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代厢坊制度

略论宋代厢坊制度（精选3篇）

略论宋代厢坊制度 篇1

宋代科举制度论文

【摘 要】宋代科举制度在中国科举制度发展史上占有非常浓重的一笔，对宋代的科举制度的研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宋科举制的发展和利弊入手，分析了科举制在宋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宋代;科举制;选官制度

一、科举制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朝。隋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适应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扩大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他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做官。隋炀帝大业三年设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这标志着科举制正式诞生。

隋朝灭亡后，唐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中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开元年间，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以后成为定制。

二、宋代的科举制度

宋代继承并改良了唐朝的科举制度，确立了一套相当完备的体制，在中国科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作了较大的改革。宋初时基本沿袭了唐的制度，考帖经、墨义：“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凡《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凡《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凡《三礼》，对墨义九十条。凡《三传》，一百一十条。凡《开元礼》，凡《三史》，各对三百条……”[1]。但与此同时这也导致学子只强行记忆，大都学而无用。神宗时鉴于这种弊端，在王安石变法时，也对科举的内容进行了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让士子各讯易》、《诗经》、《尚书》、《周礼》、《礼记》中的一经研习，兼学《论语》、《孟子》。考试的人必须通晓经典、有文采的才算合格，而不是像明经墨义那样仅简略解释章句即可。又设立新科明法，考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但这些改革内容并没有就此确立，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改革内容大多被废止。有关科举内容的争辩也一直没有定论，时而考诗赋，时而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其次，科举录取的人数大大增加。唐代每次录取，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而已。到了宋朝，太祖时朝廷取士比较严格，每次录取进士少则几人，多者200多人，平均每次录取近48人。宋太宗时，因州县缺官，大规模录用士人，参加省试的举人往往多达一、二万人，每次平均录取进士230人。以后录取人数不断增加，至徽宗时期，每次平均多达680多人。纵观整个宋朝，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二万人数以上，人数之多，是历代所没有的。录取的人数不仅多，对屡次不中的也会进行照顾。“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1]真宗咸平三年时，赐河北进士、诸科三百五十人及第、同出身。落第后，自愿考试武艺及量才录用的，又有五百余人，全部赏赐l装费抚慰并发遣他们，命礼部列为一次科举。“较艺之祥，推恩之广，近代所未有也。”[1]扩大录取名额则是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杜绝唐末落第人参加农民起义之弊。扩大录取名额则是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杜绝唐末落第人参加农民起义之弊。

再次，建立防止徇私舞弊的新制度。唐代的科举考试，因试卷前写有举人的姓名等，世家豪族可靠其特权在放榜前知其是否录取，考官也从中耍手段，拉拢亲信。北宋时沿袭了这种风气，同时考生“投卷“也很盛行。宋太宗淳化三年，将作监丞莆田陈靖上疏，建议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糊名办法，得到宋太宗的采纳。在实行弥封制不久，又发现考官指使举人在试卷上暗作记号，有时考官还可以辨认字画。后来，根据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糊名法在省试中开始实行。大中祥符八年开始，又设誊录院，“令封印官封试卷付之，集书吏录本，监以内侍二人。”[1]，以防止考生在考卷上以“点污”形式与考官通同作弊。此外，考官亲属历来另行考试，称为“别头试”，以防止考官偏袒其亲属。

另外，殿试制度是宋代科举的一大创置。殿试在唐代已有先例，但就其性质而言，犹如后来的省试，也未形成定制。宋太祖时，因有进士指控权知贡举李P徇私用情，取舍不当。宋太祖于讲武殿复试新及第进士及诸科新选人，此后殿试遂为常式。殿试考试名义上由皇帝主考，一些关键的环节也由皇帝把持。实行殿试制度，将选士的大权直接控制在皇帝手中，变恩归有司为恩归主上，既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又可以防止考官与考生结党舞弊，防止势家垄断科举，堵塞寒俊仕进之途。“取士之制，与今不同。非务相反，事有所因也。祖宗收揽盛权，兼听天下，鉴唐之弊，亲程多士。四圣相继，以为定法，固非群臣所当辄议。”[2]

三、宋代科举制度的利弊

科举制是一种重要的选官制度，它通过选士的途径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其中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

宋初对科举制的改革，直接鼓励了世人读书的热望，读书遂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之一。社会上具有文化知识的人大量增加，它极大地调动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读书热情和应试勇气，从而也促进了当时教育的空前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同时也带动了与此相关的印刷业的发展;科举制度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科举考试中的殿试制度，糊名法、誉录法、别头试、复试权贵子第等改革措施在形式上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公平竞争，限制了势家子弟的登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唐代科举请权门、通关节的弊病，扩大了寒士及第仕进的机会;科举制度规模及数量的扩大扩大统治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唐末落第人参加农民起义之弊。

于此同时，科举制度带来了弊端也不可忽视。由于宋代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数之多，这也是导致宋代冗官冗费的重要原因。为了取得地主阶级的广泛支持，北宋统治者不断的扩大科举取士，使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源源不断的补充道官僚体制中。录取人数之多，历朝历统治者中都非常少有。这一措施直接的后果便是官僚队伍的庞大，其结果必然是官吏的冗滥。而宋代由于官员的待遇非常优厚，这便又导致官员开支庞大，形成冗费的问题。这些严重的问题，加深了老百姓的负担，不断地激化阶级矛盾，造成了尖锐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震撼着宋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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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宋代厢坊制度 篇2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和国家的制度变迁分不开的。宋代制度变迁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 不同的国家管理制度会产生不同的经济激励效应, 从而带来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和以往朝代相比, 宋代国家管理采取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 官府越来越多地退出商品经济的直接经营, 把更多的经济空间让渡给民间, 使整个商人阶层开始有了活跃的政治、经济空间。

1 宋代管理思想变迁为商品经济提供了发展动力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其主要推动力量是宋代统治者追名逐利的政治思想。到了宋代, 豪强世族制下的贵贱观念已经基本消失, 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是拥有财富的多少。

1.1 宋统治者推崇逐利享乐的政治意识形态

宋太祖为稳固赵氏江山所采取的一系列推崇逐利享乐的政策措施, 使宋代统治者社会价值观念的方式深刻变化。他们已经深刻认识到“利”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改变了从前的要义不要利的政治思想, 努力实现义利共生。宋代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实行的“杯酒释兵权”政策, 强调“人生如白驹之过隙, 所谓好富贵者, 不过欲多积金银, 厚自娱乐, 使子孙无贫乏耳”的政治指导思想, 使宋代至上而下开始了一场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变化。根植于每一个朝野官员内心的政治指导思想不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而是形成了“好官不过多得钱耳”追名逐利的社会风气。

1.2 宋代士大夫阶层形成了顺天意谋个利的思想形态

在太祖积金、市田宅思想的鼓励下, 整个宋代社会的风气趋于逐利享乐之中。广大官僚士大夫阶层本应该是传统等级制度的积极维护者, 但在宋代他们不仅身体力行从事商业活动, 而且还与商贾关系密切。一方面是官僚士大夫希望财富资产的不断增加, 一方面是富商寻求官府权势的保护, 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士商由于社会地位悬殊差异而造成的隔阂, 这也就为士大夫顺天意谋个利提供了可能。宋历来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 统治者对臣下的贪污行为多采取了默许乃至鼓励的态度, 士大夫也因此贪污起来几乎是无所顾忌, 大肆聚敛财富, 谋求个人权利和财富的最大化。当大量的财富日益集中在个人手中, 提高了士大夫们的消费水平, 从而使侈糜之风在贵族官僚、豪门富户中开始盛行, 追求奢侈、享乐的观念逐渐为士大夫们所接受。

1.3 追名逐利成为市民阶层的风气

皇室贵族、官僚、豪门富户中开始盛行侈糜之风逐渐流行于整个社会, 以至于处于社会较下层的农民“其服食器用比于数十年之前, 皆华靡而不实矣”。在统治者重商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下, 市民群众追名逐利也已经成为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曾巩就曾怒斥这种风气:“时之人, 非皆不知事之本末, 势之治乱也。然而举天下之务者, 惟利而已。”这种前所未有的自上而下逐利而行的风气, 对宋代平民阶层的偏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较之唐代, 两宋的市井歌妓更为盛行。但宋王朝接纳了市井文化, 将它视为装饰太平的点缀。

2 宋代管理制度变迁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2.1 土地私有制度变迁促进农产品商品化

土地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进程中, 土地制度在不断变迁, 每一次变迁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宋代完全摒弃均田制的残余, 除保留小部分国有土地外, 其他土地一律归私人所有, 私有土地产权制得到了完全的确立。元丰五年 (1082年) , 国有土地 (官田) 仅占全国土地总数的1.37%。宋代国有土地有学田、职田、屯田、营田, 其中一些屯田、营田也被国家出售。宋代允许百姓自由开垦土地为永业。《宋史.食货志》载:“凡州县旷土, 许民请佃为永业, 蠲三岁租, 三岁外, 输三分之一。官更劝民垦田, 悉书于印纸, 以俟旌赏。”宋代的“不抑兼并”成为国家土地政策。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诱劝石守信等大将“市田宅以遗子孙”, 执政者对土地买卖和占有大量土地者采取鼓励或者是默许的方式。士官富姓广占土地的情形在宋初十分明显。“富者有弥望之田, 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 有田者无力可耕。”此外, 宋官府还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规范民间土地交易, 并收取一定契税。与均田制混合产权制度相比, 土地的私有制产权对经济的最大贡献在于土地资源能够在市场的原则下合理配置, 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

2.2 官府采购制度促进农副产品商品化

宋代的官府采购主要采取和买、和籴与入和的方式。和买、和籴方法一是直接用钱币向百姓购买, 价格一般遵从于市场价格。建炎三年 (1129年) 三月, 在两浙和买绢帛, 和买价格为“匹三千”;建炎四年 (1130年) , “又言绢直踊贵, 请匹增为五千足。户部定为六千足。”二是先预付钱币, 向农户预买。这主要是绢帛的和买中。神宗时期, “京东转运司请以钱三十万二千二百给贷于民, 令次年输绢, 匹为钱千, 随夏税初限督之。”这样, 广大农户剩余粮食和剩余绢帛都能够转化为商品, 从而使粮食和绢帛的商品供应量大大增加。入中是指官府鼓励商人向国家输纳急需物资的一种官府采购制度。商人的入中活动对粮食的商品化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其意义远大于官府的和籴过程对粮食商品化的推动作用。宋官府对农民粮食和籴实际上带有摊派行为, 以至于百姓不满, 甚至有些抵触态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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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到农户家收购粮食则是完全建立在买卖平等的原则上, 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所以广大农户欢迎商人的收购行为, 并且主动根据市场价格调整自己的生产活动, 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宋代谚语“苏湖熟, 天下足”充分说明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 通过官府支出来扩大有效需求的拉动消费, 以刺激生产和投资的作用。

2.3 禁榷制度变迁促进禁榷产品商品化

对重要商品实行禁榷是我国古代经济的特色之一。从春秋齐国“官山海”到汉武帝的盐、铁, 到唐代盐、茶、酒曲的禁榷, 历代帝王都对主要商品不同程度上实施禁榷。宋对盐、茶等商品实施禁榷, 主要是控制这些商品的流通环节, 实行商品专卖, 形成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供给, 而不是生产环节。虽然官府禁榷行为违背市场规律, 但结果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商品供给的增长和垄断利润的获得。为了获得更多的垄断利润, 官府尽可能促进禁榷商品的产量扩大。一是强制生产者扩大禁榷商品的产生。“亭户不许别营产业, 只煎盐为生。”或“躬亲监守煎炼, 尽数拘买入官。”对盐的生产除了进行严格监管外, 还制定产量指标。“丁额盐”指标是每丁每年煎盐35石。宋初, 陵州大口井的岁额在100万斤以下, 大宁监井盐岁额南宋时达250万斤。对于矿山的开采和茶的生产也是如此。二是利用经济手段, 刺激生产者主动提高产量。为了提高盐户的积极性, 除了征收“正盐”外, 还以高于“正盐”的价格大量收购“浮盐”。对于督产有功的官员也给予升官等奖赏。在超产增价、超产晋官的制度激励下, 各种禁榷商品的产品产量出现明显提升。此外, 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商业网络不发达的传统社会, 商品的交易成本是很高的, 尤其是边远地方, 更是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产品的商品化。官府的禁榷制度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减低了生产者的交易成本, 减低市场风险, 促进了产品的商品化。

3 宋代管理方式变迁为商品经济提供了发展空间

3.1 宋代官府逐渐由经营者向管理者角色转变

在宋代, 由于新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建立, 整个商人阶层的活跃空间日益增大, 逐渐引起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变化, 使得国家越来越多地退出经济的直接经营, 逐渐地回归到它本来的角色。但在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下, 这种回归只能是有限和相对的, 国家基本上还是依靠沉重的赋役系统来解决国家物资需求, 实现“食租衣税”。尽管如此, 为了促进财税征收, 宋政府对于财税征收体制还是做了很多调整, 使得征收者和完税者有更为明确的制度规章。这一变化反映了政府对商业更加重视的态度, 推进商业的进步和发展。比如, 宋代的“和籴”、“和买”及其他形式的“官府购买”逐步增多, 原来一直由国家自己组织“纲运”完成的数量巨大的物资调配也更多地通过市场的手段来实现。宋代主要是通过“入中”来解决沿边庞大的军需供给的。至道二年 (996年) 以前, “边地市估之外, 别加抬为入中, 价无定, 皆转运使视当时缓急而裁处之。如粟价当得七百五十钱者, 交引给以千钱, 又倍之为二千。切于所须, 故不吝南货。”国家给予商人比市场利润高得多的“加饶”调动商人的积极性。

3.2 宋代官府的禁榷商品越来越多地向社会开放

宋代官府垄断专营领域越来越多地向商人开放。唐代就开创了由直接专卖向间接专卖过渡的先例, 在刘晏的官购商销的盐法, 就使得国家逐步退出食盐的运输和销售环节。宋代钞盐法的实施也是利用商人销售榷盐的一种运作方式, 官府越来越多地放松了对食盐销售环节的控制, 允许商人参与专卖商品的经营。宋代的茶法经常变动, 其变动的实质是围绕官府如何引入商人参与经营来展开的。蔡京茶法的改革就是让官府不再直接参与茶叶的产、购、销等环节的经营活动, 全部交给民间商人群体来办。在手工业领域中, 官营不断减少, 民营不断增加, 体现了国家更多地退出直接经营的趋势。宋代的瓷器、矿业、纺织等生产领域中, 民营都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官营手工业也从唐代后期开始逐步通过“买扑”、“实封投状”的方式转为民间经营。原来的那种工商业者在社会利益分配中影响甚微的状况改变了, 社会利益呈现多元的分配格局。这意味着社会不同的阶层都获得了较以前更为宽松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3.3 宋代管理方式由直接管理更多地变为间接管理

自唐以来, 尤其是到了宋代, 官府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财税制度, 原来由官府垄断经营的管理方式也逐渐转为有商人参与的间接专卖制度。宋代推行的商税征收条例, 其网络覆盖全国各地,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征收体系, 特别是原来国家禁榷的垄断经营领域让商人参与其中, 实现了由直接转变为间接经营管理。这种由原来只考虑官府利益的直接垄断经营形式变为现在既考虑官府利益又考虑商人利益的间接专卖管理形式, 最终实现了宋代官僚所说的“富商大贾为国贸迁”的局面。宋代间接管理经济方式的形成和完善, 一定程度上转变和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认同感, 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 极大地释放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空间, 对社会工商业的发展和进步都是十分有利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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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广铭, 漆侠.两宋政治经济问题[M].知识出版社,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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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杜建录.西夏经济史[M].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6]郑岩.宋朝十讲[M].哈尔滨出版社, 2006.

略论我国羁押制度的完善 篇3

摘要：刑事羁押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实施的状况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一个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现状。我国的羁押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如羁押权行使的垄断化；羁押期限具有不确定性和无法预测性；羁押场所设置有违中立性原则；羁押制度缺乏程序性救济功能等。笔者试从我国目前羁押制度的现状出发，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羁押制度的立法完善和制度性改革有所裨益。

关键词：羁押；羁押制度；完善

羁押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是指公安、司法机关以国家强制力将被逮捕或者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押在特定的场所，暂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行为。其目的在于保障刑事侦查、公诉和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刑事诉讼中的羁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羁押既包括审前的拘留羁押、逮捕羁押，也包括审判过程中的羁押和审判后监禁刑执行中的羁押。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羁押是狭义上的，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司法机关将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押在看守所或其他规定的场所,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措施。羁押制度的设计和适用现状，往往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和司法水平。

一、我国羁押制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被追诉人普遍进行羁押，羁押的时间与办案时间等同，轻罪嫌疑人与重罪嫌疑人羁押的时间没有明显差异，羁押的决定和执行一律由侦控机关承办，无中立司法官介入，羁押服务于获取口供的目的，从而构成对被追诉人无罪推定等权利的最严重侵害。

1．羁押权行使的垄断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然我国在进行羁押权配置的刑事诉讼立法时，并没有真正体现这一权力“互相制约”的原则，相反，强调的是三机关的“互相配合”。

任何公民未经检察机关批准或决定，或经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逮捕的决定权并不是专属于中立的法院，而主要属于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负有保证这些涉及到羁押措施适用 1的行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责任，本质上属于国家的追诉犯罪机构。实践中，侦查机关的意见对检察机关是否批捕也起着相当大的影响作用。这说明侦查机关事实上也分享了部分逮捕决定权，而对逮捕决定包括法院决定逮捕的具体程序几乎没有正式法律规定。尤其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行为和逮捕后延长羁押期限问题,拥有审查批准的权力，在逮捕的实施问题上实际存在着一定的“司法审查”活动。然而这种司法审查并不具有中立性和超然性，并经常由于其倾向于刑事追诉而忽略被羁押者的权利。

综上分析可见，我国的羁押主张权、决定权由三家行使，然羁押的执行权则统一由公安机关控制下的看守所行使。从分权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整个羁押权的行使均存在集权化倾向，也即各阶段的主张权、决定权、执行权均存在由同一机关集中行使的现象，尤其是羁押机构———看守所是置于公安机关的领导之下的,前述的集权制的弊端将更为明显。

2．羁押期限具有不确定性和无法预测性

我国刑事拘留、逮捕与羁押没有分离，因此羁押没有独立于刑事拘留和逮捕的适用程序，所谓的“羁押期限”基本上等同于刑事拘留的期限和逮捕后的羁押期限，尽管法律对两种期限都有明确的限制，我国刑事羁押法定的、可计算的羁押期限不仅较长，而且检察院审查起诉的羁押期限与侦查机关侦查羁押期限也不同，不仅决定羁押的机关、诉讼阶段不同，诉讼中涉及的具体问题也有差异，比较复杂，如审查起诉阶段还有一个补充侦查制度。而且从审查起诉阶段开始直到生效裁判结论形成时为止，羁押期限的确定就不再经受任何形式的审查,而是随着办案期限的延长而相应地延长。可以说,无论是审前羁押还是审判阶段的羁押，除非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法院主动加以终止，或变更为其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否则就会一直持续到法院的生效裁判结论产生之时，或者延续到检警机构终止诉讼之时。由于这一原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受到的羁押其实既没有一个最低的期限，更没有一个最高的期限；羁押无论发生在审判之前还是审判阶段,期限都具有不确定和无法预测的特点，被羁押人对自己被羁押的最长期限完全没有预期，造成了宪法规定的人身自由权利被虚置。

3．羁押场所设置有违中立性原则

在现代法治国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常被羁押在监狱或其他不由警察、检察官控制的监禁场所。我国羁押场所的设置欠缺中立性，导致关押机关行使羁押权实质是一种侦押合一的制度。拘留、逮捕的执行权并未与关押权分离开来，负责将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关押在一定的场所的仍然为拘留和逮捕的执行机关即公安机关。我国在判决前羁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场所为看守所。《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二条规定,看守所是羁押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人犯的机关。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规定》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对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押，而看守所在行政隶属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五条规定，由本级公安机关管辖，看守所绝大部分是公安机关的职能部门，与负责侦查的办案机关(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除外)同属公安机关领导,这种领导的一体化，“使得看守所的羁押工作不得不与刑事侦查活动发生联系,甚至直接服务于刑事侦查工作的需要”,“侦查人员无论在获取口供、收集有罪证据、“挖余罪、揭同伙”，还是在阻止辩护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等方面,都可以通过看守所对被羁押人实施严密的控制，从而达到各种各样的目的”，而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处于追诉者的地位,这种羁押状态下的被告人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可能成为刑事追诉中的“客体”或“工具”。虽然检察机关设有监所检察部门负责对看守所的羁押情况进行监督，但因其缺乏硬性的、有效的法律手段而收效不大。

4．缺乏程序性救济功能

纵观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措施的规定，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拘留、逮捕,都规定了比较明确的期限，但违反法律规定的期限会导致什么法律后果,包括实体法后果和程序法后果,法律规定并不明确甚至没有具体规定。

非法羁押行为性质上属于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基于这一属性，羁押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都可能被滥用，如果允许侦查人员通过非法羁押而获得证据、检察人员通过非法羁押而顺利提起公诉、审判人员通过非法羁押而使案件获得审结,那整个法治系统将面临着致命性的崩溃，因此,应当赋予被羁押人充分的自我防御权，并明确规定相应的程序性制裁措施，使之在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及时得到救济。也即,羁押应当与公法上其他干预基本权的行为相同，具有开启违法强制处分救济管道的功能。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旨在对羁押合法性进行持续审查的司法救济制度,即经一定程序宣布的羁押裁定，允许其声明不服,提请司法机关重新审查，并作出处理的程序。然而我国羁押却不能像他们那样获得法律上的救济；首先，从《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来看，刑事诉讼中的羁押违法不在受案范围之内，因此不可能通过诉讼的渠道获取救济。其次,从《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五条的规定看，羁押的救济有两种：一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依职权进行的救济，即“主动救济”；二是依被羁押人申请而引发的救济，即“申请救济”。不难得出，由于司法权严重缺位使这两种救济方式带有典型的行政色彩，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极为不利。

二、完善我国羁押制度的若干建议

鉴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羁押率过高等一系列问题，预防权利被侵犯的危险发生以及抵御对抗的救济就成为必然要求，从制度上作较大改变，并以此冲击诉讼观念的更新或许是较为明智的选择。借鉴国外的合理经验，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

1．建立羁押的诉讼程序规则

我国现行法律仅规定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发生的违反羁押的行为，达到法律规定的“严重程度”时，触犯了不同的实体法，构成一种特殊的实体性违法，承担实体意义上的法律责任。程序性裁判机制主要是针对刑事诉讼过程中发生的并没有达到实体性违法程度的程序性违法行为的专门法律责任制度。基于羁押与公民权利联系的密切度，建立程序性裁判机制就是要肯定羁押行为程序性违法的本质属性,对警察、检察官或法官“违反羁押诉讼程序规则”加以制裁,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一种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按照诉讼的形态构建专门的司法裁判程序。

一是建立羁押的司法审查机制。这一机制的前提是将逮捕与羁押分离，核心就是设立预审法官,由其按照“诉讼”形式对羁押进行审查，“法官对于是否适用羁押以及羁押期间的问题，按照法庭审理的方式进行确定。这种程序性裁判活动具有典型的控、辩、审三方主体参与的诉讼构造，并按照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这一诉讼原则进行运作，使得有关羁押问题的裁判能够严格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来进行”。未经中立的司法机关审查授权，就更不能在有罪判决生效前即对法律上无罪的人进行羁押。一方面侦诉机关采用逮捕、羁押等强制性措施必须事前得到人民法院的审批，获得法官签署的逮捕令后才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羁押，需要延长羁押期限的，以及羁押期限的重新计算，举行侦查人员和被追诉方同时到场的言词听证，必须由法官审查后作出决定，而不能由侦诉机关单方面决定。另一方面被逮捕、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法院通过言词审理的方式对逮捕、羁押的合法性进行审查，逮捕、羁押不合法的或者已经没有必要的，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立即获得释放，对其人身自由的约束或剥夺获得两次司法审查。

二是完善非法羁押的司法救济机制。在对羁押的救济上，建立我国的人身保护制度。具体而言，首先应当规定任何被拘留、逮捕、羁押的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其辩护人，在刑事诉讼的各阶段都有权向作出拘留、逮捕决定的侦查、检察机关申请保释或变更为其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如果被拒绝，该嫌疑人、被告人应当有权向中立的司法机关进行申诉,由受诉的司法机关进行审查裁决。其次，对于已经经司法机关作出羁押决定的，被羁押人应当有权针对该决定向上一级司法机关进行申诉，请求上一级司法机关对羁押的合法性、比例性等问题进行司法审查,并作出最终裁决。

三是建立非法羁押的程序性制裁制度。按程序法定原则规范羁押制度,对于非法羁押一经查出，就必须撤销羁押或变更为非羁押措施。针对非法羁押的不同情形、严重程度与被追诉人可能判处的刑期进行比较判断，排除在超期羁押期间获

取的被追诉人口供，在量刑时分别作出无罪、从轻处罚处理。对不批准羁押的犯罪嫌疑人，预审法庭应当根据控辩双方的申请和案件情况裁定取保候审、其他替代羁押性措施或者立即释放。

2．按比例性原则完善羁押期限

羁押本身应当体现诉讼行为的特征，按照比例性原则对不同案件规定不同的羁押期限,确立无效制度。一般的刑事案件的羁押期限可以规定得相对短些,重大复杂的案件则可以规定得长些，一旦达到最高的羁押期限，应当立即改变强制性措施,从而保证被羁押人的合法权利。为了防止出现“超期羁押”，凡是需要延长羁押期限、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应当分别呈报上级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审查批准，而不应当由上级检察机关批准。法院审查批准延长或重新计算羁押期限,应当在法定期限届满以前根据相应的检察机关的书面申请举行听证。听证之后,人民法院如果没有批准延长或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应当命令释放犯罪嫌疑人或者依法裁定取保候审。

3．完善羁押的替代性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羁押的替代性措施种类较少,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是与拘留、逮捕这两种羁押措施相对应的非羁押性措施，但两者适用范围较窄，取保候审适用率较低、监视居住往往成为变相拘禁，与国际人权法中的“羁押例外”原则的要求极不相称。

取保候审是主要的替代羁押性措施，它在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优点和价值，但司法实践的结果却没能使这一制度发挥出它本身应具备的优势。根据我国现阶段的诉讼模式、有限的司法资源等实际情况，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保释制度，将取保候审规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项诉讼权利,规定可以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形,使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在基本自由的状态下等候传讯或审判，同时便于执法部门的实际操作。除法律规定不予取保候审的例外情形,原则上应当准许，如恐怖犯罪、重大的集团性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暴力犯罪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除外；严格取保候审的附带性条件，担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或妨碍侦查、审判，明确人保与财保两种方式，应交纳的保证金额,可以由专业的担保公司承担;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必须遵守若干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如上交机动车(船)驾驶证、护照或其他可供其出入境使用的有效证件；不得接触本案被害人等；充实关于取保候审的决定、变更或撤销程序及执行程序的规定。

4．推行看守所中立化的管理体制

借鉴西方法治国家就羁押场所作出的明确法律限制，检警机构决定的监禁与法院决定的羁押就分别在不同的场所执行。看守所不再隶属于公安机关,隶属于司

法行政部门。明确规定看守所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保障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包括告知被羁押人在羁押期间享有的权利，如被告知指控犯罪的性质和理由，委托律师，申请取保候审，告知羁押的合法期限，要求进行身体检查等；特别是要明确，看守所应当在法定羁押期限届满以前预先通知办案机关，如果被羁押人的羁押期限已经超过了法定期限，有义务通知采取强制措施的机关解除或变更强制措施，从而确保犯罪嫌疑人不受妨碍地行使其基本的防御权，减少刑讯逼供现象发生。

5．切实保障被羁押者的权利

与1979年刑事诉讼法相比，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逮捕和羁押阶段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毋庸讳言，我国目前就该方面在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仍与国际标准存在较大差距。只有结合我国当前的现实条件并借鉴国外羁押制度的相关规定，只有赋予并保障被羁押者充分行使其权利，才能使我国的羁押制度真正体现法治与人权并重的精神。首先，告知羁押理由及做出该决定的法律及事实根据,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及时对羁押提出控告、申诉。其次，要严格掌握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延长羁押期限的条件，严格审批程序，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合理的时间内被审判的权利。再次，根据国际公约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修改刑事诉讼法及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适当扩大赔偿范围，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因非法羁押得到赔偿的权利。最后,由于被羁押者在审判前阶段处于羁押状态，其享受法定的各项权利必然受到限制，而专业的法律人士给予的法律帮助才能使被羁押者有足够的时间和手段准备，自身的合法权利才能得到很好的维护。

参考文献：