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社会组织实施方案

公益社会组织实施方案（共8篇）

公益社会组织实施方案 篇1

XX县2020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鼓励与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公益事业，提升社会服务水平，促进公益与公共服务事业健康发展，县民政局决定开展2020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资助项目范围

公益创投项目需符合福利彩票公益金的使用宗旨和有关规定，体现公益性与公共性特点，运用专业理念和方法推进，主要包括：

1.为老年人服务项目。通过“淮安市虚拟养老院”服务平台，为居家老年人特别是困难老人上门提供助餐、助浴、助洁以及生活照料、精神关爱、康复护理和健康医疗等服务，满足老年人实际需要，提升生活质量。

2.为青少年服务项目。包括：孤残儿童的照料；社区青少年志愿者服务；社区青少年帮教；围绕外来务工子弟、重病重残家庭儿童、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的困难救助、心理辅导、综合性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等社会服务。

3.助残服务项目。包括：残障人士的康复；技能培训和就业；社会融入；残障人士家庭支持；残障人士文化娱乐团队建设等服务。

4.救助帮困服务项目。包括：支出型贫困家庭的救助帮困；为生活困难的居民家庭提供综合帮扶和志愿服务；为留守、流动、单亲、贫困妇女提供权益保护和困难帮扶等。

5.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包括：以城乡贫困群体、农村三留守人员（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及留守老人）、城市流动人口、特殊人群（流浪乞讨人员、有不良行为青少年、癌症患者、社区矫正人员等）为重点服务对象，针对需求，采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开展的困难救助、人文关怀、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关系调适、资源协调、社会功能修复和促进个人与环境适应等服务项目。

6.其他社区公益服务项目。包括：有利于弘扬志愿精神，有利于社区公益服务组织健康发展，有利于鼓励社区居民广泛参与，有利于专业社会服务能力提升，促进社区和谐、社会和谐的其他服务。

二、项目申报主体资格条件

1.经本县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提供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原件备查）；

2.社会组织按规定参加年检（提供民政部门认定的年检合格信息证明，因注册登记时间不足未能参加年检的无需提供）；

3.有独立的银行账户（提供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4.有专业社工参与项目执行（提供专业社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5.针对“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机构应遵循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采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开展专业服务，项目执行人员中应有三分之二以上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或社会工作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提供投标机构工作人员和项目执行人员花名册、专业社工职业水平证书复印件或学历证明）；

6.有开展社会公益服务项目的经历，反响良好（提供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或相关媒体正面宣传报导）。

每个社会组织最多只能申报2个公益创投项目。已获得其他资金支持的项目，公益创投原则上不重复支持。

三、项目要求

1．广泛性。项目所回应的问题是广大居民共同面临的，具有普遍推广的必要性。

2．针对性。项目设计针对明确的受益群体，有精准的定位，服务内容为受益群体所需、急需。

3．创新性。项目的理念、操作模式、参与方式、受益群体分析等方面具有独到的创意，在一定范围内处于先进或领先地位。

4．公益性。以服务民生和追求社会效益为主要目的，符合公共利益，公益色彩突出。

5．可操作性。项目具备良好的社区基础和群众基础，符合政府相关政策导向，资金投入可以产生预期的社会效益。

6．示范可推广性。项目具有清晰的发展模式，在资助期结束后有持续运作的可能，可在条件类似的地区推广、复制，能体现公益金放大效应。

7．专业性。有科学的组织结构和专业人才，使用独到的专业技术和工作方法，项目安排计划周密、步骤清晰、时间节点明确，能够按期完成。

四、项目筛选方法与评分标准

1．筛选方法

项目通过招标方式筛选，于2020年9月中旬确定一天开标，规定当天集中报标时间，由评委会先对社会组织主体资格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实质性审查不合格的，作为废标；实质性审查合格的，采用综合评分法，由评委会当场对社会组织申报的项目进行综合评分，按评审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实施方案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

本公益创投项目筛选7个项目，每个中标项目资助4万元，项目周期不超过12个月。

2．评分标准

3．申报资料

项目将制定招标文件，在“XX政府网”发布，具体申报资料要求详见招标文件，其中项目申报书格式详见附件。

五、项目实施

1．签订协议。县民政局与公益创投中标方签订项目实施协议书。协议书一式三份，县民政局、公益创投中标方各执一份，备案一份。

2．组织实施。各获选项目社会组织应按申报书计划和协议约定按进度实施项目，确保项目规范、有效开展。获选项目资助资金于协议签订后拨付至中标项目社会组织。中标人在项目中标实施6个月时，完成项目资金和社会服务活动执行率不得低于50%，实施时间满12个月时，完成项目资金和社会服务活动执行率应达到100%。项目资金要单独建账，专款专用。要及时收集视频、音频素材，整理典型、感人事例，建立专门项目档案，按季度向县民政局报送项目实施、资金使用情况等阶段性执行报告和新闻媒体宣传报道资料。项目结束报送终期执行报告以及PPT方式的项目宣传资料。

3.项目评估。县民政局将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公益创投项目实施进度、资金运作、社会成效和存在问题等进行中期评估和结题评估。

六、项目管理

1、中标人应遵循《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依法填制或者取得符合国家财税制度规定的原始凭证，原始凭证由社会组织经办人员和负责人签字。原始凭证应全面、准确反映项目资金使用情况，从其他单位取得的原始凭证不能全面、准确反映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社会组织应附具体说明。如慰问物资应附物资品名、价格和数量，物资和钱款发放应附受益人名单、签名和联系方式。

2、中标人应按照“专款专用、单独核算、注重绩效”的原则，建立健全项目资金专项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将县级补助资金和配套资金全部纳入单位财务统一核算和管理，便于追踪问效和监督检查。

3、中标人应严格遵守项目资金支出范围，将项目资金全部用于受益对象和服务活动，确保专款专用。如专家费用、社工服务费用、劳务费用、志愿者补贴、钱款发放、服务物资发放等要制表造册，有领受人签字。

4、配套资金应按项目申报书载明的金额（与配套资金承诺书一致）及时足额投入，按申报书列明的支出类型、标准和金额使用。

5、中标人应建立健全财务报告制度，按要求定期向县民政局委托指定的第三方机构提供资金的使用情况、项目执行情况、成果总结等材料，并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后汇总报县民政局。

6、中标人应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程序，购买物资或服务履行必要的询价或比价程序以保证购买价格的公允，并保存有关资料；受益对象选择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妥善保管相关材料，必要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

7、中标人应规范项目资料管理，及时将项目立项、执行、财务、受益对象确认、监督、评估等资料汇集整理，保证项目资料的妥善保管、有序存放、方便查阅。

七、项目监督

1、县民政局将定期派遣工作人员，对项目进行监督、评估和指导。县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按季度报送的阶段性执行报告和终期执行报告的真实性、有效性进行审查指导，提出意见建议，督促指导社会组织按计划如期、规范完成公益创投项目。

2、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发现有不符合规定管理使用资金情形的，县民政局将委托第三方机构督促其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能达到要求的，将终止向该项目的实施单位拨付剩余资助资金，并责令其归还已拨付款项。

3、对使用县级公益创投专项资金构成违纪违法的，将提请有关部门依法查处，并对其违法违纪行为记录在案，三年内不再资助其参与本市各级公益创投活动。

公益社会组织实施方案 篇2

一、文献述评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述评

关于我国现行的税收法规涉及公益方面的政策,有关学者认为存在以下一些问题:首先税法的不完善是我国税收在公益监管方面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的根源。我国没有独立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税收立法,已经影响到了公益事业的发展(张守文,2000)。我国相关的税种设置不合理,没有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特殊税种,这样的税种设置对捐赠行为无法起到更大范围的激励作用,也因此中国的富豪们更愿意把积累的财富留给子孙后代(陈诚文等,2007)。在现行的税收法规中未能明确区分公益性的社会组织与其他的事业单位,从而区别对待。实务中以财政拨款为标准判定这些组织单位能否享受相应优惠的政策,这种做法不符合我国目前的具体的情况(阳德华、陈涛,2010)。2008年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已将公益捐赠税前扣除的比例提高到25%,但还存在不合理的部分,比如捐赠超出25%就要纳税,不可以延期到下一年度扣除,这样的规定,会影响部分企业的捐赠意向(王锐,2009)。

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商业化运作在全球范围内都成为趋势。最为典型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基金会,著名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从一成立就将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引入到基金会的管理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其每年的慈善支出都位列全美之首。但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几乎没有涉及这些组织商业化运作的行为,按政策推导,应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与其宗旨有关无关的商业活动都应当征税。但在实践中,有可能一律不征税。这使得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商业行为处于一种不稳定、不安全的法律环境中,不利于其长期的发展。我国税法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商业收入及纳税义务的规定不明确,没有操作层面进一步的规定(徐梦洲等,2004)。没有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从事竞争性的营利活动进行有效的限制(陈小安,2007)。虽然我国有捐赠税收减免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逐年增加,但社区街道等大量日常捐赠却没有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实物捐赠由于价值难以确定因此得不到减免税收凭证(吴应南等,2008)。

另外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进行税务登记的比例偏低。资料表明深圳只有不到50%社会组织进行了税务登记(郭小刚,2011)。没有税收登记税收监管根本无从谈起;甚至许多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设立不能进行民政登记,只能进行工商登记,被纳入了经营性管理的范围。税务机关没有针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票证管理体系(朱静芬,2009)。我国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核发执照及纳税申报等信息互通缺乏法律规定, 税收征管往往处于失控状态(李壮,2011),《基金会管理条例》只是原则规定基金会要接受税务机关的监督,但没有进一步说明税务机关如何监管基金会。税收监管缺乏可操作性(王先蕾等,2011)。公益性社会组织所得税征管处于失控状态, 税收优惠政策普遍被滥用(李雪松,2005)。

税收政策要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完善的监管政策之上。只有完善的监管,税收的激励政策才能发挥效用而不至于被滥用。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都有着直接的管理。而对于联邦政府而言,对其的监督任务主要是由国税局来进行。国税局通过三种方式来完成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监管。一是对其年度报告进行监督;二是国税局的审计监督;三是通过评估对违规的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进行处罚。我国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采用的目前是高门槛、宽监管的税收政策。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9]123号文件,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必须要同时满足9个条件,才能申请免税资格认定。申请时需要提交申请前年度年检检查结论和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申请前年度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等在内的8项资料,做免税登记必须同时报备国税和地税。实际操作时,往往视与官方关系而定,后台硬就可以直接认定符合条件。对于现在还不能达到这些条件,没有捐赠免费资格的一些公益性社会组织,其结果是在接受捐赠时往往要采用一些非常手段来避税,这样给公益事业所带来的法律和道德风险是巨大的。笔者在相关调查中,也多次发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在监管政策中,税收征管机构和人员配置问题非常重要。我国无论国税还是地税部门税收征管都是按税种来进行的,没有设置从事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税务征管的专业机构和人员,税务机关也根本没有精力关注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税务机关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税务监管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上述的人员配置问题外,普遍认为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公益性及非营利性的认定,应该由归属民政部门监管;其次相对企业而言,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涉及的税收总量很小,基于成本效益原则,工作的重点放在企业税收的征管上。就浙江省而言,对全省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还没有进行过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再次,按财税[2009]123号文件规定,如果出现逃税或帮助他人逃税的等情形,要追缴税款,取消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免税资格。但目前浙江税务机关在执行中没有地方反映过类似的问题,说明税务机关仅仅等到有举报有反映再去查处是远远不够的。也由于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信息披露制度不够完善,除非是内部知情者,其他公众是很难了解他们的财务信息,举报监督等更无从谈起。

(二)理论分析

(1)公益税收立法要体现税收平等原则的要求。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或公共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分配的形式。征税会直接导致纳税人利益的减少,因此,纳税人本能地关注征税是否平等。这种平等性,体现在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平等,征税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平等以及纳税主体之间的平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和营利企业一样,都要受到税收法律规制。对于公益税收立法应当具备三点:首先是要有激励效用, 要利用各种税收减免的手段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其次要体现公平,通过制定各种减免税标准以实现机会的平等,完成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最后是监管作用, 即通过税收机制规范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日常行为, 合理划分公益性社会组织与商业企业、政府机关的界线。要针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组织的特殊性质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充分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实现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组织的有效监管。

(2)税收政策功能要从“经济杠杆”转变到“社会杠杆”。利用市场规律进行的分配追求效率,政府采用行政手段的分配强调公平,而公益的分配依靠互惠机制,即对维护社会关系,表达自己对社会有用和自身价值的一种愿望,这三种分配既有先后层次,又是平行交叉的。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与营利组织和政府组织的组织形态是平行的,其组织功能的发挥是在与其他组织形态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三次分配实际上是一种交互关系。因此,如果税收立法只是把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看作是前两次分配的补充是不符合现代社会形态发展的要求。不能仅仅重视与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和促进就业的经济作用,也要创新税收政策理念,强化其社会功能,即利用税收政策促进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让税收政策功能由“经济杠杆”逐步过渡到“社会杠杆”。

(3)税收政策要适应各国公益性社会组织与营利性组织日渐融合的趋势。一方面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学习运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法,改进其运作机制,提高效率。目前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领导人,很多就是企业家或高管出身。这些成功人士在积累大量的财富后,有回馈和奉献社会意愿,积极投身到公益事业,这就为公益性社会组织引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让公益事业更具有效性。而且一些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通过商业运作,或者举办营利企业,以其经营活动的利润反哺公益事业。另一方面营利性组织也在学习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追求社会效益。这些营利性组织履行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有别于传统的企业被称为社会企业。税收政策要适应这种公益性社会组织与营利性组织日渐融合的趋势,需要进行创新。

二、公益税收监管政策的分层设计

(一)公益税收监管政策分层设计的原则

要充分发挥公益活动促进公平提高社会福利的作用,弥补市场分配和政府分配的不足,公益税收政策需要根据目标和手段,采用以下原则进行分层设计:

(1)政府税收政策支持的主要对象应倾向于公益性社会组织。公益性社会组织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不足,政府理应将其作为重点支持激励的对象。政府要根据公益性社会组织活动的性质采取不同的优惠政策:如果完全是公益性活动应该免税;如果是为实现公益目的而从事营利活动,予以税收优惠;如果是纯粹的商业活动则要征税。

(2)明确政府税收政策支持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活动领域。我国经济发展存在不均衡性,同时还有历史原因以及其他因素造成了我国医疗卫生、教育科研等关键公共品存在供求失衡的现象,城乡差异明显,这就需要政府利用财政和税收等经济手段来加大对于以上公共产品的供给,税收政策要明确支持公益性社会组织进入医疗卫生、教育科研等领域,以实现有效率的公共品供求均衡。世界各国政府支持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活动也大致如此。这些领域一般带有很大的效应外溢性,属于公共品或准公共品领域。要研究严禁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商业运作进入例如烟草等有害身体健康以及对环境污染等的行业。不能在公益的旗号下,做有可能伤害他人以及有违社会良序风俗的项目。

(3)政府要对税收政策支持的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绩效进行考核。从公益的“三次分配”与国家的“二次分配”社会福利效应比较可知,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取得的善款及收入,只有有效地用于特殊群体提供公共品或救济穷人,社会福利才能得以改进。因此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项目必须要定期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检查考核,由政府及社会公众及时监督公益款项的使用情况。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也应该在政府支持之下有效开展工作,对其资金使用情况和所取得的效果作出详实记录和客观评价,对自身的工作和项目实施进行严格内控。

(二)公益税收监管立法的分层设计与完善

基于以上理念并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税收立法,我国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等税收监管政策立法方面需要完善以下内容:

(1)尽快统一税收立法,完善政策体系。要建立依靠税收来规范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发展、促进慈善事业进步观念,在税收法规中明确区分公益性社会组织和互助性的社会团体以及事业单位。规范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认定和有效划分。本文认为,能享受免税收入优惠的应是公益性社会组织,而这一组织应和企业捐赠给公益性社会团体允许限定税前扣除政策制度范围内公益性社会团体的条件是一致的,以避免出现企业捐赠不得扣除而受赠方可以免税,或者企业捐赠可以税前扣除而受赠方不能免税的矛盾。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单独确立一套适用的税收政策体系,并随着监管的完善,应该逐步过渡为所有的税种都享有税收优惠的政策。通过商业运作取得收入使公益基金得到保值增值已是国际惯例,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也鼓励基金会应当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公益基金的保值增值。因此税收政策要明确公益基金的保值增值活动与营利活动的界限,可以由税务机关对公益基金的投资增值活动予以审核,即使是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如果从事的是与公益无关经营活动,其所得一律征收所得税;如果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经营活动所得最终用于公益事业,则予以免税;如果其经营活动收入占其年收入低于某一比例,也可以免税。此外要严格控制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税前扣除资格的认定,建议采用动态监管的办法,即每年都要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进行税前扣除资格进行重新审核,一旦发现有不符合公益要求的现象,取消其税前扣除资格,督促其按公益章程改进;只有改进达到要求后才可以在下一年度予以恢复。

(2)适时开征遗产税,完善税收政策的衔接细则。依靠制度尤其是完善的税收制度来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不少西方国家之所以慈善成风,正是得益于制度完善。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贫富悬殊日益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借鉴国外经验,开征遗产税,对财产的赠与转移等征税,适当拉开个人所得税税率级差,降低富人财富积累的热情,强化其慈善动机,实现“三次分配”。开征遗产税是大势所趋,我国早在1993年就提出准备开征遗产税,但直到现在,遗产税开征没有明确时间表,急需加强研究。此外,要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的实施细则,注意与各部门的衔接与协调。对捐赠人税收优惠申请范围、申请程序、监督措施要作出明确规定,并且要便于操作,善政才能得到落实。完善税收政策,遵从税收法定原则及公平原则,有利于激励纳税人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的热情,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有序发展。

(3) 结合公益目的和手段来区分税收优惠减免政策。应改变目前税收优惠主要以所得税为主的局面,最终要扩大到所有税种。具体如何享有税收优惠及减免,应结合公益行为目的和运作手段来区分。公益税收立法分层设计理论框架图,如图1所示。

注：第①种行为完全公益，双方均免税；第②种行为是公益目的下的商业行为，应采用低减税；第③种行为完全盈利，应严禁

(三)公益税收监管政策实践层面的完善

(1)降低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注册登记和税务登记的门槛,赋予纳税编号,将其均纳入民政及税收监管范围。实行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势在必行,深圳市已经采取这种方式。浙江省民政厅也从2013年7月1日起,向所有设区市及义乌市民政局下放由内地居民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以及涉及民政领域的非公募基金会的业务主管单位职责。没有主管部门,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日常行为的监管仅由民政系统的民间组织管理局负责。但是目前民间组织管理局监管技术性不够、专业性不够。近年红十字会、宋基会等众多事件表明,现代的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资金筹集使用的途径和渠道越来越广,内部运作的更加复杂、专业性越来越强,在实践中不仅保留了公益性定位,市场化运作更是日趋常态。必须要针其公益资质的实际情况设置更加细致、更具专业性的条款,建立起民政部门和财政税务部门的联合监管制度。各方联合首先从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登记开始监管,并利用税务部门的专业及技术力量,用税收手段,来降低直接登记后这些组织没有主管部门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可以在注册登记上应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审批制和备案制,一是降低准入门槛,鼓励和推动小型基金会、草根组织对社区公益事业发展;二是明晰公益性社会组织运行成本,既保证公益事业的透明度,也保障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三是设置严格监管程序,严厉查处各种非法行为。把监管应重点放在公益性社会组织成立以后的行为上。在纳税申报环节,要建立专门针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纳税申报及检查等制度,无论其享有何种税收待遇,都应要求进行纳税申报,由税务机关最终认定其行为是否具有公益性,是否有应税义务产生。

(2)税务机关应进行专业化管理,建立专门的人员队伍,从事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税收业务及监管稽查。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道德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的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也会向美国等其他国家一样,数量会越来越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因而政府对其监管必须专业化。应通过立法方式来规范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管理过程中行政执法部门的协调机制,使民政部门和税务机关各司其职,相互有效协作配合和制约,改变目前两部门只有在每年征税前扣除资格认定的时才有沟通的现状。另外,除了上述政府部门的管理外,还应通过建立独立社会监督机构的方式,既对公益性组织进行监督,也对管理部门进行制约,共同构建起政府和社会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监管体系。

(3)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首先,改革税务申报制度,从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需要和特点出发,设计专门的税务登记和申报表,简化其办理税务登记和申报的手续,方便税务部门监管。其次,财税部门应从完善税收管理体制的角度出发,尽快建立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票据制度。进一步明确捐赠收据的使用,对于资金往来以及其他如商业化业务设计专门的收据。第三,对于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接受的实物捐赠,要尽快规范其计价原则和方法,如果条件成熟可以建立资产评估制度。既要做到方便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进行账务处理,也要方便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监督,禁止企业利用实物财产捐赠获取高额税收优惠。最后要建立和完善民政部门、财政部门和税务机关沟通协调的制度。充分发挥三个部门在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日常管理和税收监管中的作用。民政部门应当将批准设立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文件、处罚决定、年度检查的情况及时抄送财政、税务部门。财政、税务部门根据所提供的年度工作报告和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情况,建立以公益行为为标准的税收优惠政策动态管理机制。

三、不足之处及研究方向

首先,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信息披露不够规范,有些连办公地点、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都尚难搜集。远有郭美美实件、近有嫣然基金会等事件,使得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对外人都心有疑虑,即使是认识熟悉的人士介绍,想进行有关的税收方面调查访谈是不可能的,基本都被婉言拒绝或敷衍了事。所以以上研究侧重于理论层面,至于实践层面的调查分析是有所欠缺,更无法进行量化分析。其次,我国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整体规模偏小,许多中小型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专职人员只有1、2名,出纳由自己的专职人员兼任,会计一般外包。会计人员的职称文化程度偏低,年龄偏大,无法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没有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就没有税收分层监管体制的建立基础。笔者拟在完善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信息披露方面、以及其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等方面加强研究。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关注和研究包括股票捐赠、实物捐赠、基金会投资收益等具体税收政策。

参考文献

[1]张守文:《略论对第三部门的税法规制》,《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

[2]王锐:《慈善捐赠的财税建立政策与缺陷研究——兼论民间慈善组织面临的四大困局》,《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

[3]郭小刚:《非营利组织税收问题研讨会热点综述》,《社团管理研究》2011年第1期。

[4]陈小安:《激励与规制:非营利组织的税制构建》,《税务研究》2007年第6期。

[5]陈诚文、谭娟:《税收政策与慈善事业:美国的经验及启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6期。

公益社会组织实施方案 篇3

摘 要：

“4·20”芦山地震发生后，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反应迅速，在抗震救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近500家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迅速参与到芦山的抗震救灾中，在灾民安置、物资筹集、心理抚慰、维持秩序、志愿者培训等方面发挥政府救灾助手作用，成为抗震救灾的生力军。通过对四川省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在此次芦山抗震救灾的参与方式、特点、范围及持续性等现状进行调查访谈，分析社会组织整合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的经验与不足，以期为构建科学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提供参考建议。

关键词：芦山地震；社会组织；社会救助；公民参与

中图分类号： D6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6007305

从政府与公民互动的视角，研究重大灾害救助中的公民参与问题是当前学术界的热点之一。现代社会，理性的公民参与只有凭借一定的公民组织才能有序有效地进行，因此，社会组织是公民参与自治和治理的载体之一。自2003年SARS事件以来，国内社会组织作为对政府资源的有效补充，在重大灾难事件中积极参与社会救助的体系逐渐形成。汶川地震后，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发展迅速，2008年底在民政部注册的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有2.1万家，2012年底注册组织则达到了3.6万家。2008年也由此被认为是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快速发展轨道上的“里程碑”和重要拐点。2013年芦山地震发生后，全国近500家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万余名志愿者积极参与抗震救灾，其组织化程度、专业技能装备以及救灾的针对性和适用性等，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一、对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的理解

（一）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定义

社会组织，是指在政府和企业之外向社会某个领域提供社会服务的组织。我国社会组织是一个庞大、复杂且处于渐变中的体系，狭义上的社会组织通常指的是根据现有的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实践，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1]。在不同的语境下，社会组织也被称为非营利组织（NPO）、非政府组织（NGO）、公民社会组织、第三部门等。

公益性社会组织指的是在法律允许的领域内，向不特定的多数人无偿或者以较优惠条件提供服务，从而使服务对象受益的社会组织[2]。

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指的是以公众利益、利他为核心价值，以志愿者为主要参与者，服务范围包括济贫、赈灾、环保、教育等领域的民间慈善公益组织[3]。相比较而言，此类社会组织更能折射出公民参与的自主意识。

（二）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方式

社会救助是在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给予款物接济和服务，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我国当前的社会救助内容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自然灾害等生活性救助，以及医疗、教育、住房、司法、法律等方面的专项救助和临时救助等[4]。

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方式大致有四类：一是以官方背景的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为主体持续参与社会救助。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发起的“希望工程”在帮助贫困儿童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二是由政府出资向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定期参与社会救助。如上海市民政局在浦东新区和静安区扶持社会组织参与对城市生活无着落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三是由社区支持的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如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成立社区慈善超市，主要救助街道辖区内的弱势群体，为其募集善款、衣被、家电和日用品等。四是草根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自主参与社会救助。如汶川地震中300多万志愿者自愿奔赴灾区，与很多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一起深入一线服务，得到公众认可。

二、对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芦山地震救助的研究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向78家参与芦山地震救援的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发放调查问卷，问卷调查内容包括社会组织的基本情况、参与地震救助的服务内容、参与方式、服务专业性及在参与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等方面。最终回收45份，有效问卷41份，回收率52.5%。同时以当面走访和电话访谈方式对30家社会组织进行了一对一访谈并对逐字稿进行分析。

（二）结果分析

1.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资质

80%的社会组织已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其中，97%的社会组织成立于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个人发起的社会组织占75%、企业发起的占15%。

由此可见，一方面说明汶川地震的确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发展，访谈显示大多数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不仅获得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还在注册中得到了当地县民政和妇联的帮助；另一方面也说明虽然个人投入慈善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和投入度都较高，并且这些组织在震后紧急救援阶段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少依靠个人威望成立的社会组织，其资金保障、精力投入、组织发展等均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

2.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时间

70%的社会组织在“4·20”地震当天就进入灾区。其中，60%的社会组织参与了地震救援的所有阶段；36%的社会组织持续服务时间为1年，50%的预计持续时间为1年-3年，9%的预计持续服务时间在3年以上。

由此可见，大多数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反应迅速、参与及时，同时又考虑到不同救助阶段的重点不同，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访谈显示，的确有不少社会组织一直坚持在灾区提供服务，相比较而言，获得政府或基金会等资金支持的社会组织比没有获得资金支持的社会组织在人员投入、项目持续、服务保障等方面更有优势。

3.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服务

调查显示，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在服务内容方面几乎涵盖了救死扶伤、物资保障、维持秩序、环境保护、辅导学生、安全教育等多层面，公益服务内容呈现多元化态势。endprint

值得一提的是，73%的社会组织主要以老人儿童为服务对象，68%的社会组织主要提供心理抚慰服务，55%的社会组织有专门针对志愿者的培训服务。可见，通过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心理健康的重视和本土志愿者的培训，说明社会组织在提供物质帮助的同时，更加注重救援服务的精神需求和定向服务。访谈显示，不少社会组织在救援同期即重点吸收本地志愿者、重视扶持当地力量，以期实现灾区自助。如成都市锦江区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除组织专职志愿者长期坚持在灾区服务外，还培养当地“乡村社工”，帮助孵化当地社会组织，力图实现社会组织本土化、持续化的发展。

4.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方式

经历汶川大地震后，大多数公益组织选择联合救援方式进行资源整合。调查显示，83%的社会组织选择同其他社会组织合作联盟的方式，而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在地震紧急救援中为部分联盟组织提供了信息支持。如益云（公益互联网）社会创新中心在地震发生当天就开发出“一键多渠道发出求救信息”——益云信号弹，地震当晚就搭建好了救灾地图，联合前线救援队、后方数据筛选志愿者，保证救灾平台信息的及时有效。

在资金保障方面，68%的社会组织主要依靠自筹，在紧急救援阶段运用自身影响力筹集大量资金物资运往灾区，协助政府做好灾区民众的生活安置保障服务。调查显示，在过渡安置及灾后重建阶段，继续在灾区服务的社会组织均获得了基金会等各类资金支持和保障。

在同政府交流方面，85%的社会组织并没有与政府直接接触沟通。例如，雅安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在积极联系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有效参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访谈同时显示，这种合作和联盟大多停留在信息交流层面，在协同作战、后勤保障和后续联合方面还有待加强。

三、对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优势分析

（一）反应迅速积极参与，行动能力强

“4·20”芦山地震发生过后，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立即启动灾害应急响应，在紧急救援阶段、过渡安置阶段以及灾后重建阶段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来自民间，没有行政部门繁琐的行政审批，其救助行动反应更快。如芦山地震发生当天，成都11家公益机构[5]共同发起成立了开放型的“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4·20联合）”，凡愿意参与4·20救灾活动的社会组织都可以参与，据不完全统计，先后以各种形式参与的机构有68家。其次，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成员大多来自基层，熟悉社会基层的情况，也了解受灾群众的需求，其志愿者因为来自各行各业，因此社会救助的内容广泛，能更好地为灾区服务。

（二）利用资源募集物资，整合能力强

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因其民间性和公益性，利用多种媒体方式，能号召群众参与到社会救助中，在短时间内满足社会救助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芦山地震发生后，在短短的时间里，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利用各种社交平台，向社会募集资金，筹集物资，招募志愿者，使来自社会的力量很快投入到灾后救助中。

据新京报报道，地震后第7天，全国参与地震救援和确定参与灾后重建的115家基金会，已募集善款和物资10.49亿元人民币。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截止2013年5月19日8点02分，全国共有144家基金会参与到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募集善款和物资达13.79亿元人民币，总额已超过汶川地震中基金会募集到的捐款。

（三）参与方式灵活多元，应变能力强

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规模小，能根据实际情况改变服务策略，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灵活地参与到突发事件中，每一个社会组织背后有着巨大的社会力量，能在短时间汇集灾区所需的资源，解决问题。例如：地震发生后，通往芦山的道路中断，大型的救灾设备、器械无法进入灾区，来自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携带专业救灾设备徒步前往灾区；在地震发生后，大批志愿者涌入灾区，而没有考虑到自身基本的生活保障，成都义工网迅速募集了700多只手电和睡袋运往灾区，解决了志愿者的基本保障。

（四）自发搭建联动平台，合作意识增强

与汶川地震相比，参与芦山地震救助的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增强了合作，更多的社会组织采取联合作战。 “4·20”芦山地震后，到达雅安的各公益基金会，参与和确定参与救援和重建的NGO组织，大都对灾区情况做了实地调研，都对救援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2013年4月28日，在成都召开的“‘4·20社会应对圆桌会暨信息分享会”上，与会的73家机构不仅分享了各自的工作规划和设想，还通过讨论达成了“‘4·20共识”：“联合起来，以实际行动推进芦山地震救援重建中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在此次会议上成立的“4·20”联合救援行动，在分享信息、分析灾情、联合行动，以及同政府沟通、协商、协调救援行动等方面进行了高度的整合，为各组织高效有序地参与到芦山地震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寻求政府支持协作，组织规范增强

相较于汶川地震中组织参与的无序，“4·20”芦山地震中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组织化程度明显增强，不仅建立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体系，而且多家社会组织在芦山成立前线指挥中心，分工明确，有专人负责灾情收集、后勤保障、救援行动等，并有序安排后续队伍进入灾区，形成了专业化的参与地震救助的队伍。在此次芦山地震中，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还积极主动地同政府交流沟通，寻求政府的支持协作，同时政府也成立了“雅安地震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为社会组织提供服务。通过这个平台，各组织加强了同政府的合作与交流，在信息交流、后勤保障、资金支持等方面为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提供了便利。

四、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反思建议

（一）专业程度和救助能力参差不齐，落实有效性

经历了汶川地震的洗礼之后，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不仅在数量上有增长，而且在组织资质上有保障。有些社会组织救助资金来源充足，专业素养高，曾多次参加类似的灾害救援；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社会组织缺乏专业人员、资金支持、以及抗震救灾的经验，因此在有效组织救助能力方面呈现出参差不齐的局面，有的组织甚至只是个临时机构，缺乏社会各界的有效支持，如同昙花一现，很快销声匿迹。endprint

因此，完善社会组织自身机构建设，提高组织管理能力，加强对组织成员的联系和专业培训，提升筹资、组织、协调和救灾能力才是长久之策。尤其需要重视的是人才建设，明确优秀的人才才是社会组织前进的基石和动力，应加强组织成员的责任感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措施，构建组织文化。

（二）资金缺乏和持续发展不容忽视，提高长效性

虽然不少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在组织和筹集资金物资方面很有资源，政府也通过各种途径支持社会组织长期为灾区提供救助，但仍旧存在部分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因个人发起，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和志愿者渠道，难以长期坚持下去。一些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因此被迫削减在灾区的服务时间和服务力度，如在芦山地震中成长起来的小雨公益组织，缺乏专业人士和资金，没办法拿到政府或基金会的项目，在接受调查采访时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的作用。资金是社会组织最基本的资源之一。缺乏资金的社会组织无法开展正常的活动，也难以吸收足够的专业人才，严重影响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因此，一方面政府需加大对社会组织扶持力度，培育社会组织公益服务品牌，加大对社会组织的宣传、推介力度，提升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声誉。另一方面建立社会组织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促进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搭建社会组织与政府、社会、企业、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的合作平台。

（四）法律监督和民间认可仍显不足，重视公信力

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在已经公布实施的一系列救灾法规体系中，对社会组织参与救灾有一些明确的规定，但总的来说，仍是宏观层面的原则性、笼统性规定，还缺乏详细而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也没有形成相应的参与机制和工作制度。民政等部门虽然承担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责，但监管多在制度和经费方面；灾区政府从维护灾区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对进入灾区的社会组织及其开展活动进行限制，甚至宣布一些社会组织“不受欢迎”，直至取缔和驱逐社会组织；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在我国发展尚不成熟，加上民众存在对陌生人的信任普遍缺失，不少社会组织表示在参与社会救助时常常受到抵触和误解。在“4·20”芦山地震中，许多社会组织告知，在开展社会救助时，民众往往不理解、戒备心强，甚至产生了误解，影响了社会救助的进程。

因此，一方面以立法或授权的形式明确灾害发生时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权利义务范围与相应责任，尤其是要明确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角色、作用和相应责任，在法律法规上对社会组织参与救灾进行规范和保障。另一方面，社会组织重视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公信力，主动改善与政府的关系，积极寻求友好合作的途径，直至建立一种互动合作的良性关系。

参考文献：

[1]王名.社会组织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2]杨道波.公益性社会组织约束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3]仲鑫.慈善公益组织运行模式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4]米勇生.社会救助[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5]曹天禄.转型期社会组织正能量的发挥与负能量的降解[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126-131.

[6]何敏.促进成都市公益事业发展的对策及措施研究[J].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1）：43-46.

[7]戴海东.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科学社会主义，2014，（2）：106-109.

[8]邓湘树.大型自然灾害应对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J].人民论坛，2014，（4）：74-76.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Aid of Charity and

Commonweal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for the “4·20” Earthquake as An Example

CHENG Hongjuan， XIE Jihui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610059，China）

Abstract：The “4.20” Lushan after the earthquake， charity and public welfare social organitions responded quickl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earthquake relief. According to incomplete statistics， nearly 500 of charity and commonweal organizations quickly to participated in earthquake relief in Lushan， played the government relief assistant role in resettlement victims， material raise， psychological

comfort，maintain order， volunteer training， become the main force in disaster relief. In this study，investigation of charity and commonweal organizations in Sichuan

province in the status，characteristics， scope nd persistence to participate in the Lushan

earthquake relief， analysis and the lack of socil organizations and how to integrate social forcesexperience， in order t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 to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mode.

Key words： Lushan earthquake； char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social assistance； social managemen

公益社会组织实施方案 篇4

2020 年 7 月 14 日，赤峰弘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承接了由红山区民政局购买的“赤峰红山社会组织公益实践园本地化运营服务项目”，项目服务周期为 2020 年07月14日—2021年7月13日，主要协助红山区民政局完成实践园日常运营托管、项目推进等服务；同时还对入驻实践园的 40 余家社会组织进行培育指导、日常业务咨询、团队监管等孵化及发展支持服务；对红山区 13 个镇街及其辖区的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孵化培育和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业务咨询服务。

自机构承接本项目之初，中心即针对本项目购买内容，成立了项目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并做了明确分工。中心配备了专门的项目人员，制定了符合实际的项目实施方案；在具体活动的开展上，中心以活动资源对接、现场督导等方式为各组织提供服务；在项目的日常管理中，自觉接受民政局及社会组织管理局管理监督，及时上报项目进展，积极配合局里开展好各项工作。

截至 2021 年 1 月，协议时间过半，各项工作均按照《赤峰红山社会组织公益实践园本地化运营服务项目》所列要求，完成了相应的合作目标，具体工作进展汇报如下：

一、项目实施情况

（一）实践园托管运营服务：负责实践园的日常运营及安全管理，实现实践园正常运转，为入园组织提供专业的培育孵化环境。

1.实践园托管运营服务：负责实践园的日常运营及安全管理，保证实践园正常运转，针对园区内的入驻组织，制定了实践园日常工作相关的管理条例，其中包括：办公环境维护、办公设备使用、会议室管理、网络使用等细则。

2.实践园通过面谈、电话、微信等多种方式及时了解机构需求，并对需求及所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回应，场地预约工作中，和园区组织签署了《场地预约使用申请表》，按需申请，积极协调各街道的场地资源，为有需要的社会组织提供活动对接协调服务，切实解决了社会组织在办公场地和活动场地方面的实际需求。

（二）实践园日常活动策划、实施、推进、宣传，每季度开展不少于 1 次入驻社会组织团队建设活动。

做好日常活动的前期策划等相关准备工作，并通过日常活动推广、公众号推文以及参访交流活动，对实践园进行宣传推广。自 2020 年 7 月至今，根据园区制定的面向全市各类社会组织开放的原则，所有预约的园内组织使用场地共计 86 次，园区内场地活动的参与人数累计达 1108 人，同时，实践园联合各入驻组织面向社区策划完成了场外活动多达 60 余场次，直接受益人数达 2300 余人。

自七月份以来开展两次团建活动，按计划完成项目要求。

（三）为入驻组织提供三大平台和八大服务。三大平台指服务平台、培育平台、资源平台，八大服务指党建服务、组织培育、项目孵化、人才培养、社会资源、政策资源、信息服务、代理服务。

实践园是本地社会建设领域的多边平台，承担着资源、信息、资讯、人才等多方交易、链接的职责，在这半年的运营工作中，中心围绕三大平台、八大服务的基本框架，开展了资源对接、项目培育等多项内容的服务——过项目化的方式，本年度中心推荐了 9 家组织参与了由赤峰弘善社区发展基金会独立支持的“扶老育幼项目”，共得到资金支持 16.4 万元；推荐 9 家组织参与了“中国好公益平台赤峰站项目”的执行，获得资金支持近9万元；动员3家园内机构参与自治区民政厅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成功中标，中标金额30万；组织园内10余家社会组织参与了 2020 年度国际社工周、国际志愿者服务周活动，并取得良好效果；通过自治

区民政厅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项目的支持，协助实践园完成了“实践园社会组织社区巡展服务”“社会组织成果展示会”“首届红山区社会组织论坛”等活动。

此外，中心还积极开展项目推介宣传、项目成果展示活动，并联合其他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组织注册咨询、电脑租赁服务、财务托管服务等。

（四）实践园日常工作宣传推广

做好实践园微信公众号的版块更新和信息推送，每周推送文章数不少于三篇，主要推送各类活动的线上线下宣传推广服务以及活动的现场督导服务。实践园微信公众号，已经运行四年，该公众号作为实践园对外信息发布的平台，使用率较高，自 2020 年 7 月至今，共发送 183 条推文，线上阅读 59736 人次，转发量 2022次。随着该平台关注量的增加，园区也将平台开放给有信息发布需求的区内社会组织使用，通过这个平台推荐和展示园区的优秀活动。

同时，实践园还在赤峰电视台“走进红山”栏目、赤峰新闻栏目、“赤峰日报”“红山晚报”“红山融媒体”等媒体平台进行社会组织活动宣传推广，自2020 年 7 月以来，实践园共在各类纸媒、视媒上发布宣传信息及新闻 41 次，与媒体的良好合作，也成为宣传社会工作更广阔更有效的途径之一。

（五）与实践园运营、活动有关的宣传品制作，刊发实践园双月刊，实践园墙面（包括照片、办公室门牌等）维护及更新。

截至目前，实践园共完成了 3 期双月刊的编印工作【2020 年（7-8）、2020年（9-10）2020 年（11-12）】，每期印制 200 册，墙面、办公室门牌等，随着活动的开展，以及空间和组织的变更，都在及时进行维护及更新。

（六）全年不少于 12 期线上线下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培训，其中包括至少 6 家全国优秀社会组织的经验分享与交流。

为了满足红山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需求，推动区内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和良

性发展，实践园根据入驻组织的发展状况，开发设计了针对性的系列能力建设培训体系，并将其作为实践园接社会组织的良好平台与对外宣传的示范窗口。

截止目前，共开展能力提升培训6期，覆盖社会组织从员人员610人次，覆盖各类社会组织 82 家。能力建设课程的开展推动了红山区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也获得了参训组织的好评。

（七）全年开展不少于 2 次入园组织的评估筛选，组织符合条件的组织出壳，并提供后续跟踪服务。

实践园自2020年10月启动第五期入驻组织招募以来，通过自愿报名、主动发掘等方式，共收到 7 家社会组织提交的入驻意向及申请。通过前期初筛、面谈、实地走访、电话回访以及现场评审等工作流程，有四家社会组织通过第五期入驻评审，加入到实践园大家庭中。

（八）配合宣传部做好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组织孵化相关工作。

为宣传部与民政局联合开展的第四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进行第三方支持，从最初各镇街征集到的 110 个金点子项目中，优化出最终支持的 28 个预支持项目，并协助这些项目人一起分析社区需求、设计项目原型、寻求合作资源。

（九）指导红山区社区（村）公益“金点子”大赛

对各镇街枢纽型社会组织提交的项目进行优化辅导，对项目提出针对性实施建议，根据红山区实际情况，由红山区民政局联合红山区委宣传部发起红山区第四届社区公益“金点子”大赛，大赛以全区 13 个镇街为单位全面推进，在大赛的全程推进过程中，弘益共为 13 个镇街进行项目优化 25 次，最终形成了 94 个有助于社区发展的金点子项目，共涉及 5 大类，其中包括残疾人服务类、老年人服务类、青少年服务类、特殊人群服务类、综合人群服务类。

因为疫情等原因，项目未能落地实施，但前期的工作也为后期宣传部的志愿

服务项目甄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宣传部会对接红山区各爱心企业，预计在年后对宣传部选定的项目进行认领，在完成认领工作后，弘益会对项目进行全程跟踪辅导，协助项目顺利实施。

（十）负责接待赤峰红山社会组织公益实践园、红山区社会组织党群服务中心、红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组织孵化园参访人员，包括对接、解说、介绍等。

实践园先后接待了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赤峰市委组织部、红山区委组织部，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北京和众泽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各类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单位，多次来访交流，调研参访 26 场次，参观人数达 1232 人次。

（十一）完成实践园党支部党建工作及红山区社会组织党建联盟布置的相关工作。

实践园支部认真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全面发挥社会组织党支部的职能，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

自七月份以来，支部共开展“国家扶贫日主题活动”“重走总书记路线”等主题党日活动9次，党员大会8次，围绕民政局党委重点工作，积极开展各类活动，特别是扶贫帮困工作、党员教育等活动，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支部还创新学习教育模式。除日常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工作外，实践园支部还根据党员自身特点，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不断强化党员教育工作，如聘请知名专家进行业务和党建工作培训、带领党员和组织外出培训和参访交流，进一步提高了社会组织党员的思想认识，开拓了组织视野，提高了工作的主动性。

在今年的党建联盟工作中，实践园党支部作为党建试点单位，工作取得新进展。自组建红山区社会组织发展党建联盟以来，社会组织实践园创新党建工作思

路，建立了“五个一工作制度”，规范联盟的运行，通过联盟的培养，在今年的红山好人评选中，园区优秀组织的两名党员获选 2020 年度“红山好人”，一家社会组织获选红山区委宣传部评选的“最美志愿服务组织”，并圆满地完成自治区组织部“五化协同大抓基层”现场会等组织部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社会组织的工作岗位上和服务群众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二、项目取得成效

一是精准扶贫工作。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实践园党支部积极响应号召，深入贫困村镇开展扶贫帮困工作。党支部联合赤峰宝贝壹选母婴连锁公司，为文钟镇柳条沟村、西水泉村等 9 个自然村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捐赠了价值 18.69万元进口奶粉等；联合平庄煤业集团党支部，定向慰问永巨街道、三中街街道、东城街道、文钟镇柳条沟村、红庙子镇东南营子、后道、柴胡地村等 37 户贫困家庭，捐赠了价值 20000 余元的米面粮油，解决了这些家庭的生活困难；开展实践园暖冬系列活动，先后为文钟镇两所小学和郎美新村、三眼井村等 6 个自然村，捐赠了价值9.3万元的全新过冬衣物以及书籍等物资，服务学生150余人，覆盖村民 800 余人。据统计，自 2020 年 7 月份以来，实践园通过捐资捐物等形式，共对接资源 41.54 万元。通过扶贫工作的开展，进一步融合了社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有力地提高了社会组织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二是撬动其他资源，借力服务实践园。在 2020 年度自治区民政厅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项目中，弘益及园区两家社会组织中标，通过借力打力，借用其他资源为实践园提供服务，引入民政厅购买服务资金 30 万元，服务社区及居民的同时，也为承接项目的社会组织提升了影响力，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三是影响力构建。自 2020 年 7 月至项目中期，实践园共计迎接各类检查 26次、1200 余人次，在观摩学习以及业务推介的过程中，红山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模式得到多方的认可，行业影响力初步形成。

赤峰弘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社会公益活动策划方案 篇5

一、活动的口号及主题

活动口号：中国梦·谁的青春不奋斗

活动主题：助学?筑梦?铸人

二、活动时间

20_年X月25日—X月15日

三、活动的主要内容

(一)征文比赛

1、参赛对象

全体接受过国家资助的学生(含在校生及毕业生)。

2、征文内容

征文主题为“助学·筑梦·铸人”，受助学生亲自撰写，或由同学、朋友、师长，以第三人称讲述他们在学生自主政策帮助下的青春奋斗故事。体裁为记叙文，要求内容真实，感情真挚，突出人物个性和独特经历，传递正能量，题目不限，字数不超过字。

征文中涉及的受助学生要求学习勤奋，生活俭朴，热心公益活动;已毕业的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学生，必须讲诚信，按时偿还助学贷款。

3、文档要求

征文电子稿页面设置为A4纸，文稿格式为word格式，标题使用仿宋_GB2312、小二号字体并加粗，正文使用仿宋_GB2312、四号字体，作品提交命名规则：学院-姓名-专业-题目-指导老师。

(二)视频大赛

1、参赛对象：全体在校学生

2、视频内容

以“用奋斗书写青春”为主题，拍摄受助学生在生活、工作或者学习中的瞬间，或是制作歌曲，编排断句、相声、小品等文艺形式，以此展现他们青春激昂、奋斗不息、追梦不止，并用不超过200字的篇幅对视频内容进行简要概述。

3、参赛视频格式要求

①视频长度3分钟以内，500M，MP4格式。

②标清分辨率作品：采用标清4：3拍摄，分辨率设定为720×576，标准PAL制式DVD影碟。

③高清分辨率作品：分辨率不超过1280_720，MPG文件(MPEG-2视频解码)，推荐使用高清16：9拍摄。

④视频命名规则为：学院-姓名-专业-视频名称-指导老师。

⑤参赛作品存储介质为DVD光盘或优盘。

(三)音频大赛

1、参赛对象：全体在校学生。

2、参赛音频内容

以“强国一代·青春梦”为主题，可以采用朗读、朗诵、解说、演播等形式，作品风格不限，要求用普通话录制音频。音频作品需分别提交音频文件及其对应的文稿文件两种形式。

3、参赛音频格式要求

(1)音频作品需提交10M以内的MP3格式文件，时长不超过5分钟。对应文稿文件需提交word格式文件。

(2)作品命名规则为：音频-学校-姓名-专业-音频名称。

(四)宣传画大赛

1、参赛对象：全体在校学生

2、宣传画内容

以“宣传国家资助政策，赞美党和政府情系民生”为主题，设计学生资助宣传画，并用不超过100字的篇幅对图片内容进行简要概述。

3、宣传画设计及图片格式要求

①设计要求主题突出，作品风格、形式不限(可以为国画、油画、版画、剪纸等)。

②设计作品需分别提交电子版和纸质版。电子版作品需提交5M以上的JPG格式图片以及PSD文件，纸质版作品用A4纸打印。

③电子版宣传画命名规则为：宣传画-学院-姓名-专业-图片名称-指导老师。

四、活动开展

本次主题宣传活动实行两级评选。

(一)院级评选

即日起至X月28日，二级学院做好宣传组织工作，组织评委对学生参赛的作品进行初审，并推荐优秀作品参加全校性的评选。

(二)校级评选

X月15日前，学生工作处组织专业评委对各参赛作品进行评选，并将评选出的优秀作品推荐报送至全国活动组委会，参与全国评选。获奖作品，颁发荣誉证书并发放稿费。

五、报名及作品提交方式

(一)活动报名

参赛者填写20_年度“助学?筑梦?铸人”主题宣传活动报名表(附件)。

(二)作品提交方式

参赛的同学需X月28日(星期四)下午4：30分前将报名表电子版及作品电子版(征文电子版、宣传画作品电子版、音频作品电子版、视频作品电子版)发送至邮箱：_;请在邮件里注明学院、姓名、学号、联系方式;宣传画纸质材料交交至学生事务服务中心(商贸楼208)，逾期不予受理。

(二)要求

本次提交的作品，必须保证从未公开发表，严禁抄袭，一经发现，当即取消参评资格，相关责任均由提交者本人承担。本次活动主办方对参赛作品拥有使用权。

六、奖项设置和活动预算

略

附件：略

社会公益服务志愿者活动方案 篇6

活动目的：为了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丰富校园文化，我校欲策划1次公益实践活动，使全校同学都能参与到关爱儿童公益活动中来，体验社会增加社会责任感。

活动宗旨：以推动学生开展公益实践，以弘扬公益精神、宣传社会公德、倡导公益文化、开展公益实践、塑造公益形象为宗旨，开展公益活动，同时在此基础上扩大的我校在社会上影响力。

活动要求：与公益文化相结合，突出实效性、人文性、公德性，通过传播公益文化，营造科学、高雅的道德氛围

活动背景：

在我们的身边每天都能看到欢歌笑语的小朋友。但是，在看到他们愉快身影的同时，你是否想到在我们身边有这样1群特殊的小朋友，他们失去母爱父爱，他们不仅需要社会的帮助，更需要的是1个充满回忆的童年。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增强同学们的社会责任感、服务意识和奉献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我希望我们能尽我们1份绵绵的微薄之力，让他们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勇气，让他们能享受正常儿童的多彩世界，感受到我们的爱。

活动主题：

“健康成长，快乐童年”

活动时间：2013-5------2013-6

活动地点：本校

公益社会组织实施方案 篇7

一、公益慈善组织信任危机成因:会计作为信任机制的缺失

(一) 会计是一种构建社会信任的机制

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是经济人的合作组织。古典经济学将社会主体行为特征定义为理性, 经济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发现:对人类而言, 理性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会在选择消费品的实验中表现出理性行为, 即对必需品无价格弹性, 奢侈品需求有价格弹性。所以现实中行为主体虽然存在非理性行为, 但行为逻辑的主体是理性行为。简森和麦克林 (1994) 将经济人的概念进一步具体化为三个要素:聪明狡诘、权衡比较、最大化, 并认为, 聪明狡诘指个人具有非凡的创造力, 能够洞察环境的变化, 预见可能的后果和可能的行动机会, 并作出选择和反应。权衡比较是指理性人会在各种偏好和追求中进行权衡, 并愿作出选择和替代。最大化是指个体总在各种限制和约束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公司是经济人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合作组织, 会计是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合作的基础。资本市场投资者、银行敢于将自己资金投入到一个公司, 股东能够委托经理人进行经营管理, 其中重要前提是会计的存在。会计在会计准则的约束下, 通过对公司经营过程和结果的连续核算与定期报告生成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审计监督确保会计信息可靠性, 会计信息披露减少了契约各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有利于抑制受托人的道德风险, 避免市场出现逆向选择现象, 从而为各方合作提供了一个沟通的信息基础, 营造了公司组织的信任机制。所以, 会计促成各有追求的契约参与人 (经济人) 在特定组织下相互合作, 形成一种扩展的人类秩序, 体现了会计是具有社会价值的专业技术活动, 会计是建构利益相关者社会信任的机制。

公益慈善组织也是经济人委托代理的社会组织。首先, 捐赠人是经济人, 捐赠行为是通过利他行为间接实现利己目的的理性选择。捐赠从形式上看似乎不是经济人的自利行为, 但这确是理性人的社会性特征的体现。一方面捐赠支出可以在税前扣除, 并为捐赠人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增强捐赠人精神满足;另一方面捐赠行为可以改善弱势、困难团体的境况, 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为企业和个人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有利于个体利益目标的实现。因此, 捐赠行为恰好体现理性经济人的精明和权衡能力。其次, 捐赠组织是一个受托代理组织。虽然捐赠人可以亲自寻找受益对象, 完成捐赠过程, 但从成本收益上是不经济的。公益慈善组织的出现恰好通过专业化服务实现捐助活动过程的成本收益最大化。公益慈善组织是受托完成捐赠活动, 实现捐赠社会公益救助目的的组织, 其存在的基础是公众信任。但公益慈善组织也是经济人, 因此有可能侵吞、挪用社会捐助款项。如果出现这种行为, 必然会伤害经济人对公益事业的信心, 因为经济人的利他心相对于直接自利心是脆弱的, 当前我国发生的系列捐赠门丑闻带来的后果给这一理论分析提供了最好的证据。

公益慈善组织作为一个政府批准成立的社会组织, 捐赠人、受益人与公益组织之间存在隐性契约, 他们必须履行各自的职责, 才能实现社会公益的目的。健全的会计系统是建立捐赠人、受益人信任, 抑制公益组织和工作人员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基础。会计机制作用途径是:通过会计确认计量捐赠额来明确捐赠与受赠两方的权利与义务金额;通过健全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来明晰捐赠资金的来龙去脉, 使中间方慈善机构的组织运行更加公开透明, 更全面地接受外界监督;同时在公益组织内部建立严格的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监督制度, 不仅保障合理清晰地管理捐赠款物, 而且确保慈善组织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有利于抑制公益组织及内部人员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

(二) 公益慈善组织会计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 基金会应该执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 依法进行会计核算, 建立健全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同年财政部发布《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该制度规定非营利组织会计核算所提供的信息应当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 (如捐赠人、会员、监管者等) 需要。该制度采取与企业会计制度基本一致的原则和方法, 缺乏慈善组织业务核算特色, 而且信息披露缺乏标准。公益慈善事件暴露出的问题证明了慈善组织会计制度和会计行为存在的问题:

(1) 受赠资产确认与记录制度不完善。在“尚德门”事件中, 中华慈善总会没有审核受赠物资到账证明和价值, 仅依据捐赠者的认捐书、受捐单位收到货物的收据, 开具了减免税发票1500万元。事后发现捐赠物还放在无锡仓库, 捐赠书指定的受赠方——中国版权协会教育委员会的秘书长罗凡华称是“诈捐”。此前媒体也传出许多明星的“诈捐”, 所谓“诈捐”实际上是捐赠人声明确认的捐赠与受赠组织或受益人实际收到不一致, 这不仅缘于捐赠合同的特殊性, 也与慈善组织受赠物确认会计规则不完善有关。

在现行会计制度下, 慈善捐赠中所涉及资产的会计确认遵循权责发生制。然而与企业经营活动收付责任的形成时点不同, 捐赠责任的形成并不以承诺和认捐来确认, 而应以实际收到相应款物为基础。因此, 会计制度上的确认规则与实质责任的形成存在偏差, 当前的权责发生制并不适合捐赠资产的会计确认。

(2) 捐赠款物保管和发放缺乏会计控制。这次捐赠地震被大家认为最大、最多的问题是捐赠资产管理混乱问题。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炫富, 铺张浪费首先引起大众反感。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一张数额为9859元的餐饮发票在微博上被曝光, 郭美美说不清楚的炫富, 公益慈善事业的信任开始受到严重冲击。“尚德门”价值1700多万元的捐赠品指定受益人项目中国青少年创意大赛参赛学校的带队教师告诉记者从没有收到过任何捐款, 因为在比赛开始前就已经被折价变卖成了592万元现金。而河南宋庆龄基金会采取“宋基放贷, 捐款付息”商业模式, 十余年中, 数十亿“善款”掌控在骨干员工控制的公司手中, 大量用于商业性目的。2009年, 河南宋基会募得6亿元, 2010年末河南宋基会资产已近30亿元, 在全国两千多家慈善基金会中名列第一,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 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 2010年公益开支必须达到4.2亿元, 而实际情况却仅有1.4亿元。这进一步说明捐款去向的混乱, 媒体开始质疑一笔又一笔捐款。2011年9月, 人民网等媒体多次报道上海静安大火社会4000多万捐款使用问题。2012年4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专项公益基金“仁爱基金”违规使用慈善基金曝光。该基金会2010年8月将本应该用于助学和弱势团体的资金用于向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国企老干部发放2000辆自行车, 后因质量低劣而被退回并曝光。这些案件暴露出受捐款项使用混乱, 内控缺失, 会计没有发挥应有的控制和监督作用。审计署2011年6月在其官方网站通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010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 通过审计红十字总会和所属机关服务中心等5个单位, 查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预算执行中不符合财经制度规定的问题金额219.71万元, 其中2010年194.39万元;其他财政收支方面不符合财经制度规定的问题金额420.33万元。这进一步说明媒体披露的是一个严重的普遍性问题。

(3) 慈善组织对管理费的提留、支出缺乏合理性和公开透明性。红十字会的巨额餐饮发票, 各类慈善机构人员的高调炫富, 这些公益慈善机构内部的各种高消费行为受到外界一片质疑。慈善组织回应外界质疑基金会工作人员高额消费时常强调:本组织没有挪用捐赠款项, 员工工资福利和行政费用提留没有超过《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的比例, 该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但他们无法直接披露管理费用提取和使用报表, 行政管理费用具体如何提取、金额多少、相关用途等信息均没有相应的披露制度, 对外界来说这一方面仍是暗箱。同时, 条例中所指定的提取标准亦过于单一, 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和适用性。

(4) 慈善事业缺乏公开的监督和完善的审计制度。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明确捐助人有权查询捐赠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并提出建议。同时规定, 基金会登记机构履行对基金会的监督管理职责, 基金会每年3月31日之前向基金登记机构报送年度工作报告, 接受年检。年度工作报告包括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和提供捐助活动情况, 以及人员和机构变动情况等。此外, 基金会应该依法接受会计和税务监督。慈善捐赠款物从来源到投放所涉及的部门众多, 基金登记管理机构和会计主管部门因为监督对象多, 无法实施全面、有效监督;我国没有专门针对慈善业务的、统一的审计规范;由于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 审计数据收集困难, 相关职能部门对慈善资金的审计方面还缺乏必要的配合等;捐助人缺乏监督的渠道和积极意识, 现在多数个人捐赠, 如单位统一收取的捐赠款, 没有发票和收据, 更不可能去查询捐赠信息;我国也没有保护捐赠人信心的制度措施, 数额较大的捐助, 以及单位组织集体的捐助, 都无法监督慈善捐款, 导致大量捐赠后期呈现“黑箱”运行。这些问题都亟需通过健全完善相关审计监督制度来解决。

(5) 公益慈善捐赠信息没有实现及时公开披露。我国基金管理条例没有公益捐赠信息的公开披露制度, 因此, 公众从网络上也不能获得及时、完整的信息。由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全国慈善信息披露现状抽样调查》, 仅有不到三成的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较高, 近九成受访者表示从未接受过慈善机构的信息反馈, 超过九成公众对慈善信息公开程度不够满意, 54%的受访者表示很关注慈善信息披露, 分别有79%和73%的公众希望了解慈善组织的业务活动信息和财务信息。这次慈善门事件反映较大的问题是慈善捐助信息披露不全面, 披露滞后, 不能满足捐赠方及公众对于信息的合理诉求, 慈善公益组织对诸多问题解释不清、推诿或避而不谈, 缺乏受托责任履行报告的观念, 一贯缺乏公众监督。

从慈善组织事件暴露出的问题看, 会计信息没有担当起慈善组织与社会公众、捐赠人等之间的沟通角色, 这是当前公益组织出现诸多丑闻的重要制度性原因之一。因此, 针对慈善组织会计管理存在的问题, 健全会计制度, 重塑社会信任非常必要。

二、公益组织社会信任重塑对策:健全会计机制

(一) 引入收付实现制,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规定会计核算遵从权责发生制, 没有具体规定资产确认标准。按照会计准则的资产确认原则, 与资产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资产价值能够计量才能确认资产入账。企业经济业务是在本主体控制下, 只要凭证审核无误就可以入账。但这一做法不适用慈善会计。由于捐赠合同与一般买卖合同不同, 捐赠责任不以合同签订时间成立, 接受捐赠款项和物资应该在实际收到时确认。因此, 应该引入收付实现制原则, 不能单独强调权责发生制。另外, 公益慈善组织确认的捐赠有可能是捐赠人指定受赠管理人, 公益慈善组织并不直接接手捐赠财物, 因此在发票开具、统计入账时需要稽核程序。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对受赠非现金资产的计量原则是:捐赠方附有捐赠物票据的, 以捐赠票据标明的价值入账;票据上标明的金额与受赠资产公允价值相差较大或没有附相关票据的, 按照公允价值入账, 并规定按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公允价值确定方法。另外, 我国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在年度利润总额的12%的部分, 准许在计算应缴纳所得税时扣除”。因此, 受赠方对受赠款项和物资确认直接关系到双方利益, 为了防止捐赠方以积压待处理品捐赠, 谋求名利双收, 捐赠非现金资产应该按公允价值计量。基于“尚德门”事件教训, 要求慈善组织在减税发票开具时, 应由专业评估人员核定捐赠物价值并出具证明, 并对评估人员与稽核人员采用经济责任追究制度。

(二) 建立捐赠资产保管与发放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是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制度基础。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是由内部牵制制度发展而来。内部牵制制度通过公司内部职责的分工、业务流程程序化及记录上的交叉检查来防止错误和舞弊, 保护财产安全、会计记录真实和组织运转效率。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可以针对具体业务内容和流程, 评估业务风险, 设计风险控制点, 通过业务合理分工、相互牵制、明晰权责、信息沟通和监控, 以保证资产安全、会计信息可靠。慈善组织在发起慈善募捐活动、接受捐赠资产、发放救济物资、会计记录、内部监控、审核和信息披露不同环节应该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对受赠资产进行分类核算和管理。对于指定受赠人的捐赠资产, 慈善组织应该稽核捐赠款物到账和保管、监督受赠管理人及时按需发放受赠物品, 确保受赠人收益最大化, 避免因为受赠物没有及时发放而耽误受益。对于未指定受益人的捐赠, 慈善组织应该按受赠款项编制使用计划或预算, 建立内部控制制度, 接受外部审计。通过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合理设计和有效运行, 保护受赠资产安全, 杜绝擅自挪用善款和改变善款用途的行为。

(三) 实行分级管理费提留与预算制度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但没有要求慈善组织提供管理费明细报表。慈善款物管理需要经费, 工作人员不是义务劳动, 但应该将人员编制、人均费用纳入人事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为了尽可能多将捐赠用于受益人和资助项目, 限制非公益性行政支出, 规定提留比例是应该的, 但我国按当年支出10%的提留是不恰当的。一是与其他地区比偏高。按照香港红十字会规定, 在赈灾捐款中可拨出不多于5%作为行政费用。二是按最高限额提取也不合理。应该按核定预算标准, 确定经费需求, 建立分级提留制度, 如1000元以下, 可以免提;1000-50000元按10%比率提留, 50000-100000元按8%提留, 依次累减, 其理由是随着支出规模的增加, 单位支出需要的固定性管理费用会减少。同时, 为了控制已经提留的管理费被合理、经济使用, 应该实行预算管理制度, 根据预算项目, 编制分项预算, 年终接受专项审计, 对外提供管理费用报表。

(四) 完善公开监督制度

公益性捐助与接受投资不同, 没有确定的委托人, 捐赠人对受赠组织没有权利要求。但捐赠人与公益组织应该是公众信任委托关系, 公众具有知情和监督权力。我国《基金会管理体条例》虽然规定捐助人有权查询捐赠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并提出建议, 同时明确规定基金会登记机构履行对基金会的监督管理职责, 基金会应该依法接受会计和税务监督。但捐助人查询通道是什么, 以及强制审计属于政府审计还是民间审计、审计准则和审计责任等都无章可循。在慈善发达的地区, 一般都建立规范公益捐助运作社会监督和审计制度。如香港红十字会有如下规定:对捐赠者报告制度, 香港红十字会对个人捐款、慈善者捐款用途都有披露制度, 而且会给数额较大的捐赠者做文字图片和财务运用的报告。公开查询制度, 香港红十字会对任何数额的捐赠者均提供探访团去察看项目实际运作情况, 通过香港红会网页或以电话了解善款使用流向。审计报告制度, 红十字会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审计结果会在年报中呈现。

借鉴成功的经验, 我国慈善组织应该树立受托管理捐助的理念, 建立捐助信息定向报告制度、接受查询制度和强制审计制度, 以接受公众监督。

(五) 完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

在慈善地震的震动下, 2011年8月财政部发布《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 (征求意见稿) 》 (下文称指引) , 该指引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公益机构信息披露的内容、时限、对象和方式, 对公益信息公开透明具有重要意义, 但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考虑。

(1) 信息披露对象和主体。明确了信息披露对象是社会公众和主管机关、监督机关, 信息披露主体是公益慈善类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由于慈善事业具有社会影响, 因此捐赠人和潜在捐赠人都是信息服务对象, 公开信息披露已经明确这一点。但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信息使用者区分。信息披露对象了解信息的目的不同, 捐赠人和社会公众关心慈善事业发展, 是慈善资金来源, 他们既是监督者, 更是持续性公益资金供给者。公益慈善组织登记机关等其他信息披露对象是慈善活动和组织的法定监管人。指引没有具体说明公开信息披露向捐赠人披露信息与向公益慈善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公益慈善组织业务主管单位、财政、税务等部门提供报告的区别。为了保护捐赠人信息知情权, 对捐赠人可以附加专项邮寄、组织参观、接受查询等提供专项信息服务。二是信息披露主体的责任声明。信息披露具有社会后果, 一旦发生错误和失实会误导公众。指引只提出“信息披露要及时、准确、完整, 确保披露信息真实”原则, 没有明确责任主体, 没有要求责任主体声明, 一旦出现问题, 很容易以工作人员失误为借口推诿。在网站对外公开披露的信息和报送监督机关的财务报告上, 信息披露主体应补充信息可靠性的保证和声明, 以强化信息披露主体的责任意识。

(2) 信息内容和分类。指引确定了信息披露的五项内容:捐赠机构信息、募捐信息、接受捐赠信息、捐赠使用信息, 机构财务信息, 而且将公益慈善信息披露分为重大事件和日常性信息披露。指引解释发生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重大治安灾害事故和举办重大社会活动, 以及由政府部门或公益慈善组织开展的重大社会捐赠活动的信息按重大事件专项信息披露;一般性公益慈善项目及其活动按日常性捐助信息披露。问题是:指引明确了这两类披露的时间差异, 但没有明确这两类信息披露渠道和内容区别是什么, 审计要求有什么不同;年度公益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应该专项披露管理费预算执行和审计结果;对外公开信息披露应该明确信息披露格式和要件。公益慈善组织财务报告不同于盈利性单位, 应该专门设计, 明确核算原则、信息披露内容和项目, 应该补充专项信息披露内容。

(3) 信息披露渠道。指引规定信息披露主体可采取多种方式披露信息:机构出版物 (如年报、通讯等) 及其官方网站、大众媒体 (电视、报纸、电台、杂志等) 、现场披露 (如披露周、新闻发布会等) 、定期以邮寄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公益慈善项目报告、专项基金的年度报告, 以及其他可行方式披露。但这些渠道可容信息量和范式不同, 没有指定专项信息和日常信息披露主渠道, 会增加公众搜寻成本, 缺乏信息披露监督标准。所以, 有必需确定不同信息披露的主渠道。

参考文献

公益社会组织实施方案 篇8

卿雪梅（1989-），女，汉，四川自贡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摘要：公益诉讼是指环境基于其生态服务功能而提供可满足人类多种需求的自然资源和生态产品所承载的公共性利益。环保组织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行使公益诉讼权能够更好的维护权利受侵害的主体的合法权益。民间环保组织通过依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客观上可以发挥调和多元价值与横平利益冲突的重要功能从而实现维护各类主体充分享有公共利益的权利。

关键词：公益诉讼；环保组织；环境权

一、公益诉讼

“公地悲剧”是经济学普遍熟知的一个现象。在国外有人做过这样一项实验：将一块草地划分为几块分配给牧羊人，但在划分的几块草地中选出一块作为公共用地，每个牧羊人都可以自由使用，实验的结果可想而知：每个牧羊人都为了保持自己分配的土地不被破坏而选择公共用地最终因过渡放牧而导致公共用地寸草不生。基于每个人都有将自己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向外扩展的天性，如果公共利益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下，每个人都会趋于自身利益的实现而无所顾忌的榨取公共资源为自己所用。罗马时代的西塞罗曾提出了一个著名论言：公益优先于私益。这是从宏观上衡量公益与私益的关系，不过无论是公益还是私益只要受到了损害，受害者都应该有救济的途径。正如一个牧羊人的羊群吃了另一个人的草地的时候，他可以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维护一己私益，但当公共草地受到侵害的时候，由谁来提起公益诉讼呢？

我国2012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便是我过民诉法关于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国内有学者将公益诉讼定义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授权，就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处理违法活动。2012年《民事诉讼法》增设的公益诉讼制度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诉讼目的的特殊性。公益诉讼不同于私益诉讼只涉及私人利益，公益诉讼制度的设立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以实现社会价值为目标。第二，起诉主体的法定性、特殊性和广泛性。法定性是指，在公益诉讼程序中，个人不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必须有经法定授权的机关和团体才能作为原告；特殊性与广泛性是指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并不限于遭受违法行为侵害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但在传统民事诉讼领域，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第三，民事公益诉讼的提起并不以存在实际损害为前提条件，可以针对那些给社会公众或不特定多数人造成潜在危害的不法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此次民诉法对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是对传统当事人适格理论的重大突破。但并没有涉及相关主体资格的规定。

我国于201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环境保护法》，该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不得通过诉讼谋取经济利益。”该条款将我国公益诉讼制度以条文形式明确规定，并且具体规定了有权进行诉讼的主体资格，必将对我今后我国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国诉讼法领域长期存在着一种理念即：只有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主体才具有原告的资格。但这种理念的弊端在于只考虑了公民个人的私人利益而忽略了公共利益的存在。因此，我认为，针对公共利益提起的诉讼的主体应该包括：公民、法人、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其中，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前提条件应该包括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参加诉讼。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国家特色机关提起诉讼，不仅能够使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处于严密的监督和有效遏制之下，维护公民、法人和国家的经济利益还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起诉标准的统一公正，避免私人起诉可能产生的报复和烂诉弊端，实现诉讼的效率与效益。

二、环保组织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中国环保组织开始诞生到发展的阶段。到了1995年“自然之友”组织发起了保护滇金丝猴和藏羚羊活动是我国民间环保组织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到了2003年“北京地球村”与北京市市政府合作，进行了绿色社区试点工作使环保组织开始向基层渗透。截止2005年底我国各类民间环保组织已有2768家。目前我国符合《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能够具有环保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环保组织有700余家。但自2013年1月1日《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生效以来，原本以为会形成环境公益诉讼“诉讼爆炸”的现象并未出现，仅有中华环保联合会、自然之友、和福建绿家园三家提起了公益诉讼。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环保组织的发展不仅起步晚在数量上也远不及发达国家，成员的规模更是有限。二是没有规范的法律以及相关制度去明确环保组织的权利、义务等这就使环保组织在主体资格上缺乏法律的支持没有提起环保诉讼的动力。三是资金来源运作问题使得其开展活动与政府、企业对抗时力不从心。

三、公益诉讼权构建

面对如上问题我们应该有相应的对策来弥补实际操作中的不足。一方面，我们应该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鼓励和支持符合资格的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另一方面，从立法的角度看，最高人民法院还应在现有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明确公益诉讼费用负担规则并树立典型案例。通过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进一步规范公益诉讼制度，对新环保法第五十八条的内涵作出详尽的解释。中国当下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发饰的重要战略时期，然而面对多方爆发的环境问题我们应该完善相应的解决机制。因此，价值多元化和利益冲突性决定了环境问题的破解必须建立在公众参与的实践理性基础之上。那么在此背景下，民间环保组织通过依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客观上可以发挥调和多元价值与横平利益冲突的重要功能。我们应该还原环境公益诉讼的本来面目。以建立一种司法独立和权力分离为内容的制约与平衡机制，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性运用到司法制度的创新上去。

环境公益诉讼是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可持续发展观的重要体现。面对近年来此起彼伏的环境各类环境污染问题，我们不得不从各方面着手解决。但毕竟政府机构的资源是有限的，政府也永远不可能拥有足够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监测每一个污染源，因此，我们不能仅凭政府单方的作为或不作为来有效解决环境权的所以问题。但，居住在污染源附近的居民或者关注污染的环保组织他们是监督污染行为最为经济而有效的监控者。当政府不能给你实施法律时，环保组织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应运而生，其今后发挥的作用也令人期待。（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劲.国外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确定及其借鉴.法学杂志，2011，（10）.

[2]王灿发.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及其争议[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03）.

[3]杨朝霞.论环保部门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作用.太平洋学报.2011，（04），19.

[4]人民日报（海外版[N].2001-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