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研究（通用8篇）
环境污染研究 篇1
对地区环境污染研究
1地表水污染工作区地表水以松花江为主体。次支有呼兰河、阿什河和高低河漫滩上的水泡、牛轭湖等及马家沟、何家沟、信义沟季节性断续的溪水、人工养鱼池等地表水体。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或受污染威胁。具体地表水污染情况见(表1)。区内地表水污染的污染源、污染途径及污染变化可归纳以下三种途径。
(1)工业污水、生活污水不处理,直接或间接排放到松花江中,至20世纪末,开始污水处理,逐渐停止到现阶段全面停止向江中排污,江水水质近几年得到全面改善,水质全面升为三类水以上,江中生物繁衍迅速,水产丰富。
(2)垃圾直接倾倒江河中,岸边垃圾洪水时期被冲入江河中和垃圾滤液流入江河中,是地表水污染的又一个途径。
(3)富营养化污染,处于滞水状态的地表水体,如牛轭湖、水泡、江湾等,因区域性气候变暖、便干燥,水中生物的繁衍,大部分封闭的地表水体都呈逐渐萎缩的状态,水中营养成分逐渐增加促进水中藻类的繁衍,致地表水自身的富营养化污染愈加明显严重。
2水土流失2.1河流凹岸冲刷水土流失松花江、呼兰河、阿什河在区内总长度约110km,河岸即220km,仅城区松花江岸实施了石砌护坡,两岸总长约30km,尚有近200km的河岸的凹岸处受河流冲刷发生水土流失,进而引起塌岸,冲淤及河流改道等系列工程地质环境问题甚至灾害。
2.2高平原岗坡地水土流失松花江南,工作区西北部和呼兰河东的高平原区,降水多形成地表径流,在有坡度的地段均可发生面蚀水土流失,局部发生沟蚀水土流失,致使表层黑土逐渐变薄,降低土地肥力。
3资源不合理开发
3.1地下水资源过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由于对哈尔滨市江南区地下水资源的过量开采,最
大开采量达55x104m
3/d,造成了严重地下水环境后果。
3.2砂、粘土的不合理开采随建筑业的发展扩大,砂、粘土的开采量不断增加,由于规划性不强,甚至滥采现象时有发生,开采地点与方法不科学不合理,不顾及环境的保护。区内因砂、粘土开采而遗留和破坏环境问题。
3.3地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区域内具有优等的地下空间资源,但因无整体长远全面的利用开发地下空间资源规划和限制开发地下空间资源的规定,所以在哈尔滨市主城区因以往的开发,形成了遍布全城的废弃地下洞室,并种类繁多,规模不等,破坏了工程地质条件,留下了时会发生塌陷的隐患,给合理利用地下空间资源带来麻烦,增加了施工难度和经济投入。4城市热岛效应
区内大型城市哈尔滨市人口密度大,工业集中,多源释热,发生明显愈加严重的城市热岛效应及所带来的危害。城市密集多源释热主要有四方面:(1)工业生产用煤、燃油、燃气、用电释热;(2)冬季取暖用煤、燃油、用电释热;(3)汽车尾气和机体释热;(4)灯饰释热。5内源尘源
城市人口密度大,绿地少、裸地少,地表被建筑物,水泥路面、沥青路面、道板封死,阻止了大气与浅层地下的能量交换,致降水不能渗入,地气不能释放,空气干燥。更严重的是失去对尘源的吸附作用,导致自然和生产、生活、汽车尾气等人为形成的浮尘,积存在建筑物、路面上,形成城内的内源尘源。通过对以上几点的简要分析,初步的阐述了现阶段哈尔滨及周边地区环境污染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希望可以给相关部门提供参考性资料,为哈尔滨及周边的环境保护工作出一份力。
环境污染研究 篇2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绿色,GDP,国内生产总值,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治理成本
1绿色GDP核算
目前经济现论界对绿色GDP概念有以下几种不同认识:
1.1 基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界定绿色GDP概念
1.1.1 考虑资源环境要求对绿色GDP概念的界定
绿色GDP是指在原有GDP的基础上考虑资源与环境因素, 对GDP指标作出某些修正计算而产生的一个新的总量指标, “绿色GDP=国内生产净值+固定资产损耗-生产中使用的非生产自然资产”, 或者“绿色GDP= (净出口+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净额+固定资产损耗) -非生产经济资产净耗减-自然资产降级与减少”;也有学者提出“绿色GDP=GDP- (自然资源耗减价值+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的价值) ”。上述观点其共同之处:是基于已有的SNA体系核算出的GDP的基础上削减GDP的获得对自然资源、环境所造成的降级与损失。即, 绿色GDP就是在原有GDP的测度中纳入“资源环境”概念。
1.1.2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界定绿色GDP概念
绿色GDP是用以衡量扣除了自然资产 (包括资源环境) 损失之后的新创造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绿色GDP=GDP-自然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损失- (预防支出+恢复支出+由于非优化利用资源而进行调整计算的部分) 。
1.2.3 福利GDP的观点
福利GDP=现行GDP+外部影响因素, 外部影响因素是一种非经济福利, 有外部经济因素和外部不经济因素。
1.2从统计核算角度界定绿色GDP概念
该观点从统计度量的可操作性的角度认为, 在现行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环境污染的损失, 即可得到绿色GDP。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自然资本的消耗, 得到经过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 也就是绿色GDP (GGDP)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生产资本的消耗, 得到国内生产净值 (NDP) 。从国内生产总值中同时扣除生产资本消耗和自然资本消耗, 得到经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 也称绿色国内生产净值 (EDP) , 这就是联合国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的核心指标。所以这几者的关系可这样来表示:EDP
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 在技术上需要解决如何衡量环境要素价值的问题。由于环境资源的使用大多属于非货币交易, 在难以通过市场行为确定其价格的情况下, 对资源增减、环境变化的估价只能采用虚拟方法。现从理论上提出了三种虚拟估价方法:市场价格法;住户意愿法;维护成本法。按照资源环境恢复到耗减和降级前的水平所需的费用来计算其价值。与市场价格法相比, 维护成本法在理论上更加体现持续发展的思想, 因为维持资源环境的数量和质量水平不变, 也就是保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环境成本表现为人类活动对周围环境质量和受纳体的不利影响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包括对活动地造成的损失和对活动地以外的其他区域造成的损失。从量的角度看, 环境成本应等于受纳体损失的总和。因此, 国际上一些专家比较看重维护成本法。
2 我国环境污染总量估算
绿色GDP核算时, 从GDP中扣除的项目大致可分为两部分, 一是自然资源净耗减, 包括经济资源和非经济资源, 二是环境污染损失, 二者存在重叠的部分, 即环境污染所致的自然资源的损耗。本文拟采用维护成本定价法, 对我国环境污染损失总量进行粗略分析。假定环境污染被完全治理, 不存在环境污染所致的自然资源的损耗, 同时环境污染损失等于环境维护费用。
环境污染损失价值总量=环境污染的完全治理成本
=∑各污染物的排放量×各污染物的单位治理成本
=废水的理论治理成本+废气的理论治理成本+固体废弃物的理论治理成本 (+噪音污染危害+其他损失)
=∑废水中各污染成分含量×各污染成分单位治理成本+∑废气中各污染成分含量×各污染成分单位治理成本+∑各类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各类固体废弃物单位治理成本
我们很难详细统计到所有污染成分的含量, 也很难有十分精确的分类治理成本, 可行的办法是根据国家环保部的统计数据, 对主要污染成分总量进行估计, 并且用各污染物的排污费征收标准作为其治理成本。目前的征收标准是2003年颁布执行的《排污费征收标准及计算方法》。根据2007年新闻报道, 国家环保总局发言人称“该标准仅为污染治理成本的一半”, “我国将在3年内提高至污染治理的成本”。但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迄今基本没有调整。2009年底, 环境保护部官员透露, 将争取发改委、财政部的支持, 尽快提高全国排污费征收标准。其中SO2废气排放费已经率先提价, 部分省市从2007年的0.63元/千克提高到2009年的1.26元/千克。我们用现行标准的2倍的值进行环境污染治理成本的估计。
当然这里的污染物统计是不全面的, 最重要的缺少是CO2排放的损失估计。且这里仅仅计算了理论治理成本, 而大多数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后已经扩散, 并对自然经济社会系统造成了实质性危害, 而这种这种危害可能远远大于治理成本, 事实上, 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还应加上其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对民众健康的损害等。因此以上数字是严重保守的, 它仅表明我国污染物排放的治理成本, 约占2006年我国GDP总量210871亿元的0.49%。上表中我们仅仅估算了污染物排放量的治理成本, 根据本文第三部分, 可知工业污染物产生量远高于排放量, 即对于污染物排放的主体——企业来说, 大部分污染物在排放前已经通过净化设备或工艺处理过了, 然而这个过程也应该是有成本的。考虑到这个因素, 可以把环境污染损失总量调整为3356.73亿元, 占当年GDP的1.59% (在不考虑CO2排放所致损失的情况下) 。
3 2006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环境污染总量考察
我们有必要基于绿色GDP核算模式对各省的自然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损失进一步分析, 摸清真实GDP增长现状, 并尝试进行绿色GDP核算, 虽然由于考虑到自然资源耗减后, GDP增幅被严重调低, 所以这一尝试在省级层面已于从2006年开始严重受阻。而本文仅对各省的环境污染损失进行统计估算。
类似于上述估算过程, 根据2006年环境统计年报, 我们也可以对各省的环境污染状况进行分析, 分别计算各类污染物价值量 (排放量/产生量等×每单位污染物的排污费征收额) , 汇总后可得到下表数据。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 污染物产生量占GDP比例在前5位的依次为贵州、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污染物排放强度 (排放量占GDP比例) 的前5位依次是贵州、宁夏、山西、内蒙古、青海。
参考文献
新疆环境污染治理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环境规制；污染治理；新疆
目前，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今年连续出现的“多地城市雾霾天气”、“地下水污染”等污染事件，直接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危害了社会公众的健康安全。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走“五位一体”的发展道路，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提升到重要的战略位置[1]。新疆是我国重要战略资源储备区，但生态环境却十分脆弱，在天山南北大建设大发展的背景下，努力建设“美丽新疆”就成为新疆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新疆环境污染治理取得的成效
（一）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逐年增加，基础建设规模不断扩大
2011年新疆生产总值6610.05亿元，比1978年的39.07亿元增长169.18倍，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的同时，各级财政部门也加大了对环境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2011年新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1940404万元，占新疆生产总值的2.95%[2]，环保投资进入了较快增长期。同时新疆也加大了对环境监察、监测等建设投资，并且开展了全区生态环境监测，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以及大气、水、土壤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及电磁辐射水平等辐射环境监督监测[3]。2012年，全区环境监测人员共出动应急监测9次，对事故污染情况进行监测，为及时妥善处置污染事故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二）环境污染防治力度逐步加大，污染减排成效显著
新疆把工业污染治理作为全区环境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加强对工业污染防治的力度。2012年全区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可喜成效，城市空气质量方面：全区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到Ⅰ、Ⅱ级优良日数占全年的80.6%，Ⅲ级轻微度污染日数占15.4%，Ⅳ、Ⅴ级中重度污染日数占4.0%；城市声环境质量方面：2012年全区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较好的城市占88.9%，比上年增加了5.6个百分点；地表水环境质量方面：全区河流总体水质状况为优，部分流经城市段河流受到不同程度污染；生态环境方面，截至2012年底，全区已建立自治区级以上自然保护区28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9个，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19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2140万公顷，占全区国土面积的12.86%[4]。
二、新疆环境污染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新疆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凸显出一些现实的问题。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观”久存官场。一些地方官员缺乏全局观念与环境法制意识，为了地方的经济发展，许多基层政府分管工业的负责人同时分管环保并且环境保护为GDP增长让路的现象时常出现，导致“有增长、无发展”、“高增长、高污染”与“先增长、后治理”的恶性结果。同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依然存在。
三、进一步提高新疆环境污染治理水平的对策建议
（一）创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
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为此也付出了环境，资源等方面的巨大代价。新疆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发地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吸取东部地区发展的经验教训，树立“生态立区、环保优先”[6]的科学发展理念，关注GDP总量增长的同时，更要关注GDP增长的质量。在考虑短期项目利益的同时，更要关注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摒弃靠牺牲生态环境来实现发展，先发展﹑后治理等传统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更不能以停滞经济来实现生态环境保护。
（二）加强体系建设：努力构建多维联动的环境规制体系
1.完善环境规制立法、执法体系
法律是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的重要手段，在国家环境规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要求广泛运用法律手段实施环境规制，而且还要求将行政、经济等所有环境规制手段的运用都统统纳入法制的轨道。新疆要在完善现有法规条例的基础上，对环境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法规修订。
2.健全环境规制方式体系
新疆在环境规制方式上主要还是采用传统的行政-命令控制手段，通过标准管制的方式约束环境污染行为。在具体的环境规制措施中，可以考虑多种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配合使用，优化环境规制手段，从而更好的降低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7]。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减污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并且可以尝试运用自我规制方式，即由非政府组织机构对其所属会员的规制权力进行安排，达到预期环境规制的目标。
（三）强化责任落实： 地方政府建立健全环境保护责任机制
环境保护不是某一单方的事情，它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各个行业共同努力才能做好。因此，新疆要切实建立起政府及各部门的环境保护工作负责制度，把环境保护层层分解到政府的各个部门，通过层层分解、逐级落实的办法来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此外要强化绿色GDP的政绩考核机制，通过上一级政府来对下一级政府行政首长进行政绩考核，使环境保护真正成为地方政府行政首长眼中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大事，最终把环境建设与社会建设结合起来，营造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社会氛围[9]。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形成环境保护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为全面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推动科学发展提供长效的制度机制保障。
四、结语
新疆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发省区，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经济社会取得了极为显著的快速发展。然而新疆的生态环境又是十分脆弱的，怎样避免重蹈东部先发省份“以牺牲环境来谋求发展”的老路、歪路，就成为新时期新疆各级地方政府统筹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新疆只有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的发展理念，根据区情综合选择配套使用规制工具，在环境污染防治上下大气力，做足文章，就一定能实现新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协同发展的新局面，打造“美丽新疆”。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第233页
[3][4][1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2年环境状况公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第11页，第2页，第8页.
[5]姜林.中国环境规制效率评价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6]张春贤，“变化变革、敢于担当、务求实效，为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1年10月27日
[7]唐英.论我国生态环境规制改革[J].财经政法资讯，2008（04）
[8]王晓兵.我国环境规制绩效实证分析[D].郑州：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畜禽养殖环境污染治理问题研究 篇4
畜牧养殖业是关乎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也是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的重要产业。随着我国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和养殖规模的逐渐扩大，畜牧养殖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一些养殖场环保意识不强，随意排放污水污物，不仅污染生态环境，带来环保压力，而且严重威胁畜禽及人类身体健康，尤其是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当下的热点问题。本文对畜禽养殖环境污染治理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与重视。畜禽养殖环境污染问题现状
近年来，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畜禽养殖环境污染问题比较严重，特别在基层和农村，养殖方式以散养为主，养殖废弃物随意丢弃，没有经过消毒和无害化处理，一些污水未经处理就流入河流或者渗入地下水，成为环境的重要污染源。在畜牧养殖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污染防治和治理工作相对落后，畜牧养殖的废弃物已经成为农村环境的重要污染来源。畜禽养殖环境污染可以造成空气污染，一些畜禽粪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氨气、硫化氢等有毒有害气体，成为空气污染来源，因此一些养殖场周边地区常常臭气熏天，周边居民苦不堪言。畜禽养殖环境污染可以造成土壤污染，畜禽的排泄物如果没有经过处理就直接随雨水排泄到土壤中，不仅造成土壤中各种病菌和微生物污染，还使得土壤板结严重，严重影响土壤质量。畜禽养殖环境污染还可以污染水质，在未经处理的污水中氮、磷含量高，排到河水中会使水质恶化，排到地下水中会使地下水溶解氧减少，使水质下降并不断恶化，水质一旦污染，治理起来就更加困难。畜禽养殖可以污染生态环境，传播病原菌，危害农业生态平衡，影响农民的居住环境，诸多畜禽养殖环境污染问题急需解决。做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意义重大
畜牧养殖业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产业，我们要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就要做好畜牧养殖的污染防治工作，只有做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才能保障养殖业健康发展，保护畜禽和人类身体健康。做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就要还一个蓝天白云、绿水青山、黑色沃土的自然环境，让子孙后代都享受到良好的自然环境，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破坏环境，破坏环境就是破坏了人类生存的共同家园，做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方面的工作已刻不容缓。畜牧养殖业为保障市场畜产品供给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如果不重视污染防治，就会给人类健康带来威胁，所以一定要做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方面的工作。畜禽养殖环境污染治理难的原因分析
畜禽养殖环境污染治理难的原因主要是环保意识不强，受传统养殖业发展模式的影响，没有深刻认识到环境污染的危害性。部分养殖单位选址不合理，一些养殖户往往在房前屋后建立饲养场，没有考虑到环境污染问题。有些养殖户只重视养殖经济效益，没有意识到畜禽养殖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性，而且环境治理往往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养殖户往往存在“重养殖轻治理、重效益轻污染”的思想，导致畜禽养殖环境污染现状的存在。受传统养殖模式影响，一般的畜禽饲养并没有进行粪便无害化处理，养殖业扩大生产规模后，一些规模养殖场往往并没有考虑粪便无害化处理的事情，或者缺少畜禽养殖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工作经验，废弃物处理设施不完善，设备陈旧或容量小，没有做好防雨措施，结果粪便随雨水流出，造成二次污染。一些养殖场的污物处理设备处于闲置状态，养殖场考虑到运营成本，往往没有投入使用。搞好畜禽养殖环境污染治理的措施探讨
搞好畜禽养殖环境污染治理可以从源头抓起，严格控制规模养殖场的规划设计，养殖场的选址要科学规范，要远离居民区，距离交通主干道在500米以上，养殖场要设在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和侧风向处，远离人口密集区及河流和居民饮水水源地。规模养殖场要有污物处理设施，一般要采取雨污分流、干湿分离的措施，养殖场要设计带棚的粪便发酵池和污水处理沉淀池。研究制定有效利用废弃物的措施，规模养殖场可以通过高温堆肥和沼气发酵实现对畜禽废弃物的处理和利用。粪便中含有丰富的N、P、K等成分，把粪便制成有机肥料，可以变废为宝，综合利用。粪便发酵可以产生沼气，成为能源加以利用，粪便发酵产生的沼气成为廉价的燃料，可以用于幼畜舍的保温。此外，粪便通过发酵后可以有效杀死粪便中的寄生虫和虫卵，防止污染生态环境。规模养殖场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畜禽废弃物的处理，如建养鱼塘，利用水生生物进行废弃物处理。环保及畜牧兽医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工作，对畜禽粪便进行综合处理利用，防止畜禽养殖环境污染现象发生。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加强对畜禽养殖环境污染治理问题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与教育工作，增强广大养殖单位的环保意识与社会责任，从源头制止污染的发生，同时通过各种媒体在全社会范围内宣传畜禽养殖环境污染的危害性，形成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的良好社会氛围。前景?c展望
规模化养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畜禽养殖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会越来越受到关注，其关系人类健康和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畜禽养殖环境污染治理问题。只有增强养殖户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加强有关部门的监管工作，才能适应养殖业未来的发展要求，把养殖环境污染降到最低程度，促进畜禽养殖业健康发展，实现畜禽养殖业的优化升级，保障生态环境安全，走绿色生态的健康养殖之路。
环境污染研究 篇5
随着经济的增长，污水、雾霾等污染物急剧增加。这些污染物对环境以及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生态环境问题己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严重地影响着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己经成为科学发展的当务之急。环境治理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基础。从我国开始环境保护工作，污染防治和治理一直是工作的重点，这是我国工业化道路过程中保持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全国环境治理投资总额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但仍显不足，在此背景下有两个现象引人深思:其一，国家重视环境保护，但绝大部分省份的环境质量没有得到改善;其二，部分地区污染治理投资水平并没有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而相应提高。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环境安全事件、环境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了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经济增长等变量之间的关系。董竹和张云基于1998~2008年的数据使用协整和脉冲响应分析等对环境治理投资对环境质量的冲击路径进行了模拟，研究表明环境治理投资短期内改善了未来的环境质量，而环境质量的变化会对环境治理投资带来十年的较大幅度冲击。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量不足，投资结构不合适是影响改善环境质量的主要原因之一。
随着空间计量方法的发展，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很多自然生态现象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显示出了空间相关性，而这种相关性又产生了搭便车问题。跨越区域边界的废气、污水和粉尘等污染物排放导致了周边地区的臭氧消耗、酸雨和雾霾。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各地区污染物排放具有较高的空间依赖性。随着污染排放的空间依赖得到验证，环境质量或绩效的空间依赖特征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Galdean。等使用空间面板方法研究了西班牙园艺生产部门环境投资与空间溢出效应。Costantini等用带环境账户的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矩阵研究了意大利环境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Hosseini和Kaneko 研究了环境质量通过制度相似性在国家之间的溢出效应。以上结论均认为环境污染或治理存在的溢出效应(外部性)是导致区域治污投入不足的重要原因。
公共经济或环境经济理论对于诸如一个地区环境污染和治理的溢出效应如何影响周边地区环境治理行为以及溢出效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区域的治污投入”等问题都无法给出答案。显然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各地区的雾霾、污水等的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区域不是独立存在的，不同空间单元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即包括传导也包括反馈，从而各单元邻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复杂网络。这就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空间单元的相互作用如何导致集体特性和聚集模式。标准的计量经济模型难以处理和回答涉及空间相关的问题。将空间因素纳入区域性环境治理溢出效应的分析中，实证结果对实现区域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态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1材料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样本截面选择了除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之外的30个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以下简称省区)，时间跨度为2004 ~2012年。各地区污水排放量、SO2的排放量、污水治理费用和废气治理费用以及物价指数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权重矩阵为Q型空间邻接矩阵。
1.2研究方法
外部性又称为溢出效应、外部影响或外差效应，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奥尔森从“集体行动”的视角得出了外部性问题具有不可分割性的结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囚徒困境”问题入手，研究了外部性问题，指出个人理想和集体理性是不一致的。环境作为公共品具有外部性，一个地区的污染(环境消费)和治理(环境供给)行为均会对其他地区产生影响。为检验我国区域性环境治理过程中是否存在由溢出效应引起的“囚徒困境”并测度溢出效应影响的大小，文中建立了一个环境治理的空间面板模型。
2结果与分析
在估计模型参数前，采用2003年为基期的物价指数对治理费用变量进行了平减，并对所有变量取对数，使得参数的经济意义更明显。在Matlab平台上估计了以上模型。
一个地区的周边省份治理费用每增加1%，该地区投入的污水治理费用增加0.22%，而周边省份废气治理费用每增加1%，该地区废气治理费用增加0.17%。邻省污染治理变量前的参数为正说明环境治理投资存在正的溢出效应:一个地区在邻省增加污染治理的费用时也会增加治污投入。邻省环境治理弹性小于1%，说明环境治理过程中，各相邻省份之间不存在治污锦标赛式的追赶行为，而是表现出了正外部性溢出时的搭便车行为。负的溢出效应和搭便车行为是导致区域性环境治理投资不足的原因。
环境污染的空间乘数矩阵表征了一个地区环境污染行为对其周边地区的影响，以及周边地区环境污染行为对该地区的反馈。该矩阵刻画了环境污染的空间“网状”关联模式，据此绘制了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模式平面图。该图表明环境污染的外溢具有明显的区域和流域特征。按照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可以将各省区划分为华北和东北地区、华东和中部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空间外溢和反馈效应使得一个省区的环境污染扩散到距离更远的省区，但污染的外溢对区域或流域外的省区影响较小。
3讨论
环境治理投资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基础。现有文献多在EKC框架下讨论了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对环境治理的空间依赖和污染溢出效应等问题研究较少。长期以来各地区环境治理的力度并不一致，且差异明显，部分地区出现了环境治理投资不足的局面。本研究利用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区域性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关系，重点研究了环境污染与治理的空间效应，从空间视角分析了省域环境污染与治理行为的依赖关系及空间聚类现象。若忽略变量之间的空间联系，回归残差之间将表现出空间聚集的关系，这会违背回归分析中认为个体观值的误差项应当相互独立的假设。忽略空间依赖关系及空间聚类现象会极大地影响我们在研究中建立有意义的推论。空间计量分析有助于揭示外部性之间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加入空间滞后的因变量之后会造成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使用OLS很难得到一致渐进的有效估计量，而使用基于ML的迭代方法则可以做到这一点。关于各种估计方法估计值优劣性质的比较参见Frames。和Hayes(2007)。
在估计出合理参数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探讨各省域环境污染与治理之间的均衡效应，这需要讨论空间乘数的性质。空间乘数表明一个省域i的污染物排放的变化如何扩散到其他省域，并反过来通过其他省域J污染治理的空间滞后影响到省域i的污染治理，这带来的污染治理上的变化又会影响到其他省域，并通过系统中的反馈直到产生某种均衡。这和著名的Leontief投入产出分析类似。最终我们发现一个省域的环境污染行为与周边或者说流域内其他省域的污染行为互为相关性，但污染的外溢对流域外或距离较远的省区影响较小，这与地理学第一定律相吻合。文中在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时，采用了Q型地理邻接矩阵，而空间计量中的空间并不局限于地理空间，空间依赖可以从地理距离扩展到度量学的距离。采用诸如经济关联、产业相似度等构建广义的空间邻接矩阵也可作为替代地理邻接的备选方案。另外，现有文献对高阶邻接情况的探讨还较少。不同的邻接矩阵可能蕴含着不同的空间信息，如何构造及选取邻接矩阵尚处于探索阶段。
4结论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当一个省区增加排污量或者减少环境治理的投入时，周边省区并不愿为其在生态环境上的消费埋单，也会减少在环境治理上的投入，从而造成了环境治理费用投入不足的问题。当一个省区减少排污量或者增加环境治理的投入时，周边省区在环境治理上的努力才会取得成效，进而这些省区也会增加在环境治理上的投入。综上所述，各省区单兵作战的治污模式是无效的，只有各省区合作治污才能有效解决污染治理中投入不足的问题。环境污染的外溢具有明显的区域和流域特征，但即便是区域或流域内合作治理污染，各省区也不会完全做到“谁污染谁治理”，即在治污费用投入上存在搭邻省治污便车的行为。
环境污染研究 篇6
介绍了健康植物光谱特征及各波段反射率的.影响因子,以及植物受到污染胁迫后其光谱特征的变化情况,如可见光、近红外波段光谱反射率升高或降低,红边漂移等,同时指出污染物质主要通过改变植物叶片的色素含量而对植物光谱产生影响.阐述了污染植物光谱信息提取方法,及植物光谱效应在环境污染遥感监测中的应用情况,提出了今后高光谱遥感在植物监测应用方面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作 者：迟光宇 刘新会 刘素红 杨志峰 CHI Guang-yu LIU Xin-hui LIU Su-hong YANG Zhi-feng 作者单位：迟光宇,刘新会,杨志峰,CHI Guang-yu,LIU Xin-hui,YANG Zhi-feng(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北京,100875)
刘素红,LIU Su-hong(北京师范大学遥感与GIS研究中心,北京,100875)
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研究 篇7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稳定快速发展, 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 但与此同时, 经济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 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使得我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并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
本文试图从治理效率的角度探讨我国地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由于向自然界排放各种污染物可以看成是经济增长的代价, 因此我们可以把污染排放与经济增长看成是投入和产出的关系, 即经济增长是产出、污染排放是投入 (或称环境成本) 。而所谓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是指同样经济产出所付出最少环境成本的特性, 反映的是环境成本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 相同经济产出所需污染排放越小, 则意味着治理效率越高。
从这一思路出发, 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简称DEA) , 就可以评价我国地方环境污染的相对治理效率及其动态变化。由于DEA方法内生确定各个投入和产出的权重, 不需要指定投入和产出的具体函数关系, 排除了很多主观因素, 而且具有单位不变性的特点, 因此是评价多投入与多产出的同类决策单元 (Decision Making Units, 简称DMU) 生产效率的有效方法, 并得到广泛认可和实际应用。
本文以我国省级地区为研究对象, 试图解决两个问题:第一, 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水平如何, 是否存在地区差异?第二, 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动态变化如何, 是改善还是恶化?对这两个问题我们分别应用DEA方法得到的技术效率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 来分析。本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DEA方法作了简要介绍, 第三部分利用DEA方法对我国地方环境污染的相对治理效率及其动态变化进行了评价与分析, 最后是结论。
2 基于DEA的技术效率和Malmquist生产率
2.1 基于DEA的技术效率
DEA方法的基本原理是通过线性规划求解出最优生产前沿面, 并把每一个DMU的生产可能性集同这个最优前沿面相比较, 从而得到各个DMU相对效率的测度。通常, DEA方法可基于投入亦可基于产出来计算, 前者评价的是为了得到相同的产出所需要投入的多寡, 后者评价的是相同的投入可能得到的产出大小, 但本质上两者并没有区别。
本文以基于投入角度的DEA方法进行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评价,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 基于投入角度的DEA技术效率即为求解如下形式的线性规划 (Charnes et al., 1978) :
式中, x为投入, y为产出, z为权重, N、M和K分别表示投入变量、产出变量和DMU的个数, Fi为第i个DMU的技术效率。显然, Fi的取值为不大于1的正数, 等于1说明该DMU处于最优生产前沿面, 其生产为DEA有效, 小于1说明该DMU处于最优生产前沿面之内, 其生产为DEA非效率, 取值越大说明DMU的技术效率越高。
2.2 Malmquist生产率
我们对地方环境污染的跨期治理效率表现有兴趣。但基于DEA方法得到的技术效率是静态值, 其跨期比较只能比较不同时期各个地方效率表现相对于最优DMU表现的差距, 换言之, 由于不同时期DMU的最优生产前沿面可能发生移动, 因此我们无法用DEA效率对DMU跨期效率表现进行分析。为此, 我们需要采用Färe et al. (1994) 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亦以DEA模型为基础, 但辅助于距离函数的概念, 可以用来评估DMU跨期效率变动。
基于投入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Mi (xt+1, yt+1;
其中, (xt, yt) 和D
显然, 当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大于1时, 表示该DMU从第t期到第t+1期生产率改善, 小于1则说明该DMU的效率在衰退或恶化。
3 地方环境污染的治理效率及其动态变化
3.1 样本选择、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 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我国省级地区为DMU, 由于数据取得的原因, 本文未包括港澳台和西藏, 由于重庆在1997年升任直辖市, 为了保持数据的连续性, 本文将1997年后的四川和重庆合并, 这样本文分析的对象一共是我国29个省级地区。分析的时间段为1992年至2007年。
(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如前所述, 在地方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之间, 我们把污染排放看成是地方经济产出所付出的环境成本。地方经济产出我们用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GDP表示, 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而为了更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 环境成本我们选择了6个污染排放指标来表示: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二氧化硫、烟尘、粉尘和化学需氧量①。所有数据都来自于相应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
(3) 变量的相关性与简单描述
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之间的相系关系以及简单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 所有投入变量与产出变量之间都是显著的正相关, 符合DEA模型的单调性假设。同时可以看到, 样本研究期间的GDP平均为1814亿元, 工业废水排放平均为74307万吨, 工业废气排放平均为5947万吨, 二氧化硫排放平均为56亿立方米, 烟尘排放平均为29.9万吨, 粉尘排放平均为27.7万吨, 化学需氧量排放平均为216203吨。
注:所有相关系数均满足1%显著程度的双尾t检验。
3.2 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
(1) 总体效率表现
运用OnFront软件包, 可以求得基于投入的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我们将全国以及东部、中部与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平均效率得分整理如图1所示②。从图1可以看出, 总体上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是不断“下降”的③, 而且这一“下降”趋势直到2005年才得到一定缓解, 但最近5年的总体平均效率均不到0.5, 效率之低下令人异常担忧。从三大经济地带来看, 东部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明显好于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 西部地区效率要好于中部地区, 但从90年代后期开始, 中部地区效率逐渐好于西部地区, 而且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差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以上结果说明, 第一, 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重大的环境成本为代价换取的, 而且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在样本研究期间总体来看是不断趋于发散而不是收敛的趋势, 地方差距也越来越大, 但值得庆幸的是, 我国最近几年开始实施的“节能减排”政策取得初步成效, 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有开始好转的迹象。第二, 说明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虽然东部地区绝对污染排放比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更多, 但从相对效率表现来看, 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相对环境成本更大,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是以环境为代价来追赶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 西部地区尤其如此。
(2) 省市效率差异
作为代表, 我们把1992年、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07年的29个省级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得分整理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 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表现相对最好的是北京与上海, 在所有年份中都处在最优生产前沿面;其次是天津、广东、海南等地区, 每年都位居前列;而表现最差的是山西、宁夏、广西、甘肃、辽宁等地区, 几乎每年都是排名位于倒数之列。1992年共有10个省级地区表现最好, 处于最优生产前沿面, 总体平均效率为0.79, 但到2007年, 只有北京、上海和广东3个省市处于最优生产前沿面, 总体平均效率只有0.45, 这说明在1992年至2007年期间, 我国不同地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很大差异, 地区异质性特点很明显。
为便于对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进行比较, 以进一步了解环境污染治理效率的地区差异, 我们对29个省市区的环境污染治理效率进行了排序, 代表性年份的排序结果一并列于表2。从中可以看出, 在样本期间相对位置下降最大的是青海、新疆、山东、河北、内蒙古等地, 相对位置上升最为明显的是湖南、江西、吉林、安徽等地, 其他地方的相对位置变化不大。上述结果充分说明, 地方政府在对待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态度和政策上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部分省市为了发展经济而严重忽视环境保护, 但也有部分省市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实现了相对的和谐共同发展。
我们另外还绘出了环境污染治理效率1992年和2007年的Salter曲线, 具体如图2所示, 要注意的是横坐标的地区顺序是根据1992年效率值从低到高进行排序而来的。从图2可发现, 1992年的曲线几乎处处高于2007年, 这进一步说明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整体趋于发散趋势, 地方效率差距在扩大。同时可以看出, 1992年高效率区域的地区到2007年“倒退”趋势出现的频率更高, 而低效率区域的地区到2007年并未呈现出明显的“赶超”趋势, 这也进一步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是以巨大的环境代价换取的。
3.3 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的动态变化
根据DEA方法, 不同年度之间地方环境污染的治理效率缺乏有说服力的可比性, 为进一步分析治理效率的跨期变化, 接下来我们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进行核算。我们首先以上一年为核算基期, 核算了29个省级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每年的动态变化, 作为代表, 我们把1993年、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07年的结果整理如表3所示。同时, 我们以1992年为基期, 核算了29个省级地区各个年份相对于1992年的环境污染治理效率累积进步情况, 代表性年份的结果一并列于表3。
我们重点关注的是1992年至2007年期间的累积效率变化, 结果列于表3最后一列, 并整理如图3所示。从中可以发现:第一, 除广西、青海、宁夏三个地方以外, 我国各省市环境污染的治理效率在1992年至2007年期间基本都得到明显改善,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总体平均值达到2.51, 上升了约150%;第二, 地区之间效率变化的差异非常大, 进步最大的是北京、上海和天津这三个直辖市, 其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别达到11.02、9.57和4.05, 而最小的是广西、青海和宁夏, 其治理效率甚至在衰退,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别只有0.82、0.86和0.92, 这说明这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高污染产业发展;第三,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平均值分别为3.69、2.10和1.54, 表明东部地区的效率改善明显好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而这有可能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有关;第四, 结合1992年至1995年期间、1992年至2000年期间、1992年至2005年期间的三大经济地带环境污染治理效率累积变化结果, 可以看出三大地区效率差距扩大有加速发展的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核算。
4 结论
本文从治理效率这一新的视角探讨了我国地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DEA方法, 本文首先在基于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对我国29个省级地区1992年至2007年的环境污染治理效率进行了评价, 然后进一步计算了这一期间治理效率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以分析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的跨期动态变化。综合起来, 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1) 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在总体上表现很不乐观, 最近几年的效率平均值不到0.5, 而且在1992年至2007年之间, 总体效率明显趋于“下降”, 直到2005年才开始得到一定缓解。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地方经济增长是以巨大的环境污染作为代价换取的, 进入21世纪以来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另一方面则说明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呈现出明显的扩散而不是收敛趋势。但所幸的是, 我国政府及时认识到这一点, 最近几年实施的节能减排政策已取得初步成效, 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的“恶化”得到一定遏制。
(2) 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总体上东部地区好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目前表现为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从各个省市的相对效率表现来看, 相对表现最好的是北京与上海, 而表现最差的是山西、宁夏、广西、甘肃、辽宁等地。部分省市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 严重忽视环境保护, 导致环境污染治理效率的相对位次严重下降, 但也有部分省市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实现了相对的和谐共同发展, 环境污染治理效率一直表现相对最优, 或者实现治理效率相对位次的大幅上升。
(3) 我国各省市环境污染的治理效率在1992年至2007年期间基本都得到一定改善, 总体上东部地区的效率改善好于中西部地区, 但地区之间污染治理效率动态变化差异很大。其中, 效率改善最为明显的是北京、上海与天津这三个直辖市, 而广西、青海与宁夏这三个地方的效率甚至表现为令人吃惊的衰退。这进一步说明不同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态度与政策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本文研究成果的政策启示是, 首先我国应继续坚定实施“节能减排”的政策, 防止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其次应将环境保护纳入到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当中, 防止地方政府为发展本土经济而忽视环境污染。第三在产业转移上应防止高污染产业的区域转移。第四应特别重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摘要：运用DEA方法, 核算了我国29个省级地区1992至2007年期间的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及其动态变化。结果发现, 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表现为发散趋势, 当前效率水平低下, 但总体上存在明显的效率改善, 节能减排政策亦取得初步成效。同时发现, 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及其动态变化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 总体上表现为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
关键词：环境污染,经济增长,技术效率,数据包络分析
参考文献
[1]BANKER R D, ACHARNES, WWCOOPER.Some models for es-timation technical and scale inefficiencie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Management Science, 1984, 30:1078-1092.
[2]CHARNES A, W W COOPER, E RHOODES.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Research, 1978 (2) :429-444.
[3]FARREL MJ.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ive efficiency[J].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 1957, 120:253-290.
[4]包群, 彭水军.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估计[J].世界经济, 2006 (11) .
[5]魏权龄:数据包络分析 (DEA) [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
环境污染研究 篇8
【关键词】农村环境污染 对策 新农村建设
近年来，荆州市以绿色生态建设为契机，不断加强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尽管如此，农村环境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生态危机比较严重。本文通过对荆州市农村环境污染现状的调查分析，提出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从生态的角度，选择生态路径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1. 农村环境污染现状
1.1耕地面积锐减，水土流失严重。最近10年，由于修建灌溉系统、水库、道路、住房和工厂等原因，耕地资源被大量侵占，面积在减少。初步保守估计，大约有3400万平方公顷左右。目前，我国水土流失总面积为17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8%。
1.2土壤退化。当前，湖北省荆州市土地退化的主要表现是土地砂石化、土壤酸化和土壤潜育化等。土壤砂石化、酸化及潜育化等退化现象导致土壤肥力大幅度下降，同时，受到农药、工业三废和污水灌溉污染约有1/6的土壤重金属超标。
1.3化肥污染。荆州市农业生产使用化肥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直至七十年代初，都是以施氮肥为主，且量较少。七十年代中期化肥施用量开始增加。 除了由于土壤功能机制的原因，土壤理化性状恶化是大量施用氮素化肥的结果；土壤一旦缺乏有机物质，那么导致的可能结果就是使残留的矿质养分不能顺利进行转化，进而进一步可能对水具有潜在污染的可能性。
1.4农药污染。目前，荆州市使用的杀虫剂大多是带有剧毒性质的农药如甲胺磷、辛硫磷等。而且关键的问题是在使用杀虫剂的量上大都是无视的或者说是不按照标准来进行使用，往往是过量地使用。随 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各种农药、杀虫剂、除草剂被广泛运用于农业生产，而且农药的使用面积也是日益扩大，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农药中毒，这在广大的农村并不少见。每年都会有一些中毒的现象。
2.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成因剖析
当前，荆州市新农村建设已正式启动，新农村建设的试点示范活动也都相继展开。
2.1直接原因
2.1.1不良耕作方式
高强度耕作种植，不良的耕作方式，大量施用化肥，导致土壤有机质大量矿化，盐基饱和度降低，结构破坏，土粒高度分散，缓冲性、抗侵蚀、抗酸化的性能降低，引起土壤性状恶化。
2.1.2不科学使用农药
1990—2011年间，荆州市单位面积农田、农药使用量增加了，药剂用量加大，无选择的杀灭和伤害生物，使自然界害虫与天敌同归于尽，破坏了生物物种之间原有的制约平衡关系。农药污染土壤，并向大气和水环境转移，导致环境恶化，严重影响食品安全。
2.1.3化肥施用不合理
荆州市化肥施用强度超过全省平均水平，一半以上是氮肥。在氮素过量供给下，土壤中的其他养分消耗必然增加，从而对土壤肥力和性状产生不良影响，进一步加剧了农业生产对化肥的依赖。化肥中未被作物吸收的氮、磷营养元素通过径流、农田排水和淋溶等途径转移至水体，造成化肥损失和地表水及地下水污染。氮肥施用过多时，植物奢侈吸收，徒长，抗性减弱，易感染病虫害，导致农药用量增加，降低农产品品质，严重时造成产品污染。
2.2间接原因
2.2.1城鄉生活差距造成了农村人口与资源之间关系的高度紧张，农民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无力顾及环境保护
城乡生活差距是“一个国家，两个社会”，农村人口上行循环不畅的真实表述，它导致大量人口滞留在农村，使得农村人均资源极其有限。据不完全统计，荆州市总人口618万人，农业人口就有284.23万。这么多的农村人口必然导致人口的持续增长和耕地的递减难以逆转，人多资源少的矛盾更加突出。既构成了对农村环境资源的巨大压力，也扩大了农村生态环境破坏的乘数效应。
2.2.2城乡社会差距使农村的环保经费、环保政策和法规体系、环保基础设施等均供给不足，加重了生态环境恶化
城乡社会差距还表现在我国环保工作明显存在着重城轻乡现象。农村环保部门缺乏应有的管理经费，相当一部分管理经费和工资，要靠收取乡镇工业的排污费来解决。荆州市又是个欠发达地区，地方财政收入少，乡镇财政窘迫，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对农村环保投入的资金非常有限，许多村甚至没有。国家制定的许多环保技术政策、法规和标准，也主要是针对城市，与农村环保相关的政策、标准和法规很不健全。
3. 走出农村污染困境的路径
3.1发展现代绿色环保农业
现代农业强调现代高新技术的先导性、环境零损害的绿色性，是有效节约资源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十五”期间，荆州市组织实施了生态农业技术示范、优质农产品区域环境监测、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推广等项目，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荆州市要把发展生态农业作为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积极发展“一村一品、一乡一业”，提高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水平，实现资源利用与环境协调发展，逐步形成物质和能量的良性循环，建设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
3.2加大环保投入，规范农村生态环境管理
农村环境污染整治和生态建设能否取得成效、能否长久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投入和社会多元投入。因此，我们必须把农村环保放在和城市环保同等重要的地位，实现城乡环保投入平等。一是资金投入。各级政府要加强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保证稳定有效的环保资金投入，设立污染防治基金，并向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倾斜；二是加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广“一池三改”工作，发展清洁能源。
3.3搞好农村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环保意识
由于农民缺乏生态保护意识，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还不能自觉地把生态保护有机结合起来，是造成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面对农村出现的新问题，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宣传、教育阵地，运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学校、文艺、广告牌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大力宣传农村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不仅要在农村基层干部宣传，而且还要强化广大群众生态和环保意识。
3.4加快科技创新，提高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一是研发和推广防污、治污技术。加强适用于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二是优化农业结构，发展生态农业。当前，荆州市的农业结构还不是很科学，种植结构单一，经济作物少。因此，我们要结合地方特色，打特色牌来优化农业结构。
农村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活质量，关系到新农村的建设，关系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选择生态路径来治理农村环境问题，就是选择一条绿色的道路来建设新农村，这在新农村的建没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国家环保总局自然司，《中国生态问题报告》，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
[2]湖北省环保局，《湖北省生态环境现状调查报告》.
[3]湖北省统计局，《湖北省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