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性组织

公益性组织（精选12篇）

公益性组织 篇1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社会公众道德水平的提高,基金会及公益性社会组织日益发展壮大,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一大中坚力量,被称之为第三部门。其具有的第三次分配机制对缩小社会差距,实现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和公平有重要作用,甚至可以称为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卢汉龙,2005)。但我国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缺乏独立性,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即慈善失灵,如众所周知的郭美美事件。这些问题或缺陷削弱了基金会等第三次分配的资源配置功能。另外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至今,采用商业模式运作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也具有初次分配的机制。如果市场不完善无法充分约束其商业行为,也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如2011年9月媒体报出的河南宋庆龄基金会违规放贷事件。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出现的市场失灵和慈善失灵现象,需要更加关注第二次分配的税收分配机制,通过用税收手段对其进行监管。利用税收政策激励和监管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通过加强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税收政策等的研究,强化税收监管,实现政府职能部门对其财务的直接监管,对促进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述评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述评

关于我国现行的税收法规涉及公益方面的政策,有关学者认为存在以下一些问题:首先税法的不完善是我国税收在公益监管方面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的根源。我国没有独立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税收立法,已经影响到了公益事业的发展(张守文,2000)。我国相关的税种设置不合理,没有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特殊税种,这样的税种设置对捐赠行为无法起到更大范围的激励作用,也因此中国的富豪们更愿意把积累的财富留给子孙后代(陈诚文等,2007)。在现行的税收法规中未能明确区分公益性的社会组织与其他的事业单位,从而区别对待。实务中以财政拨款为标准判定这些组织单位能否享受相应优惠的政策,这种做法不符合我国目前的具体的情况(阳德华、陈涛,2010)。2008年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已将公益捐赠税前扣除的比例提高到25%,但还存在不合理的部分,比如捐赠超出25%就要纳税,不可以延期到下一年度扣除,这样的规定,会影响部分企业的捐赠意向(王锐,2009)。

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商业化运作在全球范围内都成为趋势。最为典型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基金会,著名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从一成立就将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引入到基金会的管理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其每年的慈善支出都位列全美之首。但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几乎没有涉及这些组织商业化运作的行为,按政策推导,应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与其宗旨有关无关的商业活动都应当征税。但在实践中,有可能一律不征税。这使得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商业行为处于一种不稳定、不安全的法律环境中,不利于其长期的发展。我国税法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商业收入及纳税义务的规定不明确,没有操作层面进一步的规定(徐梦洲等,2004)。没有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从事竞争性的营利活动进行有效的限制(陈小安,2007)。虽然我国有捐赠税收减免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逐年增加,但社区街道等大量日常捐赠却没有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实物捐赠由于价值难以确定因此得不到减免税收凭证(吴应南等,2008)。

另外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进行税务登记的比例偏低。资料表明深圳只有不到50%社会组织进行了税务登记(郭小刚,2011)。没有税收登记税收监管根本无从谈起;甚至许多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设立不能进行民政登记,只能进行工商登记,被纳入了经营性管理的范围。税务机关没有针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票证管理体系(朱静芬,2009)。我国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核发执照及纳税申报等信息互通缺乏法律规定, 税收征管往往处于失控状态(李壮,2011),《基金会管理条例》只是原则规定基金会要接受税务机关的监督,但没有进一步说明税务机关如何监管基金会。税收监管缺乏可操作性(王先蕾等,2011)。公益性社会组织所得税征管处于失控状态, 税收优惠政策普遍被滥用(李雪松,2005)。

税收政策要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完善的监管政策之上。只有完善的监管,税收的激励政策才能发挥效用而不至于被滥用。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都有着直接的管理。而对于联邦政府而言,对其的监督任务主要是由国税局来进行。国税局通过三种方式来完成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监管。一是对其年度报告进行监督;二是国税局的审计监督;三是通过评估对违规的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进行处罚。我国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采用的目前是高门槛、宽监管的税收政策。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9]123号文件,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必须要同时满足9个条件,才能申请免税资格认定。申请时需要提交申请前年度年检检查结论和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申请前年度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等在内的8项资料,做免税登记必须同时报备国税和地税。实际操作时,往往视与官方关系而定,后台硬就可以直接认定符合条件。对于现在还不能达到这些条件,没有捐赠免费资格的一些公益性社会组织,其结果是在接受捐赠时往往要采用一些非常手段来避税,这样给公益事业所带来的法律和道德风险是巨大的。笔者在相关调查中,也多次发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在监管政策中,税收征管机构和人员配置问题非常重要。我国无论国税还是地税部门税收征管都是按税种来进行的,没有设置从事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税务征管的专业机构和人员,税务机关也根本没有精力关注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税务机关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税务监管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上述的人员配置问题外,普遍认为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公益性及非营利性的认定,应该由归属民政部门监管;其次相对企业而言,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涉及的税收总量很小,基于成本效益原则,工作的重点放在企业税收的征管上。就浙江省而言,对全省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还没有进行过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再次,按财税[2009]123号文件规定,如果出现逃税或帮助他人逃税的等情形,要追缴税款,取消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免税资格。但目前浙江税务机关在执行中没有地方反映过类似的问题,说明税务机关仅仅等到有举报有反映再去查处是远远不够的。也由于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信息披露制度不够完善,除非是内部知情者,其他公众是很难了解他们的财务信息,举报监督等更无从谈起。

(二)理论分析

(1)公益税收立法要体现税收平等原则的要求。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或公共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分配的形式。征税会直接导致纳税人利益的减少,因此,纳税人本能地关注征税是否平等。这种平等性,体现在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平等,征税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平等以及纳税主体之间的平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和营利企业一样,都要受到税收法律规制。对于公益税收立法应当具备三点:首先是要有激励效用, 要利用各种税收减免的手段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其次要体现公平,通过制定各种减免税标准以实现机会的平等,完成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最后是监管作用, 即通过税收机制规范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日常行为, 合理划分公益性社会组织与商业企业、政府机关的界线。要针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组织的特殊性质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充分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实现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组织的有效监管。

(2)税收政策功能要从“经济杠杆”转变到“社会杠杆”。利用市场规律进行的分配追求效率,政府采用行政手段的分配强调公平,而公益的分配依靠互惠机制,即对维护社会关系,表达自己对社会有用和自身价值的一种愿望,这三种分配既有先后层次,又是平行交叉的。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与营利组织和政府组织的组织形态是平行的,其组织功能的发挥是在与其他组织形态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三次分配实际上是一种交互关系。因此,如果税收立法只是把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看作是前两次分配的补充是不符合现代社会形态发展的要求。不能仅仅重视与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和促进就业的经济作用,也要创新税收政策理念,强化其社会功能,即利用税收政策促进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让税收政策功能由“经济杠杆”逐步过渡到“社会杠杆”。

(3)税收政策要适应各国公益性社会组织与营利性组织日渐融合的趋势。一方面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学习运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法,改进其运作机制,提高效率。目前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领导人,很多就是企业家或高管出身。这些成功人士在积累大量的财富后,有回馈和奉献社会意愿,积极投身到公益事业,这就为公益性社会组织引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让公益事业更具有效性。而且一些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通过商业运作,或者举办营利企业,以其经营活动的利润反哺公益事业。另一方面营利性组织也在学习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追求社会效益。这些营利性组织履行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有别于传统的企业被称为社会企业。税收政策要适应这种公益性社会组织与营利性组织日渐融合的趋势,需要进行创新。

二、公益税收监管政策的分层设计

(一)公益税收监管政策分层设计的原则

要充分发挥公益活动促进公平提高社会福利的作用,弥补市场分配和政府分配的不足,公益税收政策需要根据目标和手段,采用以下原则进行分层设计:

(1)政府税收政策支持的主要对象应倾向于公益性社会组织。公益性社会组织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不足,政府理应将其作为重点支持激励的对象。政府要根据公益性社会组织活动的性质采取不同的优惠政策:如果完全是公益性活动应该免税;如果是为实现公益目的而从事营利活动,予以税收优惠;如果是纯粹的商业活动则要征税。

(2)明确政府税收政策支持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活动领域。我国经济发展存在不均衡性,同时还有历史原因以及其他因素造成了我国医疗卫生、教育科研等关键公共品存在供求失衡的现象,城乡差异明显,这就需要政府利用财政和税收等经济手段来加大对于以上公共产品的供给,税收政策要明确支持公益性社会组织进入医疗卫生、教育科研等领域,以实现有效率的公共品供求均衡。世界各国政府支持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活动也大致如此。这些领域一般带有很大的效应外溢性,属于公共品或准公共品领域。要研究严禁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商业运作进入例如烟草等有害身体健康以及对环境污染等的行业。不能在公益的旗号下,做有可能伤害他人以及有违社会良序风俗的项目。

(3)政府要对税收政策支持的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绩效进行考核。从公益的“三次分配”与国家的“二次分配”社会福利效应比较可知,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取得的善款及收入,只有有效地用于特殊群体提供公共品或救济穷人,社会福利才能得以改进。因此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项目必须要定期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检查考核,由政府及社会公众及时监督公益款项的使用情况。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也应该在政府支持之下有效开展工作,对其资金使用情况和所取得的效果作出详实记录和客观评价,对自身的工作和项目实施进行严格内控。

(二)公益税收监管立法的分层设计与完善

基于以上理念并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税收立法,我国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等税收监管政策立法方面需要完善以下内容:

(1)尽快统一税收立法,完善政策体系。要建立依靠税收来规范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发展、促进慈善事业进步观念,在税收法规中明确区分公益性社会组织和互助性的社会团体以及事业单位。规范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认定和有效划分。本文认为,能享受免税收入优惠的应是公益性社会组织,而这一组织应和企业捐赠给公益性社会团体允许限定税前扣除政策制度范围内公益性社会团体的条件是一致的,以避免出现企业捐赠不得扣除而受赠方可以免税,或者企业捐赠可以税前扣除而受赠方不能免税的矛盾。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单独确立一套适用的税收政策体系,并随着监管的完善,应该逐步过渡为所有的税种都享有税收优惠的政策。通过商业运作取得收入使公益基金得到保值增值已是国际惯例,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也鼓励基金会应当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公益基金的保值增值。因此税收政策要明确公益基金的保值增值活动与营利活动的界限,可以由税务机关对公益基金的投资增值活动予以审核,即使是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如果从事的是与公益无关经营活动,其所得一律征收所得税;如果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经营活动所得最终用于公益事业,则予以免税;如果其经营活动收入占其年收入低于某一比例,也可以免税。此外要严格控制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税前扣除资格的认定,建议采用动态监管的办法,即每年都要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进行税前扣除资格进行重新审核,一旦发现有不符合公益要求的现象,取消其税前扣除资格,督促其按公益章程改进;只有改进达到要求后才可以在下一年度予以恢复。

(2)适时开征遗产税,完善税收政策的衔接细则。依靠制度尤其是完善的税收制度来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不少西方国家之所以慈善成风,正是得益于制度完善。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贫富悬殊日益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借鉴国外经验,开征遗产税,对财产的赠与转移等征税,适当拉开个人所得税税率级差,降低富人财富积累的热情,强化其慈善动机,实现“三次分配”。开征遗产税是大势所趋,我国早在1993年就提出准备开征遗产税,但直到现在,遗产税开征没有明确时间表,急需加强研究。此外,要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的实施细则,注意与各部门的衔接与协调。对捐赠人税收优惠申请范围、申请程序、监督措施要作出明确规定,并且要便于操作,善政才能得到落实。完善税收政策,遵从税收法定原则及公平原则,有利于激励纳税人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的热情,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有序发展。

(3) 结合公益目的和手段来区分税收优惠减免政策。应改变目前税收优惠主要以所得税为主的局面,最终要扩大到所有税种。具体如何享有税收优惠及减免,应结合公益行为目的和运作手段来区分。公益税收立法分层设计理论框架图,如图1所示。

注：第①种行为完全公益，双方均免税；第②种行为是公益目的下的商业行为，应采用低减税；第③种行为完全盈利，应严禁

(三)公益税收监管政策实践层面的完善

(1)降低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注册登记和税务登记的门槛,赋予纳税编号,将其均纳入民政及税收监管范围。实行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势在必行,深圳市已经采取这种方式。浙江省民政厅也从2013年7月1日起,向所有设区市及义乌市民政局下放由内地居民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以及涉及民政领域的非公募基金会的业务主管单位职责。没有主管部门,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日常行为的监管仅由民政系统的民间组织管理局负责。但是目前民间组织管理局监管技术性不够、专业性不够。近年红十字会、宋基会等众多事件表明,现代的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资金筹集使用的途径和渠道越来越广,内部运作的更加复杂、专业性越来越强,在实践中不仅保留了公益性定位,市场化运作更是日趋常态。必须要针其公益资质的实际情况设置更加细致、更具专业性的条款,建立起民政部门和财政税务部门的联合监管制度。各方联合首先从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登记开始监管,并利用税务部门的专业及技术力量,用税收手段,来降低直接登记后这些组织没有主管部门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可以在注册登记上应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审批制和备案制,一是降低准入门槛,鼓励和推动小型基金会、草根组织对社区公益事业发展;二是明晰公益性社会组织运行成本,既保证公益事业的透明度,也保障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三是设置严格监管程序,严厉查处各种非法行为。把监管应重点放在公益性社会组织成立以后的行为上。在纳税申报环节,要建立专门针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纳税申报及检查等制度,无论其享有何种税收待遇,都应要求进行纳税申报,由税务机关最终认定其行为是否具有公益性,是否有应税义务产生。

(2)税务机关应进行专业化管理,建立专门的人员队伍,从事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税收业务及监管稽查。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道德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的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也会向美国等其他国家一样,数量会越来越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因而政府对其监管必须专业化。应通过立法方式来规范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管理过程中行政执法部门的协调机制,使民政部门和税务机关各司其职,相互有效协作配合和制约,改变目前两部门只有在每年征税前扣除资格认定的时才有沟通的现状。另外,除了上述政府部门的管理外,还应通过建立独立社会监督机构的方式,既对公益性组织进行监督,也对管理部门进行制约,共同构建起政府和社会对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监管体系。

(3)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首先,改革税务申报制度,从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需要和特点出发,设计专门的税务登记和申报表,简化其办理税务登记和申报的手续,方便税务部门监管。其次,财税部门应从完善税收管理体制的角度出发,尽快建立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票据制度。进一步明确捐赠收据的使用,对于资金往来以及其他如商业化业务设计专门的收据。第三,对于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接受的实物捐赠,要尽快规范其计价原则和方法,如果条件成熟可以建立资产评估制度。既要做到方便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进行账务处理,也要方便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监督,禁止企业利用实物财产捐赠获取高额税收优惠。最后要建立和完善民政部门、财政部门和税务机关沟通协调的制度。充分发挥三个部门在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日常管理和税收监管中的作用。民政部门应当将批准设立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文件、处罚决定、年度检查的情况及时抄送财政、税务部门。财政、税务部门根据所提供的年度工作报告和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情况,建立以公益行为为标准的税收优惠政策动态管理机制。

三、不足之处及研究方向

首先,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信息披露不够规范,有些连办公地点、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都尚难搜集。远有郭美美实件、近有嫣然基金会等事件,使得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对外人都心有疑虑,即使是认识熟悉的人士介绍,想进行有关的税收方面调查访谈是不可能的,基本都被婉言拒绝或敷衍了事。所以以上研究侧重于理论层面,至于实践层面的调查分析是有所欠缺,更无法进行量化分析。其次,我国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整体规模偏小,许多中小型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专职人员只有1、2名,出纳由自己的专职人员兼任,会计一般外包。会计人员的职称文化程度偏低,年龄偏大,无法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没有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就没有税收分层监管体制的建立基础。笔者拟在完善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信息披露方面、以及其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等方面加强研究。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关注和研究包括股票捐赠、实物捐赠、基金会投资收益等具体税收政策。

参考文献

[1]张守文:《略论对第三部门的税法规制》,《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

[2]王锐:《慈善捐赠的财税建立政策与缺陷研究——兼论民间慈善组织面临的四大困局》,《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

[3]郭小刚:《非营利组织税收问题研讨会热点综述》,《社团管理研究》2011年第1期。

[4]陈小安:《激励与规制:非营利组织的税制构建》,《税务研究》2007年第6期。

[5]陈诚文、谭娟:《税收政策与慈善事业:美国的经验及启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6期。

[6]李雪松:《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方向》,《税务研究》2005年第11期。

公益性组织 篇2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社团成立须经过“筹备成立”和“成立登记”两个阶段。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下达批准筹备的文件后，社团筹备组应依法开展以下筹备工作：

一、发展会员

会员是社团的基础，发展会员是社团筹备工作的首要任务。社团在发展会员时应注意：

1、社团应根据自身宗旨和业务范围确定会员入会标准，吸收会员。

2、坚持“入会自愿、退会自由”的原则，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企业等相关单位或个人入会。

3、社团吸收会员应履行入会程序，包括会员申请、社团筹备组批准、登记造册、颁发会员证（社团成立登记后方可颁发会员证）等。

4、社团筹备组应于召开第一届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前将会员名册报送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二、筹集资金

根据现行法规规定，成立地方性社团必须筹集3万元以上的活动资金，其资金来源必须合法。社团筹集的资金由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三、落实办公场所

社团在证实其拥有办公场所时，应提供该场所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合法证明。办公场所系他人捐赠的，还应提交捐赠协议书。社团办公场所不得设在私人寓所内，不得与主管单位合署办公。登记管理机关将对社团办公场所进行实地核查。

四、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在完成上述工作后，社团筹备组应及时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大会应包括以下议程：

1、通过社团章程（章程草案须事先经业务主管单位联络员签字认可和登记管理机关初审）；

2、选举产生社团组织机构，选举负责人（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法定代表人；

3、通过社团会费标准（会费标准应按自治区相关规定制定）；

4、通过社团内部管理制度等。

社团筹备组应于登记管理机关批准筹备成立之日起6个月内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社团筹备机构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应提前5个工作日通知登记管理机关，并将会议议程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会员（代表）大会必须有2/3以上会员（代表）参加，其决议必须经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为有效。社团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时，必须以无记名方式进行，不得以鼓掌、举手等方式通过。社团会员（代表）大会应制作会议记录，并保留代表选票等原始资料。

五、申请成立登记

社团筹备组在完成筹备工作后，可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成立登记。申请成立登记应提交以下材料：

1、成立登记申请书（一式二份），申请书要说明社团的筹备过程及筹备工作的完成情况；

2、业务主管单位出具的同意该社团登记的文件；

3、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并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章程及《社会团体章程核准表》；

4、《社会团体会费标准备案回执表》及相关材料；

5、会长（理事长）、副会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理事、常务理事名单及会员名册（名单、名册应有相关人员或单位基本情况及联系方式，个人会员不得少于50个，单位会员不得少于30个，单位和个人混合会员不得少于50个。理事人数不得超过会员数或会员代表数的三分之一，常务理事不得超过理事数的三分之一，副会长（副理事长）不得超过常务理事数的三分之一，会长（理事长）、副会长（副理事长）必须从常务理事中选举产生）；

6、注册资金验资报告或凭证；

7、填写规范、印章齐全的《社会团体申请登记表》、《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登记表》、《社会团体负责人备案表》；党政机关、人大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及所属部门的在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原则上不得兼任社团领导职务（含社团分支机构负责人）；因特殊情况确需兼任的，必须按干部任免权限报组织人事部门审批，并填报《党政领导干部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审批表》；（以上表格均为一式三份）

8、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的会议纪要，须载明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及其负责人选举产生情况和章程、会费标准表决通过情况；

9、会长（理事长）、副会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的身份证复印件。

六、筹备期限

社团筹备组在6个月内未完成筹备工作的，其筹备资格自动取消，必须停止筹备活动，并在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监督下清退所筹得的款物；

民间公益组织的“请官经” 篇3

王雪是北京某民间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刚刚通话的另一端，是国家某部委一位处级干部。这位官员在电话中答应了她的邀请，许诺在年底的一次有多家媒体记者出席的论坛上，将会有自己部门的工作人员郑铮出席。在王雪的印象中，自己成功邀请到公务员参加公益活动的次数可谓少之又少。

据了解，几乎每个公益组织都有过邀请公务员参加公益活动的经历，但成功者仅为个位数。资深公益人士王强（化名）说：“邀请政府人员参加我们的活动，除了看运气，就是看私交。”

在王雪看来，邀请公务员参与活动很有意义。其中之一，就是能够产生一定的“倒逼”效应，有助于被邀请者主动走出办公室，走向公众，参与社会活动。

“我想碰碰运气，就打了这个电话。没想到，结果这么令我惊喜。”王雪说，自己是在网上找到对方的办公电话，打过去之前，“根本没有抱多大希望”。令她大感意外的是，“接电话的领导特别好说话”。电话里，这位“领导”就许诺王雪会派自己的一位下属参加。

在不少公益人士看来，像王雪这样靠一个电话就能请来政府官员的案例很少。相较之下，他们更倾向于利用私交。

2013年9月14日，民间公益组织自然大学草木学院曾邀请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副总工程师、战略环境评价所所长任景明讲了一堂“战略环境评价在中国”的公开课。任景明坦言，自己接受邀请，主要是出于与草木学院负责人杨恒的私交。大连儿童村村长王刚义、淮河卫士会长霍岱珊都曾透露，在公益工作中，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不同程度地帮助过他们。而这些帮助，根本上说还是来自于一种“朋友关系”。

除了邀请私交，熟人介绍也是相对靠谱的一种邀请方式。复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彭燕称，目前，确有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参与服务中心的小型交流会或为他们提供政策上的帮助，但为数不多，主要由高校教师引荐。“官员信任学术界的教师，而教师信任公益组织，于是他们会互相引荐。”公益工作者王强说，“这是一条完整的信任链。”

即便如此，杨恒认为，更多的时候，“他们愿意私下里跟你聊”，如果邀请他们到公众面前传道解惑，他们有诸多顾忌。

政府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都很强。在王雪组织的那场论坛中，曾有这样一个细节。公务员郑铮发言后，又补充了一句：“上述发言与我所在单位毫无关联，仅代表我个人想法。”

媒体引用言论前，必须先经过发言人的审阅，这也是政府人员常用的“自我保护”措施。据了解，任景明所长在公开课中，就采取了这一措施。他曾提醒当时在场的媒体记者，若发表他当时的言论，必须经过他本人的审阅。

事实上，郑铮曾利用周末时间，以个人名义，参与过多次公益组织的活动。但他并不会透露自己是政府工作人员。他无奈地说：“成为领导之前，不能轻易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否则别人就会觉得，就你逞能。这就是体制内的环境。”同时，郑铮还有另一种感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再说，去了又怎样，考核又不加分，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更重要。”摘自《法治周末》

公益性组织 篇4

农技推广作为连接农业科研和农业生产的纽带,扮演着技术转移和农民教育的双重角色,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作为一种具有正的外部性的公共物品,与大学的非营利性和社会服务职能契合,因而现行的公益性农技推广多以大学为主要载体,以智力生产力转化为效益生产力为目标,以教育、咨询为主要方式,为农业发展提供信息服务和技术培训。我国政府重视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的发展,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相继提出“强化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引导科研教育机构积极开展农技服务”等内容。《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强调“鼓励和支持多种模式的、社会化的农业技术推广组织的发展,建立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这些相关农技推广文件的出台,使农技推广逐渐趋向法制化,同时为更好地实行以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为载体的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模式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保障。

大学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模式的发展和健全主要依赖于其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的优化。组织模式由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构成[2],其中,组织结构是组织模式的静态表现,反映架构设置和权责分工关系;组织行为是组织模式的动态表现,以组织战略目标为引导,进而影响组织管理人员、沟通、权限划分等关系。观察组织模式即需要描述和分析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而现有对农技推广的实证分析主要是对组织环境、推广绩效和参与机制的分析,缺乏对农技推广组织模式的实证分析。申红芳等[3]基于全国8省24县的调查数据分析评价农技人员与组织环境的满意度,结果表明管理体制和组织环境对推广行为有显著影响。廖西元等[4]对农技推广参与机制进行测度,通过产前、产中、产后对比,分析参与主体对农技推广的影响因素。扈映[5]分析了高校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模式在组织结构方面出现结构逐级、封闭式的集权化结构设置和组织定位不清、职能划分模糊的问题。王济民等[6]分析了组织行为方面高校提供的农业科学技术没有匹配农户的需求、农技信息咨询与反馈的非连续性和滞后性等问题。郑明高等[7]认为我国高校农技推广普遍存在着“轻推广”现象,导致很多农技成果无法跨越“最后一公里”的“鸿沟”。

上述成果启发了本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分析视角,在大学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模式的实证分析方面,也留下了待探索的空间。本文以优化农技推广的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为目的,借助问卷调研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运用SPSS19.0软件对影响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完善的关键因素进行萃取,希望以此为依据,探析出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优化对策。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结合已有文献和前期工作,本文研究课题组编制了《高校农技推广组织模式评价调查问卷》,于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依托中央农业干部教育培训中心南京农业大学分院(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发放给农技推广相关部门的政府工作人员、科技工作者和职业农民;同时,课题组成员利用调研、会议等机会,向农业高校内的师生发放了问卷。总共发放问卷460份,回收365份,其中有效问卷310份,样本有效率为84.93%。

问卷指标设计包括4个一级指标和24个二级指标,以定类变量、分类变量和字符变量进行具体测量。问卷各个指标的选取一方面来源于前期很长一段时间的文献资料的查阅和总结归纳,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参与公益性农技推广相关部门领导的问卷调查和投身于公益性农技推广的师生等的采访,综合以上获得的资料权衡斟酌之后最终设定问卷因子,所选取的指标反映了影响大学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模式设计和发展的综合影响因素评价,通过打分量表获得影响组织模式发展的主要成分。

2.2 研究方法

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大学公益性组织模式进行实证分析,其中以因子法为主要实证分析方法,把一些影响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的复杂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新的关键决定变量。其基本思想是根据相关性大小对变量进行分组,使得同一因子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不同因子之间的相关性较低甚至不相关。其目的在于降维众多复杂指标,通过较少的公共因子反映大学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在对因子方差分析和正交旋转过程中,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其目的是为了分析变量在关键因子的负荷程度。

3 实证分析

3.1 适用性和稳定性检验

对需要分析的数据做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验证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再对因子稳定性进行测度,剔除其不稳定即信度低的因子。

3.1.1 KMO检验以及Bartlett检验

(1)KMO检验:用于检验变量间的偏相关性,取值在0~1之间。KMO统计量越接近于1,变量间的偏相关性越强,因子分析的效果越好。Kaiser给出的KMO度量标准为:KMO>0.9为非常适合,0.8<KMO<0.9为适合,0.7<KMO<0.8为一般,0.6<KMO<0.7不太适合,KMO<0.5为不适合。应用因子分析,各变量间应该具有相关性,如果变量间彼此独立,则无法从中提取公因子。可以通过Bartlett球形来检验,判断相关阵是否是单位矩阵,如果是相关单位矩阵,则各变量独立,因子分析法无效。大学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模式评价的因子分析方法的适用性检验如表1所示。

(2)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为5 847.41,相应的概率Sig为0.000,因此可认为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有显著差异;同时,KMO值为0.955,据此可认为原有变量非常适合作因子分析。

3.1.2 信度检验

信度是指根据检测工具所得到结果的一致性或稳定性,是反映被测特征变量真实程度的指标。用信度系数来表示信度的高低,信度系数越高,表明测量的可信程度越高。一般认为信度系数在0.60~0.65即可信程度太低,最好不要;信度系数在0.65~0.70为最小可接受值;信度系数在0.70~0.80是很好的信度检测;信度系数在0.80以上是可信程度非常好的。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检验系数在0.6以下,或量表整体的一致性检验系数在0.8以下,就要考虑重新修订量表或增删题项变量。

从表2可以看到,本研究的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60,可认为该检测的信度较好。表3中“校正的项总计相关性”表示每个变量与其他变量总分的积差相关系数,系数越高,表示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内部一致性越高。“多相关性的平方”表示多元回归分析中的决定系数,该值越大,表示该题与其他题项的内部一致性越高,因此该数值也可作为题项删除或保留的参考指标之一。“项已删除的Cronbach's Alpha值”表示该题删除后,其变量构成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的变动情况,如果问卷题项的内部一致性很好,那么删除某题项后,新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会降低;若由于某些题项导致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较低,则删除该题后内部一致性系数往往会提高。

从表3可以看出变量b36的前两个系数较低,均小于0.5,且删除后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达到96%,可见b36代表的“大学应该更多地参与盈利性农技推广活动”题项应该剔除。

3.1.3 剔除低信度题项后再次进行信度检验

表4中KMO的值为0.955,Sig值为0,表明新量表很适合做因子分析。表5中Cronbach's Alpha的值为0.96,表明量表题项之间的内部一致性很好。表6在剔除变量b36之后,所有变量校正的项总相关性均大于0.5,α系数均大于0.8,可见新量表的信度很好,可以对新量表进行因子分析。

3.2 因子分析过程

在判定原有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对因子方差及因子贡献率加以分析,以共同方差大小及因子贡献率的大小为萃取关键因子的前提。

3.2.1 因子方差分析

表7是因子分析的初始解,显示了所有变量的共同方差数据。初始列是因子分析初始解下的变量共同方差,它表示对原有变量如果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所有特征值,那么原有变量的所有方差都可被解释,变量的共同方差均为1(原有变量标准化后的方差为1)。提取列是在按指定提取条件提取特征值时的共同方差。可以看到,所有变量的共同方差均较高,各个变量的信息丢失都较少,因此本次因子分析提取的总体效果较理想。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份分析

3.2.2 因子贡献率分析

表8是方差累计贡献率,前3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累积贡献率达到67.389%,因此前3个因子能较为综合地描述对大学参与公益性农技推广的评价。提取平方和载入组可以看出:第1个因子的解释贡献最大,达到53.959%;因子2和3的贡献率相对小,分别为8.08%和5.35%,可知第1个因子对评价的影响最大。旋转平方和载入组描述了经过旋转后最终因子解的情况:因子旋转后累计方差比没有改变,但重新分配了各个因子解释原有变量的方差,改变了各个因子的方差贡献,变化分别为25.948%、23.785%、17.656%,使得因子更易于解释。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份分析

图1中,横坐标为因子数目,纵坐标为特征值,可见:第1个因子的特征值很高,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最大;第4个以后的因子的特征值都较小,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很小,已经成为可被忽略的“高山脚下的碎石”,因此提取3个因子比较合适。

从表9可知,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方差极大法旋转后,b41、b42、b37、b31、b34、b44、b43、b32、b35、b26、b45变量在第1个因子上的负荷都很高,意味着它们与第1个因子的相关程度高,为因子1;同理b16、b22、b21、b25、b23、b15、b33、b24为因子2,b12、b13、b11、b14为因子3。

注:1)提取方法为主成份;2)旋转法为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3)旋转在11次迭代后收敛

3.3 因子萃取

根据因素的特征值和旋转后的因素矩阵,采用主成份分析法抽取出3个因素作为共同因素,并使用因素转轴方法中的Varimax最大变异法,转轴后去掉了因素负荷量小于0.5的系数,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列,使得变量与因素的关系豁然明了,如表10所示为因素分析摘要表。由表10知,转轴后的特征值分别为5.968、5.471、4.061,解释变异量分别为25.948%、23.785%、17.656%,累积的解释变异量分别为25.948%、49.733%、67.389%。

从表10中可见,共抽取3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且发现所萃取的因子与设计问卷时设想的维度虽然接近,但还是有所出入,所以针对这些因子重新加以命名。其中,因子1:高校参与公益性农技推广的政策制度安排(包括外界赋予的政策法律支持、自身对农技推广途径的安排、农技推广的长期战略规划、农技推广人员的激励机制等);因子2:高校对公益性农技推广的态度(包括对农技推广工作的重视程度、表现出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因子3:高校参与公益性农技推广的需求与价值体现。

4 实证结果

整体而言,萃取的因子维度与原始变量维度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一致性,只是萃取后更能清晰地辨别出影响每一个变量维度的关键因素和其所能影响的比例程度,让每一个因素的影响力得到量化。因子1包含对组织结构维度产生影响的最为关键因素,b41、b42、b37、b31、b34在公因子1中的因子负荷量较高,说明政策赋予大学在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中的空间位置、对应的职能以及一定的经费资助决定着大学在这个空间中对自身发展的定位和战略目标,继而影响大学对公益性农技推广的态度、相关制度的安排和部门人员的设置。因子2对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皆有影响,包含高校高层领导对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的重视程度,其中b16(参与农技推广活动的高校师生的工作热情)在公因子2中的负荷量最高,说明高校农技推广人员在工作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参与意愿和积极性决定着农技推广的方式方法与推广效率,是高校对公益性农技推广活动的主观意愿和服务意识的体现。因子3的b12、b13、b11、b14皆体现高校参与农技推广积极作用的负荷程度,其中b12(高校的参与有助于引进新兴农业技术和产品)在公因子3中的负荷量最高,说明大学所拥有的农业科技优势使其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多方的需求,因而社会对大学参与公益性农技推广的呼吁越来越高,大学所承载的社会职能使其有义务去履行公益性农技推广的职责。

5 政策启示

以本文研究萃取的3个公因子为依据,以子因子的负荷程度和组织模式中产生的问题相匹配,对大学参与公益性农技推广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改革管理体制,加强农技推广法制化建设。国家层面及高校决策层面应注重参与农技推广工作的法制化建设,将民主化和科学化管理体制渗透于组织模式中,赋予校内农技推广机构及科技人员更多的自主权和话语权。这样有助于解释公因子1中的b34、b45和解决组织结构方面出现结构逐级、封闭式的集权化结构设置的问题。

(2)提升农技供给与农户需求的匹配程度。高校推广人员应该更积极主动地与农户沟通,多去基层实地调研,切实了解农户在农技推广方面的需求,完善组织行为,通过提升农户需求与农技供给的匹配程度进而提高农技推广服务的效能。这样有助于解释公因子1中的b41和解决组织行为方面出现高校提供的农业科学技术没有匹配农户需求的问题。

(3)制定高校组织内部农技推广专项资金的绩效评定制度。专项资金是农技推广的基本物质支持,通过制定绩效评定制度,提高资金使用率,同时拓宽融资渠道,争取更多的推广资金来激励推广组织人员的积极性。这样有助于解释公因子1中的b31和解决专项资金缺乏、资金使用率低甚至被挪用的问题。

(4)搭建农技成果转化的服务平台。高校农技推广目标应聚焦农村发展,促进农产品增产增收和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通过搭建农技推广网络平台,及时发布操作性较强的农技信息,完善高校农技推广组织模式的运行机制。这样将解释公因子2中b22的和公因子3中的b12、b14及解决组织行为中农技信息咨询与反馈的非连续性和滞后性问题。

(5)确立公益性农技推广的社会服务理念。涉农高校的“产出价值”不应该止步于校园的文化传播和科研,应确立以社会服务为导向的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理念。事实上,因子3清楚表明,社会对大学参与公益性农技推广的呼吁和大学应履行的公益性农技推广的服务职能也是影响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的关键要素。

摘要：基于310份有效问卷收集的量化资料,运用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大学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萃取的3个公因子——高校参与公益性农技推广的政策制度安排、高校管理者对公益性农技推广的态度、高校参与公益性农技推广的需求与价值体现,对大学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模式产生显著影响。结合3个公因子及其中负荷量高的子因子与组织模式的不足,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大学,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模式,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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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济民,王春芳,申秋红.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主要模式评价[J].农业经济问题,2009(2):51

公益组织先进材料 篇5

—记西安公益联盟先进事迹

西安公益联盟是一个由网络和现实有机结合的新型公

益组织，以西安公益网、论坛、500人QQ群为平台进行日常网络管理,自2006年11月12日成立以来，由最初的7位群员发展到现有的8千多人，组织公益活动近千次，累积捐款约200多万元，为儿童村、困难群众捐助衣服2万套以上，组织实地走访2千余次，受助人群达千人以上，为社会提供志愿者服务时间总计超过8万小时以上，志愿者服务5千人次左右，为陕西地区的公益志愿者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传播志愿精神 争做公益先锋

西安公益联盟在公益路上整整坚持了六年，并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传播志愿精神，争做公益先锋。”这句话的含义是联盟的志愿者不仅仅是去帮助他人，而最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榜样先锋作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公益活动做在平时。这一点，联盟的志愿者都做到了，2010年公益活动达到了193次，2011年达到150次左右，活动频率几乎就是两天一次，有的时候一天安排四、五个公益活动。目前公益联

盟开展的活动已经涉及到助学、社区、敬老、助残、助教、扶贫、儿童、环保、义演义卖、献血跟车、交警协勤、节日安保等多方面内容，广泛的公益活动带动了一批又一批的市民加入，对“无私奉献”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起来了极大的作用。

助学扶贫足迹遍三秦 全国各地满获好口碑

西安公益联盟目前在陕西、西安地区甚至全国都有着广

泛的影响力，活动足迹逐渐遍布全陕西省及其它省会城市。东到渭南潼关县秦东中学助学，西到宝鸡扶风县为玉树孤儿送温暖，南到安康紫阳县助学、汉中勉县送物资和捐助款等。在西安附近的户县、蓝田、周至、长安、临潼等地开展活动，在周边渭南市以爱心敬老队进行看望孤寡老人，在外省河南郑州以郑州公益联盟开展留守儿童、敬老院等各种公益活

动，甚至有北京、上海、内蒙古等地志愿者纷纷要求加入。

公益联盟在全国获得了良好的口碑。2009年9月，西安

公益联盟代表西安志愿者进行“感受阳光，享受快乐”西安大型轮椅出行助残活动，受到全国各地残友们的一致好评并赠送“爱心大使”；从2009年开始，联盟始终不断的进行光荣、朱南社区志愿者活动，帮助社区内孤寡老人、癌症患者、残疾家庭等；2010年，联盟为宝鸡市扶风县贫困小学陆续送去了近40多万元的课桌椅和学习用品;2011年，联盟

紧急救助了周至板房子乡特贫困山区袁焕宁家，后又进行了9户贫困家庭的扶贫，送去衣物和生活费;2012年，启动了“蒲公英”山区贫困中小学生一对一助学项目，截止3月25日已资助了蓝田玉川、商洛商州26名贫困学生，并计划用十年时间资助1万名贫困学生，有力促地当地教育事业。

经济形势严峻，公益组织需应对 篇6

枯燥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形势严峻起来。

股市的“跌跌不休”已不需要赘述，它在某种程度上仍反映着经济的状况。来看看宏观经济的几个指标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及服务业PMI，双双下降。制造业PMI为49.7，不仅跌落50荣枯分水线，更创下3年新低。而财新制造业PMI仅为47.3，创下77个月来的新低。《经济学人》发明的用于评估GDP的“克强指数”，其三项指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中的前两项在8月实现了增长，但从两年来的趋势看，仍是下行的趋势。另一个反映经济的数据，税收，前7个月同比增速创5年来最低。

上半年GDP增速保住了7%，但已是近6年来最低。第三季度各项经济数据不仅没有起色，反而继续下行，很可能意味着7%这个目标难以保住。

自2008年“四万亿计划”维持经济增长并登顶后，这两年的经济形势愈发严峻，以致于关于经济危机的讨论再次多起来。

具体到微观的商业领域，因为股市大跌，富豪的资产已是大幅缩水，首富王健林一天账面财富就少了百亿，女首富周群飞更是几乎损失400亿财富。制造业已是困难重重，而近期风光无限的移动互联网业以及投资行业都表现出了颓势。

经济不好，商业难做，这就必然影响到公益组织的募款及项目的运作。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就曾深度打击了公益慈善的捐赠。据美国《慈善纪事报》报道，2008年美国非营利机构所接受的十大捐赠总和不到25亿美元，而2007年多达41亿美元，这项捐赠即便到了2014年也只有33亿美元，仍没有达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数据。

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美国已经走出财富创造期，进入了商业萧条期，这对慈善事业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这场危机使得人们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捐赠方式：一些大慈善家如投资人乔治·索罗斯计划在控制公共财政和非营利预算的经济萧条时期增加个人捐赠的数量；而另一些人却减少了个人捐赠，如房地产开发商唐纳德·布伦。

捐赠的急剧减少，给慈善行业带来极大困难。公益组织的支出不得不大规模缩减，甚至无可奈何地裁员、降薪。

公益性组织 篇7

江西属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 是农村留守儿童的分布十分集中的省份, 农村留守儿童人口达到371.65万, 占该省农村儿童人口总数的51.47%, 占该省儿童人口总数的6.09%。本次调查集中对江西省各地区和学校的留守儿童进行实地探访。共发放300份问卷, 其中有效问卷为244份, 回收率为81.33%。此次调查对象均来自阳门小学、长胜小学、东方小学、南康三小、光明小学、水文队小学等留守儿童。

1.1 江西省留守儿童的主要特点

1.1.1人数庞大, 农村留守儿童为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1/4, 占到全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近四成。留守儿童已经成为许多农村中小学校的学生主体。

1.1.2父母双方外出的农村留守儿童比例过大, 接近2/3。据部分地区调查, 这一比例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与此紧密相关的是, 约80%的农村留守儿童的委托监护人均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1.1.3从年龄结构和分学段情况看, 农村留守小学生显著多于初中学生, 由此可以推知, 江西省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以年轻夫妇居多。

1.1.4 近七成的农村留守儿童未能实行寄宿制管理, 提示江西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校建设严重滞后于现实需要。

1.2 江西省留守儿童教育的主要问题

1.2.1 亲情关爱缺失, 生活自主独立。

留守儿童多属于父母均外出的状况。调查显示, 60.19%的留守儿童父母均外出打工, 29.13%的儿童父亲外出打工, 10.68%的儿童母亲外出打工。父母外出打工, 严重缺失来自亲情的关爱, 留守儿童的监护情况主要分为三种, 分别是隔代监护、寄养亲戚家、儿童独自居住。留守儿童整体比较独立自主, 有73.03%的儿童表示经常做家务或偶尔做家务。

1.2.2 性格内向, 教育依赖学校支持。

情绪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和行为有很大的影响, 儿童与监护人的关系直接影响儿童情绪的表达和健康发展。调查显示, 部分留守儿童对自己给予较低的自我评价, 自我意识较差。当考试不理想时, 59.41%的儿童归因为自身没有足够的努力;与监护人有矛盾时, 52.81%的留守儿童选择闷不吭声的处理方法。社会支持也影响着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 留守儿童在遇到困难时, 选择寻求老师与同学的帮助要显著高于寻求父母或监护人。调查显示, 留守儿童解决困难的方式中, 求助老师、同学有53.5%, 求助父母、监护人、亲戚的有41.57%, 自己独立解决的有29.22%。

1.2.3 自我管理能力弱, 行为易出现偏差。

留守儿童正值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由于长期缺乏亲情的关爱, 致使有些儿童形成内向、孤僻的性格, 产生无助、失落、被抛弃的挫败感, 甚至部分留守儿童缺乏自我管理能力, 形成上网、喝酒、赌博、打架的不良行为。当父母在家时, 51.89%的儿童认为与父母交流没有问题, 48.11%的儿童表示与父母存在不同程度的交流困难。

1.2.4 社会支持需求迫切且多样。

留守儿童的业余生活还是比较单调、乏味, 社区建设不够完善, 不能提供孩子丰富的课余生活。在课外, 留守儿童主要的活动是看电视、上网、聊天、打游戏, 而看书、运动的孩子则很少, 更有甚者, 留守儿童会跟随社会上的人一起玩。在调查走访中也没有看到村庄为儿童提供专门的活动场地及设备。调查数据显示, 64.98%的留守儿童希望志愿者能够帮助辅导功课, 同时可以进行绘画、音乐、体育、心理等方面的指导;21.96%的留守儿童选择希望提供学习用品及玩具;18.14%的留守儿童选择希望志愿者能够陪着他。由此看出, 留守儿童不仅需要物质的帮助, 更需要精神的支持和长期的关爱。

2 江西微爱留守公益组织参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实践模式

江西微爱留守公益组织成立于2012年10月25日, 由江西日报社牵头发起, 旨在通过整合媒体和社会资源, 搭建起一个关爱留守儿童的爱心平台。微爱留守公益组织致力于微公益文化的打造, 形成了“微善常举, 爱心传递”的公益口号, 并寻求社会力量资助, 汇集微薄之力, 以实际行动来关爱留守儿童,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实践模式,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1 建立“一对一”结对志愿帮扶

江西微爱留守公益组织在南昌大学等高等学校招募了200名大学生对指定200名留守儿童进行“一对一”的帮扶, 让这批孩子能在志愿者的关心下健康成长。在大学生志愿者和留守儿童之间采用“书信往来”简单而又充满爱的方式, 进行“一对”的往来。这种方式可让留守儿童能及时述说成长过程中的困惑和迷茫, 找到一位人生道路上倾听者和朋友。通过微博这一新媒体, 寻找一批典型的留守儿童, 进行重点帮扶, 在大学中开展“捐一本激励书、签一句勉励话”, 进行针对帮扶。2012年10月, “微爱留守”组织南康市内潮中学开展了《写给未见面的哥哥姐姐的一封信》留守学生信件184封, 信件的内容陆续在江西日报官方微博刊登出, 社会影响强烈。

2.2 注重品德教育, 进行心理疏导

注重研究和把握留守儿童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和特点, 充分利用各种资源, 通过开展各种主题活动, 培育留守儿童的感恩之心、进取之心、文明之心。心理干预是由江西心灵通开展对各地的留守学校教师进行全员培训, 并为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父母、监护人提供心理咨询, 尝试开通留守儿童心理热线。培养心理教育师资, 对留守儿童进行面对面、心贴心的心理疏导。注重了解留守儿童存在的心理问题, 针对已有的问题, 抓好人文关怀, 促进心理健康;对带有倾向性、易发性、规律性的心理问题, 实施重点教育疏导, 把解决心理问题与抓好生活关怀结合起来, 做到及时发现、正确疏导、悉心矫正、有效化解。

2.3 寻求社会资助,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寻求社会赞助, 资助留守儿童和学校, 在留守儿童集中的乡镇建立若干“留守儿童之家”用留守学校空闲教室建立若干“留守小屋”。2013年6月, 地处大山深处的江西省万安县弹前乡中心小学建立了留守儿童之家。南康市第一小学、横市镇横市中学和凤岗镇朱家村明德小学建立市、乡、村三级“留守儿童之家”示范点。此外, 江西师范大学、微爱公益组织为了丰富留守儿童的精神文化生活, 促进留守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先后在南昌、赣州、宜春、萍乡、吉安等地建立起几十个“留守儿童艺术体验中心”“微爱艺术加油站”, 开展诸如播放影像、读书交流、书法绘画等活泼快乐、娱情益智的文化活动。

3 社会公益组织参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思考与建议

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加强社会、学校、社区、家庭、公益组织等各方面的联系, 构建关爱留守儿童的立体体系, 探索建立关爱留守儿童工作长效机制。

3.1 建立留守儿童专门档案, 加强日常管理

每学期对留守儿童进行细致的调查和登记, 建立留守儿童专门档案:诸如留守儿童及家长基本情况、留守儿童成长记录、家庭联系卡、爱心结对表、留守儿童兴趣活动记录等, 将这些资料整理成系统完整的文字、图片、音像资料档案等。通过家校联系、心理抚慰、生活关心、学习辅导、结对帮助、亲情聊天等方式给予留守儿童关爱, 了解留守儿童与其监护人日常联系情况。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留守儿童家长或监护人或代理家长会议。

3.2 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 加强社会各界的关注

利用媒体的报道, 引起社会的关注与支持, 提供一些就业岗位, 促使留守儿童家长回乡就业, 让爱回家。调动全社会力量, 共同参与解决, 注重适应和满足留守儿童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每年定期在学校开展如播放影像、读书交流、书法绘画等活泼快乐、娱情益智的文化活动, 提供各类儿童读物, 协助学校组织各类体育运动小组, 开展有益身心的兴趣体育, 通过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方式使留守儿童的情感得到熏陶、身体得到锻炼。

3.3 加强农村社区建设, 丰富儿童课余生活

通过国家制度的大力支持,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社区基础建设, 建立、完善农村社区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监护体系。乡镇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 由村委会等负责, 联合学校、社工、公益组织, 充分利用老教师、老干部和青年志愿者, 为留守儿童建构一个全面和动态的生活、学习、人际交流的体系, 及时了解和掌握留守儿童的心理、思想变化以及行为倾向, 及时纠正儿童的不良行为倾向。

3.4 培育关爱留守儿童的师资和志愿者队伍

不断提高志愿者的工作水平;充分发挥家长学校的平台作用, 建立家校合作教育的有效机制;充分挖掘“五老”人员的教育潜能和教育优势, 构建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共同关爱留守儿童的教育网络。要具体了解留守儿童的实际情况, 不可对留守儿童标签化, 根据具体情况对留守儿童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计划。

3.5 举办“特色家长学校”, 提高监护人的家庭教育素质

3.5.1 举办“祖辈家长学校”。

为了提高隔代监护人的素质, 可以专门举办“祖辈家长学校”, 对留守儿童的隔代监护人进行培训。通过培训, 引导老人们逐步接受新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 使隔代监护人能更好地了解和教育孩子, 从而更好地履行监护人的责任。

3.5.2举办“空中家长学校”。

父母在留守儿童心中的位置是无人可以代替的。解决家长的思想问题, 让他们人在远方, 心系孩子, 担当起家长的教育责任, 这是解决“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重要问题。基层中小学可以利用现代的通信设备建立校方与家长间的互动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了解留守儿童近期的心理情况和最近的学习情况, 让家长实时掌握孩子的身心发展状况。同时还可以利用现代通信技术, 通过电脑视频定期与留守儿童的父母进行“视频家长会”, 让留守儿童的父母更好地了解自己孩子的情况。

参考文献

[1]李莉.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综述[J].劳动保障世界, 2011 (07) .

环保公益组织提出修改建议 篇8

需对发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组织或个人设定合理的奖励。

符合环境公益诉讼起诉资格的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意愿不足, 并且担心因此影响组织的生存和发展。

对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的界定

葛枫介绍, 自然之友及其他参加讨论的相关社会组织认为, 对《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的解释应该充分考虑立法的本意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此处立法的本意应是, 考虑到环境公益的代表性, 以及环境问题的专业性, 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应该是在实践中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

《征求意见稿》中第四条规定, 社会组织成立五年以上, 章程确定的宗旨和主要业务范围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且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 可以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葛枫表示, 从文字上看, 该表述似乎合情合理, 但是, 实际上却脱离了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在实践中, 我国有很多社会组织为了满足注册、管理的相关规定, 其注册登记的业务范围和实际活动领域有出入。而且, 用一个新的法律来追溯既往社会组织在社团登记方面的情况, 不仅涉及溯及力问题, 且有失公允。

据葛枫介绍, 自然之友等其他公益组织均认为只要社会组织能够证明其实际从事环境保护活动, 即可以认定为上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为了充分赋予环保组织能够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质权利, 建议删除第四条中的“社会组织提起的诉讼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 应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内容, 因为该内容容易导致思维僵化。因此, 建议第四条内容修改为:社会组织成立五年以上, 实际从事环境保护活动,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

删除关于通过诉讼谋取经济利益的内容

葛枫介绍, 他们建议删除《征求意见稿》的第三十二条关于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的处理的内容。葛枫指出, “牟取经济利益”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 很难对何为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以及牟取何种类型的经济利益有明确的解释, 因此本条的规定对于意欲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民间环保组织是潜在的风险和隐患, 不符合设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初衷, 反而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者提供了打击报复的可乘之机。如果确实是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 就必定会触犯其他相关法律, 依法惩处, 因此, 此处没必要再做规定, 建议删除本条。

同时还有业内人士指出, 不仅需要删除关于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的处理的内容, 还需对发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组织或个人设定合理的奖励。因为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组织或者个人不是为了私益而是为了环境公益起诉, 必然消耗其时间、精力、金钱, 若不给予一定的奖励, 则没有提起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 也许更多的组织或者个人不会为了维护公益而去牺牲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 在起诉是合理合法有意义的情况下应给起诉人一定的奖励, 这种奖励应从对生态破坏这环境污染者的经济制裁中提取, 或由国家或地方政府出资设立环境公益诉讼奖励基金。这样, 一方面是对起诉组织或个人付出的弥补, 另一方面, 也有利于鼓励更多的人维护社会公益, 保护环境。

无关的违法记录不应列入

葛枫告诉记者, 《征求意见稿》的第五条内容也不是特别妥当, 该条解释为, 社会组织在提起诉讼前五年内未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受到行政、刑事处罚的, 可以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无违法记录”。

葛枫指出, 环境保护法中此处立法本意应是保证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代表环境公益的正当性。他们认为, 与其主要活动不相关的处罚不应该列为此处的“无违法记录”。

他们通过调研发现, 符合环境公益诉讼起诉资格的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意愿不足, 并且担心因此影响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因此, 建议尽量让其放下思想包袱。

管辖的内容还应慎重考虑

另外, 葛枫指出, 《征求意见稿》第六条关于管辖的内容还应慎重考虑。第六条规定, 第一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地或者损害结果地的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辖区环境和生态保护的实际情况, 在辖区内确定一至五个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级人民法院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管辖区域由高级人民法院确定。

大学生公益组织营销策略 篇9

一、运用媒体进行营销

传统意义上, 人们普遍认为大学生社会公益组织就是单纯的开展公益活动。但是实际上一个成熟的公益组织, 绝对不是单方面的做活动, 这种影响范围是有限的, 必须要运用各种途径夸大影响力, 公信力。其中最为有效的方式, 就是与媒体通力合作。公益组织与媒体的关系是一种天然的依赖关系, 因为公益组织赖以生存的灵魂就是公信力, 因为有公信力, 才跟大众有沟通。而沟通的建立与桥梁就是各种形式的媒体。要想与媒体的合作成为可能。就要有互相可供吸引的资源, 毋庸置疑, 大学生公益组织可以获得由媒体提供的曝光率从而扩大关注度。而媒体由其自身的属性决定了其对新闻点的迫切需求, 于是, 大学生公益组织与媒体的合作筹码就是新闻点。

因此, 大学生公益组织与媒体合作中, 新闻点的寻找便成为了媒体营销的重头戏。这个营销过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 大学生作为公益组织运行的主体本身就是一个吸引眼球的新闻点。尤其在国家大力提倡大学生创业的今天, 大学生公益创业也必然吸引媒体媒体进行报道。第二, 就项目本身而言, 大学生关注的社会问题更加的新颖, 更能吸引大众的关注。如郑州大学赛扶团队的“都市后院”项目, 就是网络上风靡的“开心农场”的现实版, 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市郊农民的闲置土地问题, 改善了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它不像以往的社会公益组织, 很多项目都是开展很多年, 缺乏新颖性, 而大学生公益组织开展的项目更加创新。第三, 目前, 社会上各种爱心企业和社会组织都举办各种大学生的青年公益创业计划大赛, 通过参加比赛并获得奖项, 本身就是一个自我宣传的绝佳途径。总之, 大学生公益组织与传统的社会公益组织相比, 宣传新闻点更多, 更适合借助传媒力量进行营销。

二、扩大与热心商家的合作, 整合营销

大学生公益组织作为大学生公益创业, 与普通的大学生创业除了最终实现目标不同, 其他都是一样。大学生的公益组织也需要运用商业的运作模式来运营。大学生公益组织的运营也是需要成本的, 小到物料的消耗, 大到宣传推广计划的完成都是需要费用。因此, 不能说公益是没有成本, 相对应得大学生公益组织也需要合适的营销方法, 如同企业的营销需要考虑花最少的钱取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大学生公益组织也需要保证钱的最大社会价值。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过程中, 企业的营销观念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由市场营销观念发展到社会市场营销观念。这也为企业的市场营销战略及活动指出了新的方向——社会责任营销。

而企业的社会责任营销与大学生公益组织的营销可以通过服务的购买与被购买形成联系。这其中最为著名就要数微软公司, 公司每年定期安排员工到公益组织做义工, 并给公益组织支付一定的费用。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得益于商业公司开展公益的不专业性, 但是大学生公益组织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资金最大限度的利用, 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而大学生公益组织开展各种项目更加接近商业公司的需求, 较传统的公益组织更加具有竞争力。通过服务的购买与销售, 实现了大学生公益组织与商业组织的整合营销, 保证了单位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三、建立高校联盟

大学生公益组织最大的优势之一, 就是广大的大学生力量。如果能够将如此壮大的力量整合并加以利用, 其作用是无法想象的。如:“老年大学”公益项目, 它就是由郑州大学赛扶团队最先提出的, 主要是针对那些退休后, 生活无聊的老年人, 给他们提供一个学习提高和互动交流平台。由于项目的设计就是站在大学生视角, 项目运作模式简单明了。很快在省内其他高校得到了推广。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以“老年大学”项目为核心的高校联盟, 直接扩大了“老年大学”这一品牌优势, 为“老年大学”项目中期、后期的开展, 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通过高校联盟的建立, 各种资源可以互通有无, 极大的拓展的项目运营的外延, 使项目的推广速度得到了质的飞跃。大学生公益组织筹集资金困难, 高校联盟的建立也极大的降低了项目开展初期的运营成本和宣传推广成本。

四、结语

所谓市场营销战略, 是指在经营思想指导下, 在经营环境系统调研和市场预测基础上, 确定市场营销目标, 对企业市场营销诸要素进行最佳组合, 并制定出实现营销目标的政策和策略。而大学生公益组织其营销目标就是最大限度整合社会资源, 使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的社会价值。在市场的选择上, 大学生公益组织中就是项目所解决的社会问题究竟与那一部分相关。找准组织的目标人群才能有意识的寻找与其相关的社会资源, 才有可能进行有效整合。毫不讳言, 大学生公益组织的营销战略的基准点就是运用各种途径吸引资源, 并在此基础上将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 形成各种社会资源效用的最大化。最终要形成的目标就是使大学生公益组织形成自己的品牌。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 各种机构或者个人在选择公益产品时候, 更多的衡量标准时品牌的美誉度和公信力。而公信力的形成需要依靠的就是各种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整合。高公信力的大学生公益组织相应的又能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二者是相互影响, 共同发展的。

无论是媒体资源, 还是商业合作、高校资源。说到底都是外在的, 都是一种资源的外在附加, 真正核心的竞争力是大学生公益组织自身的项目。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项目不仅来自于资源的利用, 还在于项目帮助人群和领域的准确定位。只有确定的营销对象, 一切营销的开展才有了依据, 才会取得理想的效果。随着社会民主与活力的不断加深, 大学生公益组织将会越来越普及, 而大学生公益组织的营销也将会日益健康的发展。

摘要：进入新时代, 随着我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不断转型, 各种社会公益组织不断涌现。本文将从媒体营销、商家合作、高校联盟三个方面来论述大学生公益组织的营销策略。

关键词：大学生,整合营销,公益,高校联盟

参考文献

[1]、司徒达贤.非营利组织的经营管理[M].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

[2]、 丽莎·乔丹, 彼得·范·图埃尔:《非政府组织问责:政治、原则与创新》[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李业.营销管理[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

雅安地震36小时公益组织在行动 篇10

雅安地震过后的36个小时,基金会中心网根据互联网披露信息统计,全国范围内,已有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内的36家基金会启动应急预案,已筹措资金达2.66亿元,用于灾民救助和后续灾后重建工作。

中国妇女发展基会于2013年4月20日连夜购置3000个“母亲包裹”发往灾区;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很快就拿到了灾区准入证,并在芦山县人民广场成立“芦山县民间联合救援工作站”,目前已为救灾支出40万元;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及时出动救援队,向灾区发送2000箱饮用水、43200包饼干、1000件棉被等物资;华润慈善基金会为灾区送去1万箱纯净水以及灾区急需的帐篷、太阳伞、纸巾等救灾物资;深圳市TCL公益基金会第一时间在雅安建立救援点,同时将5000只手电筒送至灾区;德康博爱基金会的价值1200万元的羽绒服等物资正在前往灾区的路上;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通过吉祥航空,将268件消炎药品(2.4吨),总计4.2吨救灾物资千里空运灾区。还有更多的基金会来不及宣传,便默默地投入到了救援工作中。

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评价:“雅安地震在募捐环节上,无论政府、红会、慈善会、还是基金会或其他公益组织,各自做好捐款的接收、募集和落实,每一笔捐款都应向捐款人做出交待。面对灾难,中国政府能力很强,民间亦不缺乏爱心和支持力量,所缺的是对爱心的呵护。愿雅安救灾能成为重拾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信心的重要机会。”(数据来源:基金会中心网根据互联网信息统计整理,物资捐赠未统计在内)

公益性组织 篇11

2014年12月16日 匡智会第六届「我的厨房」烹饪比赛轻度智障个人组美食金奖得主李小宝同学聚精会神炮制色香味俱全的「豆腐煎饼」。

Taiyuan Street， Hong Kong.

Behind the toy stands along the street lies a bright and spacious restaurant—HC Café. The sun illuminates the spotless dining tables and grounds through glass wall with summer warm.

It is a midday when the restaurant is full of guests with long lines forming before the cashier desk. Waiters in green uniform carry plates and serve the guests with elaborate food courteously. They do it as good as ordinary waiters and even with more politeness and tenderness.

In fact， they are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who will pay much more efforts to do so.

香港太原街闹市。

沿街卖着各式玩具的摊位后面，坐落着一家明亮宽敞的餐厅HC Café。阳光斜射入玻璃墙，带着一丝夏日的温度，照亮纤尘不染的餐桌和地面。

恰逢中午，店内已满座，收银台前亦排起了长队。身着绿色制服的服务员，手托餐盘穿过人群，彬彬有礼地将精心烹调的菜肴送至客人面前，一切与普通服务员无异，甚至更加礼貌温柔。

然而他们都是智力障碍患者，要想达到如此的服务素质，付出的努力须比常人多许多。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ion of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of Hong Kong estimated in 2013，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71 to 101 thousand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taking up 1% to 1.4%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Apart from that， there are 578.6 thousand disabled people， about 8.1%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including 320 thousand with impaired physical performance， 175 thousand with visual impairment， 155 thousand with hearing impairment， 49 thousand with verbal ability impairment， 147 thousand of psychosis， 10 thousand of autism， 18 thousand with special learning difficulty and 13 thousand of ADHD. Among them， 558 thousand people are above 15 years old of which 341 thousand have retired and 81 thousand （including employed and unemployed） undertake economic business， far below the overall level which is over 60 % in Hong Kong. In 2013，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found that success rate of employment of the disabled didn’t reach 50%， and the disabled employees could only earn several thousand HKD， less than the average income level of ten thousand HKD in Hong Kong middle-class families.

The Sun has reported that it is difficult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o get a job offer even an interview from a private organization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a bachelor’s or master’s degree， and most of the employed ones do low-tech jobs. For example， Zhao Haolin who graduated from department of design was only engaged in part-time jobs such as opening envelopes because he suffered thalassemia. Another disabled person with a diploma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ad sent over two hundred letters of job application and received no reply. However when there was no indication of disability in the letters， dozens of interview were provided. “Isn’t it discrimination？” Wang Wennie， Presiding Chairman of League of Mental Rehabilitation， who concealed from mental disease， said that he hided his illness in order to find a job. After 3 years he made a confession to his boss due to pressure， and was fired then with the reason of incompetence. Deng Jiabiao， Congressman of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suggested the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a “Job Quota System for the Disabled” to ensure them a job opportunity as the society had a prejudice against them.

nlc202309042103

香港政府统计处2013年统计估计，全港约有71，000至101，000名智障人士，占总人口1%至1.4%。除去智障人士，另有578，600名残疾人士，占总人口8.1%，其中包括约32万名身体活动能力受限人士，17.5万名视觉障碍患者，15.5万名听觉障碍患者，4.9万名言语能力困难人士，14.7万名精神病/情绪病患者，自闭症1万人，特殊学习困难1.8万人及1.3万名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症患者。15岁及以上的残疾人士有55.8万人，其中34.1万人为退休人士，其余约有8.1万人（包括就业和待业人士）从事经济活动，远低于全港整体从事经济活动人口超过60%的比例。2013年，香港工会联合会调查发现，残疾人士就业成功率不足50%，成功就业者月薪仅数千元，低于全港中等家庭的万元平均收入水平。

《太阳报》报道，即使残疾人士获得本科或硕士学位，仍难获得私人机构聘请，甚至连面试机会都没有，成功就业的也多是低技术工种。例如，设计系毕业的赵浩霖，由于患有地中海贫血症，最终只能从事“拆信封”等兼职工作。另一名拥有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位的残疾人士，曾发出两百多封求职信都无回音。而不标明患有残疾时，立刻便接到几十个面试邀请，“你说不是歧视是什么！”曾患精神病的精神康复者联盟执委会主席王文臬说，自己找工作时为增加成功机率选择隐瞒病情，工作3年后因承受不住欺瞒压力向上司坦白，但不久之后便遭上司以工作不力为由解雇。香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认为，社会对残疾人士存在偏见，建议政府设置“残疾人士就业配额制”，以保障残疾人士就业机会。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many commonweal organizations have made lots of efforts to promote social understanding of people with physical and mental disabilities and to create more jobs. In 2001， Hong Kong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carried out the Enhancing Employment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rough Small Enterprise Project （3E's Project）. The Department committed 80 million HKD since then and funde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in order to develop 95 small enterprise projects of different types， creating 710 special positions for the disabled people. It also implemented two programmes— “Sunnyway - On the Job Training Programme for Young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On the Job Training Programme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raining and supporting those applying for jobs in open market and subsidizing the employers as an encouragement. In 2006， the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carried out Enhancing Self-Reliance Through District Partnership Programme， aiming to finance qualifi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for their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enterprises and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to find jobs and to integrate into communities. Labour Department set up the Selective Placement Division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employer， building a platform of skills demonstration and self-promotion for disabled employees and assisting them to get a suitable job.

The Hong Kong commonweal organizations have a tradition of establishing social enterprises， and helping people with physical and mental disabilities improve job skills and finally achieve self-dependence. The 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Deaf always invites social workers to teach their members to write an applicant letter， to deal with an interview and to get along with normal colleagues and boss. Then the Society organizes its members to come to learn catering service， or have a training and internship in other commercial institutes of different types such as culture， IT， package， cosmetology， car washing etc. and non-government soci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The 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Blind will provide internship organizations suitable for its members with visual impairment after their training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language ability， business writing，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uch as the Society’s Empower Shop （for production of paper， textiles， and artifacts） and Factory for the Blind （for telemarketing and customer service）. In 2003， Hong Kong Physically Handicapped and Able-Bodied （PHAB） Association launched PHABulous Marketing Limited and pai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o serve clients in terms of pest control， cleaning， market development， paper file electrification etc depending on social needs. In 2011， the Association carried out “Starting from home： family volunteer programme”， training over 100 members and their families as community volunteers to visit the elder and the disabled family. The Association believes that people with similar experience can listen to each other so as to achieve mutual stimulation， improve self-confidence and promote harmony. Chen Jianxi， who is disabled because of muscle disease at the age of 25， participated in this programme. His mother said that， “He becomes optimistic and talkative than before.”

公益性组织 篇12

一、传播媒介对民间公益组织建设的影响

(一)传媒能帮助民间公益组织构建组织和社会两方面的认同

根据心理学家泰费尔(1981)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该理论指出:“社会群体指的是拥有相似或相同的社会特征的两个人或两个以上的人,或认为他们是属于共同的社会类型。因此,人们会从他欣赏和承认归属的群体中获得社会认同感。”传播媒介对于形成舆论和吸引社会认同有着重要意义。

许多民间公益组织往往源自草根。在刚成立时组织内成员并不多,社会影响力有限。但由于组织内部成员都有共同的目标,因此借助不同的媒体平台尤其是蓬勃发展的新媒体,这些公益组织可以通过论坛、微博、微信等媒介宣传组织理念,进而获得社会认同,吸引更多有共同意愿的人加入组织当中。

(二)传媒能帮助民间公益组织获得政府的帮助并取得合法性

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非政府组织受到诸多规则的限制,如非竞争性原则、资金规模限制原则等。由于这些原则的限制,民间公益组织的合法身份很难被法律认可(谢海定,2011)。但从社会层面来看,民众对当今很多公益组织都有很强的认同感。这种认同的形成主要归功于媒介。

同时,民间公益组织与政府、社会之间的联系也依赖媒介牵线。公益组织在社会当中并非“孑然一身”,它无时无刻不在与其他社会要素发生互动。其中,主要的一支就是和政府间的相互作用。民间公益组织可以通过媒介与政府沟通,提出自己行之有效的建议或宣传有意义的主题活动,从而获得政府的关注,媒介让公益组织和政府得以保持亲密友好的关系。

二、传播媒介对民间公益组织和组织外环境互动的影响

(一)传媒能凝聚社会力量,提升公益组织的社会影响力

我国公益组织与媒体的关系较之其他国家显得与众不同,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较为特殊。公益组织是当今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它承担了动员不同阶层公民,传达公民诉求,以推动社会良性循环、和谐发展的任务。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还缺少制度化的途径来维护公益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新媒体得天独厚的长处日渐彰显。目前,新媒体已成为众民间公益组织动员社会力量的重要助力。许多受众跟公益组织并没有直接的接触,他们知晓或认同某个组织,与媒体对该组织的报道息息相关。如果某个公益组织得到媒体的肯定和推崇,那么它可能更容易获得民众和其他机构的信赖。因此,媒介对于公益组织的发展、声望的提升起着推动作用。

(二)传媒能设置社会议题,实现民间公益组织对政府、企业的监督

媒介事件就是指某“组织”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策划并执行,以大众媒介为渠道,有目的地向受众进行传播的事件及其过程(陈先红,何舟,2009)。民间公益组织很多时候会扮演这个策划者的角色,通过严谨兼具弹性的宣传策略来设置议题,并在讨论议题期间逐步获得媒介近用权,控制议题的主动权,最终实现其既定目标。

通常在某个特定议题中,会涉及公众、媒体、社会团体、政府等不同社会力量,而媒体往往是公益组织最容易直接发动甚至是唯一可以发动的社会力量。实际上,当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开始利用媒体制造媒介事件,设置议题。

(三)传媒能监督民间公益组织的运行,促进其平稳发展

媒体在充当公益组织传播理念的“大声公”的同时,也肩负着监督其运行的职责。一方面,媒体通过设置议程、组织报道,帮助民间公益组织营造良好的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媒体也不会“报喜不报忧”,媒体会时刻监督、曝光民间公益组织运行中出现的问题,通过曝光、问责等手段确保组织健康发展。

在中国,完善的行业自律机制在公益领域仍未形成。近年来,媒体监督成为监督各类社会组织的重要手段。邱立楠(2009)认为:“新闻传播媒体总体上构成了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一种社会力量,对这三种政治权力起制衡作用。”“红十字会腐败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证,在这件事中,通过网络媒体曝光,红十字会的巨额贪腐事件被公之于众,公益组织的管理也开始受到公众重视。媒体的监督作为一种组织外的力量,时刻威慑着公益组织的社会合法性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其强化自律,完善运行章程,保证运行过程的健康、透明(谢海定,2011)。

时至今日,大大小小的社会活动都摆脱不了对于大众传媒的依赖。传播媒介不论是对民间公益组织本身,还是对组织外部环境都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当下,公民意识日益觉醒,更加凸显传播媒介对于公益组织的重要性。公益组织通过借力新媒体,使得其声音成为社会各界和公众不得不重视的重要因素。新媒体广泛的覆盖面、迅捷的传播速度能大大提高公益传播的效率,因此公益组织应当认清新媒体的重要性,学习使用和管理新媒体平台,为公益传播活动服务。

摘要：纵观公益组织的发展历史,媒介通过影响公众、政府等主体对公益组织产生诸多影响。新媒体时代传播媒介对民间公益组织的存在、发展也产生了更多元的影响。

关键词：民间公益组织,传播媒介

参考文献

[1]泰费尔.人类群体与社会范畴[M].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23-24.

[2]谢海定.中国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困境[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3):76-77.

[3]陈先红,何舟.新媒体与公共关系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227-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