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业银行治理论文

我国商业银行治理论文（共8篇）

我国商业银行治理论文 篇1

1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是指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和相关制度的设置

具体来说就是董事会、管理层、监督层等的组织及制度安排。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我国的商业银行治理也逐渐被提上日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银行盈利的目的更加突显出来，这也说明了银行已经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盈利性企业，所以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具有一般公司治理的共性和特点，但是由于商业银行的特殊性质其治理又具有特殊性。我国对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研究正在逐步地完善和深入，这些研究有助于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进一步完善。

2从商业银行的特殊性看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

商业银行作为一种企业，具有企业的一般的特点，但是作为一种主要从事货币信贷的企业，它又有自己的特殊性，然而，正是这些特殊性给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带来了一些相关的问题。

（1）商业银行经营目标的特殊性。商业银行从事的业务主要是存款、放款、转账结算。商业银行就是在货币的存放款利息之间赚取差额及转账结算收取手续费等来进行盈利，可见商业银行也是追求效益最大化。但是同时银行从事的是货币的吸收和发放的特殊企业，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而言，面临着挤兑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信贷风险、衍生风险等种类繁多的各种风险。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大量出现和金融市场投机机会的增多，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各类风险在加大。银行的管理层，为了避免银行经营失败甚至倒闭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在追求风险最小化。于是银行就存在了双层目标即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但是收益和风险一般都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风险越大收益越高，这就构成了一个矛盾体。在风险和收益上我国商业银行的高层管理者常常处于两难的境地，但管理者的绩效又与银行的收益相挂钩，导致有些管理者为了赢得好的绩效为公司创造效益不惜从事高风险的业务，这样商业银行就有可能因风险发生面临困难。

（2）商业银行委托代理关系的特殊性。商业银行存在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商业银行的委托代理关系包括存款人、股东与银行的关系；贷款人与银行的管理者的关系；监管者与银行的关系等。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了我国商业银行的一些问题：首先，银行的委托代理成本较高，委托代理的链条长。由于银行存在多方面的委托代理关系，为了维持这些关系银行就必须为此花费较多的成本。其次，由于商业银行要处理多种委托代理关系，而个利益主体又是一个矛盾集合体，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目的，因此银行为了满足不同主体的要求，往往会有相互矛盾的行为，这也是商业银行进于行经营活动的一个窘境。第三，由于银行的委托代理关系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多而复杂，所以各个利益主体都把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寄希望于别的利益主体，尤其是中小利益相关者普遍存在着“搭便车”行为，对商业银行来说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最后，由于商业银行涉及的利益很多，银行与股东、债权人、债务人、政府等的信息具有不对称性，这不利于银行及时准确地获取有效的信息，从而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和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

（3）商业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特殊性。存款保险制度是指国家货币主管部门为了维护存款者的利益和金融业的稳健经营和安全，在金融体系中设立负责存款保险的机构，规定本国金融必须或自愿地按吸收存款的一定比率向保险机构交纳保险金进行投保的制度。可见，商业银行的存款保险制度降低了银行的风险，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正是由于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降低了外界对银行的监督，同时由于有了一定的保险措施会降低商业银行破产的风险所以有些管理者就会不在考虑风险而从事高风险的业务，这就是存款保险制度对商业银行的负激励作用。（4）我国商业银行的历史特殊性。我国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是由原来的四家国家专业银行改造而成的，其产权制度为国家独资。国家独资也就是国家控股，产权单一。因此，我国商业银行的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设置及经营管理层的任命基本上是由政府负责，四大商业银行基本上是行长兼董事长，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合二为一，在资本回报、利益体现、风险制约等经营目标约束方面，责权关系不确定；国有银行的董事会、监事会更是形同虚设，不能充分有效地行使监督职能作用。在上市公司中，国家拥有高度集中的股权，是最大的控股股东即“一股独大”。使得大股东委派的董事控制了董事会，造成董事会结构的不健全和公司治理的制衡功能失效，董事会变成大股东会，缺乏多元股权制衡，无法形成对经营管理者的有效约束。在各种重要事项中仍沿袭旧有的决策模式，造成了我国商业银行效率低下、效益不佳和整体竞争力较弱的状况。

（5）我国商业银行政府管制的特殊性。我国的商业银行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和监督。政府为了保证商业银行的正常运转对商业银行实行严格的限制和约束，并制定了相关的管制的制度和措施，虽然这能够保证商业银行的存在和发展，但是政府的严格管制降低了外部要素市场竞争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同时也限制了大股东做为监管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6）我国商业银行资产交易的特殊性。商业银行从事的业务主要是货币的信贷，它所接触的主要是存款人和贷款人，而且商业银行与他们的交易主要是通过合同来约定的。这样，由于保密性及一些私人的原因，银行的资产交易一般都是不公开的，通常只有存款者或贷款者和银行知道具体信息，虽然存款者和贷款者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对于对方的交易信息双方都不知道。由于商业银行资产交易的非透明性，外界很难获知相应的信息，这样就会产生信息不透明、内部人控制、管理者短期行为的问题。

3解决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问题的对策

（1）合理定位商业银行的目标。传统意义上的商业银行都是以经营效益最大化及股东收益最大化为目标，这就给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带来误区，为了更好的实现商业银行的治理价值，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目标应立足于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实现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原则。

（2）调整和优化股权结构，建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这不仅可以增强资本实力、改善资本结构，更重要的是可以借鉴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和方法，促进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与国际先进的商业银行接轨。同时我国应推动银行在境内外上市，这有利于进一步形成多元化的股权结构，解决我国商业银行委托代理中的相关问题，强化金融交易过程中的产权约束，完善市场“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的监督机制，使商业银行治理机制更加合理。

（3）建立对商业银行管理者的长效激励和约束机制。首先，在商业银行管理者的任用上要完善选拔制度，实现商业银行管理者的市场化选择。其次，要建立管理者薪酬与经营绩效和个人业绩相联系的机制，合理确定激励机制的水平，明确激励重点。在激励方式的选择方面，除了薪酬收入和风险收入，还应建立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员工持股制度等多种激励机制。最后，要强化对管理层的内控机制和监督机制，保证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加大处罚力度，提高道德风险成本。

（4）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组织结构。首先，要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职责和权利，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其次，要确定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构成，尤其是要引入独立董事，实行董事责任追究制度，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以避免国有股控股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第三，要进一步强化监事会的功能，确保监事的独立性，以此来增强对银行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监督。第四，要尽可能减少政府的外部干预，提高银行经营自主性。

（5）加强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建设。要规范我国商业银行的规范信息披露的原则和标准，增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透明度，接受相关利益者和社会的监督，保护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信息的披露内容一般包括：商业银行经营业绩、流动性与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与风险管理情况、主要股份所有权和投票权、董事和主要执行人员以及有关银行激励结构的信息，关联方交易的性质和范围、重要可预见的风险因素等。

（6）完善商业银行的外部治理环境。首先应加强金融法律建设，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的商业银行治理的合法性，同时也为我国商业银行的治理提供了法律保障。其次，建立合理的外部监管体系。主要是建立商业银行的利益相关者如债权人、债务人、中小股东、国家、社区等的监管体系。再次，强化行业自律监督。引进和加强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机构等社会机构的监督，保证商业银行财务状况的真实性。

参考文献

[1]@李维安，曹廷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基于商业银行特殊性的研究[J]。南开学报，2005，（1）。

[2]@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武夷山市支行。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研究机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3，（6）。

[3]@范黎波，李自杰。企业理论与公司治理[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4]@布莱尔。所有权与控制：面向21世纪的公司治理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沈艺峰，林志杨。相关利益者理论评析[J]。经济管理，2001，（8）。

我国商业银行治理论文 篇2

(一) 公司治理的内涵

公司治理概念一般泛指公司管理与激励约束的方法。本文经过查阅相关资料认为:公司治理是协调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 涉及指挥、控制、激励等方面的内容即借以处理企业内部各种合约的一种制度。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包括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结构两种, 狭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只包括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主要有产权结构、资本结构、制衡机制 (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监事会的相互监督和制衡) 、激励机制、信息披露制度等, 其中最重要的是产权结构、制衡机制和激励机制。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包括:充分竞争的市场 (包括产品市场、股票市场、经理人市场等) 、法律环境、宏观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等。

从图中可以看出, 外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对公司而言都是很重要的。在公司治理结构中, 产权结构、内部制衡机制、激励机制是最重要的。制衡机制中, 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监事会是基本模式。管理者, 其能否发挥好这个职能, 主要与董事会的独立性人员多少、董事会的组成、董事会的组织结构有关。外部董事的数量越来越多使得董事会的独立性更加强。外部董事行使对股东利益的保护和对CEO的监督成立专门的委员会, 如监督委员会、薪水委员会等。公司对员工的激励分为隐性激励和显性激励两种。内部激励机制中的工资、奖金、福利等报酬计划;外部治理结构中的因素, 如竞争的经理人市场, 都可以激励在职经理努力工作。

(二) 银行治理的涵义

与一般意义上的公司相比较, 商业银行的委托代理关系更为复杂, 这里主要涉及到了四个方面:存款人和银行、股东和银行、贷款人和银行以及监管者与银行。这四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银行的公司治理除了要解决一般公司所面临的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外, 同时还必须处理好存款人、贷款人和监管者与银行的关系。这就使得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的设计更为复杂化, 难度系数更大。从这个意义上看, 银行治理更应该接受广义的公司治理定义。因此, 国际上一般对银行公司治理的定义是:银行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治理商务和业务的方式, 涉及银行管理层、董事会、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一套关系, 影响银行制定公司目标 (包括对所有者的经济回报) 、掌控日常经营、考虑相关者的利益、将公司活动行为与银行安全稳健经营的期望联结起来, 并遵循相关法律规章、保护存款人利益等行为和活动。

二、银行公司治理的主要模式

世界各国商业银行治理的方式不尽相同, 实践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基本模式:一种是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以外部市场为基础的公司治理模式, 简称市场型治理结构 (The Anglo-American Model) ;一种是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 以大股东掌握控制权的治理模式, 称为管理型治理结构 (The Franco-German Model) 。

(一) 英美银行治理结构模式—市场型银行治理结构模式

英美银行治理结构模式 (The Anglo-American Model) 又叫市场型治理结构模式, 它是指主要通过市场中的并购、托管等股权流动形式以及破产、清算等债权流动形式实现对银行经营者的控制与监督。它适合于股权结构分散的商业银行, 股权与债权的高度分散使得单个股东和债权人对银行经理层的监督和控制能力有限, 因而必须借助资本市场实施监控与监督。市场型银行治理结构的实施前提是该国有比较完善的法律环境, 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运作有效的“经理市场”, 在这种公司治理结构中, 对银行董事、行长、高层管理者的激励、监督、约束机制主要依靠外部市场进行。

其特点是:公开披露业绩和未来预测的实质性信息, 如果管理不善, 股东们主要利用兼并收购等市场化重组方式更换管理人。具体而言:一是约束机制市场化。如果银行经营管理不好, 业绩差, 股价就会产生波动, 股东大会就有可能通过“用手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是否信任现有的银行管理层和董事会。二是利益相关者受到法律保障。由于有健全的法律体系作保障, 在市场型银行治理结构的国家特别注意维护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尤其是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和存款人的利益。三是通过董事会形成制衡机制。董事会在商业银行的经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司设立单层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和执行董事共同参与, 以外部董事居多;董事会整体负责公司业务和经营管理, 公司管理层在发展中作用很小;董事会不仅要向银行的股东负责, 还要向存款人、政府监督部门负责, 董事会与股东、政府之间形成制衡关系。四是采用科学的方法挑选和激励管理层。银行董事和行长以及其它高级管理人员是从银行家经理市场上选择的。如果执行官员经营不努力或侵害银行利益, 便会被董事会解雇。同时强调银行的董事会及其薪酬委员会应制定一个合适的管理人员薪酬标准, 以吸引并保留合格的管理人员, 并建立一个“以业绩论工资”的制度。五是具有严格、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 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大量分散的股东及时了解银行经营管理信息, 保障了股东的知情权。

(二) 德日银行治理结构模式—关系型银行治理结构模式

德日银行治理结构模式 (The Franco-German Model) 又叫关系型银行治理结构模式, 它是指监督、决策和执行均出自银行内部。主要由大股东组成的董事会直接监督并约束经理层。

该种银行治理模式的特点主要为:一是控制权内生于集团内部。银行的控制权由大股东和债权人控制, 以及企业法人机构与银行机构之间的交叉持股, 从而在集团内部形成了统一的利益相关整体。二是制衡机制相对较弱。公司设立双层董事会结构, 既监督董事会和管理董事会, 其中监事会代表股东大会监督董事会, 并任免董事会的成员;董事会成员主要由管理层人士担任或至少一半是雇员代表;由董事会组成公司执行管理层进行经营决策与日常管理, 在实际中真正发挥决策作用的是由经营专家组成的董事会, 但这类银行的治理结构主要是由股东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董事会, 由董事会再选择经理层, 属于股东直接管理型。三是经理的选择内部化。一般而言, 由于这类银行由股东直接控制, 股东直接参与经营管理, 因此, 董事和行长人选主要从内部选拔, 一般不从外部银行家市场上选拔。比如, 日本银行高层执行人员大都是在内部缓慢地晋升起来的, 一旦被解雇, 则很难被再次重用。四是信息披露不及时, 由于银行是在大股东的控制下, 银行和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就不可避免, 从而造成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比较高。尤其是在日本, 大公司和大银行都属于一个产业集团, 集团内部的关联贷款严重, 由于没能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致使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越来越高。

三、我国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与优化途径

(一) 我国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

1、委托—代理问题仍然存在

商业银行产权是不明晰的, 经过多次改革国有银行的产权关系却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仍然未能对银行的经营者产生自觉而充分的责任约束。具体而言, 这里涉及到国有产权的不可分性和非排他性。国有银行产权的不可分性是指国有银行产权属于全民, 但却不能分解、量化到每一个人, 没有哪一个人或法人能够合法占有国有银行的剩余财产和控制权。由此产生了商业银行内部委托代理问题。

2、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

信息披露失真、信息披露不充分、信息披露方式不规范等问题的存在凸显了我国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机制问题。尤其是信息真实性问题, 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不仅是我国上市商业银行面临的问题, 而且是所有国内外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资本市场接连出现一系列会计信息违法性失真的事件, 甚至被认为市场体系最为完善的美国也发生了“安然事件”、“安达信事件, 和“世通事件”, 而且中国的市场经济尚不发达, 资本市场起步更晚。目前证监会要求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应聘请有商业银行审计经验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按中国独立审计准则对其依据中国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和制度编制的法定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3、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

一直以来, 我国对金融机构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班子的职责, 对董事长、行长的职责不够明确, 并且过度依赖于外部规制, 缺乏对企业内部规制的诱导;首先, 由于内部人员控制问题, 银行的管理人员可以利用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固有的信息不对称, 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其次, 虽然商业银行已进行股份制改革和上市, 但如同企业股份制改革和上市一样, 商业银行仍未建立起完全适应于市场经济的法人治理结构, 所以内控机制建设刚刚起步, 而且效果一般;最后, 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是实现有效金融规制的基础, 而二者的弱化和不足却相互作用形成稳定的低效率均衡。

(二) 我国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优化途径

1、加强商业银行的董事会建设

董事会处于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地位, 但商业银行同许多工商企业一样, 面临着董事会功能弱化的问题。而银行公司治理效率如何, 很重要的一步就是取决于董事会作用的发挥。因此, 健全银行内部权力机构, 加强董事会的监控和决策功能、保证其独立性, 是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的当务之急。要合理分配董事会成员结构, 特别是内、外部董事成员的结构, 尤其要加大外部董事的比例。为防止“一股独大”现象的可能出现, 可以考虑对第一大股东委派董事的人数加以限制, 如按出资比例确定各出资人所占的董事人数, 但第一大股东的董事人数最多不应超过一半, 或仅次于第一大股东的其它股东所委派董事人数之和与大股东人数相当。在董事产生的办法与程序方面, 也可采用累积投票制等方式, 加大中小股东所推荐董事入选的可能性。在专业性方面, 要考虑董事会成员的专业、知识、年龄构成, 尤其要注重成员的会计与财务能力、商业判断能力、管理能力、行业知识、市场研究、战略规划等方面知识结构的配置要求, 而不再仅仅是资产的代表者。

2、建立以业绩为导向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我国银行业在管理层报酬激励机制方面存在 (下转第42页) (上接第67页) 报酬结构单一、报酬与经营绩效不对称等问题。因此, 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的重点应该是以建立薪酬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和个人业绩相联系的机制为原则, 在逐步实现市场化的高级管理层实行与其业绩相挂钩的多维激励机制。在业绩评价与薪酬确定方面, 由董事会所属薪酬委员会通过公开、公正的评价标准和程序负责安排和执行, 并向股东大会做出说明。在激励方式的选择方面, 除了薪酬收入和风险收入之外, 还可经股东大会批准实行职业责任保险制度, 也可推行股票期权激励制度。

3、完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制度

总体来看, 我国银行信息披露与国际一般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当务之急是要不断加强我国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并根据我国银行稳健经营程度, 逐步引进国外商业银行通行的做法, 循序渐进地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建设。加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建设, 尤其要加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诚信建设, 建立健全商业银行的信用制度和诚信问责机制, 从源头为国有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奠定制度性基础。

参考文献

[1]刘伟, 黄桂田.银行改革:产权结构还是市场结构[J].经济研究, 2002, (8)

[2]戴秋生, 周翔.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优化的降碍分析与对策建议.[J].中国金触家, 2004. (6)

[3]朱堰徽, 肖辉.试论国有商业银行有效公司治理的途径[J].上海金融, 2006, (9)

[4]王伟, 刘协力.当前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问题探究[J].经济师, 2007, (3)

浅论我国商业银行的外部治理 篇3

商业银行的外部治理是内部治理发挥作用的基础和条件，内部治理只有在适应外部治理的条件下才能有效率，才能保证银行治理的有效性。本文根据寻找我国现在商业银行外部治理中出现的一些状况，提出一些建议，为刚刚上市和即将上市的商业银行提供有益的参考。

按照外部治理主体的不同，可将其分为公共治理和市场治理两种。公共治理是以银行业监管、法律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政府行为为主要内容的外部治理；市场治理是由并购接管市场、产品市场以及银行家市场共同发挥作用的外部治理。

我国上市银行的外部治理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证监会和银监会等对我国上市银行监管的力度不够，且双重监管容易产生“搭便车”心理，监管的效率不高。同时，证监会和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没有统筹兼顾，带来了诸如工作交叉和效率低下的问题。

2、资本市场问题重重,结构体系亦不完善。占上市银行股权多数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这样公司控制权的竞争与转移无法通过市场来实现。

3、公司治理的相关法律还不健全，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有些法律规则不够详细，缺乏可行性，在保护股东权益方面存在缺失，不利于公司内部制衡关系的建立。有些规定缺乏可诉性，难以发挥其监督与威慑作用，在司法上，司法效率低下，存在着司法腐败现象，执法力度不大，处罚力度太弱。

4、职业经理人市场相当落后。银行是高风险、高技能、严要求、独立性强的行业，因而要求管理者必须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商业银行的行长、总经理等还是由政府直接或间接任命的。在长期激励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银行的经营管理很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进而产生道德风险。

5、关于政府行为，政府主要有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两个职能是分开的，而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这两个职能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在我国，有些上市银行的高管都由政府任免，带有浓厚的行政性干预色彩，导致高管目标的多元化，不利于建立与银行利益、股东利益兼容的激励机制。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着手加以改进：

1、完善资本市场，加强外部治理。资本市场竞争的实质就是控制权市场，主要表现为敌意兼并和收购，这样银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就会失去其对银行的控制权，主要是针对银行董事长及董事会成员、总经理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约束。完善的资本市场是加强对上市银行外部治理的基础，要形成资本市场对上市银行表现的客观评价，为加强银行治理的并购行为创造规范的环境，同时加快破产法的完善。发展和完善产权交易市场，明确产权定价机制和规范产权交易，提高产权的交易效率，为产权流动、资本经营创造更宽松的条件和规范的制度。充分发挥中小股东“用脚投票”的作用，使产权的市场价格成为激励约束的有效刺激。

2、优化监管主体。良好的银行业监管可以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提高银行的安全性，对董事会、监事会形成一定的外部约束。在我国，证监会、银监会和人民银行作为三大监管主体，应该尽量与《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规定靠拢。三大监管主体在制定公司治理的规定上应保持一致，避免制度上的冲突。在此基础上，证监会、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可以共同建立统一的银行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组织联合小组对上市银行进行检查评价。此外，三大监管主体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在组织培训、组建独立董事协会、规范会计师等中介机构职业行为等方面互通信息、互相合作，为健全上市银行公司治理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完善法律制度。完善的法律制度是良好的公司治理制度的一个必要的外部条件，一个国家公司治理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法制状况，发达国家公司治理相对好一些的原因，也在于这些国家的法制相对健全一些，执法较为严明一些。公司治理重点靠内部制度完善和利益相关者素质的提高，更离不开有效的外部约束特别是法律约束。为了更加优化我国上市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我们应尽快制定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相关法规，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4、建立银行家市场。现代商业银行日益朝着专业化、全球化、高科技、综合性的方向发展，银行业本身特有的高负债经营、经营风险外部性强等特征，对银行家的要求越来越高，培育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银行家阶层就非常重要。随时都有被人替代的可能，给在位的经理施加较强的外部压力，鞭策他们努力工作。银行经理人的名誉、地位、前途都取决于他在经理人市场中的竞争实力。在充分竞争的银行家市场中，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在银行间根据自身条件流动，并且由市场决定他们的薪酬，我们要改变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位升降由政府决定的现状，所有的一切都应该由银行家的经营能力和业绩来决定。通过改变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方式来加强其与股东的利益兼容。

5、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现代银行企业文化，充分发挥道德约束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也要注重培育诚信敬业的企业文化,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员工的职业道德水平、胜任能力和诚信度是影响银行内部控制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不仅有助于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使人的自觉行为与制度对人的行为约束有机结合，也有助于防范道德风险。

参考文献：

[1]孙光焰.公司治理模式趋同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葛容容.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2007.

[3]曾康霖，高宇辉.中国转型期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4]周道许.现代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简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5]蔡鄂生.银行公司治理与控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我国治理商业贿赂中存在的问题 篇4

一、对商业贿赂行为认识模糊、缺乏掏抵制意识

目前，治理商业贿赂已成为全球范围内一股浩大的潮流，国际社会部已经意识到了它的严重危害，并相干继修订或完善国内立法，加大对商业贿赂的打击力度。但是，我国不少行业和领域对商业贿赂的认识仍然十分模糊。首先表现在把商业贿赂当作市场交易中的“潜规则”。实践中，不少经营者把“回扣”这种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当作是正当合法的作为，认为都是少收购买者的钱，在工商部门查处时，拒不承认自已的回扣事实，对回扣造成的社会危害更是不以为然。其次是一些地方的某些企业是政府的招商投资项目，认为查处他们的商业贿赂行为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和当地的投资环境，也会影响到某些官员的“政绩”，所以当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这些企业的商业贿赂行为时，往往会受到行政权力的干预。再次，对于那些可能成为商业受贿的人来说，即使意识到这是违法行为，但认为法律规定不健全，自己的身份不可能成为受贿罪的主体，可以钻法律的空子，逃避法律的制裁。

二、反商业贿赂立法不健全、缺乏可操作性

（1）立法零散、缺乏完善的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纵观我国惩治商业贿赂的现有立

法，从法律基层上看由法律、法规（地方法规）和规章（地方规章、部门规章）；

从立法类别上看有刑事法、行政法、经济法、国际法等。非常零散没有形成一

个结构合理衔接得当的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在一些法律法规的规定之间相互

冲突矛盾。行政法和刑事司法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导致执法上的混乱，“以；

罚代法”现象普遍。

（2）对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定过于简约和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无论是刑法典、单行

刑法还是行政法规，对商业贿赂的法律特征规定的都过于抽象和模糊。比如商

业贿赂的行为主体都笼统地表述为“经营者”，对商业受贿者缺乏明确规定。此

外，商业贿赂的内容除财物外是否还包括“其他利益”。若有其他非物质利益这

些其他非物质利益在处罚、量刑方面应当有相应的立法可依。对商业贿赂的具

体方式规定了“回扣、手续费”，但除了这两种主要方式，是否还包括其他方式

在《虽然对商业贿赂中的主要形式回扣、佣金、折扣等进行了细化阐述，但暂

行规定》由于其在法律级别上属于行政法规，不能完全满足执法和诉讼的需要。

还有在规定对商业贿赂犯罪行为进行处罚时，大多笼统地以“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言以蔽之，缺乏具体可操作性。

三、执法主体混乱、执法处罚力度不够

《正当竞争法》赋予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商业贿赂的执法地位，但同时相关的一此些法律法规把查处商业贿赂的执法权力赋予了其他一些行业监管部门，如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各部门内部纪委检查机关、审计部门等，这种政出多门、多头执法的混乱状况必然导致不同部门在对查处商业贿赂的标准把握上存在分歧。执法尺度不一，加大了执法成本。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为1——20万元人民币。而建筑领域和政府采购领域、合同动辄数十亿。对于商业贿赂可能带来的巨额利润而言，行政处罚过于轻微，对商业贿赂行为形不成威慑力。再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暂行规定》对商业贿赂行为主要规定了刑事和行政制裁手段，而没有相应的民事制裁手段。而《反正当竞争法》规范竞争行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正当竞争的侵害，已经受到侵害的，理应受到民事赔偿。再者，我国对商业贿赂构成犯罪有起刑点的规定。也就是说，在一国家已经构成犯罪的商业贿赂犯罪在我国可能并不构成犯罪，这就放纵了一些商业贿赂行为。就整个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而言，我国法律之间存在断裂、冲突，没有形成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治理商业贿赂的配套行政与民事立法不够完善，主管机关不统一，职权不明确，导致多头管理、放任不管的情况经常

发生。

四、缺乏保护举证人制度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心得 篇5

商业银行可以划归为企业，之前有过许多关于企业管理的研究，可能很多人会很自然的将这些治理经验应用到银行管理中，但本文重新定义了这一思想，商业银行不单单是个企业，更是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润滑剂，本身具有其特殊性。因此，需要我们用独特的视角来研究它，本文作者从商业银行和一般企业的不同点出发，来研究商业银行公司的治理，给我很多启发。

好的研究点，往往蕴含在一般性分析之中，本文作者从公司的基本概念出发，细细剖析出商业银行的特殊性所在，并针对其特殊性，提出自己针对商业银行治理的独到见解。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后，公司治理目标不仅在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而且在于减少市场系统风险和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这种银行治理的目标定位不仅赋予了其更深刻的内涵和更丰富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表明了银行治理对银行风险的内在影响机制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目标追求。这样的研究也给现在全球金融危机阴影下的中国银行界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帮助作用。

商业银行治理与创新发展主题演讲 篇6

第二是结合上海的实践谈谈上

海银行在治理方面的思考。

第三是通过公司治理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提出一些启发性的意见，供大家思考。

谈到城市商业银行的治理，我们一定要谈一谈城市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的背景，城市商业银行的成立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组建的，成立之初城市商业银行内部的分支机构都具有非常的独立性的特征，即使城市商业银行成立以后，一些城市商业银行还是以内部的、独立的分值机构作为法人进行运作。由此可能引发一系列公司治理的问题，比如缺少统一的价值准则，内部控制也是比较薄弱，从股权结构看，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国内私有股东包括私有的非经营企业和个人投资者对城市商行的平均持股比重为23.7，国有资本达到76.3，股权结构的不合理必然导致公司内部结构的缺陷，一是控股股东占比过高，可能会引发控股股东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国度参与，二是大股东之间缺乏有效的制衡，三是广大的中小客户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

从公司架构看，城市商行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改革与成立之初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三会议程的治理架构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政府的干预，内部人控制的现在时有发生，股东大会、监事会、理事会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商业银行约束机制的设立并没有完全体现商业化的原则，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信息披露问题，由于多种原因城市商行的信息披露工作仍然不够完善很，难以做到全面、准确、及时的将银行的信息传达给相关者。有效性降低，不利于城市商行公司治理水平提升等等。

这系基本问题怎么来解决？突破口在哪里？刚才洪佩丽局长讲的非常重要，从我们的认识来看，下一步公司治理方面要严格的研究刘明康主席在有关大银行公司治理研讨会上的讲话，从监管角度把公司治理定义为“董事会和高官层等为领导和管理银行运作而设立的科学的架构和制度”，结合城商行在发展过程中的特点，我认为健全城市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公司的治理结构，就是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为主体的组织架构，是维护股东权益组织架构的保障，必须是真正的到位的设立。

二是公司治理相关的制度安排，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高级管理层的组织规则、议事规则和相关运作规则，董事会的权利义务，以及确保权利义务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加强商业银行的内控制度的建设。

三是公司治理的机制，包括决策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建立科学高效的决策激励约束机制，这是城商行公司治理的动力和源泉。

对城市商业银行来讲，强化法人体系在公司治理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前面说城市商业银行都是在众多的法人机构基础上合并组建而成的，举行明显的分散性的特征，所以必须体现一级法人的特征。为公司治理扫清障碍。上海银行业一样1995年12月成立，有99家城市信用社合并而成，建行之初也存在上面讲的特征，不仅严重的影响着银行的营运安全，而且事实上也阻碍了有效的公司治理，因此特殊的先天条件决定了上海银行必须把强化一级法人作为公司治理的条件。

其次我们再造组织体系和业务流程，强化了垂直管理和节约化流程，体现了资金管理、营运、信贷的授权受信，使总行确定为全行的经营管理中心、资金调度中心、领导指挥中心和业务创新中心，拥有全行的法人财产权，对全行经营的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负权责，分支机构在总行的统一下开展各自的营运。

第三，是要积极的推行并不断的健全授权管理制度，规范经营，增强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确保总行对分制机构有效的监督、管理和控制。

通过强化一级法人体制建设，为完善上海银行的公司治理制度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平台，使上海银行在前景、战略、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战略方面达成了共识，建立了一级法人、两级经营的管理体制，逐步向一级法人一体化管理的经营转变，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因此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经营绩效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只有股权结构合理才可能形成完善的公司治理机构，保证公司良好的经营绩效。需要解决四个问题：一是股权的制衡，避免某个股东对公司运作的全面控制。二是价值驱动，激励强大的股东发挥作用。三是价值取向，保证股东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四是股东资格，实现股东的目标和企业的目标相一致。

这几张图是上海银行经过两次增资扩股以后股权的变化，首先通过引进外资股和扩大企业法人股，逐步实现了股权的多元化，这项工作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保证了银行自主的市场行为选择权

。其次上海银行非常注重吸收价格驱动型的价值投资者，先后引进了国际金融公司、汇丰银行、上海商业银行的投资入股，使他们进入银行的董事会或者监事会，这些价值驱动力量强的股东为上海银行带来了境外商业银行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支持。逐步的推动了银行的观念创新、进一步提升了管理的水平。

第三对新的股东，上海银行非常注重他们的价值取向，尽量吸收价值取向一致的投资人入股，保证了不同股东之间良好的沟通协调和合作，保证了股东目标与银行目标一致性。

在现代企业的制度上，所有权与经营权也出现了两权分离，所有者与经营者形成了委托代理的关系，因此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合理的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全力与责任关系，是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的关键。正确的处理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既要做到两权分离，又要保证不会出现落空和错位。既要维护所有者的利益，又要维护经营者的利益。

在实践中上海银行充分认识到正确处理两者关系的重要性，上海银行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对所有权和经营权进行了清晰的界定，确定了股东大会的权力地位。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为协调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在行长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的框架下上海银行在所有者与经营者考核和分配问题上都进行了探索，建立了考核制度和薪酬方案的审批制度，实现了经营者利益与企业利益挂钩，完善了经营激励机制，维护了双方的利益。

最后，是为了保证这种关系的巩固，上海银行特别重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建设，以公司法为依据，以证监会上市公司指引等一系列法规为基本，重新制订了公司章程，进一步确定了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独立运作、有效制衡的标准，有效的保证了双方权益、义务的落实，实际上这就是明确了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各自的职责、边界。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是要充分发挥三者之间的作用，在现代公司制的企业中，董事会、监事会要对股东大会负责，分别行驶决策权和监督权，高级管理层在董事会领导下负责本行的日常业务经营和管理工作，并对董事会负责，充分发挥董事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监视会有效监督的作用，不断提高高管层的管理水平，建立相互协调的环节，在公司治理中处于核心的位置。

我们首先是逐步的健全了董事会、监事会的管理架构，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2000年起上海银行在董事会下设了6个专门委员会监事会下面也设了两个专门委员会，在行长下面也设了五个专门委员会，形成较为完善的治理架构，第二是进一步完善议事程序，制订了议事规则，董事会、监事会的秘书规律条例，保证了董事会、监事会工作的科学、规范、有序运行，为董事会行驶职责提供了制度保障。第三，上海银行对董事、监事会资格的人选比较重视，在上海银监局和上海市政府部门的支持帮助下，我们选聘了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银行专业知识的人士来担任我行的董事和监事，目前我们董事会的成员分别来自有财政股、银行内部人士、外资股东、企业法人股东和独立人士以及个人股东构成的董事会成员。成员更加均衡涵盖了执行的董事、非执行的董事和独立董事各个层面战争。他们都拥有经济金融管理和战略财务等方面以及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

第四我们明确了战略目标，加强战略管理，董事会作为上海银行的决策机构，重要的人物就时负责银行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我们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制订了上海银行战略管理纲要，提出了在资本先导、差异化竞争、区位优势、服务强化，维护股东投资者的利益，所以信息披露是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的内容，也是具有推动和保证作用。

当前除了上市银行以外，一般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工作也已经启动，如何提供信息披露的有效性是我们公司治理的重要的人物首先要健全内部的控制体系，上海银行设立了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聘请了按国内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分别进行的两家会计师事务所，主动接受监事会的监督，同时根据内控的需要逐步健全了信贷、会计、结算、储蓄，建立了集中管理的内部审计体系和督导员的制度。

第二规范的信息披露工作提高了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上海银行在编制年报过程中执行了更高的标准，逐步明确了达到上市银行标准的目标，从2002年年报开始，上海银行信息披露不仅包括了中国银监会信息披露规范的基本内容，同时补充了证监会信息披露的重要内容。

第三信息霹雷工作进一步精细化，除了披露工作治理的基本情况外，上海银行还披露了决策体系、以及对高官人员考核激励、约束机制的实施情况，病人把两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的报告都全面披露，在媒体上也进行了披露。

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深入，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成为了金融改革的一个重点下一步上海银行将重点从以下几各方面重点推进。一是保持境内外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二是进一步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高官层次之的职责边界，形成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三是建立在风险调整后的回报率基础上的考核机制，明确岗位职责和分责制，四是加强公司管理的信息系统建设，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发挥市场对金融管理的约束制度，五是以资本先导为引领，加强区位优势战略、差异化战略的管理。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一位发言者是(李文泓)，是北京银监会的官员，有请！

李文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我是代表黄毅主任来做这个发言，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资产证券化银行的视角，大家都知道资产证券化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探讨。我希望通过这个文化的探讨和大家交流一下我们对于如何在我国银行业规范的推进金融创新的一些想法。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在我国的理论和学术界对资产证券化已经进行了很多年的讨论，所以微观层面的意义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所以我今天不做深入的分析。我今天主要是想强调资产证券化在宏观层面积极的作用，资产证券化这种结构性的金融产品，实际上是把原来的风险持有者转移给了资产证券的投资者，实际上是把风险进行了转移，把没有能力承担风险的一方转移到了有能承担风险的一方，对风险进行了有效配置，所以风险的有效配置就能够增强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益。不论是传统的资产证券化还是建立在信用延伸产品基础上的资产证券化，都包含了很重要的理念和思想，就是通过风险的分散和转移能够大家风险的有效配置，这对提高资产的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个方面简单介绍一下对资产证券化实施监管的国际经验，不论是否对资产证券化进行了立法，这些国家的银行监管都针对资产证券化进行了一系列的法规，对资产证券化实施监管，为什么要监管来源于对资产证券化存在的一个误解，就是实施资产证券化必然能够把银行的资产以真实出售的方式转移到资产负债表中，其实在其他国家，在资产证券化发展得初期，也存在这种误解，大家比较熟悉的1988年的巴赛尔资本协议根本没有涉及资产债券化业务。在资产证券化业务方面，各国的监管机构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风险是不是转移了，保留了多少风险？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考虑到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交易结构比较复杂，参与的主体比较多，同一个机构还可能担当多个角色及所以资产证券化隐蔽性比较强，各国也比较关注是不是在资产证券化中的各类风险实施了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以及是否因为它担当了多种角色产生的风险进行了相应的控制。正因为银行监管者主要关注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国家都把资本监管作为监管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如果风险确实转移了，银行就不需要计停资本，同时各国的监管当局也针对银行在资产债券化业务中扮演的不同的角色提出了一定的操作性和风险管理的要求。

刚才我已经简单介绍了资产证券化监管发展的过程，就是88年的资本协议基本上没有涉及资产证券化业务，直到90年代后期，一些监管当局才陆续制订了这些法规，这些资本要求是比较简单零散的，缺乏风险的敏感性，差别也比较大，所以巴赛尔委员会在指定新资本协议的初期把资产证券化作为一个新的课题，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形成了资产证券化的框架，提出了统一的资本计提标准框架，这也是资产证券化发展重要的里程碑。这个框架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紧紧围绕证券化交易的经济实质，要求监管者超过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形式和会计处理方式来防细和判断银行是否有效转移了风险。另外一方面，这部分风险虽然可以移到资产负债表以外了，并不以为从监管者角度看一定是实现了风险的有效转移，所以监管者需要超越法律的形式和会计的方式做出独立的判断。这个框架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巴赛尔委员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创新就是不再根据银行在资产债券化中担当的不同角色提出不同的要求，而是对所有的决策提出了统一的要求，就是证券化统一暴露，通过引入这个概念对银行承担的风险实事承担风险，就是说你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是服务机构、还是投资机构也好，只要形成了风险暴露，你就要计提资本。

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在银行保留的风险的情况下，如果还对她免除了资本的要求，就可以造成对银行资本充足力的高估，而时我们根据已经形成的证券化结构来分析和判断银行承担哪些风险，提出相应的资本要求，但是资本和税收一样可以构成银行的成本，这种监管要求会形成一种激励机制，所以监管者在指定监管政策的时候就需要提供非常好的激励机制，因为今年资产证券化已经走向实践我们就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问题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我们是充分的吸收了新资本协议以及各国对资产证券化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进行现代证券资产化的试点，我们对这个办法的目标定位是在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比如说民法、信托法以及今年四月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颁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颁发确定的基本法律框架下由银行监管机构指定的监管业务的法规，这个和资产证券化的专门立法是不一样的，专门立法解决的问题是要规范资产交易的规划结构、交易流程，而前面我也已经提到了，银行监管者所关心的是在这个交易中，银行到底承担着哪些风险，是不是进行了有效的管理核计提了相应的资本，所以视角是不一样的，目标和解决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

在整个监管办法一共有七章，最核心的是第二章到第四章的内容，我刚才提到了，目前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还对资产证券化业务实行了市场准入管理。

同时我们对资产证券化的各个交易主体，首先是规定了一个统一的风险管理的要求，也分别对各类机构制定了相应的业务规则，重点强调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内部风险隔离的问题和风险揭示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求各个参与主体都要向投资者充分的揭示他在资产证券化中到底承担哪些责任和业务，以便于投资者充分的知晓和政策评估风险的基础上做出理性的决策。

第三个方面就是和其他国家资产证券法规一样，借鉴《新资本协议》和《新资本协议》颁布前国的资产证券化监管法规从国际通行做法中选择了相对宽松的资本计算方法，即符合审慎监管原则，也兼顾了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普遍不高的现状。

我们整体的目标就是通过这个资本监管建立一个良好的激励机制，既要防止银行简单的认为资产证券化必然会降低资本要求，盲目的开展业务，不乐于促进在我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

监管办法的颁布实施已经确定了初步的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框架。我们面临很多挑战最重要的就是在经济实质原则在资产证券化监管中的具体运用，将是对我国银行监管机构的重大挑战。另外在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面临特殊的法律风险，最理想的方式是首先要有一个资产证券化的立法。

我国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特殊性研究 篇7

关键词：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委托代理关系

一、商业银行与一般企业的差异性

商业银行是指以经营存、放款为主要业务, 并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货币经营企业, 它独特的经营业务决定了他与一般的企业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性。

首先在经营对象上, 一般企业经营的是具有一定使用价值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而商业银行是以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为经营对象, 经营的是特殊商品——货币和货币资本, 经营内容包括货币收付、借贷以及各种与货币运动有关的或者与之相联系的金融服务。

其次, 在资本结构上, 一般企业经营的资产大部分来源于股东的投资, 少部分来源于负债;而商业银行中, 银行可以经营操作的资产除少部分是股东投资的股本外, 绝大部分是储户的存款。因此, 股本在银行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是极低的, 这使得商业银行资本具有很高的财务杠杆的功能, 可以以很少的股本投入去经营巨额的货币资产。同时, 由于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极低的银行股本在风险承担方面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这导致了商业银行的风险远高于一般企业。

二、我国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研究

(一) 商业银行治理结构

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企业, 在其制度中, 股东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协调关系是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和行长三者之间组成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来实现的。股东大会是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 股东通过股东大会以投票方式行使自己的控制权, 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行使决策权, 是银行的最高决策机构。行长受聘于董事会, 董事会有权对行长进行聘用、激励和解聘, 行长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对银行的日常经营活动进行决策和管理。

(二) 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研究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其自身的独特性, 其治理结构与一般企业相比也存在特殊性。

1.商业银行的委托代理关系复杂

对一般企业而言, 委托与代理关系主要体现在股东、董事会和经营者这三者之间。因此, 公司治理重点在于降低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强化董事会的功能, 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的监督、约束、激励、控制, 以实现决策的科学化。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 其委托代理关系较一般企业更为复杂, 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委托代理关系:

一是政府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首先, 政府作为银行所有权的主体将银行资本委托给银行经营, 并以国家信用做担保吸收巨额存款, 期望银行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良好运作;其次, 银行在正常业务经营中, 从银行业务的规定到经营管理者的任免都直接或间接被国家政策所左右, 不能完全按商业化原则进行独立运作。在这种以行政命令为主导的委托代理关系下, 作为所有者代表的政府既不是法人也不是自然人, 不能落实具体的权利和义务, 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者又必须由代表所有权主体的政府来指定, 从而形成了政府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二是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首先, 我国国有银行内部管理模式基本仍是以纵向的行政性关系为特征, 组织结构采取一级法人、授权经营和分支行制。商业银行内部存在总行与分行, 分行与支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银行总行作为委托人拨给分行一定的经营资本, 以全行信誉为担保, 委托分行行长从事经营活动。而分行行长又继续委托给下一级的支行行长, 层层类推。在这种委托代理制度的安排下, 国有商业银行内部, 又呈现了由一个总委托人和多个代理人产生超长委托代理链, 导致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约束和控制力逐级弱化, 出现道德风险。其次, 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由于存款人、贷款人、监管者的存在, 产生了存款人与银行之间、股东与银行之间、银行与贷款人之间、监管者与银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这种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 导致商业银行中存在着较一般企业更复杂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使得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也比一般公司治理要更加困难。

2.商业银行产权主体存在虚置性

据调查, 截止2005年末, 115家城市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为:国有企业法人股、地方财政股、外资股、民营资本股份分别占41.66%、17.34%、4.17%、29.42%, 民营资本占比仅次于国有企业法人股。①从上述资料的持股比例中我们可以看出, 这样的股权结构改变了国有独资的单一性, 但是其最大的股东仍然是国有企业法人股。所以, 股份制银行从表面上看, 产权清晰、明确、多元化, 但国有控股仍然十分严重, 全体人民作为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者, 是国有商业银行委托代理链条中的初始委托人。但当我们用代理理论来研究国有商业银行时却发现它是一个虚置的主体, 它不可能像一个具备民事行为的个体一样行使自己的所有权, 所以对切实有效地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是不利的。所以说国有产权存在虚置性, 这种虚置性导致银行主体存在严重的缺位现象, 而此时的经理层却可以利用其产权的虚置性从中谋取个人私利, 甚至损害股东利益, 增加了银行治理的困难。

3.商业银行治理应突出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保护

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中强调通过公司治理, 尽可能地保护股东的利益, 在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 兼顾债权人、员工、客户等相关群体的利益。而商业银行不同于一般的企业, 办理存、贷款业务是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之一, 这一特殊性质的业务使得商业银行具有特殊的资本结构, 往往能以很少的自有资本吸收大量的存款, 使得债权融资在商业银行的资金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 形成一个特殊的高负债率的企业。按照《巴塞尔协议》规定, 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资产的比率至少为8%。因此, 银行的绝大部分营运资金来源于存款人存款, 所以商业银行在其公司治理结构中自然要面对众多的债权人, 受存款人利益的约束。同时, 商业银行高负债经营使资本获利的可能性增加, 银行的股东或经理层为冒险获利, 发生损害存款人利益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加。故在商业银行治理中, 重点强调的不仅是维护股东的利益, 更要维护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4.商业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和最后贷款人制度可能导致道德风险

为了有效控制金融风险和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系数, 各国都建立了较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和最后贷款人制度。但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 存款保险制度和最后贷款人制度导致银行的部分风险转嫁, 保险机构和中央银行成为了银行部分风险的分担者, 这使得银行股东与管理者倾向于冒更大的风险来获取更大的利润, 尤其是股东, 更期望以高风险博取高利润。因为, 一旦获取了高利润, 股东会直接获得投资收益, 而一旦出现亏损, 其产生的损失却不完全由股东承担, 股东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 大部分损失将由保险基金承担。同时, 最后贷款人制度的存在又让银行在面临危急的时刻, 势必有援手会对其实施救助, 解决困难, 这样的制度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冒险, 而把冒险过程中的风险转嫁到银行中的所有签约人身上, 损害了债权人利益。

同时, 存款保险制度和最后贷款人制度的存在导致了金融机构风险降低, 金融市场中缺少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金融企业没有面临一般企业所面临的高风险, 没有面临残酷的竞争、淘汰、退出机制, 债权人也认为自己的存款的风险不大, 弱化了风险监管意识对金融机构应有的市场监督, 所以公司治理方面来自债权人的约束功能就大大地降低了。

5.商业银行治理存在外部人控制情况

在我国, 国有商业银行改制后的委托代理关系比一般企业更为复杂, 出资人的权力和监管权力被许多部门共同行使, 除股东以外, 国务院、银监会、审计署、财政部等很多机构都能影响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运作。因此政府和监管机构成为了银行的利益相关者, 应当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 由于存款人的分散性及其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 存款人实际上无法掌握银行的具体经营业务信息, 不能对银行的经营实行有效监督, 而监管机构可以代表存款人利益对银行实施监督, 它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存款人作为特别重要的利益主体的缺位问题。其次, 由于存款保险制度和最后贷款人制度的存在, 进一步加大了银行的风险, 所以金融监管机构必须进一步强化对银行经营的监管。而要强化对银行经营的监管, 必须成为银行公司治理的主体。

所以商业银行的治理不同于一般的公司治理, 从国际上看, 围绕银行监督权的实施, 银行治理有两种模式:一是英美模式, 主要通过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和外部审计师对银行进行监督;二是德日模式, 主要通过设立监事会行使银行监督职责。不管哪种模式, 商业银行受到的外部监管都要比一般企业更多, 存在外部人控制、外部人参与治理的情况, 使得商业银行治理更加复杂。

6.商业银行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不吻合

在公司治理结构中, 剩余索取权主要表现为其拥有者在收益分配序列上是最后的索取者, 也是风险承担者;控制权主要表现为投票权, 也就是拥有合同中没有说明的事情的决策权。有效的治理结构是 “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相吻合, 即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承担风险的人应拥有剩余控制权;同时, 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人则应承担风险, 即是保证代理人在获得了与控制权相对应的收益的同时, 必须承担可能由此引起的损失。

在目前国有银行内部的权利配置结构中, 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吻合的, 主要表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者拥有控制权, 但他们基本上没有剩余索取权。于是, 国有银行内部不同层次的经理层掌握的剩余控制权就成为了廉价的投票权, 使得这些对于经营后果基本上不承担责任的经理层可能滥用控制权, 损害利益相关人的利益。同时, 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不吻合, 还造成了国有银行缺乏完善的、清晰的、市场化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一方面, 在国有银行治理结构中, 经理层的收入水平大多与经营业绩并不直接相关, 不存在清晰透明的市场化激励。并且, 国有银行在选拔经营者时依然沿用行政任命方式, 国有银行经营者晋升的唯一途径是获得上级认可而不一定是盈利。另一方面, 由于薪酬激励机制僵化, 使得银行的经营者有可能转向利用控制权受益, 经营者利用所掌握的经营决策权来谋取个人和小集体利益的最大化, 更增加了商业银行治理的难度。

综上所述, 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征, 使得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也不同于一般的公司治理, 因此在对商业银行实施治理时, 应充分掌握其特殊性, 采取有针对性、切实有效的治理方式来更好地实施对商业银行的治理。

参考文献

[1]王朝弟, 朱贺.中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问题研究[J].济南金融, 2005 (6) .

[2]连建辉.商业银行治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商业银行“契约型治理的经济学分析[Z].2003中国金融青年论坛.

我国商业银行治理论文 篇8

关键词：境外战略投资者 商业银行 公司治理

我国商业银行由于在单一股权结构下长期存在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经营效率低下、风险意识淡薄、管理体制落后和监督体制缺失等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金融业全面开放的背景下，中资银行又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环境，因此亟须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改善落后的公司治理情况。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则是本轮银行业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

国内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目标可概括为“引资”与“引智”两方面（吴念鲁，2005）：一来充实资本，二来推动股权结构多元化、加大对管理层的约束，借助其业务指导，以提高银行盈利水平和资产管理能力。

在监管层的鼓励和推动之下，自1996年光大银行引入亚洲开发银行起的十年内，全国已有23家商业银行引进共33家境外战略投资者，投资总额达212.5亿美元 。然而，境外战略投资者是否发挥了预期的治理作用？其治理作用取决于哪些因素？怎样才能最大化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治理效果？本文选取国内14家商业银行自2003年至2011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战略投资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对转型经济国家银行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上。

Bonin， Hansan和Wachtel（2005）对中东欧11个转型国家在1996年至2000年间的856个观测样本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外资控股——尤其是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银行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率，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数量也高于其他国内银行，此外这些机构还向客户提供了更为优质的服务。然而，Haben（2005）对墨西哥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银行业改革的研究却表明，尽管墨西哥自1997年引入外资以后，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提高、不良贷款率降低、盈利能力增强，但受制于墨西哥国内脆弱的合同权利保护体系，境外战略投资者处于审慎经营考虑而不愿意向居民和企业发放过多信贷，银行业在宏观经济中的融资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在国内学者中，主流观点认为引入境外投资者能够帮助中资银行完善治理结构。王一江、田国强（2004）通过中、日、韩三国银行业的比较，认为引进外资是实现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极其重要的战略选择。吴念鲁（2005）认为，引进真正的战略投资者不但能增加资本，还能带来很好的合作效益与合力效益，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竟争能力。

但也有一部分国内学者对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持保留意见。郑良芳（2005）列举了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的几种动机，认为不应高估境外投资者的作用。史建平（2006）质疑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必要性， 同时也对引进外资可能带来的控制权问题和金融霸权问题表示担忧。王志伟（2006）认为外资银行持股中资银行部分股权可能会产生利益冲突，造成国内银行商业机密泄露，主张以公司治理结构改善为着眼点，引入国际通行的银行公司治理规范和管理专家来提高我国银行重组的治理效率。彭志忠、张娜（2007）从外资金融机构的投资目的、境外投资者25%的股权上限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接受程度三方面进行讨论，认为境外战略投资者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

二、境外战略投资者对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

为了检验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各类商业银行的治理作用，本文以国内14家商业银行 为研究对象，选用这些银行从2003年至2009年的年度财务报表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与各商业银行对外公布的年报。

通过实证检验，本文要探讨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境外战略投资者是否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二，境外战略投资者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治理作用与哪些因素相关？

（一）变量选择

1、因变量 考虑到银行经营必须兼顾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本文选用三个指标作为因变量：

（1）ROA，资产收益率 ，反映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

（2）NPL，不良贷款率，反映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

（3） CAR，资本充足率，反映商业银行的清偿能力。

2、解释变量 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数量、持股比例以及持股年限等多重因素都会影响这些机构的治理作用。因此，本文选择以下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1）Num_FSI，引入的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数量；

（2）Share_FSI，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总和；

（3）Yr_FSI，境外战略投资者累计持股时间，以年为单位；

（4）Rshare_FSI（1），第一大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相对持股比例，即第一大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占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总和的百分比。如果银行只引进了一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则该比例为100%。

3、控制变量 银行的资产规模和经营策略是影响银行绩效的重要因素，所以本文选择以下两个控制变量：

（1）Lasset，资产总额的对数，控制银行规模；

（2）Rloan，贷款在总资产中的比例，控制银行经营策略。

（二）模型建立

针对本文提出的问题，笔者首先建立如下混合数据模型：

（3.1）

其中，Gov是衡量商业银行治理水平的各个因变量，在实证检验中分别代入ROA、NPL和CAR；Explain是解释变量矩阵，在检验中代入Num_FSI、Yr_FSI、Share_FSI和Rshare_FSI（1）中的单个或多个变量；Control是控制变量矩阵，在检验中同时代入Lasset和Rloan；下标i表示第i家银行，t表示第t期。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笔者共进行了五组实证检验，每组检验都包括以ROA、NPL、CAR为因变量的三个回归方程：第1至第3组实证检验单独考察了Num_FSI、Yr_FSI和Share_FSI对因变量的影响；第4组实证检验综合考察了上述三个解释变量的联合作用；在第5组实证检验中，变量Rshare_FSI（1）代替了变量Share_FSI。所有检验均采用截面固定效应和横截面加权法进行估计。运用EViews 6.0计量软件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如下：

检验1结果表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数量同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和资本充足率显著正相关、与不良贷款比率显著负相关。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有助于商业银行提高盈利水平、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率，这种治理作用在引入多家境外战略投资者时得到加强：就“引资”而言，由于国内银行大都以定向增发的方式引入外资，因而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数量越多，短期内对资本充足率的提升作用越明显；就“引智”而言，管理者可同时借鉴多家战略投资者的经验，探索出最适合中国金融市场现状和自身发展战略规划的经营管理模式。

检验2结果说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累计持股年限同银行资产收益率显著正相关、与不良贷款比率显著负相关，与资本充足率正相关但统计不显著。累计持股年限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国内银行与外资的战略合作意愿与合作深度：只有当境外战略投资者具备长期合作的意愿，投资双方才会有全方位合作的动机，境外战略投资者不仅满足于扩大自身经营网络，还会注重提升参股银行经营的效率。

检验3结果表明，提高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能改善银行治理，但是统计显著性低于前两个解释变量。股东通常只在持股比例达到20%以上后才能对被投资方产生重大影响；但根据我国现行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单家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商业银行的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多家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之和不能超过25%。外资持股上限的规定弱化了境外战略投资者积极履行股东责任、影响国内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动机，这是本组检验结果的统计显著性低于前两组的主要原因。

检验4的结果则显示，在Num_FSI、Yr_FSI和Share_FSI同时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中，变量Share_FSI的系數均由正变负，统计不显著。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是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外资持股比例合计不得超过25%的规定下，国内银行若引入多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则每一家的相对持股比例的下降，从而降低了这些投资者对参股银行经营决策的影响力、也削弱了其参与被投资方公司治理的积极性。

检验5在检验4回归模型的基础上用变量Rshare_FSI（1）代替了Share_FSI，分析角度从境外战略投资者股权比例总和变为第一大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相对持股比例。本组检验结果与前一组基本吻合：即在外资持股上限的外部约束下，引入多家战略投资者的治理效应并不比只引入一家战略投资者更强。

三、总结与建议

实证结果证明，在国内银行业改革中，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引资”、“引智”的目的初步实现。但是，由于在商业银行的持股比例仍受到制约，境外战略投资者难以进一步发挥治理作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还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国内商业银行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的现状。

所以，要继续加强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治理效果，目前亟须放松关于境外战略投资者最高持股比例的规定。具体而言，对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资持股比例上限的设置应在国有股不丧失控制权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区域性商业银行，则可以进一步扩大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持股份额，以维持这些机构的治理意愿并激励它们积极履行监督责任。

参考文献：

[1] Bonin， J.P.， I. Hanson and P. Wachtel， “Privatization Matters： Bank efficiency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5. 29（8， 9）： p. 2155

[2] Haber， S.， “Mexico's Experiments with Bank Privat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 1991—2003”.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5. 29（8—9）： p. 2325—2353

[3] 彭志忠、张娜：《战略投资者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经济纵横，2007（2）：p. 54—56

[4] 史建平：《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应慎重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财经科学，2006（1）： p. 7—13

[5] 王一江、田国强：《不良资产处理、股份制改造与外资战略——中日韩银行业经验比较》。经济研究，2004（11）：p. 28—36+68

[6] 王志伟：《银行引入外资战略投资者：模式和治理效率》。金融与经济，2006（7）：p. 7—10

[7] 吴念鲁：《对国有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及上市的评析》。银行家，2005（9）：p. 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