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性基金会

公益性基金会（精选12篇）

公益性基金会 篇1

一、引言

公益性基金会是依法成立、进行慈善活动和社会救助的独立法人组织,其承担着部分国家扶贫和社会救济任务,由于公益性基金会不是自主经营、自负营亏的营利性组织,而是承担着一定功能的非营利性组织,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各种社会捐赠,也有一部分在国家法定的框架内营利活动所产生的收入,因此,公益性基金会的会计核算和管理要反映这些活动,需要体现其收入和支出的各项财务活动,回应社会公众和捐赠人的疑问和关切。但是,目前我国公益性基金会会计核算中存在一些问题,如成本费用混淆问题、实物捐赠计价问题、短期证券投资收益确认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了这个方兴未艾行业的顺利发展[1]。

二、我国公益性基金会计核算与管理的现状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公益性基金会起步比较晚,但其发展迅速,全国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公益性基金会数万个,进行着不同的公益性活动。目前,由于我国公益性基金会数目众多,规模不一,人员的素质和组织的透明度也不应相同,这使我国公益性基金会的会计核算与管理出现了各种问题,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益性基金会财务会计核算制度不够健全、不够规范

由于我国公益性基金会数量巨大,基金会的规模和治理结构不同,加之国家对公益性基金会的财务会计处理尚无单独的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公益性基金会账务处理是按照非营利性组织的会计流程来处理,导致公益性基金会财务制度不够健全,尤其是会计核算不够规范,不同的公益性组织在会计科目的设置、会计核算的流程和账务的处理上缺乏统一的口径,无法进行比较。更有甚者,有些公益性基金会会计科目设置混乱,账务不全,会计核算完全流于形式或为了应付检查。因此,构建和加强公益性基金会的财务会计核算制度的建设是其管理的当务之急。

(二)会计核算系统不能监管捐赠财物的流向

除了制度不够健全、不够规范外,公益性基金会核计核算系统并不能够监管捐赠财务的收支和慈善资金的流向,没有形成一整套会计核算管理信息系统,有的公益性基金会还处于手工作账状态,信息化程度不高,会计核算和管理的基本硬件还有待提高,财务会计信息处理不及时、不到位,整个捐赠财物的监管处于失真状态。因此,加强公益性基金会会计核算系统的信息化,提高其对捐赠财物的监管是其不能忽视的问题。

(三)财务会计人员身份多元化

在我国,比较大型的公益性基金会都有自己的财务会计人员,一些中小型公益性基金会基本上没有独立的财务会计人员,会计人员往往是由社会人员兼任,更有甚者,有些小型公益性基金会直接将有关的财务活动交由毫无相关的第三方组织或个人来代替自身进行财务会计活动,事后又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这就导致出现了很多问题,也给整个基金会的发展带来安全隐患。

(四)会计档案保管和销毁制度不严格

公益性基金会是一个法人实体,也是一个有着大量财务流通的组织,其内部也应当严格执行会计档案保管和销毁的一整套流程,不应随意私自建档和销毁。但现实是,大部分公益性基金会不能够正确的建立会计档案,有的甚至根据自己的私利建销,隐瞒和隐藏收入,把一些不必要的收入建档,而把一些重要或重大收入不予以确认建档;另一方面,会计档案的保管和销毁也极不严格,主观性较强,没有严格的制度保证。

除了上面几点之外,在报账人业务、酬金和劳务费的涉税问题上以及会计移交工作等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和漏洞需要解决。

三、公益性基金会会计核算与管理的内容

《会计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各单位应当根据会计业务的需要,设置会计机构,或者在有关机构中设置会计人员并指定会计主管人员;不具备设置条件的,应当委托经批准设立从事会计代理记账业务的中介机构代理记账[2]。公益性基金会的会计核算和管理涉及到其方方面面,主要涉及到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会计核算科目的设立

由于公益性基金会是非营利性组织,其主要承担着社会救助活动和慈善事业,由于其行为的特殊性,因此,其会计核算科目的设立要与其组织属性相一致。具体而言,公益性基金会会计核算科目的设立要分为以下五类,即“资产类”、“负债类”、“收入类”、“支出类”、“净资产类”等五类科目。

1.“资产类”科目。公益性基金会主要靠社会捐赠来取得收入和资产,有很少量的营利活动,因此,其资产类科目相比营利性组织要少很多,因此在日常业务中经常性使用的主要有以下几个科目:现金、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固定资产、存货、短期投资等。

2.“负债类”科目。公益性基金会不能靠负债运营,因此,其负债类科目主要使用的有以下几个:应交税金、应付账款、预提费用等。

3.“收入类”科目。公益性基金会一般不进行营利活动,即使有一些营利活动,也是在国家税收优惠的范围内进行一些有限的投资活动,这类科目主要有:捐赠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等。

4.“支出类”科目。公益性基金会的支出,也比较固定,主要是用于慈善事业和社会救济的支出,其他类的支出相比较而言较小,因此,这类科目主要有:业务活动成本支出、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其他费用类支出。

5.“净资产类”科目。公益性基金会的净资产是指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为更好的反映民间非营利组织净资产的构成、来源及其使用情况,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净资产科目按照使用是否受到限制,分为限定性和非限定性净资产。如资产或其产生的经济利益使用时,受到资产提供者或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或用途的限制,则净资产为限定性资产,除此之外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二)会计报表的设立

公益性基金会的营运活动比较简单,主要的是接受社会捐赠和社会救助活动,因此,其会计报表也比较简单,没有营利性组织和其他非营利性组织的会计报表复杂,其主要报表有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

(三)会计核算的流程

1.公益性基金会资金来源的核算。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公益性基金会可以接收国内外企业、事业单位、组织和个人的捐赠,包括金钱、财务、有价证券、实物、股权和其他形式的捐献。公益性基金会根据捐赠的性质,设置相应的会计科目,在实际收到实物或确认所有权取得时,就应该在账务上有所体现,一般借记“现金”、“银行存款”、“固定资产”等科目,贷记“捐赠收入”科目。

此外,对于公益性基金会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相关的投资活动所产生的收入,也要进行核算,主要设置“利息收入”和“投资收益”两个科目,如进行不超过一年期的债券投资时,在买进债券时,借记“短期投资—债券投资”、其他应收款—应收利息,贷记“现金”、“银行存款”;在到期日卖出债券时,借记“现金”、“银行存款”,贷记“短期投资—债券投资—面值”、“其他应收款—应收—利息”。

2.公益性基金会资金运用的核算。公益性基金会资金运用的核算,根据使用的性质,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公益事业支出。公益性基金会的主要活动就是社会救助,它所获得的社会捐赠也主要用于社会救济,帮助社会上遇到困难、极需要帮助的群体,这类支出在发生时,可按如下流程进行账户设置,借记“捐赠支出”、“业务成本支出”科目,贷记“现金”、“银行存款”、“固定资产”科目。到每月月末,可将相关科目进行结转,结转转入“限定性净资产或非限定性净资产”科目。二是公益性基金会维持自身运转的费用支出。公益性基金会是一个法人组织,也需要人员进行日常的管理活动,并由此产生相关的费用,包括基金会日常运转费用,人员的工资、差旅费等等,当这些费用产生时,可按如下科目进行核算,一般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并相应的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核算,每月月末进行结转。

四、加强公益性基金会计核算管理的策略

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工作是基金会的一项重要工作。认识基金会的业务特点,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体系,已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3]。公益性基金会会计核算和管理要与其自身的“公益”属性相符,要与其宗旨和组织理念相符,因此,提高公益性基金会会计核算和管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厘清公益性基金会各种财务关系

公益性基金会作为公益性组织,其活动就是接受社会捐赠,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从事公益事业,如将捐赠物发放给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开展公益性的活动等。同时基金会为保持自身的运转,还需将基金会非限定性资产及在保值增值期间暂不需要拨付的限定性资产在国家政策法律范围内进行理财运作,从事资产的保值增值等活动。并接受业务主管部门、民政部门等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管。因此,公益性基金会要厘清捐赠方、受益方、资产保值增值的受托方、监管方这四个方面的关系,尤其是与前三个方面的财务关系,做好善款资金的募集、管理、使用和增值,真正发挥公益性基金会替代政府的一部分社会救助功能。

(二)依法设置账簿

公益性基金会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单位,要按照《会计法》《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和国家其他财务规范的要求,根据“权责发生制”的原则,依法设置账簿,及时进行相关的会计核算,要及时、准确、完整的记录记载捐赠物的接收和使用,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开财务核算信息。

(三)科学设置会计科目,加强对会计核算的管理,客观编制会计报表

根据公益性基金会财务管理特点和国家有关规定,公益性基金会要科学设置会计科目,特别是二级至三级明细科目,对收支进行核算,及时编制相关财务会计报表,定期总结公益性基金会相关活动,使相关的账账相符,账物相符;财务报表设置要具有针对性,数据要准确、客观和完整,不能弄虚作假,核算口径要统一。同时,要定期向民政部门、相关的管理部门和社会公众公布有关的财务会计信息。

(四)构建和加强会计核算档案体系

公益性基金会既然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组织,也应该按着国家的有关规定,构建一套严格的会计核算档案体系,加强会计核算档案的管理,不能人为的构建会计核算档案,也不能随意销毁会计核算档案,会计核算档案的建立要依法、依规,按照部门和行业的规章制度进行。会计档案销毁时,应当有本单位档案机构会同会计机构提出销毁意见,并共同派员监销。销毁的档案必须编制销毁清册,列明销毁的会计档案的名称、卷号、册数、起始年度和档案编号、应保管期限、已保管期限、销毁时间等内容。

五、结束语

会计核算与管理是公益性基金会加强自身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公益性基金会是一个公益性组织,接收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捐赠,并将所接受捐赠的财物发放给需要得到帮助的弱势群体的手中及从事相关公益性的活动,其财物收支都是面向社会公众,因此,公益性基金会的会计核算内容要适时向主管部门和社会公开,按受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并把它作为加强组织建设的重要一环,这也是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狐爱民.我国基金会会计核算问题探讨[J].会计之友,2010(12):63-64

[2]范文亮,孟东军.高校教育基金会会计核算探析——从《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谈起[J].教育财会研究,2005,3(3):50-53

[3]许成祝,仲佶.论基金会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体系[J].财务与会计,1991,8(8):46-49

[4]赵峰,张杰.基于马尔可夫转换模型的违约风险溢价预测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4,5(29):54-56

公益性基金会 篇2

（审定稿）

一、总则

第一条 名称：浓公益基金会，简称“浓基金”。

第二条 发起人：在大学期间关注“三农”、践行公益，并在毕业后继续关注“三农”、有践行公益愿望的中央民族大学关注“三农”协会（下简称“三农”协会）的老会员发起。

第三条 性质：“浓基金”属于未注册的公募基金会，属于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从事社会公益活动。

第四条 宗旨：搭建“三农人”践行公益交流和互动的平台，汇聚社会爱心资源，参与“三农”相关的公益建设，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第五条 管理原则：坚持公开透明，阳光管理的原则，接受“三农协会”老会员、捐赠人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二、业务范围

第六条 农基金资助范围：

（一）资助“三农协会”组织和举办的大型公益活动；

（二）资助农村教育，尤其是留守和流动儿童的教育；

（三）资助“三农”协会骨干成员能力提升的成长计划；

（三）奖励“三农”协会对公益工作由突出贡献者；

（四）理事会认为其他应该资助的公益项目或活动。

三、组织架构

第七条

理事会：浓基金设立理事会，理事会是浓基金的最高决策机构。理事会由11-20名理事组成。理事会每届任期为三年。

第八条

理事会的职责

（一）统筹基金的组织工作；

（二）制定和修改基金的章程；

（三）选举、罢免理事长、理事；

（四）决定秘书长、监事的任用；

（五）确认各项基金活动；

（六）听取和审议秘书处工作报告；

（七）其他重大事项。第九条 理事会的运行

（一）理事会每年应至少召开2次会议；

（二）理事会会议须有至少2/3理事出席方能召开；理事会会议决议须经出席理事过半数通过方为有效。

第十条

理事的产生及资格。第一届理事由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原“三农”协会会员自荐产生，共计15名。理事必须拥护浓基金的章程，尽职尽责地行使理事的权利、履行理事的义务，乐于奉献并能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第十一条

理事长的设立。农基金设立一名理事长，负责浓基金全面管理工作。理事长由选举产生，候选人有担任理事长的意愿，经出席理事至少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理事长的职责：

（一）执行经理事会批准过的中长期目标和计划；

（二）审定重要的内部管理制度和临时决议案；

（三）提名秘书长、监事的人选；

（四）根据理事的动议罢免秘书长和监事；

（五）听取秘书长的工作报告，检查秘书长的工作；

（六）浓基金发展过程中突发事情的处理等。

第十二条 秘书长的设立。浓基金设立一名秘书长，负责浓基金日常管理。秘书长的选举和罢免由理事提名和动议，经出席理事至少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秘书长可以设立秘书处。秘书长的职责：

（一）承担基金日常工作，负责对内、对外联络；

（二）协助理事会召集理事会会议，起草会议记录，并交由理事会确认；

（三）组织实施理事会各项决议；

（四）组织和实施各项基金活动；

（五）向理事会提交基金工作报告及财务报告；

（六）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十三条 监事的设立。浓基金设立一名监事，负责浓基金财务及日常工作实施的监督。监事的选举和罢免由理事提名和动议，可以由理事兼任，但不能由秘书处成员兼任，经出席理事至少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监事的职责：

（一）依照章程规定的程序检查帐务资料；

（二）监督秘书处遵守法律和章程的情况；

（三）对秘书处日常工作提出质疑，并向理事会反映；

（四）向理事会报告帐务及章程等监督情况。

四、资金的来源和管理

第十四条 资金的来源：

（一）“三农协会”老会员的捐赠；

（二）关注“三农”和热心公益事业的机构或社会爱心人士的捐赠；

（三）定向募集等其他来源。

第十五条 募捐的原则。浓基金组织募捐、接受捐赠，应当遵守相关法律及个人意愿，不得以任何形式摊派。

第十六条 募捐资金必须建立内部账户，由专门的人员负责，任何人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

第十七条 资金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捐赠协议明确了使用方式和适用范围，根据捐赠协议的约定使用。

第十八条 捐赠人有权向浓基金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浓基金应当及时如实答复。浓基金违反捐赠协议使用捐赠财产的，捐赠人有权要求浓基金遵守捐赠协议或者解除捐赠协议。

五、附

则

第十九条 本章程经2013年 月 日第一届基金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一届理事会对本章程有最终解释权。

备注：以上《浓公益基金会章程》是根据谭红波理事长原来的版本进行修改，个人的逻辑和意见，如有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最终能够修订成一个成熟、全面、合理的《浓公益基金会章程》

创新成立“慈善新风公益基金会” 篇3

“慈善新风公益基金会”是由庆云县组织部和庆云县慈善总会组织发起，由社区（村）内外创业有成的企业家、经商大户、种养大户、普通村民、社会人士等自愿捐助成立的公益基金会，主要用于新风尚的引导，用于好媳妇好婆婆、五好家庭等孝德评选活动和村容村貌整洁的公益性活动；用于先进人物的表彰。

目前“慈善新风公益基金会”的设立取得很好的成效，更好的促进了慈善文化深入基层、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热爱慈善、关心慈善。

庆云县和睦程村“慈善新风公益基金”

和睦程村组共有182户、780人，党员29名，耕地面积1102.23亩，2012年村集体经济收入3.6万元。自开展“慈善新风公益基金”活动以来，全村上下迅速行动，积极开展基金筹集工作，目前共筹集“慈善新风公益基金”3.5万元。

和睦程村和它的名字一样，历来都是一个团结和睦的村集体，有着团结协作的优良传统。村里有大事，都是共同商议，一事一议；村里修路，家家上阵出工。道路维护，户户义务出力；邻里间谁家有了困难，或者需要帮助，村里的群众都会慷慨相助。这种团结互帮互助的习俗，为“慈善新风公益基金”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村“两委”班子在开展“慈善新风公益基金”之始，根据村内的实际，组织召开“两委”班子会议，研究讨论如何积极稳妥地开展“慈善新风公益基金”活动，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适时召开全体村民大会，讲明了设立基金的用途和意义，和“两委”班子开始预料的不谋而合，村里的群众全数赞成这一活动，反响十分强烈。到了正式举行捐助活动日子，全村老老少少齐出动参加捐款，当天就募集公益基金1.9万元，“慈善新风公益基金”活动在村里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顺利的开展起来。在镇党委、政府发起以“慈善新风公益基金”为资金依托的“尚堂好人”评选活动中，作为负责村级初选的村一级，和睦程村组首当其冲，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前期“慈善新风公益基金”活动开展的初步成果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就这样，一个“干群高度一致、资金充裕到位、活动氛围浓厚”的“尚堂好人”评选活动在和睦程村全面铺开，不仅提升了村“两委”班子的凝聚力，更促进了“文明新风”的树立。同时增加了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成功启示

一、一个集体要想发展壮大，要想为群众实心实意办好事、办实事，团结和睦的风气是必不可少的。

二、俗语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个人的高尚情操需要不断坚持，同样一个集体正气的形成也需要长期的经营，甚至是几代人不断的努力去缔造。

三、用民间资本办理村级事务，不仅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好的导向。

庆云县花牛赵社区“慈善新风公益基金”

花牛赵社区辖东赵、后赵、巴沽三个村组。社区耕地2227.7亩，共有545户、2016人，党员72名。2012年村级集体收入4.3万元。自开展“慈善新风公益基金”活动以来，社区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典型引路、梯次推进，目前共筹集“慈善新风公益基金”7.8万元。

花牛赵社区坚持在基金捐赠、资金管理和使用等环节全程公开、透明操作，严格按照基金使用管理规定，采取喇叭广播、公开栏公示等形式，每季度公开一次，对在外地的捐款人采取信件形式予以告知，并将“慈善新风公益基金”及时存入社区账户，作为村级集体收入的有益补充。将“慈善新风公益基金”广泛用于社区公益事业，帮助因不可抗因素致贫家庭脱贫致富，表彰“讲文明、树新风”活动中涌现出来的道德先锋、文明榜样等，着力营造互帮互助、关心友爱、兴办实事的社会新风尚。

社区积极推行理事会、监事会、办公室三位一体工作机制，成立“慈善新风公益基金”理事会，作为基金领导机构负责基金的管理、使用工作；成立“慈善新风公益基金”监事会，制定完善《慈善新风公益基金章程》，拟定基金理事会理事长、理事、监事、财务专职人员，在村级组织活动场所设立“慈善新风公益基金”办公室，具体负责基金日常工作执行和文明新风系列评选等工作。

按照“边成立、边筹集、边评选、边启用”的原则，由社区“慈善新风公益基金”理事会提出书面申请，经村民代表审议通过，在社区公示栏公示无异议后，报乡政府备案，确保每一分“慈善新风公益基金”都能用到刀刃上。8月23日，花牛赵社区对社区6名新录取大学生进行表彰奖励，第一笔“慈善新风公益基金”顺利启用。

成功启示

一、“慈善新风公益基金”的创新设立，助推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村级集体收入，村级组织活动场所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二、使原来村干部威信不高、群众对村干部信心不足的局面得到明显改善，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夯实。♡

公益性基金会 篇4

微公益

微公益, 也是如今草根时代的衍生物, 强调的是全民参与, 并创造价值。它充分利用了互联网自上而下的大众性、草根性和迅速传播性, 真正实现了公益的平民化、常态化。“微公益”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不仅推动了平民公益事业的发展, 更传递了一种人人公益的理念。它的意义在于通过各种活动, 让大家产生公益意识, 用公益的思维去生活, 这样才能起到公益所追求的“公众付出、公众受益”的效果。

在国外, “微公益”发展至今已比较成熟。美国网络筹款活动先驱约翰·布林2007年创办freerice (免费大米) 网站, 网民捐出的米粒从第一天的几百粒到现在一天达近1亿粒。我国第一家微公益网络社区“茶缸”就是效仿freerice (免费大米) 网站的模式, 即发布一篇微博就相当于捐献一粒米, 目前茶缸网平均一年会捐助大约400公斤的大米。在中国的微博传播史上, 目前比较有影响力的事件应该是2011年春节期间的微博打拐, 网友们零碎的、非专业的行动, 与公安部门、媒体、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等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 迅速形成舆论焦点, 这也是像微博这样的新媒体介入国家公共事业的一次创举。

在公益支付平台方面, 我国也逐渐开始结合现有的网络和客户端技术, 开发了电子支付和手机支付。去年8月, 有超过15万人通过支付宝免费捐款通道向舟曲地区捐出了近1000万元的善款。手机支付也是近几年新兴的公益支付方式, 手机用户只要通过从手机账单或者与手机绑定的银行账户中扣除捐赠数额就能完成捐助;或者向运营商公布的号码回复某一数字就能捐助一定数额的善款, 还能转发, 具有极高的传播度。

中国公益基金会现状

中国的公益基金会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并且在不同的工作领域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在此期间, 一些公益基金会也逐渐认识到了媒体宣传对于机构发展的价值, 采取了发布新闻稿件、召开记者招待会、举办活动以及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 但对于品牌的概念似乎还很模糊。

现代的公益理念是近几年才真正走入公众视野的, 但大众对公益组织认识不深, 公民的公益意识在全球也处于落后水平。根据2010年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研究报告的数据, 1995年到2002年, 我国的慈善捐款占GDP总值的0.03%, 而这一阶段的世界平均水平是0.44%。2002年我国成年人志愿者参与率是6%, 世界平均比率是12.15%, 由此看来我国的公益事业发展在全球还是比较落后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公众对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和透明度等缺乏信心, 全民公益文化的氛围不浓厚, 并且对公益组织的运作方式缺少了解。这些都与我国的公益基金会缺少品牌传播和公关有很大关系, 公众缺乏对公益品牌的理解和认知, 自然会对公益组织产生怀疑态度。

另一方面, 目前中国对于慈善的理解和态度也有待考量, 特别是有些企业、企业家或基金会把慈善当做一种软性宣传的方式, 甚至出现诈捐、巨捐的情况。据了解, 中国慈善排行榜长期关注“巨捐”的兑现情况, 但他们的调查常常因“查无此号”或“电话无人接听”而受阻。据中国慈善排行榜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 调查一笔善款的到账及使用情况是一项较为繁复的工作, 需要捐赠方、受赠方及第三机构的有效配合。然而, 一些民企、国企及基金会借口严格的采访流程, 或希望“低调”处理捐款行为, 致使调查进展并不顺利。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公众对公益基金会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影响了公益品牌的建立。

公益基金会的整合营销传播

整合营销传播一方面把广告、促销、公关、直销、CI、包装、新闻媒体等一切传播活动都涵盖于营销活动的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则使组织将统一的传播资讯传达给受众。它的意义在于协调使用各种不同的传播手段, 发挥不同传播工具的优势, 从而以高强度的冲击力形成传播高潮。根据公益基金会目前的品牌基础, 非常适合也非常需要选择全方位、多媒介的传播方式, 需要从小到大, 由内到外的整合营销传播。可以参考的传播手段有CI、公益广告、事件营销、电视节目、微博营销等等。

1. 完善品牌CIS系统, 为品牌传播打好符号基础

CIS系统已经不仅仅针对企业, 所有需要品牌传播的组织和个人, 都需要对CIS系统进行建立和完善。不管是图形还是文字, 都要精确的提炼出该组织或个人希望向公众传播的重要信息, 并且在设计的时候也要考虑公众接收信息后, 能够迅速准确的分解出其所表达的内涵, 也就是说CIS要做到准确、精炼和可识别性。那么公益基金会的CIS系统更要做到这几点, 基金会作为事业性组织, 并没有固定的实物或产品作为承载品牌符号的媒介, 一般都是在具体的活动或媒体宣传时才会出现品牌标志或广告语, 受众接收信息的时间较短, 所以logo和广告语的设计更需要简单直观。

目前中国很多权威公益基金会基本没有突出自己的logo设计和公益理念, 例如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logo就是“宋庆龄”的拼音缩写, 并没有体现该基金会的主旨和公益理念, 所以记忆度较低, 区分度不够。因此公益基金会的logo设计应尽量体现自身的公益主旨, 例如是专门针对妇女儿童、残疾人或者某种疾病。并且要有跟logo设计相符合的、明确的广告语, 作为日后品牌宣传的诉求点, 也能让受众迅速获取信息。

2. 制作话题性的形象宣传片, 使其成

为病毒式传播的利器

网络时代的公益广告在传播主体、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很大变化。传播主体方面, 不单纯是官方发布, 很多国外的民间公益组织, 例如世界自然基金会等, 自发拍摄公益广告, 并且能够引发话题效应;传播内容方面, 由单一乏味的“演绎说教”, 向象征性、隐喻性的手法转变, 越发富有创意和内涵, 给观众以想象的空间;传播方式上, 也由电视传播转向流媒体传播, 很多公益广告都是在视频网站、SNS社区网站或微博上传播开来的, 充分实现了口碑传播和病毒式传播。

中国很多公益基金会也拍摄了自己的形象宣传片, 但在形式和内容上太过死板, 类似于一个公益成果展示的PPT, 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当今这样的“微公益”环境下, 视频广告是非常适合的传播工具, 因为“微公益”的主体大多是在网络上比较活跃的年轻网民, 年龄在20岁至35岁之间, 这类群体大部分都有能力有爱心参与公益事业, 重要的是他们也是网民当中收看和转发视频的中坚力量, 所以流媒体传播非常适合“微公益”的传播模式, 能够起到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效果。

3. 打造年度公益事件, 关注社会热点, 反映公益现状

事件营销具有广泛的传播力和受众覆盖面, 并且大型的公益事件也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和政府关注度, 因此公益宣传与事件营销相结合, 会产生非常正面、高端、官方且极具新闻价值的传播效果。以《感动中国》为例, 从2003年到2010年, 这个高端的年度人物品牌已经过了八年的传播积累, 其传播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节目本身。应该说这一年度人物事件整合了这一年当中有关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发展、民生、弱势群体等多方面的社会热点, 反映了整个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另外结合中央电视台的高端性和权威性, 更使其成为全国关注的年度大典。

公益基金会也可以结合自身优势, 选择适合的平台, 打造出一个年度公益品牌盛典。一方面, 公益事件具有一定特殊性, 一般是关注弱势群体或个人, 故事感人, 能够引发观众的同情和共鸣;另一方面, 一台场面盛大的晚会或颁奖典礼可以看作是单个事件的集大成者, 即多个公益事件集中在一起的联合事件营销, 可多角度的切入公益事业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也能引起政府相关部门对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视;第三, 由于最近几年自然灾害事件频发, 目前全社会也正需要加强公益理念, 提升公益力量, 通过大型公益事件发动全民公益行动, 让更多人意识到公益是每个人的权利, 主动权并不只是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 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微公益”。

4. 电视节目营销, 公益机构与媒体合作的良性循环

2010年中国众多王牌省级卫视的华丽转身依旧让我们看到了电视媒体广阔深厚的发展空间, 三网融合的一步步推进也为电视人打进了强心针:电视不会被遗忘。网络的出现只是给电视提供了更多新的发展思路, 电视依旧是传播国家意志, 反应社会现状的最强音。

如今的电视节目已经渐渐远离灌输和说教, 更加贴近生活, 给普通人更多的参考。其次, 网络之所以为大众所接受,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强大的互动性, 电视更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也是为什么目前选秀、相亲、求职等类型的草根互动秀受欢迎的原因。公益事业其实完全可以借助这种趋势, 打造全新的公益栏目类型, 例如明星公益纪实、公益真实探索等极具互动性的公益真人秀。现在微博上的很多明星都会将自己参与公益活动的心路历程发布出来, 希望更多人参与, 其实这就是一种电视栏目的思路, 将网络活动搬上屏幕, 这也是线上线下的一种互动。更重要的是, 公益机构与电视平台之间可以形成优势互补, 即利用基金会特有资源, 契合合作媒体前沿诉求点, 打造潮流电视栏目;引起社会话题, 达到宣传效果, 形成一种公益机构与媒体合作的良性循环 (如图1) 。一方面丰富公益品牌的推广方式, 提高宣传力度;另一方面也能提高电视平台收视率, 拔高平台品质和定位。

5. 抢占“微市场”, 做好微博营销

作为自媒体, 微博是普通大众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 并且随着微博用户数量的逐渐扩张、服务内容的不断增强, 微博的功用也越来越丰富。例如网络促销抽奖、企业或组织的信息发布平台、官方新闻和规章制度的发布等等。在新浪微博上经常可以看到企业发布促销信息, 用户只要加关注并且转发留言, 就有机会获得企业赠送的奖品或其他类型的回报。这种吸引人且快捷方便的形式很能吸引消费者, 而且在不断点对点的转发中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病毒式传播。还有很多电视台或社会组织通过微博发布自己最新的节目信息、活动信息等等, 公益基金会也完全可以借助微博, 发布近期的公益活动或捐助活动, 可以招募志愿者或直接号召捐款等等, 这也非常符合“微公益“的特点。目前也有很多公益组织采取的这种做法, 例如世界自然基金会会定期在微博上发布一些保护动物的视频或自己的形象宣传片, 一方面可以引发社会话题, 让更多人关注这类信息, 另一方面提升了自身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大环境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1.信息公布机制亟需完善

2010年12月中国慈善捐赠中心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显示, 约有75%的慈善组织“完全不披露或仅少量披露信息”, 42%的组织未制定慈善信息披露办法, 37%的组织没有专人负责信息披露工作, 43%的机构页面更新不及时或者信息很难查找。这些做法阻碍了慈善信息公开的制度化发展。造成信息披露不足的原因主要是渠道的缺乏, 公益事业的中间环节, 包括信息公布、中立评价等基础架构薄弱, 缺乏独立、专业的信息中心和中立机构对公益组织的绩效进行公开和评审, 整个公益行业缺乏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和公共信息披露平台。

2.“微公益”的立法扶持

在法律上, “微公益”还处于模糊地带, 存在募捐资格的问题。民政部指出, 由于个人没有募捐资格, 不能发起公募, 所以“微公益“只能看作是社会上的互帮互助。在没有正式定义之前, 以微博发布信息、通过支付宝走账的捐款行为, 甚至可以被定性为非法募捐。制度和法律上的缺失也直接影响到了公众对“微公益”的信任度。一项网上调查显示, 29.58%的网友表示遇到“微公益”会捐款;近半数网友则因“无法知晓捐款最终去向”而表示不会捐;有超过40%的被访者更关心捐赠款额的用途是否明确以及如何真正监督捐赠的使用。

公益性基金会 篇5

文号沪国税所[2010]3号

发文单位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民政局颁布日期 2010-1-20

各区县财政局、税务局，各直属分局、财政票据中心：

你们上报的关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团体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的请示收悉。为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60号）的规定，经审核确认，同意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市防癌抗癌事业发展基金会、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市爱心帮教基金会、上海汽车工业科技发展基金会、上海慈源爱心基金会、上海颜德馨中医药基金会、上海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会、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上海同济高廷耀环保科技发展基金会、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上海同济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东方文化艺术基金会、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会、上海科技发展基金会、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上海中华职业教育温暖工程基金会、上海巴斯德健康研究基金会、上海市科普基金会、上海市华侨事业发展基金会、上海市甬协公益基金会、上海市社会帮困基金会、上海市职工救急济难基金会、上海市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上海市民帮困互助基金会、上海市光彩事业促进会、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上海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曙光中医药研究发展基金会、上海世华民族艺术瑰宝回归基金会、上海市人口福利基金会、上海民建扶帮公益基金会、上海市虹口区光彩事业促进会、上海市闵行区光彩事业促进会、上海市长宁区光彩事业促进会、上海市志愿者协会等37家单位享有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接受公益性捐赠时，使用上海市财政局统一印制的《上海市接受公益性救济性捐赠专用票据》。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上海市地方税务局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民政局

公益性基金会 篇6

关键词：艺术基金会；中介机制；互动关系；新公益

[本文系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基金项目名称：《艺术基金会“中介人”机制研究》，项目编号：KYLX15_1035]

艺术基金会是促进国家或地区发展的重要机制，随着2009年两会期间提出的议题“建立公益型文化艺术类基金会”及2010年“艺术基金会国际论坛”的召开，艺术基金会迅猛发展。但由于我国艺术基金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存在着很多矛盾和问题，其自身各项机制的建设和完善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我国基金会的学术性研究大多从宏观方面进行整体建构，从法制建设、政策环境等宏观层面入手，这也适应了我国艺术基金会的发展现状。

一、我国艺术基金会现状分析

我国自1981年成立了第一家基金会以来，在基金会的发展史上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和变迁。我国艺术基金会的数量随之增加，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对于基金会的关注度也逐步提升，艺术基金会自身的建设也在不断地完善之中。

在艺术基金会成立初期，我国仅有几家艺术基金会，艺术类基金会占基金会的比例很少，起初只有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田汉基金会及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这三家。随后，2004年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划分了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非公募艺术基金会逐步增多。我国艺术基金会自1984至2003年共成立了公募艺术基金会16家，非公募基金会20家，发展速度较为缓慢。而在2004至2015年间，共成立了公募基金会16家，非公募基金会91家，尤其从2009年起，我国非公募艺术基金会每年成立的数量就远超过公募艺术基金会。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关于基金会的相关法律措施相继出台，对税收的优惠有所提升，从法律政策方面培育了艺术基金会发展的土壤；另一方面，我国也逐步意识到艺术基金会对于艺术发展的重要作用，随着国家艺术基金会的成立和运作，大众对于艺术基金会的关注度逐步提升，其运作也逐步走向规范化。

我国艺术基金会的捐赠来源主要以政府机构、企业捐赠为主，但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艺术基金会的捐赠数额则相形见绌。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显示，在2010至2014年间，企业方面共有206个捐赠方，合计捐赠8.23亿元；个人方面共有58个捐赠方，合计捐赠0.91亿元；还有来自媒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政府机构等其他社会捐赠。当然，不同种类艺术基金会的主要资金来源不同，公募型艺术基金会比非公募型艺术基金会的资金来源更广一点，但都面临着筹款的压力。艺术基金会作为发展文化艺术的重要组织形态，在我国刚刚起步，还有很多需要完备的地方。

二、我国艺术基金会互动关系的不足

艺术基金会在西方是促进艺术发展的重要第三方组织，它对文化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西方艺术基金会相比，我国艺术基金会尚未形成健全的运营机制，与市场、政府、捐赠者等各方力量的互动关系不足，中介力量难以全面发挥。

艺术基金会与各方之间的关系是纷繁复杂的，从简化论的角度看，笔者把艺术基金会分为核心层和相关层来探讨基金会的互动关系。在核心层中，基金会直接连接着捐赠方和受赠方。就捐赠方而言，包括了政府、企业、个人、社会团体等。在国外的一些艺术基金会中，负责人不仅把握着基金会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利用自己的能力和资源向各界人士争取捐赠额度，而我国的艺术基金会则缺乏主动性和灵活性。就受赠方而言，包括艺术机构、艺术家、艺术项目等。如何更好地把所募集的资金和获得的资源合理有效地投入艺术界中，是值得艺术基金会考虑的问题。艺术基金会应以一个合作者的角色来与受赠方共同进步和发展，而我国则缺乏这种长期的合作机制，往往只注重对项目的审批和成果的审核。就艺术基金会自身而言，要想与各方建立良好长效的互动关系，需要完善自身建设。国内外的很多文章中就基金会的透明度、公信力、筛选机制、监督机制等进行讨论和研究，这就表明了艺术基金会的人员体制、规章制度的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关乎到基金会的常态化运行，也是对各方负责的表现。

在艺术基金会的相关层中，涉及艺术基金会的相关法律政策、社会的捐赠氛围及基金会所在地的区域环境等，这些因素都影响着艺术基金会的发展。首先，我国的艺术基金会相关法律政策较为缺乏，还不能够形成体系。对于捐赠者的税收减免力度不够，使得企业没有足够的动力来为艺术募捐。同时，我国也没有实行遗产税，由于中国传统的观念中遗产留给子女，所以，现有的法律对于基金会的发展虽已有优惠，但仍难以形成气候。其次，我国社会中尚未形成一种艺术赞助的氛围和习惯，一些企业家或个人通过捐赠艺术来获得一定的社会声望或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却很少有人出于纯粹的公益性、非营利性的目的。此外，我国艺术基金会往往受到地域空间的限制，多在其所在地开展相关的活动。比如，潘天寿基金会注册在潘天寿纪念馆内，该馆位于中国美术学院校内，因此潘天寿基金会的资助领域（如潘天寿美术奖和潘天寿奖学金）就以中国美术学院的师生为主。[1]所以，我国想要大力推行艺术基金会以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和艺术界的进步，就应打破各相关层中影响因素的限制，培育适宜艺术基金会生存的土壤。

艺术基金会是一个有效整合社会资源的中介机构，在此过程中离不开与各方的互动协调。根据贝克尔的“艺术界”理论，它强调艺术不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而是集体创造出来的，它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的关系。由此，艺术基金会想要不断地健全发展，不仅需要艺术基金会自身的建设，同时也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的共同努力，创造一个适宜艺术基金会生存的环境。

三、新公益视阈下艺术基金会回报机制的建构

在西方，基金会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从20世纪初现代基金会的确立，基金会在不断地摸索和发展中不断突破，到21世纪有了新的发展，新公益成为了一股强劲的潮流。新公益模式表明基金会的定位不再是无偿的捐赠，而是试图“把供应与需求、硬件物质与软件服务、资本市场和政府规则结合起来”[2]，以市场为基础使参与各方都能够达到互惠互利的共赢状态，但值得强调的是它仍以社会效益、社会服务为根本出发点。

由于我国艺术基金会各方互动关系不足，艺术基金会的中介力量难以全面发挥，可引入“创投公益”“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等理念来有效加强我国艺术基金会与各方的勾连和互动，在服务社会、服务公民的前提下，通过市场的有力手段来增强社会、企业及个人对于艺术基金会的兴趣，建立合理的回报机制，变捐赠为共赢，给艺术基金会注入新的活力。

首先，艺术基金会可在艺术机构的捐赠上，在给予资金之外，建立具有过程性、长效性的多种形态的帮扶机制。艺术基金会可以建立一个将社会企业和艺术机构相关联的平台，让一些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人来帮助艺术机构进行有效地管理，帮助其引进人才，帮助艺术机构解决财务、融资等方面的问题，通过跨行业、跨领域的方式来对这些艺术机构进行长期的帮扶，从而有效提升该机构的运营管理素质和团队的配合能力。艺术基金会不仅仅在资金上是捐赠方和受捐方之间的中间人，同时也能够将管理技术等艺术机构需要的经验带给艺术机构，这对于艺术机构而言才是长期有效的发展。所以，艺术基金会的中间力量体现在很多方面，不仅仅是捐钱，而是要“研究对象、调整药方、因地制宜、对症下药、负责到底”[3]，并在更多领域进行不断地开拓。

其次，对于艺术家的捐赠，也可以设立回报机制和退出机制。对于艺术家或艺术项目的捐赠，可以在其获得收益之后，把受到捐赠的资金再还给艺术基金会，这一方面能够使基金得到回流，以帮助更多在艺术方面有造诣但因生活困顿而无法完成的艺术家，使资金得到再循环。另一方面，艺术家一般是有自尊心的，它与一般的弱势群体不同，对于他们的帮助如果采用一味的捐赠，会让艺术家产生依赖，或让艺术家的自尊心受挫，这反而不利于艺术家的创作和长期发展。同时，经过一段时间后，若被资助者达到了预期效果，或者找到了接替的资助者，初始的投资人就可以退出。如果对方已经盈利，还可以收回之前的投资。[4]此外，我们在关注艺术家或艺术项目的同时，也要对艺术家的生存境遇给予关注，西方的一些艺术基金会会涉及对艺术家的生存环境的改善，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可以从侧面来促进他们的创作。由此，艺术基金会所要致力的方向非常之广，而不能够将自身囿于狭窄的空间。

借用新公益的理念，对于艺术基金会回报机制的建构，不断拓宽我国艺术基金会地方向，改变原来单一的资金捐赠的方式，对艺术家、艺术机构等给予长期的建设性帮助，这有利于刺激我国企业对于艺术的关注与捐赠，促进艺术基金会与各方更为深入地交流和互动。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或一个文明，最终成为强者的一个标志就是文化的输出。[5]艺术基金会在西方国家已成为其文化艺术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不仅促进了艺术界的推进和发展，同时对于公民社会的文化建设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我国大力发展艺术基金会已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而只有大力培育艺术基金会发展的土壤，充分发挥艺术基金会的中介力量，以及促进艺术基金会与社会各界的互动关系，借鉴西方艺术基金会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和模式，才能够不断推进我国艺术基金会的发展、完善，促进艺术基金会的机制建设。

注释：

[1]吴宁.中国艺术基金会发展报告[J].美术研究，2011，（02）：9.

[2][3][4]资中筠.财富的责任和资本的演变[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9：402；431；406.

[5]王昱臣.在局者言：运营艺术基金会需要的资本哪里来？[J].艺术与投资，2010，（12）：67.

参考文献：

[1]北京2010艺术基金会国际论坛[J].当代艺术与投资，2010，（11）.

[2]松雨.中国国家艺术基金模式探析[J].艺术评论，2014，（07）.

[3]卢杰.美国的艺术赞助和艺术基金会制度[J].东方艺术，2006，（17）.

（注：本文数据均来源于基金会中心网：http：//www.foundationcenter.org.cn/）

作者单位：

李嘉诚基金会开展广东公益项目 篇7

3月18日,“集思公益幸福广东”支援妇女计划在广州举行第二期首场培训简报会。本计划由李嘉诚基金会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各出资1000万元设立。李嘉诚基金会项目经理陈瑜博士表示,二期共资助89个项目,当中取消了100万元档次,增设了2个50万元项目,扩大资源,让更多人受惠,受惠者估计超50万人次。

来自广州、深圳、东莞、佛山、惠州、韶关、清远等7市辖下各区县及顺德区的百余名社会组织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来自李嘉诚基金会、广东关爱妇女儿童社会组织中心等有关人士就女性需求与性别视觉、如何撰写公益项目计划书、《守则与条款》等进行培训。

陈瑜表示,连续三天在广州、江门、梅州三地举办培训简报会,而第一期集思公益项目已看到了成效,并指申请的项目来自基层,服务接近市民所需。

广东省妇儿工委副主任、省妇联常务副主席阎静萍认为,当前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建设,积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推出系列支援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

公益性基金会 篇8

公益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捐赠的财产, 以从事公益事业为主要目的, 依法成立的非营利法人。该类组织以接受各方捐赠为主要资金来源, 具有非营利性、公益性等基本特征。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 我国公益基金会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显著增加, 在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公益基金会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受托责任是普遍存在的。它是指由于资源提供者将经济资源转移给管理者而产生的一种应负义务。具体来说, 政府、社会公众等资源提供者作为委托人不直接参与公益基金会的日常管理工作, 而是将经管资源的权利授予受托人, 并对资源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评价。同时, 公益基金会的董事会及管理者作为受托人, 接受并管理委托方交付的资源, 因此有义务以最大的努力完成所承担的任务, 并通过财务报告等方式将受托资源的管理情况和成果如实向委托人进行反映。

公益基金会的受托责任既不同于企业的受托责任, 也不同于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 因为其不仅要向资源提供者承担责任, 还要向其服务对象等利益相关主体承担责任, 并以社会公益性最大化作为组织宗旨, 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进行决策、提供公益服务活动。

二、受托责任是公益基金会财务绩效评价的基本依据

受托责任表明, 公益基金会委托人需要了解受托人完成任务的过程及结果, 并将其作为进一步做出资源配置决策的依据。为此, 委托人需要关注公益基金会的财务绩效情况, 提高了委托代理双方对组织财务绩效的重视程度, 也产生了财务绩效评价活动。可以说, 公益基金会财务绩效评价是基于受托责任而对管理者行为及其绩效的分析总结。

公益基金会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委托人和受托人分别构成了财务绩效评价的主体和对象。其中, 政府、社会公众等资源提供者与评价对象在资源管理和使用上存在代理关系, 有权对董事会及管理者的财务绩效进行评价。公益基金会的董事会及管理者则必须按照资源提供者的要求, 努力提高资源配置和运作效率, 以获得良好的财务绩效结果。

受托责任为公益基金会运营活动提供了组织和财务目标要求, 有利于形成可量化的财务绩效指标。董事会及管理者必须不断完善资源管理模式和配置方法, 提高公益基金会的筹资能力、资金使用能力和发展能力, 实现内部管理有效性及社会效益最大化, 取得资源提供者及服务对象等对其财务绩效的良好评价。

总体上看, 受托责任是公益基金会财务绩效评价的基本依据。公益基金会必须以受托责任作为依托, 才能真正建立反映其财务绩效水平的评价体系。为此, 财务绩效评价应当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可比性、实用性、重要性等原则, 按照受托责任的客观要求, 从筹资、成本收益、偿债、发展等方面全面反映公益基金会财务绩效情况。

三、财务绩效评价是公益基金会受托责任的可靠保障

受托责任对公益基金会的存在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而财务绩效评价则可以被视为一种相对有效的制度安排, 为公益基金会积极履行自身所承担受托责任提供了基本保障。

1.财务绩效评价反映公益基金会受托责任的履行过程和结果, 是提供有关公益基金会财务绩效信息的重要载体, 也是公益基金会实现有效管理的重要工具。公益基金会财务绩效评价主要包括财务实力评价、财务风险评价以及财务发展潜力评价等内容。这有助于将公益基金会中较为抽象的受托责任履行情况, 以财务指标的形式清晰具体地反映出来, 为利益相关者更好地做出资源配置决策提供依据。

2.财务绩效评价为公益基金会的委托人提供有效的财务信息, 成为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进行良好沟通的渠道。财务绩效评价可以客观地描述受托人履行受托责任的情况, 资源提供者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公益基金会的财务实力及未来发展潜力, 掌握其所投入资金的配置效率, 更好地对受托人进行监督, 及时发现存在的财务管理问题, 实施积极有效的财务控制, 以引导组织走向更合理、规范、高效的财务管理模式。因此, 财务绩效评价是推动公益基金会实现受托责任的有力保障。

3.财务绩效评价也是对受托人建立的一种较为有效的制约机制。财务绩效评价建立在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基础上, 有助于全面真实地评估组织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表明董事会及管理者履行受托责任的过程和成果, 以及各部门的预算管理能力和预算执行情况。为此, 财务绩效评价对作为受托人的董事会及管理者在进行日常运营活动决策时提供了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以确保受托人严格履行受托责任, 尽全力提供优质的公益服务, 充分发挥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努力得到委托人的广泛认可, 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目前, 我国公益基金会财务绩效问题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政府、社会公众等资源提供者都在关心公益基金会是否能够有效履行自身的受托责任, 捐赠资金是否按照限定的目的或用途使用并得了预期效率和效果。但是, 我国公益基金会财务绩效评价体系尚不完善, 在评价目标、评价主体、评价指标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 难以很好地为利益相关主体提供反映公益基金会履行受托责任的财务绩效信息, 因此应当进行更加深入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

[1]巴疆.受托责任视角下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披露[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07 (19)

[2]戚艳霞, 赵建勇, 王鑫.财务受托责任、信息质量要求和非营利组织会计的改进[J].财政研究, 2009 (2)

[3]李茜, 周咏梅, 王孟龙.基金会财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 2013 (1)

[4]颜克高, 陈晓春.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评价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 2011 (3)

公益性基金会 篇9

慈善公益组织近些年来在我国发展迅速,社会捐赠数额稳步提高,志愿化服务体系的普及,公益活动形式更加多元化。公益创投、公益信托、小额信贷、社会影响力投资等,逐渐形成了一种“公益产业”的新业态。服务领域包括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受惠群体数量不断增加,社会影响随之扩大。慈善公益组织通过创造就业岗位、组织公益项目等形式,为促进民生条件的改善、创造社会价值、增加GDP的增长都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成为政府和企业的重要补充型社会组织。

慈善公益组织对于社会的捐赠总量逐年稳步增长,由公益基金会提供公益服务与资助的民办非企业性质单位数量增加迅速,发展势头强劲。非公募基金会数量激增,全国的公益基金会近十年来已由800余家增长至5000余家。传统的公益形式不断的被创新发展,在市场与公益之间加入了大量的社会企业,他们作为基金会的主要资金来源,并带来了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二、社会价值投资发展现状

社会价值投资(Social Impact Investment)作为一种新的投资方式起源于2007年。2013年,友成基金会首次在国内提出社会价值投资的理念。对于这一概念的明确定义是在今年的《中国社会价值报告》中才得以明确:社会价值投资是指个人或者组织,在目标明确的前提下,为了提升社会价值而进行的投资。这是投资领域的一处社会创新,提倡以社会价值作为市场资源配置的价值引导,旨在探索政府、市场、社会三方面跨界合作、协同创新的投资模式。2014年,由友成基金会联合国内等相关机构开始组建“社会价值投资联盟”。联盟成员构成完善,不仅仅包括公益基金会,还包括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业务机构;联盟关注领域广泛,包括教育、健康、环境、养老、公共安全等社会关注的热点领域,优先为提高社会价值的各项公共服务体系提供解决方案,属于全新的社会创新型企业。

在公益慈善组织构成中,公益性质的基金会已经存在了很多年,相比较而言,社会价值投资正处于刚刚起步上升的阶段。但是,从社会发展来看,未来社会价值投资产生的影响力将远远超过公益基金会。对于许多投资商来说,相对于“社会价值投资”来说他们更加看重的是投资回报率。这就需要一种慈善的公益性组织,将收益投资与社会价值投资结合起来,更新投资人的投资理念,为更好地创造社会价值服务。研究公益基金会如何更好地发展在社会价值投资中的作用,本着“共建、共享、共赢”的原则,成为连接政府、市场、社会跨界合作、协同创新的社会公共服务平台,对于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改善民生条件、创造社会价值,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公益基金会”在社会价值投资中的作用

“公益基金会”可以联合投资、金融、商业、学术、公益等领域的机构共同发起筹建社会价值投资者联盟,这个跨界的投资促进平台,将可作社会价值投资的供给方和需求方联系起来,从资金融合、渠道扩展和投资评估三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通过社会价值投资促进核心社会和环境目标的实现。

1. 创立社会价值投资资金库。

联合投资方、金融业、商业合作者与公益基金会合作,创立社会价值投资资金库,更加有效的完成投资项目。投资过程中应关注以下几点:一是与商业投资人签署相关协议,保证其在投资实践中不投“负面清单”中的项目和企业,做好社会价值投资方向的引导工作。二是通过模型设计、LPS转介等方式协助国内具有社会价值的商业投资基金建立“社会价值伞基金”。三是与国际性的基金会、基金组织及其它金融机构合作,探索更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价值投资模式。

2. 研发社会价值量化评估工具。

为了确保社会价值投资的投资方向与效果,可以研发相应的量化评估工具。比如说建设社会价值评估的网络平台,或者邀请专业的社会价值评估机构共同合作,为企业/投资的战略方向、投资模式、投资效果进行定量的评估。

3. 组织学术活动。

“公益积金会”可以整合高校、科研机构等学术部门,进行学术研究、交流培训、翻译文献等学术活动。出版书籍,使社会价值投资这一新型投资活动更为广泛的传播出去,扩大社会影响力。与国内各地区的商业协会合作,组织项目路演、论坛、竞赛等活动,为社会创新型企业对接潜在的投资人和政策制定者。争取联合国际性的基金会参与。

4. 做好创业孵化扶持工作。

从初创的社会企业和NGO中发现领袖型人才,进行专业培养,使其成长为行业内的翘楚。组织创新创业类竞赛,在活动中发现具有投资价值的创业理念和想法,为其提供资金及其他各方面的支持,促进其发展。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利用“种子基金”或其它类似的资金来源,采用“陪伴式”的方法对社会的创新项目进行孵化,与他们共同制定前进目标和发展战略,共同发展,使他们最终能够成为社会价值链上的重要环节。

高社会价值的投资行为是真实存在地,但仍需许多的公益基金会投入更多的耐心、更加灵活和宽容的资本让高社会价值的项目生存下来,这也是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施耀.“公益金融”构想与上市银行履行社会责任方式创新[J].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2).

公益性基金会 篇10

近十多年来, 微小企业在活跃市场、繁荣经济、增加就业机会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但这并未改变微小企业的弱势群体地位, 其融资难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1. 现状调研。

从全国范围看, 占企业总数90%的小企业创造了GDP总量的1/3, 但只拥有银行贷款余额的1/6, 而占企业总数0.5%的大企业却占据了半数以上的贷款余额。2007年5月, 笔者对江苏常州的58家微小企业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主要依靠内源融资的微小企业占比约63.79%;有48家企业从未从银行类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占比约82.76%;有过民间借贷经历的企业有32家, 占比约55.17%;民间借贷中, 主要依靠亲友借贷的有19家, 占比约59.38%, 另有13家曾通过或经常通过借高利贷获取资金, 占比约40.62%。以上资料充分反映了微小企业的融资现状和窘境:从资金来源看, 微小企业以内源融资为主、外源融资为辅;从融资方式看, 通过银行类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非常有限, 而主要依靠民间借贷等体制外融资方式。这既制约了微小企业的发展, 也增大了金融风险。

2. 创新微小企业融资方式的必要性。

无论从理论或实务角度分析, 微小企业融资都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国内学者就中小企业融资的研究成果较多, 但针对微小企业的研究相对较少, 且基本停留在银行贷款层面。通过梳理相关研究结论我们不难发现: (1) 鉴于成本和风险控制等原因, 目前银行业存在严重的“垒大户”现象, 加之对中小民营金融机构的准入限制, 适合对微小企业贷款的中小银行数量和资金供给有限, 仅靠现有银行体系难以解决微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2) 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和高门槛以及微小企业自身经营规模、资信等的限制, 使得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对微小企业而言是不现实的; (3) 相关法律制度建设的滞后和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引导, 使民间融资利率高、风险大, 对微小企业的副作用非常明显; (4) 目前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资金来源渠道狭窄、担保能力偏低, 且缺乏后继资本补偿机制, 在促进微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非常有限; (5) 从政策性金融机构扶持微小企业发展的角度看, 近年来国家开发银行已在内蒙、江浙等地与地方商业银行合作试点, 但建立针对微小企业贷款的政策性或专业银行还需假以时日。因此, 改进对微小企业的金融服务, 加快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创新, 不仅是金融改革的紧迫任务, 也是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二、对社会责任投资的认识

社会责任投资又称慈善投资, 是一种以慈善为目的的商业行为 (茅于轼, 2006) 。它既有别于不要求任何回报的慈善捐款, 也不同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一般商业投资。社会责任投资以弱势群体为投资对象, 通过项目运作, 输入新观念、新技术和新的行为方式, 帮助受援者提高自救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投资主体虽能获得少量的商业回报, 但其更注重在自愿履行社会责任中实现个人和社会效用的最大化。

由于这种新的投资方式实现了慈善事业和商业行为的有机结合, 各类热心公益事业的企业和个人踊跃参与, 使其在发达国家增长很快, 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尝试。以美国的社区投资为例, 其在1995~2005年间增长了4倍, 是美国增长最快的社会责任投资形式。而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及其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所推行的贫困农户小额贷款的成功模式, 更为商业慈善行为树立了典范, 被推广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 尤其是亚非拉的欠发达国家。从国内社会责任投资的实践看, 我国扶贫基金会的“贫困农户小额信贷项目”十多年来累计发放贷款超过3亿元, 先后使50多万贫困人口从中受益。由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于1992年发起、众多知名学者参与的捐助山西吕梁山区临县龙水头村的扶助基金, 通过发放贷款的形式帮助有困难的村民, 在赢得广泛赞誉的同时, 也成功实现了商业可持续发展。

三、对微小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投资是公益性基金自身发展的要求

1. 从宏观层面看, 我国的公益性基金规模偏小、资金来

源匮乏、作用有限、结构失衡, 与经济发展相对成熟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明显。以美国为例, 美国的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进行的公益慈善捐赠高达6 700亿美元, 占GDP总量的9%。但与20万亿元人民币的GDP总量相比, 我国公益性基金占比不到0.1%, 这与经济总量居全球第四的大国地位不相匹配。另外, 由于相关法律制度、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制约, 本应作为公益事业主角的私募基金筹资困难、发展缓慢, 尚未打破公募基金一统天下的局面。

2. 从微观层面看, 在公益性基金 (尤其是公募基金) 运行

中普遍存在违规挪用资金、监督制衡机制弱化、财务管理混乱、会计信息缺乏透明度、资金使用效益低下等问题。虽然从全球范围看, 慈善基金在运用和监管中存在问题并非个别现象, 如美国每年因慈善组织的无效管理和运营导致的资金浪费就高达数百亿美元, 但在我国, 这一问题已严重到动摇了基金会的公信力, 甚至危及到其生存和发展。

因此, 如何壮大规模、优化结构、创新投资方式, 在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实现公益性基金的公益目的是一个迫切需要讨论的课题。通过对微小企业的社会责任投资, 可以拓宽公益性基金的投资渠道, 建立良性的运转机制, 提高其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可以使公益性基金的使用情况公开化, 提高财务透明度;可以重树基金会扶危济困、民主诚信的社会形象, 提高基金会的公信力和美誉度, 保持基金会的持续和健康发展。

四、公益性基金对微小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投资的可行性

1. 投资的外部环境分析。

十六届五中全会发出了“完善社会救助体系, 支持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的号召, 为慈善事业提供了政策支持;“十七大”以来, 我国进一步加快了创建和谐社会的步伐, 谋求城乡、地区、社会成员之间的协调发展和共享改革成果已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基金提供了更多的潜在来源渠道;国家正着手修订和完善鼓励慈善行为的税收、投资等法律法规;通过舆论的正确引导, 公众的公益价值观念进一步加强。因此, 社会责任投资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舆论环境都在逐步完善。

2. 投资本身的风险和效益分析。

从社会责任投资本身看, 信用风险较小, 社会效益高。国内外的成功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东欧国家从事的微小企业贷款业务偿付率超过了99%, 支持和创造了27万个就业机会;孟加拉乡村银行拥有近四百万借款者, 还款率高达98.89%, 在世界反贫困事业中引起巨大反响;茅于轼先生发起的扶助基金在运作过程中也未出现村民赖账不还的现象。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弱势群体缺乏可靠的融资渠道, 如果有人愿意雪中送炭, 他们将非常珍惜, 而不愿冒险失去难得的融资渠道; (2) 弱势群体很少拥有显赫的社会背景、政治权力及影响司法机关的力量, 因而对其贷款和投资很少受非市场因素的干扰。因此, 相对于其他投资, 社会责任投资在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 资金安全也有充足的保障。

五、公益性基金对微小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投资应注意的问题

公益性基金对微小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投资这一设想要变为现实, 其实现的路径和方式必须精心设计。在实践过程中, 还应深入研究以下问题:

1. 公益性基金本身的发展和完善。

公益性基金本身的发展和完善问题是其对微小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投资的前提和基础。今后的努力方向:一是扩大公益性基金规模, 若能达到GDP的1%, 其规模将超过2 000亿元人民币;二是优化公益性基金结构, 大力发展私募基金, 发挥其在社会责任投资中的主体作用。我国目前的私募基金大都规模较小, 但从国际经验看, 私募基金以其充裕的资金来源、良好的运转机制和高效的资金使用效益构成基金会的主体。在这一过程中, 加强软环境建设是关键:一是构建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捐赠行为彻底免税, 保护捐赠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激发捐赠人进行慈善捐赠的积极性;为社会责任投资制定实施细则并实行税收优惠;完善基金会监管的法律体系等。二是培育公益文化市场。除政府的宣传和引导外, 还应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通过大型慈善活动、典型案例介绍、慈善公益广告等形式, 强化国民的公益意识, 带动其自觉投身公益事业。三是加强自律和他律, 提高基金会的公信力。在上述法律和文化环境改善的基础上, 还必须辅之以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和基金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的完善等措施。

2. 投资对象与投资方式的选择。

尽管社会责任投资在发达国家发展迅猛, 在我国却处于萌芽阶段, 因此我国应借鉴国外社会责任投资的成功经验, 先进行试点再逐步推广。鉴于我国的公益性基金规模较小、资金来源匮乏而微小企业数量众多的现实, 要兼顾需要与可能, 合理配置资源, 实现社会责任投资的效益最大化。要注意筛选投资对象, 将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些社会效益明显的企业或项目, 如城镇下岗职工或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创立的微小企业, 吸纳下岗职工就业的小企业, 来源于生活困难家庭的个体商户, 社区的商业性养老机构、私人诊所、就业培训机构等。投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 可以通过对微小企业参股的方式进行股权投资, 也可以是发放小额贷款形式的债权投资。

3. 投资风险的控制。

任何形式的投资客观上都存在着风险, 公益性基金的社会责任投资应借鉴风险投资基金的技术, 实现全过程的动态控制。投资前对微小企业的投资项目进行深入的可行性论证, 项目运行中密切关注被投资者的经营表现, 积极主动地帮助其实现经营目标, 而不应被动地接受投资结果。另外, 社会责任投资还应有一个畅通的“退出机制”, 以利于必要时中止或结束投资关系。

综上所述, 公益性基金对微小企业的社会责任投资既可彰显其救助弱势群体的宗旨, 创新资金运营模式, 又可拓宽微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一定程度上缓解微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只要管理得当, 公益性基金对微小企业进行投资是一种双赢的结果;但对微小企业而言, 这一资金来源只能是一种尝试和补充, 必须与其他融资方式相结合。

参考文献

公益性基金会 篇11

教育

喜舍基金：2000年，来自台湾的邵秀华女士发起，在基金会设立“喜舍基金”，主要针对老、少、边、穷地区的少年儿童及孤寡老人，开展教育、健康等方面的资助工作。捐赠主要来自台湾和部分海外华人的企业及个人，其中有企业家、教育工作者和普通民众。经过多年的努力，喜舍基金已在大陆18个省份42个县建立了援建项目，援建学校48所，受益学生约2万人次，有1000人次获得奖助学金。

CPM儿童玩具图书馆：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所属培训交流中心率先与台湾CPM教育联盟合作，引进CPM儿童玩具图书馆，在北京的示范园和一级一类幼儿园普遍开展，幼儿通过自主学习，提高了主动观察、动手思考的能力，促进智力培养和提升。

祈福彭磷基奖励基金：2007年设立，奖助在大陆学中医（药）专业的台湾大学生，并在每年举办两岸中医药大学生夏令营，惠及近千人次。

“培罗成少数民族教师培训”：2008年，在台湾著名影视演员赵文碹支持下，启动“培罗成少数民族教师培训”项目，近五年来先后在内蒙古、广西、新疆、云南、西藏、浙江六个省、自治区举办少数民族教师培训，为1200余名乡村少数民族教师提供公益培训，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获得“中华慈善奖”之“最具影响力公益项目奖”。

医疗

“发展迟缓儿童早期疗育”项目：从2001年开始，与台湾富邦文教基金会持续开展此项目，项目以“奉献爱心，帮助发展迟缓儿童回归主流”为宗旨，资助发展迟缓儿童早期疗育、开展社区宣教、医疗救治、康复培训活动，设立智障儿童早期干预实验班、特殊教育教材试用实验班，召开康复专家研讨会、特殊教育交流会，组织两岸医学专家学者互访交流，在帮助发展迟缓儿童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社会效果，至今已有3万多名发展迟缓儿童从中受益。

救灾

2003年非典过后，组织两岸医护专家开展“抗击非典”经验交流活动；

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以后，邀请两岸心理学及生命教育领域专家多次赴灾区进行心理援助，为“金色阳光工程”心理热线及咨询中心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并两次组派四川地震灾区青少年赴台休养交流；

2009年，台湾发生“莫拉克”台风灾害后，捐款300万元人民币，用于灾区恢复重建和青少年教育事业。

公益性基金会 篇12

慈善组织在灾害救助、扶贫、教育等很多公益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助于调节利益分配和缓解社会矛盾,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近几年我国发生的“郭美美”、“尚德诈捐门”、“天价餐费”等一系列事件让社会大众不断质疑慈善组织的透明度,使慈善组织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严重影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相比营利性组织,慈善组织缺乏强行收购等市场机制约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代理问题(Olson,2000),而低透明度更会加剧代理冲突。现有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能够提高会计信息质量(Doyle et al.,2007;Ashbaugh-Skaife et al.,2008;方红星和金玉娜,2011),降低代理成本(杨德明等,2009)。然而,这些研究都是基于上市公司视角展开的,还较为鲜见对慈善组织内部控制的研究(Petrovits et al.,2011)。由于慈善组织在运营方式及目标等方面与营利性组织有着极大不同,内部控制能否提高慈善组织透明度、降低捐赠者与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代理成本,进而保护捐赠者的利益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我国慈善组织透明度基本情况概述

本文选取了基金会中心网2012-2013年各基金会中基透明指数得分,对其透明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并按照基金会范围、类型进行比较并分别做差异性检验,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Panel A显示,我国慈善组织透明度平均数为54.11,整体处于不及格状态。从Panel B可以看出,全国性基金会透明度平均数为72.19,远高于地方性基金会透明度平均数(52.79),并且基本信息、财务信息、项目信息以及捐赠和内部建设的均值和中位数检验都十分显著,说明基金会范围对透明度具有一定影响。从Panel C可知,公募基金会透明度平均数为54.43,比非公募基金会(53.80)略高,但差异不显著,具体来看,公募基金会的基本信息、财务信息和捐赠和内部建设的均值和中位数均显著高于非公募基金会,然而,公募基金会的项目信息披露方面显著低于非公募基金会,因此,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总体上的不显著可能是几种因素综合的结果造成的。为了进一步比较不同内部控制质量情况下,基金会透明度的差异,本文根据舒伟等(2013)的定义,采用基金会年度检查结果来衡量基金会的内部控制质量,当基金会年检结果为不合格和基本合格时,表明其内部控制质量较低,年检结果为合格时,表明其内部控制质量较高,具体结果如Panel D所示。从Panel D可以看出,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组的透明度平均值为54.66,显著高于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组的透明度水平(49.14),并且基本信息、财务信息、项目信息以及捐赠和内部建设的均值检验都十分显著。以上的单变量检验表明,内部控制对基金会的透明度具有一定的影响。接下来,本文将以壹基金为例,具体分析内部控制影响基金会透明度水平的路径。

三、内部控制与透明度相关性研究———基于壹基金的案例分析

(一)壹基金透明度描述统计

壹基金在2007年为中国红十字总会(以下简称“红会”)下设的基金计划,其运作独立于红会,2008年在上海注册为非公募基金会,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的执行机构;通过与红会清算所有项目后,2010年12月3日在深圳正式注册成立,由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老牛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及万科公益基金会发起,是中国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壹基金秉承“坚持公开透明、阳光管理的原则,按时向捐赠者和公众公开项目及财务运行情况”的管理原则,专注于灾害救助、儿童发展、公益支持三大领域,其透明度连续四年蝉联全国第一名,捐赠收入排名也逐年上升(如表2所示)。

(二)壹基金内部控制与透明度相关性分析

(1)组织层面。组织层面主要从整体角度论述内部控制的运行机制,将影响内部控制整体的效率与效果(唐大鹏等,2015)。我们借鉴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单位层面要素,从组织机构、议事决策、人力资源、会计系统、信息系统角度进行分析。第一,组织机构。完善的组织结构有助于促进非营利组织治理效率的提高(程昔武、朱小平,2008),也是建立健全内部控制运行的组织基础,促进合理调配组织人员编制,明确各内设机构的内部控制责任。图1为壹基金的组织架构:

理事会是壹基金的最高职能部门,负责重大决策;监事会对理事会的行为实施监督。秘书处作为执行机构处理日常工作,下设的各部门及委员会都有不同的职能分工,明晰地体现了分工制衡原则。理事会、秘书处与监事会形成了“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衡的架构,监事会下设的审计处更能从操作层面履行监督职能。壹基金的执行机构相对完善,一方面,单独设置财务管理中心及审计团队,保证了资金的安全完整,同时也为提供真实的财务信息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构建公众参与和合作发展能更好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有利于募集善款。

第二,议事决策。壹基金的重大决策由理事会负责,理事长马蔚华将现代企业管理的先进思维引进壹基金,并与冯仑、柳传志、马化腾、马云、牛根生等著名企业家和李劲等国际计划组织管理专家等理事会成员,充分行使理事会职权,保障决策的客观性。壹基金理事会针对慈善活动下设评鉴委员会、筹款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而且还有专门的法律顾问团和会计顾问团,针对不同的决策事项,壹基金可以机动地加入与具体决策相关的理事会成员和专家,以防范“一言堂”等造成的决策风险,从而带来了高效的决策机制和执行力量,这既提高了善款的使用效率,也提高了捐款人的满意度。

第三,人力资源。壹基金设立专门的公益人才培养项目,为公益从业者开设专项课程,并与国际四大事务所之一普华永道开展民间公益组织的治理与管理培训,还包括员工的招聘和发展、岗位调动和调制晋升、薪酬绩效制度,员工职业道德,违纪处分,沟通和申诉,甚至志愿者以及实习生的相关规定。健全的岗位人员控制机制大大提升了组织内部人员的业务技能和综合素质,为组织各项项目的落实提供了高素质的公益人才保障,也大大提升了在公众心目中的专业形象。

第四,会计系统。壹基金非常重视财务信息的质量,聘请毕马威为其记账公司,德勤为其外审机构,保证了项目信息公开的真实可靠。目前,国家规定的“法定透明度”只需要简单的财务、收支报告,而壹基金的公开信息具体到每个项目花费,每年也都公开详细完整的审计报告。按法律要求来说,壹基金不必呈现这些数据,但理事会成员杨鹏坚持认为,他们披露的信息量和效率应尽力满足公众对信息及时、有效的要求。完善的会计系统为壹基金财务信息及时公开提供了保证,同时,也提高了其财务信息披露的质量,大大降低了捐赠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第五,信息系统。壹基金目前通过与用友合作,研发公益慈善组织专用的信息管理披露系统,规定了信息披露的内容、程序和相关责任,提高了内部管理水平,减少了人为操纵因素,增强了财务信息、项目信息等相关信息的可靠性、及时性和完整性。信息系统对不同岗位设置了严格的授权权限,保证了各级人员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和承担责任,层层落实责任,促进组织业务的有序进行。同时,壹基金在各大信息交流平台如微博、微信都开通了自己的官方账号,及时公开项目进行信息,与粉丝亲密互动。通过建立有效的信息系统,加强了不同部门的信息沟通,增强了信息披露的及时性,进一步提高了组织的透明度。

(2)业务层面。业务层面内部控制主要是与组织内部控制活动直接相关的控制,通过借鉴行政事业单位业务层面内部控制的设计,本文主要从收支业务、采购业务、资产管理、项目管理、合同管理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收支业务。壹基金对接受的捐赠收入明确划分了重大募捐的范围,并对重大支出行为、重大投资活动作出规定。针对机构内部开支等业务均遵循节约、经济原则,设置具体的开支项目标准和严格的申请程序以控制差旅费用、会务费用等行政管理费用在总支出的比例,符合国家对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不超过10%的标准。同时,壹基金针对不同公益计划和公益项目有不同的审批流程,对资金支出有详细的付款流程和授权,严格控制收支业务,确保自身业务活动的合法合规性,各项资金及时入库,各项支出及时拨付并及时、准确入账,最大程度保证按照捐赠者的意愿使用资金,有助于降低与捐赠者之间的代理冲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

第二,采购业务。壹基金针对采购物品范围、请购流程、供应商的选择与评价管理、验收入库、采购异常管理、结算付款等关键风险点设置了良好的内部控制环节。比如对于不同的采购物品采用零星选择性代购和集中计划采购的采购方式,通过询价、报价、比价议价确定采购的物品及供应商,并及时在网站上公布各项采购的相关信息。完善的采购业务制度、严格的操作流程以及及时的信息披露规范了组织内部采购行为,节约了采购资金,提高了采购效率和质量,让捐赠者能够实时了解到资金的用途和去向,提高了组织的透明度。

第三,资产管理。慈善组织的资产主要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和对外投资等其他资产。壹基金建立了完善的资产管理内部控制机制,针对办公用品和办公电器等流动资产的管理均有详细规定,包括配置原则、申购程序、使用管理、入册管理、盘点、报废处理等一系列具体管理措施。壹基金对于价值高于2000元的资产划定为固定资产,关于固定资产的购置、验收、使用、调拨与转移、丢失和损坏和报废等处理也有详细的管理办法。同时,资金保管机构每年都会出具报告,对壹基金的资金使用合法性进行说明。壹基金的资产管理制度,能够保障资产的安全性与完整性,保护捐赠者的利益,有助于提升公信力及满意度。

第四,项目管理。由于基金会的特殊性,慈善项目的实施是慈善组织日常工作的重点。壹基金制订了一套完整科学的项目管理制度,将项目管理分为战略规划,公益计划,工作策略和具体项目四个层面,具体包括公益计划和具体项目的设计和审批,项目拨款,项目执行、监测与评估项目完成,项目非正常中止处理。壹基金对项目管理十分细致,每一笔资金的投入都会进行严格的控制把关。根据壹基金公开的项目信息来看,无论是项目的质量,执行的效率以及获得的效果,都是比较优秀的。细致的项目管理有助于提高基金会项目运作效率,同时也为披露高质量的信息提供了保证。

第五,合同管理。壹基金从总则和分则分别对合同作出相关的实施细则,具体包括合同的范围、方式、签订、履行、变更和解除、保密、保管。关于合同签订的责任人也有严格的限定,还特别设置了合同签订的授权委托部门,并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并设置法律顾问来解决合同履行困难等问题,保障组织各业务顺利进行。壹基金合理控制了合同管理的有关风险点,有助于防范法律风险,预防经济纠纷,保障捐赠者的利益。

四、结论与建议

研究发现,高透明度离不开良好的内部控制体系,组织层面上的完善的组织架构、合理的议事决策机制、科学的人力资源制度、健全的会计系统及有效的信息系统,以及业务层面上的良好的收支业务、采购业务、资产管理、项目管理及合同管理的制度设计及实施有助于提高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及信息披露质量,减少捐赠者与慈善组织间的代理冲突,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慈善组织透明度,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进而保护捐赠者的利益。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完善组织层面的内部控制设计,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高层基调,提高慈善组织内部控制整体意识;第二,建立科学、高效、分工制衡的组织架构,建立健全集体研究、技术咨询、引入专业团队相结合的议事决策机制,引进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确保决策的合理性;第三,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建立高素质的慈善团队,以捐赠者意愿为导向;第四,建立完善的会计系统和信息系统,提高信息共享及披露的及时性,拓宽信息披露渠道;第五,强化合同管理,规避潜在的违约风险,提高善款资金的使用效率与效果;第六,在收支业务、资产管理、采购业务、项目管理上要保证信息的透明性,切实做到对每笔善款资金的用途及去向做到妥善管理以及公开。

参考文献

[1]程昔武、朱小平:《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特征分析与框架构建》,《审计与经济研究》2008年第5期。

[2]方红星、金玉娜:《高质量内部控制能抑制盈余管理吗?》,《会计研究》2011年第8期。

[3]舒伟、林斌、林东杰:《内部控制与非营利组织运营效率》,《两岸四地会计准则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

[4]唐大鹏、吉津海、支博:《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模式选择与指标构建》,《会计研究》2015年第1期。

[5]杨德明、林斌、王彦超:《内部控制、审计质量与代理成本》,《财经研究》2009年第12期。

[6]Ashbaugh-Skaife,H.,D.W.Collins,W.R.Kinney,Jr.,R.La Fond.The Effect of SOX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and Their Remediation on Accrual Quality.The Accounting Review,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