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的发展历程

2024-11-03

浙商的发展历程（精选3篇）

浙商的发展历程篇1

浙商简介

浙商一般指浙江籍的商人，实业家的集合，是一个较为新近的称法（1999年，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下属的《经济生活报》（《今日早报》前身）开出了一个名为“浙商名流系列访谈”的专栏，这是具有当代内涵的“浙商”概念的首次提出）

从古至今，浙江商人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的重要推动力量。如今在私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浙江模式”，“浙江经验”，“浙江现象”已经被写入多地教科书，越来越多的媒体对浙江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给予报道，越来越多的人对浙江的发展给予关注。

浙商特点：“舍得”、“和气”、“共赢”、“低调”、“敢闯”。

浙商简史

浙江的商业文明历史源远流长，工商业活动自古就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在农业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商人居“四民”末位的传统社会，较之于大多数兄弟省市，浙江的商业和商人的作用和社会地位依旧突出。

浙江工商业活动的历史传承和脉络完整清晰。隋朝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使得杭州成为江南物资的集散中心。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江浙一带成为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也产生了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五代吴越国王钱镠的励精图治使得浙江在两宋后富甲东南。宋元时期，浙江凭借发达的桑蚕丝织业和优良的海港资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出发点和腹地。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浙江商人成为中华民族工商业的中坚之一，为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浙江商人活跃于国内外商界，目前为中国国内除台商之外最活跃的商帮，为各地的发展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注入了活力。

浙商思想的起源发展以及其影响

早在六七千年前，浙江先民就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河姆渡文化”。至春秋时期，浙江又孕育了古越文化，被封为“中华商圣”的范蠡就出现在这一时期，他从国富民强的角度强调了农商并重的主张。

到了南宋时期，中原文化大规模南迁，浙江一度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到了明清时期，浙江更是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辈出，且这些人多为当时引领全国学术的翘楚。浙江特殊的环境孕育了其重商的文化，浙东学派主张“工商皆本”、“义利兼容”、“国家不可病商以滋弱”，这些通商惠工、经世致用以及士农工商平等的思想观念，在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的社会环境下，促进了浙东地区民间自主工商业活动的孕育和成长，成为浙商文化的源头活水。

浙江较为著名的区域性商人团体宁波商帮

宁波商帮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它以上海为活动基地，在京、津、汉有很大影响力，且波及全国及世界各地。宁波商帮活跃于工商界，尤其在航运、金融领域颇有影响。

宁波商帮对清末大上海的崛起和二战后香港的繁荣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也为中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如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第一家中资机器厂等等，都是宁波商人所创办。

宁波商帮不仅历史悠久、经济实力雄厚，而且是唯一一个实现了集团性或整体性近现代化转型的传统商帮。

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主要指历史上今浙江境内金华、丽水、衢州地区商人的集合，因其中以龙游商人人数最多，且经营手段最为高明，活动范围最广，资本最为雄厚，故得名“龙游商帮”，其商人主要经营珠宝业、造纸业、屯垦业、印书业、贩书业，在全国各地和海外均有开展商业活动。明万历年间，龙游商帮与晋商、徽商及江右商人在商场上角逐，称雄一时，故有“遍地龙游”之谚。

龙游商帮崛起于南宋时期，鼎盛于明朝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后，衰弱于清光绪以后。

南浔商帮

南浔商帮是继徽商、晋商之后，在近代中国涌现的，具有强烈地域特征的商人群体。与潮州帮、宁波帮在同时涌现，对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影响深远。

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及较早开埠，使以南浔丝商为代表的湖州商界接触到西方近代思潮，并加入到了推翻清政府统治的革命运动之中。湖州籍的人士在国民党的前期创党过程，以及后来在党、政、军、财各个部门都占据举足轻重的作用。湖州籍人士曾一度占据国民党中常委1/3的席位，控制了当时的全国政权。

南浔商帮以辑里湖丝起家，形成了以“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金狗”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团体。积累财富之后他们大量投资盐业、钱庄、典当业和地产，在他们创办的近代化企业中，更是涉及金融、交通、电力、机械以及其他轻功业，这对当时浙江乃至全国的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浔商帮崛起于鸦片战争之后，鼎盛于19世纪末，衰弱于20世纪20年代后。

温州商人

温州早有经商传统，改革开放之后，温州商人更活跃于国内外商界。温州商人有遍布全国及海外的各级商会以及建有“温州街”、“温州商城”等。温州商人以精明、吃苦耐劳、敢闯敢干、得风气之先著名，即使是在条件较为艰苦的非洲，也能够找到温州商人的身影。温州的产品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如著名的温州打火机。现有“温州模式”一说（见经济学家董辅礽的研究）。

义乌商人

义乌以制造、经营小商品闻名于世，其小商品行销全球。

现义乌小商品市场是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认的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交易中心。义乌商人“鸡毛换糖”的商业行为，被列为浙商标志性事件第一名。义乌商人以其“一分钱利润”的精神发家，在义乌商人当中信奉这这样一个原则：在自己赚钱的同时，想尽一切办法让合作对象也赚钱。义乌商人遍布世界各地，人称“蚂蚁商人”。中东欧洲非洲南美等等全世界都有着义乌商会。在这片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土地上，义乌人正在创造世界的奇迹。义乌商人特点“谦虚”“勤奋”“低调”“共赢”。

浙商的历史发展

浙商的萌芽和第一个发展高峰（公元前6世纪至6世纪）

春秋末期，越国灭吴，成为当时的最后一个霸主。

越国的强大，有一个人功不可没，那就是被后世奉为“中华商圣”的范蠡，他在越国为官期间，制订了“农末俱利”、“货物官市”的基本国策，他也十分重视宏观调控，提出平粜论，既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也保护了商人的利益。

范蠡“弃官从商”的人生价值理念及其“仗义疏财、施善乡梓”的财富态度和价值观影响了浙江人重视实业，以经商致富为荣，并善待财富。

战国时期浙江地区的造船业与航海业已经有了领先时代的水平，同时期越王勾践号召越国上下养蚕发展丝织业。至秦朝时，浙江已经有了繁荣的丝绸贸易市场。

到了三国时期更是有了与日本的商贸往来，日本的和服就是当时传入的。

浙江兴起海外民间贸易和民间自主贸易（公元6世纪至10世纪）

唐702年日本遣唐使横渡东海至明州（现宁波），东海航路开启（这是一条以明州港为主轴的海上丝绸之路干线），此后浙江的贸易活动更加繁荣。浙江地区的丝织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海外丝绸贸易亦不断增加。

除了官方贸易外，唐朝的民间贸易也十分活跃，尤其是日本仁明朝中止遣唐使后，私人商船的往来就更加频繁。

到了五代十国的吴越国时期，浙江的丝织业超越北方，吴越国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与日本进行友好往来。

都市集镇商业的繁荣和商人群体的出现（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

到了两宋时期，朝廷积弱，国都南迁至临安（今杭州），随之而来有大量技艺高超的丝织工人，他们的到来极大促进了浙江丝织业的发展，同时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也加快了丝绸贸易以及浙江市镇贸易的发展。

国土减少，财政面临困难的政府，为了扩大收入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指定广州、明州、杭州为对外贸易港，浙江丝绸开始大量外销世界。

与此同时，受到海外贸易的刺激，部分农村的机织户开始分离出来，城市的丝织业开始兴起。

浙江工商业活动和商帮的崛起（公元14世纪至19世纪）

明代，浙江的海外丝绸贸易达到极盛时期，但是由于明代海禁森严，合法贸易几乎绝迹，民间贸易主要依靠走私进行。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市镇普遍兴起，明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就出现在中国的江南地区，此时商品流通领域扩大，商人活动十分活跃，商帮逐渐形成。明清时期中国先后出现了十大著名商帮，其中就有龙游商帮和宁波商帮。

鸦片战争后，杭州、宁波、温州先后开埠，浙江成为近代工商业和商帮的摇篮。

近现代浙商的曲折发展（19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

清末民初，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不少浙江籍官僚、买办和商人相继创办了一批民族产业集团，并以上海为基地，参与了新式银行的投资，这些民营银行的出现表明了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正式产生，标志着中国金融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些大银行和大企业资本集团被统称为浙江财团，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财团。

蒋介石执政时期，浙江财团便是南京政府赖以建立政权和财权的支柱，但是他们在南京政府中所获得的权利却与他们的付出不成正比，从而导致了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并最终被政府各个击破。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土地制度改革完成后，国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打击投机商业，建立计划经济。因此，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浙江民间的自主工商业活动基本都处于低潮期。

现代浙商(20世纪70年代至今）

计划经济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农村社队企业时期，这一计划经济环境中的农村集体工业经济形态为浙商的成长提供了最初的人力资源积累。

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国家推动改革开放政策，非公有制经济开始大力发展，从全国来看，这一时期浙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很有特色和成效的。据1995年工业普查资料显示，当年浙江全部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8.9%，而个体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7.8%，私营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23.8%。“个私经济看浙江”，浙江成为全国各地鼓励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竞相效仿的典型。

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行引导融合，在此背景下，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又有新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由1997年的1775亿元进一步增加到2001年的3466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有38.3%上升到51.4%

浙商的未来

现代浙商被台湾商界称之为“大陆之狼”，生存能力让全球感到震撼。欧洲人美誉浙江人为“东方犹太人”，800万在外浙商每年创造的财富总值和浙江全省年GDP相仿，也就是说，数百万海外浙商等于再造一个浙江！

虽然现代浙商已经是当仁不让的华夏第一商帮，但浙商远远没有到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作为前辈的晋商、徽商横跨大江南北屹立数百年不倒，而浙商登上历史舞台充其量才30年。当年晋商之所以式微，就是因为不能与时俱进及时转型升级而被历史淘汰。

对浙商来说，特定意义上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但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危机”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而浙商的传统优势正在弱化甚至消失，未来能否继续领跑并非毫无悬念。如果不能果断转型升级巩固和重建竞争优势，浙商很快就可能成为“跟跑者”。

对浙商来说，他们的30年就是西方300年企业发展史的浓缩和集中。30年前他们多数是农民，在基本生存压力的激励下，他们从体制的边缘和缝隙里开始冒险之旅。所以在浙商身上，可以同时找到冒险家、资本家、革新家和经营者、经理人等五种企业家的特征。这是他们的幸运，赶上了一个大时代；也是他们的不幸，这是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要持续领先，需要决策者更高的智慧和勇气，需要浙商保持企业家精神提高企业家能力，需要社会更持久的理性。而这一点，比之浙商已经取得的成就，并不会轻松。

当代浙商的永续发展之道篇2

践行社会责任,成熟浙商的基本标志

首先,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平衡社会财富,促进社会稳定的需要。浙商通过自己的努力富裕了, 占有了大量的资源和财富。与此同时,我国贫富差距正在拉大, 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标准的警戒线, 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正在增加。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 已经拥有大量财富的浙商们通过“ 第三次分配” 将部分财富回馈社会, 能适当缩小收入差距, 促进社会和谐。当然,捐赠属于企业家的慈善行为, 是否捐赠完全属于企业家的自愿。但作为新时期的浙商, 还是应该树立新型财富观, 承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 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 致力于慈善事业, 是企业回报社会的重要方式,也是弥合社会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慈善榜上有名的浙江新昌鹤群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治辉如是说。事实上,世界首富比尔· 盖茨、股神巴菲特、亚洲首富李嘉诚等著名企业家已经用行动为浙商们做出了榜样, 南存辉、王振涛、宗庆后、李书福等现代慈善浙商也已经走在了慈善事业的前列,浙商群体在中国慈善事业中的贡献正在越来越大。

其次, 承担社会责任是完善自我,提升浙商道德人力资本的需要。

国内外关于道德人力资本的研究都还较少, 比较典型的是M.M. 麦塔(Mehta ,M.M.,1976) 从人口全体的角度给出定义, 其中指出了“ 正确的价值观” 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并认为道德人力资本的水平, 就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行为和整个市场秩序; 阿罗(ArrowKeynes) 就曾指出, 市场经济中的大量腐败、堕落案例, 让人们再次感受到,从个人来讲巨大的知识和技术存量,并不必然带来未来社会产出的增加,只有当一个人具有相当的道德人力资本时( 或者说道德人力资本临界点,比如没有一定道德水准的人不能从事某一项工作), 此时的技术和知识才表现为真实资本对资本的增值发挥正作用, 否则只可能是副作用。正因为如此, 市场经济国家都非常重视企业家健康人格的建设和道德人力资本的提高, 注重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与完善,以达到降低交易成本, 改善经济效率,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

其三, 承担社会责任是改善企业形象, 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需要。

在消费者占主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消费者的投票方式很简单,“ 买”还是“ 不买”完全取决于消费者对该企业和产品的认识和信赖, 消费者的理性决策能力已大大提高。当前, 消费者日益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履行情况, 一个污染环境、对员工不公平、对顾客不尊重、对社会不承担责任的企业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是不可能长久生存的。比如农夫山泉, 消费者喝一瓶水能为奥运或者为贫困学生捐1 分钱, 极大程度地提升了农夫山泉的企业形象, 同时给农夫山泉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事实上, 谁都知道1 分钱不算什么, 但关键在于一种爱心, 一种责任。这样的企业, 是充满爱的企业, 是富有责任心的企业。一个富有爱心的消费者在进行抉择时,很显然, 会选择该企业的产品消费,既满足了自己的物质生活需求, 又为社会行了善, 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仅仅关注利润和消费者的营销还不是最高境界的营销, 关注社会责任的营销才是最高境界的营销。对于一个充满爱心的企业而言, 慈善营销也好,社会责任营销也好, 不仅是一种营销理念和技巧, 更是一种智慧和境界。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促进浙商持续发展的应对之策

一、转变观念, 提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

目前, 部分企业一直未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观念: 有的企业只看到社会责任行为给企业造成的成本负担, 而没有看到企业和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 没有看到当企业很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时会赢得社会的巨大回报;有的企业则将社会责任视为企业可有可无的行为, 以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就是利用业余时间为社会尽一些公益义务; 还有的企业认为承担社会责任是大企业的事情, 现在企业还小, 没到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为此, 作为企业管理人员一定要转变观念, 要充分认识到企业是社会的一分子, 企业首先应该在法律、道德允许的前提下赚钱, 赚合法正当的钱; 其次, 不管企业的规模大小、实力高低, 企业在占有资源创造价值的同时, 适度回报社会, 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企业只有具备高度的社会意识,只有自觉承担起自己必要的和更多的社会责任, 才有可能给企业营造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从而实现长远、健康、持续的发展。

二、树立“ 以人为本” 的经营理念, 把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企业战略规划

“ 以人为本” 的经营理念已经成为中西方企业管理的主导性理念,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本身就是“ 以人为本” 的体现。美国学者R· 帕斯卡尔和A· 阿索斯概括了以人为本的企业终极目标的基本特征, 这种企业强调本企业的产品对于人类的价值; 关心职工的需要并视每个职工为有价值的人, 尊重社会的要求并为社会造福。这种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增强了企业的整体凝聚力和向心力, 成为一种永久竞争力, 最终决定企业的兴衰存亡。

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时, 除了利润目标以外, 要明确企业的社会责任,并及时根据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调整企业内部组织结构, 作为工作计划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和人员。只有在战略上重视“ 以人为本”, 敢于承担社会责

任, 企业才不会迷失方向、裹足不前。

三、切实转变政府观念和职能,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

在西方发达国家, 对任何一个企业的评价都是从经济、社会和环保三个方面来看, 经济指标仅仅被认为是企业最基本的评价指标, 而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有多种多样, 如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多米尼道德指数、《商业道德》、《财富》等都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评价体系。而在中国, 目前对企业的评价仍然停留在经济指标上,这样的评价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要求, 也不利于中国的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的本质就是服务,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政府为企业提供服务, 企业为政府纳税的双向制约关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为社会的发展尽自己的义务, 政府也要主动为企业发展提供服务, 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法制环境、政务环境和舆论环境。对于很多公共产品的供给来说, 政府才是直接的责任者, 企业的捐赠、慈善行为都只是有益的补充; 但在有些领域,政府可能无暇或无力顾及, 如果企业能承担社会责任, 就能够很好地填补这一空白, 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只有建立起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才能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促进企业发展, 更好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规范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国家要重视企业社会责任法律法规的建设, 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 也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法律要求。当前, 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涉及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职工劳动保障、消费者权益以及市场经济秩序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企业必须按照这些要求规范企业行为。在当前企业普遍觉悟还不高, 还需要法律规章约束企业行为的今天, 健全法律法规, 不失为规范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当然,除法律法规等强制性作用以外, 充分发挥舆论媒介和消费者协会、工会等社会群团组织的作用, 加强社会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监督, 也是必不可少的。加大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正面典型的报道, 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对不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加强舆论监督, 加快形成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外部环境, 对推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事业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马云：新浙商的管理心经篇3

时间还要回到更早以前

当2008年3月18日阿里巴巴B2B在香港宣布,以340%的净利润增长远远超过多家投资银行预期并将保持持续高增长速度的时候,这个炫目的未来一度令人瞠目｡

并不是人人都对此感到乐观｡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苗头已经清晰,资本市场的连锁反应似乎在验证,一场发生在春天的寒流正在游荡｡

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在揣测,马云会不会出来说话｡但他最终没有出声｡于是有人开始寻找在他“封口”之前的言论｡在上市之后,他说“之所以要在这个时期进入资本市场,是因为我们要储备粮草过冬”——在当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他是认真的｡

但在寒流真正到来的时候,马云的“过冬论”开始一一得到验证｡很多人好奇,这个人每天都在想什么,为什么他总是会在更早的时候意识到冬天来临｡

但问题是,他似乎又一次正确了｡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说,马云是一个足够娱乐化的人——话题之外,似乎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在过去的几年间,他毫无保留地向媒体诠释他对这个企业的期待,以及他试图实现每一个梦想的伟大抱负,但是只要他一开口,就会有争议——在中国电子商务业,几乎没有一个人像马云一样每一天都身处漩涡,他说的话几乎都会有正反两种解读｡

但这似乎没有对他造成很大困扰｡他说,这是因为经历过特殊年代特殊事件的人,往往会有一种不同旁人的使命感——而这种使命的载体就是阿里巴巴——根据最新的数据,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2007年突破400亿的交易额,而B2B部分2007年实现了340%的净利润增长｡

“使更多的人通过阿里巴巴创业,或者致富,带动更多的人,创造出100万个就业机会”,马云说,“这种使命让我感到兴奋｡”他没有说的是,也正是因为这个,他不能失败｡

区别于媒体之前的马云

在很多时候,马云不说话,很多人都觉得很寂寞｡因为没有可以用来攻击的靶子｡在互联网界经常有人说,几乎没有一个人像马云这样,说得正确,大家都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说得不对,就会受到“群殴”｡

这会让人觉得困扰｡马云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符号,用来判断某一个群体｡但马云自己说,他对自己企业的界定一直都很清晰｡

曾经有个问题是,阿里巴巴在过去的三年间员工人数迅速膨胀,目前已经到了接近1万人,“当站在杭州体育馆的舞台上,面对着下面黑压压的人头,难道不心慌?”——马云说,当大家都拥有同一个价值观和使命感时,一万人和一个人没什么区别｡

2007年的阿里巴巴看上去是一个体系庞大而面目不清的帝国,马云决定把已经实现了盈利的电子商务项目拿出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几乎没有被人关注｡在这一个接一个的项目拓展中,阿里巴巴在自身人员拓展的同时将更多的中小企业卷入了价值体系再造的流程之中｡

而从更大的层面来说,这种所谓的价值体系实际上是在重塑一种庞大的商业格局——在这一架构里面,在利益统一的前提下,承担不同商业分工定位的企业或者个人都必须要遵循一个“共赢或多赢”的商业规范,从而实现不同的商业目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阿里巴巴的大多数会员对象来自民营中小企业,在过去的30年间,他们一直受困于一个简单的价值诉求——作为企业公民的核心价值何在——而在马云看来,阿里巴巴恰好实现了这个诉求,“赚更多的钱,采购更多的原料带动上游,出售更多的商品拉动消费,创造更大的规模实体,带动更多的人创业和就业,上缴更多的税收”——这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逻辑｡只不过马云这么说时,很多人都说他又在吹牛｡

他真的有可能搭建这样一个统一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平台｡阿里巴巴B2B业务总裁卫哲认为,阿里巴巴把社会责任融入商业模式,不但成就了阿里巴巴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企业,更让数十万中小企业打破了来自时间､空间的限制,在一个简单实用的平台上更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商业智慧,帮他们为整个社会创造了财富,不夸张地说阿里巴巴改变了很多人､很多企业的命运｡

这只能意味着一个结果——马云必须要做好这个企业｡

游离在商人定位之外

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使命｡有长期关注阿里巴巴的研究者说,实际上在马云过往两年的公开发言中,他已经很少就阿里巴巴公司本身的事务来走向前台,他的视野已经置于产业或者更高层面的平台之上｡

在过去15年间,中国的电子商务企业从无到有,直到彻底进袭至每一个人的生活｡一个值得骄傲的事实是,或许也只有在这个产业,中国的企业面对外资时取得了完胜｡这就意味着一个事实基础,中国的电子商务企业必须要站在更宏大的产业版图上来看待自身企业的运营｡

这使人会更加把期待放置于阿里巴巴身上,毕竟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它在一个看着自由实则充满杀机的无边际市场中漫游,丝毫不能脱离轨道｡因而,毫无疑问的是,马云必须站在企业之外来看待企业的问题｡

这可以从他在媒体上的公开发言脉络中得到证实:最早的时候,马云称要一天盈利100万,之后就变成了一天纳税100万,而现在其开始说要创造100万就业机会,这三个100万的转折,很好地说明了马云从企业责任和更大的社会责任层面的一个角色过渡｡

而他似乎对承担这种使命充满了兴奋｡最新的消息说,在他的亲自统筹下,阿里巴巴集团正在起草筹划一个名为《阿里巴巴基本法》的文件｡据称这项工程已经于本月全面展开,并有全体员工参与｡

这将是中国本土互联网企业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对阿里巴巴企业价值观的塑造｡

据相关人士介绍,阿里巴巴基本法最基础的是要解决和回答三个问题:阿里巴巴为什么获得成功?阿里巴巴能否继续成功?阿里巴巴要获得更大成功还需要什么?

马云说,对于他而言,他的使命感决定了要去创造一个伟大的公司,而他用来回报成长平台的最好方式,就是做好这个公司——为更多的人提供创业和就业机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发展可能｡而这在企业经营和社会责任上丝毫不会矛盾｡

正如淘宝网高层曾经表示的,一个优秀的商业模式必须为卖家､买家创造价值,也必须为社会承担责任,而电子商务能够让更多的人有就业机会,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

按照马云的规划,阿里巴巴集团未来三年将迎来高速发展,争取2009年成为世界互联网公司的5强乃至3强,让2009年成为中国的电子商务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