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犯罪（精选12篇）
环境污染犯罪 篇1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 以环境为代价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地污染问题也凸显出来, 2010年福建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吉林化工桶被冲进松花江事件、还有刚刚过去的2013年12月8日全国性雾霾天气等等污染事件都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环境污染给人民、社会带来的极大危害。治理环境污染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国家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先是2011年《刑法修正案 (八) 》的出台, 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改为污染环境罪, 降低了犯罪成立的条件, 扩大了《刑法》对环境污染行为的调控范围, 但仍无法适应治理环境污染的需要。2013年6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下称《解释》) , 为进一步严厉打击环境污染犯罪提供了必要的法理依据。但是笔者认为, 我国污染环境罪在罪名设计上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尤其是在刑罚方面, 导致无法对环境污染者形成足够的威慑力。
一、现行的污染环境罪在刑罚方面的缺陷
(一) 法定刑过轻
现行污染环境罪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处罚的力度不够, 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其在整个犯罪体系中是属于轻罪的范畴。比照现行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的其他两个污染环境的犯罪, 可以看出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的法定行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在这三个破坏环境犯罪中, 污染环境罪可以说是最重要的, 而且社会危险性也最大, 可是其刑事处罚的力度确轻于社会危害小的, 即使发生了严重污染环境的犯罪, 其法定刑与没有发生严重污染环境的法定刑相同甚至比没有发生严重污染环境的法定刑还要轻, 同样都产生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或者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后果, 法定刑确轻重不一, 这严重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有失偏颇。
(二) 罚金刑规定不完善
罚金刑是我国刑罚体系中附加刑的一种, 它是财产刑中适用最广的刑种, 它在预防和惩罚经济型、财产型犯罪方面有着其他刑罚所无法替代的优越性。正如张明凯所说:“罚金既给基于营利目的的犯罪人以迎头痛击, 还剥夺了他们继续实施经济犯罪的资本, 从客观上防止了他们重新犯罪;罚金误判后容易纠正;罚金还可以适用于单位犯罪。正因为如此, 许多国家刑法将罚金刑规定为主刑, 并且大量适用。”[1]我国污染环境犯罪在罚金刑规定上尚不完善, 主要表现在:1.我国将罚金刑作为污染环境罪的附加刑使用, 使用范围比较小。2.没有规定罚金的数额和确定标准。这不利于保护环境, 打击单位犯罪和污染环境犯罪。为什么污染环境犯罪要如此重视罚金刑的适用?原因很简单, 1.从犯罪本质来看, 污染环境罪属于贪利性犯罪, 对于这样的犯罪行为, 我们就应该从经济利益上着手, 用罚金来打消污染环境犯罪获得的利益, 提高污染环境犯罪的违法成本。既然行为主体为了经济利益可以不顾国家相关环境法规的规定而忽视环境的保护, 我们就应该扩大罚金刑的适用数额, 在经济上加大污染环境所带来的经济违法成本, 使其在行为前慎重考虑自己的污染环境行为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2.有利于司法公正。我国立法中没有规定污染环境罪中罚金的数额和确定标准, 只能根据刑法总则和最高法院适用财产刑的相关解释来处罚, 即最低不少于1000元的标准。由此得知, 污染环境罪的罚金最低1000元, 最高并没有规定。这就给了法官非常大的裁量权, 而我国现阶段法官素质良莠不齐, 这种大幅度的裁量权容易造成法官审判不公的现象。同时, 环境污染案件一般关系到地方经济的发展, 也比较容易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 因此, 污染环境罪中的罚金数额有待进一步确定。
二、污染环境罪刑罚设置不完善的原因
污染环境罪刑罚设置不完善的原因, 笔者认为是立法者一直将污染环境罪的主观方面认定为过失, 没有区分故意犯、过失犯。
《刑法修正案 (八) 》第46条删除了原来刑法第338条“事故”一词, 将本法条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改为污染环境罪后, 一些学者对其主观方面的认定颇有争议。有学者认为“修改后去掉了‘事故’一词使该罪的罪过得以明晰, 即该罪的主观方面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也有相反的意见, 认为犯罪主观方面没有变化, 仍然是过失。笔者认同后者的观点, 笔者认为除刑法明确规定的极少数特殊情形外, 该罪的主观方面仍为过失。这种极少数特殊情况可表现为《解释》第七条规定, “行为人明知他人无经营许可证或者超出经营许可范围, 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 严重污染环境的, 以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论处。”这里的污染环境罪是作为故意犯来处理的, 因为共同犯罪仅存在于故意犯罪中。除此之外, 比照《刑法修正案 (八) 》和《解释》, 现有的污染环境罪在罪名的结构上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并无本质的区别, 即其主观要件仍然为过失而非故意。原因非常的明显, 如果该罪的罪过形式可以是故意的话, 其与我国的污染环境罪最高刑仅为7年的设置不相匹配, 而对照刑法分则的其他条文不难发现, 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与其他过失类犯罪的法定刑设置没有区别。可以说, 现行的污染环境罪的主观要件方面依然是按照过失来处理。这就导致很多污染环境犯罪处罚过轻或者是无法按照该罪来处理。比如, 某院办理的宋某某污染环境案, 本案中, 嫌疑人宋某某排放废盐酸污水的故意非常明显, 造成的损失也相当严重, 经鉴定污染修复费用最低为600万元。但却仅能按照《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的规定来处理, 即其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这种量刑是否过轻?如果是故意毁坏财产罪, 按照本地的标准, 造成财产损失5万元以上, 其将受到三年以上的刑罚处罚, 而故意污染环境造成600万的损失却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这是否有失偏颇?还有观点认为, 如果行为人故意进行环境污染的, 就应该按照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如江苏盐城市水污染案, 行为人故意排放废水, 司法机关就没有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来定罪, 而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来定罪。通过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 我国立法上仅仅追究环境犯罪的过失犯, 而忽视对其故意犯的追究, 存在重大缺失。
三、污染环境犯罪刑罚设计上的构想
(一) 明确规定故意犯和过失犯, 提高故意犯罪的法定刑
这一点, 很多国家 (地区) 已将其写入立法, 如日本在《公害罪法》第2条和第3条分别规定故意和过失两种犯罪类型。德国刑法中也分别规定了水域污染罪、土壤污染罪、空气污染罪中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形式, 并提高了故意犯罪的法定刑。如德国刑法第324条规定:在未获得环保当局许可的情况下, 污染水域或对水体作不利改变的行为。构成该罪的, 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过失构成该罪的, 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还有我国澳门刑法第268条规定:1.违反法律或规章之规定, 又或者违反法律或者规章所作之限制, 作出下列行为, 因而对他人生命造成危险, 或对属巨额他人财产造成危险者, 处1年至8年徒刑。2.如因过失而造成上款所指之危险, 行为人处最高5年徒刑。这些国家和地方的刑罚都体现了既惩治故意犯又惩治过失犯的特点, 并区分法定刑, 这些都可以为国家污染环境罪的设置所借鉴。笔者认为我国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设置也应区分过失犯罪和故意犯罪, 过失犯罪的, 可以按照现有的法定刑来设计, 故意污染环境的, 可比照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来设置其法定刑。当然形式可以是多样的, 可以放在一个条文中作为一个罪名, 也可以放在两个条文中设置两个罪名相区分。
(二) 完善污染环境罪中的罚金刑的设置
首先, 提升罚金刑在污染环境犯罪中的地位, 可将其作为主刑使用。这也是对我国刑罚体系的改革与突破。因为在我国的刑罚体系中罚金刑一直作为附加刑而存在的, 一般不作为主刑使用。但是由于污染环境犯罪有其自身特点, 需提升罚金刑在污染环境犯罪中的地位。原因有以下几点:1.污染环境犯罪一旦发生实际危害结果, 必然严重地危害我国的水土资源以及其他环境资源, 而这些被破坏的自然生态如果要恢复, 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2.环境犯罪的产生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 许多小企业或者单位单纯的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企业生产对环境造成的损害, 并且没有按照国家要求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才导致了污染环境犯罪的发生。因此对这些小企业的不当行为所造成的污染环境犯罪应当对其主要运用罚金刑来惩治。
其次, 明确污染环境犯罪罚金刑的处罚数额。如上所述, 我国对于污染环境罪的罚金刑并没有规定明确的处罚方式, 只是规定了并处罚金。因此, 不同的主体犯环境污染犯罪需要判处罚金时, 基本上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这容易产生司法腐败现象, 不利于惩治我国污染环境犯罪。因此, 基于上述现状, 立法者应该统一环境犯罪的罚金刑标准, 将污染环境犯罪的罚金刑确定上限和下限, 改变由法官自由决定罚金数额的立法状况。笔者认为, 在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罚金刑的数额进行确定的时候, 对于同类污染行为, 刑法规定的罚金数额应该高于该行为的行政罚款数额, 低于犯罪所造成的损失以及恢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所付出的费用, 将实际损失和恢复费用作为污染环境犯罪罚金刑的最高限额。
摘要：污染环境犯罪虽然几经修改, 但其在刑罚处罚方面一直没有改变, 导致污染环境犯罪屡禁不止。针对这一情况, 本文提出了对污染环境犯罪刑罚设计上的构想, 期望对我国环境治理工作贡献微薄之力。
关键词：环境污染犯罪,刑罚,构想
参考文献
[1]张明楷著.刑法学 (第二版)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426.
环境污染犯罪 篇2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田建国租赁炼铅厂，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未采取任何污染防治措施，利用火法冶金工艺进行废旧铅酸蓄电池还原铅生产。
自20XX年8月至20XX年10月，被告人田建国先后从张柱芳等人(已另案处理)处购买价值人民币108330105元的废旧铅酸蓄电池共计13500余吨，用于还原铅生产，严重污染环境。
被告人厉恩国建设炼铅厂租赁给田建国，且为田建国经营提供帮助。
田建国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田建国非法收购废旧铅酸电池，利用火法冶金工艺进行炼铅，在非法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水、废气均未经处理直接排放，溢出的粉尘用自制布袋收集，生产的成品铅锭露天堆放，造成严重污染，构成污染环境罪。
历恩国构成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
综合考虑污染行为持续时间、经营规模、污染范围以及排放污染物的数量等因素，二被告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
据此，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人田建国、厉恩国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环境污染犯罪典型案例三：浙江汇德隆染化有限公司等污染环境案
一万八千余吨精馏残液倾倒海塘，判处罚金二千万元
(一)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浙江汇德隆染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德隆公司”)是一家年产4万吨保险粉及3800吨亚硫酸钠的化工企业，绍兴腾达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达公司”)主要经营印花、染色等项目，上述两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被告人严海兴。
在保险粉合成、过滤干燥过程中产生的精馏残液(含有甲醇、甲酸钠、亚硫酸钠等成分)，属于危险废物。
20XX年7、8月间，为缓解汇德隆公司处理精馏残液的排污压力，严海兴经与被告人潘得峰(汇德隆公司总经理)、潘华林(腾达公司土建主管)商议，将汇德隆公司的精馏残液外运至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腾达公司。
精馏残液经与腾达公司自身产生的废水混合后，通过暗管直接排入管网，累计排放5000余吨。
20XX年10月起，为缓解汇德隆公司处理精馏残液的排污压力，潘得峰又以50-80元/吨的价格委托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被告人汝建国外运处置汇德隆公司的精馏残液，严海兴明知且默许上述外运处置行为。
汝建国伙同被告人汝建成、汝俊，分别雇佣被告人徐夫锁、唐长征、李镇华、罗卫杰等人采用槽罐车将上述精馏残液运至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外海塘等地直接倾倒，累计倾倒18000余吨。
被告人潘德凤(汇德隆公司仓库主管)明知汇德隆公司非法外运处置精馏残液，仍接受潘得峰的`指派，组织人员负责对运输精馏残液的槽罐车过磅、填写供货清单等工作。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被告单位汇德隆公司伙同被告人汝建国、汝建成、汝俊等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构成污染环境罪，且属后果特别严重。
综合考虑案发后自首、立功、如实供述、退缴违法所得、补缴污水处理费等情节，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单位浙江汇德隆染化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二千万元;
判处被告人严海兴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
判处被告人潘得峰、汝建国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判处被告人潘华林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判处被告人汝建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判处被告人汝俊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判处被告人潘德凤、徐夫锁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判处被告人唐长征、李镇华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判处被告人罗卫杰拘役六个月，缓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环境污染犯罪 篇3
关键词：海洋环境污染犯罪，刑事法律规范，船舶污染
一、 保护海洋环境的现实需要
21世纪海洋污染事件的频频高发与越来越严重，宣告了我国当前以民事和行政法律规范为主导的海洋资源保护机制的失败。从国际社会看，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性，从20世纪60年代起，不断有相关国际公约出现。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解决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专门的刑事立法，而我国有着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各种海洋资源丰富，近年海洋污染也很严重。因此我们有必要重视海洋环境污染刑事立法的相关研究。
由于海洋环境污染涉及的污染源种类过多，无法一一展开论述，本文仅就船舶污染的刑事立法展开讨论。自20世纪80年代至 2005 年，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集中着中国 40% 的人口、50% 的大中城市，并创造出了全国 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经济发展表象的背后，不容忽视的是严峻的环境问题。在国际贸易中，货物运输手段仍然是以海运为主，频繁的海上运输使得中国沿海港口的航线尤为密集，油轮进出频繁，海洋环境面临巨大的压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岸水域海水质量持续下降，溢油事故时有发生，石油污染以及其他油类污染成为中国近海海域最主要的污染源，因此，海洋资源的刑法保护必要而且迫切，但我国关于保护海洋环境的相关刑事法律规范却有诸多欠缺之处。
二、相关刑事法律规范的欠缺
目前我国参加的涉及船舶污染的国际公约有《73/78防污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响应和合作公约》；涉及船舶污染的我国国内法律有《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船舶载运散装油类安全与防污染监督管理办法》；我国现有刑事法律规范中涉及船舶污染的相关规定有刑法典第三百三十八条，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相关的司法解释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从上述法律体系中可以看出，在防范突发性海上溢油方面中国的法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层次上都有所欠缺。为有效解决发生于本国领海之内的突发性溢油事故，还必须加强石油污染的相关刑事法律规范的确立。但为了使海洋环境污染刑事法律规范的制定合理、科学，我们还需研究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构成自身的特殊性。
三、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构成有其特殊性
根据我国刑法传统理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
本罪的构成要件是：
（1）本罪的客体是国家环境保护制度、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
（2）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之行为引起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这里，环境污染事故是指因环境污染而导致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
（3）本罪的主体法律上没有限制性规定，自然人或单位均可成为本罪主体。
（4）本罪的主观方面为过失。①
海洋环境污染罪在犯罪构成方面有其独有特点
（1）客体方面表现为海洋环境污染罪不仅侵犯了国家环境保护制度、公司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同时还侵犯了海洋环境的系统平衡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延续。以及国家的长远战略。
（2）客观方面表现为特定的行为对海洋环境的生态平衡造成了威胁，即不要求危害事实的发生。并非必须直接具体的被害人和有害结果发生时才构成危害环境罪；如果违反环境保护法律的行为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大量的物质财富造成了威胁，同样构成海洋环境污染罪。理由如下。其一，从刑罚的目的看，当今社会较为认可的刑法"二元论"，即对犯罪分子施以刑罚既是处于报应，又是处于预防。如果刑事立法只处罚实害犯或情节犯，则只能起到惩罚犯罪的目的；如果刑事立法处罚将环境和生态安全置于危险状态的人，则更有助于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满足刑罚目的"二元论"的要求。②其二，污染环境犯罪自身发生的机理所决定，污染环境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缺乏一种明确的表面联系，且危害结果的出现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处罚危险犯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三我国刑法中的危险犯规定已初见端倪，将危险犯引入环境刑法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如《刑法》第339条第1款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③其四，确立环境犯罪之危险犯是环境立法的价值取向由"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转变的必然要求。由此体现在现代环境刑事立法中，一方面对严重危害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利益的环境犯罪行为仍应运用刑事手段予以有效规制；另一方面更应承认环境所具有的独立价值，将那些对环境形成潜在威胁的、虽尚未出现明显危害后果但可能出现严重污染、破坏环境后果的行为也纳入环境刑法调整的范围。那么，环境犯罪的犯罪形态，不仅包括实害犯和行为犯，而且包括危险犯，这样，这样既适应了环境立法的价值取向由"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转变的客观需要，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同时，又有利于环境刑事立法中"预防为主原则的贯彻、"保护环境"目的的实现，可谓一举多得。其五，规定环境犯罪危险犯是立法逻辑的要求。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规定了行为犯。对于环境犯罪行为犯而言，只要实施危害环境犯罪的行为，无需其他任何结果即构成犯罪，而危险犯则不仅要求实施危害环境犯罪的行为，而且要求这种危害行为造成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才构成犯罪既遂。应该说环境犯罪危险犯要求的危险性程度要比行为犯高。既然作为危险程度低的行为犯在立法中有所体现，那么危险性程度更高的危险犯更应规定。④其六，危险犯的规定，既可修正行为犯的不足，有可防止结果犯的滞后，是积极，合理有效和有效的措施。如果规定行为犯过多，则失之过宽。而只处罚结果犯则失之过窄。立法规定危险犯就可弥补二者的不足，有效地防止环境犯罪的发生。⑤
（3）一般而言，无罪过即无犯罪及刑事责任，犯罪的成立需要罪过。但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特殊性，为弥补对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的损害，惩罚此类犯罪海洋环境污染罪的成立仅仅以过错责任为依据已不足严格控制由于现代化生产建设高速发展所引起的对环境空前加剧的严重危害有必要采取无过错责任，即有权利用环境的法人和行为人，有义务保证该行为不危害环境，一旦发生危害就应当承担其相应的责任，直至刑事责任。在以后的刑事立法当中可以参考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例将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立法当中。
注释：
①参见高铭暄 马克昌主编，赵秉志执行主编：《刑法学》，649-65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②参见陈靖：《对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立法的思考》，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
③参见王玉洁：《犯罪构成的重塑--污染环境犯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5）.
④参见蒋香兰：《环境犯罪基本理论问题研究》，279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⑤参见王玉洁：《犯罪构成的重塑--污染环境犯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5）.
浅析环境犯罪客体 篇4
关键词：环境伦理,环境犯罪,环境权
一、环境犯罪客体与其伦理道德的关系
(一) 环境伦理道德对环境犯罪客体内在决定作用
犯罪客体是刑事立法的基础, 是刑法规范的灵魂和指导形象, 对哪些行为需要犯罪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行为出罪和入罪的实质标准。用刑法手段保护环境必须解决环境犯罪的客体问题。刑法在多大范围内和多大程度上介入环境的保护, 也取决于对环境犯罪客体的认识。但由于环境犯罪的复杂性、间接性, 环境犯罪正朝着自然犯的方向演化, 这就使得环境犯罪不得不受到人们伦理道德的影响。它究竟是侵犯的人与之间的社会关系还是侵犯了大自然本身的利益, 刑法保护的是人的利益还是环境本身, 人们一直是争执不下。应该说, 这些不同认识, 从深层次的角度讲, 这些争议是因为对环境伦理道德不同认识而产生, “环境伦理乃是环境法治的基础, 是环境法治的价值内核”。 (1) 所以, 探讨环境犯罪的伦理基础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是完善环境犯罪的理论前提。
(二) 环境犯罪客体的伦理道德基础
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是现代环境伦理学为人们保护环境的行为提供的理论基础。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人是大自然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 环境道德的唯一相关因素是人的利益, 人对大自然的义务只是一种间接义务。 (2) 非人类中心主义, 又称自然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 核心是否认人的中心地位, 认为人只是自然中与其他生物具有同等地位的物种, 主张以生态为中心, 一切顺应自然, 自然与人具有同样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权利。 (3)
生态中心主义无论是在生态伦理学中还是在法律中都是行不通的。生态伦理学的价值主体和伦理主体只能是人类自己, 不可能是自然物。传统法律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始终是以人类为中心, 从未将权利赋予非人类生物。我们无法通过部门法来改变整个社会的权利架构, 坚持这种观点可能就会走进为保护自然而保护自然的误区。所以, 我们不可能完全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去全盘膜拜自然中心主义。人类毕竟是地球上的“万物之灵”, 人类利益是人类行为的终极价值尺度, 人类是法律规范的制定者, 在人的生命、健康、生存和其他物种安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 人类自身制定的法律不可能舍弃人的生命、健康、生存权而去保障其他物种的安全。换言之, 如果没有人的利益参与其中, 即使法律再科学、目的再高尚, 也无法收获它所期望的尊敬、信奉和守卫, 失去伦理支持, 法律就是暴政。法律是最低层次的道德, 高层次的道德规范只能约束高素质的人群, 法律所能认识的只能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 因此非人类中心主义对法律来说不具有可行性, 并不能由法律加以强制推行。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时, 我们应该遵循两条基本原则:一是介入原则, 即人有正当的理由介入到自然环境中去, 第二个原则叫制约原则, 即自然环境对人类行为具有制约力。 (4) 在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就较好的遵循了这两个原则。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给予自然的道德关注近乎为零, 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主人和征服者, 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主宰自然界, 地球上的一切物质都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思想是, 为了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生态危机, 人类必须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 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5) 所谓人类, 是一切人的总和, 不仅包括同一世代所有的人, 而且还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世代所有的人。可见,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吸收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内涵, 强调的是人类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平衡。某种意义上讲,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抛弃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至上性、唯一性、排他性、短视性等不合理之处, 如对人类利益的关心, 对人类需要的维护, 对人类价值的信仰以及对人的伟大创造力的理解, 同时又增添了新的价值内涵, 如看到了人与自然的休戚相关性, 要求人们用相对的、有条件的、可变的观点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主张以尊重自然规律及其内在价值为基础来规范人类的实践行为和建构新的人类文明发展模式。 (6)
综上所述,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具有更大的兼容性, 理应称为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按照自然条件、尊重自然规律创造条件恢复生态平衡,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态文明, 在恢复、维护、发展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繁荣的基础上改造和利用自然, 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当然模式, 而这也是可持续发展观的要求使然。
二、对环境犯罪客体的分析
(一) 学界对环境犯罪客体的几种观点评析 (7) :
1. 公共安全说, 认为环境犯罪的客体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
客体类似, 是侵犯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环境犯罪作为一种新的犯罪, 虽然最终侵害的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利益, 但是与传统的危害公共安全罪在侵害客体上毕竟不同, 其侵害的是环境, 其不足之处显而易见, 环境犯罪的客体应该有别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体。
2. 环境保护制度说, 此观点认为环境犯罪的客体是国家环
境保护管理制度。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人的利益, 刑法保护环境从根本上讲是为了保护其背后的利益, 而非制度本身, 这是环境刑法的本质所在。
3. 双重客体说, 该观点认为环境犯罪同时侵犯两个客体,
一方面它直接侵犯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 即“直接客体”;一方面它间接侵犯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即“间接客体”。该观点虽然直观、明确, 但不符合环境犯罪发生的实际情况。表面上看, 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面上是两种独立的关系, 但实质是二者合二为一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凭空形成, 有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 在环境领域, 这个基础就是环境, 一种行为侵害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就必然侵害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这两种关系只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人为地将二者分裂开来只具有形式意义, 不具有实质意义。
4. 复杂客体说, 环境犯罪的客体是公民的健康权、财产权
和环境权, 该观点将环境犯罪所造成的结果与环境犯罪的客体相混淆,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环境犯罪行为都会侵犯公民的健康权或者财产权, 例如, 人烟稀少但环境资源却比较丰富的我国西部某些地区, 发生在该地区的环境污染事故可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但对当地的生态系统却达到毁灭性的破坏。
5. 环境权说, 环境犯罪侵犯的是国家、公民、法人的环境
权。应从环境的人本主义和非人本主义出发, 从权利和义务的相对性来确定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该观点为大多数学者所倡导。
(二) 对环境犯罪客体的分析
传统刑法认为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或威胁的社会关系。据此, 有学者认为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社会关系。而环境社会关系就是指人们在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 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违法行为所侵害的特殊社会关系, 即环境保护法律关系。 (8) 笔者对此表示认同, “法律调整的对象是社会关系, 而所谓社会关系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互动或交互行为, 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为, 就没有社会关系。法律是通过影响人们的行为而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 (9) 环境已经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个人对环境的利用行为, 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利益和自然的生态平衡, 而且关系到他人的生存与发展权益, 以至于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 因此, 必须将人们利用环境资源的行为纳入到法律关系设定的模式之中。
“犯罪客体是刑法调整和保护的社会关系, 从表面上看, 犯罪是侵犯了一定的权益, 但这种国家的、集体的或者个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只是犯罪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本质上, 犯罪是侵害了这些权益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刑罚的意义之一并不在于保护某一个具体的权益, 而在于保护权益背后的基本社会关系。” (10) 当然, 社会关系并非必须由刑法调整, 只有当一般部门法不能充分保护某种社会关系时, 才由刑法保护;只有当一般部门法还不足以抑制某种危害行为时, 才能适用刑法, 此时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才是犯罪客体。由此推知, 环境犯罪的客体就是环境犯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 这种社会关系经过环境刑法的调整就成为环境犯罪法律关系。
不少学者认为, 环境社会关系没有包含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不能成为环境犯罪的客体。因为, 社会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和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包含物质关系 (经济基础) 和思想关系, 从社会关系的内容看, 并不包含人与自然等环境要素。对此, 笔者并不赞同, 社会关系实质上是人的行为的结果, 法律是通过影响人的行为而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 环境社会关系是以环境为中介而发生的社会关系, 是被特定在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领域里因人的行为或活动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环境社会关系中, 人通过实施与利用或保护环境有关的行为或活动与他人结成社会关系。人们对环境的开发利用行为, 不仅关乎其自身利益, 而且也必然影响到他人的利益, 进而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 环境社会关系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是同一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 劳动使得人与自然不再是一种纯自然的关系, 而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对社会的人才是一种关系;环境社会关系实际上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体现,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这一统一基础在于人的社会性本质及其发展需求。这是因为, 离开了社会, 既不会有人的生成, 也不会有人化自然的生成。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即是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也是促进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依据, 更是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尺度。人类之所以保护自然, 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11) 著名环境法专家蔡守秋也主张, 环境法即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调整人与社会的关系。 (12) 这种主张拓宽了环境法的调整范围, 符合环境法的内在逻辑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此作为环境犯罪客体的法力基础具有可行性。
(三) 环境犯罪客体的内容———环境权
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 是特定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的全部要旨, 在于依法分析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中权利义务实现和存在状况。所谓法律调整, 实质上就是通过或借助法律对主体间的权利义务进行”。 (13) 权利、义务作为构成法律关系的要素, 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 它们共处于法律关系的统一体中,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刑事法律关系, 其内容就是环境权利和义务。鉴于权利在法律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义务是实现权利的手段与途径, 能够受犯罪行为侵犯的也只是权利, 因此, 环境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就是环境权, 对环境权进行分析即可确定环境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环境社会关系与环境权就是环境犯罪本质与内容的关系, 二者并不矛盾。
目前学术界关于环境权的理解还有分歧, 较典型的是以下几种:第一种定义为“在良好适宜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第二种定为“一般公民享有的优良生活环境, 并予以支配的权利”, 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人类为了维持健康安宜的生活标准而享有的优良程度的环境并予以支配的权利”。 (14) 第三种是“全体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在健康、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的权利。包括生命健康权、财产安全权、生活和工作环境舒适权”。 (15) 其中, 前两种定义过于理想化, 其中的“良好适宜”、“健康安宜”、“优良程度”等词语模糊, 不明确, 违背了概念的明确性要求, 相比较之下, 第三种定义更为可取, 因为“健康、安全、舒适”已经表达出人们对于环境的最低要求, “健康、安全”可以由国家根据经济发展和公民生活的具体要求以环境质量标准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清洁生产制度、自然保护区制度的形式规定, 通过对环境要素的量化来衡量环境的健康、安全、舒适与否, 从而消除定义的模糊性。
三、对我国刑法中的环境犯罪客体的分析
我国刑法中的环境犯罪集中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七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中, 共15个罪名。从犯罪客体的角度讲, 主要有两个缺陷:
(一) 作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一节, 表明立法者将这
些犯罪所侵犯的客体锁定为“社会管理秩序”, 而不是环境权。从环境犯罪的个罪构成来看, 仍然强调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后果, 如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要求“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 其他犯罪也要求“数量较大”“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 这表明我国的环境立法仍然局限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模式, 只重视对人类短期利益的保护, 忽略了人的长远利益和生态利益。
(二) 对环境犯罪的客体范围理解狭窄, 这15个罪名, 只保
护了部分环境要素, 我国已有多项环境保护单行法规对各个领域进行保护, 刑法却未能一一对应, 对于规制破坏草原、湿地、噪音、海洋污染等行为欠缺, “如果按照生态安全的四大要素 (即国土、水、环境和生物安全) 来界定, 传统环境犯罪对于水安全的规范是缺失的, 对于国土、环境、生物的规范也有所欠缺。” (16)
环境犯罪产生的原因 篇5
一、环境犯罪产生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环境问题的最大特色在于其涉及高度的科技背景。许多环境上的危害行为或产品往往是在长年累月后才被发现。同时在对环境污染行为举证中，对生产行为和客观上存在的人身或者环境恶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定上也格外困难，举证时我们常常发现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了法律问题而是涉及到很多自然科学领域的待证明课题，并且很多是其他学科中就现有的研究水平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答案的证明问题。因此也无法在审判中以明确证据出现来认定被告人应负法律责任。另外，理想的环境品质的设、环境影响的评估、环境改善的认定等，也涉及科技水平的衡量标准。在环境质量标准没有出台之前，环境决策者的决策难免会有偏差。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环境质量的科技标准等直接影响环境问题。
另一方面，在国家进行工业化的过程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急速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也得到了迅猛提升，各种生产机械和生产工具的出现，使得大自然在人类面前似乎变得柔弱了很多，人类运用科技能力能够对自然进行各种破坏和掠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为了获取生产原料和场所，世界各国的生产者都采用大规模的垦殖、采矿以及砍伐树木等方式对自然进行掠夺并且丝毫没有修复的意图。同时，为了经济利益和效率，各国普遍将在生产和生活中产生的大量废料和垃圾不加任何处理的排入自然中，形成了全球性的严重城市和工业区的环境污染，而且环境污染发展的速度迅速超过了自然环境破坏的速度。化学工业尤其是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生产了大量的化学品，人工摄取的化学品的种类与日俱增，而其中不少是有毒、有害及难以降解的生物化学品。这些化学品进入环境，在环境中扩散、迁移、累积转化，对人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在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各种污染物质或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或在特定气候条件下造成危害，最终损害体健康，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犯罪就是在工业化运行的过程中相伴产生。
二、环境犯罪产生的外部原因
随着国际经济交流的增多，经济全球化倾向日益明显。由于全球经济展的不平衡，经济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差距日趋加大。落后国家要发展经济，追赶发达国家，就要依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技术合作带来的后果是发达国家将不发达国家当作生产基地，将本国污染环境的公司、企业纷纷搬迁到合作国家，以牺牲合作国家的环境来达到双方合作的目的。
而经济落后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发展，无奈只得同意这种条件。另外，发达国家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较早，他们珍惜本国的环境资源，相应的在本国境内规定了处理废料和垃圾的立法，使得在发达国家境内处理废物的成本异常昂贵。因此很多的生产者和不法商人就想到了将发达国家的废物出口到外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进行丢弃，转移环境污染源。他们勾结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的无良公民，不顾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法规和海关监管，里应外合地将发达国家的垃圾、废物进口入本国进行违法处置，污染本国的环境。这一相互勾结的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生产者在本国处理废料和垃圾的费用，因此在利益的驱使下有相当一批犯罪人选择这类途径。同时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一体化为这一类环境犯罪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也是环境犯罪产生的一大诱因。
三、环境犯罪产生的经济学原因
犯罪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理论建进行分析，采用不同理论对犯罪进行分析，会产生不同的犯罪原因学说，如基于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得出犯罪的社会学原因说，基于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得出犯罪的经济学原因说，基于心理学理论可以得出犯罪的心理学原因说，等等。此处采用经济学原理对危害环境犯罪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旨在从一个方面说明危害环境犯罪产生的内在机制。
犯罪原因的经济学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经济学理论不仅包括用经济学原理分析犯罪的理论观念，还指犯罪的产生是由于经济原因造成的，例如饥寒起盗心，贫困产生犯罪都被视为最古老的犯罪原因的经济学理论。19 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认为，犯罪是经济条件的产物，“即都产生于相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等等。狭义的经济学理论仅指用经济学原理解释犯罪现象的各种理论观念。经济学是人类如何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上为满足其欲望而做选济学的原理和研究方法引入法学领域.将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济学的原理和研究方法引入法学领域，产生一门新型的交叉学科——经济分析法学，上世纪 60—70 年代以后，这门学科日趋成熟，现在美国法学院已将其作为正式课程，只是称谓各异，有叫法和经济学，又有称法经济学的，还有其他一些不同称谓。所谓经济分析法学就是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分析具体的法律、法律现象、犯罪现象，其中包括犯罪发生的原因，犯罪与刑罚等刑事法学问题的理论。经济学是以假设人类是有理性且为最大利益的追求者为前提的。同样，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犯罪原因，也是假设犯罪人是具备足够理智对外来刺激作出反应的人，犯罪人都是理性的计算者，犯罪前都进行利弊的权衡，得失的计算。当然，这种情形并不适用于所有种类的犯罪，有的犯罪行为人在实施犯罪前并没经过仔细考虑和利弊得失的权衡，仅凭一时心理的冲动或来源于外界环境较强烈的刺激，激情犯罪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相对而言经济犯罪、财产犯罪、职务犯罪、利用高科技条件的犯罪人在犯罪前，往往会权衡犯罪行为的得与失。很多环境污染都是工业生产的副产品，也就是说行为人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污染环境，而是进行生产经营行为获得经济效益，因此，对于行为人而言，处理污染的费用要是很高的话，他们就会偷排，不处理污染，这种典型的经济思维对于我们分析其污染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当我们用经济学的有关原理对危害环境的犯罪进行分析，把经济学理论运用到犯罪问题研究时，可以这样假设，犯罪是行为人在固定的一个条件下，对各种行为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后，作出的一个理性选择，其中各种不同谋利方式既包括通过合法途径进行的谋利，也包括以犯罪的方式的谋利活动，亦即犯罪行为人把合法途径同非法途径所可能获得的收益和要付出的成本进行比较，如果采用非法途径更易达到其目的，则选择实施犯罪。同时，犯罪人会对不同的犯罪形式进行比较，选择更有利可图、最易实现其犯罪意图的犯罪种类及方式。正如波斯纳所言：“由于犯罪对他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所以某人才实施犯罪。”
那么，犯罪人在实施前要计算哪些成本呢?(1)犯罪的机会成本。每个社会主体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该主题将时间和精力花在了犯罪行为上，就必然会减少其从事合法行为的时间，而这个合法时间以及从事该合法行为的精力，就是行为人所失去的机会成本，因为合法行为同样会给行为人带来利益;(2)犯罪的刑罚成本，行为人违法犯罪后，受到刑罚所带来的成本，包括关押在监狱的各种损失，直接减少的收入、名誉上的各种负面影响带来的其他损失等等。如犯罪人被判处财产刑、被囚禁期间无工作而减少的收入等就是有形损失; (3)准备犯罪的费用，也就是为了实施犯罪行为而进行准备所支出的除时间以外的其他费用，如为犯罪准备工具、创造条件而支付的费用。以上三项构成犯罪的预期成本，可表示为：犯罪的预期成本=犯罪的机会成本+刑罚成本十预备费用。
根据成本支出与行为实施的关系理论，可以认为实施某一行每付出的成本愈小，实施该行为的可能性愈大，据此可推论出，犯罪的预期成本越低，从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看来，获得利益的机会就大，因此，实施该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就大，源于犯罪实施的可能性与犯罪的预期成本成反比。利润也是犯罪者实施犯罪行为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行为人能够从实施犯罪行为中获得直接的利益和间接的各种满足，直接的利益包括通过犯罪行为获得的金钱、物质等，间接的满足包括精神上的满足。犯罪的预期利益越大，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越大，某种具体犯罪的预期利益就越高，实施此种犯罪的可能性愈大，实施犯罪的概率大小是与犯罪的预期利益的大小成正相关的。对于生产型企业而言，要想减少污染，就必须建设良好的排污设施，而建设排污设施的费用高就必然导致企业主不想投资进行处理，而不投资建设高标准的排污设施，就必然会导致企业排放污染物超标或者直接非法排污。所以，企业主的这种思维就必然会促使行为主体实施该类犯罪的可能性增大。
从行为机制看，绝大多数危害环境的犯罪是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加工行为的产物，也正因为这一特性，使得我们在定性犯罪的问题上容易产生困难，因为生产行为本身是对社会有益的，而一旦追究刑事责任，就必然会使得生产行为受到重要影响，因此，对行为人予以刑事处罚的几率就降低了。从危害环境犯罪主体的角度看，行为人付出的刑罚成本相对其他传统意义上的犯罪要低得多。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还有以下几方面：(1)公众对危害环境犯罪的容忍认可。社会公众一般不会对危害环境犯罪具有普遍、强烈的谴责，有的连什么是危害环境的犯罪都不知晓，更谈不上对该类犯罪否定性评价;为数不少的社会公众对危害环境的行为从心理上予以承认，认为这类行为的发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必然付出的代价。(2)刑事司法部门对危害环境犯罪查处的态度并不十分积极、主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理应受到同等重视，现实中，政府部门往往更偏重发展经济，觉得对危害环境行为的刑事化处理会影响该地方经济发展进程，对该类危害行为主体施以刑罚会挫伤经营者的积极性。同时由于危害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状况不很完善。立法是司法的先导，科学完善的立法是保障司法有效运作的重要手段，立法上的缺陷往往导致司法实践的被动。我国现行刑法对危害环境罪的规定，很不完善，够的重视，致使其没能在司法实践中真正运作起来，这一切都导致了危害环境犯罪者面临较低的刑罚成本。
危害环境犯罪者(主要指污染类犯罪)只需要不作为就足以导致环境污染的发生，该建设环保设施的不建设，导致污染未经处理直接排向自然中，这时犯罪就构成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该类危害环境的犯罪具有不作为犯罪的特点，而从整个行为发生的机理看，又不是典型的不作为犯罪，如生产企业不安装防污设施或不改进防污能力很低的设施，在生产过程中，废弃物就自然排到大环境中去了，这一行为的前半部分是不作为，后半部分又类似作为犯罪。从该类危害环境犯罪形成的过程可得出，犯罪者付出的预备费用很低。破坏生态资源的犯罪者只要简单倾倒，抗拒环保行政监督犯罪的实施者只需编造虚假的环境保护文件和数据即可实现，因而，其预备费用也很低。
以上三项(危害环境犯罪的机会成本、危害环境犯罪者面临的刑罚成本、实施危害环境犯罪的预备费用)都很低。行为的低成本是任意行为者实施行为前着重考虑的因素，也正因为如此，就增加了实施该类行为的可能性。危害环境的犯罪者都能从实施危害环境的行为中获得巨大利益。比如，应当要积极防治污染、安装环保设施的而没有安装的，这里显然就节约了安装环保设施的成本，进而利润提高;破坏生态资源的犯罪者能从各种破坏资源的行为中获得物质及精神的满足;抗拒环保行政监督的犯罪为获得有形或无形利润提供了条件。各种危害环境的犯罪都能给行为主体带来较丰厚的利润。
综上可见，实施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因为能够获得巨大利益，而同时面临刑罚的几率很小，就必然导致行为人去铤而走险，因此也必然导致环境犯罪的高发案率。
四、环境犯罪产生的社会学原因
犯罪学者对危害环境犯罪的研究只是近10 余年的事，对该类犯罪原因的研究不是很深入，借助社会学的理论分析危害环境犯罪的原因就更少了。追根溯源，在于对危害环境犯罪的研究面临许多困难。首先，人们的思想观念束缚了对该问题的探索，许久以来，人们通常把大多数危害环境的行为仅作为违反行政法规而应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看待，没有把危害环境的行为作犯罪处理，致使类危害行为逃避了刑事制裁，也使研咳嗽背て谝岳春鍪恿硕愿美辔侍獾难芯俊F浯危：肪车姆缸镉氚琢旆缸锛胺ㄈ朔缸镉心承┫嗨浦Γ云浣醒芯浚唤鏊璧拇罅烤涯训玫铰悖到缫膊辉柑峁┯泄卮右嫡卟环ㄐ形淖柿希蝗醚芯咳嗽苯哟テ笠滴募笠祷疃灰灼毓猓繁P姓喽交厝狈ο低车目晒┎慰嫉钠笠荡右登榭龅鹊龋硬煌嵌任：肪撤缸锏难芯可柚昧苏习V皇怯捎诮┠昀次：肪撤缸锶战テ捣保现匚廴净肪呈录灯捣⑸碳优当取松筒勐┯汀⒉ㄋ雇逦廴臼录螅从嗟难д呖即邮挛：肪撤缸铩⒂绕涫歉美喾缸镌虻难芯俊
西方国家的犯罪学者早已运用社会学原理对犯罪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如犯罪原因的社会结构理论、社会化过程理论等。社会结构理论侧重从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与社会中主要机构的相互关系探讨犯罪原因，认为导致行为人犯罪的原因不是个体的因素而是社会的影响，该理论倡导者反对把犯罪看成是个体生理因素导致的或是个体自由选择的结果。社会化过程理论认为犯罪是个体的人与社会不同组织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例如正常人也许因为同辈或社会的压力、缺乏良好的教育、司法官员的作用等因素的影响而实施犯罪行为。西方国家的学者已开始运用社会学理论对危害环境的犯罪进行研究，如有人提出用犯罪行为论(Theories of Criminality)及犯罪论(Theories of Crime)对危害环境的犯罪进行解释。犯罪行为论是传统社会学理论的一种，其目的在于用社会环境的观点解释犯罪行为，解释了为何某些团体的人员比其他团体的人更有实施犯罪的倾向，这种理论的倡导者认为以下因素是导致犯罪行为产生的根源：因被剥夺达到其人生目的之合法手段所受的挫折感、对犯罪价值观与规范的学习与模仿、正规组织(formal institutions)如执法机构及非正规组织(informalinstitutions)如家庭、宗教、职业中介机构等对社会控制功能的削弱或丧失。
犯罪论近年来才开始在犯罪学论着中出现，犯罪学者米褐尔·格弗蕾德逊(Micheal Gottfredson)及塔维斯·核斯齐(Travis Hirschi)指出，犯罪行为论与犯罪论的根本区别在于：犯罪行为论以犯罪人为研究的着眼点，重点探讨犯罪行为产生的原因;犯罪论则以犯罪为重心，着重探讨有犯罪倾向的人在何种条件下容易实施犯罪行为，它把犯罪看成社会生活中具有一定特性的事件，这类行为(指犯罪)会在特定时间、地点发生，实施该行为的主体还必须具备一定专长。
用以上两论解释危害环境犯罪的原因，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危害环境犯罪的实施者主要是从事可能影响境要素结构、成份的生产、加工的人们;这些人中有的因其合法的追求目标通过正当途径难以实现，在外部条件影响下实施了危害环境的行为;有些人是由于对违反环保法规的行为的毫无拒斥的接受、学习实施了危害环境犯罪的。在此，我们采用西方犯罪原因社会学理论中的紧张理论(Strain Theory)及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Study Theory)来解释危害环境犯罪发生及蔓延的原因。
紧张理论认为在同一个社会区域中生活的人群，虽然因为经济状况的不同而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每一个社会区域中都会存在中上阶层人群和下层社会人群，但是这两类人群所追求的生活目标应当是基本一致的。只是由于自身条件的差异，因经济状况较好而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上阶层很少产生紧张感;但是下层社会的人群由于自身经济条件有限而很少能够以合法的途径达到理想的生活目标，这一人群会由于合法途径的封闭而产生紧张感，这时候这一人群一部分会选择以违法甚至犯罪的手段达到期望值，另一部分人群可能会选择消极的放弃原本理想的生活目标。该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orton)总结了几种在面临各种目标与方法的困境时可能采取的适应形式，即一致性(Conformity)、改良(Innovation)、逃跑主义(flightism)和抗议(Rebellion)。
1.一致性。当社会中的自然人或单位树立了与其自身条件相符并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实现的目标时，一致性就出现了。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里，这是一种最普通的社会适应性，如果社会中大多数人不确立一致性的生活方式，社会就会动荡不安。
2.改良。当社会中的个体树立了为公众所接受的生活目标，但又不能通过合法途径实现时，改良便出现了。默顿指出：几种社会适应模式中，改良与犯罪最为密切，渗透于各种形态的社会中。要获取成功的需要使那些缺乏经济优势及机会的人身负重担，以致他们只能采取不合常规的适应模式，以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3.逃跑主义。逃跑主义者拒绝接受为社会公众接受的目标与手段，通常是在个体树立了社会可以接受的目标，但获取目标的途径却被剥夺的情形下产生的。这种人要么很遵守道德习惯，要么没有能力使用非法方法，他们以退却的形式逃避失败的痛苦。抗议。默顿指出，这种适应模式涉及对为社会所接受的目标与手段的选择。它是典型的革命化，这种革命化要求现存社会结构的实际变化，并且要求具有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目标及信仰等。默顿的理论模式因其范围和准确度而受到赞扬，它把失范行为与控制社会行为的目标联系在一起，为分析犯罪产生的原因提供了可资操作的思路，用该理论分析各种社会犯罪现象，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原因，还能为防止犯罪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预防方案。
默顿紧张理论中的某些规则可以用来解释危害环境犯罪发生的原因。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存在为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道德、价值观念和生活追求目标。所有进行社会生产、加工的企业，都以获取利润为目的;都想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获取收益的目标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手段，方能求得目标的顺利实现，否则，则会出现紧张状态。
以竞争为特点的市场经济要求高质量产品及低成本投入，在激烈的竞争中，降低生产成本已成为了很多生产主体特别注意的因素，而安装防污设施、改进排污装置，无疑会增大生产成本，面对大量的增进防治污染而产生的非生产性开支，各生产主体会感到竞争压力的存在(就产生了紧张)。为避免压力，获取丰厚利润，有的生产、加工主体不愿进行改进防污、排污设施的投资，或者在办理生产、排污许可时，虚构本不存在的事实或者夸大事实真相，以欺骗手段获取各种许可证件，导致非法、超标排污的产生，形成危害环境的犯罪。这一点正印证了默顿紧张理论适应模式中的改良。再以废料的制造、处理为例，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废料处理费用的增加必然增加生产性成本，成本量的增大会降低企业的竞争能力。在此情形下，生产主体因感到紧张而采取非法措施进行废料处理，形成危害环境的犯罪，如某药厂通过合法途径处理废料，需要使用55加仑装圆筒，每个圆筒成本约在125美元左右，其他行业使用圆筒，每个成本约在550美元，因为花费大，当然会减少盈余，有时甚至使企业丧失竞争能力，想继续生存的公司，则会在紧张中想出花费较少的处理方法，即以违法犯罪的方法处理废料。美国玛勒公司(Mahler Operations)从事石油工业的生产已有30余年的历史，经营管理4家废料油再制工厂，生产的再制润滑油约占全美总生产量的6%，拥有较好的声誉。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现该工厂实施了与有毒废料相关的犯罪行为。追查该厂实施犯罪行为的原因在于1976年美国颁布了《能源护及其再生法规》(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该法对有毒废料的处理规定了严格的条件，使处理有毒废料的成本异常昂贵，企业竞争变得更为激烈，许多不道德的企业主为得到利润，不惜以身试法，所谓“夜间倾倒者”(Midnight Dumpers)即以低于市场价承包处理有毒有害废料的公司在全美境内出现，有些有毒废料生产者偷偷将废料藏在旧油中。有些再生产者则利用含有多氯联苯及其他有毒废旧油制造燃料油;有些不道德的燃料油消费者(房屋出租者)贪图便宜，购买这些廉价但可燃性很低的燃料油使用。这些燃料一旦燃烧会产生更多的毒物，并通过烟囱将这些毒物扩散到空气中。
浅论环境犯罪的若干问题 篇6
【关键词】环境犯罪; 刑罚预防; 社会预防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5-0195-01
近几年来,我国的环境犯罪日益突出,已不仅仅是社会发展某一环节问题,而是关系全局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而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法制建设逐步推进的今天,把环境保护纳入法治进程的轨道,以法治为主的综合治理,应该说是当前预防环境犯罪的最优方案。
1 环境犯罪现象
环境犯罪包括环境污染犯罪和资源破坏犯罪。近几年,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环境犯罪层出不穷,给国家、社会、人民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发生在2004年的沱江污染案更是让人触目惊心,使我们不得不对环境犯罪给予足够的重视。2004年2月至3月,位于长江上游一级支流沱江附近的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化肥法厂,违规技改并使生产,设备出现故障,氨氮含量超标数十倍的废水倾泻而下,导致沱江流域严重污染,造成简阳市、资阳市、内江市、资中县等地近百万群众饮水中断26天,沱江鱼类大量死亡,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事故损失和定结果:直接经济损失约3亿元,生态环境恢复需5年时间。2004年4月6日,四川省环保局对污染事故的祸首川化集团开出了100万元的巨额罚单,川化集团已上缴致有关部门。4月30日,沱江特大水污染事故有关责任人受到严肃处理。川化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董事长、法人代表谢木喜被责令因引咎辞职。
笔者曾收集过一些环境犯罪案例,经过整理发现环境犯罪一个最显著特点即是:后果通常是非常严重的,其不仅侵害到某一个体的利益,通常是侵害的范围非常广,而且其后果一般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消除的。
2 环境犯罪的原因
2.1 社会原因
犯罪社会学派代表凯特莱认为犯罪是有规律的、是相对稳定的,且与周围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犯罪是永恒的,只要有人类社会,就会有犯罪。塔尔德认为社会的条件是犯罪的基本原因。杜尔凯姆则认为犯罪不是社会罪恶,而是社会生活的正常现象。很多犯罪社会学派的代表都很重视犯罪的社会原因。的确,我们不能把犯罪与社会割裂开来,单独看,这是片面的。具体到环境犯罪也是如此。在环境犯罪中,社会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目前我国环境犯罪呈上升趋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社会舆论没有起到很好的宣传、监督作用,社会整体的环保意识不够,大多数人都认为很多破坏环境的行为仅仅是一般的道德问题或一般轻微违法问题,很少有人会把其与犯罪联系到一起。这说明社会没有起到一个导向作用,没有一个好的氛围、环境,去引导人们如何与环境和睦相处。其次,惩戒措施不严,执法力度不够,责任不明确。很多环境犯罪为单位犯罪、法人犯罪,最后的惩罚措施可能仅仅是罚金,但再多的罚金可能也无法恢复原来的生态环境了。
2.2 经济原因
经济条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经济是社会发展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决定因素。而利益驱动,或者说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需求,则是人们行为的基本动力。这在环境犯罪中体现得更为突出。环境犯罪中的行为人往往是为牟取暴利,铤而走险,走私、偷猎野生动植物;或盲目发展经济,一味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完全忽视环境保护和治理。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个阶段正是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时期,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冲突、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恶化都尤为严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要顾及到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这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前车之鉴。
2.3 个体原因
犯罪人是犯罪行为的实施者,是犯罪构成要件中的能动力要素之一。因此,犯罪个体原因在犯罪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人与人之间文化水平、基本素质、道德修养、知识结构等等的差异导致其行为的不同。环境犯罪人往往价值观错误、文化水平较低、道德感缺乏、法制观念淡漠。一些企业领导犯罪,则是存在侥幸心理、不负责任、玩忽职守。
3 环境犯罪的预防
3.1 刑罚预防
刑罚预防是一种较严厉的预防方法,其实际相当于是特殊预防,即刑事政策。在这里,针对环境犯罪,笔者认为应该引入无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又称严格责任其基本含义是,无论侵权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过失还是无过失,只要其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侵权行为人就应承担法律责任。可以说,无过错责任原则在追究责任上要严厉于过错责任原则。不强调行为人的主观意识更强调行为后果所造成的损害,只要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损害就应当承担责任。笔者认为:首先,有人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走向科学和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刑法得以更好的实现其目的之所在,是刑法价值追求的要求。法律无规定即不为罪。如果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将会破坏整个刑法的大原则,为区区环境资源犯罪破例得不偿失。但是由于环境资源犯罪的特殊性,其后果的严重性是该犯罪区别与其他犯罪的重要特征,所以对于环境资源犯罪在立法上就不应与其他犯罪一样,或许采用特别刑法来规范环境资源犯罪会更有利于打击该犯罪,对于环境资源犯罪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仅不会破坏刑法的原则反而使刑法的有益补充。其次,有人认为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会打击面过宽,不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使得企业谨小慎微,将工作重点转移到防范损害环境的后果的发生,这将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要求。经济的发展是为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环境的恶化又使得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无法保障,因此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会迫使行为人自警,则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另一方面也将发展生产所带来的环境影响降到最低。再次,目前对于环境犯罪的调整主要依靠了1997年的新刑法,但就近几年的环境犯罪的数字来看,数字呈逐年递增的状态,说明过错责任原则对打击环境资源犯罪是力不从心的,因此是时候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了,以利于更有效的打击环境资源犯罪。
3.2 社会预防
社会预防相当于是一般预防。即针对环境犯罪产生的原因,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一是加大社会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氛围、环境,引导人们保护环境,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使环保意识、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坚持可持续发展,呼吁經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二是建立健全完善的责任监督机制,使行为主体在开发利用资源环境过程中对自己行为作事先的自我评判,时刻警醒自己,自己的行为是否会造成破坏环境的后果。现代工业的发展,使环境犯罪频繁发生。
我们会感叹欧洲工业文明的进步,但我们也会惋惜其在工业革命前田园般的风光。我们不应在对环境犯罪置之不理,而应加大力度,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其进一步蔓延。
参考文献:
[1]储怀植、许章润等《犯罪学》 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环境犯罪刑事立法及其完善 篇7
一、环境犯罪刑事立法存在的问题
1. 环境法益刑法保护不足。
环境法益, 即环境犯罪的客体, 是指为环境刑法所保护却被犯罪行为侵害的环境利益。目前, 我国惩治环境犯罪主要依据刑法, 而刑法中环境犯罪的构成往往需要造成严重后果或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对于没有造成实际损害或者没有达到情节严重的行为, 不能给予刑罚处罚。大多数罪名入罪门槛偏高, 对环境犯罪的经济效益给予了较高关注, 但生态环境效益保护明显缺失。
2. 环境犯罪的法定刑偏轻。
利益的驱使是很多犯罪分子实施环境犯罪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为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 也使得一些单位和个人为了牟取暴利, 不惜牺牲环境。而刑法中对环境犯罪的法定刑设置的偏轻, 使得犯罪分子宁愿缴纳罚金, 也无视破坏环境。
3. 环境犯罪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
我国法律规定, 除了刑事自诉案件外, 其他案件由公诉机关举证。然而, 环境犯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技术性, 且很多环境污染行为具有潜伏性, 公诉机关难以获得确实、充分的证据, 可能不起诉或者由审判机关作出无罪宣判。
二、环境犯罪的立法完善
1. 引入严格的责任制度, 实现责任推定原则法定化。
环境犯罪存在严重的危害性、复杂的专业性及复杂的因果关系, 在我国有适用严格责任予以规制的必要性。我国环境刑法尚不承认严格责任制度, 而英美刑法适用环境严格刑事责任制度。严格责任并不等同于绝对责任, 也不悖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因此, 可修改《刑法》总则中对罪责原则, 可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 在法律有特殊规定时适用责任原则。另外, 我国司法实践中, 在追踪环境犯罪和违法行为时, 大多采用推定原则来确定因果关系, 进而追究其应有的责任。事实上, 环境犯罪中的因果关系推定规则是在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呈统计学上的关系, 同时在行为人不具有例外情节或者免责事由时, 即可推定因果关系存在的认定规则。显然, 我国目前采用的推定原则属于事实上的推定, 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我国刑法应明确确立环境犯罪的因果推定原则。
2. 完善环境犯罪的罚金刑。
环境犯罪大多属于经济犯罪, 因此, 罚金刑应当充分发挥其在惩治环境犯罪中的重要作用。作为一种轻缓化的刑罚, 罚金刑符合现代刑罚发展趋势, 且有取代短期自由刑的趋势。同时, 罚金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经济原则, 且适用对象广泛, 既适用于自然人犯罪, 也适用于单位犯罪。由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 对其适用财产刑较自由刑更能起到惩治环境犯罪的作用。因此, 应在我国环境犯罪中的过失犯罪增设罚金刑, 进一步发挥罚金刑替代自由刑的作用。当然, 也要完善罚金刑的适用方式, 对危害性较小的环境犯罪可以单处罚金刑, 对较轻的环境犯罪可以选处罚金刑, 对较重的贪利性犯罪可以并处罚金刑。
3. 构建以危险犯为基本犯罪形态的环境犯罪体系。
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目的不仅仅是惩治环境犯罪, 更重要的是预防、减少环境污染, 将危险犯作为环境犯罪既遂的判断标准已经成为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趋势。我国刑法将环境犯罪多规定为结果犯、情节犯, 而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一旦造成实际的危害后果, 或者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 将无法保障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而且被污染、破坏的生态环境将难以得到恢复。所以, 应当将严重的环境犯罪规定为危险犯, 只要行为人的行为足以严重污染、破坏环境资源, 就构成犯罪。
4. 提高环境犯罪的法定刑。
对于环境犯罪, 目前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偏轻, 无法有力惩治环境犯罪。建议将严重的环境犯罪的法定刑提高至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巨额的经济利益是行为人实施环境犯罪的重要原因。如果行为人以严重污染、破坏环境为代价, 获取巨额利润, 而只是被处以较小数额的罚金, 那么权衡巨额的经济利益和罚金刑, 犯罪分子会置法律于不顾, 更加肆意地实施犯罪。因此, 应当大幅度提高罚金刑的数额, 使得犯罪所付出的成本与犯罪分子通过犯罪所获得的经济利益相当, 甚至大于其所获取的利益, 切实解决“环境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 那么犯罪分子就不会冒这种风险, 从而有效地遏制环境犯罪。
5. 对性质严重的环境犯罪,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论环境犯罪的严格责任 篇8
一、理论界关于环境犯罪是否要求严格责任的争论
1. 肯定说的主张
肯定说认为追究 (部分) 环境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无须证明行为人的主观过错, 即不论行为人行为时的主观心态是什么, 只要他造成了相应的损害, 行为人就要负刑事责任。支持该学说的理由有: (1) 环境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 环境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和舒适程度, 而且能够影响社会各方面未来的发展, 但是环境对于污染的容量和自净能力是一定的、有限的, 因而社会需要对环境加以特别的保护, 以促进整个人类的不断发展。 (2) 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企业有权利去发展、壮大自己, 去谋取经济利润的最大化, 不可否认的是, 许多企业的发展是以环境为代价的, 与权利一致的应该是义务, 鉴于环境的重要性与企业的求利性, 企业应当承担特别的注意义务, 以保证企业对环境的损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保证企业的活动不致损害公众利益。当其活动造成不必要的损害时, 自应承担较为严格的责任。 (3) 企业生产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专业性, 一旦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或公害事故, 让司法机关去证明企业在行为时有过错, 那将是非常困难的。若一味要求对犯罪人的犯罪心态进行证明, 将使法律形同虚设。 (4) 在具有高度危险的行业中, 由于多个法人共同的排污行为或共同的环境开发行为构成环境犯罪, 认定各个法人主观上有故意或过失比证明犯罪本身更困难, 引用严格责任可以使这一难题引刃而解[2]。严格责任则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减少诉讼成本, 有效地打击环境犯罪, 又能使潜在犯罪人减少侥幸心理, 促使他们更好地预防犯罪。 (5) 有不少规定环境犯罪的立法例的出现。英国的《空气清洁法》、《水污染防治法》, 美国的《资源保护和再生法》、《废料法》, 新加坡的《海洋污染防治法》等都规定了环境犯罪的无过错责任原则[3]。 (6)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中国目前也面临着西方世界在20世纪工业化时期所遇到的那种严重的环境问题, 前车之鉴, 不可不学, 现在对环境犯罪规定严格责任有助于加强侵害者的责任感, 以减少犯罪、减少环境污染。
2. 否定说的主张
否定说属于一种比较传统的刑法理论, 该学说认为, 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就一定要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 否则刑法便是不公正的刑法。支持该学说的理由有: (1) 如在环境犯罪领域确立无过失责任, 可能导致刑事司法职权的滥用, 打击面过宽, 不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而且过多的依赖刑罚来使社会安定并不是个好办法, 它能够打乱原来以行政制裁和民事制裁为主的体系; (2) 由于刑罚所具有的严厉性, 往往能够使企业将工作重心从革新与发展经济转移到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 以免受到犯罪指控, 因此严格责任或许会阻碍社会发展; (3) 严格责任适用的环境危害行为的严重程度与刑事责任的严重程度不匹配。一些国家的无过失或严格环境责任的适用范围主要是一些处以罚金的轻微危害行为, 而在把社会危害性达到严重程度的行为才宣布为污染环境犯罪的中国, 对于这一类主观过错不明或无罪过, 但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环境损害的行为, 则纳入到了行政处罚的领域[4]; (4) 即使将无过失责任制度限于危险行业或某些特定的污染行为, 也值得商榷。这些企业对环境所造成危害后果的行为是以企业整体作出决策, 企业整体的意志能力和行为能力又是由其内部代表企业的自然人构成, 在企业整体意志和单位成员个人主观上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 仅根据结果判定刑事责任显然过于苛刻。对于环境的保护可以是多功能、多渠道的, 在环境刑法出现空白的时候, 可以试图寻求其他途径, 而无须强加于无过失的责任制度[5]。
二、问题的评析
虽然, 上述两种学说各自从多个角度对问题进行了讨论, 但更深层次地看, 是否追究行为人环境犯罪的严格责任这一争论, 实质上反映的是刑事古典学派 (旧派) 与刑事实证学派 (新派) 之间在责任领域的争论[6]。
古典学派的刑法理论, 它以自由意志论为其理论基础, 以行为人基于自由意志而实行犯罪为刑事责任的根据, 主张道义责任论。该论认为, 犯罪是基于行为人的选择在主观意思支配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主观意思是犯罪内在的决定因素之一, 意志是既然是自由的, 那么行为人就应当对自己行为以及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责任, 当人们能够辨别和控制自己的行为, 同时又能够选择合法、善的行为时, 却作出相反的决定, 实施了犯罪、恶的行为, 刑法便有了追究起刑事责任的根据与义务。
而实证学派的刑法理论则以意志决定论为其理论基础, 主张社会责任论, 认为犯罪行为是被内在的生理、心理因素和外在的社会因素决定的, 社会对于行为人的犯罪行为也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应当改善那些反社会的人, 使他们重返社会是国家的义务。实证学派认为, 由于不存在意志自由, 那么, 所谓道义对恶意志的非难是刑事责任根据的主张就毫无道理, 既然犯罪造成的社会利益和秩序的侵害, 从社会出于自我防卫的立场, 刑罚对犯罪的处罚就不仅仅是为给行为人造成痛苦, 而是使反社会的人重新适应社会。
关于自由意志, 已经有无数人论述或者证明了它存在的相对性, 即人的意志不是完全自由的, 但是人的意识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因此, 在上述两个学派的争论中, 最核心的问题应该隐藏于正义与功利之关系以及人的价值的问题之中, 亦即如果人是社会的目的的话, 一切刑法的最高价值在于正义, 刑法就应该尊重人的意志, 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也就应该以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为条件, 否则刑法便是不合理的。
三、问题的解决
诚然, 现阶段环境犯罪活动日益猖獗, 确立严格责任原则有利于加大对环境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 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和社会利益, 符合环境刑事立法目的即惩治、预防污染破坏环境的危险行为发生, 而且环境犯罪中, 主观过错证明的困难性, 也仿佛在敦促我们适用严格责任, 但深层次地看, 确立严格责任原则依然应该得到摒弃。
秩序, 以保护自由为己任, 如果我们以基本自由为界限的话, 我们可以将法律秩序分为基本性生活秩序与派生性生活秩序[7]。对于任何法律而言, 正义与功利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 就具体情况的不同而言, 总有一个谁优先谁受到限制的问题, 因为正义与功利毕竟是有冲突的。在基本性生活秩序中, 正义无可厚非地应该要优先于功利, 不因为别的, 就因为法律是为人设计的, 是为了每个人的美好未来而设计的, 所以它应该是充满人性的, 所以它必须满足每一个公民成为一个受尊重的个人的先决条件,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那种蔑视任何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是为世人所唾弃的。而派生性生活秩序中, 正义则应当受到功利的限制, 因为社会要进步, 国家为了社会的发展不得不限制一部分公民的非基本自由而去扩大另一部分公民的非基本自由, “少数服从多数”, 在这个非基本自由的世界里, 只要是为了社会的发展, 只要能最大程度地满足最多数人的利益, 国家在合法范围内所采取的善意的行为, 是可以侵犯任何人的, 如果非基本自由受到了基本权利的礼遇, 那么社会将会变成一盘散沙。
如果行为人在无过错的情形下所实施的行为危害了社会, 因此而被剥夺的自由是属于被剥夺基本自由的范畴的话, 那么无意严格责任的存在是不合理的, 如果被剥夺的自由是属于非基本自由的场合呢?这样的情形下就能说明严格责任的合理性吗?答案是否定的, 无论何种类型的犯罪, 即便是涉及非基本自由, 它的成立都要满足最基本的正义的要求, 否则公民的 (基本的或非基本的) 自由将毫无安全、毫无意义可言。环境犯罪即便作为一种行政犯, 是行为人行为不符合行政目的而导致的犯罪, 处罚它的前提条件也应该是行为人行为合目的的可能性, 反映在法律中, 也就成了行为人履行行政性质的义务的可能性。在行为人无法基于自己的主观心理而为适法行为之场合, 行为人便欠缺履行义务的能力, 也就不具备履行义务的可能性, 处罚他也便是不正确的。
就现代法治而言, 对于一个没有能力做到合法的人加以处罚, 这是法律野蛮的表现, 是不尊重人的表现, 也是国家主义的表现, 是与现代刑事归责基本原则不相符合的。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 处罚这样一个人也是不正确的。由于这样的刑法是野蛮的、苛刻的, 因此它不但不能够使人发自内心的去尊重它、服从它, 还会引起人们对法律的蔑视与规避和反抗, 甚至被不法分子所利用, 在司法资源不断消耗的同时, 社会却越来越不得安宁。
严格责任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关乎人道、关乎正义的问题, 也是一个关乎利益、关乎功利的问题。个人, 不仅仅应该作为一种目的而存在, 他也应该作为一种手段而活着———只要尺度把握得当, 那么幸福的最终都将是相互之间;个人, 不仅仅应该拥有向社会索取的权利, 他也应该履行促进社会发展的义务———只要尺度把握得当, 那么受益的最终都将是作为整体的人类。我们既要追究环境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又不能过分沉溺与责任的追究之中!
参考文献
[1]刘景一, 乔世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103.
[2]刘莉.论环境犯罪的构成[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2, (4) :25-29.
[3]有关环境犯罪刑事立法几个问题的思考[EB/OL].http://www.ttadd.com/lunwen/HTML/19571_2.Html.
[4]浅谈污染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EB/OL].http://www.101ms.com/lunwen/ faxue/faxuelilun/200704/lunwen_18821.Html.
[5]何秉松.刑法教科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322.
[6]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160.
改进环境犯罪刑罚制度的思考 篇9
一、加大环境犯罪的刑罚力度
破坏环境资源的代价如果不是由开发利用者承担, 污染环境的代价不是由污染者承担, 它们就不愿花费大量钱财来保护自然环境资源、防治环境污染。特别是对那些为追求较高的利润宁可被罚款、歇业、赔偿, 也要超标排污和随意开发利用环境的经济组织和个人, 唯有辅以严厉的刑罚, 才可能弥补其他法律手段制裁的不能。 (2) 污染环境的犯罪之所以可怕, 是因为污染行为对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福利等维护社会本体存在的条件予以了严重危害, 足以造成公共危险, 使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会产生随时受害的深切恐惧感。 (3) 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 追求高额利润是每个人的本性, 就企业来说, 企业的资金是有限的, 如果投入到办理排污许可证、改进防污和排污设施的越多, 用于其他生产性投入就越少。因此, 企业主是不会主动去提高防污、排污设施的投入的, 更不会想方设法增强企业的防污、净污能力, 最后的结果就是超标、非法排污进而引起环境犯罪的发生。而对于违法行为, 在很多情况下, 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被作为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处理, 并通过民事赔偿来解决, 民事赔偿、行政罚款金额的过低往往不足以对生态安全进行保护。多数企业为了事业的发展采取了一切办法, 把民事赔偿仅看成是经营管理上的成本和代价, 并把这种代价最终转嫁给消费者。 (4) 这样, 环境犯罪的机会成本很低甚至没有, 促使行为主体实施该类犯罪的可能性就大。
所以, 惩治环境犯罪的立法应当在充分考虑人类环境利益和生态环境利益的基础上, 按照罪责相适应的原则科学地设立刑罚的幅度, 只有使犯罪人所受的处罚与其对环境的损害程度相当, 并超过其因此而获得的利益, 才能有效地制裁和预防环境犯罪。例如适当提高法定自由刑, 甚至于对特别恶劣的环境犯罪行为人适用无期徒刑;提高罚金刑的数额, 扩大没收财产刑的适用面。将以上两种财产刑配合适用, 剥夺犯罪人继续实施同类犯罪的资本, 阻止其重新犯罪等方法。
二、使用多种刑罚手段惩治环境犯罪
相比我国的刑法规定来说, 1997年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关于生态犯罪的刑罚规定了7种:剥夺自由、限制自由、劳动改造、拘役、罚金、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强制性工作。可见, 我国环境犯罪处罚的种类还有很大的扩容空间, 有限的刑罚手段对打击环境犯罪力度是不够的。尤其是对于环境犯罪的重点——单位犯罪来说, 刑罚种类的规定, 是一个国家惩罚犯罪单位所必需的, 也是实现刑罚目的的有效手段。世界上凡是承认单位犯罪的, 无不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制定完善的处罚单位犯罪的刑罚种类。《法国刑法典》规定的适用于法人的刑罚有:罚金、解散法人、禁止从事职业性或社会性活动、关闭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企业机构等10种。这些国家采用多种刑罚手段惩治环境犯罪, 值得我国借鉴。
我国在以后的刑事立法中也可以考虑设置资格刑, 对于单位的环境犯罪增设停止执业权利的处罚规定, 如吊销营业执照等等。毕竟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的主体大多是单位或者法人, 污染较轻的, 可以停止其执业权利, 让其整顿待环境好转后恢复其经营权;如果污染严重, 则可以永久停止其从事某项职业的权利。如此处罚可以使违法者在心理上产生压力, 在决策前首先考虑到环境的影响, 这对防止环境犯罪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限制自然人或法人担任特定职务或从事特定生产、经营活动权利的资格刑, 对于遏制功利色彩较浓的环境犯罪, 限制经济权利显然要比剥夺政治权利更直接有效。
三、注重罚金刑的适用
罚金刑代替自由刑是现代刑法转换刑制的一个方向, 特别是在环境犯罪的立法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环境犯罪的犯罪人多数由于主观的过失造成, 犯罪人一般不具有主观恶性, 更不具有人身危险性, 将这些犯罪人收监执行刑罚, 对犯罪人的主观改造是一种过剩, 同时环境损害并不能得到补救, 因此寻找更为有效的刑事处罚手段, 不但要起到威慑、警戒的作用, 而且也要真正地起到补偿环境的效力, 这就把罚金刑推到刑罚改进的视野范围内。这主要是因为环境侵权犯罪中过失犯罪占绝大多数, 而且法人犯罪突出, 将无生命实体的法人作为接受刑罚的主体, 惟罚金刑最为适宜。 (5) 另外, 罚金刑易于纠正错误, 一旦发现, 可以对犯罪人进行经济补偿, 有利于及时纠正错误。
综上, 在我国改进罚金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 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 对我国环境犯罪中的过失犯罪增设罚金刑, 以进一步发挥罚金刑替代自由刑的作用; (2) 完善罚金刑的适用方式, 对一些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环境犯罪, 规定单处罚金制, 对较轻的环境犯罪尽量适用选处罚金制, 对较重的贪利性犯罪可规定并处罚金; (3) 取消无限额罚金制, 明确规定环境犯罪的罚金数额, 使犯罪人所受的处罚超过其因此而获得的利益, 使犯罪人预见到自己行为后果的无利可图性, 从而降低环境犯罪的可能性; (4) 针对罚金刑在执行过程中经常被无限期拖延的情况, 增设行刑时效制度, 或实行罚金易科制。对于未在时效内主动缴纳罚金的, 可以采取强制措施执行, 如果时效届满仍未缴纳则不再执行, 而是将罚金刑改为自由刑。 (6)
四、配合适用非刑罚措施
刑罚作为对犯罪人进行惩罚的强制方法, 虽在刑事责任的实现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并不具有唯一性, 刑事责任还可以通过非刑罚措施来实现。刑罚作为惩治环境犯罪最常采用的手段, 有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 需要通过非刑罚的形式来追究刑事责任, 可以有效弥补刑罚单一功能的不足, 能有效地预防犯罪。 (7) 环境刑事责任不仅应当起到惩治和预防环境犯罪的作用, 而且要最大限度地体现补救或恢复环境、消除环境犯罪持续性危害的功能。而针对环境犯罪来说, 适用非刑罚措施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目前我国可适用的非刑罚措施有三种:1.教育性非刑罚措施, 如公开悔过;2.民事性非刑罚措施, 主要包括责令补救和限制活动。法院可以责令犯罪人补救或恢复环境, 同时酌情适用刑罚中的附加刑。例如司法实践中对滥伐林木的犯罪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在缓刑期内要植树, 并要求成活率。这种刑罚措施既惩罚了犯罪人又补偿了被破坏的环境, 起到了恢复环境和惩罚犯罪的双重作用。3.行政性非刑罚措施, 如责令限期治理和勒令解散。以责令限期治理为例, 它是指法院以有罪判决的形式, 责令犯罪人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治理。其与作为环境法基本法律制度之一的限期治理可以说并行不悖且具有更强权威性和强制性, 所以实效更好。重视非刑罚处置措施的适用, 不仅可以消除犯罪后果的持续危害作用, 而且可以节约刑事制裁的成本,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是刑法发展中的非刑罚化和轻缓化的重要体现, 不但贯彻了环境刑事立法“预防为主”的原则, 还加大了刑法的特殊预防功能。
环境问题是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并生共存的问题, 它们相互矛盾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伴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 我国将会面临更多、更频繁的环境侵害事件, 对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制定合理的刑事制裁措施不仅有助于缓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矛盾, 还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施展空间, 环境刑罚更要担当起控制环境犯罪的重任, 为保持良好环境作出应有的贡献。
摘要：随着经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 环境问题却日益严重, 这就迫使许多国家强化对严重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推行“犯罪化”和“刑罚化”, 中国也不例外。如何使刑法对环境的保护更有力度、更能有效地规制环境犯罪就是我们亟待探讨的一个问题。本文针对我国的环境刑罚制度的改进做一些思考, 提出一些改进意见, 力求刑法对环境的保护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
我国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探讨 篇10
(一) 环境犯罪
所谓环境犯罪, 是指自然人或单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故意或过失地实施破坏生态环境, 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1) 环境犯罪的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污染环境的行为, 即非法向环境输入大量的有害物质或能量, 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调节机能引起环境质量下降, 造成或足以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另一类是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即自然人或单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非法从自然界夺取资源、珍贵物种或者改变自然环境原有的面貌, 破坏自然环境, 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二) 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
1. 过失危险犯
关于过失危险犯, 在学理上主要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观点。
否定说认为:1.过失危险犯会无限制地扩大过失犯罪的范围, 2.过失危险犯的规定没有行为价值与结果价值, 3.过失危险犯从主观上说不是犯罪, 4.过失危险犯会加重从事危险业务人员的刑事责任。
肯定说学者站在:1.社会发展导致犯罪危险增加;2.从主观上确定过失犯更为合理;3.借鉴国外立法的先进经验;4.适度扩大刑罚范围可避免行为人逃脱惩罚。这四个方面来论述过失危险犯的立法必要。笔者认为, 法律不是凌驾于社会生活之上凭空产生的, 其必然要为社会实践服务, 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 过失危险犯的相关规定正是在适应现代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新型犯罪, 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刑事立法中加以肯定。基于这种现状, 我们就更不能忽视过失危险犯的存在, 而应更深入地探讨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 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
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作为过失危险犯的继承与发展, 兼具环境犯罪危险犯与过失危险犯的双重特点。目前, 在环境犯罪危险犯领域, 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 如, 以构成要件所必需的危险程度不同可分为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以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不同又可分为故意危险犯与过失危险犯;以犯罪主体的性质不同, 可分为自然人危险犯与法人危险犯;而以危害行为的表现形式不同又分为作为危险犯与不作为危险犯等等。在上述分类中, 本文只讨论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的相关问题。
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是指以行为人严重违反注意义务, 过失引起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造成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损失的严重危险作为犯罪构成条件的犯罪。 (2) 对于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而言, 行为人主要是因为严重违反法律、法规以及规章规定的注意义务, 而过失的造成危险状态的出现。即行为人对其行为所引起的严重危险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是过失, 但又具有违反规章制度的故意。
笔者认为, 对于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而言, 其存在是有其现实基础的。考察先进国家的立法, 我们也可以发现:日本《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惩治法》第2条规定, 工厂或事业所, 因其事业活动附带排出有害国民健康的物质 (包括蓄积身体之后, 有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 致使公众的生命、健康产生危险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万元以下罚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二十八章污染环境的犯罪第330条第5款、第6款, 第330条a第2项中都规定有过失危险犯。
二、设立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的必要性分析
在现行刑法中, 没有专门设章或节规定环境犯罪, 仅在第2章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罪里有几个有关环境犯罪的条款, 且均以实害犯作为构成环境犯罪的必备条件之一。针对这种立法现状, 有学者认为:“我国宜在惩治危害环境罪的立法中, 增设举动犯和危险犯的规定, 对某些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 不必将实害结果作为其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 以强化刑法在保护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 (3) 笔者认为, 在刑法中增加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已是毋庸置疑的, 这可以靠刑法修正案加以解决。在环境犯罪危险犯中, 要重点考量的是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的相关立法。因此, 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其存在的必要性。
1.是由环境犯罪的特点所决定的
环境犯罪比之普通的刑事犯罪具有其特殊性。首先, 环境犯罪具有潜伏性。环境犯罪由于犯罪的对象是环境这个特殊的客体, 所导致的危害结果并非能迅速地显现, 再加之环境具有一定的自身净化能力, 等到危害后果全面显现的时候, 已经过了最佳的追诉时间。因此, 靠设立环境犯罪危险犯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而在环境犯罪危险犯中增设过失危险犯的规定, 也将排除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来定罪处罚, 以更好地保护环境。其次, 环境犯罪具有间接性。环境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危害环境的行为大多是首先通过污染环境继而影响到人类自身。仅靠实害结果来确定对于危害环境的行为人的犯罪与刑罚的话, 这个实害结果要如何确定将是一个难以衡量的问题。因此, 应在环境犯罪中增设过失危险犯的规定, 以警示行为人的生产生活行为, 来达到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平衡。
2.是由环境过失危险行为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所决定的
犯罪的本质特征即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而要判断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 是要靠人们基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与客观危害而加以评价的。环境犯罪危险犯在主观上有故意与过失两种状态, 就过失心态而言, 是指由于疏忽大意而未能预见到或已经预见到而轻信能够避免这种危险结果的心理态度, 是对公民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或生态系统的漠视, 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这正是危险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之所在。 (4) 而由于环境过失危险行为侵犯的是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由于其脆弱性的特点, 极易受到污染而恢复的代价又过于庞大。因此, 就客观方面来说, 环境过失危险行为也具有社会危害性。综上所述, 不论是环境犯罪行为人出于疏忽大意或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心态而导致对环境的污染或破坏, 就主观上来说, 行为人没有避免危险行为的发生, 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 主观上存有罪过, 客观上也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因此, 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在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满足了社会危害性的构成要件, 决定了将其犯罪化的必要性, 构成了设立环境过失危险犯的内在依据。
3.是符合环境法法益的需要
环境法法益就是环境法所保护的利益, 法与利益密不可分, 人类社会利益的分化与发展是法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 任何一个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 都是利益发生冲突的结果, 或者说是既有利益与新生利益发生剧烈冲突后, 需要对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重新衡平的结果。 (5) 环境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 其也是利益冲突的产物。环境法的这个利益既不同于财产利益也不同于人身利益, 其是环境法所独有的环境利益, 也代表了环境法前进和发展的方向。在环境法法益中, 学者们首先研究的便是环境价值观的论证。就环境价值观来说, 我们已经经过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与“生态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观”的探讨, 并普遍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的价值取向具有片面性、形而上学性以及助长人类无限度地掠夺生态资源的弊端。而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环境犯罪实害犯的刑事立法规定即符合这种价值观, 而放纵了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并理应受到刑事制裁的危害环境的行为。
因此, 现代环境法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即在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上, 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模式。体现在环境刑事立法中, 便是将行为人过失的造成对环境形成潜在威胁的, 可能严重危害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利益的环境犯罪行为规定为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加以惩处, 以便宜更好地保护环境,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三、设立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的可行性分析
(一) 不与我国刑法总则的规定相冲突
我国现行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 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 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 是过失犯罪”。这是我国刑法关于过失犯罪的总的规定。有学者通过这条规定, 认为在我国环境刑法中设立过失危险犯缺乏立法根据。因为, 第15条的规定使用的是“结果”一词, 而“结果”大多指实害结果。但有学者指出, 在我国现行刑法第330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第332条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规定中就涉及到过失危险犯的范畴。这两条罪名的存在是刑法第15条的一般规定并不能涵盖刑法分则中全部的过失犯罪, 即结果犯、行为犯并不能概括过失犯罪的全部形态的证明。因此, 在环境犯罪中设立过失危险犯也并不是无迹可寻。
(二) 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持否定说的学者们大多认为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会造成刑罚的无限制扩大, 从而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相冲突。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 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 才能将某种违反法律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然而,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并不是只存在于封闭的刑法体系中, 其也必须考虑到要符合到社会发展和变化的需要。刑法的谦抑性也可以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对某些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并加以刑罚处罚。而过失危险犯虽与传统过失犯罪的构成不同, 只以出现了一定的危险状态为构成犯罪的要件。它也只是过失犯罪的例外情形, 仅在特殊领域中才得以适用。因此, 环境过失危险行为一方面超出民法、行政法的调整范围, 有必要运用刑法加以规制;另一方面, 在环境犯罪中设立过失危险犯也仅局限于一部分犯罪行为, 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由此可见, 规定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并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三) 可以弥补刑法有关环境犯罪危险犯的不足
现行刑法于第六章第六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由危害环境的犯罪和破坏自然资源的犯罪两类犯罪共同构成。其中, 几乎所有罪名的成立都以造成环境实害结果作为构成要件。也就是说, 我国关于惩治危害环境罪的立法中只规定了实害犯, 而对危险犯, 不论是什么类型的危险犯, 均未加规定, 并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然而, 就环境犯罪的特点而言, 一旦行为人着手实施, 就将对环境产生现实的或潜在的危害。如果等到这种现实的或潜在的结果发生, 再加以惩罚的话, 将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且难以恢复。所以, 应在危害结果发生之前就对使自然和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处于危险状态的环境犯罪行为予以处罚, 并且不论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如何都应由刑法加以规制。
参考文献
①刘红艳.浅论环境犯罪危险犯[J].南华大学学报, 2008, (8) :58.
②唐士梅.试论环境犯罪危险犯的类型[J].环境与开发, 2001, (3) :45.
③陈泉生.环境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270.
④黄霞, 张辉, 夏勇子.确立环境危险犯的必要性分析[J].天津市经理学院学报, 2006, (6) :42.
环境污染犯罪 篇11
关键词：环境监测；环境污染；应用
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是环境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新环保法的实施和环境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加之政府和公众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环境监测任务的数量和难度都不断增加。目前我国的环境监测系统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省环境监测中心（一级站）、省辖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二级站）和县（区）级环境监测站（三级站）组成。基层站承担着辖区内的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应急监测、执法监测、减排监测、重大环境专项调查与监测及其他环境管理服务的各项临时性监测任务等，其作用不言而喻。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有必要对基层环境监测站的工作现状进行思考和探讨。随着2013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5号），降低了污染环境犯罪的入罪门槛，进一步细化了对污染环境犯罪实施刑罚惩处的有关规定，为从严打击环境污染犯罪提供了法理依据。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实践，极大地震慑了环境污染犯罪分子。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环境监测数据证据资料的不完整、不规范等原因，造成基层环保部门在处理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时撤诉和败诉的事件屡屡发生。笔者作为一名基层环保工作者，也曾参与和了解到一些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情况，在基层每年约二十起的 “十五小（土）”企业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只能立案一二起，造成基层环保部门在环境污染犯罪执法成效上不显著。现结合基层实际，对环境监测数据在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存在的问题
现如今，我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环境问题成为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环境保护问题变得尤为重要，而进行环境保护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进行环境监测。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可靠的依据，加强环境监测与环境保护工作之间的联系，对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环境监测工作，环境监测数据作为惩处环境污染犯罪的重要证据，在办理环境污染案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基层环境监测部门涉及人员素质、监测设备配置、管理能力、实验室环境条件，以及与公安部门协作不力等因素，造成了所提供的环境监测数据存在不完整、不规范和不准确等情况，导致有一些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撤案或败诉，给环保工作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结合基层工作实际，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环保、公安部门业务对接不够。环保部门和公安部门对案件的侦办要求不同，没有及时进行业务融合与关系协调，对现场样品的采集、运输、保存、分析及处置没有详细的规定，是否需要提供环境监测关键过程的影像资料，造成所提交的监测证据资料不完整。
（二）监测分析原始记录表格不统一。环保部门省、市、县所用监测分析原始记录、报告等表格不统一，造成填写不规范，形式不符合要求，监测数据认定困难，难以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三）监测分析质量管理措施不够。基层环境监测站自身技术力量薄弱，配置资金匮乏，再加上管理能力不足，出现监测数据质控措施不够，造成数据缺乏准确性和权威性。
二、意见与建议
（一）建立健全环保、公安联合办理环境污染违法案件工作机制。公安、环保部门进行办案机制的融合，联合出台办案流程、所提供资料清单及有关技术要求，对样品的采集、运输、分析和处置是否提供录像资料，分析数据报告的结论作出明确的规定等。
（二）统一规范监测分析原始记录表格。环保系统所使用的监测分析原始记录表格要进行统一，及时进行更新，并加强对技术人员的培训，避免认定中出现形式上的错误。
（三）加强环境污染事件监测的质量管理力度。基层环境监测机构要抽调本单位的业务技术骨干，成立环境污染事件监测审核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对环境污染犯罪案件中環境监测数据进行全面的审核，从采样、运输、保存、分析到质控和报告，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审核，最终做出全面、准确的结论。
三、结语
总而言之，存在于环境中的重污染所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可以在水体、生物中累积，严重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其对于环境污染的不可逆转性也严重威胁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对此，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于环境污染的监测工作，对研究理论和监测技术等进行创新，逐步形成一套可靠的监测体系，及时了解环境中的污染元素含量，为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提供参考。在基层环境监测工作中引入综合效益评审的理念和手段，提高基层环境监测中心（站）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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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爽.浅谈环境监测分析技术[J].农业开发与装备，2016（5）：92-92.
[4]曹丽华.浅析环境监测的发展[J].魅力中国，2016（14）.
[5]夏明.环境监测工作在环境保护中作用分析[J].华东科技：学术版，2016（6）：412-412.
浅析家庭环境与青少年犯罪 篇12
一、青少年犯罪的概念
青少年犯罪泛指青少年这一特殊主体所实施的犯罪, 亦即主体由儿童向成年过渡这个特定年龄段 (一般士剖进入青春期及青春期结束) , 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实施的各种犯罪的统称。
我国的青少年犯罪主要是指已满14周岁至未满25周岁的人触犯了刑事法律而应受到法律规定处罚的行为。按照法律规定, 未满18周岁的人为未成年人, 已满18周岁的人为成年人。故青少年犯罪既包括未成年人中的少年犯罪 (已满14周岁至未满18周岁) , 也包括成年人中的肩呜三犯罪 (已满18周岁至未满25周岁) 。按照《刑法》规定, 我国的刑事责任起点年龄为14周岁。如果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 如杀人、抢劫等, 均不视为法律意义上的犯罪, 不受刑事追究, 但应依照有关规定由政府收容教养, 或采取其他管教措施。
二、青少年犯罪心理
青少年有很强的独立意识, 但分析“判断”辨别能力尚不完备, 其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都因阅历的不足而有很大欠缺, 但在这种情况下, 青少年年轻气盛, 冲动易怒, 这些都会让自己失控, 从而做出遗憾终身的事情。这种不成熟, 不稳定, 不健全的人格, 都会让自己陷入困境。而现在社会特别浮躁, 各种诱惑都充斥着青少年的眼球, 青少年猎奇心理会直接影响他的行为。金钱主义与利己主义日益盛行, 再次思想的支配下, 青少年自然会做出一些令自己遗憾终身的事情。
三、家庭环境与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家庭教育十分重要, 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而言是影响深刻的。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健康的成长, 那么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则显得格外重要。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其行为受到家长的教育与引导, 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行为模式, 孩子在渐渐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学习, 不断观察, 于是在一点点长大中也就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方式。当然每个家庭的教育方式和方法有很大差异, 这就直接导致了青少年行为方式的千差万别, 良好的家庭教育对青少年的成长成才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反之, 不良的家庭教育则是把青少年推向犯罪道路的极大推手。
成长中的青少年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诱惑吸引着青少年的眼球, 毒害着青少年的身心。他们是最有青春与活力的群体, 本该享受着青春带给他们的希望和快乐, 但成长却总是要因不良的行为方式而付出代价, 这种代价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的一生。下面我将就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浅论:
第一, 对青少年的放任和溺爱是教育的第一大杀手。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讲究一个度, 恰到好处是人们永恒追求的。然而对子女的教育却存在两种极端, 一个是放任自流, 另一个是过分溺爱。无论哪种方式都是不正确的, 放任自流会让青少年过于自我, 过于个性, 做着出格的事, 过分放纵自我。而过分溺爱则会导致青少年过于娇气, 心理承受能力差, 十分自私。这都会让青少年产生扭曲心里, 从而为违法犯罪埋下种子, 误入歧途, 走上犯罪的道路。再加之青少年法律意识淡薄, 道德素质有待加强, 这都会让其不良成长。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尤其是青少年, 在其步入社会之前, 家庭是其接触最多的环境。因此, 家庭结构是否合理、家庭教育方法是否正确、家庭心理环境是否适宜, 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成长, 若处理不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极易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是人出生后的第一站, 也是青少年长期生活的地方, 是人社会化的开端。家庭无论在任何社会和国家都是影响儿童少年的最重要因素。近百年来对青少年违法犯罪发生机理研究普遍公认的各种因素中, 家庭环境因素是最重要, 最有意义和最常见的关键性因素, 因此也是青少年违反犯罪的重要预测指标。
第二, 过分的注重成绩, 却忽视品德的培养。现代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身心健康, 全面发展的人。然而在中国教育的发展过程中, 中国家长似乎将孩子培养成了一个学习机器, 只注重高分数, 高成绩, 好学校, 好未来。这与中国的考试机制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 各种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考试, 所以, 中国父母总是强迫孩子学习, 在这种教育下, 孩子丧失了自由, 缺乏了自主意识与创新精神, 并且也不能明辨是非, 缺乏和他人沟通的能力, 在长期非发展中情感得不到良好的宣泄, 适应社会的能力差, 一旦在社会中遇到挫折就会做出过激反应, 这给社会带来很多潜在的危险。这对青少年犯罪而言是个助推因素。
第三, 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课题, 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 常会看到一些脾气暴躁, 动不动就对青少年打打骂骂, 甚至一些更为暴力的手段, 对青少年的身体和心理造成巨大的影响。孩子长期在这种环境下心里会受到巨大的摧残, 内心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会暴增, 感受不到温情与爱意, 多的仅仅是冷漠, 在这种心理的长期影响下, 青少年的情绪, 心理都会不健全, 这就常常会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和引诱, 做出一些违法的事情。
四、加强与改善家庭教育与管理
在治理青少年犯罪的过程中, 必须切实做好对青少年的教育与管理这项基础工程。在这方面, 家庭和学校责任重大。此外还应建立家庭、学校和社会互动的教育、管理体系, 加强三者之间的协调与配合。
家庭是防范青少年犯罪的基础, 也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第一道强有力的防线。俗话说, “养不教, 父之过’夕, 家长应本着对后代、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 抓好对孩子的教育。具体地说, 家庭教育必须在以下儿个方面下功夫, 才能达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目的。
一是加强家庭教育功能。家庭教育是全方位的教育, 是青少年思想道德形成的基础, 尤其是早期的家庭教育, 对一个人的素质优劣起着关键的作用。在实施家庭教育中, 做家长的一定要用心观察孩子的点点滴滴, 在发现问题时正确引导, 以正确的方式教育。既要严格要求, 又要耐心教育;既不能百般溺爱, 又不能简单粗鲁。要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使他们真正体会到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关心, 不致于产生抵触情绪而失去教育效果。用爱去引导孩子向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二是家长应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家长素质的高低决定和影响着其对子女的教育方式、教育的内容和教育的结果, 是家庭教育成败的关键所在, 同时又由于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 他们的言行对子女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因此家长应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 努力完善自我。常言道“身教胜于言教”。为人父母者一定要品行端正, 自觉克服各种不良行为习惯, 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以自身人格魅力感染子女。父母应尊重孩子的选择和追求, 帮助孩子扬长避短, 发挥自己的优势, 根据社会的需要走适合自己的成才之路。
三是加强家庭法制教育。目前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法律日益发展的今天, 家长必须要增强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 创造良好的家庭法制环境, 使孩子从小耳濡目染, 养成守法行为和习惯, 为日后的法制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学法, 懂法, 知法, 用法, 从下培养孩子的法律意识, 让他们明白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真正的让孩子感受到不一样的提升, 从此远离违法犯罪的道路。
摘要：家庭是人第一个接触的生活环境, 家庭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特别是青少年, 在成长的过程中, 家庭是其接触最多的环境。然而随着青少年犯罪的不断增多, 人们也越发关注青少年的成长环境, 而家庭环境作为一个人生活和成长的首要环境, 家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子女的健康成长和发展。
关键词：青少年,犯罪,家庭,治理
参考文献
[1]刘立志.新时期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思考[D].辽宁师范大学,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