由裁量的余地。
注册商标“授权”的这种行政确认性质不仅进一步印证了商标注册申请的财产性质，而且意味着商标注册申请具有非依法不可拒绝性，商标注册申请最终是否能够“进化”为注册商标完全取决于商标法的规定，而非取决于商标主管机关的主观意志，只要符合商标法规定的条件，商标主管机关就必须“授权”，要拒绝商标注册申请则必须依据商标法明确规定的条件，商标注册申请是非依法不可拒绝的。
三、商标注册申请的拒绝
商标注册申请的财产性质和注册商标“授权”的行政确认性质不仅决定了商标注册申请的拒绝应该严格地依法进行，而且也决定了注册商标拒绝制度的解释原则和适用规则。
（一）商标注册申请拒绝的理由：绝对理由与相对理由的区分
商标本质上是一种符号，最终促使商标形成的注册商标的申请和使用行为实质上是一种符号创造活动，是一种厂商为其自己的产品进行命名并最终获得消费者认可的符号创造过程。符号的创造不仅会影响符号创造人的利益，也可能会影响商标符号创造之前已经存在的符号的所有人的利益，还可能影响社会公共利益，商标法正是通过商标注册申请拒绝制度来规范和协调符号创造所涉及的利益关系，其主要手段就是规定商标注册申请拒绝的法定理由并根据这种法定理由来拒绝某些商标注册申请的最终注册。
从我国《商标法》的规定来看，按照拒绝理由欲解决的问题，商标注册申请拒绝的理由可以分为三大类：解决商标识别性问题的理由，主要包括《商标法》第8条规定的商标法定构成要素、第9条前半段和第11条规定的商标显著性、第14条规定的商标的非功能性等内容；解决公益问题的理由，主要包括《商标法》第10条规定的禁用标志；解决与他人在先权利冲突的私益问题的理由，主要包括《商标法》第9条后半段的在先权利、第13条规定的他人的驰名商标、第15条规定的被代理人、被代表人的商标、第16条规定的他人的地理标志、第30条规定的他人在先的注册商标、第31条规定的他人的在先商标注册申请、第32条规定的他人的在先权利和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根据这些拒绝理由的性质和所适用的相关程序，我国商标法又将商标注册申请拒绝的法定理由分为绝对理由与相对理由两类。由于商标注册申请拒绝的绝对理由涉及的是公共利益，[17]而公共利益和任何人都是相关的，因此无论是在商标异议程序中还是在无效宣告程序中，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异议或者无效宣告，商标主管机关也可以主动审查或者做出无效宣告的决定，[18]因为商标主管机关正是商标相关的公共利益的当然守护者。而由于商标注册申请拒绝的相对理由涉及的是相关当事人的私人权益，只和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私人利益有关，因此无论是在商标异议程序中还是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均只能由相关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或者无效宣告，[19]商标主管机关不得主动审查或者宣告注册商标无效。
商标注册申请拒绝的绝对理由和相对理由的区分是我国商标法体系化和合理化发展的结果，1982年《商标法》和1993年《商标法》规定的商标注册申请拒绝的理由非常简单，基本上没有关于相对事由的规定，直到1993年，《商标法实施细则》第25条才第一次通过对当时《商标法》第27条第1款的“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行为”的解释而规定了某些相对事由。直到2001年，《商标法》第二次修订之后才将商标注册申请拒绝的绝对理由和相对理由进行了区分，且相对理由的内容大大丰富，相对理由和绝对理由运用的程序也具有了明显区别，商标注册申请拒绝制度才逐渐变得体系化和合理化。
商标注册申请拒绝的绝对理由和相对理由的区分严格限定了商标主管机关的职权行为的范围，商标主管机关只能主动审查商标注册申请拒绝的绝对理由，原则上不能主动审查商标注册申请拒绝的相对理由，除非有相关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唯一例外的是《商标法》第30条规定的他人的在先注册商标和第31条规定的他人的在先的商标注册申请。在这两种情况下，尽管涉及的是私人之间就注册商标或者商标注册申请而发生的私益问题，但由于维护商标的识别性是商标法最大的公共利益，商标主管机关可以主动依职权进行审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抢注行为的遏制问题，大规模抢注当然是不正当的，是需要商标法采取措施加以规制的，但问题是究竟应该如何规制大规模抢注行为。本文认为，我国现行商标法并无直接规制大规模抢注行为的规定，而仅仅将制止抢注行为的权利给予了私权利的享有着，只有通过私人个别地维护自己权利而制止抢注行为。从解释论上来看，商标主管机关将仅仅侵害私人权益的商标抢注行为解释进“其他不良影响”之中事实上就是一种对商标注册申请拒绝的绝对事由的不当扩大，是不适当的做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根本上修改商标法，通过商标法的修改创设规制大规模抢注行为的制度。
（二）商标注册申请拒绝理由的适用
与商标注册申请拒绝理由区分为绝对理由与相对理由相适应，绝对理由和相对理由的适用也有非常大的差别，二者在解释原则、判断时间和适用程序均是不同的。从以上我国商标法的拒绝注册理由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绝对理由与相对理由区分是我国商标法体系化和合理化的结果与体现，二者的混合适用是不可取的，无异于在走回头路。
绝对理由和相对理由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商标注册申请拒绝的绝对理由的解释原则，商标主管机关不得随意扩大或者缩小解释绝对理由，既不得将仅仅涉及私人权益的相对事由解释为绝对事由，也不得将涉及公益的绝对事由降格解释为相对事由。过分缩小解释绝对事由会直接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是不可取的。而过分扩大解释绝对事由则可能造成对市场竞争的不当干涉，事实上会造成以公共利益之名行保护某些私人利益之实，造成对其他私人利益的不公平。比如，将名人的姓名权解释为绝对事由固然有助于名人权利的保护，但事实上却也造成了对姓名权的不公平保护，使得名人的姓名权优越于普通人的姓名权。由于涉及利益的性质的不同，商标注册申请拒绝的绝对理由和相对理由的判断时间是不同的。由于相对理由仅仅涉及相关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私权益之间的冲突，而私权益之间互相是平等的，只能够适用时间优先原则来处理二者关系。因此，判断商标注册申请是否应该被拒绝的时间点应该是申请当时，早于商标注册申请的私权益能够构成商标注册申请拒绝的理由，而晚于商标注册申请的私权益则不能构成商标注册申请拒绝的理由。由于绝对理由涉及的是社会公共利益，不符合绝对理由的商标注册申请会危及社会公共生活，而商标注册申请不过是一种期待权性质的财产，必须符合绝对理由的规定才能被注册，而至于是否应该被核准则应该以商标审查时为准，不符合绝对理由的商标注册申请将不予注册，因为如果此时允许被注册则无异于允许违反绝对事由的商标注册。[20] 由于涉及利益的性质的不同，商标注册申请拒绝的绝对理由和相对理由适用的程序也是不同的。在商标异议程序中，对于违反绝对事由的商标注册申请，任何人都可以向商标局提出异议，而对于违反相对事由的商标注册申请，则只有在先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有权向商标局提出异议。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于违反绝对事由而被核准的注册商标，商标局可以依职权宣告该商标无效，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且不受时间限制，而对于违反相对事由而被核准的注册商标，在先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且受5年时间的限制。商标注册申请拒绝的绝对事由和相对事由不是绝对的，而是有可能随着时间的经过而发生变化，即本属绝对事由但因情况变化而不再属于绝对事由，或者从相对事由转化为绝对事由。[21]对于前者，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酒鬼酒”，在“酒鬼”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中，商标评审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均认为：“酒鬼”一词虽有“酗酒且经常喝醉的人”等含义，但已使用多年并获得一系列荣誉，无证据证明其在消费者中产生了不良影响，[22]从而不予撤销。尽管该案属于注册商标撤销的案件，但显然同样适用于商标注册申请的拒绝，也就是说，即便在申请时具有不良影响，但经过使用在审查时如果已经消除了不良影响，仍然是可以注册的。对于后者，最典型的应该是“优盘”商标，优盘于1999年由深圳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明并同时申请商标注册，于2002年10月23日就因成为通用名称而被北京华旗资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撤销申请，并于2004年10月13日被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因成为通用名称而撤销。尽管该案同样属于注册商标撤销案件，但显然同样适用于商标注册申请的拒绝，即尽管申请当时“优盘”尚不是通用名称，但如果审查时已经成为通用名称的，可以依据绝对事由而拒绝注册。
四、“微信”商标纠纷案之评析
“微信”商标纠纷案的争议焦点无疑是法院确定的“被异议商标申请注册是否违反《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的规定”，本文认为，该焦点以及本案涉及的问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以下两个：一是原告的商标注册申请是否构成一件合法申请；二是《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是否构成原告的商标注册申请被拒绝的理由。具体分析如下：
（一）原告的“微信”商标注册申请是合法申请
本案中，原告提出，其最早申请且已经在相关服务上使用“微信”商标，腾讯公司比其申请晚2个多月才发布名为“微信”的聊天软件，根据我国商标法的先申请原则，应当核准其在先申请的商标的注册。被告辩称，先申请原则涉及的是商标可注册性的在先性问题，而本案涉及的是被异议商标是否会对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属于商标可注册性的合法性问题，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本案主办法官认为，不予核准被异议商标注册与先申请原则并没有本质矛盾。本文认为，的确如商标评审委员会所认为的，本案不涉及《商标法》第31条规定的先申请原则，因为在该案中只有原告一个商标注册申请，并不存在在后申请。同时，也的确如主办法官所言，本案根据《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而不予核准被异议商标注册与先申请原则也并不矛盾。
尽管本案与《商标法》第31条规定的先申请原则无关，但却不能说与原告的“微信”商标注册申请无关。事实上，可以说原告的“微信”商标注册申请是分析本案的出发点，只有原告的“微信”商标注册申请在形式条件上属于一件合法的商标注册申请，商标主管机关接下来才有必要审查所申请注册的“微信”商标是否符合商标注册的实质条件。根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只要商标注册申请人按照规定向商标局提交《商标注册申请书》、商标图样、身份证明文件等所要求的文件，办理相关手续，商标局予以受理的，商标注册申请人的商标注册申请就成为一件合法的申请，我国商标法并不要求商标注册申请时提交使用的证据。在“微信”商标纠纷案中，尽管原告强调其申请注册的“微信”商标已经实际使用，法院并未认可原告“微信”商标已经实际使用的事实，但由于已经实际使用并非我国商标法所规定的构成一件合法申请的必要条件，是否实际使用并不影响原告的原告的“微信”商标注册申请的效力。从本案实际情况来看，原告的“微信”注册商标申请显然属于一件合法的申请，否则也就不可能出现异议人异议之前的初步审定公告。
（二）不存在拒绝原告的“微信”商标注册申请的法定理由
既然原告的“微信”商标注册申请构成一件合法的申请，于是除了申请人主动放弃之外，原告的“微信”商标注册申请就只会因不能满足本文第二部分所述的注册商标拒绝的绝对理由或者相对理由而最终被拒绝。从“微信”商标纠纷案来看，既不存在早于原告的“微信”商标注册申请的他人的在先权利（益），也不存在商标评审委员会和法院所认定的“其他不良影响”理由之外的其他拒绝原告的“微信”商标注册申请的绝对理由。因此，“微信”商标纠纷案的关键就是原告的“微信”商标注册申请是否应该因商标评审委员会和法院所认定的“其他不良影响”理由而被拒绝。
“其他不良影响”是《商标法》第第10条第1款第8项中规定的，该项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从条文框架来看，“其他不良影响”条款是《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的兜底”。而从条文内容来看，“其他不良影响”“仅指与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相类似的情形。”[23]由于《商标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的是商标注册申请拒绝的绝对理由，“其他不良影响”当然也属于商标注册申请拒绝的绝对理由。
根据《商标审查标准》（2009）的规定，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是指我国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规范以及在一定时期内社会上流行的良好风气和习惯；其他不良影响，是指商标的文字、图形或者其他构成要素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的、负面的影响。具有政治上不良影响、有害于种族尊严或者感情、有害于宗教信仰、宗教感情或者民间信仰、与我国各党派、政府机构、社会团体等单位或者组织的名称、标志相同或者近似、与我国党政机关的职务或者军队的行政职务和职衔的名称相同、与各国法定货币的图案、名称或者标记相同或者近似、容易误导公众、商标由企业名称构成或者包含企业名称，该名称与申请人名义存在实质性差异，容易使公众发生商品或者服务来源误认以及具有其他不良影响均属于《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的内容。
这里特别需要详细说明一下的是其中的“容易误导公众”与“商标由企业名称构成或者包含企业名称，该名称与申请人名义存在实质性差异，容易使公众发生商品或者服务来源误认”两项。其中“容易误导公众”大概相当于《巴黎公约》第6条之5第B款第3项规定的“具有欺骗公众的性质”的标志，根据博登浩森的解释，该项是1934年伦敦修订会议增订的，其目的是使各成员国对于暗示有关商品具有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品质或者不正当地提到得奖或有专利保护等等的商标以及包含有关商品产地的使人误解的标志的商标。[24]也就是说，该项并不属于我们通常商标侵权判断中所讲的混淆可能性意义上的误导。[25]而至于“商标由企业名称构成或者包含企业名称，该名称与申请人名义存在实质性差异，容易使公众发生商品或者服务来源误认”则事实上就是标志本身的构造就容易误导公众，似乎和通常商标侵权判断中的混淆可能性也有差异，尽管其用词包括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误认”。《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规定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商标法》中一般被称为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26]在民法上，私法自治无疑是民法最基本的原则，按照私法自治原则，市场经济活动及其他民事活动，应由具有平等地位的当事人自由协商决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非基于正当的重大事由，国家不应加以干涉。公序良俗是对私法自治的重要限制，其根本原因就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属于国家一般利益及社会一般道德准则，是国家干涉的正当的重大事由。[27]根据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关系及公序良俗原则的内涵，只有国家的一般利益及社会的一般道德准则才能作为拒绝商标注册的理由，部分公众尽管可能是多数公众的利益并不一定能够构成公序良俗的内容。
在“微信”商标纠纷案中，腾讯公司的“微信”软件和信息传送服务的确形成了一定的市场秩序，但因两个方面的原因这种市场秩序不能构成《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中的公共秩序或者公共利益：其一，单个商标及其商品或服务并不构成市场秩序。因为一方面，商标并不等同于市场秩序。商品或服务的更名对市场秩序虽有影响，但并不意味着市场秩序的根本性变化。另一方面，不管某商标商品或服务的规模有多大、市场份额有多大，该商标商品或服务虽然属于市场秩序的一部分，但却并不等同于整个市场秩序。如果按照“微信”商标纠纷案法院的逻辑，任何商标及其产品或服务均为市场秩序的一部分，构成公共秩序，涉及公共利益。于是，所有商标侵权案都应该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予以解决处理，否则便是渎职失职。其二，腾讯公司的“微信”的使用具有重大缺陷。即便商标局对商标申请的网上公布不及时使得腾讯公司最初使用时因不知情而构成善意。但即便从原告商标申请之后滞后6个月，腾讯公司也应该在2011年5月了解到原告的“微信”商标注册申请的存在，至少自2011年8月27日原告的“微信”商标初步审定公告，腾讯公司必定了解原告的“微信”商标注册申请的存在，但腾讯公司却仍然继续使用“微信”，继而至“微信”商标纠纷案一审判决作出进一步使用了3年10个月之久。2011年5月和8月之时，腾讯公司的“微信”虽然已有影响，但和今天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以这3年10个月中“微信”影响的增长来确定公共利益和不良影响，那无异于允许以强凌弱。[28] 同时，作为绝对事由，“其他不良影响”原则上适用于任何主体，也即就某商标来说，任何主体使用均会产生不良影响，任何主体都不应注册或使用该商标。即便实践中有少数的例外情况，但这些例外情况不仅是极少见的，而且事实上也只是特定主体能够注册或使用，特定主体之外的其他任何主体仍然是不得注册或使用的。[29]在“微信”商标纠纷按案中，既然“微信”商标的注册具有“其他不良影响”，那么就应该禁止包括腾讯公司[30]在内的任何市场主体使用“微信”商标。但“微信”商标纠纷案法院的逻辑显然不是这样的，似乎并不认为腾讯公司不能使用“微信”商标。这也反推“微信”商标纠纷案法院适用《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的“其他不良影响”理由而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
以上两点分析表明，在“微信”商标纠纷案中，不存在拒绝原告“微信”商标注册申请的法定理由。[31]
五、结语
由于世界商标法的发展趋势和注册取得商标权体制的独特优势，我国商标法选择了注册取得商标权体制，甚至在抢注盛行、商标垃圾遍地的情况下我国历次《商标法》修改均未从根本上触动这种体制的根本。在注册取得商标权体制下，商标的申请和注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商标注册申请不仅几乎是商标权取得的唯一途径，而且是申请人的重要的财产，商标注册基本上就是商标权取得的基本根据。商标注册申请的财产性质意味着商标注册申请非依法不得被拒绝。正是由于过分轻视商标注册申请，“微信”商标纠纷案法院错误地在被异议商标申请人的利益与不特定多数公众的利益之间进行二选一的选择。如果“微信”商标纠纷案一审判决结果最终被接受而成为生效判决，我国的注册取得商标权体制将名存实亡。
商标是一种符号，其主要功能是传递商品或服务的信息。商标法是规范商标符号的创造与运用的法律，商标法主要通过规范商标符号的创造与运用活动而实现其保护商标权、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立法宗旨的。然而，商标不仅仅是一种商业符号，也具有相当的文化功能。现在社会的很多词汇都是从商标发展而来的，比如“Aspirin”（阿司匹林）、“Thermos”（热水瓶）、“Escalator”（自动扶梯）、“Nylon”（尼龙）、优盘等都是从商标演化来的，尤其是在进入消费社会以后，商标已经不再仅仅用来识别商品，[32]而是渐渐地变成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33]成为社会交流和社会建构的重要手段。商标的文化属性意味这商标符号可能会丰富社会文化，但却也有可能危及社会公共生活而走向反面。《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规定的公序良俗条款正是商标法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重要工具，是防止商标符号的创造与运用活动危及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屏障。然而，公序良俗条款的功能也构成了对其自身的重要限制，商标主管机关和法院不能逾越法律的规定而过分宽泛地解释该条款，甚至于以公共利益之名行不公平保护之实。“微信”商标纠纷案错误地扩大对《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的“其他不良影响”的解释，错误地拒绝了原告的注册商标申请，其后果必然是将我国商标实践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注释：
[1]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京知行初字第67号，以下简称“微信”商标纠纷案，判决书（有删节）及相关情况参见周丽婷：《“微信”案承办法官自述审理心路》，http:///sbsq/sqzn//，2015年4月10日访问。[7]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黔高民二终字第39号民事判决书。
[8]J.Thomas McCarthy, McCarthy on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Fourth Edition, 2015, § 16:17.[9]参见周波：《商标申请权作为合法权益应当予以保护》，《人民司法》2012年第16期，第100页。
[10]参见李春：《我国年商标注册申请量首次突破二百万件大关 累计商标注册量超千万》，《中国工商报》2015年3月31日，第5版。
[11]部分驳回意味着部分通过审查，这里粗略地减半计算。另需说明的是，尽管初步审定公告的商标和被驳 回的商标均有可能进入复审，从而商标注册申请的初步审定和驳回均有可能最终在商标评审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改变最终结果，但如果假定其改变的比例相同，这些改变对最终结果并无实质影响。比较而言，同样进行实质审查的发明专利的授权率要低的多。201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我国居民专利申请累积授权率只有25.879%，非居民专利申请累积授权率较高，也不过只有48.949%。参见陈琼娣，余翔：《我国发明专利申请的待审期与授权率——基于PDL模型的实证分析》，《研究与发展管理》2010年第4期，第111页。
[12]唐艳，王烈琦：《对知识产权行政授权行为性质的再探讨》，《知识产权》2015年第1期，第56页。
[13]参见杜颖，王国立：《知识产权行政授权及确权行为的性质解析》，《法学》2011年第8期，第92页；沈俊杰，曹蕙：《行政法视角下商标局核准注册商标行为定性之争：是商标授权，还是商标确权》，《电子知识产权》2012年第7期，第71页。
[14]阳平：《商标行政授权行为是一种“ 备案”》，《中华商标》，2004年第7期，第33页。
[15]张正钊，胡锦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页。
[16]参见张正钊，胡锦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
[17]商标识别性问题不仅属于公益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商标法最大的公益问题，正因为注册商标冲突不仅涉及注册商标所有人的私人利益，而且涉及到商标制度存续的公共利益。[18]参见《商标法》第33条和第44条。[19]参见《商标法》第33条和第45条。
[2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2010）（下称“商标授权确权意见”）第8条指出：“人民法院审查判断诉争商标是否属于通用名称，一般以提出商标注册申请时的事实状态为准。如果申请时不属于通用名称，但在核准注册时诉争商标已经成为通用名称的，仍应认定其属于本商品的通用名称；虽在申请时属于本商品的通用名称，但在核准注册时已经不是通用名称的，则不妨碍其取得注册。”尽管前一句指出应以“注册申请时的事实状态为准，”但后一句事实上已经改变为以核准注册时为准。本文认为其原因在于本条规定涉及的是通用名称的绝对事由。
[21]《巴黎公约》第6条之5第C（1）款规定：“决定一个商标是否适合于受保护时，必须考虑到一切实际情况，特别是商标已使用时间的长短。”根据该条规定，商标使用期间的长短是特别需要考虑的实际情况，实际情况可以表明，相似商标实际并不混淆、本来不具备显著性的商标经长期使用具备了“第二含义”，看来含有欺骗性暗示的商标事实上并未引起任何欺骗，这些都是可注册的。参见[奥]博登浩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指南》，汤宗舜，段瑞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这就是时间经过对商标注册申请的可注册性的影响。
[22]（2009）一种行初字第1287号；（2009）高行终字第1384号，转引自周云川：《商标授权确权诉讼：规则与判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
[23]参见周云川：《商标授权确权诉讼：规则与判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0页。[24]参见[奥]博登浩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指南》，汤宗舜，段瑞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25]“微信”商标纠纷案主办法官所言的“李兴发”案（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2）知行字第11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0）高行终字第1503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0）一中知行初字第2154号。）的判决适用“其他不良影响”的主要理由应该就是在《商标审查标准》的这种意义上来适用的。[26]参见《欧共体商标条例》第7条第1款第（f）项；日本《商标法》第4条第1款第7项；台湾地区《商标法》第30条第1款第7项，等等。
[27]参见梁慧星：《市场经济与公序良俗原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6期，第26页。
[28]参见丁宪杰：《微信案，众人为何而争》，http://zhihedongfang.com/article-9202/，2015年4月15日，2015年4月16日访问。
[29]参见《商标审查标准》（2009）第一部分第10条第4款第2项。
[30]腾讯公司显然不属于《商标审查标准》（2009）第一部分第10条第4款第2项规定的特殊主体。
[31]本文认为，唯一可能会阻止原告的“微信”商标注册的事由是“微信”商标在信息传送等服务上已经通用化，不过“微信”商标纠纷案中没有涉及这一问题，异议人也没有提出这方面的证据。
微信公众平台文章 篇6
真功夫VS海底捞
这个世界上，最差的股权结构是：两个股东各占50%的股权。我们通过两家中国餐饮企业真功夫和海底捞，来看最差股权结构公司的不同命运。
一、真功夫
真功夫是中国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中式快餐企业，也是中国五大快餐企业中唯一一家本土企业。
中式快餐市场的广阔发展前景以及真功夫出色的商业模式和真功夫的发展业绩，吸引了众多股权投资基金的青睐。2007年10月，今日资本和联动投资两家PE投资真功夫，企业和资本方的目标是，2010年真功夫实现上市。
但是，之后股东之间的矛盾纠纷，却为真功夫的发展打上了问号，上市之路也愈发遥不可及。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一家好的企业在股权方面至少应该具备以下特点：股权结构简单明晰；存在一个核心股东；股东资源互补；股东之间信任合作。
但是真功夫除了股权结构简单明晰之外，其他三个方面都存在问题。回顾真功夫的案例，能够让我们对股权结构给企业和资本的影响进行深入的思考。
1、初期发展
真功夫的前身是小舅子潘宇海在东莞长安镇107国道旁边开的一家168甜品店。
1994年，姐姐潘敏峰和姐夫蔡达标加入，投资了4万元，潘宇海自己也出资4万元，把168甜品店改为168快餐店。股份结构是潘宇海占50%，姐姐和姐夫各占25%。初期，企业经营以小舅子为主，姐姐管收银，姐夫做店面扩张。潘宇海掌握着企业完全的主导权。
1997年，真功夫借助其“电脑程控蒸汽设备”，攻克了中式快餐业的“速度”和“标准化”两大难题，开始在全国各地企业开设连锁店，企业快速发展起来。在这个阶段，负责店面扩张的蔡达标对企业的贡献越来越大。2003年，企业的主导权从潘宇海的手中转到了蔡达标手中。
2006年9月，蔡达标、潘敏峰夫妇离婚，潘敏峰所持有的25％股权归蔡达标所有。
2、股东矛盾日益激化
2007年10月，真功夫引入了今日资本和中山联动两家PE的投资，两家PE对真功夫估值高达50亿元，各投1.5亿元，各占3%的股权，蔡达标和潘宇海的股权比例都由50%摊薄到47%。
PE作为资本方，逐利是其最大目的，因此，投资一家企业后，一定会支持能力较强、对企业发展作用更大的一方。PE投资真功夫，主要看中的是蔡达标的能力，因此，无论在股东会还是董事会，PE都支持蔡达标，力图企业经营确立蔡达标的核心地位。这样一来，本来平衡的天平，倒向了蔡达标，而潘宇海被逐步边缘化。
在PE的建议下，蔡达标开始着手“去家族化”改革，从肯德基、麦当劳等餐饮连锁企业挖来众多职业经理人，而在此过程中，真功夫多位与潘宇海关系密切的中高层离职或被辞退，这使得潘宇海被进一步边缘化。这无疑也引起了潘宇海的反弹，股东冲突由此引爆。
2009年初，真功夫向银行申请1亿元贷款，潘宇海却向银行称“两大股东有矛盾，贷款有风险”，银行只能停止贷款，最后还是真功夫的两名来自PE的董事担保，贷款才得以放行。2009年7月23日，潘宇海将真功夫告上法庭，要求履行公司股东知情权，并请求法院查封该公司2007年7月至2008年12月的财务报告、财务账册以及会计凭证。
2010年2月，广州市天河法院作出判决，判定真功夫拒绝大股东查账审计属于违法，要求
真功夫将财务报告、财务账册、会计凭证、银行对账单提供给股东潘宇海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账目审计，并提供不少于10平方米的办公场所。
随后，潘宇海向公安报案。2011年3月17日下午，蔡达标和真功夫的部分公司高管被公安部门“带走”。当晚11时，广东省公安厅在其网站发布公告称，“广州市公安局对广州市真功夫餐饮连锁有限公司个别高管人员涉嫌经济犯罪展开调查，已在广州、东莞两地与该公司部分管理人员接触并核实情况。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3、世上最差股权结构
真功夫事件发生后，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家族企业所导致的，特别是蔡达标和潘敏峰的离婚是关键。
但我个人认为，真功夫的问题不在于家族企业，而在于股权结构，家族矛盾只是进一步加剧了股权结构不理想所导致的矛盾。正如某家媒体所报道的：“蔡潘婚变并不是蔡达标与潘宇海翻脸的本质原因，2007年真功夫年会时，蔡、二潘和潘宇海之妻、真功夫的现职监事窦效嫘四人还在一起其乐融融，有说有笑。”
全世界最差的股权结构就是两个股东各占50%，如果两个股东意见一致还好，不一致就很麻烦。而真功夫正是这种情况，蔡达标离婚后，前姐夫蔡达标和前小舅子潘宇海各占50%。真功夫的投资者之一今日资本的总裁徐新，早在2005年就向蔡达标表达了对真功夫蔡潘两人各占50%股权的忧虑，徐新以自己多年的经验告诫蔡达标，这是一枚定时炸弹。即使引入PE以后，蔡达标和潘宇海的股权比例仍然是47%对47%。
企业的每个股东对企业的贡献肯定是不同的，而股权比例对等，即意味着股东贡献与股权比例不匹配，这种不匹配到了一定程度，就会造成股东矛盾。另外，这种股权结构没有核心股东，也容易造成股东矛盾。因此说，这种股权结构，出问题是早晚的事，不出问题才是不正常的。真功夫最后股东之间不信任合作，并最后导致激烈冲突，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其实从投资之初，两家PE就一直为改变这种股权结构而努力，并且在2010年似乎看到了曙光。PE和两大股东蔡达标、潘宇海达成协议，由PE逐渐受让潘宇海的股份，从而降低潘宇海股权比例，使得真功夫的主要贡献者蔡达标成为核心股东。
但股权变更尚未完成，蔡达标却已入监狱。
二、海底捞
海底捞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解决股权结构问题的案例。
1、也是世上最差股权结构
1994年，四个要好的年青人在四川简阳开设了一家只有4张桌子的小火锅店，这就是海底捞的第一家店。现在的海底捞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勇没有出一分钱，其他3个人凑了8000元钱，4个人各占25%的股份。后来，这四个年青人结成了两对夫妻，两家人各占50%股份。随着企业的发展，没出一分钱的张勇认为另外3个股东跟不上企业的发展，毫不留情面地先后让他们离开企业，只做股东。张勇最早先让自己的太太离开企业，2004年让施永宏的太太也离开企业。2007年，在海底捞步入快速发展的时候，张勇让无论从股权投入还是时间和精力的付出上都平分秋色、20多年的朋友施永宏也离开企业。
2、匪夷所思的股权转让
张勇在让施永宏下岗的同时，还以原始出资额的价格，从施永宏夫妇的手中购买了18%的股权，张勇夫妇成了海底捞68%（超过三分之二）的绝对控股股东。
2007年，在海底捞成立13年后、并且快速发展的时候，一方股东却将18%的股权，以1
3年前原始出资额的价格，转让给了另一方股东，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但是，施永宏却如此回答：“不同意能怎么办，一直是他（张勇）说了算„„后来我想通了，股份虽然少了，赚钱却多了，同时也清闲了。还有他是大股东，对公司就会更操心，公司会发展得更好。”
微信平台社群电商模式探究 篇7
移动互联网时代更加关注作为人的个性化体验,不再仅仅强调流量的多少,只有能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流量才能保持黏性度。微信最初诞生主要是提供网络社交服务,发展至今,其服务领域已经延伸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微信可以基本实现大部分城市的当地社会公共服务,包括医疗、交通出行、生活缴费以及购物消费等。无论是基于个人的社交、购物、信息服务,还是企业的业务推广、产品营销等服务,微信无疑是提供了一个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平台。根据腾讯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截止到2015年第一季度末,微信每月活跃用户达到5.49亿,用户覆盖200多个国家、超过20种语言。各品牌的微信公众号总数已经超过800万个,移动应用对接数量超过85000个。1微信已经从高收入群体走向了大众化,几乎人人都在使用微信,基于庞大的用户规模,微信电商如火如荼,领跑移动市场。
目前,微信APP“我的钱包”里,腾讯服务已经集合了“转账、手机充值、Q币充值、生活缴费、理财通、微信红包、信用卡还款、腾讯公益”等服务;第三方服务里还包括滴滴出行、电影票、吃喝玩乐、美丽说、京东精选以及火车票机票。这些功能的拓展与开发也进一步加强了微信电商平台的搭建,微信电商生态圈初见端倪。
(一)朋友圈电商
朋友圈电商最重要的基础是建立熟人强关系,每个微信号背后都是对应着一个现实中的人,那么朋友圈电商就是要实现好友间基于情感信任的购买转换。最初微信朋友圈是化妆品、面膜护肤等女性日常用品销售的温床,随后各种海外代购、地方特产、首饰品、名牌包包等充斥着微信朋友圈。卖家在自己的朋友圈里积累信誉度,通过自己产品的晒图、买家秀以及好评推广商品,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可以招代理帮忙分销,因为自己朋友圈里的好友也有自己的朋友圈,基于这种关系链可以实现层层代理。朋友圈电商的产品基本都有着自身独特性,海外代购的奶粉、化妆品或者其他产品都是无法在实体店货比三家,但是消费者确实有这种需求,基于朋友圈熟人关系可以实现这种情感销售。
(二)微信B2C电商
微信支付的便捷为微信购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2014年,腾讯公司把拍拍、QQ商城和部分易迅股权给了京东,加强与京东的合作,为京东开放了微信的接口,在最新版微信“我的钱包”中,腾讯公司设置了“京东精选”一栏,为京东开通二级接口,携手美丽说、大众点评,加强消费者与企业的供需联系,迎合消费者平台接触习惯,直接在微信平台接入企业商城入口,可以分流部分消费群体,通过微信支付就可以完成购物消费环节。
(三)微信公众平台电商
2014年5月,腾讯公司推出“微信小店”,开通了微信支付功能的认证服务号可以在公众平台搭建微信小店。微信小店是微信公众号电商的经典模式,个人卖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开通微店,通过图文并茂的消息推送,分享最新的互联网资讯,抓住消费者的注意力,消费者只需要耗费少量的流量就可以获取这些产品信息。关注买家公众账号的消费者对卖家一般都有着一定的认知度和忠诚度,通过日积月累的精准营销传播,有利于买家的购买决策转换。微信公众号做好了就可以形成类似于淘宝、天猫的电商模式,买家只需要做好图文引导和对接微店,就可以形成自动化营销。通过公众平台还可以实现售后服务,沟通新老客户,注重情怀。
(四)微信服务商电商
微信电商的发展与第三方服务平台有着密切关系,第三方通过微信开放接口以及自身平台功能建设给微信聚拢大量用户。利用微盟、口袋通等第三方微信服务商开发出来的店铺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腾讯的大众点评、电影票、火车票机票以及滴滴出行等也都属于微信生活服务商,依托微信平台的二级接口直接对接用户。并且腾讯公司陆续与新世纪百货、上品折扣等实体店进行合作,实现这些百货商场与微信线上O2O接入流量口,积极与这些服务商共同维护微信电商生态。
二、微信平台社群电商模式
社群指的是由个人或者一个团队组成的社会群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并且有着一定的凝聚力。1同一社群里,有着共同的话题,大致的兴趣爱好,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社群的集结呈现常态化趋势,基于相同的兴趣点或者需求,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聚集起来,形成特定的社群圈。商业化日益浓厚的网络环境,使得社群出现商业化特质从而催生了社群经济,而基于微信平台建造的社群电商实质上就是社群经济在线上的衍生。
2012年12月,央视《对话》栏目前制片人罗振宇和独立新媒体创始人申音合作,在优酷网上首播逻辑思维节目,2015年10月,逻辑思维完成13.2亿人民币的融资,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发展壮大,赢得了受众广大好评和欢迎,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第一知识社群平台。逻辑思维的核心价值是“有种、有趣、有料”,倡导独立理性的思考,推崇自由主义与互联网思维,集聚爱智求真、积极上进、自由阳光、人格健全的年轻人。基于逻辑思维的受众定位就是80、90后的高学历知识群体,服务内容也就涉及方方面面,同时不断创新,紧跟时代步伐。视频类节目主要依托优酷平台,以纯脱口秀形式点评中外,畅谈古今,同时结合现实生活赋予知识启迪;音频类节目是视频的另一种再现形式,依托电台传播获取更多受众,逻辑思维微博群粉丝互动有无,逻辑思维图书期刊影响力也不错,刊载内容主要是脱口秀汇总以及微信公众号的电子杂志。
逻辑思维产品推广形式多样,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依托微信,打造知识社群平台、电商服务平台。逻辑思维公众号界面分为三大主要部分,本周上新、最热商品以及用户服务。本周上新推荐最新的商品,最新一期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全景式描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好书,配合内容导读,限量独家发售;最热商品里包含商城主页以及热卖品贵腐酒、幸福腕表、圣诞礼物集和《必然》书,这些热卖品是不断跟更变化的。点击商城主页可以进入逻辑思维微店,主要商品区包括“精神粮食、生存处方、文具精选、逼格工场”,均是知识群体必备品;用户服务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社群互动区和又一课,社群成员在互动区可以发布求职、招聘、知识分享等信息应有尽有,“又一课”区域涉及各领域的知识讲堂。这些内容的提供进一步聚集特定知识群体。在公众平台,每天早晨都有一条罗振宇自录的60秒语音,根据提示回复关键词就可以阅读相应文章、读书笔记。逻辑思维除了拥有数百万的用户,同时还建立了一个由数万人组成的付费会员群体,而且每年只开放一次招募会员的机会。正是这样一种社群电商的模式,使得逻辑思维发展勃勃生机,以知识服务为宗旨,采用多样化形式聚集用户,差异化服务社群成员,增强会员和用户的黏性,借力微信平台实现社群电商的新面貌。
三、微信社群电商发展策略
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4G网络迅速普及,移动电商已经成为购物消费的主流,借助微信平台发展电商正是当下的热潮,零门槛、低投入使得大量卖家涌向这块沃土,然而这也出现微信电商发展程度良莠不齐现象。结合“思维逻辑”社群电商的成功,对当前社群电商的发展提出借鉴对策。
(一)多样化渠道聚集社群
移动互联网渠道纷繁复杂,众多网民本身就会自发形成社群圈,社群电商实质就是依托社群力量形成用户对卖家的信任,从而转换用户购买行为。那么发展微信电商,多种渠道聚集社群是必然选择。“逻辑思维”积极拓展用户规模,利用微博加强与用户的联系,最典型的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开通社群互动区,用户根据所需自行发布信息讨论,成员之间可以互相加微信好友,在双向沟通中培养受众的依赖心理,提升信任度。通过这些渠道形成核心用户群,从而提高微信商城的购买成交量。不难看出,多种渠道聚集社群成员是发展微信电商的有效途径。
(二)差异化服务拓展边界
不同社群基于各自的价值取向、兴趣爱好聚集在一起,边界明显。各社群成员活动基本都是限于自身圈子内,社群间泾渭分明。基于追求知识分享诉求聚集的“逻辑思维”可以给用户提供纯精神享受,涉及人文、历史、科学等众多领域,罗振宇每日一条自制录音更是拉近与用户的距离。这种差异化服务是社群成员在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同样也是分众传播下的精准定位,能够不断扩充目标用户群体,拓展边界,有利于目标用户转换为核心客户。
(三)个性化定制增强黏性
社群电商相较于传统电商更为注重“用户意识”,以服务为基本理念,取得用户的信任感。移动互联网时代,每个个体实现平等对话,每个消费者都有着自身的特定需求。社群成员同样也有着共同取向外的个性化需求。逻辑思维公众平台中最热商品实时更新,最近更新包括“研习社社员”“死磕侠套装”以及“匠心之笔”,这些商品都需要限量订购,研习社社员资格招募为商业人士定制,死磕侠套装为儿童定制,匠心之笔为文化艺人定制,实现用户各自所需,增强用户黏性。社群电商目前个性化定制服务的发展正在成长期,从运营成功的“逻辑思维”来看,个性化服务的雏形已经呈现,未来社群电商的发展,个性化定制服务势在必行。
(四)借力微信,便捷引流
移动互联网为社会化媒体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微信是众多社会化媒体中的佼佼者,微信电商的发展也是蒸蒸日上,各类第三方服务商积极谋求与微信平台合作,在微信上接通店铺入口,用户可以直接点击跳转进入商城购物。众多卖家也积极开辟这块沃土,开通微信公众号联合微信商城强强合作,借力微信,便捷引流,可以吸引大量用户流量,提高店铺成交量。
四、结语
社群电商里,内容是连接各用户的载体,也是用做流量入口,产品和服务是社群得以长久生存的核心,实质就是通过多种渠道把相同价值观的人群聚集起来,建立用户的信任感,形成长久黏性,从而发展为客户进行购物消费。移动互联网也使得社群走上移动轨道,网络上分布各种垂直性社群,万千卖家都涌入社群电商领域,但真正实现商业化、运营成功的社群电商为数不多,多数的社群电商模仿现象严重,不能精准定位,社群用户黏性差。社群电商要实现成功运营,关键还是要把握用户,通过多样化渠道聚集用户,差异化服务拓展社群边界,扩充规模,个性化服务增强用户黏性,最后借力微信平台,做流量快速引入,迎合用户媒介使用习惯,实现社群电商的勃勃生机。总的来说,社群电商不是一种固定模式,而是多种模式的结合,灵活利用移动网络渠道,线上线下结合,将电商与社群紧密联系。
摘要：移动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微信的兴起给社群电商的发展带来蓬勃机会。社群电商不是对传统电商的彻底颠覆,而是移动电商新的延伸,是社群经济在线上的重现。本文在分析微信电商生态格局的基础上,结合社群电商案例“逻辑思维”的成功模式,针对目前社群电商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借鉴对策。
关键词：微信电商,社群经济,社群电商,用户黏性
参考文献
[1]李万全.社群的概念——滕尼斯与贝尔之比较[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6(12):4-7.
[2]陈三玲.社群经济视角下的自媒体营销策略——基于“逻辑思维的分析”[J].青年记者,2015(5):86-87.
[3]李嘉欢,商建辉.社交媒体的粉丝经济探析[J].新闻论坛,2015(5):17-19.
注册微信平台 篇8
关键词：微信平台 危防 三化建设
0 前言
随着网络与数字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应用的数据再也不是存储在一个单一的场地，而是可能分布在全球的任何位置。对这样由多个分散数据库组成的管理信息系统，如何以最小代价将其整合成分布式数据库系统也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自2011年以来，受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复苏缓慢、运力增长加快的影响，航运市场整体低迷。面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贸易金融的很多不确定性，航运业要在艰困的经营环境中走出“寒冬”，迎来下一轮景气，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实现行业的均衡与突破。
目前，传统的海事主管的危防业务在作业前，都需要服务相对人按要求提前进行网上申报，经审核同意后，在海事部门进行现场检查合格后，方才可进行作业。作业周期长，消耗时多，运行成本高，作业效率低。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全国海事系统“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高海事执法效率，提升海事服务水平，方便行政相对人，杨浦海事局（以下简称“我局”）以问题为导向，以面向航运、服务港航、走近船民、服务群众为基点和归宿，以创新为驱动，以推进“打造责任链，编制安全网”系统工程为手段，借助自身的优势与港航企业“抱团取暖”，按照“前置放开、过程和事后管住”的原则，借用wifi、微信等高效即时通信工具，大力推进以分类为核心的诚信管理机制，研究和开发了“杨浦海事局危防管理微信平台”，完成了对我局危防日常业务的审核、检查通过微信平台进行实施，加速了海事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1 辖区概述
杨浦海事局承担着自黄浦江高阳路码头1泊位下角与浦东泰同栈轮渡站码头上角联线至107灯浮与草临线轮渡上端联线之间水域及沿江码头、支流港口的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管辖水域长度8.8海里，地处黄浦江中下游，为黄浦江咽喉要道，毗邻上海市市中心。
辖区水域进出口主航道宽约200米，航道狭窄;浮筒38个，占黄浦江浮筒总数的88%;有弯度63度的高桥炼油厂、弯度55度的沪东中华船厂两个大角度弯头;9个影响航道安全的主航道浅点;大型调头区2个，通航环境复杂，形势严峻，安全隐患多。辖区岸线长度39.6公里，作业码头岸线长度28.2公里，两岸经营性码头123家，作业泊位238个，其中危险品码头35家，危险品作业码头泊位70个，拥有油库及化学品库165座，库容量总计79万吨，修造船厂5家，码头容积率高，密度大，港口特性明显，维持秩序压力大，监管十分严峻。
辖区靠离船舶年均30万艘次，过境船舶年均42万艘次，日均通行船舶1200余艘次，涨落潮高峰时段船舶流量高达100余艘次/小时;辖区内贸危险品船舶、内贸散装液态危险货物船舶年进出为9826艘次和7201，分别占上海港的44%和46%，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建设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辖区老旧船舶和内河船舶偏多，船员素质参差不齐，为安全生产带了安全隐患。
辖区是城市配套的工业品、生活用品中转及制造业基地之一，是上海能源水运基地，是上海港服务华东四省一市的能源保障江海联运主要基地，石油、煤炭、化工等国计民生物资运输量和过境船舶流量巨大。油运：辖区内既驻有上海炼油厂（该厂是上海市国Ⅳ汽油炼制和供应的唯一基地）等大型石化炼制企业，同时也是我国中石化、中石油等大型国营油品企业的
华东销售调运基地，南京军区联勤部、海军上海基地等的油料调运中心，以及上海港船舶燃料供应服务企业和船舶的主要基地。年油船装卸、运输16000余艘次，合600万吨;船舶燃料供应和油污水船舶垃圾接收备案单位22家55艘船舶，年供受油和油污水接收2000余和600余艘次，作业量分别为90000吨和5000余立方米;船舶油品运输装卸现场监管和围油栏布设2938艘次占全局总量的41%。煤运：辖区内有上港集团煤炭分公司朱家门码头和浦东煤气厂煤炭、焦炭水运和转驳大型码头设施，年煤炭运输船舶17000余艘次1100余万吨。矿物性建筑材料：辖区矿物性建筑材料年吞吐量462万吨、钢材年吞吐量1，554万吨，分别占上海港57.87%和36.5%，为上海市的基础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 系统组成
重要的地理位置，复杂的航道通航环境，繁忙的作业码头，巨大的货物流量和船舶交通流量，我局辖区安全通航环境趋于紧张，潜在风险不容低估;然而核编转制后，我局从事危防业务管理的执法人员仅8人，监管能力与辖区现状不匹配。因此，打破传统模式的监管模式，推行满足“三化”要求的现代化监管模式势在必行。为此，我局研究开发了“杨浦海事局危险品管理微信平台”（以下简称“微信平台”），改变了重“事先审批”、轻“事中或事后监管”的传统管理模式，缓解防污染作业监管任务繁重与现场执法人力资源不足的矛盾，加速海事现代化建设进程，确保辖区危险品水上运输安全。
“危防管理微信平台”系统主要借助传统聊天工具——微信，并将其作为该系统的操作入口服务工具，具有业务执行、数据统计分析、用户管理等功能。主要包括现场执法人员所持移动通讯设备、微信平台、动态数据库、后台专业监管人员四部分组成，工作原理如图1。港航企业单位向我局危管防污处提出书面申请后，经我局专门负责人员审核通过与我局签订微信平台传输照片、视频实时性《承诺书》，并经我局组织的相关培训合格后，获得微信申请报备资质，通过微信平台进行申请，获得我局管理平台审核人员校验成功、绑定”关系，通过专门的服务器进行解析后，方才被我局危防管理平台系统识别，并经过我局专门的审核人员业务处理后，返回给客户智能移动终端。
nlc202309051612
3 系统的开发
3.1数据库开发
SQL Serve 2005是微软的新一代数据管理和分析解决方案的大型数据库系统，它给企业级应用数据和分析程序带来了更安全、更稳定和可靠，使得它们更易于创建、部署和管理，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做出更快、更好的决策，提高开发团队的生产力，以及在减少预算的同时，更好地满足多种需求[2]。基于的数据库应用系统的性能包括系统的响应时间、吞吐量、系统的并行处理能力等。从数据库设计、查询结构、并行处理、客户服务器模式、应用编程等方面进行优化调整，可以有效地提高系统的性能。
同时，SQL Serve 2005数据库还具有NET框架主机、XML技术、ADO. NET2.0版本、增强的安全性、Transact-SQL的增强性能、SQL服务中介、通告服务、Web服务、报表服务、全文搜索功能的增强等十大特点，更便于系统的开发。同时，通过采用了启用防火墙系统过滤指定端u访问、配置服务启动账户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目前，我局开发了船舶“供受油作业”、“船舶污染物接收作业”、“围油栏布控”、“浮船坞沉坞作业”等业务的电子检查模块。以船舶供受油作业为例，具体介绍数据库的开发。该系统数据库名为“ypmsa”， “供受油作业”为“gsy”，分区键为sdept，分区键必须是主键的一部分，具体构建数据库系统如下：
create database ypmsa
go （
use ypmsa
create table gsy
sno nvarchar（10） not null
scompanyname nvarchar（40）not null
sdep nvarchar（2）not null
company passage nvarchar（2）not null
company telephone int not null
constraint pk_ gsy
Primary key（ sno， sdept）
constraint uq_ gsy_sno
unique（sno）
Constraint chk_ gsy_sno_sdept
Check（cbgy=‘CS’）
3.2新功能开发
该系统在传统微信的基础上，根据海事业务需要，新开发了三项功能：第一，信息上传保存功能。港航企业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作业申报，并严格按照《上海海事局电子检查要求》，将作业信息和相关图片上传至后台管理系统，我执法人员进行对作业信息进行审核和维护操作。第二，信息查询功能。受黄浦江潮涨潮落的作业环境的限制，通过该功能的开发，减少了港航单位作业等待的时间，实现24小时内任何时间受理作业申请，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为企业节省了很大人力和财力，间接助推了港航单位的发展，同时也方便海事执法人员进行信息查询和比对。第三，自动信息统计功能。根据海事管理需求要，该系统可按照作业申请的时间、数量、审核结果等多维度进行业务信息统计，并出具图形化报表进行展示，供我局进行分析和决策，大大加速了工作的效率，促进了海事现代化的建设。
4 系统优点及在现场执法过程中的应用效果
4.1系统开发的优点
第一，改变了重“事先审批”、轻“事中或事后监管”的传统管理模式，树立了“船民本位”的安全监管理念，加快融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步伐，顺应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建设环境;第二，设备投资少，运行成本低，营运维护费用少，操作便捷，便于大范围的推广和应用;第三，实现了将现场执法检查转化为远程电子检查的跨越，即时传输，实时播放，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便利了企业生产，支持了港航企业的发展;第四，系统不受环境、气候条件干扰，性能稳定，可靠性强。第五，现场作业的照片及视频资料作为档案进行保存，可追溯强。第六，突出了企业安全生产的主体地位，减少了海事对企业生产的干预，深化了诚信管理机制的建设。第七，减少了执法人员登轮执法的次数，减少了与服务相对人接触的机会，大大提高海事执法人员廉政风险防控系数，降低了廉政风险，树立了海事的良好形象。
4.2系统在现场执法过程中的实践效果
微信平台系统整体投资少，运行成本低，营运维护费用少;不受环境、气候条件干扰，性能稳定;界面设计人性化，操作便捷，便于大范围的推广和应用。自2013年9月平台开通以来，共完成危防业务如下：船厂残油油污水接收作业113 次，沉船坞作业168次，供油作业174 次（主要选择“海供油4”和“航供油驳8”提供），垃圾接受作业112次，生活污水接受作业371次，围油栏作业300次（主要是上海环生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执法人员通过微信平台审核实时传输的危防作业申报现场照片，实现了对危防现场作业关键点及时有效的控制;借助世博水上管理系统，实时确认被核查船舶准确位置;通过现场抽查，对传输照片真实性进行核查。借助危防现场检查微信平台、世博水上安保管理系统和不定期的抽查方式，杨浦海事局有效加强对我辖区危防作业的“事中、事后管理”。截至2014年8月31日，我局累计对申报单位开展现场抽查32次，未发现过瞒报、谎报等弄虚作假的行为，现场安全防污措施均按我局要求落实。
以辖区中海工业有限公司立新船厂码头“浦东坞”浮船坞作业检查为例，申报人员通过网上在“船舶动态管理系统”上申报后，我局危防处立即进行指派，按照要求，2名海事执法人员5分钟准备好执法工具后，驾乘执法艇离开局趸船码头，35分钟左右后到达现场进行检查，执法时间一般为15-20分钟。经检查合格后，执法人员通过800兆高频报局指挥中心，然后由指挥中心告知政务中心进行审核确认，然后浦东坞才可以进行进出坞进行作业，整个过程需要时间1小时左右。自我局实施微信平台以来，累计为服务对象节省作业等待时间950余小时，为企业节省近200余万元，对航运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支持和助推作用，受到港航企业的一致好评。累计减少出动执法力量2500余人次，减少出动巡逻艇或执法1200余次，减少执法艇油耗费用50余万元，大大提升了执法效率。
5 结束语
为民服务、为港航服务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危防微信平台成功开发和应用，实现了与船舶管理系统、EDI系统等多个应用系统有机结合，借助AIS系统平台定期进行统计、分析和评估，建立起对船舶的动态监管模式。是我局深入开展群众实践活动与“四型海事”活动的共同成果，对我局推进的“三化”建设有重要启示， 真正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践行了“让航行更安全，让海洋更清洁”的海事使命。
参考文献
[1] 曾文全. 基于SQL Server 2000 的分布式数据库的架构[J]. 教育信息化，2006-1，24～25
[2] 杜杏菁. 分布式数据库中复制技术的研究[J]. 华北科技学院学报，2004，1（3），8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