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真实的、骄傲的、一代人的灵魂文献

《知青》——真实的、骄傲的、一代人的灵魂文献（共3篇）

《知青》——真实的、骄傲的、一代人的灵魂文献 篇1

《知青》——真实的、骄傲的、一代人的灵魂文献

前些天某日，在中国美术馆看了大半天《从延安走来》美术展，是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起的，至于其意义，恕不赘述，今天有人一边压制着民间纪念和怀念毛泽东，另一边还大张旗鼓地纪念毛泽东，临时抱毛脚的意图只一眼就看清楚了。我只是冲着那些好作品去的。

里面有一幅叫做《我们这代人》的油画，放在显眼位置，内容是一群穿着厚棉袄、厚棉裤的知识青年，挤在一间简陋的林场宿舍里，在那个年代特有的光线和颜色符号里，这些年轻人的精气神一下子溢出了画面，弥漫在展厅的空间里。

画面中央是一个面容漂亮、身着绿军装的女孩，在她身边是一个身着深色棉衣而面容秀气的女孩，她们当然是“我们这代人”里的女神，我相信所有来看这幅油画的欣赏者都不会叫出她们的名字，不过，我却脱口而出，中间那个是周萍，她身边那个是孙曼玲。周萍和孙曼玲，其实是电视剧《知青》里两个女知青的名字而已。

周萍（傅晶饰）的父亲解放前是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文革时家里被红卫兵抄个精光，她为了给家人争气（注意，这里是为家里争气，而不是与家里划清界限），没有按原分配计划去山东屯插队，而是死活赖在七连要当兵团战士。

其实，周萍的出场，廓清了一个几十年没有厘清的误区，即，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总体上分成到农村插队，当农民，挣工分，和到边疆的生产建设兵团当战士――其实是农业工人，挣的是工资；即使是自小长在兵团的我一直以来对这样的区别也是模模糊糊，这也正是这部梁晓声编剧的《知青》让人眼前一亮的第一处：文献性。

往大了说，《知青》企图在重现历史的真实之上再建设创作者的价值与情感，这就是朴实而正确的现实主义风格，虽然这里难免有梁晓声个人的局限，如对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生活的熟悉远远强于在陕西黄土高原农村插队的知青生活，且，亦能从人物的故事里读出创作者对这两者显著不同的情感投入，但这仍然阻挡不了这部《知青》算得上几十年来对那个时代、那群人做出了最有历史记录意义的作品。

再比如，那个叫孙曼玲（张龄心饰）的女知青，是地道根红苗的哈尔滨平民女孩，毛主席语录可以出口成章，家里上数三代都是城市贫民，又兼具大姐大风范――孙曼玲与周萍的区别之处正应了《红灯记》里的那句唱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带着弟弟当兵团战士的故事，或者会让现在的独生子女们看着看着就了解了什么是手足情深。

正好，我小时候就在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里长大，虽然《知青》表的是黑河的事，但剧集里的人物和故事――除了那些梁晓声想作为一个断代历史的思想者做出的关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分析外，我还是要说，故事主干是相当坚实的。

剧集将一个出生于红色军人家庭的两个男孩，一个去陕北一个去东北的不一样的上山下乡之路作为故事核心躯干，然后伸展出两株粗大强壮的情节树，这两株故事树按时间的顺序在四五十集的物理时间里平行进展，又各成系统，同时又有紧密关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足以改造成史诗电影的不错架构。

而且，观众看《知青》的视角与剧中人物上山下乡生活的进程完全同步，比如，剧

集在前两三集，在表现人物性格之外，更深层处是认真交待了当时年代与“知青”这两个字有关的一切人物关系、社会形态和政经结构，主人公赵天亮（唐曾饰）与40多位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的知青初刚到七连第一天，七连连长张建业（任帅饰）和指导员韩经泰（岳旸饰）就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标准配置”――管理体系、组织体系、人群结构等交待得清清楚楚，连队政治单位按班、排、连3层设置，40多个知青被分成两个排、4个班，设两个排长、4个班长，同时，连队还有机务排（其实，在这一层结构之中还应穿插着民兵排，也设排长），这样，整个七连党支部就由连长、指导员、一男一女两个知青排长，以及机务排长等人组成，他们决定全连的大事小情。

刚到七连不久，赵天亮因哥哥赵曙光（程皓枫饰）在陕西遭遇矿难而离队出走，他被辙了班长一职，男知青排的排长张靖严（李超饰）也受到牵连，被一撸到底去男知青一班当了战士，这才有剧中另一个重要角色齐勇（王凯饰）登堂入室就任班长，而赵天亮之父赵力雄（杨立新饰）对儿子赵天亮这个班长职位的解释，更应是梁晓声在向现在的人准确描述他们已经完全陌生的社会关系：

在部队里一班长可不是好当的，因为在排长不在的时候，他要随时可能代替排长。如今，当年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早就变成了国营农场，有的大农场场部还变成了县镇，这叫地方化，我的姨夫，他老人家年轻时曾是建设兵团的一个班长，因为身高力壮，劳动出色，年纪轻轻就升了排长，再后来升了副连长，我记得他当副连长那会儿也是不脱产的，与其他人一样下地出工，并干一样的工作量，直到后来他并不是很大年龄就当上了连长，用他的话说，他能当连长完全是在劳动劳出来的。

当年，当排长的他就曾是下乡知青们的头头儿，因为他劳动技能出色，带了无数从城里来学农活的徒弟。

《知青》里，到兵团后第一个麦收，开镰第一刀由连长张建业和指导员韩经泰一上阵，梁晓声故意在此安排了连长让指导员4分钟的割麦比赛，这个画面勾起我对自己那们身材高大、脸上常常挂着笑容的连长姨夫的怀念，他老人家十多年前已经仙逝了――剧集的这一情节虽举轻但重在证明了当时年代，劳动能力而非其它能力才是决定其人社会地位的绝对资本，那个由任帅饰演的连长虽然不似干农活儿出色者那样大只佬，但我还要是承认，这是我自从离开兵团岁月以来见到的最像兵团连长的连长。

与此相似处还有打场扛麻袋，以及入秋收黄豆（大豆）。

就连麦收时七连遭遇雨季，致秋后七连的知青们只能啃发绿的酸馒头（发芽麦子磨成），因为好麦子都支援国家了――我打包票旁证，此事确凿无误，因为本人小时候不止一年地经历过。

娱乐性和价值观，看似都不是这部《知青》的主打手段，依我看，它最大的凭藉还是其文献性，比如剧中两段最牵动人心的爱情的发生，赵天亮与周萍的，赵曙光与冯晓兰的，虽有刻意安排上的对照和修饰感，但剧中人物之发乎情而止乎礼，以及他们将个人感情小心翼翼地折合在当时那个政治化过度的社会上的经历，都相当契合时代，可以说完全表现了当时年代人的情感状态。

剧集的第一主人公赵天亮，一个比《血色浪漫》里的钟跃民（刘烨饰）和《北风那

个吹》里的帅红兵（夏雨饰）个性和社会性更为复杂的人物形象，其真正的复杂性倒并不在于该人物本身有多么不凡的个性，倒是他和他的哥哥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真正经历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式的人生改造才更对那一代人具有代表性，这个人物其实是沿续了梁晓声当年蜚声天下的《雪城》和《年轮》里的诸多人物，我们看到剧中的赵氏兄弟逐渐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不断历练着性格、思考着社会，看到他们从飘在天外的北京革命小将变成脚踏实地的乡村劳动者，会油然而生一种抵近亲切的磨擦感。

当下，“知青”两字是介于敏感与怀旧之间的特别词汇，其实，虽然知青时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那个时代里成长起来的知青们仍然是这个国家的栋梁之材，就连中国下一代领导人都极有可能产生在当年那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里，所以，我在这部剧里读到更多的不是对往事的伤怀、对苦难的怨囿和青春的反思，更有对曾经经历过的那段岁月以及那段人生的骄傲展示。

《知青》——真实的、骄傲的、一代人的灵魂文献 篇2

有些教师总认为作文完全是由学生写出来的,是一项最能发挥学生主体性的活动,其实不然,传统教学的作文指导从思想内涵到写作技巧,过多地灌输了教师的意志,把作文教学简单化、一体化,没有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创造性。而反过来,教师对写作如果不加以指导,学生又不能掌握基本的写作条理与方法。我认为,只有回归到学生真实的生命活动中去,让学生感受社会、感受自然、感受生命,他们才觉得有话可写,创作面才会更广阔,思维才会更活跃。

学生的写作能力主要是通过真实的写作发展起来的。真实写作便是作文教学的灵魂。

首先,真实的写作必须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写作必须与生活相结合,必须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相联系。多丰富学生的课内外学习生活,以充实写作内容,使写作向真实性发展。只有这样,学生才能为真情而写作,为兴趣而写作,为交际而写作,为实用而写作,总之,是有所为而写作。在写作中,学生关注的是写作的真实内容而不是形式,要想写出真实,必须把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次,真实的写作还应以真实的阅读为前提。在课外阅读方法上,可以采取自由阅读和定向阅读相结合。自由阅读,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地选择阅读作品,学生一般选择的是《读者》《意林》《中学生课外阅读》等,教师一般不加限制,但要讲清目的和要求,一个课时能认识一个事物便达到了目的。定向阅读,教师根据课标,以及某一个写作单元的目的和要求,确定阅读作品目录。我们使用的语文教材是义务教育初中实验教材人教版,每册教材后都有名著附录,三年下来,会积累大量阅读材料,也能为写作积累素材。

第三,真实的写作是一种大量、持续的写作实践活动。写作能力从根本上讲不是一门知识,而是一种技能。作为一种心智技能,写作能力必须通过大量的写作实践才能形成和提高,而不是单靠讲几篇文章、技能之类的东西所能奏效的。其实践活动应包括练笔、办报、听报告、举办讲座、收看有意义的影视节目。

练笔是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重要途径,只学理论不实践,无法达到提高的目的。要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除了强化课堂计划定向作文外,还必须抓好学生的课外练笔,提倡写随笔,其形式包括日记、周记、评论、读书笔记以及信函等。这是学生写作上自由耕耘的一块园地,让学生写自己的话,写实在的话,见什么写什么,干什么写什么,读什么写什么,想什么写什么。在练笔中,要为学生创设真实的作文情境,或确定一个交际实用目的,让学生有感而发,有话可说。这种训练方式能使学生抒发真情实感,效果很好。到了八年级就可以让学生写周记、读书笔记,九年级时则让学生写评论。练笔必须长期坚持,才会有较好的效果。

办报包括学生的手抄报、学校和班级办的黑板报、墙报等等。内容要做规定,除了摘抄外,一定要有自己写的文章。另外可以结合各种重大活动、纪念日、节日写些小短文充实手抄报、板报内容。这些活动能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语文及其它学科基础知识的能力,发展学生的智力,训练学生的编辑、排版、写作、绘画、书法等多种技能。

要做到根据实际有计划地经常性地组织专题性的讲座,内容可以结合年级的课文做必要的拓宽和加深,还可以请英模讲事迹,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及爱国主义等方面的教育,让学生关心国内外大事,掌握国情国策,还可以利用影视、网络了解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以便在课堂内展开评论,发表看法,写出心得。

新颁布的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在传统理念中,学生只是课堂教学的陪衬物,学生只是为老师考出分数的工具,这当然是错误的。从人格上讲,学生跟老师是平等的。承认学生是作文的主人,就应该相信学生,不能整天靠念紧箍咒吓唬学生,要相信学生的潜力,要坚信没有写不好作文的孩子。众所周知,当代著名作家乔叶,就是在小学启蒙老师的鼓励下走上写作道路的。小的时候,乔叶是个不喜欢学习的孩子。有一次,老师发现小乔叶的语文练习册上的句子造的非常好,就把它当作范例在全班读了。小乔叶备受鼓舞,从此发奋学习,终于成为一名作家。

新课程标准要求,语文学习与社会生活互相贯通,才能使语文学习获得生机和活力。这里的生机与活力,来源于学生真实的感受与认识。所以,教师必须尊重学生富有个性的情感体验和思维方式,鼓励学生说自己真正想说的话,写自己真正喜欢的文章,万不可将学生的思维纳入既定的模式中去。

“红卫兵-知青一代”的前世今生 篇3

“红卫兵—知青一代”，指的是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中期出生的一代人，也就是所谓的“老三届”和“新三届”，即1966~1968年间的高中、初中和小学应届毕业生，特别以其中的城市人群为代表。限于主客观条件，本文主要谈“红卫兵—知青一代”的知识分子群体。

迄今为止，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红卫兵—知青一代”在多个历史时刻一而再、再而三地扮演了特殊的历史角色，多次成为历史的亮点，从1960年代（文革初期）到1970年代（四五事件），再到1980年代（启蒙运动），直至今日，从而显著地区别于他们之前、之后的其他世代。

这里的“代”或“世代”（generation），并非指一般以二三十年为间隔、自然延续的祖—→父—→子的代际划分，而是指分享着相似的成长经历和时代精神的年龄段相近的人群，西方社会理论称为“文化世代”（cultural generation）。“文化世代”以重大社会事件或历史运动为代际划分的标记，例如中国近代以来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因此，有时属于某一自然年龄段的人物，却可能具有上一个或下一个“文化世代”的典型特征。

“文化世代”是观察历史进程、剖析社会变迁的重要角度。中国最早选取这个角度的是鲁迅。据冯雪峰回忆，鲁迅晚年曾打算写一部关于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的衰落写起，以此反映中国近60年来的社会历史。这四代是章太炎一代，鲁迅一代，瞿秋白一代和冯雪峰一代。文革结束后，著名思想史学者李泽厚区分了六代知识分子，在鲁迅拟讲述的四代之后，又提出了“解放的一代”和“红卫兵的一代”。

未来一二十年，将是“红卫兵—知青一代”在公共领域的最后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本文打算在李泽厚的基础之上，从“文化世代”的角度，以知识分子为焦点，透视这一代人的生平和性格思想。

这应该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五代人：从曾国藩到毛泽东

宏观地看，迄今为止，我们仍处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大周期内，因为近代以来，“应对西方资本挑战”这个总主题始终没有完成，始终没有改变。

晚清以来，面对这个挑战，曾国藩（生于1811年，下同）、胡林翼（1812年）、左宗棠（1812年）、李鸿章（1823年）等“洋务一代”，提出的第一种应对方案是“中体西用”，其实质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到东亚的时代，以传统皇权—官僚阶级的制度文化吸纳、统摄、驾驭西方近代科技和工业文明——这是一项既空前也绝后的历史任务。面对西方挑战，“洋务一代”的感受是十分沉痛的。胡林翼目睹西洋火轮溯江而上，迅疾行驶，曾变色呕血，几至坠马，不久即死于军中。李鸿章则将西方挑战概括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曾、胡、左、李等均接受了完整的传统儒家教育，身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所造成的内忧外患的局面中，从科举士子进身为封疆大吏。他们的“中体西用”方案如获成功，将是自西汉董仲舒、北宋程朱以来，儒学的第三次大综合，东亚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也将改写。但是，甲午战败断送了这一综合的尝试，也使中国古典文明趋于解体，由此引发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

康有为（1858年）、梁启超（1873年）、谭嗣同（1865年）等“戊戌一代”，与孙中山（1866年）、黄兴（1874年）、蔡元培（1868年）、章太炎（1869年）等“辛亥一代”年龄相近，他们同样在洋务运动的时代环境中成长，初步学习了西洋科技知识和政治学说，并共同受到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只是由于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方案，即改良与革命，并且由于历史变革的进程总是先吃药（保守疗法）、后开刀（激进疗法），先改良（体制内调整）、后革命（体制外造反），因此，“自然世代”相同的人群便分别属于前后不同的“文化世代”。但是，“改良”和“革命”却殊途同归，都是无果之花——“戊戌一代”的变法不过百日，“辛亥一代”在革命成功后也迅即被边缘化。两个文化世代都未能成功建立攘外安内的有效模式。

依托少数精英的方案——不论是封疆大吏（洋务），还是科举士子（戊戌）或留学生（辛亥）——不能奏效，动员广大群众的方案便呼之欲出。而要执行这样的方案，首先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动员，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便成了中国现代史绕不开的下一个环节。

陈独秀（1879年）、鲁迅（1881年）、李大钊（1889年）、钱玄同（1887年）等“五四一代”，成长于清末新政的开放环境中，大多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学兼中西。他们面对辛亥之后、民国初年的社会政治乱相，痛感于换汤（制度）不换药（人心）的现实，致力于对人心、意识、国民性的根本改造。这种对国民的意识形态动员，影响了他们之后的“革命一代”，即毛泽东（1893年）、蔡和森（1895年）、周恩来（1898年）、瞿秋白（1899年）、彭湃（1896年）等早期共产党人，他们的确是“五四一代”的继承者，是“五四之子”——1971年11月，暮年的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上仍然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革命一代”早年接受新式教育，成长于民国初年的乱世，在五四时期的各种思潮中探索，并身体力行。这是真正原创性的一代，只有他们才建立了有效模式：列宁式政党、暴力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等等。毛泽东等作于东南，成于西北，先在江西，后在陕北建立了新国家的雏形。他们从无到有、开天辟地、文韬武略。正是通过“革命一代”创建的模式，中国才走出了近代困境，实现了国家独立和统一，建立了现代国防和工业体系。晚清以来，几代人一直在摸索应对挑战的有效模式，洋务、戊戌、辛亥等均各领风骚、各具光彩，他们的摸索最终完成于“革命一代”，在他们手中开花结果。

“红卫兵—知青一代”是怎样问世的

“革命一代”之后，是鲁迅打算写的四代人中的最后一代，以冯雪峰（1903年）为代表。冯年龄较大，属于“文化世代”偏离“自然世代”的典型个案。这一文化世代大多出生于20世纪10~20年代，主要在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左翼文艺、九一八事变和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接受教育，走入社会，经历了抗日烽火，思想普遍左倾。他们属于“抗战一代”，许多人成为上一代所创建的中国革命模式的追随者。

再下一代主要出生于1930~1940年代，在中国革命走向全面成功的时代氛围中成长。这是李泽厚（1930年）自己所属的一代，即“解放一代”，按他的描述，这一代“绝大多数满怀天真、热情和憧憬接受了革命，他们虔诚驯服，知识少而忏悔多……作为不大”。尤其是在建国之后，这一代知识分子全身心投入到革命政权的事业中，成为上层建筑、国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总体上看，“洋务一代”最大限度地开掘儒教中国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洋务运动的失败，则使中国社会的心理和思想迅速激进化了。此后，从改良到革命，从中上层主导的政治革命到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逐级递进。“革命一代”创建模式，取得政权，而与此同时，也日益回复到传统儒家外加斯大林主义的治理模式。国家机器滑向官僚政治，官僚政治逐步保守化。“革命一代”创建的模式日益成为压抑的体制。而在他们之后的两代人，无论是“抗战一代”还是“解放一代”，大多都是“革命一代”的追随者、“革命模式”的接受者，因此也都没有能力应对这个问题。

毛泽东当然是例外，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超越了作为同辈战友的“革命一代”。为彻底改造国家机器，他鼓动群众造反，发动文革。毛泽东希望：一方面避免欧美多党竞选的资产阶级民主，另一方面又能克服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政治，设想用体制外周期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来矫正单一政党长期执政的弊端。文革的初衷，本来是发动基层群众，包括青年学生，对执政党和政府进行批判、监督和吐故纳新。问题背后的实质则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教育的普及，普遍参与政治的权利诉求不断增长，必然与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相冲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不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都必然要遭遇的问题。

毛泽东的召唤隔代传递，在正值青春期的中学生那里得到最热烈响应。1966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5月29日，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即由清华附中高二学生发起成立。“红卫兵”一词的作者是张承志（1948年）。这一代人，正处于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形成或萌芽的幼稚时期，便遭遇中国与世界政治的大问题，大字报、大辩论，造反、串联，秩序瓦解、权威扫地，而形成了一种大视野的问题意识以及狂放不羁、敢想敢干的性格特征。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毛泽东有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想法，就是认为苏联变修，原因之一是由于亲眼见过列宁的人太少。所以，1966年8月~11月，73岁的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其总数达1200万人次。他跨越几代人，同青少年红卫兵携手，以期共同推动历史的进步。

与此相对照，他昔日的战友们，老一辈的“革命一代”，从战争到建设，从乡村到城市，曾所向披靡。但是，当他们突然与改造国家机器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特别是与青少年红卫兵相对峙的时候，几十年来行之有效的“模式”失灵了。刘少奇（1898年）、邓小平（1904年）、周恩来（1898年）、陶铸（1908年）在1966年7月底都曾先后很无奈地说过：“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而这句话，据陶铸说，是一个“中学生小姑娘”讲的。

文革从1966~1967年的大民主、夺权和武斗，到1967~70年的收缩和军管，经历了放—→乱—→收—→死的全过程，最后做成了一锅夹生饭。对于刘、周、邓、陶等“革命一代”来说，文革固然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其实对于毛泽东本人，又何尝不是！因此，面对混乱形势，1968年夏，毛泽东亲手终结了红卫兵运动。该年底，1966~1968年的三届初高中毕业生近200万人，离开城市，上山下乡。

“革命”与“启蒙”的双重经历

“革命一代”曾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包括目标，也包括路径。由于传统模式在文革初期失灵，而文革又未能取而代之，创建新的有效模式。因此，相隔几十年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度提出。

重新面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不限于“红卫兵—知青一代”，但以这一代人的探索最集中、最大胆。文革初期，政治雷霆曾击中他们，使他们政治早熟。以后，下乡插队或进厂做工，又使他们得到底层的经验和技能，时刻校正着他们的书本知识。总之，一方面是政治早熟，另一方面是底层磨炼，使他们成为近代以来独具特色的一代知识分子。

因此，文革高峰期过后，“红卫兵—知青一代”开始独立的思想摸索。首先是读书，以李零（1948年）在插队时期为例，他自述说：“我第一次系统阅读马恩列斯毛鲁是在这一时期。联共党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文革中的首长讲话和各种资料，第四国际资料汇编，以及右派言论等等，从伯恩施坦到考茨基，从托洛茨基到布哈林，还有铁托、德热拉斯、卢卡奇、阿尔都塞、索尔仁尼琴等等，那是什么‘反动’看什么。”

在思想的表述方面，较有影响的是张木生（1948年）。他撰写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在知青群体中辗转传抄，争论不休。据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介绍，这篇洋洋3万字的长文，从反思斯大林模式，讲到中国农业现状和城乡差别，最后写道：“包产到户证明了一点，农民能够增加产量。我们不拒绝更好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在哪儿呢？”其结论直接指向十几年后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其实，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1968年的政治引力场中一个20岁青年的大胆求索，是“红卫兵—知青一代”桀骜不驯、胆大妄为的性格。

理论探索需要更多的知识和学术积累。与之不同，感性的文艺直抒胸臆，在年轻一代手中更早便成熟了。在这方面，郭路生（1948年）是代表。与上一代，例如建国后郭小川（1919年）、贺敬之（1924年）奠定的宏大叙事的政治抒情诗传统不同，郭路生开创了个人化的诗歌写作传统，刚一问世，就给同辈人以刻骨铭心的感受，使他们多年后仍记忆犹新。例如，李零是1968年在花园村，北岛（1949年）是1970年春在昆明湖船头，张郎郎（1943年）是在1970年代初的河北狱中……第一次听人朗诵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这首诗表达了一代人的心声。北岛后来说：“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高峰期过后，文革处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中。这种迷茫、幻灭和没有出路的感觉，正是年轻一代的时代感受，对于他们来说，传统已经塌陷，当下没有出路，能够寄予希望的只剩下“未来”。

从思想逻辑上看，“红卫兵—知青一代”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革命，改造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按正宗的文革理论，这是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最高阶段。二是启蒙，在文革高峰期后，经过怀疑和动摇，年轻一代纷纷另辟途径。而不论张木生的包产到户，还是郭路生的个人化写作，在集体与个人、国家与市场、体制与自由……的价值天平上，他们的取向已明显地偏于后者，这正是启蒙主义的价值观。

1990年代结果

李零说：“80年代开花，90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70年代。”这一代人在1970年代的思想和文艺活动大多处于“地下”：“地下诗歌”、“地下沙龙”、“地下画展”，还有种类繁多、辗转流传的手抄本。这些思想和文艺活动，只是到了1970年代后期，由于时代转折的机缘才得以公开表达：这就是“四五运动”、“西单墙”、《今天》杂志、“星星画展”等等，它们为结束文革和改革开放准备了舆论基础——改革开放这一重大历史转折，仍然由那些具有原创性的“革命一代”如邓小平等主导，并非偶然。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不是他们，而换作他们之后的一两代人长期主政，那么中国很有可能落入一个呆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

进入1980年代，“红卫兵—知青一代”仍主要走在“启蒙”的路线上，朦胧诗、伤痕文学、文化讨论等文艺运动和思想运动，无非是对文革、毛时代、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批判和颠覆，而倡导个性、自我、宽容、自由等价值。另一方面，在经济学领域，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则是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出谋划策，会议发起者，也同样是这一代人。从文艺、哲学到经济学，贯穿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客观上为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奠定了价值观的前提。

然而，从总体看，无论是“革命”，还是否定“革命”的“启蒙”，都并非这一代的原创——早年的“革命”来自晚年毛泽东，随后的“启蒙”则来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主流思想。因此，在相继经历了“革命”和“启蒙”这两个阶段之后，“红卫兵—知青一代”必然会有一个综合性的，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原创性的合题。

1980年代末的国内外重大事件，包括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和解体，冷战结束的历史大变局，提供了一个契机。何新（1949年）在“八九”之后同各国记者、外交官和经济学家进行了一系列对话，系统地表达了他的理论思考。何新认为：在当今的国际战略环境中，“民主”并非一个单纯的价值问题，而是国与国战略斗争的一种手段；20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落后农业国以国有制形式，将国家经济政治力量集结为一个强大聚合体，以对抗先进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一种特殊的现代化模式；世界经济结构和关系并不合理，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和平与发展的平等机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恰恰倚赖于第三世界的贫穷；从全球资源、环境、人口等因素着眼，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前途是一条通向历史正义之路。这些观点，在1990年代后期逐渐成为“常识”，但公允地说，它们的确是由何新在“八九”之后首先系统论述的。

何新的生平和性格在“红卫兵—知青一代”中颇具代表性。文革初期造反、串联，之后到北大荒建设兵团，务农做工，其间流浪、读书、写作并被关押批斗，在思想上也同样经历了从“革命”到“启蒙”的过程。与众不同的是，何新较早摆脱了“启蒙”路线，又没有简单回到“革命”立场，而是将以往的知识、理论在1980年代末的大变局背景下加以综合，在后冷战时代较早地形成了一种新国家主义的论述体系。这是“红卫兵—知青一代”真正原创的成熟理论。从学科角度看，何新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轴，汇聚和概括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文化理论和思想史等众多学科，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对于所面临的每一重大课题，总是能够立体地、多维度地给予解答和说明，从而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优越于单一学科的成就。

何新的观点立场使他成为中国思想界从1980年代向1990年代过渡的枢纽式人物，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预告了中国19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民族主义、新左派和非主流经济学等思潮。

其实，作为一个“文化世代”，在思想理论层面，也只有经过了1980~1990年代的过渡，“红卫兵—知青一代”才真正成熟。其原因，除了历史变迁的周期外，也是由于这个时期，正是他们年届40岁——古代中国所谓“不惑”、古代希腊称为“鼎盛年”的时候。正是在这时，他们才开始独立地表述成熟系统的思想，而不再依傍前人，或借助西方。

在思想历程外，性格因素同样重要。何新自述，1980年代与某学者因著述而争议，便写信极尽刻薄挖苦之能事，并夹寄“卫生纸包裹仁丹数粒”（“仁丹”为隐语）。另据社科院人员回忆，某学者著文批评何新的“常识性错误”，何遂致函，自称是“业余拳击协会会员”，威胁要“练上一百回合”。这种表现也许比较极端，但相当有代表性。早年在“乱世”中造反、串联、大辩论、大批判以及底层经历所造就的性格特征，实际上成为他们许多人在思想理论上纵横无忌的人格基础。也许这不是巧合，中国国势在毛时代曾臻于极盛，同时也面临文革所提出的国家机器异化的问题。后文革时代，中国问题并未真正解决，需要思想理论的艰苦探索，需要颠覆、反叛、改造现有国际国内模式和成规。这一任务，也许不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文化世代所能胜任的。

结语

“红卫兵—知青”之后，是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出生的“后文革一代”。这一代人大多没有上山下乡的磨炼，且在文革后接受了较正规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从整体看，尽管他们有着更好的学术训练并且正当盛年，但是，在思想视野和理论架构上，他们至今仍未超越“红卫兵—知青一代”。这表现在几乎所有学术思想领域。这似乎表明，“红卫兵—知青一代”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而且，从自然年龄看，他们也还有一二十年的完整周期。还有时间，希望他们有更出色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