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女性导演

新时代的女性导演（通用8篇）

新时代的女性导演 篇1

【摘 要】电影《孔雀》《立春》《最爱》被称为顾长卫的“时代三部曲”。导演用这三部电影展示了大时代变迁中小城镇女性不断挑战传统束缚、渴望逃离现实的生存状态，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女性对于自我、梦想、生活的坚守与追求。电影通过寓意深刻的意象和真实的艺术表现手法，不仅展示了特定时代下女性失落的人生，而且表达了导演对边缘人物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顾长卫；边缘；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j911；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7-0099-03

“摄而优则导”的顾长卫近几年在电影创作实践方面做了很多尝试。他注重电影的原创性与深邃性、风趣的个人化风格，影片带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在具有喜剧元素的电影情节中，渗透着令人震惊的悲剧力量；在表现小人物的命运时，传达出对人性的拷问。其中，顾长卫导演对于女性形象的刻画塑造最富有魅力与灵气。从纯净沉闷的《孔雀》到压抑伤感的《立春》，再到极致悲凉的《最爱》，姐姐高卫红、音乐教师王彩玲、艾滋病患者商琴琴，像极了蓝、黄、红的四幅油画，为中国电影画上了绚丽的一笔。

一、为梦想而抗争的女人

顾长卫导演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普通人，而且属于她们的世界都表现出闭塞、狭隘的特点，然而这几位出生在小城镇的普通人，内心有着自己的梦想与欲念。强大的内心欲望像一只猛兽，驱使她们与外界抗衡，让她们走上一条崎岖的人生之路，在饱受磨难之后归于平静。

（一）《孔雀》中的“姐姐”――与时代抗争

其导演的处女作《孔雀》是一部含蓄简约又不失伤感的“成长主题”的佳作，一举摘得德国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电影《孔雀》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高家三兄妹的理想与成长的故事，一个个充满生活质感的镜头将被压抑的、禁锢的青年理想连缀成或激情或悲愤的抒情诗，影片的重点则放置在“姐姐”这个形象上。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其名诗《人，诗意地安居》中提道：“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在这块大地之上。我真想证明，就连璀璨的星空也比不上人纯洁，人被称作神明的形象。大地之上可有尺规？绝无①。”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也将“诗意地存在”看作人生存的本意。正如在影片中所展现的一样，“姐姐”面庞清秀、身材纤瘦、内心刚烈，粗布麻衣也难以掩饰淡雅如菊的气质。自古以来所有的变革时代都是屠格涅夫所写的“父与子”的冲突时代②，新一代的成长都有对父权的反叛。残疾的哥哥导致家庭的缺失，姐姐的理想也无法实现，使之背离了传统的“角色认同”。姐姐仰望天空，一张张降落伞宛若轻盈自由的蒲公英，她的内心燃起了做伞兵的梦想，美丽的邂逅撞开了少女的心门。征兵失败后，倔强的姐姐亲手缝制了巨大的蓝色降落伞，系在破旧的自行车后座上，穿梭于熙熙攘攘的街市中。撑开的降落伞犹如开屏的孔雀，不仅见证着姐姐的梦想与爱恋，也是对桎梏父权的宣战。可是这种美好并没有持续多久，母亲便在行人怪异的目光中推倒了姐姐、扯坏了降落伞，近乎歇斯底里而又毅然决然。后来姐姐回到厂里继续做着她早已厌恶的工作，透明的玻璃瓶子仿佛就像是姐姐，干净透明，却被别人主宰着命运，突然间的破裂也是无声的抗拒，流水的哗哗声诉说着姐姐内心的委屈与不甘。干爸的离世宣告着一切的美好终究结束了，母亲的阻挠剥夺了她的梦想，冷眼的旁观则是现实的残酷，她只能选择而且必须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去抗争――结婚。姐姐用自己的美丽去交换一个可以逃避的环境，一个生的延续③。她坐在后车座上惆怅地离开。

姐姐的生活内容由一件件高雅的艺术品组成：悦耳的手风琴声、动人的朝鲜舞蹈、清新的粉色纱巾，在她的社会意识中道德、贞操、婚姻仿佛无足轻重。现实中姐姐所有的梦境全部落空，但她依然有颗唯美浪漫的心，谁都不能消灭，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和气候，梦境的种子又会落地生根④。在影片的最后，姐姐对女儿说：“爸爸的老家漫山遍野都是孔雀。”此时的她尽管一生暗淡，依然心怀梦想，傲然地站在梦想的枝头。

（二）《立春》中的王彩玲――与自己抗争

影片《孔雀》的结尾，通过弟弟的口吻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旁白：“那一年冬天，爸爸突然去世了，妈妈变老了，我们还好。我恍惚记得，爸爸走的那天，很快就是农历的立春了。”这段旁白给人留下了对春天的期盼。某种程度上，《立春》可以看作是《孔雀》的续作，王彩玲与高卫红在活法上有明显的亲缘性和契合性，或者说，顾长卫在异时异地以王彩玲的名义重新演绎了高卫红的人生⑤。与高卫红一样，王彩玲高雅脱俗的梦想遇到了与之格格不入的现实环境。不同的是王彩玲没有清丽的容貌，她龅牙、脸上布满黑点，有臃肿的外表和执拗的脾气。她清高、古怪，在对歌剧的追求中倾其所有，对残酷的生活不甘于低头。很明显，“立春”并没有给王彩玲这只“孔雀”带来实质性的转机。与“姐姐”不同，王彩玲渴求被看，希望有人能看她的表演但知音难求。影片中唯一一次有观众的场景，竟是王彩玲被假想的爱人推倒在地，所谓的观众是她熟悉的学生。

王彩玲不想在那里发生爱情，因为她不想被束缚在小县城里，可冥冥之中她又去不了北京，只能一辈子生活在她极其想逃离的地方。古人云：“人心强不过命。”王彩玲说：“既然那是你的命，那你就担待它。”是担待而不是顺从，她清楚地明白自己与胡金泉的区别：“你跟世俗生活水火不容，可我不是，我只是不甘平庸。”⑥ 她对待艺术、对待美只是转变了一种方式，通过收养残疾孩子来延续自己的梦想。然而孔雀终究不是凤凰，王彩玲高冷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脆弱、自卑的心。被心仪已久的男生当众羞辱后她选择自杀；在小赵老师落难倾诉时，她觉得是因为自己比她更不幸，因此拒绝了小赵的倾诉，表现出内心深处强烈的自卑感。平日生活中表面的清高建立在自卑的基础之上，正如王彩玲所说：“我一贫如洗，又不好看，老天爷就给了我一个好嗓子，除了这，我就是一废物。”最后，王彩玲领养了残疾女孩，她进入了另一个崭新的世界，新的征途又开始了。这意味着新的开始、新的期待，梦想在新的土壤里生根发芽、落地开花。于是渐渐地，王彩玲与现实和解了，成为普通人眼中的普通人。

（三）《最爱》中的商琴琴――与生命抗争

继《孔雀》《立春》之后，顾长卫导演又推出新作《最爱》，并且秉持一贯的文艺风格。影片上映前三周，票房累计达5500万元，成为不俗的小成本文艺片的典型。影片依旧在唯美、梦境的标题反衬下凸显阴暗、残酷的现实生活，讲述梦想、苦痛、无奈的挣扎。

《最爱》以商琴琴和赵得意的爱情故事为主要线索。男女主人公意外得了绝症――艾滋病，两人同病相怜、相互同情，进而相爱，牵手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由章子怡饰演的女主角商琴琴因为想买一瓶城里人用的洗发水卖血染上了艾滋病，这个理由是多么的荒唐可笑，但又让人心生怜悯。她本是有夫之妇，得了病之后非但没有得到丈夫的疼惜与照顾，还遭到婆家的嫌弃，被送上学校等死，在这里她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咱们结婚吧，趁活着！在绝境中萌生的爱情证明了她的尊严与存在。

商琴琴的身上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她钟爱红色，历经磨难终于和赵得意领了结婚证之后，她穿上了大红色的嫁衣、红色纱巾、红色高跟鞋，挨家挨户地发喜糖，高举着结婚证开心地念着：“赵得意、商琴琴，自愿结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发给此证。”她想得到众人的认可、祝福，正如她所说：“身前名正言顺地在一起，死后也可以堂堂正正地埋在一起，也是个家。”整部影片中最令人动容之处是当赵得意发病时，商琴琴跳进冰冷的水缸，用身体给赵得意散热。这几近自杀式的情感表达方式，不仅彰显绝境中爱情的勇敢，而且体现了与不幸命运抗争的情愫⑦。如果说《孔雀》《立春》所流露出的是一种淡淡的哀伤，那么《最爱》几乎是一种沁人心脾的悲凉。身患绝症的商琴琴对美、爱情、亲情抱有幻想期待，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个悲剧。

商琴琴没有高卫红的高冷，没有王彩玲的孤傲，但是她所面对的现实生活环境和苦痛要复杂得多，病痛的折磨、众人的嘲讽、亲人的抛弃。她的抗争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争取的过程，恣意地享受爱情的雨露，直到为此献身也在所不惜。原本该遭人唾弃的婚外情，最后却散发出圣洁的光辉，凸显爱情的高尚，这便是顾长卫的独特之处。

二、困境中的女人集体出逃

三部影片将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女性生存状态展现在大众视野下，塑造的人物形象真实而残酷。“母亲”遭遇的困境是子女不断的宣战与挣扎，家长的权威伴随着生理的衰老逐渐被瓦解；“姐姐”的困境是逃脱不掉的沉闷家庭，摆脱不了刷瓶子的命运。老天似乎和她开了一个玩笑，一番折腾后总是让她回到原点；王彩玲所面对的是追求高雅的艺术不被小城镇的人理解，四次北上便是她抗争的过程；商琴琴的抗争最为彻底，生命的最后，她逃出了困境。

《孔雀》《立春》《最爱》这三部影片有很多相似之处，主要集中表现在人物性格与家庭成员的设置上。

（一）理想主义者

顾长卫导演电影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往往是社会边缘的存在者。边缘人是指社会忽略或极少关注的群体，被主流（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人群、经济、文化）所排斥的群体。《乌托邦》一书中提道：“边缘人的行为对特定的时期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而言，或是显得不道德、不正常、病态，却又是富于诗意、传奇或乌托邦的色彩，往往是对自我或他人造成的伤害。他们之所以‘边缘’，完全是因为‘另类’”。⑧他们生活的时间大致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那时的中国正由传统的农业国逐步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显性层面的快速转型逐渐渗透着隐性的思想、文化的转变。

高卫红、王彩玲、商琴琴皆属于理想主义者。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家叔本华曾经在《叔本华人生哲学》中提及：“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从根本上说，只有我们独立自主地思索，才真正具有真理和生命。因为，惟有它们才是我们反复领悟的东西。他人的思想就像别人桌上的残羹，就像陌生人挪下的衣衫。”⑨几乎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梦想与信念并且努力实现，历经重重困难之后多数人会选择放弃，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获得平衡。但是作品中的三位女性都不是轻言放弃之人，为了心中的理想之花不惜粉身碎骨，始终高扬理想主义旗帜。姐姐不甘平庸，当老师不成、报考伞兵失败、暗恋军官无疾而终、受到干爸家人殴打后依然昂扬地放飞蓝色降落伞；王彩玲家境窘迫、情感空白、相貌丑陋，却一心想唱到巴黎歌剧院。经历了四次北上应聘，买开演后折价的演出票，在经历了同事一次次的嘲讽、办户口人一次次的欺骗后，穿上自制的演出服纵身一跃；商琴琴身患绝症、遭婆家抛弃，最终跨越了生死，与爱人长相厮守。她们都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精神高度与追求却比常人强烈。写实主义的影片风格自然没有成人之美，姐姐用婚姻做赌注之后又离婚再婚、王彩玲独身领养了一个女儿、商琴琴去了可以穿高跟鞋的另一个世界。这样的结局对心比天高的烈女子而言是痛苦而无奈的选择，但是她们不隐忍附世、不随波逐流、不甘平庸、坚守自我，尽管人若浮萍，但梦似春天。

（二）家庭成员残障与亲情缺失

“家”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家庭破裂、亲情缺失对孩子的影响是最为深远的。父母对子女的成长负有最重要、直接的责任，家庭破裂对子女的思维、心理会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甚至会造成心理扭曲和性格变异。《荀子?富国》有云：“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⑩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将聚集在一起、丧失个体、受集体精神支配的人群称作“乌合之众”。正如《孔雀》中的哥哥，他信仰的是现世哲学，安于现状、平庸无能、自私自利，甚至还有点智障。理所当然地享受着父母的溺爱与家人的关怀，情感的不平衡驱使个体反叛、抗争、逃离。又如，王彩玲的母亲年事已高、父亲瘫痪在床，窘迫的家庭条件迫使她需要改变，改变则意味着突破。再如，商琴琴没有父母，只有丈夫与婆婆，身患重病被婆家抛弃，亲情的缺失导致情感的寂寞，寻求感情的慰藉。

综上所述，顾长卫导演作品中的女性为了心中永不凋零的梦想之花，在大时代的小城镇中与自己、他人博弈。她们在男权社会下勇于表达自我意识、争取生命的尊严、具有自主性，同时用行动捍卫梦想。尤其是当理想与现实冲突时，摆脱了毁灭自我的剧作模式，呈现出生活的智慧。

三、结束语

“时代三部曲”中的第一女性整体呈现“叛逆”风格，烈女子身上散发的圣洁光环将她们笼罩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那里没有讥笑、苦难、阻碍，唯独留有梦想。三个故事大致都发生于20世纪70、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束缚已久的思想得到解放、女性意识渐渐滋长。四位女性多是知识分子，这个身份驱使她们对于理想、生活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理解与追求。她们都是生活在偏远小镇的边缘人物，家庭残缺、亲情缺席使得她们的性格中夹杂着执拗与孤寂，寻求新的精神寄托成为生活的重心。孔雀虽有翅膀却终究不是凤凰，渴望飞上枝头的孔雀们最终被时代大潮折断翅膀，变成了家雀儿。

顾长卫导演以一以贯之的纪实风格描绘了大浪潮下边缘人物的欲求挣扎、生命起伏，使我们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洞察、对生命有了更彻底的审视。

注释：

①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m].上海：上海出版社，2004.200.②郭文杰.平凡生命的咏叹调[j].新闻界，2009，（04）：81.③④郭飞.悲凉后的女性关怀[j].安徽文学，2009，（10）：110.⑤秋雁.陷落于世俗现实的理想悲剧[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2.⑥王庆华.平凡人物真实人生――《立春》人物分析[j].电影文学，2009，（04）：42.⑦张聪.论顾长卫电影中女性形象[j].电影评介，2011，（09）：07.⑧托马斯?莫尔.乌托邦[m].北京：外语教学与出版社，1998，（12）：05.⑨叔本华.叔本华人生哲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06）：11.⑩荀子.荀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参考文献：

[1]马英姿，胡光璐.女性的彻底解放需要国民素质的提高[j].职大学报，2005（03）.[2]刘雪苗，郭宏义.群体的独舞--我眼中的《孔雀》[j].文化纵横谈，2011（02）.[3]刘智越.青春、悲剧、生命[j].电影文学，2014（09）.[4]邱华栋，杨少波.世界电影大师108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5]韩胜.电影《立春》中的三个立春――从时间轴看《立春》的人物形象[j].电影文学，2005（12）.[6]吕霞.女人的梦真的不算多――谈电影《立春》[j].电影评介，2004（08）.[7]张娟.平衡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感悟电影《立春》[j].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03）.[8]唐尔.烈女追日还是飞蛾扑火[j].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8（05）.[9]王心语.影视导演基础[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10]张聪.论顾长卫电影中女性形象[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4（11）.[11]何爽，谢燕南.浅析顾长卫电影中女性生存寓意――以《孔雀》、《立春》、《最爱》为例[j].艺术天地，2012（04）.[12]耿菊萍.《最爱》荒诞世界里的绝世喜剧[j].电影评介，2013（04）.[13]陈侠林.文化理论与电影分析[m].广东：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14]陆邵阳.视听语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5]饶曙光.中国电影分析[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作者简介：

张 红（1991-），女，汉族，江苏淮安人，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广播电视专业研究生。

新时代的女性导演 篇2

一、以女性作为叙事视点

也许是由于女性导演自身的女性身份所致,新生代女性导演对女性群体特别重视,影片往往从女性群体中取材,反映女性群体的生活和情感,将女性作为关注的焦点和叙事的中心。对于女性导演来说,其本身作为女性,相比男性导演,对女性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情感遭遇,有更切身的体会和经验,更容易捕捉到女性真实的情感心理,在她们的影片中,都是以女性主义的视点来讲述电影的,把女性角色作为影片主要的表现对象。

托多罗夫指出:“构成故事环境的各种事实从来不是以‘它们自身’出现,而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某个视点呈现在我们面前……视点问题具有头等重要性确是事实。在文学方面,我们所要研究的从来不是原始的事实或事件,从不同的两个视点观察同一事实就会写出来两种截然不同的事实。”1女性人物和女性生活,始终是新生代女性导演关注的对象,她们将叙事视点投向社会中的女性,不再在影片中依附男性的眼光和视点,而是自觉地站在女性人物的位置上看待人物的命运,将导演自我的女性经验介入到文本当中,在影片中倾入自我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体现了女性导演对改变传统叙事模式、建构客观的处理两性关系的努力。她们将女性作为故事的主角和叙事的焦点,女性不再是传统电影中花瓶的角色。影片真正以女性为支点来建构故事、寄予情思,对男性不再是仰视,对女性也不是俯瞰,而是冷静地平视,再现了现实环境中挣扎在社会边缘的不同女性形象,关注她们的命运遭际及生存境遇,而男性则更多地充当了背景的作用。2013年赵薇执导的影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是以郑微的视点来统领全片的,导演赵薇以女性视点来关注女性的命运和成长,而影片中的两个男性人物陈孝正和林静都是为了衬托郑微这个女性角色而存在的。由编剧转型导演的薛晓璐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北京遇上西雅图》讲述了一个“拜金的小三”转变成坚强独立的单身妈妈的青春自我成长故事,男性只是作为鼓励女性人物成长的因素出现在影片中。在《观音山》和《二次曝光》中,导演李玉都是以女性的视点来叙事的,表达了女性角色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生命感悟。李芳芳执导的影片《80’后》以失去父母的80后女孩沈星辰的视点,穿插了香港回归、中国申奥成功、非典、北京奥运会、张国荣去世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讲述了一个兼具文艺气质的含蓄的爱情故事。黄真真导演的《被偷走的那五年》以失忆女孩何蔓为叙事视点,讲述了这个女孩爱情和友情逆袭成功的故事。

二、以女性作为两性关系的主体

新生代女性导演改变了国内影坛中女性的附属地位,将男女两性的关系作了颠覆性的处理。女性作为影片的主角和言说的对象,作为两性关系的主体,而男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甚至被隐匿,被剥夺了影片的话语权。影片关注女性的命运遭遇和情感心理,特别那些是挣扎在社会边缘的弱势女性人群,并将她们的命运演变与时代变迁及社会发展相结合。在影片中,女性自信、坚强、独立,为了爱情奋不顾身,勇敢追寻。男性在其影片中,相对显得懦弱、虚荣、自私、暴力、没有信守承诺以及没有责任感,男性可以为了名利、事业的成功抛弃爱情,如《致青春》中围绕女主人公郑微的两位男性,一位是出身贫寒的陈孝正为了自己的前途抛弃了女友,多年后功成名就回来又想和郑微和好如初,却遭到影片女主人公的决绝拒绝;另一位是胆小、懦弱,由于两位父母的相恋而不敢面对和郑微的爱情的林静。由包贝尔饰演的张开毕业后更是沦落到靠为死人作生前传记为生,却又贪慕虚荣,在生日聚会上穿着一身假名牌,住大酒店,假装自己事业有成,在同学面前谈笑风生。《观音山》中的两个男性角色始终处于陪衬者的地位,丁波和肥皂只是南风女性角色的附庸,南风的勇敢和丁波的纠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南风的父亲酗酒、赌博、殴打妻子。《二次曝光》中“父亲”这一角色在宋其的青春成长经历中是缺失的,仅有的关于父亲的记忆停留在父亲对母亲的暴力杀害,是其内心阴影和心灵创伤的原由。《80’后》中星辰的舅舅抛弃糟糠之妻,另觅新欢。在女性导演的青春电影中,男女两性虽然在影片中处于平等的位置,但是女性对自我命运的把握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如《致青春》中的郑微、《北京遇上西雅图》中的文佳佳、《观音山》中的南风等。

三、以女性为主要对象进行形象建构

新生代导演中的女性导演,对自我的女性身份有自觉和清醒的认识,她们将女性作为表达的中心和言说的对象,真正关注女性生命、女性的情感心理及生存状态,对传统的“花瓶”式女性抒写模式提出质疑和挑战,自觉探讨女性的生命价值及存在意义。她们热衷于将社会底层群体和边缘人物中的不同女性形象纳入自己的表现范畴,如同性恋、未婚生子少女、小三、失恋少女、职场灰姑娘、失足落榜少年等女性为对象进行影片的形象建构,这些女性游离于社会主流精英之外,在她们身上体现出更为强烈的反抗和坚强精神,导演细致透视她们的女性身份、社会地位及心理特征,为现实中女性的自我认识和身份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意义。

无论从现实社会还是从自身经验出发,女性导演们对女性的命运都有深切的体会和感受,因此更反映出女性真实的生命存在和价值。新生代女性导演将女性定义为边缘弱势群体,正因为这种定位意识,她们善于表现社会现实中的边缘女性,展示她们勇敢面对生活,坚毅追求爱情,为了事业和永恒的爱奋斗不止。从《北京遇上西雅图》中未婚先育的小三女文佳佳到《致青春》里被男友为了学业和事业而抛弃的郑微,《观音山》中失去儿子和丈夫的母亲常月琴和与亲人决裂、迷失自我的南风,《80’后》中在渴望被爱和不懂得如何爱人中纠结的沈星辰,《二次曝光》中被童年阴影和幻觉折磨的美容咨询师宋其,再到《被偷走的那五年》中的因车祸失去记忆重新寻找爱情和友情的女孩何蔓等,她们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对生活对命运进行着无畏的抗争。在影片《观音山》中,李玉塑造了由范冰冰饰演的迷茫漂泊的落榜少女南风和由张艾嘉饰演的常月琴这两个非常动人的女性角色。两个人都在为家人而伤感伤心,但同时在外人面前假装得很坚强,两个人虽然都受到时代和命运的打击,却都不曾示弱,勇敢地面对。李玉对影片中的女性投入自己的人文关怀,在影片中表达了女性对信仰与生命的独特理解。李玉在谈到《观音山》和《二次曝光》这两部电影的女性角色时评价道:“女主角都怀着一颗少女之心。其实,少女之心有很多精神上相通的气质,比如敏感、执拗、义气,还有对爱情有一股决绝的狠劲儿。从这几个电影中的女孩子身上,观众都能感受到一种敏感而决绝的少女之心。”2《二次曝光》的导演李玉运用镜像结构的叙述方式,向观众展示了女主人公宋其的幻想和现实。旧时创伤、逃避、爱和救赎,组成了李玉电影的关键词。《二次曝光》表达了李玉对女性自我价值的构建和展示,对女性主义意识的表达和阐释,影片具有温情硬朗的女性内心世界的情感内核。《致青春》描写了同一宿舍四个女生的大学校园生活和爱情故事,主要刻画了女主人公郑微——一个勇敢追求自己爱情、被迫分手后自我成长自我改变自我成熟的女性形象。影片虽然着重刻画了女主人公的人物形象,也从这一位主要人物出发,牵引出室友阮莞、黎维娟、朱小北这几个女性角色,刻画出了女大学生这一女性群像。阮莞婉约温柔靓丽,内心对爱情单纯执着,外表虽然柔弱,对爱情却坚毅执着,代表着影视中经典的玉女形象,但是最后却为了追寻赵世永的爱情而在车祸中身亡。《北京遇上西雅图》主要刻画了未婚先孕的拜金女文佳佳,只身一人从北京到西雅图待产的单亲妈妈这一边缘人物形象。影片涉及当下国内比较敏感的同性恋、小三、未婚先孕等话题。影片主人公文佳佳,本来被物欲化,娇气懒惰,正是在遭遇男友抛弃、面临生产的艰难情境下,才体悟到爱情的真谛、生命的可爱与宝贵,实现了自我的追求。导演着重刻画了文佳佳从物质、拜金主义,到独立、坚强、勇敢这一成长转变,对文佳佳的形象展开了深入的刻画和描绘。包括由海清饰演的女同性恋这一角色,导演也投入了自己的同情和人文关怀。这两位边缘女性人物的塑造,在影片上映之初,就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80’后》中的沈星辰,导演安排了她成长之初失去亲人和家庭的“独立”,面对和明远的爱情以及后来的工作,她依然独立乐观,作为女性主体自由支配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星辰这一女性形象,满足了女性观众对女性形象的心理期待。

这些女性虽然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为了生计和生活苦苦奔波,承担着来自社会和生存等方方面面的压力,但女性导演们并没有大肆渲染她们的不幸和遭遇,只是真实地展现了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面临的遭遇,更多地表现女性的心灵美,影片中的女性都有坚韧、乐观、勇于承担命运和挫折的一面,也给现实中的女性观众带来了信心和希望。

她不是女性导演的胜利 篇3

如果以一个宏观的角度回望2010年的美国奥斯卡颁奖典礼，人们或许会记住两桩历史性事件：《阿凡达》的高调入围与《拆弹部队》的光鲜获奖。前者是因为詹姆斯·卡梅隆继《泰坦尼克号》之后，再度以全球电影票房奇迹缔造者的身姿亮相于好莱坞的颁奖典礼。后者之所以同享殊荣，正是因为《阿凡达》的登顶之梦断送在这群灰头土脸的拆弹专家手中。

这部低成本、低票房却在影评人的推介下咸鱼翻身乃至风生水起的独立电影，如同用弹弓击败巨人歌利亚的牧羊小子大卫，赢得了长期对“大神”卡梅隆腹诽有加的好莱坞“议员”们的一致青睐。

《拆弹部队》的导演凯瑟琳·毕格罗是最新出炉的梦幻偶像。这位身材高挑、面容坚毅的女士，是美国电影艺术学院自颁发奥斯卡奖以来，首位夺得最佳导演奖殊荣的女导演，82年的一棵独苗，难怪赢得观礼现场的满堂喝彩。更富于戏剧性的，是被凯瑟琳击败的对手詹姆斯·卡梅隆，曾经是他的艺术引路人与前夫，究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还是如台湾文人李敖所言：“前妻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究竟是众望所归，还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对于凯瑟琳·毕格罗的此次获奖，不少人都有发言的欲望。

凯瑟琳导演，一个好莱坞电影的异数

“凯瑟琳·毕格罗赢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象征性地终结了一个男性统治电影艺术的时代，”美国影评人莱妮·弗兰克评价说，“但这部获奖的《拆弹部队》却依然是一部男性价值观的电影，这意味着一个女导演如果想在好莱坞获得承认，她必须比男人表现得更像个男人，不同之处仅在于她可以穿着裙子出现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凯瑟琳·毕格罗的确是一名执著于硬汉情结的女性导演，从出道时的处女作《无情》，到为她赢得声誉的《K-19：寡妇制造者》，以及这部扬威奥斯卡的新作《拆弹部队》，都是“兵哥纯爷们，铁血真汉子”的人物和情节，儿女情长一笔带过，金戈铁马才是激情所在，令人忍不住思忖这位女导演莫非北欧神话中“瓦尔基里”女战神转世，不爱红妆爱武装。她女性化的缜密思维，往往表现在对机位的安排和对镜头的细致规划上，如在《拆弹部队》中用多机位表现爆炸场景，以及士兵们在险恶环境中的表情和行为细节，这也为其作品的艺术成色增分不少。

凯瑟琳·毕格罗从不讳言她对男性权力的渴望拥有。“在电影的行当里，男人能做的事情我都能办到。”她曾在答记者问中做过如是豪言。的确，在《拆弹部队》的剧组访谈中，所有身形粗犷的男演员在谈到导演的时候，无不由衷地感到敬畏。他们与这位强悍的女导演之间，存在一种超乎性别的情谊。“毫无疑问，在剧组中凯瑟琳拥有绝对的权威。她是我们这群男人的核心。”在好莱坞这个格外注重性别特征的浮华世界，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异数。

而对于更多的女性电影人而言，凯瑟琳·毕格罗作为她们的代表，领取了奥斯卡史上第一尊最佳导演奖，是一桩喜忧参半的事情。一方面，好莱坞主流电影势力终于在多年的无视和拖延之后，承认了女性在电影导演领域的能力和贡献。这无疑是划时代的进步。即便是在男性雄踞主宰地位的美国政坛，赖斯和希拉里·克林顿等杰出女政客早已证明女性在外交、安全等国事部门完全可以和男性政治家媲美，更遑论归属于艺术领域的电影创作活动。因此，当一名有着20多年导演经历的女性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手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尊奥斯卡大奖，终归让电影导演界的“第二性”感到扬眉吐气。

但另一方面，凯瑟琳·毕格罗过于男性化的创作方向虽然有其价值，却并非女性导演乐于遵循的常规套路。不少人因此而质疑，这份显赫而突兀的荣誉是否意味着另一重隐性的性别歧视：即女导演们更擅长的情感、家庭、喜剧和女性题材电影，依然没有得到奥斯卡评委们足够的重视。如果靠混淆性别界限、攻占男性导演作业面作为女性导演赢得奖励的前提，对于更多以女性气质取胜的女导演而言，似乎并无可资参照的价值，毕竟拍摄《K-19；寡妇制造者》一类的电影不是大多数导演系女生的艺术志向。

女性导演何时获真正的艺术肯定

尽管人数有限，活跃在国际影坛的女导演却并非凤毛麟角，她们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和票房佳绩。当我们提及简·坎皮恩、索菲娅·科波拉等著名女导演，首先会想到她们气质迷人的女性视角以及温婉清新的视听语言。无论是前者执导的《钢琴课》，抑或是后者操刀的《迷失东京》，都是当代世界影坛的精品，但均与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失之交臂。

在身为独立电影工作者的姿态上，坎皮恩和科波拉甚至比凯瑟琳·毕格罗更为纯正，她们对电影艺术的探索之功也更早被国际电影界肯定。

因此，我们不应以一尊奥斯卡奖的归属来判定某位电影导演的艺术成就，更不能因此忽视大多数女性电影人为这门艺术奉献的激情、泪水、欲望、风情乃至八卦、时尚、神经质的叙事方式。

即便将凯瑟琳·毕格罗的女性导演身份忽略不计，获得奥斯卡全面肯定的《拆弹部队》能否被视为伊拉克战争题材电影的代表作，依然值得商榷。按照褒誉者的评价，“这部影片具有纪录片一般动感粗粝的影像风格，同时彰显了悲剧境遇中的人性之光。”然而仅此美育并不足以构成一部经典电影的核心价值。当我们回想起《野战排》《猎鹿人》和《现代启示录》等一批名垂影史的越战电影杰作，我们能够听到电影导演们透过一幅幅画面、一组组镜头发出的内心怒吼。这些作品书写了一个时代的灵魂之痛，反思那场战争带给两个国家的鲜血创伤。无论经过多少年的岁月消磨，它们依然称得上美国电影的代表作。

令人遗憾的是，《拆弹部队》却并不具有如此深刻的悲剧精神，它试图构建+日常环境下的战争场景，让一群拆弹狂人如同打电玩一般拆除那些反美武装设置的地雷和炸弹，却放弃了对这场战争本身价值的直接判断。凯瑟琳·毕格罗成功地完成了这场真人出演的战斗游戏，从艺术和技术的层面比很多男性导演更为出色，但是她依然没有达到她所敬仰的那些电影大师们的高度——赋予一部作品在历史潮汐中的文明坐标，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言者。

在这一点上，被奥斯卡贬黜的詹姆斯·卡梅隆甚至尤胜一筹，他将一种终极关怀构建在人类与潘多拉星球之间的关系上，以杰克归化于纳威人，象征着人类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以至于有人预言《拆弹部队》将是一颗在电影史上一掠而过的流星，真正守望在21世纪初电影银河中的恒星，依然是《阿凡达》这部掀起万众狂澜的神谕之作。

“我不能改变我的性别，我也不能停下来不拍电影。”这是本届奥斯卡双冠女王凯瑟琳·毕格罗最鼓舞人心的励志箴言。无论是继续坚守“铁血路线”的她，还是那些拍出了《妈妈咪呀》《欲望都市》《暮光之城》《朱莉与茱莉娅》等优秀作品、内心世界更为柔美亲和的多数女导演们，都将继续在电影的坎坷道路上奋力前行。

妇女节诗歌献给新时代的女性 篇4

我们的手可能很粗糙，但我们能用勤劳创造温馨的港湾，能用手中的粉笔描绘学生色彩绚丽的人生。我们肩可能很柔弱，但我们能用坚韧撑起半边天，能用心中的执着锻造教育事业的诺亚方舟 崇文的每一方热土，都留下了我们对创新的激情和挚爱

都流淌着我们谱写的动人心魄的华章。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我们坦然一笑，黑板前、灯光下，我们的眉宇舒展睿智，长廊里、楼宇间，我们步履匆匆。

我们是新时代的女性，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言弃。优柔懦弱绝不是我们的代名词，在坚守信念的道路上我们从不徘徊。用智慧和汗水创造奇迹，自强——我们像远航的征帆，自立——我们像巍峨的山脉，自尊——我们是傲立寒雪的红梅，自爱——我们是皎洁无瑕的白莲！

新时代女性口号 篇5

新时代女性口号1

1、可以不够美丽，但必须独具特色！

放眼望去，这个世界往往都是那些不太美丽又绝对独具特色的女子最终磨练成魅力女人。信不信？

2、决不依附于他！

即使他对你再好，这世界一半属于男人，一半属于女人。你的生命，并不依附于他、你人生的主角是自己，而他的出现，只是因为你选中了他。如果他离开，你还要将自己的戏隆重的演下去。你缺的，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配角；不缺的，是来自自己生命深处的`掌声。

3、保持年轻的心态，度过完美的人生。

女人不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丧失信心，更要学会做个享受生活，欣赏人生、品味人生、探讨人生的优秀女人、保持年轻心态，度过完美的人生。

4、培养自己有益心身健康的爱好！

尽量多结交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时间听听音乐，看看书、每天抽出时间练练瑜伽，做做健身操，或者出去跑跑步！

5、不急不躁！

先读懂自己，弄明白自己这一辈子到底要什么，理清思路，只有明白自己要什么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6、独立自主，但不自以为是！

有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独立的空间，最好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事业和不错的收入来源！

7、学会自爱！

想要得到别人的爱，首先要学会自己爱自己、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女人，别人凭什么来爱你？男人不会感激一个你为家庭而让自己容颜憔悴的女人，他们要的是美丽动人，脸色红润的孔雀。

8、婚姻不是人生的全部！

一辈子能碰到一个真心疼你爱你的男人当然值得你去好好珍惜，倘若遇到不懂得珍惜你的人，你一定要学会放得下！

9 、退可下得厨房，进可入得厅堂！

要孝敬父母，学会照顾亲人，当然也要懂得爱惜自己，尽量做一个懂营养、有修养、会保养能够跟得上时代的女性！

新时代女性口号2

1、巾帼英雄显身手，巧绘中山新蓝图。

2、活出精彩，活出个性，做新时代的女性。

3、辟地开天，巾帼中坚，复兴中华，一往无前。

4、与美丽为伴，携幸福同行。

5、和谐中山，与“女”同行。

6、香山下，芳菲尽绽放；中山城，巾帼显英姿。

7、中山巾帼展东方风采，时代女性竞世纪风流。

8、活出独立与自信，活出精彩与美丽。

9、做智慧女性，创美丽生活。

10、传统淑女一轮月，当代巾帼半边天。

11、3.8节日见证红颜自强，刚柔并济成就世界美丽。

12、掬明月春晓青苗，撑今日职场半边。

13、百年庆智慧与魅力携手，新女性家庭与事业同行。

14、巾帼建功展风采，和谐中山齐构建。

15、与时俱进，巾帼不让须眉；百年庆典，尽显女性风采。

16、温柔美丽坚强，齐家立业兴邦。

17、自尊自爱，自强自力，秀外慧中，贤良淑德。

18、扬文明城市风，展中山女性美。

19、自尊自强展巾帼风采，同心同德建和谐社会。

20、世界因我们而美丽，生命因我们而精彩。

21、百年岁月勇争妇女权利，和谐时代笑看巾帼风采。

22、群英荟萃谋发展，中山巾帼谱新篇。

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标准 篇6

此文主要从三个方面介绍了维多利亚女性特点。

首先文章介绍了十九世纪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从运动的起因，过程和特点阐述分析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特征。然后，文章描述了英国文学界的一次女性创作高峰，即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写作的兴起。在这个部分，文章对女性写作兴起的原因，女性作家写作特色进行了分析。最后，文章讲述了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女性的特点，从政治，经济，婚姻三个方面对她们的生活状况进行了大体描述。

关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不得不说到女权主义（ｆｅｍｉｎｉｓｍ）运动。西方的女权主义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发生在维多利亚时期，和工业**同步，也就是１９世纪下半叶。

在１９世纪以前，女性社会地位身份低下，尤其是已婚女子，被认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几乎失去了自由，存在感十分微弱。女性不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她们的活动范围基本被局限在家庭，社交场合，因而女性的创造力也受到了压制和忽视。女性在社会显然处于弱势，可是女性并没有因为弱小而收到保护，恰恰相反，在家庭或者公共场所，女性常常受到攻击和骚扰。由此看来，当时的女性面临着自我意识的觉醒问题，当女性渐渐意识到只有依靠自己的奋斗才可能获得成功，获得社会的认可时，女权主义运动也就顺着历史的潮流产生了。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下层劳动女性为了面包而工作，广大中产阶级女性为了权力而斗争。由于劳动女性斗争意识的增长和女权主义的呼吁，英国制定了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法律。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这一阶段的斗争主要采取了请愿的方式，广大女性纷纷组织社会团体，上街进行宣传讲演，在社会上扩大女权运动的影响，给议会施加压力，以迫使议会通过女性的要求。

女权运动在进入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之初，依然延续着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斗争方式，主要采取舆论宣传，组织请愿等方式。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相续出现一批女权运动的团体。到 １８９４ 年时，女性争取参政权的斗争有了一定效果，已婚妇女获得了在地方上的选举权。在女王去世的的头两年，一些激进的女权运动者认为通过和平请愿获得参政权力的方式已经过时，一些女权组织开始使用暴力手段进行抗议，运动更加激进化。但不论采取什么运动方式，直至维多利亚时代结束，女性的参政要求也没有被议会通过。分析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参政运动，不难发现，运动的参与者大多是中、下层女性，尤其是中产阶级女性，她们由于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获得了学习的机会，她们中的一些人在学习中逐渐认识到她们作为中产阶级女性的权力的缺失，于是首先起来进行抗议。在她们的宣传影响下，更多的中、下层女性参与到运动中来，女权运动逐步发展壮大。

女权主义运动使得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请求，在维多利亚时代，还有一个典型的特征便是女性作家的兴起。

女性作家的兴起做主要的体现是女性写作在小说领域的兴起与发展。十九世纪以前，小说一度被当做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创作形式，当时的文学形式以诗歌创作为主，出现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浪漫主义诗人，如约翰济慈，雪莱，拜伦等等。而此时的诗歌领域，注定了只是男人们驰骋的疆场，因为浪漫主义诗人都是有机会大量接触拉丁文、腊文和古典文学成就的、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能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男人们。从十八世纪后期英国多产的女小说家简奥斯丁开始，随后出现了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夫人和乔治艾略等等，形成了英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女性创作文学的高峰。

女性作家的兴起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此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一般的中产阶级女性的活动范围都被局限于从一个客厅到另一个客厅，小说文本成了她们茶余饭后的一种精神消遣，这样也为女性作家提供了固定的读者群，妇女在阅读浪漫主义小说中获得愉悦，这种欢乐其实就是经过想象对社会现实的反抗和颠覆。另外从小说出版的关系来看，在维多利亚时代很多工作都没有女性的机会，因此很多女性没有经济来源，而写小说则是一种比较赚钱的方式。

维多利亚时代虽然男女性别角色的界定两极分化很明显，并体现在家庭、文学、文化各个领域，但女性写作仍然凭借其独树一帜的特点在小说领域得到了充分发展。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写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采取了与当时的主流文化妥协的方式。肖瓦尔特认为，此时的女性写作属于“女人气”阶段，“是一个较长时间地模仿主导传统的阶段，这也是一个将主导传统的艺术标准及关于社会作用的观点内在化的过程”。当时女性写作基本都遵循了传统的小说的叙事模式，大多选择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甚至有女性作家为了被社会所承认采取了男性笔名。在人物的性格塑造方面，女性作家们既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出代表着女性智慧和力量的职业女性角色，又想使自己的女主角具有浪漫主义的特征，体现出当时的社会女性的无助和被动。受限于自身的生活经验，她们所创造出来的内容大多是女性在家庭环境中的故事，或平淡朴实，或轰轰烈烈。

在她们所写的故事中，读者不难发现，当时的女作家们对故事女主人公的设定是对当时社会意识中性别角色的界定的篡改。在以往的男性作品中，女性被当作是“永恒的女性”：女性要贤淑善良，温顺柔弱，她们是美的化身，金发碧眼的美人，等待着王子或骑士的出现才能获得拯救。但是在当时女性作家的笔下却出现了诸多有独立思想，相貌平凡，追求自由，反抗礼俗，敢爱敢恨的丰满文学形象。例如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相貌一般，地位低下的女主角简爱，她勇敢地追寻和罗彻斯特先生之间平等的爱情，例如不顾家族反对的凯瑟琳，以生命为代价追求和希刺克里夫“互为灵魂”的爱，又例如聪慧可爱的伊丽莎白，和乡绅达西之间抛开金钱和名利的爱情和婚姻。

除此之外，源于女性作家特有的天生敏感的气质，决定了她们善于将目光从传统的外在世界转向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作家的写作中，她们大多很执着地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以人物的心理变化展开故事情节，挖掘深层的内心世界。为读者展现出一幅幅爱恨交织，错综复杂的情感画卷。她们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常常不是按照传统进行理性分析，而是任感情驱使，作直接的描绘，因而能让读者感同身受，为之动容。其实爱情历来是作家们爱涉足的领域，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也不例外，她们笔下的爱情故事表现的是自身对爱情的渴望、追求或是体验，她们的作品更像是一种自我满足或者精神的寄托，因此作品也带有比较浓厚的自传色彩。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们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传达了女性在那个时代的呼声和愿望。

在维多利亚时代，虽然和前代相比，贵族阶层的权力有所下降，但他们继续保持既传统又善于适应的特点，努力保持高贵身份的同时，也在缓慢地适应新时代。

维多利亚时代的贵族女性们可以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但由于女性的身份，她们与贵族男性在参政上又有所不同。贵族女性们认为如果她们能够证明她们有影响力，她们也就登上了地方或是国家政治舞台上。贵族女性大多是致力于非正式的政治活动，她们的活动带有更多的公益性，而不是参加正式的议会或是决定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不同的贵族家庭对于贵族女性参与政治活动，也抱有不同的期待。但总体来说，贵族女性还是被允许参与政治活动的。贵族女性充分发挥她们的交际能力，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她们的政治活动很少是为了自己，她们更多的是为了她们的丈夫、儿子或者家族利益。

在经济上，女性自结婚那天起，她的一切就都属于她的丈夫，她所带来的财产要划归到丈夫名下，自己不能够再任意支配。女性要想获得并保持财产只有保持单身或是指望丈夫去世的时候能留给她一部分财产。但是，维多利亚女王作为国王，在经济上并没有受到限制。她与阿尔伯特亲王结婚后，女王名下的财产并没有遵循英国的传统而划归到她丈夫的名下，而是依然归女王所有。

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女性衣食无忧，享受着荣华富贵，但是贵族家庭繁复的事务，使她们不能仅仅当供人观赏的花瓶。一般情况下，贵族女性要协助丈夫管理家庭事务，以保证家庭的正常运转。特别是，由于贵族男性的社会活动较多，他们常常要出席各种会议，或是管理家族产业，所以管理家庭事务的重任就落在了贵族女性的肩上。所以维多利亚时代的贵族女性大多都以贵族男性的助手的身份出现。即使是她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比丈夫要高、要强，她们也都把自己的产业交给丈夫打理。贵族女性通常做法就是发挥她们的专长，出入宫廷、参加聚会、结交权贵扩大关系网等，利用各种途径为家族经济争取最大的好处。

新时代的女性导演 篇7

关键词：萧红,女性作家,写作视野

一、引言

鲁迅在《生死场》的序言中,曾有过一段对作家萧红的叙述:“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作为左联旗帜人物的鲁迅,对萧红的作品做出如此的高的评价,并突出了萧红女性作家的身份,可见其具有与其他左翼作家不同的女性的独特视野。

二、从代表作品中管中窥豹

萧红的作品极具特色,结构宏观,语言大气,极具大师风范,丝毫不娇柔做作。虽然是写革命,但对革命者的正面描写却少之又少,多数是对平民百姓的细致描写。平实质朴,却又入木三分。

分析萧红的代表作品《生死场》可以发现,全文前十章描写的是一个普通山村的日常生活,其中少有的几处着重描写是二里半、王婆、金枝三户人家的生活以及月英等村里其他几位女人的悲惨命运,我们可以看到,全文虽然没有一个着墨最多的主角,可萧红却是通过几个女人的生、老、病、死将故事的发展串联了起来。从王婆丧子到金枝怀孕,从月英惨死到王婆服毒再到小金枝的死,萧红在笔下一个个人物的生老病死里诉说着女性的悲惨命运与绝望前景。萧红的作品有着强烈的女性立场,虽然没有刻意强调哪一个形象,但读完之后,女性人物的命运却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

左翼作家的笔下从不乏命运悲惨的女性,如《子夜》中笑中带泪的交际花;柔石笔下“为奴隶的母亲”;冯坚小说中“贩卖婴儿的妇人”……在这些故事中,女性的悲惨命运多是由社会,由封建制度造成的,而在萧红的笔下,落后、贫穷和愚昧才是女性不幸命运的始作俑者!

在小说《呼兰河传》中,萧红用大量笔墨描写了小团圆媳妇之死,一个年仅十二岁,活泼天真的小姑娘,只是因为“太大方了,不像个团圆媳妇”而被婆婆认为是生了病,用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来“治病”,与其说是治病,不如说是“折磨”更直接一点。最终小团圆媳妇死了,死于与她同样身为女性的婆婆善良的愚昧中,而凶手却丝毫不背负道德与良心的谴责。V萧红笔下的童养媳死于愚昧,作为对比,男性作家沈从文笔下的童养媳萧萧却因为生下男孩而逃过一劫,后来居然又为自己的儿子找了个童养媳。这似乎变成了一个轮回。可以看出沈从文着重批判的是一个千百年来的封建制度,使萧萧走上一条被无数次走过的路,而萧红看到的却是落后与愚昧造就的一个个以善良本意杀人的凶手。我想这就是女性作家视野的独到之处吧。萧红的小说似乎印证了尼采“所有爱与怜悯都是恶”的说法,以爱之名的恶是最能刺透人心的利剑。

三、从生平经历中略见一斑

生平经历对于萧红独到视野的影响也是无可厚非的。萧红是一名革命的女性,她应该可以比受欺压的传统女性更早的看到社会变革的曙光,然而家人的逼迫、爱人的抛弃和颠沛流离的生活让她更真切地看到了那个年代女性的命运———无论作为一名女作家或是普通女性都是不幸的。她无法像冰心一样在充满温暖的环境里写一支支爱与希望的赞歌,而只能为女性写下满怀同情与不忍的挽歌。

萧红出生于地主家庭,为了逃婚而出走。在那样一个婚姻包办的年代,萧红此举不可谓不叛逆。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萧红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女性。后来状告未婚夫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私自解除婚约,身怀六甲之际却遭丈夫抛弃,生活困窘投稿报社,偶然结识萧军,辗转离合最终在怀孕之际分手,后与端木蕻良结婚,却又遭遇孩子夭折,最终因庸医误诊,病情加重,病逝于香港。在那个动乱的时代中,萧红始终以柔弱之躯阐释着何谓坚强意志。虽然始终蹒跚于时代和命运的玩笑之中,却始终不曾屈从低头。然而她毕竟是一个女性,也许在某个安静的时刻回想浮生,也不免会有一些多愁善感和无可奈何,也许这也是她的作品中女性大多命运悲惨的原因之一吧。也曾热血期待,也曾激烈反抗,可是时代的大潮流轰然而过,不留给人一点生机和希望。这种痛苦才让人痛定思痛。落后,贫穷,愚昧,三道枷锁,再加上战火纷飞,封建体制,传统思想,都让女性在那个年代里成为无数为人知和不为人知的悲剧的主角。

四、萧红所带给我们的思考

萧红逝世时年仅31岁,她的一生可谓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然而她却始终未曾屈服,未曾顺从。这和几千年来的封建体制倡导的女性定位是截然相反的。反抗精神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可能一个人和一群人的反抗底线就大不相同。联想到社会新闻中每每报道都是围观者众却反抗者寡。封建文化的污渍残留如何根除,民族性格中软弱怕事的一面如何修正,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女人的天空是低的,负担是重的,而自己又被过多的自我牺牲所累,这种自我牺牲是被迫造成那样的。我虽然想高高飞翔,但我总觉得要掉下来一样。最后,我想用她的遗言作为结尾,这也是她生命最后的挽歌:我将与蓝天碧海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红世人看。生平受尽白眼冷遇,身死,不甘!不甘!

参考文献

[1]李梅艳.《行进中的自我寻找—论萧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145.

[2]李向辉.《批评的批评:萧红研究回顾》.兰州大学学报编辑部.

数码时代每个摄影师都是导演 篇8

简：我们公司的名字叫RST Production，我们不想简单地做一个个人化的工作室，我们想作为一个团队来为客户服务，Production（合作拍摄）这部分会占我们摄影的很大的比重，前期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些外国的摄影师来到亚洲做一个摄影的案子，也会想到找一个当地的公司来合作，我们也会帮他们做Production。

RST是瑞典文，对应英文的Noise，发出声音的意思，意思是我们的工作要有Noise，要让人家听见我们做了什么，要发出声音。

我的拍档现在也是一个摄影师，我们一起创办的摄影工作室，他以前是一个男模，2000年的时候开始在一起合作，最早他是负责创意、制作的那些工作，我负责拍摄，配合蛮好的，开始在市场上有我们自己的位置。后来他对摄影有了兴趣，现在等于我们是两个摄影师，都在拍摄。我们公司也有长期合作的造型师以及化妆师发型师等，可以给那些不想找广告公司的客户提供一条龙的服务。

中：你怎么体会商业摄影师与客户的关系？

简：一个客户寻找摄影师，真正应该找的是符合他要求的摄影风格的人，而不是单纯考虑摄影师人在哪里，如果你的作品是客户真正需要的那种，哪怕你在非洲，他也会去找你。和你摄影师待在哪里完全没有关系。

客户往往有一种误区，要么是冲着摄影师的名气而来，虽然事先很喜欢他的作品，但是真正到了拍摄的阶段，却会提出要求，让摄影师改变，拍那些他本身不擅长的风格，按照艺术的角度来看，这完全不可理喻，也有些叶公好龙。另外大多数客户都比较贪心，比较重量不重质，要求摄影师尽量多拍；比如很多客户喜欢长得漂亮的模特儿，而我个人首选有个性的模特儿，尽量符合品牌的Style， 这都是一些理念上的不同。

中：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摄影师以及港台摄影师来到大陆拓展摄影业务，你作为一个香港摄影师，想必也参与其中，你怎么看待国内摄影师所提到的商业影像越来越难做的说法？

简：相比国外以及港台，国内的商业摄影师见不到优势，我认为很大程度户上是运作的方式不对，2000年的时候我在上海工作了很长时间，我第一次觉得工作的模式很不一样，有很多冲突，一些本土广告公司的老板就劝我入乡随俗，但我坚持我的方法，因为我在全世界都是这样做的，为什么中国内地不行？

我会先做一些我认为好的东西，拿给客户看，听他的意见，然后在中间找一个平衡点，做两个版本的东西，让客户选择。在商业上，客户通常是蛮保守的，广告策略上一个不慎，品牌垮了，他背不起这个责任。他们心里也想尝试新的东西，但一般不会主动去创新，两个版本最终要看市场的反应。

从2004年、2005年，香港的商业摄影师受经济形势影响，开始有精英化的趋势，一般的摄影师逐渐被淘汰，混不下去，那些真正水平高的而收费又不是特别高的才能在香港本地生存，其实这些年香港在退步，而京沪发展得很快。国内比较好的商业摄影师大多在北京，我认为在技术上面和国际上已经差距不大了，但是在概念方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香港的摄影师的优势在于他们从小就是西化的教育，所以在摄影的国际化方面做得比较好一些。国内的摄影师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中西融合的问题的话，还是不能做到很时尚，而时尚是商业摄影很重要的特质之一。

中：数码时代，一些摄影师觉得在整个拍摄环节中，自己的作用越来越小，另外你怎么看摄影与修图的关系？

简：我很注重前期的拍摄，通常都会在拍摄现场就把图片合成一下，看最后的效果。摄影师和修图师之间是一对矛盾体，图片在后期合成的时候是会有变数的，一些修图师比较没有Sense，只是把这当成机械的工作，不懂变通。我通常会找合作过的、能够合得来的修图师合作，也会先给他一个小图来试试，其实我本身也会修图的，一个商业摄影师必须要自己懂修图的。我也会建议客户在修图的环节不要图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