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精选5篇）
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 篇1
农业技术推广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是国家“科教兴农”战略的重要载体,也是民族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保障。随着改革和实践不断深入,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承担的公益性推广职能在农业现代化中越发起着技术保障的作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更加得到完善和巩固。
但现阶段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发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黄季焜等回顾了我国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过去30年的发展历程,认为农技推广体系存在着职能定位不清、管理体制不畅、激励机制缺乏、农技推广人员能力严重偏低等一系列问题[1];夏敬源认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国农技推广表现出在推广理念、体制机制、方式方法、队伍素质、保障条件“五个方面的不适应”[2]; 廖西元[3]、申红芳等[4]根据全国农技人员调研数据的分析,指出中国农业技术推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及考核激励机制对农技员推广行为和推广绩效均有显著影响;庄天慧等发现西南民族贫困地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公益性职能缺位,农业技术推广途径受阻[5]。面对这些问题,优化和改革成为我国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发展的路径选择。但要充分发挥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作用,改革仍将任重道远[6]; 朱方长等通过对传统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制度缺陷分析,指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运行机制不畅远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需要加快推行设计良好的运行机制[7]; 智华勇等则认为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过程中,改革要在界定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公益性职能的基础上,引入运行机制改革[8]。因此,建立体系完整、职责明确、管理科学、制度健全、考评客观的运行机制,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保持生机和活力的关键[9],也是防止向旧体制回归的重要手段。鼓励运行机制创新,既是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农业技术推广事业长久发展的需要[10]。
总的来说,现有文献对民族贫困地区这一特殊区域的农业技术推广研究还比较缺乏,特别是对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运行机制的研究还有待完善。加快民族贫困地区农业技术推广运行机制优化研究能有效配合全国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改革和发展,促进民族贫困地区科技扶贫政策实施。为此,本文基于四川民族贫困地区的民族特征、贫困状况、社会差异,分析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运行机制的结构和缺陷,优化构建一个适宜民族贫困地区的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运行机制,并就如何保障该运行机制有效运转提出政策建议。
1 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1. 1 民族地区贫困概况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大省,有55个民族成份,民族自治地方占全省总面积的62. 14% ,少数民族人口占民族自治地方总人口的68% ,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第二大藏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据四川省扶贫开发统计监测年表数据显示,少数民族主要聚居的甘孜、阿坝、凉山三州2012年农村贫困人口分 别占总人 口的17. 22% 、11. 40% 、15. 44% ,都远高于全 省平均水 平8. 64% 。截止2014年,全省民族贫困县个数占整个民族地区区县的88. 24% 1。笔者所在的“四川连片特困地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创新研究”课题组调研的美姑县2012年农村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31. 14% ,康定县为20. 86% ,农民人均纯收入两地分别为3981元、4303元,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分别是22. 32% 、73. 60% 。可以看出, 两地贫困人口多, 扶贫任务重,经济和教育事业需要加快发展。康定是甘孜州首府,与美姑相比而言社会经济条件较好,但贫困程度和范围仍然严峻。
1. 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于课题组于2014年7—8月对四川美姑县、康定县进行的实地调研和访谈。期间与两地涉农部门召开座谈会2次,走访了4个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进行了21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访谈。同时还对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进行了访问了解。与本文相关的数据资料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2 农业技术推广运行机制的结构
四川民族贫困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交通条件、资源禀赋等限制性因素,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农民技术购买能力低,社会化服务组织尚处于起步阶段,加上农业技术本身具有的公共产品属性、保密性、外部效应,就使得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必须履行公益性职责。在提供农业技术公益性服务中,农业技术推广运行机制是重要的环节,其影响着公益性农业技术的有效推广,关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在优化运行机制之前,摸清农业技术推广的现实开展情况是必要的。
课题组在对美姑、康定两地的调研中,通过座谈会、半结构式访谈等方式,基本厘清了民族贫困地区农业技术推广的现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四川民族贫困地区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的运行机制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
四川民族贫困地区现行的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运行机制主要是由政府涉农部门、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围绕农业技术推广形成的工作关系。涉农部门根据上级布置和本地实际制定、指导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按照要求向农户、涉农企业等社会组织提供公益性农业技术服务。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主要通过公开招聘、人员借调、军人转业安置等方式引进和补充,推广人员的工作情况和绩效由所属机构负责考核,各项物质、精神激励措施也由所在单位负责。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主要根据涉农部门的需要与之合作或给予指导,提供农业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知识。农户等农业技术受体是技术的使用终端,接受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指导,并根据技术接受和采用效果形成对推广人员、推广机构的评价和认同。
调研发现,美姑主要负责农业技术推广的政府部门是农业和科学技术局,内设农技、植保、土肥等股站19个; 以及畜牧局,下设畜牧、草原等4个站所。两局在乡镇相应的都分别设置了农技服务中心和畜牧兽医站,并领导和管理乡镇机构的工作,两局现有工作人员163人。在康定,农牧和科技局负责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设置有农技、植保、草原等13个股站。乡镇一级建有农技推广服务区域站、服务站和畜牧兽医站,有137名工作人员。两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在省、州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智力、技术支持下,通过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将现代农业技术向农村贫困地区普及,提高农户的技术运用能力。
3 农业技术推广运行机制的缺陷
缺陷一: 部门沟通缺乏、职责混淆导致推广不顺
“组织理论之父”韦伯认为行政组织必须进行合理的分工,明确成员的权责,才能使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四川民族贫困地区众多的基层政府涉农部门,由于各自存在目标定位差异性、资源禀赋差异性和行为偏好差异性,形成各做各的事、各管各的家的分割局面,部门与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协调的渠道和机制。现在很多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还存在职能混淆不清、分工不明、与其他部门交叉重叠的问题,人员抽调现象突出。
以课题组调研的美姑为例,该县一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长期被抽调到县里另一部门工作,而其所属单位本身人员缺乏,这就更增加了工作难度。民族贫困地区多为山地丘陵,乡镇之间相距较远、交通通讯条件差,乡镇工作任务重而工作人员少,时常一人肩负着多部门的任务、一专业技术兼多岗位职责。在康定牧区,乡镇包村干部分管2—4个村,维稳、人口、经济、农技等工作全面负责。这种“一人多能”、推广业务与行政管理交错造成在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上职能不清、监管不力等突出问题,农业技术推广职责完成不理想。
缺陷二: 推广人员配置不合理影响推广能力
农业技术转化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推广机构的技术传授,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配置情况又是农业技术向农户转移的中坚力量以及决定农业技术最终转化成败的重要因素。国家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民族贫困地区可以聘用具有中专有关专业学历的人员或者其他具有相应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教育水平不高。尽管对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招聘门槛低,但由于四川民族贫困地区地理位置偏远、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各项工作生活条件艰苦,愿意而且能够长期在民族贫困地区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年轻毕业生、科研人员等却较少,招聘难、留人难。
样本县农业部门近三年大部分新进人员为非专业人员,在转入人员中,从其他非业务部门调入、军人转业安置情况较多。美姑县农业和科学技术局2013年核定编制152人,实有人数94,并且还包含乡镇农技服务中心人员,人员到位率仅为61. 84% 。对于在编在岗的专业技术推广人员,四川民族贫困地区配置的比例实际都普遍低于国家要求的80% 这一标准。美姑县2013年全县畜牧兽医系统专业技术人才的比例仅为63. 77% ,专业技术人员配备不合理。人员缺乏、技术服务能力薄弱越发成为限制农业技术推广运行的重要因素。
缺陷三: 激励和考核制度缺失使推广失去后劲
管理激励理论认为激励制度是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手段,激励水平越高,完成目标的努力程度和满意度就越高,工作效率也越高。尽管现在要求定职、定责、定编、定岗、定员,但四川民族贫困地区由于其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不同,依然存在在编不在岗、在岗不专业的问题,激励措施得不到贯彻,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工资分配、福利发放、职称评定和职务晋升同所从事的农业技术推广业务水平和实效关系不大。
本文通过调研发现,有44. 74% 的受访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不满意现在的收入水平,表示一般的有36. 84% ; 对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仅有31. 58% 的推广人员有积极性参与。还有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表示,职称评审困难,高级职称的人员不退下来,低级职称的人员就上不去,而且职务晋升空间也不大。
考核制度是评价部门成员工作完成情况、发掘人才潜力、公平给予激励的必要方式。四川民族贫困地区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工作考核主要由所在机构根据相关文件执行,本单位是考评主体。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主要对象和技术受体没有被纳入考评体系,也就是农业技术推广的实际效果没有充分作为推广人员工作评价的标准。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考核受人为干预和主观评断的影响较大,很难完全真正体现推广人员工作水平和能力。激励、考核制度的不完善和缺失都严重制约着民族贫困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工作热情和完成推广任务的动机,极易导致人才流失。
4 影响农业技术推广运行机制发展的主要因素4. 1 制度设计因素
我国现行的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体系历经三十多年的坎坷改革,不断得到完善,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发展。但从农业技术推广制度的顶层设计来看,以往的改革还是单项的、局部的居多,整个管理还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在中央级四大总站已合并为一个综合推广服务中心的情况下,省级却大部分都保持原来的独立的专业站形式,基层大约有80% 左右也走上了综合化道路。这种上下合、中间分的“纺锤型”结构,使垂直指导不尽畅通,不易做到令行禁止,较难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11]。民族贫困地区近年来有些地方已将农业、畜牧、科技等涉农技术部门进行了优化整合,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行业间障碍。但这样的改革力度还可以进一步加大,改革范围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同时,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办法、配套规章制度不够完善和执行不力也制约着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发展。民族贫困地区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经费主要来源于同级政府财政、项目拨款。但由于经济实力较落后以及教育、卫生、维稳等其他支出优先安排,基层政府财政支持农业技术推广能力有限,往往不能达到法律规定的投入增长幅度。各个项目都有严格的经费使用要求且数额较少。所以经费缺乏仍然是影响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的一个重要因素。
4. 2 地区发展因素
民族贫困地区多处于山地、丘陵、高原之间,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区位优势不明显。以调研的美姑为例,该县处于大凉山深处,虽与成都仅间距385公里,但由于山多路弯、路况较差,乘坐客车需一天时间。如果到近处的州府西昌,171公里的路程也需半天时间。可以看出,交通不便造成的时间成本、运输成本和风险增加是该区域比较突出的问题。加上贫困地区二三产业发展缓慢,县城商业也相对滞后,工作、生活以及教育、医疗等条件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这些地区发展条件成为阻碍区域外优秀专业技术人才走进来和留下来的重要因素。相对闭塞的地区环境也制约了区域内外各种市场、技术信息的沟通交流,包括人才的交流学习。
5 农业技术推广运行机制的优化构建5. 1 成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领导小组
现行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存在一些问题的重要原因就是农业技术推广的运行机制改革滞后。加强各推广部门之间的合作、沟通和明确各自职能是优化构建农业技术推广运行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有利于合理配置农业技术资源、减少内耗。本文根据四川民族贫困地区实际情况,探索构建一个新的组织,以期理顺基层政府各部门在农业技术推广上的运行关系,确保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有序有力有效开展 ( 见图2) 。
四川民族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可以成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领导小组作为专门负责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组织机构和提供各推广组织合作交流的一个平台。领导小组主要负责领导区域内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组织,统筹协调农业技术推广活动,对小组成员所属农业技术推广职能进行监督管理,规范农业技术
推广行为,优化农业技术推广结构。领导小组由如农业局、畜牧局、林业局等县级涉农部门、财政局、科技局、教育局、交通运输局、扶贫移民局、农委、各乡镇政府等职能部门以及人大、政协相关机构组成,组长由县长担任。
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领导小组主要任务是统筹协调各部门,可以挂靠农业局,定期或适时讨论和处理县域内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向下直接领导涉农部门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涉农部门领导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推广工作。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具体负责向农户、种养大户、农业技术员、科技示范户、村社干部等推广农业技术。涉农企业、中介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专业技术协会等社会组织同时由县级和乡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领导小组除常设机构外,专门成立专家顾问团和社会组织咨询团,补充政府部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领导小组在县域内根据民族贫困地区特点,协调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间各种推广关系和利益,明确各自职能,理清推广思路,在专家团、咨询团的农业技术推广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做好农业技术供给能力建设,完善部门、农户和社会组织对农业技术推广的需求信息反馈机制,加强各成员、各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专家顾问团要充分发挥技术优势,社会组织咨询团要做好民间与官方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二者在通过对政府部门、农户、农业社会组织等进行技术咨询和服务时,能完整收集、比较和处理各种农业技术信息,为农情上传下达、基层真实需求反馈提供一个顺畅通道。
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社会组织是市场经济环境中异军突起的农业技术采用和推广组织,在民族贫困地区政府主导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作用不明显的条件下起着重要补充作用,担负着农业技术民族贫困地区适应性转化的重要任务。随着社会组织日益成为农业技术推广的生力军,民族贫困地区政府应加强扶持、引导和规范,积极发挥其农业技术推广、辐射、带动作用。
农户、科技示范户等农业生产者处于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终端,是农业技术最主要的使用者、鉴定者,其主体地位应该得到重视。村社干部在民族贫困地区对于农户而言不仅仅是一名村务管理者,更是一名政策理解能力强、市场信息多、致富手段广的技术采用领先者。在农户对于农业新技术持观望、怀疑态度时,村社干部肩负着推广、示范的责任,需要打破僵局,敢为人先。
5. 2 拓宽推广人员配置渠道
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是公益性农业技术服务的主要执行者。拓宽推广人员配置渠道是解决四川民族贫困地区人员缺乏特别是优秀专业人才紧缺的首要前提。在招聘程序上,四川民族贫困地区可以结合国家法律和地方实际打破考试入职的要求,按照以专业技术能力考核为主的要求选拔人才。还可以针对特殊群体开辟特聘渠道。如本地民间专家,来自农户,从事一线农业生产,在技术实际运用上、与农户技术传授上和怎样利用技术提高生产力上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可以特聘其为农业技术指导员。还如退休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已经熟悉了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流程,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推广知识体系,重新特聘其回来可以进行一线的推广工作或者担任专家咨询员,利用其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工作经历增强专业技术队伍能力。
民族贫困地区政府可以专门制定吸引优秀人才计划,在收入、工作生活条件上加以保障,引进和留住农业技术推广专业人员。对于转业安置的人员要通过业务能力达标考核、培训,才能准入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在岗在编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则要通过国家、省市、县级的在职培训、继续教育、远程教育等方式不断提高专业素质和能力,并将培训常态化、制度化。
同时民族贫困地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可以进行县乡两级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轮岗交流,根据乡镇实际优化配置专业技术人员。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工作人员,应严格按照国家要求配备,做到数量上达标,质量上过硬。除此之外,民族贫困地区应充分利用大学生下乡支农社会实践活动、“农技特岗计划”、科技特派员、扶贫项目等渠道,结合当地农业技术需求,补充、优化、加强自身农业技术推广力量。
5. 3 构建 “三位一体” 的激励和考核制度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基础是要有完善的激励和考核制度。构建“三位一体”的激励和考核制度对于四川民族贫困地区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开展显得尤为重要,是优化农业技术推广运行机制的重要举措 ( 见图3) 。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应完善激励制度,把各项激励措施落到实处。改变传统的激励方式,重视农业技术受体的激励作用。“三位一体”的激励制度应做到物质上有保障,精神上能鼓励,确保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愿意并且有能力做好推广工作。物质激励方面要与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能力挂钩,精神激励方面除要考虑推广能力外还应充分考虑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农户、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业技术推广受体对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激励主要以精神激励为主,并通过推广人员形成对推广机构的间接激励。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推广的农业技术获得技术受体认可、工作获得认同是推广人员从事推广事业最深层次的目标,因此各方面的精神激励很有必要。同时,在法律允许和实际可行的范围内,农业技术受体可以在物质方面给予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激励,以鼓励和支持其工作。
在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考核方面,要打破由上到下、单一的考核主体,融入农业技术受体,将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管理者和接受者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对服务的执行者进行全方位的考核。按照考核程序,通过调阅工作日志、总结,走访技术受体,发放评价卡片或进行电话抽查,结合对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日常检查和业务能力测试等方式,客观评价推广人员业绩和服务能力。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作为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代言人,技术受体在对推广人员考核时不仅考虑推广人员的工作情况,而且加入了对推广机构的整体评价。同时,推广人员的表现也影响着技术受体对推广机构的认知。因此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和机构互相影响着技术受体的考核行为。这样可以改进以往传统考核方式只注重考核人员而忽视考核机构的考核制度,促进技术受体参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纳入农业技术受体的“三位一体”激励和考核制度能补充和完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实效评估,可以更客观公正衡量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工作成效,调动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6 保障农业技术推广运行的政策建议
四川民族贫困地区的民族性、贫困性和社会历史发展复杂性要求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必须适应本地区的技术推广环境。再好的农业技术推广运行机制设计,也需要落到民族贫困的实地。为此,笔者结合民族贫困地区的特征,就保障农业技术推广运行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6. 1 加快改革步伐,破解体系发展瓶颈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农业技术推广制度也需要不断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国家应适时加快管理体制改革步伐,有序从根本上破解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发展的瓶颈。如果学习国外的方式,实行全国统一管理的国家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所有的国家农业技术推广人员都由中央农业管理部门负责管理,这样将更为有效和有利,这是长远的发展方向[12]。新阶段可以允许部分民族贫困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如组建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领导小组,实行统一管理。或者从省一级进行改革,统一协调区域内推广工作。总之,要不断探索尝试,打破行政僵局,推进农业技术推广运行。
6. 2 加大资金投入,确保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顺利开展
资金投入是农业技术推广运行的物质保障,对于民族贫困地区而言,更需要国家大力的资金扶持。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经费、业务开展经费由于地区财力薄弱,往往不能达到规定标准,上级政府可以适当给予财政转移支付比例。对于各种专项项目,要求地区政府配套的资金应适当减少,并且应考虑地区实施条件增加经费拨付。建立地方政府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依法落实资金保障要求。同时,充分吸收利用民间捐赠、行业赞助、非政府组织资源等社会资本,合理配置资金,提高使用效率,确保农
业技术推广工作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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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 篇2
通过“小型水稻机插秧技术及设备筛选改进与定型”课题4年的研发, 四川省农业机械研究设计院改进的适宜冬水田和深泥脚田的样机于2013年4月23～25日再次在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三家镇马槽村冬水田进行了机插秧试验。课题组主研人员、四川创新团队水稻机械岗位专家熊昌国带领课题组成员参加了此次试验。试验测试了冬水田泥脚深度、水层深度, 该田块泥脚最深为40cm, 最浅为30cm, 水层深度为2～3cm;该样机在冬水田浮板下陷量小、行走阻力小, 使用操作轻松, 秧苗栽插质量良好, 得到了当地农户的认可。
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 篇3
1 公益性农业科研单位后勤支撑队伍现状
1.1 取得的成效
一是正式编制职工逐年减少,技术含量不高的岗位逐渐被合同制职工取代,职工工作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中国水稻研究基建与后勤服务中心现有人员68人,其中正式编制职工28人,合同制工人40人。2002年时,基建后勤正式编制职工60人,合同制工人20人。二是制定了符合农业科研单位后勤管理的19项规章制度,建立与相关制度配套的考核制度和评价体系。三是创新了服务方式,后勤文化的雏形开始形成。
1.2 存在的问题
一是与科研队伍建设相比,后勤支撑队伍建设滞后。后勤支撑人员学历、年龄结构不合理,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从年龄结构上看,青壮年少,中老年多。从数据上看,在职人员50岁以下人员有8人,50岁以上人员有20人。年龄老化严重,难以承担研究所高速运转的节奏,后勤保障能力不强,服务质量不高;从学历层次上看,高学历少,低学历多。从数据上看,硕士2人,占总人数的0.29%;本科8人,占总人数的11.76%;大专8人,占总人数的11.76%;大专以下学历50人,占73.53%。后勤人员与研究所从事科研的高学历人群形成鲜明的对比,其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与建设国际一流研究所还有很大差距。二是科研体系薪酬激励机制未覆盖后勤支撑队伍,缺乏激励措施[1]。三是后勤支撑体系人员晋升高级技术职称通道未打开,专业技术人才缺乏。四是后勤支撑人员与科研人员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协作意识有待加强,服务人员全心全意为科研工作、为一线科技人员、为出成果出效益的服务意识、担当意识还不够,服务态度较差等现象依然存在。
2 公益性农业科研单位后勤支撑队伍建设思路
以服务和支撑水稻所“科技兴所、人才强所、开放活所”三大战略目标,以提升人才队伍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主线,围绕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需求和研究所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需要[2],建设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敬业奉献、技术精湛的技术支撑人才队伍。
2.1 以创新工程需求为导向
紧紧围绕中国农业科学院创新工程和建设国际一流科研院所的需要,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后勤支撑服务队伍,在科研发展中定位好、在科研过程中服务好、在保障运行中站好岗,以满足研究所“十三五”发展规划和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实施需求。
2.2 以培养支撑队伍为重点
以加强团队建设为重点,以提高支撑队伍执行力和创造力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搭建高技能人才成长的平台,培养和引进关键技术人才,畅通职业发展和晋升路径,形成科研支撑队伍梯队建设和比例结构,着力建设一支善于技术创新与集成、服务与保障水平较高的支撑队伍[3]。
2.3 以完善体制机制为基础
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人才使用、评价和激励机制,加大高技能人才的激励力度,注重在竞争中培养、选拔和使用人才,加强轮岗和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后勤各科室负责人聘用制和末位淘汰制,促进支撑队伍人员在竞争中快速成长。
3 建议
3.1 加强后勤支撑队伍体系建设,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技术支撑队伍
合理设置后勤支撑队伍的岗位体系和结构比例。岗位设置须遵循因事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任、严格考核、合同管理的原则,实行以岗定薪、按劳取酬的岗位绩效工资分配制度[4]。后勤支撑队伍科研为研究所编制总数的20%左右,将后勤支撑队伍体系的岗位设置按管理岗位、技术岗位和服务岗位分配,以2∶3∶5的比例作调整,在保安、保洁等技术含量不高的岗位引进社会化服务。
重视支撑队伍建设,打造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3条职业发展通道。把后勤等支撑体系人员的职称、考级问题纳入研究所考核工作的范围,鼓励工勤人员参加职业技能考核鉴定,给予有技术专长的人员晋升副高级或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对有重大贡献的技术支撑骨干人才,可破格参加技师、高级技师的考评,努力创造有利于高技能人才成长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
3.2 强化支撑队伍教育培训体系,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和提升通道
建立完善的职工培训体系和培训学习的长效机制。针对不同岗位,采取“分层培养,分类培训”的方式[5],鼓励后勤支撑队伍人员进修培训,落实职工教育培训经费[6],为他们创造提升学历和业务能力的机会。根据后勤支撑队伍的配置情况,可以组织职工参加岗位资格培训、技术练兵、技术攻关,聘请专家召开专题研讨会、专题讲座、短期培训或到兄弟院所考察学习等,不断总结和提炼先进管理经验,提高管理理念和服务水平[7],进一步促进岗位人员的轮岗和交流,通过针对性的培训和多岗位锻炼提升支撑队伍的竞争力和执行力。通过培训实现由普通员工向技术人员的转变、技术人员向高技能人才的转变、单一型技能职工向复合型技能职工转变。
3.3 完善支撑队伍建设考评机制,建立公平的竞争平台和薪酬体系
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措施,制订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有利于完善支撑体系队伍建设。以科研人员的满意度为评价主体,结合后勤支撑体系职工的德、能、勤、绩、廉等,对员工进行绩效考核,以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8]。
后勤支撑体系人员的分配机制需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薪酬体系,在绩效考核和岗位评价的基础上,实行“基本工资+岗位津贴+绩效奖励”的三元结构分配制度[9],在人员工资构成中,绩效奖励所占比重较大。收入分配向高级技术人员和关键岗位倾斜,并适当拉开收入档次。在一些岗位可以实行年薪制。坚决抛弃“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做法,坚持“多劳多得”,打破身份界限,大胆使用聘用员工,鼓励多劳多得,以岗定薪,杜绝论资排辈[10]。分配上向脏、累及难度大的工种倾斜。大力营造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的环境和氛围,对如何更好服务创新工程建设、技术革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的“金点子”建议进行奖励。
3.4 构建支撑队伍合理流动机制,培养职工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
后勤管理是科研单位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勤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科研单位整体管理水平的高低。后勤支撑人员在科研单位无论学历、职称、工资待遇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不高。这就要求支撑体系人员牢固树立有为才有位的思想观念。
探索建立后勤支撑体系人员退出机制和有效的流动体系,建立和规范员工退出程序和标准,强化人才评价体系的运用力度,做到优胜劣汰。打破传统人事管理办法,按照岗位设置和聘用原则,在管理和专业技术岗位建立“能上能下”的轮岗制;在工勤技能岗位建立“能进能出”的全员聘用制和竞聘上岗制[11]。增强职工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教育,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职工更好地为创新工程服务。
建设合理的后勤支撑人员梯队,做到人才结构无断层且老、中、青搭配合理,有吸引高端人才来研究所工作的磁场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始终对一流的人才保持足够的吸引力。对现有的正式编制人员所在岗位,退休后以合同制用工补充为主,管理岗位和特殊技能岗位人才工作业绩确实突出的或者有重大贡献的人员可招收为研究所正式编制人员,给后勤支撑体系队伍人员有转正的通道。自主引进和灵活聘用相结合,后勤支撑体系一般用工实行社会化服务或社会用工,依法实行人才代理制度(劳务派遣),享受社会保障。同时可与周边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联系,给学生提供实习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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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益性农技推广的多种实现形式 篇4
农技推广体系作为联结农业科研和农业生产的纽带, 扮演着技术转移和农民教育的双重角色, 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农技推广体系的运行机制和运作效率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功能、目标和作用能否得以实现, 因此如何理顺农技推广的运行机制、提高其运作效率一直是制度设计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中心问题。
建国后不久我国就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农技推广体系, 随后, 围绕着其效率和机制问题进行了多次改革。1989年, 国务院明文规定了农技部门实行“技物结合”的原则, 农技推广部门开展了有偿服务, 基层推广部门积极创办各种经济实体。2002年, 中央提出了分离现行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的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 分别建立公益性和经营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的基本原则。2003年, 农业部等4部门共同下发了《关于开展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从全国不同省、区、市中选取了12个县开展试点工作。2006年, 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 明确将“强化公益性职能、放活经营性服务”列入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的指导思想。
目前, 农技推广体系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已经非常明确, 接下来主要应当考虑的是如何付诸实施的问题, 尤其是公益性农技推广工作应如何开展、采用何种形式以及由谁来完成等更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农技推广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对公益性农技推广的实现形式进行提炼和总结, 以期为今后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二、公益性农技推广的多种实现形式
伴随着农技推广活动的发展和演变, 人们对农技推广的认识亦不断取得突破, 其中有两个认识上的突破具有重大意义。
其一是对推广“产品”性质的认识。在农技推广发展的早期阶段, 人们普遍认为农技推广所提供的“产品”属于公共物品, 因此只能由政府来承担。后来人们对农技推广的物品属性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即农技推广具有多种物品属性, 有些是公共物品, 有些属于私人物品, 还有一些则具备俱乐部产品的特性。由于这一认识上的进步, 引致了“分离农技推广的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的改革目标的提出。
第二个认识上的突破涉及到公益性农技推广如何实现的问题。对这一问题早期的看法是, 从推广资金到推广“产品”再到组织实施都应当由政府全盘负责。新的认识是公益性推广的资助者和执行者是可以分离的, 即推广的资金和服务不必由同一主体来提供。由此导致实践中公益性农技推广多种实现形式的出现。
按照资金来源和服务来源这两个维度可以将公益性农技推广的实现形式进一步区分为4种类型:纯公共推广、合同推广、援助推广和纯私人推广 (见图1) 。
1.纯公共推广——政府出资、政府提供服务
纯公共推广是一种传统的推广形式, 这是一种“政府全包”型推广, 其主要特征是农技推广的方方面面, 包括资金的提供以及推广活动的组织实施都由政府或与政府有关的公共机构来承担。
世界各国早期的农业推广几乎无一例外全部都是采取这种形式。美国或许是个例外, 但在美国的合作推广体系中, 公共部门也是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即使是现在, 公共推广在所有的农业推广活动中仍然占主导地位。目前, 约80%的世界推广服务由公共资助并且由公职人员提供, [1]大学、半国营集团、非政府组织提供了12%, 私人部门仅提供5%, [2]大约95%的推广人员在公共农业推广体系中工作。[3]
(1) 公共推广的依据。
公共推广背后的理论逻辑主要来自对农技推广的公共物品属性的认识, 即农技推广服务是一种具有正的外部性的公共物品, 从事这种活动的私人成本过高而私人收益过低, 私人部门没有能力或不愿做, 因而只有由公共部门来承担才能实现社会收益的最大化。有关农业知识扩散的许多方面具有“公共物品”特性的传统观点, 导致大多数政府独自承担推广递送的责任。[4][5]
采用公共推广还有操作上的原因, 例如推广活动的规模和复杂性。农技推广的规模和复杂性主要是指,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性质上来看, 农技推广都是一项面广量大的工作, 这在本质上是由推广对象的数量和分布决定的。由于农技推广对象是大量的、零散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农民, 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推广有一个高的覆盖率。通常, 私人部门很难建立起如此庞大的组织机构以适应这种规模和复杂性的要求, 因此对于覆盖率问题的最常见反应是建立大规模的、分层级的、中央集权的公共部门结构, 有大量的推广代理广泛分布于广大农村地区。[6]
公共资助也因许多推广计划的社会目标, 如减少贫困和针对特殊人群 (包括农村妇女) 而被证明是恰当的。[7]由于推广对象在经营规模、受教育程度、地理分布、性别、年龄等方面的多样性, 如果推广由私人承担, 则必然会选择一部分有利可图的农户作为推广对象, 从而忽略甚至有意排斥大部分小农户或偏远地区的农户。这样, 从社会公正的角度出发, 由公共部门来承担农技推广就理所当然了。
(2) 公共推广的局限性。
尽管公共推广由来已久并且有着坚实的理论依据, 但公共推广亦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容易滋生官僚主义作风, 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公共推广通常以政府 (主要是农业部门) 的行政组织体系作为其基本的组织架构, 因而公共推广体系往往会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人员众多、机构臃肿的行政组织, 从而降低推广活动的运作效率。二是推广人员素质偏低, 工作积极性不强。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技推广体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员数量很多, 但质量通常较低。公共推广体系的管理面临着财政约束, 迫使他们雇佣只有少量技术的推广人员以降低运作成本。FAO发现, 40%的推广人员只受过中学教育, 另有33%的人员具有中等学历或证书。[8]三是自上而下式的推广针对性不强, 不能适应农民的实际需要。对于公共推广来说, 推广目标的设定、对象的选择、职能的确立、计划的制定与实施通常都是由上一级组织负责制定, 然后通过命令或指示的形式层层下达给基层组织, 因而极易造成供需脱节, 严重影响推广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以上这些问题, 也正是目前的农技推广体系改革所要解决或改善的主要问题。
2.合同推广——政府出资、其他机构提供服务
合同推广形式的出现得益于“农技推广的资助和服务是可以分开的”这样的认识, 即农技推广的资金和具体的服务可以由不同的主体来提供。合同推广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为推广活动提供资金, 而将具体的推广服务通过合同转包的形式交给非政府机构 (主要是私人部门) 去做, 因而这种推广形式俗称为“花钱买服务”。
合同推广作为改革和完善公共推广体系的一种尝试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无论是在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 公共推广均受到关心其成本和财务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9]作为对这种批评的回应, 很多国家开始尝试重组或重塑其公共推广体系, 于是出现了多种新的农技推广模式, 合同推广便是其中一种。
由于合同推广是将公共推广和私人推广相结合的一种形式, 因而可能会具备以下一些潜在的好处:①降低公共推广成本, 减轻财政压力。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是, 农技推广面临强大的财政压力。通过合同推广方式将公共部门不能胜任的推广活动外包出去, 可以大大节约公共推广成本, 从而有效减轻财政压力。②提高推广运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推广活动由非政府机构, 尤其是私人部门来组织实施, 可以克服公共推广组织的官僚作风和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 并有效地解决人员激励问题。③增强农技推广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使推广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农民的需要。在合同推广中, 农民对推广服务提供者有一定的选择权, 这就迫使承包方更好地研究农民的实际需要, 从而提供有针对性的实用技术服务。
当然, 合同推广潜在优势的发挥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在由公共推广向合同推广转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或问题。例如, 政府职能和角色的转变问题、合同条款的设计问题、承包方的选择机制问题以及建立一套新的监管体系等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以及合同推广所需要的前提条件是否具备, 直接决定这种推广形式的成败。因此, 合同推广模式应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①政府职能转变。在合同推广中, 政府需要实现由推广服务的直接供给和组织者向推广合同发包方的角色转变。伴随着这种角色的转变, 政府职能也应作出相应调整, 一方面要减少对推广项目和推广人员的直接控制, 另一方面要为合同推广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和运营环境, 主要是加强对合同推广的指导、协调和监督。②合理确定推广内容, 科学设计推广合同。应当看到, 并不是所有的推广活动都适合采取合同推广这种形式。因此, 需要仔细研究各种推广活动的内在属性和实施条件, 从而确定适于合同推广的项目和内容, 同时要认真设计合同条款, 明确各相关主体的权力、责任和义务。③综合运用多种推广形式。合同推广的具体形式也不是唯一的, 既可以将公益性推广活动的一部分职能分解出来以合同的方式提供, 也可以将某项推广活动以整体发包的方式承包出去;既可以采取公开竞标的方式选择承包方, 亦可以通过政府或银行向农民分发凭证或息票用以购买私人推广服务的方式将选择权交给农民。在实践中, 应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 灵活运用。④建立良好的合同推广治理机制。一个关键的治理原则是公开和民主化推广控制, 以便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可以表达他们的观点和利益, 并在推广的设计、执行和评估中扮演适当的角色。[2]
3.援助推广——非政府机构出资、政府提供服务
援助推广同样是将推广活动的资金主体和服务主体相分离, 只是这种推广形式和合同推广刚好相反, 即推广的资金来源是非政府部门而推广服务仍然由政府部门组织实施。这种推广形式多见于发展中国家, 在发达国家亦有少量的推广活动采取这种形式。在援助推广中, 为推广活动提供资金的主要是具有公益性质的组织, 如一些国际性组织和国内的非营利性组织。此外, 私营机构出于各种考虑也可能会为农技推广提供一些资助。
援助推广典型的例子是由世界银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资助的农业推广项目, 即所谓的培训和访问推广体系 (Training and Visit System, 以下简称T&V推广体系) , 这一推广模式在世行所有的农业推广项目中占了90%。[11]根据Umali and Schwartz (1994) 提供的资料, 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 T&V推广体系在世界所有主要地区的76个国家的全国系统内实施或试行。
T&V推广体系作为系统和全面改进公共推广的管理和效率的一种尝试, 在推广活动的组织和管理上有许多独特的设计。例如, 为了保证推广的有效性, T&V推广体系的设计者特别强调的一些关键特征有专业性、单一的指挥链、集中力量、限时工作、田间和农民导向、定期和连续的培训以及与研究的密切联系。[12]
一个典型的T&V推广体系的组织层级如下:学科专家组——推广总干事——推广干事——推广员——农民联系人——广大农户。其中每一级都对下一级负有培训和指导的义务, 而在推广人员内部, 上级对下级还兼具行政管理的职责。在田间推广方面, T&V推广体系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 明确规定培训、访问、交流和讨论的时间, 并要求推广员写推广日记, 对推广活动进行详细的记录。
如果设计合理并且组织得力, T&V推广体系可能具备以下一些潜在的优势:①技术、市场和投入品等多种信息的综合配套推广。该设计要求乡村推广员 (VEWs) 为农民提供价格、必要投入品的可得性和市场条件的建议, 并且报告实际可得性和农民对监管者的反应。②推广人员工作的努力程度得到极大的改善。责任性通过严密的指挥链监管体系和严格的访问联络农民群体的时间表来提供。专心投入于信息传播任务, 把推广人员从与农业或推广无关的“推”、“拉”任务中解放出来。③研究和推广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T&V设计者试图通过构造研究——推广联系来解决与技术产生的交互作用问题, 包括定期培训和对农民问题的连续反馈。
但是, T&V推广体系同样存在一些固有的缺点。首先, T&V推广体系的运作成本很高,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很难为推广活动提供充足和持续的资金来源, 而有关国际援助机构所能提供的资金也是有限的, 这就大大限制了T&V推广体系的覆盖范围和可持续性。其次, T&V推广体系大多以原有的公共推广体系为其基本组织架构, 因而传统公共推广体系所固有的缺陷或多或少会影响其运作的效率。事实上, 正如Amanor and Farrington (1991) 所指出的, 对推广的支持在1980年代开始下降, 捐助者不愿资助大规模的公共部门的经常性开支, 这导致进一步的财政紧张、人员短缺和推广服务的收缩。[13]
4.纯私人推广——私人部门出资并提供服务
纯私人推广是指推广活动的资金和服务全部由私人部门来承担。按理说, 以利润为主要经营目标的私人部门应该不会从事公益性推广活动, 但是由于农技推广具有复杂的物品属性, 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私人部门也可能会涉足一些公益性推广活动。实际上, 这种推广形式是私人部门在提供推广服务时的一种附带行为, 仅涉及很少一部分公益性推广活动, 而且此类活动通常与私人部门所提供的“推广产品”密切相关。例如, 某投入品供应商可能会向购买其产品的农民提供免费的培训或技术指导。
这种推广形式有时也被称为商品方法, 因为推广活动通常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农产品展开的。其最大的特点在于, 对农产品生产和营销体系中的大部分环节进行垂直整合, 在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提供综合的一体化服务, 包括研究开发、投入品供应、产品销售、信贷、推广, 有时还有价格保证。事实上, 我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就包含着大量的私人农技推广。对于从事产业化经营的农业龙头企业来说, 农业生产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企业为了获得稳定和优质的农产品原料, 提高其加工产品质量, 保持市场竞争力, 有必要利用自身优势, 向农户提供技术服务, 推广优良品种, 普及新技术和病虫害防治等配套技术, 从而提高农产品质量。
私人部门通过一体化或产业化的方式从事公益性农技推广的潜在好处在于:①目标明确, 针对性强。这种推广形式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共同的利益, 因而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推广目标, 并且能够针对农民在生产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技术支持。②将推广与其它服务项目相结合, 效果明显。这就有效解决了推广对宽泛的政策和其他机构职能的依赖问题, 通过互补作用把公益性推广服务内部化,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益性推广的外部性问题。③推广和研发联系紧密。从事推广的私人部门通常具备一定的研发实力, 其所推广的技术往往直接来自其自身的研发成果。
但是, 私人推广的成功需要具备一些严格的条件。首先, 要求从事公益性推广的私人机构具备一定的垄断力量, 只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商品市场, 该私人机构才有可能为农民提供研究、推广、投入品供应、信贷和市场等服务, 并且获得利润。其次, 私人推广机构所提供的技术支持要能够导致有差异的产品, 以便通过技术手段将农民区分开来。农民只有采用其所推荐的技术生产出符合其要求的农产品, 才可以将产品卖给企业, 否则企业可以拒绝收购农民的农产品。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 才能够在农业领域实现真正的垂直整合, 私人部门才有能力并且愿意涉足公益性农技推广活动。
由此可见, 纯私人推广亦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首先, 其苛刻的条件就极大地限制了这种推广形式的适用范围, 毕竟在农产品经营领域能够拥有垄断力量的私人企业并不多。其次, 推广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地位是不对等的, 通常需求方 (农民) 处于弱势地位, 因此不能保证这种推广总是对农民负责的。
三、结论
农业推广和农业科研、教育并称为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而公益性农技推广更是关乎农业的长远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本文按照资金和服务来源这两个维度将公益性农技推广的实现形式划分为4种类型, 即纯公共推广 (政府出资、政府提供服务) 、合同推广 (政府出资、非政府机构提供服务) 、援助推广 (非政府机构出资、政府提供服务) 和纯私人推广 (私人部门出资并提供服务) , 并结合国内外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和发展的历史, 详细讨论了这4种推广形式各自的特征、优缺点和适用条件。研究表明:
第一, 纯公共推广仍然是公益性农技推广的主要形式, 但其组织体系、运行机制和运作效率亟需改善。
第二, 纯私人推广可以克服公共推广的许多弊端, 但受自身条件的限制注定只能占公益性推广的很小一部分比重。
第三, 援助推广可以为公益性农技推广提供资金支持, 因此应尽可能多地争取各类援助推广项目, 但受捐助者资金实力和兴趣目标的制约, 这种推广形式也只能作为公益性推广的一种辅助手段。
第四, 合同推广作为改进公共推广运作效率的一种尝试, 具有许多潜在的优势和广阔的前景, 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作为公共推广的一种更好的替代形式。
总之, 在今后的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和发展进程中, 应当继续保持公共部门的主导作用和主体地位, 与此同时, 也要引导、支持和鼓励各种非政府机构参与到公益性农技推广事业中来, 并在实践中努力尝试和探索公益性农技推广的多种实现形式, 最终形成“主次分明、分工明确、多种公益性农技推广实现形式优势互补”的新格局。
摘要：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相分离是我国农技推广改革所确定的方向, 目前围绕公益性农技推广的实现形式还有不同的看法。本文考察了国外农技推广的发展经验以及国内农技推广的改革实践, 归纳和总结了公益性农技推广的四种实现形式, 并对每种实现形式的特点和适用条件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关键词：公益性,农技推广,实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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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 篇5
农技推广作为连接农业科研和农业生产的纽带,扮演着技术转移和农民教育的双重角色,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作为一种具有正的外部性的公共物品,与大学的非营利性和社会服务职能契合,因而现行的公益性农技推广多以大学为主要载体,以智力生产力转化为效益生产力为目标,以教育、咨询为主要方式,为农业发展提供信息服务和技术培训。我国政府重视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的发展,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相继提出“强化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引导科研教育机构积极开展农技服务”等内容。《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强调“鼓励和支持多种模式的、社会化的农业技术推广组织的发展,建立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这些相关农技推广文件的出台,使农技推广逐渐趋向法制化,同时为更好地实行以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为载体的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模式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保障。
大学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模式的发展和健全主要依赖于其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的优化。组织模式由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构成[2],其中,组织结构是组织模式的静态表现,反映架构设置和权责分工关系;组织行为是组织模式的动态表现,以组织战略目标为引导,进而影响组织管理人员、沟通、权限划分等关系。观察组织模式即需要描述和分析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而现有对农技推广的实证分析主要是对组织环境、推广绩效和参与机制的分析,缺乏对农技推广组织模式的实证分析。申红芳等[3]基于全国8省24县的调查数据分析评价农技人员与组织环境的满意度,结果表明管理体制和组织环境对推广行为有显著影响。廖西元等[4]对农技推广参与机制进行测度,通过产前、产中、产后对比,分析参与主体对农技推广的影响因素。扈映[5]分析了高校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模式在组织结构方面出现结构逐级、封闭式的集权化结构设置和组织定位不清、职能划分模糊的问题。王济民等[6]分析了组织行为方面高校提供的农业科学技术没有匹配农户的需求、农技信息咨询与反馈的非连续性和滞后性等问题。郑明高等[7]认为我国高校农技推广普遍存在着“轻推广”现象,导致很多农技成果无法跨越“最后一公里”的“鸿沟”。
上述成果启发了本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分析视角,在大学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模式的实证分析方面,也留下了待探索的空间。本文以优化农技推广的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为目的,借助问卷调研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运用SPSS19.0软件对影响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完善的关键因素进行萃取,希望以此为依据,探析出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优化对策。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结合已有文献和前期工作,本文研究课题组编制了《高校农技推广组织模式评价调查问卷》,于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依托中央农业干部教育培训中心南京农业大学分院(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发放给农技推广相关部门的政府工作人员、科技工作者和职业农民;同时,课题组成员利用调研、会议等机会,向农业高校内的师生发放了问卷。总共发放问卷460份,回收365份,其中有效问卷310份,样本有效率为84.93%。
问卷指标设计包括4个一级指标和24个二级指标,以定类变量、分类变量和字符变量进行具体测量。问卷各个指标的选取一方面来源于前期很长一段时间的文献资料的查阅和总结归纳,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参与公益性农技推广相关部门领导的问卷调查和投身于公益性农技推广的师生等的采访,综合以上获得的资料权衡斟酌之后最终设定问卷因子,所选取的指标反映了影响大学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模式设计和发展的综合影响因素评价,通过打分量表获得影响组织模式发展的主要成分。
2.2 研究方法
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大学公益性组织模式进行实证分析,其中以因子法为主要实证分析方法,把一些影响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的复杂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新的关键决定变量。其基本思想是根据相关性大小对变量进行分组,使得同一因子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不同因子之间的相关性较低甚至不相关。其目的在于降维众多复杂指标,通过较少的公共因子反映大学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在对因子方差分析和正交旋转过程中,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其目的是为了分析变量在关键因子的负荷程度。
3 实证分析
3.1 适用性和稳定性检验
对需要分析的数据做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验证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再对因子稳定性进行测度,剔除其不稳定即信度低的因子。
3.1.1 KMO检验以及Bartlett检验
(1)KMO检验:用于检验变量间的偏相关性,取值在0~1之间。KMO统计量越接近于1,变量间的偏相关性越强,因子分析的效果越好。Kaiser给出的KMO度量标准为:KMO>0.9为非常适合,0.8<KMO<0.9为适合,0.7<KMO<0.8为一般,0.6<KMO<0.7不太适合,KMO<0.5为不适合。应用因子分析,各变量间应该具有相关性,如果变量间彼此独立,则无法从中提取公因子。可以通过Bartlett球形来检验,判断相关阵是否是单位矩阵,如果是相关单位矩阵,则各变量独立,因子分析法无效。大学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模式评价的因子分析方法的适用性检验如表1所示。
(2)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为5 847.41,相应的概率Sig为0.000,因此可认为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有显著差异;同时,KMO值为0.955,据此可认为原有变量非常适合作因子分析。
3.1.2 信度检验
信度是指根据检测工具所得到结果的一致性或稳定性,是反映被测特征变量真实程度的指标。用信度系数来表示信度的高低,信度系数越高,表明测量的可信程度越高。一般认为信度系数在0.60~0.65即可信程度太低,最好不要;信度系数在0.65~0.70为最小可接受值;信度系数在0.70~0.80是很好的信度检测;信度系数在0.80以上是可信程度非常好的。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检验系数在0.6以下,或量表整体的一致性检验系数在0.8以下,就要考虑重新修订量表或增删题项变量。
从表2可以看到,本研究的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60,可认为该检测的信度较好。表3中“校正的项总计相关性”表示每个变量与其他变量总分的积差相关系数,系数越高,表示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内部一致性越高。“多相关性的平方”表示多元回归分析中的决定系数,该值越大,表示该题与其他题项的内部一致性越高,因此该数值也可作为题项删除或保留的参考指标之一。“项已删除的Cronbach's Alpha值”表示该题删除后,其变量构成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的变动情况,如果问卷题项的内部一致性很好,那么删除某题项后,新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会降低;若由于某些题项导致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较低,则删除该题后内部一致性系数往往会提高。
从表3可以看出变量b36的前两个系数较低,均小于0.5,且删除后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达到96%,可见b36代表的“大学应该更多地参与盈利性农技推广活动”题项应该剔除。
3.1.3 剔除低信度题项后再次进行信度检验
表4中KMO的值为0.955,Sig值为0,表明新量表很适合做因子分析。表5中Cronbach's Alpha的值为0.96,表明量表题项之间的内部一致性很好。表6在剔除变量b36之后,所有变量校正的项总相关性均大于0.5,α系数均大于0.8,可见新量表的信度很好,可以对新量表进行因子分析。
3.2 因子分析过程
在判定原有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对因子方差及因子贡献率加以分析,以共同方差大小及因子贡献率的大小为萃取关键因子的前提。
3.2.1 因子方差分析
表7是因子分析的初始解,显示了所有变量的共同方差数据。初始列是因子分析初始解下的变量共同方差,它表示对原有变量如果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所有特征值,那么原有变量的所有方差都可被解释,变量的共同方差均为1(原有变量标准化后的方差为1)。提取列是在按指定提取条件提取特征值时的共同方差。可以看到,所有变量的共同方差均较高,各个变量的信息丢失都较少,因此本次因子分析提取的总体效果较理想。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份分析
3.2.2 因子贡献率分析
表8是方差累计贡献率,前3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累积贡献率达到67.389%,因此前3个因子能较为综合地描述对大学参与公益性农技推广的评价。提取平方和载入组可以看出:第1个因子的解释贡献最大,达到53.959%;因子2和3的贡献率相对小,分别为8.08%和5.35%,可知第1个因子对评价的影响最大。旋转平方和载入组描述了经过旋转后最终因子解的情况:因子旋转后累计方差比没有改变,但重新分配了各个因子解释原有变量的方差,改变了各个因子的方差贡献,变化分别为25.948%、23.785%、17.656%,使得因子更易于解释。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份分析
图1中,横坐标为因子数目,纵坐标为特征值,可见:第1个因子的特征值很高,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最大;第4个以后的因子的特征值都较小,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很小,已经成为可被忽略的“高山脚下的碎石”,因此提取3个因子比较合适。
从表9可知,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方差极大法旋转后,b41、b42、b37、b31、b34、b44、b43、b32、b35、b26、b45变量在第1个因子上的负荷都很高,意味着它们与第1个因子的相关程度高,为因子1;同理b16、b22、b21、b25、b23、b15、b33、b24为因子2,b12、b13、b11、b14为因子3。
注:1)提取方法为主成份;2)旋转法为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3)旋转在11次迭代后收敛
3.3 因子萃取
根据因素的特征值和旋转后的因素矩阵,采用主成份分析法抽取出3个因素作为共同因素,并使用因素转轴方法中的Varimax最大变异法,转轴后去掉了因素负荷量小于0.5的系数,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列,使得变量与因素的关系豁然明了,如表10所示为因素分析摘要表。由表10知,转轴后的特征值分别为5.968、5.471、4.061,解释变异量分别为25.948%、23.785%、17.656%,累积的解释变异量分别为25.948%、49.733%、67.389%。
从表10中可见,共抽取3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且发现所萃取的因子与设计问卷时设想的维度虽然接近,但还是有所出入,所以针对这些因子重新加以命名。其中,因子1:高校参与公益性农技推广的政策制度安排(包括外界赋予的政策法律支持、自身对农技推广途径的安排、农技推广的长期战略规划、农技推广人员的激励机制等);因子2:高校对公益性农技推广的态度(包括对农技推广工作的重视程度、表现出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因子3:高校参与公益性农技推广的需求与价值体现。
4 实证结果
整体而言,萃取的因子维度与原始变量维度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一致性,只是萃取后更能清晰地辨别出影响每一个变量维度的关键因素和其所能影响的比例程度,让每一个因素的影响力得到量化。因子1包含对组织结构维度产生影响的最为关键因素,b41、b42、b37、b31、b34在公因子1中的因子负荷量较高,说明政策赋予大学在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中的空间位置、对应的职能以及一定的经费资助决定着大学在这个空间中对自身发展的定位和战略目标,继而影响大学对公益性农技推广的态度、相关制度的安排和部门人员的设置。因子2对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皆有影响,包含高校高层领导对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的重视程度,其中b16(参与农技推广活动的高校师生的工作热情)在公因子2中的负荷量最高,说明高校农技推广人员在工作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参与意愿和积极性决定着农技推广的方式方法与推广效率,是高校对公益性农技推广活动的主观意愿和服务意识的体现。因子3的b12、b13、b11、b14皆体现高校参与农技推广积极作用的负荷程度,其中b12(高校的参与有助于引进新兴农业技术和产品)在公因子3中的负荷量最高,说明大学所拥有的农业科技优势使其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多方的需求,因而社会对大学参与公益性农技推广的呼吁越来越高,大学所承载的社会职能使其有义务去履行公益性农技推广的职责。
5 政策启示
以本文研究萃取的3个公因子为依据,以子因子的负荷程度和组织模式中产生的问题相匹配,对大学参与公益性农技推广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改革管理体制,加强农技推广法制化建设。国家层面及高校决策层面应注重参与农技推广工作的法制化建设,将民主化和科学化管理体制渗透于组织模式中,赋予校内农技推广机构及科技人员更多的自主权和话语权。这样有助于解释公因子1中的b34、b45和解决组织结构方面出现结构逐级、封闭式的集权化结构设置的问题。
(2)提升农技供给与农户需求的匹配程度。高校推广人员应该更积极主动地与农户沟通,多去基层实地调研,切实了解农户在农技推广方面的需求,完善组织行为,通过提升农户需求与农技供给的匹配程度进而提高农技推广服务的效能。这样有助于解释公因子1中的b41和解决组织行为方面出现高校提供的农业科学技术没有匹配农户需求的问题。
(3)制定高校组织内部农技推广专项资金的绩效评定制度。专项资金是农技推广的基本物质支持,通过制定绩效评定制度,提高资金使用率,同时拓宽融资渠道,争取更多的推广资金来激励推广组织人员的积极性。这样有助于解释公因子1中的b31和解决专项资金缺乏、资金使用率低甚至被挪用的问题。
(4)搭建农技成果转化的服务平台。高校农技推广目标应聚焦农村发展,促进农产品增产增收和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通过搭建农技推广网络平台,及时发布操作性较强的农技信息,完善高校农技推广组织模式的运行机制。这样将解释公因子2中b22的和公因子3中的b12、b14及解决组织行为中农技信息咨询与反馈的非连续性和滞后性问题。
(5)确立公益性农技推广的社会服务理念。涉农高校的“产出价值”不应该止步于校园的文化传播和科研,应确立以社会服务为导向的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理念。事实上,因子3清楚表明,社会对大学参与公益性农技推广的呼吁和大学应履行的公益性农技推广的服务职能也是影响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的关键要素。
摘要：基于310份有效问卷收集的量化资料,运用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大学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萃取的3个公因子——高校参与公益性农技推广的政策制度安排、高校管理者对公益性农技推广的态度、高校参与公益性农技推广的需求与价值体现,对大学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模式产生显著影响。结合3个公因子及其中负荷量高的子因子与组织模式的不足,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大学,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模式,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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